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六　兵政十二地利上

译这幅地图的绘制，是唐顺之等人所不及的。然而世间并不常见。直到我仁皇帝天纵圣神，才再次发扬裴氏所说的绘图方法。因此康熙年间的两幅地图，上系天度，毫发之间都符合标准。纯皇帝平定西域，回疆、青海、金川、藏卫，开拓疆土三万里，命令天文历算专家携带仪器，测量北极星，考察月食，审定黄道经纬度的分数，以此来绘制中外疆域的广阔面积和曲折数目。睿皇帝续修《会典》，又增加了内外喀尔喀蒙古一百多个游牧部族，以及科布多、唐努山、乌梁海、阿拉善、额济纳等部落。于是宇宙之内，高山大河的盘绕与流向，郡县斥堠的星罗棋布，此界彼域的倾斜与隔绝，没有不能坐着就知道大概的。高低起伏、弯曲直行的地貌，难道不说是盛世吗？因此东起肃慎以南，西南直到六诏、二垂直至海边，西至梁州、澜沧江，包含崃山、青衣江，沿着党项、吐谷浑的废墟，越过瓜州、沙州，渡过居延海，攀登合黎山，北至黄河高阙，历经北魏六镇，会合于龙城之南。山陵之所以安定，皇极之所以尊贵，风化之所以端正，贡赋之所以产出，东三省之外，有十八个省，划分为府县，划分为井里，这是列圣广泛招揽贤才，日夜操劳，栉风沐雨，来安定它们的。茫茫禹迹，必定要思考推崇儒术、勤政吏治来养育它们。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到松花江，北沿大漠，为内蒙古六盟。其外跨越瀚海，受阻于兴安岭，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车臣等四部。作为屏障的遮蔽，所以宠幸他们；作为甥舅的联结，所以亲近他们；皮服上驷的进贡，所以体恤他们。这是列圣所以勤于攻伐与和平，申明婚姻，而抚慰他们的原因。无论远近，都如同臂指般供使唤，必定要思考顺应他们的风俗，传播教化来怀柔他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登上天山，脚踏星宿海，攀登昆仑山，跨越伊犁河，为汉代屯田的车师、乌孙之地。北为铁勒，南为于阗、皮山、葱岭，再南为吐蕃，定为将军、都统、参赞等大臣的治所。这是列圣选拔将领，激励威武，来开垦为肥沃田野的原因。边远荒僻的藩镇，屈膝归顺，必定要思考养育他们、教化他们、威慑他们、取信他们。从此以来，东为朝鲜、日本、琉球，北为俄罗斯，西为霍罕、布鲁特，南为暹罗、南掌、廓尔喀、缅甸、越南等属国。正朔所颁布，贡品所汇聚。再往外则是卜哈尔、回回、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地图未记载的五印度、瑞连、英、法、荷、美等重译贡市的国家，都是列圣不疏近忘远而安抚招来的。管子曾说：“飞蓬在所不宾，燕雀在所不顾。”只依靠典属国的制度，委托给翻译人员，来者抚慰，去者保护，德行足以浸润他们，盟约足以羁绊他们罢了。多么美好啊！礼记上说：“天所覆盖，地所承载，凡有血气的，没有不尊亲的。”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召康公歌颂成王，认为土宇广博，确实深厚。但必须继之以弥性，申之以孝德，期望多吉士，多吉人。大概只有修身任贤，才足以康济亿兆，震慑水陆。所以树森刊印这幅地图，既是为了昭示圣代车书大同的盛况，也是为了留给开济之才，使得守边、治河、出使绝域、兴修水利的人，都有可考据的依据。

译大清一统舆图后跋 代严中丞

汪士铎

益阳胡文忠公兼具文武才能。酷爱地理之学。曾认为李申耆所绘的地图。只记载了郡县。没有其他地名。而且纸张狭窄，无法再增加注释。于是选取本朝康熙、乾隆年间内府颁布的地图。聘请新化邹子翼、世诒上舍晏圭斋、启镇处士等人。进行查考核实。从而编成这一部书。研究推敲历经多年。刚刚完成定本。而文忠公已经去世。我奉皇恩任命。从河南巡抚调任到这一地区。追念往昔知己的情谊。深怕自己失职而违背了追随效法的道义。与相国官公商议。以尽快完成文忠公的遗志。又因为此图是由江宁汪梅村、士铎孝廉完成的。又让他检阅地方志中精确详实的记载。凡是府县的更改。大河的改道。驿站的远近。都加以修明审定。上符合《禹贡》中关于昆仑、析支、渠搜的记载。载入附属国。以彰显我国家疆域的广阔。历代圣主声威教化的广被。而文忠公经纬天地、惠及后学的恩惠。也由此得以实现了。地图既已编成。所以再次记录其体例的宗旨说。凡是绘制地图，上北下南。是为了尊崇京师。京师如同北极星。是万国汇聚归向的地方。依据皇极而奠定为中央。由此区分东西。由此划分南北。向上测算经度。用虚线来标记。经度。是连接两极而均匀划分三百六十度的。中间南北方向的是赤道。那么经度靠近两极的就收敛。靠近赤道的就扩张。从赤道向南北。各自均匀划分一百八十度为纬度。距离纬度的圆圈都是平等的。以地平二百里为一度来测量。那么纬度就准确，而经度有增减的差异。不能计算里程。所以又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方格都是百里。以求其精密。虽然属于虚空鸟飞之道。但人行走的里程。也不会有很大出入。南北里程的差异。通过测量北极高出地平的角度而获得。中国在赤道以北。东西方向。通过测量月食发生的时间而获得。因为交道的移动有先后。凡是疆域内，从外兴安岭。北极高出地平六十一度。广东崖州。北极高出地平十八度。南北相距四十四度。东到费雅喀居住的大洲。偏东三十一度。西到喀什噶尔所属的什克南部。偏西四十六度。东西相距七十七度。那么南北八千八百里。东西一万零七百里。斜曲则难以计算了。疆域外的华离昧任。传闻杂乱不一。一概从简略。这也是区分内外的大理。现在确定南北四百里为一卷。一卷容纳两个纬度。从北到南。上下相连。共三十一卷。东、南、北都濒临大海。西濒临地中海。这是大一统啊。名称的断代从同治二年开始。省十八个。省用“回”字表示。朝鲜称为“道”。府一百八十三。府用“□”字表示。朝鲜也称为“府”。中外各和屯也如此。直隶厅十八个。用“◇〇◇”表示。散厅八十一。用“◇”表示。直隶州六十七。用“回”表示。散州一百四十六。用“□”表示。县一千二百八十六。用“○”表示。朝鲜的州县相同。土州二十三个。用“｜”表示。土县三个。用“。”表示。将军、都统、参赞、领队、办事大臣驻扎的城市。用“囗〇。”表示。朝鲜的郡相同。驿站用“△”表示。城守尉以下驻扎的堡镇。用“。”表示。卡伦用“×”表示。鄂博营屯用“。”表示。西藏大寺。如同城市一样。用“△〇〇□”表示。除了自行省之外。盛京、吉林、黑龙江称为东三省。此外各蒙古、四卫拉特、哈萨克、土司、喇嘛。虽然缴纳贡赋。属于主客关系。但记载从简略。再外如日本等国。里程不能详实者。也绘制其大概。其四方边远地区。除了汉语之外。杂用国语、蒙古语、托忒语、唐古特语、俄罗斯语。这是《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名从主人。而其大概。则必拉。是河。色禽。是河源。鄂谟。是大湖。泊。也是湖。阿林。是山。达巴汉。是岭。噶珊拜商。是堡。和屯。是城。昭。是庙。哈剌。是省城。珠克特亨。是庙。也是城。多罕。是桥。戈壁。是大漠。林木。是窝集。曰柏兴。曰斯科。如同中国所说的郡邑。

附凡例

一、圣贤的学问首要在于获取知识。地理的益处。不外乎考证古代。恭敬地认为经筵侍读。如《尚书》中的《禹贡》。《春秋》的三传。以及《通鉴》史传之类。只要有以今地注释的书。如《方舆纪要》之类。就可以按图索骥。在讲席上启发开导。或许对细微的地理知识有所裨益。

一、儒者立于朝廷。必定期望实用。如会通河。确实是漕运的关键。过去三楚吴越地区粮饷运输必经之路。从长江溯流到淮河。从淮河进入黄河。抵达通州。设置闸门疏通泉水。节节启闭。其详情见于陆耀的《山东运河备考》。现在记录大概。以留给后贤。

一、自从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又向北流。由大清河入海。四方多事。来不及修筑堤防。然而浊流变迁无常。考证丰沛以东。是明昌以来的故道。现在仍然保留。以备考证。

一、史起郑国。往牒留芳。欧阳修《唐志》。详细记载浚凿。然而西北土厚水深。河岸容易崩塌。所以水利徒托空谈。至于冀豫二州。沙土疏松恶劣。随浚随湮。水反而有害而无利。然而乾隆年间方观承督理直隶。鄂容安、胡宝瑔抚治河南

译疏通宣泄横向的积水，以消除水灾危害，都事先考究各条河流干支流的源头与归宿，以此作为施工的先后次序。如今凡是细小的港汊和溪流，都一一分析并绘制在图上，以此作为尽力兴修水利沟渠的辅助。

译第一，外军台驿站，是邮政的起源。如今从西北两路，绵延万里，直到内地的行省，驿站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远近都能通信。设立驿站的人，必定有其深意。

第二，王源曾说，名将必须了解地利，然后才能行军作战。所以战争和防守的规划，必须明了地形形势。至于险要关隘的设置，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宜安排。这不是古今地形不同，而是前后局势差异。过去李绛、李德裕规划河北、西川，如同指掌般清晰。如果不是胸中包罗宇宙，怎么能控制得宜呢？

第三，内外蒙古，都是元朝的后裔。开国之初，首先归附。朝廷赐予土地，疏封爵位，地位高于一般的侯爵。在朝贡集会时，恭敬顺从，非常谨慎。这是周、汉、唐所未有的。记载他们游牧的各旗，以显示怀柔政策的深远。而位于西域青海的四卫拉特，也全部记载在内。

第四，新疆、卫藏，是纯皇帝（乾隆帝）平定安抚的国家。土地肥沃，泉水甘甜，与内地相比。享受恩德百年，风俗淳厚。现在列出它们的城郭，条理它们的山川。如果治理得人，一定能将镇改为州，可以致富，可以教化，永远沐浴在太平的教化之中。

第五，土司制度始于元明，叛服无常，记载在前代史书中。雍正、乾隆以来，遵循道德仁义，改土归流的，都变成了郡县。其余的苗、猺、爨、犵等族群，无不畏惧战栗。现在选取严如煜的《三省边防》、《苗防》等书，记载它们的方域，与微、卢、彭、濮等古国相比。

第六，自从历代圣君休养百姓，人口繁衍，物产丰富，勉强够百姓食用。前代贤哲多次说兴中、开平可以屯田。本朝如富俊在双城堡，林则徐在新疆，都开荒兴屯，成效显著。可知北方虽然苦于风沙，但河流汇聚之处，都能灌溉。按照地图推演类推，富庶是可以达到的。

第七，地图画的是鸟道直线的距离，行人车马奔驰，曲折盘旋，道路里程差别很大。然而用方斜的计算方法，差别就不多了。试着取坚硬的木头，以一寸五分为矩，矩分为十分，那么一分就是十里。朝廷使者，随意指向道路，纵横测量，足以得到大概。

第八，舆地之学，首先重视准望（方位距离）。唐宋的地图，传世极少。明代朱思本的地图，号称精密，但世间也很少见到。《地图综要》的总图，世人说蓝本来自那里。然而画方既狭窄，位置就容易偏离方向。现在依据布帛尺，以一寸五分为一方，一方为百里，希望准望没有错误。

第九，自康熙、乾隆两朝内府舆图之外，推近人李兆洛的地图最为准确。然而仅记载府、厅、州、县的名字，而关塞要害等小地名，都略去了。阅读者不免茫然。现在从山川城邑，到险要堡镇，大小都登记，以便讨论。

第十，李氏地图北至外喀尔喀，东至朝鲜，西至新疆后藏阿里而止。现在这张地图北抵俄罗斯北海，东至日本琉球，西至泰西人所说的地中海，南至越南。珍宝汇聚，太阳出入之地，戎狄的绳索和方名，无不详细列出。所以显示声教深入，逐渐普及之广。

第十一，地球浑圆，仰同天体，也分三百六十度。中国自赤道北十八度开始，每二百里为一纬度。现在以北极出地的度数，旁记于图的右方。而赤道经度，北狭南宽，即用虚线记于图的上方，以便查考。这是敬遵内府舆图的定式。

第十二，顾祖禹自论其书说，按照图画，搜索典籍，也是举一废百罢了。又说心中明了，而身临其地，反而糊涂。那么见闻与传闻不同之词，不可胜数。顾氏的书，考证精密，而他自述竟然如此。那么地图的遗漏和错误，其不可避免更可知了。只是希贤有方，终磨始琢，经世之业，先知后行。要以这个为开端，而不是以这个为终结。

郡国方舆通释序

谢应芝

看过去《禹贡》九州敷土，而幽、营统于冀、青，所以有十二牧，而有九州。殷周以来，《尔雅》、《职方》所载，或合或离。秦置四十郡，汉朝衰微而为三国，晋乱天下划分南北。此后分合不常，历经唐宋直到元朝，西北的土地独自开辟。明朝兴起，元朝后裔归北，复号蒙古。而朝鲜实为古嵎夷，周初封给箕子，燕、满有此，遂不隶属中国。交址实为南交，汉朝中期，流于异域。明朝曾设省而不能拥有。古九州都以高山大川为界，秦郡开始犬牙相临，唐十道的制度像古代。然而划分险阻则易于防守，不担心外寇，而担心割据。疆壤交错以相互牵制，那么强臣不能自擅，又难守而易溃。伏惟我朝天下统一，四海大同。京师直隶，势居上游。自冀、幽而东兖、青，为山东省。西南豫，为山西、河南省。又南徐、扬，为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省。自扬而西荆、梁，为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省。自梁而北雍，为陕西、甘肃省。又自冀、幽、营转而北，为盛京、吉林、黑龙江。自雍西南昆仑、析支、渠搜，为伊犁、青海、西藏。自冀、雍而北，为内外蒙古。凡布政司治十八，将军治四。

译办事大臣治理两处。蒙古十三处。而都统、参赞、副将军的治所也设在那里。京师、直隶、盛京。北跨长城。位居天下之首。沿边向西。山西、陕西、甘肃为肩背。山东濒临大海，而漕渠向南直通江淮，为咽喉。河南、两湖、江西为腹心脊梁。江浙、福建、四川、两广、云南、贵州为四肢。吉林、黑龙江、蒙古、伊犁、青海、西藏为身体之外的护卫。从前舜帝向北开发息慎。向南安抚交址。而黑龙江直接通向息慎东北数千里。蒙古又绵延于西北数千里。越南就是交址。南面与广东、琼州相对。计算东西一万一千五百里。南北八千六百里。版图超越前代古人竟达到如此程度。东南都距离大海。西到五印度。北到俄罗斯。那么这是旧元曾经开拓其土地而未归还中国的。大地周长九万里。中国占其四分之一。又西边有洲直到海边。广袤如同中国。同在地之东半。跨海向西。又有洲在地之西半。绕出东海。西方人所说的四大洲。其名称不雅驯。而地球正面背面的说法。则不是虚妄的。选取海国资料。一并记载在书末。以显示声教遍及四方。

译读《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是常熟顾祖禹字景范所著。该书广泛采录史书，旁及地方志，详细记载古今郡县沿革、山川形势源流，尤其对用兵攻守的成败得失论述最为详尽。用兵如果不明了地利，就是盲目作战，驱使百姓走向死亡。兵书没有比《握奇经》更古的，其中关于虚实两垒的论述，都遵循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间而变动，以正兵相合，以奇兵取胜，这与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之说是相符的。《遁甲》之书，托始于姜太公，但关于置闰、超接、星门飞转的方法，说法不一，襄平人甘国璧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江阴徐宏祖走遍天下，前人足迹未到的地方，他往往亲自经过，可惜他的游记著作，对实际用途帮助较少。因为地理形势如果不亲眼目睹，即使绘图立说，也只保留个大概轮廓，何况古今河流平原变迁改道，险塞要害形态各异，哪里能拘泥不变呢？然而，地势是固定的，战机是不固定的。根据地势变化出没，行动就没有固定模式；掌握枢纽来运用战机，静止时又有固定规律。这样看来，心中神明无穷无尽，何必担心这本书只提供了大概轮廓呢？

兵家重视地利，得到险要关塞，门户就坚固，内部自然安定。江防门户，旧称廖角嘴（廖，荆州宛溪作蓼，利病书作料），位于海门厅境内，营前沙属于崇明县，南北相对，是第一重防线；狼山与福山相对，是第二重防线。然而江面辽阔，堵塞困难，现在已另设内洋五营来主管。至于长江汛防，从江阴的虾蟆山开始，那么鹅鼻嘴一带，在整体局势中是内门户，而在长江营制中，实为第一关键。南岸大小石湾，与北岸刘闻沙，相距不过三里左右，堤台连绵如堤，每条堤可部署数十位兵力，两两相连，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地险，大地资源供我守御使用。

逆流而上，圌山是镇江的门户，屹立在南岸江中，顺江洲绵延数十百里，与北岸三江营互相犄角，船只行驶其间，向东折向南，层峰峭壁，重重险隘，这就是所谓的表里山河。京口邗沟，贯通南北，是东南漕运必经之地，盐税产出之所，咫尺之地，却是半壁江山的咽喉，能不重视吗？

再往上则是划子口，其南岸相对的是石埠桥，前扼长江，后控滁口，乌龙山与沙洲圩堤相对，是金陵的门户，古称宣化镇，在六合县南，南岸相对建康的靖安镇，最为冲要，应该就是这里了。

堤防的设置，居于陆地以控制江面，与水师有唇齿相依的关系，胜过濡须口夹水置坞的做法。但终究没有陆军不能守，而且无法专门责成。水师以船为家，新章程规定水兵住岸，屡次严厉禁止，势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就会像肝胆与楚越那样疏离。窗户的修补，应当趁未下雨时进行。

再往上则是牛渚采石，是中权要津；东西梁山，是安徽的屏障；小孤、澎浪、湖口、九江，是豫章的咽喉；田家镇、西塞山一带，是全楚的锁钥；阳逻堡、沙武口，是荆、扬、豫三州的关塞；岳州是楚南的大门，也是全楚的腰膂；螺山、鸭阑、杨林、临湘、白螺、道人诸矶，两两相对，又是荆州、岳州的门户。

再往上则是筲箕洼，是沮漳河的出口，春秋时与江汉二水，同为楚国的望地。虎渡河别出为沱，应当在周秦以后。追溯大禹遗迹，实为长江的干流。荆河、虎渡，两江双流，互为分支，占据鄢郢的胜势，掌握全楚的枢纽，上游有变故，就能掌握要害。

岳州一镇，势如高屋建瓴；瓜州一镇，形若丸泥封函关。其间湖汉各营，络绎不绝，呼吸相通。姑孰山川阻险，扼守江津要道，居中驾驭，势如率然蛇，触处为首尾。因此无事时分散到五标而不见多，有事时聚集到一隅而不见少。

瓜州坚固，裕溪防守，则淮南有屏障；九江坚固，则利益尽归南海；汉阳坚固，则郧襄高枕无忧；岳州坚固，则滇蜀安居。长江天堑，限制南北而扼制东西，长江的防守，仅仅是防守长江吗？

