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治体三政本上

译（他们）大都能补救过失，契合事理机宜。即使在危难关头，皇帝诏书下达，那些骄横的将领和勇猛的士兵，无不敬畏叹息、感动激奋，何况在政治清明、事务修善的时候呢？由此看来，言论确实从未没有效验。上天用来彰显的是天象，雷霆用来宣告的是声音，太阳用来附着的是光芒，帝王用来传播的是言语。天象如果不显著，就无法作为行动的准则；声音如果不振奋，就无法震慑远近；光芒如果不耀眼，就无法照亮幽暗隐秘之处；言语如果不修饰，就无法彰明法度与职守。治理国家的根本虽然不取决于言语，然而帝王发表言论，是为了决断百代以来的疑难，确定天下的准则，将其记载于史册，流传给子孙后代。当朝廷政治正兴盛，言行举止足以被后世记载时，那些代皇帝起草诏令的人，务必选择合适的人选。诏令辞藻的美好，难道只是为了追慕汉唐的盛世而已吗？

译陈善闭邪论

姚学塽

做臣子敬奉君主的人，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的。在尧舜的时代，禹、皋陶、伯益等人，共同在朝堂上议论政事，“都俞吁咈”（表示赞同、反对、感叹等语气）的言辞并行而不相违背，流传万世，被当作君臣相处的法则。哪里曾有一味顺从就叫做敬奉的呢？孟子说：“陈述善道，堵塞邪念，叫做敬。”我谨就他的意思来论述一下。所谓“善”是什么呢？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君主端正，就没有人不端正。以精诚专一的心，施行执守中道的政治，这是善的极致。然而如果没有臣子为他反复开导陈述，使善的端绪日益充实增长而自己却不知道，那么即使有圣哲的资质，也无法成就大治。所以臣子敬奉君主，一定要选取古人所行的善道来陈述，使君主知道效法什么；又选取君主所行的善道来陈述，使君主知道如何扩充。孟子说：“我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又说：“这种心足以称王天下了。”这就是“陈善”的说法。然而君主身处崇高的地位，拥有众多的财富，有时亲近声色享乐，有时积聚货利，有时贪图边境战功，有时推崇异端邪说，这些都是所谓的“邪”。邪念萌发于内心，而表现在政事上。如果一定要等到它表现出来才极力争谏，那就晚了。“闭邪”，就是在邪念将要萌发时将其断绝。每天亲近正直之士，听闻古代训诫，那么邪念就没有产生的根源。所以“陈善”是“闭邪”的关键。孟子说：“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他曾经三次拜见齐王而不谈论政事，说：“我先攻取他的邪心。”这就是“闭邪”的说法。如果使君主有善行而没有邪念，那就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了。臣子的敬奉，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怎么能羡慕顺从的名声，而陷入谄媚阿谀的实际呢？

培国脉肃政体疏 道光三十年

文瑞

我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首要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而建立纲纪，旨在达到统一的标准。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没有不忧虑勤勉、警惕戒惧，而能成就大治之盛的。俗话说：“做君主很难。”《尚书》说：“君主能够艰难地履行君主的职责。”大概君主，以一人统领天下，处理各种政务，确实有非常困难的地方。古今治乱的关键，往往争在细微之处，必须谨慎再谨慎。恭维我们皇上体察天道、建立准则，赐予福泽、安抚百姓，四海九州，都仰望并迎来太平之治。然而从古以来，治功达到极盛，都源于初始政治的基础，而推究其本源，也不过是几个大的方面足以扼住要害。我谨列举四件事：一是选拔贤才以辅助朝政，二是明确赏罚以彰显劝善惩恶，三是广泛听取意见以考察得失，四是谨慎调养以保重圣体。请让我分条详细地向皇上陈述。大治以得到人才为先，有治理的法度，更在于有治理的人才。人才存在，政事就能推行。然而大臣守法，小臣就会廉洁。想要建立政事并整顿百官，必须从大臣开始。君主日夜忙碌，对于臣工的优劣，怎么能全部知晓？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徒，确实是他们的专门责任。所以内而宰相，外而总督巡抚，足以总揽成效并收获效果。宰相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公正忠诚、体恤国家，而升降官员得当，内部贤臣就日益进用了。总督巡抚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清正廉洁、爱护百姓，而举措全都恰当，外部循吏就日益多了。像这样，内外难道有不治理的吗？然而这尤其依赖皇上遴选提拔他们。所以善于用人的人，必定先了解人。了解得深，使用才得当。况且人的品类不一，了解也不容易。轻浮急躁的人喜欢多事，喜欢多事就喜好频繁更改，最终必然导致怨恨之事。模棱两可的人害怕多事，害怕多事就常常因循守旧，势必导致误事。更严重的则是苟且附和世俗，务求柔媚讨好，在利害得失之际，遇到筹划，不是说不顺从皇上心意，就是说妨碍人情，事事把过错推给君主，而自己博取宽厚的名声。除了缄默不语，没有其他长处；除了顺从迎合，没有其他手段。看他们似乎也没有明显的贻误，不知道职事已经逐渐荒废，人心已经逐渐败坏，纲纪已经逐渐松弛，而天下暗中遭受祸害了。建立重大计议，决定重大策略，决断重大疑难，没有才能怎么能成功？只把顺从迎合当作长处，遇到事情就一筹莫展，这是上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下面没有实心任事的臣子，古今都有同样的感慨。恳请皇上振兴臣子的节操，整顿官场常规，在专任之中，寄托谨慎之意，希望良才日益聚集，辅助朝政得到合适的人了。刑罚奖赏，是驾驭世人的大权。奖赏一人，天下人都受到鼓励；惩罚一人，天下人都心服。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只有果断才能成功。自古建立政事的大端，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人，也不能舍弃这个来治理天下。后世不是没有赏罚，但最终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是因为赏不当赏，而罚不必罚。大概赏不当赏，就开启了臣下希求侥幸的风气，而妄图邀功的人就有了；罚不必罚，就开启了臣工轻忽的苗头，而侥幸逃脱的人就有了。像这样，即使受到宠荣的人未必知道感恩，而逃脱法网的人更无所顾忌，由此可知立法必须适宜守信。

虽然，奖赏固然不宜过度，而惩罚如果接近苛刻，就恰好成就刻薄的政治。恳请皇上建立中正之道来治理，斟酌得当，施行恩惠而不遗漏不泛滥，施加威严而不冤枉不纵容，这样天下人服从教化、敬畏神明，没有不受劝善惩恶的了。国家慎重选拔御史以辅助谏诤，原本是想让他们启发匡正。恭读天聪十年，奉皇上谕旨：凡有政事违背

译错误。等到贝勒大臣中有骄横放肆、怠慢君主、贪婪残暴、违法无礼、胡作非为的人，允许都察院直言不讳地弹劾。即使所奏内容涉及虚妄，也不治罪。倘若知情而隐瞒包庇，就以误国论处。圣训光辉灿烂，流传千古。近来官场常规，大多因循守旧，清廉的操守又无人讲求。凡是科道官员，难道没有听闻知晓，却缄默不语的人居多。近来恭敬奉承谕旨，令陈述时事，仰见圣心求贤若渴，葑菲不遗，中外无不庆祝。然而进言的人多，则听取言论尤其困难。疏远卑微的小臣，各自抒发己见，有的言事过于急切直率，有的论人涉及激烈，有的琐碎无关大体，有的见识思虑不免卑微。在皇上如天的度量，善则采纳，否则置之而已。如果凭一己的爱憎，来进退人才；凭一心的好恶，来议论政事；或者援引党羽，而涉及攀附；或者举劾失当，而徇私情面；也有庄严正直的言论，看似忠诚，而言行不一，徒然擅长欺骗粉饰。我皇上聪明天赋，洞察无遗，又岂能稍有蒙蔽迷惑。只是担心潜移默化的阴谋，谗言诽谤的行为，实在有难以察觉的。伏望皇上听言观行，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公平，好的计谋，则见于实事；假忠假信，则立即罢黜。乾纲独断，而权力不下移，则良言日益汇聚，而坏话无从进入。考察古代圣贤学问，没有比修身更切要的。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事。经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律都以修身为根本。圣人垂训的意思深远。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尚且以修身为要。至于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依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付性命，承先裕后，关系非轻。所以尤其以修身为根本图谋。纵观古今听政的勤勉，我朝为最。批答章奏文书，接见臣工，凡政务的大小巨细，都上达宸衷。等到祀典朝仪，礼节繁重，无不亲自处理。这是天下任事的辛劳，没有超过皇上的。而天下用心的辛苦，也没有超过皇上的。虽然天体至健，原可从容应对，而圣躬操劳，确实应当时常慎重。伏愿皇上起居必适宜，寒暑必调节，以敬身爱身，为修身之道。这样圣体更加康和，而庶政更加美好完备，万年有道之长，都基于此。凡此数端，都是要务。伏乞皇上俯加采择，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译道光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奉上谕：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陈四件事，朕详细阅读，所论恳切真挚，深深契合朕的心意。并抄录进呈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其论述为君之道，确实切中要害、精深透彻，足以作为听取言论、处理政务的辅助。台端作为言路的表率，文瑞首先进献正直之言，朕虚心接纳，想必九卿和科道官员断不会沉默畏惧、辜负朕恳切求言的意旨。钦此。

