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漕运中

译祸患。怎么可以再迟缓。现在根据河道官员的请求，常例防汛银两为一百五十万两。臣愚昧地认为，两岸固然应当修筑堤防，但下游尤其应当疏通引导。应当请求皇上敕令江南河道总督严烺迅速前往实地勘察。现在海口，比起二月又增高了多少。那御黄坝口以下的河身，凡是遇到淤积的沙滩和沙嘴，都应立即一律挑挖切断。务必期望汛期到来时河水可以畅通无阻，没有少许阻碍。臣确实知道此时各项工程同时兴起，国库费用浩大，形势难以兼顾。然而河患关系重大，实在是最为紧要。与其等到祸患发生之后，花费巨大而收效更加艰难，似乎不如在祸患发生之前加以预防，花费节省而用力较为容易。臣所说的在河患尚未萌发时就杜绝它，就是这个意思。总之，河道和漕运治理得当则两者都受益，治理败坏则两者都受害。因为要便利漕运而引入黄河水，因为引入黄河水而导致下游停滞淤积，上游必然会导致漫溢。漫溢一旦发生，又足以阻碍空船返回。空船返回迟缓则抵达指定地点迟缓，抵达指定地点迟缓则接受兑运迟缓，接受兑运迟缓则出运迟缓。况且河患没有消除，势必不能没有阻滞的担忧。既筹划今年的漕运，又筹划明年的漕运，两种祸患相互叠加，更加导致时常牵动皇上的忧虑。如果不是通盘筹划全局，怎么能补救将来。这微末愚昧的诚意，不敢不向皇上陈述。是否妥当，仰祈皇上圣明训示。

译关于山东闸内州县漕粮兑运困苦劳累，酌情变通的奏疏，道光七年，贺长龄上奏：

我私下查访得知，山东有漕粮任务的州县，共有六十九处。向来分为闸内和闸外两类。在济州、定陶、张秋、东昌等运河水次交兑的，称为闸内，即东昌、泰安、兖州、曹州等属三十多个州县。在德州、临清等河水次交兑的，称为闸外，即济南、武定、临清等属三十多个州县。闸外州县，都是冬季兑粮，春季开船。从九、十月开仓收粮，到次年二月冰融，粮船才能开行，时间非常宽裕。各州县的漕粮，得以从容收足，运送到水次，不需要买米交给帮丁。旗丁不能借故勒索，所以兑费还不太多。闸内州县，因为运河每年冬季必须疏浚，不得不赶早运兑，所以向来惯例都是冬季兑粮，冬季开船。从九月开仓，到十月初粮船就必须开行，时间非常紧迫。各州县距离水次，近的有一二百里，远的有三四百里。有的因为粮食多，收不够数；有的因为车辆少，赶运不及。除了运到水次的部分外，所有未能足额的部分，不能不在水次买米补足垫付兑交。而旗丁因为有不准买米上兑的规定，就借此多方索诈，开始才允许买米补足兑交，并勾结米店抬高价格，或者强行折价，代为买兑以牟取暴利。稍有不如意，就把现米驳斥不收，擅自开船出闸，反而以该州县延误兑粮为由上禀揭发。该州县害怕犯下延误漕运的罪责，只得另外雇船，运到闸外赶兑。勒索日益严重，兑费日益增加。而济州、定陶前帮的任姓各旗丁，尤其豪横。访闻任振标、任严化等人，挟带巨资，恣意妄为。一经签派为头船，运官就听其指挥，州县如同鱼肉。如果不是百计刁难，怎能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是闸内州县兑漕困苦劳累的实际情况。

我私下考虑，买米垫付兑交，原本规定不准实行。但向来零星小户，升合之米，乡民常因不便戽量，情愿折价交纳。该州县也因为太零星，担心戽手、斗级等人容易高下其手，剥削乡愚，也就准许折价交纳，代为买兑。那些距离粮仓遥远的粮户，路途遥远费用沉重，运送本来极其艰难。如果遇上阴雨连绵，米石更容易损伤耗费。所以乡僻小民，尤其愿意以银钱折纳。该州县也不能不变通以便利百姓。确实因为天庾正供，所重在米。米如果不好，即使确实是粮户的米，也准许帮丁驳换，令该州县买补另交。只要求米粒干洁，并没有说买补是绝对不可行的。现在山东闸内三十多个州县，计算从开仓收米到兑运开行，期限还不足一个月。所以如果几千到万余石的漕粮，必须在十几天内收足，那么必须所属粮户没有一个顽抗、没有一个疲乏才可以。又必须在十几天内，将几千数万余石的粮食运送到几百里外的水次，那么必须风雨没有阻滞，车辆没有损坏才可以。衡量时势，绝对不可能收足，又万万赶运不及。如果一定拘泥于不准买米上兑的规定，白白供给旗丁讹诈的资金，来苦害这几十个州县。如果继续沿袭不改，其势头必然且日益增加，似乎不能不思考变通的办法。

查江苏漕粮，因为兑开期限紧迫，州县不能不买米交给帮丁，已经多次经江苏巡抚奏明在案。山东情况相同，自应酌情变通，以加速漕运而免除讹索。此后山东闸内有漕的各州县，如果到期收不够数，赶运不及的，应请求圣主恩赐，准许该州县就在各水次就近买补垫付兑交，仍令赶紧征完，交代案卷中，不准以漕尾抵充。如果米石未能一律干洁，允许该旗丁驳换另交，也不得恣意挑剔排斥，以供需索。一方面移文漕臣，檄令粮道，将济定前帮的劣丁任姓，以及此外各帮不法旗丁，一概斥革，永远不准其复充。并查明该旗丁等有无奢纵劣迹，核实办理外。所有各帮兑费，应责成粮道大加删减，只够该旗丁办公之用为止。并饬令该旗丁等不得在米未兑足之前，擅自开船出闸，致使州县雇船赶兑。该州县也不准任意拖延，有误兑限。其折价名目，尤应力行查禁，永远革除。至于沿河各米店，如果有勾结抬高价格的情事，立即从严究办。倘若该旗丁等胆敢仍前浮勒，一经查出，即只追究该粮道的责任。这样，旗丁无所挟制，州县得免苦累，不但漕务更加稳妥迅速，而且该州县省下这些浮费，办公不致受掣肘，对地方的裨益实在不小。臣因为山东闸内各州县兑漕困苦劳累，不得不据实陈明。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

关于筹划漕运事宜的议覆奏疏，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上奏：

我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四日，奉皇上谕旨：先前据金应麟奏请将漕运事宜酌情变通，已有旨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妥议具奏。着陈銮、裕谦即将原奏内所指各情节，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仍俟林则徐到任后，再行会商办理。

译臻妥善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因为奉命出差在广东，没有见到金应麟的原奏折。请求等江苏省将原奏折咨文送到后，就应当体察情况、筹划商议。此前曾在八月内附片奏闻在案。随后接到署理江苏巡抚布政使臣裕谦抄录的金应麟原奏移咨到广东。臣仔细阅览奏折中所陈述的查办六条、处分一条，都是办理漕运紧要的事情，自然应当大力整顿，极力挽回积久的疲弊。而他附片采访的见闻，也是不得已而寻求变通的方法。只是漕务形势已成积重难返，如同医生治疗久病，见证容易而用药困难。大概其他政事，只求官与民两相安适罢了。唯独漕务，粮户向州县缴纳，州县向旗丁兑给，而旗丁领运到南方，斛交于北方，又有沿途闸坝与通州仓库的经纪操纵其短长。所以弊端常常相互因循，而事情难以独自完善。即使论及病根所在，南北也各执一词。从北方说南方，则认为州县浮收，导致旗丁勒索；旗丁勒索，导致到处诛求。而从南方说北方，又认为旗丁既然被诛求，怎能不勒索；而州县既然被勒索，怎能不浮收。每每反唇相讥，很少能设身处地。于是官与民竞争，丁与官竞争，即使官与官也各自随其职掌以顾全考成而没有不竞争的。而凡是刁生劣监、讼棍、包户、奸胥、蠹役、头伍、尖丁、走差、谋委之徒，也都乘机挟制，以衣食寝处于漕运之中，本图私利，却害了公事；本争利益，却互相受害。原奏说近年州县临漕规避，挟制上司，无可奈何，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大概宽待固然不啻于教猴子爬树，即使严管也不过是掩耳盗铃。各处都这样，而苏松尤其严重。苏松的漕务如果治理好了，那么其他地方应当没有不治的。臣以前在江苏，虽然经历五次冬漕，只求无误正供，实在不敢说没有弊端。现在奉谕旨饬议，谨回忆往时所历情形，与原奏互相参酌，分拟四条，或正本清源，或补偏救弊，或为补救外之补救，或为本源中之本源，近则先计一时，远则勉图经久，不揣固陋，谨逐条另缮清折，恭呈御览，伏候圣裁。

译第一项建议是正本清源。必须使得从南到北，都没有例外地苛求，然后才可以杜绝州县官员的额外征收，断绝旗丁的勒索。关键在于不能只禁止一处，所以这件事极其困难。然而如果法令必须执行，那么也不敢因为困难而阻碍。我私下拟定一个简便的方法，叫做“县督帮收”。因为州县一旦开仓，每天的用度，不胜枚举，不仅仅是帮费繁重而已。与其让粮食进仓出仓，耗费时日，浪费无数，何不将收粮和兑粮合并为一件事，把粮船当作仓库。查每年漕粮重运过后，本次总有需要减歇以及到期建造的船只，先命令它们按期限修造。一旦开始漕运，先让这些船收米。等空船回来后，迅速催促修造，接续贮存收取。收完一船，就取一船的关结凭证，先开出离次。州县在岸上搭建篷厂，让花户量米交船。旗丁与百姓直接交接，而官员监督。务必使得量米时平斛响挡，颗粒不得额外增加。米色的优劣，全由州县公正评定，不让旗丁欺压。因为官员既然没有沾染私利，那么理直气壮，禁令就能推行。不但旗丁不敢刁难，就连那些索要规费、包揽抗缴的人，都可以依法处置。而小民都免除了额外折耗，征收可以决定公平了。

只是其中有三处窒碍：一是舂筛白粮、采买糯米，一切夫工折耗、口袋麻绳，一向由州县津贴；二是逃亡绝户、废地老荒，一向由州县垫补；三是票册纸张、夫役饭食、篷厂薪烛，一向由州县筹措办理。一旦收清漕粮，这些都无从填补。但能要求州县廉洁自守，不能要求州县掏腰包。即使帮费不花一分钱，亏空漕粮、贻误运输的祸患依然如故。况且重船不能不胫而走，又是人所共知的。不得已仍然仿照成法而变通。追溯查考旗丁代替百姓劳作的开始，每石原本有耗米六斗六升，办理运输极为充裕。后来将耗米划出四斗，起运归公。其余二斗六升，折征银一钱三分，由粮道批解仓场衙门，用来充作支放公用。所以有“二六轻赍”的名称，而旗丁不参与。又有筛扬耗米一项，每石给二升七合有零，专门用来补贴旗丁。后来奏准米归通仓，那补贴旗丁的款项，由县折银支给。又有漕赠一项，正耗二米，每石赠银一钱；改兑的米，每石赠银五分。原本由粮户津贴旗丁，所以叫做赠。后来此款内，每石划出二十七文，分给北坝，名叫“个儿钱”。又在雍正七年，前大学士尹继善奏准革除江苏漑弊，每米一石，津贴银六分，一半归旗丁，一半归州县。近来听说此款，专门归旗丁收取。凡此都是补贴漕运的大略，有的载于全书，有的见于部案，清清楚楚可考。现在如果努力办理清漕，似乎必须统核仓场经纪，以及旗丁州县，每处应得的漕务款项，实际有多少。其中用度万不可少的有多少，彻底查明，通盘筹划。凡是有可以取资的款项，各支各用，彼此不许侵吞克扣。实在无从筹措的，即不得不参酌成法，仍然让粮户贴银。因为完米既然颗粒无浮，那么粮户受益不少。而县帮办公掣肘的地方，粮户也无不周知。从前中外条陈，常有八折收漕的建议，事情多有流弊，自然不可行。如果仿照尹继善奏准的章程，参考历来成案，比较现在情形，那么每石酌情贴银三四钱，似乎也不违背正道。可否责令各府州细加察看，由司道议详督抚，分别奏明，予以限制，将大小户一律征收。比起眼下完漕，定可减轻过半。如果县帮再有贪婪勒索，粮户再有抗延，以及后手的尖丁、白规的生监，只有尽法痛办而已。

虽然如此，疲弱的帮军船不得不裁汰。查江淮兴武二帮，因为没有屯田，疲弱的名声久著。然而还有造费贴息。其中最不堪的，如太仓后帮、滁苏帮、太河二三帮，债务积累巨万，船只损坏八九成。不调剂不能出运，即使调剂也没有完好的。况且孤寡废疾之类的人，都是他们的债主，沿河拦索，以累百计。所以津贴到手就花光，而开行数里就停。索债者认船不认人，叫做黑帐。只有船去然后债去。虽然定例各帮额船，不许缺少，然而负重洒带，雇募买补，以及加一免雇，也是例内所允许通融的。与其强留它们而各帮效仿，何不酌情减少它们而让米归洒带？或者减少疲帮的额数，来增添殷帮的船。似乎宜于责成粮道体察办理，不要用原额拘束，庶几可以全部归于完善。

虽然如此，闸坝关缆不得不酌情减少。查重运挽过清江浦，向来称为三闸五坝。每船关缆夫钱，不过十余千至二十余千为止。后来因为清江一闸，也难以挽放，而临黄各坝，又有增添。道光二年，前漕臣李鸿宾所定的木榜，则称为四闸九坝。近年又增加到十四坝。每处关缆，都以头二三进为差，年增一年。每船渡黄，需钱百余千至百数十千不等。固然由于水势湍急，而夫头乘危勒诈，委员暗地分肥。

译将人置于险境，实在可恶。想要革除弊端，首先必须大幅削减委员数量，只留下一两名实心任事的人专门负责。根据每天放行的船只数量来区分勤勉与懒惰，根据放行过程中是否发生事故来考核功过。设法减少坝座的数量，将关隘、缆夫的费用全部确定数额，并张榜公告晓谕众人。此外，沿途各闸也都照此执行。如果有讹诈行为，立即依法惩处。这样似乎可以杜绝弊端。

虽然如此，候补武官不得不加以甄别。捐纳出身的官员，分发到淮安，谋求差事的，无非是为了图谋规费罢了。从前从南向北，漕运委员不过二十多人。等到道光七年奏定重运不得超过四十员，回空不得超过二十八员。到了十六年又有不得超过八十员的奏请。这总是因为候补人员众多，难以让他们空闲。然而，与其通过调剂而连累船丁，不如酌情保留并淘汰多余人员。或者根据其体力，改补营职；或者根据其捐纳数额，酌情改任佐杂官职。这样似乎也可以疏通渠道。

虽然如此，通州粮仓的使费不得不核实。查通州粮仓的经纪，靠米业为生。凡是米的好坏、斛量的增减，都不难随手改动。所以费用充足时，秕稗也如珠玑般珍贵；费用不足时，釜锺也当作升合来计较。不仅旗丁唯命是从，即使各省粮道恐怕也无可奈何。只能依靠主管官员来裁制罢了。

查粮船有“带北存公”这一款项，原本是从帮费中划出作为坝费。听说近年存公款银，常常不够使用，以致坝债越来越多。那么连累船丁的原因就可以想见了。似乎应该允许各帮旗丁在抵达通州交米后，将经纪有无勒索的情况，禀报给主管的粮道。随即由粮道汇总收取船丁的结状，直接向部科揭发一次。如果有指出赃款，准予查办。查实者处以重典。或许可以互相制约。

至于赋税出自田地，理应清丈顷亩，以消除寄庄、飞洒的弊端；丁役起于屯田，理应稽核土地，以充裕贴造、赡运的资金。这也是本源上应该治理的，但不能期望在朝夕之间完成，似乎应当从容地加以治理。

译第一条是补救偏颇、纠正弊端。漕运事务已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如果一时不能骤然改变，也必须要有补救的方法。金应麟原奏中所陈述的，本来已经详尽周备。现在臣所议论的，有的与原奏内容融会贯通，有的在原奏之外推演详述。针对县级和帮运方面，各有六件事。

第一，核查旧有章程以去除过分苛刻之处。查得苏州、松江两地的粮户向来分为大户和小户，而征收数额因此有长有短。大户越是占便宜，小户就越受苛刻。彼此相比，有数十个等级的差别。于是小户效仿，也将田产诡寄在大户名下，导致办理漕运更加困难。现在虽然不能立刻令标准划一，但断不可过于偏枯不公。管辖的府州耳目切近，应当命令他们确切查核所属州县历年收兑的旧有章程，援引作为标准。征收不足的是百姓的过错，征收过多的是官员的过错。随地随时，公平核办。至于近年祠堂公产，假托名目的很多；即使是义产息田，也窃取善举的名义，来达成短少漕粮的计谋。应当命令将这些田产分散归还各户，按照众人标准征收完纳，以杜绝影射舞弊。有挟制勒索的，予以治罪。总之以去除过分苛敛为主。

