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吏政三官制

译有合并治理却错误拼凑的，有新设官职而名称不合典制的，有因循旧例而实际已不存在的，这些都颇与情理相违背，都不如汉代制度。汉代制度的优点，在于官员精简而事务省察，职责专一而贴近百姓。官员精简就不会冗杂，事务省察就不会烦扰，职责专一那么功过都能体现真实情况而没有推诿，贴近百姓那么上下都能知晓隐情而没有隐瞒。后世之所以不如汉代，其根源有七点。汉代设有乡亭官，叫三老、叫啬夫、叫游徼，都贴近百姓，所以能够把民情通达给上级。后世的乡亭官苦于被官吏侵辱，都设法逃避，于是设置坊长、地保，与官府隔绝疏远，治理日益衰败，这是第一点。汉代制度，丞管理钱粮，簿管理文书，尉管理刑狱，都亲自处理民事，辅助郡守县令治理。明朝初年还这样，后来都废弃成为闲散官职，而郡守县令凭一人之力无法周全地知晓利弊，所以设置幕僚来辅助自己，这是第二点。汉代制度，考察郡守县令治理百姓，只有刺史职位低于大夫、俸禄二千石而已。后世在郡守县令之上设置督抚、司道，而郡守县令害怕被掣肘而不能尽其治理之责，这是第三点。汉代制度，通过乡举里选来选拔官员，士大夫能够担任家乡的父母官，所以民情容易了解。后世的铨选，近的几百里，远的甚至万里，与百姓完全隔绝，没有办法了解利弊，等到时间久了了解了，却又将要调任离去，这是第四点。汉代制度，文书稀少简略，郡守县令上奏，往往只回复知晓，天子接受其成果而已。近代法律逐渐繁琐，轻重上下，都严格奉行法令，所以事务像刺猬的毛一样杂乱不可梳理，这是第五点。汉代制度，郡守县令专断生杀大权，他们的权力重，所以百姓都敬畏不敢放肆。近代行台省的权力不如汉代郡守县令，郡守县令的权力不如汉代户曹、贼曹，所以百姓容易作奸犯科，这是第六点。汉代俸禄都授给田地，所以官吏都自爱，不敢为非作歹。近代俸禄微薄，不足以自给，所以官吏多舞文弄墨、贪污受贿，难以查究，这是第七点。这就是汉代制度之所以优良的原因。如果真的能够全部恢复这些制度，那么内外相互维系，轻重相互权衡，核实情况而没有谬误滥用的弊端，量才使用而平息奔竞的风气，这七种弊端去除，而百官各司其职，各种政务都能治理好了。

译通论唐宋任官之法

孙鼎臣

古代士人进入大学，通过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从而具备治理国家与天下的道理。庠序学校，培养他们有礼仪，教育他们有法度。然而等到他们升任司徒、司马等职时，仍然必须经过评定后才授予官职，确定职位后才给予俸禄，如此慎重啊。后世古制废除了，但是选拔不精，任用就必须审慎。在初入仕途时要求严格，而不限制其未来的发展，经过岁月的磨砺，穷尽各种事变，仍然可以堵塞侥幸之路而造就人才。这是我推崇唐宋制度的原因，而深深责怪明代制度的失误。任官通过贡举，这是唐、宋、明三朝相同的。但任职的快慢次序、内外职务的分配，则有不同。唐代制度，秀才考中高等，授正八品上，京官则任协律郎、署令，外官则任中州录事参军事、军镇兵曹仓曹参军事之类。明经考中高等，授从八品下，京官则任三省主事、考功主书、评事，外官则任京县尉、上中县丞之类。进士、明法考中甲第，授从九品上，京官则任宏文馆校书郎、正字，外官则任各府州录事、上县尉、中县主簿之类。考中乙第，授从九品下，京官则任崇文馆校书郎，外官则任京县录事、中下县尉之类。唐人通过科举入仕，品级不过如此。宋代制度，进士、明经，入任望州判司，其次任畿县簿尉。九经，入任紧州判司、望县簿尉。诸科、明法，入任上州判司、紧县簿尉。判司、簿尉初任经过一次资历考核，入任知令录；再任两次以上考核，入任正令录。知令录经过一次资历考核，入任初等职官；正令录入任两使职官。初等职官经过两次资历考核，入任支掌防团判官；经过三次资历考核，入任节察判官。所以苏东坡说选人改任京官，常常需要十年以上，经历艰险，仔细计算毫厘，这与唐代制度相差不远。明代制度却不是这样。进士中优秀的入翰林院，其次任主事、中行、评博，再其次任知县，而簿尉的职务，留待流外人员担任。即使是举人常规调任，也都从知县开始。那么任职的快慢与唐宋相差悬殊了。关于内外迁转的制度，唐代凡是官员没有历任州县，不拟任台省职务。侍郎空缺，选择曾担任刺史的人；郎官空缺，选择曾担任县令的人。韩愈《河南府同官记》中提到的卢迈、郑余庆等人，都是以主簿、参军入任御史、郎中，官至尚书、宰相，就是如此。宋代人做官，以台阁禁从为荣，但不积累资历和功劳不能达到。乾道二年，诏令规定没有担任过两任县令，不得任命为监察御史；没有曾任监司、守行，不得担任郎官。初等职官除授大理寺丞，两使职官除授著作佐郎，支掌团防判官除授太子中允，节察判官除授太常寺丞，都需经过六次考核。此外，大的藩镇和列郡，又由朝廷大臣出任牧守；招讨、宣抚等使，则由二府大臣担任；经略、安抚，则由直秘阁以上官员担任；河南、应天知府事，则由郎中以上官员担任；各府，则由朝官及刺史以上官员担任。内外任职通常均衡，中央与地方交替使用，这是唐宋两代制度的优点。明代官员刚入仕途，京官与外官截然分开，日后仕途的通达或阻塞由此决定。只有科道考选，有科举出身的推官、知县，而科举又重视进士而轻视举贡。举贡出身的知县、推官与进士一同考核，大概只有四成。从州县入任公卿的极少，这是改变唐宋制度而失误的地方。自从贡举兴起，学校成为追求利禄的途径，古代培养士人的政治就败坏了。然而唐宋入仕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内外历次考核仍未失去“论定而后官”的本意。明代完全抛弃了这一制度，任用科举出身者太快，看待州县职务太轻。中叶以后，士人横行而不加制约，百姓困苦而不加体恤，朋党与盗贼相互争斗。所以唐朝灭亡于藩镇，宋朝灭亡于夷狄，而明朝灭亡于士大夫。

汰员议

冯桂芬

《周礼》设立官职分配事务，郑玄注解说各自有所职掌，百事才能举行。有这种官职才能举行政事，没有这种官职就不能举行政事，因此这种官职不可废除。否则都是冗员。国家多一个冗员，不仅多一个耗费俸禄的人，就多一个剥削百姓膏血的人，甚至多一个败坏国家大事的人，何必苦心地设立这个累民累国的职位呢？现在的冗员太多了，不在于小官多而大官少，不在于闲职多而要职少，不在于一两个多而十百个少，试着详细说说。一是漕运衙门。南漕三百多万石罢了，那些富商大贾，凭借数百万的资本，运输到数千里之外，翻山越岭，艰难险阻，有比运道加倍的，曾经不借助尺寸权势，不依靠什伍护卫，却不担心不能到达，何况是显赫的朝廷正供呢？如果没有漕督以下的各官，经过的地方，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都是王臣，难道会袖手旁观听任其不能到达吗？朝廷的力量，难道还不如富商大贾吗？天下有非常的大事，而在道理上不通的，这类就是如此。现在的制度，漕督以少司马兼任行台开府，手握兵符，控制七个行省，难道不是巍然大官吗？考察他的职掌，不知道做什么。考察漕营始于明代隆庆年间，漕抚方廉为了防备倭患而设立，后来沿袭而不删减，久了就忘记了它的起源。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是要约束水手吗？万艘船只绵延千百里，鞭长莫及，是要

译是为了警戒防备意外吗？这不足以抵挡那些撬开箱子、掏摸口袋的盗贼。况且更大的弊端，还有旗丁这一项。那么，耗费国家财政，除了勒索漕船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了。这是最大的官职。至于粮道这一官职，对公务没有丝毫益处。每年一次到粮仓，索取州县的陋规，取足后离去。州县把他当作护身符，压制秀才举人，恐吓平民，以此作为陋规的酬谢。所谓的公务，不过是帮助旗丁勒索州县，帮助州县鱼肉百姓罢了。现在河运已经不可恢复，漕督、粮道更没有用处。此外还有督粮同知、管运通判、主簿之类，都坐吃漕运陋规，不参与漕运事务。这是漕督以下所有官员、弁员、士兵必须全部裁撤的。

一个河务衙门，两条河每年修筑费用五百万两，实际使用的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其余都被河督直到士兵瓜分豆剖。听说驯良谨慎的河工官员，常常用十分之三办理工程，贪婪冒进的人依次递减，甚至有非遇抢险就不出一文钱的。既然不办理工程，自然以合并归入地方管理为宜。至于河兵的制度，创始于本朝。刚设立时，那些人都熟悉水性，拿着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所以办理工程不调用民夫。现在都不这样了。这是河兵也毫无用处，这是河督以下所有官员、弁员、士兵必须全部裁撤的原因。

一个各关监督，体制与总督巡抚相等，耗费繁多，所以比由道台府台兼管的关隘，征收的税款加倍减少。织造公务更加简单，所以谚语称之为“吃饭官”。至于各口监督，税课更少。如果能如另议那样全部撤销各关监督，那是大善；即使不能，完全可以归总督巡抚委派官员兼理。康熙六年因王熙的建议，裁撤关差，归并地方官管理。这是监督、织造必须全部裁撤的。

一个盐务衙门，设置盐铁使由来已久。运使固然不可省去，如果盐政由总督巡抚统领已经足够。至于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有或没有，毫无深意。大使类似州县又不是州县，也处于两难境地。只有各盐场辽阔，不可没有官员，可以移派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务。只保留运同或运副一人，作为运使的下属，驱策奔走就可以了。这是盐务中运同、运副等官必须酌情裁撤的。

一个总督巡抚司道，考核郡县的开始，只有守令罢了。县令相当于古代的大小侯，太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连帅，他们的官职很重了。后世才开始设置监临官，太守的权力逐渐减轻。到了有道台、有司道、有总督巡抚，而守令等同于奴仆，这不是重视亲民官员的道理。

译总督、巡抚制度始于明代，起初并非常设职位，后来才成为专职官员。总督最多时有十二人，巡抚最多时有二十九人。本朝大多合并裁省，但惯例也不统一。督抚有时同时设置，有时只设其一。同时设置的未必都实际治理，只设其一的未必不实际治理。因此督抚可以裁省其一。大省由总督兼任巡抚，如直隶等省；小省由巡抚兼任总督，如山西等省。如果让各直省以布政使司为主，又设置按察使司掌管刑狱案件和弹劾纠察之事，而刑狱案件不过参照成例办理，弹劾纠察长久以来已无实际作用，可以合并到布政使司。又各道原本是布政使、按察使的副手，兵备、巡抚、盐法、粮储各分一职，无非是多余的累赘。折中的办法，斟酌每三四府设置一人，兼任两司及各道的职务，并将成果上报给督抚。至于郡县，都以各设一副职为限制。这是督抚、司道以下各官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

一是京官。六部尚书、九卿等高级官员，先后奔走忙碌，备齐品级以壮观瞻。帝王的上仪，固然不能一概简陋，况且自古如此，应当沿袭旧制。只是东宫不设，何必设置东宫属官？詹事府可以归并到翰林院，以符合名实。科道官员作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而现在制度中，八十人中，像仗马一样沉默、像寒蝉一样噤声的占大多数，何必保留这些充数的臣子？不如将名额减半，并允许科举出身的中书以上官员，以及外任的司道官员议论政事，这几乎不止有八十人的效果。如果有可采纳的意见，固然有助于拾遗补阙；如果没有可采纳的意见，也是询问政事、考察言论的一种方法。其余闲散衙门，也减半裁撤。内务府浪费国库更多，必须大幅裁减。康熙二年，裁撤苑马寺；康熙三十七年，裁撤上林苑。编修、检讨在二十名以外的，各部属官五年内不能补缺的，一概令其回乡担任书院山长。一方面以推广教化，一方面以示体恤，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是京官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

一是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也是大官太多。又如准噶尔部、回部、新疆各官也太多，大多养尊处优，厌恶劳苦喜好安逸，能浪费国库而不能杀贼，应当无论大小都减半裁撤。这是内外武职必须酌情裁减的原因。

恭查《会典》，内外文武官员共二万七千余人，其中编修、检讨、庶吉士、侍卫以及准噶尔部、回部官员没有定员的不计算在内。我朝设置官员，与古代相比不算多，但大官之多，是汉朝以来所未有的。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从容揖让，无形的弊端人们察觉不到。现在则从细微到显著，不得不大力裁减。而节省费用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一点罢了。

今冠合古制考

宗稷辰

观看武梁祠画像，祝诵氏、神农氏的帽子，都是前后尖锐，形状像飘动的缨饰。考证祝诵就是祝融，与神农同为火德。其帽子的尖锐，与缨饰的飘动，都是火的象征。百家都言五行之德相互更替，然而上古既有祝融，又有神农，他们以火德相继，直到火气极盛而土气逐渐滋生，于是耒耜开始制作。小司马将木运归于女娲，也与伏羲同为木德。意思或许是更替两代而改变一次，或许是重复而改变，或许是单独而改变，循环相生没有起点，随着气运的长短而变迁，不是可以用固定算法预测的。至于五帝的冕冠平直而下覆，更没有理由强行征引世德。等到夏后氏治理洪水，无不认为他以水德称王。然而其帽子画像却是上尖下平，《汉书·律历志》说：“前高后低，像倒扣的杯子形状。”礼学家认为这就是皮弁。难道是想象征苍穹的浑圆，众水向四方流注，而这样制作吗？按夏后氏的帽子，正类似现在夏天的帽子，而赤帝、炎帝的帽子，则类似现在冬天的帽子。推想圣朝龙兴，盛德在于木。木所生的是火，木得以生长的是水。斟酌而兼用二者，仰见钦定服色之初，具有精微的意旨。不追求沿袭前代，而实际上超过了效法上古，实在不是寻常浅见所能认识的。

