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学术三儒行

译所施之于实际用途，气节便成了空谈。却还自鸣得意地背负着道德的名声，这难道不足以让当世感到羞耻吗？唉！先王的教化逐渐废弛，也已经很久了。如果今天能够探求根本、追溯源头，讲求夏、商、周三代设立学校的宗旨，让读书人从小学习它，长大后安守它，不因见到别的事物而改变志向。即使讲习诵读的作用局限于训诂，而辞章拘泥于格式体制，他们的言论也都有实质内容和条理，不会弊病在于繁文缛节、雕琢修饰，都可以被称为道德的文章。用这样的标准来教化，用这样的标准来选拔，自然可以得到治理天下国家的栋梁之才。修养自身以治理天下国家，是读书人的职责，而先王的教化正是出于此。培养他们使其可用，然后加以任用，凭借他们平时所培养的素养，那么读书人出来承担治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应该没有做不到的。这是培育人才、选拔贤能的方法，也是道德统一、治化隆盛的手段，其方法也由此而来。这种法则，与成周时期宾兴制度的良善之处，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用来教化和选拔的标准，与司徒所掌管、闾胥族师所记录、大司马所评议的相比，古今是否相同，就可以知道了。唐代裴行俭说：“读书人要想成就远大事业，应先具备器量见识，后讲求文艺。”唉！器量见识，是道德治化得以彰明的根源，先王正是以此培养读书人啊。

译【名节篇】

汤成烈

执政者想要挽救风俗的败坏，没有比端正人心趋向更好的了；想要端正人心的趋向，没有比推崇崇尚名节的人士更好的了。表彰他们，尊崇显扬他们，以此激发下层士人爱慕之心，以此展示百姓礼敬的范式。大凡人心中骄傲自满且护短争胜，所以用名声来激励他们；人心诡诈随波逐流且放纵逸乐，所以用节操来约束他们。因此，名节是士人君子的大堤防。圣人评论士人，说“行为要有羞耻心”，这是激励他们的节操；说“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面临大节不可被改变，这是想要依附君子行列，必定要有坚定不移的节操。子臧说：“圣人通达节操，其次坚守节操。”向上推论古人，通达节操的人，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视国家如破鞋，甘愿穷困饥饿，光明磊落，上与日月争辉。听到他们风范的人，仰望而思念，深切而仰慕，这就是孟子称他们为百世师表的原因。后世的梅福、严光、郭泰、黄宪、申屠蟠、管幼安、陶潜、谢枋得等人，有的逃避名声隐藏踪迹，有的枯槁饥饿至死，追慕前人的光辉，大致没有差别。再往下那些固执绝俗、秉持节操不回头的人，汉朝和宋朝的时代，列举起来难以数尽。这实在是因为讲学风气兴盛，士人约束自身，百姓更新风俗。当时的儒者有“饿死是小事情，失节是大事情”的说法，良好的教化深入人心，舍生取义，君主以此教化臣下，父老以此告诫子弟。即使是乡野巷陌，妇女女子，也知道贞洁值得仰慕，而害怕名节坠落。那么学校中的士人，难道会不洁身自好，而担心青蝇聚集吗？所以必定在平日兢业持守，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大概平日爱惜名声，不敢在礼法之外放纵，从而给父母带来忧愁，以及不好的名声，那么这个人成为世人的表率，不必等到关键时刻树立节操，而后才引起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平日放纵妄为，败坏礼法制度，不顾给父母带来忧愁，给妻儿带来拖累，加上恶名也不顾惜，那么为人所不齿，就不必问他的末节了。因此，名声是实质的归宿，实质不符合名声，名声必定败坏。只有君子不担心名声不能树立，而担心名声不符合实质。所以听到超过实际情况的评价就感到羞耻，死后不被称颂就感到痛心。听到别人的诋毁，兢兢业业警惕勉励，反省自身修养；听到别人的赞誉，内心反省没有愧疚，不敢自居。暗中日益彰显，时间越久光芒越盛。树立的风声，成为乡里的楷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呼应千里之外。身处困约则淡泊少求，通达大道则毅然不可侵犯。有坚定不可拔除的志向，才有凛然不可夺去的节操。这样之后才能成就君子的名声。然而这是士大夫的行为，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做到的。因为普通百姓必须依靠外物激励才能兴起，如果没有上级激励劝勉，他们不识不知，从小养成习惯，没有不日渐堕落的。何况浇薄奢侈的风气盛行，贪图利益的心志顽固，冒着卑劣污浊而不羞耻，安于鄙陋吝啬而不觉察。败类日益增多，名节扫地。在这个时候想要改变人心、荡涤污浊风俗，执政者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呢？顾氏说：“只有用名声来治理，才可以战胜它。”名声所在之处，是上级所任用的，忠诚清廉廉洁的人就显达；名声离去之处，是上级所摒弃的，依仗奢侈贪婪的人就废弃。于是彰善瘅恶严厉而善恶分明，贞正邪恶区别而荣辱不同。有人能不心动吗？《南史》说：汉朝士人致力于修身，所以忠孝成为风俗，乘坐高车穿着冠冕，没有别的途径。晋宋以来，风气衰败道义缺失，其治乱的迹象，相差也很远了。大概不能使天下人都明白道义，而能让他们知道仰慕名声。掌握这个原则来进退人才并鼓舞他们，笃信好学的儒生，提升到清贵重要的职位；洁身自好爱护百姓的众官，赐予田地住宅。上级施行崇尚学问振兴廉洁的政策，下级遵守难进易退的道义。追求名声比追求利益急切，坚守志向所以保全自身。那么奖赏清高节操而礼遇名贤，难道不可以端正人心的趋向，来挽救风俗的败坏吗？

