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　户政十九漕运上

译返回空。又有漕督、河督以及所在地的督抚所派遣的迎接、提调、催趱、盘验的官员。官员众多，费用更加浩大。仅以扬州二三两帮来计算，领运千总的规费银为八百两，空运千总损失其中的四分之三，守备损失其中的三分之一，坐粮厅验米的费用为二百八十两，仓场经纪的费用为一千五百两有余，其他费用还不包括在内。想要让运军不疲惫不堪，怎么可能做到呢？官吏这样拖累运军，而闲居者中又有“尖丁”。尖丁，是一帮的首领。州县横征暴敛，将所得交给尖丁，尖丁再交给当差的吏胥，从而侵吞其中的利益。所以州县兑米没有好坏之分，只以尖丁的话来判断好坏；仓场收米也没有好坏之分，只以尖丁的贿赂来判断好坏。州县的官吏，畏惧尖丁如同畏惧老虎，而运军痛恨尖丁如同痛恨仇敌，但都不敢与他作对。因此漕运这一件事，蛀虫所蛀食的孔洞有六个：征收漕粮的州县是一个，主管漕务的官员是一个，领运的官员是一个，催运的官员是一个，仓场是一个，尖丁是一个。一个孔洞中，蛀虫常常有数十上百只从中出入。唉，漕运的弊端难道还说得尽吗？况且漕运的利弊在于黄河，黄河不治理，漕运就不通畅。为了漕运的利益而治理黄河，黄河反而更难治理。国家治理黄河的费用，每年五六百万两，而黄河没有几年不决口的，一旦决口就耗费国库千百万两。所以漕运的弊病，不仅在于百姓，也在于国家。议论的人想要裁减长运的官军，改变其方法为官运官交，向北输送到临清、德州两仓，而在南方建立淮仓来接收。江船不越过淮河，淮船不越过济水，济水船只不越过（某地），船只直达通州。这是古代的支运法，也是刘晏遗留下来的方法。然而官吏倚仗仓库作奸犯科，通州的仓库只有一个，就已经不堪其弊，何况增加为四个呢？况且层层转运，程程递送，一旦有不应对，不得不督催，这又是迎提催趱所滋生的扰民之处。这就是海运之法从道光初年至今屡次实行却难以改变的原因。

译论漕二

孙鼎臣

海运的办法是很好的。然而到了今天，情况又有所不同了。运河河道毁坏，各支运军船只无法恢复，漕粮经由海运已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京城粮仓对米的需求非常紧急，而江西、广东等地改为折银缴纳，江浙又时常上奏请求截留漕粮作为军饷，导致海运的米粮达不到定额，不足以供给京城官员俸禄和军饷之用。户部国库缺乏银两，招募商人采买，却又无法推行。对此难道没有妥善处理的办法吗？回答说：仿照明朝初年在边境实行开中法，用盐法来辅助漕运，这样不仅漕运治理好了，盐政也治理好了。我考察前代征收盐税的办法，没有比刘晏更好的，其次就是明太祖的开中法。开中法被叶淇败坏，但这也是因为实行时间长久而产生弊端，所以叶淇才施展他的权术。开中法的好处，在于给予商人丰厚的利润，所以用东南的盐，充实西北的储备，而商人不以路途遥远为困难。后人不懂得这个用意，把开中分为常股和存积。存积的盐价高且得盐快，商人不得不承销存积，而常股的商人守到老死也无法支撑。商人困苦，盐政也就败坏了。这是掌管财政的人变法欺骗百姓的罪过，并不是开中法本身的过错。近年来，江南的沙船航行在重洋上如同在平地上一样，南北各种货物由此往来，所以招募商人运输漕米而用盐来交换，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设立大臣总理盐漕事务，驻扎在上海，通盘计算两淮、两浙各盐场产盐的数量上报户部，户部将盐引颁发给总理衙门，招募商人自行运输米粮，发给执照前往天津，仓场总督验收后，行文连同执照移交给总理衙门核销，总理衙门发给盐引前往盐场支取盐，允许持引者在各地营销。所经过的关津，所到达的州县，查验盐引并截角，依照旧法办理。确定用米交换盐的比例，道光五年采买奉天米，每石脚价计算银二两四钱有余，二十六年招募商人赴天津运米，每石价银二两，而旧制淮盐每引课银八钱三分或一两一钱七分，折中定价，大约米一石，给盐二引。遇到歉收米价昂贵时，随时酌情增加。秋收之后，提前上奏请求皇帝敕令户部定价，要使商人获得丰厚利润以鼓励后来者，明初开中粟二斗五升，准折银八分，而给盐一引，就是这种用意。确定行销盐的地区，两淮的引地，如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因为淮盐很少到达，混杂食用四川、广东、浙江的盐，随地设置关卡抽税，官引既已通行，应当全部废除这些关卡。商人运销盐，只不允许侵犯其他省份，不必过多划分引界，使彼此可以到达，以杜绝囤积居奇而广泛疏通销售。确定盐引的法令，伪造盐引者斩首，盐引与盐分离，按私盐论处。售出盐后，立即向当地官府缴回盐引，申报总理衙门查销并上报户部。其他关于影射的禁令、夹带的禁令，都有成法。责成总理督场官员各自履行职务。确定收米给盐的法令，仓场总督查验执照收取米粮，船一到，米就收，禁止借口米色不好而刁难。验收后，分案准备文书造册移交给总理衙门，米一收，文书就发出，严格规定时限，禁止拖延时日。总理衙门发给执照和盐引，盐场查验提取，禁止贪婪勒索。这样法令就大致完备了。两淮两浙的盐税，每年定额六百三十多万两，江苏、浙江、广东每年的漕粮三百多万石，以米每石折合银二两计算，大致相当，对国家的常规收入没有损失。而商人用米一石得到盐二引，以现行的米盐价格计算，除去自行运输脚费及其他费用外，利润仍然优厚。漕粮定额的短缺已经很久了，盐利的损失也已经很久了。这个办法实行，盐税定额可以逐渐恢复旧观，这是第一点；国家粮仓可以逐渐充实，这是第二点；海运的费用节省，这是第三点；南方漕粮不征收实物，改折较轻，以充实户部国库，这是第四点；酌情减少折漕的价格，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这是第五点。在事情开始时详细处理，在结束时谨慎坚守，鉴戒前明常股存积的弊端，不要见利变法以困害商人，一举而盐政与漕运兼治，这也是数十百年的利益。然而仓场收取米粮，官府发给执照和盐引，盐场官吏监督提取，其中的弊端不能全部去除，而商人的影射夹带，不能全部杜绝，缉查私盐的法令，不能全部废除。想要谋求远大而长久的计策，那么必须从盐场起征税收，然后才能将天下的私盐转化为官盐；必须开辟西北的水利，然后才可以停止东南的长途运输。即使有圣人，也不能改变这个说法了。

论漕三

孙鼎臣

漕运的办法改变了，运军的费用去除了，横征暴敛的弊端可以断绝，而百姓的困苦自然会缓解吗？不是的。是否横征暴敛，不取决于兑费有没有。大概漕政的弊端，时间越久越发严重，运军的兑费不断增加，从州县官吏那里索取，州县官吏又从百姓那里索取，这本来是相互关联的趋势。然而如果官吏多取，确实是因为兑费的缘故，即使加倍征收，百姓还会谅解他们。而官吏用来供养自己，以及用来奉承上级官员的，没有不从中出的。那些为官府服役的人，又依赖它作为生计。百姓只有一个，国家赋税取其一，运军赋税取其一，官吏又取其一，这是朝廷没有增加赋税的名目，而百姓却遭受增加赋税的实情。不可悲吗？米粮有损耗，江苏正兑加四，二五的损耗归入粮仓，一五的损耗给运丁；改兑加三，一七的损耗归入粮仓，一三的损耗给运丁。浙江正兑与江苏相同，改兑也加四，一七的损耗归入粮仓，二三的损耗给运丁。这是定制。而损耗日益增加而没有止境，这就是浮收。然而仅仅责求米粮，还是百姓自己所有的。浮

译征收钱粮时强行折价，百姓已无法忍受了。国家需要漕运的是米，而官吏征收的却是银。降低米价来卖米，却抬高银价来买银。银越来越贵，米越来越贱。百姓缴纳赋税艰难，而官吏收取赋税却更加便利。以善化县为例，一石米折征银五两。计算当今的米价，卖出十石米才能缴纳一石的税。江浙地区的州县，情况比这更严重。按规定，十月开仓，十二月结束。如今开仓只是走个形式。百姓听说开仓，运米到来，仓库却立即关闭。漕运书吏和漕运总甲，拘禁并折磨他们。除了因折价亏损而赔偿外，还有搬运的费用、胥吏役使的费用、等候的费用。所以百姓宁愿折价交银，而害怕运米。过去的折价是出于强迫，现在则是像赶羊一样骚扰他们，百姓不等被打痛就自己顺从了。天下的事情，往往因相互激惹而起。官吏虐待百姓，无所不用其极，百姓不得不起来反抗，而官吏反而被百姓所挟制。贪婪狡猾之徒，利用这个空隙进行攻击，搞包揽赋税、诬告诉讼，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吏无法承受这种祸患，于是借助上官的力量来压制他们。官吏只求战胜百姓，而百姓无处申诉，怨恨毒恨日益加深而无法化解。弱者诽谤，强者叛乱了。议论的人不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认为根源在于兑费过重。漕法不能改变，那么浮收勒折，势必无法禁止。不得已而提出限制的说法。嘉庆末年，阿霖保、蒋攸铦陈述州县兑费的痛苦，认为不如规定允许八折征收，超过规定的治罪。仁宗皇帝同意了。不久又搁置了这个命令。宣宗皇帝刚即位，首先命令革除漕运弊端。各位大臣再次提出前面的请求。刚过一年，江苏学政姚文田上疏称八折只是空话，详细论述征收的害处。御史王家相也说这类似于加赋，绝对不可行。八折征漕的本意，难道不是认为暗中多取不如公开限制吗？却不知这没有益处。雍正年间，鄂尔泰提议一石收取漕费银六分，不允许私自增加升合。议论的人说过去只收三分，现在增加到六分，不符合制度。彭维新于是提议一石准折为九斗。尹继善认为这是避开六七分的名义，收取八九分的实际，绝对不可行。唉，准折九斗，在当时人们苦于浮收，哪里知道后来想求八折却不可得呢？人的欲望没有边际，不是法律所能限制的。因此给予他们，他们的欲望更加广泛，而只是借给人借口。这就是仁宗、宣宗之所以坚决坚持而不允许的原因。有见识的人士，怜悯百姓的困苦，认为去掉兑费，横征暴敛自然停止。于是致力于改变漕法。这是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道光年间实行海运，运军的兑费没有了。当时官吏从百姓那里索取的情况如何呢？漕运有运军，所以有兑费。地丁钱粮，曾经有运军的兑费吗？官吏征收地丁的情况又如何呢？所以我说不横征暴敛与否，不取决于兑费的有无，只看官吏的贪婪与廉洁罢了。虽然如此，几十年来浮收勒折的害处，已经传到皇上耳中，而禁令比从前稍微宽松。所以虽然时常有严旨申诫，但流于形式，不再视为忌讳。一年中，直省大吏因应诏书而弹劾治罪的人，很少见到。至于激起民变，就借其他事情除去他们。严重的纠举上报，又不颂扬他们的罪过。大吏看待州县官吏，那些只浮收勒折的人，还算是奉公守法之人，常常曲意谅解而姑且宽容。即使有廉洁的人在其中，也认为是正当收取，安然接受而不觉得奇怪。唉，官吏贪婪而横征暴敛还可以说，至于官吏廉洁的也不免如此，愚昧的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曾提议废除银两而使用谷物布帛，逐渐恢复古代民赋的制度。如今财政支出非常紧急，以盐济漕的策略实行，东南定额漕粮不征收实物，势不得不改折轻解进京。但也应该详细比较历代成案，有利则力求减轻。改折对百姓不便已经很久了。古代的民赋，纵然不能突然恢复，只要朝廷减少一分科则，官吏就少一分费用，百姓就受一分恩赐了。世道变化到了极点而法制穷尽，嗜欲滋生而廉耻消亡。革除横征暴敛，一定要从人心风俗开始吧？