翎顶补服考

陆心源

翎顶考

翎顶是我朝定制，但不知道前明已为之发端。敬查《会典》，贝子、固伦额驸，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双眼孔雀翎。这是爵位翎饰。其任职戴翎者，领侍卫内大臣、侍卫、銮仪卫、满洲銮仪使、冠军使、云麾使、治仪正、整仪卫、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官、十五善射、善骑射、善射鹄人、宗室觉罗献爵官、护卫、将军、提督、陵寝总管、提督衔之巡抚、派往西北两路换班大臣，五品以上戴花翎，六品以下戴蓝翎。去职则除去。品官若因军功，或因射布帊，得赏戴花翎、蓝翎者，非降革越品则不除去。品官功高者，也得特赏双眼孔雀翎。这是本朝翎饰的制度。又《会典》载，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顶戴用红宝石；固伦额驸、和硕额驸、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民公侯伯子、镇国将军、郡主额驸、文武一品，朝冠顶戴用红宝石，吉服冠顶戴用素珊瑚；辅国将军、郡君额驸、文武二品官，顶戴用镂花珊瑚；奉国将军、郡君额驸、文武三品官，顶戴用蓝宝石。

译石。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以及文武四品官，冠顶使用青金石。文武五品官，冠顶使用水晶。六品官，冠顶使用车渠。七品官及进士，使用素金。八品官及举人、贡生，使用镂花阴文金顶。九品官及未入流官员，使用镂花阳文金顶。国子监生、生员，使用素银顶。这就是本朝冠顶的制度。

我私下考证《明史·舆服志》，正德十一年，设置东西两厅官，都督江彬等人，在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青染色的天翎，作为尊贵的装饰。尊贵者飘三根翎，次一等者飘两根翎。兵部尚书王琼获赐一根翎，在教场佩戴此冠，自认为是特殊的恩遇。案语：靛染天翎，就是现在的蓝翎。这是翎饰制度的开端。

又据《舆服志》记载，文武官员常服，洪武六年规定：凡职官一品、二品，帽顶、帽珠使用珠玉；三品至五品，帽顶使用金，帽珠除玉以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帽顶使用银，帽珠使用玛瑙、水晶、香木。这就是顶珠制度的开端。

恭敬地查考《会典事例》，顶翎的制度始于崇德元年。我朝创立显赫的典制，原本并非沿袭前明的旧制，但天命人心归附，明朝人已经预先显露了征兆。

译补服考

补服，是明朝的制度。本朝沿袭这一制度，但稍作了一些修订。查考《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员的常服，在洪武二十四年确定。公、侯、驸马、伯，穿着绣有麒麟和白泽图案的补服。文官方面：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鸂鶒，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杂职官员绣练鹊，风宪官（监察官员）绣獬豸。武官方面：一品、二品绣狮子，三品、四品绣虎豹，五品绣熊罴，六品、七品绣彪，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恭读《大清会典事例》，顺治九年题请批准：亲王的补服，使用四团五爪龙纹；郡王与之相同；贝勒、贝子、固伦额驸，使用两团四爪龙纹；镇国公、辅国公，使用四爪方蟒纹；公、侯、伯，或用麒麟，或用方蟒。文官方面：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方面：一、二品狮子，三品虎，四品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察院按察使官员，不论官级高低，皆使用獬豸纹。康熙元年题请批准：公、侯、伯使用四爪方蟒纹；武官一品使用麒麟纹。康熙三年题请批准：武官三品使用豹纹，四品使用虎纹。雍正六年议覆：都察院的都事、经历、笔帖式，以及按察使的经历等官，均使用其本身品级对应的纹样，不得使用獬豸纹。又查《皇朝礼器图式》：亲王的补服，前后为正龙，两肩为行龙；郡王前后皆为行龙；贝勒使用四爪正蟒；贝子、固伦额驸使用四爪行蟒；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使用四爪正蟒方补。我按：汉朝以前，臣子朝见和祭祀的礼服，都以九章、七章、五章来区分等级。其常服，大致以裙裳的颜色是素、玄、黄、杂来区分。唐宋时期的祭服仍沿袭古制，朝服一概使用绛色纱，而以佩带的绶带区分等级。其常服的区分，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明朝制度中，朝祭之服参酌了唐宋旧制，常服以绣补来区分等级，这是从太祖开始的。只是明朝人将其施用于袍上，我朝将其施用于褂上，这是细微的差异罢了。

关内侯答问

龚巩祚

汉朝有大善的制度，成为万世的法则，关内侯就是这样的制度。汉朝既采用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兼慕周朝的封建制。侯王的封国与守令的郡县，交错分布在禹划分的九州之中。因此大乱频繁兴起。封建制似乎属于文治家的法度，郡县制似乎属于质朴家的法度。上天不使两者并存，也不使两者都废弃。废弃哪一个，确立哪一个？上天必定有所趋向。上天废弃封建制而趋向大一统，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两者相互牵制、高低起伏，徘徊了二千多年后才毅然确定。确定的是什么？直到我朝才完全确定。关内侯是什么？是汉朝的虚爵。虚爵是怎样的？那些人在汉朝天子朝廷上行揖让之礼，其汤沐邑的收入，比汉朝公卿稍厚一些。他们没有社稷祭祀，没有兵权，没有自行辟除官属的权力。即使有百主父偃、贾谊、晁错那样的谋略，也无用武之地。汉朝对待功臣都如此，就没有韩信、彭越那样的问题了；对待宗室都如此，就没有吴、楚七国之乱了。后世对待将帅如此，就没有唐朝的方镇问题了；对待宗室如此，就没有明朝燕王和宁王宸濠那样的问题了。没有比唐宋对待宰辅文臣更好的了。给他们王、公、侯、伯、开国子的爵位，冠以姬周大国的名号，食邑数千户，但不生杀这些户口的权力；留他们在京师，没有一寸土地传给子孙。有怨恨的吗？没有。子孙尚且没有怨恨，因为他们自身受到的保全太大了。龚巩祚说：唐宋对待宰辅的方法，就是效法汉朝关内侯的法度。可惜他们还有鲁、卫、莱、莒、荆、申等名号的纷扰。我圣祖仁皇帝平定吴三桂、耿精忠的大逆之后，即使是元功亲王，都留在京师。大的制度、大的局势都已确定。宗室从亲王以下，直到奉恩将军，共九等，都拨给直隶及关东的土地，以抵古代汤沐邑。以汉朝制度来衡量，这就是关内侯。功臣从一等公以下，直到恩骑尉，共二十六等。这二十六等人，都给予俸禄。没有官职的受世职单俸，有官职的受双俸。其袭封次数，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以此类推递减。以汉朝制度来衡量，也都是关内侯。况且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没有确定的制度，从周朝就是这样。周朝的制度，文武成康的支子、母弟受封，昭穆以后的支子、母弟不受封。那么宣王时期，郑伯为什么又出来受封呢？如果支孽全部受封，国运越长久就越窒碍难行，天下容纳不下所有的支孽；如果支孽不全部受封，留守京师的支子、母弟就会怨恨。所以支孽全部受封必定迅速灭亡，不全部受封则像子颓、子带那样的人在肘腋之间伺机作乱怨恨，这不是上策。如果都获得像汉朝关内侯那样的虚爵，则都受恩惠都受制约。我朝的制度，除了开国功王袭王爵永不降等外，世世嗣位的主君，都封子弟为王、为贝勒，则都降等袭封，以世次为差。以世次为差，降到四品闲散为止，就不再受田了。这样恩惠与制度都很好。国家万年，京师只是屡屡营造王府、贝勒府罢了，没有窒碍之处。超越二千多年，是最公平允当且容易实行的。问：功臣一等公以下的俸禄，足以抵古代食邑的户数吗？答：不如古代。

译如果有向朝廷上奏，增加二十六等俸禄，这是容易施行的。询问亲王以下官员的田产及其大体制度，希望了解一二。回答说：都很好。巩祚在宗人府任职，知晓此事。亲王除蓝甲六十副外，还有白甲一百七十副，护军领催三十分，共计钱粮二百分。郡王除蓝甲五十副外，还有白甲一百二十副，护军领催三十分，共计钱粮一百五十分。贝勒除蓝甲四十副外，还有白甲八十副，护军领催二十分，共计钱粮一百份。贝子除蓝甲三十副外，还有白甲六十四副，护军领催十六分，共计钱粮八十分。亲王若无故离开京城六十里，与百官相同。亲王以下、贝子以上，其户下五旗包衣之人，拜见王爷时，如同家奴拜见家长的礼节。包衣人之女，允许亲王等人拣选为媵妾。雍正元年议定准许，包衣人应试入仕，可以凭籍贯直接向朝廷通报考取。

译先前因为时论而论述五篇关于翰林的事

吴铤

唐代的翰林院，是等待诏命之所。从擅长文辞、精通经术的士人，下到占卜、医药、技艺等流辈，都值宿在别院，以备皇帝随时召见。而翰林学士能够参与谏议，礼遇尤其优厚。明代设置翰林院，起初都凭借文辞才能晋升，其他途径的人都不被接纳。后来下诏规定，朝廷官员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不得进入内阁，于是翰林便成为清贵显要的职位。翰林凭借文学才能备皇帝顾问，能够从容地奏事议论，与天子相互讲论，大概与古代拾遗补阙的职务没有不同。古代天子在深宫中闲居时，必定与贤臣君子相处，优游讲论，得以窥见古代贤人修身治人的精微奥义，施之于政事，没有遗漏缺失。设置翰林，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吧。所以学士掌管内廷诏书，能够参与天下的机密事务，而经筵所讲的，都切合天下国家的实用。上面的人明确地将奏议的责任赋予翰林，而作为翰林的人，也能够以拾遗补阙的责任自我勉励。出入侍奉皇帝，以文章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不仅仅是为了诗赋词章罢了。后世机密事务，另外有所托付，翰林学士不能参与，经筵所讲的，也不过是推求文义，最终对天下国家的大计没有益处，于是翰林便成为闲散官员。翰林本来有拾遗补阙的职责，其责任比御史更为重要。御史的职务，不过是争辩一时的是非，至于翰林则以道义作为进退的标准，讲求古代先王的大义，与时政参酌得失，所裨益的不仅仅是一时而已。后世的谏官，只有御史罢了。翰林独一无二无所事事，只是出入院中，以诗赋词章之学自我标榜，而上面用来考核翰林的标准，也不过是以诗赋词章作为进退的依据，对于天下国家的大事，茫然好像不知道一样。所以政治的得失，百姓的利害，翰林都不敢有所言论。有所言论的，朝廷都可以以越职来惩罚他，这设置官职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恢复拾遗补阙的职责，让翰林得到其应有的职务，那就差不多了。

这与《臣职》一篇相类似，只是从上面来说，所重在官制，所以分别归类于此。

写在翰林院号书本尚书册后 道光二十七年

周悦让

进士出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后，两位教习在院上任之日占卜吉日。各位庶吉士各自手持五经或四子书一册，依次走到两位教习面前。两位教习各自用红笔在书卷首页画日，如同孩童初入小学时的情形，名叫号书，这是旧例。事情完毕后，两位教习都起身上车，各位庶吉士也各自从院中道路散去。从此以后，教习有课业考核，不再以这本册子来询问，而各位士子也不再以此请求教诲了。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是求学者的通病。如果知道已经学过却再次告诫，与知道不被使用而姑且搁置，这在立法上不知该如何解释。虽然如此，学问有超出五经四子之外的吗？现在的求学之人，有真正能读五经四子的吗？以学问所不能背离的，却读得好像未曾读过，这是教育者深深忧虑的。那么此举，也是说各位士子不要认为读书之事可以在此日终结，实在应当从此日开始。其用意确实是好的。我本来也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而这册子则是院中的原本，于是写在后面，用来自我勉励。

先前因为时论而论述六篇关于封驳的事

吴铤

汉代封驳的职责，没有专职，但时常见于史书。唐代开始设置给事中，驳正违误过失，其职责尤其重要。五代逐渐废弃，到宋太宗才开始恢复。明代也沿袭其制度。封驳的职责，在邪念未实行时遏制它，在正道将要败坏时扶持它。凡是诏书有不妥当的，都能够封还驳正，使天下不知道我们君主的过错，而君主也能够委婉地保全其过错。况且天子不再有失言的过错，而小臣也能够自行伸张言论，意义非常深远。自唐代以后，诏书经过门下省传达给给事中。明代诏书必定下发六科，称为科参，即使是部臣也不能夺取其议论。所以给事中的职务，实际上与翰林、御史同为言事之官。然而翰林、御史没有专职，而给事中则争辩诏书的得失，其道理是一致的。唐代李藩任给事中，诏书有不可行的，就在黄纸后批注。这件事，比起封还诏书，大概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宪宗因此任命他为宰相，后世则有因此获罪的。诏书出自朝廷，而天下的利害系于其上。在诏书下达之后实行，使天下遭受其害，与在诏书未实行之前遏制它，使天下成就其美，其忠与佞，不需要明察秋毫、仔细计算就能决断。所以必须重视给事中的职责，然后天子不敢不谨慎自己的言语，而在国家政事纷乱之日，也有所维持以至于不败坏，所关系的重要岂是浅薄的呢？不然的话，诏书的下达，未必全都妥当，如果没有办法驳正，那么天下必定有暗中遭受其害的人了。司马池说门下虽然有封驳的名义，而诏书一切从中书下发，这不是用来防止过举的。宋代封驳的职责还重要，然而诏书有不发给给事中的，这就是不能尽其职责的原因。作为君主，如果想到司马池的话，而不以李藩批敕为嫌恶，那么国家大概可以得到治理吧。

通论唐代以来谏职

孙鼎臣

古代没有谏官，师箴、瞍赋、蒙诵。

译工匠和从事技艺工作的人，通过他们的技艺来进谏。平民百姓则通过传言来进谏。人人都可以进谏。自从进谏有了专职官员，而世道变迁已经衰落。然而考察当时设置官职的制度，也可以知道那时言路（进谏渠道）的宽广与狭窄。

唐朝的制度，御史台设大夫一人，中丞三人，侍御史六人，殿中侍御史九人，监察御史十五人。开元年间，选用京畿地区的县尉，又设置了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使、殿中里行使、监察里行使，没有固定的员额。而门下省设置给事中四人，掌管侍奉皇帝左右，分别处理省事，驳正诏敕以及各部门的奏章，参与六品以下官员的奏拟。又设置左右散骑常侍各二人，规劝讽谏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各四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各六人。左边的在门下省，右边的在中书省。凡是台省中担任言责的官员共有七十多人。

宋朝的制度，设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左右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侍御史、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左右正言、监察御史。那些官职低微而进入殿中监察的称为里行。《宋史·职官志》不记载员额。然而治平四年，诏令举荐台官，大多因为资历浅薄不符合资格，于是诏令三丞以上的知县担任里行。熙宁二年，又诏令御史空缺时，委托中丞奏举，不拘泥于官职高低，兼权任用。这也足以看出朝廷求才纳谏的盛心了。

