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治体四政本下

译昭示垂范。广泛涉及历代朝政的得失。恳切详尽地陈述。全部归于圣明的鉴察。似乎对于为政的根本大道，并非没有益处。况且臣又听说，往昔的名臣大儒，他们的功勋业绩与学问道德，往往是因为母亲的教诲而成就。推究到后宫之中，应当没有不同的道理。皇上在问安视膳之余，恭敬地承受慈母的训导，在深宫中由保姆照料之时，就已经能够仰观祖上的训诫，广泛知晓前人的见闻。这对于裨益圣上的学问，比起在外廷讲读，更为亲切。这是臣希望下诏命令儒臣集会商议并推行的。一是简化亲近的侍从以保养圣上的身体。古代的君王，太子出生后，孩童时期有了知觉，就设立三公三少，阐明孝、仁、礼、义，选拔天下的正直之士，让他们与太子一起生活，以此来资助辅佐和引导。况且皇上年纪尚幼，不仅仅是言语行动和日常起居，需要借助匡正辅助，即使是饮食冷暖，也依赖扶持照料。

译皇太后抚育的恩德慈爱，自然必定无微不至。而我之所以还要陈述意见，是因为我私下看到富家大族，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仆婢照顾，往往饮食没有节制，容易生病；嬉戏没有定时，放纵任性成为习性。而清贫读书人家，稍微懂得教育培养，节制孩子的嗜好欲望，谨慎他们的嬉戏游玩，孩子往往容易健康成长，大多也驯服谨慎。另外，民间小孩常常小心防备出天花的疾病，在十岁以内，大多用方药服食或洗浴，渐渐也有效果。而其关键尤其在于滋味清淡，寒暖适宜，间或即使出痘，也没有祸患。这又是谨慎防病明显有效的例子。

圣天子在深宫端坐守成，原本不能与乡里小民相提并论。但推究调养护理的道理，或许并不殊途。

伏惟皇太后亲自裁决各项事务，皇上勤奋学习，夜以继日。所以保养圣体，只在于身边的人选得当。凡是侍从仆役，全都恭敬谨慎、老成持重，或许就能做到饮食有节制，游乐有定时，言行有仪态，喜怒有法度。总期望他们顺从匡正、补救过失，谨慎周密、考虑周全。那么调护圣躬，就可以涵养圣德。至于近支宗室诸王子弟，有年龄应当就学，且纯朴谨慎的性情已经养成的人，或许适宜简派数人，轮流侍奉读书。那么圣学即将成就，也可以稍资启发。从前成王有过失，就鞭打伯禽，这是当时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未必不是后世的良法。汉代贾谊说：“天下的命运，悬于太子。”他的话极为危言耸听、切中要害。我皇上登基大宝，统治万方，又不同于储君在青宫时的情形，可以拿来比拟议论。我奏言琐碎拘泥，如果由大臣来说，不算得体切要。而作为司谏的小臣，迫于愚诚，不敢不冒昧陈述。

一是委任重臣以专责成。自古以来国家各项政务，必定依靠辅佐大臣来谋求治理。所以前代有宰相、枢密的名号。到我朝特设军机处，并由大臣担任其职，这就是宰相、枢密的职责，责任极重。就像从前载垣等三人，不臣的罪过，暂且不论。而这三个人，起初都不在军机大臣之列。究其干预政柄的原因，未必不是因为辅佐的大臣一味阿谀取容，毫无建树，因而让这三个奸佞小人施展他们巧辩的才能，窃取威福。这就是当时的伴食中书，实在是祸乱的根源。我愚昧地认为，枢机重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是亲贵也不容越俎代庖。而既然居其位，则责任无可推卸，事务有专门归属。前奉谕旨，特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大学士桂良等均任军机大臣。该亲王大臣鉴于载垣等三人专擅弄权，断无不极力矫正其弊端。而我所担忧的，反而恐怕敬畏太过，损害了他们的真诚。应请特降谕旨，凡内外大小政务，全都归于谋议，务必期望虚心延访，尽力辅佐，不要回避细微的嫌疑，而要秉持公忠的大节。或许在辅政之初，就让宵小之徒知道敬畏忌惮，庶事有所统领。至于一切政令及臣工的章奏，除非事关机密，都应当明白晓示，使天下知道服从，彻底洗刷欺蒙粉饰的习气。倘若措施偶有不妥，中外臣工都能补阙拾遗，随时陈奏。不仅亲王大臣等无法掩饰自己的错误，即使已经奉了纶音，也不难收回成命。

伏惟我皇上继位时年幼，继承二百余年的统绪，统治二万余里的疆土，遗留的重大艰难，责任极重。皇上一日未能亲政，则一日责任在皇太后，也就一日责任在亲王大臣。方今内忧虽然消除，外患尚未解除，吏治因循守旧，民生愁苦，盗贼充斥，府库空虚。挽回补救，将凭借什么力量来济度时艰？这就是我的愚诚，日夜长远考虑而回顾的原因。臣从端正根本、谨慎开始的角度出发，是否得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

条陈治本疏 咸丰十一年十月 林寿图

本月初三日，蒙谕令我于用人行政方面，据实指陈。否塞通而泰交应的盛况，欣见于今。臣才识短浅，谨效刍荛之献。

一是端正圣学以充裕治本。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仍入学读书，固然必定讲究桓荣授几的仪节，遵循张酺执经的礼仪了。自古帝王之学，本来不同于儒生。而圣神的资质，尤其出于天赋，原本不仅仅以章句为事。虽然幼龄先宜识字，但拘泥于记诵其效果浅，领悟于讲解其效果深。讲解并非立即指文义而言。作为师傅的人，在前史帝王本纪中，选择其政迹可昭示法戒的，作为简明浅近的话语，时时敷陈其故事，或者罕譬其大义。如见读《大学》，就将宋臣真德秀《衍义》、明臣邱浚《衍义补》二书，摭取事实，善于称说。只期望容易理解，不拘泥于原文。既可畅悦皇情，亦可扩充神智。口与耳并入，习与性相融。今日之所听闻，即他日之所作为。臣曾见常人弱冠之年，听到良师益友先入之言，与先辈遗事，有终身不忘者。何况躬秉尧舜之质呢？且天子之学，又莫先于教孝。今者时事多艰，皇上受大行皇帝付托

译之重。幸赖两宫皇太后和睦相处、贤德明达，洞察奸臣离间之非，同心协力以图国家康宁，其焦心劳苦百倍于平常之时。皇上年幼，固然难以完全知晓这一切。等到皇上年岁渐长，必定会有感动流泪、难以自持之时。尤其希望作为师傅的人，为我皇上恭敬地讲述我朝以孝治天下、尊崇奉养两宫皇太后、视两宫为一体的道理，并援引古代事例，如唐文宗对待皇太后与宝历太后的做法，作为效法的榜样。那么圣德将更加纯粹，教化也将更加兴盛。

其一，施行宽厚政治以培育国家元气。《尚书》说：“用宽厚代替暴虐。”这大概是当今的急务吧。自从载垣等人掌权以来，擅自作威作福，如顺天乡试案、工部彩绸库案、户部核对处案等，株连太过严重，天下人都称其为冤狱。不必等到叛逆之心萌发，国家的元气已经受到伤害。幸赖皇上独断乾纲，使刑罚归于公正。然而载垣等人的罪行，众臣都提议处以凌迟极刑，皇上不忍心将他们全部置于极刑；景寿等人的罪过，众臣都提议革职发配新疆效力，皇上还想要酌情减轻他们的刑罚。由此可见皇上的仁慈，务必保持宽大的胸怀。只是恐怕那些巧诈之徒，不识圣意所在，有人以苛刻来迎合，有人以阴险来试探。这只会损害新政的仁德。当载垣等人揽权受贿时，特立独行与稍知自爱的臣子，固然不屑与他们同流合污；至于那些趋炎附势、借以结党营私、不顾廉耻的人，臣不敢说没有。这类人好比邪魅，是阴气聚集之处，见到阳光就会消散。如今看到同恶之人都已伏法，他们有的消沉沮丧、隐藏起来，成为小人作恶的温床；有的羞愧悔恨，见到清议而想要改过自新。这些情态，难以逃脱皇上的明察。昔日晋臣裴秀与郝诩交往，武帝宽免郝诩的罪责，不再追究。古人又有焚烧叛逆书信以安抚反侧之人的做法。臣请求皇上特别谕示内外臣工，既然已经正了载垣等人的罪，其余党羽应从宽免究，以激发他们的羞耻心。核对处一案，拘禁已久，也恳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稍从宽减，迅速结案，以广皇上的仁德。

译第一，慎重谈论利益以缓解百姓的困境。东南地区用兵十余年，国库经费不足，理财是最为紧迫的事务。然而我唯独厌恶那些算计利益的臣子，这似乎是迂腐的言论。但是，财富有固定的数额，不能开辟其来源，只应当节制其支出。如果增加税赋，开矿发行纸币，铸造大钱，使用官票，先以利欲之心引导天下，弊端就会随之而来。这些措施都只能白白满足官吏胥吏的手欲，遭受奸民的欺骗，引发盗贼的祸端，最终对国家财政毫无补益。岂止是毫无补益，反而有害。我不暇远引古例，仅如前明太祖初年，用兵未息，尽除元朝苛细的弊端，按时征收赋税，关卡市场的税收简约，府库反而有积存。弘治以后，内府供应逐渐繁多，开始增加市场税，设置官房，改折漕粮以供御用。接着武宗游猎荒宴，世宗营建祠堂斋醮，连同外库所藏，索取殆尽。于是羡余、干折、钞没、孝顺等名目，以及矿税、间架等各种弊端纷纷兴起，直至危亡。大抵君主仁恕恭俭，不求富而自然富足；君主失去正道，政令失当，声色犬马、土木工程的欲望繁多，水旱盗贼、敌国的祸患兴起，聚敛之臣又起来剥削，那么人心就会大大背离。皇上年幼，本无嗜好，只要能够去奢崇俭，崇尚廉洁、罢黜贪婪，实行几年，必定达到安康富足。我听说热河还有工程，应立即停止；旗营还有冗兵，应立即核查裁汰。这也是节流的一个方面。那些进言谈论利益的人，请一概搁置不予讨论。

第二，坚定初衷以接受谏诤。皇上即位之初，就把求取言论作为急务，而我却有顾虑。为什么呢？古代询问政事与考察言论同样重视。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遵循惯例，大事请示圣旨，才能谋略无法显现，固然不如从言论中考察。而且两宫太后刚商议听政，不便完全烦劳召对，尤其不如从奏折中考察。只是求治太急切，那么人才竞相进用，而凌杂的弊端就会产生；纳谏太勇猛，那么言论竞相进用，而厌倦的弊端也会产生。况且议论政事的通病，有的以激切来沽名钓誉，有的以指陈来谋求进身，有的怀着私心而假称公事，有的列举细故而不知大体。甚至有雷同的言语，有掩饰的辞藻。开始时都乐于听闻，久而久之必定容易产生厌恶。昔日唐臣陆贽曾说：“谏言多，显示我能喜好；谏言直，显示我能宽容。”这是听言不倦的要诀。皇上如果能以诚心推行，以长久坚持，那么用来考察各位大臣的才能见识，也就从言论中可见。其人通达治体，必为有用之才；其人拾取游谈，即为无本之学。至于端直之人，其言论质朴真实；晓畅之人，其言论详尽；猥琐之人，其言论鄙俗；夸诞之人，其言论轻浮。真诚与虚伪、华美与实质之间，本来无处遁形。只要执两用中，也能拔十得五，关键在于保持初衷罢了。我如涓流撮壤，无补高深，恳请皇上俯赐采择，幸甚。