勤求治理疏 道光三十年 罗惇衍

奏为勤求治理，贵在把握要领，请皇上效法祖训以端正根本、改善风俗一事。臣私下认为，古代帝王建立纲常、陈述法纪，根源只在于一心。检束摄持此心，没有比居敬穷理更优先的；居敬穷理，没有比勤于省察更优先的；勤于省察，没有比阅览典籍更优先的。皇上在潜邸时勤习典学，不分寒暑，凡是经书中的深意，以及古今美好的德行和言论，都凭借记诵来掌握。等到亲政以来，每日进呈实录，默默识记、勤奋探求，对于列代圣君“危微精一”的传承，确实如同符节相合一般。但是，效法祖训，固然应当总汇兼包，也贵在旁通博采。臣恭敬阅读圣祖仁皇帝御纂的《性理精义》，以及亲自撰写的序文，其中有说：“朕自年幼至今六十年来，未曾稍停经书。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谈论的只是‘性’罢了。宋儒才开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道尽性的学问不外乎遵循理道。因此，朕喜爱典籍，对于理道的言论尤其加以留意，临御日久，玩味愈深，体之于身心，验之于政事，而确实知道其不可改变。”钦此。这本书道理涵盖全面而言辞简练，内圣外王的功业，无不具备。其总论为学的方法、立志的关键，由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都有路径可遵循，阶梯可攀登。至于总论治道、君道、臣道、用人、田赋、学校、宗庙、礼乐、兵政、刑罚、谏诤等类，尤其足以端正君主准则而严肃官场风气。只在于皇上在万机之余，讲习讨论，身体力行罢了。

昔日孔子说：“明君有三种畏惧：一是身处尊位而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二是得志而害怕骄傲；三是听闻天下的至高道理而害怕不能实行。”由此可知，亲身实践，然后至高道理能体现于自身；至高道理体现于自身，然后能端正自身以治理天下。用它来整顿自身、处理百事，主宰万端，都与这本书相互触发。诚如董仲舒所说：“作为君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这些都在于此了。然而想要兴利除弊，或许担心不能周知；想要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或许担心不能尽善。寻求其明察无穷，事物到来都能完全照见，使下属无处施展欺罔，那么没有比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更好的了。这本书所载臣工的奏折，共二百二十三人，恭敬抄录批答，使众人知道所陈述的得失。不仅神机莫测、明见万里，是自古圣君所没有的，即使累牍连篇，都经过丹毫甲乙（详细批阅），二帝三王以后，也未听说有如此勤政的。今日灾异频繁，盗贼窃发，民生日益窘迫，吏治日益败坏，必须圣主大振纲纪，然后才能达到大治。恭敬祈请皇上在衡量机务的闲暇，并将此书每日阅读一二件事。凡是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的，固然蒙受褒奖；若不实不尽，以及饰诈怀私的，也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几大吏都知道警戒，各自思虑振奋精神，尽力消除积习，那么用来整顿官场常规而维系国家根本的，实在系于此了。

况且臣还有进一步进言的。昔日宋朝臣子司马光论述人君修心的要点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不是姑息养奸的意思，而是兴办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是人君的仁。明，不是烦苛伺察的意思，而是懂得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分辨是非，这是人君的明。武，不是强横暴戾的意思，而是唯道所在，断然不疑，奸邪不能迷惑，佞臣不能动摇，这是人君的武。臣仔细推绎其言，认为人君之道，既然在于仁明武，那么所警戒的在于不仁、不明、不武。不仁难道必定全由残忍造成吗？贤能不能进用，邪恶不能远离，士人的气节逐渐亏损，流祸且波及民生，这就是近乎不仁了。不明难道必定全由昏聩造成吗？偏听产生奸邪，独断造成动乱，壅蔽将至于左右，善恶往往容易混淆，这就邻近于不明了。不武难道必定全由柔懦造成吗？嗜欲未清，心志偶尔懈怠，政务稍涉因循，纲纪遂显废弛，这就是类似不武了。司马光又论述致治之道有三：曰审官，曰信赏，曰必罚。又论述养兵治国，务求精而不求多，其言论都切中治理，是今日之急务，实在足以与御纂《性理精义》、《朱批谕旨》二书互相阐发。其他如御撰《资政要览》、《庭训格言》、御定《执中成宪》、御制《日知荟说》、御制《评鉴阐要》诸书，都本于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用能方轨六经，垂范万世。伏愿皇上方法

译祖的意思在于修养自身。推而广之，以至于了解他人、安定百姓。都掌握了其中的道理。贤良与奸佞既然已经分辨清楚，教化与养育日益修明，天下难道还有不归于太平、不正直的人吗？臣学识浅陋拘泥，不知道是否得当。心中惶恐不安到了极点。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译正本清源疏 道光三十年

王庆云

我私下认为，我们皇上刚登基之初，特意谕令我等臣子在用人行政方面，据实直陈。这是彰显圣明睿智的宏大用心。臣学识浅陋，担心不足以仰承清问。伏想治理国家必须澄清其源头，然后才能清理其支流；必须端正其根本，然后才能治理其枝节。所谓根本，在于皇上精微深沉的一心，而用来涵养此心以掌握用人行政根本的，只有学习罢了。臣曾经恭敬地阅读圣祖仁皇帝的文集，看到御制《干清宫读书记》，津津有味地谈论学习有所收获；又看到御制《宫中日课记》，孜孜不倦地谈论学习有所坚持。从古帝王谈论学习，没有像这两篇文章那样亲切而明确的。臣知道皇上早已铭记在心并诵读学习了。大概学习常常有所收获，然后存于心中的日益高明，施于事物的日益正大。臣伏愿皇上谦逊志向、及时勤勉，追求光明，虽然政务极其繁杂，必定要寻求学习如何有所坚持；虽然时世不同适宜，必定要思考学习如何有所收获。以本心作为治法，由懂得言辞来懂得人，正本清源，而所谓人在政举的就在这里了。臣见识短浅，谨就时务，列举四条。自知如涓流撮土，无补高深，也希望能有千虑一得的贡献。臣不胜惶恐等待命令。

一曰通言路。皇上虚心听取意见，而臣以纳谏的说法进言，这是多余的了。但是臣所欢喜的是言路宏大开放，所忧虑的就在言论争相进献。从来言官议论事情，容易招致君主怀疑。有的以激切为沽名钓誉，有的以指陈为谋求进身，有的因一言失实，就一概视为虚妄诬陷，有的因一事偶然泄露，就指责为专断威福。所以起初乐于听闻，后来却厌烦听取的，往往有之。如今谕旨命令言官虚公详慎，不偏不私。臣以为皇上以大公至正的心听取意见，谁敢以偏私的说法来试探呢？只在于圣心以诚意推及，使上德下情，常相通而没有壅蔽罢了。从前唐朝臣子陆贽有话说：进谏的人多，表明我能喜好；进谏的人直，显示我能宽容。这是听取意见不倦的要领。至于朝廷喜欢纳谏，而幽隐未尽通达的，其原因有二。守令知道民间疾苦，能言说却不得言说；科道官顾及外任转迁，想言说又不敢尽言。其所以能在内外之间转移的关键，在于皇上有以鼓舞他们罢了。谨按国初的制度，知县每行取入为御史。后来部议认为升转太快，废除了。然而当时如陆陇其、彭鹏、郭琇等人，清风亮节，照耀古今，则是行取获得人才的效验。如今旧制未能骤然恢复，如果在州县引见之便，选择其中清廉练达的人，特别提拔数人，置于言职，差不多吏治的清浊、民情的甘苦，更能上达天听，或许也是疏通壅蔽的一个帮助吧。至于献可替否，应当责成大臣。大臣朝夕论思，情亲地近，不待政事缺失而可以在事先匡救，不必文字条陈而可以转移君主听闻。言路的通塞，人才的消长，常常由此决定。臣没有见过上有虚怀纳谏的君主，下有集思广益的宰相，而天下还有不安定、不治理的。

一曰省例案。古代治理依靠人，后世治理依靠法。依靠法久了，那么法所不及的地方奸邪就产生。古代的周礼，就是现在的礼部则例；古代的吕刑，就是现在的刑部则例。无奈如今的例，越修越多，越分析越分歧，而越发不足以使用。于是有例的用例，无例的用案。所谓案是什么？是偶然办理一事而与例不符，并非斟酌尽善而奏明立案的。所以不仅堂官不能周知，即使司官又何尝记得。只有吏胥得以在其中藏身，操纵高低。外省胥吏舞文弄法，还有部臣驳正；各部胥吏舞文弄法，更谁再驳正呢？这就是所谓的城狐社鼠。臣私下计算六部的案，散在各司。如果由各堂官通饬司员将案卷全部查明，凡是例中所没有，而将来可以比照援引的案，全部检出，去掉重复歧误的，那么数量想必也不多。每件加盖堂印，编册摘录缘由，临用之时验对，不许吏胥以册外稿件，随意援引。由此以一司之员，熟悉一司之例，即管理一司之案，差不多堂官容易责成，而胥吏无从卖法。至于吏兵二部例案，动辄涉及处分，尤其应当平恕以符合人情，明确以清除蠹穴。国家法令所垂，处分虽然严厉，人谁敢怨恨？无奈例案多歧，奸巧之吏，消息灵通，虽有处分，夤缘避就，那些不能逃脱吏议的，不是诚恳而不善于弥缝，就是清廉而无可打点的罢了。臣为人才惋惜，同时也为国法惋惜。相应请旨饬下吏兵及各部力行厘剔，对于案之歧误的，不追究既往，立即毁除；即使例之苛细的，不固守成规，迅速更正。虽然一时视为多事，但奉行画一，所以省事者无穷矣。