明朝的制度，给事中、御史，称为科道。都给事中二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吏科给事中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南京六科给事中六人，掌黄册给事中一人。凡是章奏的出入，都必须经过他们。如果有违失、抵牾、更易、紊乱的情况，可以封驳。朝政的得失，百官的贤佞，允许联名署名著奏上报。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职责专门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的都察院，品级与六部相同，其权力特别重。将其属官分为十三道，设置监察御史。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道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道各八人，云南道十一人。南京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九道御史各二人，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各三人。凡是所见所闻，都可以纠察。两京给事中四十七人，御史一百三十二人，比起前代员额最多。大概唐宋的制度是员额少而官职多，明朝的制度是官职少而员额多，所以广开耳目以防蔽塞则是一样的。

然而太祖的法律，无论臣民，都允许言事。到了永乐、洪熙、宣德年间，风气更加兴盛。孔友谅以双流知县的身份上奏六件事，洛阳知县姚泓，乐昌知县徐善惠，怀柔知县邵原亨，湘阴知县宋纶，都上书陈述利弊。然而这些还是县令县长。安邑训导白威请求税粮折输钞帛，郫县训导王敏言说盗贼纵横，灌县阴阳学训术严亨请求修筑都江四十四堰，孟渎河闸官裴让上疏请求疏浚河道。而吴江县丞李升，如皋县丞刘选，化县丞吴整，万全县丞何福全，定襄主簿李郁，河间主簿陈聚，和州吏目张良兴，寍晋典史王珪，所上的封事，诏令都允许施行。然而这些还是小吏。王延广以博白县吏的身份请求郁林岁运改输廉州，张真以甘州卫卒的身份，蒋文霆以开平卫卒的身份陈言，赐予衣钞。沈连以茂州卫卒的身份请求解除棉布出境的禁令，唐顺以沈阳卒的身份请求开通卫河，张显以辽东三万卫军士的身份，范济以兴州戍卒的身份，都有论建。至于像嘉定百姓周程请求疏浚吴淞江，秦州百姓张源请求巩昌、临洮的民粮改输兰州，阜城百姓李彬请求遣还罪谪为民的孤贫老疾者，栾城老人骆得请求以钞布代替秋粮，那么采纳的广泛，下至荷戈的士兵和编户的百姓了。

景帝鉴于王振的蒙蔽，允许吏民上书言事。则有候选知县黎近，云南吏目胡仲伦，麻阳教谕张泰，监生徐鉴、郭佑，昌平诸生马孝祖，南京锦衣卫军华敏，留守左卫小旗徐靖，工部办事吏徐镇，山西都司令史贾斌，兰州百姓聊让，山阴百姓韩昌，应诏陈言，济济称盛。以世宗的褊狭，而璁、萼既罢，还能降诏责备言官不言。大概其祖宗家法，有以庇护子孙，几乎几乎比隆三代，虽然唐宋也有不及之处。卜年三百，措社稷于盘石之安，渊源其不出于此也乎。

译起居注官考

许宗衡

咸丰三年，我从翰林院庶吉士改任中书。八年三月，稍加升迁为起居注主事。有人说：“这也是史官的职务。”我说：“不是的。”我曾考证起居注，即是周官中的左右史。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东汉马皇后撰写明帝起居注。汉代的起居注，是宫中女史的职责。王莽时设置柱下五史。从魏到晋，起居注则由著作郎掌管。此后起居注都由近侍大臣担任。历代有这个职务，却没有专门的官职。后魏有起居令史，又另外设置修起居注二人，由其他官员兼任。北齐称为起居省。后周有外史，就是起居注的职务。又有著作二人，掌管编缀国录，那么起居注和著作的职责，从此分开。隋初由吏部散官，又有校书、正字中有叙述才能的人掌管此职，由纳言统领。炀帝于是设置起居官，于是在内史省设置起居舍人二员。唐贞观二年，移到门下省，设置起居郎。显庆年间，又在中书省设置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分掌左右。龙朔三年，改为左右史。神龙初年恢复旧制。每当皇帝临朝，他们就分立两侧，左为起居郎，右为起居舍人。有诏令就靠近殿前俯身倾听，退下后记录下来，作为起居注。当时担任此官的人，如令狐德棻、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都因贤良正直而有声望。宋代沿袭唐制，屡次变更。起初起居郎隶属门下省，舍人隶属中书省，号称小两省，都是虚名，而实际掌管职务的人自称为修起居注，多由馆阁官员兼任。熙宁五年，张佖上书请求恢复左右史的职务，作为起居注。凡是宣猷、客省、进贡、辞谢、游幸、赐赉，每五日汇报一次；四方官吏风俗的善恶，每十日汇报一次；其他如吏部除拜、兵部除授、土贡旌表、刑部法令沿革、礼部奏贺祥瑞等事，都在年终汇报，不再专门记录皇帝的言行了。元丰年间，王存请求恢复起居郎、舍人的职务，使他们能够完全听闻天子的德音，退下后记录下来。然而宋代的起居注，每月进呈皇帝，直到欧阳修才请求不再进呈，恢复仁宗时的旧制，大概是因为君主不应当观看史书。降至明朝，讲官记录起居注，每天轮值一员。现在《起居注册》记载讲官每天轮值二员，其编纂各衙门章奏，则另外选拔讲读史官六员。遇到常朝御门，轮值记录编纂官四员侍班，郊祀、耕耤、视学、大阅也是如此。

本朝参用明制。康熙十年秋八月，初次在太和门西廊设置起居注馆，满族记注官四员，汉族记注官八员，都由日讲官兼任。满洲、汉军主事各一员，汉族主事二员。满文笔帖式、满汉文笔帖式、汉军笔帖式各四员。凡是御门、升殿、视祝版、经筵、殿试读卷、上元、岁除、外藩朝贺赐宴，都侍班。祭坛、祭庙、谒陵、亲耕、视学、大阅、迎劳、凯旋、巡幸、搜狩，都跟随记录，册籍中书写日期，以及侍直官姓名，每月满汉文各一册。到次年按月份排纂。凡是记注官，本朝有起居注及起居注官都是虚名，由翰林兼任。侍班所记录的，一一详细记载在卷末，汇成总册。册中用翰林院印钤封缝，藏在铁柜中。我到任时见只有木柜，封识，每年十二月题明，记注官会同内阁学士，藏在内阁大库，这是旧制。二十年，增加汉族记注官八员。三十八年，减少保留满洲、汉军及汉族主事各一员，其余如故。主事专门掌管满汉文册，正本既送内阁，副本藏在起居注衙门。五十六年以后，裁省记注官，只令翰林五员在皇上理事时轮值侍班。雍正元年夏四月，仍然恢复旧制。乾隆元年，增设满洲讲官二员，现在全都沿袭。只是主事则是满洲二员，汉族一员，不拘泥于汉军了。每年编成满汉文各十二册。春天开始行文各衙门咨取前一年的谕旨，汇送起居注衙门，由供事书写汉文，满文则由笔帖式分写，称为外记注。内廷巡幸诸事，则由内管事太监，请交起居注衙门汇录，称为内记注。满汉讲官，都统属于大学士及尚书兼翰林院掌院者。

凡是满汉各册，正本既成，将副本送掌院及讲官轮阅。册的前序，每年由讲官一人著录，必须使用骈文，分隶一年的事，年终进呈。另有后跋，也是讲官所作，不进呈。每年十二月，册文送内阁时，大学士、尚书兼掌院者与讲官到阁验收，没有内阁学士了。主事只掌管副本，并督促笔帖式、供事写录的勤怠，与胥吏没有区别。我到任时，衙门所存记注副本，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六年止，询问同僚，成皇帝记注副本，存在实录馆的，共二十九年，送回的只一年。自来实录馆所取的书，往往不发还，也有送入国史馆的。即使讲官也不是繁重的职务。其与古人左右史记言动的意义，仅存其貌。与历代相比固然不尽相同，尤其不如唐代

译这种制度是好的。唐太宗时期，褚遂良担任起居郎。太宗对他说：“你知道起居注所记录的内容，可以让我知道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详尽记载善恶，希望君主不敢做坏事，没听说过君主自己拿来看的。”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行为，你也记录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责是执笔记录，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都会记住。”刘洎的话可以说很好了。然而这也因为当时的官职不是虚设，又得到了褚遂良这样的人担任，所以政事贵在崇尚务实，官职适宜任用得人。唐玄宗开元五年，命令史官跟随宰相进入侍臣对仗奏事的场合，这也是沿袭太宗贞观年间的法令。其中规定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入宫奏事，必定让谏官和史官跟随，有失误就匡正，善恶必定记录。各官府都在正衙奏事，御史弹劾百官，戴着豸冠，在对仗时宣读弹劾文书，所以大臣不能专断君权，小臣不能进谗言作恶。等到许敬宗、李义府掌权，这种制度逐渐被废除。宋璟想要恢复它，请求从今以后，除非确实需要保密的事，其余都让官员对仗奏事，史官自然依照旧例行事。宋神宗也说，臣子奏对时，如果有偏邪谗佞的人，如果左右有史官记录，他们就无法肆意作奸犯科。我又曾读侯朝宗《壮悔堂集》中的《司成公家传》，崇祯二年，司成公担任记注官。温体仁揣测天子的意思，自己写奏章控告臣子结党，得以召见对答。温体仁挑拨离间、辱骂诘问，多次斜眼看天子的脸色，伏地叩头，做出侧媚曲谨的样子。天子非常高兴，快步站立任命他为宰相。司成公跪在台阶下，详细列举他的丑行，并在朝堂上公开宣扬。温体仁对此感到厌恶，多次恳求司成公，希望稍微改动一些。司成公坚决不答应，对人说：“温体仁的奸诈超过李林甫，而虚伪强硬又像卢杞，如果让他执政，天下将要大乱。我之所以公开宣扬，是希望天子神明一听就能感悟。”温体仁听说后，害怕司成公继续进言，就把他外放到南京。司成名恪，当时担任庶子。那么明朝的记注官跪在台阶下，与宋朝的记注官站在座后，大概是相似的。如果自古以来都这样，那么史官就没有不记录的事，臣子就没有私下请托的话，可以警戒君主，消除奸党。然而形势不允许这样。我充任此职将近两年，既对官职没有益处，又惋惜现在的制度不如古制。闲暇时于是考察其起源，于是详细记录下来，以等待后来担任此官的人，有所考证。或者有人认为这是史官的职责，这是舍弃华丽的车驾而偷窃破旧的马车，舍弃锦绣而偷窃粗布短衣，不是我敢冒然担任的。

译内务府向来不干预朝政的奏片

鲍源深

再者，我朝设立内务府，只是掌管宫廷内的服饰、器物、营造等事务，向来不闻问朝政。近来阅览邸报，屡次出现“召见内务府大臣”的字样，并且与军机处、御前等各大臣一同接受已故皇帝的遗命，这似乎与旧制不符。我私下认为，内务府各官职名称，与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官职名称，向来在官员名录中分别列载，原本就是为了显示区别。虽然总管内务府的大臣多由内阁、六部的大臣担任，但内阁、六部才是他们的专职，总管内务府不过是兼任的差使。因此请求今后如果是议论内务府的事务，必须全体召见的，仍按旧例办理；倘若关系朝政，需要分别召见的，则明确指明为“召见某某”，不必冠以“内务府大臣”的字样。这样才与旧制相符，而干预朝政的萌芽也就都消除了。这是臣愚昧的看法，是否妥当，谨附片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

请传办要件统一由内务府大臣行文各督抚的奏片

曾国藩

再者，臣在未交接卸任之前，两次接到造办处发来的公文，声称移会两淮盐政监督，并附上两份红单，其中写明预备皇后所用物品等缘由。查各省承办御用物件，向来惯例或由内务府大臣咨文通知督抚，或由织造转咨督抚筹款办理。造办系内务府的司官，只有移会织造监督的公文，并没有直接咨文各省督抚的事情。至于此次来文，都称移会两淮监督。查两淮只有盐政，并无监督一职。自从道光十一年裁撤盐政，归并总督兼管以来，到现在已近四十年，京城各衙门没有不周知的。造办处难道不知道吗？却杜撰出“两淮监督”这个名称，使人产生疑虑，实在不可理解。本朝设立内务府衙门，其总管大臣，即由内阁、六部的大臣担任，将前明宦官擅权、向各省勒索的弊端革除干净，实在是千古良政。内务府的堂官、司官，与六部的堂官、司官，体制相同。六部行文给督抚，都用堂官的印信，不列各司的职衔，那么内务府行文给督抚，也应该用堂官的印信，不列各司的职衔。除将两次来文抄送军机处查核外，相应奏明请旨，敕令该衙门，今后遇有传办重要物件，统一由内务府大臣行文督抚，不宜直接由造办处移会，以符合定制而杜绝弊端。理合附片陈明，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给大学士的信 道光九年

龚巩祚

巩祚年轻时阅读历代史书以及本朝掌故，自古至今，法律没有不改变的，权势没有不积累的，事例没有不变迁的，风气没有不移易的。所依靠的，只是人才必定不会断绝于世罢了。有人就一定有肝胆，有肝胆就一定有耳目，有耳目就一定有上下百年的见闻，有见闻就一定有考订同异的事情，有考订同异的事情，就一定有人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是不这样。有了是非，就一定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于上位，有力量，那么所认为对的就依从，所认为错的就去除；感慨激奋而居于下位，没有力量，那么就探求我的是非，而大声疾呼。像这样，法律改变有什么弊端，权势积累有什么沉重，风气移易有什么惩戒，事例变迁有什么恐惧。中书在阁内任职，领取七品官的俸禄，到现在五年了，所见所闻，没有不认为是对的。同僚八九十人安于现状，而中书一人没有不认为是对的。在大庭广众之中苟且安于现状，梦醒独居时没有不认为是对的。进入东华门，坐在直房中，昏然安于现状；走出东华门，精神清明，没有不认为是对的。同僚八九十人怀疑中书有痼疾，我不辩解。然而没有不认为是对的，就像嘴里含着鱼刺以为吞下了，像坐在刺猬身上以为安稳。细小的有五十多条，大的有六件事。现在条陈这六件事，希望中堂磨砺聪明，焕发神采，赐我全部阅览。

一、中堂应当到内阁看阅奏本。大学士中充任内廷职务的，按例不看奏本。我考证雍正十年以后，内廷的职务有五项：一是御前大臣，二是军机大臣，三是南书房，四是上书房，五是内务府总管。这五项为什么称为内廷？因为内阁是外廷的缘故。内阁为什么反而成为外廷？因为雍正以后，从内阁分出了军机处的缘故。大臣兼任这五项职务的，除了出任南书房、上书房总师傅，不每天入值，不长期居住在圆明园的，每天入值、长期居住在圆明园的，只有三项而已。这就是兼任这三项职务的大学士不到内阁看奏本的原因。幸好大学士不全兼任这三项职务，内阁每天有大学士一员到任。汉侍读上堂，将部本、通本各签呈审定，迎送合乎礼仪。中书有请示就上堂，没有请示就不上堂。这是本朝初年以来一百八十年没有改变的，而且雍正壬子年以后九十年也没有改变的。只有中堂到内阁，侍读以下官员的贤能与否熟悉于中，辅臣的掌故也熟悉于中。内阁是百官之长，中书是实际办事的官员。这个衙门一天不裁撤，这个规矩一天不废除。道光元年，大学士有六人，满洲伯中堂、托中堂，协办长