法祖爱民疏 同治元年 罗惇衍

奏为皇上年幼即位，请以圣祖为法，并饬令督抚，让州县勤恤民隐，以迎接祥和而消除灾祸，应诏陈言，仰祈圣鉴事。

窃以为我国家以仁厚开基，无事不以爱民为本。二百年来休养生息，恩泽极厚。钦惟圣祖仁皇帝，八岁登极，就知道勤勉学问。内府所藏《庭训格言》一书，凡是侍奉两宫的纯孝，以及少年向学、节制饮食、谨慎起居的良法，都清晰地记载。而且体贴太皇太后，尤其能曲意讨得欢心。而在视膳问安的闲暇，下至爱民善政，也无不出于真诚。后来世宗宪皇帝为此书作序，开头说：“此书虽然卷帙简约，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无不兼赅。《尚书》说：‘鉴于成宪，永无过失。’《诗经》说：‘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勉励后嗣，恪守祖训，念兹在兹，永不厌倦，受益无穷。世世子孙，尚其永久敬承。”钦此。这《庭训格言》一书，实在足以昭示万世，而且浅显易明，近便易守。经过两圣的遗谋，觉得只字可括千言，词组能含众义，实在与皇上典学的年龄相合。敬恳命师傅将这本书每日讲解一二条，必能启发圣性的高明，似乎比朱子《小学集解》一书，只详述幼仪的，对治道更为有益。汉臣贾谊《保傅篇》说：“昔日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护其身体；傅，傅导其德义；师，引导其教训。这是三公的职责。自孩提时，因明孝仁礼义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日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不就是《庭训格言》所载的道理吗？”至于治道首重爱民，爱民首重督抚。督抚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藩臬道府，自然能战战兢兢奉法，而州县有不思洁己尽职的，我未曾听说过。因为知县是亲民之官，必须爱民如子。

译然后百姓拥戴他如同父母，其中血脉有着隐秘的维系。如今百姓遭受苦难，满目都是创伤。血肉在刀箭下糜烂，肝脑在原野上溃烂。然而选拔地方官员，却不任用忠诚守信、慈爱仁惠的人，只把苛刻严厉、办事快捷当作才能。乖戾之气接连聚集，这就是饥荒屡次降临、灾异之气反复出现的原因。天象的变异在上天显现，而人间的祸乱在下面兴起。

译如今想要消除灾异，只有善气可以除去它们。妖邪胜不过德行，德行能够战胜妖邪，那么没有比得上选拔循良官吏，以便与百姓重新开始。至于凋敝的地区，务必加倍用心安抚养育，劝勉农耕，振兴学校，使百姓粮食逐渐充足，士人的风气逐渐端正。乡里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顺从祖辈的子孙以及贞洁的妇女，一定要褒奖举荐以激励风俗。凡是存在停棺不葬、溺杀女婴不养育，以及好懒惰、好奢侈、好诉讼等各种弊端的，都要因地制宜，劝勉人们加以革除。将会看到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人人都致力于正当的职业，那么国家的元气就可以恢复。这都是因为州县官员廉洁奉公，潜移默化，使百姓一天天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罢了。请求圣旨敕令督抚慎重选拔州县官员，不要只崇尚精明而轻视廉洁，选取奔走钻营的人而压抑恬淡退让的人。京城一带，是天子车驾所在的重地，尤其应该格外安抚治理，那么百姓的困苦就可以逐渐缓解，当时的灾祸也将逐渐平息了。

况且臣还有请求的。现在星象固然令人畏惧，而潼关要地，回匪滋事，杀害忠良大臣，更觉得后患难以估量。臣伏见两宫皇太后和睦无间，每件事必定商量做到尽善尽美，又率领皇上励精图治，以战战兢兢、警惕勉励为天下表率。凡是纳谏求贤等善政，无不依次施行。但想到图难容易图易难，慎始敬终，必须居位不懈怠，使百年如一日，永远杜绝懈怠的苗头，然后才可以没有琐碎混乱的忧虑。这就是丹书所说“恭敬胜过懈怠者吉祥，懈怠胜过恭敬者灭亡，道义胜过欲望者顺从，欲望胜过道义者凶险”的道理。《诗经》说：“凡事都有个开头，但很少能坚持到底。”圣人以此告诫。以天下之广阔，政务之繁多，君主一人，原本不可能亲自处理琐碎事务。然而重大的政务，必须经过朝廷确切考察，洞悉其中的曲折，然后与两三个大臣审定并决断执行。如果仓促裁决，要求在片刻之间决定，那么不能没有失误，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用人升降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然而古人说刑罚奖赏要与众人共同决定，采纳公论并加以精密考察，实际上是用人准则。内而卿贰，外而督抚司道，都是重任。如果不事先慎重选拔，将会留下后来的悔恨。空缺出现请求补授，而在片刻之间决定，那么不能没有失误也是势所必然。贤良与奸佞的分野，辨别不能不早，决断不能不迅速。知道他是忠良的，一定要显要任用他，使他能够实行他的志向；知道他是奸佞的，一定要公开斥退他，使他不能施展他的奸计。不可以同时容纳而暂且搁置。同时容纳而暂且搁置，一旦受其欺骗而不觉察，没有不伸张奸佞而压抑忠良的。古来直言敢谏、不畏强暴的人，起初君主未尝不虚心听取，后来未尝不事过就忘，那么行政用人，仍然不能有所匡正，只是苟且安度岁月罢了。所以臣伏愿皇太后与皇上慎终如始，效法天道运行不息，而内外大小臣工也都各自秉持良心，尽力革除积习，乘着奋发振兴的气势，彻底破除拘泥推诿的私心，自然可以转危为安，不仅仅是遇到灾祸而恐惧了。是否妥当，伏祈圣鉴。

条陈时政之要疏 同治元年 李棠阶

我私下患病隐居乡里，将近二十年，心悸眩晕，旧疾长久未能痊愈，而读书修养自身的功夫，不敢稍有废弃。咸丰十一年十月间，冒昧承受恩命，召令来京，并且有学养深邃、方正老成的褒奖，臣感激涕零，更加深感惶恐惭愧。如今奔赴朝廷，以管窥蠡测所能达到的，愿意为皇上陈述。第一，端正治理国家的根本。治理国家在于君主，而所以能治理国家的在于君主的一颗心。如今海内动荡，百姓困苦，确实是刻苦奋励的时候。臣私下认为刻苦奋励的实质，不仅仅在于用人行政，更在于修养心性。修养心性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言语动作，更在于克制私欲。凡是自私只图自身便利，自以为是认为没有人能违背自己，这些都是私欲。想要去除私欲，必须像《大学》所说的格物，然后私欲没有遮蔽，这颗心的义理日益明晰；必须像《大学》所说的诚意，然后私欲没有容身之地，这颗心的权衡自然确定。如今皇上年少即位，慎重选择师傅，确实是切要的计划。但是皇上在书房，左右师傅用经书引导他，用严肃恭敬的态度侍奉他，辅助匡正，必定有所益处。如果回宫以后，游玩休息的时候，倘若一旦涉及放肆，恐怕书房的启发教导都落空，师傅的匡辅有什么用处。臣愚以为皇太后尤其应该留心，只要使从容游玩，不要过分拘束逼迫，以培养他的天性，断不可使左右亲近的人诱使他游戏，以致走向非礼。杜渐防微，似乎尤其紧要。至于格物诚意的学说，发源于《大学》，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阐发演绎，足以作为治理的参考。而我们高宗纯皇帝御批的《通鉴辑览》，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指示精切，千古致治平乱的方法，大略不出于此。现在皇太后听政于上，似乎可以在闲暇时，取这两本书反复研读参考，师法古人印证今事，对于时事必定更有裨益。并请求在皇上回宫时，用这本书的学说，切身指示，更足以培养德性，增长见闻。凡此都是为了涵养他的本心，约束他放纵的心，格物诚意的效果，也在于此。治理国家的根本端正了，然后用人行政才可以谈论。第一

译振作纪纲的实效。国家之所以能够立足，在于纪纲；纪纲之所以端正，在于赏罚。赏罚，是君主激励天下的大权。必须做到奖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这样纪纲才能森严。内外大小臣工，都有遵守敬畏的对象，不敢逾越。如今天下积弊已深，痿痹已甚，若不痛除旧习，大力振作，不足以治愈沉疴、挽回元气。自去年大奸臣被罢黜后，内外人心一致，远方之人见之而心服，逆匪闻之而胆寒，扭转天下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此。从此大力整顿，凡是澄叙官方、整饬武备、蠲免缓征赋税、缉捕奸盗、崇尚节俭、慎重刑狱等事，凡是皇上谕旨普遍推行的，都要严加查察。文官从督抚以下，武官从将帅以下，切实奉行的人奖赏，任意拖延的人诛杀，不容含糊，不容因循守旧。朝廷的恩德意旨，必须使下层知晓；国家的法令，必须使通达，没有中间阻遏壅塞的祸患，然后上下一体相连，贯通渗透，四维张弛得当而众目并举，内外气象，自然焕然一新。如果不这样，朝廷只是发布谕旨让人知晓，大吏只是转发文告，虚应故事，粉饰公文，上下情志不通，有司的蔽塞日益严重，设立一项法令就增加一项弊端，增加一个防范弊端的人，就增加一个制造弊端的人，纪纲松懈，人们少有顾忌，想要平定祸乱而达到太平，我私下担心这很难实现。

译第一条，安定百姓的关键。如今寇贼几乎遍布天下。十多年来，天天说要平定贼寇，而贼寇反而日益增多，这都是因为百姓不得安定的缘故。安定百姓必须减轻徭役和赋税，但如果不能选拔循良的州县官，那么额外费用就会日益增加，必然无法减轻徭役赋税；如果不能选拔廉洁干练的高级官员，那么陋规就无法去除，也就无从得到循良的州县官。大概只有大法确立之后，小廉才能产生；只有官员清廉之后，百姓才能安定。百姓不至于变而为贼，贼寇反而可以变而为百姓。以安徽、河南为例，颍州、亳州、汝州、光州之间，今天的贼寇，都是以前的百姓。当他们还没有成为贼寇时，钱粮漕运的浮收使他们困苦，差役的繁苛使他们困苦，不断征收捐输使他们困苦，杂派的暴急和书吏的讹诈又使他们交相困苦。官员把百姓看作鱼肉，百姓把官员看作寇贼。官员所做的，都是驱赶百姓成为贼寇的事情。等到捻匪焚杀淫掠，惨状不忍言说。官员不能保护百姓，又禁止百姓结团自卫。百姓无法生存，于是都被贼寇胁迫跟随，苟且延命，而贼寇更加蔓延猖獗，无法控制了。我私下认为，想要平定贼寇，必须先安定百姓；想要安定百姓，必须先选拔廉洁干练的督抚，他们洁身自好并率领下属，裁革陋规，奖赏清勤的州县官，斥退疲玩贪虐的州县官，实心实意地安抚招集流亡，严厉捕拿寇盗。高级官员所做的，都足以使逆匪信服，并挫败其嚣张的气焰，那么被胁迫跟随的人听到后就会想归顺，老贼听到后也会士气沮丧。安定百姓的实际措施，就是平定贼寇的根本。

第二条，平定贼寇的关键。古代行军的人，必定使事权统一，然后才能形成臂指相连的态势；必定使军法严明，然后才能振奋将卒的士气。如今安徽、河南之间，多派遣钦差大臣，分权均势，互不统属，胜利了就争夺功劳，失败了不互相救援，彼此坐失事机，贼寇因此得以乘机大肆猖獗。这是事权不统一的弊端。至于督抚将帅，平时不早早严加防备，临到变故只有仓皇失措，畏缩退避，误国殃民。等到失守封疆，罪状昭著，本应就在军前正法，以申张国法并大快人心，却仅仅拘捕押解进京，拖延时日，又往往侥幸获得宽典，随即又被提拔任用。以致督抚将帅畏惧贼寇而不畏惧皇上，各自顾惜身命，相习成风地奔逃，谁还肯出死力来解除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呢？军法不严，势必导致这种地步。我愚昧地认为，应当遵祖宗旧制，选拔通晓军事且公正的大员担任将军，以左右参赞辅助他，督抚提镇都受其节制。皇上信任不疑，严格其责任，又明确颁布军令，宣布告诫，使他们知道这样就能活命，不这样就会死。从前逃跑的官员和将领，随地查实，正法不赦。主帅久无功绩的，也立即按军法治罪。这样，那么一年之内，贼寇就可以消灭；即使不能消灭，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嚣张。我知道这绝不会不发生。