译漕运论

钱宝琛

天下的弊病，没有比上下互相蒙蔽更令人担忧的了。奸诈狡猾的人得以从中饱私囊，而上级和下级都因此受到困窘。如今漕运的弊病非常严重了。主管官员苦于沉重的费用，然而恐怕不足以应付武官和船丁的索取，于是更加多地搜刮百姓。上级官员商议减少费用，然而恐怕主管官员不足以应付武官和船丁的索取而加重负担，就听任他们更加多地搜刮百姓而不加禁止。费用是有定数的，是有名目的。可以说出来的叫费用，不可以说出来的就是可以裁减的部分。试着从漕船开行以后来计算：淮河以南，没有什么费用。费用是从闸坝开始的。有关卡增添的费用，有开启闸板的费用，有漕运委员供给的费用，这一切都从夫头那里足额索取。夫头虚报数目来责成伍长，伍长更加虚报数目来摊派给散丁。直到驳运、交兑都是这样。散丁中愿意的，竭尽所能来应付；那些狡猾的、贫穷无赖的，只有借官款罢了，只有拖欠粮款罢了，只有举债罢了。问他们借的是什么，说是新运抵补；拖欠的是什么，说是发南追北；举债的是什么，说是随帮守候索取。而他们先前肆意从主管官员那里索取的，散丁十中得不到一二。利益全部归于伍长，而伍长之中又只有一二人独占其利。这一二人把钱财视为意外之财，穿着鲜亮的衣服，骑着怒马，在酒楼歌馆中，将百万金钱挥霍殆尽，化为灰烬，大概十中有八九。这种势头不是一天比一天败坏不停止的。所以总漕大臣的关键措施有三项：淘汰冗员，清除役吏中的蛀虫，慎重委派漕运官员。淘汰冗员的具体措施有三项：减少催趱人员，节省随从人员，申明约束纪律。清除役吏蛀虫的具体措施有三项：核查关缆费用，禁止需索，杜绝馈赠。慎重委派漕运官员的具体措施有三项：重视更调，告诫递署，平息奔竞。粮道官员的关键措施有三项：稽查帮弁，考察运丁，严格管理水手。稽查帮弁的具体措施有三项：罢黜贪婪劣迹者，去除奢华之风，辞退年老病弱者。考察运丁的具体措施有三项：杜绝亏缺，谨慎风水，节制淫乱浪费。严格管理水手的具体措施有三项：斥退游荡帮众，遏制争讼衅端，责令保结。朝廷选择清正严明、声望厚重的大臣授予总漕之职，总漕选择廉洁能干、精明敏捷的监司担任粮道，粮道选择勤勉谨慎、干练通达的帮弁委派漕运，运丁中老成明干者派往水次，而全都秉承总漕的成命。上下一心协力，不随意异同，实行一年而没有丝毫成效的，是没有的。然后总核其出入的数目，以确定次年的漕费。那些主管官员所出的既少，又不轻易减轻赋税以缓解倒悬之苦的百姓的，也是没有的。至于杨村的驳运，通坝的兑收，都视南漕的轻重而定。夺取他们所想要的，而用严威临之，也可以依次而治理了。

筹漕篇上

魏源

道光五年夏天，运舟搁浅在陆地上，南方士人和北方卿相，不谈漕运就没有别的话可说。先筹划民力，才顾及天庾（皇家粮仓）。一壶酒在中流，敢向幕府进言，作《筹漕篇》。

客人说：我居住在东海之滨，隶属贡赋之乡。如今淮河决口，湖泊干涸，千里之内船桅相连，粮食堆积如山冈。蓄积清水则来不及，由陆路运输则财力受损，航海则非常规做法。然而东南的粮食，终究不能不运入太仓。我私下听到当权者的议论，想要借助引夫河黄，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许权宜济急的一个办法，或者可行吧？回答说：这不是下士敢议论的。然而我私下听说，利多害少，智者去做；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无利，无时而宜之。如今堰虽然决口了，黄河没有生病；清水虽然泄了，可以慢慢蓄积；漕运虽然紧急了，策略没有穷尽。智者因祸而为功，没听说过增加祸患而更加严重的。为什么用黄河而黄河生病，助清水而清水生病，济漕运而漕运生病？黄河适宜合流不适宜分流，分流则力弱而沙沉；清水适宜畅通不适宜淤积，淤积则倒灌而患深。将姑且为济运计吗？我私下担心运河浅狭，岂能容纳浊泥，几天就胶着，十天就夷平，船尾相接磨浅，有如拖曳，进退触藩，计当安施？幸好早图之，毋悔噬脐。

客人说：江淮二渎，都濒临大海。淮河被黄河夺去，故道未改。赣榆沙船，运货吴淞，来往为恒，未尝失风。这是沿海可行。嘉庆中，开减坝，夺盐河，淮北之商，载盐海航，由福山入江，行千五百之内洋。这是江口可通河北。如今粮艘扼于清口，进退两难，何不令由江下海，入于云梯之关，逆溯而至中河，何必濡滞乎湖干？回答说：这是康熙中所会议，而河臣张鹏翮格之未行的。赣榆之浅，船无过二百石，故可载轻以涉沙，岂可行千余石之重艘乎？盐运自北而南，可进乎江口，粮艘自南而北，必上乎黄河。鸿流喷薄，百里为激荡，两岸绝纤道，岂能逆上之鱼乎？改由海舟，费且无益，矧在漕舟，十无一济，如之何可行也？

客人说：古之漕运，皆用转般。沿水治仓，递输于官。江舟不入淮，淮舟不入汴，汴舟不入河，河舟不入渭。自宋崇宁中始改为直达綱。今清口龃龉，漕舟不能入黄，则何不仿建仓之意，截留滞粟于淮扬，或仿转般之法，集河北山东河南之船于北岸，接运乎清江？

译两种策略中占其一。可行吗？回答说：这所策划的，是打算暂时实行呢，还是永久实行呢？是打算解决全部漕运呢，还是只解决一半漕运呢？南方漕粮的正额和损耗共四百万石，如果一个仓库储存一万石，必定需要四百多个仓库。木材必须坚固厚实，地点必须高亢干燥，费用巨大，耗时漫长。在仓库建成之前，截留的粮食无处储存，是将它们卖出以换取新粮吗？那么在买卖之间，物价高低两相伤害，各种折损层出不穷。是为了将来不时之需而修缮仓库吗？那么如果不遗余力地建造仓库，仓库建成而河运畅通，仍然归于无用。是不建仓库而只是接力运输吗？那么河南、山东、直隶定额设置的官拨船只二千零五十艘，每船只能装载二百五十石，仅仅可以运送五十多万石米。即使全部征用商民船只，不顾怨恨抱怨，也不过一百多万石，尚且不足以满足南方漕粮的一半。必定要再增造能装五百石的船只数千艘，耗费数百万，而清江过坝，每天只能通过二万石，不到二百天不能完成，必定耽误抵达通州的时间。况且唐宋时期的漕运，都是依靠百姓而不是军队。现在沿袭明代的军运制度，却采用唐宋的转般法，那么从黄河以北，是仍然使用屯丁呢，还是不使用屯丁呢？使用屯丁，那么虽然转般却依然直达，而且本船回空无人顾及，拨船兼辖难以周全。如果不使用屯丁，到达淮河就返回，那么接力运输北上的是百姓还是官员？沿途稽查由谁负责？通州仓库的勒索由谁供给？米色损耗由谁承担呢？唐代沿途设置仓库，依次灌注，已有“运一斗米花费一斗钱”的说法。现在不革除数百年的运军弊端和百余年的仓库弊病，而轻率地议论永久实行，这是错误的。没有平时准备的仓库和确定的成法，而仓促暂时尝试，更是错误的。你说效法古人，我却见其拘泥于当今实际。

译客人说：“旧的漕粮改为折价，新的漕粮也折价，可以吗？”回答说：“太仓的储备，不是在下之人敢揣测其数量的。是否可以停止漕运，需等待朝廷商议。况且用数百万石米换取银子，银子必然昂贵；用数百万两银子换取米，米必然昂贵。进出都有损耗，这是变价的弊端。弊端在于秋收谷贱之时，却要求缴纳银子，那么谷价会更贱；在浮收积弊之后，却要求征收银子，那么浮收会更严重。这是折色的弊端在于百姓。况且正税有定额，黄河水患无常，停止漕运难道可以成为常法吗？这样仓储的忧患都在于国家。以此策略来谋划，又看不出可行之处。”

客人说：“救急的图谋，苟且的计策，固然都失败了。请舍弃一时的谋略，商讨日后的规划，也有两个建议，或许可以久远吧？”回答说：“愿意听听您的说法。”客人说：“古人谈论运道，必定提到汴渠。它起源于鸿沟，在隋朝大规模开辟。从荥泽起，引黄河水进入汴水，到达淮河，称为通济渠。又利用沁水向南连接黄河，向北通往涿州，开凿以济漕运，称为永济渠。唐宋以来都沿袭它。所以古代的运道本出于黄河和淮河之上。自从元朝疏浚会通河，汴道于是废弃。然而它的东支流入涡水的，上游虽然堵塞，但其南支汇入颍水名为贾鲁河的，仍然向上承接京、索、须、郑诸水，从祥符的朱仙镇周家口，到颍州注入淮河，商船络绎不绝。如果再施行开浚，引漕船从洪泽溯淮河而上，进入汴水以抵达黄河，那么祥符的对岸就是阳武，大河仅六十里。又上游的沁河，旧时本流入黄河，近来改由武陟入河，仍可分流入汴。如果由此溯流而上，那么其南从淮河入汴的，就是今日商船通行的水路；其北从沁河达天津的，就是今日通漕的水路。不大费穿凿，而运道出于黄河淮河的上游，不再与清口相冲突。高堰的水可以不蓄积，而淮扬下河的水患可以避免。微山湖、蜀山湖等湖可以不蓄积，而山东的涝旱可以避免。”回答说：“像您的说法，这是把清口移到河南，以邻为壑啊。既害河又害漕，用它直达固然不行，用它转般也不行。隋朝距离现在，一千多年了。河底深通，比现在深几倍。然而还是刚开就堵。唐朝刘晏等人即已改用转般，不能直达。宋朝定都汴京，南漕本不入黄河。其北漕很少，已每年担忧河口倒灌。所以曾经堵塞黄河引洛水，沿广武山进入汴水。等到黄河侵蚀广武山而漕运废弃。宋朝南迁，金朝黄河改道，各渠淤塞废弃。因此元人改开会通河，难道不知道汴、沁自然之利，甘愿做凿空劳费的工程吗？况且现在又五百多年了，河高地下，势同吸注。引贼入室，建瓴必溃。南决入汴，则必定没有开封；北决入沁，则必定没有辉县。而且南河有减水坝，而东河没有的，是因为建坝必须依靠石山而借助胶泥。自东河以上，地势平坦土质疏松，即使减水坝还担忧其夺溜，何况引河通运呢？如果想要溯汴而上，从郑水到河阴，与武陟对岸，以截河而入沁，那么郑水涓浅，不可以行舟。而且沁水性浊悍，每年担忧横决，而想要以人力操纵它，使七分入黄河，三分入沁，沁水必定全势北趋，不必黄河紧随其后了。如果就在阳武元人陆运之道，车载六十里而至黄河，那么昔人所运，不过数万至十万石。现在以数百万石的漕粮，而三次换船，两次在堤上转运，劳费尚可问吗？而且两岸的仓库，接运的船只，不与前议同弊吗？所以运漕，则中滦、淇县的挽运，陈州、新乡的运输，元明偶尔尝试，而不常行。汴、沁，则胡世〇〇一〇在嘉靖年间建议，范守己在万历年间献策，而都不被采用。”

客人说：“那么黄河是运河的贼吗？所以漕与河不双行，舍河用海，事有元明。易安以危，世复望洋。我极愤悱之思，欲去两短集两长，何不舍弃运河开胶莱河，辟外洋从内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请为您陈述其详。江南与北直，接壤海壖，里距不远。而山东的登、莱二州斗出海中，长如箕舌。由南赴北，舟行必绕出其外。所以元人海运三道，皆放黑水大洋，趋成山，绕至天津。远者万余里，近者四五千里。诚由胶至莱，凿通故道三百里，则漕舟出射阳湖之庙湾，入海三百八十里至山东，入胶河至莱州海仓口，复入海四百里至直沽。凡舟行一千四百余里，而沿海洋，中不过六百里。内免黄流之隔，外辟黑水之险。以海运之名，有漕河之实。计莫便此了。”回答说：“元初之故迹，刘应节、崔旦之遗说，我也曾考证过。马家峡之难开，分水岭之难凿，两海口之潮沙难去，潍沽河之水势难引，您想必也听说过。现在不再更端了。而且即使沙石天开，海潮神助，扬帆莫御，而抑知有不可行不必行者乎？夫海舟不畏深而畏浅，不患风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横亸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屿，逾年始至，旋辟其险，径放大