译中堂。汉代则有曹中堂、戴中堂。协办为孙中堂。这一年入阁审阅奏章的共有三人，其中一位是托中堂。戴中堂告老还乡，孙中堂升任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由蒋中堂担任。托中堂退休致仕，长中堂升任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由英中堂担任。这是道光二年的事。曹中堂、蒋中堂都是军机大臣，长中堂任伊犁将军，孙中堂任两江总督，英中堂任内务府总管。那些天天入阁审阅奏章的，只有托中堂一人。托中堂在嘉庆朝，担任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常常在圆明园居住，深受皇帝宠信。到了这时才天天入阁审阅奏章，原本就很辛劳。一天被皇帝召见，他趁机口头奏报说：“内阁中只有臣一人天天审阅奏章，各部及八旗事务繁杂，必须分身处理等语。”于是请求皇帝下旨派遣三位汉人学士，轮流审阅奏章。唉，学士的官职低于朱批，审阅奏章并非他们的职责。这是第一个关键问题。然而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难道能作为定例吗？日后无论哪位中堂离职，局势就会完全改变。局势完全改变，旧有的规章不难立即恢复。如果竟然从此改为定例，必须让大学士上奏说明，将汉人学士增加此项职责，编入《大清会典》，并将大学士永远作为虚衔之处编入《大清会典》，万无一失地不会不奉明文而淡然相忘的道理。所以托中堂这次奏请只是权宜之计，自然没有妨碍。而后来永远如此，是托中堂所没有预料到的。孙中堂被革职，蒋中堂升任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由汪中堂担任。汪中堂是上书房总师傅。按照嘉庆九年的上谕说：“南书房、上书房行走的大臣，都着轮流入署办事。其上书房总师傅不过十天入值一次，尤其不得借口内廷常川在园居住。”圣训光明正大，记载在《大清会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道，侍读也不知道。汪中堂到任那天，满族侍读试探他的意思，汪中堂愤怒地说：“我不是内廷的人吗？”于是作罢。这一天绝无引用甲子年上谕来明确反驳的人。不仅如此，此前嘉庆七年六月，上谕说：“内阁是重要之地，大学士都应常川审阅奏章。那些在军机处行走的，每年春夏多在圆明园，散直后势必难以赴阁。至于在城之日，军机处事务稍简，朕令其赴衙门办事，就应内阁、部院兼到。若不在内廷的大学士，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闲旷？保宁到京后，虽有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嗣后军机处之大学士，值朕进城后谕令到衙门时，着先赴内阁，再赴部院。不在内廷之大学士，着常川到阁，以重纶扉，以符体制。”此谕更明白了。也没有援引此谕来反驳的人。大官不谈掌故，小臣不立风节，典章法度衰败，纲纪颓坏，非一日之积，可胜痛哉。假使汪中堂审阅奏章，那么托中堂、汪中堂隔天一人到阁，与托中堂原奏所称只有一人到阁的情事不同，与所称日日到阁的情事也不同。那还有什么借口呢？可惜啊。这是第二个关键问题。

译汪公病逝。协办大学士由如今的卢中堂担任。英公降任热河都统。协办大学士由如今的富中堂担任。两位中堂不但不在三项内廷差使之内，也不在五项差使之列，尤其应当到内阁值班，以重视本职。然而侍读鉴于前事，不再探问请示。两位中堂原本不熟悉内阁旧例，不知大学士的本职因何而设，过错自然不在两位公爷身上，于是双方互相遗忘。这是第三个重大关键。合署人员，以及满朝科道官员，也都淡然相忘。与汪中堂到任那年相比，情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而汉学士阅览奏本的局面，于是保持不变。当时有人戏称陈学士嵩庆、张学士鳞说：“两位可以称为协办协办大学士。”两位笑着应承。三十年后，后辈绝对无法理解今日的嘲戏之语了。卢中堂的全衔是：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兼管顺天府事务。富中堂的全衔是：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如今吏部、顺天府知道有卢中堂，内阁却不知道有卢中堂；理藩院、正白旗知道有富中堂，内阁却不知道有富中堂。官员升降之事，托付给中堂独自主持，内阁不知道中堂共有六个缺额。于是本朝大学士这一官职，便与保傅等虚衔一样，有头衔而无实职。从尚书到巡检、典史，都不因兼任他职而废置本职事务，唯独大学士有兼差而无本职。从尚书到未入流官员，都坐在本衙门堂上办事，内阁作为衙门之首，堂上竟然没有堂官了。然而自太宗文皇帝以来，设立大学士的权力、职责的本意，到托中堂时发生第一次变化，到汪中堂时发生第二次变化，到卢、富两位中堂时发生第三次变化。托中堂开创，汪中堂承继，卢、富两位中堂完成。依中书愚见，如今应当紧急请求托中堂、卢中堂、富中堂轮流到内阁阅览奏本。如今曹公系军机大臣，长公系御前大臣，蒋公系两江总督，如果不阅览奏本，应当紧急上奏明确改定《会典》，不得互相遗忘。这是当世第一要务。

一、军机处是内阁的分支，内阁并非军机处的附庸。雍正辛亥年之前，大学士就是军机大臣，中书就是章京。壬子年之后，军机处成为处理谕旨的政府，内阁成为处理圣旨的政府；军机处成为处理奏折的政府，内阁成为处理题本的政府。似乎轻重有所区分。然而天下的上谕，有不说是由内阁承发奉行的吗？天下的奏牍，有不说是由内阁抄出的吗？六科领受事务，是去军机处呢，还是去内阁呢？昔日雍正朝，因为军务应当机密，所以使用专折奏事，后来非军事事务也用折奏，后来常事也用折奏，后来细事也用折奏。如今奏折多于题本，上谕多于圣旨，也有奏折已结案，再补具一道题本的情况，这绝非雍正朝的旧例。旧例何必拘泥。只是天下事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不得不引申触类旁通。本朝沿袭明制，设置六科，其官署在午门外，主管领受圣旨，主管封驳。正因为它是上谕，谏臣若认为不可行便封驳之，谏臣之所以重要。如今内阁拟旨，所答复的都是题本，所遵循的字句都是例程，圣旨极长也不过三十字，确实无可封驳。自从阁臣成为闲散官员，科臣也成为闲散官员。如果依照现在的情形，何不将六科移驻到隆宗门外，专门领受军机处的上谕，并主管其封驳呢？又因为内阁是至近至贵的臣子，外吏不敢直接通达主上，所以仍沿明制，由通政司通达内阁，称为通本。如果依照现在的情形，通政司也是闲散官员，可以裁撤。如果不裁撤，何不将其移驻到隆宗门外，作为奏事处的咽喉呢？这两条建议，原本属于迂腐不可行，然而援引立法之初的本意，而探求其道理，考核其名实，遭遇天下后世如此重重驳诘之后才停止，又拿什么来抵御呢？又六部尚书都轮值，而大学士独不轮值；侍郎轮值，而内阁学士不轮值。立法之初，难道不是因为丝纶之寄托，百官之总管，不轮值者，是无日不轮值吗？内阁与军机既已分开，大学士反而倚仗部院旗务以为自重，而轮值召见。嘉庆年间御史蔡炯上奏大学士勿令兼任他务，其论断实在接近正道。其事幸好没有实行。万一实行，那么大学士既不轮值，又不到内阁阅览奏本，终年不被召见，又不趋赴公事，与食俸待缺的小臣有何区别？天下后世嘲笑，又拿什么来抵御呢？所以说必须端正名分。名分不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这个。雍正壬子年，开始担任军机大臣的是张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携带中书四人，文端携带中书两人，前往乾清门，协助存记及缮写事务，这是军机章京的开始。何曾有以六部司员充任章京的呢？文和兼领吏部、户部，何曾召吏、户两衙门司官协助存记缮写呢？后来中书升任主事，就离开军机处，为什么呢？六部各有应办公事，占据六部的缺额，办理军机处的事务，这不是名实相符。那些升任部曹而奏请留在内廷的，未考证何人开始。至于由部员而保举充任军机处的，也未考证何人开始。大概是在文襄、傅文忠两位公爷时实际开创的。

译主持此事。此后便有了部员送充军机章京的先例。内阁占一半名额，六部占一半名额，内阁与六部对等送充。内阁所占的名额已经不算优厚了。但是内阁与六部并未曾分为七个部分。嘉庆二十一年，睿皇帝曾对董中堂说：“此次保送，内阁独多。”董中堂年老体衰，来不及依据根本原则来回答，反而叩头认罪。于是皇帝特别谕令内阁与六部衙门均平人数，从此内阁与六部就分为了七个部分。如今中书在军机处的最少，最失去本来面目，原因就在于此。我私下认为，根本原则之中还有更根本的原则。要从更根本的原则上进行变革，绝非一个普通儒生凭口舌所敢议论的。依照中书愚陋的意见，暂且依照雍正年间的旧例，六部专门办理六部的事务，内阁办理诏令的起草与发布事务，停止六部向军机处送充人员。那些由军机中书升任部员之后，不得奏请留在军机处，立即命令他们回本部当差。这样，才能做到变革而不背离根本，逐渐恢复本来面目，逐渐使名称与实际相符。

译侍读的权力不宜过重。自从中堂不再到内阁办公，侍读的权力日益加重。凡是中书官员的一切升迁差遣，侍读不呈递大官单，而是从袖中取出一寸纸，写上姓名一两行，口头进言几句，中堂随意点头，便得到了。遇到协办侍读职位空缺，侍读门前便如市场般热闹。因此，侍读以上官员自视为上司，中书以下官员自视为下属，明显违背了会典规定。试想六部卿寺衙门，都用大官单禀报事务，为何唯独内阁废弃大官单不用？这是因为各衙门堂上都有堂官，官员有几案，可以查阅官单。如今侍读面见中堂，大多在宫门风露之中，站立交谈片刻，如果不是从袖中取出寸纸，实在不够简便，这是他们的苦衷。议论的人说，侍读与中书亲近，中堂与中书疏远，借此加以延访考察，这种说法不对。大官单既然已经详细记载了中书的履历、年龄、俸禄深浅、功过次数以及何种行走名目，为何唯独凭借袖中寸纸算是延访，而查阅官单反而不算延访呢？中堂统领百官，作为皇上的耳目，对于四海之内满汉文武官员的贤愚，没有不知道的，怎么会对本衙门两三个笔札小生尚有不知，而要等到临期才去延访呢？难道中堂的聪明通达于天下，却唯独在侍读面前变得愚钝吗？依中书的愚见，一切中书差使，应当由侍读手捧全单，沉默肃立，中堂坐在堂上，用朱笔点出，明确下达堂谕，不允许再沿袭袖中出纸的做法，以严肃视听。

汉侍读应当增设一员，使其在典籍厅掌印。清初汉侍读原本有三人，如今满洲、蒙古、汉军侍读缺额十二人，汉缺二人。内阁是掌故的宗庙，典籍厅是储藏的渊薮。近来御史王赠芳有陈奏添设汉侍读的奏折，部议不予实行。其原奏只是出于疏通人员的目的，且仍属于办理票签的事务，票签处人员并不缺乏，何须添设，议寝是正确的。我认为侍读必须添设，以恢复旧制，并非专为疏通起见，也不是为票签处添缺。如今汉缺典籍二员，都不在厅内行走，有的在票签委署侍读上行走，有的在稽察房行走，有的在票签直房行走，有的在副本库行走。其中帮办典籍的中书一两员，孤立在厅内，厅对待他们如同客人，那些实缺典籍尚且不问一切事务，怎能责备帮办的中书去询问原因？因为厅内没有汉人的前程，所以典籍虽有深俸，如果不是委署侍读，必定不准擢升侍读。假使擢升侍读，那人又离开厅了。况且实缺典籍是由中书论俸而升，俸禄已深，不久就要出衙门了，即使真在厅内行走，也视厅如传舍，无足整顿，这是必然的。因此汉人对内阁掌故，十有八九茫然不知，而满员直接将其视为文移档案之地，繁缺不愿让汉人分权，其势遂成，于是不可挽回。依中书的愚见，想要名实相符，不如添设汉侍读一员，在厅掌印，与满侍读和衷办事。此缺出现，以实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现，以在厅帮办的中书升用。这样，国家就多了一些熟谙掌故的小臣，为太平盛世增添光彩。即以疏通而论，汉人升任侍读，分为两支，一支由票签处委署侍读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匀，没有要津挤塞的祸患。

馆差应当恢复旧制。各馆官书，以内阁、翰林院、詹事府衙门充任总纂、纂修、协修官，这是清初以来的定例，近日尚有明文可见。一见于嘉庆六年十月大学士和珅等会典馆原奏，再见于嘉庆七年十一月大学士保宁等会典馆原奏，弁冕会典者也。会典馆如此，列圣实录馆如此，一切官书局无不如此。嘉庆七年，王文端公送中书蔡毓琳等充任协修，而以桑继雯充任纂修。桑君负有文名，推辞再三，想等待三次征召，文端公发怒，于是停止了中书送任纂修的惯例。于是直到会典馆全书告成之年，没有以中书续送的人。仁宗睿皇帝实录，历时六年告成，也没有以中书送任纂修的人。在文端公这是迁怒，是改变旧章，从而沿袭下来，并非文端公的诤友。但文端公未曾奏明，裁汰未奉明文，从而沿袭，以为前规后随，恐怕文端公不接受，且停止了送任纂修协修，却唯独送任分校。分校的差役，与供事相等。中书与翰詹同为清秩，翰林纂书，中书分校，书内得失，一切不当问，中书深以为耻。又按嘉庆末年杨宜之系副贡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任会典馆总纂，中书王璟等以进士出身七品官，而充任其分校。衡量国家用人之法，岂为平允。这必定应当恢复旧制，行知各馆，一体制宜画一。汉中书充任文渊阁检阅军机章京者，挂朝珠，如今中书纷纷挂朝珠，或以为非，或以为是。以为是者说，内阁本属内廷，与军机处无区别；以为非者说，如今的内阁，一切不同于军机处，事势本殊，为何唯独挂珠。两说皆

译合乎中道。这应当上奏确定章程。或者全部准许，或者全部裁撤，或者哪一项应当准许，或者哪一项应当裁撤。奉到明确的诏令并载入会典。又如中书官初次到内阁，拜见大学士的礼仪；平日侍读、中书因公拜见大学士的礼仪；后辈初次拜见前辈的礼仪。都应当急迫地斟酌谦卑与高傲之间的分寸，编纂成一部书，以便于遵循遵守。希望礼乐制度美好显著，以彰显百官领袖的盛况。