【示庆藩论人品】

郭昆焘

从古以来小人的情状，千变万化，大体上一个“私”字概括尽了。凡是能够让自己满足私欲的事情，不仅恻隐、慈爱、是非、羞恶、辞让之心，可以完全归于泯灭，即使是祸福利害，也不是他们所暇顾及的。这就是所谓小人没有忌惮。趋利避害的见识，君子不取。然而小人如果还知道趋利避害，那么还不至于成为最恶劣的小人。现在的小人之所以万无可救药，是因为连趋利避害都不知道了。至于号称君子的人，又只致力于自我解脱为事，对于举世利病休戚，漠然不动于心。功名可以占据就占据它，嫌怨不必躲避却也躲避它。用这种方法安享荣华，身名都安泰。探究其本源，也是同样出于自私罢了。合并天下的君子和小人而都出于私心，天下事还能做吗？

【朱建论】

戴钧衡

小人对君子，必定多方结交。一旦与他结交，那么情势上就不能中途断绝。结交既深，那么有事或许还会被小人利用。这其中的道理在于事先严格防范，不可稍有苟且之心，又能在艰难困苦中持守，小人的计谋才得以无法乘虚而入。汉朝平原君朱建，史书称他刻薄廉洁刚直，行为不随便附和，道义上不取悦于人。辟阳侯想要结交朱建，朱建不肯见他。他的气节也可以说是卓越的了。等到他居母丧，贫穷不能备办丧葬器具，辟阳侯奉上百金作为馈赠，他接受而不推辞。受人恩德，必定有所报答；接受不义的恩惠，其报答也必定出于不义。用不义为小人谋划，那么……

译不至于自杀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阳之难，不得不求为之脱。既为辟阳之客，闻文帝追案，不得不自刎。呜呼！以百金之故，丧名失节，遂杀其身，士君子取与之间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曰：“丧事称家之有无。”有，无过礼；无，则敛手足形，悬棺而窆。建果贫也，服具不备可也。受金治丧，贤者不为也。然则建即终不为辟阳客，而受不义之金以营丧，是污其亲以不义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实甚。且辟阳侯之奉赙于建也，谁使之哉？建之友陆生也。君子之于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恶。辟阳奉赙，陆生当为辞而却之；不然，于其受也，责而归之。而乃教辟阳，故陷建于不义，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称廉直不苟者，皆饰行欺世。贾欲有以尝之，故藉辟阳以验其真伪；否则知其伪而故以败之；不然则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无名于世，世亦无所短长。苟孑孑自好，着声称于时，则人所以尝试之者百端。稍有不诚，未有不败者也。建之初不见辟阳也，知其为小人不可近也；既赙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于贫窘，不得已，且以为受之有名，未必遽伤义也。不知天下之貌为君子，着行立节，一旦败涂地不可赎者，皆此不得已之情，与未必遽伤于义之念误之。夫苟义衡之，亦乌在其不得已也。