译洋面。而十多天就能到达。况且如今黄河云梯关之外，又涨起千里长沙，都是船只航行必须躲避的险阻。如果走胶莱河的旧道，那么船只将从哪里出口呢？如果向北从淮河口出海，那么现在淮河口已经被黄河夺去；如果向南从射阳湖出海，那么河口像仰放的盂一样，不能通行大型船只。断定不能不经过商船所走的福山、吴淞两个海口了。既然出了福山、吴淞，就从崇明十〇直接驶向大洋，必须绕行越过两千多里的大沙暗礁才能到达山东。但只要再在内洋行驶千里，就是天津了。哪有已经经过险远的外洋，反而避开平静安全的内海，却折入胶莱河的小河道的道理呢？这是不了解地理形势。江船不能航行于海，海船不能驶入胶莱河，而胶莱河的拨舟，又不能泛舟直达直沽。必将一石米三次更换装载，一次运输三次增加费用。这是不审察人情事理。因惩戒会通河的穿凿之弊，却又用穿凿的方法来替代它；避开大洋的险远，却更用险远来增加它。舍弃直路而取迂回，追求奇特反而笨拙，尤其看不出它可行的地方。

译客人说：“那么海运可以实行吗？”回答说：“这不过是天下的形势罢了。建国初期定都沿海，与前代定都黄河、汴河不同；江浙靠近海边，与其他省份远离海洋不同，这就叫地势。元、明两代的海道，是官府开辟的；本朝的海道，是商人开辟的。海边的人熟悉海洋，就像河边的居民熟悉河流一样，这就叫事势。河运畅通时，就以河运为常规；河运阻塞时，就以海运为变通，这就叫时势。顺应形势的方法是怎样的呢？航道不需要去探访，船只不需要重新建造，船工不需要再次招募，费用不需要另外筹措。凭借商人的航道作为运粮的航道，凭借商人的船只作为运粮的船只，凭借商贾作为运粮的船工，凭借漕运的费用作为海运的费用。这些方法都出于一个‘因’字。这话在贺方伯回复魏制府的书信中说得详细。其大意说：海运的好处有三点，即国家财政、百姓生活、海商利益。不利的也有三点，即海关的税吏和牙侩、通州的仓吏、屯田的船工和水手。而这三种人所挟持的海运困难也有三点，即风浪、盗贼、霉烂潮湿。这三种困难，只要用‘以商运作为海运’这一句话就能完全化解。所以说：制作价值千金的皮衣，不要跟狐狸商量它的皮；建造几版高的房屋，不要在路上向行人询问疑虑。众人往往把事情搞坏，圣人却能决断机宜。如果人选不当，法令就不会凭空创立，功效也不会凭空产生。时机啊时机，智者会争夺它。

筹漕篇下

魏源

道光七年夏天，减水坝已经修筑，御坝仍然没有开启。黄河水位高于清水，漕运船只再次停泊。天子命令宰相大臣去治理黄河，难题再次出现，于是写了《筹漕下篇》。

客人说：“近来海运既然已经实行了，但想要实行海运，是因为河运和漕运不能兼顾治理，所以想停止河运来治理黄河。如果黄河疏通而漕运恢复原状，那么海运还有什么用处呢？是要河海并行呢，还是要以海运取代河运呢？”回答说：“这是河臣明白黄河治理，却不明白漕运治理的说法。又只是知道治理江西、湖广的漕运，却不知道治理江浙漕运的说法。黄河的祸患在于国家财政，漕运的祸患在于百姓生活。国家每年拿出数百万两国库银两来治理黄河，官吏百姓每年拿出数百万两帮费来办理漕运。黄河的祸患即使有时平息，帮费终究没有免除的时候。谁说黄河治理好了漕运就治理好了呢？即使全部的漕粮都不通过黄河，黄河未必因此就治理好了。况且江浙的漕粮，即使通过海运，而湖广、江西的漕粮，绝对不可能不通过河运。谁说海运实行了黄河就可以无事了呢？江西、湖广赋税较轻而船只沉重，到达淮河较晚，汛期涨水时常常担心被堵塞关闭，所以说漕运事务容易而运道困难。江苏赋税较重而船只轻便，到达淮河较早，汛期之前还可以筹划渡河，所以说运道容易而漕运事务困难。海运之所以能挽救江苏漕务的困境，不仅仅是为了疏通河运的变通。况且河运的帮费既然不可去除，海运也需要雇佣船只，那么说帮费可以完全去除的是什么道理呢？屯田的船只航行数千里的运河，经过浅滩和闸门有费用，督运催攒有费用，在淮安通坝验米有费用。船工不得不向官府转索，官府不得不从百姓身上获取盈余。合计公私所花费的，几乎几两银子才能运送一石粮食，哪里还有闲暇去除帮费呢？海运则不经过闸河，不经过层层盘剥，不贿赂仓吏。凡是运送苏、松、常、镇、太仓五州郡一百六十万石粮食，而南北支用的经费只有一百二十万两。用江苏布政使司每年发给屯丁的银米折价支付，还有剩余。这样漕项的正额国库银两，已经足够办理漕运，还从哪里索取帮费呢？没有帮费就可以没有浮收勒索，没有浮收勒索百姓和官吏就欢欣如一家人。然后才可以筹划官吏的策略。或许将江浙两省地丁钱粮向来收钱的例子，奏请改为收银，以免除火耗申解的赔累，以调剂一切办公所需的费用。比起征收漕粮的浮收勒索，不到它的一半。舍重就轻，百姓一定乐意服从，官吏也不会稍有短缺。所以海运对于治理黄河没有丝毫的补益。海运实行后，就可以专心治理黄河，不必兼顾运道。一切借黄河蓄水澄清的策略，不至于牵制成为祸患，补益很大。这话特别失当，而对于治理漕运有山丘般的益处。比起河运则有天壤之别。舍弃这个而只是斤斤计较于补救，商议八折，商议船工，禁止包户，禁止浮收，都是不揣度根本而只整理末节。即使不这样，名义上商议海运，仅仅斤斤计较于河道的通塞，而不考虑东南民力的休养生息，吏治的澄清浑浊，也是只见车轼不见睫毛。

客人说：“海运为苏松漕运考虑是对的。浙江、淮扬仿照这个可以知道了。湖广、江西的漕运，就没有可筹划的吗？”回答说：“内河的贡道，天子的正供，其不能完全归于海运是明显的。越过重重湖泊和大江，一千多里到达淮安，那么屯丁屯船不可裁减也是明显的。然而江西、湖广赋税较轻，那么输纳的困苦，比江苏稍缓。江西、湖广船只沉重，那么闸河的拖累，也比江苏严重。赋税重的既然在其赋税上救济，船只重的也应在其船只上治理罢了。人们知道黄河横亘南北，使得吴越一带的漕粮不能到达，却不知道运河横亘东西，使得山东、河北的水没有归宿。人们知道帮费的拖累极于本省，却不知道运河的拖累则波及封疆。蓄水淹田，就苦于水涝；括取泉水济运，就苦于干旱；行旅壅塞，就苦于商业；起拨守冻，就苦于船工；捞浚催攒，就苦于官吏；私货私盐，就苦于专卖；恃众骚扰，就苦于百姓。这都是由于船只大而载重。那大和重，难道是条例应该这样的吗？《会典》所载，各所运粮的船只，名叫浅船，宽度不超过一丈，深度不超过四尺，大约

译装载定额耗米五百石，吃水不得超过三尺。经过淮河时查验烙印。有不符合规定的，治其罪。必须使船的载力胜过米的重量，水的浮力胜过船的重量。即使河道浅、水闸急，也能首尾相接迅速前进而不受阻。过去只有江南、河南、山东的船只，尚不超越制度；而江西、湖广、浙江的船只，则高大如山，隆起如楼。又因船只数量不足，分摊携带票粮，吃水多至五尺以外。于是每艘大船又携带二三只拨船跟随。因此渡过黄河则阻碍黄河，进入运河则胶着运河，遇到水闸则阻塞水闸。一程的间隔，积累到数程之久。北上之后，又滞留回程空船。而近日山东、江南的船只，也效仿超越制度，加长增高，一天比一天严重。其实所载的定额米，仍不过六百石，其余全是揽载盐货的地方。沿途贩卖，所到之处就停留。稍微加以督促催促，就称搁浅。既然知道船大就会阻碍，为什么不使船小以便通行？如果严令有漕运任务的各省，每逢更造船只的年份，极力申明违式之令。凡是粮船，最大以一千石为限度，用六百石装载正供，一百石装载行月口粮，剩余三百石允许其载货。不出几年，全都改为小船了。这样，旗丁的困穷可以缓解，帮费的虚高可以减轻。为什么呢？旗丁的辛苦劳累有五种：一是遇浅拨载的费用，二是过闸缴关的费用，三是回空守冻的费用，四是屯弁押运的费用，五是委员催攒的费用。现在既然改为小船，就不搁浅不需拨载，遇闸提起，通力合作，勒索没有理由，费用节省十分之一二。到达通州不超过六月，回空不超过十月，费用节省十分之三。各帮因为迟缓笨重难行，所以本帮千总领运之外，又委派押重、押空各一人。沿途文武催攒之外，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官员数百人。每船虚费，其金额又数百两。现在既然载轻行速，滥设的官员全部裁减，费用节省十分之五六。所节省的各项费用，就足以应付通州粮仓的胥吏规费，而剩余尚有一半。对漕运本身大有益处就在于此。这样，泉河灌引的禁令可以松弛，诸湖淹没田地的危害可以减轻。山东微山诸湖，是济运的水柜，按规定蓄水一丈一尺，后来加至一丈四尺。河员惟恐耽误漕运，又在例格外蓄水至一丈六七尺。于是环湖的各州县，都成为泽国。而遇到干旱需要水的年份，则又全部截留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因此山东的水，只允许害民，不允许利民。干旱则更加干旱，涝灾则更加涝灾。事实确实如此，上天有什么过错？现在漕船改为小船，吃水仅三四尺，那么湖泊可以少蓄水，而露出水面的民田无数。干旱时可以分引泉水，而运河的捞浚也可以舒缓。对邻近地区大有益处就在于此。

译客人说：会通河不仅用于运输粮食，也用来流通货物。如今规定漕船不许多载，那么京师的各种物品就会物价飞涨，而水手的工资口粮也不够。况且江楚地区的船只数量不足，常常需要额外搭载其他货物。现在如果改为小船，既不够分装粮食，增加造船的费用又从哪里出呢？跨越洞庭湖、彭蠡湖，横渡长江，如果不是重大船只，怎能抵御风浪呢？粮船每三年小修一次，五年大修一次，十年拆造一次。如果一定要逐年逐渐更改，那么情况就无法统一。一艘船不能前进，上千艘船都会停滞。怎么能指望十年后的长远效果，来解救眼前的急难呢？

回答说：货物便宜一定在于通商，通商一定在于便利运输。没听说过旅客滞留而货物聚集，道路畅通而货物阻塞的。船只既然快速行驶，那么荆州、扬州、豫州、兖州的货物，沿着运河而上；江浙的货物，依附海运漕粮而北上。物价一定会比以前便宜。况且船大则水手必然多，人多则不得不各自贩卖私货以补贴工资口粮。现在原本用几十人的，只用十余人。利益分散则所得少，专一则所得多，盈亏对比明显了。船大则造船费用也大，所以不能凑足数量。如果用两千石的船，改造成千石的船，那么即使两艘船造三艘，也有盈余没有亏损了。四川、湖广贩卖米货的船只，穿过巫峡、经过洞庭湖而下的，有的五六百石到一千石就停止了，往返没有损失。可知船只战胜风浪，在于坚固和完善驾驶，不在于外观巨大。这三个困难，都不值得忧虑。至于逐年逐渐更改的期限，那么按两艘船改三艘计算，江西十三个帮，只要改六百艘，就已足够九百艘的数量。六年才开始统一。湖广六个帮，只要改二百七十艘，就已足够四百多艘的数量。三年才开始统一。如果寻求简易速效的方法，尤其有一举两利的策略。考察江苏一省，漕运最大，船只最多，而相比浙江、湖北的船制最小。江苏既然全部归入海运，那么剩下的空船，就足以装载浙江、湖北、安徽三省的粮食。诚然让江广的重运到瓜洲，就把粮食卸在吴地的船上，仍然让原省的屯丁水手接运北上。换船而不换人。如果浙江还未归入海运，那么就把吴船移到杭州、嘉兴、湖州装载，也是换船而不换人。那些浙江、湖北、安徽三省的沉重船只，出售给长江运盐贩货的大商人，变价归公，用来安置江苏的水手。如果浙江漕运也归入海运，那么估价变卖浙江的船只，也就用来安置浙江的水手。这是一次转移之间，江广的重运变为轻运。难道一定要等到三年的艾草，才开始救治七年的病吗？