译在礼曹任职期间，与堂上官讨论事务的书信，道光十八年

龚巩祚

巩祚于去年春天，由宗人府主事调任现职。自接受职务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愚钝之人，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效可以表现，但心中确有想要陈述的话，不揣冒昧，想以此略微补益于高深明察的您。请您在阅览之后，加以查访核实；核实之后，如果可行，就按次序施行。具体条目如下：

第一条，条例应当紧急修订。定制规定各部则例每十年修订一次。天道运行十年而小有变化，人事也是如此。在这十年之中，凡是钦奉皇帝谕旨，以及臣工条陈奏议，关系到某部事务，并经某部议定核准的，该部陆续编纂录入，以显示明确完备。现在考察礼部则例，自嘉庆二十一年重修后，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祠祭司的典礼最为重大，应当编纂录入的内容，比其他三司繁杂数倍。其他三司也有应当编纂录入的内容。署中因循守旧，畏惧行事。如果再积累几年，难保案卷文书没有遗失的，日后必定导致棘手。礼曹是朝廷万事折衷裁断的地方，比五部最为重要。现在各部都没有超过二十年不开设则例馆的，衡量其轻重，并不恰当。另外，巩祚阅读嘉庆二十一年所修的则例，错误极多。如今重修，见闻相接，尚易订正。如果拖延到数年之后，旧人零落，考订更加困难。应当命令首领司详细商议，迅速办理奏稿，在今年夏天举行。

第二条，风气应当极力挽回。巩祚的先祖曾在礼部做官，巩祚的父亲也在礼部做官，如今已是第三代了。自幼年以来，颇闻掌故，且知道本部风气，在京师各衙门中最雅正。然而近来却有难以言说的情况了。向来司员，名义上是坐办司事，至于掌印官，尤其是一司中的雅望之人，难道以奔走趋奉为才能吗？嘉庆初年，司员中有在宫门风露中持票请画的，让少年新科进士去做，称为观政。资格稍旧的，就不做了。或者由笔帖式去做，主事就不做了。近日专门以奔赴宫门说票为才能，自掌印官以下，有六七个人齐声说一件事的，有六七个人合捧一张票的。巩祚实在羞于这样做。至于本部赴圆明园值班的日子，这一天，四司听不到一匹马嘶鸣，看不到一个皂隶。定例规定部臣赴园值班，轮派一人留在署中，注明在折尾。这是皇上尚且不希望堂官全部赴园，何况司官呢？堂官只是值班而已，司员自有其坐办的事务，值班与四司有什么关系呢？部中多一个奔走趋奉乞求面见长官的人，就少一个端坐商榷朴实任事的人。而且司官每天赴宫门见堂官，那么堂官因此不必每天到署中。司官做无益的忙碌，堂官借机偷懒，所影响的岂是轻微的呢？应当颁发堂谕一道，说：在内廷行走的尚书侍郎，不能每天入署的，应当画押的票，积到第八天，值班八天为一周，派遣笔帖式二员，汇总捧至宫门面画。主事以上官员，不许前来。这样，司事就简明了。又颁发堂谕一道，不在内廷行走的尚书侍郎，每天入署，无须在宫门画押。这样，堂事就肃清了。又制定一条章程，说：遇到奏事的时候，其奏票是由某司办理的，允许本司原办的官员前来，一人随同听旨，其余官员不必来。这样，司事就更为肃清了。简明而肃清，就恢复乾隆以前的气象了。还有请求的，本部遇到题补缺员及派遣差使时，竟然有对众人夸张，说堂官向我询问贤能与否，我保举谁，我保全谁的。这类人不学无术浅薄之人，对大局也不能有所损益，但礼曹是风气的宗主，一颦一笑都应当谨慎，以防备五部的清议。

第三条，祠祭司应当分股办公。祠祭司关系至为重大，居诸司之首。官员懈怠吏员疲沓，散漫没有纪律，也是诸司中最严重的。推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分股办公的缘故。现在仪制司分股，所以人知道奋勉，没有十天不到署的，也没有呈堂请画时，本员还不知道这张票底细的。祠祭司不然，除了掌印官以外，并没有专责，人人都可以过问。天下事到了人人都可以过问的地步，那么人人都不过问，本来不只是祠祭司这样。嘉庆年间，王侍郎引之知道这种情况，命令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办事。实行不久，有掌印官志向在于独办，不愿均劳，认为如果分办，那么掌印官与其他官员有什么不同，于是极力辩白其不便而停止。此时幸好没有这种专横嫉妒的官员。北司头绪颇多，应当悉心详细商议，恢复王侍郎的旧制。或者一股一人，或者一股数人，或者数股一人。这次议定，永远遵行。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条途径。

第四条，主客司应当紧急整顿。主客司，是为天朝怀柔远方之人，使外夷尊重中国，地位极其重要。近日以至于大败坏不可收拾，被四夷嘲笑。推究其原因，是因为百务一概推诿给四译馆监督，而本司无权。馆监督的设置，是因为外夷到来，马匹众多，借助其弹压而已。天家有饩廪供给，让主管宾客适馆授餐的事务而已。至于有关中外大体大计的事情，应当责成该司，或者禀报堂官，或者具奏，不得任由馆监

译督一人。想要加重就加重。想要减轻就减轻。想要行动就行动。想要停止就停止罢了。道光四年。越南国王派遣陪臣呈请更改进贡路线。当时掌印边廷英上奏〇。尚书文孚上奏驳斥此事而作罢。十五年前。风气尚未严重败坏。若在今天。主客司恐怕不能参与听闻。礼部设有四译馆。就像户部设有宝泉局。兵部设有马馆一样。依附于本部以通达信息。它的印信现在存放在本部后库。并非真正的京堂。与六部尚书、侍郎抗衡的人。监督以京堂自居。把主客司视为多余之物。去年高丽贡使呈请裁减通事官员。言辞恳切。监督福肇不问是非。独自驳斥。堂官和司官都不预先同意。巩祚认为应当上奏请求圣裁。未被听从。不久果然有使臣倭什讷、明训骚扰驿站之事。这正是通事官员的危害。明显的效果和大大的验证。如果一切事宜。都依照乾隆、嘉庆年间的旧例。主客司参与听闻。哪会有这样的事呢。又伏查旧案。主客司掌印满族郎中。不兼任四译馆监督。四译馆监督。由其他三司的郎中担任。为什么呢。外国使节在馆内。钱粮出入。按规定由馆造册报给司。由司复核咨报户部报销。现在监督就是本司的人。是自己支出自己销账。自己造册自己上报。自己审核自己移送。自己咨报自己结案。没有这样的政体。去年高丽三次来朝。越南也来朝。簿籍之类。同僚官员都不看一眼。同僚官员未必怀疑他不肖。该监督如何自我辩白。如何自处。应当急忙制定章程。四译馆监督。任用其他三司的郎中担任。在主客司任职的人回避。永远作为定例。凡是遇到外国使节呈递文书言事。让该司各位官员中明白大体的人。商议是否批准或驳斥。共同看见共同听闻。小事禀报堂官。大事上奏。中外的情况。不阻塞于一人。天朝永远没有失去大体的羞耻了。谨议。

译拟请裁并河漕官员条议疏 咸丰三年

户部侍郎王庆云

奏为河工、漕运衙门缺额过多，拟援引旧例裁并，以节省耗费，请旨饬令朝廷大臣集会商议。

私下认为，理财的方法，首要在于节省开支；节省开支的关键，首要在于精简官员。如今耗费和蛀虫最严重的，亟需分别裁并的，没有比河工、漕运两个衙门更甚的了。河工耗费国家，漕运耗费百姓，进而也耗费国家。然而其弊端总根源在于官员过多。

比如山东、河南两省，既然已有两位巡抚兼管河务，却又设立河东河道总督，专门管理黄河、运河两河事务，这是河督的弊端。沿河的河道官员，都有管辖厅、汛的责任，都应当管理钱粮，却又设立河库道主管出纳，这是河道官员的弊端。

自从河夫改为河兵，沿河设立军营，由低级武官统领，平时驻扎在河边，熟悉水性的是武官和士兵；抢险防护、使用云梯和硪石筑堤，以性命与水抗争的是武官和士兵。然而却由厅官专门管理钱粮，汛官分别负责工段，以冒领支取的多少，作为缺额的肥瘦，想要他们懂得水性的平险，熟悉修守的时机和适宜，百个中没有一个或两个，这是厅、汛文职官员的弊端。

伏想当国家丰裕安乐之时，河工多设员弁，放宽估算经费，原本是为了保全河防、保卫民生，国库款项在所不惜。然而积弊到了近日，官员越多越治理不好，费用越多越不够用，最终导致河患频繁，追求河防安宁却得不到，地方困苦凋敝，国库款项且不能维持。大概其耗费国家太严重了。

至于漕粮是天子的正供，凡是有漕运的各督抚及各粮道，谁不应当尽职掌管，却专门设立漕运总督，这是漕督的弊端。各省押运，有粮道，有丞、倅，每帮领运千总二人，本来已是人浮于事，况且候补人员众多，只求委任署理、委任催办，以资供养，这是帮弁的弊端。

漕粮征收百姓有定额，出运有定数，经过这层层剥削，帮弁从州县索取，州县从百姓索取，以致兑运不前，仓储不充裕，这就是所谓耗费百姓而进而耗费国家的道理。

追溯查考康熙年间，裁官三百三十六员；雍正年间，裁二百五十余员；乾隆年间，裁三百三十余员；嘉庆年间，裁二十余员，见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的谕旨。所谓官员不空虚设置，才足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圣言极为恳切。这是官员本应裁汰，何况今日经费极度短缺，如果不大加改并，终究不免损害国家、损害百姓。臣查考成例，参酌时宜，特将河漕各官，应行裁并的各事宜，谨拟六条，恭呈御览。

一、河东河道总督拟援引旧例裁并，改由两巡抚管理。

建国初年设河道总督一员，驻扎济宁，兼管东南两河事务。康熙十六年，移驻清江，将河南工程，奏请归巡抚管理。康熙四十四年，奉谕旨山东河道照河南例，令各巡抚就近料理。至雍正二年，才在武陟设副总河，兼管山东河务，过了一年升为总河。

私下认为雍正以前，东河并未专设总督，而黄河、运河每年上报河防安宁。私下认为总河兼管两省，鞭长莫及，不如巡抚各管一省，稽查既方便，呼应也灵敏。况且河南、山东两巡抚，本来兼管河务，情形也不担心不熟悉。拟请遵照康熙四十四年谕旨，裁撤河东河道总督一缺，令山东、河南两巡抚，分别掌管本省河务，以专责成。如有交涉事件，仍令会商办理。

先前雍正年间，设直隶河道总督，乾隆十四年，裁撤归直隶总督管理，这实在是裁并总河的成例。

再查道光十一年，两淮盐政裁缺案中，奉谕旨：“陶澍奏恭缴养廉、裁减浮费一折所奏甚是。现盐务改归总督管理，总督养廉优厚，足敷办公，所有盐政应支养廉银两，着归入节省项下，解交户部充用。至盐政衙门浮费较多，统计前后裁减，每年费用银十六万两有零，其外支浮费，着查明一并删减。”等因钦此。

今河督改归巡抚，与盐政改归总督，事同一律。所有删节养廉、费用各事宜，应由各该巡抚详细查奏。

至江南既有河道总督，其两江总督即无庸兼管河防，使事权专一，平时既免牵制，有事亦无可推诿。请一并敕下廷臣集议以闻。

一、南河河库道宜径直裁汰。

雍正八年，才在清江设河库道，专管收放河工钱粮，此外别无职掌。查东河河库，系运河道兼管。淮扬道与总河同住清江，原可仿照管理。即使说南河钱粮较多，也应归扬、徐、海三道分司收放。

私下认为多一个库道，就多一个库官，且多无数库中胥吏，而各属支领报销，仍由该管道核转，诚属无益有损。拟请旨将南河河库道一缺，即行裁汰。其所管收放钱粮，或应归淮扬道兼管，或应归扬、徐、海三道分管。并请敕下廷臣集议施行。

一、东南两河缺额应遵旨裁撤并，请将修守事宜归营经

译这是治理河道的道理。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我恭敬地奉到皇上谕旨：“河道工程各厅的官员缺额很多，着令两江总督、山东河南巡抚会同该河道总督等人共同商议裁撤。”等因，钦此。随后，南河奏请裁撤了扬运一厅，东河奏请裁撤了泉河、归河两厅，其余的都没有裁撤。臣愚昧地认为，两河的修筑防守事务，必须裁撤厅级机构归并到河营，这样才能节省费用而获得实效。查考河营的设置，始于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巡视河防，而河臣如靳辅、于成龙等人，辅佐创立制度，建立营伍设置士兵，使百姓免除了招募的烦扰，工程有了修筑防守的益处，立法确实非常完善。那时厅级官员不过十几人，经费取自定额征收，没有过多估拨。一百多年来，官员设置越来越多，费用增加越来越滥，浪费国库耽误工程，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这宣宗成皇帝裁撤官员的谕旨，大概是留下了未完成的事业，急切地有待于圣明的君主继承发扬。

臣私下思考，裁撤厅级机构归并河营，确实有几方面的便利。厅级官员奢侈浪费成风，一次宴会耗尽中产之家的财产，一次挥霍花光千金的资财，不如河营武官习惯于艰苦，局面小而用度不多。厅级官员善于应酬，巧妙于报销开销，不如河营武官粗拙无文，可以期望工程归于实用。厅级官员来自外省，修防的机宜，必须临时学习，不如河营武官生长在当地，熟悉水性，对于工程的平坦险要，不待讲求，自然心中明了。厅级官员深居简出，只凭探听报告，不如河营武官风雨晨夜，亲自到河边，身体沾湿双脚沾泥，向来耐劳吃苦。而且厅级官员在上游，声息联络，平日既然已经分肥获利，临事怎能执法？而河营武官一旦有失误，轻则杖责，重则枷号示众，没有情面的顾虑，那么诸事都可以认真办理。

河道工程设立武官士兵，本应以军兴之法从事，却让文官牵制，武官也不能尽展其长，大概逐渐失去了立法的本意了。相应地请求圣旨，命令朝廷大臣集议，将东南两河的厅级官员，全部裁撤，所有修筑防守的事务，改归河营武官管理。其收支钱粮，即由各营详细报告该管道核实转报。一切购买材料雇佣民夫，不要让地方官干预。只是责任既然专一，处分也应当从重。出纳所寄托，廉俸也应当从优。至于厅属各汛，雨夜巡逻，险工抢护，无一不依靠武官士兵的力量，那些专汛的佐杂官员，实属多余，应当一并请求圣旨敕令集议裁汰。伏乞皇上决断施行。