章氏《山堂考索》说：江出岷山，经过夔峡到达荆楚，则江陵为一都会；沅湘众水，汇合洞庭湖注入长江，则武昌为一都会；豫章江与鄱阳湖之水汇于湓口，则九江为一都会。现在考察皖南皖北，众水汇于牛渚，则姑孰为一都会；南连吴越，北接淮扬，则镇江为一都会。疆域虽然遥远，但险要必争之地不过几处，犹如人八尺之躯，筋脉汇聚之处，也不过几处罢了。宋吴表臣说：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要的有三处：荆南的公安、石首，岳州的北津，即今荆河脑，一曰三江口；中流最紧要的有两处：鄂州的武昌，太平的采石；下流最紧要的有两处：建康的宣化，镇江的瓜州。兵家因敌制变，犹如水因地制形，不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录此以当举烛。

自古以来江流壮阔，处处依此为险。近代逐渐淤填，一叶可

译夸耀其飞跃之能。长江确实不再是昔日那样的天然险阻了。然而，划分南北的形势利于开阔，扼守东西的形势利于狭窄。那么，今天利用长江的方式，与过去利用长江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

译地势扼守东西交通。一旦铁锁全部被切断，风向有利时船只无法停泊。天险分隔南北。一旦浮桥没有偏差，甚至能够攻击空虚之处，飞跃渡江。这也是长江，那也是长江。难道仅仅是依靠地理优势吗？恐怕也是人的谋划所致。因此，掌握了用兵之道，那么浩荡的洪流也能被一根芦苇阻挡；违背了用兵之道，那么江河也会因蚂蚁洞穴而溃决。

有人说长江上的军队，不算少了。想要用来抵御巨大的寇敌，在于展示形势的便利以掌握其关键。至于江湖数千里，分散地域设置守卫，分散开来好像没有军队，会哨巡防，只能抵御小偷。不知道会哨捕盗，是为了训练士兵的勤劳，便利舟船，扰乱风涛。调动防守来驾驭他们，会合操练来聚集他们，这样才能操纵自如。木石的转动，羊群的驱赶，风帆的便利，不像陆上军营那样驻扎重镇，扼守都会，寓合于分，不也可以吗？何况楚地有七泽，吴地浸染五湖，低湿空旷，号称盗匪出没之地。萌芽不剪除，滋蔓难图谋。制止小偷也是为了消除内患，又可以忽视吗？

狼山五座山阜，旧时隔着江水，不相连属。《读史方舆纪要》说：军山与刀刃山隔着江数里，塔山有两座石门相对，就是元代张瑄、朱清海运的故道。如今五山断续相连，都在陆地上。江阴浮山，又名巫山，旧时在江中，所谓巫门的险隘。如今寿兴沙淤积成为海坝，浮山依附南岸。靖江东北的孤山，旧时在北岸，属于泰兴县。后来岸崩塌，山落入江中，离岸五六里，与江阴浮山相对。成化八年，潮沙淤积，化为肥沃的土地，而山又处于平陆。靖江县，旧时是江阴的东西马驼沙，在大江中。天启以后沙淤积连接北岸，于是开凿界河，与泰兴沿着河为境。扬子江旧时宽四十里，瓜州本是江中一个沙洲，后来北边与扬子桥在扬州府城南十五里相连，而江面仅七八里。瓜州形状像瓜字，唐开元以后，逐渐成为南北的咽喉。宋乾道四年，才开始筑城设置守卫。近年以来，江涛震动，五门已经沦陷了四个。如今和州治所是秦代的历阳，《历阳典录》说：历阳未设县以前，江水泛滥，旧图说渔邱渡，是伍子胥进入吴国渡江的地方。这是昔日江流从今城中流过，后来才向东迁移。安庆属县的小孤山，旧时耸立在江北岸，与南岸山对立，为控制扼守之处。成化二十年，江水忽然分流于山北，而小孤于是有了中流砥柱的气势。黄州赤壁，旧时靠近江边，如今其下为湖，湖外为洲，离江数里。江夏鹦鹉洲，旧时在江中，洪武时连接北岸，又说崇祯年间冲决无存，如今所称的名字，不再是原来的旧址。枝江百里洲，嘉靖时冲决为二，高岸成为山谷，深谷成为山陵，哪里说得完呢。

关中形势论

魏源

谢山全氏作《诸葛武侯入蜀论》，认为替先主孔明谋划，应当放弃荆州而谋取长安。于是让前将军日夜与吴国结怨，况且宛城内的内应已经平定，张辽的援兵已经到达，即使没有陆逊，也会失败而归。何况即使得到荆襄，也不如得到长安的一郡一县，他的论调高而见识卓越。虽然如此，长安的一郡一县，又哪里值得得到呢？凡是想要守卫关中的人，必须先守卫潼关。以信陵君率领五国的军队攻打秦国，秦人固守崤函，五国的军队，徘徊而不敢进入。自从西汉迁移关隘之后，潼关的险要，更胜过崤函。以崤函纵然攻打不进去，还有洛阳可以作为退步，不如潼关在崤函关之内，潼关既然守卫，那么另出奇兵，由蓝田出武关，西面阻塞崤函，东面扼守虎牢，使敌人被困在二关之间，进不得进，退不得退。灵宝弹丸之地，没有粮食可以征收，不出十天半月，三军饥困，不战成为俘虏，而长安洛阳，先被我拥有了。于是开始既不用魏延子午谷的计策，袭取长安，而想要出上游，平取陇右，陇右纵然可以得到，哪里足以控制关中呢？这是第一个失误。再则屡次出祁山，祁山固守，蹈袭攻城的下策，屡次因为粮尽而返回，不知道过城勿攻，直取长安，因粮于敌，这是第二个失误。最后于是惩罚粮运的弊端，而在渭水屯田，与司马懿相持，司马懿虽然不敢战，而长于防守，孔明纵然不死，蚌鹬相持，何年破贼？用兵之道，地利为先，从未有不守潼关而能拥有关中的。宇文泰与高欢相持于夏阳，而军队先占据潼关，击破窦泰的军队，高欢于是向东逃走。英雄的计算，只争先机。那些哥舒翰从孙白谷出关就失败的，都是由朝廷中间控制，不知道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势非得已，情尚可原谅。哪有位兼将相，进退自由，却不占据形胜之地，专门依靠节制持重，作为不败之计的呢？全子又作《曲端论》，认为张浚富平之败，是因为防备兀术重有渡江之举，所以先出西北空虚之地以扰乱他。兀术千里赴援，富平虽然失败，而江左于是高枕无忧。唉，以四十万军队，投入虎狼之口，尚且得到执干戈卫社稷的名声，老成谋国，本来就是这样吗？诚能固守潼关，纵然敌人进入崤函之后，而派遣奇兵，由蓝田

译出武关占据崤山和函谷关，以切断敌人的归路。让金兵被困守在灵宝一带，这是上策。即使做不到这样，敌人已经进入险要之地，就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从四十万大军中，选拔精锐之师十万。让吴璘、吴玠、刘子羽各自率领一二万人，防守富平、华州、凤翔。而自己率领三万人固守长安。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先确保自己不被战胜，以等待敌人出现可战胜的破绽。敌人攻打长安，那么三城就各自派出精锐部队去骚扰敌人的后方。敌人分兵攻打三城，那么长安就派出精锐部队去骚扰敌人的后方。声东击西，声西击东，轮番交替作战，使敌人疲于奔命，困窘于粮饷供应。然后集结军队进行大战以攻克敌人。顺昌之战的胜利，难道不能再次出现吗？为什么却任用刚愎自用、毫无谋略的将领，指挥纪律不严的军队，结果一败涂地，中原地区于是再也无法收复。这尚且不能使曲端心服，又怎么回应李纲的弹劾呢？所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用兵时地理向导的关键；戚继光的《练兵纪实》《纪效新书》，是训练士兵的关键。有节制而无地利的是诸葛亮；无地利而无节制的是张浚。姑且列举关中这两件事，作为千古兵家的鉴戒。

译桂阳疆域志序

王闿运

《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大概谈论军事的人，尤其喜欢谈论地形的要害之处。桂阳地处楚国边境，五岭占据其二，自古以来就有两粤锁钥之称。那地方位于重山之中，没有十里宽广平坦的大陆。自从近年以来发生寇乱，大小战守数百次，只有州城和嘉禾曾经陷落随即收复，临武、蓝山濒临危险但最终保全，这是地势形势便利造成的。

要害之地是确定的，而兵法的变数是无常的。用确定的去应对无常的，就会胶着迷惑。防备多了也会失败，不防备也会失败。思虑杂乱而不专一，兵力分散而力量薄弱，士卒疲惫困顿。谈论地利的人，他们的弊病常常很严重，智者尤其担忧这一点。那么掌管坚固险要的职责不是这样吗？况且近代以来，亡羊补牢，惩羹吹齑（比喻受过教训后小心谨慎）。曹成逃往郴州，就重视顺头岭的防守；山寇在武冈兴起，就设置嘉禾城；猺族酋长扰乱永州，就在宁溪、大桥、毛俊、锦田设防。今天增加一个官员，明天设立一个军营。险要之处都是险要的，要害之处都是要害的，有利之处都是有利的，有害之处都是有害的。等到事情过去，情绪懈怠，官员冗余，军营松弛，兵力空虚，名册尚存，而先前所争夺的地方顿时空无一人了。谈论的人仍然沿袭旧说，记载在篇章中，打算作为当官者告知后人的依据，多么迂腐啊！然而萧何知道边塞的重要性，马援谋划攻取，又多么清晰呢？

现在州城相比汉代郡城虽然缩小，仍然拥有奇特的险要，屏蔽衡山、湘江，襟带零陵、梧州。正值圣明治理没有外患，不从事规画进取，跨越岭峤之地。弓箭兵器，用来警戒不测。指出它的封疆，也可以谈论了。州南边境接连连州，临武的顺头岭，蓝山的南风坳，都是屯兵御边的地方。西界宁远、江华，山势高峻险阻深邃，宁溪有城，足以呼应蓝山，而白水坳位于新田边境，北屯白沙，关口狭窄，有人说赵侯的旧营在那里。咸丰年间，寇贼陷落州城，将要取间道逃往常宁，州乡兵在下渡建奇功，修筑花园堡，于是称为要地，与州城相辅相成。这些都是显著的大事。其制服洞猺的措施，详细记载在别篇。州南牛桥镇，旧设巡检；北泗洲砦，现在移州同驻守那里。临武南矮秋石，西南走马营，西水头营，南黄茶坪，黄一作王韭菜营都拨兵驻守。东北两路口旧设巡检，其西田心堡，尤其重视猺防。蓝山东毛俊堡，西大桥镇，北干溪，旧都设巡检汛兵。嘉禾险要称为晋平山，但大体随地防守，不可胜载。又州西岩口近来修筑堡寨，临武北桂岭，东金城，西北千仞山，蓝山西诸山，东南里营，百姓有时避寇自守，也足以巩固，对于形势更加疏略了。

州的东边逼近郴州，仅三十里，各自守卫其境。当郴州有事时，法律格守界限，知道不能代为谋划。不幸有急事，则逼迫侵陵，虎狼游荡在门庭了。连接郴州的路平坦，黑山口名为要隘，不过是门槛罢了。南荒的变故常常趋向郴州，西边的祸患不一定出自现在的桂阳。自从分设二郡，郴州足以拖累桂阳，桂阳不拖累郴州。这是守土者应该知道的，大吏应该听闻的。州的东边确实不足以谈论防守，至于它作为郴州的掎角，统领南北一个深奥区域呢。如果防守郴州，依靠州中的城民，城郭资粮，与宜章、永兴、耒阳、常宁补救连屯。州与郴州的形势，在此不在彼。如果舍弃郴州自划界限，以三十里抵御外患，岌岌可危啊！还谈什么形势呢？

郴州论

黄仲骐

唉！以我观察天下的变故，知道两粤的门户，郴州当其冲要；湖湘的藩篱，郴州占据其险要。黄巢陷落广州时，高骈奏请派遣兵马使张璘率领五千士兵在郴州守险，唐僖宗不允许。后来黄巢越过五岭泛舟湘江，陷落潭州，渡过江淮，于是长安陷落。本朝制服吴三桂时，将军穆占以陕西、荆州之兵攻取茶陵、攸县、安仁、郴、桂所属十二城，于是屯驻郴州，派遣前锋统领硕岱等守卫永兴，贼军倾尽精锐不能攻下，于是衡州平定。况且定鼎之后，宜章、桂阳各设参将、副将一名，绿营额兵五百。庙算深远啊！在无事之日而策划及有事之时。现在在有事之日而置若罔闻，这就是天下多事的原因。

咸丰二年夏四月，州守孙公刚到郴州，而西匪占据道州。当时承平日久，人们不懂军事，所有战守器具都没有准备。过一个月，贼军陷落桂阳、郴州，统领提督军门向荣、和春尾随其后，所过诸要隘，都放弃不设防。贼军派遣其前锋，出永兴安仁，径直攻打长沙不克，沿江而下，这就是金陵之变的原因。五年春，土匪杨老四窃发，恰逢守备谌琼林督率水勇五百人到达，在荷叶坪击败他们，乡人继之，歼灭其余党。当时大宪因为粤寇未平，檄令同知赵启玉督率勇丁一千人防守郴州。启玉年少气锐，不识方略，在九峰扎营，贼军突然到达，环绕攻击，都是崇山峻岭，不能出去，战死，于是军队覆没。当时，统领王同知、周金城、副将李辅朝，率领南勇二千、楚勇一千，相继到达，仓皇不知所措，据城为营。贼军本是乌合之众，少有器械火药，我军屡胜。五月二十九日，在大路十字岭遇到贼军，击败他们，追击十余里，贼军分股抄小路……

译道路。从烟竹坪出发，经由七里洞。龙都司没有可以用来抵御的兵力，城池因此陷落。周、李等各路军队都溃散了。没有一个人返回。贼军收容了溃散的士兵，像蚂蚁一样聚集，像蜜蜂一样云集。乳源、乐昌、连州、嘉禾、蓝山等地的贼军全都归附了他们。于是声势大振。先前的一股贼军从永兴、茶陵出动。所到之处军队望风披靡。城镇集市被洗劫一空。这就是造成江西灾祸的原因。己未年春天二月。江西的贼军从南安、崇义侵犯桂阳。参将彭定泰、副将刘培元。率领两千勇士却不能组织成军。城池于是陷落。贼军分出一股，一路从黄草坪攻陷兴宁，从东江出去；另一路从九峰经过良田司，在郴州、桂阳会合。先后趋向嘉禾、道州、宁远、永州、祁阳、东安。唉。这就是造成今日动乱的原因。郴州作为州府。位于五岭以南。山势高峻，水流湍急。关隘众多。高耸的山峦可以控制险要。偏僻的小路可以出奇兵设伏。防守可以转为进攻。安逸可以等待疲惫的敌人。主人可以制约客人。这是它的大势。而其中最关键的。南路没有比折岭、五里冲、枫树坳更重要的；东路没有比黄草坪、水阻滩、东江更重要的；西北与桂州接壤的地方，没有比黑山口、昭里渡、蓝玉桥更重要的。等到贼军从郴州、永州南下时。东路没有比桃花庙、黑石岭更重要的；西路没有比牛角井、石壁塘更重要的。了解地形的人。对于边境的关隘要塞。哪条是通行的道路。哪条是偏僻的小径。哪里适合设置哨所。然后挑选勇猛敢死的士兵。扼守要害之地。一万个人也不能前进。作为事先谋划的人。没有比把郴州作为重镇更重要的。高骈请求用五千人守卫郴州。我仍然认为非五千人不可。计算郴州目前的关税收入。年终可以得到三十多万。用郴州的利益来供养五千勇士。哪里还不足呢？更何况那些无法计算的好处。不仅仅在郴州。孙子说。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人。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人。不能获得地利。我是郴州人。只知道郴州罢了。作《郴州论》。将相关事项分条列在下面。

译第一，防备筹划应当优先。有险要却不防守，与没有险要相同；防守险要却不善始善终，与不防守相同。郴州城小如斗，本无可守之处。五年之役，军队没有走出鹤楼一步，事情已经明了。郴州地势崇山峻岭、深涧纵横，盘回交错，而与所属各县相连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必须全面了解五个属县的形势，然后才能了解整个州的形势；尤其必须全面了解全省的形势，然后才能了解郴州作为州的情况。郴州在上游起到屏障作用，其地位极为重要。我认为应当在太平无事之时，凡是地形可以防守的地方，以及用来防守的器具，都预先妥善确定，胸有成竹，这样突然面临战事就不会慌乱。如果等到战事发生才开始设防，那就一定没有把握，措手不及了。自古以来没有不险要的国家，也没有不可防守的险要；等到失败时，终究也没有不可丢失的险要。唉，自从撤除藩篱以来，千古都是如此，没有能在门庭之内抵御贼寇，而能免于敌人入室操戈的。当今局势如果不早作谋划，一误再误，前车之鉴难道还远吗？

第二，查勘应当详细。郴州的属县，宜章、两桂与广东边境接壤，兴宁、永兴与下游地区相通。其间崇关峻岭，扼守险要，本来就有地图所不能记载、传闻所不能完全知晓的地方。而我军是用兵多还是少、是分兵还是合兵、是用实兵还是虚兵、是用奇兵还是正兵的地方，必须先在心里和眼中清晰明了，能够灵活变通，然后才可以从事军事行动。如果不逐一做到精细详实，就会有前面陷入沼泽而不知道、深入穷谷而不醒悟的情况，怎么能行军呢？因此，善于谈论地利的人，在平日谋划，在临时运用，所到之处，雨雪不能阻碍行程，酷暑不能延缓行进，穷岩绝险不能使体力疲惫，亲身经历过，就像走在山阴道上一样。不然的话，像曹操那样聪明，还在阳平悔恨；像诸葛亮那样英明，还在子午谷迟疑，何况其他人呢？唐代贾耽说：“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这话多么精辟啊！这大概就是战守的准则吧。

第三，延请访求应当殷切。在政治清明之时，崇尚文治的人声望高；在仓促危急之际，挽救变故的人功劳多。郴州偏僻靠近岭南，杰出、忠信、有材德的人士，本来就不容易见到。但自从受到恩德教化以来，难道没有一才一能足以资助人捍卫地方的人吗？虽然他们见闻较窄，服饰接近古制，和他们谈论大海的广阔、九州的宏大、声名文物的兴盛，他们茫然无知；但试着询问风土人情，审察利害，考察山川里的道路，验证民心的向背，路穷尽则迂回可通，质朴则信义易感，如同指掌般清晰，如同回声般响应。就其中的智者、能者、朴实而英明的人，从而引导他们，就能得到他们的实力了。这应当在战事未发生之前，集中众人的智慧，扩大众人的益处，或者招揽要员以资参谋，或者亲临以广顾问。在我方弥补耳目的不足，而在他人那里收到指臂般的效果，事不劳而功易成。古代开设幕府，设置上舍，招致天下豪杰，往往结交而下及夷门，好士而心倾稷下，最终能济艰难而建奇勋，历观往史，不可胜数。乱世多才，英俊辈出，关键在于统帅留心罢了。