客人说：南方漕运固然不能完全归入海运，而黄河水患难以避免。万一江西、湖广的漕粮，灌塘也不能救济，难道就没有策略来筹划吗？回答说：海运只排除江楚、安徽，是为长久打算，并非不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况且河运在江广难以进行，不仅因为船重，也因为路途遥远。下汛开启坝口，常常担心倒灌。至于海商豆麦的利益，则在春秋冬三季，那时船价都增加。而夏季则北方缺货，船价也减少。此时江广重运，正好抵达瓜洲，顺风赴北，到达最快。这是海运反而以江广为便利。谚语说：五月南风水接天，海船朝北是神仙。如果河运中途受阻，漕船不能飞渡，原本可以兼用前面的策略暂时实行。合并海船，春季则运送江浙的漕粮一次性到天津，夏季则运送江广、淮扬的漕粮接运赴北。等到河运畅通，就仍然罢免海运回归故道。权宜变通，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当事者难以实行江广海运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漕费已经发给旗丁，而海舟雇价无从支出；二是瓜洲到福山口二百里，粮船不熟悉水道，海船又不肯接兑。不知道重船既然不北上，完全节省闸河通仓的费用，独自收取沿江售货、回空迅速的利益。况且这不是江浙永久实行海运、完全废除漕丁的情况，那么只要酌情发给帮费，就已经非常高兴。而那些未发给的漕项银米，移归海运，趁着夏季海船价减的时候，每石还可以酌情节省，应当没有不足。江广的漕项，不及苏松的宽裕，所以必须节省才够。至于扬子江下到福山口水道，那么崇明买米的船，可以到达江宁、安庆，难道不能到达瓜洲吗？而且从上游下来的，还有焦湖的米船、镇江的红船，有的熟悉沙线。国初海寇张名振、郑成功都以海船直闯金焦，往返如同进出家门。谁说海船不能入江呢？只要让沙船在三月末齐集福山口，先雇米船数十艘，向导海船往返，试行一次，使沙礁情况洞然明了，就催促各帮海船，逆流到京口接兑。计算江广百万漕粮，只用海门、通州、崇明三帮就足够了。其沿江弹压，则有通州狼山镇，而京口南北两岸，可停泊数千艘船。天时地利，都出于十全。用海船接收江广漕粮，可以长久也可以权宜。谁说适合吴船而不适合楚船呢？虽然如此，这个建议暂时实行，那么南方货物多由南通州附载，不完全由上海，对于海关牙侩，又有不利。明显阻挠、暗中破坏，势所必至。所以我总括运事策略，始终断言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法令不会凭空实行。

折南漕议

冯桂芬

《禹贡》规定：百里之内赋税缴纳总赋，二百里之内缴纳铚，三百里之内缴纳秸服，四百里之内缴纳粟，五百里之内缴纳米。这是古代圣人转运输送的方法。宋人诗中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确实是这样。大概没听说过仰

译供给远在数千里之外，却没有百分之一二的阻隔。那么想要充实京城粮仓，没有比兴修西北稻田更好的办法了。然而稻田不能指望在一年内就奏效取得成绩。只有在天津、通州、京仓这三处，招引商人贩运米麦杂粮，而命令东南各省折解银两，等到有成效后，一并停止东豫的粮运，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京城粮仓的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员俸禄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有牛彔章京领到米后换成钱，折算发给兵丁，让他们买杂粮充饥。每石米换京钱若干千，折合银一两多。沿袭久了，大家都习以为常。咸丰九年，有某牛彔因扣减米粮折价的事控告到兵部，因为历年如此，各旗都这样，该牛彔只受到轻微的谴责。只有官员俸禄也是这样，三品以上官员大多亲自领取，其余的领取票券，就卖给米铺，每石也卖银一两多。亲自去粮仓领取的，百中不到一个。

那么南方的漕粮从耕种、收获、征收、驳运，历经数月，跨越数千里，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招致了多少贪官污吏，冒了多少艰难险阻，好不容易运到京城粮仓，最终归宿却是每石只换银一两的用途，这真令人长叹不已。

况且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的奏疏中说：“南方漕粮每石耗费银十八两。”不说二十两而说十八两，必定确实有所见。魏源驳斥他，说只耗费四两，他的说法很荒谬。魏源说：“每艘船装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多。”不知道六百石中，交仓的正耗米仅四百多石，六百石的帮费都应在四百石内分摊。魏源误会了，这是第一处谬误。当时松江、白粮帮费有多达二千六七百元的，魏源不知道，这是第二处谬误。又说：“漕项连同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察行月等一切米价，几乎达到一两，银两还在外头。魏源计算错误，这是第三处谬误。所驳斥的没有一处正确。

以现在计算，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都在内，这是漕项；给兵丁的苫盖等费用在内，这是漕项的浮收；给兵丁的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这是缮军田租；漕河工费，这是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的公私费用。虽然不能得到确切数目，大约与刘权之的说法相差不远。然而最终归宿却是每石只换银一两的用途，这也真令人长叹不已。

那么不如援引成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送京城发放军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定大喜。只是领折买食能够相安无事的原因，是因为每年有南方粮食二百多万石流通于市场。如果市场上突然少了这二百多万石实米，那么一切杂粮就会涨价，兵丁领折之后，从哪里买粮吃？计算二百多万石，可供六七十万人食用，这六七十万人就无粮可吃了。这应当预先做好安排。

现在议定在京城、通州、天津三处招引商人运粮，应当在免除门关税之外，援引粮船带免其他税额的先例，规定运粮若干石，准免其他税额若干，定为法令。仍然按时查报粮数，务必符合近年南方漕粮糙白米的数量。不足的话，就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的故事来补足。谚语说：“价高招远客。”京城百货聚集，即使是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的特产，尚且可以迅速办到。一旦南方漕粮不来，米价昂贵，杂粮随之也贵。又有带免其他税额的先例，近畿的杂粮，船只车马络绎不绝，不必多说。人不能一天不饱，米麦杂粮，同样都能吃饱。况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来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的，本来不担心没有米。何况近来商路狭窄，一听说北方地价昂贵，必定趋之若鹜，更不担心没有米。只要市场中有米，就不必官府中有米。更适宜官府多筹备一年的储备，按年卖出陈粮买入新粮，作为有备无患的计策。这样就胜过从前的年销年款，而成为万全之策了。

这样，南方百姓缴纳的数目，就是北方兵丁得到的数目。国家没有丝毫损失，民间节省运送的费用。而且所谓漕项以下各项费用都可以节省，合计起来何止千万两。大利于民，大利于国，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

有人说：“海运实行十余年有效，何不沿袭旧制？”不知道一旦实行海运，不仅多出运费，而且从上海运到京城粮仓，一旦经过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然比河运简便，仍然不少。两湖、江安尤其巨大。虽然出自民间，但其最终归宿是每石只换银一两的用途，又何苦让万家膏血多掷于虚牝呢？至于先前议定的兴修稻田利益兴起，那么数年之后，无需南方米粮，这是更好的办法。如果河运一旦废除就不能恢复，稍有见识的人就知道。而咸丰九年，枢臣还请求恢复河运。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文庙圣明，得以寝息其议，是意外的幸运。

译裁卫屯议

冯桂芬

孔子论治国之道，说在于节约用度。孟子说，如果没有良好的政事管理，财用就会不足。所谓的政事，不过是使用应当使用的，节约不应当使用的罢了。近来战争兴起十多年，常规赋税供应不上。虽然皇上日常服御所需，也多已停罢，不能说不节约了。然而各路征兵召勇，军饷粮草的数量，日益增加。当事官员相互彷徨忧虑，不知如何筹划。在这艰难困窘的时节，怎么会有将国家自有的钱财，反而丢弃给闲散无事之地，黄金虚掷，数额累巨万，而一点也不加爱惜的呢？我对于漕运官兵的开支款项，以及屯田的租息，不能没有怀疑。卫所的制度，创自前朝明朝。现在的运丁，就是明朝的军士。起初是因为有罪被遣戍，著籍防守，每月供给军粮，并不是为了漕运而设立的。后来各军拨垦荒田，令其缴纳籽粒，在月粮内扣抵，于是编为屯军，与营军分为两类。无事时依靠他们挽运，有事时依靠他们调遣，也不是专门办理漕运。本朝屯军，次第裁汰，屯田归并州县，由佃户承佃办理赋税。惟有漕运之地，隶属卫所如故，称为赡运屯田。于是卫所运丁屯田，才开始专为漕运而设。当时国家用度充盈，体大物博，只依靠他们的飞挽之力，也就不过分苛求细微之处。等到后来日久弊生，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到了今天，弊端众多且显著。简而言之，可疑之处恐怕不止一端。运丁在田租养赡之外，每逢兑运，还有行月耗赠银米，列入正款的，每船几乎达到米二百石、银二百两之多，还认为不够，辄向州县勒索帮费，远远超过商贾陆运货物的价值。州县借口浮收勒折来供给他们。司仓等人又贪图其厚利，互相鱼肉。悖入悖出，都以运丁为关键，坐视漕务败坏决裂。这是可疑之一。守备、千总也是武职，不让他们操演，不让他们管带漕标各兵，却让他们守备征粮理讼，参错在州县之间以分其权，又让千总押运，而运事反而以运丁为主。王孙有云：那些强者与运丁狼狈为奸，那些弱者受运丁指挥。归属漕督，而漕督相距数千里；归属粮道，而粮道相距数百里；归属所在知府，而知府又将其视为武职之外的人。既无考核，又无鼓励。这是可疑之二。运丁的起源，就是水手。康熙三十五年，定下佥军之法，特别让他们做水手的头目罢了。为什么既有运丁，又另外雇佣桀黠无赖、习教之徒，充当头柁水手，扰害民间？嘉庆、道光年间，接连酿成巨案。幸好江浙停运在先，金陵失守在后，没有与贼寇合流。然而资遣未尽的，仍以千计，吴地百姓苦不堪言，几年后才平息。这是可疑之三。粮艘所容纳的，不过数百石，与中号江船相等，而船身之重滞，行走之艰涩，没有超过它的。这是可疑之四。因此想到旧制以卫所领军，以屯田养军，而以军队挽运，法度并非不善。现在漕事专责于运丁，还要卫所做什么？费用尽取于州县，还要屯田做什么？挽运另付给水手，还要运丁做什么？名实完全背离，全非旧制。以不文不武之官，统领不农不贾之民，别树一帜，天下游手好闲之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大概不必等到今天，议论者无不认为要想清理漕务，首先就要革除卫所运丁。

江苏省自从道光二十七年停运以来，不仅卫所官兵的薪俸，按年支领，即使苫盖月粮，起初也照例减半发给，屯租更如常征收。在官吏方面，例行之事而不以为嫌；在那些卫所人员方面，例行之取而不以为感。一直延续到粤匪之乱爆发才停止。我私下计算这几年中，卫所官兵安坐无事，耗费国库，恐怕不止千万之数。仅以上下两江屯田租息一项来说，江淮等凡二十三个卫所，额定六十余帮，船三千八百余只。惟有江淮、兴武二帮，坐享津贴，并无屯田，著名瘠苦。此外江苏的苏州等卫所，安徽的新宣等卫所，共二十一个卫所，计屯田二百三十余万亩。这些田亩，康熙八年，湖广有清厘之案；二十三年，江西有清厘之案，都辗转典卖，或赎回，或助费，分别办理，似乎已有弥缝补苴之意。如今年代更远，弊端必定更加严重。嘉庆年间《松江府志》称，裁并典田，头绪繁多，而坐落乡图具在，足以作为运丁身家的一助。即使现在江苏省各属，多有屯田散布境内，各时因催租之案，与州县交涉，可见屯田并非全无依据。湖广、江西的情形，想必也无异。只要将已无者概免究追，现有者尽数交纳，或召变，或征租，十得三四，尚不失为巨款，对度支不无小补。现在海运实行十余年，尚为利济，自难急切议更张。即使肃清之后，认为海运非久长之策，重议河运，或招商，或采办，或转驳，或改造驳船，或雇用民船，以所省漕项银两，给运丁各米，加上屯租，何事不可办？断不会重造前此笨滞船只，重招前此犷顽水手。

