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九　户政三十一钱币中

译想要工匠省力且容易成功，那么钱币既然不能流通，各种货物也会壅塞停滞而无法交易。所以天地所生养的物资，并非不足以供使用，只是没有钱币来流通它们，于是才导致物资不足罢了。如果确实能详细思考其中的缘故，那么必须全部使用古钱之后才行。有人说：“这倒是对的，但如果铜料不足供使用怎么办？”回答说：“从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铜料匮乏的祸患了。如果想要开采铜矿，那么物力有时会用尽，每年的定额终究不能减少，这正好会扰乱天下。唐代刘秩、杨嗣复曾经有过禁止铜器的建议，顾炎武认为这是欺骗百姓的事。然而当时只应当支付铜器的价值来交换它们，这样铜料就足以供使用了，古钱也就能够恢复使用了。”

译致牙厘文案、粮台诸位先生论铸钱的信

胡林翼

湖北库存的钱币质量不好。必须通过无形的方式加以转换。每月领取一万串，仍限定在二月、三月期间。将厘金局中质量较好的钱币缴还。应当请求少固、香雪、文若三人经手，这样就没有弊端。而对于日后的紧急需要，仍有可以依赖的保障。凡是商人和百姓，不能让他们产生疑虑。当钱价昂贵时，出库一万串钱币以方便百姓。如果在有警备变故之时，动用库钱，商民不熟悉情况，贯索（钱串）不均匀，就难免产生疑虑和阻碍。这就是庄子之所以对朝三暮四的狙公感到感慨的原因。

另外，有利于国家的要务，还需要铸造钱币。例如购买铜器，在武汉的市场上设立铸局。大约一千文钱可以买到十余斤的铜器。其根本在于加入三成白铅，并加上火工等杂费。其利害得失在于：如果用一千文钱所购买的铜器，自行废改成钱币，以雍正、康熙的钱币形制为标准，仍然可以得到一千文钱，而盈余数十文或十文，这就属于上等利益。即使一千文钱购买的铜器，仅能铸成一千文钱，尚且属于中等利益。一千文钱购买的铜器，铸成九百八九十文钱，也属于小利。利益在于权柄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掌握在私铸的奸民手中。而商民暗中获得的利益是无穷的。都应当努力实行。各位君子共同商议审慎处理。如果使用荫云所用的人，仍然不合适。这件事如果苦心思考，切实执行，楚地的百姓可以富裕。富裕在于百姓，不在于官员。百姓富裕了，官员也就富裕了。如果今天的官员，必定认为用大钱欺骗百姓才是利益，哪里知道扩大本钱是利益，即使缩减本钱也是利益呢。唉。这件事应当与方伯商议。方伯与鄂地的人不是谈论利益的人。然而方伯对于国家计谋和民生受益的地方，必定毅然实行。只是恐怕我委托的人选不当，那就无可奈何了。购买铜器的事，由少固兄去做，必定能落到实处。铸钱的事则希望香雪、文若思考商议。如果这个计策不实行，钱币必定日渐减少，百姓必定日渐贫困，不可不知道。钱贵银贱，还是其中浅显的表现罢了。迅速广泛咨询访求以穷尽其中的变化，深思熟虑妥善商议以折中其宜。梅村所著的书籍极佳。这部书编成后，必定恭敬地送给各位君子各一部。精通并熟悉它，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然而也要看各位的天分如何，志气如何。又凡是能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世俗之人怀疑，而志士独自承担的事情，不妨集思广益来补充我。凡是奇谋至计，总在于平实处。如同布帛菽粟之类，越接近浅显，就越广大而精微。又富国的道理，总须先从有利于百姓方面商议，才有根本，才有归宿。欺骗百姓是欺诈，自己愚蠢却用来愚弄别人，智者不这样做。剥削百姓就是剥削自己，如同割肉来充饥，肚子没饱而身体已经残损，仁者不这样做。不可不知道。

粤省购办机器试铸制钱疏 光绪十四年

两广总督 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粤省的制钱，自从咸丰七年以来，三十年未曾开铸。官方的钱币日益缺乏，商民为此感到痛苦。臣近年来，长久想要整顿货币制度。只是旧例的办法，亏耗过多，限于物力，未能举办。上年与广东布政使高崇基详细筹划熟商，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认为只有使用机器制造，钱币精良而费用不巨大。曾经发电报给出使英德各国的大臣，考究机器价值及铸造的方法。接到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的函电，喜敦厂机器全套，每天工作十点钟，能铸造铜钱二百七十万个。并寄来喜敦厂的机器价目、厂屋图式。计算上等机器全套，内参大号造银元机器四架，另镌刻铜钱文母模一副，子模十副，镌造银元母模四副，子模八副。制造钢模所用的钢料，随时购办。合计机器钢模，外加运脚保险，以磅价折合，约需银二十五万余两。建造厂屋，占地纵横六十丈，地面须铺设铁板，垫洋泥。除地基外，工料约需银五万余两。粤省城内民居稠密，地基过于昂贵，约需银数万两，不得作为常例。此外常年所需的镕铜镕银洋制泥罐，每月约需银二千六百两。铸铜铸银的钢模钢料，每月约需银一千零八十两。锅炉烘铜片所用的上煤、枯煤、栗炭，每月约需银三千两。洋匠四名薪工，每月约需银八百六十两。匠夫三百余名，以及员役薪工、挑运杂费，每月约需银二千四百两。总计一切，每年约需银十二万两。原议机器一年半制成，分三批运送。首批七个月到达，每天可造铜钱四十万个。次批又五个月到达，每天可添造铜钱五十万个，并银元十万圆。三批又六个月到达齐全，每天可共造铜钱二百六十万个，银元十万圆。总计仍符合每天铸钱二百七十万个之数。每月可造铜钱九十万缗，银元三百万圆。通年约停工三十日，除搭铸银元数百万圆外，约得铜钱九十万缗。查铜铅混合的比例，铜质如果少，就不能承受机器的轧力，应以紫铜六成、白铅四成为标准。考察钱法的轻重，历代多以唐初的开元通宝为准。其重量相当于现在的库平一钱。大概古代称量物品，都以铢两计算，后世十钱为一两。

译这名称，就是由开通钱而得来的。宋太宗时的太平通宝，真宗时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重量都与此相同。我朝顺治十年以前，所铸造的钱币重量即为一钱。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谕令每文钱重一钱，实在是因为轻重适中，名实相称，这种制度最为经久耐用。现在打算立即铸造这种样式，每一文钱重库平一钱，并打算在钱文背面的上下铸“库平一钱”四个字，以杜绝私铸。合计每千文重库平六斤四两。广东省的钱价是一千五百文，值白银一两。现在暂且按照香港上等洋铜、洋铅的时价核算，铜铅的成本以及物料、工费、火耗，与铸成后所值的银数，大致相等，不会导致亏折。机器铸造的钱币，边缘光洁，字体精良，私铸的钱炉断难混淆。铸成之后，或者发给商人兑换白银，或者用来购买官物，或者搭配发放军饷，按照市场价格，临时酌情处理，务必顺应众人的意愿，不限制搭配发放的比例，也不预先规定折合的银数，以免军民百姓遭受拖累。私下认为，上古铸造钱币，本意是开发山泽的资源，铸造通行的货币，固然有利于百姓，也就有利于国家富强。现在用外洋的铜铅来充作铸币原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洋船运来的铜铅，提炼精细、损耗少，容易接受模具成型，香港距离广东近，价格也平稳。云南的铜、贵州的铅，产量极其丰富，但提炼不够纯净，运费过高，目前难以供应用。查考西南各省，多出产五金，这是天地储备的无尽宝藏，以供国家边防之用。

译今天为了西南充实边防的计策，没有比大力经营铸钱一事更好的了。然而如果不先着手试办，参考盈亏，并变通开采、冶炼、鼓铸、转运的方法，这件事必定无法成功。天下的事情往往因为害怕劳费而不敢创始，所以臣愿意在广东一省率先创办。现在拟定同时使用内地的铜铅搭配铸造，其式样、配料、轻重全都相同，用来比较精粗，核算利息损耗。广东一面试办，一面与云南、贵州的督抚考核铜铅的价格和运费，由两省自行讲求开采冶炼的方法。如果半年以后核算广东铸钱没有亏损，那么云南、贵州就近开铸，节省必定很多。查考贵州威宁州一带，是产铅的地方，也兼产铜。贵州近年就在该州设立局所鼓铸，以取便利。只是山路阻隔遥远，机器难以运到。考求贵州铅的运输路线，向来由威宁陆运十站到永宁县，水运三站到四川泸州，委员在这里设立局所转运。云南铜产自云南东川府，与威宁相邻。云南铜的运输路线，也由威宁向东下到泸州，也在泸州设立局所转运。因此四川泸州，实际上是云南、贵州铜铅汇集的地方，而且距离这两省又很近。泸州临江富庶，商贾聚集，是川南交通枢纽。如果由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合力集资，购置机器两套，溯江而上到泸州，建立一个大厂，云南铜、贵州铅以及四川本省的铜，都在这里铸造。三省自行商议调配，每年各铸钱若干串。计算两套机器，一年可以出钱一百八十万串。顺江而下，到达沿海，向上供给京城，侧面接济吴楚地区。制钱流通顺畅，而云南、贵州已经受到无穷的好处了。这样，那么商贾受到鼓舞，开采日益增多，价值逐渐降低，冶炼逐渐精良，即使专用内地的铜铅，鼓铸也不至于亏损。广东及其他省份所需的铜铅，更不需要从外国获取。这才算是长久之道。实行后大见成效，还可以汉口设立机器铸造，以期四通八达、广泛流通。用京城及各直省的银两，换取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钱，互相灌注，大利仍然在中国。似乎对京城内外民用、边防军饷、边防百姓都有益处。但目前广东铸钱，兼用中外铜铅，亏损过大，力量不足以支撑，只有搭配铸造银元，或许还有余利，借以弥补，以免因亏损牵制，导致阻碍货币法度。试铸银元的方法，另片详细陈述。至于这项购买机器、建造厂房的费用，需要银三十多万两。广东库款紧张，无法拨动。现在已经与弛禁的商人商议，让他们代为向富商挪借这笔钱应用，将来陆续从外部筹措归还，不动用正项公款。等到机器运到广东，开铸三个月后，应当将各项工费、商民使用的确切情况，详细奏闻。据该藩司高崇基详报前来。除了现在已经发电报给驻外大臣刘瑞芬立约购运、命令县令委员购地建厂外，理应恭敬地折子奏陈。伏乞圣鉴训示。