第二，整治经造以清除弊端和隐匿。查得近年完纳漕粮，不但征收新粮，而且多连带征收旧欠。其中分年分限，各届完纳数额不同。民间要见到由单（凭证），才可以照数完纳。而全县粮户，多的有数十万，少的也有十数万。一切完纳和带征的数额，琐碎零散，官吏难以周知，不得不假手于里甲庄差，统称为经造。而这类人以此作为奇货可居，不把实征户册交给官府，不把易知由单发给百姓，私下折价暗地包揽，把已完纳的当作欠交。等到兑漕紧急时，硬将短少的数额交给官府，而加贴的银两早已中饱私囊。延误把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命令州县在开漕之前，迅速将由单散发给百姓，并将发单日期，出示通告各粮户。如果五日内由单未到手，允许控告经造。如果由单到手而不完纳，另派差役查催。倘若已经由经造折价收取而隐匿不报官的，一经发觉，立即从重治罪。

第三，清理诉讼米粮以杜绝抗拒拖延。查得征收漕粮之事，固然少有公平持平，而上控申诉的人，总不是善类。无粮而上控，则索取规费可知；有粮而上控，则躲避缴纳可知。诉讼案件固然需要审明，但正供岂容藉口抗拒。应当将上控的粮户，由赴诉衙门押令到仓，交完本名下的米石，才准受理。

第四，稽查丁胥以便惩办蠹虫。查得漕运的书记、书吏、仓差、斗级，以及管仓、管廒的家人，都不能不用。这类人中坏人多好人少，不是鱼肉百姓，就是侵盗本官。飞串、洒米、搬户、挂筹等弊端，难以枚举。甚至结勾尖丁而在后手分肥，引荐讼棍而调处以居闲。案件破获即逃跑，行踪飘忽难以捉拿。应先责令州县，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以及其家属亲丁，详细列在册内，送交管辖的府州复查。一旦有弊端，立即提审追究。如果查造不实，提拿不到，只追究该州县的责任。至于总运厅的差役，也必须裁减，并永远禁止坐仓，以免勾结滋生弊端。

第五，严格截留板串以杜绝预先亏空。州县中昏庸的官员，偶尔在漕运前先截留板串，或者挪解下忙钱粮，或者垫办修仓铺底。其板串或者给书吏差役，或者付给钱铺，无非是明亏暗损，挖肉补疮，等到临漕时便无所措手脚了。更有不肖的官员，暂时署理事务，将要交卸时，赶将善区美户截留板串先征，这是营私误公的尤甚者。必须重办。

第六，消除漕尾以充实库贮。江苏漕额之大，有一个县可以抵得上湖南北一省的。漕船催开紧急，断不能守候全县疲弱户一律全完。所以州县垫纳漕粮，万不能停止。所谓漕尾就是如此。只是他们倚仗有现存未征的板串，得以交给后任接征。而后任又以新届钱演为急，无暇兼顾。一辗转间，旧串流交，久而久之几乎成为废纸。应当责令州县按年分月带征两成，征不足者着令赔偿。那么虽然往复乘除，总没有五年以外的漕尾，而库款庶几避免虚悬。至于有一种取巧的州县，将短缩太甚的大户故意不征，留作漕尾移交的，察出特别参劾，与大户一同惩办。庶几可以示儆。这是县级的六件事。

在帮运方面也有六件事。第一，恢复冬季兑运以符合攒集期限。查得漕船按规定应当冬季兑运、冬季开船。后来因为节节为难，不能全部符合旧制。近年屡次奉到谕旨，统限四月初十以前，全数攒集到清江，渡黄河北上。定须凛遵钦限，不得刻期逾越。但是冬季如果不多兑，春季必定不能早开。而旗丁惯以米色为由，停兑议费。而且他们的意图是让米石在县仓发热过后，才上船。所以兑运越疲弱，费用越重，漕运也越迟。此后冬季必须将县中所收之米，全部兑给帮运，不得任凭旗丁刁难掣肘。庶几来年春季只需找兑，差可加速漕运。

第二，按兑米数量给予津贴。帮费即使不能立刻裁减，而连年叠加，如何能持续。只应当钦遵嘉庆二十二年九月所奉谕旨，统以米石多寡，按水次旧章酌给津贴，作为一定限制。如果再格外需索，即当治罪。而给付的方法，总归是兑一石米，给一石的费用。如果兑多给少，不

译依据州县规定，多给少兑，不依仗旗丁，有每日的兑单作为凭证，自然足以彰显公平。至于未兑之前，责任在州县；既兑之后，责任在旗丁。历次奉到皇帝严明的谕旨，必须恭敬谨慎地遵守。如果兑完米之后，强行阻挠通关，以及空船先开、随后追赶运米，这都是旗丁贻误漕运的大弊端，必须重治其罪。一是辨别虚船以彰显核实。查考“加一免雇”以及轮减存次的船只，并不接受兑米出运，却仍然给予行月费和苫盖费，这已经属于格外优厚，哪里还能再争要津贴？应当查照从前的奏案，这类虚船不准混杂索要帮费，导致整个帮队延缓开行。如果违背，就应当严厉惩处。二是实行月费以防正粮亏空。查考旗丁的行月米粮，都是按口授食的必需品，一升一合都不允许短少。然而近来听说县官与帮丁串通折现，每船有折米数十石乃至百余石不等。难道不想想沿途食米不足，导致正粮亏空，谁来承担罪责？此后水次如果有此弊端，县官和帮丁一体治罪。三是惩治水手以节省身工。粮船水手，有定额雇佣在船上的，有游帮短纤的，总之都是凶狠之徒。有的师傅盘踞老堂，有的头船强行推荐伙党。偶尔遇到风水阻滞，就藉口强行增加身工，甚至殴打旗丁、折断船舱，极大拖累帮队。近年多次严厉惩处，稍微收敛。此后如果有强行增加身工的水手，就在所在地方，依法严惩，毫不姑息。不要让旗丁受累，才能避免贻误公务。四是确定轮开顺序以统一跨兑。苏松等地，向来有调帮章程，原本是为了调节均平。但船数和米数不能恰好吻合，所以一县的米，有兼兑数个帮队的；一个帮队的船，又有跨兑数个县的。与其按县全部开行，不如按帮队方便。应当命令粮道排定日期，每县先轮一个帮队开行，周而复始。那些跨兑的合并轮兑数个县，于是统一一个帮队以免参差不齐。这似乎也可以加速漕运、利于运输。这是在帮队方面的六件事。

译第一，议论补救措施之外的补救办法。查阅原奏折称，兑费断然不能减少，南方的粮食恐怕无法运来。有人说，应当在粮船大修时，将船改小，以一分二，这样就能免除剥费和闸费。有人说，应当在淮安一带建造粮仓储存米粮，然后让小船运往京城。有人说，应当命令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府，逐年试办海运，仍将兑费提取存放到藩库。这三种说法，都是迫不得已而寻求变通的方法。臣查考，在中途建仓以利转运，与古代的洛口仓相似，本是已有的成法。但核算一下，一个粮仓储存米粮大约五六百石，大的也不过一千石。以南方漕粮四百万石计算，如果每个粮仓储存一千石，就需要四千个粮仓。即使减半转运，两千个粮仓也不可缺少，经费实在觉得浩大繁多。况且淮安一带逼近河湖，恐怕也难以选择地点。如果粮船以一分二，过闸时既觉得轻便灵活，遇到浅滩又免去盘剥，确实是利于运输、体恤船丁的好策略。然而查考南方漕粮起运的船只，大约有四千只，其中本来已经区分了大小。江西、湖广的船最大，浙江次之，苏州又次之。因为江西、湖广的重运直接顺长江而下，小船难以抵挡风浪。如果江浙的船改小，而江西、湖广的不改，那么闸河磨浅起剥，仍然费事周章。况且即使江浙的船所载的正漕，按例只有四百石，此外则是加载负重，又有例准携带土特产，自然不能强迫小船承受大船的装载。如果因为改船而船数骤然增加一倍，这是想要去除累赘而累赘反而增加了。况且大修相比拆造，规定的期限还相隔三年，领取的款项也少了三分之一。在大修时命令其拆造，船丁必定借口拖延抗拒，还有未到修期的，尤其不能一律强制更改。这样一帮的船，有大有小，既难以稽查核对，而节省的剥费也微乎其微。因此臣不敢轻易议论变革。私下认为，三者之中，只有海运曾经办理过，还有成案可以遵循。如果按照候风放洋，得以乘着南风北驶，春夏两季中，一船必定可以运输两次。如果担心涉险，那么沙船往来关东，每年数以千计，对水线风信都非常熟悉，只令装载六七分，已符合松舱的数量，那么风暴就没有可担忧的了。如果担心米石出洋，容易滋生舞弊，查考南北洋面的沙船、鸟船，各有适宜之处，本来难以越界行驶。倘若担心盗匪窃发，自然应当用战船护卫。况且每年沙船，所运输的关东豆石杂种，不知有多少，为何唯独对载米表示怀疑。海运如果实行，或者由官府运输，或者由商人运输，或者运输正供额漕，或者运输采买的米石，还应当仔细斟酌情形，另行从长计议。只有原奏中有将兑费提取存放到藩库，以充实库项的建议。查考道光六年办理海运，雇募沙船，每石给价七钱。如果兑费另外提取，那么雇资从哪里出？况且既然明确提取兑费，又怎能禁止浮收？如果说轮年提费补亏，正担心一年提存，难以弥补历年亏缺。如果提取的人自己提取，亏缺的人自己亏缺，对于事情恐怕仍然无济于事。大体上海运尚属可行，而所以实行的方法不同。假如规费逐渐增加，也与河运有什么区别呢？只是现在河运非常棘手，不知日后如何，而海道直接便捷容易通行，也不敢不预先留有余地。如果蒙皇上命令议行，容臣到两江任职后，再与江苏巡抚及司道等详细筹商，会同上奏，请皇上定夺。理合声明。

第二，议论本源之中的本源。臣愚昧地思考，国家建都在北方，转运粮食自南方而来，京仓一石的储备，常常耗费数石的资费。奉行既久，转运固然不穷尽，而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务必为万年做打算。私下希望更有进一步的见解。恭敬查考雍正三年，皇上命令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到几年垦成六千多顷。后来功业虽然未完成，但当时的效果有明确的证明。至今议论的人慨想遗踪，称道不绝。大概近畿水田的利益，自宋代臣子何承矩，元代臣子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代臣子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等人，历历议行，都有成绩。本朝各位臣子的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都详细地论述。以臣所见，南方地亩，比北方狭窄，而一亩的田地，在中等收成的年份，收获谷物大约有五石，那么就是米二石五斗了。苏州、松江等属的正耗漕粮，每年大约一百五十万石。果真使原来垦成的六千多顷，修治而不废弃，其数量就足以相当。又曾经统计南方漕粮四百万石的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地，就足够产出。倘若担心年成不齐，再得到一倍的田地，也必定没有短缺的忧虑。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以作水田的地方，听说还很多。有的居于低洼而沦为沼泽，有的接纳海河而延伸为芦苇荡。如果实行沟洫的方法，似乎都可以成为肥沃的土地。臣考宋代臣子郏亶、郏乔的议论，说治水先治田，这是确切的论断。直隶地方如果等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那么就没有成田的日子。以前在道光三年举而复辍，就是这个缘故。如果仿照雍正年间的成法，先在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然需要酌情给予工本。如果垦有功效，那么利息一年增加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就得到米二十多万石。或者先酌情

译将南漕改征十万石，折算成银两解送京城。这样，疲惫的九运漕船就可以停止追缴十只。此后每年征收北米多少，都核定其一半的数量，折算征收南漕，用来归还原本开垦土地的工本，以及后续开垦佃户劳力的费用。实行十年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这八个府州的漕粮，都能从京畿地区得到供给。如果能够做到越多越好，那么南漕折算征收，每年可达数百万两。而粮船既然不需要起运，凡是漕务中按规定发放的银米，所节省的数额也应当相当。而且河工经费，因此可以更大地节省。对上有利于充实国库，对下有利于便利百姓，都是可以预见的成效。至于漕船逐渐减少，不必担心突然遣散水手的困难，而漕运弊端不禁止也会自行消除，完全没有调剂旗丁的苦恼。朝廷万年长远的计策，似乎就在于此。是否请命令朝廷大臣及直隶总督商议酌情办理之处，恭候圣上裁决。

译办理漕运各项弊端，各自清理各自弊端片 道光二十八年 李星沅

再者，江苏办理漕运的浮费，刚刚经过巡抚大臣查清数目，并酌情拟定条款，联合上奏。随即奉到户部命令，要求会同漕运总督、仓场总督联衔上奏等因。臣私下认为，浮费的产生，起初是因为有漕运任务的各州县，漫不经心，不加查察，委任差役胥吏，剥削百姓膏脂，充实私人腰包，甚至官员也被差役役使，也想着每年获取盈余。于是漕运被称为利益聚集之地，弊端百出。先是帮船的弁丁，其次是闸坝的夫役，通州的经纪舍人，层层索取规费，逐渐增加，逐渐浮滥，到了这种极端。所以变本加厉的危害，实际上都是州县开端的，导致以帮费引发纷争。而截断水流、清理源头的办法，又必须让帮费从轻，才能作为州县节省开支的依据。凡是论及江苏漕政，都从裁减帮费开始。然而第一次裁减在前任巡抚岳起任内，第二次裁减在前任总督孙玉庭任内，并非不斟酌得当，终究费用还是日益增加，反而把奏明的数目，当作分内应得。即上年代理巡抚程矞采、漕臣杨殿邦联合上奏大加裁减，仍未见到实际成效。书上说“不是知道难，而是实行难”。试以征收漕粮来说，官府与百姓相持不下，花户观望等待，漕运就误事了。以兑运漕粮来说，县官与漕帮相持不下，弁丁故意涣散，漕运就误事了。又或者漕运期限紧迫，必定参劾州县迟延；地方受累深重，必定指责漕帮挑衅。这不等过淮河、抵坝口，就已经各执一词，都并非没有道理。大概督责越急，弊端越生；指陈越繁，弊端越杂。多一个防弊的方法，就多一个索费的门路。此时江苏漕运的严重困境，有不敢一一陈述的。现在有人病在膏肓，形体如同痿痹，积日累月，寸步难行，即使让和缓这样的名医调理，尚且未必没有别的忧虑。如果加上攻伐替代的药物，突然追求旦夕之功，诊断候脉各不相同，纷乱如同聚讼，起初用药物治疗疾病，接着又用药物治疗药物，势将动辄触犯危机，直到不可救药而后已。漕务的弊端，与此相同。臣目睹情形，杞人之忧加倍深切。事关国家大计，稍有不慎，决裂滋扰令人担忧。只应当在未发生前防备，去除过于严重的弊端。诚如户部议奏经理漕政，事情本来相互关联，其中交涉的弊端，则以各自清理各自弊端为主，似乎无须再议联衔。可否请旨饬下有漕各督抚及漕运总督、仓场衙门，务必各自屏除成见，共同矢忠同心，勉力谋求整顿的适宜措施，严厉杜绝推诿的习惯。庶几人和感召，年成丰收，仰副我皇上爱民裕漕的至意。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遵议筹运京仓疏 同治二年 曾国藩

窃臣接准户部咨文，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备京仓一折，经该部议奏请旨饬下臣与官文、沈葆桢、恽世临、严树森等会同筹划，将盐课、漕折两项，实能筹拨多少，妥筹办理等因。于同治二年七月初一，奉旨依议，钦此。并抄录原奏咨会到臣。臣查咸丰十年来，苏浙沦陷，南漕运京，数量寥寥。上年全漕竟未兴办，仅靠李鸿章劝办商捐米九万石，在夏季次第解送京城。在上海经营甚苦，而在天庾（国家粮仓）则裨益甚微。本年东南应征的漕粮，自应设法多解本色米，上供京师至急之需。然而江苏淮扬通海的米，已由漕臣吴棠奏准，仍征折色，拨充扬州军饷。湖北的米，已由抚臣严树森奏准，万难改征本色。江西的米，亦由抚臣沈葆桢具奏，仍难改征本色。这三位大臣都素来怀抱公忠，绝非不顾京仓根本之人。他们之所以难以解送米粮，大概是因为时势所迫，成例所拘，绝非一两句能说尽。目前想要运江楚之米入京，即百余年来的成宪，与近几年的事例，均不能不大为变通。臣请为我皇上缕晰陈述。向来三江两湖，皆有官制漕船，分帮编号，水次受兑，各有定所。如今漕船尽坏，想要全数修复，需银约近三千万两。既难筹措此巨款，又值黄河北徙、运道久淤之后，又值泰西就抚、海道畅行之时，由江浙闽广以达天津，出入洋面，如履户庭。揆之天时人事，自须全废河运，概行海运。而两湖江西安徽向来未办过海运成案，江湖之远，雇船之费，若非由部臣先为定议，疆臣颇难措手。自前明以屯田养兵，以丁运粮船，我朝因之，改为旗丁。行之既久，屯户不能耕田而鬻与平民，动辄倚仗官府抗粮；军士不能使船而另募水勇，动辄倚仗旗丁滋事。名实相舛，已经不胜其弊端了。而旗丁每次领运，需索帮费，视州县若鱼肉；闸坝之委员，通州之仓书，又视旗丁若鱼肉。臣历观道光年间诸位大臣的奏疏，宣宗的谕旨，言及州县浮收，旗丁帮费，未尝不深恨入骨。终以积重难返，莫可如何。如今局势大变，日月重新，漕船既可全废