译既然河工官员已经决定裁汰，那么经费就可以迅速筹划节省了。河工中虚报冒领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但不能大力推行节约的原因，是担心河工官员以此为借口，导致工程不坚固。臣愚昧地认为，工程是否坚固，不在于经费的多与少。比如南河的岁修和抢修，嘉庆十二年以前，额定为五十万两。后来因为材料价格昂贵，将每案五百两的额度增加到一千五百两，这是旧额度的三倍。购买材料、雇佣民夫，都需要用钱。过去银价，每两不到一千文，现在却加倍了。查近年南河岁修和抢修，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两。如果以钱来计算，这是旧额度的六倍。过去的岁修工程，用钱五十万串，却免不了决口；现在的岁修工程，用钱三百万串，仍然免不了决口。由此可知，多花费经费是没有益处的。又如历届大工程，有用到一千多万两的，有用到两千多万两的。上年的丰工，仅用四百万两，就已经合龙。等到走占之后，还有剩余的工程材料和物资，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就以复堵工程来说，牟工复堵，用银五百万两，号称节省。现在丰工复堵，据该河督奏称仅用银一百五十多万两。前后几年之间，五百万两而合龙，一百多万两也合龙。由此可见，河工官员并非都是坏人，而工程也没有难以核实的地方。只是因为积习相沿，只要有款项可以支销，也就没有人去节省。现在议请裁撤河厅归并军营，正可以借此崇尚节俭、摒弃奢侈，回归质朴。拟请以后东南两河的工程费用，都大大节省。南河岁修材料，以五六十万两为定额；大汛工程需要，以六七十万两为定额；另案一切不得过百万两。东河岁修工程，以二十万两为定额；另案不得过七八十万两。都除去额定解缴的部分，再行请拨。总之，东南两河，是天下两大漏财之处。并非不知道官员缺额突然裁减，经费突然减少，实际上是众人情势所大不便。然而臣部职掌度支，不能满足河工官员的欲望，而导致有意外之虞，臣的责任无可推卸；也不敢减少往日所需，而导致没有可拨的款项，臣的罪责也无从逃脱。两者权衡，不如裁定钱粮，而使大家力图节省。果真扫除积习，自然能做到材料实在、工程坚固，不至于有意外之虑。相应请旨，将裁减事宜，交给朝廷大臣集议，并祈请果断施行。

一、裁缺及候补各员，请严加甄别考核，分别改补、留省或咨回。道光十一年，裁撤两淮盐政案中，钦奉上谕：“两淮盐政现经裁撤，至盐务各官额缺甚少，候补之员人数太多，着该督另议变通，或改归地方，或回籍候调。至现任人员，即照州县之例，量为调换。”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在裁汰冗滥之中，兼寓爱惜人才之意。今拟裁撤河员，事同一律。惟查前届奏裁河厅，因是实缺人员，请俟出有河缺，照例即补。现拟将各厅概行裁撒，无缺可归，应由吏部援案酌核，奏明办理。至河工候补人员，应遵照道光十一年谕旨，由各该督抚会同该河督严加甄别考核，择其材堪造就者，改归地方，或留省差委，或回籍候调，详晰妥议，请旨遵行。总期无官，亦无弃材，以仰副圣主澄叙官方之至意。

一、漕运总督请裁并江南河道总督管理。治河本是为了漕运。我朝定都燕京，仰给东南粟米，因明制设漕运总督，责任极重。然而臣曾考察前代都燕者，如辽、如金，都在京师设都转运使，在外设各路转运使，这就是现在的粮道之职。元时河海兼运，在江淮济州设两都漕运司，也与现在的粮道相等。明初以侍郎、都御史督运，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后来以淮扬巡抚兼漕运总督，见于《钦定历代职官表》。由此可知，前代都燕者，都未曾专设总漕。臣曾核对其职掌，如签派弁兵、造船、派单兑运，本可由有漕各督抚就近督办；押运重载、催趱空船、核勘漂没、督追漕欠，也应由各粮道分任责成。现在专属总漕，徒使各督抚得以推卸责任。只有过淮盘掣、催趱重运，必须总漕。然而如果盘掣足以凭信，为何回漕难以禁止？如果催趱得力，为何频年误期？大概近年之总漕几乎如同虚设，而与地方督抚动辄龃龉，事虽繁而实，权虽重而实分，徒使帮弁吏胥依为城社。拟请裁汰漕运总督一缺，所有过淮盘掣、催趱重运事宜，查总河驻扎清江，兼管黄运，应即归南河总督兼理。其余总漕所辖签派弁兵、造船、派单兑运各事宜，即改归有漕各督抚督率，各该粮道分任责成。其应行裁減的养廉、公费等项，也着照道光十一年裁并两淮盐政成例办理。查淮安为南北要冲，今拟裁漕督，应改设专镇武职大员，归总河节制，以资控驭。所有漕标弁兵，统归该镇管辖。

译遇到越过淮水的船工，就立即督率官兵进行弹压。总漕所领受的王命旗牌，应当就近交由总河收管，以加重事权。至于催促重载、催赶空船，这是总漕的职责所在，而帮丁的劳累也在于此。恭敬查考道光六年十月，奉皇上谕旨：漕运委派的官员往往借催促重载、催赶空船为名，任意增加派遣的员额，人数太多，难免贪索勒索，实在是帮丁的累赘。各省军船在沿途行走，催趱稽查办理已经十分严密，何必增派多人徒增纷扰？着杨懋恬酌定派遣的委员人数，开列清单奏明立案，总以能省则省为原则，不得多派以致滋扰累民等因钦此。臣伏思派遣委官之所以众多，总归是因为候补委官太多。卫千总这一项，捐纳入仕的人尤其多。他们调剂生计所依赖的资源，全都出自军民的膏血。并请皇上敕令各督抚，对现任帮弁及候补人员严加甄别，不要留用庸劣之员，以免增加漕务的累赘。

译以上各条，臣为筹划节省经费，因而议定裁撤合并官员。只因事情重大，相应请旨饬令廷臣，将臣所议各条，体察经费支绌的情形，悉心核查议定。其中未尽事宜，如河漕各标应如何归并管辖，养廉公费应如何裁减归公，应俟奏奉圣旨后，由该管各衙门详细议奏，请旨钦遵办理。所有详细议定改并河漕缺额的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督抚同城请酌量变通疏 同治五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奏为：国家设置官员，如督抚同城这一条，急宜酌量变通。谨就微臣阅历所知，推论其源流，而究明其得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明永乐初年，浔州、桂林、柳州三府蛮乱，派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这是“巡抚”名称的开始。景泰三年，浔州、梧州猺乱，朝廷议论认为两广应当协济应援，于是设置总督。总督、巡抚二者，都发端于两粤。整个明朝，以十三布政使为定员，而总督、巡抚，或分或并，或设或罢，大体与军事相始终。成化以后，建置日益繁多，如京东北一路，有蓟辽总督、保定总督、宣大总督，又有顺天巡抚、永平巡抚、保定巡抚、辽东巡抚、宣府巡抚、大同巡抚、天津巡抚、密云巡抚，开府相望。然而考察当时，督抚驻扎的地方，从未有同城的。保定添设总督，而保定巡抚另驻真定；宣大分设巡抚，而宣大总督另驻阳和。至于两广督抚沿革，起初分设巡抚，后来改设总督。天顺二年，派遣右佥都御史叶盛巡抚两广，则又稍改其名。成化元年，又以总督兼巡抚。嘉靖年间，添设广东巡抚，总督只兼巡抚广西，由梧州移驻肇庆。隆庆三年，又添设广西巡抚，总督改兼巡抚广东。因此两广总督巡抚，明朝时也未曾兼设。

本朝以来，总督、巡抚，定为制度。中间小有裁并，而比起明朝的频繁变更，规模固然大为优胜。其中督抚同驻省会城市的有三处：福建、湖广、云南。原本不同城，后来移驻省会，遂成定例的有一处：两广。推究立法的初衷，地方吏治，归各省巡抚经理，听总督节制，而总督专主军事。因此河南、山东、山西专设巡抚，即不再设提督，是不想让武臣主兵，而巡抚又不得统辖提督，所以为巡抚兼衔。直隶、四川、甘肃专设总督，仍兼巡抚衔，大致以兵事归总督，以民事归巡抚，这是国家定制。而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巡抚无敢自专，于是一切大政，悉听总督主持。又各开幕府，行文书，不能像六部尚书、侍郎同治一事那样，而参差动摇之意常多。

道光末年，两广隐患已深，叛匪一起，乱民从之如归，蔓延及东南，而皖豫之捻匪、陕甘之回匪，乘之以逞。为乱者皆民也，则各省抚臣之失职多矣。额设营兵，多或六七万人，少亦万余人，竟不得一兵之用。镇将参游循资历超擢，任为将帅者，更无一人。所用以转战者，皆勇也。而兵为虚设，积久又益加累，岁糜钱粮千余万，相与处之怡然，则各省督臣之失职尤甚矣。

而自军兴以来，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及今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岳昭等，皆以司道主兵，或积功至督抚。兵权日分，总督仅守虚名。而例定分年查阅营务，考核将弁，均系总督专政，出巡之日为多，两省情形，亦资周览。军兴数年，此典竟废。同治元年，兵部议奏御史陈廷经变通营制一疏，奉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各镇协武职升迁调补，暂由巡抚办理；千总以下，径由巡抚咨拔报部；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弁，并本省筹办防剿，即专责成巡抚经理；其总督兼辖省分，军政考核，径由巡抚就近署考，会同具题；至巡抚同城者，仍照旧章办理”等因，钦此。

因查一省千余里之地，能考求其利病，周知其情状，已难其人。至于兼辖省分，原不过奉行文书，周旋应付，稍求整顿，隔阂必多。所以议归巡抚经理，盖亦穷而必变之势也。

而与总督分省之巡抚，军政民事，一听主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军政既不得与闻，民事又须受成总督。一则虚列其衔，一则两操其柄。是从前督抚同城，名存而实去者，仅一巡抚；自顷数年，则督抚之名实两乖，而巡抚乃尤为失职。臣请悉其得失利弊，为我皇上一陈之。传曰：“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惟

译这是第一种情况。所以能够统一百姓的视听，从而确定下属官吏是服从还是违抗。宋朝设置监州，导致兵力削弱；明朝设置巡按，导致政令喧嚣。懂得道理的人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在政令的发出上，还没有出现分歧。总督与巡抚同城驻扎，因爱憎好恶不同而产生分歧，因宽严缓急不同而用法各异。同为君子却各自坚持己见，同为小人却虚张声势、反复无常。比如举荐一个人，这边称赞他，那边诋毁他，于是是非混淆；弹劾一个人，这边疏远他，那边亲近他，于是趋附与避祸的对象轻易改变。使得司道以下的官员茫然不知该听谁的。其中的君子迂回进退，以求对双方都不冒犯；其中的小人则居中操纵以谋取私利。

国家制定的制度，钱粮以及官员升迁调动的空缺，总归由藩司（布政使）掌管；刑狱案件总归由臬司（按察使）掌管。总督和巡抚专门负责完成这些事务，本来就不容易有所作为。然而他们之间却像水火一样互相攻击，像戈矛一样互相争斗。这是皇上设置官员以求治理天下，但总督与巡抚同城，竟然完全无法实现治理。现在如果一个县设置两个县令，一个郡设置两个郡守，必定不能安定。这是事理和形势本来如此。

臣自从道光二十七年，初次入仕后请假回乡，路过武昌，亲眼目睹吏治的懈怠，风气之恶劣，心中担忧即将发生动乱。其后五年，动乱果然发生。前后有三位总督巡抚殉难，两人被处死，四人被弹劾。依靠胡林翼开创规模，风气才稍微改变。云南的动乱，则已经形成。前任总督张亮基每次谈到巡抚徐之铭牵制的情形，总是慨叹不已。而各直省吏治和人心的败坏，福建和广东最为严重。仔细追究其原因，几十年来瞻前顾后、因循守旧，酿成动乱、包庇奸邪，实在是因为总督与巡抚同城的缘故。从事情本身来看已经如此，从效果来看又如此。历来同城的总督与巡抚互相猜忌，彼此为敌，唯独在公事上，一切从容旁观，只求避免嫌隙怨恨。在太平时期长久，遵循惯例、恪守职责，也差不多可以少犯错误。但在多事之秋，承接积弊疲乏的风俗，却多有牵制，苟且安无事称为同心协力，朝廷能依赖什么呢？

自古以来，中等才能的人多，贤能的人少。皇上委任地方大吏，只要中等才能的人足以守住本分，其中一两个贤能的人根据时势放宽或收紧政策，自然可以互相维系而不败坏。总督与巡抚同城，则贤能的人永远无法有所作为，中等才能的人也因此自我废弃。这就是臣认为急需变通的原因。

近年云南的总督和巡抚，都寄居在境外，一无凭借。臣愚昧地认为，云贵总督这一职位，应当暂时裁撤，责成巡抚剿灭贼寇，以统一事权。至于闽浙、两广总督，则或者参照明朝制度，合并一员。福建的情况，臣不能详细了解。广东的总督和巡抚，两标（驻防军队）及两署的书吏，分别裁撤合并，营务、吏治、关税、盐务这四方面，未尝不可以整顿。权力分散则情感多相违背，责任专一则事情容易集中。这不仅对地方有巨大的补益，对国家经费的节省，也一定很多。

臣私下看到明朝大臣韩雍在两广总督任内，上疏说两广地方广大、事务繁重，请求裁撤总督，东西各设巡抚。当时立即施行。韩雍请求将责任分给两省，现在臣请求将重任集中于专任一地的官员。意义在于因时制宜，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臣在广东任职两年，对地方利弊的源流，了解得很详细。怀有此意想要陈述很久了。又担心语言稍显切直，或许被怀疑有其他意图，所以想说话又停止。现在早晚就要卸任，以切身的阅历，寻求及时的变通，因此敢于阐明得失利弊的根本原因，呈报给圣明陛下采纳选择。是否可以仰求天恩，命令军机大臣、吏部、兵部会议，并交给各总督巡抚共同核议，以求妥善的处理办法。伏请圣鉴施行。

