卷一百十四　工政十一直隶水利

译我私下希望再进一言。恭敬地查阅雍正三年，皇帝命怡贤亲王总理京畿地区的水利和营田事务。不到几年，开垦出六千多顷土地。后来工程虽然未能完成，但当时的成效有明确的证明。直到今天，议论的人感慨地追想当年的遗迹，称赞不绝。大概京畿附近水田的利益，从宋朝臣子何承矩、元朝臣子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朝臣子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等人，相继议论并施行，都有成绩。本朝各位臣子的奏章文书，陈述直隶开垦田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都详细地论述过。我私下看到南方的土地，比北方狭窄，而一亩田地，在中等收成的年份，收获稻谷大约五石，那就是二石五斗米了。苏州、松江等属地的正额和耗羡漕粮，每年大约一百五十万石。如果使原来开垦的六千多顷田地修缮而不废弃，这个数量就足以抵充。又曾经统计南方漕粮四百万石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地，就足够供应运输。倘若担心每年收成不齐，再得到一倍数量的田地，也必定没有短缺的忧虑。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个府州，可以作水田的地方，听说还很多。有的处于低洼之地而沦为沼泽，有的接纳海河水而延伸为芦苇荡。如果实行沟洫之法，都可以成为肥沃的土地。恭敬地考证宋朝臣子郏亶、郏乔的议论，说治理水患先要治理田地，这是确切的论断。直隶的土地如果等到众水完全治理好然后再营田，就没有田地成功的一天。以前在道光三年，兴起后又停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仿照雍正年间的成法，先在官有的芦苇荡试行。兴工之初，自然需要酌情给予工本费。如果开垦有功效，那么利息每年增加。譬如成田千顷，就能得到二十多万石米。或者先酌情改征南方漕粮十万石，折成银两解送京城，而疲惫的漕帮九运的船只，就可以停止建造十只。此后每年收获北方米若干，一概核定其一半的数量，折征南方漕粮，用来归还原来开垦的工本费，以及后续开垦佃户劳力的费用。实行十年，那么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八个府州的漕粮，都能从京畿地区获取。如果能够多多益善，那么南方漕粮折征，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两银子。而粮船既然不需要起运，凡是漕务中按规定给予的银米，节省的也应当相当。而且河工经费，因此可以更大地节省。对上有利于国家，对下有利于百姓，都是可以预见的成效。至于漕船逐渐减少，不担心突然遣散水手的困难，而漕运弊端不禁止也自然消除，完全没有调剂旗丁的苦处。朝廷万年的长远计策，似乎就在这里。恭敬地荟萃各种书籍，选择那些明确切要可供施行的，分条列出事宜，分为十二门。首先列举水田利益关乎国家计民生，阐明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其次辨别土壤适宜性，其次考证成绩，因利而利，展示已经成功的事情，作为必定有效的保证。其次专门负责，其次优厚劝奖，齐心合力，激励勤勉能干。其次减轻赋税以消除顾虑，其次禁止扰民以杜绝流弊，其次破除浮议阻挠以防中途梗阻。由此令行禁止而规划可以实施。其次以田地制度沟洫而营种之事完备。规划既已实施，美好的利益务必在于均平，所以摊拨次之。美好的利益既已彰显，见小利终将遗患长远，所以禁止占碍又次之。首善之地倡导施行有效，依次推行到各省，普遍享受快乐利益，而营田的能事就完成了。凡是所抄录辑录的，广泛考证简约选取，不是为了考古，专门崇尚适宜当今。希望对于有利于国家方便百姓的长远计策，或许稍有裨益。

译谨按《周礼·大司徒》一职，掌管天下的土地图籍，辨别十二种土壤并知晓其适宜种植的作物，种植栽培的事宜繁杂众多。而在王畿之内，唯独为稻人设置了专职官员，其用水耕作的方法，也比其他职官特别详细。这是因为五谷之中，水稻的产量最为丰富，且其本性适宜水作，通过沟渠堤防的蓄泄制度，即使天时不济，也可依靠人力补救，不像其他作物那样完全听命于天。所以农业是天下根本的事务，而水稻又是农业的根本事务，王畿内种植水稻更是天下的根本事务。我朝崇尚农业、重视粮食，历代圣君相继传承，茅檐下的耕织生活，无不沐浴在皇上的恩泽之中；海边的风雨晴晦，都牵动着圣上的忧虑；庄稼的宝贵，艰难之处，圣上无不知晓，已然奠定了万世不拔的基础。然而京畿地区的农田水利，虽历经奉旨兴修，但种植水稻终究未能广泛推广。如今京畿地区行粮地有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到百分之二。这并非土地不适宜种稻，也不是百姓不愿种植，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稻田的利益是旱田的数倍。于是观察潞水客谈的记述，以及本朝各位大臣的奏疏，先后指陈稻田的利益，深切明确如此。这在上有利于国家财政，不仅在于仓储的富足，还通用于屯田政务；在下有利于民生，不仅在于收获的丰盈，还涉及教化邪恶、消除盗贼。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更是挽救时局的迫切事务。如今如果逐条研究核实，确信经营农田、种植水稻，实为根本的至善之计，成效可以必然达到，事情必须施行，那么万年的美好利益，就不难稳操胜券以观其成；开始经营，就可以改弦更张以图开始。关于土壤适宜性的辨别，已有事实的征验，可以依次详细说明了。

又按，水稻是依赖水的谷物。《大禹谟》中的六府，始于水而终于谷，所以天下有水的土地，没有不适宜种稻的田地。近在内地者且不论，迪化地处沙漠之境，但有泉水可引，适宜种植禾稻，赐予嘉名；台湾悬于闽海之中，但有潮汐可通，产米甲于各郡。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荒地，由本朝开垦，一经耕治，便成为乐土。何况神京雄踞上游，背靠崇山而怀抱沧海，水源之盛，势如高屋建瓴；归入沟壑的水流，形如扇面汇聚。又有淀泊以扩大其蓄水，有潮汐以资助其润泽。水脉在全省的播流，如同气血周流于全身。这种深广的资源，是天造地设的。因此，有一处水就应当发挥一处水的功用，有一处水就应当享受一处水的利益。然而如果不深明因地制宜的用法，化瘠薄为肥沃的方法，恐怕拘泥于成见，一定会以水土性质不同为疑。现在且不敢远求，仅从元明建都以来，陈述的各种策略，已经言之凿凿，试验有效。而我朝怡贤亲王周历勘测，次第上疏陈述，参酌各位大臣的奏议及《三辅志》等地方志，凡是适宜种稻的土壤、可以开垦为田的土地，都经过逐段指出。那么平坦广阔的京畿地区，实际上占据了天地自然的便利，更是万无可疑的。如今即使水道的通塞分合略有不同，但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所以不广，实在是由于人事尚未修明，而所以物尽其用、兴修水利的方法，可以考求遗法，实力举行了。