译旗丁也可以全部裁撤。此前兵部议复严树森裁兵一案，命令臣等酌情办理。郭嵩焘在担任粮道期间，因此详细请求全部裁撤屯兵，将屯田改隶州县，将官员改隶绿营，他的说法非常详明。臣因军务繁忙，尚未据此上奏。现在既然已议定废除漕运船只，自然应当一并革除军队。臣所说的百年成法不得不大大变通，指的就是这一点。

道光二十七年，王大臣与户部会议，认为京师的现银太少，南省的浮收太重，请求将南漕改为征收折色，以充实部库并缓解百姓困苦。随即经总督李星沅上奏驳斥而未获批准。

文宗皇帝即位，巡抚傅绳勋痛陈浮收帮费的弊端，百姓生活艰难，再次请求改征折色，随即经部科议驳而未获批准。等到咸丰三年，粤匪窜犯攻陷金陵，长江阻塞，不得已改为征收折色，定为每石一两三钱。当时的银价，每两可换钱二千余文，米价每石不过一千余文，所以一两三钱，百姓仍嫌其重。

如今情形截然不同，价值悬殊。银价每两仅换钱千三百余文，米价虽然各省不同，但大致相类。李鸿章、严树森上奏称四两以上，是就夏季荒歉而言；吴棠、沈葆桢上奏称三两上下，是就秋季收获而言。臣处目前所购之米，其价也接近三两。如果像崇厚原奏所说，合计米价和运费仅达二两，那么近年绝无此事。米价既需三两，加上由内河出江，由江入海再到天津，船价、耗米等费用，计算起来也不下二两。这样南省解到天津的米，大约需要银四两九钱，而南省向民间征收的漕粮，部价仅算一两三钱。如果解米十万石，就有三十六万两无着落的款项。部臣不准销账，地方大员不能赔偿，其中的窒碍情形，实在缺乏弥补的办法。

就以江西为例，辛酉年的漕折，臣与毓科出示，每石征钱三千；壬戌年的漕折，臣与沈葆桢出示，每石征银一两九钱。按一两三钱的部价计算，所缴纳的并不少；按目前谷米的市价计算，所缴纳的数额，断然不能购得一石米，而船价、耗米等各项费用，更无处筹措。以臣的愚见，必须请求部臣上奏请求特旨，米价、运费均准许据实报销，不拘泥于原定的一两三钱之数，这样江楚地区本届的漕粮，尚可设法解往京城。臣所说的近年事例不得不大大变通，指的就是这一点。

译两淮盐务与漕运政事原本互不相干。然而崇厚提议拨用盐税来购买南方的米粮，这也是权宜救时的一种策略。臣愧任盐运使职三年有余，却未曾为淮盐事务竭力精心谋划，并非敢将其视为缓办之事。沿江上下各军的厘金关卡多达十余处，都以盐厘为大宗。臣如果骤然提议变革，那么各军都会向臣这里索要军饷；如果完全不进行变革，那么官盐肯定无法逐卡缴纳厘金。而且楚岸的引地，长期被四川私盐、广东私盐侵占；西岸的引地，长期被浙江私盐、广东私盐侵占。百姓借此以免受缺盐之苦，邻省借此来筹措厘金军饷。江路尚未畅通，怎能禁止邻省私盐的盛行？况且轮船拖带，弊端百出，既可能授给洋人侵夺盐利的权力，又恐怕开启私枭假托洋商之名的先例。种种阻碍，无处着手。所以吴文锡的呈词、钱宝廉的奏疏，虽然奉旨饬令办理，臣尚且因循未能兴办，原因就在于此。仰赖皇上威福，九洑洲既已攻克，长江一律肃清，臣才与郭嵩焘重新订立章程，先办理江西一岸。现在规模初步确定，稍后再行专案具奏。大抵是暂缓缴纳逐卡的厘金，由臣处总收后分送各处；禁革饷盐的名目，以商运为主，辅以官运。这样或许能收回利权，逐渐遵循正轨。这又是应当变通近年事例，而回归昔年成宪的做法。这两件事，都是当今的急务，而漕粮关系尤为重大，变革也尤为巨大。相应请旨饬令王大臣、户部悉心集议。据臣愚见，恢复南漕旧章，确定海运全规，纵使军务大顺，也须等到同治五六年以后。目前二三年内，只能作为试行的局面，难以立即定为永久的章程。米粮不必一定向民间征收，百姓折银而官府购米也可以，商人捐米而官府代为解送也可以。米的质量不必拘守成例，江广地区参用白粮也可以，苏浙地区不尽用粳米也可以。数量不必完全符合定额，全部解送不厌其多，三四万石不嫌其少。价格不必完全相同，此省与彼省可以参差，前批与后批可以增减。只求有米运到京城，一切不作束缚，听任东南各督抚因地制宜，从容展布。试行一二年后，自然逐渐讲究、逐渐精细，中外都有把握。只是今日的试行，即成为日后的成案。如漕船是否应另造，屯田是否应速裁，沙船应于何处受兑，上游应于何处汇总，哪条应沿用历年海运之例，哪条应沿用本年商捐之例，都须由王大臣、户部预先议定。这样或许可以暂且可行、长久可行，有所遵循。至于盐务是微臣专管，目前实在没有盐课银两可以拨充漕费，愧疚殊深。所幸湖南巡抚恽世临筹划精详，拟解米十万石进京，除新旧漕折外，另筹巨款作为运费，将银两先解到臣处，商议运往天津的方法；又奏派迤东道黄冕察看长江驳运事宜。黄冕因此创立米盐互市的提议，禀请在安徽设立互市局，招徕湖南商贾运米至安徽，由安徽设法运往上海、天津；并让淮商运盐至安徽，与楚地米商交易后返回。此局若成，不仅湖南漕米可以中途交兑，即使江西、湖北的漕粮，也可酌情由安徽递运。淮盐如有起色，即可清理军饷的积欠，也可弥补京米的不足。这与崇厚的原奏、户部的议覆均相符合，也与华祝三请求提取江广银两交吴棠买米解京的奏议，其用意暗合。实属因势利导，两有裨益。除由臣函商江、楚三省详议各自具奏外，所有京仓需米遵照部议悉心妥筹的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复奏。伏乞圣鉴训示。

两湖漕粮难征本色河运疏 同治七年 李瀚章

窃臣前在署理湖广总督任内，准户部咨文，会议太仆寺卿柏寿奏请恢复八省漕粮一折，内称有漕各省，自明年开始，一概令征收本色，仿照江北河运办法，雇船运往通州，以充实京仓而充裕兵食，不得再以民情不便、饷项支绌为词，希图省事。奉旨依议，咨行前来。臣当时与巡抚及司道等悉心妥议，均无把握，难以立即确定。臣伏思漕粮为天庾正供，官俸兵米，依赖此来搭放，小民日常饮食，借此周转。值此仓储匮乏，凡属臣工，都应在无可设法之中，力求补救之术。然而事贵因时，政须崇实。再四体察目前各省情形，似乎尚不便骤然恢复河运征收本色。请为我皇上披沥陈情。

湖北有漕州县，向来是本色折色兼收。征收折色，每石折钱五六千、七八千、十二三千、十五六千不等，有多至十八九千、二十千的。征收本色，每石浮收或五斗、七八斗，或加倍有多至三石零的。尚有耗米、水脚、由单、串票、样米、号钱、差费等多名目。自漕船停运，奉文改折，米石折银一两三钱。又经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奉旨明定折价等差，自每石四千文起

译至六千五百文为止。水脚耗米，均包含在内。由单、串票等名目一概革除。计算为民间节省银钱一百四十万两。湖南也经前任巡抚骆秉章厘定章程，删除浮费。民间所省既多，无不踊跃缴纳。如今若再征收实物米粮，那么此前的耗米、水脚、由单、串票等项，都会恢复旧制。此外，州县的浮收，胥吏的零星勒索，如多收样米、踢斛、淋尖等弊端，势必不可避免。战乱之后，幸存的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这是不利于百姓的。

湖北向来有北漕、南米之分。北漕由丁船运往京城，南米由州县分解给旗营和绿营。北漕正额，只有九万五千余石，外加四耗、二耗，共五万七千余石。其中只有二万余石随正额起交，其余都随船作为折耗发给丁役的费用。又有加一耗，作为分给州县运丁兑漕办公之用。自从前任巡抚胡林翼将四耗、二耗都归入正米，于是从前正米额止九万余石，改折后则有十五万石。加一耗也统入漕折，按一两三钱折算，已共有二十一万余两。又有漕粮各脚，每石一钱五分，计银四万余两，向来用于修补仓廒、水陆脚价，以及漕廉、百总、斗级人等的费用。停运后，只解送漕臣养廉及各衙门书吏饭食，其余则拨充军饷。又漕粮每石，州县向来解兑费数钱至一两余不等，计不下六万八千余两，停运后也充作军饷。又有随漕浅船、军三、安家、帮津、资役等项，漕项改折停运后，归入军饷的，也约七八万两。这样，京城仓库虽然少了八九万石米，地方却多了三十余万两银子。同治二、三、四等年，每年解清派数十五万两，余款提充军饷。虽然未全部解往京城，但道库有此余款，其他库房的京饷、军饷，都能借此周转。

湖南则额征米十三万有零，加增贴耗米一万九千余石。从前运费需八万余两，停运后，南省每年解京十五万两，其二米一项，留充军需。又有额征旱津贴、四所津贴、运费、义帮，每年计银四万五千余两，向来发给旗丁。既积存至十二万两有零，造入拨册。又有随浅、军安等项，也每年三万五千余两，用于抵补通州的轻赍、席板，随帮的役食俸工。如今则改充漕臣淮饷、苗疆经费了。如果军务平定，无需济饷，北省漕折一项，尽数解京，约可二十余万两。南省的四正米、增贴耗米全数也近二十万两。用这些来抵折两省二十二万石的正米，应当已经足够。尚有北省节省的十数万两，南省节省的七八万两，都是正款，也可以提拨。

当初朝廷建立制度时，库藏充足，只期望有米进京，原本不计较区区之利。如今四方多事，财政短缺，不得不因时制宜，通盘筹算。如果改征实物米粮，那么两省仅有这二十二万余石正米运京，加上灾荒缓征，必定不足。而这数十万两的款项，全都抛散给无益的官吏丁胥，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这是不利于国家的。

从前征收实物米粮，规费甚多。从粮道到丞、倅、尹、尉，都有漕规。司、道、府、厅各书吏，均有房费。又有书差辛工、饭食、纸张等费。加上帮丁勒索，势必不得不向百姓多取。而衙门蛀虫包揽户头，借此把持；刁绅劣监，因此挟制。抗欠分肥，盈千累百。廉洁谨慎的官员，往往多赔累；贪婪的官吏，肆意中饱私囊。征收不足额，捏报灾荒。对上损害国家，对下祸害百姓。自从改征折色，各有定则，胥吏无从操纵，衿棍不能挟持，一切陋规杂费，尽行裁革。各州县除批解正、耗等款，不需妄费一文。所以折价虽然经过删减，尚可稍有余款，以助办公之用。如果仍征实物米粮，那么前项弊端一概恢复，规费陋习渐加。州县财力薄弱、地位卑微，即使想洁身自好，势所不能。徒增贪婪之名，无救亏累之实。这是不利于官员的。

译凡是这些不便的诸多方面，都是改为征收实物粮食的真实情况。而河运又有几项困难。

江北试行河运，从淮安到通州，都是运河。在水势未大涨之前，赶到张秋，汛期水刚上涨，就可以迅速前行没有阻碍，及早空船返回。然而仍有交割稍迟，山东境内运河浅涸，不能当年赶回，常有拆卖船板等事，以致船户传为畏途，雇觅颇形掣肘。

湖南北较远数千里，风水阻滞，则抵达淮安的日期，不能预料。道路阻且长，则当年空船返回，尤其难以预定。往返将近一年，水脚势必昂贵，且恐怕相率裹足不前，驱迫势穷，这是第一个困难。

从前军船装运，船大且坚固，远涉江湖，自然没有畏惧。现在运河节节浅滞，不能装用大船。江北试行，每船只容二百石。湖南北多一洞庭、长江之险，以二百石的小船，经历数千里巨浪，风涛潮湿，处处堪忧。大汛之时，渡黄河处所，浩瀚无涯。张秋以南，或河或湖，楚省船只，道远路生，险夷未悉，设有疏虞，咎将谁执？这是第二个困难。

湖南北两省全漕正耗共计二十余万石，以每船二百石计，需船不下千余只。该省兵荒之后，船只稀少，平时商旅往来，雇值本属不易，突觅此千余只之多，尤非刻期能办。如于冬春之交，预羁此多船受兑，少予价值则不愿，胁以严威则远扬，迁延贻误，势所必然。且各省厘金，出于商贾，装载货物，非船不行，设若闻风裹足，行旅不通，厘金短绌，则课饷所关，非同浅鲜。这是第三个困难。

向来军船起运，责成旗丁。现既民船运载，另派押运，多委员则经费有限，少派人则照料难周。家丁船户，皆能作弊，偷漏搀和，不必通仓官人，始有此等伎俩也。长途周防，实无良法。这是第四个困难。

楚省连年旱涝，米价昂贵，入春每复加长。湖北之米，不敷本省一年民食。湖南素号产米之区域，近数年来，每米一石，须钱四千上下。陕甘粮台既购兵粮，又载此多米出境，价必翔贵。年来什物之昂，无不数倍，若再米价骤长，闾阎困苦，不堪设想。当此元气未苏，民食未可视为缓图。这是第五个困难。

至若民折官办，江北虽如此办理，而楚省则又未能。江北章程，每石收银二两四钱，以一半之米，按一两四钱解部，以每石节省之一两，合之一半折色银两，买米河运，除水脚六钱外解部杂费，已无所出。而湖北则奏定减折数目，其少者每石仅四千文，州县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除例解正米折银一两三钱，耗银一钱三分，水脚一钱五分，又酌提兑费数钱至一两不等，所余办公，已属无几。湖南虽无奏定准数，然除部价一两三钱外，亦鲜盈余。若办河运，则水脚按照江北不止加倍，加以押解兑交费用，冬汛水涸盘剥换船费用，计每石不下五两，以部价一两三钱较之，解十万石之米，即有三十余万无着之款。既不能加之民，又不能责之于官，部臣不准报销，疆臣无从赔补。这是第六个困难。

此皆就河运言之。或谓何不改行海运？臣查两湖漕粮，部臣原无海运之议。然果能由海运输津，未始于京仓无补。惟海运多用沙船，近年大小商贩，多由轮船上下，河船装载甚少，船户多致歇业。闻连年江浙海运，已属不敷配载，若加以湖北等省，既不能停江浙之运，先运远省，又不便令两湖之米，久羁海口。且由楚达沪，由沪运京，委员之薪水，船户之水脚，一切杂费，均须另筹。前抚臣胡林翼原有“北仓若需用漕米，即将此漕折银两，照数采买，雇备民船，由上海运京”之奏。当时部臣即以“漕折之一两三钱，能否买米一石，以及雇船赴上海运京一切费用，能否仿照江浙等省，以河运经费，作为海运开销，未据声明，无从悬揣”等因覆奏。是两湖难办海运，部臣早计及之矣。

不独楚省为然，臣前服官江右，深悉该省漕粮情形，不减楚省，遽议起运，恐亦难以措手。其安徽系臣本籍，皖南则未垦之田，十居六七，所存人民，十之二三；皖北则迭经粤逆捻逆，荼毒尤甚，刻虽地方粗靖，而民未复业，欲照常开征，更恐力有未逮。

总之，改收本色，外省之蠹役恶棍，京仓之花户经纪，无不欢忻鼓舞，而民滋输将之苦，官有赔累之虞，得米无多，亏银甚巨，国计亦无

译裨益。仍然征收折色，则实际征收与实际销算相符，官府没有赔偿之虞，百姓不增加赋税。从亿万到分厘，都可以按照章程稽核。为朝廷财政盈亏考虑，那么库房储备优于仓库储备。唯独京城仓库的积储，本是极其紧急的事务。河运既然难以骤然恢复，必须思考力求解决办法，作为慎重根本的计策。臣先前在邸报中，恭读皇上谕旨，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饬苏松太道督令沿海州县出示招商。圣虑已经极其周详，臣愚以为似可推广，令京东、京南附近省份，一体招徕。无论稻米、粟米、豆麦杂粮，都可以接济食用，也准许免除厘税，给予护照。价格涨跌，完全听任民间便利，不许官吏束缚。商贩唯利是图，如果有盈余，必定能设法运输销售。京师粮食，自然容易充裕。再加以江浙海运之米，源源接济，似乎可以无虞缺乏。其中京城官员俸禄、士兵口粮，都可以更改章程，银米并发，调节盈亏，似乎也对双方便利。还有请求的是，江浙连年丰收，谷贱伤农，似乎可以在上海设立机构，由户部核发定章，按照京铜局银数，酌定米价，兑收米捐，陆续运往天津。即将湖北等省米折银两，提充捐款数目解送京城。对京城机构既不相妨碍，对京城国库仍无所损失，对京城仓库也有所裨益。是否可行，伏乞圣明鉴择。将来海疆肃清，元气完全恢复，库藏日渐充溢，自然应当酌情恢复军船旗丁旧制。或者河道疏通，闸坝修理，大船得以畅行，那么江广各省，也可以添造河船，逐渐推广，作为万年长久之计。臣体察两湖情形，目前漕粮，实在难以骤然征收本色。虽然已交接督任，但关乎国计民生，既然有所见解，不敢不沥情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陈明河运艰难疏 同治九年