译此前担任重任的，是不懂转运事务、专门谋取非法利益的弁丁。这是可以根据常理判断的。既然已经不能再任用，似乎应当尽早为他们安排归宿。江苏省遭受战乱以来，弁丁辗转流离，再无生计。一旦收复失地，他们势必纷纷请求救济。哪里能得到闲散的钱款来供给这些闲人？如果不趁现在裁汰，简直就是国家的一大累赘。假如经费充足，保留他们不会损害丝毫，不裁减也可以。然而经费如此匮乏；又假如人数不多，裁减他们无关紧要，不减少也可以。然而人数如此众多；又假如弁丁对于漕运虽然不能说没有弊端，但还有“不可没有”的说法，不裁减也可以。然而弁丁对于漕运，不仅可有可无，简直是不可存在。那么为了今日计，只有请求将江南、湖广、江西等地的弁丁全部裁撤。其中的守备、千总等官员，调往军营按序补任。注销屯丁的名册，查明现有的屯田，全部收归官府，使国库不至于虚耗。综合考核名实的方法，确实就在于此。至于漕运总督也在可以裁撤之列。只是考察漕运军营始于明朝隆庆年间，漕运巡抚方廉是为了防备倭寇侵扰而设置的。如今的情况正与此相同。淮安一带，距离省会通常有一两千里，自然需要督抚大员坐镇。等到南北局势肃清，再商议将漕督并入督抚为宜。

译漕船逐年减少建造的提议

陈文述

天下没有实行久了没有弊端的制度。制度随着时间积累，弊端也随着时间积累。制度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已经消亡，那么制度就全变成了弊端。再制定新法来遏制弊端，而弊端对人造成的伤害已经很深。弊端无法去除，新法终究无法施行，那么制度就走到了尽头。尽头就要变革，变革就能通达，这是《易经》的道理，也就是万世不变的常道。今天的漕运就是这样。

国家沿袭前代的制度，转运东南的漕粮来供给西北，到现在已经一百八十年了，不能说不是好制度。但认为它已经走到尽头而应该变革，是为什么呢？

国家在制定法律之初，期望在正常的赋税之外，丝毫不让百姓受累。所以漕船的一切费用，都由官府供给，大约花费二十两银子就能运送一石粮食，而河工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所以禁止运丁需索，禁止州县浮收。如今运丁以需要北坝费用为借口，向州县索取；州县以运丁需索为借口，向百姓索取。而北坝方面说：我因为运丁向州县索取，所以分得好处。运丁也说：我因为州县向百姓索取，所以分得好处。他们对百姓的浮收是一样的。东南的粮食沉重，浮收的弊端，百姓渐渐难以忍受。吏治、民风、士习，因此日渐败坏。津贴和帮费，早已上报朝廷，而州县还为运丁出具保证，说并没有需索，这是上下互相蒙蔽。这是积久相沿，认为理所当然，一成不变。

近年来，水手讹诈运丁了。索要增加的身工钱，纠集众人殴打官员，习以为常，安然不以为怪。有一艘船增加到一二百两银子的，有一帮增加到七八千两银子的。今年嘉白帮的水手杀人无数，在官府面前肢解人，而没有人敢怎么样。湖南帮的水手殴打伤害帮官，凶手已经被捆绑，而江西帮的水手劫走了他，而没有人敢怎么样。猖獗的状况，渐渐显露端倪。看到霜就知道冰将至，不可不防备其渐变的趋势。应该趁着暂停河运的时机，减少漕船的建造。减少建造的船，就将水手遣散。逐年递减五年，可以遣散一半。或者应该建造的漕船，每年减少建造一半，那么逐年递减十年，也可以减少建造一半。加上新造的船，适当缩小两成，那么水手也可以减少两成。依次逐渐减少，他们的势力渐渐衰弱，才可以申明旧的章程，加上官方的法令来统辖。

大概漕运的章程，是用帮官来约束运丁，用运丁来稽查水手。现在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水手在漕船上，年龄、相貌、姓名，都是虚假的。腰牌和册籍，都是形式主义。责问旗丁，旗丁不知道。询问舵工，舵工不认识。有事必须告诉揽头。揽头，也叫荐头，是一艘船水手的领袖，或者是几艘船的领袖。揽头之外，还有两种人，一种叫老鹳，老鹳就是老官，也就是老庵。一种叫拜师，那么所属的人都称徒弟，也就是新庵，也叫潘庵。潘庵的祖先本姓潘，老庵的祖先本姓翁和钱。大概漕船刚开始北运时，这两个人沿途为人治病施药，诵读经文祈祷，劝人吃斋守法，死者收钱埋葬。久而久之，人们相继皈依。到现在，翁、钱两姓的徒弟，还遵守他们的教规，曾经犯案及滋事的人都不收录，所属的水手，还听从约束，这叫老庵。潘则饮酒赌博淫乱盗窃，一切都不禁止，所以人们乐于跟随他。积恶的狡猾贼人，叛案的逃犯，日久未诛的大盗，杀人亡命的凶徒，都混杂其中。老鹳所统领的，比拜师的好一些。而今年嘉白帮行凶杀人的，就是老鹳的徒弟，那么都不可依赖。以粮船的头舱为巢穴，器械赃物，无所不有。应该趁着这个机会设法澄清淘汰他们。酌情给予路费，使他们自行散去。安分守己的记录下来，留待再用。两起滋事案件的首犯，按名册依次逮捕，按例行法以示警戒。

有人担心聚众激变，不知道惩治则变故发生得快而祸患小，姑息宽容则变故发生得迟而祸患大。停运一年之后，仍然需要河运。以每船二十人计算，每年减少建造二百艘船，不过减少四千人。这四千人中，并非都不安分。提前一年遣散，明确告知明年减少建造，那么他们也可以各自谋生。其他船水手有缺额的，仍然允许从这些人中选择雇用，那么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指望。况且这些人敢于滋事而无所畏惧的，依靠的是粮船。一旦离开粮船，就像禽兽失去了巢穴，虽然凶猛也无用武之地。即使有一两个逞凶作恶的人，国家全盛的威势，何难实时惩办。如果畏惧退缩而养痈遗患，那么江浙的富庶之地，淮扬的咽喉要道，山东的腹地，江广的肩背，让这些人以天庾（皇家粮仓）为泰山般的依靠，以粮船为城社般的凭借，疾病侵入腹心，祸患潜伏在肘腋之间，这种人的忧虑，漆室女的恐惧，就是忧心如焚而不能自制的缘故。

海运通行后，虽然历年分别办理河运，但粮船的旧制，断然不能恢复。这种私下的议论，已属陈词滥调。留存它以显示流弊到了极点，有不容不变法的情况。至于老庵新庵的名目，其他说法都没有提及，尤其足以作为一时的掌故。

河运的浅见

丁显

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把运输通道当作缓图之事的。虞舜定都冀州，秸草总赋于王畿，而贡物经过的道路，就是运输通道的起源。汉朝兴起，即位关中。

译起初开凿渭水渠道，用以漕运山东的粮食。随即疏浚褒斜道，以输送汉中的谷物。起初不过每年运送数十万石。到了漕运兴盛时期，每年增加漕运六百万石。这大多是因为河道渠系疏通便利，治理得法。魏武帝篡夺汉室政权，偏安于洛阳，然而仍然专门委任邓艾开扩漕渠，以通达江淮地区。取代魏朝的是晋朝。那时五胡乱华，局势形成割据，但晋武帝仍然开凿陕南山道以输送漕米，晋怀帝仍然修筑千金堰以运送军粮。宋、齐、梁、陈相继建都金陵，米粮丰富充足，不需要烦劳转运。而西魏则偏居长安，道路险峻，人力疲惫，用车牛运输的费用，万分艰难。仍然依靠刁雍出谋划策，在山中造船，在山中牵引，屯驻在山河水边。从此国家有了储备粮食，百姓称颂安乐。到了隋朝开皇年间，引渭水开凿渠道，转运仓库粮食，百姓称颂便利。隋炀帝不遵正道，征发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船只首尾相接达数百里，都装载军粮。虽然积存的粮食多达二千六百万石，但劳民伤财，不久叛乱随之而来。唐朝一代，漕运做得好的，是裴耀卿和刘晏。而刘晏比起裴耀卿尤其被称为最佳。他的方法是沿着水路设置粮仓，分级转运。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水。百姓不感到疲劳，而米粮没有翻船沉没的损失。因为国家建都长安，形势不得不如此。而刘晏将米袋装船，胜过裴耀卿用箱子装运并在沿途设窖储存。刘晏让船只在江边停泊休息，胜过裴耀卿雇佣船只载运。宋朝建都大梁，有四条河流用于漕运：叫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每年运送粮食五百五十万石。黄河不久就停止了漕运，只有汴河输送漕粮最多且时间最长。其制度是江浙荆湖地区的米粮，输送到真、楚、泗州的转般仓，逆流进入汴河以到达京城。此外，从广济河运往京城的，只有京东地区的十七个州；从惠民河运往京城的，只有陈、颍、许、蔡等六个州。后来因为转般法败坏，又改为直达纲，导致沿路的乡保，时常出来骚扰。公私方面的浪费，没有极限。元朝建都燕京，伯颜献上海运的策略。起初还商议开辟胶莱故道，随即因为沙民朱清、张瑄、罗璧能识别海道，试行有功，于是成为一代良法。然而考察《元史》，仍然让寿张尹韩仲晖开凿会通河，每年运送漕米数十万石以充实京都。防微杜渐，都有精心安排。明朝永乐年间，虽然实行海运，但江南的粮食也由淮河运入颍岐，另外用大车装载赴黄河，转输到金台。等到会通河建成，海运全部停止，而东南四百六十万石漕米，全部由河运了。圣朝兴起，也主张河运。道光六年，闲因清口淤积沉淀，暂时实行海运一次，次年就停止了。于是从咸丰初年兰阳决口，汶水被黄河阻挡，而运道发生大变。同治四年，试行河运，临清以南，全部干涸，船到张秋，借助黄河浮送，磨浅起剥，闸闸梗塞，秋高水落，难以指望回空。这二十多年间，京仓米石，都依靠苏浙本色，浮海到达天津，而河运的进行，微弱得如同细丝。于是中外大臣，各自献出良策。有请求全部实行海运的，有议论引济水漕运的，有说东昌二百里陆运转般仓的，有认为折价采买方便的，有奏请挽黄河归故道的，有筹划筑堤约束黄河的。筑室道谋，言人人殊。请分条详细论述。

译主张实行海运的人说：元朝实行海运，中外都称赞其好。圣祖和列宗也曾想试行。何况如今洋船聚集，海神显灵。苏浙的漕粮，转运十年，未曾经历风涛之险，盗贼的祸患也已平息。船只习惯后驶出大洋，不像元人那样沿着山脚航行，所以航路熟悉。经过十天就能抵达京城粮仓，不像河运那样经年累月才能交割，所以期限快捷。水脚有固定价格，不必担心丁修银的开销，所以费用节省。开洋有固定时间，没有修河守闸的骚扰，所以制度优越。与其在河边竭尽财力，依赖黄河而白白浪费国库资金，何不联合洋船，招募商贾使国家粮仓充盈？那么全面实行海运就便利。

主张引水入运的人说：大洋的危险，不可以长期经历。汶水被黄河阻隔，黄河挟带汶水而行，清水点滴不能输送漕粮。舍弃海运而另谋新策，何不引济水入运？济水距离张秋，相距仅一百多里，而从元城注入张秋，也是势如建瓴。如果能不惜经费，疏浚开辟引河，那么水势盛大时，就可以泻入临清。再在张秋建筑水柜，储存清水，并引入范、濮、寿张的雨水，随时倾注。冬春则关闭闸门蓄积清水，夏秋则开启闸门灌注漕运。从前白英激汶水济漕，也是这个方法。杜绝依赖黄河的淤塞，沿袭引汶水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那么引水入运就便利。