一曰宽民力。地方水旱偏灾，势不能免。国家蠲免之典，只期望实惠及民。所以虽然耗费巨万

译国库资金却毫不吝惜。然而臣听说各省州县，有在上报灾荒之后、尚未接到朝廷减免诏令之前，极力催征赋税以图谋私利者。臣在衙门中，见到河南省奏销的账册，道光二十七年，开封等属县蠲免钱粮款项中，有“急公花户”提前缴解到司库的银四千余两，应当抵扣次年的正赋。臣想，上报灾荒之处，一方面停止征收，原本就有定例。灾荒之地，民力自然拮据，即便有一二良民提前缴纳，何至于达到盈千累百之多。“急公花户”这一名目，向来未曾听闻，条例中也不曾记载。州县巧立名目，以催征超额赋税为能事，这种风气已不可助长。若是朝廷恩旨蠲免的款项，私自催征，各自解送少许到司库，作为告发的借口，那么其罪行尤其不可赦免。再据直隶省册报旗租项下，道光五年减免重租案中，有花户长完的银两，应当抵扣道光六年的正赋。然而直到道光二十七年，尚未抵扣缴纳。由此可见，州县所谓长完留抵的说法，大多都是虚言。靠近京城尚且如此，偏远省份可想而知。应请敕令各该督抚严密访查，既然已经蠲免，为何还能提前缴完；既然已经提前缴完，为何不抵扣缴纳。并请圣旨通谕各直省，如有囤积赋税、残害百姓者，立即从严参办。并将“急公花户”这一名目，永远革除禁止。这样百姓的困苦才能稍得缓解。

译第一条是重视国家财政。如今上下都因贫困而忧虑。臣认为贫困不值得忧虑，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要就国家自己拥有的财物加以治理，哪里还值得为贫困担忧呢？现在正税的收入，地丁、盐课、关税三项是大头。臣曾查阅《会典》计算，这三项每年的定额收入，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两。至于每年的支出，合计京城定额开支与各省经费十二项，不过三千五六百万两。加上河工等各项费用，大体上年支出在四千万两以下。这样每年还剩余四五百万两。但臣看到户部山西司的总册，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两年，三项实际征收都只有三千八百余万两。即使是道光二十五年，也只有四千万两多一点。这样每年经常不足一二百万两。幸好遇到风调雨顺、年成丰收，尚且不足，如果遇到水旱偏灾，赈济借贷的费用，又从哪里出呢？臣曾综合古今收支的大数计算，大概现在与过去相比，收入减少了两项，支出增加了一项。各地地丁每年的定额是三千二百余万两，近来实际征收，只有二千八九百万两。地方旱涝，是偶然的事，但年年轮流请求缓征，这是什么道理呢？盐课每年的定额是七百四十余万两，近来实际征收常常不及五百万两。人口日益增多，销盐却日益减少，这是什么道理呢？河工的费用，嘉庆年间只有一百多万两，当时值一百多万串钱，近来增加到三百五六十万两，而银价加倍，这就相当于七百多万串钱了。四十年间，增加到五倍，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多，习以为常，置之不理，而想采取一切苟且之计，哪里比得上取用我们自有之财加以治理呢？现在理财的人都说，银贵钱贱，所以地丁盐课征收不足。然而河工每年的物料，无非是用钱，没听说因为银贵而减少修防费用的，这是因为积习未除的缘故。应请旨责成户部各位大臣，就地丁、盐课、河工这三项，比较古今情形，详细讲求。地丁为什么年年请求缓征？盐务为什么处处销路不畅？河工为什么年年上报险情？一定要找出弊病所在而革除它。古代理财的人，有的编为国计簿，有的编为会计录，务必使朝廷共同看见、共同听闻。现在每年度支的收支，除了户部外，别人不得知晓。《赋役全书》只有以前的岁额，所以臣工虽然众口一词担忧贫困，但实际上不明白导致贫困的原因。可否敕令户部，每年取京城内外实际收入、实际支出的各项款项，编造一本总散明册籍，照刑部秋审册的例子，进呈之后，刊发给九卿、科道衙门，使正税的收支增减，清楚地共同看见。或许能出谋划策，有所匡正，弥补户部管理的不足，这也是今天的急务。

此外臣还有请求。户部事务，极重极繁，朝夕讲求，尚且担心应付不过来。现在满汉尚书、侍郎，有的在军机处，有的在内廷值班，堂官与属官颇相隔绝，遇事想要调查案卷，同堂商议，形势上已经来不及。财赋的审核批准，一半委托给司官了。司官中清廉谨慎勤勉干练的不多，既让他们在司署办事，又须各处回堂，案卷的查考，一半又委托给胥吏了。因为宫府内外职掌繁多，形势上不能不需要人来兼任。然而部务紧要，事务繁重的必须三四人，事务较少的也必须二人，时时入署，然后可以期望共同治理，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先前钦派刑部侍郎周祖培为会试知贡舉，因为刑部事务繁重，特旨改派，仰见皇上慎重部务的意思。臣想刑部是刑名的总汇，户部是度支的总汇，繁重相同，只有皇上时时留意户部，那么国家财政就幸运了，民生就幸运了。以上四条，广开谏诤以消除隐蔽，节省文法以涤除繁苛，宽缓征敛则百姓留有剩余，谨慎度支则国家没有不足。草野之人的进献，出自愚诚，伏乞皇上圣鉴采择。

敬陈时政四事疏 道光三十年 吕贤基

二月初八日，奉上谕：凡九卿科道有奏事责任的，对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陈，封章密奏等语。仰见皇上的心意广泛采纳，不遗漏草野之人的至意。臣职列言官，怎敢安于缄默。谨绎责难于君的道理，为我皇上敬陈之。第一条是崇尚圣学。臣私下认为，圣学的要点，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在明德新民的道理。只有平日格物致知，研究精微至极深，然后用人行政，能清楚地洞见其是非好坏，而不被世俗功利之言所迷惑。我皇上聪明天亶，在藩邸时，已经垂情典籍。现在皇上居正位，天下都仰慕主德，而主德的日新月异，实在系于圣学。私下听说宋臣程颢与其弟程颐，深明先王之道，认为《大学》一篇，是学者所应当先务的。臣愚以为《大学》之书，实在具备内圣外王之道，尤其是有天下的人所不可片刻离开的。过去朱子作《大学章句》，以发明其旨意，继此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一个探求治平的原由，一个著述治平的法则，两书实在与章句相表里。这样想要求得天下大治，不能离开《大学》一篇，而想要明

译《大学》的宗旨，不能脱离《大学章句》等书籍。敬惟圣祖仁皇帝，凭借生而知之的资质，勤奋修习圣人之学，生平所学，一律以朱熹为宗。因此，唯独将朱熹升祀于十哲之列，并御纂《朱子全书》，御制序文，圣训精详，长久昭示为法度准则。由此可知，千古《大学》之道，由朱熹阐明，而尊崇朱熹的著作，实在是遵循祖训。恳请皇上在万机政务之余，取《大学章句》、《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以及《朱子全书》，分日进呈御览，潜心研究，以此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至于朱熹在朝时所上的各种奏疏，都发自忠爱之诚，引导君主走向正道，凡是用人行政的道理，无不完备其中，尤其足以作为皇上深夜勤求治道的辅佐。由此进而探求六经的宗旨，参酌史书的记载，那么衡量政务、揣度机要，凡是难以处理的事情，直接以先王的道理来权衡，将会看到盛世治绩所达到的境界，必定有比肩唐尧虞舜和三代的，那将是天下的大幸。

第一，端正人心。《管子》说：“礼、义、廉、耻，这是国家的四个支柱。”这四个支柱，是人心所系。人心的邪正，取决于四维的松弛或张紧，而风俗的兴盛或衰败、吏治的得失，都随之而定。现在的人心，并非不知道向善，然而学校是风俗的源头。自从正统之学不明，在学之人只钻研于辞章的末节，而对于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未曾用心其间，还指望他们能身体力行、实践其道吗？况且如今的学校教官，简直成了豢养衰老庸碌之人的地方，不是头发秃白、牙齿脱落的老朽，就是学识浅薄、见识短浅的儒生。等到捐纳制度开启，学校教官这一途径，更是不堪询问，怎能成为郡邑的师表呢？人心之所以日益污浊低下，原因就在于此。

习俗败坏而风俗淡薄，把劝孝教忠视为迂腐之论，把乡饮酒礼和宣读法令当作形式文章，百姓不认识尊亲的大义。于是诉讼日益繁多，盗贼日益猖獗，而奸邪之徒趁机滋事，这是当今的大患。而其根源都在于心术不正。恳愿皇上主敬存诚，端正自身以率领众人，向天下展示礼义廉耻的防范，并且尊崇儒学、重视正道，首先选拔学校的教官，上至国子监，下至各省府州县学，都严格选拔，一律以兴办教育、劝勉学习为要务，使百官万民都约束于四维之中，吏治难道还难以振兴吗？