曾国藩

我私下查考，同治九年的江北冬季漕粮运输，遵照户部的决议，仍然办理河运。臣于十一月十二日专门上折奏报，已有案可查。伏查同治八年的江北漕米，在同治九年通过河运前往通州，途中处处受阻，水陆兼运，直到十月底才能完成。一切经费，虽然由粮道王大经格外节省，不至于过于巨大，但人事的艰难、耗时的长久，与海运相比，难易程度相差悬殊。该粮道在交米事务结束后，赴户部引见，现已快马加鞭返回江宁。臣当面询问情况，结合臣出京时由运河南下所见的景象，他的说法大多相符。如果不预先筹划，恐怕下次又会重蹈覆辙。据称本届承办河运，历时六个月之久，中间处处阻滞，历历可数。例如峄县境内的大泛口，该处是山洪流经的地方，一旦遇到暴涨，水流湍急；等到水退之后，沙泥淤积停滞。今年漕船经过该处，水深不足二尺，河底碎石纵横，最妨碍船只行驶。必须由山东认真兴工疏浚，挖深四五尺，并将靠近滩涂的石堆清除，与河底平整，才有利于行驶。自大泛口向北，则有滕县境内的郗山口，该处是进入湖泊的要道，既浅又窄。还有微山湖内的王家溇、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内的利建闸，南阳湖北的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以北的刘老口、袁口闸，处处淤浅，有的数十丈，有的百余丈，也必须由山东逐段勘明，一律疏浚加深，才能畅通无阻。这是渡黄河之前阻滞的地方，应当预先筹划办理。

议论的人说，早点开兑，早点过湖，即使费力，尚不耽误期限。不知道济宁以南，浅处已经很多；济宁以北，运河尤其干涸。总须等待伏汛盛涨，才足以借助水流浮送。至于黄水穿过运河的地方，逐渐向南迁移。从安山到戴家庙三十里，从戴家庙到八里庙二十二里，运河原有的堤坝，全被黄水冲破，缺口极多。黄水湍急凶猛而势头猛烈，漕船载重而质地脆弱，断难破浪而行。需要使用划船下锚以固定根基，然后由漕船收缆一步步向上移动。否则在浩荡急流之中，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而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等处，又极其淤浅。似乎必须由山东设法，一方面在淤阻处极力疏浚，另一方面在运堤各缺口处，排打木桩，贯穿巨索，使漕船经过时有所依傍牵挽，不被洪溜吸走，仓猝发生事故。这是渡黄河时艰滞的情形，应当预先筹划办理。

等到渡黄河之后，如果在伏汛未落之前，或许容易用力；如果伏汛已过，等候秋汛，就属于渺茫不可预期的事。同治九年在八里庙守候了两个多月，可以作为前鉴。从张秋到临清三百多里，河身有高有低，其疏导的方法，须衡量河身的高低，高的地方开挖宜深，低的地方开挖稍浅，这样才能高低相等，一律深通。再在黄流已涨未落之时，就下闸板蓄水，以免消耗。或者就在平水南闸以东，筑一道挑水坝，引黄水入运河，这都是多方设法，力图斡旋的策略。这是渡黄河之后运道容易干涸，应当预先筹划办理的。

山东水势，涨落无定，有的先涨而后忽然落，有的先小而后复大。漕船经过山东境内一千多里，向来归峄县、滕县、鱼台、济宁、东平、东阿各州县，封雇船只，以备起剥之用。而地方官相距甚远，兼顾不暇。同治九年所雇的剥船，不免临时逃散。拟请酌情修改章程，责成东省管河厅员，雇备剥船，小的装米三十石，大的至百石为止。一遇漕船因浅受阻，斟酌起剥，由粮道按石发给饭钱，以免饿着肚子。至于闸夫也改由河员招集，归其约束，一并由粮道给予工食，这样才不至于缺误。这是修改旧章，应当预先筹划办理的。东平州运河的西边，有一条盐河，倚山为屏障，是东省盐船经过的要道。漕船如果从安山附近，绕入盐河，到八里庙仍归运道，计程二百多里，与直接渡黄河相比，上面有缺口大溜，下面有乱石树桩，其难易悬殊。所以商船大多避开黄河而趋向此路。上年因为不是运漕正道，不敢试行。同治十年行抵安山时，如果遇到黄流势猛，自宜变通改道。只是从安山三里堡进入盐河的路，也必须预先勘明，何处平顺，先立标竿为标志，以免临时周章。这是渡黄河改道，应当预先筹划办理的。以上五端，都是河工应办事宜，又都在山东境内。从前粮船运往北方，沿途修闸筑坝，挑河过剥，均由南河、东河两总督大臣，治理黄河、运河，注意专在漕务，事事各有考成，处处不惜重费，所以能驾轻就熟，事无不举。现在则黄流横决，运河失修，河员的经费大减，河运的米数极微。想要以江北一隅数万石的漕粮，而责成山东以全力治河治运，未免独为其难。然而部臣之所以不彻底废弃河运，也是因为

译既定的法规不可轻易更改。谋划事情不可畏惧困难。必须具备长远的考虑。丁宝桢见义勇为，极力顾全大局，也一定不会因为米数太少的原因，而忽视沿河应当兴办的工程。粮道王大经亲身肩负重任，既然已经经历险阻艰难，现在命令他再次尝试危险的路途，不得不预先周密筹划，以免延误。现在恭敬奉承皇帝谕旨，命令派遣漕运大臣张兆栋前往山东会同勘察筑堤约束黄河水势的事宜。可以与东河总督苏廷魁、山东巡抚丁宝桢当面商议一切。相应地请求皇帝下旨，命令该总督、巡抚等全面筹划漕运道路的整体局面，建立可以长久维持的宏大谋略。并将臣这份奏折所指出的兴办工程之处，分头兴办，以利目前漕运事务。臣应当催促该粮道等人，赶紧兑取米粮，及早开行，以仰慰皇帝的心意。所有河运艰难、设法预先筹划的缘由，谨会同漕运总督张兆栋、江苏巡抚张之万恭敬地写成奏折，由驿站快速呈报。伏乞圣上鉴察并训示。

译关于覆议河运万难修复的奏疏 光绪五年

两江总督沈葆桢

我私下接到户部的咨文。会议仓场侍郎桂清、毕道远关于修治运河的奏折，请求圣旨命令该督抚体察实际情况，核实并妥善筹划。恭敬地抄录圣旨，并回复原奏折，命令钦遵办理前来。我认为因为转运漕粮而治理河道，因为治理河道而筹集费用，顺着水流追溯源头，意图是非常完善的。朝廷挂念河务，原本是为了漕务着想。从前修河的费用，不惜每年花费数百万两银子，实在是因为国家正供的粮食，不靠河运不行，而航海的风浪难以预测的缘故。现在国家财政艰难，万万不是往昔可比，不得已而从漕项中取资，又合并数省的款项来救济。假如各省财力能够承担，也必定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计策，然后费用才不会白白浪费。如果年年修河，来供应年年办运，无论费用从哪里出，我私下担忧病情日益严重，有想要像现在这样的河形而不可得的情况。恭敬地将原奏交议的各条，为我皇上分条陈述。

原奏中提到有漕粮的省份，应当酌情提取漕项若干一事。查江宁所属起运的漕粮，光绪元、二年分的冬漕，用漕项支付运费，因为沿途起卸驳运，沿途挑浚，处处周折，各短缺数万金或数千金不等。只有光绪三年，极力节省二万金，拨充山西、河南赈灾需要，这是恩准暂时实行海运所导致的。江苏的运费，也逐年亏空巨大，全靠藩库挪款垫付。如果再命令分拨几成，无论河运还是海运，都将束手无策。河还没修好，漕运就先废弛了。安徽是折色漕粮的省份，应该有漕项盈余，但京饷出自其中，协饷出自其中，本省军饷出自其中，以盈余弥补不足，尚难相抵，并非有提存的款项，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如果向百姓征收，百姓不堪重负；如果停止解送京饷、协饷，参劾处分随之而来。从彼处汲取注入此处，计策只有裁减勇丁这一法。设防如故，又正值年成丰收，潜伏的匪徒尚不时伺机而动。倘若一旦藩篱全部撤除，善良懦弱的人无所依附，宵小之徒因此产生歹心，即使是智者也不知道如何善后。

原奏中提到江浙两省，能否将海运的粮食，各分出十数万石，办理河运；安徽省下届漕粮，能否起运本色若干，并运米的船只，能否多雇一事。查江苏办理海运，已经苦于经费不足，再命令舍弃容易的趋向困难的，更从何处挪款？安徽的窘迫，甚于江苏，力不从心，不言而喻。征收本色还可以，运输本色非常困难。本届江北漕船，六月尚未尽数渡过黄河，回空更不知何日。即使事情完毕催促南返，盘坝守冻，漕船腐朽过半；或者冒险求速，飘没散失，各船户前车之鉴俱在。下届想要勉强符合旧额，势必须多方劝勉招集，方能成行。更在此之外要求增多，恐怕百呼而无一应者了。

原奏中提到运河应当如何设法修浚，将全河形势，一并详细查明议覆一事。查全河详细情形，臣未亲自踏勘其地，无法臆断。但就大势揣测，前人对于河运，都是万不得已而后采取此策的。汉唐都城在长安，宋都城在汴梁，舍弃河运别无他策。然而屡次经历险阻，官民交困，最终因为中途建仓，伺机转运，然后疏漏损失才稍少。元朝则专行海运，所以终元之世没有河患。明朝以后，汲汲于河运，遂不得不汲汲于河防。漕运刚定章程，河道忽然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政也随之转移。我朝沿袭此制，费用既随着事务增加而增多，而犷悍游食之徒，萌孽其间，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者，引类呼朋，恃众把持，形成固结不可解之势。前任两江督臣陶澍担忧此事，于是创立海运之说，明面上为了节省经费，暗地里为了无形消患。蒙宣宗成皇帝允行，而漕政在穷途末路之时，借此得以维持不坏。等到发捻事起，此辈潜入其中，南北荡平，消磨殆尽。虽然街市市镇，尚有此等名目，然而没有大渊薮来容纳他们，偶尔或成群结队，良善的官吏足以治理他们了。所以河运所可忧虑的，又不仅仅在经费上。

原奏中提到运河贯通南北，漕船藉资转运，兼以保护民田，意思是运道存在则水利也存在，运道废弛则水利俱废。然而无漕粮的省份，水利也关系民田命脉，未曾敢任其废弛。臣私下认为舍弃运道而筹办水利容易，兼办运道而筹办水利困难。为什么呢？就下是水之性，必使贯通南北，不能复听其就下了。不听其就下，则事事皆以人力为之，费用固然不可估量，利益也大大减少。而且民田与运道，尤势不两立。兼旬不雨，百姓想要开启涵洞以灌溉，官府则必定关闭涵洞以养船，于是挖堤的案件兴起。至于河流断绝，且必夺取他处泉源，引之入河，以解燃眉之急，而民田自有之水利，且输之于河，农事益不可问了。运河势将漫溢，官府不得不开减水坝以保堤，妇孺横卧坝头，哀呼求缓，官府不得已，于深夜开之，而堤下民田，立成巨浸了。东境河道，经

译抚臣随时命令下属挑挖疏浚。地方官员难道就全无天良吗？之所以刚疏浚完又很快淤塞，是因为借用黄河水来辅助运河航运的危害尤为严重。前次淤积的泥沙尚未完全清除，下一批漕运船只已经船尾相接、连绵不断地到来。水位高低悬殊，船势难以飞跃渡过。于是明知借用黄河水并非良策，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资助漕粮的浮送。又用各种计谋违背水流的自然属性，强行让它服从我们的范围，导致以前修治的款项都白费了，本届的淤积再次堆积。部臣所说的历年兴修，都只以随时挑挖、逐段疏浚作为权宜补救的办法，这确实是洞察症结的论断，不能不思考祸患并预先防范。议论的人叹息于经费无处筹措、船只准备不足，导致此举不能成功。臣私下认为，假如道光年间每年修治的银两，与道光年间官方制造的船只，至今一一都还存在，用来在借用黄河水辅助航运的河道中通行全部漕粮，也没见它能顺利到达。因为江北所雇用的船只，其大小不及从前粮船的一半。然而必须等待黄河水流泛涨，并且耗尽千百名勇夫的力量去挖掘，通过几十艘船后淤积又再次堆积。今天所淤积的泥沙，必定比昨天更严重。而今天所花费的，对明天毫无益处。假如船只又大又多，就能施展其技术吗？况且令人敬畏而不可侵犯的，是黄河水流的特性。近来因为西北连年严重干旱，水源不旺盛，于是人们就轻慢地玩弄它。事物发展到极端必然向反面转化。假如因为辅助航运而夺取水流的主流，向北流则京城附近地区遭受其害，向南流则淮安、徐州地区遭受其害。那民生怎么办？国家大计怎么办？恳请朝廷效法元朝开创实行海运的成功法则，体察宣宗成皇帝试办海运的深远用心，以获取近日轮船自然带来的利益。并念及时局非常危急，万万不容做无益而有害的事，实事求是，以渡过艰难。臣自知像用贝壳测海、从竹管窥天一样见识浅陋，达不到万一。但既然奉旨命令核实筹议，愚虑所及，万万不敢强不知以为知，在君父面前自欺欺人。除了山东运道的详细情形，应由漕运大臣勘明后覆奏外，所有微臣遵旨议复的缘由，理应恭敬地折奏迅速陈述。恳请圣上鉴察。

译回复朱荫堂的信

路德

五月间，听说朝廷任命您总督漕运的旨意。随即收到您的来信，全部知晓。您巡抚河南，席位还未坐热，就调任江淮，总领漕运重任。事情虽然未经手，但推测您往年任职户部时，应当听说过大概。河南省也有漕粮，您出任河南巡抚期间，更应当详细知晓。如今将数省的漕务，都归您统辖，加之各省情况不同，远近不一，办理本来就不容易。自从前任周公，大力整顿，能使官兵听命，水手收敛，而那些积重难返的弊端，一时未能全部清除。我私下认为，国家在外省设置官员，统由总督、巡抚管理，循名责实，各有深意存在。巡抚取安抚之意，利用恩惠；总督取禁制之意，利用威严。而漕运、河道两位总督，人们都尊称为帅，虽然统辖文武官员，但其治理之道与治军没有区别。实在是因为人数众多，等级又错杂，地势辽阔，层层转换，他们所掌管的事务，又是利益聚集之地，视作奸犯科，居然成为惯例，顽固的习气逐渐加深，牢不可破。不是雷厉风行，绝对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不是严明威严、彰明法纪，也绝对不能做到有禁令必停止，有命令必执行。您如果用治军的方法来督办漕务，这件事必定会有起色。然而这仅仅是论述转运漕粮的政令，并非漕政的根本源头。如果论根本源头，那么各总督、巡抚的责任更多。我私下听说漕粮的弊端，祸患不在于少，而在于不均。起初是由于州县浮收，因为浮收而有生员、监生的白规（额外勒索），因为白规而有大户少交，因为少交而有豪强包揽。等到后来，漕费越来越重，银价越来越昂，小户企图少交而诡称大户，绅士企图包揽而肆意成为豪强。大户日益增多，豪强日益严重，加之银价日益昂贵，帮费日益加重，州县即使极力浮收，收入也不抵支出，于是肥缺变为瘠缺，不得不加征，小户更加困窘，不均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东南官员百姓都陷入困境，就是由此造成的。等到粮船开兑时，州县因为帮费太大，畏缩拖延，运丁因为需索不满足，肆意挑剔斥责，委员四处奔走，徒增烦扰，紧急文书星夜飞驰，只被视为具文。在这个时候，凭借漕运总督的大权，反而操纵在县官、帮丁手中，实在不成体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弊端的根源在于不均，后来又苦于浮费太重。不均的弊端，应当责成总督、巡抚，倘若总督、巡抚害怕结怨，这弊端永远不能革除。如果说裁汰浮费，其权力掌握在漕帅手中，实在是今日的第一要务。虽然如此，历任漕帅，谁不知道浮费应当革除，而最终不能革除的原因，是因为掣肘的人多，肯任怨的人难找。浮费革除，那么依靠漕运为生的人，一旦失去生计，势必都会鼓动流言，企图震撼。况且通州的仓场、户部的云南司，也未必不从中牵制。平心而论，这件事原本就不容易做。但过去听说陶制军与俞都转商议裁减盐务浮费十之八九，当时江南士大夫诽谤言论四起，在京的科道弹劾奏章交相攻击，而陶公安然无恙，并且因为肯任怨、敢作为，受到天子的赏识，这是明显的成效和验证。如今漕务的各种弊端，还不至于像淮盐那样严重，及时整顿，尚可挽回。况且您老成持重，洞察世情，审慎地推行，未必不契合舆论，哪里只是陶公可比呢？您果真用治军的方法来督办漕务，这件事必定会有起色以上所说的，一半是道听途说，一半是主观推测。明知是书生的见解，迂腐疏阔，很少恰当。往年同僚间的友好情谊，分别已久，期望很深。我路德僻处穷乡，略闻时事，虽然没有邻人徙薪的智慧，私下怀着杞人忧天的心情，不能缄默，姑且抒发愚诚。其谬误与否，来不及计较了。