拟请改铸轻钱议

锺大焜

同治四年，左爵相奏请制造轮船说，轮机制成后，兼可铸钱。铸钱想要借助轮机，是希望可以避免亏本。然而清初户部制定的铜价、银价、钱价章程，还留有铸钱的利润余地。因为当初采办云南铜，每铜一百斤，只给民价的一半，所以尚不至于亏损。以后则逐渐增加，由八九两到十三四两，渐渐难以敷补工本。所以近来各省都停止铸造，而奸民又以毁钱私铸为业，导致小钱充盈，钱法败坏。查考各省每百文，小钱有多达七八十文的，而且汕头、潮州各处，有全用小钱的，天津、上海既用不足百文的短陌钱，尚不免搀和小钱，福建全省则从二三十文到七八十文不等，寻求有纯用大钱的，大概也很少了。推究其根源，实在因为钱质太重，即使毁钱来铸钱，漏洞所在，虽然禁令有时穷尽，他们毁为铜器，更是小事了。近来新铸的制钱，每文重一钱，每千文重六斤四两。又查定例鼓铸钱币，铜铅各半，每铜铅一百斤，加入点铜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铜器皿，立法已经极美善。无奈私铸仍然不能禁止，小钱仍然肆意流行。即使京城行用大钱，而私铸仍然不能避免。如果不是权衡尽善，斟酌得中，即使勉强筹款鼓铸，而亏损太甚，铸的也不多。而且一铸而百毁，百铸而千毁，用有制的财源，填无穷的水沟，仍恐制钱日益减少，小钱日益增加，而钱法如何能经久无弊？现在试向上观察往古，与我们清朝开国之初，衡量当今时势，结合京城各直省各码头银价、铜价、钱价一切考核，似乎需要在汉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通宝、洋人的香港一文，三者之间量度取中，铸造库平八分的钱，才可以堵塞私铸私毁的源头，而钱法才适宜古代也适宜今天，有利而无弊。私下为我的宪台陈述，以备采纳。考求古今论钱法的人，以汉代的五铢，以及唐代的开元通宝为得中。开元通宝重一钱，《纲目》称每钱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现在存世的五铢，则重不过五六分七八分而已。按照《说文》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

译两。据此推算，五铢钱将接近二钱。又查《文献通考》，宋文帝元嘉年间，铸造四铢钱，其轮廓形制与五铢钱相同，因耗费损耗无利可图，所以百姓不盗铸。大概每个朝代钱币的分两轻重不同，应当以现存的钱币作为判断依据。现在的钱币重一钱，相当于开通元宝钱。只有史书记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被赐三座铸炉，裴寂被赐一座铸炉，允许他们铸钱，盗铸者本人处死、家产没收。既然以设立铸炉作为恩赏，那么铸钱不亏本可知。然而现在规定铸重一钱的铜钱不免亏本，那么一钱的分两，似乎还不可拘泥。如果铸造八分的钱币，比开通元宝钱轻而比五铢钱重，究其根本，五铢钱虽然轻但铜质很精纯，现在用铅混合铸造，重量超过五铢钱，其实也就等同于五铢钱。这是考察古代，其可行之处一。本朝曾铸造康熙小制钱，现在称为京墩钱。其重量从八分到一钱为止。原本是以两文当一文使用，今天津称京钱二百，实际上相当于制钱一百，还保留着这种遗意。现在这种钱币散行于各省，如果能拣选一千文京墩钱，还可以卖到制钱一千一二百文，因为铜质太好，利于熔毁铸造铜器。如果按照以后定例铜铅各半来鼓铸，其重量只达到八分，那么销毁就无利可图，这种弊端自然消除。这是衡量本朝初年，已有八分的制度，其可行之处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定例每钱一千，当银一两。那时每文钱重一钱及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不等。乾隆十年特意使用重一钱二分的钱币，陕西巡抚陈宏谋认为钱质过重，旧钱销毁无存，奏请按照顺治元年及康熙年间每文铸重一钱的成例，并参照顺治初年的例子，以一钱当银一厘。按照这个标准，则是铜百两当银一两。如果铸造八分的钱币，

译按照现今各直省银价每两值一千五六百文计算，尚且用一百二十多两的铜来兑换一两银。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相比，每两银多兑换二十多两铜。这是参照清初至中期的情况，其可行的理由有三。

查近年京城市面上通用的钱，不免掺杂私铸的钱。银价贵时，每两约换京票十五六千文，则钱较小；银价贱时，每两若换京票十一二千文，则钱较大。小钱每文约重一钱二三分，大钱约重一钱六七分或七八分。计算下来，一两银也只换一百零几两铜。查前年京都整顿钱法，查获私铸者治罪，一律行用官铸的大钱。近来有人携带回福建，其轮廓形制，是二十年来京城所罕见。于是取五钱来称，共重八钱八分，每钱平均重一钱七分六厘。姑且按一钱八分计算，一百钱才重十八两，而且还未扣除穿绳的重量。现在京城银价约十二千文，每两银才换钱一百零八两。如果改铸八分的小制钱，每两银尚多换二十两铜。这是参照京城银价钱价，其可行的理由有四。

现在福州通行的大钱没有小钱掺杂，每千枚重八十五两，每文平均重八分五厘。然而这种钱已珍贵如拱璧，不可多得了。至于市面通用的钱，每千枚约有二三百枚小钱在内，其分量之轻，更不必计算。就目前而言，每重一钱四分的钱，已万中无一，极重的也不过一钱二分，极轻的甚至只有一分。自五六分以上，民间已通称为大钱，不敢挑剔。因为铸钱的弊端很多，即使是官铸，铸钱局吏役在局内私铸仍难尽禁。所谓“局私”，即铸钱局的吏役在局内私铸，原本与制钱相等，只是较小罢了。这种钱，称为大钱不能，称为小钱也不合适。市面交易以大钱居中，小钱居两头，称为“橄榄钱”，并不敢指其为小钱。各省通行的钱，能全是重一钱二分的，每千枚才重一百二十两；能如当今定制，纯重一钱的，每千枚才重一百两。若有局私钱在内，以及五六分、七八分的钱，虽然并没有一枚小钱，其重量当与福州的大制钱相仿。只有天津、上海的钱，则纯用乾隆白铜，每一钱多系重一钱二分，但市面多用短陌钱，也间有小钱在内。这是名义上用大钱，而实际上与小钱无异了。如果铸八分的钱，较现今各省并无小钱掺杂的大钱，每千枚只少铜五两而已。倘若掺杂小钱在内，则分量便相差悬殊了。这是衡量当今各省通行的大钱，其可行的理由有五。

查广东香港的钱法，与外洋无异。每钱一文，只重二三分。积十钱、二十钱，则用当十及当二十的铜小番钱。再往上则用银角番、银半番。由银番钱往上，则用金番钱。其银番钱一元，也只换钱一千零数十文，与内地相仿。子母相权，端自一文钱开始。其钱的大小轻重，则视金价、银价、铜价及铸钱工本统合计算，必使毫无盈亏。外洋金价银价无甚涨跌，故自一文钱而至金钱，虽递次增加，也不滋生流弊。又用机器鼓铸，铜少而工精。用机器则工精，则奸民无力私铸；铜少则不私毁。兼此三者，故较之内地钱币，尚为得法。如果铸八分的钱，虽较外洋为重，然而不用机器，则工不及其精；和入白铅，则铜不及其美。以和铅省工的利，积为分两的重，但与当今的银价铜价相准，则与外洋二三分的钱，亦无以异了。这是以外洋的钱法银价比较，其可行的理由有六。

铸钱定法，原应统合工本计算，铸一文只值一文，故无私毁私铸的弊端。今各省银价，多在一千五六百文的范围，较之清初，每两贵至四五百文，这是无可奈何的。想凭借亏本铸钱一法，挽回天下的银价，使之比照清初，譬如衔石填海，势必不能。惟有因时制宜，铸出的钱与现今的银价相准，方无流弊。本年八月，香港中外新报记载，日本红铜板每百斤二十一元，白铅每百斤五元六角。查每担铅的保险，不过二三钱银而已。又查铸钱时铜铅入炉熔化，每百斤例准折耗九斤。若按定例铜铅各半，既铸轻钱，即可不加点铜。每百斤铜铅，除折耗外，实得净铜九十一斤，铸钱一万八千二百文。若再仿照私铸之法，略借船政轮机以资磨削，当不致再有亏折。这是合于当今银价、铜价、铅价，其可行的理由有七。

铜铺私毁，专采红铜、青铜、黄铜的钱。若铜铅各半带白的钱，毁之得利较少，故现今上海、天津各处大马头，皆用此种制钱，乃是合天下奸民私毁余剩之钱。前数年福

译州到上海购买数十万串钱，都是这种制钱。因为钱质太重，没过几个月，就被人们熔毁一空。如果使用这种铜质，只铸八分重，那么熔毁之事自然就会消除。这足以杜绝私自熔毁的源头，这是第八项可行的措施。

古代论述钱法的人，有“不爱惜人工、不吝惜铜料”的说法，大概是担心有人私铸。但这只是防止购买铜料私铸，未曾防止熔毁官钱私铸。不知道民间买铜比较困难，不能随手可得，即使是废铜也并不多。必须等待买铜来铸钱，确实数量有限。值得忧虑的，就是熔毁官钱来私铸罢了。如果铜质好且分量重，反而加速了私铸。追溯自建国初至今，所铸的钱，确实都是不惜人工和铜料，然而小钱也未能禁止流通和私铸。因为铸造轻钱，祸患仅在于私铸，还有禁止买铜的法子；而铸造重钱，祸患在于既私铸又私毁，即熔毁官钱来私铸，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简直无法禁止。两害相并，选择较轻者，何尝不是为政的道理呢？

况且鼓铸不亏本，制钱必然增多。好比人的身体，正气充足，邪气自然消散，那些小钱怎么能出来与之对抗呢？这又足以堵塞私铸的源头，这是第九项可行的措施。

有人说，现在铸造轻钱了，那么以前的重钱，势必会被全部熔毁，怎么办？不知道铸造轻钱会被熔毁，不铸轻钱也会被熔毁。而且铸轻钱被熔毁的是旧钱，铸重钱将新旧钱一起熔毁，那么不如铸轻钱还能保全新钱不被熔毁呢。