第四，选拔应当精干。防守险要的军队，与激烈交战不同；把守关隘的士兵，与对阵交锋不同。郴州之所以可以倚仗的，是险要之地。利用防守，即以守为攻。其地势大多陡峭而难以前进，其态势常狭窄而容易倾覆。这不是堂堂正正的阵法、十围五攻六花八门所能建功的。我认为应当从五千人中，选择那些短小便捷、骁勇有力，尤其胆气过人的人，编成一军，口粮也比其他营加倍优厚。百长、队长，更要在精干中选取精干。除了随时练习外，让他们到各营去试验其能力，那些未达到熟练程度的淘汰掉。这样扼守才有虎踞之师，而我军有不可动摇之势。国朝陆世仪说：“如果遇到这种地势，争夺隘口险要，必须在军中另外选拔敢死之士，聚为一军，以应对突然的使用。”真是懂兵啊。

第五，修筑应当完备。防守的资力，固然倚仗天险，而修补的辅助，也借助人为。山林川泽，是天地自然的形胜，占据高处扼守要地，智者审察它。因为天地有所不足，而用人力来弥补。《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以守护国家。”确实是因为险要成于人力，而不只是倚仗在地势上。我认为郴州所属各隘口，应当先考察其地势，观察其平坦险峻，权衡其轻重，或者开山筑城，断道起障，或者设置石檑木栅，或者广泛布置戍守巡逻，或者挑挖壕沟，用工少而费用不贵，做事勤而功易成。而且士卒熟悉道路，贼寇从远处深入，想进不能，想退不能，将有收功于意外之数的可能。晋朝修筑虎牢，蜀国修筑魏乐，古人当兵力强盛之时，不闻废弃险要于此，何况纷纭有事之日呢？

第六，民兵应当招募。天下多故，绿营额兵不足以御敌，而召募繁多。召募之兵，湘兵最为著名。队伍有法度，进退有节制，旗鼓步伐，军令森严。但试着当崎岖之路，处险要之冲，恐怕人地生疏，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将有变生不测者矣。我认为不如添募民兵之可募者，两桂与兴宁南路之民，较

译要务求朴实。现在试着从五千人之中，淘汰掉年老体弱、技艺不熟练的人，就用他们的口粮招募民兵中骁勇敏捷、能吃苦且熟悉险境的人，一并加以训练，使他们懂得军法，从而成为可用之兵。这样，一旦有事，就有熟习战阵的士兵，而且能为我军充当先行的向导。古代的名将往往就近征调民兵、义兵来成就大事。直到明代王守仁剿灭浰头、桶冈以及擒获宁王宸濠，都专门使用民兵，这难道不是成效的证明吗？如今镇守一方的将领，应当效法这种做法。

译第一，训练应当勤奋。将领无事时就会安逸，士兵无事时就会懈怠。所以长期驻守的军队，不能让他们进行激烈的战斗。古人有时聚集米粒来模拟山川地形，有时用红笔在地图上涂抹道路，虽然处于闲暇之中，也不忘记忧虑和辛劳。如今在郴州建立帅府，以防御广东贼寇的冲击。贼寇时而向东时而向西，聚集没有定所，而我们的军队日渐安闲，士兵将领不再奋发振作。将领们习惯于常规，大腿上的肉都长出来了，这是还没见到贼寇，士气就已经衰颓了。我认为应当在日常操练之外，命令营官按照日期记录，分批拨出各营士兵若干人，带领他们前往宜章、兴宁、两桂，以及桂阳郡的临武、蓝山、嘉禾，所有扼守要塞的关键之处，攀爬高山、攀援藤蔓，来检验他们脚力的强健敏捷和技能的熟练生疏。又必须分番轮流戍守，依次进行而不混乱。这边劳累那边就安逸，这边安逸那边就劳累。劳逸既然均衡，号令也就公平。这也是整顿军务的一种方法。

第二，碉堡关卡应当设立。宜章的三堡已经陈旧了。楚粤交界的地区，大多崇山峻岭，蜿蜒盘旋上百里，塘汛所不及的地方，两面陡峭，人马难以越过。不仅仅是桂东的八面山这样，而宜章、桂阳，实在是广东贼寇出入的道路，其捍卫尤其紧急。我认为应当仿效苗疆碉卡的方法，凡是有往来的要路，险峻陡峭狭窄，就扼守设置两三座碉楼，有的像“品”字排列，有的像连珠一样。枪炮火药、米粮薪水，全部储存在其中。查考碉楼的制度，高三四丈，每面一丈左右，洞门一层，向外三面凸出，内部空的一面，共三层。上面两层作为楼，每层砌有射击孔，下层用来保卫堡基。每座碉楼相隔五六十丈，让枪炮火力能够接续覆盖。如果地势宽阔，就建造五六座碉楼；狭窄的就建造一二座。地方官员劝谕奖励，富人出资，穷人出力，命令就近的绅士主持其事，依次修缮完成。每座碉楼设置碉长一名，碉卒十名。听到警报则各堡都有防备，可以堵截。并且挖掘壕沟、种植荆棘，可以防止限制。这确实是抵御贼寇的极好计策。如今楚粤边境的祸患，将不会很快停止。万山丛杂，容易隐藏伏兵，而且贼寇踪迹出没，也没有固定地方。虽然一时的战伐之功，可以扫除烽烟，但军队撤走后，事变随即产生。所以不如建立碉楼，作为抵御贼寇的长远计策。

第三，约束应当严格。王者的军队像及时的雨水，仁人的军队像和煦的春风，没听说他们骚扰百姓。大丈夫手持三尺剑，杀贼立功，安定家乡，也已经很壮烈了。但是看看这些无辜的小民，在糜烂中剩下的生命没多少，被逼迫胁迫的残喘怎么承受。马牛牲畜、树木蔬果之类，哪一样不是灰烬后的残余呢？况且用兵的道理，安定百姓是首要的。丧乱之后，抚恤应当紧急。主兵的营官，虽然没有治理百姓的职责，但既然已经捍卫一方，成为屹然的重镇，那么也就是百姓的父母官了。士兵倚仗人多而骄横，小民申诉冤屈无处伸张，地方官员因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勇兵而置之不理，主兵的人因为他们能战能胜而宽恕他们。激起愤怒，积累怨恨，为害更加深重。我认为约束士兵应当严格，对待百姓应当宽厚。深深考虑兵民一体的意思，凡是有益于百姓的事，多次命令申令禁止，违反的就惩罚。从前高祖进入关中发布告谕，关中百姓感动哭泣。即使是曹操那样的奸雄，侵犯稻田，几乎要毁坏肢体。虽然这是狡猾的惯用伎俩，但关键在于号令严明，有犯必惩。这也是主兵的人应当效法的啊。

永州论

黄仲骐

黄子说：以今天的形势，足以捍卫湖湘地区而制约广西西部的，不是永州吗？永州东边距离常宁，西边距离广西全州，南边距离广西富川，北边距离邵阳。依靠山势作为城墙，前面有长江的险要，地多峻岭岩关，作为阻隘。柳宗元所说的环绕着山、延伸着林麓的地方就是这里。唐代镇海节度使高骈请求分兵守卫四州的险要，永州就是其中之一。崔沅、豆卢瑑阻止了他，后来编扎木筏泛湘江而下，潭州于是陷落。周保权派遣军队代替永州戍守，道路经过衡阳，湖南将领张文表害怕，于是驱赶他们去袭击潭州。古代的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这样永州与长沙，实在有唇齿相依的关系了。咸丰年间春天，西匪攻陷全州，从东安趋向永州，恰逢大水河泛滥，贼寇不能飞渡，于是占据道州。在这个时候，如果在永州建立重镇，南路派出精锐部队屯驻东安，以扼守其险要，祈山、黄华山、龙虎关，都是重地。西南则派遣军队巡视江华、永明，以遏制灌阳的冲要。贼寇必定不敢轻举妄动，而我们得以阻塞险要，因利乘便，来制服他们的死命。贼寇将有卷旗息鼓逃遁都来不及的了。金陵的变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事情往往在有所警惕时成功，而祸患常在有所侥幸时发生。当西贼攻打长沙时，当事者悉心调度，几经辛苦，而固守得以没有忧患，也已经算是侥幸了。事情已经过去而不加以考察，祸患已经到来而不思惩戒。西贼既在前面长驱直入，东贼又在后面猖獗，门户一开，腹心滋生祸害。人们都知道这是弊病，却不知道受病的缘由，令人感慨啊。今年春天二月，贼寇习用他们的故技，从崇义攻陷郴、桂，不直接到达永、兴、安、仁来窥探衡、湘，而是趋向宁远，从永州的祁阳、东安出来，去攻打宝庆。所依赖的是各路军队急忙救援而多次困窘他们。贼寇固然损失很多，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然而贼寇的志向，还没有一天忘记湖湘。这样贼寇的势头，将不知道最终会怎样。扰乱天下

译下策是从广西开始的。如今的君子们，在东南边境勉强支撑。今天失去一座城池，明天又收复一座城池，然而防备不胜防备，攻克不胜攻克。贼寇日益增多，局势日益危急。难道不曾思考过，贼寇的源头如何能清除，贼寇的流弊如何能制止吗？

拿水来作比喻，只知道下游造成危害，却不疏通上游，引导其本性，分散其水势，让它回归旧河道，汇聚成江河，蓄积为湖泊，难怪污水漫溢、横冲直撞、汪洋恣肆而无法治理了。

祸端的开启越晚，那么爆发时就越猛烈。如果贼寇以大股兵力占据永州，并分派精锐部队窥探衡阳、湘水一带，就可以扼住我们的咽喉，屏障撤除的危险就大了。将领长沙也无法自我稳固。兵法说：“有的地方必须争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地利的设置，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有千古不变的形势，有一时制敌的形势，这是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紧急研讨的。现在把永州当作闲散的郡县，任凭贼寇出入而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有了警报，才传布檄文从远处调兵。贼寇迁徙无常，而我们的征调屡次变更，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认为永州处在广西的要冲，其地位与郴州并重，而且相距仅三百多里。两座重镇既已建立，巍然像华山一样并立，强兵悍将，声势联络，互相支援，在这里收到指臂相联的效果，胜过十万军队了。还怕什么广西的贼寇呢？

有人问：“衡州也是上游的要势，应当也是策略家必争之地。现在不守衡州而守永州，可以吗？”

我回答说：“永州环山据水，高山间有小道，可以出奇兵，可以设伏兵，利于防守，也利于进攻。至于衡州，地势平坦广阔，虽然靠近山冈，但旁边没有险要关塞。所以吴三桂僭越称帝，不久就失败了。如果没有永州，也就没有衡州了。我希望现在设置重镇的人，不说衡州而说永州。”

译有客人质疑我说：“您认为郴州、永州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这是事前谋划与事后评论的区别。您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这个建议？或许当时会有人了解并采纳施行。现在时机已经错过，您却还在喋喋不休，这难道不是不明智吗？”

我回答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古今治乱兴衰的关键，当事者去执行，识事者去议论。执行者如果不得其人，而议论者是没有罪过的。史书上记载的，往往都是这类情况，令人感慨啊。虽然如此，不要说议论的人中没有合适的人选。记得我和友人谈论这件事时，有一位从京城来的人，提到给事中陈坛上奏说：郴州、永州是黄巢进入中原的道路，急需预先设置防守。但朝廷没有采纳，事情于是搁置。陈坛不过是一个出使的小官罢了，郴州、永州他两次下车视察。在评定文章之余，还能仔细审视那里的地形形势，自己陈述见解，向天子报告。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终究他的建议是有价值的。况且您没看过医家的情况吗？医生对待病人，只是寻求让他生存罢了。得到正确的药方就活，失去正确的药方就死，这是医生的事。如果得到了正确的药方却死了，那也是医生的事。更何况是失去正确的药方呢？这就是医案之所以撰写的缘故。”

客人说：“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您对郴州、永州的议论确实很好。那么东南地区如此广大，疆域如此辽阔，难道就没有可以防守的地方吗？”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防守呢？只是难易不同罢了。更何况是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呢。现在疆域是固定的，而地形形势是不固定的。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沟渠小路可以限制敌军的脚步，树林可以隐藏奇兵的运用。即使是平坦的山冈和山坡，也可以运用智慧使其发生变化。所以有了张良的谋略，然后垓下可以困住项羽；有了岳飞的策略，然后洞庭湖可以擒获杨么。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却说舍弃山川险阻的坚固，想要依靠都会地区和长江边界来取得成功，这怎么可能呢。唉，贾谊、李纲这样的人才不是每代都有的，我不知道现在所谓的贾谊、李纲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可悲啊。”

自记

跋杨忠武行状

汪士铎

杨忠武（杨遇春）的行状中记载，平定滑县时，仁宗皇帝召见询问，为什么四川教匪的事情迟迟不能完结，与滑县的情况相反。杨忠武回答说是因为四川事权不统一等等。严溆浦在《三省边防辑览》中说，当时幸好没有让贼人进入平地，所以容易完结等等。我认为这两位的说法都不对。四川难以平定，是因为那里老林深箐，贼人出没不定，所以难以迅速加以剿灭，并不是因为事权不统一。况且当时统领各路大帅的，先后都是都统，事权何尝不统一呢？如果让贼人进入平地，那么他们飘忽不定地践踏蹂躏，像水流一样，破坏会非常严重，而骑兵追击他们，斩杀他们也相对容易，只是兵力不能太少罢了。淮南王安劝谏讨伐闽越的话说得好。他说：“闽越人力量薄弱，没有车马、弓弩的用处。但他们凭借地势险要，中原的人不能在水上与他们抗衡。他们没有城郭邑里，居住在溪谷竹林之中，习惯于水战，善于使用船只。地势深邃昏暗且多水险，通过地图观察他们的山川要塞，相距不过寸许，而中间却隔着数百千里。险阻的树林草丛，不能完全标绘出来。现在发兵携带衣粮，进入越地，用车轿翻越山岭，乘船进入水中，两旁是深林丛竹，水道上下撞击岩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季暑热时，呕吐、腹泻、霍乱等疾病接连发生。山岭陡峭，漂石破舟，不能用大船装载粮食下行。现在军队进入他们的地方，他们必定像野兔一样逃入山林险阻，背靠着险要地势与我们对抗，再次聚集。留守军队防守，历经岁月，老年人说秦朝派尉屠睢攻打越人，派监禄开凿渠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无法进攻。留守军队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兵劳累疲倦，越人于是出击，秦兵大败。”以上截录自王安所上的书。《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征讨五溪蛮，到达临乡遇到贼人攻打县城，马援迎击斩杀两千多人，贼人都散走入竹林中。进军驻扎在壶头山，贼人占据高地守住隘口，水流湍急船只无法上行。贼人每次登上险要处鼓噪呐喊，最终无法前进。耿舒说：“大军郁结行将死亡，实在令人痛惜。之前到达临乡，贼人无故自来，如果夜间袭击他们，就可以消灭。”以上结合马援传及耿舒的书信。按：所说的闽、粤、西楚、南虽然不同，大体上岭峤苗，在未设郡县时，就像四川未增设各厅以前，以及苗、红苗的情况。这些人不能出山造成大害，但征讨他们也不容易。因为高山未平，大木未伐，道路不通。如果砍伐柞棫松柏等树木，那么一切就像内地贼人流动，残害容易扩大，而大军确实众多，取得成功也容易。杨、严两位的话，不是确切的议论。大约四川、贵州、云南、湖南、两广、福建八个省份，山县居多。距离县城三十里以外，村寨居民中没有士人商人的，都需要仔细考察地形，在要冲多设立巡司，以侦察他们的动静，早晚上报。农民、工匠、巫师有犯法的，比照回民及颍州匪徒，加倍惩治，宁重勿轻。因为士人商人习惯于柔弱，而农民工匠则习惯于强壮，巫师则习惯于诬陷迷惑，这些都是动乱的凭借。士人商人多的地方，风俗刁诈阴险，争夺蝇头小利罢了，危害不大。这类人就是洪秀全、杨秀清、林清、刘之遴。然而他们起初都在深山穷谷中谋划，距离县城偏远，煽惑裹胁，必然不是一人一日之功。刚有萌芽，大军不依靠县差役去铲除

译不要说叛逆尚未得逞。不要盲目听从那四种挽救时局的糊涂谬论。那么，一家人的哭泣就不会演变成一路人的哭泣，更不至于像如今这样十一个省份都在哭泣了。顾亭林曾说，天下太平时，小官多，大官少；天下大乱时则相反。所谓的小官，大概是仿照古代乡里设有游徼，而多设置巡检这类官职吧。

译时务策一 咸丰元年 尹耕云

我朝定鼎中原，广西最后平定。正当顺治四年二月，丁魁楚抛弃桂王之时，桂王打算依附何腾蛟于湖南。瞿式耜陈述桂林的形势，坚决挽留，桂王不听。瞿式耜自请留守桂林，趁我朝总兵李成栋回兵东去救援之机，派遣焦连、陈邦傅攻破阳朔、平乐，攻下浔州、梧州，迎接其君主返回桂林。七年九月，我军逼近全州，明朝众将退守榕江，随即弃城逃往桂林。赵印选煽动众人溃败逃遁。十一月，孔有德进入桂林，逮捕督师瞿式耜等人。八年，李定国乘虚袭击桂林，广西再次陷落。十一年春，我朝广西守将线国安等人，凭借尚可喜的水军平定浔州、梧州，趁李定国与湖南清军相持不下，全部收复平乐、桂林，广西大致平定。康熙十二年，三藩叛乱。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以桂林响应叛贼。十六年反正归顺。十七年，桂林又被吴世璠、马宝所陷。十八年，叛贼再次包围马雄之子马承荫于南宁，直到莽依图兼程前往救援，吴世璠负伤而逃，南宁之围解除，广西全部收复。由此看来，广西受兵祸困扰已经很久了。

在开国之初，军队威武，臣下尽力，瞿式耜凭藉微小的力量抗拒天兵，李定国、吴世璠等人相继背叛，如豺狼之牙、毒蛇之毒，历经两位圣君之后才平定。国家二百多年来，圣君代代相承，休养生息，消除灾害，治愈创伤。往日那些险峻阻隔、被称为逃犯渊薮的地方，大多都已荡平正直。文武大吏，整顿纲纪，作为郡县的表率，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使隐居乡野的贤才不致埋没。政令畅通，禁令有效，军队可以百年不用。不幸有贪官污吏混迹其中，大吏既不能约束自己，又不敢过问，又说边地不可久居，急切地谋求调往安乐之国的计划。于是下属官吏更加肆无忌惮地贪婪，鲸吞蚕食，鞭打虐待，狼藉不堪。于是百姓开始忍痛将赖以生存的骨肉之身，抛弃给盗贼。狡猾者为之倡导，聚集众人拜盟，烧香结社。一两个廉洁有能力的官吏，逮捕其头目，请求处以重典，而大府则体念天地好生之德而宽恕他们。将虎豹驱赶回山林，将蛟鳄放逐于江海，而侥幸希望祸乱爆发时波及不到自己。像这样过了十多年，广西于是无地不有盗贼，无盗贼不横行。