回复桂苏州的第一封信

包世臣

丹盟五兄同年阁下：承蒙来信指教，告知均户收漕的方法，竟然能使三月初所属船只全部开航，固然由于调和得宜，也可见民情应当顺从，不可与之争胜。去年仲冬下旬，您到白门拜访我，我详细陈述今年吴中漕事的艰难，官员、百姓与运丁，都有万难推卸之势。大概是赋税沉重的地区，民力本来疲敝，又数十年没有这么便宜的米，数百年没有这么昂贵的银。漕运的是米，而费用都是银，不宽缓民力，就损害国家根本。然而不宽缓官力，无法宽缓民力；不宽缓丁力，无法宽缓官力。这必须通盘筹划，毫无阻碍才可以，不是一枝一节所能奏效的。况且漕期非常紧迫，彻底查明，往返札商，时间来不及办事。所以我只是劝您稍微推迟到任的日期，使视事在开漕之后，那么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凡是告漕只告县，而府实际上是被动之首，或许上可以进言，下可以导谕。等到您在季冬初二日受印，次日开漕，而常熟发生事端，大府予以重惩，随即采用您的建议，委派官员督办，宽缓民力以分散其党羽，继而是昭文，大府志在平息，众怒不再深究，而所宽缓的仅在常熟一县，同城环视，焉能不产生不满。只有漕棍畏惧威严远离罪行，小民来不及聚集商议，所以暂时得以完成事务。转瞬新漕，不可不趁闲暇预先做准备。松江、太仓两属，以木棉入优，稍胜苏州属，近来洋

译布匹大量流通。价格仅为梭布价格的三分之一。梭布在市场上必然滞销积压。去年经营木棉的客商无不亏损。年复一年，实在难以忍受这种剥削。月前有从淮安来的人，极力称赞漕运总督的新政。委派官员的数量既少，又严禁勒索以减轻漕丁的负担。这真足以让人闻风起舞。请您委婉地向大府说明，漕帅为国一片赤诚之心。大府应函告他沿途仔细考察各漕丁的费用，以及抵达通州后的一切情况。核实清楚可以节省和绝对不能减少的项目，分别详细列出。以让每个人都能顺利卸任，且不兴起大案为限度。总督、巡抚、漕运总督三院合力要求仓场总督，必定能将此事落到实处。这样漕丁的负担减轻，官府的精力也得以宽裕。稍微通晓事理的官员，必定能仰体圣上的德意，从而大大宽减民力。民力宽裕，则无赖之徒失去倚仗，不得不听从官府命令，使小户人家也能与大户均平。均平的法令一旦确立，官府就能履行其职责，而无赖之徒无法操纵局势。这是人心风俗转变的一个大关键。原来漕运弊端的开始，是官府把百姓当作鱼肉，所以宠信爪牙。大户不甘被当作鱼肉，但又不是爪牙所能钳制的，不得不缴纳漕规。小民羡慕大户，不得不依附大户。大户反而与爪牙勾结来吞噬小民。漕船停泊在仓前，习惯性地看到官府吞噬百姓，不得不向官府索取。而通州仓场及沿途漕运委员知道漕丁勒索州县获利甚厚，也从而吞噬漕丁。爪牙又密结尖丁，多方恐吓，每年增加兑费，以共同分取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从前官府把漕运当作乐土，而近来反而视为畏途的原因。洞察弊端的根源，才能找到缝隙和关键来进行补救。然而必须真心诚意地宽减民力，才能有所成效。道光七年，陶文毅公上奏四五六条，似乎也是全盘托出。但他的主意在于克制漕丁以宽减官府，又不为漕丁筹划出路，且完全没有考虑到宽减民力。所以奏定之后，竟然没有实行。少穆公继任后，两次上奏与漕丁争辩却未能取胜，大县反而每年增加费用以万计。这都是因为不知道政事的根本在于安定百姓的缘故。穷尽则变，变则通达。漕运之事到现在可以说已经穷尽了。得到您不分畛域，广泛宣扬大府的新政，我期望它能有所慰藉。我拙集中《衢一勺》里的《海运南漕议》、《下河水利说》、《庚辰〇着三四附录》、《目录》、《叙海淀问答》、《闸河日记》、《畿辅开屯以救漕弊》等篇，都是与此志向相同的。至于银价日益上涨，中外都以此为忧，只有世臣担忧得特别早。我拙集《齐民四术》中农政门，有《与张渊甫书》、《答王亮生书》、《再答王亮生书》、《银荒小补说》，都是谈论补救银贵弊端的。三封给王亮生的信已刻入他的《钞币集》中，《小补说》江西各官员都有抄本。近日台谏所言，大都依据这些来立论。然而我的意见是不固定银价，听任其在市场上自然涨跌，这样可以潜移默化，贫富相安。强行规定价值，恐怕命令而不服从，徒增枝节。我拙集已排印成册寄上，乞求您加以教诲删削，以补救其不足之处，而不误导后人。因为卷帙颇为充实，您无暇阅读，所以揭示其端绪。只要查阅目录去寻找就比较容易了。书生闭门居家的言论，未必能取信于人人。您对我关爱超过平常，所以详细提及。小儿奉命进入谳局，得以日日亲近受教，很好。只祈请您痛加教诲，使他学习有成，我心中感激无极。小儿记忆力尚可，看卷宗也快而细致。只是天性狭隘急躁，世臣屡次告诫劝谕，听说他近来颇知耐烦恕物。问案得到实情，事情并非很难。只是得到实情后办理案件，必须使是非曲直不差毫厘，又不苦苦牵制、比附伸缩，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您传授给他定南公那样的臂助之力，还可以勉强做到。我的拙诗承蒙您嗟叹赞许，惭愧惶恐不已。但实在不能自己而写出这些诗篇，并非世俗的赠答之意。

译回复苏州桂第二封信

包世臣

前月二十八日，洪梦琴别驾来到白门。小儿随信附上阁下初六日在琴川舟中惠赐的书信，并附上二十番的润笔费。所谓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是知道我贫穷啊。打开信笺反复阅读，情意言辞恳切悲痛，如果不是好学仁道、爱护他人的君子，哪里容易有这样的情意。小儿又在信面上注明：近来听说昭文县的首犯已经抓获，这大概是十七日发出的消息。洪梦琴走到无锡时，听说首犯二人有二十二日请求令状的说法，那么昭文县的大案或许可以了结。那些趋赴死亡如飞跑的人，本来不值得可惜。然而推究曾子“民散”、孟子“罔民”的宗旨，罪行的产生是有缘由的，仁人能不感到恐惧警惕吗？

江浙的漕运事务，没有人不认为弊端极深，但旧习没有稍微改变，实在是因为当权者不曾完全了解民间疾苦罢了。大概询问吴中的老吏，只恨百姓刁钻；询问吴中的大绅，只恨佃户顽劣。想要富裕的人同心同德，民间隐情如何能上达？我生性好问好察，因此深深了解并私下担忧。四十年来，向当权者进言的人，无不深切明确，有写成书的，都刻入《四种》，想必已经阅览完毕，不必再详细复述。至于近年银价突然昂贵，而米价更加低廉，如同大力士两头拉绳，拉得急则中间必定断裂，所以担忧得尤其深切。不是敢说自己忧虑世事，只是迫于忧虑生计，不惧怕苦口婆心，不推辞疏远侮辱，才到了这一步。当权者听到这些，不曾不动念头，但最终不曾遇到有人将前后所听说的我的话，细心考核，是否真实切当，这是可叹的。

先前来信说银荒是急症，确实如此。然而想要严厉禁止土烟，屏除呢绒羽毛等洋货，增加茶丝的价值，私下恐怕没有益处。土烟严禁没有比戊戌、己亥年更严的，京城里罪及藩属，而外省的幕府友丁灯火不曾熄灭，官员兵役的瘾日益增大，因为日夜捕拿土烟，不用花钱买，而自然得到饱食的缘故。那些主张烧毁的大吏，听到消息就提取土烟箱解到辕门，又驳斥土烟为伪，空闲日子就在狮子口烧毁枪土，观看的人奇怪没有气味，而真正的土烟和佳枪，却在上房。现在即使重修土烟禁令，阁下能必定诸公洗心涤虑，一反前事吗？茶丝价值，不是官府所能主宰。呢绒本来不是例禁，夷人卧榻之侧鼾睡，卖盐卖硝，明显触犯大禁，而封疆大吏都破例接受唯恐落后，何况想要新倡此条目呢？况且内外富室贵胄，无不崇尚洋货，是将全部拿出焚于通衢以为百姓先例吗？还是将洋货店全部籍没呢？处处都担心窒碍。

今年夏秋之交，有回复族子孟开及致许滇生大司马的两封信，详细陈述救银贵的方法，抄稿呈览，或许可以稍助高明。但这不是阁下力所能及的。只有漕额以苏松太嘉湖为最重最多，而苏州是其领缘。因此为大计而言，则像关键一样重要；为阁下而言，则像剥皮一样切身。数十年漕事虽然没有安静的年份，但尚未造成大祸，是因为苏松的田地，多属于富户，小民自己的田地无几，以佃户的脂膏，津贴自己的田地，还可以周旋。近来既然银贵米贱，那么富户的脂膏也枯竭，必定向租户诛求，业主佃户都枯竭，那么事情恐怕不可问了。昭文镇洋，只是先兆罢了。凶渠伏法，道理如同扬汤止沸。太上老君说：百姓不怕死，为什么用死来恐吓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来信说漕政病入膏肓，即使是卢医扁鹊也无法救治，只有海运稍可补救，而中外没有主持者，也就罢了。阁下的苦衷，我深深理解，但不敢认为正确。诗人所叹，是自恨生不逢时的词句，漕事可以停止吗？事不可停止，则必须寻求所以为之的方法。海运的创议、发行、收功，都是我于局外一手所定，幸得举行，而利益只归官府，没有丝毫利益惠及民间，所以有《中衢一勺》的刻本，以自白于后世君子。等到米运到天津，穆相奉差收米，搜剔弊端，细微之处都达到，封米运到京城，坚白共见，而剥船受指使，多在中途用药破坏。户部奏准先放，花户以廒底搀杂，竟至不可食用，而当权者不加查究，得到米的人只怪海运，所以次年就请求停止。如果近日夷人占据上海，为海运咽喉，倘有得失，梗塞堪虞，况且北洋近来已多盗贼，即使我也不能主持此说了。

如果说治漕病，不是卢医扁鹊所能，我自问不过是不用反药的中医，私下自认为有方能起死人，只是病人讳疾不服其药，这才是真的非卢医扁鹊所能为。州县对粮户的浮勒，帮船对有司的诛求，通仓对旗丁的婪索，有增无减，上下通知。然而中丞与阁下将常熟向来的每石八两减为二两四钱，漕帅委弁的数目减五分之四，委员闸坝所得规费减十之八九，都是今年现行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说仓帅必定想要饱百数十户的经纪，而不顾国家，这大概不对。仓场例以经纪主收，花户主放，婪索虽都在漕粮，但其取各有处。然而漕帅的漕委闸坝确实得到了，而粮道帮及各府管帮船的书吏，其朘削则未涉及。大概这三处朘削旗丁的领项，不止三分之一。道为抚属，并府属，中丞密

译考察实际情况并酌情减免，这是力所能及的。各地田赋收入，土地肥瘠不均。肥沃之地每年的收入常常是官方定值的数倍，可以咨询各省的情况。贫瘠之地维持原状，肥沃之地酌情减免，这也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大举措。通州粮仓的事务专门责成仓帅负责，买粮支取的事务专门责成户部负责。制定新的章程，粮户无论大小，都按六成五折征收，三成五征收实物米，以足够兑换漕粮为限度。折银部分以每石二两四钱为限度。今年糙米和粳米，价格大都不能超过八钱。粮户用实物米一石，缴纳漕粮六斗五升，折合银八钱；折征三斗五升，折合银八钱四分。这样缴纳定额粮一石，共计银一两六钱四分。按照市场价格折合铜钱三千二百八十文。以每斗五六钱的定额来估算，才相当于五百文。加上两忙银三百余文，每亩两税的支出仅八百余文。按照民间每亩定额租一石、实际收取八成的情况计算，田间产出的粮食还可以剩余五分之二。百姓负担得起，上下自然相安无事，不必担心意外发生了。至于兑费，仍然沿用陶文毅奏定的常属四钱、苏太五钱、松江六钱的成例。以漕粮十万石起算，收取六万五千石用于兑换，剩余三万五千石折银八万四千两。以四千石作为逃亡绝户的漕粮尾数，现银八万两。兑费向来只针对正米、副米、改米征收，其余口粮等米，按例没有兑费。每船正米、副米、改米不过六百余石，连同犒劳银，按照最多的松江地区计算，也不过银四百两。查考江广、安徽现行的兑费，尚不及此数。推测通仓也是因江浙兑费沉重而贪婪勒索，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况且“卷条”、“松个”等现象，是旗丁勾结经纪侵吞仓粮，而不是经纪侵吞旗丁的利益。旗丁在山东一带沿途卖米，其价格常常是南方的两倍。到了通州米少，每一百卷一条子，写明四吊或五吊，最多不过六吊，名叫“卷条”。白粮如果数量较少，或者有霉变，就与经纪商量，以七八斗装一袋，称为“松个”。通仓有奸诈的斛手，能将四斗诈为一斛，也能将六斗当作一斛，能置旗丁于死地。然而这类人必定是知名的，数量也不太多。如果仓帅督同坐粮厅查访属实，在点名时将其收押，不让他们进入粮仓，而用其他人替代，例行的费用仍然发给其家属，这对仓储的虚实管理大有裨益。

译额定的漕粮为十万石。需要船只一百三十艘。大约费用五万两。酌情削减道、府两级官员的漕运规费。以足以支付办公费用为限度。连同仓库使用的津贴。徒阳河酌情雇佣县里的驳船。大约需要银一万多两。还剩余一万多两。可以资助州县的公费。其中细微曲折之处。世臣原本并不完全了解。但大致的情况不过如此。如果有生员、棍徒阻挠以及抗缴拖欠的。按照惯例参劾追缴。即使人数较多。也不可姑息。这样百姓、官员和漕丁。就都能安分守己了。查访到真实情况。才拟定草稿。将此前横征暴敛。百姓无法忍受。而官员仍然苦于兑费漕规。以致亏欠正供、玷污官场常规的情况。全部如实陈述。发札商请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联名写信。抄写稿件由快马送去。以请求穆彰阿、潘世恩两位宰相。并请潘相告知江浙在京的显贵。各自发出家信。踊跃遵行。并告知仓场侍郎和户部。户部从仓场抽取的利益。数额不多。本来不足以成为漕运的祸害。通仓的经纪。都有家产。既然看到移文的草稿。知道江南的兑费大大减少。请求圣旨遵办。而又不过分严苛。一定能收敛观望之心。不敢以身试法。等到得到各处的回信。才入宫奏告。并将事先抄送商请政府这一节。在夹片中声明。阻止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陋规私语。一旦上奏章。恐怕会兴起大狱。试想近年来的夷祸。三五个任事的大臣。知道兵凶战危。害怕自身陷入危机。假借民情为词。凭空捏造。圣德如天。于是曲意顺从。施行大赦。实行重赏。曾经不厌倦悔改的。凡是用来顺应民情。缓解百姓困苦的。眼下吴地的百姓。真如在汤火之中了。以实情入告。难道有不被批准的么。只是担心当权者未能相信此事的凶险危急。实际上比海上作战还要严重百倍。阁下内心通达而口才拙劣。说话未必能完全表达清楚。古今当权者身边。一定有能左右您喜怒的人。即使那人并非纯粹君子。利用他的才能共同成就功名。如王阳明厚结张永以禁锢宁王宸濠。唐顺之厚结赵文华以保卫默林。张文忠厚结冯保以延续明朝国祚。靳文襄厚结安大以奠定河淮安定。这些都是失身辱名之事。但后世没有人认为他们不对。君子救世的苦心。赞叹他们通权达变。没有议论为非的。此举如果成功。无论是自主提议还是参与谋划。真是《终始传》所说的有福十世的人了。大狱之后。威声已经震动。于是大力推行平定漕政的措施。良民的心必定归附我们。良民归附。那么匪徒就没有援助。擒拿释放由我们决定。轻重都适宜。但必须用诚心去实行。用恒心去坚持。听说漕帅之所以能大力挽回颓风。是因为屏除贿赂。谢绝请托。所以政令风行无阻。如果真能实行前面的说法。在开漕之前一个月左右。必须明示严禁各处推荐漕友、漕丁。以及挨仓打把式等小节。虽然有怨声。在所不惜。然而世臣在新喻办理漕运。严格遵守漕运则例。禁止浮收勒索。此时为阁下谋划。仍然不外乎浮收勒索。每月偷一只鸡。论者必定讥笑他不恕。但审时度势。不这样做断然不能推行。并非敢轻视阁下。来信末尾称刁民兼悍。习性与本性形成。镇洋大案。接连发生。移风易俗。庸俗的官吏做不到。惭愧羞愧不可名状等等。虽然出于卑职的诚意。但世臣私下认为阁下尚未诊察到此病症的肌理。镇洋、昭文。前后毁抢官吏、绅富的房屋数百上千间。致使阁下招募勇丁、带领军队出省多次。其病根都在于漕运。所以漕政公平。那么刁悍之民都顺从教化。漕政不公平。那么良懦之民都成为敌人。救死尚且不足。哪里有空闲治理礼义。孟子难道欺骗人吗。又听说。不问而告。问一而告二。是荀子深深讥讽的。世臣认为目前可以交谈的人。没有比得上阁下的。而世臣又能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况且时已九月。书信往返。动不动经过十天。担心赶不上事情。所以不避荀子的讥讽。为此尽言。希望阁下垂察。