又有人说，现在因为银价较贵，所以铸轻钱以跟随银价。如果以后因为铸钱太轻，银价更贵，那么私铸的钱，势必会更轻，怎么办？不知道现在银价算到一千五六百文的，是指大钱的价格而言。只要铸出的钱，与现在通用的大钱分量相当，那么换银的价值，自然必定与现在的大钱相符，这就有利无害。那些小钱的银价，虽然比大钱贵，无非是大钱缺乏，所以私铸得以乘机牟利罢了。如果大钱充足，小钱势必难以流通。以理势论，银价只会便宜，不会昂贵。那么不如铸轻钱还能保全银价不昂贵呢。

又有人说，铸钱理应亏本，如果不亏本，便可获利，将开启奸商仿铸，怎么办？不知道奸民私铸，何必等到官局开铸才仿铸？他们无时无刻不可以私铸。也不必仿照轻重逐渐递减，才开始私铸。如果在未铸钱之前，不考虑私铸的危害，铸钱之后，反而深深担忧私铸，这有什么说法呢？

只就当今的船政而言，必须添置轮机，仿照西法鼓铸，确实担心力量达不到，计策不如仿照私铸的方法，较为简便快捷。如果查访私铸小钱的人，收罗进局，任命为匠首，还可以化莠为良，养活不少贫民。或者提取从前缉获的私铸囚徒，宽恕其既往，给予自新的机会，还可以借此得到私铸的方法。至于轮郭肉好，似乎也应该稍作改变。肉须稍窄，照开通元宝的形式；好须稍大，照五铢的微细。其文字及肉，须雕刻稍深，那么质地便厚，不至于破损。

只是更改旧式，必须具章上奏，请旨饬下各省议覆。如果各直省银价贵贱不同，折合铜本的分量不能统一，可否请求在合适的省份先行试铸。如果没有流弊，或者照建国初某省归某省行用钱的例子，并照京师专用大钱的例子，应当没有不可行的。是否有当，敢请采择施行。

译论币二

孙鼎臣

银作为货币，到现在已经陷入困境。天下的人都以此为患，思考拯救的办法，于是铸造大钱的议论兴起。大钱，不符合中道的制度。然而用它来权衡一时的轻重，削弱银的势力而逐渐抑制它，这是智者转移万物用途的方法，也是压低银价、抬高谷价的契机。虽然如此，其中有道义所在。得道则大利，失道则大害。古代铸造大钱的很多，试举一两个来论述。汉元鼎年间，铸造赤仄钱，一枚当五枚，百姓用巧法使用它，不久就废除了。唐朝铸造干元重宝，一枚当十枚，重轮干元，一枚当五十枚，物价飞涨。后来当十的仅当二枚，当五十的仅当三枚。时间久了，钱都化为器物。蔡京当政和、大观年间，铸造大钱，一枚当十枚，它的重量是三钱，铸造它的费用也是三钱，计算一下，一枚得到四枚的利息，不久也废除了。前代铸造大钱就是这样。天下有利之利，近而小；无利之利，远而大。钱，是天下的大利。只有无利，才能大利。元成宗时，郑介夫论述钱法说：进言的人说铸造一枚花费一枚，对国家没有补益。不知道花费一枚钱可以得到一枚钱，利在天下，就是国家无穷的利。明朝谭纶也说：使百姓富裕一定要重视粟帛而银价低廉。想要银价低廉，一定要制定方法来补救银的不足。现在的议论者，认为铸造钱的費用，与银相当，朝廷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每年铸造一万金的钱，那么国家增加一万金的钱。钱多则增加的银也多。这两个人的话，可以说是通晓天下大计的人了。汉唐以来，铸造大钱的人，不知道这个意思，大抵谋取眼前的利益，想要用一枚钱谋取数倍的利息，只想要它出去而不想要它进来。轻重多寡，是事物的自然分际，而实是名产生的来源。十之所以为十，百之所以为百，铢之所以为铢，两之所以为两，市场上的三尺童子都知道。名实不相符，改变它的自然分际而扰乱它，以少为多，以轻为重，想要愚弄天下的百姓，这是不诚信。利是天下共同想要的，用轻省的工本，收取不可估量的利益，只出不进，上面轻视而独自想要下面重视，这是不宽恕。不宽恕所以百姓不听从，不诚信所以百姓不服从。建立国家的大政，而百姓不服从、不听从，即使是尧舜又能怎么样呢？问：按照您的话，大钱终究不能实行吗？答：借鉴前代的弊端而反过来做，就能实行了。不吝惜铜，不节省工本，孔觊的话，是铸造钱不易的方法。大钱的利益倍于常钱，它花费的铜和工本，也应该倍于常钱。分为当五、当十两等，选择精铜，挑选良工，铸造它，使它的费用如同它所当的数量，那么名实就相符了。盗铸没有利益，不用刑罚就自然停止。不强迫百姓而百姓知道重视它。颁布它的式样于天下，内外所铸造的如一，违反的惩罚其主管官员，那么法度就均等了。通用于军国之用，银与钱各占一半，用这个支出，用这个收入，那么政事就平正了。名实不混乱，法度均等而政事平正，立于上位的人诚信，施于百姓的人宽恕，然而天下不听从，是没有的。议论者怀疑费用重没有利益，为什么重视大钱。不知道大钱的利与不利，在于使用的通塞，不在于价值的多少。蔡京铸造大钱，利益不能说不厚，然而刚铸造就废除，我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在哪里。因为银不足而议论大钱，钱流通则银不足不构成祸患，利益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想要削弱银的势力而恢复古代食货的制度，一定要借助大钱这条路了。商贾小贩，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而竞争锥刀之利，哪里是议论天下万世大计的人呢？

以工巧为币议

冯桂芬

凡事有前人实行而最终废止的，一定有不可实行的缘故。至于屡次实行屡次废止，一定是后人不相信前人，认为由自己实行就一定可行，而人复一人，直到不能实行，那么也可以醒悟了。近来听说有铸造当十、当百大钱的议论，这一定是不能实行的事。为什么呢？立法的意图，在于强制轻的为重。如果朝廷的力量，能强制轻的为重，为什么不发行纸币？又为什么不直接指瓦砾为黄金，轻重更巨大，它不能实行是明显的。而且不仅不能实行而已。曹参说：把齐国的狱市寄托给我，谨慎不要扰乱。用今天来实行大钱，是扰乱百姓的方法。不得已，那么有去掉强制轻为重的见解，而实行以工巧为币的一种方法。制钱十枚，重一两，当十钱一枚，重四五钱，无缘无故而突然获得倍利，这一定不能实行。即使一时可行，奸民群起而争夺，私钱满市，顷刻间就不能实行。法度应该开设常局，雇佣常匠，招募贫民担任磨光的工作，不要多人，选择官员极其谨慎，验收极其严格，铜质极其精良，镌刻极其工整，磨光极其光洁，肉好周郭，没有一丝瑕疵。背面署上甲子卯数局名，稍微不合就回炉，不少假借。当十钱，重量不必超过四五钱，而让工价必须在十钱以上。当百钱，背面应该工绘双龙，署文用篆书，倍加精美，重量不必超过三两，而让工价必须在百文以上。孔顗说：用一枚半钱的費用铸造一枚钱，驱使他们铸造一定不做。依法铸造，差不多可以实行了。那么又为什么要实行呢？答：制钱的工本，每千枚支销银一两七八钱，现在每千枚仅千文以上，大有节省。而且铜出于地而有限，工

译人的劳力是无穷无尽的。人工虽然耗费十几文钱，铜料只需四五文钱，终究是用四五文钱的铜料转化为十文钱的货币。天下的贫困，是因为白银稀少，铜料也稀少。如果推行这种方法，铜料虽不多，却能多用人工来弥补天地生物不足的遗憾。这就叫做以人工技巧作为货币。其他物品的人工技巧，必须换成钱之后才能使用，这仍然是要借助于钱，不能将其计算为财富。如果人工技巧体现在钱上，就不需要借助其他途径，就可以直接计算为财富。将来推广得越广泛，积累得越多，其利益就不可胜用。如果能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何必担心推行不了？如果不能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这就是所说的“没有良好的政事，财用就会不足”。这并不是方法的过错。铸造制钱也是如此。质地精良、做工精细，那么盗铸就困难；重量不妨稍微轻一些，那么销毁就少。日本国的宽永钱，没有被销毁的问题，背面铸有干支纪年和局名，那么以旧充新的弊端就断绝了。钱局向来有“铸三买七”的弊端，实际只铸造三成，其余七成是买回旧钱来凑数。这些都是政事应当顾及的地方。如果不这样，不仅不能铸造大钱，甚至也不能铸造制钱。

译这是乙卯年所作的文章。当时正锐意推行大钱，所以在大钱的制度中设计了变通的方法。这都是有感而发，并非认为大钱真的可行。只有同年的戚君贞，极力称赞这篇文章，口中不离。我禁不住怀旧之感，所以附录于此。然而西方人用模具铸造，那么这种方法就失败了。实际上也是不可用的。自记

敬陈大钱利弊疏 咸丰三年

户部侍郎 王茂荫

我私下查考，今年三月，户部奏请铸造大钱，请求定下当十、当五十二种面值。从六月开始，按照成色搭配发放。本月十四日，巡防王大臣奏请推广铸造大钱，奉皇上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钦此。臣蒙受圣恩，提拔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职责尤其重大，自然应当随同在部的各位大臣悉心推求，以期利用，哪里容许独自提出异议。但我私下担忧这种方法难以推行，并且担忧推行稍有阻碍，或许连已经推行的也会因此无法进行，有不敢不将利弊源流详细陈述，再次请求圣上裁决的。

臣认为，自古以来货币制度总以不惜工本为不变的常理。偶尔铸造大钱，打算节省成本，从汉朝到明朝，兴起过的曾有数十次，但不久就废止，从未有能长久推行的。现在推行的大钱，颇见便利，大概是因为人们喜欢新奇，历代初行也都是这样，并非今天的制度独特。但听说当五十的钱，市面上的人已经多有私下议论，奸邪之人已经多有私下铸造，只是时间不久，尚未见到大大的阻碍罢了。现在王大臣奏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而当千的钱只以重二两为标准，其余依次递减，这是为了充裕筹划经费，确实是极好的计策。这种方法如果推行，难道不是大利吗？但我考察历代钱法，种类过于繁多，市场必定扰乱；折算面值过重，废止尤其迅速。前次户部请铸大钱时，也说历代推行而随即废止，都是因为折算面值太重，分量过于悬殊，所以只铸造当十、当五十两种，并且声明以后照此样式一律执行，不准稍有偷减，确实是鉴于前代的失误而警戒的。刚刚深深警戒，怎么就立刻触犯呢？如果当千的钱重二两，难道不是所说的折算面值太重、分量过于悬殊吗？