译守门人论

邓瑶

邓子平日闲居无事。一天有客人推门而入。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说：“刚才我前往显贵的人家，被守门人拒绝。懊恼得很，所以退回来来到你的小屋。”邓子恭敬地接待客人，回答说：“君子困顿而处于下位，就要看他所交往的人。如果那个人是渊博的儒者、学识宏富，蕴蓄道德而能写文章，足以激发我严肃敬畏、愤发激励之心，资助我身心性命的益处，并借此成就名声和事业的，我一定执弟子礼请求拜见，即使屡次登门也不以为辱。其次，如果那人博学多闻，足以消除我的固执浅陋，而扩充我的耳目，增加我的知识的，我一定借机请求拜见并和他交朋友。其次，如果那人喜欢行侠仗义，崇尚气节，一旦结识，足以共患难、托死生的，我一定暗中寻求他，引为兄弟般的好友。如果都没有值得取法的地方，而与他有同乡旧谊、亲戚交往的雅情，他虽然地位尊贵、俸禄优厚，而我的姓名家世，估计他没有完全遗忘，那么也可以拿着名帖去拜见。为什么呢？羁旅之人，远来异地，或许希望他能提供食宿，借此减轻负担，这也是贫寒之人迫不得已的苦衷，有见识的人也不能立刻指责嘲笑他。现在你所拜访的人，果真足以当我老师、朋友，或与我结为兄弟般好友吗？还是果真与你同乡旧谊、亲戚交往，素知姓名家世，而足以互通有无、缓解急难的？既然都不是，而你却贸然登门请谒，不被豪奴接纳是理所当然的。隋珠赵璧，是最珍贵的，但如果急于求售，那么市场里的牙婆和中介，就能随意压低抬高价格了。吴娃越姬，是最美丽的，但如果轻易自我推荐，那么养在车马旁的人，就能戏弄嘲笑了。为什么呢？自我炫耀宝物与自我展示身体，实在是自取侮辱的途径啊。《礼记》说：君子不在人前失足。如今你这一趟，不能说不失足了。还喋喋不休地对某家的守门人怀恨在心吗？虽然如此，达官显宦，巍然坐在朝廷，秉持节操指挥，号称奔走天下士人，他们也应当追求古人礼贤下士的风范吗？周武王门上的铭文说：恭敬接待宾客，贵贱没有区别。周公担任冢宰，洗一次头多次握着湿发，吃一顿饭多次吐出食物，以接待平民士人。大概古代圣人不敢对人失礼到了这种地步。《史记》记载郑当时告诫门下：客人到来，无论贵贱，不要留在门外。晋朝黄门侍郎裴之礼号称善待士人，凡是守门宦官无礼的，就当着客人的面杖责他们。这些都是有古人的遗风。所以善于处理贫贱处境的人，不可以轻易拜访他人而丧失自己；善于处于尊贵显达地位的人，不敢轻慢士人而失去人心。