如今的广西，与开国之时不同。天命维新，人心未定。四川、陕西、湖北、广东之间，不是像武庚、纪、叙那样的顽民，就是张角流亡的余党。所以瞿式耜占据桂林时，是乘着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的军队起事之机；李定国袭击桂林时，是乘着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的势力炽盛之机；吴世璠攻陷桂林时，是乘着祖泽清、尚之信、金光祖顺从叛逆之机。当时，皇室宗亲执掌兵权，楚地军队专任征伐，救援东面则失去西面，鞭长莫及。所以广西这一角落，扰乱了二十多年之久，并非它真有丸泥封关、天堑之险。如今倡乱的人，没有像由榔那样的位号，可以感动人心；没有像瞿式耜、李定国、吴世璠、马宝那样的同恶相济；湖南、广东又有重兵镇压，不能乘虚而动、伺机而起。天威所临，以石投卵，犁庭扫穴，早晚可以期待。然而军队久战疲惫，耗费粮饷，旷日持久，天子日夜忧虑焦劳，百姓肝脑涂地，难道是乱容易而定难吗？还是因为山峻水恶，民俗嗜杀乐祸所致呢？

火为害时，弯曲烟囱，移开柴薪，是上策；拆毁小屋，涂抹大屋，陈列畚箕，准备绳索瓦罐，是中策；穷追奔逃，耗尽气力，弄湿手脚，烧焦毛发去扑救，是下策。出于上策，火可以不发生；出于中策，火势可以不蔓延；出于下策，只会焦头烂额。既然已经出于下策，万一失足，则燎原之势形成，而扑灭之功就晚了。能不谨慎吗？

时务策二 咸丰二年 尹耕云

自古用兵，必须审察敌人必然出击的道路。唐朝黄巢之乱，初入广南，高骈请求防守桂、梧、昭、永四州，朝廷不听，而黄巢果然从桂州沿湘水经过衡州、永州抵达潭州。蒙古攻取宋朝时，兀良哈台由宾州、象州翻山越岭向北攻破沅州、辰州，在澶州城下交战。明朝永历帝占据桂林时，何腾蛟从全州派遣焦连、胡一清、张光璧等人攻陷永州，派王进攻陷宝庆，马进忠攻陷常德，堵锡攻取衡州，进军包围长沙。如果不是徐勇昼夜拒战，长沙就危险了。古人说用粤东不如用粤西，因为粤西出击的道路容易，而湖南的险要与我方共同拥有。所以吴三桂反叛时，攻陷沅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澧州。朝廷命令安亲王岳乐，认为湖南这一角落，是四方寇贼观望的地方，现在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坚固难以迅速攻进，应当由袁州直取长沙。长沙一旦攻破，贼势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势进攻。辉煌的庙算，指掌万里。所以虽然以枭獍的全部力量，也不能在永兴得志，咆哮跳梁，老死在湖南境内，这是因为顺承郡王勒尔锦正防守荆州，安亲王岳乐正驻扎江西，松滋的脚一摇动，安亲王已由醴陵、萍乡攻打长沙了。水师已截断常德的道路，切断长沙、衡州的援军，攻取了岳州。

译大概湖南一省，长沙与江西的宜春接壤，岳州与湖北的通城、监利接壤，澧州与湖北的公安接壤，衡州与江西的永宁接壤，辰州与贵州的镇远接壤，永州与广西的全州、富川接壤，靖州与贵州的永从、广西的融县接壤，郴州与江西的龙泉、广东的孔源接壤，永顺与四川的酉阳接壤，是六个省份所毗邻的地方。自古以来善于用兵的人，应当以天下的局势来谋划一个角落，不应当因为一个角落而忘记了天下。粤贼刚起事时，大将南征，这时应当派一支军队剿灭广西的贼寇，派一支军队守卫湘南。如果剿灭广西的军队有所挫败，就用湖南的军队去援助。援助军队进入广东的道路，就可以切断粤贼窜入湖南的路线。计谋不出于此，金田的军队一散，贼寇就由全州进入湖南，省城的包围紧急，而接近大军的，都聚集在长沙。我不担心长沙的包围不能解除，正担心包围解除之日，江西的九江、湖北的荆襄成为可忧虑的地方。智者能在无形之中预见危险，局限于咫尺之间，却能够揣度千里之外，不把我的话当作空话的人很少啊。

译时务策三 咸丰三年 尹耕云

四月二十一日，粤贼分兵骚扰滁州。三十日，李嘉端上奏凤阳失守。此前十六日，琦善上奏贼军抵达六合，又说浦口地方有贼船数十只。浦口位于江浦县东二十五里，即地方志所说的浦子口城。六合向西到滁州一百二十里，江浦县向西北到滁州五十里，滁州向西北到凤阳府二百二十里。贼军从浦口、六合起兵，综合计算道路远近，大概不下三百里。在十五天之内，失陷两城，贼势虽然凶恶，难道防守没有疏忽吗？凤阳向西连接汝水、颍水地区，向东通达楚地、泗水地区，是建业的肩背，中原的腰脊。春秋时期，吴人在淮水之上陈兵示威，于是能够与中原诸侯争雄。自秦朝以后，东南多事，从淮泗之间兴起的，往往成为天下的霸主。南北朝时期，锺离常为重镇，难道不是因为占据淮水之中，形势便利，山水环绕，足以资助攻守吗？宋绍兴六年，刘豫侵犯淮西，朝廷商议放弃淮水保全长江，张浚说：“淮南各屯驻地，是用来屏蔽大江的。如果让贼军得到淮南，就地取粮转运，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那么长江的险要，就与敌人共有了，江南就不可保了。”又说：“淮东适宜在盱眙屯驻，以扼守清河上游；淮西适宜在濠州、寿州屯驻，以扼守涡水、颍水及运河通道。”真氏说：“有濠梁的遮蔽，敌人就不能走向历阳。”这是因为锺离是天险，控制扼守长淮，当日保全江沱，确实不可以资助敌人；今日规划收复江南，又岂可以借给贼军呢？兵法说：“在我方是要害，在彼方是祸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贼军从滁州骚扰凤阳、清流关，地势深险阻绝。周显德三年，在正阳击败南唐军队，皇甫晖、姚凤等人从定远退守清流关，赵匡胤袭击他们，皇甫晖等人在山下列阵，正与前锋交战，赵匡胤引兵从山后杀出，皇甫晖等人大惊，逃入滁州。我方军队从凤阳救援滁州，正是宋太祖北来的道路。乌合之众的贼军，哪里比得上皇甫晖、姚凤呢？当时我方东三省的精锐部队，以及各路征调的军队，正包围扬州。扬州距离滁州东西才二百多里罢了。挑选精锐骑兵，昼夜兼程，尾随其后，贼军必定惊慌回顾。贼军的大股部队正被围困在江宁，镇江、扬州的水师，足以牵制他们的势力。贼军骚扰滁州、凤阳的，不过数千人，加上陆遐龄的儿子，人数也不能超过万人。为什么能长驱直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呢？兵法说：“善于用兵的人，军队就像率然蛇一样，击打它的头，尾巴就来呼应；击打它的尾巴，头就来呼应；击打它的身体，头和尾巴都来呼应。”在远近二三百里之内，不能呼吸相通、一气呵成，又哪里看得出它是率然蛇呢？《淮南子》说：“靠近静守则稳固，专一则有威势，决断则勇敢，心存疑虑则败退，力量分散则虚弱。所以十人同心，就能得到千人的力量；万人异心，就没有一人的用处。”荀卿说：“走岔路的人不能到达目的地，侍奉两位君主的人不会被容纳。眼睛不两看才能明亮，耳朵不两听才能聪慧。功业成就于独断专行，政事败坏于政出多门。太阿是锋利的兵器，十只手拿着它，不能切断毫毛；飞黄是优良的骏马，十个人驾驭它，不能追上跛脚的人。”晋国六卿之所以在邲地战败，唐朝九节度使之所以在邺地溃败，都是这个道理。还有值得忧虑的是，淮水从凤阳府北边流过，又向东北经过临淮县北边，又向东北经过五河县南边，又向东经过泗州城南边、盱眙县北边，汇聚于洪泽等湖泊。高家堰一道长堤，捍卫下游各郡县。贼军占据凤阳，那么长淮的险要就与我们共有了。如果决开高家堰，那么淮扬数百万百姓，将沦为鱼鳖。而扬州一带的大营，于是与河北官兵，声势隔绝。徐州、宿州等州，不得不抛弃给贼军。其祸患岂是轻微的呢？

湖北水陆形势预筹防堵疏 咸丰二年 监察御史王茂荫

臣本月见贼匪逃窜，上奏请求严防岳州、荆州、武昌等府，却不知岳州先前已经失守，奏报已经滞后，内心深感恐惧惶恐。现在奉皇上谕旨，严令徐广缙迅速赶赴岳州，绕到贼军前面迎头截击，并命令武昌、汉阳、荆州各路一律防堵。昨天又恭读皇上谕旨，派遣河南布政使郑敦谨迅速赶赴信阳一带，会同南阳镇总兵柏山扼守要害筹办，署河南巡抚琦善迅速抵达楚豫交界地方，督责严防等语，钦此。仰见圣心事先筹划，无微不至。只是查访湖北一省，地处腹地，形势控制上游。水路有两条，一条最宜防备；陆路有两条，都应当准备。为什么呢？水路乘长江逆流而上，就进入西蜀。西蜀地处偏僻一隅，况且巫峡、夔门，江流险急，逆流而上非常困难。何况贼军不从洞庭湖以西，而从湖东岳州一带，意图不在四川而在湖北，已经可以大概看出。这条路似乎不是最紧急的。只有长江东下，从江西九江，经过安徽省城，直指江宁。顺流扬帆，不过十天。漕运、盐务两件事，都在东南，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一旦骚动，关系非同小可。所以这条路最宜防备。陆路一条从孝感到达河南的信阳，一条从襄阳到达河南的南阳，以及陕西的南山。贼军如果从孝感、三里城到信阳这一路，南北交通要道，可以直接侵犯中原。如果从襄阳到南阳，那么河洛地区就会震惊。如果到陕西的南山，那么

译（贼匪）尤其容易出没。这就是这两条路线都应当加以防备的原因。

防备水路的方法，请将江西的兵勇调往九江驻扎；将江南水师调往安徽的小孤山，在江中拦截把守；将安徽绿营的官兵调往小孤山的两岸。此处江面最为狭窄，不过一里左右，而小孤山耸立在江心，水师依山凭险，正面奋力攻击，两岸官兵用枪炮夹击，贼匪自然难以飞渡。只是小孤山南岸都是山地，有险要地势可守；北岸空旷遥远，若非部署重兵挖掘壕沟、修筑堡垒，不足以用来堵截防御。况且北岸宿松、望江一带，也是交通要道，不能不一并兼顾防备。这就是水路设防的情况。

陆路的防备，信阳州一带，现在已有郑敦谨前往筹划办理。只是信阳与湖北的孝感接壤，这里是南北交通要道的驿站，固然应当严密防范。信阳以东，则是光山、商城，与湖北的黄安、麻城交界，都有平坦的大路相通。其间如黄土坪、界岭等处，也有山隘可守。信阳以西，新野与湖北的枣阳交界，山溪也十分险要。处处都应当严密防范，不仅仅限于信阳一州。而且，要守住信阳，必须进军驻扎在湖北孝感境内的三里城，距离河南边界三里。此处地处交通要冲，而四面群山环绕、河流带护，可以稳固防守，也可以设置伏兵。请命令郑敦谨一并筹划办理。

南阳一路，则请命令河南南阳一带的官兵，就近调往襄阳，驻扎在樊城地方。此地虽然属于湖北，但实际上是河南的门户。过了这里以后，地势平坦开阔，没有险要地势可以扼守。况且樊城紧靠汉水北岸，容易设防。自古以来用兵，北方有战事就守襄阳，南方有战事就守樊城，这是确定的形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从襄阳到河洛，这是正路。其中的小路是从襄阳沿着汉水进入山区，由老河口经过郧阳，直达陕西的商州，进入金紫关、龙珠寨，绕到潼关背后，那么关中就没有险要地势可守了。应当请命令陕西巡抚挑选干练官员，督率官兵，严密防备商州南山一带，杜绝贼匪绕行进入潼关的小路，以稳固关中的人心。其余的山溪偏僻小路，根据情况妥善办理。这就是陆路设防的情况。

如果防堵确实严密，还可以进军策应湖北的所有地方，才不至于在事情发生时惊慌失措。然而水陆两路，虽然如此设防，但沿边的府州县，如果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不足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请命令两江总督以及河南、陕西、江西各巡抚，在各省与湖北接壤的府州县中，挑选各省中才兼文武、足以胜任防堵重任的人选，无论是有实缺的还是候补的，权宜调派委任，以应对时局艰难。这些官兵只能剿灭贼匪、守卫险要，而安抚百姓、训练勇丁、坚壁清野，非贤能的官吏不能办理。地方官与兵将的职责确实都很重要。

臣为了预先筹划防堵起见，这样做是否妥当，恭请皇上圣明鉴察。

译论长江形势请急图九江疏 咸丰五年

王茂荫

我私下认为，臣知识平庸愚钝，见闻浅薄简陋，各路军情很少能深入了解。然而根据访闻所及，以地理形势推度其大势，私下认为南方的局势，全在长江；长江的要害，全在九江。这正是陆建瀛当日败逃，之所以关系东南全局的原因。凭借曾国藩、塔齐布的水陆两军，三天就攻克武汉，长驱直下，势如破竹，唯独九江几个月攻不下，是因为贼寇把九江作为扼守要害之地，所以倾尽全力来防守它，就像扬州、瓜步，虽然屡次挫败，最终也不肯舍弃一样。现在贼寇分窜汉口，正是想让我军回师救援，他们就能保住九江而没有忧虑了。如果曾国藩等人一旦回师救援，不仅以前的功绩会毁于一旦，即使以后想再到达九江城下，私下恐怕很难了。为什么呢？贼寇吸取以前的教训，只要我军一动，必定倾九江的全部力量向上抵抗，使我军不能向下行进。贼寇势力强盛，全在于占据长江千数百里的地域，任意游弋，数省沿江的郡县，任意劫掠，军队没有阻挡的地方，粮草没有断绝的地方，所以得以肆无忌惮地横行。现在从汉口到九江，其间也接近六百里。我军驻扎九江不撤退，那么这段江面为我所有，即使不回师救援，也能与上游声势联络，完全可以在其间调兵拨船，贼寇终究有所畏惧顾忌，不能往来自如。一旦撤退，那么整个长江都归贼寇所有，下游消息不通，即使留兵在九江，也必定被贼寇拦截。这就是九江万万不可舍弃，而回师救援不是好计策的原因。有人说，不上救武汉，就下攻金陵，这尤其不能。九江以下，贼寇必定都有防守，我军怎么能直达？倘若贼寇诡计多端，故意放纵我军东下，从而抄袭我军后方，腹背受敌，祸患更难预测。现在的计策，只有专心一意，力图攻克九江。九江没有攻下，不仅将领不可轻举妄动，即使兵力也不可多分。九江攻下后，也必定多用兵勇扼守要害驻扎，以形成重镇。这地方是贼寇死守的，也就是贼寇必争的。他们防守瓜洲、镇江，意在扼住我的咽喉；他们防守九江，是害怕我扼住他们的咽喉。我得到他们的咽喉而扼住它，他们难道肯甘心吗？只有用重兵驻扎，用大将防守，使汉阳的贼寇不能向下窜扰，安庆的贼寇不能向上行驶，长江的全部险要，为我所占据，上下调度，呼应灵敏。这是九江守与不守得失的关键，万万不可轻举妄动的。至于攻打九江的策略，曾国藩等人自必已经筹划成熟，而根据臣的愚见，我军如果从旁路进入江西，与江西的军队联成一体，从南康、星子一带，水陆横冲而出，贼寇必定难以防备。如果曾国藩从内攻出，塔齐布等人从外攻入，似乎更容易得手。湖面既已肃清，江西安堵，更可招募练勇，多备饷需，作为严扼九江的辅助。至于汉阳的贼寇，总督有杨霈，将军有官文，如果能平定贼寇，似乎不一定必须曾国藩等二人。如果都不能平定贼寇，专门依赖二人前来，那么恐怕二人即使来了也无济于事。然而这在圣明的筹度之中，不是臣下敢妄自拟议的。臣以愚昧之见，私下揣测，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请饬重臣分驻江北要害疏

陈庆镛

臣接读邸报，得知奉命前往安徽的兵部侍郎衔周天爵、工部侍郎吕贤基，现在都驻扎在宿州。私下思考，安徽被陷，江北的府州县，都仰仗周天爵的声威气息，盼望他如同盼望丰收年。只是驻扎在宿州，地处偏僻，恐怕难以调度。吕贤基专办团练，也应当居中扼守要害，紧急派遣司员分别督率各路，不应当与周天爵聚集在偏僻角落。况且上次武昌失陷，奉皇上谕命署理巡抚骆秉章选择荆襄之地办事。现在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端，没有奉明文驻扎在哪个府，官吏彷徨已经非常严重，兵民观望尤其殷切。臣私下认为三大员应当分驻重要区域，互相犄角，扼住逆贼北犯的道路，没有比滁州更重要的；清除土匪出没的巢穴，没有比凤阳更紧急的；汇聚全皖上下的气势，没有比庐州更大的。滁州环绕城郭都是山关寨隘，城周长九里，四面有护城河，西面屏障合肥，北面屏蔽凤阳、颍州，控制淮泗的咽喉，东面通达六合，南下和州，制约建康的肩背。周天爵适宜驻扎在这里。贼寇既然得到金陵，必定大举侵犯维扬，而分遣贼目北窥凤阳、徐州。他们的舒城陆路、芜湖水路，都可以取道合肥以至凤阳。而贼寇既然越过安庆向东，必定不会回头走出这条路。如果从和州北来，那么有州西的斗焰关、夹山关与含山县的东关、昭关可以防守。如果从浦口北犯，那么有滁州的清流关可以防守。这几座关隘，过去都居于南方抵御北方，现在则反过来从北方抗拒南方。周天爵既然招募勇丁二千，截留饷银三十万，正可以广泛招募，以数百人防守一关，足以堵住数千贼寇。何况重山复岭，多布疑兵，贼寇前来，必定不是大队，岂敢越过这些关隘？这样，那么凤阳、庐州就可以保全了。防堵既已稳固，然后进而与向荣大军相应，或者出击贼寇不防备的地方，暗中派兵袭击他们，或者趁着贼寇正骄横的时候，

译而舍弃利益去引诱他们，万无一失，那么周天爵驻扎在滁州比较合适。江北土匪蜂拥而起，出没在庐州、六安、滁州、凤阳、颍州之间。徽州、宁国以下地区，尚属安宁平静。那么团练的方法，上游最为紧急，下游次之。吕贤基向来符合乡里的期望，让他保卫乡里，应当能够得力。然而必须驻扎在凤阳以控制各路，向南则指挥滁州、六安，向北则屏蔽淮安、徐州，居中驾驭蒙城、亳州、寿州、宿州，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了。如果单独守卫宿州，恐怕鞭子虽长，却打不到马腹。况且凤阳一带，向来多有狡猾豪强，如果不是有威望的人去镇压，就不能成功，那么吕贤基驻扎在凤阳比较合适。至于扼守江南的要害，占据淮右的关键，则在庐州。明朝初年曾在这里设置江淮行省。城池深邃宽广，商贾繁荣密集，是上江八府的首位。抚臣李嘉端有统辖驾驭的责任，应当暂时驻扎在该城，召集官吏，招募兵勇，筹划钱粮，向东应援周天爵，向北辅翼吕贤基。安庆已经遭受战火，形势难以居住，仍然留下按察使在那里安抚慰问，不必兼顾。况且庐州距离省城不过三百六十里，气息相通尚可做到，公文往来也没有延误的弊端，那么李嘉端驻扎在庐州比较合适。