此外，我还有请求。古今剿灭贼寇，多错误在于招抚，明末可以作为深刻警戒。高宗御批《通鉴》，对于杨鹤、余大成、熊文灿等人主张招抚酿成祸患，指斥痛切，垂鉴千古。大概贼寇没有不经过大剿而接受招抚的，也没有穷凶极恶的首匪接受招抚的。那些接受招抚的，都是愚弄我们罢了。将帅不是不知道而甘愿受愚弄，以为可以遂其挟贼自重的私欲，而不是真正有为国为民不顾身家的真意。所以被胁迫跟随的人可以招抚，首匪不可以招抚；刚作恶的首匪还可以招抚，而积恶深重的首匪绝对不可以招抚。近日屡次招抚屡次叛变的很多，这是不可以不痛加惩处并深切警戒的。大抵事权统一，军法严明，责任有专人承担，刑罚不拖延时日，审度剿抚的适宜，控制临敌的变化，都无可推诿，那么将帅畏惧法律而不畏惧贼寇，士卒畏惧将帅而不畏惧贼寇，功罪核实，三军有必死之心，或许寇乱可以平定，太平可以期望了。以上四条，话语虽然分析，道理相互贯通，言语警戒矫饰，事情追求实用，似乎可以作为致治的关键，勘乱的根本。我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提纲防积弊疏 同治元年 袁甲三

我私下认为，治理国家应当抓住大纲，行政应当防止积弊。大纲确立，那么条理就能依次举出；积弊去除，那么隐患就无法萌生。皇上自登基以来，上承两宫皇太后厉精图治，下有王大臣竭智尽忠，治法鲜明，中外盼望升平。加之圣心虚心接受，言路宏开，我受恩最深，尤其应当竭尽愚诚，以期报答万一。只是督师在外，见闻不广，实时从邸抄中略知梗概，又苦于不能详悉。病中过虑，明知是迂腐之见，未达体要，但愚诚所迫，有不能不言的。况且我已蒙圣恩准予开缺，不久交卸回籍，瞻望朝廷，依恋不已，稍有所见，尤其不得不为皇上急切陈述。谨罗列管见，伏候圣明采纳。

第一条，圣学的缓急应当权衡。我朝家法，除了经史之外，如列朝实录，以及国书、清语、骑射，与各部落各国番语，无不讲习，所以通达古今，综括文武，统驭中外，法度至为详尽。然而当储君养正之日，岁月宽闲，原本适宜

译同时一并提及。我皇上以年幼之龄登基即位，每日总揽万机。听说皇上就学，每日不过两个时辰。皇上天生聪慧，文艺技能，一接触便都能通晓。但时间有限，无法兼顾，且使精神常有余裕，则心思愈觉灵敏。臣愚以为，事情有先后次序，过于急促则难以奏效，追求过多则用心杂乱。想要成就圣学的宏大，建立太平治世的根基，不循序渐进地积累功效并专心致志是不行的。

私下认为，四书五经是道法的总汇，历代正史是治乱兴衰的借鉴，列朝实录是谋略功业的成例。这些都是心法所垂示、治功所依赖的，万万不可延缓。此外其他的艺文，暂缓几年，似乎也不晚。因此应当按日制定课程，对于经史务必讲解贯通、详尽明白，精深探求古先圣王的心法与治法，不要仅仅停留在章句训诂上。对于列圣实录，命令儒臣恭敬地选择明白易懂的，每日陈述一二件事，不可繁多。这样或许能使圣心逐渐浸润于义理，明察于事理机微，而又敬畏遵循祖训的昭示。将会看到圣德日益精纯，圣智日益开明。由此再广泛涉猎艺能，其功效必定更容易达成。而且亲近儒臣的日子多了，自然会有非议的进献，这更是端正根本、确立开端的基石。

一是议政的精力应当专一。古时官员众多以便差遣，用以勉励大臣，所以三公议论治国大道，不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这是为了节制他们的辛劳，专一他们的思虑。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事务繁杂则心思纷乱，心思纷乱则思虑扰乱。即使是资质特异的人，也往往因为纷扰而产生忧虑。况且枢机要职关系到政事的根本，事务极其繁杂，尤其不像公卿以下那样分任职司。私下听说近来议政王兼任的事务太多。我皇上年幼垂拱而治，凡是综理各种事务，责任在于王爷。行政用人，事事都需要审慎考虑。应当让王爷日夜勤勉，广泛采纳咨询，得以凝聚精神，均平天下。如果派遣各种差使，自有其他王爷和大臣在。如今战争兴起已久，时事非常紧急。有时军情突然到来，需要在顷刻之间运筹策划；有时遇到疑难之事，需要权衡利弊于百年之后。应对稍有失当，立即挽回更加耗费周旋。竭尽全力、尽心竭力，正是在今天。洞察细微、内心决断，尤其依赖深思。多承担一件事就多耗费一份心思，不应用此分散议政处理政事的时间，而消耗其思考事务的精神。

权势不可以专断，但思虑不可以不专一。王爷以至公至虚的心，秉持亲王的大体，再以有辅佐、有威严的姿态，竭尽辅政的谨慎小心，这就足以代替圣主的辛劳，而促成中兴大业也就没有困难了。

译第一条，用人应当审慎。《尚书》说：“通过明确的考核来检验功绩。”又说：“提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天下具备全面才能的人常常很少，而具有片面才能的人常常很多。如果违背人的才能去使用，却抱怨天下没有人才，这不是确切的论断。人的才能在使用中受到限制，那么昔日的能臣就会变成日后的罪首，这尤其不是培养天下人才的方法。按照名分来要求实际，考核政绩来衡量能力，不仅小臣的才能不会在时代中被废弃，而且大臣的才能也会更加发挥其作用。就像保傅这样的职位，首先看重儒臣，而大体纯正的人，偶尔会在应对事务上显得拘谨。汉代的经世济民之才，宋代的理学之士，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但在从政治理百姓方面，一个朝代中卓然显著的人，可以数得过来。其余的人，大的担任师傅，小的侍奉经筵，都能辅助圣明的君主，成就君主的德行。由此可知，任用儒臣，重在他们的德行，不必苛求他们的才能。至于萧何负责后勤运输，没听说他参与帷幄中的筹划；韩信率领军队，难道可以让他镇守关中吗？黄霸在治理郡县上成名，但担任宰相不过是平庸之才；段颎的功绩在于平定羌乱，但在朝廷立身不免败坏节操。纵观史册，这很明白。大概因为人的资质禀赋各不相同，才能器具互相差异，学习后各自得到本性所接近的方面，那么使用他们的人就应当衡量他们适合的职位。又或者在入仕之初，做事各有途径。比如由吏员晋升的人，文书工作或许容易显露长处；由军营晋升的人，地方治理或许难以胜任；由科举出身的人，擅长文教，但法令条规或许不如吏胥；由州县起步的人，屡次升迁为大吏，但格局或许不能宏大深远。这在于朝廷顺应他们的特点来使用，委曲周全地对待罢了。臣不敢说其中一定没有杰出的人才，一任用就见效的，只是担心得到的人才少，抵不过败坏事情的人多。等到事情败坏，想要姑息宽容，既不能坐视官职空缺，又不能不明赏罚；想要罢免黜退，又必然导致埋没他们的片面长处，难以彰显激励。用人如果不事先审慎，其弊端有说不完的。臣愚以为，不必任用得太仓促，也不必只采纳他们的名声。应当命令内外大臣对于一切保举，都必须具体指出所长的方面。既然已经确切指出了哪方面的才能，自然应当观察其实际效果。倘若那个人后来不称职，仍然追究原来保举的人。这不仅杜绝了滥保，也澄清了官方的秩序。这不仅是三代以来，作为因才授任的良策。有虞氏的时代，圣人同朝，而稷、契、皋、夔各自负责一件事，难道几位圣人一调换职守，就以至于没有擅长的地方了吗？用人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恳请皇上审慎衡量并加以慎重。

第二条，听取言论应当果断。近日天下多事，全在于得到人才来治理，而人的贤与不贤，看其心的公与私；心的公与私，表现在言论的真与假。以此考察，百次不会失误一次。地方的安危，系于督抚；军务的得失，系于统帅，尤其不可不慎重选择。从前海内太平，督抚各自担任封疆大吏，互不牵涉。近来统帅介于督抚之间，有的督抚与统帅，主客互相抵触；有的统帅与统帅，彼此不免争执。其间是非混杂进来，邪正分道扬镳，只看批答的听从与违背，来决定情意的向背。正直的人深深忧虑君国，披肝沥胆，日夜仰望圣明；小人图谋奸诈欺骗，丑化正直厌恶刚直，也暗中探听意旨。抑制邪佞崇尚正直，都看这个作为转机。天下治乱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担心的是，天心广大，一概表示宽容，邪正是非，没有立即显示给天下。在皇上度量如同天覆地载，即使虞舜隐恶扬善的心，原本有默默运作的深意，独自掌握权衡，不容易被浅见所窥测。但是正直的言论接连进献，既然蒙受圣量的包涵，邪僻的言论暗中陈述，没有禀承纲纪的决断。正直的人既心怀过虑，小人更私下庆幸奸计得逞。倘若邪说再次进献并尝试，将使正直的人被怀疑到第三次。阴阳消长，辨别不可不早做。纵然议论事情互相左右，不是触犯就是背离，担心开启水火之争的端绪，朝廷不宣扬，略微寄托协和的意思，然而道理有曲直，事情有虚实，包容反而开启游移，诘问最终难以巧妙隐藏，调停两可，也不是盛世所适宜的。臣愚以为，言论混杂进献的时候，明辨听从与违背，自然足以遏制邪念的萌芽而扶持正气。除了言官的献替，必须格外优待，以开通正直的道路，其余议论事情议论人，谁是谁非，立即分别。对的就商议施行，错的就严厉诘责。邪说不敢再变换名目进献，正直的人不至于暗中被动摇。这样老成持重者的隐忧都消除，众人意志的迟疑也安定，是非邪正，明显地与天下共同知晓。朝廷的升降得当而任用专一，治理蒸蒸日上。恳请皇上俯察臣的私心忧虑和过度计议，以推进正道消解邪道的契机，那么天下就幸运了。

以上四条，有的事关治国的根本，有的忧虑在细微之处。虽然像土壤细流，未必能助益高深，但头顶天脚踏地，难道能忘记天覆地载的恩德吗？臣久病之后，精神疲惫，而微薄的诚意所积累，没有一天不像在君父面前一样。辗转思维，私下认为有所见而不为皇上陈述，即使隐居田园，此心终究觉得愧疚。谨不揣冒昧，缮写奏折急速陈述。恳请皇上圣鉴训示。

应诏直言疏 同治二年 吴大澄

臣伏见皇帝陛下即位以来，诛杀有罪的人，奖赏有功的人，起用老臣

译尊崇师傅。下诏举荐贤才以辅助各种政务。整顿军务以探求民间疾苦。一年之中，圣旨下达数十道，也可以说是详尽且完备了。然而每当奉到上谕，部臣咨文各省，督抚札饬各府州县，只是备一份文书、存一份档案罢了，而没有能切实奉行的人。谈到荐举，就说我没有荐贤的职责，也没有可荐的贤才。谈到吏治，就说事势如此，不是由我而败坏的。谈到体恤百姓，就说当今的急务，以理财为首要。不先筹饷，怎么养兵？不从百姓那里取，将从哪里取？怎么能顾念百姓的疾苦呢？这是上面诏令下达是这样，而下面应对上面却是那样。迟疑畏惧退缩，苟且敷衍塞责，想要贤才辅佐而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

臣私下认为，当今的理财，应当致力于大体而舍弃细微之处，其要点有六项：实行节俭以节省虚浮的费用，举荐廉吏以澄清仕途，善于安抚百姓以缓解民困，勤于守御以保全辖区，严格教育职责以培养士人，减少捐输以杜绝谋利的漏洞。这六项是当前的要务，是达到大治的根本。不谈论理财而财富自然充裕，百姓富足而君主就不会匮乏了。臣请求为陛下陈述。

《大学》说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如今以京师之大，依赖国家供养的有数十万人，而户部的财政支出，仓库的储备，没有几个月的粮食。国家患贫已经很严重了。穷民流离失所，盗贼公然横行，没有一处不是这样。百姓患贫也很严重了。而陛下的臣子，车马显赫的像往常一样，穿鲜衣吃美食的像往常一样。这是奢华的风气没有完全消除，而虚浮靡费的开支未能节制。想要天下不困顿，怎么可能呢？