译先前因为时论讨论三种俸禄

吴铤

先王制定俸禄，宁可丰厚不可微薄，宁可丰裕不可俭省，使得官员对外足以奉行公事而忘却私利，对内足以奉养父母并施恩故旧。这样官吏治理廉洁公平，百姓才能无穷无尽地受到恩惠。从前汉宣帝、光武帝、唐玄宗都有增加俸禄的诏令。杨绾担任宰相，想要矫正奢靡之风以提倡节俭，却先增加百官的俸禄，他大概懂得教化治理的根本吧。后世钱粮所供给的，全部收入官府，而俸禄又不足以供养自身和家庭。监司仰赖州县供给，而州县层层加征耗羡来供给上级。京城附近，尤其难以获取供给，不得不借贷来充作费用。贤能的人资用不充足，无法维持生计；不肖的人侵吞掠夺百姓，无所不为。像这样，想要官吏廉洁公平是不可能的。赵广汉担任京兆尹，上奏长安游徼狱吏的秩级为百石，后来他们都稍微自重，不敢随意拘禁滞留人。那些胥吏地位卑微，加重他们的俸禄尚且知道自重，何况百官呢。想要加重百官的俸禄，如果只供给钱币，那么百官所需的供给是无穷的，而国家所获得的收入不能支撑。用不能支撑的财物，想要供给百官，那么财用就不充足。不如仿照公田的制度，让用租税收入供给俸禄。内外官员各自按照等级次序作为差别，那么士大夫都会以廉耻自爱，而国家所供给的自有富余了。为什么呢？用九州的土地，供给百官的俸禄，国家所损失的有限，百官所获得的益处无穷。又让他们亲自耕作，以知道稼穑的艰难。立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唐代实行均田法，曾经用田地授予俸禄，深得重视俸禄以取信于人的意旨。然而官府授予田地，得以永远作为世业，那么官员的迁转无常，如果作为永业，将拿什么来供给他们呢？宋元时期官吏都有职田，官吏尚且勉强做到廉洁，然而不全部以授予田地为定制。如果审察这些而斟酌处理，那么吏治大概可以恢复到古代了吧。

通论汉唐以来颁布俸禄的制度

孙鼎臣

从前张敞、萧望之的话说：“粮仓充实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就懂得荣辱。”如今小吏的俸禄大都不够，即使想要洁身自好保持廉洁，形势也不允许。所以颁布俸禄的制度，不能不考察。《续汉书·志》记载，大将军、三公的俸禄，每月二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每月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每月一百斛；千石每月八十斛；六百石每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每月五十斛；四百石每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每月四十斛；三百石每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每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每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每月二十七斛；百石每月十六斛；斗食每月十一斛；佐史每月八斛。凡是接受俸禄的，一半是钱一半是谷物。《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四年，敕令百官料钱合并为一类，随月份给付，总称为月俸。一品钱三万一千，依次递减至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禄米，每年发放两次，一品七百斛，依次递减至从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低一等。此外还有职田，从十二顷到二顷为止。大历十二年，增加京官俸禄，确定节度使以下到簿尉的俸禄。贞元四年，李泌上奏，京官俸禄太微薄，从三师以下加倍他们的俸禄，从此京官俸禄更加厚重。会昌年间又加倍。《新唐书》所载，依据会昌的制度。现在用《职官志》参证，略举其数目。正一品三师，月俸钱二百万；三公一百六十万；依次递减至正五品上八万；从五品上四万；正从九品一万六千。外官节度使三十万；观察使十万；刺史知军事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而建中年间，又设置手力资课。左右卫上将军以下，又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禄米比开元、大历年间加厚了。僖宗、昭宗时战乱离乱，国家用度窘迫匮乏，到天佑年间只供给一半。后梁开平三年，才开始命令全额供给。后唐同光初年，因为折支不是实给，减半实支，后来半俸，又从虚折。后周显德三年，才给实钱。五代官箴大多败坏，也是因为俸禄不足以供养他们的家庭。宋朝初期大致依照后唐的制度。元丰年间革新官制，职事官以寄禄的高低，分行、守、试三等。而在京官司供给，合并为职钱。比如大夫担任郎官，既领取大夫的俸禄，又给郎官职钱。俸禄之外有春冬服，绫、绢、棉各有等级。崇宁年间，又增加供给食料等钱。此外又有傔人衣、粮、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等物品的供给。绍兴年间参用嘉佑、元丰、政和旧制。其料钱的数目，开府仪同三司，每月一百贯；特进九十贯；金紫光禄、银青光禄大夫六十贯；依次递减至宣教郎十五贯；宣议郎十二贯；承事郎十贯；承奉郎八贯；承务郎七贯。其职钱的数目，宰相、枢密使，每月三百贯；知枢密、参知枢、副同知、佥书枢密都是二百贯；六部尚书，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依次递减至秘书郎、著作佐郎、大理司直、评事，行二十二贯，守、试递减其二；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贯，守、试递减其二；正字，行十六贯，守、试递减其一。其禄粟的数目，宰相、枢密使、参知枢

译副职、同知、佥书枢密院事，俸禄都是一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等一百石。团练使、刺史五十石。其余京畿地区的长官、幕职官，从十石、七石到二石，各有等级。关于职田的数量，庆历年间规定：大藩镇的长官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节度使的长官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而外任官员另外还有公用钱。诸殿阁大学士、直学士、侍制等，有额外供给的米面等物品。宋朝政治宽厚仁爱，优待体恤臣下到了这样的程度。

译元朝至元二十二年，确定百官俸禄，大致记载其数额如下：太师、太傅、太保的俸禄为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中书省左、右丞与六部尚书同为七十八贯，米八石；侍郎为五十三贯三钱三分五厘，米五石；六部郎中（从五品）为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员外郎（从六品）为二十八贯，米三石；大都路达噜噶齐为一百三十贯，总管、同知、副使为一百二十贯；行省左丞相为二百贯，平章政事为一百六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上等府的达噜噶齐为八十贯，散府为六十贯，知府与之相同；上等县的达噜噶齐为五十贯，州尹与之相同；中等县为四十贯，知州与之相同；上等县为二十贯，县尹与之相同。

至元二十一年，确定江南行省各机构的职田，相比腹地减半。职田制度自唐宋沿袭而来，至元朝未加改变，到了明朝这一制度才被废除。

明朝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百官月粮：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每降一级递减十三石，直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为二十六石；正四品为二十四石；正五品为十六石；从五品为十四石；正六品为十石；从六品为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每降一级递减五斗，直至五石为止。这些俸禄全部发给米，有时兼发钱钞。钱一千文或钞一贯，折合米一石。

明成祖时期，米和钞兼发，官位高的支取米占十分之四五，官位低的支取米占十分之七八，每石米折钞十贯。明仁宗时期，折价涨至二十五贯。成化年间，户部请求恢复旧制，苏木、胡椒也混杂发放。后来又改为发放布匹。当时布一匹，值钱二三百文，折合米二十石。自古以来的官俸，没有比这更薄的了。从此以后成为惯例。评论者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取予，上下互相蒙蔽，贪污成风，诛杀不止，这都是俸禄制度造成的。所节省的很少，而所损失的很大。

汉朝、唐朝、宋朝历年最久，治国方略也多廉洁公平。元朝吏治杂糅混乱，明朝用法严厉而缺乏恩惠。参互对照观察，得失就显而易见了。官员冗滥则祸害国家，俸禄微薄则祸害百姓。宋太祖曾说：“与其官员众多而耗费沉重，不如精简官员而增加俸禄。”治理天下的人，应厘清政务以控制官员数量，选拔贤能以担任其职务，重颁俸禄而严格考核政绩。功劳足以匹配其俸禄，那么财用就不会浪费；俸禄足以满足其志向，那么官吏就会知道谨慎。想要爱护养育百姓，一定要从厚待臣子开始吧。

厚养廉议

冯桂芬

《左氏传》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丧失德行，是因为宠信贿赂公开盛行。”这说的不就是今天的情况吗？外官从督抚到典史，某个职位肥美，每年盈余多少；某个职位贫瘠，每年亏损多少。所谓肥瘠，都属于陋规一类。人们习以为常，恬不为怪。乍一听，几乎怀疑官名变成了集市店铺的名字。唉，可叹啊！我的朋友无锡王大令恩绶，曾听一位江苏官员谈论山阳、泰兴两地的肥瘠。我们苏州有三阳酱园，泰兴也有店铺。王大令一向朴实诚恳，误以为是这两家店铺在说话。当时他在林文忠公的幕府任职，这话被林文忠公听到，也为此拍手称奇。

大小京官，无不仰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廉洁的官员，有所选择地接受；不廉洁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通过结拜师生兄弟来索取。大体上，大官中廉洁的仅够维持，不廉洁的则有富余；小官则都不够。不够就借债，母债十年翻三倍，子债又作为母债，十年之外，数目已高达巨万。债主紧随不舍，还指望他们洁身自好吗？选官的人也是如此。选官的人在吏部尤其无意义，一概让他们在籍候选，对吏治没有丝毫损害。那么，这不是本性贪婪，而是国家逼迫他们不得不贪啊。然而还设立空虚不用的律例，凡是俸禄之外稍有索取，都按枉法论赃，用综核名实的方法来治理，曹局就空了。朝廷真的不知道吗？还是知道却故意放纵呢？

王道不外乎人情。士人从田间来，寒士居多。即使是一命之微，没有不供养父母、赡养妻儿的。宫室、车马、衣裘、仆从的需要，亲戚故旧的周济，官越大费用越多。外官体统较尊，加上延请幕友、吏役，费用是京官的数倍。大概京官翰林、部曹每年需要千金，依次增加，至一品需要万金。外官养廉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二三倍，都是不可少的数目。只有按照这个数目给予他们，还有枉法营私触犯宪典的，这才是真正的贪官。于是可以设立严厉禁令：京官索取外官一文钱，上司索取属员一文钱，官员索取所部一文钱，杀无赦。这样之后，吏治才可以讲求。

有人说：“数目难道不是太多了吗？”回答说：“这是圣人的法则。”《周礼》司禄，文献散佚无可考证。《王制》《孟子》，还存有大概。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算，大国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三万二千亩的收入。次国君禄食二千一百六十人，是二万四千亩的收入。小国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是一万六千亩的收入。现在的州县，相当于古代的小侯。小侯的俸禄，大概不止万金，有什么盈余呢？汉朝制度，太守号称二千石，实际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际食一千石。《王制》说，天子的大夫视子男……

译孟子说，元士的俸禄相当于子爵和男爵。这是古代制度，京官的俸禄重于地方官。汉代的制度则地方官俸禄重于京官。与夏商周三代相比已经减少。唐代起初微薄而后逐渐丰厚。宋代发放实钱。详见《山堂考索》。陆游诗“年清百万钱”的注解说：祠禄每年计算有一千缗。当时陆游以秘书监的身份奉祠，品秩为三品。可见宋代的俸禄并不微薄。元代初期不制定俸禄。世祖时期规定太师的俸禄为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的俸禄为二百贯，以下等级依次递减。俸禄微薄没有比元代更甚的了。明代初期四品以上官员，俸钞为三百贯。后来又规定正一品官员米八十七石，以下等级依次递减。本朝沿袭明代制度并加以增益。废除了折米、折钞的名目。雍正二年，耗羡归公，加发养廉银。乾隆二年，增加京官的恩俸。制度良好，用意美好，超越元代和明代。为什么不干脆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旧制呢？有人问：费用难道不会支撑不住吗？回答说：另外商议广泛裁减冗员，人数已经减少。停止漕运，减少河工开支，所节省的达千百万，已经不担心不足了。况且吏治既然肃清，各种弊端都摒弃，中饱私囊一旦杜绝，积欠自然减少。几年之后，所得必定超过所费了。又《文献通考》在俸禄项下有职田这一目，历代都有。《宋史·职官志》说：各路职官都有职田，是用来培养廉洁的。这就是养廉这一名称的起源。《日知录》称明代初期尚存。现在商议厚给养廉银，商议筹复职田若干亩，由绅士征收其租税，供给本州县的养廉银，其次是上司，再次是本籍京官，这也是古代采地制度的遗意。

译请求将京官津贴作为正式开支的奏疏 光绪十年

翰林院王懿荣

奏报关于户部议定京官津贴银两一事。恳请天恩，准许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妥善筹划闲散款项，更改名目，作为正式开支，以维护士人风气，以端正政治体制。恭敬地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

臣私下认为，去年户部大臣因议定给予京官津贴银两而上奏，得到圣旨允准。各省总督巡抚通盘筹划外销闲散款项，相继上报覆命。有的不择名目，有的未作为正式开支。朝廷宽厚正大的举措，臣下拟议却成为苟且敷衍的一时之计。言辞缺乏文采，施行难以久远。政治体制何在？士人风气何在？因此，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宗室盛昱、山西巡抚张之洞，局促不安，先后上书进言，措辞细微周到。然而臣仍遗憾他们或过于激切或过于宽纵，所陈述的道义不够古朴。

臣认为，君臣之间的伦理，以道义相契合，见解与听闻，昔日本为一体。夏商周三代以后，臣子的节日地位日渐卑微。自汉代以来，凭借文学获取官职，始于叔孙通；请求太常考核士人，首成于公孙弘。逐渐发展到后世，士人风气与儒雅气息，荡然无存。史册中的深刻文辞，自然流露出来。起初说尊重贤才，渐渐说任用人才；起初说重视道义，渐渐说考察廉洁。下层士人承袭流俗，蒙蔽了根本的道义，眼中不见书籍，冥然无知。万钟俸禄与礼义的区别，早已无法辨别了。哪里知道讲学修业所依托的地位非常尊贵，初次接受任命，怎能稍加轻慢？

那些自视太薄的人，给予他人的也不会丰厚。臣子的节日地位卑微，那么臣子的道义就不能确立；臣子的道义不能确立，那么大治就难以期望。私下认为，我朝宏大教化浸润二百余年，皇上对待士人，与士人自我立身，应当不出于此。臣家世代承受国家厚恩，八代生计，都依靠官俸。臣值此际遇，岂敢过分矫饰？因为过分矫饰的人，必定有极大的贪欲；有极大的贪欲，就不可问津了。臣对此深感羞耻。

恳请皇太后、皇上独断圣意，命令户部大臣及各省总督巡抚，将此项银两，妥善筹划闲散款项，更改名目，作为正式开销。既维护士人风气，也端正政治体制。正名的道义，自古所重视。获取与给予之间，开始节制必须严格。臣身为京官，此项银两，固然在应受之列。不得不事先请示圣命。以臣愚贱，何足高谈阔论。明知臣此疏一出，期望者会嫌怨，议论者会驳斥，至于讥讽弹劾，也不回避。确实因为一介微臣，所关系的大事。想要洁净必先经历混乱，《论语》中有诛责。如果臣在此时忍隐不言，同流合污，私下担心一世士人风气，江河日下，哪里还有尽头。倘若臣此言侥幸留存，即使被吏议所阻，使得不能施行，至于执持礼经中“少贱”的说法来相互纠绳，臣固然无处逃避罪责。然而使天下后世知道当时朝廷崇儒重道的意图，与一时士大夫抱道自重的初心，也就是对上报答天恩，对下确立臣子的极致。臣万死不辞。臣为政治体制与士人风气起见，谨具奏疏上闻。不胜惶恐待罪之至。