议论的人说折算面值太重，是嫌它虚浮。大钱虽然虚浮，比起钞票来则较为实在。难道钞票可行，而大钱反而不可行吗？不知道钞票制度以实在运作，虚浮虽然虚浮但可以实在；大钱以虚浮当作实在，看似实在却虚浮。所以自古以来推行钞票可以几十年，而大钱没有能推行几年的，这是明显的证据。议论的人又说，国家制定制度，当百就是百，当千就是千，谁敢违背？这确实如此。然而官府能规定钱的值，却不能限制物的值。钱当千，百姓不敢把它当作百；物值百，百姓不难把它当作千。自古以来大钱的废止，多由私铸繁兴，物价暴涨，一斗米有高达七千的时候，这又是明显的证据。

宋代御史沈畸的话说：“自从有了当十的提议，招致祸患，兴起奸邪。游手好闲之徒，一朝鼓铸，无故而有数倍的利息，虽然每天斩首，其势头不可遏制。”学士张方平的议论说：“使用大钱，导致奸人盗铸，其使用日益轻视。近年来，都虚高物价，在下增值，在上取偿，虽然有折算的虚名，却遭受亏损的实际危害。”又明显的是，大观年间铸钱始于蔡京，而他的儿子蔡绦作《国史补》，叙述起初获得利息而流通，接着盗铸而弊端多，最终改换面值而亏损，事情都是亲眼所见，言语尤其详细。聪明才智，古人远胜今人；作奸犯科，今人又远胜古人。古代既然不行，而想在今天推行，我实在不胜过虑。

但假如当千、当百虽然不行，而当十、当五十还可行，似乎不妨试一试。但我又担忧它不能行。确实，国家的宝物，现在的大钱、钞票都属于权宜之计，全在于持守信义，坚守不改，或许可以期望几年的利益。现在大钱的分两样式，刚刚奏定颁行各省，大张告示，刊刻成书，不到几个月，全部变更。当五十的，比起以前所见的忽然变大变轻；当一百的，比起以前的五十还显得轻。而且当五百、当千，纷纷错杂出现，民情必定深深惶惑，市场必定显得纷扰，而一切都不敢信任推行。钱是人人都日用所必需的，充裕国家、便利百姓，关系甚重。万一像我所担忧的那样，确实恐怕留下悔恨。

有人说铜斤短缺，如果不及时变通，那么明年必定停止铸造，这难道是小事情吗？但变通想要它能行，不行则也与不铸造等同。乾隆以前，铜起初不取自云南，鼓铸所用的，有国初的成法在。逆贼一旦平定，不患没有铜。如果贼不平，铜不能运输，那么即使耗尽现在的铜，全部铸造当千，似乎也无济于事。所可担忧的，固然不止停止铸造这一件事。现在谈论大钱的人很多，如御史蒋达的奏章，只计算推行的利益，未计算不行的弊端。我自任司员时，私下曾对此考察。伏愿皇上坚持一信，永保不变，实在是幸运。我性格既拘泥迂阔，见识尤其浅陋，只受恩深重，但有所见，不敢不言。为此详细陈述利弊，呈上历代大钱兴废略。伏乞圣鉴训示。

谨将历代大钱兴废，节录大略，恭呈御览。

汉元鼎二年，铸官赤仄一当

译五。任命官员，如果不是赤仄钱就不使用。此后两年，赤仄钱贬值，于是被废止。王莽的钱币从当一到当五十分为六个等级。百姓生活混乱不堪。王莽知道民众愁苦，改行当一和当十二种钱币。规定六年之内不得再持有大钱。东吴孙权嘉禾五年，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又铸造当千钱。钱币面值太高，只有空名，民间对此感到困扰。孙权听说百姓认为不便，便停止发行，将钱币熔铸成器物，官府不再发行。宋文帝元嘉七年，规定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实行一段时间后，公私都不方便，于是废止。陈文帝天嘉五年，铸造五铢钱，一枚当鹅眼钱十枚。宣帝大建十年，又铸造六铢钱，一枚当五铢钱十枚。后来恢复为一枚当一枚。后周建德三年，铸造大布钱，一枚当十枚。五年时，因为布钱逐渐贬值，人们不再使用，于是废止。唐肃宗干元元年，第五琦铸造干元重宝钱，一枚当十枚。又铸造重轮干元钱，一枚当五十枚。京城里人人私自铸造，物价飞涨，一斗米高达七千钱。代宗即位后，重宝钱改为一枚当两枚，重轮钱改为一枚当三枚。总共三天，大小钱币都改为一枚当一枚。自从第五琦改铸钱币以来，犯法私铸的人每天有数百人，州县无法禁止。到这时人们感到非常便利。后唐钟谟请求铸造大钱，一枚当十枚。钟谟获罪，大钱随之废止。宋朝范雍、张奎都铸造当十钱。民间盗铸的人很多，钱币制度大乱，物价飞涨，公私都感到困扰。后来都改为一枚当两枚。神宗四年，皮公弼铸造当十钱。后来改为一枚当三枚，又减为一枚当两枚。徽宗二年，铸造当十钱。四年时因为盗铸太多，下诏改为一枚当五枚。随即又改为一枚当三枚。明朝洪武帝即位，最初确定钱币制度，有当五、当十等五个等级。四年，立即将大钱改铸为小钱。天启元年，铸造当十、当百、当千三种大钱。随即下诏收回大钱，交由铸钱局改铸。考察历代大钱，只有汉昭烈帝进入蜀地时，铸造直百钱。史书记载说，十天半月府库就充实了，不详其最终结果。这大概是愚弄百姓的一时之计。其余情况始末都清楚可见，没有实行三年而不改变或废止的，也没有不出现盗铸如云、物价飞涨、公私不便的情况的。史册所载，清清楚楚如此。谨略。

译再次论及加铸大钱的奏疏 咸丰四年

户部侍郎 王茂荫

臣于去年十一月，因户部议定巡防王大臣推广大钱，曾呈上大钱利弊一折，未奉谕旨。今日恭敬呈进各大钱的式样。臣职掌钱法，只应力求铸造精工，期望能够推行以仰副圣意，哪里还能再有什么话可说。但臣对此事日夜筹思，实在觉得难以实行，有不敢不再次冒昧陈述的。如今推行当百以上的三种大钱，与原先推行的当五十大钱，在重量和式样上，没有什么可以辨别的地方。如果依靠文字来辨别，那么这为什么贵，那为什么贱，愚昧的百姓无法理解，恐怕会导致混乱。这是第一个难点。钱本来是为了方便零用，现在一钱而当五百、当千，私下担心用来交易货物时，难以找零；用来兑换制钱时，没有人愿意兑换。这是第二个难点。大钱虽然准许缴纳官项，但现在已经准许以五成搭交的，有官票，有宝钞，再加大钱，怎么能一并搭交呢？这是第三个难点。然而这些还只是小问题。最大的祸患，莫过于私铸。议论的人认为私铸正好可以增加官铸的用途，可以没有祸患。不知道官钱以当千发出，以当千收回，所以可以没有亏损。如果奸商用四两铜，铸造两大钱，就抵交一两官银，国家的亏损将不可胜计。旧时推行的制钱，每千枚重一百二十两，熔化后可以得到六十两，用来铸造当千大钱，可以抵三十千的用途。假如奸人每天熔化制钱来铸造大钱，那么民间将没有制钱可用，对百姓的危害又不可胜言。仅凭这两点弊端，就已经无法杜绝，更不用说其他了。现在议论的人有的知道难以推行，又说姑且先少铸一些来试验，试验后如果不通行，再停止也不晚。臣认为其他事情可以试验，这件事不可试验。事情本来没有收获的，试验后不通行，也没有损失。事情已经有所收获的，试验后不通行，将会连同已有的收获一起失去。臣固然不只是为难以推行的大钱担忧，实在是为已经推行的大钱担忧。当今筹措军饷非常艰难，购买铜料不容易，幸好有当十、当五十的钱，暂时能够流通使用，每月既节省铜数万斤，又多获得钱数万串，对于经费不无小补。假如变动之后，稍有阻碍，一种不行，各种都废弃，挽回无术，后悔将何及。臣想推广大钱，原本是想在利用之中，更为节省考虑。当今官票、宝钞，其节省远超大钱，其利益也远超大钱，有一种能通行，利益已经无尽，大钱的铸造，似乎可以停止。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只有一个办法。请求在当百以上的大钱上，加嵌银点以示贵重，当千的嵌十点，当五百的嵌五点，当百的嵌一点，每点嵌银不过一二分，而可以使辨别较容易，伪造较困难。再请求将户部钱局当十、当五十两种钱，也照工部钱局的制度，原重一两八钱的，减为一两五钱；原重六钱的，减为五钱，使户部钱局、工部钱局的重量，都归于统一，新钱旧钱的式样，没有太大悬殊，市肆行用不至于混乱，而户部钱局的铜料已经暗中节省数万斤，不是没有益处。即使将来当百以上的大钱，或许有不通行的，而这当十、当五十的，规模如故，制度仍然，也尚可行。大概有得无失。钱是百姓日常所需，法度不宜轻易变动。臣不是固执己见，妄加阻挠，实在是因为筹思已久，不胜忧虑，为此再次冒昧上奏。愚昧之见，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请求变通钱法的奏疏 咸丰四年

沈葆桢

私下认为，自军兴以来，急需军饷。部臣因为缺乏银两的缘故，请求铸造大钱，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无非是富裕国家、便利百姓的意思。然而理财的道理，求效越急切则弊端越多，取息越奢侈则亏损越严重。自从私铸大量兴起，利源全都成了奸商的渊薮，如果不急忙变通，危害将有不可胜言的。一是国家受其害。户部、工部两个钱局，多年鼓铸制钱，所花费的国库银两，不知有多少。奸民熔化制钱来铸造大钱，辗转之间，倍数无法计算，不到几个月制钱就枯竭了。用私铸的大钱，加价兑换银两，银两的储藏有限，大钱的产出无穷，不到几个月银两又枯竭了。《易经》说用什么聚集人？回答说用财。假使无赖之徒，都能窃取利权来招揽党羽，他们包藏祸心，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近来听说京城内外一带，千百成群，私设军械，缓和则肆意横行，紧急则发生变乱，这是可忧虑的，不独在钱法上。二是旗营受其害。京师是天下根本，八旗又是京师根本。旗兵没有其他生计，所以供养父母、抚养妻儿靠的是月饷。钱日益贬值而物价日益昂贵，领饷四千，仅抵两千多的用途罢了。几口之家，蔬菜油盐，数目虽琐碎，大钱不能零折，便成废物，何况整用也不行呢？士兵吃饱马匹健壮，才能成为劲旅，饥寒都不顾惜，能让他们专心技艺吗？现在持戟宿卫的人，他们的祖宗当日，都是列圣与他们共同创立大业，同休戚于万世的。而衣食不给，能不感到悲痛吗？三是郡县受其害。征收粮税，全赖年成丰收。然而谷物获利甚微，而农民劳作甚苦。私铸……