书刘海峰《续难言》后

熊少牧

刘子海峰驳斥元朝许鲁斋“儒者以治生为急”的说法，认为儒者所志向的是什么，治生难道是他们应该做的吗？并且鄙视许鲁斋以学道博取天下的虚名，以治生收取天下的厚利，他的言论非常明辨。然而于是说儒者绝对不应该治生，这又不对。诸葛孔明，是三代以后具备儒者体用的人。然而他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有余。臣身在外，不另外治生来增加尺寸。”由此看来，如果孔明并没有田桑的产业，未必不会为子孙衣食打算。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是说贫不必忧虑，不是说谋求道的人一定应该贫穷。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恒心的人，只有士人能做到。”也是说士人可以没有固定产业，不是说士人不应该有固定产业。那么治生也是儒者的事，只是不应当把它当作急务罢了。刘子所说的，或许是一时激愤之论吧。唯独他说许鲁斋被讲学之徒所尊信，后来的伪儒庆幸他的说法出自许鲁斋，将借以助长他们的贪污，这直接穷究流弊，他的言论最为沉痛。为什么呢？乡野庸俗鄙陋之流，以及市井商贩之子，斤斤计较锱铢，唯恐一天不够，固然不足为怪。然而戴着儒冠，穿着儒服，在士大夫之间进退，焦心疲力，谋求良田美宅，以肥己身，以利后人，稍有不如意，就假借声势恐吓，摇动官吏，人们不敢怎么样，私下诟病，躲避他们像躲避鬼怪一样，而他们却好像没听见没看见，深藏诡诈自我修饰，遇到贫穷而狡猾的人，用小恩惠收买，让他们为自己延誉，把不毛之地划为族义庄，又寄托在诗文中以表明志向，好像伊尹那样耿介，伯夷那样清高，可以当之无愧。唉，这是乡野庸俗鄙陋之流、市井商贩之子所不做的，而儒者悍然去做，这就是许鲁斋的说法误导了他们。虽然如此，世道人心的变化，儒者尚且不自爱到这种地步，又哪里是许鲁斋所能预料到的呢？

怀寍端士习示

左辅

关于端正士人习俗以崇尚风化一事。查得士人位居四民之首，实在是风教所先行的。士人习俗端正，民风就纯正，这也是风行草偃的景象。士人有百种品行，贵在务实德，不窃取虚声。所以孔子论士，以在自身行为上有耻为耻；孟子论士，事在崇尚志向。大概一定要以不可为之事为耻，而立志于所应为之事，然后才符合士人的实质，而不愧对士人的名声。从古至今，道并非不相及，习俗与本性相远，途径于是多有分歧。从恶如崩塌，效仿坏人越来越严重。邑中子弟，有的列身在学校，有的纳粟进入国子监，已入衣冠之列，号称俊秀，乡市平民，都已尊仰，正当顾名思义，立行矜名，闭户潜修，不要干预外事。即使周旋于乡里党众之间

译也宣扬诗书的正气。对父子讲慈孝，对兄弟讲友爱恭敬。使乡野间的平庸愚昧之人，都懂得尊敬亲长的道义。邻里间的父子，都消除争强好胜的风气。本县本打算追随这种风尚，以乡里为榜样。却有人挑起诉讼，自称老师，抛弃原本的学业。各自怀着刁钻的心机，竞相散布谣言。甲乙双方偶尔发生口角，凭空捏造出楼阁般的虚假案情。依靠衙门来满足酒食之欲，与胥吏称兄道弟。行为诡诈如蛇，白天躲藏如鼠。又有人垂涎漕运的余利，有的包揽诉讼，有的诬告陷害。三三五五，时而聚合，时而离散。倚仗官帽作为符信，抓住官吏的短处把持。这哪里仅仅是生员轻浮放荡，简直如同山鬼般猖狂。在粮仓前招摇过市，顾盼自雄。贪欲如溪壑般难以填满，妻妾便可骄纵。自夸走终南山捷径以求利，不顾在牛渚矶暴露丑态。唉唉，这些人都是士人，却做出这种姿态吗？于是那些应试为生员而自称童生的人，也掀起波澜，随波逐流。都背离顺从而效仿叛逆，以结党营私、互相勾结来应对需求，以凌辱蔑视官长为意气。一下发考试的公文，就像王莽夜郎自大。等到鸠占鹊巢，势力形成乌合之众。有的甩手进入都市，有的倚仗酒醉闯入寡妇家门。都想倚仗人多势众胁迫官府，遂行奸恶横行。倘若有人不慎探囊取物，便让诈骗的袋子大张。在公堂上闹事的人成千上万，殴打捕役的人每天三四起。以为借此兴风作浪，可以燥热脾性。这究竟是什么心思？谁该承担罪责？像这样的人，不但不能做士人，甚至也不配做人。古时的士人以窃取虚名为耻，现在想求这些窃取虚名的士人却不可得，这难道不是有志之士的羞耻吗？士人尚且如此，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倘若再煽动勾结，酿成的祸患必定更深。这确实是士民的忧患，也是本县的责任。本县在安徽做官已有多年，往来于会城，颇了解当地的风尚。为此告示晓谕各位生员、童生知晓：你们沐浴诗书的恩泽，应当知道自爱自重。务必更加勉励名声品行，树立良好的风声。有不安心本分、肆意妄为、无所顾忌的人，务必仔细研读本县的告示，幡然悔悟，成为良善的士人。倘若不知悔改，法律不会宽恕你们。要敬畏，要谨慎。