又按，天下的事情，开创则难以与人共谋开始，因循则容易与人共图成功。所以治理土地没有比因循更好的了。明代大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说：因天时，因地利，因人情。在北方课种水稻，看似开创，实则是因循。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话正确，水利大兴。邹元标曾说，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道稻草是什么东西，如今到处都是。这是三因的明显效验。臣私下认为，今日使用因循的方法，没有比因循古人的遗法而修复它，因循现在的成效而推广它更好的了。这不仅施工容易，见效迅速。西北的水田，长久搁置不讲，一旦兴举，事情如同创始。利益虽然宏大，土宜虽然得当，但未经试验，人们将不会相信。宋代何承矩规划塘泺，人多议论其不便，满朝议论纷纷，何承矩援引汉魏至唐的屯田旧事来反驳他们，众人才信服。不到两年，运送稻穗送入京城，功效大著。至今京南的稻米，还是他的遗泽。何承矩大概是善于因循的人。如今历查开垦的成绩，著录于篇，某州某邑的某泉某水，按图可索，信而有征。主张议事的既然决断于说法必然可行，负责办事的也明白于功效有可依据。或者就废弃的堰坝古渠，寻访遗留的规制；或者就在以鱼为羹、以稻为饭的地方，讲求成功的法则。而一切经营开垦的事宜，就可以举而措之了。

又按，周人重视农业，所以农官没有比《周礼》更详细的。汉魏以来，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农中郎将、司田参军等，都是在守令之外，特设专职官员。私下认为，养育百姓、富裕国家，本是守令的职责。如果设置专官统领，对于民情的苦乐、地方的利弊未必能周知；而既然没有牧养百姓的权力，那么命令未必能执行，禁令未必能停止，公事恐怕多有牵制。如果仍需会同地方官，又容易开启推诿歧视的端绪。而且多一个衙门，就多一项冗费。即使是乡村劝农的人，如农师、田长等名目，也不必设置。恐怕奉行日久，实去名存，徒增民间的浮费。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熟悉情形，呼应灵敏。选择那些勤恤民隐、实心任事的人，委托他们经理，以田地的多少、稻米的盈绌来考核他们的优劣，不烦更张而事情可以成功。所以在创行之始，相度水泉，经画地亩。

译至于招募农民试种并倡导相关章程，应当委派专司的大员，核定并办理此事。等到事情有了头绪，成效可以广泛推广时，再专门责成地方官员办理，就更为便利了。

译又查《魏书》中高允说：方圆一里，田地就是三顷七十亩；方圆百里，就是三万七千亩。如果加以鼓励耕作，每亩可增产三升；如果不鼓励，每亩就减产三升。方圆百里之地，增减的总量，大约为粟二百二十三万斛。何况天下如此广阔呢！这话真精辟啊，它阐明鼓励农耕的好处，可以说简明而透彻了。然而这是就已成型的田地而言的。如果把旱田改造成水田，把杂粮改为稻米，每亩增产可达一石以上，那么劝课农桑的功效，就会更加广大。恭读《大清会典》，记载本朝开垦荒地，除了资助牛种、宽免赋税之外，还有悬爵赏以激励招徕的条款，规划周详，务求荒野没有闲置的土地。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所以勤勉地督促他们，就极尽奖赏。如今工程完成后，地方官既已根据开垦多少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民间自行经营的，查验成熟有效后，按顷亩分别等级，给予优厚奖赏，辅以议叙的典制、赎罪的条款，这样，劝化的风气自然到来，鼓舞的效应自然产生。几年后，加倍收入的收获亲眼见到并亲身习惯，美好的利益所在，百姓自然趋向，不用劝勉就没有不劝勉的了。

又查水田的兴起，是西北的大利。但有人计算每年的收入丰饶，就议论到每年供应的数额，百姓担心遭受重赋，必然瞻前顾后不敢前进。从前徐贞明担任垦田使，北方人担心东南漕粮的储备摊派到西北，事情刚开始就烦言四起，于是中途停止，这是明显的证据。宋代臣子晁公武曾说：晚唐百姓从事耕种就增加租税，所以播种少；吴越百姓开垦荒地而不加税，所以没有闲置的土地。这是因为因开垦而议论赋税，恰好因为赋税而阻碍开垦，最终田地没有增加开辟，赋税也没有增加，对国家与百姓，都没有益处。我朝赋役制度，东南赋税重而徭役轻，西北赋税轻而徭役重，用一缓二，实在是立法的精心之处。如今徭役既无可议论减少，赋税又怎可议论增加？请求从今以后新开的水田，如果原本是有粮的地亩，按原额征收，永不增加；如果是无粮的荒地，也必须酌情放宽年限，延缓升科，减轻赋税等级，明确章程，颁布晓谕，使大家共同知道圣天子深仁大度，只求百姓有加倍收入的收获，不计国家赋税有丝毫的增加。这样，善良懦弱的人断绝瞻前顾后的顾虑，豪强狡猾的人停止阻挠的阴谋，从而乐于做事、勤勉功效，共同拥戴皇恩了。