译放下农具而奔走。所到之处田地荒芜。赋税从何而来。争端既已开启。诉讼案件纷纷兴起。这边以阻挠为借口。那边为谋取私利互相揭发。凶狠地酿成命案。聚集党徒抗拒捕快。这都是势所必然的结果。即使是贤能的官吏。也忙不过来。何况那些不如他的人呢。一是商贾受到损害。京城的各种货物。依赖外省供给。即使是杂粮、蔬果、牲畜。也来自各个乡村。大钱既然不能通行。货物无法运输到达。市场店铺歇业的不少。尤其是粮店更多。这是因为在偏僻的地方。大钱必定没有用处。至于那些挑担背货的人。情况尤其可怜。不接受大钱则货物滞销而无法谋生。接受大钱则钱款投入后无法收回。使良民变成坏人。确实值得忧虑。追求利益的情欲重。那么畏惧死亡的念头就轻。大钱一天不停止使用。私铸大钱的行为一天就不会断绝。现在之所以不敢议论停止使用大钱。原本是因为军饷的来源。除了大钱没有别的可行途径。然而臣私下认为依赖大钱最终也有穷尽之势。为什么呢。每个铸钱局每月需要数万斤铜。土地所产出的。人们所储藏的。只有这么多。处处设立铸钱局。就处处需要铜。即使搜刮得毫无遗漏。半年之后。铜的来源必定枯竭。臣谨就自己见识所及。可以变通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方法。向皇上恭敬陈述。第一是调节轻重以收敛制钱。汉朝和唐朝未曾使用白银。常常几十年铸造一次钱币而钱币充足。现在却增加铸造次数而钱币不足。为什么呢。因为钱币只分散出去而没有收敛回来。只分散而没有收敛。那么钱币就贬值。钱币贬值则白银升值而百姓困苦。白银升值则钱币贬值而拖欠赋税的人增多。现在请求京城以及顺天、直隶各属的钱粮、税课等项目。每两全部征收制钱二千文。应当解送户部的。按照地方的远近。每千文酌情增加解送费用数十文。那么商民有减轻赋税的喜悦。国家没有拖欠赋税的忧虑。并命令户部所捐献的铜斤和铜本。全部收取现钱。收取未铸造的铜等待铸造。哪里比得上收取可用的钱币以备使用呢。购买未出土的铜而不让它被储藏。哪里比得上重用已铸成的钱币而不让它被销毁呢。加上这几项。如果还有不足。然后再铸造制钱来补足。那么铸钱局的费用节省而铜够用。钱币从下而上收敛。那么劣质钱币就没有容身之处。而私铸的小钱自然断绝。重的钱币分散它使其变轻。轻的钱币收敛它使其变重。调节轻重的权力掌握在朝廷手中了。

译第二点，审查虚实以推行钞法。户部大臣因为实钞无法流通，便招募商人设立官号。官票能够流通而宝钞不能，难道是百姓信任户部不如信任商贾吗？其实是官票有实物支撑而宝钞是虚的。然而所招募的商人，并不能替户部全额垫付军饷，也只是由户部随时接济罢了。于是户部发放银两时，银价必定骤跌；户部发放钱文时，银价必定骤涨。这等于把柄授给别人，让他们窥探我们的虚实，从而谋取厚利。户部将所有的银钱交给官号，哪里比得上将所有的银钱交给钞局呢？现在请求旧钞仍按旧例，只允许搭配成捐纳税；新钞则全部允许支取制钱。宝钞的真伪可以稽查，不像大钱那样官私难以分辨。刚开始时，百姓必定持钞来取钱，取得信任久了，自然就能畅通无阻地流通。至于外省，各自有官票足以资金融通，就与钞法一致，无需再发行官钞。因为距离远，号数合同无法核对，容易引发猜疑，不如本省的官票足以取信于人。但是官局必须由官府管理，不得委托给商人，以免产生把持的弊端。现在福建停止大钱，畅通官票，兵民都称方便，这就是明显的验证。然而这两者，只是补救眼前的办法罢了。若要行得久远而没有弊端，必须舍末求本。国家的财富，银钱是末，谷帛是本。现在假如一城一邑遭遇寇警，有谷帛而缺乏银钱并无害处；如果谷帛匮乏，即使银钱堆积如山，难道不会抛弃它们而离开吗？况且谷帛出自农桑，钱粮征收谷帛，那么耕种养蚕的人供给他们所有的，没有贱卖贵买的担忧，而农桑得到利益。农桑得到利益，那么天下的人都会弃末返本，田野没有荒废的土地，城邑没有游手好闲的人，而国家的积蓄足以依赖。有人说，百姓将用潮湿的谷物、薄薄的绢帛来充抵赋税。谷物的干湿，如同米的干湿一样，现在不征收漕米吗？绢帛的厚薄，如同银色的高低一样，现在不征收粮银吗？有人说，布帛剪断后难以使用。按照各地所产，估算其价值贵贱之中，每两银折合布帛若干丈尺，何必等到尺剪寸断呢？零头全部令其缴纳谷物，谷物可以用升斗合计。然而法令难以骤然更改，事情贵在循序渐进。现在请求各省钱粮，除解送京师的照旧征收银两，其存留的款项，全部令其征收钱文并搭配收取一二成谷币。兵饷发给钱文，廉俸则钱文与谷币各半。如果实行之后，上下都称方便，可以推广征收以充作兵饷。有余的，布帛可以起运以充实京师，谷物则储存在郡县各仓，等到青黄不接之时，按市价出售，换银解送京师。这样小民免除借贷之苦，郡县有荒歉的储备，国家得到盈余的利息，上下都受到利益了。此外臣还有请求：大钱既已停止，那么铅钱铁钱，私铸也能获得厚利，而且铅子偷漏，法令严禁，铅钱出城，即可熔为铅子，应请求一律停止，以杜绝弊端。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训示。

请重祖钱以正钱法疏 咸丰五年

监察御史宗稷辰

臣听说善于治理政务的人，观察风俗而施行教化，必须符合众人的愿望，然后立法才能必定推行；必须衡量天下的适宜，然后行法才能没有阻碍。利多而害少的，法令虽然陈旧但可以修补；利少而害多的，法令屡次更改也难以依赖。以今日的政治形势来看，求利于国家而不便于百姓，失算没有比钱法更严重的了。自从道光年间，担忧银两短缺而想以钱来胜过银，开始有铸造大钱的议论。皇上即位之初，议论的人更多，于是铸造了数种大钱，原本期望钱胜而银弱，以大钱辅助原有的钱，不可胜用。铜不足，用铁来补充，不久又掺入铅锡，而钱更不可胜用。哪里知道大钱一出而旧钱稀少，铁钱一出而铜钱隐藏，当百、当五十等，既然存在却无用，而铜的运输又不通，即使是当十大钱，也难以责求多铸。外省的钱局，大抵因为办理铜料棘手，暗中多销熔旧钱来铸造。大概旧钱四五枚，足以铸成当十的一枚，铸者获利超过成本，而公家行用，仍然强迫百姓做难为之事。名义上当十，实际上多受六折八折的亏损。江南淮上，到处都是这样。民间患苦而吞声的人很多了。京城市肆遵法，勉强使用当十、当五钱，而一出京门，竟不能使用。其官局与官号所发给流通的，仍在钞票，而大钱只是作为标识的工具。民用也只供零星购物，而大钱的用途，终究不多。那些换银远去的人，求得一色制钱，每千文折加三四文。是大钱虽然暗中损害制钱，而制钱的尊贵依然如故。大钱对制钱没有少许益处，而银价的高昂更依然如故。公家倚重官号，有银就增加其钞本，少银就依赖为饷资，运实于虚，可以暂时权宜而恐怕难以经久。外省银钱，绝无凌驾，所以公私钱券，都很少通行。户部认为法令良好，不是臣所敢妄议的。以臣的愚计来看，银少而代以纸币，不如更代以制钱，而大钱虽然恢廓，既然不如制钱受百姓尊信，那么强迫百姓使用，上下交

译接连不断。也觉得非常笨拙。制钱幸好没有被毒手完全销毁。如果不趁此时提升它的声价，那么久而久之将沦为毫无价值。而私铸的铅沙薄板，日益充斥于天下之间。所谓的货币制度在哪里呢？然而想要提升它的声价，该怎么办呢？

我私下思考，制钱的开始，本是为了代替银两而设立。所以习俗流传，称为一厘。然而我圣朝二百余年，钱样起初大后来小，起初精良后来粗糙。如果作为一厘，轻重尚无区别。建议从咸丰六年开始，以顺治、康熙的青铜钱，按照广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钱的例子，以一文当两文，即抵银一厘五毫。嘉庆、道光与现今所铸和铅较多的，抵银一厘。以上都定其名称为祖钱。凡是有这种钱，轮廓没有缺损，都作为银两使用。上行则缴纳赋税报捐，下行则发放俸禄军饷。过去说没有银两的地方，立刻变成到处都有银两。那么销毁祖钱的事情，不用禁止就知道必然不会发生。银价高昂的弊端，不用禁止就知道必然能够平抑。

至于大钱已经发行，也必须妥善安置，方法得当，才能两全。建议将所谓当十的大钱，都令其当作十文古铜钱、新铁钱使用。以后铜已经贵重，征收铜料的命令，可以更加严格。铸造大钱纯用铁而不用铜。常用的铁制钱，也不必再铸造铅锡。旧存不用的大钱，无论在官府还是在民间，都可以收购销毁，改为二、三等祖钱，而不至于朽坏废弃。银两数量充足扩大，那么财政支出依据实际，而钱法自然清明。国家用度自然可以逐渐宽裕。