士人百姓的家，有一年收入百金的，有一年收入数十金的，侍奉长辈养育晚辈，吊唁死者慰问病人，都包含在其中，也不至于遭受饥寒的困境。而为陛下效力的臣子，有百金俸禄的，其花费必定上千金；有千金俸禄的，其花费必定数千金。地位日益尊贵，而花费日益增加。名义上是顾全体面，而实际上是喜好奢靡。人人怀着不满足的心态，家家有无底洞般的欲望。即使陛下体念他们的贫困，给予全额俸禄，加上养廉银，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填补他们的亏空。在京的臣子，尚且不免如此，而在外的臣子，更不用说了。

从前汉文帝、唐太宗，都以节俭的德行作为天下的表率。宋代司马光做宰相，士大夫以贫穷为荣耀。李沆修建住宅，厅堂前仅容得下马转身。寇准做宰相，有“无地起楼台”的话。自古以来的名臣，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以作为天下榜样的。臣听说曾国藩军营中的员弁多穿布衣，而各省委员赴其军营的，不敢穿华丽的衣服去拜见。上面所喜好的，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上面的行为，是下面效法的。如果各省督抚，念及民生艰难，效法曾国藩的俭朴，或许中外大小臣工，在花费上节省而在索取上廉洁，对利益淡泊而对职务勤勉，断没有剥削百姓以贿赂上级的人了。所以奢侈是导致贫困的原因，而节俭是救治贫困的药方。这是达到大治的根本之一。

古代做官，以内升为荣，以外调为降。如今的人臣，以内转为苦，以外放为乐的，没有别的原因，京官贫穷而外官富有，他们好名的心抵不过好利的心。况且京官赖以生存的，不是督抚的馈赠，就是州县的供给。督抚从哪里得到钱？就从州县那里取。州县从哪里得到钱？就从百姓那里取。以州牧县令这些亲近百姓的官员，上级依靠他们致富，京官依靠他们济贫，虽然他们本心想做廉吏，但形势使他们不能做到。

百姓，是陛下的百姓。百官，是陛下的百姓所依赖来治理的。如今不肖的州县，剥削陛下的百姓，败坏陛下的天下，以奉承陛下的大臣。起初是百姓贫穷而官员富有，后来百姓贫穷而官员也逐渐贫穷。丧尽天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近日督抚的保举，有能员而没有廉吏，称赞他们的才干，没听说称赞他们的操守。大概现在所谓能办事的，是善于媚上而不能体恤下属，善于劝捐而不能爱护百姓。自古以来的廉吏，未必都有才能；自古以来的循吏，没有不廉洁的。如汉代的卓茂以恬淡著称，鲁恭以清平著称，杨震以清白著称。现在做官的人，不是不能洁身自好，而是上面没有激励劝勉他们罢了。

臣恳请陛下诏令各省督抚，体谅州县的实情，州县的馈献，自我激励操守以举荐廉吏，自我澄清内心以惩治贪官。举荐一个廉洁谨慎的官吏，使谨饬的人有所仰慕；罢免一个贪墨庸劣的官吏，使庸劣的人有所警戒。臣私下认为，遭受战乱的省份，以及刚刚收复的地方，小民凋敝到了极点，善后的安抚也很困难。没有廉洁而有才干的官吏，不足以治理这些地方；没有善于体察民情的官吏，不足以了解百姓的疾苦，而为国家培养元气。这是达到大治的根本之二。

译至于安抚百姓的政策，应以招集流亡、抚恤难民为第一要义。臣常看到新收复的城池，那里的州县官员要么不到任，要么虽到任却如同虚设。那种萧条凄惨的气氛，使得百姓不敢返回家园，农民不敢耕种田地。没过多久，贼寇踪迹偶然到来，又占据该地，这实在令人惋惜。这是官员不能联络民情的过错。逆贼所抛弃的城池，必定有囤积米粮的地方。去年江苏大军收复嘉定、青浦，所得米粮财物无数，全被洋人兵勇拿走，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最终得不到食物，无人安抚，以致无赖兵勇见他们无依无靠，便掳掠贩卖。有良家妇女被买入娼家，有富家子弟被买为奴仆。没有遭受践踏之苦，却遭受掳掠侮辱之惨。如果不趁收复之时，急忙进行抚恤，这绝不是对待穷苦百姓的办法。应请皇上命令各省督抚及带兵大员，凡是遇到收复城池，有米粮囤积的，不准兵勇分散取用，迅速委派可靠官员封存看守，作为抚恤的经费。这样下面就没有失所的百姓，上面就有再造的恩德了。其他如重视农桑、减轻赋税、教导种植畜牧，都是地方官应当施行且不可延缓的政策。如今遭受战乱的省份，既然蒙受陛下恩惠免除钱粮，而刚收复的地方，耕种的人必定少，荒芜的土地必定多。州县官员到任之初，必须先招集流亡，清理户籍，走遍原野，考察百姓的勤勉与懒惰。有不耕种的田地，就劝他们播种；有无主的田地，就由官府雇佣耕种，收取其收入，用来建立社仓，等原主回来再归还；没有可归还的，就作为官田。贫民没有耕种资本的，用社仓的收入借贷给他们，不收取利息，务必使一县之内没有不耕种的土地。像这样施行几年，百姓还有不安居乐业的人吗？至于州牧县令，必须选择清廉纯谨的官吏担任。补缺之后，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称职的，允许督抚从优保举，仍不让他离任。如果人地相宜，百姓爱戴，除非有事故，不得调任。这是为了重视地方官而避免骚扰，使他们专心于民事。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三。天下的局势，如同人生了疮疡，从头到脚，几乎没有完整的皮肤了。前年收复安庆，江浙的军务却糜烂不堪；如今江浙渐渐有了起色，云南的回逆又猖狂起来。这边刚收复，那边又失守，战争没有稍歇之日，百姓没有安居之时。臣私下为陛下担忧。攻克收复一座城池不如保守一座城池，在城池未失时防守，形势顺当；在城池已失时攻克，形势逆反。况且如今完整的地区，都是军饷来源所依赖的地方。百姓虽然困乏，但房屋田地完好；土地虽然贫瘠，但物产丰富。攻克一座城池，所得无几；失守一座城池，耗费不少。如江南的金陵、苏常等地，远的十年，近的三四年，耗费军饷数百万，还没有收复的日期。难道逆贼占据就牢不可破，官兵驻守就万万不能守住吗？这是必定不会的道理。臣愚以为，贼寇到来不守，弃城逃跑的，应当从重治罪，绝不宽贷。那些坚守一个月之后，确实因为援兵不到而城池被陷的，应当上奏免除其罪。就近军营不发兵救援的，与失守人员同罪。这样让守土官员知道，苟且偷生逃跑的，万万不能活命；效死坚守不走的，还可以不死。那么想要谋求自全之计，不得不存有坚守之心。能保全一方百姓，就能保全一方财力。这是当今的要务之四。

然而谈到安抚百姓，就必须有安抚百姓的人然后才行；谈到防守抵御，就必须有防守抵御的人然后才行。臣不敢说天下没有人才，而一省之中数十个州县，想要人人都是廉吏，人人崇尚俭德，人人尽到安抚百姓的心意，并讲求防守抵御的准备，这在形势上是非常困难的。急需人才，而得到的人才很少，却把州县这种亲近百姓、至关重要的职位，托付给铨选制度，限制以班次顺序。臣担心仕途的败坏，将没有止境。不仅捐纳出身中多庸劣官员，即使科举出身中也少有廉洁能干的官吏了。今天的举人、贡生、监生，就是未来的州县官；今天的翰林，就是未来的督抚、学政。已经进入仕途的人，其习气不可再洗刷；未进入仕途的人，其习气还可以挽回。那么想要培养人才，首先要重视教职；想要严格教职，尤其在于学政选得合适的人。凡是教官的贤良与否，学政可以考察，并随时考核政绩，分别保举或参劾，这样教官就不会旷废职守了。而且必须严格教官的选拔途径，检验其立身的品德，计算其教导学生的成效，开辟其保举的道路。不是恩拔、优贡、副贡生，不得捐纳教官；不是言行风范可作表率的人，不让到任。有实际德行的士人，教官向学政详报，而不只取他们的文章末节；教官立法好的，学政向朝廷上奏，而不必限制其升迁的阶梯。像这样施行几年，那么举人进士中，必定有砥砺廉隅、抱负非凡的人才出现。让他们做翰林，就不只是专攻诗赋；让他们做州县官，就必定对民生有益。这是当今的要务，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五。处在今天谈论捐输的泛滥、抽厘的弊端，明知其泛滥而不能减少，明知其弊端而不能裁撤，臣不

译我敢于秉持迂腐宽泛的见解，提出这些看似无益的言论。然而，如果捐纳制度不严，就无法澄清吏治；如果厘金征收没有节制，又怎能消除百姓的疾苦？过去劝人捐纳，尚且说是取有余以补不足；如今纳捐，却有贫寒士人因衣食所迫，借贷来捐纳的；有县丞、县尉以担任小吏为耻，捐纳升任州县官的；有州县官刻剥小民，捐纳升任道台、知府的。陛下只知道捐纳数额之多，却不知道百官的报效，都是陛下的民脂民膏；捐纳生员的报效，如同商贾的资本，是想从民脂民膏中获取补偿的。对下无益，即对上无益；对民有害，即对国家有害。而各省征收厘金，其弊端更是不胜枚举。名目太多，委员太杂，越增越广，利少弊多。捐纳数额骤增，导致物价飞涨，有的货物要征几次捐，有的物品加征到几倍，几乎到了无物不捐、无人不捐的地步。名义上出自商人，实际上加在百姓身上，对商人无损，却使百姓深受其害。如果真能使内外臣工崇尚节俭以节省开支，举用廉吏以养育百姓，那么捐纳条例也可以稍微严格一些，而征收厘金的政令也可以稍微减少一些了。我知道这个建议，六部大臣必定认为不对。但医生用药，不因药味苦口而废弃药方；农夫除草，不因小草而伤害庄稼。为什么呢？弊端不除去，利益就不会兴起，这是当今的第六项要务。我常看到官宦子弟不专心读书而专精于会计的人，他的家族不会昌盛；谋国之臣不顾百姓疾苦而上下互相征敛的人，他的国家必定衰败。如今各位大臣争相谈论筹饷，却不思考饷银之所以匮乏的原因；陛下也忧虑没有钱财，却不知道钱财之所以充裕的原因。知县黎庶昌提倡罢免捐纳、推行纸币的说法，却不知道天下的漏洞，不是空纸币可以弥补的；捐纳的阻碍，不是一句话可以立即罢免的。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怕啰嗦，愿意陛下与王公大臣等，提倡节俭、举用廉吏，得到贤能的人来治理，不必急于理财的原因。然而想要达到贤能之人兴盛的局面，必须先端正选拔人才的源头，务必破除积习，激励亲身实践，不把八股文和小楷作为科举的阶梯，而以孝悌廉洁作为学问的根本。我只是一个普通书生，见闻浅陋，不足以知晓政治的得失、民俗的利弊。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恰逢陛下诏求直言、大开忌讳之时，不敢因避嫌而推卸责任，以求自安于沉默。因此竭尽愚忠，略抒所见。恳请陛下宽恕我冒犯之罪，俯赐采纳，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译杜渐防微疏 同治二年十月 祁寯藻

臣等恭敬阅览邸报。本月十四日，御史刘毓楠奏请崇尚节俭、屏除浮华的一折，奉皇上谕旨：逆贼气焰嚣张，百姓流离失所，正是君臣共同警惕之时，岂是上下安逸享乐之日？我两宫皇太后痛惜陵寝尚未安妥，民生尚未安定，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之道，日夜操劳，无暇休息。所有内廷供奉，业已随时酌情削减。你们内外大小臣工，应当体察此意，及时振作精神，共同渡过艰难，不要陷入奢侈靡费的习气，贪图耳目之娱，以符合朝廷崇尚务实、摒弃浮华、不敢嬉戏游乐的深切意图。等等，钦此。

中外臣工，遵奉训诫，自然无不力求节俭。但臣等仍有过度忧虑之处。皇上年幼登基，智慧逐渐开启。值此脱去丧服之初，吉庆礼仪举行，圣心恭敬还是轻慢，在此分野；风气习俗的转变，也从此开始。那么，玩好之物的滋长值得忧虑，游观之乐的滋长值得忧虑，大兴土木的滋长值得忧虑。嗜好的开端一旦打开，不仅会分散诵读诗书的心神，而且天下仰窥圣意的人，将会随风倒向奢靡。安危治乱的契机，其开端非常细微，但关系极为重大，能不慎重吗？