又查治国不怕没有做事的人，就怕有败事的人。做事的人正兴利以救弊，败事的人就因利而滋弊。所以说利益不到百倍不兴举，危害不到百倍不除去，确实是谨慎啊。如今兴修水田，为西北百姓建立无穷的利益，民间自营的产业，人自己耕种，人自己享受，赋税不增加，租佃由便，是有利无害的。只是担心初创之时，或许急于见到功效，奉行不善，或许假手胥吏，生事滋扰，甚至违背情理妄行，藉以阻挠政事，如雍正六年上谕处革的梁文中那样的人，将养民的政令，反变成扰民的事情。这个开端一开，浮议乘隙而生，必然导致惩羹吹齑、因噎废食。这在于承办各官，不要急于近功，不要固执偏见，虚心咨询访问，善于言劝引导，不要让书吏差役得以藉口，这样杜绝渐微的考虑周全，而善始善成的效果就可以期望了。又查天下事在积重难返之后，万不得已而思变通，侥幸合乎道理，是万世的利益。然而北米充仓，南漕改折，国家每年节省经费万万，民间每年节省浮费万万，这都是从蛀穴中剔出、陋规中芟除的。那么举行之日，浮议阻挠，必然百出。如前明弘治年间浚大通河，漕船已达大通桥，节省金钱无数，而张鹤龄等因失去车利，造黑眚之说以阻坏之。成功尚且可以破坏，何况未成呢？徐贞明初上水利议格不行，迟了十年，加上苏瓒、徐待、王敬民、申时行诸人的力量，仅得一试。不久蜚语潜入，王之栋一疏败之而有余。举事的人何其难，挠事的人又何其易啊。如今圣谟枢赞，一德一心，询谋既定，不用担心异议滋生，而小人的浮言梗阻，势也难免。这在于卓然不惑，处之有道而已。又查沟洫的利益甚广，不仅水田适宜设置，前人论述详细了。而规划水田关键在于尽力沟洫，陂塘的蓄积，是用来供给沟洫的挹注的；闸堰涵洞的启闭，是用来均衡沟洫的节宣的。沟洫修好而田制完备，田制完备，而地中之水，无一勺不疏通如血脉，水旁之地，无一亩不化为膏腴。大禹养育百姓，举其要不外浚川距海、浚畎浍距川。那么营田的政令，也是尽力沟洫而已。直隶八郡地势，西北高，东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异。如今择其近水之处，随宜规划，负山高仰之地，可导泉引溉，则设陂塘以备干旱；滨河平广之地，可疏渠引溉，则设闸堰以齐旱涝；濒海近淀之地，可筑围引溉，则设圩堤以防漫溢。这样则水为田患的少，水不为田用的也少了。规划既定，播种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

译努力辨别土壤的性质，选择适合的稻种以适应气候的需要，让过去听任收成好坏由天时决定的情况，转变为完全取决于人的勤勉与懒惰。只要人的事务得到妥善办理，天时就不会造成危害，大地的宝物也就都能丰收了。

译又查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每亩折除四步作为沟渠，减去四步来增加二百三十六步，人们都深知其中的好处。至于池塘渠道的用途，所需土地越多，带来的利益就越广泛，有的利益能遍及一县，有的利益能关联数郡。然而遇到占用百姓土地的地方，往往产生异议，损害一家私人的财产，来充实一方公用的利益，这本来就不是常情所乐意接受的。我圣明的皇帝洞察这种情形，于是有加倍赏赐补偿的谕旨。后来经过怡贤亲王奏请均摊拨抵，朝廷议定准许施行，立法最为完善。到了乾隆年间，旗地仍然归还拨补，而民地则改为给价补偿。私下认为民间田地，时价不齐，给少了则民情不悦，给多了则经费不足，并且恐怕民心难以满足，反而引发怨言。看徐贞明治理滹沱河的工程，因为补偿价格不足，导致滋生借口，功败垂成，可知给价补偿确实多有阻碍。况且开筑既然依靠公共利益，那么地亩自然应当公派。所有被挖掘压占的田地，仍应在灌溉所及的地方，按亩均匀拨还，这样国家财政不浪费，而民情大为顺从了。

又查上天用五行化生万物而首先用水，水有利益，是水的本性。至于用水的人与水争夺土地，而水违背其本性，水利就丧失了，水患就滋生了。明朝大臣潘凤梧说，如果计划开垦田地，先要计划储存水。《荒政要鉴》说，沼泽没有河流就不能流通，河流没有沼泽就不能停蓄，两者互为体用。作为上游的沟壑，作为下游的源头，全都系于沼泽。沼泽废弃就没有河流了。京畿附近的地方，百川汇聚，依靠淀泊来容纳蓄积，这样涝灾不担心泛滥，旱灾不至于焦枯。自从谋求小利的人，在附近淤积的土地上，日渐侵占开垦，以至于阻碍水道，旱涝都成为灾害，对全省水利大局，关系不小。治理土地的方法将有所取，必有所弃。他们只知道沼泽内的土地可以成为田地，而不知道沼泽外的田地将全都变成水，其弊端比起追逐鹿却无箭孔的人盲目寻找，大概更严重了。现在实地勘察所到之处，凡是有这种地亩，务必查明界址，分别清除，永远禁止侵占开垦。所谓舍弃尺寸之利，而远离无穷之害，这正是经营之初，所应当早为禁绝以杜绝流弊的。

又查西北各省，古称肥沃富饶的地方很多，河渠沟洫，自汉唐以来，历代都有兴举，成效记载于史册。自从水利积久失修，肥沃的土壤，都变成了旱田。于是好像黄河以北，土性本来不宜种稻，突然说起稻田的利益，人们一定不信。然而广东广西的民俗，又只知道水田种稻，不知道旱地可以种杂粮。先臣李绂因为土地有余利，请求多找农师教导，兼种北方的梁粟。换个地方来看，可知南北种植的不同，全由民习不关土性。现在请求等京畿地区倡导施行之后，确有明效，况且稻田的收入，倍于旱田，自然必会闻风兴起。于是将营种的方法，颁给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令各随宜相度，逐渐兴举。由此推行愈广，乐利愈宏，财用阜盛，家给人足，风俗纯厚，经正民兴，东南可以借此缓解积困，而西北且普遍庆贺连年丰收，这是亿万世无疆的福分。

议覆直隶屯政水田难以兴举疏

讷尔经额

私下臣于上年二月内入都陛见，准军机大臣奉旨发交工部侍郎徐士芬奏筹议在天津一带举行屯政开垦水田的一折，并图说一册。当时臣详细阅看，饬令两司以及天津、通永二道查照原奏，按稽图册，详细核议。当时因为筹办海防，未能实时查办议覆。自从撤防事竣，据该司道等查明，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方，难以举行屯政开垦水田，核议详覆。臣又以水田艺稻，其利甚厚，如有一邑可行，即收一邑之利，未可因天津一带窒碍难行，概置勿论。又饬令各州县将境內河道情形，并从前曾开水田未开水田之处，一一详查，博访舆论，是否可行，绘图呈验，以凭核办。后来据各府州县先后查报，或境内并无河流，或偶有泉源，而水势微细，难资挹注。其有河道的区域，或两岸高阜，不能引水，即有河流稍低，尚可引水，又苦于水无出路，虑有淹浸之患。所以从前曾开水田的区域，或因沙水冲压，坐致荒芜，或因河道改移，不能浸灌，仍改为旱种。计算现在所存水田，不过十之一二。各将难以兴举情形，禀复前来。臣查古人屯田之法，省征调，足军饷，皆为边防起见。然而必实有泉深土肥无人耕种之地，乃募兵民以行屯政，未有不因地之利而能行之者。今天津至山关一带，虽系滨海，仍在畿辅近地，户口殷繁，营生之计日出，凡有可田之处，无不开垦，即至苇荡芦沟，皆有主业，几于地无遗利。其无人开种者，乃沿海碱滩，土性斥卤，既非同于三边沃壤，可事耕耘，潮水咸涩，又非同于江河支流，可资