答桂苏州第三书

包世臣

十九日。徐建康送到初三日惠赐的回信。反复诵读。惊喜欲狂。世臣于九月初二发出前信。到初六听说李公升任云南总督。私下怀疑接手的人必定存有五日京兆的想法。不愿承担此艰巨任务。到本月初八。听说钦差奏明大小户一律征收。不知是否属实。求其稿件不可得。忽然奉到彩云般的佳音。深感欣慰庆幸。并得知李公不想推行此事。那么此番升迁离去。真是好机会。而陆护院、周署藩两位大人。慨然认为阁下均户的说法必定应当实行、必定可以实行。真是世臣前信所说的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啊。又得到钦差代为传达。较易立论。这或许是上天眷顾吴地百姓。想要缓解他们的积困。为国家坚固命脉。使胆怯的老书生。得以在太平盛世优游度日。然而钦差在吴中仅数日。所陈述的漕运之事。断不能全部如实说出。如果只说大户包揽漕运。不能将小民的苦累。以及州县进退两难的各种情形。逐细说明。那么大户难免有借口。且恐怕京中当事者。未能完全了解。怀疑此举仍如从前阿雨窗、孙寄圃八折之说。不过是为浮收勒索筹谋出路。一经批准。那么就近加赋。依托体大而择术疏。导致阻碍盛业。那就真可痛惜了。近日想必已奉到批回。乞请阁下将原奏及奉批由驿马飞速示下。以慰渴望。世臣更担心奉准后办理良非易事。来信

译来信说改变人员与地点，以期政令一出便能顺利执行。然而若不深思熟虑、广泛思考，牵绊阻碍实在太多。况且奉旨发布的告示，州县官员隐匿不张贴。那些负责事务的幕友，反而认为既然已经明确宣布折色征收，正可趁机盘剥粮户。即使有些小失误，也不怕上司不为下属分担责任，以此愚弄主人。江浙的名幕，见识议论大多如此。如果有一句话体恤百姓，敬畏官箴，那就是自找清闲，怎能被称为名幕呢？

又松江所属的漕运总办按规定不连任，每年营求点差，正式费用一万，杂费三千。到了十月，恐怕预先点定的总办规费已经到手。又有大小漕棍，作为漕总的鹰犬，漕总所求，若不能从本官处得到，就唆使漕棍上控漕总。上级认为漕总被漕棍控告，不知道其实是由漕总指使的。又有围堵漕总房屋，拆毁器物，但程度不大不重，大抵也是漕总指使，用来制约本官的。十年前情形如此，都是世臣亲眼所见。近事不敢妄加推断，或许也未能完全改变旧习吧。

来信想诱使旗丁使用账簿，此事恐怕难以做到。然而听说镇江所属的兑费，每船不过三百多千文，常州所属也不过五百千文，还达不到陶公奏定的四钱数额。常州、镇江的米，一律抵坝交仓，与苏州、松江有何不同？苏州、松江受兑，多系江淮、兴武两帮的船只。他们必定认为其他帮多有屯田，只有江、兴两帮没有，所以兑费加倍。然而其他帮没有月粮，江粮道所管的虎贲仓，用来供给两帮丁家口粮，其收入并不比屯田少。况且江、兴两帮，有府属三帮，兑费少的，才每船七十两，多的加倍。他们的米难道能不入通仓吗？

再说白粮每船兑费高达三千以上，帮书管理一只白粮船，年收入千金，这又怎么说？如果实行大小户一律，而不减少帮费，则必定无法推行。减少兑费，伍丁必定纠集水手滋扰闹事。伍丁即使安静，州县负责漕务的官员，也必定唆使他们出头恫吓。谚语所说的下马威、虎头势，就是如此。因此必须厚积力量，抵挡其风浪。过了两三浪头而不被动摇，则他们自然会退听我的命令。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前信必定说要以诚实行，持之以恒。

阁下以仁心为质，虚心下问，所以牵连及此。所言也仅是大概。变动不居，原本没有一定的准则。可以使鬼魅遁形的，只在于握紧舵杆，随机应变罢了。

译与桂苏州第四书

包世臣

前月十九日，接到初三日您惠赐的回信。随即在二十一日由孙北捕通过急递附上我的复信。后来才知道您的两个小儿子已经返航回到吴门。而我的学生、合肥籍诸生沈用熙写信给您的大小儿子，说您想要诱使旗丁交出通仓的账目，从情理和形势上看都绝对不可能得到。只有庐州帮有两个关键人物，依法去寻求他们或许可以。我认为他的话有根据，便写信告知您的两个小儿子，命他们将原信呈给您阅览，想必您已采纳。昨日有江淮伍丁来寓所乞求书信，我询问漕运事务出入的大致情况。他说仓帅的书吏都侵吞仓粮，坐粮厅的书吏都侵吞帮费。侵吞帮费的人，绝口不提索要费用，而帮丁则委婉地送钱，以购买平安。经纪手下有斛手，他们的伎俩虽然很大，但米量短缺不过赔偿补足罢了，只有挑剔米色，顷刻间就能形成奏章案件，常常导致倾家荡产，所以不得不预先打招呼。打招呼的费用，松江梭米一船，经纪计算约需一百千文，斛手约需十余千文，厅役约需四十千文，个儿钱本在公费中约需三十千文。每船到达通州，各项费用几乎接近二百千文。只有白粮每船必须银五百两。如果漕粮和白粮各船，有米量少、米色变坏等情况，则需要另外商议等等。这个人系江兴两位公推举的总领，言出无心，自然应当不错。只是来不及问清是京钱还是大钱，但即使按大钱计算，每船到达通州，所费尚不及一百两银子。我随即责问他道：“镇江所属的兑费，每船不过三百千文，通仓已经要二百千文，再加上垫舱、提闸、打溜、沿途支应、催攒员弁等费用，如何能支撑得住？”他说：“松江所属的兑费大，所以仓费也大；其他所属的入费轻，则出费也轻。然而通州坝上拨船及口袋，都是经纪自备，赔垫甚多。近日朱道长所奏的盈字一号，须费万数千吊，事情都很确实。如果不通盘筹算，只想一意孤行，事情必定不能成功。月前星使奏定均户一事，并非不可行，但吴中当事者，恐怕未能彻底了解此事罢了。”我担心问得太急切，或许会引起怀疑，于是没有说完就散去了。我认为仓费只有这么多，均户所得，大体可以办理。至于沿途各项费用，现任巡抚正是漕帅，实心厘清弊端，必定知道真相。您再偕同粮道查核各船应给的漕款，以及各署书吏的剥耗，酌情确定保留或削减，那么均户这一善政，就可以没有阻碍了。即使有不畏恶作梗的人，数量想必不多，宽猛相济，威惠兼行，您自有真实的作用，我只乐观其成罢了。

答桂苏州第五书

包世臣

灯节接到次子的来信，附上您岁末惠赐的书札及炭金二十饼。正式书札出于书记之手，书札后手批漕事现在尚且平安，只是大户多有观望。帮费七折，已具切结，兑开是否无误，尚不敢肯定。总在于县令得人则能推行，不胜兢惕，并望详细教导等等。仰见您为均户一事，费尽心力，而好善好问如此，佩服感谢之情无可言喻。帮费七折，岁末即已听闻，说是仿照东省新奏之案。然而苏松道属五府州，镇江不及常州的一半，常州不及苏州、太仓的一半，苏州、太仓不及松江的十分之八。一律七折，在苏松尚嫌太优厚，而镇江所属则已不足。主持此事的人未能详悉底里，一概而论，那么就是均而未均，诚恐切结不可凭准。我又听说松江每船洋银一千三百中，有折米一百石，苏州、太仓七八十石，尖丁照州县折民之价，稍良善者或八九折。大概漕例津丁加四，节次裁改，仍有二五津丁，丁除折外，中途仍可盗卖，以到通溢米，每石只领银八钱，而折之州县，及沿途私卖，所得皆数倍。当此仓储空虚，岂当更听其私折私卖？然而若不请增余米价值，略与海运船等，则立法仍不能行。其机惟操于当权者之入告耳。而上游不知此情，州县惟以总数恫吓上游，以遂其鱼肉小民之私。大凡君子是人的美称，而或为或不为，其上达下达而有成者，则必出于拚得。吴中令长，岂尽无恤民之心？吴中绅富，岂尽崇破靴之行？而至征输漕粮，则其不为君子之志甚坚，而同志者至伙。以仆所见，盖三四十年于此矣。诸公皆拚而即得，是以无不拚者。阁下笃念邦本，欲反其痼习，其为君子之志坚矣。而同志之多寡则未可知，且阁下之能拚与否，仆亦未敢悬断，则信乎能否无误，不可知也。星使原奏，未能详切，当权者又瞻顾大局，不能得都中巨绅之力，唯有地方官延在籍诸绅，仿张文忠谕三吴父老书意而谆谆劝之。吴中彭宋两族，向不业此，而未出头，韩吴董则难言矣。集而谕之，或可有济。太仓以钱氏为巨族，新经小惩，似应引为大诫，未当终恋鸡肋，再为厉阶。松属之绅，以张诗舲承宣为巨，其人仆所素识，甚明白知大体，阁下切致立人太守谆延而力商之，未必无济。若一委之县

译命令下达后，地位低微、力量薄弱。况且他们被人抓住短处和长处的地方很多，怎么能完成这件公事呢？凡事预先谋划就能成功，谋划时不预先考虑，临事时又不能上下都得到支持，为阁下考虑也确实太难了。昨天看到漕运总督的折子草稿，固然偏袒丁忧之人太过，但也因为州县官员的漏洞太多，幸好朝廷志在捐输，尚不至于按名指摘，从而兴起大案罢了。百姓的困苦既然不能缓解，寡妇不忧虑织纬，自古以来就被讥笑。春寒依然猛烈，恳请保重。

译回复桂苏州的第六封信

包世臣

四月初，我收到了您在三月二十三日于齐门船上惠赠的来信，次日，您更正海上被劫米数的信也到了。从中可以看出您垂念国家大政，虚心向下请教，没有片刻懈怠，我实在深深敬佩。信末您询问关于丞儿的两件事，尤其承蒙您殷切的关怀。我因为海运之事关系重大，而期限尚宽，昨天接到丞儿在工地的来信，得知工程早已完工，正在浦口等候验收，不久就要回白门一趟，然后再去苏州，所以回复稍迟。我将信交给丞儿当面呈上。漕运之事若能惠及小民，而奸徒也都收敛，您来信说揭竿起义之事，大概可以暂时避免。要说能长久维持，我不敢妄言。中丞、方伯极力谋求治理，来年必定推行海运。而招募商船运米，在洋面被劫两船，仓帅又上奏说米色潮湿，这些都是极力阻挠海运的借口等等。去年您说只有海运可以挽救漕运的祸患，而朝廷内外无人主持。我说从前海运从谋划到成功，都是我作为局外人撮合促成的。而今天北洋海盗风气很盛，夷人驻扎在上海，扼住咽喉要道，难保不会另生得失。即使我也不敢主持。因此这个提议发自您，朝廷内外不希望它成功，反对的人多而支持的人少，稍有不利，则罪责有归处而事情无补益。现在圣上睿谋严令，我恭敬遵照妥善办理，谣言虽然厉害，但无法归咎于我。听说北洋海盗团伙，聚集的人不多，其大帮仍系南洋海盗，在南北交界处滋事。然而十年来走北洋的船只，时常有失事，而商贾未曾因此阻滞，更何疑于漕运。至于对外夷驾驭有方，也可以不必忧虑。况且沙船闻风踊跃报效，不像六年刚开始时那样困难。只是六年海运，利益专归官府，今年减折已有成例，自然不至于像前次那样反而成为百姓的祸患。然而必须先由院司通令海运府州县，令其详细筹议，封雇拨船，运赴上海的水脚，以及天津至京的津贴，如何收本色，如何收折色，即可官民两益。使议论自下而上，上不犯专断之诫。又派解事的大员会同粮道代行官督率该衙门书吏，查核历年减运，及六年海运全帮停泊的旧章，实可节省漕项若干。当此仓库空虚之日，为人臣子，岂可视同陌路，不为国家深谋远虑呢？所最难的是，天津拨船，力能败坏成功，必须筹划绕过此关，方为万全无害。本年正月初，姚大定赴苏州谒见署督，问海运的要领。我告诉他要先奏明请饬各都统及仓臣详细商议海运分起抵津，先核米数飞咨仓臣，由仓臣分拨某旗前赴天津领运，盖仓米一石，重不过百余斤，实止漕戽八几折，若各旗拨什库自赴津就船运回，则米皆坚洁足斛，其车脚由南优给，不使马甲受累，至马甲人数众多，阅月更时，事故必所不免，或有公项，可以查扣多关米数，谅亦无甚窒碍。大定比编次成文章，然立说未能详切，故复及之。漕运例有津丁加二分五米石，若举海运，则悉成正供，以苏粮道所属一百七十万石计之，便溢出米四十万余石，以现在办捐米章程每石三两计之，已值百二三十万两。惟前届在天津，星使办理过于节省，江南解银四十万至津办拨运，动用才数万，余交委员解回，银遂不知所之，至今以为口实，此前事之必当引为切戒者，阁下或不知其详，故备述之。节次来示，奖摭之词，或谓爱人以德，为谋必忠，或谓视民如伤，与人为善，或谓热肠救世，伟抱匡时，如莘野之纳沟任重，比仲举之揽辔澄清，实非所任。惟宋儒唐子西有言，君子期于匡济，至于独善，诚非得已。然当不得已时，而有毫发便利，可以益人，则虽穷厄九死之余，未有弃而不为者。都无可为已，犹思所以为利于后世。仆则自成童时，怀此志以迄于今，垂六十年而不变者，亦唯阁下能谅鄙心耳。夫漕只政之一事，而苏松又漕之一隅，然其关系国脉，盖无有大于此者。仆之败也以漕，废弃还山，足未出闉，不敢复与人家国事，以阁下殷殷善问，故不惮喋喋，前后诸书，几及万言，其于漕及海运机宜得失，亦略备矣。心力早殚，目力尤劣，阁下如有疑难，覆检前后诸书，自有触悟，随机应变，非言所尽。

回复桂苏州的第七封信

包世臣

日前外出吊唁汤氏，与南坡一同吃饭，因而听闻苏州现在办理海运的章程。我询问天津剥船如何越过，南坡回答说在苏州未闻此说，只议提取银二十六万两，春初派大员带赴天津办理北坝之事而已。这一层关系至巨，况且时已仲冬，故不能等待阁下下问，而即详说之，以备照行。夏初子畏赴苏州，我与他切言越过剥船的方法，属其到苏州备告陆抚部与阁下。子畏深知剥船

译船运的弊端，与我所说的大致相同：凡是运回仓库没有损耗的米，经纪一定会指使剥船将其毁坏。他们的手段是，在途中有镇店的地方，先卸下四成米。比如载一百石，就卸下四十石，其中十石归剥船，三十石归经纪。快到通州大坝时，再用开水发药，引以烧酒，经过一夜，六斗米就能膨胀成一石。然而这样的米入仓后必定腐烂，即使未腐烂的也不可食用。这个说法与我听说的相同。至于吴子畏对此事只字不提，实在令人不可理解。子畏虽然官位不高，远不如我显达，却如此漠视。我前后写信，之所以没有提出越过关卡的方法，是因为当面交谈比书信更为详尽。经纪侵吞帮费，花户侵吞仓米，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剥船虽然是官船官人，但南粮入仓之后，他们就停工待食，听任他们撑船到直隶各河道营去谋生，三个月后才回来剥漕，所以向来归经纪管辖。通仓的花户，发放官兵俸饷，每石米实际只有百余斤，多的也不过百十余斤，实际米量不过八斗多。南坡说今年苏松太地区也有歉收，正征不过七十余万石，加上报灾的三十万石，共一百十余万石，比六年减少了五十余万石。这样，越过关卡一层，就更容易举动了。凡是自京城赴通仓领米，车既需自雇，加上从通州到天津二百里，每石得京钱一千，足以支付车脚费。库银二十六万，可换京钱一百十余万串，正好符合每石一千钱的数目。务必先将剥船的积弊奏明，在放洋之前，飞奏米数，请饬令部议派应领之人，前赴天津领米，并领取贴价，以放为收，即由收米星使负责，省却交仓一层，也属便利。查六年仓储尚充，所以搭放较迟。明年春饷一放，各仓已空。海运米四月抵津，正值夏饷应放之期。二十四旗马甲米每季额放六十万石，加上王公及满汉文武蓝白布甲应放的米，虽不知确数，想也不下三十万石。这样，夏饷一放，就开除九十万石，余米二十万石，连同贴价存贮北仓。北仓本可容纳四十万石，不用担心不能容纳。有人说九十万石的粮，需车八九万辆，一时难以聚集。那么可以听任领米的马甲各自邀请伙伴，共同雇佣剥船，优给雇价，而亲自押运。数人监押一船，发水下药的弊端必除。因为越过关卡的剥船，实为越过关卡的经纪。剥船得领米人给价，较各处营趁已优，而应领米人皆得全斛加二的米，又贴价尚有盈余，利之所在，人自趋之。虽乐败此事者多，无能肆其蛊惑。如此则海运可以常行，而嘉湖亦可继办，以避汤火。闻经纪花户声势之大，前年几乎败坏惠邸。子畏久任京职，一蹶之后，尤震慑不敢出言，亦无足怪。惟明年海运米既入仓，则不能问经纪；出仓后，又不能问花户。官员所领，则已矣。二十四旗马甲领米而不可食，且无他米搭配，必不甘嘿。恐其咎必转归在南经手之人，则后悔无及。且将如国事何。阁下当细思之，痛切白上官，以必得请为度。为国谋固宜，即为身谋，亦非此不济也。言尽于此。天气厉寒，唯千万自爱，不具。