当今军务未平，百姓处于水火之中，时局艰难令人痛心，百孔千疮。诚如圣谕所说，正是君臣共同警惕之时，并非上下安逸享乐之日。伏愿皇上严格遵守慈训，时时以忧劳警惕为心，事事以逸乐安适为戒。摒弃玩好之物以节制嗜欲，谨慎游观以坚定心志，减少兴作以爱惜物力。凡是内廷服饰器用，一切开支，稍涉浮华靡费，一概予以裁减。即使是向来惯例所有的，也不妨酌情节省。这样，外物的纷华不接触耳目，诗书的启迪更能收敛心思。将会看到圣学日益精进，圣德日益巩固，而去奢崇俭的风气，也会不令而行了。臣等微薄的愚诚，出于杜渐防微的考虑，不揣冒昧，谨合词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请禁太监演戏疏 同治二年 贾铎

奏为敬抒愚忱，仰祈圣鉴之事。从来君心的恭敬与轻慢，关系天下的安危。古代帝王念念不忘于此，时常警惕非议的进献，不畏惧人言，常担忧沉溺享乐。凡所好恶必有谨慎，视听必有严格。即使国家承平无事，尚且兢兢业业，不敢嬉戏游乐，何况在多事之秋呢？

查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皇上谕旨：本年十月脱去丧服后，除朝廷大典均仍照常举行外，至于万寿礼节，向来有赏赐王公大臣听戏、设宴的，一并停止。所有升平岁时照例供奉，待陵寝奉安后，候旨遵行。咸丰十年所传召的民籍人等，永远裁革。钦此。臣恭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孝思纯笃、崇尚务实、摒弃浮华的深切意图。

然而近日风闻内务府，又有太监演戏，将库存进贡的缎匹裁做戏衣，每演一日，赏赐费用几乎达到千金。臣私下思量，皇上自咸丰十年以来，险阻艰难，都已尝遍了。随即因年幼登基，继承大业，全靠两宫皇太后励精图治，勤求善政。现值逆贼滋扰、生灵涂炭之时，正将日夜操劳无暇休息，何暇演戏取乐？臣反复思考，或许是内监等人信口夸耀，任意妄谈；或者是内务府官员借此逢迎，作为侵吞公款、中饱私囊的计谋。以致道路传言，纷纷不一。诚恐传之久远，中外军民失望，关系匪浅。

请旨密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迅速禁止，用以杜渐防微。并吁求两宫皇太后，念及时局艰难，加倍警惕激励。庶几朝政可期肃穆，而外患不难荡平。那么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请慎择宦寺疏 同治四年 穆缉香阿

私下认为，我皇上年幼登基以来，圣学日益精深，则知识日益广博。而左右侍从之辈，尤其应当预先慎重选择，不要让将来蛊惑圣聪。

追溯自汉末以及前明，朝政的失误，多半由于宦官。因为宦官进身之初，往往用小忠小信，便捷逢迎，无非是善于固宠邀恩的计谋。等到党羽已经形成，则骄横专断，钳制其上。即使是英明的君主，竟有百计不能铲除的。当时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最终无可奈何。

我朝列圣相承，远迈前代，不仅不准此辈干预政事，即使在应对进退之间，也不假以辞色，使他们无由谗谄面谀，浸润肤受。因此二百余年，从未有此祸患。虽然如此严防，尚有防不胜防的忧虑，而嘉庆癸酉年的变故，仍有通敌者。这是此辈反复无常，已有明显证据。

如今皇太后垂帘听政，早能洞悉其弊端，杜渐防微，有鉴于前，不使宵小蒙蔽，所以知人善任，朝政因此肃清。即使数年后我皇上亲政之时，也断不至于宠任此辈，贻误事机。又何待臣下过分忧虑呢？

译然而，我像古人献曝那样进献微薄诚意的热切心情，实在无法抑制。正值此时，正是圣学得以扩充的关键阶段。虽然朝廷官员都能尽心辅佐，但宦官尤其应当加以留意和斟酌。我认为设置宦官，无非是让他们效命奔走、供人指使罢了。万万不可让年轻敏捷的人常伴在皇上左右。恳请皇太后选择忠诚正直、老成持重的人，作为皇上朝夕侍从。这样，将来皇上亲政之时，必定不会遭受他们的欺骗蒙蔽和蛊惑，而无尽的圣德根基也就由此奠定了。臣愚昧的见解，因此敢于坦诚直陈，心中不胜战栗惶恐。

译金陵告捷请加敬慎疏 同治三年七月

吴廷栋

我恭敬地阅读了本月初三日的圣旨。自古君臣在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在治世时不忘记动乱，即使如今已经安定太平，也应当戒慎恐惧，不自满自足等语，钦此。如今江宁已经收复，首恶已被斩首，四方叛乱指日可平，天下臣民都深感庆幸。然而圣心依然戒慎恐惧，不自满自足，反复告诫统兵大臣、督抚以及内外大小臣工，要慎始善终，不荒废不怠惰。这确实是四海臣民万世无尽的福分。但我私下有所忧虑。天下的治乱在于朝政，百官的恭敬或放肆取决于君心。事情不崇尚虚文而崇尚实质，下属不听从命令而顺从君主的喜好。我敢为皇太后、皇上恭敬地陈述。治乱取决于恭敬或放肆，恭敬或放肆根源于喜悦或恐惧。自古以来，功业成就、志向得遂时，君主一旦产生喜悦之心，骄纵之心就已经潜伏。宦官寺人就会趁着这种喜悦进献谄媚，左右近臣就会因此放肆进行蒙蔽，阿谀取悦之臣就会迎合这种喜悦而精于谄媚，被排逐的奸佞就会窥探这种喜悦而巧妙攀附。谄媚进献则权柄暗中窃取，蒙蔽放肆则权力下移，谀佞精于则君主意志迷惑，攀附巧妙则小人得势。于是受到蛊惑，堵塞视听，厌恶忠直，疏远老成。从前戒惧的念头，被一种喜悦所败坏；此后奢侈放肆的行为，被一种喜悦所开启。并且自夸智慧，喜欢无人违背，逞行独断，纵情欲望。君主在上放肆，小人在下煽动，毒害百姓，遗祸国家。考察史册，前后都是一个套路。推究其缘故，只是因为一念之间由喜悦进入骄纵罢了。自战争兴起以来，十多个省份亿万生灵惨遭刀兵，即使是倡乱之民，也无非是朝廷的子民，大军所到之处，尽被诛杀。皇太后、皇上体会上天好生之德，必有哀怜而不忍喜悦的心情。况且八旗兵缺乏粮食，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疆动摇，加上外患逼近，窥伺要求，异端盛行，人心被煽惑。这岂止是不可以喜悦，实在是可以恐惧。假如在处理万机之余，有一丝一毫的放肆念头，虽然圣旨告诫，但臣下只当作例行公事，多方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徒为粉饰，将仍然安于怠惰废弛。如果不是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累数十年的恭俭教养，恐怕难以培养国脉、恢复元气。君主上行，臣下必效仿；内部治理好，外部就安定。而其道理没有比恭敬更大的，其端倪必定始于恐惧。恐惧天命无常，就不敢依赖上天；恐惧民情可畏，就不敢玩弄百姓；恐惧权柄暗中窃取，就必定斥退谄媚；恐惧权力下移，就必定照察蒙蔽；恐惧意志容易动摇，就必定远离谀佞；恐惧小人容易得势，就必定断绝攀附。这些都基于一心的恭敬罢了。大概恐惧是恭敬的开始，恭敬是恐惧的实质。恭敬则大智更加明达，神武更加彰显。上天的明命，常映入眼帘；百姓的怨恨，如闻于耳。君主在上笃行恭敬，满朝臣下在下互相警戒。统帅知道恐惧，必定协力平定余下的叛乱，残寇不难全部扫除；大吏知道恐惧，必定竭尽心力谋划善后，灾民将庆幸重生。而君主日夜勤劳，仍然保持艰难谨慎的态度，每天与几位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一切安抚培养、安内怀远的要务，无不依次筹划周全。或许至诚不息，长久施行教化，继承祖宗富有的大业，开创子孙无尽的基业。这都是由皇上的恭敬之心成就，而实际上是由皇上的恐惧之心开始的。总之，存亡取决于恭敬或放肆，恭敬或放肆根源于喜悦或恐惧唐太宗亲自平定群雄，贞观之治超越汉文帝，却因骄矜而后悔；唐明皇亲自平定大乱，开元之治等于太宗，却因安逸奢侈而招祸。至于帝舜的治理，达到地平天成，大禹还告诫不要傲慢怠慢，而《虞书》开头就说“钦”，这就是成就中天运数的原因。周武王的治理，通达九夷八蛮，召公还训诫不要玩弄人、玩弄物，而《丹书》开头就说“敬”，这就是永保八百年的原因。喜悦而放肆的人像那样，恐惧而恭敬的人像这样。《易传》说：危险使人平安，安逸使人倾覆。始终怀着恐惧，其关键是没有灾祸。《诗经》说：恭敬啊恭敬，上天明显昭示，天命不易啊。能不把它作为永远的鉴戒吗？

同治三年七月奉上谕：吴廷栋奏金陵告捷尤宜益加敬慎这一折，恳切陈述，深得防微杜渐之意。朝廷日夜焦劳，无日不以安定民生、培养国脉为念。中外臣工也应当体察朝廷兢惕之心，各矢忠赤，实力筹划，务必策定万全之策，以期海隅安宁，百姓乐业，对此寄予厚望。吴廷栋的奏折着交弘德殿，供朕省览。钦此。

大局关系疏 同治四年

孙翼谋

奏为沥陈愚忱，仰祈圣鉴事。我学识迂腐拙劣，忝列言官，日夜惶恐，想竭尽愚夫的一千种思虑，却始终没有一处得当，所以不敢冒昧而轻易进言。但今天正有不能不言的话。我认为机运逐渐迁移，祸患出于没有防备。自皇上年幼登基，以学习为先，未能亲自处理政务，皇太后亲自处理万机，特别尊崇懿亲以加重托付，让他们宣扬上德而抒发下情。恭亲王以议政之权，处在危疑之日。

译即使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尚且恐怕有难以宽恕责备的地方，何况自身已犯下过错，朝廷能因为他是至亲而稍加宽恕吗？皇太后、皇上严正的旨意昭示天下，使他知耻；恩德的度量优厚宽容，使他知恩。天地覆载万物，永无止境。为恭亲王个人考虑，固然确实曲意保全了他。但臣微薄的愚见，还有更深的忧虑。如今外患尚未完全平定，民心尚未完全恢复，国库的支出尚未完全充裕，善后的事宜尚未完全筹划。论及用人，是非的议论或许没有定论；论及行政，通权达变的权宜之计，不能拘泥于常例。《诗经》说：“满朝都是发言的人，谁敢承担罪责？”如果没有专任负责的人，将来承担罪责的又是谁呢？各位王爷对恭亲王，都有亲近的情谊和友爱之心，或许鉴于前车之鉴，遵循朝班的常礼，严谨太过，忠诚的心意难以通达。至于各部院的大臣，每天预备召见，但进见不过片刻，对答不过几句。即使是奏章陈述，也未必能畅所欲言。久而久之，左右亲近之人挟带私爱私憎，试探小忠小信，谋求荣宠，迷惑圣明的听闻，必然导致朝野之间气息隔绝，上下之间信任不笃。有的人和光同尘以博取声名，有的人模棱两可以保持富贵。虽然法宫听政，自有权衡，意外的忧患万万不会发生，但其趋势却不可不防。臣想，皇太后、皇上至诚充积，没有什么不能感通；深恩广被，没有什么不能包容。凡是获罪的大小官员，只要有回心转意之机，无不在弃瑕录用之列。何况恭亲王与朝廷休戚与共，更可以给予他自新的机会。这样，裁抑以警示他过去的行为，是尽到了义而成就他；勉励他未来的表现，是达到了仁的极致。臣是从国家大局考虑，并非从恭亲王个人的进退考虑。至于是否酌情赏赐录用，以观察后效之处，恭敬等候圣裁。臣不胜战栗冒犯之至。