译灌溉之事，务必勉力经营治理。并非没有数亩之地的区域，然而尚需购买民田，借贷工本，对于军粮供给的大计，仍然没有补益。至于以全省而论，西北水利的说法，始于宋元时期。到了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徐贞明、汪应蛟、董应举等人，在丰润、玉田以及天津的葛沽等地，先后尝试开垦水田，随即就废止了。我朝雍正年间，直隶发生大水，怡贤亲王周遍巡视京畿辅佐之地，大力筹划水利，才开始兴起屯田的议论。从四年到七年，统计全省开垦田地六千多顷。然而推行不久，一半都归于荒废。推究其屡次兴起又屡次废止的原因，不仅仅是南北水土适宜不同，起初锐意创行时，国库资金充足，疏浚淀泊，开辟泉源，建造闸坝，设置涵洞，修筑陂塘，修筑围圩，以及牛具、种子等一切工费，都不惜重金，借贷给百姓耕作。小民趋利如飞，自然踊跃争先。后来发放国库资金过多，形势难以持续，借贷者又未能按期征收归还。于是官有和民有的闸坝、涵洞等工程，都不免逐渐废弃不修。牛具、种子等有借无还的，更不免追索呼喝、提审比问。于是就不再谈论水利。这是历来兴废的实际情况。

译又查道光十九年时，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曾奏请兴办天津等地的水田。经升任布政使的陆费瑔遵照圣旨出省巡视，亲自核查各处情况，与此次所查相同。只有天津咸水沽等地，有二十多顷土地，尚可以改种水稻。当时曾劝导百姓试种开垦，谁知春天刚提出倡议，秋天就被雨水淹没，以后便难以耕种了。臣考察以往的事实，参酌现在的情形，天津一带，若想仿效屯田之法让士兵耕种，则土地条件并不适宜；即便全省各地，想仿效营田之法让百姓耕种，也多有不便之处。况且兴办工程的费用，数额巨大。正值筹划经费之时，不敢将可用的款项，轻易提议试行。只是直隶的大势，西北地势高而担心干旱，东南地势低洼而担心水涝。民生之计，只在于地方官在境内的沟渠方面，劝导百姓按时疏通，期望旱涝都有防备。那些虽有沟渠但不能蓄水，或者想开凿沟渠工程费用较高的地方，就劝导百姓根据地势，开凿井泉，用水车提水，也足以对农田耕作有益。臣先前到省南检阅军队时，看见民间用水车，汲取井水来灌溉田地，机械便利，用骡马牵引转动，不耗费人力。询问据农人说，每辆水车，大的约需花费制钱四千多，小的约三千多，一辆车可以使用十几年。当即购买大水车一辆，带回省城，劝导民间试用，并依照制作的样式，下发给各府州，命令查明各下属地区，如果有民间不知道使用这种水车的，就照样制造，劝导百姓试行灌溉。每口井配一辆车，田地多的，一家可以打一口井；田地少的，几家也可以共用一口井。只要地方官尽心民事，切实劝导，那么远近相传，知道它的便利，处处仿效实行，即使遇到雨水不及时，田里的庄稼也不会坐受干旱之苦。这样因势利导，不耗费官家钱财，不违背百姓意愿，比起开垦水田，更显得劳而有获。据布政使、道员等详细呈报请求上奏前来，所有直隶地方难以兴办屯政水田的情况，理应恭敬地折叠奏章回复上奏。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谨将水车的制作方法整理成清单恭敬呈上供御览。

谨按水车的方法，仿自南方，不耗费人力而水自然灌溉田地，比起北方用辘轳，穷尽一人之力，每天只能浇灌一二亩地，劳逸差别简直像天壤之别。然而辘轳只能用于河边，不能用于井中。现在北方模仿其意，制造井中水车的方法：用一个大轮盘，轮子外周加上铁齿；再用一个无齿的小轮盘，将大小两轮中间穿过横木，像车轴一样；另外用六根短横木，一头连在小轮边缘，一头连在大轮内部，六面排列均匀，像车轮的辐条；再用一个长方形木架，中间凿一个槽，将车轴置于槽内，使其旋转，横放在井口上；用几十个木制水斗，用铁轴贯穿，搭在两轮中间的辐条上，将水斗垂入井中，根据水的深浅，决定水斗的多少，总之以达到水面为度；上面用一个大轮盘，轮子外周加上铁齿，中间放置直木，平立在大小两轮旁边，牵动这个轮子，那么这个轮子的齿，撞击那个轮子的齿，而那个轮子自动转动，水斗随之上下，井中的水，自然被汲起；轮子空处，放置一个木槽，用来承接汲起的水，转注到田间；只需要一头骡子，牵引盘旋，每天可浇灌田地十多亩。既节省人力，又可弥补天时的不足，如果处处仿行，将看到水车的便利，可以等同于南方了。

请定天津水田章程疏

崇厚

私下认为，水利是农桑的根本，田地是衣食的来源。直隶拱卫京城，濒临黄河与大海，追溯自宋元明以来，何承矩、虞集、徐贞明、汪应蛟、左光斗等人，讲求水利，曾在京东、京南及天津河间府等地，先后试垦水田。我朝雍正年间，直隶发生大水，怡贤亲王巡视畿辅地区，大兴水利，开垦稻田六千多顷。距今一百多年，逐渐荒废，而沿河的州县，尚多种植水稻，长久享受其利，士民感慨其遗迹，至今称道。咸丰年间，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督兵，因海河两岸旧有水田，日久废弃，倡导劝捐资金，在咸水沽营田三千五百四十亩，葛沽营田七百五十亩，挑沟建闸，引用海河潮水，用来灌溉，就地招集农民，发给资本认种。当时臣随办海防，亲眼看见规划测量，于是使盐碱之地，成为肥沃土壤。如今已四年，每年都有收获。于是附近乡民，都知道水田的便利，就有泥沽等村，自行开垦稻田多顷，闻风兴起，确有成效。去年夏天，僧格林沁将先前开垦的稻田，奏请圣旨交由直隶总督派员管理。臣命令委派天津海防同知姚经陛就近管理在案。臣复查水田种植水稻，其利益甚广。自从北直隶缺少田畴的利益，导致从南方运粮，果真能不畏惧烦劳，不计较近功，根据土地的适宜，顺应水势，相机治理，那么开得一亩，即得一亩的收益，确实对国家计民生，实有关系。臣往来海口，曾见沿河荒地，一望无际，高的地方长满茂草