译至于解送铸制钱这一节。现在工本过多，尚属失算。为何这样说呢？臣听说山西平定州产铁的地方，每斤铁仅需六文钱。因为奉命采办，层层需索，价格骤然涨至四十文。那地方煤炭粮食都便宜，不如将铸钱局迁移到当地开炉铸造，仍由公正的大员坐镇弹压，铸成后陆续解送京城，那么工本就可以大大节省。其他产铁的省份，以及四川煤沟间产铁的地方，仿照这种做法，益处很多。如果杂项小钱，暂且允许三文折抵铁钱一文，那么私造的人也将无利可图而自行停止，正不必用严刑峻法来防范。古语说：“利不百倍，不改变法度。”先前因为当五十以上的大钱不便于百姓，即蒙皇上虚心采纳，立即停止。只是未深知当十大钱的用途，在南北通行的情况确实不周全。不便于百姓反而拖累百姓，即使官府也受其累。有尊崇祖制钱的方法来胜过它，而银价不会过于昂贵，大钱不必虚折，私铸的小钱不必禁毁，一举施行而三大弊端去除，百物流通，万民喜悦。户部及主管财政的各官署，应当也不会固执前章，而乐于改弦更张以促成此举。只仰望圣上主持决断，召集廷议，颁布德音，制定约法罢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有当万一，伏乞训示施行。

陛见恭纪 咸丰七年 吴廷栋

丙辰年黄河溃决，大名府开州、东明、长垣被水成灾，请求赈济。奉旨派臣廷栋稽查赈务。仲冬月蒙恩升授山东布政使。当时户部以大钱壅滞不行，归咎于直隶省不疏通行使，奏奉谕旨饬令直隶总督，从明年上忙开始，兼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完纳钱粮。全省都知道势不能行，诸多窒碍。因为谕旨严切，有如不奉行、私收实银，以枉法赃论的言语，总督不敢上陈，惧怕获罪阻挠，全省人心惶惶，迄无补救善策。廷栋在丁巳年仲春陛见，直隶总督因奉部文疏通大钱的条陈，在现行大钱二成的基础上，奏明推广行使三成，临别谆谆嘱咐廷栋面奏情形。廷栋到京，二十一日进见，皇上问赈务及河决情形，一一据实陈奏。二十二日再次进见，皇上即问直隶能否行使大钱。回答说：直隶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钱二成，今春复推广行使三成。小民谨遵公令，原属行使。其实市中买卖，价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钱二成，即索价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钱三成，即索价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钱不计。臣不敢一言欺饰，窃谓此虽名为行使，实不得谓为流通。国家立法，必先便于民方可行，必先信于民方能行。现奉谕旨，直隶自今岁上忙开始，钱粮即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是十成实银，已递减去六成。在百姓似宜欢欣鼓舞，急于奉行，乃反怀疑观望，隐生顾虑者，必有所不便不信也。直隶计二百余万两钱粮，若收三成大钱，以京钱四串抵银一两，计收二百余万串大钱。民间安能骤然得到如此多的大钱？将来私铸必由此充斥，恐诛之不可胜诛。如不收私铸，则可指为阻挠；或折收制钱，又干枉法。奸民得以挟制其上级了。倘若说既收大钱，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贩，自然疏通，将大钱由京运直。窃谓商贩所图的利耳。今以十文制钱，买一当十大钱，运至直省，仍卖十文制钱，初无利息，空增运费川资，谓自多兴贩，必无是理。设有兴贩，定是私铸，而影射官钱，其弊何可胜言。至各属所收大钱，运交藩库，其运费又将何出？臣驻开州，以一州而论，应收钱粮将及八万两，以三成大钱而计，合二万四千两，以四串京钱抵银一两，合九万六千串。每车运大钱六百串，计车一百六十辆。至省十一站，每车四串一站，计一车四十四串，共需七千串有零。此费取之于民则为浮收，出自官必无力赔垫。况由藩库支发，又需车费，此亦窒碍难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状如此，上忙钱粮，恐难照常输将。直隶乃畿辅重地，畿辅安静，足以拱卫京师。前此所收银七票三，支发则银票各半，藩库多此二成实银，方足以供周转。即去岁大赈，及今春展赈，计用实银十九万有零，皆赖此二成实银拨发，否则岂能钞票大钱，分给灾民乎？今年黄河决口未塞，直隶水灾必重，若议赈恤，费将何出？又东西陵差，借资民力，必先由藩司垫发，方不至缓不及事。倘若无款可拨，必将预取于民，操切太急，恐抗粮抗差，别滋事端，必所不免。外省情形。

译各自情况不同。在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理。总督、巡抚等大臣。蒙受皇恩深重。在此经费短缺之时。如果大钱能够流通使用。难道不会尽心筹划吗。

译臣并非认为大钱绝对不可推行。似乎应当以大钱为母，以制钱为子。必须做到子母相权，且子多母少，才可以逐渐通行。尤其必须禁令统一，不至于早上更改晚上又改，这才足以取信于民。

皇上起初静静地听着，接着连声回应说：“根据这个说法，无论是官运还是商运，仍然行不通。”我回答说：“如果能行，自然就会流通，不需要贩运，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臣不敢用一句话来欺骗掩饰。各处行使大钱，城内可以行使，城外就不能行使，怎么能说流通呢？现在市场上只见大钱，不见制钱，百姓实在是不方便。穷苦百姓日常零星购买的东西，只值几文钱，物价也必然有零头。市场上只有当十大钱，并没有当一文的制钱，难道不是不方便吗？如今百物价格飞涨，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官府认为一文钱当十文用，百姓却认为当十文的大钱只当一文用。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只有增加铸造铁制钱，停止铸造大钱，来平衡这种形势。

国家使用钞票和大钱，原本是为了每月搭放兵饷考虑。只要多搭放几成制钱散发出去，那么多一成制钱，自然能平抑一成物价。现在户部和工部不多铸制钱，我曾询问其中的原因。他们说，成本太贵，需要两文钱才能铸一文钱，似乎是物料工价底本太贵。我在直隶时，看到宝直局所铸的铁制钱，虽然没有大的盈余，也不至于花费这么多。

国家的钱法，只要没有多余的利润，私铸不用禁止也会自然停止，其利权可以由朝廷掌握。现在市场上不见制钱，并不是没有制钱，而是市侩囤积居奇。一两银子换大钱八串，换制钱四串。

朝廷多方疏通大钱，设立一条法令就增加一个弊端，都被市商所利用，以实现他们操纵伸缩的计谋。越是想抬高大钱，大钱反而越贬值，实在是因为条例太多，早上更改晚上又改，百姓无所适从的缘故。

国家自己先不自信，怎么能取信于民？先前听说顺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钱。奸徒因此拿着破烂的大钱买东西，有不收的人，就勾结差役，以阻挠大钱为名进行讹诈。顺天府查知前令产生弊端，又出示允许挑剔破烂大钱不用。于是有人借挑剔之名而不收大钱。民间于是讹传不使用铁大钱，而铁大钱竟然废弃不用。这是禁令不统一的一个方面。现在市场上并不见有当十的铁大钱，那么民间不使用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户部和工部还每天铸造铁大钱，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设法疏通，报捐则收取两成铁大钱。现在平粜又全部收取铁大钱。将来大钱都归于官府，只有搭放兵饷这一条路。士兵拿着铁大钱无处使用，贫民小买卖所得的铁大钱也成了废物。这样士兵和百姓都陷入困境了。况且御史条陈各持一说，固然有目睹时艰为民生考虑的人，恐怕也有因为皇上意在疏通大钱，揣摩迎合，附和进言的。议论纷然，足以迷惑人的听闻，也是难免的。如果因此多立章程，流弊更严重。就像银票和钞票，本来是一例颁行，却无端自己分轻重，想要废除银票而专用钞票，又允许用银票换钞票，难怪银票日渐贬值。

皇上问说：“直隶省的物价已经飞涨了吗？”我回答说：“收取三成大钱的誊黄刚张贴出来，物价确实已经逐渐上涨。直隶省钱粮的旧章，似乎不可以轻易更改。或者在三成银票中，有愿意交大钱的，应当听其方便。那些零星小户银两不足一两的，也听其交大钱。似乎不宜限定成数，导致有阻碍。今年上忙钱粮，如果不早定统一的章程，必然多有观望。臣私下认为三成大钱的章程，未免操之过急。人们看到谕旨严厉，害怕触犯阻挠的罪名，形势既然难以实行，必然阳奉阴违，各种弊端丛生。皇上问及臣，臣实在不敢一字欺瞒。”

皇上点头表示赞许。臣吴廷栋退出。

随后到了朝房，见到户部尚书翁同龢，问及大钱是否可以流通，恭敬地以所奏对的内容回答。翁同龢也认为正确。先前户部每天铸造大钱八成，制钱二成，就因为这个改为制钱八成，大钱二成。接着见到沈兆霖，当时管理钱法堂，廷栋也进言如前。沈兆霖称快，嘱咐廷栋具折上陈。廷栋因为现在是山东官员，皇上问及，所以不敢不直陈。终究不敢越位具折陈奏直隶的事。沈兆霖又亲自到寓所谆切地说，廷栋恭敬地谢绝，说可以等待新任直隶总督谭廷襄奏请停止。廷栋又拜见军机大臣穆荫，恭敬地陈述奏对的话。穆荫也击节赞叹，说胸中的郁气今天得以舒畅。廷栋于是问说：“您既然认为我的话正确，当日与户部会议时，为什么不阻止？”穆荫说：“各位亲王极力坚持这个提议，我的力量不能禁止罢了。”廷栋到山东后，就把所奏对的内容寄信给直隶钱方伯炘和。方伯也深深称赞，说制军将上任，可以奏明挽回。后来制军陛见，与各位亲王会议，于是得以停止收取三成大钱的提议，而民心才安定。足以证明时政的弊端，只怕没有人上达。现在圣主从善纳言，虽然朝议意在必行的法令，只要能明指其弊端，没有不立即俯从的。而举朝每每因为诏令已行，就推诿为不能补救，为什么呢？己未年仲冬月，臣吴廷栋追忆恭纪。