况且臣尤其有所忧虑的是，自古以来滁州、合肥，是防守长江者必争之地。逆贼虽然进入金陵，但主力部队驻扎在船上，他们的志向在于掳掠，锋芒专门指向吴越富庶的地区。江路被向荣扼守，不能东下。万一他们弃船陆路逃窜，践踏滁州、庐州，侵犯凤阳、徐州，渡河向北，步步都可担忧。臣认为今日防剿的全局，水陆都要严密，东北两方面都紧急，不可稍微分出轻重。近日恭读皇上谕旨，咨询调集各省精兵，星夜奔驰会合，两路并力进攻，仰见皇上神机妙算周密，布置全都适宜。只是办理土匪，兼剿逆贼，两件事都不容易，应当命令各大臣添拨兵勇协助。周天爵与吕玄基、李嘉端，刚柔相济，谋略勇气互相资助，对外防止逆匪窜入，对内防范奸民勾结响应，必须使江淮北路没有空隙可乘，然后向荣、杨文定向东剿杀才能得手。如果固守宿州一隅，并不是好办法。臣未曾踏足安徽地界，询问乡里的议论，参考地图，实在认为这是要害之地。应当请求皇上敕令周天爵、吕贤基、李嘉端共同商酌，自行审度形势，选择要害驻扎，看准时机行动。即使分驻三城，地方相距，或百余里，或二百余里，往返不难书信商议。其中有可采纳之处，出自皇上的决断。伏乞皇上圣明鉴察。

译关于暂设皖南巡抚的议奏，咸丰五年，杨沂孙上奏：

为当今江浙地区谋划，若不设置皖南巡抚，不足以作为屏障；为当今皖南各郡谋划，若不设置巡抚，不足以统一事权而获得战守的适宜策略。

安徽作为一省，北靠淮河，南扼长江，自古是用兵必争之地。自从放弃安庆、迁移省会之后，长江的天险便落入贼寇之手。安庆、庐州、凤阳、颍州、六安、滁州、和州、泗州这四府四州在长江以北；池州、太平、徽州、宁国、广德这四府一州在长江以南。

如今南北的形势，不仅仅是有长江相隔而已。长江以北，安庆各属被贼寇完全占据；再往北，庐州、和州各属也被贼寇完全占据；再往北，凤阳、颍州、滁州、泗州才开始没有贼寇。安徽巡抚和提督驻扎军营的地方，在庐州城的东北，其南面到长江，实际上隔着两个府的贼寇地盘。

长江以南，太平、池州各属被贼寇完全占据；再往东是宁国府，再往东南是徽州府、广德州，贼寇踪迹时常出现，得失不定。其北面到长江，也隔着两个府的贼寇地盘。

如今安徽巡抚的命令，不能到达庐州以南，又怎么能到达长江以南的池州、太平？又怎么能到达池州、太平东南的徽州、宁国？派遣委员传送文书，必须经过江苏、浙江两省的地界，不是几十天不能到达。一旦有警报，怎么能指望他调兵救援呢？

这不是安徽巡抚推诿责任，而是形势不允许。皖南四府，池州、太平既被贼寇占据，徽州、宁国又受贼寇骚扰。徽州、宁国对于皖北来说，有无确实无关紧要；但徽州、宁国对于皖南来说，安危关系重大。因为如今的徽州、宁国，本来就是江苏、浙江的屏障。

现在议论的人，有主张将徽州、宁国划归浙江统辖的。这固然考虑到徽州、宁国是江浙的屏障，但还不够完善。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必须合而为一，然后才有防守之地、作战之地；必须得到大吏的专断指挥，然后事权统一而可以有所作为。

如今仅仅将徽州、宁国割隶浙江，那么池州、太平的贼寇，时时越境入侵，徽州、宁国没有一天的安宁，浙江也就没有一天的安宁。浙江尚属完好之地，每月支出军饷十余万，供给金陵、庐州、江西、徽州、宁国的军队，而不让他们休整，得以尽心催征赋税、合力捐输，那么军饷恐怕无法接续。

浙江先前尚且安静，近来因为徽州、宁国的警报，派遣士兵招募勇丁，出省防剿，逐渐导致人心不安，稍稍蠢动。外患未平，内忧可忧，那么割隶徽州、宁国，不是用来保卫浙江，反而是用来扰乱浙江。

况且浙江巡抚对于徽州、宁国，只有调遣兵勇出境防堵，得以专断；其他钱粮的征收解运、官吏的调动补任，都听安徽巡抚办理。而安徽巡抚又远隔江北，不能彻底料理。所以两年以来，官吏百姓徘徊观望，无所适从。狡猾的人谋取私利，平庸的人苟且偷安，以致良民变为坏人，顺从变为反抗，不可救药。

不然的话，徽州郡是四塞之地，一人守险，百人难过，何至于屡次被贼寇践踏，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呢？

即使两省巡抚和衷共济，不分界限，然而上面的事权不统一，下面的耳目多分歧。就像徽州郡收复以来，浙江巡抚派委员署理各缺，安徽巡抚又派委员署理各缺，听从谁呢？浙江与安徽参办失守的各官员，见闻既不同，轻重即不同，以什么为准呢？

在各巡抚根据事情办理，固然没有偏好偏恶；在各属员亲近本省，能不产生私怨私恩吗？官吏在上面不和，绅民在下面不和，而指望他们齐心团练、同心杀贼，势必不能。

所以为当今谋划，只有合并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的地区，暂设一位皖南巡抚，加重他的职守，统一他的事权。钱粮的征收解运、官吏的举荐弹劾、要隘的堵截防守、兵勇的调遣，全部由他专断。在宣州、歙州之间，得到一位重镇，就足以安抚辑理创伤，征发修缮坚固防守，以屏蔽江浙；又足以趁虚出兵，收复池州、太平各县，逐渐在江岸屯兵，以应援金陵，牵制安庆。

这不仅是为徽州、宁国谋划，也不仅是为江浙谋划，实在是为天下的大计。

质疑的人说：皖南的大吏，不有安徽宁池太广道吗？得以专折奏事；不有安徽学政吗？再设置巡抚，不又应当设置藩司、臬司两司，扰乱官制、增加纷更且加重费用吗？不又应当设置抚标，增加兵额吗？安徽巡抚既鞭长莫及，浙江巡抚又不是统辖，两相牵制，即两相推诿，何不请求钦派大员专办军务呢？况且皖南四府一州，地方本来狭小，如今贼寇又占据池州、太平二府，区区之地，又何必设置一位巡抚呢？

我回答说：徽州、宁国、广德地方虽小，但山峰陡峭，溪流回绕，路径杂多，岔路分歧，不是亲自经历此地的人，不足以知道它的险阻。那里的言语诘屈难通，那里的性情好尚不一，不是亲自熟悉那里的人，不足以知道那里的风俗。那里的百姓习惯经商，在外谋取利益，家家竞相储藏；那里的土地贫瘠，多产茶木，而少五谷，依赖浙江、江西的粮食，不是熟悉那里的情况的人，不足以互通有无。

徽州、宁国两郡的太守，每每划分界限，不能互相救援，事情缓和则松懈，事情紧急则仓皇，不设置巡抚，不足以统率属官，而从容布置。

虽然有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国道，但自从贼寇攻破安庆以来，常常由知州潘筠基护理，又在向营差

译委托他人。无暇处理地方事务。此后何桂珍、恩禧都未到任。即使到任。仍须向安徽巡抚禀承。而不能直接上奏。学政虽然能够上奏。但地方事务。并非其专门职责。军事也不是其擅长。如果请求朝廷钦派大员。纵然能够用兵了。能够纠察官吏了。但罢免升迁补缺的权力不属于他。地方公事。不便参与。地方官又往往掣肘。那么不设立巡抚。不足以凭借震慑弹压而操纵自如。钱粮大多减免。刑名案件又多向下结案。招募勇丁调遣军队。足以资于捍卫。那么不必再增设布政使、按察使。增加兵额。而事情已经足以办理。所以说。为今日江浙地区考虑。不暂时设立皖南巡抚。不足以作为屏障。为今日皖南各郡考虑。不暂时设立巡抚。不足以统一事权而得到战守的适宜。江浙稳固。就足以出赋税来供给各军使用。徽州、宁国稳固。就足以出兵池州、太平府。扼守长江。切断贼军道路。以接应庐州、金陵的军队。这是天下的大计。

译浔阳战败之后，贼军驰骋攻陷金陵。安徽全省先迁后失。长江以南，朝廷鞭长莫及。太平、池州既已完全被贼军占据，而徽州、宁国也忽进忽退，蹂躏无常。只有浙江以及江南的苏州、常州，尚属完好。每月拨出饷银，以供大军使用。然而苏州、常州的咽喉在东坝，而宁国、太平是其门户；浙江的咽喉在遂安，而徽州是其门户。贼军窥伺东坝，必经由太平、宁国；贼军窥伺遂安，必经由宁国、徽州。不扼守徽州、宁国，就无法稳固江浙；不扼守池州、太平，就无法稳固徽州、宁国、池州。如果太平、徽州、宁国不能合而为一，那么金陵的上游就全部失守，而皖南官吏无人统摄，苏州、浙江也就没有一天的安宁。这就是常熟杨先生咏春提出暂设皖南巡抚议的原因。

从前明朝宁王宸濠叛乱，志在直取南京。王文成公从丰城扼守九江、南昌，将贼军牵制在鄱阳湖，贼军于是不敢南下，宸濠便被擒获。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乱，志在直取两浙。李文襄公扼守衢州，将贼军牵制在仙霞关，贼军于是不敢突入，耿精忠便投降了。自古大儒用兵，必定衡量形势以利于要害，杨先生为何先后与之相符呢？

这篇奏议刚脱稿，当事者无不称赏。但因有所牵制，未能上达朝廷。今年夏季，侍郎仁和沈公兆霖采纳此议入奏。此前，皇上命前江西巡抚关中张公芾督理徽州、宁国的团练饷银。至此又批准沈公的奏请，命乐平石公担任皖南道，专门管辖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地方的事务，加按察司衔，得以单独上奏。又增设皖南镇总兵受其节制，于是皖南的局势大为振奋。芜湖屡次获胜，徽州、宁国安如磐石，都是这篇奏议的开端。

冬天十月，杨先生因筹划婺源饷银，拿出此文给儒学教官当涂夏炘看。夏炘老了，是只知学校章句的儒生，怎敢妄谈天下大事。平生有所论述，都是空文以自见。然而读这篇奏议，心中怦然有所触动。私下感叹儒者经世济民的功效，所及之处深远。日后贼氛平定，长江南北，天堑之险，联为臂指，饮水思源，怎能忘记疏导之功呢？乙卯年冬至日，夏炘谨跋。

请暂设皖南巡抚疏 咸丰三年 沈兆霖

臣自咸丰四年二月回籍后，即住在浙江省城。夏秋之间，宁国、徽州两府，屡有警报。今年正月，贼军从石埭窜入羊栈岭，黟县、休宁、徽郡相继失守，人心十分惶惧。幸得向荣分兵来援，浙江的兵勇也能得力，随即收复。臣常推求其缘故，实在是因为安徽作为一省，在江北的，有安、庐、凤、颍四府，六、滁、和、泗四州；在江南的，有池、太、徽、宁四府，广德一州。而安庆以省会居于南北之中，所以能控制自如。如今江北的安、庐、和，江南的池、太，都被贼军占据。安徽巡抚驻营在庐城东北，徽、宁、广三属，距离巡抚驻扎的地方，中间隔着池、太、安、庐、和五属之地。文书往返，必须经过江苏、浙江两省，动不动就一个多月。所以徽、宁、广虽然隶属安徽，几乎不在巡抚号令所及的范围。事情紧急时便向浙江请兵请饷，事情平息后便像以前一样松懈，不加整顿。官吏的贤能与否，安徽巡抚不及知晓；浙江巡抚虽然知晓，但没有黜陟进退的权力，也难以越俎代谋。加上浙江派兵勇驻守防堵，主客各存意见，不肯协力守御。今年杭州府知府徐荣战死，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刚收复又失守，徒然殃民耗费饷银，而没有最终结果的原因。

臣曾与浙江的绅士私下商议，有人说应当请求钦派大员专办军务，有人说应当将徽、宁、广三属暂时归浙江巡抚兼辖。臣认为督办军务，不能兼管地方，将帅与疆臣，容易产生龃龉，恐怕呼应仍然不灵，号令仍然不一。至于将三属暂时隶属浙江巡抚，那么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处处毗连，三面受敌，调兵筹饷，公事已经极其疲烦。如果再三增加辖制两府一州，精神难以兼顾，那么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完善。

其实徽、宁两府，地势皆可守，山川险固，百姓也健奋。徽州所属的歙、休两县，殷实大户尤其多。地方官如果能抚驭得宜，与绅民联为一气，贼军断不敢屡屡窥伺。以臣的愚见，不如暂设一位皖南巡抚，让他专门管辖四府一州，足以整顿吏治而稳固民心。因为徽、宁、池、太、广五属，虽然设有兵备道一员，但一切都要禀命督抚，不能专断，迁延守候，必定坐失良机。设立巡抚则权力有专属，命令可以必行。道、府既有所禀承，士民又得所归向。对内可以衡量地势险要设置防务，对外可以振奋兵威协同剿杀。安徽巡抚得以专心于江北，浙江巡抚不至于牵制于皖南。为今日皖、浙考虑，似乎也是救时的一策。

倘若蒙圣心垂察，不认为臣的话迂腐狂妄，可否发交廷臣集议，细心商榷考核。抚标应否分隶，藩臬能否兼摄，以及应当驻扎何处，都需要妥善规划。总期于有利无害而后实行。事关添设大员，不能没有一二窒碍之处。

译只期望事情能取得实际成效。不妨暂时商议变革。且以如今徽州、宁国、广德的情况来说。即使不另外设立巡抚。也应当紧急筹划妥善的办法。使民心不至于离散涣散。否则官吏治理日益因循守旧。贼寇踪迹忽来忽往。百姓无所依靠。想要不跟随贼寇却做不到。其造成的祸患难道还有止境吗。臣愚昧的看法。是否得当。恭敬地请求圣上明察。

译关于江南北分省的议复片

曾国藩

恭敬地奉承皇上的谕旨。御史陈廷经在条陈善后事宜中，提出“疆域版图稍作变通”这一条。臣查考江苏、安徽未分省之前，跨越长江、淮河而设立一省，古人规划疆域，自有深意。我朝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未曾轻易议论更改。如果一定要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两省，那么也应当以淮河为界划分南北两个区域。淮北如江苏的徐州、安徽的颍州，将割隶给哪个省呢？唐朝的十道，宋朝的十五路，对于江南江北，都截然分为两部分，与该御史所奏的大意大致相同。然而唐朝自中兴以后，声威教化不能施行于河北；宋朝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能施行于江北。疆界划分得太分明，未必真能长久安定。论及形势控扼的道理，防守江南的人，必须先稳固淮河地区。放弃淮河，则江南不可保全。前人如吴师道、胡安国、杨万里以及赵范、叶适等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地方长官贤能，那么即使跨越长江、淮河，也不损害军事和行政事务的兴盛；如果地方长官不贤能，那么即使划分长江分治，也无补于军事和行政事务的废弛。这样重大的政事，似乎不必轻易更改成例。臣的一孔之见，不知是否有万一恰当之处。

关于安徽省城应仍建在安庆的议复疏

曾国藩

臣私下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皇上谕旨：有人奏称咸丰三年贼军陷落安庆但未据守等因，钦此。这体现了皇上眷顾南方、慎重江防的至深意旨。臣查考安徽一省，跨越大江。江以北有四个府、四个州，江以南有四个府、一个州。安庆府城地处滨江适中之地，实为形势所必争。咸丰三年，安庆城陷落，江面全部被贼军占据，千艘战船往来，飘忽莫测。官军没有一只船、一个筏可以应敌。周天爵等人请求将省城改建在庐州，属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舍此也没有万全之策。当年腊月，庐州再次陷落，官军屯驻在郡北定远一带。于是合肥以南的州县，全部沦陷于贼军。而皖南中间隔着大江，贼军气焰嚣张，文书传递受阻，巡抚不能过江过问。咸丰四年，皇上谕旨令徽州、宁国等属地暂时归浙江巡抚兼辖。朝廷大臣因此上疏请求仿照前明南郧阳的例子，设立皖南巡抚。文宗显皇帝命令吏部核议，不设立巡抚，而稍微加重皖南道的权力，令其仿照台湾道的例子，专门上折奏事，添设皖南镇总兵一员。数年以来，皖南道这一职位，按规定由总督保荐，皖南的钱粮刑名不归藩司、臬司管辖，奏报不归巡抚，俨然像另一个省。而皖北的巡抚、藩司等官员，散处在颍州、寿州、临淮、泗州等地，几乎没有固定的驻地。公事废置搁浅，号令纷乱歧出。改建省城的弊端，这就是明显的证据。现在安庆已经收复，江路疏通。要办理苏浙的贼军，必须从力图皖南开始；要办理皖南的贼军，必须从守定安庆开始。臣愚昧地认为，如原奏所请，安徽省城仍应建在安庆，巡抚、藩司、臬司如前驻扎，这样才能有助于控制而统一事权。至于所称设立提督统辖水师官兵，江西九江镇就近归安徽提督节制这一条，查水师与陆兵截然不同，就像耕织都是赖以生存的手段，但不能让一个人治理两种职业。安徽寿春镇所辖地区，向来是捻军出没之地；皖南镇所辖地区，又是万山丛杂的区域，都与江防毫不相涉。应请求仍归安徽巡抚节制。江西九江镇所辖地区，如抚州、建昌等处，离大江六七百里，也是陆路专政，应仍归江西巡抚节制。这两省向来兼有提督衔，都应遵守旧章，无需更改。至于江防局面宏大深远，事体重大，臣愚昧地认为应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员。目前大江水师，归彭玉麟、杨载福等人统率的，船只多达千余号，兵力多达二三千人，实赖逐年积累，才成此壮观。将来事定之后，利器不宜随意抛弃，劲旅不宜裁撤。必须添设若干定额缺额，安置此项水师，借此以壮大我江防，永远断绝中外窥伺。其提督衙门，或立在安庆，或立在芜湖等处。自提督而下，总兵应设几缺，副将乃至千总、把总各设几缺，以及分汛修舰等各项事宜，统等皇上谕旨允准之日，再由吏部、兵部等详细核议奏报。臣等如有所见，也必继续奏报咨询，略参末议。至于俸薪、口粮、修补船只等项，应当在长江酌情保留几处厘卡，量入为出，不必再需户部筹款。福建、广东原设的提督，不必据议裁缺。所有遵旨筹议的缘由，谨会同安徽巡抚臣李续宜、署江西巡抚臣李桓恭敬上折覆奏。伏乞圣鉴训示。

关于请添设徐州四界重镇的疏 同治元年

潘祖荫

私下自军兴以来，捻匪猖獗，一天比一天炽盛。凡是教匪、幅匪，名称虽然不同，但为害则是一样的。其中尤其严重的只有四种。安徽、山东，是捻匪的巢穴；江苏、河南，是捻匪的交通要道。向来筹办的方法，一是团练乡兵，二是坚壁清野，三是剿抚兼施。这些都是古人制贼的重要策略。

译然而施行数年，不仅未能荡平匪患，反而滋生了流弊。臣曾推究弊病产生的根源，探究弊病发展的终极，知道如果不统筹全局，扼制要害，那么即使出动精锐部队四处出击，想要让他们彻底消灭敌人后返回，势必不可能做到。