译低洼之处称为沮洳。荒芜而不加治理，实在令人深感惋惜。查大沽协都司邓启元，此前在僧格林沁开辟稻田之时，即由该都司随同筹办，对情形十分熟悉。臣又派遣该都司前往，将前述田地目前的状况进行详细实地勘察。现据邓启元、姚经陛当面禀报：前述三千五百四十亩田地，近年有佃户认领耕种的二千七百九十亩。其余田地，因地势高低不一，距离水源远近不同，收成无法统一，佃户赔累难以支撑，因而佃户逃亡、田地荒芜。该委员等人详细查勘后认为，其中尚可招募佃户承种的有二百四十亩；其余五百一十亩，若非渗漏无法蓄水，便是盐碱无法生长作物，实由地势所致，并非耕作不力。必须添开一条进水沟，则前述荒地中留下的二百亩，可以招募佃户承种；并在沟旁荒地，可开辟七百五十亩，统一引水种植。共计收复并新开田地一千余亩，使已形成的稻田不至于再次废弃，而水利得以推广。至于各散佃，除咸丰九年所招募者，经僧格林沁给予资本外，新招募的佃户，以及现议开垦之地的佃户，均应发给资本，春季借出、秋季归还，每年如此，以便及时播种。并拟购买房屋十余间，以供安置碾磨、囤积米粮之用。统计建筑桥闸、疏浚沟渠，以及佃户资本、置房费用，共约需京钱一万五千七百余吊，秋后仍可缴还，永远作为耕种资本之用。查天津道库，历年收存的租米变价，据该道李同文声称，除因公用外，尚存银一千五百余两；又上年新收租米，约可变价银二千两。若全部动用，现尚不足一千四百余两，拟在洋药厘捐项下暂时借垫，待收到租米粜价后，立即还款。至于僧格林沁原定开垦章程，每地一亩，初年交租米三升三合，次年五升，三年一斗八升，均按海口市斛交收，此后永以为例，并无增减。又每地一亩五分，交稻草一束，计重五十斤。现在各地启征租额，应即照例办理。惟据各佃户声称，土地有肥沃贫瘠之分，收成有丰歉之别，每年秋粮登场，除交租米外，所剩无几，不够支付人工费用，赔累难以支撑，恳请酌情减租。臣详细体察后认为，除葛沽稻田系交营兵承种，原定每亩交租一斗二升，本不算多，且土壤肥沃，收成丰稔，无需讨论外；其咸水沽田地，佃户多为劳作的贫民，若不稍加变通，恐怕佃户逃避，使已熟之田荒芜不治。应照原定租数，改为每亩收仓斛一斗八升，则较之海口市斗已有减少。至于总佃、副佃所种之地，应交租库酌情减免十分之三，以示体恤而免其借口。臣为力保已成水田，并增广水利起见，如蒙圣上允准，臣即饬令天津道督饬该员等，责成总佃招募诚实农民认种，一面将应修各工程赶紧照估妥善办理。嗣后稻田收获租米，除变价发给资种、归还借垫，以及岁修沟堤外，所余稻米，即仿照义仓、社仓之例，由天津道妥为经理存储，以报答皇恩而垂之久远。

译请求试垦荒地水田的奏疏 同治四年

卞宝第

臣等私下听闻，宁河县与天津县交界的地方，有六七十里荒地，空旷无人居住，地力被废弃，实在可惜。查访得知，宁河等县所属的塌河淀、军粮城、七里海、陈家沟、东堤头、新河一带，临近海河，如果引水灌溉，可以开辟稻田一千多顷，每年可收获稻米十万石，对北方地区的粮食储备和京城附近的百姓饮食，都有益处。因此想到咸丰九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兵大沽海口，因为海河两岸旧有水田，日久荒废，便倡导劝捐资金，开垦得稻田四千二百余亩，于是使盐碱之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地。后来经过侍郎崇厚督率官员经营管理，颇有成效。臣卞宝第写信给崇厚询问情况，不久据他回复称，军粮城一带，临近海河，潮汐相通，无水时可以灌溉，水涨时可以宣泄，必须由官府经营管理，开挖两条渠道，作为蓄水调节的地方。计算一条渠道，工程长度三十多里，两条渠道共长六十多里，大约需要工价一万多两银子，必须得到官府筹款。开成之后，招徕佃户开垦耕种，确实可以得到稻田一千多顷，将盐碱地变为肥沃之地，确实是美好的利益等语。查访该侍郎在盐水沽一带，劝垦水田，连年收获稻米颇丰，办理极为熟悉。可否命令通商大臣侍郎崇厚，派遣可靠官员，会同地方官，前往军粮城一带，实地勘察情况，斟酌商议章程，与臣等及直隶总督会商，奏请皇上圣旨定夺，以便遵照执行。倘若能办出成效，那么京城附近可以获得十几万石稻粮的利益，而荒废的土地都能成为肥沃的区域了。是否妥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

请求议行京城附近水利成法的奏疏 同治十二年

王家璧

奏为疏通黄河以接济漕运，是此时的良策；开垦京城附近的田地，实为万世的长策。恳请命令查考道光年间林则徐奏陈京城附近水利，请求仿照雍正年间成法试行原折，命令朝廷大臣和督臣妥善商议筹办，恭敬上奏祈求皇上圣明鉴察。