译其一在于培育人才。士人必须理论与实践兼备，然后才能称为真正的人才。不能仅仅因为拘泥小节、谨小慎微，就认为是有操守；不能仅仅因为奉行成规旧例，就认为是有谋略。如果以此作为衡量人才的微小标准，臣下将会受制于胥吏而习惯于安逸，只把没有事端当作福气；大臣将会推卸责任给君主而善于巧言掩饰，只把迎合取悦当作本事。国家将依靠什么呢？对于当今的计策，必须以储备人才为要务。而要想人才振兴，一在于平日里的培养，一在于临时时的激励劝勉。培养的根本，首先在于学校。今天的读书人，就是未来的卿大夫。如果在求学时未曾讲求“明明德、新民”的道理，等到身处朝廷，又怎么能要求他们达到辅佐君主、治理百姓的效果呢？这必须使国家的学校教育，完全依据《大学》的宗旨，而担任师儒的官员，都足以成为表率，天下的读书人互相砥砺，这样礼义廉耻，就能在人们心中明显地彰显。并且深入研究经史以扩充他们的才识，一旦出仕报国，忠爱君国的诚意，已经牢固地结在心中，自然能够上不辜负君主，随时随地都能看出他们的建树。激励劝勉的方法，则在于临时，只看君主感化召唤罢了。自古以来需要人才的世道，谁不想得到真正的人才而加以任用呢？然而上面以实情求取，下面却以虚名应付，这是什么缘故呢？所求取的是敢于直言，而所喜好的是阿谀奉承；所求取的是坚持正道，而所喜好的是趋附迎合。天下人固然不看君主所求取的，而看君主所喜好的。大概想要下面直言不讳，必须在上位者先断绝自己避嫌顾忌的私心；想要天下公正不阿，必须在上位者先杜绝自己承欢希冀侥幸的途径。恳请皇上端正根本，完善法则，向天下显示好恶的正道，使人人都知道圣上的意向，而凡是各部院堂官和封疆大吏，也将精心考察核实，秉公举荐弹劾，各自想着通过人事来侍奉君主的道义，或许能使得进用一人而天下受到鼓励，罢黜一人而天下受到惩戒，人心都鼓舞振奋，真正的人才辈出，足以储备作为国家栋梁之用了。

其二在于体恤民间疾苦。恭敬地推想已故皇帝在位三十年，日夜操劳，无不时时以民生为念。我皇上即位之初，深恐民间疾苦未能周知，因此急于求取言论，仰见皇上勤恤民生的心思，周到完备到了极点。臣愚昧地认为，国家多得到循良的官吏，百姓就蒙受福泽而国家根本稳固；国家滥置贪庸的官吏，百姓就遭受困苦而国家根本危险。大概吏治与民生，相互维系，而吏治之所以日益败坏，是由于仕途混杂。近年来捐纳事例频繁开设，实在是因为河防积储，加上各省遭受偏灾，作为权宜之计，以挽救眼前的急迫。然而大约计算捐纳款项，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国库仍然入不敷出。可见捐纳事例的收入，对国计没有益处，而捐纳出身的道、府、州、县官员，已占天下十分之半。私下想那捐输的各员，难道真是急公好义、竭力输诚吗？他们的心大概是以官阶为获利之处罢了。这些人既然有求利之心，那么当他们候补的时候，不免钻营手段百出；他们补官之后，又再次多方搜刮。百姓的血汗，哪里忍心让他们苛取以填满自己的钱袋呢？其中的弊端说不尽。皇上洞察此弊，在二月初一日，就停止了顺天筹赈的捐例。谕旨刚颁布，人心就一致赞同。只是外省捐米的例子，尚未奉旨立即停止。臣私下想江苏等省捐米，原本是为了筹款赈灾。如今雨雪调和，丰收有兆，百姓可免饥寒之患。况且听说浙江以筹赈为名，其实是借此填补州县亏欠的款项。这是取民间的资财来偿还官府的亏空，又邀朝廷的议叙来酬谢百姓的捐输，而国家与百姓都受其累。相应请旨敕令江浙等省督抚，立即停止捐米的例子，显示天子不谈论有无的道理，使臣民都知道去除私利、趋向公义的正道，而凡是地方官扰累民生的，敕令督抚严查参劾，那么吏治蒸蒸日上，而民困得以缓解，民生得以顺遂了。以上数端，臣谨就管见所及，恭折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慎始刍言疏 咸丰元年 苏廷魁

奏为敬陈慎始刍言，仰佐新政事。臣听说君臣如同天地，以交泰为理，必须真心相孚，上面没有疑虑，下面没有隐瞒，然后民情才能完全通达，职责才能全部履行，内寇平定而外夷臣服，四季调和而万物和谐。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臣开始补官，伏读上谕，有“拾遗补阙，朕所乐闻”的话，私下庆幸唐虞三代君臣互相警戒的盛况，将再次见于今日。臣忝列谏官，怎敢不竭尽愚诚以献上一得之见呢？谨按《春秋》记载元年的意思，是想让君主慎始而端正根本。皇上圣性至孝，继承皇位之初元，必定深思继承发扬的艰难，有非臣所能窥测万一的。然而自古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言为用。方今时势颓败，从而挽救它，不广泛咨询众人的智慧，力行善政，不足以耸动天下的视听，而激发他们的天良。《说命》说：“实行它很难，王的诚意不难。”大概听言诚信，其效果可以立刻达到。皇上御极之初，允准请求举行日讲，因礼臣议奏停止，臣不敢多言。只是可惜当时的大臣，不能和衷共济地商讨，将

译顺承盛美。致使内外颇有对谕旨轻易更改的疑虑。《易经》说：“涣汗其大号。”传文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的命令。”好的命令如果像汗水一样轻易改变，所关系到的绝非小事。如果在开始时就能谨慎对待，应当一定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了。臣愚昧，不识忌讳，恳愿皇上敬念德元，不忘记典学，精心探求宏大济世之道，真诚秉持勤劳谦逊之义，预先防范骄奢安泰之心的萌发。皇上深居闲处时，应以两广盗贼未平、远方伺机而动为警戒。所谓责任重大、守持重任，没有比修养内心更优先的了。心正就能明察秋毫，明察秋毫就能教化普及。再请在建元之初，特旨礼问致仕的耆儒，如汤金钊等人，以尊贤养老昭示天下。责成各省督抚、学臣举荐孝廉方正，务必严格选取真才以备任用。如果有敷衍塞责、名实不符的情况，一经查办弹劾，就治举荐人的罪。凡是条陈筹备经费，事情属于专利，有损于百姓的，一概予以斥退罢免。使天下都知道朝廷所崇尚的，在于德行而不在于财富。又选拔翰林、詹事中敦厚朴实且有见识的人担任讲官，与九卿分班值日，预备召见，允许他们缮写呈递讲义，议论时务。皇上虚心向下询问，诱导他们畅所欲言，礼仪上没有晋见交接的繁琐，而事理上有辅佐襄助的益处。这样皇上的修养日益精进，圣智更加明达，任用贤能、去除奸邪，当机立断，弊端去除那些过于严重的，命令发出必定执行。所以端正纲纪、振兴教化、消除灾害，从而长久享受太平的，都根本于此。如果说言论容易迷惑人，尤其难以做到，恐怕不是推诚待物的议论。如今天下不担心没有人才，担心的是士气不振罢了。在上位者取舍谨慎，那么在下位者就重视名节。凡是臣子，亲眼见到君父励精图治、与人为善的诚意，却还敢因循苟且、营私取利的，是没有的。宋代臣子司马光说：“国家的事情，谈论大的、远的，就失之于迂阔；谈论小的、近的，就失之于苛细。与其承受苛细的责备，不如接受迂阔的讥讽。”臣进献愚见与此类似。谨缮写奏折秘密陈述，恳乞圣断施行。