译给刘明东的信

陈世镕

自乙丑年三月，我与您以及律原、石甫、七峰五人，在大观亭畲忠宣公墓旁尽情饮酒。纵论上下千载，击节高歌，不知人间还有得失穷通之事。心想自从颍川德星聚会之后，这景象才再次见到。时光如流水般逝去，寒暑更替三次，律原、石甫都已解职离去，而您、七峰与我，仍困于生员身份。士人固然不以科举名誉为重，但舍弃此路便没有进身的阶梯，也不能不降低心志随波逐流，侥幸希望有一次获得功名。我隐居乡间，除了您与七峰，没有人了解我。而大江南北，无不传颂有奇才刘开。自从姬传先生登高呼喊，曾宾谷、韩桂舲等位高权重者同声应和，于是您在弱冠之年，名满天下，几乎与洛阳的贾谊相当。这固然可喜，但也危险。名声是造物主所忌讳的。以贾谊的才华，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不免于绛侯、灌婴的谗言，被外放为长沙王傅，忧郁而终。如今天下长治久安，即使有贾谊的才华，也无用武之地。公卿所称的喜好士人，不过是在书信中向同僚好友提及，分给他们一些余利作为衣食之资。刚到时也礼貌对待，认为他们是偶尔出现的英才，可以扶摇直上。过了几年，头巾依旧，门客便像厌恶讨债的客人一样厌恶他们。再过几年，头巾仍然如故，脚刚跨进门，守门人就要拒绝他们，甚至轻视他们如同乞食的孩子。世情大概如此，固然不足为怪。您说我安于瓮牖陋室，不能存活，劝我怀才求售。然而我看见您夜明珠般的才华所投，虽然没有遭遇撞碎，也没有人用秦城来交换。而终年拖着衣襟劳碌奔波，似乎没有读书的空隙。我私下担心所得少而所失多。我自受知于沈巡梅夫子及吴江周石〇先生，共同为我延誉，也有微名。但我私下认为盛名难以居处，微名也不容易符合实际。能长久保持此名不失，才算是没有辜负知己。您比我大三岁，天资十倍于我，娶了望江倪氏之女，他家藏书丰富，岳父颇有资助。正宜谢绝外缘，专心读书。上天造就人才，难道偶然吗？能否成功，还是半途而废，则取决于人如何自处。愿与您共勉。