臣私下听闻，黄河进入中国，源头在积石山，尾闾在渤海碣石，其流经本来是在《禹贡》冀州、兖州等州的境内。历经商朝及周朝，日益向南迁徙，到汉朝决口瓠子，才开始通向淮河、泗水。堤防堵塞后，黄河又向东北入海，两条渠道九条河流，号称恢复大禹治水，不为祸害的有一千几百年。到宋朝黄河又向南决口，于是由彭城汇合汴水、泗水流入淮河。而后世治理黄河比汉朝更难，是因为治理黄河同时要治理漕运。尧舜建都于冀州，三面逼近黄河，并非不把黄河作为贡道，而四百里内的粟米，五百里内的稻米，取自甸服，不仰仗千里之外的供给，其考虑极为深远。我朝定都于北方，漕粮从南方运来，本因袭明朝制度。治理黄河以接济漕运，治理淮河以冲刷黄河，合计京城粮仓一石的储备，耗费国库不止数倍。河运如果受阻，就用海运接济，这是国家的福气，幸好没有忧患。然而利害极大，不能没有万一的忧虑。所以臣林则徐忠诚体恤国家，实事求是，广泛考证咨询，编撰为《西北水利说》，几年后才成书。从湖广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时，恰逢书成，奏陈给宣宗成皇帝，因为当时洋务刚刚兴起，无暇施行。原奏内称，恭敬查考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命令怡贤亲王总理京城附近水利营田，不到几年开垦成六千多顷。后来工程虽然未完成，但当时的效果有明确证明。大概京城附近水田的利益，自宋朝臣子何承矩、元朝臣子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朝臣子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等人，历历可数地议行，多见成绩。本朝各位臣子的章疏文书，指陈直隶开垦田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等都详细论述过。臣见南方一亩田地，中等收成的年份，收获谷物约有五石，那就是米二石五斗了。苏松等属地的正耗漕粮，每年约一百五十万石，如果使原来开垦的六千多顷田地，修治而不废弃，其数量就足以抵当。又曾统计南方漕粮四百万石的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地，就够运输所需。倘若担心每年收成不齐，再得到一倍的田地，更可无虞短缺。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的地方，听说颇有剩余。有的处于低洼之地而沦为沼泽，有的接纳海河水而延伸为芦苇荡。如果实行沟洫之法，似乎都可以成为上等肥沃的土地。因此请求仿照雍正年间成法，先在官有苇荡试行。兴工之初，酌情给予工本。如果开垦有成效，那么利息每年增加一年。如果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多万石，可以先酌情改减南方漕粮十万石。实行年久，多多益善，那么河漕经费，更可大为节省等语。这自然是深思熟虑，为皇上国家粮仓万世之计着想。而有人怀疑他以古人治水先治田为确论，并且说直隶地方，如果等到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似乎言之未审。大概没有水不治而能成田的。然而林则徐所称徐行沟洫之法，即是治田即是治水。不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并非不治水而专治田。其言论正是为了破除疑虑而发。臣私下认为，地平天成，大禹的功绩伟大啊。

译而孔子特别称赞大禹在沟渠水利上竭尽全力。必定有探究其实质、观察其深意的原因。况且大禹自述其功绩，也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至四海，深挖田间小沟直至大河。”又说：“我和稷一起播种，解决百姓艰难的生食问题，提供熟食。”这是经营农田与治理水患同时并举。田间的水流汇入大河，大河的水流汇入大海。经营农田也就是治理水患。《禹贡》所记载的，功绩多是兼施并行的。分开来看是沟渠、田间小沟的小规模疏浚，合起来就是疏通、决排的全部功绩。司马迁撰写《河渠书》，班固改为《沟洫志》，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林则徐所奏报的，虽然未在京城周边地区试行，却在新疆取得了成效。后来他从戍守之地被重新起用，咸丰皇帝深知他并非空谈。如今黄河向北改道，若强行将其挽回向南，则积淤已经太高；若听任其向东流，则需顾及漕运通道。现在经费不足，不得不随时选择要害地段进行堵口和挑浚，以确保漕运畅通。再考虑长久之计，直隶的永定河等河流也时常有水患。只有南边的磁州，北边的玉田、丰润，还能获得水田的利益。但推广不广，那么采纳林则徐之前的奏议加以实施，正是时候。在冀州多地开凿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农田，分散削减水势的猛烈。这正是贾让所说的治理黄河的中策。而对于国家，则期望粮食充盈京城周边，这样南方的漕粮就不必担心阻塞。黄河水流也可以顺势引导。况且战乱之后，漕粮长期征收折色（货币或实物替代），没有改征折色难以推行的顾虑；漕船大多尚未修复，没有水手难以遣散的担忧。如果大力兴修水利，雨水过多时，河流沟渠分流蓄水；干旱时，用桔槔等工具灌溉救急。如果获得年成丰收，黄河与漕运的节省将不少。足以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万世的利益，似乎就在这里。除了乔松年、文彬、丁宝桢、游百川关于黄河穿运情形的各份奏折，遵照旨意会议外，所有道光年间林则徐奏陈的关于京城周边水利的一份奏折，是否可以命令朝廷大臣及直隶总督妥善商议筹办之处，恭候圣明裁决训示施行。

译再次说明，臣钟惺曾有言论：从夏商周三代到汉代，谈论水利的人，都是兼顾漕运与灌溉；后世只经营漕运，尚且每日忙不过来，又用法律条文在后面约束，用权宜变通的手段在其中处理，不敢再谈论灌溉了。臣私下查访直隶的水利情况，自从怡贤亲王办理后取得了成效，至今玉田、丰润两地还享受其利益。后来商议办理的人，有的因为缺乏主持之人，动辄受到掣肘；有的因为畏难而安于现状，敷衍了事；又有的不能测量地势的高低，在高处开垦田地而水达不到，在低处开垦田地而水势过大，一旦不见功效，便因噎废食，导致刚开垦就废弃的田地，大致是因为田埂单薄，水道浅窄，不符合规划沟渠的法度，积水无处容纳，干旱时无水灌溉，被水冲沙压，荒废而不治理。加上西北民间，多食用粟麦等杂粮，地广而农民懒惰，习惯于种植杂粮用力不多，广种薄收，就自认为粮食充足，不致力于积蓄储备，每每畏惧耕种稻田沾身涂脚的辛苦，即使鼓励勤劳恐怕也不听从，听之任之必然多荒废。推行受阻，有这几种原因。臣私下认为，井田制虽然难以必定恢复，但沟渠制度随地都可以实行。南方蓄水的塘池坝堰，深广的尺寸，虽然不完全符合畎浍沟洫的古制，但从田间水道逐渐通达到大河，确实得到了古人的遗意。田埂修筑得坚固厚实，酌情留出缺口以便启闭，以应对旱涝，也如同古代沟上有畛、洫上有涂的制度。现在如果确实测量地势的高低，参考采用古今成法，沟渠层次分明，疏浚得深通，挖出的土就用来修筑田埂，让水能够满过坎后继续前进，节节储蓄，即使地势较为高平，只要不是离水太远，也可以根据地势开凿塘池，上面收集雨水，旁边引来泉水，使用桔槔等机械，引导远处汲取深水，同时借助人力。至于夹道的沟渠，虽然离田地较远，也必须疏浚深通，没有的就根据地势开凿，如果有泥沙冲压，随时挑浚，就用挖出的土垫高道路、培厚田埂。这样，畛涂道路都成为止水的防线，遂沟洫浍都成为蓄水的区域，水涨时有地方宣泄，岁旱时资以灌溉，水在地下流动，平地都成为肥沃的土地了。又明朝保定巡抚汪应蛟在海边屯田，在天津葛沽一带，用闽浙治理盐碱地的方法施行，买牛制器，开渠筑堤，葛沽、白塘两处，耕种五千余亩，其中水稻每亩收四五石，粟豆得到水，每亩也收一二石，只有旱稻因为咸度高而枯死，因地制宜，这也是应该让百姓知道的。由此推论，盐碱地可以变为肥沃之地，那么平坦的田地得到水而改种水稻，其利益可想而知了。至于招垦劝劳等一切未尽事宜，应责成督办大臣随时筹划，期望推行没有滞碍，不急于要求速效，或许可以成就这长远的谋划。伏候圣断施行。