主张转般的人说：航海疏浚，如同冒险而损害财力。漕船受阻，不过东昌二百一十三里。转般运输，费用也不多。或者仿效董搏霄负米更递的谋划，或者遵循裴耀卿置仓转输的方法。仍然由临清运往天津。江淮的船只不渡河，就免去回空守冻的劳累。津淀的船只不入闸，就没有套塘守汛的忧虑。王念丰转般私议，蔡总漕复转运疏，古人已经说过了。那么陆运转般就便利。

主张采买的人说：这几种方法，都需要运输。如今有不需要运输而自然能充足国家的，就是采买。只令各省按照米折银，运缴京库。特派大员在就近丰收的府县采办米谷。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不招自来。关东田地肥沃，且运输其有余的粮食前往江浙闽广。采买到京，尤其容易。何况如今轮船装载，十天万里。四川的米、湖南的粟，购运不难。斟酌价格，商贩就会来了。运粮于各帮，支兑而舟车盘剥，其势纷乱。购米于近省，交易而商贾聚集，其政统一。那么不如采买便利。

主张挽黄归故的人说：如今议论改运的人，因为黄河夺了济水，挟带汶水入海。如今如果挽黄河回归故道，那么河运似乎可以恢复旧制了。考察黄河故道，过去由云梯关入海。自从咸丰初年，铜瓦厢决口，就改由牡蛎口经过。如今想要挽它向南，首先疏浚河身数千里，分段修补长堤，依次堵塞决口合龙。总共估算银两二千六百万两，分省摊派，分年举办。似乎容易着力。这样那么清口的粮船，自然有淮水浮送。而张秋的漕米，仍然借助汶水运行。那么挽黄归故就便利。

而主张筹筑堤坝束缚黄河的人说：不对不对。航海，是权谋，不是长久之策。引水，是变例，不是常规容易的图谋。转般采买，可以暂时试行，不可以作为国家典制。挽黄归故，势需缓图，不可以作为急救之法。近年黄水散漫，决口太多。不仅汶水的清水，未能济运。即使黄河的浊水，如果不是在伏秋盛汛期间，也不能贯注张秋。如今只有将各口堵合，收束长堤。那么黄水高，自然能抵送临清。虽然明知逐年疏浚淤沙，似乎不是良策。然而因为国家粮仓的正供，是根本要图。即使万分困难，也不能不极力兴办。那么筑堤束黄就便利。

这几种策略，都各自抒发伟论，卓有识力。举而行之，补偏救弊，也足以作为通达变化的方法，救时的术数了。然而以显默揣度天时，远揆地利，静审人心，细察水性，私下认为全面实行海运，有应当忧虑的四点。引水入运，有不便的六点。转般是权变的方法，又有五难。采买是暂行的方法，也有三害。挽黄归故，是恢复旧章，而有不足恃的七点。筑堤束黄，是急先务，而有可议的八点。请让我说完这些道理。

元朝实行海运，成数具在。覆溺极多的，仅在至元二十三年，每石漂覆三斗四升零。而分年核算，与河运的短欠相比，仍然优越。即使明朝永乐初年，王宗沐在鹰游门小挫，倾覆七船，也是因为溟渤初行，洋道未熟，导致有此祸患。不是海运的过错。风涛的危险，似乎不足以成为海运的忧虑。不知道天怒难知，海程遥远。万一像咸丰二年淮安五月十二日的飙风，飞舟拔树。光绪五年海州四月初四日的台风，抛石移庄。其倾覆的数量，岂可预料。即使依托圣朝洪福，漕米挽行，百灵呵护，断不会如此。总之老成谋国，动出万全。似乎贵在存有谨慎办事的心，断不可出铤而走险的策。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一点。闽粤南洋，或有海氛。而由吴淞到达大沽，沙礁水浅，贼寇全清。即使有

译苏州、松江地区设有提督、镇守，登州、莱州地区设有总兵，随时巡视缉拿，决不会畏惧绿林盗匪劫掠黑水运粮的船只。加之海防长期撤除，万国来朝，商船如星罗棋布，轮船如雨后春笋般聚集，猜忌嫌隙不致开启，盟好关系永远敦厚。大家正将共同护卫京城，谁敢侵犯粮船？然而如今四海杂居，难保没有军队寻仇。倘若发生冲突，互相挑起事端，巨舰大船日日发动战争，像鹬蚌相争一样，横截要道。或者在沪水用兵，导致十效的粮船无法到来；或者在燕台角力，导致百里的津门突然阻塞。安山的河运，长期患有停滞淤塞的问题；沙艇的海粮，又再次隔绝。京城粮仓暂时枯竭，实在令人隐忧。这是海运应当顾虑的第二点。

然而这还是人们容易预料到的。更有人们未曾预料，而其势将来必然阻塞无法通行的，就是大沽口日久淤积的祸患。自元代实行海运以来，洋道的变迁，清晰可考。元代的漕米，都由刘家河入海，即古代的娄江，旧称河口宽二十丈，水深一百尺，如今河口之外，已淤积成平地陆地了。明初运粮船，惯例由崇明廖角嘴转湾出海，如今该处淤浅，与戏台沙相接，海船不能出入了。登州成山，是漕船借道的区域，过去称水深千尺，船不能靠近，如今已与劳山、薛山等山矗立成沙洲了。安东云梯关，漕船偶尔经过，黄河原本由此入海，如今海口远移，滩淤成田，征收赋税，且超过二百里，河口之外，还有五条沙埂了。大沽口距离铁门关，仅二百八十里，黄河挟带泥沙前行，呈斜射之势，逐渐漂浮输送。近年轮船赴津，秋冬水小，已经需要起剥待潮而行。不出几十年，牡蛎口淤塞，又将像云梯关外接筑长堤，沙埂凝结相接，势必不能不壅遏大沽。江浙漕米，又无法抵达京城。即使借助外洋机器疏浚深通，而积沙刚去除，流沙随即而来，日积月累越来越高，断不能按期交兑。这是海运应当顾虑的第三点。

更有甚者，漕河全盛时，粮船的水手，河岸的纤夫，集镇的穷苦百姓，借此为生者，不下数百万人。自咸丰初年，河道改迁漕运停止，粤匪猖獗，无业游民，听任其遣散，结党成伙，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逆滋扰，淮颍徐宿之人居多。往年贼党繁多，未尝不是漕运的羁留阻碍，激而为此。我朝圣圣相承，二百数十年来，不改河运，即使道光六年海运试行，其路径之熟，兑期之捷，用费之省，立法之优，未尝不可为长久计。而圣谕煌煌，一则说此系一时权宜之策，再则说来年仍由河运方为妥善。圣谋广运，烛照无遗，岂不以历代良法，未可变更，亿万民人，难于安置。明知耗费良多，而河运历年如故，亦谓成大事者，不计小费，图远略者，不务近功。远虑深谋，实有超出寻常万万者。

如今军务肃清，四方底定，屡次奉到纶音，营勇依次裁撤。近来分散者，尚不太多，仍易防检。将来大股遣散，若不谋求安置之地，难保不别酿事端。此类闲民，多由召募，均系强悍无赖之徒，一旦撒手归田，毫无约束，薄有蓄积，挥霍立穷，逼迫饥寒，复萌故智。小则明火劫案多，大则揭竿变起。剿办歼除，又不能不烦兵力。欲以弭兵而反致兴兵，其害岂有已时。综计国家各务，惟河运复行，安置之人极多。全漕起运，船数非一万数千只不可。以每船二十人论，水手纤夫，此中可容数十万人。加之沿河小本，各集穷民，藉此养活，实繁有徒。虽属奸民，苟能温饱，亦谁自作不靖。若以长行海运，遂废河运，而地方终不能安定，其若之何。由此可知河运之废兴，实关国运之治乱。这是海运应当顾虑的第四点。

译引济水以助漕运，这确实是极佳的策略。然而利益所在之处，往往也是弊端潜伏之地。从元城县突然开凿新渠百数十里，不能不迁移集镇，毁坏农田。如果百姓抗拒违抗，官府威逼势迫，民间骚扰不安，其痛苦程度不可胜言。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一点。

经过的地方，难道缺少坟墓吗？迁移安葬、移动棺木，惨祸波及枯骨。从前河道官员想在盱眙溜淮套等地凿山引淮水，圣祖仁皇帝南巡时亲自审阅，因为那里白骨累累，最终搁置了这个提议。如今从元城、馆陶开渠挖河，难保不会迁移坟墓。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二点。

水源本来清澈，但洪水骤然来临，浊漳河往往挟带沁水倒灌，怒涛浑浪，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如果遏制它，水势仍然微弱；如果放任它，泥沙淤积又会抬高河床。本想避开黄河的祸患，最终却与黄河的祸患相同。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三点。

芦盐进入河南，原本由水路运输。现在想要阻挡它向东流，就不能不在河中设闸拦截。一旦关闭闸门，芦税和盐厘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导致国家税收亏损。这是引水不便的第四点。

河南的粮食往来，原本由河东运输，两岸的民田尤其依赖灌溉。现在想要引水助漕，势必建造闸门和坝体。从此商贾船只停搁无法通行，沿岸农民对着无法耕种的田地感慨叹息。漕粮虽然勉强能够运输，但民生受到的阻碍很多。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五点。

汶水承接山东各处的泉水，普遍湍急奔流，支流很多。水发源本来力量微弱，即使极力蓄积储存，设法拓宽河道，也断然不如汶水那样旺盛。纵然遇到伏秋大汛，水势有余，但上游容纳的水量不多，盛涨时消耗也容易。如今十几帮的船只，确实不难趁时机蓄积输送。但如果实行全部漕运，春天去秋天回，全年不停息，终究有枯竭的时候。催促运输、押送空船，时刻令人担忧。这是引水不便的第六点。

转般法在古代实行是权衡利弊的方法，而在今天实行则多有阻滞。木牛流马的记载，转毂括囊的方法，也是因为水路遥远，万不得已才实行这种方法。即使唐代沿水设置粮仓，宋代换船接运，都是由河道经过，也没有曾经陆路搬运数百里之遥的。现在如果东昌的道路永远阻塞，而仅仅依靠转般法进入御河，车马负担，道路上络绎不绝，需要百万民夫，耗费大量国库资金，这是第一个困难。道路险阻且漫长，管理不容易，一旦天气阴晦，粮食霉变更多，而奸民盗窃、霖雨冲刷，防不胜防，护不胜护，浮沉亏损，谁来补偿，这是第二个困难。设置粮仓、任命官员，又增加国库支出，不仅文书繁多，而且书吏差役勒索，多一次交割，就多一分开销，出纳转移，更多周折，这是第三个困难。民夫运价，定例虽然严格，但胥吏掌握权力，多方舞弊，稍有疏忽，小的方面是短扣定额价格，并用威势欺凌，大的方面是强行摊派民夫，而分文不给，相沿成习，变成差徭，控告无门，百姓遭受荼毒，这是第四个困难。御河以东，剥船不多，增加不了，制造也不容易，循环接运，岁月拖延，长期堆积在临清，也滋生弊端，军饷官俸，不能如期发放，这是第五个困难。

采买法，数量少则容易实行，数量多则难以购买。现在以百万漕粮，突然想要采买，即使在南省购办，而搭附轮船，弊端与海运相等，这是第一个害处。近畿采运，数量超过百万，太仓的粮食，怎么能足额供应。即使当丰收年，价格也高昂，压制价格则商贾不来，放任价格则民间食物昂贵，这是第二个害处。派员购办，并非不廉洁明察，但限期销批，急如星火，形势紧迫，也不能不倒行逆施，或者以京仓急需军饷为由，禁止民户私藏，或者以官价成交，强迫市侩贱卖，加上奴仆分肥，差役牙人索要费用，苛扰凌虐，反而拖累百姓，这是第三个害处。