译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奉皇上谕旨：给事中苏廷魁所上奏折，朕已详细阅览。他所称求取宏大济世之道，防范骄奢泰然的萌生，意在推诚任贤、慎始图治，能见其大，朕非常嘉许。他论及孝廉方正这一条，也符合循名责实的意思。着各省督抚、学政认真访查选拔，务必将品德学问兼优、众人推重信服之人切实保举，以备录用，不得虚应故事、名实不符。如果所举非人，只追究滥保官员的责任。你们各自要谨慎。钦此。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咸丰元年 曾国藩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之事。臣听说美德所在，常有一种近似的东西来混淆它。辨别如果不早，那么流弊就不可胜防。所以孔子门徒告诫六种言论，必定严厉去除六种弊病。臣私下观察皇上生安的美德，大约有三端。而这三者的近似之处，也各自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生。请为皇上陈述。臣每当在祭祀侍奉仪典之时，仰瞻皇上对越肃雍，每一步都必定谨慎，而寻常事情，也推求精到。这是敬慎的美德。但如果不早辨别，其流弊就会变成琐碎，这是不可不预防的。人臣侍奉君主，礼仪固然贵在周详，然而如果不是朝祭大典，难保没有一丝疏失。自去年以来，步趋失检，广林因小节被参劾；道旁叩头，福济、麟魁因小节被参劾；内廷接驾，明训因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因微仪获咎。在皇上仅给予谴罚，起初并无苛责之意。只是恐怕臣下误会风旨，或许谨于小处反而忽于大处，而且有谨于不必谨之处的情况。行礼有仪注，是古今通用的字。近来避皇上的嫌名，竟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已经由臣部奏定，而去冬忽然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已经由臣部奏定，而初次忽然改为补服。把这些当作尊君，都是在小处谨于不必谨，那么对于国家的大计，必定有疏漏而不暇深求的了。所谓国家的大计究竟在哪里呢？就像广西一事，其大处在安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再次在慎重军需。现在发往广西的人员不算不多，但在安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当稍加威望，令他参赞幕府。如果泛泛差遣委用，就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但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知道却不用，与不知道相同；用了却未尽其用，与不用相同。诸将既然多，也应当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才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的，暂屯桂林，依次输送到梧州；由广东往的，暂屯肇庆，依次输送到梧州。这样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现在军兴一年，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画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也未听说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都是从军之人，捐资都是借来的款项，辗转挪移，仍从粮台取之。这三者，都是就广西而言，是今日的大计。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也都宜留心人才，也都宜讲求地利，也都宜筹划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皇上豁达远观，不苛求细节，那么作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必定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听说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但如果不细辨别，其流弊就徒尚文饰，也不可预防。自去年求言以来，难道没有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都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倭仁，不久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不久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自从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是大典，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所以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年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

译在御座之前，必定不敢不钻研探求实学的，原因就在于此。如今皇上在军务繁忙之际，仍然举行这一典礼，正与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的情况相同。然而，如果不是从容召见，让他们反复辨析陈述，恐怕也只是徒然粉饰虚文，而无法考核人才。当前的时务虽然不可随意议论，但我朝的先例，难道不可以称述吗？皇上对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细加以考核。今日的翰林、詹事，就是异日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他们刚刚脱离小楷书法和试帖诗文的束缚，就赋予他们兵刑钱粮的重任，又怎么可以只看他们举止敏捷、语言圆滑巧妙，而不深入探究他们的真才实学呢？此前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已经蒙受恩准。臣查考高宗文集刊布的那一年，圣寿已经二十六岁；列圣文集刊布的那一年，都在三四十岁以后。皇上正值壮年，如果稍迟几年，再行刊刻，也足以彰显圣上的谦逊胸怀，并且明确向天下昭示崇尚实政、不尚虚文的意思。风气所及，必定会有朴实之学兴起，为国家担当栋梁之重任。臣所说的杜绝文饰之风，其道理就是这样。

译臣又听说，皇上精神超脱、淡泊深远，恭敬自持、内心愉悦，胸怀旷达，仿佛拥有天下却并不执着于它，这是宏大的美德。然而，如果分辨得不够精微，也恐怕会因厌弃世俗而滋长骄傲自满之气，尤其不可不加以预防。去年求取直言的诏书，本意是将用人和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升降赏罚的大权，由朕亲自掌握。在皇上的心意中，认为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那么每一次任命、每一套服饰，都像是秉承天意来赋予德行，起初并非固执己见，哪里容许臣下再参与末节议论。却不知道天的视听来自民的视听，国家设立科道官员，正是寄托民视听的地方。皇上偶尔举荐一人，军机大臣认为合适，左右侍从都说贤能，这还不够；臣等九卿认为合适，众大夫都说贤能，这还不够；必须科道百官都认为合适，这才算是全国人都说贤能。升降赏罚，由天子一人掌握；是非判断，由天子与天下人共同决定。宸衷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可以称之为公正，却不能称之为明察。必须全国人都说贤能，才算是集合天下的明察来成就明察。古今人情相差不远，大体上憨直的人少，沉默的人多。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尚且顾忌忍耐，不敢轻易发言。如果看到皇上一句话就拒绝，谁还敢冒犯天威？像禧恩那样贪婪，曹履泰那样污浊鄙陋，先前听说舆论纷纷，久而久之竟然没有弹劾的奏章，怎么知道不是畏惧雷霆之威，而不敢先发制人去获罪呢？自古以来重视直臣，不只是让他们成名而已，而是想借助他们的良药苦口，来抑制君主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严，以备有事时折冲御侮之用。这就是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用这类人，那就必然专门取用一种阿谀奉承、熟稔圆滑的人，预料他们断不敢说一句话来逆耳拂心。而稍有锋芒的人，必定会挫败他们的刚直气节，销蚀他们的刚强之气。一旦有事，满朝都是疲惫松懈之人，互相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后已。今日皇上之所以让赛尚阿去督师，难道不知道千金之弩，轻易发射吗？大概也是看到朝廷中其他无可依靠的人了。如果平时不储备刚正之士，来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严，临事时哪里能得到人才来任用呢？目前军务警报频传，运筹于一人，决策在顷刻之间，皇上独自承担辛劳，而臣等不能分忧。如果广西不能迅速平定，固然是中外共同忧虑的。但如果广西迅速平定，而皇上心中或许就认为天下没有难办的事，眼前没有帮助我的人，这种一念骄傲自满的萌芽，是微臣深深担忧的。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舜和成王，何至于如此？实在是担心一念自矜，就会觉得直言日益可憎，谄媚日益可亲，流弊将没有止境。臣的过度忧虑，实在类似于此。这三点，在早期加以分辨，只在细微之间。如果等到弊端形成后再去挽救，那就难以用力了。臣谬误地担任卿位，有幸逢圣明的君主在上，怎么忍心不竭尽愚诚来仰助万一呢？虽然言语可能不当，但不敢激切以沽名钓直，也不敢唯唯诺诺以取悦于人。恳请圣慈垂鉴。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言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裨补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裨省览。其或窒碍难行者，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朕欲求献纳之实，非沽纳谏之名，岂得以“无庸议”三字付之不论也。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令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志在进言，朕意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惟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戒。若因一二过当之言，遂不量加节取，容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深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庶坐言起行，国家可收实效也。钦此。

敬陈时事艰难疏 咸丰二年

陈坛

奏为时事艰难，请皇上益自抑畏，以召天和而固人心事。本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于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补偏去弊、力图挽救之处，各抒己见，直陈无隐等因。钦此。仰见皇上虚己受人、博采周谘之至意。臣以为，陈善责难，是臣邻的责任；而敬迎天福，身先亿兆，尤其首先归重于主德。皇上御极以来，孜孜图治，宵衣旰食，固应四时顺序、寰宇乂安了。然而自上年以来，天象屡异，人事亦屡乖。其尤可异的，如上年二月初旬，连日日色黄赤而无光；本年二月十七日辰刻，日下傍侧有黑子并出，逾时乃灭。查二月十七日，正永安州匪徒窜出之日也。

译当今广西叛乱的势头更加猛烈。省城被围困，那么全省的动荡就值得担忧。听说冯云山是广东的邪教匪徒，李丹是衡州的会党匪徒，跨省勾结，那么广东、湖南潜伏的匪患就值得担忧。黄河堤坝工程尚未合龙，数十万民工，游手好闲且没有食物，那么直隶、江苏、山东、河南的骚乱就值得担忧。江苏的水手被逼迫遣散，那么沿河地区的蔓延就值得担忧。祸乱的发生，上天用来警示圣人，也将用来成就圣人。想要缓解多难的局面并收拢人心，必须从皇上遭遇灾祸而心生畏惧，更加深切地警惕勉励做起。臣恳切希望皇上迅速颁布诏令，谕示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将此前被臣工欺骗蒙蔽，以及屡次更换将帅导致办理不善，如今地方遭受蹂躏、令人伤心惨目等情况，亲自引咎自责，恳切地宣告明示。并且，无论是军营将士还是本省及邻省的士绅百姓，如果有能够自行组织团练，保卫城池的，立即给予破格奖励。那些已经陷入贼中，或被贼人裹挟的，除了著名的逆匪，国法难以宽恕外，如果能自拔来归，或杀贼以效忠的，仍然立即给予重赏。这样就能瓦解贼党而稳固人心。当事的官员百姓，捧着诏书而流泪，必定会感奋图功，借此来报答皇上的高厚恩德。即使其他省份的不逞之徒，也会闻风丧胆，可以在祸患未萌发时就消除它。此外，臣还有请求。皇上每日处理政务之余，将各部院九卿满汉大臣中上奏事务的人，轮流召见应对，考察他们办理的事务，就能审察这个人的公私之心。并且可以分别询问他们本省的民生疾苦，吏治的兴废。考察众人的言论以验证情况的真假，这似乎也是集思广益的一种辅助。唐朝大臣陆贽曾说：“悔过的心意，不得不深；引咎的言辞，不得不尽；招揽人才不可不广；施恩润泽不可不宏；宣通郁结，不可不敞开胸怀；洗刷污垢，不可不荡去瘢痕。”这几句话，似乎与今日时事颇为切近。臣希望皇上先确立志向，开诚布公，事事与天下人相见，这更是今日急务，而感动天人，其响应会像回声一样迅速。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圣上鉴察。