回复沈舜卿先生巍皆的信

吴廷栋

来信所指出的官场弊端，说士大夫无耻到了如此地步，怎能不江河日下。这确实切中今日人心风俗的弊端。其积重难返，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我私下观察《易经》中剥卦的一阳将尽于上，复卦的一阳已生于下。天运原本没有只去不复的，而要扭转否塞、通达屯难，必须依靠仁人君子在中间维持补救。这就是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原因。所以想要挽回众人的无耻，必须先看一二人是否有耻。世上有贤豪，固然应当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即使我们同生在这个时代，也应当分担这个责任。显达而在上位，权力足以有所作为，就用政教来挽回；困穷而在下位，权力不足以有所作为，就用学术来挽回。即使隐居一隅，足不出里巷，只要声气相应，能成就一二人，这一二人也各自有所成就，必将有闻风而起的人。即使不幸大家都沉溺，也还要保存这一理，作为复兴的契机。这也是参与维持补救的行列。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求自己安逸，那就只是饮食居游的众人罢了，仅仅比世上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好一点而已。上天生这样的人，究竟与有无关系呢？虽然如此，所谓有耻，不只是怀抱羞恶之心，必须一言一行反省内心而无愧，才可以称为有耻之士。这就是圣人讲有耻而必须用修身来充实的原因。张杨园先生说：此身在天下，与人并立，不被人转移，就能转移别人，没有中立之势。唉，能不慎吗？这话确实值得玩味。至于升沉显晦，只应当托付给时运。如果生出一分计较，恐怕就会增加一念怨尤。直抒鄙见，请教左右以为如何。

给杨性农的信

吴敏树

敏树再拜回复性农同年仁兄左右。先前承蒙委托点校大作，我倚仗您的喜爱，竭尽愚虑，只是没有能够仰称高明的情怀，而害怕妄庸的批评。没想到过分蒙受鉴许，认为我粗知文事，又重复寄来巨稿。手教谆谆告诫以古人居丧不废讲学的道理。我最近因小祥之期在庐下，没有停止文史工作。对于性农的深厚推许，我深表感谢，可以吗？敢再妄加商订，伏望宽谅而阅览探究。幸甚。我私下认为古文，并非其体裁特殊，而是用来写文章的方法，是古人言说的道理。而且不只是言语像古人而已，而是表现在行事上，应该没有不合的。现在性农的文章，对于古人的言语，差不多接近了。虽然如此，我私下非常怀疑，认为还没有达到古人写作的境界，那就是《送陈吉安序》中所说的。性农难道有求托于吉安、假借光宠于吉安的吗？性农没有求托于吉安，没有假借光宠于吉安。他亲近贤人、友善朋友，想要与他们同道，本意如此。而我所不认同的是，性农学习古人，就应当遵循孟子的道，在当时树立身名。而现在却师从宋钘的余教。

译把强行游说当作高明，施行无益的计谋，从而助长世俗之人的议论，这真是奇怪啊。难道没有观察孟子吗？孟子宣扬先王的仁义，治理天下如同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当时的人，如果能够任用他，他对人的恩惠利益，会达到无穷无尽。然而王公卿相，如果不先以礼相待，孟子就不去拜见他们；如果对方是可以主动去拜见的，即使先以礼相待，孟子也仍然不去见。孟子难道不想用他的道义来挽救当世的急难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身不庄重，道义就不受尊重。即使每天拿着道义强行告诉别人，也如同在黑暗中投掷夜光珠，反而遭到对方按剑相向，这对世间有什么益处，而对自己却伤害极大，所以不做。

当世那些稍微显贵通达的人，他们门下奔走侍奉的人一定很多。他们只是认为世上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不同的，所以他们对自己非常倚仗，看待别人非常轻蔑，这也是形势使然。吉安在三十岁时，从翰林院出来，担任著名郡县的长官，意气本来就旺盛了。性农偶然路过长沙，与吉安旧日相识，递一次名片问候一下就可以了。至于两次没有遇到，不等他回拜就最终亲自去拜访，那么有什么奇怪别人讥讽议论的呢。性农固然说：“这是我的朋友，是喜好善行的人。他的官位又不是突然升得很高，不至于对我简慢无礼。他是有其他缘故的，不能因此就怪罪并抛弃他。”那么不知道对方是否也说：“这是我的朋友，他前来，是要用善行来增进我的德行。我的官位不足以骄傲对待此人。”是这样呢，还是未必是这样呢？