译这七篇文章对漕运弊端的揭露摘取毫无遗漏。而且对于河运与海运两种运输方式的周折之处，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由此可见变法之艰难。如果不是改弦更张，怎么能廓清数百年的积弊呢？这就是所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的道理。最后一篇极力陈述津门剥船之害，筹议未免有些偏激。后面列有桂苏州的复信，对此辨析得很详细。所以一并收录保存。

复包慎伯书

桂超万

接连收到您的两封信函，都是关于海运的谋划建议，反复恳切地讨论，如同见到您婆心一片。信中提到“越过剥船”这一策略，被黄南坡、张子畏两位太守叹服等语，我实在未能理解。因为这两位先生来苏州时，未曾一字提及此事。我正打算写信询问，而您的华翰又至，详细叙述说请令京官赴天津领取米粮，酌情补贴车费，就可以越过剥船环节，米粮不会糜烂，后患可以消除。充分显示出您为公为友之心，无微不至，令我感激敬佩之情交相深厚。只是仔细思考此事，有难以实行之处。四季的粮食，当作一季的口粮发放，恐怕预支的成例难以开启。百万石米粮，运输超过十万辆车的规模，恐怕难以估量的费用难以补贴。如果储存在天津仓库等待，恐怕难以修建广阔的仓库。如果停泊海船等待，恐怕难以让船只终年驻留。如果立即上奏报告，未必能获准实行。或者交由部议，必定遭到驳斥诘问。不知还有什么办法来策划此事。来信又说局中所议，与南坡意见不合等语。先前因为南坡是海运熟手，曾与他咨询谋划。原来的章程，大同小异，并不很相反。只是有人提议用粮船的帮费来补充漕运，您坚决认为不可，说这隐含有加赋的实质，不仅以后援引为例，贻害无穷，即使目前民力也艰难。您所说民间交出的米石，总须运到通州仓库，运费由下边出，尚属可行。而且形势不能不出于此。时事都沿袭旧规，极重的赋税，请求减免不得；运米的费用，官府赔偿不能。这一举措，颇能充裕国家储备，而在惠民这一节，不过是比常年稍宽裕些。幸好有均户的旧章，郑重申明，多方警戒，那些稍有良心的州县，尚不至于肆意苛征。

答夏嗛甫论处置旗丁书

沈衍庆

奉读来书，询问正月十五日之事。这看似意外之变，实则在意料之中。饶州向来是商贾聚集之地，良莠混杂，其中尤其桀骜狡诈的，是粮船的水手。他们持械劫掠，习以为常。地方官恩威并用，得以弹压而不生其他变故，一是因为旗丁是在官人役，二是因为每到交春时节，各县冬漕汇聚，帮兑的费用源源而来，正值秋收之时，必定没有别的忧患。没想到九江陷落后，漕运奉命停止，衣食之源于是断绝，觊觎之心顿时产生。一听说贼船东下，不禁幸灾乐祸，希望招引外盗而起内讧。言谈间的祸端，实际上始于此时。幸好所派遣的侦探四处出动，得知贼人已全部出湖口，陷彭泽，当即单骑出城，谕告居民，告诉他们这是匪徒而非贼寇，切勿落入其计中，轻举妄动。正当喧闹哄抢之间，看见有担囊负箧而奔走的人，抓获后，赃证确凿，那人正是粮船水手。于是手拔佩刀格杀两名罪犯，事情于是安定。次日拘捕其舵长到来，向其展示首级，他俯首无言。再三审问，确实不知情。于是从轻在庭下杖责，令他具结保证此后约束水手永不滋事，然后遣散。之所以不想操之过急，是因为这类人停运之后，糊口无资，一旦穷治，必定铤而走险。加上沿江减歇的粮船，更番勾结，为贼人做向导，其祸患不小。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说“借给敌人兵器，送给盗贼粮食”，不可不深思而审慎处理。此时省中已奉朝廷寄信，令有漕各州县停运粜卖变价，并查核粮船水手，作为招募义勇。能否不滋生流弊，现奉通饬，相机筹办。私下认为此举若得实行，选拔其中骁勇健壮的，训练归伍，可以化枭雄为良民，这是一便。这类人以船为家，久居饶州，与百姓相安无事，可以反客为主，这是二便。人情饥则求食，渴则求饮，婴儿失母，喂奶则归附，必定不至于借此居奇，贪婪索要月饷，这是三便。贼人回窜，自属意料之中。即使久踞下游，也恐怕一日不忘江楚。郡中无城可守，一朝有警，拟即移营康山，扼守险要。虽然成败利钝，不可逆料，但裹粮坐甲，只求敌人，也必定没有因噎废食的道理。弟一腔热血，愤懑填膺，每怀乡先生金正希、吴次尾的遗风，不禁拔剑欲起。同仇敌忾如阁下，只期望共同高举义旗，以雪敷天之愤也。

致曾侯相书

冯桂芬

近年来士大夫动不动就有恢复河运的议论，宣南地区尤其众多。问其原因，不过是畏惧外侮罢了。试想扬子津门，并非可以飞渡，河运与海运有何不同，不待智者而知。又有人说潞河一带居民，近来更加贫苦，河运一旦恢复，可以资以调剂。不知道乾隆以前，清漕无弊之时，漕项各款，旧籍具在，并不能润泽沿途。嘉庆以后，帮费无度，至每石二两之外，白粮三两之外，于是帮官穷奢极侈，提解之费，一处或至五十金，沿途莫不有所沾溉。果真如此

译您所说的话是对的。不仅想要恢复乾隆以前没有帮费时的河运，甚至想要恢复嘉庆以后有帮费时的河运，这尤其是一种荒谬的言论。然而，以今天的事势来说，人情习俗偏向宽纵，加上物力昂贵，各种开支都比过去增加了数倍。即使不考虑沿途官吏借机中饱私囊的打算，也绝对不可能恢复乾隆以前没有帮费的河运，而只能恢复嘉庆以后有帮费的河运。果真如此，即使南北河道畅通无阻，帆船云集，撑篙的船夫林立，船只停泊在河岸等待出发，而海运的各项费用全部归还给漕运经费，势必另外筹措帮费。以征收一石米为例，起运大约只有七斗，帮费每石二两计算，今天所定的南漕征收一石米外加一千文钱，必定要增加到三千几百文；折价三千几百文的，必定要增加到六千多文。这能行吗？不能行吗？更何况所谓河道畅通无阻、帆船云集、篙师林立的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呢。总之，河运即使能够恢复，一切旧的弊端也会随之恢复。东南地区承受恢复河运的祸害，西北地区却得不到恢复河运的利益，而且恐怕国库和民脂民膏耗费万亿，最终导致无法恢复，或者刚恢复就很快废弃，甚至恐怕水手们从中牵制阻挠，想废弃都做不到。雨生中丞的意见与我的看法相合，只是奏疏中主张用三板船辅助运输，正好触犯了众人的忌讳。这件事似乎应该以在天津采买，并将原本筹划的疏浚河道、制造船只的费用，作为提前一年采买的费用，这才是正确的议论。如果活在今天还真正想要恢复河运，即使称之为胡言乱语也可以。您一言九鼎，如果能借此平息这种议论，那就太好了。即使不能这样，只要不去推波助澜，也没有人能推行此事。国家财政幸甚，百姓生活幸甚。

译回复吴仲仙漕运总督的书信

曾国藩

南方漕粮全面改为海运，这顺应了天时与人事，是穷极则变、推移演化的趋势。您指示江北各属以及安徽北部经由洪泽湖向北抵达的地区，先办理河运，以避免绕道上海出海，同时旧有的制度也不至于完全废弃，这充分显示了您卓越的裁断，斟酌得当。弟弟虽然主张海运的说法，但也不敢彻底废除河运。因为北运河这一条水道，是历经数百年劳苦大臣经营才形成的巨大河流，怎么可以因为停运的缘故，毁掉前人莫大的功绩呢？只是关于修造漕船一事，弟弟的意思是不希望太急促，不希望规模太大，不希望按例价责成旗丁自行建造。太急促，就没有这笔巨额款项；规模太大，就难以漂浮运送。或许千里河道深处通畅，但某一段却淤积浅窄，又会增加无数疏浚河道的费用。责成旗丁自行造船，往往一个旗丁造船，全族都要敛集资财，能够趁您在任期间革除这种苛政，那是万幸。如果要顾全这三点，那么江苏、广东、湖北三省，似乎不能不以海运为主，而河运仅能作为辅助。我这粗浅的意见，仍恳请您切实指示为盼。

敬陈筹运西米策略的奏疏 咸丰八年

陆秉枢

我私下认为，京城粮仓的储备，以漕运为大宗。近年来军务尚未结束，河工尚未恢复，江苏、湖南的漕粮，全部在本省折成银两缴纳；河南、山东的漕麦，一半因为军饷而被截留。所依靠来接济京城粮仓的，只有浙江、江苏两省的海运。前年两省遭遇旱灾，运量较少，京城粮价异常昂贵，旗人和百姓的生计极其艰难。仰赖皇上特别施予殊恩，开仓赈济，才没有缺粮的忧虑。然而之所以能筹措这些赈济费用，实在是因为俸米、甲米等一半折成银两发放，所以得以勉强维持至今，并非粮仓实际上有盈余，足以接济京城百姓的口粮。今年海运南粮，仰赖皇上洪福，数量是去年的数倍。但以一百七十万石计算，对于户部拨款似乎尚不短缺，但对于旗民的人口需求仍然不足。如果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尤其不能不宽裕地筹备。臣看到近年来内外臣僚的条陈，如购买台湾米、洋米，劝谕江浙捐输，碾运四川仓谷，以及采买奉天、陕西的杂粮，并非不尽心筹划，而实际上运米到京城的，也只有江浙捐输、奉天采买十几万石而已。此外有的议而未行，有的折成银两起解，仍然不能源源不断地接济。反复思考，终究没有良策。因此看到前任太仆寺少卿徐继畲有关筹运西米的策略，拟请招募商人贩运宁夏米粮，在河南怀庆府设局收买并转运至京城，考察他所议的内容，恳切详明，对于该地米粮的大致数量、船筏的形制、河道经过的路程、文书往来之路，多有亲眼目睹，确实可以付诸实施。臣谨摘录其办法八条，缮写清单，恭敬呈上御览。恳请皇上俯赐采纳，命令下部臣筹议试办。如果能制定章程，那么山西、陕西、四川现有筹备买米的银两存储在部库，尽可作为资本，该少卿所拟第六条中另外筹措银款一事，也可以不用担心。只希望管理得人，实在对天子的粮储大有裨益。是否妥当，恳请皇上训示遵行。

一、宁夏自秦汉唐以来，作为边塞积蓄军需物资的地方。历经宋元明，古渠大半淤塞废弃，水利于是衰微。我圣祖仁皇帝谕令地方官逐渐修复，四县一州，东西五百里，南北六百六十里，共开渠灌溉田地六万八千余顷。其所产的米麦杂粮，向西溢出玉门、河湟，向东到达豫、徐、秦、晋，确实是天子粮仓之外的储备，不是其他地方可以比拟的。时隔百余年，各渠已经淤塞很多。以四万顷计算，中等年景，还可以收获四百余万石。查旧志，宁夏一府，征收官粮十三万余石，而地丁税只有六千余两。地处河套口，本地居民不多，有田的都是外地富商大贾，以杂粮为货物，贩运获利。耕种收获，都招集外来壮丁做佣工，留下米粮十分之一，就足以供应缴纳官粮，以及本地户口和佣工的口粮，其余都贩运到甘肃全省、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数量很大。现在京城所需要的，分取其中的十分之一二，就已经绰绰有余。这不担心米粮不足。

一、宁夏的运道在黄河，人们都知道。但上游与下游截然不同。从宁夏绕河套三面，到山西汾州府的西界，水势很小，性质也平稳恬静。由此向南，到河津以下龙门，水性就变得悍猛。所以宁夏出运米粮杂货，有船、筏两种。近处用筏，行于山西、陕西；那些前往河南、江南的，就必须造船。船名叫西河牛，每年桃花汛后，顺黄河直下龙门，专走中流，昼夜不停泊。上游水小，一天一夜可以走三四百里；下流水大，可以走六七百里。或者遇到风暴，两岸停船，而这船在惊涛骇浪之中行驶，与平静水面无异。无桅、无橹、无桨、无舱，船身全在水中，水上只露出狭窄的船面。船夫在船腹中寝食，船后有两个铁锚和一个舵，别无所有。用水而不用风，唯独神速。只是不能向上游行驶一步。卸载之后，即将船板卖给木行，拆造器皿。从宁夏开行，大约不过二千五六百

译里。桃汛平缓。大约七八天就能到达。以往这些船只装载的米麦，大多销往河南，以汴梁为主要的集散码头；黄豆则销往南方，以清江浦为主要的集散码头。自从黄河溃决之后，清江浦已经变成陆地。汴梁虽然在决口上游，但多年来土匪不时出没，米粮船恐怕无法销售。西河牛船不再下行至孟津，已经好几年了。然而如果要招募商贾进行贩运，只要运到怀庆一带，就可以设立机构收购。怀庆以西的黄河，水流安澜如旧，各地都是安居乐业的地方，没有阻碍困难之处。

译一、关于宁夏造船的木料。产于贺兰山。贺兰山位于府城西六十里。自古以来是居民打猎、砍柴、放牧的场所。如今则是木商砍伐造船木料的地方。所产的木料，属于松、柏两种。制作木筏所用的都是松木。西河牛船则使用柏木而不使用松木。因为柏木到处都值钱，薄板也可以作为器具使用，那么米豆和船只，都是它的货物。松木解作船板，不如柏木那样容易变现。所以造船不使用松木。如果需求量大，松木自然也可以使用。只要让米粟获得好价钱，有利可图，商人的热情自然就会高涨。

一、宁夏的粮食直接顺黄河而下。如果由官府买米造船，招募水手，再派遣官员和兵役押运，种种繁杂的费用，比起商人运输，增加两倍不止。况且西河牛船船面狭窄，完全没有安放官员和兵役的地方。如果增设篷舱，就担心招风，船只无法保证安全。又在洪涛巨浪之中，昼夜不停泊，彼此来不及互通消息，押运的官员，也无从照料。现在要想把宁夏的米运来，只有招商这一种办法。向来该地的行商，必定先探明河南、江南米豆的价格，才开始造船贩运。运到之后，比起本地市价略微便宜，才能迅速售出。所以官府办理，米价必定上涨；商人办理，则遵循惯例，无事可做，有利就前往，无利就停止。不经过官府人役的手，各种弊端都不会产生。只是与官府交易，是人情所怀疑的，既担心交米时的挑剔驳难，又担心领取价款的迟延克扣，断没有敢轻易承揽的人。必须恳切地晓谕，将一切办法，与他们详细讲明，像金石一样守信，确实恰当不变，商人才会认办。第一年必定不能多，一次获利，那么以后就会船队连绵而来。

一、收买必须在怀庆府的河内、温县、原武、阳武一带设立局所，盘运至楚旺，由漳河进入运河。河南省历来办理漕运，水路陆路，向来有章程，不费筹划。到了楚旺后，如果搭入河南省的漕船北上，最为简便。恐怕河南省没有那么多空闲完好的漕船，那就不得不雇佣民船转运。运河不比黄河，事事都需要费心周章。船户不比旗丁，处处需要防备偷漏。官员兵役，有必需的人员；口袋小车，有必需的物资。盘坝起拨的繁杂费用，斗级仓书的津贴，近年海运，已有章程，不烦另行筹议。其中最紧要的，就是斗斛必须公平，发放价款必须迅速。不经过书吏差役的手，不担心平色低劣。不允许斗级刁难，不准许兵役啰嗦。使商人不把交官视为畏途，而把收局视为利源。闻风而至的人必定很多。如果初次办理不善，使他们亏折，那么即使招引也不会来了。