译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奉皇帝谕旨：昨日降旨，令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官员各进直言，以匡正时政。本日据给事中陈坛遵旨陈述意见，恳请遇到灾异时心生畏惧，更加警惕敬畏，以招致上天之和气，稳固人心。阅览其所奏，颇合责备过失、陈述善道的义理，深深契合朕的心意。朕承受皇考托付的重任，仰思历代圣祖创业艰难，天下亿万生灵，安抚怀柔、保护养育的责任在于朕身。自登基两载以来，无日不以敬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早晚忙碌，岂敢稍存自满之心，以致开启安逸欲望的萌芽？本想与中外臣工洗刷前非，共同谋求治理。却因循守旧、疲沓玩忽的积习相沿，法令废弛，安抚无术，以致盗贼横行，重烦兵力。自上年粤西小贼作乱，调兵剿办，各属盗匪渐次解散扑灭，唯独金田会匪尤为狡诈凶悍，大军屡次进攻，相持日久，仍被其突围而出，甚至挫败军队、折损将领，省城戒严。此前破陷永安，全城文武官员殉难捐躯，等到贼寇他窜后，州城及莫村水窦各处仅留下几个盲人和病人，城内居民或不得已而被其裹胁，或不甘从逆而遭其屠戮，不知有多少。现又窜扰桂林省城城外及昭平、荔浦、阳朔一带村墟，居民谅无不受贼寇蹂躏、焚烧、掳掠，伤心惨目，不言可知。百姓何辜，遭受兵祸，提及此事，寝食难安。回想前任地方官员粉饰太平、因循守旧，深堪痛恨。然而劳师糜饷，致使小贼未能迅速荡平，都是朕的罪过。而南河丰工漫口，至今尚未堵合，灾民流离失所，更为可悯。自思德薄，时刻忧勤，日夜辛劳的苦衷原难共喻，也不愿天下人知晓，惟有反省过错，倍加深刻自责而已。广西军务，赛尚阿未能迅速奏功，屡次给予薄惩，望其力图补救，以赎前愆。现在该大臣驻扎阳朔，与省城声势联络，如能克日会合攻剿，兼扼其南窜之路，不难复振军威，灭此丑类。若再旷日无功，朕亦岂能宽宥？着再申谕赛尚阿及带兵大员等人，务必各激发天良，勿致复蹈故辙，国典具在，朕非不能执法之主也。至于广西绅士、居民在辛苦垫隘之中举行团练，各自身家殊堪怜悯。现当贼势奔窜无常，望其各出一乃心力，敌忾同仇。或偶被妖贼煽惑，或陷贼后革心悔悟，自拔来归者，不惟予以自新，且当妥为抚恤。有能杀贼自效者，更当加以恩奖。广东、湖南与广西壤地毗连，迭经谕令该督抚通饬所属，实力防堵，仍当妥谕士民团集保伍，并宜加意绥徕，无至驱良为匪，用副朕除害安民之至意。钦此。

敬陈时务五事疏 咸丰二年 胜保

奏为直陈愚悃事。臣性本愚钝，情殷献纳。蒙皇上不加斥责，屡赐超迁。念隆天重地之恩，难酬万一。惟爱君忧国之悃，仰答九重。此心自信无他。所言容有可采，苟圣明之俯纳，虽斧锧以何辞。谨拟切于时者五事，为我皇上陈之。窃惟自古人君，父天母地，交感之机，捷于桴鼓。故自古帝王，莫不谨天戒而懔天威，修人事以回天变。着之史册，历历可稽。凡人主忧勤惕厉，则天变往往不应。我朝圣圣相承，人事修而天休至。偶遇天变，则怵惕维厉，寝食不安，责躬省过，求言减膳，实心实政，一诚感孚。故能转灾为福，弭天变于无形。列朝圣训，炳若日星。此即列圣之心法，亦列圣之治法也。我皇上天授英明，聪听彝训。即位以来，孜孜求治，宜足以感召祥和。乃臣默观天意，一若重有所儆者。前年地震川西，伤人畜无数。去岁河决丰北，淹没无虑千万。闻本年冬月，又有日食之异。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云：凡此皆阴盛之象，不得谓无与人事。又曰：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盖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若庸主，则诿诸气数矣。臣不习占验，窃以理论之。夫日者，君象也。传曰：天子当阳，义取诸此。易曰：坤为地，地为阴，水附于地，亦阴类也。以静顺为德，其于人，则妻道也，臣道也。宫闱邃密，非臣所敢知。天其或者儆溺职，而戒侵官乎？今春雨泽愆期，麦收歉薄。皇上銮路所经，实亲见之。自奉安大礼告成后，风霾特甚，连日浃旬，寒燠不时，禾稼为损。安知非成皇帝在天之灵，欲以是昭示我皇上乎？初十以后，屡觉云合欲雨，辄被狂风吹散，似天气下降，地气不能上腾之象。洪范恒风，曰蒙；恒寒，曰急。盖臣下蒙蔽，虚辞饰美，国事急迫，治理需人，故有是应。在易，天地交而君子道长为泰，不交而小人道长为否。盖有是君，有是臣，则治象成而天

译和自至。如果上有追求治道的君主，而臣下不能称职效命，以安定国家，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措施，以利于国家，那么圣明的君主必定会鄙薄他们，上天也必定会厌弃他们。所以说，人事兴起于下，那么天象的变化就会感应于上。变化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有所指向。大概是因为上天仁爱，想要让人知道警戒。自古以来极盛的时代，难道没有天象的变化吗？然而不成为灾祸的原因，是因为君主和臣子平时已经互相警戒勉励，遇到灾祸更加端正身心修养德行，以消除它。列祖列宗以修省来挽回天意的事情，不胜枚举。这就是所谓的人定胜天。大概君主的心，就是上天的心，也就是天下人的心。皇上庄重恭敬日益加强，敬天事神，尤其显得庄重肃穆。臣以前在光禄寺任职时，每次在奔走执持笾豆之际，仰见皇上面对上天，严肃恭敬专一，没有不私下钦佩的，认为这与圣人祭祀神灵如同神灵在场的道理，完全契合。祭祀如此，那么平时在宫中端坐无为，清晨就显扬美德，不占卜也可以知道了。世宗的训诫说：天道非常接近，时刻照耀在前后左右，抬头就是，起念就是，没有片刻离开。伟大的圣言，留下的遗泽无穷无尽。皇上的圣明由上天赐予，承受上天的宠眷，而在继承大统之日，恰逢世事多艰。上天赐予皇上不世出的德行，难道是为了苦待皇上吗？大概是要成就圣德，怀抱长远的谋划，承受多福。伏愿皇上敬畏天命以永远巩固眷顾。