请求加重俸禄的奏疏 同治二年

河南学政景其浚

奏报平定贼寇在于安抚百姓，安抚百姓在于考察官吏，考察官吏在于加重俸禄。恭敬地陈述管见，仰求圣上鉴察。

私下认为，爱护百姓的恩泽，考察官吏的严厉，没有超过我朝的。减免赋税和抚恤频繁，无微不至；贪污腐败严厉禁止，有犯必惩。然而臣自从担任河南学政以来，时时留心访查上下情形，各州县没有不厌恶百姓刁蛮抗命的，百姓没有不苦于官吏剥削的。官吏与百姓成为仇敌，然后才知道天下的贼寇无非是天下的百姓。百姓为什么成为贼寇？是官吏驱使他们。官吏为什么不体恤百姓？是上司逼迫他们。上司得以存活并借此办公的，只有俸禄和廉俸而已。

一个衙门之中，文书繁多，应当批准还是驳回，不难独自决断。而伏案办理文书，如果都出于一人之手，即使是绝世聪明，也来不及应付。所以不能没有幕友。繁重的缺额必须数人，每年耗费二三千金，俸禄廉俸全部供给，如果不是十分俭约，还恐怕不够日常用度。河南自从清查案件后，奏明扣除廉俸四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军需案件中，例价不足，也请求由地方弥补。于是各官没有廉俸可领，甚至廉俸不够扣除，行文命令他们补解。俸禄数额很少，而在期限会集之间，动不动就罚去。道台府台以上，计无所出，季度规礼、节寿规礼、哨费、秋审费，种种名目，无不取自州县。州县计无所出，钱粮漕运浮收之外，差徭繁琐，无一不取自百姓。索取不足，就亏空正款，作为民欠，等待恩诏豁免。

上司并非不知道，知道了而不敢揭发，是因为陋规案件一旦败露，倘若加上贪污卑陋的名声，定罪发配新疆军台，而属吏之心不服，反而得以挟制上司。所以属员有罪，为他们百计弥缝，也是为了自己打算。上至国家财政，下至百姓生计，都不顾惜了。然而仕途并非没有君子，当他们读书稽古的时候，评论当事诸人，未尝不非笑他们。等到他们登上仕途，苦于没有办公的资金，兼不能自我存活，而同事诸人，无不收受陋规，不得已尝试效仿他们，而君子就变为小人。上下官员，联为一气，这就是吏治之所以日益败坏的原因。

译这是导致官吏败坏、百姓无法生存、盗贼得以蔓延的原因。《大学》说：“舍本逐末，就会争夺百姓，施行掠夺。”各位官员除了俸禄和廉俸之外，其余所得皆属贪污私利。如今俸禄已被罚没，廉俸已被扣除，致使他们无法办理公务，无法维持生计，却还要奖励他们捐输，这等于强迫君子去做小人。事情特殊，形势紧迫，这是长期积累逐渐造成的。《中庸》说：“用忠诚守信和优厚的俸禄，来鼓励士人。”恳请皇上深切考虑到耳目股肱之臣的重任，优厚地供给俸禄和廉俸，不允许核查扣除，使他们能够成为君子，然后严厉责罚那些变成小人的人。这样上司就没有掩饰弥补的弊端，州县官吏也不敢虐待搜刮百姓。百姓安定就不会跟随盗贼，杀死一个盗贼就少一个盗贼，那么平定盗贼就不难了。《易经》以减损上级、增益下级为“益”，上级虽然有所减损，但最终所增益的仍归于上级。例如河南每年额定征收三百多万两，如今将官府的亏空算作百姓的欠赋，每年实收仅一百四五十万两。如果不扣除廉俸、罚没俸禄，每年上级减损十余万两，但若能事事认真办理，除去百姓确实无力缴纳的欠款外，也可征收至二百三四十万两。减损十余万两，却多收八九十万两，这样的益处如何呢？臣亲眼目睹这种情况，反复思考，以愚昧之见，恭敬地呈折直陈，恳请圣上明察。

译请求确定外任官员津贴公费的奏疏 同治八年

王奏：为了整顿吏治，拟请根据时势进行变通，以消除积弊而求得实际成效，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察。

我认为吏治的得失，与百姓的安危息息相关，所以安定百姓以考察官吏为根本。然而必须使官吏没有受牵制掣肘的担忧，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产生循良的效果。追溯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分给各官养廉银，根据官职大小决定多寡。历年既久，时势屡次更迭，到了今天，道、府、州、县的养廉银，因为公费繁多，往往被藩署扣尽。于是道、府不得不向州县借资，称之为津贴。州县费用尤其繁多，则在征收钱粮正额外，也另有所谓的津贴。这都是人所共知、相沿已久的，只是没有成为明文规定。于是狡猾的绅民，借此挟制州县；机变的州县，借此挟制上司。所以绅民犯法，州县不敢查究；州县营私，上司不敢查究。上下互相蒙蔽，各自做弥缝徇私隐匿的打算，而吏治于是到了不可问津的地步。这种形势实际上是迫使这样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积弊到了这个地步，几乎使洁身自好的人没有保全自己的余地，即使有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能吏，也不能治理好地方。这正是穷尽而变通以求通达的时候了。

这项津贴，既然属于必然不能没有的，只有给予限制，由各省大吏秉公核实，彻底查明，适中拟定，根据道、府、州、县缺分的繁简，确定津贴数目，务必使办公和自给都有所凭借，这就是所谓体恤百姓必须先体恤官吏。额度确定后，如果仍有额外需索的，以赃罪论处并严惩。这样，州县就不能挟制上司，绅民也不能挟制州县。积弊既然消除，地方官才能各自履行其职责，尽心教化养育，以安定民生而培植国本。近来听说江西省府、道、州、县办公的津贴，已经定有成规，似乎实行起来没有弊端。拟请饬令各省督抚体察情形，悉心斟酌核定，奏明办理，这样吏治就会日渐好转。

但是这项津贴成为明文，议论的人或许认为有妨害政体，这是没有审察天下的真正利弊，而只追求虚名的人。忌讳津贴的名义，而津贴的实质仍然存在，而且漫无限制，势必越久越多。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诚心谋国的人不会这样。或许又认为此举终究属于权宜之计，不是治理国家的常规。然而为了纠正偏差、补救弊端，不得已而求其变通，虽然借助权宜之计，终究没有失去设立官职、牧养百姓的本意。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

外任官员的津贴，东南各省多有奏定章程，裁革陋规，以充公费，权宜之举，立意未为不善。然而取盈无术，仍然不能不借资需索。于是公费之外，又有陋规，逐渐加重困顿。当日耗羡归公时，议论的人已经有耗羡之外复生耗羡的忧虑。所以津贴的说法，对吏治无补，徒伤政体，利不胜弊，而且利未见而弊已生，大失权宜的本意了。想要寻求变通的方法，只有冯氏的汰员厚养廉两议，最为切要。度支每年有常规，想要厚养廉，必须先汰员，两者相互依存，不能偏举。只是因为这接近更张，势难立即实行，不得已援引津贴来寓含厚养廉的意思，而不知道名不正则事不成。于是附着于此，以备谋国是者取证。

请求分别裁定陋规以肃清吏治的奏疏 光绪四年

左庶子黄体芳奏：为了外省陋规有害吏治，请求分别裁定，以清除治理源头而收实效，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鉴。

近来屡次因为言官条奏，谕令督抚将各项陋规革除，仰见圣主澄清整顿官方的至意。我认为外省陋规，原本不是一致的，只有向属员收取的，最为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有的叫节寿、到任礼，有的叫季规，有的叫薪水，有的叫帮项。早年督抚颇有收受节寿等陋规的，今日督抚，尚少此事。藩司有的有有的没有，各省不同。至于臬司以至道、府，无不仰给于此。近年恶习，卑谄的州县则多送见好，贪横的大吏则额外诛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区由无而有。属吏受黜的，就以此挟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审，劣员不能揭发。况且藩司专司升调补署之权，臬司为刑名生死所系，一受其馈遗，则委撤必至瞻徇，招解不便翻驳，吏事民命，尚堪问哉。各省所同，正不独河南为然也。

然而历来言官弹奏者多矣，属员讦告者有矣，从未闻督抚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真的绝无其事，那么言者岂能一概虚诬？如果有而不，那么疆臣又岂能尽皆聋瞶？只是军兴以来，廉俸减成，加以摊捐坐扣，多者得半，少者仅一二成，办公实有不敷。伯夷、原思，古今有几？所以大吏也只听其自然，沿袭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牍则力辩，而僚属相对则昌言不讳。居局外则诋斥陋规，而及其身为

译外任官员，其收受陋规的情况也与前人一样。有本心的人，因嫌弃追究非义之取，便含垢忍辱以顺从时俗；强有力的人，倚仗自己稍异于赃私，索取繁多而毫无顾忌。如今仰蒙圣上谆谆谕示，若能从此认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属极美善之举。只是恐怕大吏身处此境，动辄多有阻碍，仍不免视为具文，阳奉阴违，借属员不便之词，为自己滥收之地。虽然日日辛劳申诫，但严厉禁令却虚悬不落，这并非朝廷实事求是的本意。臣愚以为，圣明之世，应当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那令人羞愧的暧昧之财，也不受办公经费匮乏的牵累。贪暴者无从多取，廉洁者得以自存。但陋规之中，颇有区别。院司之患，在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于属员挟制。若督抚廉俸本来丰厚，藩司皆有平余，用度绰然有余，这断不可稍取于下属。臬司、道府，这应当量为变通，明定限制。查考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费，为粮道、州县明定赢余，从此漕运弊端一清，官民两利。文宗显皇帝手诏批答，称其祛除百年积弊，甚属可嘉。曾国藩督两江、沈葆桢抚江西时，核定钱漕，将通省陋规裁定立案。近来安徽也将各衙门陋规裁定，解送司库转发，通融匀分，名曰津贴。阎敬铭抚山东时，力裁摊捐，宽留坐支，州县亏空遂少。这些大臣都是近日所称公忠体国、通达治体之人，而所办大率如此。为什么呢？将裁撤寓于体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这就是用来教导廉洁的方法。事情追求禁令易行，法度期望中等之人能守，而不以矫情无实之语欺饰朝廷，这就是用来教导忠诚的方法。

译既然有旧例可循，成效可以考察，拟请皇上命令各省督抚仔细核议，参考江西、福建、安徽的章程，体察本省的具体情况，酌情采纳，仿照办理。将向来节寿等陋规的名目，永远裁革。除了督抚、藩司无论过去有无一律禁绝外，为臬司、道、府酌情确定公费，其数额以二三十年前的旧规为准，过多的酌情核减，取足办公费用即可，尤其不得以近来增加的标准为依据。命令州县用印文直接解送各该衙门，上奏明确立案。敢于在定章之外多收受一钱的，以贪污论处；督抚则治以隐匿之罪。至于摊捐各项，未必都归公用，大多落入藩署的私囊，此前已有圣旨命令裁减，并请皇上严令痛加删汰，命令将裁减了多少，限期上奏立案。以后只许减少不许增加，这样廉洁者有所供养，贪婪者有所制约，下级知道敬畏，上级严明风纪。国家的根本在于百姓，百姓的生命在于州县，必须使州县不承受沉重负担，而督察州县的官员各自履行其职责，那么州县就能治理好了。如今民生日益困顿，吏治日益懈怠，如果不分别裁定，恐怕道府以下忍耻收受者依然如故，而两司以上挟势加增者，将没有止境。倘若蒙皇上严旨命令议定，法律必须执行，正名核实，一洗百年的积弊，那么吏治蒸蒸日上就不难了。臣见识所及，是否妥当，伏请皇太后、皇上圣鉴。

这与前篇王疏的意思相同，而语气更加激切。胡文忠《折漕减浮》一疏，列在户政赋役门中，可以详细考察。

卷二十一 吏政四 铨选

前因时论一 铨选

吴铤

铨选的方法，都归于吏部，本意是要任用天下的贤者，却正好便利了不肖之人，那么百姓的生命、政治的根本，究竟依靠什么呢？崔亮制定停年格，接着变为斜封，到明朝又变为掣签，其用意大概是要止息天下的争竞，表明自己公正罢了。国家设置官职，是为了等待天下的贤士大夫，现在却一概不问，而委之于吏部，说我有法度而已。担任吏部职务的人，曾经不允许以自己的意见参与其间，只求符合资格的就授予官职，即使立一个五尺高的童子于堂上，正立拱手，也可以完成事务。以年资作为进身的阶梯，以资格作为循例的条款，以避嫌作为远怨的方法，以人牧作为尝试的开端，这就是弊病所在。事情有定例，那么小智役使大智，小贤役使大贤，甚至愚笨而不肖的人，都可以超越英杰而居其上。功劳不匹配名声，职位不核实能力，这是第一点。天下的人，全才少而偏才多，不以所能授予人，却强以其所不能；不以所知授予人，却强以其所不知，百事都废弛，这是第二点。民俗的淳朴与浇薄，政治的繁简，事情有不同的轨道，屈短驭于长才，任小知为大受，万事如何能治理，庶务如何能兴盛，这是第三点。这样，那么贤与不贤的标准失去了平衡，尊卑的分别失去了鉴察，担任吏部职务的人，不能斟酌以求通达，是法度造成的。杨万里说吏部的权力，不异于一个小吏，我说吏部的权力，连一个小吏都不如。为什么呢？吏胥挟法为奸，尚且必须援引成例来上下其手，明辨洞悉，无不如意。担任吏部职务的人，茫然不知法度如何，依据案卷执笔，闭目签署纸尾，就其可的就认可，就其否的就否定，与小吏相比，又当如何呢？如果真的能赋予吏部权力，使其辨别贤与不贤，随才器使，得以按次序进用，或者才德兼备，历试不渝的人，然后君主倚任他们。又恐怕吏部所知未尽，使众官各自举荐所知，以备任使，其中有不如所举荐的，加重其惩罚，那么朝廷没有旷职的官员，民间没有遗落的贤才，而吏胥也没有容其奸诈的地方了。然而还有根本，就是省事。事情既繁多，那么设官不得不多，官既多，那么人不足以供应所使，所以用违其才，人都怀有侥幸之思，而官长又不能尽知人的用途，所以必须省事，然后选官才能得其公平。

前因时论二 南北互选

吴铤

铨选的害处，没有比南北互选更严重的了。士大夫离家既远，动辄数千里，既不能为人择地，又不能为地择人。跋涉的劳苦，近的或许十天，远的不止十天。新旧交替之际，必定权摄篆印，那么郡邑屡次更换官员，正好滋生奸弊。准备舟楫往返的费用，备办室家俯仰的资用，士大夫刚及释褐，岂能尽自己出资，必须先借贷子母以救济其匮乏，等到偿还时，将如何是好？既到之后，风土既异，言语不通，广加询访，必定借助于巨家，拘守成法，正好授权于吏胥。官之于民，如秦越之不相识，既不知利病的根源，又不能休戚相关。贤者仅循谨自全，不肖者将无所不至。况且授人以位，本是要让他牧民，却逆料其私，思所以预防之至，对于才学的各有所偏，风俗的各有所宜，道里的各有所准，茫然都不过问。上面的人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