那么性农对待对方确实过分了，而自我标榜的方式，就不是君子的道义了。君子的行为，难道只有一种标准吗？对于世人，难道能不遭受他们的非议诋毁吗？关键在于嫌疑的关头，尤其有可以自我处身的原则。我曾经奇怪韩愈谈论道义，必定称颂孟子。孟子不见诸侯，而韩愈却屡次在大官门前大声呼号，求取衣食。为什么呢？唐代，读书人大多依靠官宦为生，没有乡里的产业来资助生活。为韩愈打算，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几十口家人，都将穷困饥饿而死。韩愈认为因饥饿而死是小事，不足以表明我的志向节操，所以就去求取。然而仍然大声疾呼，自我期许很高，不卑躬屈膝乞求，难道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贬低我的志向而缺乏我的气节吗？那么韩愈的心，可以说是非常痛苦，而他的事情还可以免于讥讽。

至于君子将要用所学来广泛救济世人，那么必定说：请求之后才告知，寻求之后才给予。道义没有不出于此的。所以尝试论述一下，当今世道，朝廷设立科举来等待士人，士人有的隐居在山岩洞穴，修养高名来等待征召聘请，虽然近似于古代，但究其义理则并非如此。为什么呢？科举的设立，上面的人本来就是请求并寻求士人的。即使通过公车十次上书，君臣的道义，仍然没有妨害。至于各位公卿贵人的交游，我认为不见的道义，应当在于此。如果有的士人穷困，等待馆舍饭食来养活身家，那么韩愈的事情，可以选择采用。其他情况，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

性农以前在京师，以亲近贤人、选取善行为名，与高名士和达官交往，议论的人于是有了“名士经纪”的名目。他告诉别人，人们羞辱地与他商量治理古文，应当用古之道互相切磋。所以借送吉安的序言极力论述这些。恳请鉴谅我的狂妄愚昧，稍微留意一下。

译致李次青

胡林翼

久病未能写信。而心中郁结特别严重。近来听说你思念故乡返回故里。看了《小桃源记》的写作，知道你愤激之情有很深的缘由了。从前诸葛亮的长短，陈寿在史册中加以讥评。世俗的议论，哪里足以遮蔽高贤的声誉。何况兄长以仓促招募的军队，步履蹒跚而快速进入徽城。说你在行侠仗义方面敏锐是可以的，说你在治理军队方面精干则不可以。军纪废弛的罪过，涤帅（曾国藩）对兄长的期望很高，所以对兄长的责备也很急切。大概是因为徽州防务关系重大，以至于急得顾不上选择言辞。我多次写信，不能申明救解，也不免有些过于激切。只是想到兄长几年在军中，而还不知道今天贼势的强盛，几千人不能自立。涤帅信任兄长过度，也是兄长自信过度吗？然而这仍然是君子的过错。我敬重兄长，认为他爱才如命，嫉恶如仇，他的诚心可以共同谅解。而识人的明察，则我还不敢以相许。然而终究不至于随人指使嗾使，因而失去所亲近的人。近来听说右军想要勾引阁下，派人从祁门到江西，像苏秦派舍人跟随张仪那样的旧例。他的用计也很巧妙，而兄长不知道拒绝，为什么呢？难道也不免动心吗？大体上我们儒者任事，与正人君子同死，死也能依附在正气之列，这是正命。依附非其人，而得以不死，也成为千古的污点，何况又不能不死呢？处世没有长远考虑，必然陷入危机。一旦失足，就会把香草和臭草当作同一种气味，而无法解脱正直士人的讥评。右军的权诈，不可以与他同事，兄长难道不知道，而想要依附他来表现自己，那么我私下认为阁下不可取。兄长的吏治才能，与文思过人，我和希庵兄都扫榻以待高轩的到来。如果可以相助治理，应当也是涤帅心中所赞许的。何尝不想酬谢回复以前的功劳，与其危身以陷险呢？我因为与兄长有平日的交情，所以敢尽情倾吐。