如果不行，那么挽黄归故，也有不足依靠的地方。疏浚修筑堵塞决口，已经估算银两二千六百万两。这样巨大的款项，在国家国库支绌的时候，哪里容易匀拨。自从粤捻滋扰地方，大户帮助军饷，积蓄都已空虚，现在再捐劝，也寥寥无几。部议分派各省，逐年摊办，但我私下考虑近年大局，海防未靖，兵饷正急，加上秦晋燕赵，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赈恤的银两，每年都要拨发，如果再协饷治河，能保证其源源而来吗。这是挽黄不足依靠的第一点。二千里长的河身，高的地方二丈，老淤凝结，飞沙盈渠，即使拨发国库资金，哪里容易开凿。这段畅通而那段仍然淤塞，工程不能成功。今年开凿而明年又堵塞，工程也不能成功。即使全河治理好了，但如果有数十里的梗塞，数千丈的堵塞，工程仍然不能成功。这是挽黄不足依靠的第二点。干堤二千里之遥，逐年风雨，大段毁坏，加上筑圩抵御捻军，犀〇〇堤作为壕沟，兰仪以东，不下数千百处，突然加以修补，不容易弥合，稍不如式，一经汛涨，处处可能决口，决口于南面，铜砀睢桃，足以成为洪湖的祸患，决口于北面，曹单丰沛，仍然是运道的忧患。这是挽黄不足依靠的第三点。黄河迁徙，上天主宰。现在铜瓦厢决口，宽度超过十里，跌塘五丈，向东趋向利津，实在有回归沟壑的趋势，勉强堵塞，哪里容易合龙。假如关闭后又决口，千万金钱，又成虚掷。历考

译自开国以来，黄河决口宽度仅四五百丈，尚且屡次堵塞屡次决堤，经过数年也不能完工。丰口初次决口，耗费国库银五百万两，却几乎没有什么成效；马港改道，耗费银八百万两，河水仍然走旧河道。近代的失败教训，可以作为明确的借鉴。从前黄河开始夺淮入海，用尽各种方法想让它北流却做不到；如今黄河又夺济水，恐怕用尽各种方法想让它南流也做不到。这是依靠挽河工程不可靠的第四个原因。

况且不要说它不能合龙（堵口成功）了。即使宽限时日，加倍筹措巨额资金，强行把它挽向南流，但清口套塘的方法，今天也无法实行。历年淤积阻挡，黄河河床高于淮河，自从七堡决口后，洪泽湖地势高仰，引河河口被堵塞，淮水不能顺畅流出。即使关闭礼坝，也只有涓涓细流，仅仅依靠一线张福口。淮河势弱黄河势强，怎么能浮送漕船？道光末年，用尽各种方法修补，甚至有到了孟秋时节，杨庄的漕船才报告全部出发的情况。因此多次上奏实行海运，大概是知道河运有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的局面。

如今淮口的淤塞，更胜过从前。引河没有开辟，湖水不高，黄河即使恢复故道，而淮水被黄河阻挡，形势上也不能开启坝闸送漕。黄河不回归故道，而运道的阻塞在张秋；黄河即使回归故道，而运道的阻塞反而在杨庄。这是依靠挽河工程不可靠的第五个原因。

不仅如此。堰盱石堤，本来大多残缺，即使估算修缮，怎么能保证坚固？而洪泽湖的一半，形势像碟子一样浅平。一旦筹划堵塞礼坝，淮水高涨，遇到盛大汛情，湖泊不能容纳，高堰就不可保全。如果再溃决，那么高邮、宝应东岸，又将有清水潭、荷花塘那样的忧患。南方运道阻塞，更在淮扬地区。这是依靠挽河工程不可靠的第六个原因。

况且淮扬的忧患，也不仅仅在于运道而已。往年黄河夺淮，两条水道并行，洪泽湖的水，全部以里下河为泄洪区，淹没田地房屋，淹坏庄稼，几乎每年都有。如今幸好黄河迁徙，大官上奏请求疏导淮河，百姓庆幸重生，工程幸好能成功，而黄河又想夺取它。水灾惨状，又像从前一样。黄河与济水合流，加高堤堰而山东就消除了水灾；黄河与淮河并行，进入汛期而淮南永远成为泽国。不仅百姓忍气吞声，而且漕粮也会减额。这是依靠挽河工程不可靠的第七个原因。

译修筑堤坝以约束黄河，固然属于当今的重要图谋。但如果仅仅依赖筑堤束黄，就会成为河防的弊政。往年漕运船只多达七千艘，能够按时浮送，水量尚且有余。如今漕粮仅有十几帮，运船只有五百只，尚且十分危险，必须等待汛期才能航行。假如恢复全部漕运，即使约束黄河，也难以终年运送。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一点。

近来漕船，历年迟滞，如果不是遇到大汛来临，就束手无策。幸好秋汛未消，尚能按时抵达驿站；不幸天寒水落，就难以策划回程。仅靠约束黄河，交接兑运回船，无法快速渡河。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二点。

运粮船的运费，本来就不多，而每年疏浚淤泥，耗费国库反而更甚。再加上添设纤夫、剥浅转运，处处都需要银子。国家全力顾全京城粮仓，断不会吝惜这笔库款。但用容易耗尽的巨额资金，去填补难以穷尽的漏洞，实在可惜。仅仅议论束黄，淤塞阻挡会更严重，年年损耗，日益增加。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三点。

临清以南，官河绵延遥远，不仅是米粮转运，也有商贾往来。如今仅仅筑堤束黄，形势上只能在伏秋盛汛时，浮送漕船，帆樯如鱼鳞般密集；而秋冬水涸，船只无法通行，白白让两岸集市依然萧条。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四点。

万里漕河，关乎国运，地脉泉源，岂可中断。如今仅仅筑堤束黄，而不引汶水贯注，致使河流通向大海，反而等同于沟渠积水的潦水。活水不来，民风更弱。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五点。

张秋闸坝，过去为了蓄积清水，依次启闭拆除，确实是良策。如今仅靠东黄济运，而没有清水来源，挟带浮沙，闸闸兜束，逐渐对御河造成祸患。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六点。

黄河不向南迁徙，自然需要加固修筑金堤作为保障，加高培厚民堰以遏制洪流。如今仅仅议论束黄济运，而上下游最终归于缓办，简陋修补，游移两可，致使黄河之患，第一次决口在侯家林，第二次决口在石庄户，连年漫溢，肆虐山东。假如再因循苟且，阳谷、东阿，处处都可能决口，而且将危害帝京。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七点。

仅靠黄水助运，近年大汛，尚能设法高挽推漕米。然而查探荆门各闸，沙泥凝结，比起往年，已经高出数尺。运送一年，就高仰一年。人力有限，库金易尽，怎能去除这日积月累的沙子。譬如今年高一尺的，来年就高二尺；今年高五尺的，来年就高六尺。久而久之，河渠壅塞，高与闸齐，汛期来临，运送漕粮，我担心想如今日这样都不可得。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八点。

引水济运，如此困难；而挽黄归故，又如此艰难。转般难道是富国的方法？采买并非经邦的策略。在当今议论漕运，显然反复思维，仍然不外乎以河为宗，以海为辅，以筑堤为要着，以御黄为首图。在于设法引导，相机修筑，随时疏浚，择地储蓄，可改的改之，当因的因之而已。

况且黄水由大清河入海，这是国家的福分。河出利津，乃是汉唐千乘故道，经行千年，极少水患。咸丰改道以来，南河每年节省岁修银七百万两，难道不是明证。而兰阳以东，滨黄滨淮，滩岸又复涸出良田千百万顷，增科起税，国赋加多。而且大河雄阔，万里来源，环抱神京，尤据形胜。粤捻四出劫掠，邹滕迄无乐岁，而临流辄反，卒未能飞渡黄河。天堑之险，不异长江。浊浪一渠，胜于雄兵十万。

近今要策，势惟有将齐河、济阳、利津、沾化接筑遥堤，而南岸本为泰山旧足，酌加沙堰，即足屏障千秋。其中流仍须如南河往年假设混江龙十数具，往来疏剔，则沙淤永不壅遏。历观乾隆、嘉庆之时，名臣辈出，吏部尚书孙大学士嵇均请改河入大清。咸丰初年，安徽巡抚福以口决兰仪，奏请河由利津入海，实有二利四便。此外钱辛楣文集、孙渊如奏稿、魏默深筹河篇、孙濩孙治河疏，均谓河入利津，为今日之急务。河未夺济，犹望其迁徙，以减东南半壁之灾。今河自夺济，此乃朝廷转乱为治之机，闾阎易危为安之日。而犹鳃鲠焉挽使南流，甚非长治久安之策也。

显闲披经世之篇，习闻名贤之论，远稽掌故于历朝，近访泉源于数省。蠡指管窥，闲有论说，其谓设法引导、相机修筑诸大政，非托空言。试而行之，安在河运之不可复乎？请终其说。

所谓设法引导者奈何？分水一口，即南旺湖，本为水脊，南高韩庄百十有六尺，北高临清九十尺。该口有东来汶，挟以百数十泉，滔滔泻注，障以石坝，遏以斗门，其派极多，其势极旺，分流济运，极为灵便。漕船越安山，经荆门。

译转运御河。道路历经四百里。地势经过十九道闸门。都依靠汶水逐渐浮送漕粮。清朝建国以来。未曾听说有过困顿艰难的情况。然而自从兰阳决口。黄河水灌入运河。汶水抵达济南。黄河水都挟带着向东流去。致使汶水的清流。点滴也不能注入张秋。而灌入临清以南运河的。只有汛期上涨的浑浊泥沙。逐年淤塞阻碍。一天比一天高。况且黄河历年决口。水势漫溢。夏秋洪水之时。水面宽达数十里。毫无约束。引导水流不能。抵御黄河不可。因此漕米经过时。万分艰险。起初还仿行套塘之法。近来则淤积太高。想要蓄塘套送。却也难上加难。如今的对策。想要运送漕米。只有仍然引汶水。而汶水被黄河阻隔。想要引汶水。计策只有仿照淮安杨家庙创修地洞的方法。使汶水的清流。仍然通过河底的地洞潜行到达张秋。或许浑浊的波浪不再浅淤。而清水像起初一样支送。策略虽然创新但实际上是沿袭旧法。制度虽然新颖但实际上是沿用旧制。这个策略创修双孔地洞六百丈。各自高五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在两端建筑堤口。宽度以五百丈为标准。两堤之中。各自建造一道坝。一道为临黄坝。一道为拦黄坝。两坝之外。再建造两道闸。一道为导清闸。一道为复清闸。酌情建造金门。作为漕船出入的地方。闸坝的建造修缮。都跨越地洞。而地洞的设置。又必须南口稍高。入口配备戴庙闸。出口配备平水闸。才能形成高屋建瓴之势。这样那么堤中的五百丈。可以容纳黄河水经过。而堤外的一百丈。作为运船停泊处。船只到达安山。就像南河套塘的方法一样。因利乘便。这也是好的计策。援引古代证明当今。成功的规矩都在。大的方面。如淮南里河底。设立木洞。而西边几十里。积水在地下流动。都以东边为归宿。小的方面。如杭州灵隐寺。用竹子套成筒。汲取韬光泉的水。而水可以引到五里之外。自然形成的。济水潜流千里。直到山东济南。涌出成为趵突泉。人工形成的。金陵贡院。用洋铁做管子。周围环绕。汲取引导江水。而考场数万人的饮食。借此不枯竭。由浅知深。由近悟远。哪里说清水不可以引导呢。所谓相机修筑是什么意思呢。黄河浑浊。用高堤约束。才能以大海为归宿。否则沙缓停淤。壅塞更快。况且东昌运道。汶水通过地洞济运。尤其需要用堤坝阻挡抵御黄河水流。不让泥沙挟带进入。而自从兰阳报告决口。黄河水全部注入张秋。历年大水向南流。又将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等地依次冲开。导致夏秋汛涨。几十里地一片汪洋。而沙河及赵王河反而干涸。漕船出戴庙。没有岸没有堤。插标绕坡。十分艰难。况且滨河两岸。接连遭受奇灾。小的则漫溢出槽。远近田庐。全归于水国。大的则冲刷开口。当冲的集镇。尽付洪涛。不仅是安山逼近。遭受水灾。就是阳谷以东十几个州县。也饥荒溺水流离失所。不堪言状。百姓有什么罪。受此困厄。大抵因为东省绅士。时常以挽黄归故为心。而不做长久之策。历年大吏筹款艰难。有扬汤止沸的谋略。无釜底抽薪的方法。漕运的忧患。也是地方的劫难。殊不知黄河迁徙。人力难以挽回。连年毁坏。累已难堪。假如再因循守旧。祸害将何止。现在幸好霍家桥张家志门各处。都已流沙逐渐堆积。壅塞口门。计策只有审度地势。迅速修筑长堤。拨出公款召集民夫。力求巩固。而青惠蒲滨两岸。依次增培民堰。连接建造遥堤。或许民众同庆安康。而漕运不担忧梗塞。此外御汶石坝。蓄水闸墙。倾斜的湖岸。毁坏的斗门。尤其需要一律兴修。认真举办。不致力于此。而仍然以筑堤为缓图。不是富国安民的策略。虽然如此。设置地洞以引汶水。修筑堤坝以拦黄河。将来的沙子可以不来了。但已积存的沙子终究还是阻碍。能怎么办呢。