译关于忧勤节俭的奏疏 同治十年

谢维藩

奏为时局艰难危急，恳请皇上忧虑勤勉、节俭用度，以巩固国家命脉而消除动乱隐患，恭敬地呈递奏折，仰求圣上明察。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国家因节俭而兴盛，因奢侈而衰败；因警惕戒惧而安定，因放纵懈怠而危亡。君主亲身践行节俭，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省财物、爱惜物力吗？这是为了清心寡欲，使耳目玩赏喜爱的物品不呈现在眼前，那么窥探伺机、迎合取巧的弊端就没有机会侵入，从而使得各项政务清明，邪恶不正之气无法滋生。

我观察到，皇上大婚的典礼，在采购、修缮、建造等事务上，耗费过于巨大。以皇上万乘之尊，举行重大典礼，即使耗尽天下的财力，谁会说这不合适呢？然而，古代的帝王在国家全盛之时，尚且不忍心稍微从事奢华之事，与百姓同忧同乐。如今西北战乱数千里，人烟断绝稀少；四川、湖北连年水灾，数省百姓流离失所；奸民惶恐不安，图谋动乱。近日各地黄河决口，京畿地区被淹没的百姓田舍达数十州县，流亡之民遍布道路。而异族逼近肘腋之间，在各边境挑衅，行为诡诈凶悍，祸变难以预测。这正是皇太后、皇上卧薪尝胆的时候，不是闲暇安乐的日子。

痛心地想到庚申年（1860年）的变故，先皇帝车驾迁移，中外局势动荡，四海臣民呼天抢地，跺脚北望，实在不敢预料事态将如何收场。幸好能在一年之内转危为安，仰赖列祖列宗以及先皇帝在天之灵的庇佑，也是皇太后、皇上忧虑勤勉、警惕戒惧所致。如今用已经短缺的国库资金，供给无底的铺张浪费，我担心左右亲近之人揣摩上意、攀附钻营，各种弊端接踵而至，其流弊不止于大婚这一件事。

皇上在勤求治国之道的时候，如果习惯于观看奢靡之风，亲近玩赏之物，既担心圣德因细微之行而受损，百姓因被搜刮以供给滥费而更加愁苦怨泣，异族窥探我们的瑕疵而助长侵略之心，且正好落入他们幸灾乐祸的计谋中。这好比病人气血亏损，外毒横加攻击，却仍然每天饱食浓烈甘甜的食物，助长邪气而削弱正气；又如同强大的邻居世代仇敌，表面上装作和好，暗中却施展狠毒欺诈，其家中担忧祸患、防备灾祸尚且来不及，反而凡事疏懈，给予对方可乘之机，想要避免危险，可能吗？

我恳请皇太后、皇上念及祖宗创业艰难，以及先皇帝遗命托付，念念不忘起衰振弊之心，事事考虑到创巨痛深之日。不要因为目前无事就侥幸安逸，不要因为臣下不言就认为没有大错，不要因为小忠小信就认为是爱君而受其蒙蔽，不要因为装饰金玉美观就期望达到治平。节省一分国家用度，就能救活一分百姓性命，巩固一分人心，减轻一分边境祸患。微臣目睹时局，实在不忍心因畏惧获罪而不言，谨冒死陈奏，仰求圣鉴。

关于大婚典礼应崇尚节俭的奏疏 同治十一年

倭仁

奏为大婚典礼，应当崇尚节俭以光大圣德，恭敬地呈递奏折，仰求圣鉴。

今年二月，奉内务府通知各衙门，恭敬地查考大婚礼节，敬谨预备等因。我私下思考，宫廷是四方观瞻之所，节俭始于亲身践行，这样风化才能遍及海内。上行下效，道理本来如此。

从前汉文帝身穿粗厚的弋绨衣服，停止修建露台，以爱惜中等人家的财产，从而使得亿万百姓富庶，天下安定。明帝马皇后穿着大练制成的衣服，史册传为美谈。这是古代有据可查的事情。

我朝崇尚质朴，列圣相继传承，无不以勤俭作为训诫。恭读世宗宪皇帝圣训：“我素来行事不喜欢华丽奢靡，一切器具都以适用为贵，这是我节省爱惜之心，数十年如一日。人情喜好新奇怪异，没有止境，难道可以引导他们这样做而不防止其渐长吗？”宣宗成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也谆谆告诫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圣训昭示垂范，尤其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近来听说内务府每年的费用逐渐增加，去年借支部库百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宫廷用度多则军国用度就少。况且内府的金钱都是民间百姓的血汗，任凭取求方便，沿袭旧例增加华丽，而小民被征收拷打之苦，皇上看不见；叹息愁苦之声，皇上听不到。想到这些而心中悲痛，一定有侧然难安之感。

如今库藏支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回民叛乱之气仍然炽盛；直隶、山东、河南、江浙等省，发捻虽然平定，但民气尚未恢复。八旗兵饷折减，衣食不充足，加上异族逼近，尤其需要预先储备财用，以备不测。这是焦心劳思的时候，不是丰亨豫大的日子。

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很多，恐怕邪佞小人想要中饱私囊，必定会有以铺张体面为由进言的人，应当深察并严厉斥责他们。

节制用度，遵守祖训，是为了检点身心；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爱惜民财，就是培养国家命脉。恳请皇上敕令总管内务府，对于所有应备之物，极力节省，能省的则省，能裁的则裁，总以时事艰难为念，不要以粉饰靡丽为能事，那么圣德昭彰，天下百姓实际受益了。臣愚昧之见，披沥直陈，仰求皇太后、皇上圣鉴。

关于时势可虑请停园工的奏疏 同治十一年

李宗羲

奏为敬献管见，恭敬地呈递密折

译陈。仰祈圣鉴事。

窃自江宁克复以后，削平捻逆，中原肃清。本年滇黔军务，陆续蒇事。西路回逆，惟肃州尚在负嵎，余亦以次底定。推原其故，皆由皇上御极以来，敬奉皇太后懿训，兢兢业业，以节俭为天下先，用能成中兴之郅治，廓无外之宏规。此诚千载一时之盛举也。

然就今日之时势论之，若遽以为已治已安，臣窃以为未可。敢就愚虑所及，敬为皇上缕晰陈之。

泰西各国，通商传教，已半天下。今年东南小邦，接踵而至，此皆纷错各海口者也。即就陆路而论，伊悬阻，事机叵测。他如云南之大理，虽经克复，颇闻外人有窥伺之心。越南与广西毗连，闻其地已被他人蚕食，且勾结粤匪余党，窜伏其中。万一兵戈四起，患有不可胜言者。此外侮之可虑者也。

军务戡定以后，余櫱萌芽，不可究诘。近年如广德之关汶桂、固始之李六、靖安之温开接等匪，聚众掠城，视为常技。本年如福建崇安、湖南临江、西安远教匪，时复啸聚。虽藉防兵之力，旋即扑灭，而各处伏莽之多，有所谓斋匪者，有所谓哥老会者，有所谓安清道友者，诛不胜诛，防不胜防。征营未能尽撤，转饷正无穷期。其所取者藉资厘税，无非以商民之膏血，充兵勇之口食。边塞之悉索难久，闾巷之怨咨时作。此内患之可以虑者也。

水旱灾，事所恒有。然如直隶永定河之水，年年漫口；东省自黄河改道后，时时溃决，则非常之灾，其受害不止千里。若欲大举治河，非数千万巨款不可。尚以帑藏空虚，迁延未办。今年各省旱灾，甚于往年。江南亢旱，年谷仅及五成。自九月至十月，迄未得雨。臣本籍四川，闻成都省城，水深数尺。阴阳之理，感召极速。雨旸未能时若，臣心时切悚惶。此天时之可以虑者也。

天下之安危，以人心风俗为枢纽。粤匪煽乱，十有余年。被其害者，创巨痛深。一旦出水火而登衽席，自宜悔过迁善，以迓天和。臣察看各处情形，人心之浮嚣如故，风俗之奢侈更甚。加以富商显宦，坐拥雄资，而穷檐小民，欲求一饱不得。近日轮船畅行，长江民船，几至失业。盖不均则不平，势所必然。此人事之可以虑者也。

凡此数端，或已征诸实事，或尚伏于无形。《易》有之曰：“夕惕若厉，无咎。”《书》有之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汉臣魏相每遇风雨灾变，辄以上闻。宋臣李沆有言：“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人主不可不知。”诚欲以忧勤惕厉之心，为补救维持之计也。

臣愚以为，自古盛德之君，无不居安思危。筹天下之全局，尤必斥奢崇俭，惜天下之公财。比年以来，内务府传办较多。上年四月，户部以大婚用款已及千万，奏请分别停缓。四月以后，所费尚不在内。幸蒙皇上特颁谕旨，饬令撙节动支。中外臣民，捧诵诏书，无不欢呼称颂。

近闻有修理圆明园之事，经御史沈淮奏请从缓，亦蒙明降上谕，布告天下。特以两宫皇太后燕憩无所，略加修葺，非以饰游观也。仰见圣天子大孝性成，躬行节俭，历久不移。夫帝王之孝与庶人异：庶人养亲，不外养志而已；至若帝王，则在善继善述，克长克君，四夷宾服，百姓乂安，合万国之欢心，为九重之色。养憩游之娱，犹其末也。

臣伏愿皇上俯察近事，远鉴往古，念时势之危险，悯物力之艰难，不以为伴奂优游之日，而以为卧薪尝胆之时。前项工程，仍请缓办。至殿廷之营缮，可省者省之；宫禁之服御，可减者减之。裕四海度支，为万事根本。或者外侮潜消，内患不作，天时固可感应，人事亦可转移。此中肇端甚微，关系甚大。

臣仰荷皇上特达之知，受恩深重。智识短浅，稍有所见，不敢不披沥上陈。区区愚诚，谅蒙圣慈垂察。所有敬摅管见缘由，理合恭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

译请求竭力革除四种弊端的奏疏 光绪四年 宝廷

我私下认为，祈祷确实不可废止。但所依赖以感动上天的，只有以真诚之心施行切实的政治罢了。宫廷内部的恭敬或懈怠，不是外人所能知晓的。我私下希望皇太后暗中自我省察，历年以来，有没有奢侈苛刻、安逸享乐、荒废怠慢足以冒犯上天和气的地方？如果有，就竭力改正，不可因为旧事不提，就自我包庇。尤其应当体现在实际事务上，不可只在遇到灾害时修省，寄托于空话。将天象变化的可畏，存于心中，时常怀着战战兢兢、恐惧的念头，至诚积累，自然能够感应沟通。这就是所说的顺应上天靠的是实质而不是文辞。如今事事废弛，弊端不胜枚举，姑且说它的大端，大概有两点：一是不知道缓急，二是有名无实。臣子有言论，必定命令各部商议，各部商议必定驳斥，侥幸不被驳斥，也必定很久才能商议批准。等到下发交给各省，又很久才能施行。而所施行的也不过是虚文应付责任。姑且就赈灾事务来说，山西请求拨给漕粮，紧迫不可等待，再次陈请，才得以允许施行。饥民盼望赈济，比盼望雨水还急迫。先前拨给的山东漕粮，如今已经几个月了，为什么还没有能齐全？这都是不知道缓急。京城从去年秋天商议实行平粜，今年春天才有定局，而市场价格仍然未能平抑。这既不知道缓急，又缺乏实效。更有见识短浅、畏惧困难两种弊端，只知道仓储值得爱惜，却不知道国家根本值得忧虑；只知道国家用度容易亏损，却不知道民心容易丧失。这是见识短浅。认为切直是追求名声，于是相继隐忍；认为振作是好事，于是相继偷安。把雷同、诡随当作和衷共济，把推卸责任、取巧当作练达。这是畏惧困难。古代的百姓死于暴政，如今的百姓死于仁政。虚应故事，缓不济急，虽然有仁政，也救不了百姓的死亡。古代的事情误于新进之人频繁更张，如今的事情误于老成持重之人。畏惧困难苟且偷安，见识短浅就会贻误大事。最可怜的是，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一半已经饿死，而不敢发生变乱。急忙加以赈济抚恤，还恐怕无济于事。如果再因循疲玩，坐视不救，是听任他们全部死掉呢，还是等待他们发生变乱呢？既不发放仓粮平粜以安定内部，又不留下漕粮散赈以安定外部，守着这几十万石红粟，将用来做什么？假设有变乱，即使倾尽太仓，难道足够供给军需储备吗？古代贤明的君主每逢天象变化，常常下达罪己诏，引咎自责，更加彰显圣德。如今进言的人有所指陈，不仅不引咎，而且多方粉饰，自我弥补缺失。这都是中枢大臣的深意，为君主掩饰过错，也就自我掩饰。立言并非不得体，恐惧修省，固然应当如此吗？天与人之间，呼吸相通。近来祈祷下雪，就应验为微雪；祈祷下雨，就应验为轻阴。上帝至仁，也似乎根据朝廷施予百姓的程度，稍稍应验。还不足以引发深刻的反省吗？臣所说的四种弊端，是当今天下的通病。上自朝廷，下到内外大小臣工，都不能避免。恳请下达诏书自我责备，并严厉责成各位大臣竭力革除积弊，以向上挽回天怒，维系国事而救济民生。民心既然顺服，天心也就通达。如果四种弊端不革除，想要天下治理好就难了。