一、战事未停，催缴军饷频繁，巨额款项难以筹措，谁能承担此事。然而试办的第一二年，商情未融洽，断不能多。多则十万，少则四五十万。或者在山西省现办的捐输款项下酌留几成，或者让情况完善的四川、陕西等省办理一次小捐输。款项不巨大，可以试办三年。招商与漕务不同，可多可少，可行可止，总以海运的多少为消息。如果商情踊跃，势头可以源源不断。三年之后，南方逐渐肃清，征收漕米，日渐好转。河运不能骤然疏通，海运不能全部装载，自然可以将海运剩余的漕米，折收银两，购买北方的米，以弥补海运的短缺。不担心没有款项可筹措了。

一、试办之初，如果立即由地方查报，事关重大，又是创始，恐怕印委各员，不敢担承，势必以诸多阻碍为由禀报塞责。而行商不能相信，也断无承揽之人。必须钦派实心任事的大员，督同地方官逐细查明。现在该地开渠灌溉的田地，还有多少顷。每年所产米粟杂粮，大约共多少万石。粟米多少，麦多少，豆多少，杂粮多少。各项价值，丰年多少，中岁多少。从前西河牛船，每年最多时多少，最少时多少。每船装载米粟，以京通官斛核计，有多少石。其米粟到河南、江南，向来中等价值，每石多少。造船料价多少，工价多少。柏木是否够用。向来卸载后，在各处变价，是否足够弥补造费。倘若柏木不够，是否松木也可以造办。水手是否够用。查问明确之后，传唤行头，将一切办法，与他们逐细讲明。如果情愿揽办，议定价值，验明米样，预先支取定钱若干，出具同行保结，编列字号，给予照票。到局交米后，找领全价，足平足色，当面秤兑发给。不经过胥吏之手，给予回票，使到宁夏缴销。除所载官米照票交给局所外，所带余米及零星杂货，以及船料木板，任其售卖，一概免税。不准兵役查究。并将交米时的一切办法，与他们约定。办定之后，即交给该地印委各员，如法办理。钦派大臣无须久驻。约定该地米船于某月何时开行，原赴宁夏的大员，即先期驰赴怀庆，布置设局收米发价一切事宜。事不过

译手。各种弊端就不会产生。初次办理得当。商人就能获利。不用担心他们不来。以后宁夏、怀庆两地。只要委派精明干练的道员、知府去办理就足够了。

译一是从京城到宁夏。走西大道，经过山西、陕西、兰州到达宁夏。路程计算超过五十天。路途遥远，文书传递迂回迟缓。发米和收米的地点，消息难以沟通，紧急时来不及应对。查访得知山西平遥县，有通往宁夏的大路。从平遥取道汾州府，到永宁州的军堡渡河，即陕西的吴堡县，向西到绥德州，路程计算六天，里程四百九十。从绥德州向西走到宁条梁，是中间的大码头，路程计算六天，里程四百八十。从宁条梁向西经过定边县，就进入宁夏所属的花马池，又向西渡过黄河到达宁夏府城，路程计算七天，里程五百一十。总共一千四百八十里。商人往来，高脚马计算十九程，都是小站，合并为大站，不过十二三程。如果专门为了传递文书，暂时设立腰拨，不过六七程。这条路正当河套南面边墙之内，虽然两次渡过黄河，但河流平稳，一苇可航。如果招商的事办成，将来宁夏、怀庆两地，必须时常沟通信息。既然不是驿站大路，必须暂时设立步拨，斟酌道路情况安设，事情办完就撤除。所费不多，而两地信息时常沟通，办理不会导致差错。

这不是漕运的正办，但足以作为应对变故的权宜之计。而且事情基于阅历，不是凭空捏造、不合常理的说法。虽然创议多有疏漏，不免有阻碍，留存它以备一格，也是筹划者所不废弃的。

记筹议商运台谷始末

姚莹

福建内地，水陆官兵五十三营，与驻防旗兵，不下十万。每年征收粮米，只有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产米的地方，供给士兵后，还有剩余米粮来救济其他府。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粮少，协济还不够，就一半给折色。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南诸营，有全部折色的。雍正年间，先后题请一半支取本色，从台湾定额征收的供粟中拨运。后来又增加，供给戍守台湾士兵家属的米谷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闰年的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往各仓。这就是商运台谷的由来。台湾商船，都是漳州、泉州富民制造的。五十九年水灾后，两府械斗之风大盛，蔡牵骚扰海上，战争兴起将近二十年，漳州、泉州的百姓更加困苦，台湾也疲敝。百货萧条，海船遭风，难以重新制造，而泛海的船只日益稀少。于是台谷不能及时运到内地，军粮非常紧急，厅县都借碾备贮，而仓储空了。商船大的载货六七千石，小的二三千石。定例，梁头宽二丈以上的，配官谷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的，配谷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起初没有什么痛苦。后来运谷到仓，官吏多有挑剔，而民货一石，水脚银三钱到六钱不等。又商船从台湾载货，到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的甚至到盛京，然后返回福建。往返经过半年以上，官谷在舱中久留，害怕海气蒸变，所以台湾配谷，私下都换银置货。返回时，也折色交仓，不行，然后买谷来应付。官吏挟持牟利，久而久之遂成陋规。于是内地有台谷，厅县都依赖它来救济公需，像江浙的漕运一样。嘉庆十四年，总督方维甸因为台谷积滞，奏闻八里坌口与鹿耳门、鹿仔港一律配运。凡渡海渔船梁头宽大五尺以上到一丈二尺的，都令配谷三十石到八十余石。然而奸商诡诈，往往减报梁头，巧妙规避。官谷积滞如故。十六年，总督汪志伊奏请专雇商船，委派文武大员到台湾运谷十万。二十三年，又雇运七万。先前彰化县知县杨桂森曾建言，请求台湾改征折色，奏停台运，省议不可。奸民卢允霞，因健讼被遣戍赦免回来在鹿港，听说后说，这是奇货。对关系好的商人说，我能革除陋规。众人被迷惑，以他为主谋。于是设馆抽取各船户的钱，给允霞作为讼费。然而只有鹿港十几家，台湾及泉厦众商船不愿意。二十五年，台澎道叶世倬从鹿港来，接受他的肤浅诉苦，认为商人确实困苦，想除去弊端以体恤商人，议罢商人配谷，请求制造官船海运，对台湾县姚莹说。姚莹说，台谷每年十万石，船只以二千为率，法当用五十艘，一艘工料五千为率，当费金二十五万。既有粮船，必用弁兵管驾，并舵工水手，每船不下数十人，岁费金又数万。海舟驾驶，三年当一修，费又数万。重洋风涛不测，一旦沉没，则船谷两亡。这是漕船之外，又增加国家一病。不可行。叶公怀疑他有私心，等到做巡抚，力持前说，未及改制，罢去。

赵文恪公与孙尔准为督抚，患商运不前，属台湾府方传穟筹划。传穟以鹿港口门淤浅，商船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而这年乃奉旨运米四十万至

译天津。免除配运军粮的船只六十多艘。配运的船只更加稀少。方传穟上议说：“现在虽然极力疏通，也不足以运完今年的定额。预计明年积欠应当超过三十万石。势必又需要雇船运输。但这并不是好策略。重洋险阻，商船往来每年都有沉没的。平时配运只有一百多石，糖市则加倍。即使失水赔偿，数目也不大。所以可以长久实行。如果雇船专运，每船岂止十倍。如果有意外，官府和商人都难以赔偿。虽然以前已经三次实行，但不可依赖。过去商本丰厚，船只工料坚固。近来商船单薄狭小，南北洋中沉没破碎的很多。民间置货千石，还必须分寄几艘船以防意外。官谷岂可不更加慎重吗？积谷三十万石，用商船六七十艘。厦门、蚶江两厅雇拨应当分为四批，或者五六批。每批必须有文武正副委员以及护送官兵。供应犒赏都取自四县。赔累已经非常严重。而内地各仓，既然失去了商人的利益，就必然多有挑剔驳斥。不是说谷物混杂沙土，就是说斗斛不足。纷纷发公文命令四县补运。这是在官府方面的累赘。官谷运脚，每石六分六厘，比民货水脚仅十分之二。每船以两千石为率，船户仅得运脚一百多两。不够舵工水手的饭食工资。他们的船只本钱及修整篷索桅锚的费用，都从何处出？每逢雇运，众行商及通港的船只，都被科派津贴。而船户仍然不免赔偿。这是在商人方面的累赘。台湾三口往来的商船，只有这个数目。既然专运积谷，那么明年新谷必然有短配。这是疏通积欠反而增加新欠，也不是好的计策。况且台地近年米贵，一听说雇运，民间米价必然一时暴涨。匪类借此滋事。这是官府和商人既受害，并且连累百姓受害。方传穟的愚见，只有暂停新谷，以折色支放军粮。全部配运积谷，免除雇运而补充仓储。请求命令台湾厅县查明欠运谷数，到本年为止，实际多少石。照旧配运。道光五年的新谷，命令四县全部换银。按中平市价，每一石换价番银一元三角。分四季解到内地福州、厦防厅库收贮。有谷的厅县领回按月折放军粮。内地番银一元，可以换制钱八百多文。以二谷一米计算，每米一斗，可以折放制钱二百文。内外厅县领解番银的脚费平水，就按商运例给的脚价给他们。等积谷运完，仍然配运新谷如旧。几年之后，再有积谷，也可以仿照这个办法实行。那么永远免除雇运的危害，而台湾的积谷可以清理，内地的仓储可以补充了。”文恪公深深赞同。水师提督许松年极力阻止这个建议。恰逢卢允霞入京师上控，请求罢免商运。事情下达督抚商议。司道于是采纳杨桂森的说法，停止商运。请求台地供应粮食，一半收本色，供给台营；一半收折色，每谷一石，改征银一两二钱，供给内营。即全部划抵台湾兵饷。台地免除一领一解的烦扰，内地免除解饷遭风的忧虑。每年又可以节省运脚银六千多两。文恪公说：“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产的米不够百姓食用。台郡是产米的地区，所以命令征收本色，运给内营军粮。原本是用台地的有余，救济内营的不足。现在不命令将本色运到内地救济军粮，反而使改解折色，已经失去了立法的本意。况且台府请求暂停一年改解折色，司道已经忧虑米价昂贵，营员借口。如果此后全部解折色，难道米价可以独不忧虑吗？台郡各属征收供粟，向来没有半本半折的先例。方守所议，暂解折色一年，还属于一时通融的计策，尚可以由官府酌情办理。如果改征半折，那么台民有谷的家庭较多，纷纷卖谷完银，必然有平水火耗的增加，更滋生流弊。这是利商而害民。更改旧章，不可草率。请再商议。”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穟、台防同知杜绍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会议，都说商运不可罢免。

译台地百姓听说要将实物税改为折银征收，大为喧哗。绅士们都说：民间缴纳正税，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然今昔情况不同，私下里也有折银征收的情况，但都是根据当时物价的高低来定，并没有固定的数额。如果改为征收折银，每石谷子征收银一两二钱，反而成了固定的条例。实行久了，势必又会增加平、水、火、耗等附加税。将来百姓受的祸害更深。况且台地百姓做买卖，都使用番银，并没有纹银。全靠每年兵饷散布在民间，纹银和番银两便，所以钱价才能平稳。如果大饷永远停发，那么纹银就会断绝，番银就会涨价，必然导致百姓和商人两受困顿，非常不便。当时孙公也拿改折抵饷的说法，秘密询问传穟。传穟回信说：现在纷纷说商人受苦的人，都是追求虚名，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商船往来台洋一次，贩卖货物的利润，加上船户的水脚费，所得共有数千金。用几千石的船，只运一百多石的官谷，还给予每石六分多的运费。国家体恤商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有什么苦处呢？所谓苦处，只是官吏的陋规罢了。有国法在，治他们的罪是可以的。现在却改变旧章，如果有其他弊端，又怎么处理呢？自古没有不坏的法律，利益所在，弊端就产生了。如果因为看到末流的弊端，就废除了根本，这是因噎废食，怎么能不自我反省呢？商船运谷，虽然是为了养兵，但其根源也在于正税。台地产谷的地区，很缺银钱。所以前人根据地方情况定赋税，有供粟而没有地丁税。虽然有匀丁杂税，但数目不多。而漳、泉、福州兵民众多，产谷不足，所以以有易无，运台谷来救济各郡的军粮，发放国库银两来供给全台兵饷，各得其所，民间便利已经很久了。虽然近来台属的正税，不免折收；内地的兵米，不免折放；船户运谷，不免折交。但名义存在，法度还在，每当需要谷子的时候，还可以立刻准备。一旦改制，那么内地永远没有得到谷子的希望，台地永远没有见到银子的日子。一旦实际需要，反而费事周折，这是不便之一。台属贸易，都用番银，官民收用纹银，都仰赖台饷。发给士兵之后，散布民间，除此之外，海外纹银就断绝了，这是不便之二。全台兵饷，每年发放银二十一万一千多两，逢闰年发放银二十二万六千多两，又加饷银六万七千多两。台属额征的盐课、叛产、官庄、杂项钱粮、捐款，全部扣除，历年司库还应发放银十四五万多两。现在用通台运谷的折价，即使每年清缴无欠，也才裁减十万两，不足以抵补大饷的数目。如果每年有歉收，民欠积累，那么财政短缺立刻显现。海外兵饷关系重大，贻误不小，这是不便之三。自古三代不废力役之征，国家有征发，里出车、徒、马、牛，随所用。唐定租庸调之法，史书还称好。因为军国之需，不能不借助民力，不仅依靠它来成事，也暗中维持上下关系，使百姓知道趋事赴功、尊君亲上的道理。所以百姓安于本分而忘记劳累。现在西北直省还有车马差徭，所以那里的百姓愿意朴实，以奉公为分内之事。东南各省民俗浇薄，一切便民措施还诽谤上级，是不知分与义。海船没有其他徭役，官使往来，都给予雇值。只有过台配载军工、回棹配载运谷这两件事，还有奉公的意思。但也有水脚费的给予，虽然稍赔费，也是由船户自己图巧利，被口员胥吏所挟持，虽然成了陋规，不是无故造成的。如果裁去运谷，那么商船从此不识奉公之义，一旦有意外征发，反而互相嗟怨，认为不该役使他们。履霜坚冰，由来有渐，这是不便之四。卢允霞只是一个无赖讼棍，以前曾因唆讼拟遣，逢恩赦归，又盘踞鹿港，倡为邪说，煽惑商民，假借革除陋规之名，设立公馆，每船抽费银数十两，所以奸民棋征暴敛。各商船户，只有泉郡数人稍稍依附他，其余都已识破他的奸诈，有赴厅控告他假公敛费的，这是前岁邓丞所以去毁他的馆的原因。他挟此恨，又为众船户所尤，所以冒死叩阍，以塞众人之责。开始因敛费而控陋规，继则因陋规而条陈改制，是一个奸民而敢恣意议论，变乱祖宗成法。虽然停罢商运之议，启自杨桂森，但杨桂森的议昔已不行，今则因卢允霞之议而行之，是奸民舞智，反优于邑令之建言。此风一开，异时必有纷纷效尤，竞议国政者。语云：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反在奸民可乎？这是未便之五。州县亲民之官，必使有力办公，乃可不形竭蹶。台谷之陋规，不但内地各属赖之者多，即台属厅县，亦有折半征收之利。每谷一石，折收番银二元，或一元八角，可当纹银一两四钱，或二三钱。今使以半折抵给台饝，则官无丝毫之余羡，而厅县从此大困矣。海外经费，无一不倍内地，幕友修金，岁常四五千金，捐赔之款，又一二千两，廉

译俸禄微薄，靠什么来供给？这并非都是为人谋取私利、中饱私囊的打算。其不便之处有六点。即使有兼职的官吏，也必须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然后才不会侵吞国库，不会剥削百姓的血汗。如果陈规陋习全部废除，势必导致仓库亏空。否则，在诉讼案卷中搜刮勒索、贪污私利，百姓遭受的祸害将更加严重。海外的隐忧，将从此加深。其不便之处有七点。那些损害商人的弊端，其危害尚小。如果为了便利商人，却损害官吏和百姓，进而损害国家，那么其危害就非常大。古代执政的人，利益均等时就用道义来权衡，危害均等时就用大小轻重来权衡，不可不谨慎啊。本朝制度宽大，一切以便利百姓为出发点，有时根据时势进行增减，小有变通是可以的。如果竟然废除前人的法度，私下恐怕会留下日后的悔恨。奏章呈上后，孙公采纳了。文恪公写信给传穟说：“近来阅读陈议，所见正相同。事情关系到国家制度，不可不尽情陈述。然而已经违背众议，没有罢免商运。传穟所说的‘停运旧额、暂停新额’的策略，也就被搁置了。第二年仍然雇用运输。传穟再次请求制定减少运输的方法说：‘近来阅读台湾三口运输谷物的册籍，每年积压大约两万以上。如果减少运输眷属口粮，就没有积压了。眷属口粮，不是戍守士兵的正粮。每有一名戍兵，每月供给眷属口粮一斗，每年运输两万六千多石。各兵眷历年领取米票，都转而卖钱，并不去仓库领取米。不如按照台湾谷物的平价，每米一石，折算给予纹银一两。藩司在台湾饷银中扣除发放，台湾所属地区以折色缴纳府库，抵充大饷。’这时文恪公已离开福建。议定虽然暂时施行，但未能上奏咨文。传穟不久也内渡回大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