臣查考安徽的贼寇，从蒙城向西再向南，数百里范围内，大多是贼巢，而大股贼众屯聚，则在宿州、亳州、太和、灵璧一带。那地方西面与河南接壤，北面与江苏接壤，是安徽的边境。

山东的贼寇，匪类混杂，啸聚劫掠，出没无常。不仅曹州、濮州之间，邻近直隶、河南的地方，奸宄丛生，其沿海地区叫青州、莱州，其山区叫蒙州、泗州，而贼势尤其炽盛的地方，就是沂州府的西部、兖州府的东部。其南面与江苏接壤的地方，是山东的边境。

河南的土地，其介于山东、江南之间的，叫陈州、归德府，而贼踪往来、贼垒屯集的地方，则在虞城、夏邑、永城的东部，足迹交错、接踵相连。这是河南的边境。

江苏的土地，徐州一府，实际上与三省接壤。贼寇窜匿在海州、沭阳的，只是余焰罢了。至于邳州、萧县、砀山，则是狼藉其穴、虎踞其隅。这是江苏的边境。

统计四省，贼寇占据的地方，边境最多。这是因为封疆大吏未忘划清界限之心，致使草泽中的奸民日益增长蔓延之势。贼寇出来劫掠，名叫“装旗”，任凭他们去哪里，而被劫掠也就成了习以为常的事。贼寇返回贼巢，名叫“回哨”，听任他们自行返回，而贼巢俨然如同化外之地。势必将数省交错之地，委弃不管，让贼寇得以蹂躏、盘踞，并且分歧错出。而邻省的州县，只为推卸责任的谋划；边境的防兵，徒作送迎的打算。推究这种积弊，是有其由来已久的原因的。

况且团练之法兴起，而械斗抗粮的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连出现；坚壁清野的建议建立，而划分疆界、隔绝界限的图谋，立寨争雄；招抚的策略施行，而阳奉阴违的祸患，乘机窃发。近来山东、安徽、河南，圩寨都已建成。那些明显占据为贼巢的，固然不用说了。至于江苏徐州府境内圩寨的头目，大多恣意妄为、专横跋扈，勾结贼寇、藐视官府，拦截行旅，骄横跋扈，无所不为。如果不在此时制定策略来制约他们，臣担心他们暗中怀有不可测度的企图，那些掌握实权的人，派遣一个使者，去拉拢胁迫他们，他们奉行其号令，倚仗其声援，一旦有变，固然是东路咽喉的忧虑，也是中原心腹的忧患。

臣听说当今剿匪，僧格林沁一军，督战最为尽力，捻逆畏惧威势，往往望风投降。接受投降之后，给予免死大旗，等到军队撤退，而焚掠如前，地方官不敢过问。现在如邹县凤凰山一带的匪徒，既已投降又复叛，候补知府来秀再次前往晓谕，竟然不听从，反而将出口堵塞，拥众数万，公然劫掠。名义上是归顺招抚，实际上是缓兵之计。这是明显的证据。

这就是将招抚转为剿杀，而岁月拖延，军饷耗费，事机更变，精锐摧残。臣不知道一战之胜，贼寇被铲除的有多少。旷日持久，能有济于事吗？

臣旧闻徐州府属，其地位于孔道的地方，设有四界司一官。他本是微末的官员，因为占据四县的冲要而得名罢了。

译我私下观察到徐州这一郡，确实是四省交汇的要冲。我拟请增设四界镇总兵一员，四界分巡兵备道一员。凡是四省沿边的州县，都归他们管辖。他们的驻地，必须斟酌设在四界的中心。军饷由四省共同筹备，军队由四省酌情调拨，或者自行招募。务必做到粮草充足、兵力强大，使其成为重镇。然后责成他们办理剿匪事宜：敌人来犯就抵御，经过就拦截，四界之内有警报就救援，四界之外有便利就进攻。赋予他们专断的权力，同时加重他们守卫边疆的惩罚。并命令界内的寨圩，听从他们的节制，设置头目，一切禀报承命。或者再挑选各寨头目的子弟，安置在军中，根据能力委以任用，通过羁縻驾驭，必定能协调适宜。这样，各路才有进捣敌军巢穴的军队，而冲要之地才有控扼的镇守来巩固我们的疆土。我曾反复筹思，如今四省调兵非常困难。查有田在田的一支军队，一向在徐州属地屯驻。田在田统兵没有纪律，心存畏惧退缩。过去捻匪出巢时，田在田名义上是巡行剿杀，实际上是避开道路逃跑。今年春天捻逆窜扰清淮，田在田行进到宿迁，并没有见到贼寇，想要进入城圩，居民防守非常严密，不能纵容掠夺，竟然敢开枪攻打城圩，踏毁宿迁县的官轿，抢夺守城将弁的器械。田在田并不查究，他所统辖的兵勇，又多系徐州、宿迁的人，与贼寇暗中勾结。这不只是白白耗费军饷，即使有制服寇贼的军队，而田在田这一军在彼处，牵制扰乱，势必没有功效。相应地请求圣旨将田在田从严查办，按照他目前统辖的兵数，加以挑选淘汰，作为四界镇的主力军队。如果有不足，再由四省酌情命令增拨。如今将才难得，时机不容延误。拟请圣旨饬令两江总督曾国藩保送文武干练官员，并会同署理漕运总督吴棠以及四省巡抚妥善迅速拟定章程。规划既定，防备必定周全。这样之后，分道会剿的军队，不必多留守兵；即使溃围狂奔的敌人，也不致成为流寇。我私下料想贼寇在这个时候，前进没有可乘之机，后退没有可据之地，在痛剿之下，应当也会顺从归降。只是投降的人反复无常，如果给予免死的号旗，务必注明限期，令他们迅速解散。如果超过期限不遵从，仍然敢勾结团聚，假借团练名目的，不仅首恶必诛，凡是党羽中坚持到底的，也严厉杀戮而不赦免。请圣旨饬令统兵各大员，不要稍受贼寇智谋的欺骗，不要轻易借给他们庇护自身的工具。果真能策划善攻人心，思考改过自新，所谓不战而制胜的，这也在于用人得当罢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与骆吁门中丞书

陈庆镛

最近阅读邸报，得知您署理湖北巡抚印信，我们的同道非常幸运，天下也非常幸运。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此一举。只是武昌已经被贼寇占据，巡抚衙署一片狼藉。天子命令在荆襄两地，斟酌地方紧要程度，暂时驻扎。这确实是圣虑的周详。我私下估计全楚之地，襄阳优于荆州。与其驻扎荆州，不如驻扎襄阳。为什么呢？朝廷调遣直隶的精兵以及东三省的劲旅，从北方兼程前进，会合包围剿杀，布置严密。贼寇势力强盛就南下江南，贼寇势力败退就进入四川陕西，这是必然的情势。查武昌、汉阳的西北方向，直达襄阳，水陆并进，一旦过了襄阳，向东转折就进入汴梁，向西转折就进入长安，那里实在是南北的咽喉。现在武昌、汉阳之间，南、东、北三面筹备夹攻，只空出西北一面，那么贼寇所垂涎的，未必没有对襄阳的意图。请以地理形势来说，武昌是自古以来的都会，襄阳是自古以来的要害。要害之地，我们占据就可以制服贼寇，贼寇占据就可以制服我们。唐代颜师古所说的“在我们这里是要害，在贼寇那里就是危害”，正是此意。春秋时期楚国的兴起，是因为灭了郧子之国而拥有襄阳；楚国的灭亡，是因为向北献出上庸给秦国，使得秦人得以打开武关而南下。可见武昌都会的命运，实际上悬系于襄阳这个要害之地。此后南北之争，也以襄阳为胜败关键。南方人必须争夺襄阳，汉代刘表占据荆州，蒯越劝他向北占据襄阳。假使刘琮不献出襄阳投降魏国，那么魏军怎么能乘胜南下？这是南方人失去襄阳的危害。东晋时期，前有桓宣守卫襄阳，继有桓温镇守襄阳，而桓温能够陈兵灞上，修缮洛阳诸陵，柳元景得以进据潼关，而在峡下作战。如果不是占据守卫襄阳，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南宋初立，赵鼎、张浚等人急切呼吁以图固守的，只说是襄阳是襟喉之地。任命岳飞镇守，当时中兴诸将，称颂开拓功劳的，以岳飞为第一。这都是借助襄阳的地理优势，才能在北方树立威信的。这是南方人占据襄阳的利益。至于北方人必须争夺襄阳的，苻坚窥探晋国之初，也知道派遣重兵攻陷襄阳并抓获朱序。如果乘此渡过汉水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桓冲将不知死在哪里。于是引兵回去，难道要等到八公山草木皆兵，才知道灭亡吗？这是北方人失去襄阳的危害。曹操赤壁战败，狼狈到了极点，理应迅速返回许昌，计策上不再回头了。却命令乐进守卫襄阳，后来周瑜、诸葛亮竭尽心力，而襄阳不可与之争夺。吴

译蜀地终究不能越过此地来侵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够控制吴、蜀命运的关键，就在于襄阳。隋朝灭陈、唐朝灭萧铣，也都是从襄阳出兵。等到元朝入侵宋朝，发誓一定要攻破襄阳然后才向南进军。所以历时五年之久，攻不下就不撤兵。既然攻破了襄阳，阿里海涯就认为汉水上游已经为我方所有，顺流而下进击，宋朝必定可以被消灭。从此果然攻破郢州、鄂州，势如破竹，以下各城节节败退，无处可以着手抵抗。这都是北方人得到襄阳的好处。综合观察古人的得失利害，如果说整个楚地的命运不取决于襄阳，我不敢相信。现在即使贼匪没有什么长远谋略，不能席卷襄阳、郢州，长驱直入黄河、洛水一带，但近日窜入黄州，那么他们向东攻下江南的时机已经显露。我方如果以重兵占据襄阳，扼守武汉的上游，贼匪如果分兵向东攻下江南，江南和河南两路的军队合力仰攻横击，而襄阳的军队可以直抵武昌，扫荡他们的巢穴。贼匪如果全部兵力向东攻下江南，而襄阳的军队更可以绕道汉水向南出击蕲州、黄州作为后援。大概驻守襄阳，其下游不仅仅为了武昌考虑，实际上是为了江南考虑；其上游不仅仅为了南阳考虑，实际上是为了四川、陕西考虑。

译宋代名臣李忠定说：“只有襄阳连接中原，西通四川陕西。”又说：“天下的险要地势，关中最为重要，襄阳次之。从襄阳到南阳，向西折转进入潼关，这是进入关中的正道，是黄巢、李自成所走的路线。从襄阳趋向商州而经过武关，这是进入关中的孔道，是汉高祖所出的路线。谁说全楚的门户，不取决于襄阳呢？至于荆州作为通往巴蜀的通道，也是全楚的一大要害。看曹操的军队，刚到江陵，距离江东二十多里，张昭等人竟然打算率领全吴投降。大概吴国所依赖作为坚固屏障的是长江，曹操到了江陵，那么长江的险要，就与我方共有了，那种形势是不可遏制的。然而荆州是进入四川的地方，它的危害较轻；襄阳是进入陕西的地方，它的危害较重。进入四川则山重路窄，攻破它比较容易用力；进入陕西则兵足马肥，攻破它难以成功。况且贼寇从岳州向东逃窜，未必会再向西折转；而荆州旧有将军驻守，还可以控制一方。襄阳则没有大员弹压，万一贼寇到达这里，向北是南阳、新野，向西是商州、蓝田，出没四散，怎么能抵挡得住呢？那么荆州与襄阳，哪个缓哪个急，一定有能分辨的人。阁下胸怀经纬，目光如炬，权衡两利，必定取其重者，想必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不用我献出愚见。然而一向承蒙您的厚爱，敢以管窥私意，向高明之人冒昧陈述。天寒时节，起居胜过平常，以此颂祝。倘若蒙赐教诲，明朗照耀，不再多言。

回复陆稼堂中丞的信

陈庆镛

屡次承蒙赐书，我拖延很久才回复，平庸特别严重，请求宽恕，请求宽恕。每天阅读邸报，得知向军门在正月元日追剿贼匪，第二天收复武昌。果真如此，即使是李愬雪夜入蔡州，狄青元夜夺昆仑，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贼寇现在占据阳逻及汉镇山等地，远远揣测贼寇的势力，他们南下江南的占十分之七八，北上河洛的占十分之二三。两江的九江、安庆，固然不可不防备；而河南的光州、汝宁，尤其不可不戒备。查阳逻靠近豫地的光州、汝宁，那地方就在黄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元丰九域志》记载：黄冈县有齐女、久长、灵山、团风、阳逻、沙湖、龙坡七镇，而七镇中以阳逻最为险要。阳逻是古战场。《明一统志》记载宋代在此设置堡垒，东接蕲州、黄州，西抵汉水、沔水，南渡长江到鄂州，北据五关。五关是：大城关，在黄安北边，宋代属于河南汝宁罗山县，这就是元世祖所进入的地方；木陵关，在麻城北边，连接河南光州边界，这就是梁朝夏侯夔出义阳所攻取的地方；虎头关，在麻城东边，连接河南商城边界，这就是宋代孟珙集结战士抵御金人的道路；白沙关，在麻城西北，距离光州仅二十五里，这就是北魏镇南将军元英击败梁将吴子阳的地方；而黄土关，连接白沙，也在麻城，毗邻光州光山。这五关都与河南接壤。宋代李埴请求恢复五关的奏疏说：“虎头关形势最险，两山千仞，一涧激冲；黄山关形势耸峭；白沙关与黄土关相距很近；木陵关山路峭壁，曲折而上；大城关山势不甚高峻，而横斜盘绕，修善关就在其旁。”元代巴延军队驻扎汉口，宋代都统守阳逻，元朝以史塔剌浑为总管，进军沙洲抵达观音山堡于是攻破。其后阿珠就以雪夜乘船到青山矶直接渡江。假使宋朝知道在五关设险，元兵怎么能飞跃而下？现在贼寇从武昌溃出，他们的大队纷纷上船，又用小队屯驻阳逻。议论者都认为势必南下江南。然而南下江南固然在意料之中，而上河洛也并非意料之外。况且怎么知道贼寇不是用疑兵指向江南，而用潜兵趋向河洛？即使或分队而出，一半在船上，一半在陆地上，那么南北都受害，这又不可不忧虑。近来读阁下的疏报，先前出师南阳，在桐柏、邓州、新野、内乡、淅川分支防堵，已经周密，那么在南阳一带，可以确保无虞。只是现在所担忧的，不在南阳而在光州、汝宁。应该移节镇守这两个州，周视情形，作为防御的计策。仍然飞咨湖北巡抚，在五关扼要处，重重密置防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贼寇必定不能北窜。而大军由安庆、九江溯流而上，用战舰火攻，合力追剿，而我用伏兵作为秘密接应。倘若贼寇一来，掩袭他们，必定使匹马只轮没有返回的。出奇制胜，是督师的权力；严卫设防，是巡抚的责任。先发制人，不要被人所制。大概我没有制贼的方法，贼寇就是负嵎之虎；我有制贼的策略，那么贼寇就是游釜之鱼了。迂阔的谈论，狂悖的言论，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希望乞求鉴谅。阳历春回，起居曼福。伏惟霁照，不再多言。

与吕侍郎书 咸丰三年

陈世镕

霄汉睽违，音尘阔绝，只在邸报中，看见阁下升迁不次，召对之时承蒙恩宠，不仅对苔岑有光，也为梓里生色。固然应该汲汲图谋建立非常之功，以酬报不世之遇。皖省不见兵革二百年，忽然成为废墟，这确实是忠臣义士扼腕发愤，不惜支体横陈原隰，肝脑涂野草，报效万一的时候。

译贼寇本是乌合之众，并没有张良、陈平那样的人为他们出谋划策，也没有韩信、赵国那样的人为他们担任将领。他们之所以所向披靡，是因为我军自己望风而逃，并非他们真有攻克城池的能力。观察他们在岳阳、武昌、九江被攻破之后，都不留一个人驻守，难道他们胸中真有天下的大计吗？如今他们又扬帆东下，一齐奔赴金陵，这就像螳螂捕蝉，不顾黄雀在后。转败为功的时机，正在于此时。新任的巡抚、藩台已经到任两个多月了，特别是有周制军、袁给谏共同辅佐，阁下与赵岵存现在又相继到来，安徽百姓伸长脖子盼望，以为像云霓般的甘霖可以在早晨降临。然而从春天到夏天，军旗指挥却毫无动静，只听说上奏请求将省会改到庐州。过去桐城姚姬传曾经有过这样的提议，记载在惜抱集中，但这实在是书生一孔之见，没有看清形势的全貌。他只是看到三国时期庐州是魏国的重要镇守之地，却不知道古今控制局势的方法不同。魏国与吴国是敌对国家，其边境的防御屏障，魏国在庐州而吴国在安徽，所以魏国必须守住庐州，以遏制吴国向北窥探中原。如今是大一统的朝代，抵御小小的贼寇，难道还把他们当作敌对国家吗？长江作为天然险阻，讲究地利的人没有不首先争夺的。所以从武昌一直到金陵，设置省会都依靠这个险阻，而安徽正当其中，尤其像咽喉一样重要。不驻扎在安徽而驻扎在庐州，那么长江的险阻就失去了，安徽也就抛弃给贼寇了。安徽被抛弃，那么沿江的郡县就都不能保全，池州、太平、和州也一定会失守。徽州、宁国被隔绝，救援来不及，又怎么还能属于我们呢？这样全省的大势，就失去了十分之三四。难道要单独保住庐州、凤阳、颍州、六安这几个地方当作一个省吗？又上奏说城北的集贤关，其险要程度与剑阁、潼关相当，并让前任按察使张公守卫这里。凡是郡县城墙门外都以关命名，安徽有四个城门，南门临江，另外三门之外都是平坦开阔之地。北郊从南庄岭到集贤岭十五里，稍微有些起伏，地形略微凹凸不平，中间设置亭堠，环绕着短墙，左右有十几家旅店，行人往来，在这里稍作休息，因为位于郊外关口，所以称之为关，但实际上并没有险隘，五尺高的儿童都可以跳过去，哪里谈得上防守呢？忠臣侍奉君主，以不欺骗为根本。周制军从县令做到方伯，在安徽省几十年，李中丞担任学使三年，岁试、科试都由安徽到庐州，形势难道有不知道的吗？却上这样的奏章，是欺骗呢还是不是欺骗呢？世镕去年在金陵，有抄录给周制军从广西寄来的家书，极力夸赞洪秀全用兵如神，即使是孙武、吴起也不能超过他。这是因为年纪衰老而士气沮丧了。人的才能，本来有所限制。黄霸担任三公，名声反而不如在颍川时。春秋时期列国的卿大夫，大多通过容貌辞气来观察人品、预测吉凶。李中丞担任学使，正当庚戌、辛亥年间，贼寇刚开始起事，他考试士子时有“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百姓拿着饭食酒水来迎接王师”等题目，好像预先期待贼寇到来一样。如今合上这样的奏章，难道不知道省会不应当改也不必改吗？只是私下计算庐州距离安徽将近四百里，贼寇的锋芒应当达不到，把它当作藏身之地罢了。曾经不想到我能去，贼寇也能去。省会改在庐州，那么庐州就是贼寇招引的目标了。