回复汪尚书的书信 梅曾亮

先前由陈中书递送到赐书，我伏案阅读了好几遍。宏伟的字句，光辉接近星辰，声气和谐如韶濩之乐。如同高山深谷，突然出现在面前，很少有人不变色退步的。而蜿蜒曲折，千里才尽，无法测度其气脉的终点。如果不是明公盛德宏才，通达政治的体要，谁能这样说？如果不是谦尊下士，不分势分的远近，谁为您这样说？然而推究您的心意，大概有以地位卑下自嫌，而不敢自我进献学说的人，固然应当得到大君子的弃绝之罪，而未脱离卑陋的见解。君子在上位接受言论为难，在下位则立言为难。立言不是别的，通晓时势合乎变化，不随俗流说陈词滥调罢了。从前苏文忠劝说仁宗有所作为，劝谏神宗兴事，不是更变多而锐气消减，而是所值之时不同。贾谊一见文帝，就劝他削弱藩国，系留匈奴，知道文帝所谦让的在这里。所以想要救其弊端而扶正其偏颇，使其虽然听从我的话，必定不至于过度而为患。不然，那么贾谊也就是晁错、王恢了。岂止贾谊，《尚书》告诫成王说，要能整饬你的军队，以登上禹的台阶；告诫康王说，张大六师，不要败坏我高祖的寡命。如果遇上秦始皇、汉武帝的君主，那么这些话岂不成为祸患。言论不是对的人而成为祸患，遇到对的人就能成为福分。如果伪《尚书》就不这样，那时从唐虞到夏殷周很久，君主从尧舜到太甲不相似，而其词茫茫昧昧，只取宽绰而无瑕疵的，涂附增加，如出一口，即使举其篇章而互相替换也可以。这样的言论，即使言论不是对的人也不成为祸患，然而不能说是知言。汉哀帝诛杀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正劝他立威刑。元帝慈爱恭俭，不是所难的，失在于不断不明，而贡禹所陈，都讳言所难而责其所易。人们都知道息夫躬是佞臣，而岂知贡禹的佞甚于息夫躬呢？言论有依托于经典而很尊贵，出于口而无弊端，给予君主以容易缘饰的事情，可以接受

译有名声而实际上对国家和百姓没有益处的人，本来就是君子应当深入考察并明确辨别的。曾亮曾经秉持这种观点来观察古人，自己有所著述，也推究这种用意。由于过于自信而迷惑，由于缺乏自知之明而谬误，深深担心不符合经书的义理，违背师承的法度，不是大君子中正的道理。于是选取最近写的两篇议论时政的文章，抄录呈送给您。希望您不吝赐教，给予深刻的批评指正。

译回复沈舜卿先生的信

吴廷栋

我亲眼目睹时局艰难，无力挽回，本不敢贪恋这一官职，留下尸位素餐的讥讽；也不敢借口图报私恩，稍微违背平素的操守。山东省的吏治废弛，积习很深，如果不是振聋发聩，先从人心的廉耻方面大力整顿，难以指望挽回。如果只是张扬粉饰、勉强补缀，苟且应付眼前，恐怕终究无济于事。黄河决口，既然不能堵塞，凡是洪水横流经过的地方，每年都有改道迁徙，不但水灾已成为定例，而且日益严重。捐输早已枯竭，赈济没有资金，土匪因此时常窃发，那些愚昧百姓的无法生存，也可以想象。然而大局虽然糜烂到这种地步，但根本实际上还没有损伤。如果能得一两个人从本源处补救，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国家深厚的恩泽，培养了二百多年，人心非常稳固，又正值圣明的君主在位，虚心诚恳地寻求治理，仁爱明智、宽宏大量，只以爱护百姓为心。如果真有一两个懂得根本事务的人，能够顺应这种善政，辅助培养君王的德行，以读书穷理、清心寡欲作为识人的根本，早晚勤勉，一心求贤共同治理，并且推崇奖赏直言，彻底去除自以为是的心态，以通达上下交往的诚意，首先选择宰辅、军机以及部院大臣，一起讲求治国之道，使得荐举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慎重选拔，然后责成内外大臣各自精心选择下属官吏，如果有特别出众的人才，都可以随时登荐，等待提拔任用。又必须重视廉耻的防范，开通功名之路，如果有因贪赃败露的，重罚举荐他的人，只相信赏罚分明，大力整顿姑息迁就、欺饰粉饰的弊端。又趁此机会淘汰内外官员和士兵，以澄清官制和军队编制，并且亲身践行节俭，严格确立法制，凡是奢侈浪费、淫巧无益的费用，一概禁止。一切依次整理变革，逐渐期望，使风俗回归淳朴，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确立，规模先确定，上下一心，设立诚意并切实执行，辅以果断，将不会很久人心就会转变，而那些钻营的智慧、奔竞的才能，都会共同趋向于兴办事务、赴任立功了。来信称曾涤生侍郎的书信，说当今的要务，在于施行善政以养育百姓，借助民力以供养军队，这是洞见拯救动乱的根本，这确实是对的。我私下认为必须先端正君心以选取人才，得到人才才能施行善政，这又是根本中的根本。如果真知道这一点，那么所应当忧虑的就更加重大，一时的匮乏、小人的滋长蔓延，又哪里值得深深忧虑呢？如果像现在所说的急则治其标，凡是一举一动、一设施，都是从内部损耗元气罢了。又哪里知道越是紧急就越应该治本，而且除了这个没有可以着手的地方呢？去年部议，直隶从今春开始，钱粮搭配征收三成的大钱，皇上谕令有不遵行多收银子的，以枉法赃罪论处，全省哗然不安。虽然明知窒碍难行，无人敢发一言，入觐时，因为陈述大钱的弊端，反复辩难，竟然得到圣心豁然意解，洞悉其弊端，又见到当事及主持此议者，剖辨更加有力，也无不以为然。可见进言之道，只将利害的念头除去，自然理明词达，真是非所在，自然不可动摇。后来新任谭竹制军与王大臣会议，竟然将钱粮收三成的议定停止。可惜不敢竟言大钱不能行，仍留此遗毒罢了。制军履任，极力整顿，口碑载道，只自请大钱数万，派州县缴银具领，人人不以为便，谤声四起，又可见政体必在顺舆情也。

回复何小宋制府的信 同治十一年

杨德亨

我没有对百姓的责任，却日日怀着对百姓的忧虑。然而迂腐的学术，不适合当时，只有曾侯相忘于形迹之下交，时常稍微效法我的微薄之力，而您向来垂爱之殷，一如侯相。往岁，您的随从经过金陵，我破例先行谒见。今年三月，您由江苏巡抚权任两江总督，我尚未晋谒，先陈明所知人才，凡此皆为图报从前知遇，亦或藉此少为百姓分忧也。此时心中想说的，不一而足，而未敢遽发，盖由同治五年以至今日，四五年契阔，彼此相知相信，未知能否如旧，是以欲言而仍中止。四月十八日承蒙枉顾，二十九日我晋谒，复蒙优礼，一如在安河时，足征夙昔爱士之深，不以分位崇高，少改常度，而心中想说的，由此动矣。五月十六日因事晋谒，语次偶及去岁上曾侯相条陈，比蒙索观，窃以当今时事，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和衷共济，中兴气象，诚堪歌颂，惟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此意藏之心数年矣，同治九年，侯相回任江督，我略发其端，未尝尽所欲言，盖慎之也。兹幸遇您诚切爱民，又深信我，诸凡陈论，皆发于斯民一念，特为敬陈之。如是也，可否分别奏闻，庶几朝廷设法防微杜渐，永保无疆之休。如非也，请置之。一士子不以读书为事也，升平以后，士子争趋快捷方式，意图弋取功名，功名心热，志趣流于卑污而不自知，其间稍有气骨，不逐时趋者，反或笑以为迂，将来士风日下，不知何所底止。庠

译序中缺乏纯粹的儒者，朝廷上哪里还能有名臣？这是根本所在，似乎觉得不能不担忧，这是第一点。

一是儒学教职不以做表率为己任。战乱之后仕途过于混杂，捐纳和保举的人纷纷而来。地方大吏怜惜他们清贫艰苦，便委曲求全地加以调剂。于是对于代理职务的人，不问贤与不贤，按惯例都准许参加一次考试。这显然是把教职当作获利之源。上级把教职当作获利之源，教职人员也就因此把教职当作获利之源来自处，而“表率”二字就不再被提及了。教谕、训导名义严肃，一变而败坏到如此地步。这是根本所在，似乎觉得不能不担忧，这是第二点。

一是学政大员不再顾名思义。学政这一官职，是极其清贵的高位，朝廷特意慎重选拔任命。战乱之后举行考试，所有的一切陋规，不仅没有得到体恤而稍减，反而加重了。而且不问官员和士绅能否应付，却以如此清贵的职位，行为却与市井之道无异。致使有心之人隐忧，无知之人当作笑柄。这种风气一旦传播开来，将来必然导致逐渐形成上下互相争夺利益的世界。这是根本所在，似乎觉得不能不担忧，这是第三点。

一是人才培养没有方法，将逐渐走向空虚。没有文化尚且能兴起，只有豪杰之士，低于此等人都依靠君主和宰相来培养。中兴时期人才济济，胡文忠公、曾文正公二人培养的最多。曾文正公培养的苦心，是我亲眼所见的；胡文忠公流传世间的文集，读起来仍使人鼓舞振奋。两位公去世后，这种风气便衰落了。国家培养人才依靠学校，如今学校已不足以依赖了；选拔人才依靠科举，如今科举也已不足以依赖了。功名这一条路，靠袭取侥幸的人可以轻易获得，这是驱使天下的读书人，相继共同趋向于袭取侥幸这一条路，而真正的学问就不再被问津了。培养没有方法，人才将逐渐空虚。这是根本所在，似乎觉得不能不担忧，这是第四点。

一是良吏不能长久任职。衙署如同旅店，即使是伊尹、周公这样的贤臣也无法建立功业。太平盛世之后，仕途人员拥挤，地方大吏怜惜他们清贫艰苦，委曲求全地加以调剂。于是对于代理职务的人不问贤与不贤，按惯例都准许收取一季的漕粮。我私下认为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何况经过变乱，急需良吏来培养元气，调动太频繁，怎么能有益处？上下不念及民生，只图调剂候补人员，以此类推，朝廷对于督抚大员，也觉得调动太频繁。这是根本所在，似乎觉得不能不担忧，这是第五点。

译一个劣等官员没有被参劾。战乱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百般栽培，还担心无法保全性命。而劣等官员虎狼本性已成，侵吞渔利的计谋熟练，不把百姓当作子女，却把百姓当作鱼肉，各地都有这种情况。而狡猾奸诈的人，往往借着整顿的好名义，巧图搜刮，作为蒙蔽的手段。百姓恨之入骨，却无法上达天听。大府因此也随意相信他们，而不考察实情。即使明知真相，也或许勉强容忍，不深究。于是地方因此糜烂了。大府每天以缉拿盗贼为心，而无形中的盗贼，潜藏在州县之中的，却不派遣委员秘密查访，惩治一个以警戒百人。在大府或许也是出于宽厚之心，总之不考察官吏怎能安民，不铲除暴徒怎能安抚良民。这根本之地，似乎觉得有值得担忧的第六点。