译如今天下急切地想要求得治理，必须先求得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才。自广西贼匪起事以来，未曾遭受挫折，把官兵当作儿戏看待，况且听说他们暗中蓄谋奸计，等待时机而后发动。虽然说是乌合之众，实际上已经嚣张跋扈。起初他们尚且畏惧天威，偶尔攻占城邑，随即就逃走了。自从李星沅出兵后，贼人开始放肆；周天爵出兵后，贼人更加放肆；赛尚阿出兵后，贼人越发横行无忌。公然设置伪官，散发伪檄，狂妄悖逆的情状，令人发指。兵法说：“军队长期在外暴露，国家财力就会不足。”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耗尽力量与财物，这是兵家的大忌。如今军队疲惫、财力枯竭，而贼势并未衰退，自从从永安出发后，猖獗尤为严重，桂林、梧州、平乐、浔州等地，处处令人担忧。况且面对这些小丑跳梁，乘着全盛的威势，汇聚天下的力量，尚且不能制服他们，将凭什么施展讨伐而断绝他们的觊觎之心？这是广西的忧患。贼人潜伏在永安数月，养精蓄锐，谋划确定后才出动，必定有注重的目标，并非像从前四川、湖北的教匪那样盲目狂奔。梧州一府，是两省的咽喉，如果贼人占据梧州，分兵掠夺桂林、平乐等地，使我们的军队防备多而力量分散，暗中勾结广东的奸徒，直接侵犯肇庆、广州，旁侧煽动南海、惠州，远处勾结漳州、泉州，近处纠集海盗，那么从岭南以东，将不可问津。况且广东的匪徒，狡猾地想要逞凶作恶的人也很多。这是广东的忧患。桂林与湖南接壤，平日里的奸徒，本来互通消息。如果占据桂林，沿湘水而下，盗取衡山，侵犯长沙，这就是唐代黄巢践踏中原的道路。这是湖南的忧患。黄河决口尚未修复，数个郡县沦为泽国，百姓流离失所，不必多说。而数十万去工地劳作的人，不是失业的流民，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入春以来，以工代赈，所以也大致安定。如今工程停止，而田地房屋依然被大水淹没，穷困无处可归，岂能坐以待毙？见闻沿河的饥民，人人互相残食。加上粮船水手，向来不是善良之辈，今年南方粮食，一半由海运，一半受阻于河干，这些人谋生无策，岂能避免冒死犯法？倘若狡猾凶恶的首领起来倡导，振臂一呼，豺狼四合，恐怕朝廷食不甘味，顾念南方都来不及。况且那里风气顽劣强悍，前代的动乱，多起于那里。这是淮徐地区的忧患。海盗去年窥伺山东，在福建、浙江逍遥自在，沿海的兵将，未能扼住他们的咽喉而压缩他们的势力，招抚的局面，多半属于羁縻控制，贼心未改，能保证他们不突然改变路线吗？近来军营习气，无事时像燕子麻雀处在堂上，有事时像鸟兽惊散，水师尤其严重。这是海疆的忧患。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春雨不按时节，粮价顿时上涨，近来听说盗贼像刺猬一样纷纷兴起，抢掠频繁，甚至都城内外，公然持械抢劫。倘若仰赖圣主如天之福，与感格上天的诚心，此后雨水应时，秋天丰收，那么民心还可以逐渐安定。不然，自古以来大盗没有不是从小盗兴起的，明朝末年张献忠、李自成的党羽，全都是饥民。这是京畿地区的忧患。如今各大小官吏，未曾不筹划堵截防御、安抚治理的策略。然而自皇上登基以来，训诫督抚，不下数十件事。如果切实奉行，地方自然会有起色。起初尚且畏惧皇上深沉刚毅，不敢过分懈怠，后来窥测渐深，懈怠如故。当此局势艰难，如果不严切申警，使他们各自心怀敬畏，必定不能痛改丛脞积习，那么堵截防御、安抚治理，都无可依赖。臣私下忧虑广西已成之祸还小，而各省将萌之患恐怕滋长，不可不早做打算。恳请皇上严责成以消除祸患。康熙初年，基业初创，反侧未安，仁皇帝年幼即位。当时中牟黄河决口，台湾用兵，加上三藩叛逆，关陕继变，局势岌岌可危，不可终日。仰赖圣祖天地之德，日月之明，雨露之恩，风霆之威，在庙堂之上制胜决策，在帷幄之中知人善任。有功则赏，疏贱不遗；有罪则罚，亲贵不贷。得到良策就执行，得到人才就任用，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一时任事的大臣，也都感激图报，竭尽忠诚。因此能够歼除巨恶，安定社稷。我皇上善继善述，举动遵循成宪，列圣的谋略训诫，法度常昭，固然无需管窥之见，仰述圣主之前。然而发号施令，行政用人，似乎还有不与列圣若合符节的地方。莫非是因为皇上有尧舜的资质，大臣没有皋、夔的辅佐吗？我皇上孝思不匮，念及大小臣工，都是先皇帝遗留，往往曲加恩礼，这就是古帝王谅闇之道，与圣贤不改之义。臣何敢妄参末议？然而予夺是人主的大柄，宽猛是驭世的大权。子产治理崇尚严厉，而孔子认为这是惠政，大概是因为人知道畏惧法律，那么保全的人就多，所以说这是惠政。诸葛亮说：“用地位宠幸他，地位到了极点就轻贱；用恩惠顺从他，恩惠用尽就怠慢。我用法律威慑他，法律执行就知道恩惠；用爵位宠幸他，爵位加身就知道荣耀。”所以圣王的治理，赏罚不偏重，赏一人而天下劝勉的就赏，罚一人而天下警戒的就罚。赏明罚信，所以臣民畏惧其威而怀其德。怀德就不忍心辜负君主，畏威就不敢辜负国家，然后纲纪振兴而大权尊崇，天下都涤虑洗心。

译以发挥如手指与手臂般协调配合的作用。如今像赛尚阿长期担任京官。清廉勤勉、公正无私。朝廷内外共同知晓。让他处于宰相之位。足以成为众人的楷模。至于军事谋略本不是他的专长。导致军队长期作战没有功效。突围时失利。然而既然已经让他统领军队。似乎不应该废弃军纪。如果认为此人值得爱惜。国家自有权衡之道。只要让他免于死罪。皇上的恩典尚可仰承。如同祖宗朝处置明珠、勒保、阿桂、岳锺琪等人。成例都在。使得那些违犯军纪的军队。都对朝廷的法度感到敬畏。而不敢轻视。以期望他们奋勉立功。迅速完成战事。难道不是好事吗。上年黄河决口。皇上特意宽恕河工官员的罪责。原本希望他们感激振奋、知晓皇恩。竟然再次耽误事机。还粉饰言辞推卸过错。这次决口未能合龙。该总督等人并没有自行请求治罪。认为没有罪吗。还是不是他们的罪过呢。宋代大臣司马光上奏仁宗说。达到大治的方法。叫做任用贤能。叫做信守奖赏。叫做必定惩罚。经传上说。日官掌管奖赏。月官掌管惩罚。没有偏重哪一方。恳请皇上明确赏罚以振兴纲纪。

译我恭敬地阅读了二十一日发布的谕旨。因为雨水降下不合时令，皇帝命令审查滞留的囚犯，由此仰见皇上敬畏上天、勤勉爱民，将百姓疾苦抱在怀中的深切心意。但是臣私下观察近来刑部审理案件，往往故意从轻发落或放纵罪犯，以博取宽厚的美名。廷尉掌管天下的公平，刑罚或重或轻，取决于犯人自身的罪行，而廷尉本人不应有所偏私。如果心中存有轻重之念，那么必定会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历代祖先的圣训，反复告诫刑部要平心执法，不要存有揣摩迎合的想法。因为君主的奖赏与刑罚，就像上天的雨露和风雷一样。使用得当，都属于造化的仁爱。所以不仅风雷足以毁灭万物，即使雨水过多也足以造成灾害。《礼记》说：“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不是教化。”前年皇上登基时的恩赦诏书，赦免了无数人，他们果真都洗心革面了吗？如果平时又曲意顺从宽大赦免，这并不是用来警戒凶顽之徒的方法。况且这些人破坏纲常、扰乱法纪，被害者不计其数。被他们所害的，都是善良懦弱的人。对奸盗尚且想着曲意保全，难道良民就不应当爱护吗？即使像上年曹七一案，本应依照光棍罪判处死刑，却仅依照棍徒罪判处流放军役，导致光棍罪的条例从此废弛。又如上年钱局发生事端，当时如果严厉惩处一两个人，自然能起到小惩大戒的作用。却只想用恩惠来笼络他们，恐怕招致小人的愤怒。谁知越是放纵他们就越骄横，如今又公然制造事端了。与其让他们无所畏惧最终遭受重法，何如让他们有所警戒畏惧从而免于大祸呢？至于抢劫的重案，首犯和从犯都应判处死刑。但近来只追究为首的一两个人，其余人都以接赃为由开脱。屡次派遣追捕却屡次逃脱，仍然成为百姓的祸害。盗风日益猖獗，是因为法网太疏漏。只要情有可悯，自然应当避重就轻，酌情宽典。但如果确实罪在不赦，怎么能破坏法纪，助长凶残呢？《尚书》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郑国子产说：“火势猛烈，百姓望而生畏，那么死去的人就少了。”所以宽大难以把握。皇上至仁至圣，以德服人，臣具有天良，怎敢进献苛刻严厉的说法。然而臣私下曾听孔子说：“政令宽缓则百姓轻慢，轻慢则要用严厉手段来纠正。”补救弊病、纠正偏差，应当权衡轻重。恳愿皇上明确颁布法令以严肃常规法度。

臣又听说上天不言语而万物生长，圣人不言语而教化成就。然而上天不言语而日月星辰显现在天地之间，圣人不言语而涣发的号令文章光辉照耀宇宙。臣私下看到皇上对于臣工的奏折，有时留在宫中不批示。臣也明知皇上必有深意，或者留着备览，或者等待时机施行。但其中的流弊，有不可不防备的。进言的人，难道都必定公正忠诚吗？如果预先知道奏折必定被留中，那么报私仇而中伤、沽名钓誉而攻讦，恐怕难以避免。至于天下的大事，反而不能切中要害地指陈。意见既然已有偏私，毁誉岂能没有真伪？揣摩侥幸的风气，往往由此产生。皇上深居九重宫阙，即使能耳聪目明，想要杜绝谗言浸润、使是非有据，也确实困难。又见一切政务，似乎朱批多而正式谕旨少。如果确实事关机密，自然不可预先传布。如果是寻常的训诫之词，似乎不妨明白宣示，以消除猜疑、杜绝私下的揣测。天子所向，天下所归。皇上警戒颓废萎靡，人们就知道振作；皇上厌恶欺骗粉饰，人们就发誓公正诚实。自古以来，君主的一言一行，必定要让天下共同看见听见，以成就一道同风的盛世。宪皇帝的朱批，是万代的楷模。然而公开颁布的旨意，连篇累牍，四海传诵，并非喜好名声，而是为了统一天下人的心志。恳愿皇上布施诚信以信服中外。方今是国家多事之秋，正是皇上忙碌无暇之时。然而处高位而听低位之声，是天道；最愚昧而难以欺骗，是民心。往往宫闱深秘，士大夫尚未得知，里巷已传遍口耳。近日市井小民，有时私下议论圣德。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些话出于无稽之谈。况且皇上继承皇位以来，清心寡欲，躬行节俭，内廷没有私耗的费用，后宫少有声色之乐，耳目断绝玩好之营，台榭少有游观之饰，有断非奸佞所能动摇的。然而人言如此，也足以见为君之难，而防川之不易。昔大禹拜受言论，帝舜采纳善言，历代圣君虚心纳谏，遂成太平盛世。圣上日新又新，远超千古。如今脱去丧服在即，正是古人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之候。恳愿皇上以宽大和平养育天下的福气，以英明果断救济天下的艰难，以任用贤能尽用天下的才华，以信赏必罚振作天下的颓废。不要拘泥于所安适的，不要懈怠于所忽视的。吏治日益败坏，思考整顿的方法；患祸未平，思考安定的方法；天变未消，思考消除的方法；兵威未立，思考激励的方法；人才未盛，思考培养的方法；财用未裕，思考生财的方法；先皇勤勉警惕的志向，思考继承的方法；祖宗功业的隆盛，思考延续的方法。急其所急，缓其所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数年之内，朝野气象不蒸蒸日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是没有的。私下认为臣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尽到爱而爱他，尽到敬而敬他。如果有瞻前顾后之心，就不是爱敬之道。爱敬越深，反而不免于过分担忧