择地酌情开凿上泄南运下注营田河的奏疏

李鸿章

臣私下认为，直隶南运河，上游承接山东、河南、山西汶、卫、漳等大河的水，水流非常巨大，泛滥上涨时常担心漫溢。因此从前在东境四女寺、哨马营，直境捷地、兴济等地，共开凿减河四道，以资分流宣泄。道光、咸丰年间，减河都因淤积而废弃，至今没有重新开凿。于是全河的水，都集中在天津三汊口这一隅，上游数百里，堤防已经非常危险，下游出口更不能容纳宣泄。因为三汊口，是永定、大清、滹沱、南运、北运五大河总汇的地方，仅依靠一条海河，曲折流向大沽入海，实在有拥挤无法下泄的趋势。以前在三汊口以北陈家沟添挖减河，另通北塘入海，但与南运河无关。如果要挑浚捷地、兴济旧有的减河，其下游久已淤成平地，工程大费用巨，没有这样的财力，只能另行择地酌情办理。上年秋冬，臣命令统领盛军的天津镇总兵周盛传、天津道吴毓兰、候补道史克宽往返勘察。查得津城东南靠近海口的地面，已经由盛军自行开凿引河一道，作为军营屯田灌溉之用，上自兴农镇，下至西大沽出海，计长九十里，并有减河六道，各长数里，顺流分流宣泄，进入海河尾闾，又有无数沟渠，左右环绕，大可因势利导。于是商议从上游静海的靳官屯南运河东岸起，到兴农镇六十余里，开凿成一条河，就可以直接连通该军营田的河，分流宣泄南运河的盛水入海，避免全部注入天津三汊口造成壅塞为患。查勘地势既顺畅，下口也通畅，其中大半是碱地，并没有耕种的基础，而且下游已有九十里现成的河，可以期望事半功倍。于是酌情确定开挖，河口宽十丈至十二丈，河底宽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出的土，在两岸十丈外，各堆成堤，这样堤内共有三十余丈容水的空间。在靳官屯河头，建造石质双料五孔桥闸一座，以资启闭。沿河分建石铁柱木板桥四道，以便行人。只是库款极度短缺，势难全部雇佣民夫办理，不得不借助兵力。当时命令抽调盛军步队十一营，铭军步队十营，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间等处练军步队十三营，共合三十四营，就责成他们负责挑河堆堤的事宜。在今年二月初，全部抵达工地，分段认领工程兴办，每营酌情给予锹筐器具等银一千两。

译事先派遣人员划定清晰的边界，又测量堤坝和河道所占用的民田，分等级核发给补偿价值，免除这些田地的粮租。同时购买材料、召集民夫，建造闸门、桥座和道路，以工代赈。当时正值春冰刚刚融化，积水遍布道路，而且地势靠近海滩，向下挖掘两三尺，水又涌出，工程非常棘手。负责此事的官员和武职人员，不辞劳苦，亲自率领士兵和民夫，设法挖掘沟渠、排水，分段抢工办理，手脚磨出老茧，竭尽全力经营。终于在四月二十日，整条河道挖掘完毕，两岸堆筑成堤，并在堤外另外挖掘沟道，以排泄附近的积水，避免淹没民田。臣在四月二十七日，亲自前往全面查验，丈量的尺寸都超过了原估算，河道通畅，桥梁和闸门坚固，向上排泄南运河的洪水，向下注入盛军营田的河道，对于水利和农田确实大有裨益。而天津城西至东，田间小路纵横交错，河渠环绕，将来启坝放水时，其下游出口处是否应再建拦潮闸门，或者沿河是否还应增建桥梁道路，随后查看酌情办理。仍然命令该镇道等妥善筹划修筑和防守的章程，督同地方文武官员，随时认真管理，以垂范久远。

译再盛军营田河。从朝宗桥向东。顺流而下九十里。到达大沽海河口。旁边横亘的河沟渠无数。这就是盛军营田河。它的西侧逆流而上。六十多里。到达静海县的靳官屯。有闸门接入运河的。这就是南运减河。在此之前，天津与静海交界的地方。荒凉空旷百余里。积水纵横交错。水中不能行船。陆地上无法徒步。行人艰难跋涉。视为畏途。十三年。盛军从马厂前往新城工作。总统周盛传开始修筑大道。高出平地数尺。于是潮水到来时。才有防御。并设立大站四个。小站十一个。以便利往来。这一年。盛军初次屯田。于是凭借勇力先疏浚葛沽下游引河二十里。从杨会庄绕向南面。向东连通新城城河。光绪二年。盛军已经移驻新农镇。于是开凿镇下游直到新城三十里。又自营地北面疏浚引河二十多里。以到达咸水沽。二年。开凿减河。下游从新城到达大沽入海。而在南开另外疏浚支河。使其与正河分流交汇。总共约三十里。上游则从新农镇向西。到小兴庄为止。疏浚远近。与下游相同。又从志字站西边。开凿减河三十五里。汇入镇河。三年夏。开凿新城东南减河四十里。逆流而上。到达西小站。那年秋天又从新城小西河上游。沿着减河南堤外。开凿支河到达西小站。也是四十里。四年夏。开凿泥沽通海河二十里。南接连道字站。那年冬天又疏浚咸水沽河。绕经潘家沟。到达仁营所开的河。共计二十里。又在河西开河二十里。东北通咸水沽减河西南通西小站减河。又绕东大站开挖河道十多里。到达新农镇。五年二月。开凿泥沽以西的河。从潘家沟绕出仁军屯田的西面。又分出支河。以到达咸水沽河东大沟。都曲折盘旋。计算将近四十里。这些都是盛军自行疏浚营田的河道。