请罢

译关于大钱的奏疏 咸丰九年

译赵树吉

奏报大钱流通弊端日益加深。请求重新铸造制钱。以稳固币制并缓解百姓困苦。恳请圣上明察此事。臣私下观察到，自春季进入夏季以来，雨水非常稀少。皇上怜悯百姓，虔诚祈祷。近来已降下充足的甘霖，秋季收成自然可以无忧。然而物价加倍高涨，民生更加窘迫。许多人停止经营，饿死的人日益增多。其中八旗官兵，尤其贫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京城的祸患，不在于局部灾害的危害，而在于大钱的不便。追溯查考战争兴起以来，增铸当十大钱，原本是想在权宜变通之中，仍然包含利用便民的意思。无奈有关部门考虑不周，规章制度繁多兴起，私铸趁机发生，逐渐形成阻碍。只因为法令严明，再三告诫，市场遵行，至今没有废除。但是奸商牙侩，任意抬高或压低价格，银钱贵贱悬殊，弊端因此日益严重。钱少则贵、多则贱，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如今大钱遍布京城，但流通不出百里之内，以至于每两银子，大约兑换京钱十七八千。商人贩运货物用银子，出入担心多有折损，提高价格以求取利润，这是必然的趋势。所苦的是，小民耗尽过去十天的积蓄，不能供给此时一顿饱饭的费用。于是纷纷停业，无法谋生。老弱在街衢行乞，壮年人逃匿成为盗贼。至于八旗兵丁，不经商不务农，没有其他生计。一个月的收入，只有这钱粮。八口之家嗷嗷待哺，依靠它来生火做饭。现在既然按照官方折算发放，领取的价值几何？势必不能赡养家人。算计下来只有束手待毙。其余闲散冗员，力量更加不足。瘦骨嶙峋、面色枯黄，十户之中九户相同。愁苦的情形，实在是平常所未有的。尚且依赖圣上的慈爱怜悯，屡次给予增加，粥厂延长期限，不停发放，得以稍微谋求果腹，早晚苟延残喘。然而实惠岂能轻易普遍沾润，众人的情绪不可长久依赖。求生之心既然迫切，苟且的念头必然萌生。滋生事端，什么事做不出来。京城是根本重地，怎能不让人寒心。臣愚昧地认为，大钱不停止则市价不平，市价不平而想要兵民没有困苦，是不可能的。况且大钱的不便，无论愚笨聪明，都是众所周知的，却没有人为皇上一言。只是因为经费短缺之际，稍有利益，不容许妄议更改罢了。臣请求用利害来衡量。所谓利益，不过是说减少成本损耗人工，可以敷用发放罢了。不知道得到利益的一方微小，遭受祸害的一方广大。当十钱六七百文才抵制钱一千，然而质地重的，一文可以铸制钱五六文，轻的也可以铸四五文。利益既然数倍，人们争着私自熔销。近来听说畿辅地区盛行，大都是从京城贩卖。这样下去不止，将造成钱荒。这是第一害。粥厂长期施行，耗费不少。货物短缺，关税更加亏损。表面上获得锱铢的微利，暗中损失倍蓰的大利。这是第二害。食用更加艰难，盗风日益炽盛，军队没有精锐，百姓有危惧之心。这是第三害。具备这三害，臣看到变法本意是为了利国，反而使上下都受损害，恐怕不是权宜变通的本意吧。伏查咸丰七年，户部在酌改卯额的折子中奏称，制钱自国初以来，历年鼓铸，确实是经久不变的常规。虽然变通贵在因时制宜，但成法不容完全废除。请求仍然以一卯铜铸造制钱存库。当时计臣的这个论断，具有深意。何况现在时移势异，弊端丛生，岂能因循守旧，不思改变计策。私下认为每月铸造五卯制钱，辅以宝钞，使发放不至于大大短缺就足够了。这样则钱少而贵，各种弊端可以不除而自去。

拟请圣上命令户部工部两局，将大钱全部停止铸造，仍然铸造制钱。然后发布德音，让百姓沿用旧制。那些散布在民间的大钱，令崇文门各税务及捐铜局得以收纳。或者除了正项职官外，专门以捐级空衔贡监等项折算收取。制定章程以示限制。这样废钱既有归属，也可以借此资助熔铸。数月之后，必定恢复旧貌。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臣曾经考证书史，私下看到自古以来的币制，如周景王的宝货，蜀汉的直百钱，魏国的当五百当千钱，晋国的比轮钱，唐国的开通元宝，明洪武的当十当五钱，虽然制度各不相同，然而施行不久，最终都废除了。由此知道大钱之法难以持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简册记载都在，不是臣的臆测。仰惟皇上至圣至明，物力艰难，早已上邀圣明洞察。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体恤兵丁的谕旨，没有不感激涕零的。宋代臣子苏轼有言，用财物给人，财物用尽就停止了；用法律救人，法律施行无穷无尽。如果今天想要厚待民生，这件事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伏乞皇上广泛咨询访求，并命令各部仔细商议施行。或者另有良法，可以补救弊端纠正偏差，不是臣的愚见所能拟议的。不胜恳切等待命令之至。

致王晓林中丞议大钱书

吴文镕

先前奉到手书，以及大疏稿两件，洗手诵读数次，无不钦佩信服。此时银钱并用，既然多有阻碍难以施行，而坐视不救，势将走到何处。除了大钱这一办法，更没有其他办法。鄙意向来认为如此。读大作各条，细致入微没有间隙，其关键在于钱值与铜价相当，自然没有私销的祸患，而一切赋税都允许兼纳，自然可以逐渐流通。要知道铸造大钱

译表面上看似乎是增加了铜钱。实际上却是增加了白银。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携带铜钱的负担，这正是用来缓解白银短缺的办法。虽然目前未必立刻就能产生巨大的成效，但由此作为转折的关键，其作用正是无穷无尽的。只是不知道朝廷的商议结果如何。至于用黄金代替白银，您的意思不过是顺便提及，福建方面却切实地加以阐发。看来黄金的价格必然要与白银的价格相比照，恐怕会流通滞涩而多有阻碍，况且也不能做到越多越好。那么暂且把它搁置不论，也是可以的。大面额铜钱的妙处，妙在只与现行的铜钱相比照，把白银放在一个虚位上，仍然听任它自行消长，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夺取其地位，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倾覆白银的势力。昨天钦差汪衡甫先生也给我看了关于大面额铜钱的议论。他的议论专门针对京城而言，打算从近处开始推行法令。这里的吴小谷太守也有关于大面额铜钱的学说。其中的细节，稍有差异，而两位先生的主要观点，都与您的见解相合。这也足以验证人心是相同的了。不知道您哪一天吉祥地返回节署。近日只有霜降的信息带来寒意，您应当保重身体。一定符合我颂祝的心意。

译请求整顿各省解送制钱、筹措铜料以恢复制钱铸造的奏疏 同治六年 户部

臣私下认为，当十大钱的设立，原本是因为铜斤缺乏，想要用几文钱的铜，来充当十文钱的用途，在各省推行，以期变通制度、尽获利益。然而实行时间既久，市场商铺纷纷折价减扣，每枚大钱，不仅不能充当十文钱的用途，甚至不够所耗费的工本。本想节省铜料，反而更加耗费铜料。况且百姓零星贸易，用钱换银，以及用钱购物，都遭受折价减扣的拖累，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有不便。这是应当立即停止大钱、恢复制钱的原因。只是大钱这一项，专门在京城内流通，凡是商民出京，都必须携带制钱。十多年来，京城的制钱，早已搬运殆尽，市场上所存的，无非是大钱。一旦下令变革，大钱既停，制钱无来源，民间没有钱可以使用，必然导致喧哗不安。咸丰年间，停用铁钱的时候，前车之鉴可见。这是想要停止大钱却不敢骤然停止的原因。臣等审时度势，只有命令外省筹措解送制钱，汇集在靠近京城的地方，等到制钱充足，然后明确制定章程，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样大概可以不惊动声色，而旧有的法度可以遵循。先前与升任臣部侍郎谭廷襄商议到此，臣谭廷襄因为曾代理湖广总督，得知湖北盐厘各关卡，多征收制钱，可以酌情提取解送。至于钱币笨重，不便陆路运输，必须用轮船装运。湖北省濒临大江，正好是轮船通行的地方。当时经过臣谭廷襄发函询问该省督抚，随即据函回复，事情可行。只是湖北一省，现有钱币有限，必须临海临江各省，通力合作，才能收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查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厘金都旺盛，海船可以通行。现在各该省督抚，都是认真办事、公忠体国的臣子，虽然未经臣等逐一发函商议，定能顾全大局，与湖北省一样设法筹措提取解送。拟即命令该五省各在盐卡、厘卡收款内，每年酌情提取制钱三十万串，五省共一百五十万串，用轮船装运到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选择地点严密收存，听候提取使用。各该省酌情提取的钱文，全部准许按照银价，抵充应当解送京师的饷银。其制钱一千折合银两多少，各省运费需要银两多少，即由各该督抚迅速议定，上奏明白办理。至于所提取的钱，务必每年结清每年的款项，以两年为限，以后不再提取。只是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原因。国家恢复制钱的举措，如果事机未成，而在内外传播，恐怕京城商民疑虑阻碍，关系重大。臣等此次将办理缘由，密折陈明。此后臣部催提外省报解一切奏咨文书，都将此项提取解送的钱文命名为天津练饷，在货币法度上一概不涉及。这样大概没有因不保密而害成弊端的弊端。相应请求圣旨命令两湖、两江、闽浙、两广各总督，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各巡抚，迅速认真筹措办理。这是臣等广泛咨询访查，确凿可行。而且所提取的钱款，准许其照价抵充京饷，更不得以饷需短缺为借口，稍有短少解送。该督抚等务必如数解交，千万不要空言搪塞。这是最重要的。有人说外省制钱随收随放，总计其数量则有余，确切考察其钱币则不足，一旦酌情提取运往天津，外间不够周转，钱价必然导致腾贵。然而一省的钱，仅提取三十万串，何至于立即有妨碍。况且外省按规定可以设局铸钱，以救济民用。军兴以来，无暇顾及这些。如果日久废弛，钱币没有来源，即使不命令提取解送，也必然有钱贵的祸患。查湖北施宜等地，多有铜矿，久经封闭，其矿苗必然旺盛，屡次商议开采，都担心奸民混杂其中，于是导致因噎废食，货物弃于地下，实在可惜。应当命令该督抚赶紧命令下属招募商人试办，酌情抽取矿税。试行有效，即筹划款项，收买商铜，以充裕鼓铸。其应当如何妥善商议章程，并多派官兵巡察的地方，该督抚等务必立即上奏明白举行。又红铜、条铜等项，濒海商贾，曾有贩运售卖的，近来因为经费短缺，久经停止购买。其应当如何招募商人贩运、加价收买的地方，应当一并命令各该督抚、三口通商大臣妥善迅速上奏明白办理。所得铜斤，如何划分成数解送京城应用，以及随地鼓铸，应当等到外省奏报到日，由臣部体察情形，分别审核批复，命令照办。臣等为恢复制钱起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筹议仿铸回钱疏