译午桥未曾到过安徽。这道奏折的得失，我没有办法知道。阁下与岵存都是本省本郡的人，其中的虚假蒙骗情况很清楚。应当指出利弊，与他极力争辩。趁现在兵部的意见尚未批准实行，请求圣旨命令迅速前往安徽，筹划办理堵截剿杀等各项事务。那么，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还能在晚年有所收获。至于阁下奏请实行团练，最近看到所颁布的条款，仿照嘉庆初年四川、湖北坚壁清野的方法。在当时确实有成效。现在的情形，与那时不同。那时贼寇虽然四处践踏蹂躏，但省会和大郡县，没有失守。官军进攻剿杀，把他们驱赶进南北山，他们的势力将要衰退。因此遏制断绝他们的劫掠，让他们得不到粮食，束手就擒。这时贼寇所抢掠的，各处的仓库，非常充足，还没有搜刮乡间百姓。正且沿用李自成的老套路，散布流言说三年不纳粮，煽动迷惑愚昧百姓。而数千里内没有一个官军与他们交战，民心动摇。现在忽然命令他们搬运财物，携带老幼，聚集在一个区域，难道不会说本来没事却惹事吗？那么贼寇没有骚扰而官府先骚扰，怨恨叹息的声音，将要充满耳朵了。能指望命令像流水一样顺利执行吗？世镕去年八月曾经条陈事宜，呈报给堵局。招募劝捐等事，城池被破之后，又应当酌情变通。今年二月拟有团练章程，最要紧的是用正耗钱粮作为团费，似乎容易推行。先稳固人心，使不被贼寇的流言鼓动。而不肖的州县官员，正妄想仍然像以前那样征收敛取获利，这一定是做不到的。阁下应当怂恿巡抚入奏，如果不听，就自行陈奏。这是全省安危所系，不算越权。其他因地制宜，阁下如果亲自到安徽，应当继续有刍荛之献（谦称自己的建议）。我老迈疲惫，不能奔走，不能去庐州拜见，略分言情，知道不会怪罪。所拟团防两〇录呈上，伏惟照察，不宣。

与倪莲舫书 咸丰三年

陈世镕

去年腊月远远奉上一封信，托付亦民从子转交，是否已经送达。随后仓皇入山，藏匿在林莽中，而安徽正月十七日失守。沿江郡县相继沦陷。金陵、镇江、扬州依次覆没。寇盗哪个朝代没有，没有不交一兵，不接一矢，所向披靡，像这样快的。两省兵力不算不足，粮饷不算不充足。由于当权者自以为是，玩忽一切，用悬书读，作为他们粉饰的工具，用说性谈天，掩饰他们欺骗蒙蔽的手段。八月，贼寇发檄文命令献出金陵，竟然不在意。安徽请求出兵筹备，责备他们多事。直到建业成为废墟，浔阳逼近，拖延了很久，才溯流而上，却望见贼影就逃跑。这误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死在市集，难道足以谢罪百姓的涂炭吗。安徽九月设局防堵，招募团练，不是不未雨绸缪，而天时地利人和，无一通晓。攀附进入局中的人，认为这是做官的要津，肥身的利薮罢了。如怀宁令贪污不法，众人所指名，本应在流放诛杀之列，反而让他管事，得以藉口修浚，侵吞四五万金。如果用来赏赐军士，制造器械，也不无小补。却恣意填满溪壑，大府知道却不问。自古戍守必在要害之区，常在数百里之外，与邻省不分畛域，协力图谋，禁遏他们来犯，不让他们靠近。如果已经迫近郊关，则难以措手。所以陈友谅的军队已经到了安庆，余忠宣惟有在清水池毕命，已事可征也。安徽北岸太湖宿松以上，与湖北为邻，南岸东流建德以上，与江西为邻，九江是其枢机总会。如果责成各州县，各招募乡勇数千，鼓厉激劝，厚以赏赉，勤其训练，多备小舟芦苇火药，密布两岸，互为声援，侦贼之至，或迎其前，或截其后，或冲其中，一炬燎扬，赤壁之功，不难见也。现在招募，计不出此，但以数百人分驻小孤，余悉令在省中，守其阶前尺寸之地，为自卫计。其应募者，率临时苟取充数，恩信非素孚也，技击未豫练也，而又无先登之赏，作其敢死之气，无后至之诛，坚其必死之心，勇怯从同，壮羸无别，卖菜之佣，鸦片之鬼，能责其效死致命哉。故当设局之初，识者已料其一无可恃，徒糜饷耳。近日经国之猷，乃曰改省，此尤迂阔远于事情。战守在地，而实在人，得人则弹丸亦可无虞，失人虽金汤犹为无用。且古今形势不同，吴魏相争之日，庐州为魏扞蔽，故须重臣镇守。元明以来，则自川楚下达苏松，皖其咽喉必争之地，而庐非所急也。建此议者，岂真不识时宜，原其本谋，不过幸距皖差远，贼锋可不及耳。是以五月至今，江中贼船，往来上下，日百千计，一无禁御，续被焚掠者，至于再三，附郭居民，转徙无宁晷，以皖委之贼矣。而滁凤蒙亳之在肘腋者，接踵被祸，战守之策，亦无闻焉。何取于移镇也。且我能寇亦能往，省改在庐，军资之储在庐，则庐即贼之招，而欲恃以为狡兔之

译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南京的军队，已经经历了春夏两季。豫章被围困，又过了一个多月。陆路的一支军队渡河，〇豫地提前发出警报。我像漆室女那样倚着柱子，更加增添了忧虑和愤慨。金阊是福地，没有听到风声鹤唳的消息。不知道秋冬时节道路能否畅通，能否前去拜见。也是民众解除运输的负担，往返的情形如何呢？松江的赵太守估计不能及时相见，在方便的时候希望得到你的佳音。遇到盘根错节的问题，才能显现出锋利的器具。责任和期望所寄托的，将在你身上。希望你珍重自爱，不再多言。

译与张小浦副宪书

陈世镕

八月初，接到您的亲笔信。关于科举考试的事，承蒙您上奏请求，让江苏考生与浙江考生一样，在浙江考场统一应试，使得全省的读书人都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不仅覆盖了八个州县，而且其美名将流传百世。我在中秋节后前往淮安，打算去拜谒午桥，但道路受阻无法前进。两江总督驻扎在常州，我掉转船头去见他。前一天晚上他正在宴请宾客，我不敢打扰，只是稍微询问平定叛乱的策略，他却说安徽的事无法挽回，必须舍弃，金陵能否收复也难以预料，只有谨慎防守东坝和四安，来巩固江苏和浙江的门户，闭关自守罢了。我听后掩耳而走。十月底，午桥接到督师安徽的命令，我高兴得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抒发义愤。最近听说他又调回漕运总督的职位，那么这封信就白费了。昨天看到浙江巡抚上奏，请求将安徽南部四个郡和一个州的提督、镇将，都归您统辖，正税和捐输，也归您管理。名义很好，职权也很专一。但奏折中深深担忧曾侍郎收复安庆后，安徽北部的贼寇不能在安徽立足，必定会在安徽南部逞凶，似乎不想让安徽收复。难道他来到常州时，与两江总督商讨，所谓的长远谋划，就在于放弃安徽吗？多年来，贼寇骚扰安徽南部，比骚扰安徽北部更厉害，正是因为有安徽作为官兵的立足点，官兵不过问，没有后顾之忧，才得以骚扰安徽南部。现在说安徽收复后，贼寇才能在安徽南部逞凶，但目前安徽尚未收复，而泾县、太和县、黄池等地，为何相继告急，奏折中说危在旦夕呢？至于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州这四个郡和一个州，地丁银不到七十万两，漕米不到六万石，而池州、太平的赋税，还没有被我们掌握。徽州防兵一万六千人，宁国防兵二万四千人，加上各位将领一个月的军饷，大约需要三四十万两。徽州、宁国、广德州征收的税款，只能支撑半个月。形势迫使不得不借助捐输。徽州已经捐输到一百八十余万两，连年战火，即使殷实富户也化为贫困。只有征收而没有廓清叛乱，即使捐输到周髀算尽，隶首数穷，恐怕也不能填补这个无底洞。最终将导致百姓流亡，军队溃散，正好驱使他们成为贼寇。而想依靠他们作为屏障吗？我的浅见认为，应以战为守，不以守为守。今天的事，普天之下，都应当同仇敌忾，怎么能各自划分界限，把安庆、庐州作为安徽北部，放弃给贼寇，把徽州、宁国作为安徽南部，依附于江苏、浙江。却不知道安庆一天不平定，徽州、宁国一天不安宁。江苏、浙江以徽州、宁国为虎牢关，徽州、宁国就以江苏、浙江为敖仓。敖仓的供应不继，虎牢关怎么能守住。想保全自己却实际上害了自己，这是两败俱伤的计策。

明智的人能识微见远，不贪图暂时的安宁。浙江巡抚的奏折，如果已经得到皇上批准，您似乎应当趁此时恳切陈述，安徽南部和北部，唇齿相依。想保全江苏、浙江，先要巩固徽州、宁国。而想巩固徽州、宁国，先要平定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徽州、宁国现在的兵勇实际数量有多少，每月需要军饷多少，正税和捐输，不足以供应军饷，应当由江苏、浙江拨解协济。如果曾侍郎的军队已经到达安徽，您似乎应当带兵到安徽与他会合。而东坝与苏州、常州接壤，江苏巡抚现在无事，应当请求他亲自前往东坝。四安与浙江、湖州接壤，浙江巡抚现在也无事，应当请求他亲自前往四安。除了各自带领兵勇外，您分拨兵勇协同防守。至于池州、太平等地，则根据地形的缓急，来决定用兵的先后。某处最重要，某某人负责；某处次重要，某某人负责。或者捣毁他们的巢穴，或者截断他们的尾巴，或者砍断他们的腰身。临时调度，务必多设防备，不要轻易接受投降。这些人本性凶残，即使不能全部消灭，也绝不能空有好生的名声，以致留下滋蔓的危害。金陵的贼寇，和张、和两个统帅，围攻已经数年。江浦、六合、盱眙、天长，分路侵犯，总是要扰乱我们对金陵的围攻。两江总督名义上统辖三江，实际上只管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个属县，事情很棘手。应当请求皇上明诏命令他亲自前往淮浦，把淮泗、扬州的贼寇，责成他歼灭。使金陵的统帅，不至于因分兵而疲敝，而因兼顾而疏忽。这样就能同心协力，不选择便利安逸，而把艰难危险留给自己。这不仅体现了忠臣的心，也尽到了朋友的情义。湖广与安徽，是隔省的。曾侍郎的军队，直捣安庆。胡中丞的军队，现在驻扎在两省交接的地方，为他策应。他们难道不知道坐在大堂上，既快乐又悠闲吗？而经营辛苦，水陆并进，也是因为安徽是吴楚的枢纽。自从改省庐州，而安徽被放弃给贼寇，于是横溢而不可控制。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是先收复安徽。安徽收复，那么芜湖、采石都依次波及。贼寇虽然想占据焦冥的巢穴，伸出螳螂的臂膀，却做不到。东坝、四安，就安全了。这是明白天下的大计。曾、胡二公与安徽有什么恩，与江苏、浙江有什么仇，难道肯在安徽施恩，而把祸害嫁祸给江苏、浙江吗？您和午桥都是当今所仰望的人，我又忝列朋友，所以敢放肆地说一句，希望您不要以狂妄无知为罪。

上浙江巡抚黄寿臣书 咸丰四年

周腾虎

前几天谈到宁国的事，天色已晚，没能说完。您以国家安危为重，广泛听取意见，我怎么敢沉默不语呢。我认为宁国屏蔽江浙，是今天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就像汉代的

译这是丹阳郡的治所。那里的土地肥沃广阔，田地都是上等中的上等。而山谷深邃险阻，货物充盈丰富，木材众多，殷实富厚，家家户户积蓄达百十万金。那里的君子勇于侍奉上级，重视仕途官职；那里的小人忠厚朴实容易驱使，致力于农耕劳作。如今安徽全省，土地都残破不堪，只有宁国、徽州两府，幸好有溪山阻隔，尚能勉强保全。即使与外界隔绝消息，也应当安抚并保全它们，何况宁国守臣恳切地请求救援呢。

铜陵、当涂、芜湖，都已成为贼寇境地，与宁国疆域交错混杂。宁国人惊恐不安地呼救，人心没有坚定的意志。贼寇有时派遣偏师如云般掠夺，如风般侵扰，城镇房屋残破。即使侥幸贼寇退出，军需物资也已耗尽，后悔怎么来得及。况且宁国不仅仅是遮蔽江浙，实在是金陵上游的要害。倘若此地完整坚实，扼守为重镇，池州、太平得以逐渐完善防守，凭借那里的财力，就地伐木造船，水军向东进发，陆军向北冲击，贼寇即使盘踞金陵，我们也已扼住其咽喉并拍打其背部了。

成就大功的人不吝惜小的花费，谋划大计的人不计较小的辛劳。事情不可停止的，不能因为缺乏人才而暂缓。占据险要地势以逼迫贼寇，是大功；巩固边疆以充足赋税，是大利。徽州、宁国如果失守，浙江必危，这是不可停止的事情。因此为当今谋划，应当暂且选拔训练士兵千人，或者五百人，任命一位勇敢干练、通晓事理的武官，驻守宁国郡的湾沚，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树立栅栏自我巩固。这不是为了摧锋陷阵、攻破敌人，而是为了安定宁国人的心并阻止贼寇的侵扰。

再任命一位敏于事理、勤奋能干、通达人情世故的文官，安抚治理那片土地，考察当地守令的贤良与否，沟通往来之意，告知唇齿相依的道理。我们浙江不吝惜艰难之中，分出兵力和粮饷，以保全国家疆土和百姓家室。宁国人在危急之中，听说有大援军，必定叩头归顺，感激之情深入骨髓。然后阁下宣布恩德意旨，晓以大义，责成他们缴纳赋税。宁国人怀恩畏威，内心消除欺诈邪恶，即使是刁顽之徒，也必定不敢肆意虚张声势，阻挠赋税征收。这是用数万钱的粮饷而保全国家数十万的赋税啊。

再晓谕每家出一丁壮，乡里保甲团练，我们为他们保卫外部，而宁国人自我防守内部，贼寇将领闻风自然受阻。宁国郡既然稳固，然后联合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为一道，派遣大员驻守，东面巩固东坝，西面控制芜湖，为国家保全千里之地，搜罗军需物资，在内部形成江浙的形势支援。阁下为何忌惮而不做这件事呢？

如今胜帅告捷，抓获俘虏和丑类，贼寇即使俯首帖耳、畏惧屈服，不正面迎战，但依仗恶行的众贼，未必甘心并首就戮，东逃西窜，奔命于山谷，潜入徽州、宁国，日子拖延月久，祸患不可预知。而浙江疆域与徽州、宁国处处邻接，防御必定困难，这是切身的祸害啊。所以不要依赖贼寇不来，而要依赖贼寇来了有办法抵御。

阁下公忠体国，安不忘危，我虎以微薄之愚，屡次承蒙重大询问，士人感激知己，况且在上下都患难的时候，怎敢不竭尽我的一点见解，希望万一有所补益。微薄的诚意，恳请裁度考察。

译给王璞山的信

曾国藩

荆襄扼守着长江的上游，控制着陕西、河南的要害，确实是自古以来必争之地。然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武昌更为危急。因为贼首已经盘踞金陵，近在镇、扬两城筑穴，远处应当急争的地方，没有比武昌更重要的了。古人说长江自出蜀地以后，有三大重镇：荆州是上镇，武昌是中镇，九江次之；建业是下镇，京口次之。如今粤逆已经得到了下镇，他们的意图本来就是要从中镇逐渐扩展到上镇。听说九江、安庆近来已经设立了伪官，占据为四个巢穴。如果再陷落鄂城，进而波及荆州，那么大江四千里，就完全被这些贼人独占。北边的军队不能渡江向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的军队不能渡江向北，奏章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命令不能下达宣示，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其不能一天安居。即使贼兵不立刻渡湖南窜，而沅湘地区也时刻有累卵之危。那么鄂省的存亡，关系天下大局固然重大，关系我们湖南的祸福尤其切近。鄂省存在，贼兵即使南窜长沙，还有幸存的道理；鄂省灭亡，贼兵即使不南窜长沙，也断无独自生存的可能。那么今天的计策，万万不可不把援救鄂省作为首要筹划，这不需要智者来决断。足下义气冲云霄，忠肝贯金石，希望率领湘勇三千人，即日渡湖向北，与岷樵、石樵的军队会合，全力保卫鄂城，以稳固全局。那么不仅湖南受其利，天下实在有赖于此。

给曾节帅论东南战守形势的信

罗泽南

我私下曾统筹天下的大局。黄河是北方的大水，秦、晋、燕、赵的险要凭借它；长江是南方的大水，巴蜀、荆襄、徐、扬的险要凭借它。黄河水浑浊，行船非常艰难。长江数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所以东南的争战，必须依靠水陆兼备。长江的要害有四处：一是荆州，是蜀江刚出峡的水。荆州不守，向西可以窥视蜀地，向南可以袭击常德、澧州。一是岳州，沅、湘、洞庭的水由此汇入长江。岳州不守，可以借此侵犯长沙，窥视衡、嶷，并连通岭外的贼寇。一是武昌，是长江和汉水汇合的地方。荆、岳等州倚靠它作为锁钥，而溯汉水而上，就能侵犯湖北的襄、郧，陕西的汉中，渡过南栈可以争夺剑阁，越过北栈可以占据陈仓，秦、蜀的腹地，全都受到震动。一是九江，长江向东流，彭蠡湖的水流入其中，是南昌的门户。向西越过湘南，向东侵犯闽浙，处处可以通达。这些都是自古用兵的国家，智谋之士，必定争夺的地方。至于安庆，是江表的重镇，是都金陵所必须重视的，但不是长江的险要之地。建业龙盘虎踞，古称天险，但地处下游，形势尤其不足以控制西北。荆、岳、鄂、浔，不是它所有的，于是有岌岌不可终日的形势。六朝偏安江左，其安危常常系于荆襄。宋朝南渡的臣子，每天以争夺江夏、争夺荆襄为事，所以得以在临安偷安。元朝伯颜一入襄阳，攻下武昌，南宋就不能再支撑，因为形成了建瓴之势。粤匪倡乱之初，不过是桂林一隅罢了，与长江的险要无关。程制军防守衡、永，不能用两湖的全力，守住岭表的险要，致使贼人越过岭向北，陷落道州，陷落郴、桂，逼近围困长沙。我军力守，得以保住省城。贼人于是迂回攻破岳州，攻破武昌，攻破九江，攻破安庆，僭号称帝于金陵。当时贼势初成，羽翼未丰，贪图金陵的富庶奢侈，满足一己的贪求，从岳州到鄂州再到浔州，都得到了却不防守。如果收拾武汉的余烬，占据上游以自固，居高临下，也不难制贼的死命。当时的封疆大臣，也没有人考虑到这一点。贼人得到金陵之后，就以每天侵犯浔、鄂为事。咸丰三年夏，夺取九江而逼近江西。江西巡抚进援江西，贼人在章门不得志，于是向上窥视武汉，进而占据汉滨的德安，进而占据岳州，进而逼近长沙，迂回占据湘潭。由此湖南的常德、澧州，相继沦陷，湖北的荆州，也被贼人骚扰。长江的险要，全被贼人占有，东南大局，几乎有不可支撑的形势。赖麾下提师湘南，以操练水军肃清江面为要着。湘潭一战，贼锋始折，因而收复常德，收复澧州，进攻岳州，贼势大挫，武昌之久被贼人占据的，也得以一鼓攻下。此后大冶、兴国、蕲黄、广济、黄梅，转战千里，所向无敌，长江的险要，几乎又全被我军占有。贼人所保的，仅有九江一孤注罢了。胜负无常，变生不测，水师攻破九江，贼船下泊湖口，以阻挡江西内湖之战舰曾为贼人俘虏的，使之不能出大江。湖口贼卡既破，小舟驶入彭蠡，举贼舟而尽焚之。我军巨舰在江西的反而两次被贼人火攻。陆师由蕲黄向南的，也顿于浔城，与之相持不下。杨制军不乘我军克复武汉，力图善后以备不虞，不自揣量，率请以攻剿北路是任，致使贼人复袭广济