与直隶某方伯书

张穆

最近绕道去拜见。感激承蒙提拔。深入交谈之下。就想妄自陈述一些意见。私下认为今天因为筹备缺乏办法。想提出回归根本的议论。一两位贤达。颇以京畿地区的水利为言。而水利的兴办。首先需要请求国库拨款。国家用度紧张。提议一定行不通。行不通也就只是空谈罢了。穆认为未商议水利之前。必须先去除水害。水害去除就是水利了。去除水害的关键。古人“收摄野潦俾有所归”两句话。足以概括它。即使收摄野潦的方法。也不是只靠议论疏浚或筑堤。就能成功完善。那么暂且请就简易的方法来试行。不如通令沿驿路的州县。在大道两旁靠近民田的地方。疏浚沟渠补种树木。移土培堤。这有乾隆年间孙文定、方恪敏的先例可循。况且旧渠尚未淤塞。并非新开炉灶。这也是水利的一个方面。所谓未能畅快胸臆。先要便利咽喉。昨天经过定兴。见到新任县令。对于县里的名人古迹。各刻一块石碑。立在道旁。穆虽然不知道那人。相信能否通晓吏治。以及是否实心为民。但他好名好事。则无疑了。责成他做这件事。那么定兴一县的路沟就修好了。直隶一省。料想这样的州县还不乏其人。上游如果选择任用他们。优加奖励。趁着农闲之时。不久就可以看到成效。它对民田水利的益处。实在不小。水有归宿。不至于损害庄稼。这是第一利。夏秋时节行人不被水阻隔。这是第二利。车马不能绕越。践踏禾麦。这是第三利。潜伏的盗贼。多隐匿在田中。沟渠宽的话。可以遏制他们的窃发。这是第四利。蝗虫蝻子若生。易于捕捉掩埋。这是第五利。疏浚的时候。就用本田的百姓。完成本段的工程。必定乐意做事。稍有摊派。费用也少。所以愚以为这件事尚可行。临行匆忙。来不及详细条议。记得《经世文编》水利门内。载有几篇文章。查阅并推行它。正不必穆的啰嗦。冒昧的过失。尚祈鉴谅不宣。

淀说

陈文述

《文选》注说。淀。像深渊但浅。《水经注》说。淀。是陂水的异名。《广韵》。淀属于泊类。《韵会》。淀是浅水。《文选·江赋》。栫淀为涔。注说。淀与淀古字通用。那么淀通于淀了。《尔雅·释器》说。淀叫做垽。注说。淀是滓淀。现在江东称垽。《一切经音义》说。淀古文黑〇〇。《说文》没有淀字。有淀字。注说。滓垽也。水殿声。堂练反。合起来说。淀解释为泊解释为浅。与制器者澄泥于水相似。那么淀也淀也垽也。它们的意义相通。《水经注》《新唐书》都说九十九淀。郦道元又称为清河。后世又把它的数量约略为七十二。它们的名称都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就其散见于各书的名称。搜集编纂。尚可得九十余个。见于《魏都赋》的一个。叫掘鲤之淀。见于《水经注》的九个。叫巨淀清淀西淀濩淀梁门淀茂多淀大渥淀阳城之淀。见于《隋书》及《隋图经》的一个。叫狐狸淀。即掘鲤淀。见于《颜氏家训》的一个。叫幽州淀。见于《五代史》的一个。叫汤成淀。见于《宋史》的三十个。叫破船淀灰淀方淀鹅巢

译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水纹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粮料淀、回淀、百水淀、黑羊淀、小莲花淀、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边吴淀、齐女淀、劳淀、淀郊亭淀。见于《辽史》的有二十三个。即延芳淀、金沟淀、达里淀、伞淀、平淀、北淀、清泉淀、广平淀、长宁淀、蒲河淀、白马淀、鹤淀、双子淀、藕丝淀、山榆淀、春洲北淀、大神淀、凉淀、高淀、柳林淀、频跸淀、枣林淀、孤树淀。见于《金史》的有三个。即长春淀、绿野淀、速鲁古淀。见于《元混一方舆胜览》的有一个。即回淀。见于《太平寰宇记》的有一个。即赵淀。见于《方舆纪要》的有四个。即高桥淀、火烧淀、黄龙淀、金盏儿淀。见于《屯政考》的有一个。即阴流淀。见于《漕河图志》的有一个。即武盍淀。见于《潞水客谈》的有四个。即五官淀、三角淀、大淀、小淀。见于《风庭扫叶录》的有四十三个。其中不同的有七个。即南淀、北淀、清淀、护淀、苇淀、浮淀、赵襄子淀。见于《大清一统志》的有八个。即石城淀、慈老淀、黑母淀、落坡淀、四角淀、纪家淀、托里淀、文尔淀。见于《东安县志》的有一个。即沙家淀。这些都是淀的不同名称。至于其中最著名的，三角淀就是《水经》中所说的雍奴薮，其沼泽有九十九个淀，说的就是这里。乾隆七年，丈量明确只有百余顷，与《名胜志》所载的二百余里不符，这也是今昔形态不同罢了。大概西北的水，通称为淀，就像东南见水通称为河，塞外见水通称为海，那么淀也就是西北称水的方言了。现在统称为东西两淀。西淀周长三百余里，东淀周长四百余里。京畿内的水，如沽、渝、濡、滱、派、滋、涞、易等，无不汇聚其中。而依城、温义、玉带、会同、茅湾、中亭、十望、台头、大清等河流，沿着经纬分布，流向西沽作为最终的排泄口。这就是淀的大致情况。至于雷淀见于鲍照的书，淀着陆机之里，长淀畅谢朓之吟，淤淀识李华之颂，溏淀、海淀，擅卢李之赋才，碧淀、水淀，侈张徐之诗笔，这些属于辞藻华丽，却无典故依据，也不必刻意牵强附会了。作《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