赠易笏山序

吴大廷

唉。现在世上慨叹人才难得的人，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了。那些夸夸其谈经世济民的人，才气自负，往往凌厉震骇，看天下事没有不可做的。有时与时机相合，也曾赫赫建立功勋。不幸偶尔挫折，或者恰好遇到非常骇人的事情，就气沮神伤，茫然若失，比那些木讷无能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高谈性命的人，没有程朱明体达用的学问，只知道规矩步步行走，拘守小节。至于开物成务，凡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键，以及治理军队民众，一切张弛缓急轻重的适宜，一概没有深入思考。试着用事情来检验，百钝并见，而天下于是纷纷以道学为诟病了。唉。道德事功，这果然是两件事吗？道德事功出于两途，这是天下事之所以不治，而人才之所以不可得的原因。况且古代的君子，对内用来自治身心，而对外用来准备天下国家之用。所以当他处于低位时，退让好像不胜任。等到他有所凭借，或者把他投到盘错之地，或者用金革来考验他，百万人的安危，决于俄顷，生死介于须臾，而面对的人从容擘画，恢恢乎有余裕。没有别的，是他平时所讲明的缘故。后来的人把道德事功分为两途，所以他们的学问不能相兼，而弊端常常因此互相显现。可惜我对此深有鉴察，而力量不足以符合它。我的朋友易笏山遭遇时世方棘，心中忧虑，想以一身矫正其过失，于是毅然有请缨之志。笏山的学问与我相同，交情日益亲近，而他的才气则超过我远甚。所以我在他的行动上，惄焉以悲，又不能不肫然以望。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并未至九十的人呢？那么笏山也交修焉而唯日不足，是可以的。士人自待也重，那么他的责任也愈殷，而他的符合也为尤难。继自今，子将无驻足之日矣。唉。其可不勉也夫。

赠林封翁序

冯志沂

国家以经义取士，二百年来，名公卿魁才硕德之士，皆出其中，可谓盛哉。顾或者谓时文不足以得士，欲变科目法，行古选举。夫法无久而不弊，时文之盛也，名家老宿，或得人一文，辄决其终身品谊福泽无爽，其弊也，则歧人与文而二之，又其弊也，则并所为文者而失之，诚使得文行合一之士而取之，是以科目之名，而行选举之实也，奚其弊。新会林生青萍，余己未典顺天试所得士也，闱中见其文，已洒然异之，撤来谒，乃得生之为人，恂恂笃实士也，久之益悉其家世，乃知生之文所以能然者，由其内行之醇备，而其行之所以克修者，盖皆出于其尊人丹年先生之教也，先生之处家也，以孝友著称，年甫弱冠，虑无以奉毋，则弃儒而贾，家以日起，奉甘旨，洁盘匜，怡怡色养，数十年如一日，抚孤侄如己出，里党无间言，其交乡党，贫必施，饥必赈，寒士待以举火者百十家，有客某假其赀出行贾，折阅千金，还其券不复问，其尚义若此，至于排难

译调解纠纷，让乡里暗中蒙受他的恩惠，而自己却不占有名声，这样的事更是数不胜数。大概这是他的天性如此。青萍曾经对我说过，甲午年，宗族人与乡邻发生械斗，先生估计无法阻止，于是假装对宗族人说：“胜负难以预料，不如让他们先到达约定地点，我们慢慢出去应对，等他们疲惫而我们精力充沛，这是必胜的策略。”众人都答应了。先生就秘密派人告诉对方：“那宗族已经不敢出来了，何不罢休？”对方也相信了。等到宗族众人出来时，对方早已离去，于是争斗停止，嫌隙也随之化解。宗族和邻居后来才知道是先生的计谋，便一起像祭祀神灵那样敬奉他。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来看先生，不仅仁爱，智慧也非同寻常。天下不怕有事发生，怕的是承担事务的人才能不足以胜任。如果才能不足以胜任，那么用杯酒就能平息的事，却闹到诉讼；用鞭打就能威慑的事，却闹到动武；一方兵力就能办到的事，却蔓延到全国，祸患岂是说得尽的？既然如此，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他的乡人敬奉他吗？恐怕也是天下人所共同赞叹敬仰，而惋惜他未能充分施展抱负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