译黄梅沦陷。武昌、汉阳也被贼军攻占。东南地区的大局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译如今官军能够坚守的，只有浔江这一处险要罢了。九江虽然被贼军占据，但陆路围城的官军，贼军不敢触犯其锋芒；湖口虽然由贼军把守，但驻扎在南康的水师，贼军屡次被其击败。浔城逼近金陵，又能牵制武昌，所以贼军对此深感忧虑，必定想要争夺它。贼军侵犯弋阳，骚扰广信，并且想要从信水顺流而下进入彭蠡湖，从而抄袭我军的右翼；占据义宁，守卫梅岭，并且想要从修水顺流而下进入彭蠡湖，从而抄袭我軍的左翼。幸好仰赖麾下指示方略，泽南因此得以在中间获得胜利。江西东西两路，都得以安定。九江的门户更加稳固，贼军不能在武昌肆意妄为。再加上湖南的水师在金口堵截，官军统帅的陆路军队已经到达德安，武昌虽然被贼军占据，应当不难扑灭。只是湖北的崇阳、兴国、通城、通山一带，盗匪如毛，掠夺之心，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果不铲除崇阳、通城的贼寇，江西的义宁、武宁，湖南的平江、临湘、巴陵，终究没有安枕无忧的日子。因此，想要控制九江的命运，没有不从武汉顺流而下的；想要解除武昌的围困，没有不从崇阳、通城进入的。如今的计策，只有率领南康的水师，与围困浔城的陆路军队，合力攻打湖口，横亘大江，以截断战船的上下通行。再挑选精锐部队，扫荡通城、通山、崇阳、兴国的贼寇，将其全部歼灭。那么江西、湖南两省的边患，可以逐渐缓解。然后乘胜攻下咸宁，出兵江夏，与湖南驻扎在金口的水师，相互联络，以攻打鄂渚，收复汉口。这不仅荆、岳可以稳固，即使九江的残余贼寇，也将不攻自破。因为贼军想要保全金陵，必须得到鄂州和浔州，然后才能没有西顾之忧；我军想要收复金陵，也必须先收复鄂州和浔州，然后才能形成高屋建瓴的态势。南面防线既然清除，北面防线自然稳固。阁下下棋，必定争先手。形势所在，本来不需要占卜就能决定。泽南奉命从军，力量小而责任重，日夜恭敬畏惧，常担心自己有失误。然而如果有可以效力的地方，即使极其艰险也不推辞。如果不嫌弃我微贱，想要让我承担剿灭崇阳、通城贼寇并援助武汉的重任，那么希望增加一千人来增强声势，给予几个月的军饷来储备粮食。虽然自知没有才能，也愿意枕戈尝胆，投身其中，以歼灭这一隅的丑类。成败利钝，古人也难以预料。泽南只愿尽到职责所当为，以及力量所能为的事，以不负委任的深厚情意罢了。

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泽南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手书，得知吉安失守，武宁城又被贼军分股攻破。又得知翼贼已经到达临江，分兵向上占据州城。江西的事情，为何糜烂到如此地步。读来令人心痛。章门兵勇还很多，竟然没有一个得力的人。来信调遣湘勇回援，按理应当即日启程，以符合期望。但这里的事势，有不能立即出行的原因。泽南到达武昌，已经超过三个月。贼军凭借险固自守，长期停滞在城下。既不能安抚江汉的生灵，又不能拯救章门的灾祸。内心思考，感到深深的惭愧。然而从事势来看，今年围困武昌，与去年智亭军门围困九江，形势不同。去年围困九江，江面不属于我们，北岸不属于我们，即使南岸东路的湖口，西路的兴国、瑞昌，也不属于我们。无论浔城能否攻破，即使攻破了也不过得到一座孤城，对大局没有补益。今年攻打武昌，北岸属于我们，南岸属于我们，江面从沌口以上，都属于我们。没有围困的，只有水路下游一面，而杨厚庵的水师，已经安排停当，停泊在下。现在贼军粮食将尽，形势日益窘迫。如果水陆同时进攻，釜中之鱼，必定不能久存。湘勇如果突然撤走，那么润之中丞的兵力单薄，不能独立支撑在南岸。不仅前功尽弃，其祸患恐怕不可预料。去年武汉的贼军，起初还弱，自从八月韦政向上占据，所部都是贼军中的死党，没有精锐部队，不能控制其命运。洪山的路开通，虽然中丞的陆路军队，厚庵的水师，同驻金口，足以守卫这一处，贼军必定像去年秋天那样，上犯咸宁、蒲圻，以窥探岳州。其祸患不仅在湖北，即使湖南也将难以支持。楚地士民，只担心湘勇离去，与江西日夜盼望湘勇来的心情，几乎没有差别。况且武汉是天下枢纽，我与贼军必争之地，即将成功却急忙放弃，尤其不是好计策。只是江西东南的腰膂之地，一旦有意外，东面的闽浙，西北的两湖，都有唇亡齿寒的祸患。而且南通两粤，贼军的诡计，常常想通过江西、湖南来接通粤中的气息。石达开部上据州城，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如果不急忙谋划，那么东南的祸患，也将不可估量。两湖的人，只知道两湖适宜守卫，认为湘勇不可立即离去；江西各位，只计算江西的多难，认为湘勇必须迅速救援。这些都不是统筹全局的言论。泽南所部的湘营，自从进入楚地后，日益增多，合宝勇共计有七千二百人。之所以增加到这个数目，是希望武汉克复以后，可以南北两路，夹江而下攻打浔城。近来已经分派李迪庵的两千人，刘峙衡的一千人，移驻湾。那地方距离洪山

译大约十里。声音气息可以相通。距离坛角以下的江岸，只有二三里的距离。扼守这里就可以切断贼军在青山陆路上的粮道。水师大船，都已经准备就绪。等待东南风起，就立刻下水焚烧。一把火就能烧个精光，妙极了。即使不能烧掉，贼船必定会向下行驶以躲避火势。我们的船就跟随他们向下行驶，与迪庵的陆军相互联络。或者下到樊口，或者出田家镇，贼军水路上的粮道也就被切断了。孤城肯定难以长期占据。如果幸运的话，两城立刻被攻破，那么湘勇援助江西就轻而易举了。即使不然，将分派迪庵驻守衡州的三千人，与宝勇的八百人，从武昌进攻大冶、兴国。各处的贼军，都不过数百人。用这三千八百的精锐部队去驱赶他们，大概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借此进入江西境内，收复武宁，以等待您的命令。

译罗泽南的湘勇，与中丞所派遣的一千四百名勇丁，随同驻扎在洪山的，共计四千八百人。仍然驻扎在洪山，与贼军相持。上天赐予机缘，武汉得以收复，随即率领水师攻下浔阳城，与大营会合。即使一时不能得手，也必定与此城共存亡。如此行事，两面可以兼顾。胡林翼能战能守，李续宾也是骁勇的将领，在湘军中是最得力的人。宝勇也是精锐部队，让他们进入江西，与沈葆桢和印渠的军队会合，必定能够成功。今天与中丞商定，早早筹备行军粮草，等到水师一举攻克，便立即启程。大约到达江西的时间，在三月之中。左宗棠来信说湖南境内没有贼军。刘印渠四千多人，从醴陵进入萍乡，萧启江、杨宝峰所部都归刘印渠统辖。此时想必已经收复袁州，可以与沈葆桢夹攻临江。如今皇上圣明，连年丰收，百姓痛恨贼军，深入骨髓。而我军士气，未曾稍减。这些丑类，必定会被消灭。或许是因为百姓的劫数未尽，所以稍微延缓时日罢了。天下的事情，在于人为，决不能因为一时的波折，就自毁壮志。

与曾节帅论进攻湖口利弊的书信

罗泽南

今天的忧虑，不在于湖口难以收复，而在于湖口难以防守。贼军上踞武汉，下踞金陵，互为犄角。我们出湖口之后，如果想攻打武汉，就担心小孤山的贼船从下游袭击；如果想攻打安庆，就担心武汉的贼船从上游尾随。况且湖口逼近江面，是贼军必争之地。夺得湖口必定要分兵防守，与贼军无休止地相持，这不是长久之计。现在的计策，只有以收复武汉为关键。武汉收复，就从北路攻打蕲州、黄州，攻下小池口，金口的水师接连而下，以切断贼军的粮道，内湖的水师随后会合。然后用一支军队直捣江南，用一支军队控制江北，看待这些小丑，还能长久居住在这里吗？计策不出于此，只是争夺湖口、九江的谋划，这不过是徒然为江西巩固门户罢了。今天的祸乱，是天下的大变。东征西讨，无非是以安定天下为事。剿灭广饶是东征，所以即使剿灭义宁，也无非是为了东征的缘故。况且剿灭义宁可以乘势攻下武汉，对于东征的大计，尤其有益。罗泽南才力不足，难以承担此重任。事权不属，又恐怕被他人掣肘。力小任重，自己最清楚。请麾下立即布置，另选一人统领湖内的水师。罗泽南请求先以义宁效力，收复义宁，就请求随同麾下进征武汉，这是上策。至于南康的水师，不可没有陆营护卫。酌情留下哪一营，与之联络，从义宁趋向武汉。湘勇还嫌单薄，必定再给一营，气势才壮大。都乞请斟酌决定，以决行止。

致骆吁门宫保的书信

刘蓉

屡次收到赐函，欣喜得知一切。大凡这里所筹划调兵设防的事情，往往与您的意见不谋而合。足以证明您的谋划周详，远大的谋略宏达，实在钦佩。我自九月十四五日以来，就患有左偏头痛的病，至今二十天，服药无效。医生说这是肝气郁结，风火上炎所致。必须安心静养十天半月，才能完全痊愈。然而事势正艰难，责任特别重大，怎么能稍微空闲安逸。近来所以奏请调任黄牧，也是希望他能综理营务，稍微调节劳逸。而至今二十天，未能修书向钧座陈述，都是因为患此病后，不能伏案握笔的缘故。承蒙催促调遣果后九营，现在听到到达阆中的，已有三营，其余也不过几天内可以集结。我也打算立即拔营前进。只是进剿的方法，从前原本有三路的提议。一由西乡，一由南通，一由宁沔。于是湖北的援军不至，我军独自出青石关。地利既失，挫败的消息随即传来。现在正值军声未振，贼势嚣张，商议剿匪必须先筹划防守，巩固四川才能图谋陕西。一个多月以来，延访绅士老者，派遣侦探，都说青石关地势逼仄，可以凭借控扼，难以驻扎大营。关内天池子到回军坝，地方颇高广，西河口人户稍多。然而地近铁厂，林木砍伐已空，不仅山径窄狭，米粮运输艰难，即使柴薪等项，也难以寻觅。从前提议出兵青石，不过是取道经过。现在既然谋划驻扎重兵，就必须通筹全局。此地论形势则只可扼守，论粮饷运输则必定困穷。于是有人说宜取道沙河子出营黄瓜岭，有人说宜取道通太滚龙坡出营西乡，有人说宜取道广元出营宁羌。查黄瓜岭，即黄官岭，地势不甚险要，而东通红庙塘牟家坝，南通塘子口，西通广元，北通新集村寨，较青石稍大。从前办理三省教匪，曾有重兵驻防。但其地距青石关仅五十多里，而越山阻水几乎无路可通。孤军驻此，时常防备抄袭。兼听附近村寨，存米不多，而山径崎岖，运道尤属不易。至于进驻西乡，就必须先图谋洋县。蓝逆的强盛，不及发逆，先攻其弱点，则坚固的也会图谋自固。虽然堰口已失，西乡被踞，而我军出滚龙坡，地利可凭，又与李京堂分道犄角

译足以制胜。只是四川转运的道路，比起南通来更加迂回遥远。况且贼匪上下分布，而我军从下游进击，贼势必然旁窜四溢。如果不进入陕西腹地，定会窥探川北边疆。为两省考虑，都不宜走这条路。只有暂时驻扎在宁羌，或者出铁锁关趋向黄官岭，或者出五丁关趋向大安驿。这样形势掌握在我方手中，运道较为宽阔。由此节节扫荡，虽然建功稍迟，但逼迫贼匪向东退去，既取得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谋划陕西、巩固四川，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纵观贼匪态势，西起沔县，东至西乡，占据三四座城池，绵延数百里。四川边境近在咫尺，隘口纷繁复杂。如果只在各处设防，即使再增加一万人，也难以避免百密一疏的忧虑。现在从宁羌进兵，而在城太、南通一带节节布置。贼匪既然企图全力抵抗上游的军队，又担心南通、城太的军队横截而出，那么他们防备我方，自然就不能实施从旁路窜逃的计谋。查得城太一带原有振武军驻防，现在您又发檄文命令唐泽坡总镇增募一千人，合计三千人，足以资控御。南通一带，除了桂字、向导两军现拟酌情裁减外，湘、果两军拟仍留驻青石关。我只抽调刘参将的六百人，合成果后九营，驻扎宁羌，徐徐规划进剿。四川边境完全可以无忧。只有通江所属的池坝地方，是西乡的百雄关和定远的瓦石坪两道贼匪会合窜逃之路。虽然道路崎岖险阻，并且已经发札命令姜令督率团练严防，但是否真能扼守，终究难以预料。如果能拨许荫棠的一千人前往，自然可以无忧。回逆虽然有从秦州侵犯徽县的消息，推测也未必就会怀有窥探四川的志向，似乎不必过于防范。

译我拔营时，打算先派遣向导营张道一的部队前往防守。考虑到朱镇所的梅子坝一路，极为险峻狭窄，单人单骑尚难前进，哪里会有两千兵力无法驻守的道理呢？如果张道一能够前往，也就无需让许参将改道前进了。贼寇占据汉阳、郡城、洋县、城固、西乡等地，正日夜拆毁民房的砖石，增修城墙，又逼迫农民犁田种麦，显然是意图长期占据，分兵骚扰四川和陕西。现在之所以还没有猖狂肆虐，也是图谋多抢掠米粮，广泛储备的计策。如果不趁早进兵，那么他们的根基日益牢固，汉阳各城，几乎没有收复的希望了。兴安的梁观察一军，已经调回郧阳防堵苗族叛乱。李雨苍一军，探听到已抵达白沙。又听说张逆张第才已从镇安回窜到宁陕厅的四亩田地界。现在已发函请求李雨苍移缓就急，驻扎兴安，并分兵进占扼守茶镇。将来我部向田家坝、宁陕、沔县扫荡前进，湘军等部由青石关横截而出，李军由兴安、石泉迎击而进，仍然符合三路进剿的规划。贼寇的势力一分散，我军的士气就百倍增长。即使不能全部歼灭这些丑类，也可以将他们逼入南山，痛加剿杀，使这些叛贼无处容身。考察地图，参考众人的议论，反复深思熟虑，决策就是这样。不知道您是否认为正确，还恳请详细指示得失，远赐军事谋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诚意，两省的军民，都将感激不尽。

筹复湖州议 同治二年

陆心源

江浙各城，如今已依次逐渐收复，只有金陵和湖州没有攻下。金陵是贼寇的老巢，城池大而坚固。湖州只是弹丸之地，为何还负隅顽抗不投降呢？请让我先陈述湖州的地理形势，然后再献出我的计策。湖州位于群山之中，而又四面被水阻挡。城墙壕沟之外，环绕着一条大溪，深宽十余丈，名叫龙溪。大溪之外，大小河港，层层环绕。只有西面河道较少，陆路可以直接通往广德。东南北三面，没有船只就无法通行。如果由陆路进兵，那么道路狭窄，仅容数人通过，而且处处都有断头路，条条道路都可以相通。如果由水路进兵，那么港汊纷杂，容易中伏。这是包围它的困难之处。至于攻城的方法，不外乎仰攻和俯攻而已。现在想要仰攻，靠近城墙的地方不足一丈，云梯难以施展。想要俯攻，挖掘三尺土地就见到水，地雷无处使用。这是进攻它的困难之处。所以明朝初年张士信占据湖州，三年后才攻克它。到了咸丰十年赵中丞景贤等人倡导义举守城，三次被围困后才陷落。虽然说是人和，也是地利使得它这样的。现在湖州城内的残余贼寇有数万人，其中悍贼尤其多，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依仗其地理优势，除非智尽力竭，必定不会放弃而离去。现在的对策，大概有三条。一支部队由杭州出菱湖攻击其南面，一支部队由苏州出太湖攻击其北面，一支部队由平望出南浔攻击其东面。打开西面一路不攻击，在长兴的泗安山中埋伏一支部队，在安吉的独松关左右埋伏一支部队。然后派几艘浅水轮船，由上海直抵湖州东门，一天即可到达。然后轰击它，出其不意，贼寇必定惊慌混乱。混乱必定逃跑，逃跑必定向西逃窜。如果不从独松关逃往于潜，必定从界牌逃往宁国县境。等待他们经过时攻击他们，城池可以收复，贼寇可以歼灭。这是上策。如果用海军在南面占据碧浪湖，在西面占据杨家庄，在东面占据升山，在北面占据龙溪；用陆军在东面占据毘山，在南面占据岘山，在北面占据仁王山，在西面占据康山。层层合围，处处进逼。贼寇前进无处可逃，后退得不到粮食，势必内部混乱。不是相率乞降，就是饿死。虽然如此，采取这条计策，因为用兵多而耗时久，不能做到。这是中策。如果既不能近攻远伏来逼迫他们，又不能严密围困来困住他们，或者用偏师骚扰他们一面，或者用多军占据他们四乡，等待他们计穷食尽，弃城而逃。侥幸成功就算了，不幸军队疲惫，死灰复燃，不可不忧虑。这是下策。湖州虽然隶属浙江，但与苏州、常州都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北面东面都与苏州、常州接壤，西南与安徽接壤，只有南面与杭州相连。所以用浙江军队攻打它，不如用苏州军队攻打它顺畅。况且湖州一天不复，浙江固然不能一天肃清，而苏州的西路也不能一天撤防。拟请命令江浙两省督兵大臣会师进剿。一方面存有功劳不必由我成就、计谋不必由我出的度量，一方面存有见到正义必定去做、当仁不让的心。这样，不过一百天，必定可以攻克。然后调动苏州的军队，合力攻打金陵，调动浙江的军队，搜剿福建、江西，那么大江以南就平定了，就可以奏报肃清了。谨此议论。

卷八十七 兵政十三 地利下

守迁说

何曰愈

自古以来修建城池的人，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保卫百姓生活。但也必须依靠民力来巩固。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经费有定数，额定士兵不多。以四川省会为例，军督提三标，额定士兵不过五六千名，郡城不过三四百名及二三百名，防守已经显得单薄薄弱。至于州县驻防的，兵多不过十余名，少则数名而已。城池虽小，而女墙有数千处，用几个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