译那么，难道只有随时疏浚才可以吗？约束黄河之水以济助运河，沙土便日益堆积而增多；引汶水以济助漕运，沙土便日益冲刷而减少。这便是一劳永逸的方法，一次花费而长久节省的术数。只是因为临清以南，沙堆如山，地段太长，完成工程并非易事。如果不分年份来开浚，那么急于求成便不能完成；如果不积累时日而累积功效，那么逾越常规便无法达到目标。这条河道淤塞积沙已有多年，各闸口互相掣肘。主持这项工程的人，首要在于疏通开辟河道中央的主航道，调配平衡各闸口，使得十几万石粮食能够像鱼群一样依次进入。然后依次开宽河道，逐年挖掘，务必使河道的宽度深度恢复如旧制。那么，运送十万石漕粮是可以的，运送百万石漕粮是可以的，即使运送四百万石全部漕粮也是可以的。假如因为国库资金过于巨大，难以筹措，那么又有借助兵力的方法。昔日同治八年，山东按察使刘估疏浚张秋河身，因为驻扎着铭字各营，便酌情拨付津贴。光绪六年，李鸿章大举开辟天津海口，集合三十四营兵力，另外加以犒赏。军队可以杜绝其空闲懈怠，国库不必担忧资金枯竭。上奏后施行，这也是通权达变的方法。其余陆续应当办理的，淤塞的山泉，便派遣官员搜剔清理；迂回的山势，便设法攀爬疏通；管理山泉的各职官员，也必须实心实意，随时疏导。山东的运道，哪里还担心再有停滞呢？然而我考察运河数千里，最容易淤塞的，首推东昌，其次就是众兴。如今东昌之地，拟请设置洞穴引清水，按闸疏浚，那么张秋的运河就治理好了。而众兴的运河，仍然担忧水量太小，那又怎么说呢？这种形势非选择地点储蓄水源不可。韩庄以东，过去借微山湖水来送船；宿迁以南，惯例依靠骆马湖水来济助运河。如今骆马湖全部屯为官田，蒙山、沂山的水，不再储蓄，都从尾闾泄入六塘河，王、柳两闸几乎成为虚设。近来漕运，都借山东湖水，灌注桃南。有时东湖水旺，或许能开闸分流，任其运行；假如遇到东湖水微，接济本汛尚且担忧不足，怎么能再让有余的水去济助下游？形势不能不关闭闸口蓄积清水，以保全本分。桃宿以东，于是担忧浅涸。光绪二年，期限到了四月，粮船搁浅，还在杨庄，就是因此缘故。如今纵然不能合并骆马全湖的水来接续运输，也应当选择该湖低洼的区域，圈以圩堰，拦截以闸坝，作为漕船再次通行的地方。废弃的田地不多，而就能源源不断地流入运河。这也是降低标准补救的方法。不把这当作当务之急，蒙沂的泉源，听任其旁侧泄出，而仅仅依赖邻省的水，以求万一的侥幸，十几帮船尚且担忧胶着停滞，假如运送全部漕粮，那怎么济助呢？

至于漕政应当改革的，也很多了。《会典》记载浅船的定式，梁头不超过一丈，入水不超过四尺。近来江、豫的船舱，还符合定制，而江浙、湖广等船，图谋装载私货，深的达到七八尺。于是导致运水稍小，守板蓄水，违反期限延误日期。况且如今各湖淤垫，储水不多，越制的大船，怎么能行运？而且一般赴天津，耗费很多。有造船的费用，有修船的银两，有屯田的租税，有月赠的钱财。一石粮食，数倍运送，而州县的赔累，百姓的加征，官民交困，更有积重难返的情形。更严重的是，今日的丁役，就是明朝的军户。起初因为稍微宽缓民力，暂时令其支运，沿袭日久，便改为长运。进而强迫其造船，进而坐实其编册。历年来的赔垫，积年来的凋残，祸患已经不可胜言。其中若有亏欠，照例监禁追缴；偶尔有殷实的丁役，押解提审签换，断定以顶运，责令赔偿粮食。百姓亲身承受，如同遭受汤火，破产倾家，不知有多少。而强有力者，又借此以漕米刁难勒索州县，挟制关卡，买帮包货，弊端丛生。况且漕粮耗米，本有定例，近来逐渐增加，横立名目。于是有赠耗赢米，有轻赍银两，有贴补定额，有通关例费。州县亏空挪用，于是不能不增加民赋。亿万百姓，哪里能承受这种浮收的累赘？像这样的，都是河运的蛀虫。船式不改则妨碍漕运，运法不改则妨碍国库，军丁不改则妨碍百姓，漕费不改则妨碍政事。过去因为升平日子长久，积习相承，固结牢笼，变革不易。如今弊端厘清剔除，漕政一新，有可改的时机，又处在能改的态势。千载一时，恰逢其适。在于大官因时裁酌，也是漕运的急务。而其所应当沿用的也自有所在。漕米冬季兑运冬季开船，立有则例，而回空趱运，各有限期，断不容一刻迟缓。近来因为水次延误，历时超过钦限，沿途阻滞，处处展期。因此凿冰阻冻，积压年年。如今想要往返迅速，自须查照限期。况且如今的长运，就是宋代的直达纲，本少转挽的费用，又免耗窃的忧患，准许携带土产，足以作为津贴。即使交兑稍迟，较之支运接运，还算是简便。再议改章，反而滋生纷扰。便民而不害民，利国而非病国，非甚不得已，又何妨相因勿替呢？《诗经》说：“不违背不遗忘，遵循旧章。”《尚书》说：“鉴于成宪，永无过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总之，策略贵在权衡其优劣。谋划必须审慎对待常规与变通。只有统筹全局，才能抓住关键以谋求成功。只有广泛听取意见，才能折中调和以确立论点。正值漕运政事衰败之日，寻求权宜变通的方法。将海运与河运相比，海运危险而河运安全。将疏导黄河与引汶水相比，黄河曲折而汶水快捷。挽黄水与导清水相比，一者逆势而一者顺势。筑堤与设洞相比，一者堵塞而一者通畅。长途转运粮食，就可以免除中转搬运的烦扰。抵达京城粮食充裕，就不必烦扰于频繁变更采买。雇船有定额价格，与舢板的水脚相比，也不算悬殊。漕运制度可以改革，从此积久的弊端，也可以裁汰了。

圣朝在军政之外，最重视漕粮。朝廷多次颁布部议，不废除河运，实在是因为根本大计，必须确立长远的良策。那些狂妄无知的言论，虽然未必确有把握，但审时度势，似乎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向百姓询问并择善而从，或许山东的运道，清流急湍；两淮的河渠，毫无阻滞。权且以江淮皖豫的米谷先行起运，暂时因河道未展宽，苏松全浙的漕粮，仍实行海运。一旦疏浚多年，河渠恢复旧貌，然后苏浙的大帮漕粮，全部由河运。即使是湖广等远省，也随即按次序征收本色粮食，陆续运来。那么进退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快慢不被人制约。从此远方服从并输送粮食，米粮仍来自八省。太仓堆积，粮食可支撑十年。不仅皇家粮仓充足，功绩媲美乾隆、嘉庆年间，而且贡品纷纷到来，和谐程度比肩虞夏时代。难道不美好吗？

译东南地区已经平定。朝廷内外争相以恢复河运为言。而南方士大夫熟悉海运的利益，于是想要彻底废除河运。议论辩驳纷纭，至今未能决断。曾国藩所说的以海运为主而河运为辅，最为持平。现今江浙七府一州的漕粮都归海运，而江安以及山东仍用河运。转运输送，并行不悖。大概漕运改制以后，积弊一扫而空，河运海运已非旧制。在当今拘泥于陈规，泛泛列举利害，是不恰当的。这篇文章对于恢复河运的说法，条分缕析，兼收众长，足以作为考证。至于地洞之法，殊无把握，原附八辨，尤其觉得不合常理，删去它，以免遭到非议。

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 漕运中

筹补救河漕疏 道光五年

监察御史王赠芳

奏为河漕两妨，请亟筹补救，以杜患未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私下认为河漕二事，本属相因，没有河治理好而漕运治理不好的，也没有河出问题而漕运不出问题的。自从上年高堰决口坍塌，清水泄尽枯竭，既无法冲刷黄河，也就不能济助漕运。不得已而采用借黄水行船的下策，明知必定为河患，但只希望可以通漕。臣私下认为今年的借黄，较之嘉庆十六年，有不可一概而论的地方。嘉庆十五年，高堰虽然经过决通，堵合智坝，湖水逐渐下落，尚存一丈四尺六寸。那时清口仍然畅通，回空粮船，迅速行驶无阻。不像去年自清口至宝应都成了平地。这是不同之一。十六年正月，洪泽湖水尚存八尺，低于黄水仅三尺余寸罢了。御黄坝未决口之前，运河尚有清水铺底。不像本年全用黄水。这是不同之二。十五年冬，马慧裕已经堵塞马港口，即将海口挑浚深通。不像去年海口宣泄不畅，现在又复垫高。这是不同之三。似此情形，当事者岂不深知。所以不敢明言的，只期望粮船可以北渡，其他祸患姑且再图。然而臣听说现今决口坝十余日，所渡过的粮船，尚不及四百只。统计南漕船数，约五千只。今五月初七日，即交夏至，大汛须防，御黄坝万不容迟堵。可以渡黄之期，不过六十余日。此后必每日渡七十只，方期无虞。若照现在渡黄数目计之，至多亦止可渡二千只。而运道日益受黄水淤垫，恐怕转运日益艰难。兼之风信无常，不无阻滞。那么粮船不能北渡的，势必至有二千余只。岂止湖南后帮，且恐不止江西湖北各帮而已。前经督臣魏元煜预筹盘坝驳运，无论所截留官驳四百余只，断乎不敷。即使添雇民船而御黄坝堵，南船不能飞渡，黄河以北，哪里能有如许六七百石之大船，足供雇觅。倘若无论大小，尽装尽用，则需船更多，骤难措办且迁延时日。或者伏汛长发，大雨时行，尤为棘手。若令东豫军船交米后，再济江南之用，又恐贻误归次，有碍该省冬兑。况且雇船脚价，及制备口袋，雇觅人夫，种种耗费，作每石五钱计，二百万石之米，即需一百万两之银。有此一百万两的费，何不径令江广帮船运至上海，由沙船洒带北来。其试行海运之法，臣谨另折陈奏。此特粮船行走情形，应请饬下大学士臣孙玉庭等，将每日渡黄船数，极多时若干只，极少时若干只，牵算约每日可渡若干只。再将未经渡黄船，截至堵坝以前为止，实能趱渡若干只，核实先行奏明，毋再含混。其不能渡竣之船，庶可另图长策。若仍观望于此时，必至周章于临事。臣谓杜漕祸于未萌者此也。

至于蓄清刷黄，治河良策。上年黄水既大，清水又由高堰泄枯，未收涓滴刷黄之益，下游已难免停淤。二月间御黄坝决口，黄水一入，即将束清坝冲塌，则黄水之湍急可知。河不两行，分引入运者，既涌溜迅激，循途归海者，必纡缓停沙。其海口垫高情形，河臣曾否入奏，臣无由知。惟据署东河河督张井疏称，南河咨会，海口已垫高八尺。此水缓沙停的明证也。计其时犹在二月，再经三四两月，其垫高又必更甚。大汛一临，岂不可虑。夏至以前，御黄坝若不早堵，汛至必且夺溜。若堵闭而海口堵塞，所谓下壅必上溃，决溢之患，何可复言。查嘉庆十六年的海口，挑浚已深，只因挑河之土，漫坍中流，拦潮坝基，起除未净，一经梗阻，而王营减坝之患以成。复以下游仍然不畅行，而李家楼之患继至。此下壅上溢的前事，共见共闻。今海口垫高业已有据，此时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