陕西巡抚李星沅

臣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奉皇上谕旨：回疆所用的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因此想到陕西、甘肃二省相距不远，地方情形大略相同，应当可以仿照铸造发行，疏通货币法度。着富呢扬阿、李星沅体察情形，妥善商议章程上奏。总期利用便民，流通无滞，不要因为事情属于创始，稍存畏难之见，草率以格碍难行一奏了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即恭录移咨督臣富呢杨阿，函商定议。一面督饬司道，先就陕西情形详加体察。经臣

译附片奏明在案。臣查回疆南八城，自乾隆年间起，在阿克苏地方开采铜斤，设立铸钱局鼓铸钱币，搭放兵饷，始定下一钱当五钱的制度。起初那里本无民户，也没有内地的制钱。道光八年，又增铸当十钱，按银一两折合钱一百一十文，至今与当五钱相间流通使用，但只到喀喇沙尔交界的吐鲁番为止。自吐鲁番以及哈密、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伊犁等地，都遵循内地的钱法，向来不使用普尔钱。伊犁间或有红钱，也是当地少数民族另行的样式，与普尔钱不同。计算陕西省城，距离不通行普尔钱的吐鲁番五千四百六十多里，距离通行普尔钱的喀喇沙尔六千一百七十多里。地方既不相近，情形自然不同。钱法由官吏掌管，在市集中流通。陕西商贸往来，货物四通八达，如甘肃、新疆各路，人来人往，众多繁杂，一概用制钱交易，绝无轻重混杂。有从回疆带回普尔钱的，有时便传为珍奇，因为商民不常见到。现在如果拿这种不常见的钱，突然让陕西试行，而离回疆较近的地区尚未先行使用，那么销路容易阻塞，推广容易困顿。商民习惯于旧例，他们信服跟从必定不坚定，钱币流转必定不迅速。虽然诚恳开导，明确订立章程，终究恐怕表面服从暗中违背，最终没有实际成效。反复筹划，开创实在困难。现在根据甘肃方面提议，先将销路能否疏通，详细考证。确实使由外而内，不难由甘肃而陕西，或许能一气呵成，事情没有阻碍。已经由督臣奏请，命令新疆各城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一律体察。如果关外都能使用，那么关内也可以商议推行。甘肃向来没有铸钱局，自然应由宝陕局定额鼓铸。臣现在将铸钱的式样、工本多少、敛散机宜，督同司道从容悉心斟酌核定，以期勉强符合圣主利用便民的至意。所有遵旨体察的情形，理合据实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请求改铸铁钱的奏疏 咸丰四年

福建巡抚 吕佺孙

据查，福建宝福局先前因为银价昂贵、铜钱贬值，导致铸造成本亏损，于道光四年奏请朝廷批准停止铸钱。直到道光三十年才重新开炉铸造。平时商人百姓交易，现钱与钱票并用，因此虽然多年停铸，从未有过缺钱的担忧。上年因为匪徒闹事，居民都存有戒备之心，凡是平时收藏钱票的人家，无不提取现钱，致使钱票突然流通受阻，现钱因而缺乏。当时总督王懿德奏请朝廷批准添设炉灶铸造当百以下的大钱，与制钱相辅而行，借以资金周转。无奈局中储存的铜料原本就不多，自从添铸大钱以来，现存更属有限。虽然命令收购民间废铜，但数量寥寥，于事无补。福建又不产铜，如果等待委员前往云南采办，不仅路途遥远，难以应急，况且正值国库款项紧张之时，铜料的本钱也无从筹措。臣自八月到任以后，目睹这种情况，万分焦急。私下想，连年铸钱，现钱必定日益增多，怎么会反而短缺？仔细探访，才知道民间原本收藏的是钱票，自从上年钱铺接连倒闭，小百姓因此受累。虽然现设有永丰官局，钱票照旧通行，但无知的乡民不免因噎废食，常常将制钱挖土掩埋，作为长久储存之计。所以市面上的现钱仍然不能充足。甚至有奸徒借缺钱之机私铸小钱，掺杂使用。虽然随时命令县官抓获犯人究办，但小钱的禁令既然严厉，制钱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实在与国家财政和民生大有关系。而且自从开设永丰官局以来，一切兵饷军需，没有款项可发，陆续提用银钱各票，已达六十多万之多。急需赶铸钱币，以应对持票支取的需要。臣仰蒙皇恩，授予封疆重任，每日与总督仔细筹划良策，希望补救。查考铁钱的制度，始于梁朝，兴盛于宋朝，在蜀郡实行最久。臣先前在四川按察使任内，曾见过南宋时所铸铁钱，字画分明，轮廓规整，至今尚属完好。因而想到福建本是产铁地区，采购容易，铁价不及铜价的十分之五，成本又轻。虽然生铁性质滞涩、质地粗糙，如果能提炼精纯，也可以经久不坏。而制钱是民间日用所需，时时在手中使用，自然没有锈蚀的担忧。而且可以杜绝乡民埋藏钱币的陋习。上年部议改铸铁钱，总督王懿德因为铁这种物质，不如铜贵重，私下担心民间轻视，私铸日益增多，物价突然上涨，并且只知道前代有铁钱的名目，而不知道铁钱果真能流传经久，所以附片奏请停止铸造。现在经臣详细讨论，也认为铁钱利益甚广，与福建尤其相宜，实在是目前充实国库、便利百姓的良法，亟需变通改铸。不敢因为具奏在先，稍存回护之见。与臣意见相同的，只是铁钱工价本来低廉，容易开启奸徒私铸的弊端。现在商议将分量酌情加重，规定每枚钱币计重一钱六分，格外加工磨炼，使奸民无利可图，私铸可望逐渐绝迹。而且工价高于成本，也不致有销毁的担忧。况且现在京城铸用铁钱，通行无碍，福建自然可以照办。应请求仍照部臣原议，鼓铸铁钱以充民用。臣现在命令宝福局试行铸造，谨将样钱交军机处，先行代呈。一面将旧收的四炉，一概命令按日鼓铸铁钱。其当百以下的大钱，仍于新添的两炉一同鼓铸，以示宝贵而避免偏颇不足。所有改铸铁钱的工本银数章程，容后再详细说明另行奏报。臣仍督饬局员认真管理，使可行诸久远。倘若稍有阻碍，即当据实奏请停铸，不敢意存固执。现在据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以及督粮道、盐运使两道会详前来，除咨报户部查照外，谨会同闽浙总督王懿德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平定州专用铁钱弊端议

黄辅辰

山西平定州设立户部宝泉分局，原本是将炉灶移到铁产地，铸钱运往京城，以救济铜钱的匮乏。后来因为钱币质量过低，又命令就地销售，除工本外，将每年余息解送户部。咸丰七年，据分局咨文称，每年铸钱十九万余串，平定一州难以销售，请求各府州县一律行使铁钱，不分比例。当时体察舆情，难以更改，咨报户部在案。本年添设三炉，铸钱愈增。十月间，平定绅民呈请逐渐搭配使用铜制钱，由巡抚衙门批饬在案。而分局的部员，总以阻遏为辞。查山西铁钱难以畅行，实在因为各镇集市铜币尚够周转，民间行使，不愿更张。咸丰五年，奉准部咨，命令搭配发放铁钱，当时王抚宪率领属员捐资，在省城试铸铁钱，又经分局陆续解到铁制钱二万串，由省城试行搭配发放一成。当时民间虽无阻挠，但行使终究多属勉强。至省城数十里外，商民仍不收用。所以分局解到的铁钱，一年有余才能发放完。而省城试铸的铁钱，则始终未能搭配发放。若布为号令，以数十万铁钱

译此前在各州县市场兑换，必然导致银价高涨，从而耽误钱粮正供的征收。这就是山西省铁钱难以通行、曾经上报兵部的情形。此后，平定、寿阳、盂县等地，因为铁钱的时价比铜钱便宜很多，商人和百姓被小利所迷惑，凡是拿银子换钱的，都选取铁钱而抛弃铜钱。奸商更是将铜钱藏匿起来，凡是过往客商想要兑换铜钱，他们便借此囤积居奇。因此铜钱日益减少，铁钱日益增多，而银价也就日益昂贵了。

据分局先前上报，每年铸造铁钱多达十九万余串。即使除此之外没有一分一文私铸，销售流通已经十分困难，何况又增加炉灶鼓铸，有增无已。直隶、河南两省，认为平定的铁钱流通顺畅，纷纷运入境内。铁钱越多就越滞销，银和铜钱于是日益减少而日益昂贵。小民追逐末利，所得铁钱不足以抵偿成本，于是百物价格飞涨，贫民无法维持生计，这是必然的趋势。

查考从前试行铁钱时，原本并未禁止使用铜钱。现在因为银价日益昂贵，民间仍然请求铜钱和铁钱并行使用，不过是想要借助铜钱来降低银价，并非抛弃铁钱而不用。实在是因为如果专用铁钱，就无法得到足够的钱，生计日益窘迫。这又是民间呈请铜铁并用的实际情况。

查考分局所看重的只是用余息兑换银子，计算每年解送兵部的款项，从前不过三万余两，而铸钱却没有限制。想要在全省推行，那么征收钱粮时，必然导致铁钱多而铜钱少，难以兑换成银子解送。近年以来，平定州征解钱粮，诸多阻碍，这固然是分局亲眼所见。山西省的钱粮，数额巨大，奉命拨解京城及协饷，全靠丁粮接济，稍有迟滞，耽误的事体就不轻。用数万两的余息，导致妨碍数百万的正供，利害相差悬殊，确实不值得。如果只在平定行使，那么一个州使用的银子有限，而分局铸钱无穷无尽，银子枯竭就会生出祸害。即使想要用严法重刑，勉强行使，其势也是做不到的。

在分局的意思里，认为不花费国库资金，就能坐获余息。哪里知道利害是相互关联的，有利所在，众人就会争相趋附；祸害将至，众人就会争相躲避。争相趋附，利益固然难以长久；争相躲避，祸害更令人担忧。况且平定管辖的地域，都在万山之中，平时稽查巡防，已经不容易。自从设立铸炉以后，工匠、夫役，以及挖铁、运铁，还有外来趁利等各种人等，日益聚集增多，难免有匪徒混迹其中。时间久了，容易聚集而难以解散。这是岁出的利益甚微，而遗留的祸害甚大，这更是不能不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