厘金承办不合体制，逐渐失去人心。抽取厘金辅助军饷，中兴凭借它取得成功。只是实行久了，弊端丛生。近来兴起比较的惯例，弊端更加严重，商民多有怨言。大体上利益归于中饱私囊，怨恨归于朝廷。往年刚开征厘金时，大府明确告示百姓，说国家抽取厘金是出于万不得已，军务一旦平定，应当恢复旧制。现在军务可以说稍微平定，不但没有恢复旧制，征收的数额反而更加严密。如果不及时酌情裁减，妥善筹划长久之策，恐怕东南民生，日益被剥削，即使协饷这一项，也不是东南所能长期承担的。我私下认为中兴得力固然在于厘金，此后失去人心、损伤元气也在于厘金。现在督抚大员，大体都是从艰难困苦中过来的，而承办委员也多半是读书人，造成的弊端尚轻。将来时势随时变化，利权一旦落入小人手中，祸患不可胜言。这根本之地，似乎觉得有值得担忧的第七点。

农夫不耐受劳苦，动不动就产生妄想。本朝立法，最重视培植元气。圣谕十六条，深入人心。乾嘉年间，风气醇厚，习俗美好，几乎家家户户都可受封。那时农夫工匠老死田间，每天得到三四十文钱，心愿已足，毫无其他想法。战乱之后人心大变，不再有从前浑厚质朴的气象，时常有不稳定的意思。推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军务一起，开辟了功利的世界。这根本之地，似乎觉得有值得担忧的第八点。

田地不值钱，将逐渐荒芜。往日风气，我们皖南最重视田地。民间有“富字田打底”的歌谣，往往祖父勤劳积累，购置田地十余亩，池塘灌溉，种植桑麻，百计经营，不辞劳费，子孙世代守护，永远作为恒产。这种风气还仿佛古代重视农业的意思。大概因为本朝立国，最重视农桑，永不加赋，定为律令。近来却不是这样，反而有“累字田当头”的谣谚。年成丰收谷物便宜，按亩私自摊派的多，而地方官也不免有按亩摊派的行为。如果不严行改正，恐怕会把田地当作畏忌之物，而逐渐导致荒芜了。追逐末业的风气盛行，务本的意思微弱。这根本之地，似乎觉得有值得担忧的第九点。

湘淮军营的习气应当预先思考教化引导。湘中民情，向来号称浑厚朴实。兵事兴起以后，大半从军。国家得到他们的死力，削平大难。而地方风气，因此大变。淮南也是这样。亨认为凭借百战之余威，而加上骄奢淫逸之气，势必难以安定。现在功成宿将回乡居住，度必有潜移默化之妙。亨读《诗经》到《秦风》集注，有说秦人的习俗，大体崇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而从其本源而论，岐山丰水之地，文王用它来兴起，二南的教化，大概因为雍州水深土厚，其民厚重质直，善于引导，就容易兴起而笃于仁义。我对湘淮也这样说。应当及时教化引导，如果不及时教化引导，深恐习气逐渐沾染，流弊必多。这根本之地，似乎觉得有值得担忧的第十点。

这十个值得担忧的地方，读书闲暇时，偶尔想到，深感寒心。曾经静思其导致的原因，而熟筹其消除的方法。自古醇厚之风，百年培养尚且不足，一旦败坏却有余。本朝列圣相承，一切都是从根本培植，法度良善，意旨美好，远远超过汉唐。近因军务繁兴，大开保举的惯例，一时得人最盛，而风气的败坏实在由于此。州县官员以此为羞，人人妄图侥幸得到督抚的提拔，数百金不满意，人人暗怀巨万的妄想。亨观察时势兴起感慨，追忆从前，醇厚与浇薄大不相同。现在军务告竣，保举停止，而风气突然难以挽救扭转。这十个值得担忧的地方导致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

咸丰八九年间，亨携带家眷辗转迁徙，静观时变，曾经思考预先有所消除。认为人心所以端正，风俗所以醇厚，人才所以成就，没有不是由学问而来。前此学术败坏，酿成祸乱的阶梯。当今日而想建功业，功成而无后患，关键在于整顿学术。自古创业而不从学问入手，必定无法端正根本、完善法则，几代之后，弊端将百出，唐太宗就是这样。守成而不从学问入手，必定无法肃清祸乱的根源，几年之后，祸乱将四起，唐肃宗、代宗就是这样。遥想乾隆嘉庆年间，家家给人足，风气醇厚，习俗美好，治平的盛世，几乎达到唐虞时代。亨身受德化，饮水思源，大概因为顺治康熙创业之初，圣君贤相，专一讲究朱子正

译学习。所以确立国家的大体。创立初始的制度。达到尽善尽美。传承数百年。永远没有流弊。可见治理的方法必定源于治理的道理。治理的道理必定源于正统的学问。远证前代如此。近查本朝也如此。那已经显现的成效。大概有清晰无误的。就像粤匪叛乱兴起。东南半壁江山。人人宁愿做大清的百姓而死。也不甘心跟随贼寇而生。英雄豪杰。以被贼寇利用为耻。这难道是侥幸能达到的吗？亨在壮年时读书。专门致力于探究经义。而以钦定七经为主。其间异说纷纭凡是经过御案折衷的。无不意味深长。道理归于最恰当。久而久之逐渐读到学政全书。又过很久恭敬地读到朱子全书御制序文。仰见尊崇儒术重视道义。确实以朱子为正统。其间通过穷究事理来增进知识。通过反省自身来践行实际。圣训足以作为百世的模范。议论的人只是称羡本朝真切地爱护士人和百姓。却不知道这是因为创业之初。圣君贤相。专一讲究朱子的正统学问。所以能透彻地看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的道理。不被一切歧途所迷惑。不被嗜欲所夺取。功效的来源。不可诬蔑啊。如今国家中兴。名义上是守成。无异于创业。粤匪、捻匪、回匪。蔓延十七省。几年之间。一概荡平。武功可谓极盛。然而用武功平定天下。一定要用文德安定天下。文德是什么。就是学术。亨不揣测自己的愚昧卑贱。竟然为国家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深切希望执事奏请朝廷。恭敬地奉行国初的法度。大体上治理道理的根本。朝廷知道学问。自然能谨慎选择师傅。辅导圣德。圣主知道学问。自然能端正自身作为天下的表率。所有的立法用人。自然能克服私心。一切出于公心。内部的宰辅外部的督抚知道学问。自然能端正自身作为下属官吏的榜样。所有的因循变革、升降官员。自然能从民生出发。毫无不明不公之处。毫无瞻顾迟疑之意。大大小小的臣工知道学问。自然能诚心为国。清楚地共同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切以民生为心。凡是对民生有益的。极力兴办。对民生有害的。极力清除。不至于急迫。也不至于因循。大大小小的臣工。本着真切爱护百姓的隐衷。端正自身率领众人。士人和百姓自然受到感化。无需家喻户晓。从内到外。由上到下。没有不知道学问的。有治理的人。又有治理的方法。而所谓十种可忧虑的情况。自然在不知不觉之中默默消解潜化了。

译伏惟皇上登基以来，确立了对奸邪佞臣的典刑。自军务兴起以来，专任曾侯为宰相，一切重大官员的任免，都通过密旨下达询问，然后才施行。九年时，山东丁抚军奏报阉竖一案，立即就地正法。如今曾侯相继去世，随即起用彭宫保出山巡阅水师。揣度朝廷的用意，似乎觉得不只是为了巡阅水师，更是借以弹压东南地区。即使执事忽然在往年调任江苏巡抚，与两江总督职位切近，朝廷似乎也有此意。凡是圣心暗中运作的地方，大概都具有知、仁、勇的全德，所以能明智地处理得当。况且登基之初，首先选择师傅，倭中堂等人朝夕辅导，推测朝廷对于学术，应当早就视为立国的第一要义。大臣有幸遇到如此圣明的君主，如果能破除安于常规、习于旧见的观念，进而以效法祖先的道理进言，必定立刻蒙受嘉奖采用。只是担心见识达不到，或者虽然见识到了，却不为朝廷一一陈述明白罢了。往年亨旅居安徽，那时执事担任方伯，约束州县十余条，在政绩尚未显著之前就提拔良吏游子岱，仅凭这一两点，足以证明平素的蕴藏。然而那时上面有督抚，受限于职位所在，终究难以直接推行自己的志向。现在则可以直接推行自己的志向了。议论的人说回匪尚未平定，海上的敌势正烈，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图谋。然而自古圣贤应对变故的方法，总是以内部巩固根本为首务。根本是什么？就是学术。学术是人心得以端正、风俗得以醇厚、人才得以成就的根本。人才兴盛，不刻意追求富国强兵，而国家的富裕、军队的强大，没有一项不源于此。还怕什么内乱？还怕什么外侮？议论的人又说整顿学术这一主张，意在治理根本，未免旷日持久，现在治理标病正急，不宜缓图。不知道君主的学问，在于实事上辨别是非，在此心上辨别公私。这个志向一定，立刻就能见到整顿的效果，没有什么旷日持久可言。就像“十可忧”中，有必须奏闻但权力不在自己手中的，有不待奏闻可以直接推行的。亨认为应当一方面分别哪些可以奏闻，一方面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整顿。整顿一事，能为百姓分担一点忧虑，就是整顿学术中的一端。所争的只在实事上辨别是非，在此心上辨别公私罢了。而辨别公私尤为辨别是非的根本。亨资质平庸、学问浅薄，又缺乏阅历，今年六十八岁，精神衰损，学问荒落，已成老朽无用之人。只是出于为百姓着想的一念，日夜萦怀梦寐。上下相交，各有应当尽到的本分。去年给曾侯相的信中说：“言论不中肯，是因为见识少，过错较轻；知道却不说，是因为缺乏情义，过错较重。”辗转思维，宁愿因见识少而获过，不忍心因缺乏情义而自安。现在对执事的恳切之情，就像去年对曾侯相的恳切之情一样。呈上此信，不胜惭愧恐惧之至。

卷十二 治体五 治法上

责实

王柏心

从事于事务，没有没有实际内容的；计算功效，没有不是从实际开始的。实际确立了，名声自然跟随，这是树立标杆以获取影子。名声存在而实际消亡，这是按照图画去寻找骏马。舍弃名声追求实际，万举万成功；追求名声而遗弃实际，万举万有弊病。天下之所以能追求功效、远离罪过，不是依靠我能赏赐他们、惩罚他们，也不是依靠我能信守赏罚，而是依靠我的赏赐符合功劳，惩罚符合罪过，虚伪的人不敢蒙混，似是而非的人不敢扰乱。从君主自身到大臣，再到众僚百官，从国家到县邑再到乡里，合起来像一个人，运作起来像一个身体，难道是操持的方法不同吗？只是严格杜绝浮夸欺妄，切中关键要害罢了。因此政令简明而容易明白，法制确立而可以遵守，明亮如日月，迅速如风雨，坚贞如金石，这就是责求实际的成效。治理的弊端，在于上面用名声要求下面，下面用名声回报上面。上面说一定要寻求法令，下面也说一定要寻求法令。法令极其繁多，君主和臣子不可能周遍阅览并全部记住，那么必然全部委任给府史之类的小吏。英明的君主和察明的宰相在庙堂上权衡默运，百官有司在职守上奔走勤劳宣布，最终决定取舍进退的，都出自府史之类的小吏，听任他们颠倒失序就太严重了。这是拘泥于名声的过错。拘泥于名声，必然喜好细察，必然喜好详尽。细察是琐碎，详尽是末节。拥有天下的人，任用智慧而不任用琐碎，把握根本而不把握末节。无所不察就无所不蔽，无所不详就无所不遗。上面所勾检的，只服从名声；下面所覆告的，只迎合名声。这不是不励精图治，而稽留停滞的情况依旧；这不是不综合管理，而增饰粉饰的现象相继出现。名声与名声相互寻求，名声与名声相互蒙蔽。那么法制怎么会不腐朽，政令怎么会不崩坏呢？有一个工匠在这里，空谈般倕，实际上从未亲自使用斧斤，如果相信他，那么主人难免遭受风雨的叹息。有一个医生在这里，巧言卢扁，实际上从未运用针石，如果相信他，那么病人将有浸淫的困苦。一身之微小，凡是追求安宁与生存的，尚且必须务求实际，怎么举国家之政，却相互顺从于名声，导致丛脞的过失，将谁来承担呢？况且天下的心意，用神明来统摄的常严肃，用耳目来统摄的易玩忽。天下的事功，用志气来激励的必成功，用文法来激励的多败坏。与其法令多而虚伪者蒙混，不如减少法令而去伪；与其政令繁而似是而非者扰乱，不如废除政令而杜绝似是而非。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