译我内心忧虑。因此这几个月来，我仰观天意，俯察世情，侧耳倾听舆论，内心反复思量，寝食难安。不说恐怕辜负了皇上的厚恩，说了又恐怕无法将真诚的心意上达。古训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敢直言。”然而我不敢自以为正直。考虑到作为臣子的道义，如果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何况当前时局非常紧急，如果粉饰太平，用虚浮的辞藻歌颂赞美，那么我的罪过就更大了。因此我不躲避斧钺之刑，冒昧进言。自忖自己平庸愚钝，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只有这份忠爱血诚，终身永远坚守，以此作为内心的誓约，也就以此来报答皇上的高厚恩德。只愿皇上圣明，俯身垂察，臣子幸运极了，天下也幸运极了。

译遵旨直陈疏

胜保

我私下担忧时局艰难，恭敬地竭尽愚诚。承蒙皇上不嫌弃我菲薄，俯身垂察采纳，并因为我言辞笨拙，未能详尽表达，特命军机大臣传达圣旨，指示奏折中的两点，命令我再毫无隐瞒地直陈。仰见皇上圣德谦逊，推诚待下，微臣在钦佩之余，更加感到惭愧和感激。如果我再稍有忌讳，怎能仰副圣主从谏如流的恩义？微臣前奏折中所说“朱批多而谕旨少”，私下认为，朱批是因事垂训，内外臣工奉到朱批，不过恭敬谨慎地遵行，他人不能参与听闻，不像谕旨颁示天下，中外传诵。这在皇上是因事付托，无事铺张；但在臣民分隔堂廉，很难窥测。就像近日各位大臣的条款饬交部议，覆奏时，或准或驳，往往已经奉旨依议，原奏之人尚且不得而知。那些奉旨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后，外人并不知道如何发落。古代在象魏悬挂文书，使众人都能看见，似乎应该通行宣示，以昭示朝廷的申令，杜绝胥吏的蒙蔽欺骗。又如副都统庆玺因请假被革职，因为未明确申述原因，以致纷纷猜疑；刑部尚书恒春因事降级，臣僚未见谕旨，忽然看见他更换三品顶带，无不骇然；给事中方允镮因保送掌印，奉旨以后应升应保不准开列，虽然见于明发之旨，也未言明其自取的原因。皇上鉴空衡平，无意无必，凡有升降，悉本大公，但因为涣号未颁，遂致互相猜揣。凡若此类，似乎不妨明示各该员所以不称职以及所以量予降黜的原因，使天下都清楚地知道圣天子进退操纵权衡至当的意思。微臣所谓“朱批多而谕旨少”，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愚贱私论圣德一节，微臣原不敢妄登奏牍，但既然蒙垂问，怎敢不上陈。有人说皇上励精图治之心，不如初政；有人说勤俭之德，未及先皇。现在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适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经有采办园服饰以备进奉的，并传闻楹联有“万方欢乐入谣”之句，认为对民间疾苦未能周知，甚至说万几之余，时或饮博。凡若此类，都是臣僚所不知的，究其非议的端由，不知从何而起。微臣私下思考，虞廷设谤木，夏书说庶人谤，古圣王多借谤言以勉励宸修。宪皇帝圣训说，诸臣务必直言过失，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符合古大臣责难于君之义。皇上天纵生知，动合彝训，一闻道路之言，即不惮谆谆下问，以为借鉴之资。夫鼓乐田猎，何损盛德，但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说，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又说，用顾畏于民碞。皇上谦德虚衷，圣不自圣，万年有道，基诸此矣。微臣不胜欣佩之至。

咸丰二年三月三十日奉

上谕：胜保奏陈时务各条，朕详加披阅，所论军务河工、明赏罚以振纪纲等语，与给事中陈坛所奏大略相同，昨已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其所称近日朱批多而谕旨少，又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主德，朕因其语无确指，令军机大臣传旨饬令据实回奏。兹据胜保覆奏，所云诸臣条奏及交部重案，议覆上时奉旨依议发下，外人不知，似宜通行宣示，此言未谙政体。向来各部奏事，有依所议行者，即不另降谕旨，此系列圣成宪，历久遵行，若每事必特降谕旨宣示，无论势不能行，亦日不暇给矣。至副都统庆玺，系明降谕旨休致，本非朱批，又非革职，胜保所言自系传闻之误。恒春之降三品顶带，因其任刑部以来诸事废弛，是以姑示薄惩。给事中方允镮，则因王伯龄抗租一案，上年曾风闻入奏，后经钦差侍郎及盛京将军查办，该给事中所奏情形未能确实，是以批饬吏部以后应升应保不准开列表。此皆朕黜陟权衡，非臣下所能干预。且恒春降三品顶带之朱批，发下军机处交内阁，即日发抄，人人皆见，又何必特降谕旨而后能通示中外乎？至所称游观之所焕然一新等语，不为无因。现在重华宫小有工作，所云“万方欢乐入谣”楹联，乃嘉庆年间旧句，并非新撰。若采办园服饰以备进奉，更无此事。至饮博二端，朕本无此好，万几之余，观书习射，游艺兼资，又何暇为此无益之举？况时艰孔亟，朕方宵旰焦劳，岂敢稍耽安逸？且我皇考手谕声色货利之戒，垂示后人，朕惟拳拳服膺，日懔忧勤，惕厉于深宫独处之中，此闇修慎独之本衷，原不期人人共喻也。古语云，止谤莫如自

译胜保根据传闻入宫告知我，即使并没有这件事，也可以引以为戒。既然胜保已有此传闻，就应当在原奏折中直言不讳，这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却言辞隐晦，等到传旨诘问时，才逐一列举上奏，这实在失去了臣子侍奉君主应当直言进谏、无所隐瞒的道理。考虑到他意在讽谏，对我修身励行既没有补益，也就不必加上妄言的罪名。胜保着免予置议。此后负有言责的官员，只应当列举陈述实事，不得拾取空谈，以致辜负我的期望。钦此。

译直陈时弊四条疏 咸丰二年 李菡

臣听说，主持治理的是君主，辅助治理的是臣子。有贤才辅佐，天下就能治理好。从来没有人才满朝，而各种事务依然担心杂乱无章的情况。我皇上自从登基以来，勤勉不懈地追求治国之道，无时无刻不把敬畏上天、勤政爱民放在心上。近来因为天灾和民变，忧患频繁发生，皇上采纳直言，引咎自责。身为臣僚，应当如何共同深切警惕，兢兢业业呢？皇上正深切地怀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恐惧，而臣下却松懈怠慢，大家都不分担早晚操劳的忧虑。吏治日益败坏，众官大多旷职。确实如圣谕所说：“我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各位臣子也应当想想做臣子的不易。”谨就我有限的见识，为我皇上陈述其中的弊端。

第一，臣工因循守旧的习气应当振作。从来国家大事，没有不成就于奋发努力，败坏于因循守旧的。因循的表现多种多样：把畏缩不前当作谨慎，把迟缓拖沓当作从容，把模棱两可当作无争，把沉默不语当作持重。因循的弊端也多种多样：兴办一项利益，就因阻碍而难以推行；革除一项弊端，就因推诿而犹豫不决；审问一个案件，就因纠缠不清而不能决断；共同处理一件事，就因互相牵制而不能公平。积习沿袭，朝廷内外情况一样。用兵没有退却的道理，却有人称病辞官归田，抽身以保全职位，这就是军队中的因循。治水是刻不容缓的工程，却从冬天拖到夏天，决口仍未合拢，这就是河防中的因循。雍沙番案，琦善身为总督大员，仍然言语多狡辩掩饰，以至于反复审讯，再三进行，历经数月甚至经年，才刚刚定案，这就是刑法中的因循。顺天武清县的逃犯，竟敢窝藏匪徒；浙江奉化县的刁民，敢胁迫官长，这就是郡县中的因循。要起衰振靡，务必扫除积弊并进行改革。罪状已经明显，却姑息施恩；得失已经显然，却拘泥于众人的议论；心存疑虑败坏谋略，怠慢疏忽荒废政务，很少有能成功的。恳请皇上独揽纲纪，振奋精神，大力扭转颓风。听到好的计谋就立即施行，看到弊政就彻底清除其蔓延。对怠慢迟缓的人加以责罚，对勇敢进取的人加以奖励，对勤恳的人加以提拔，对糊涂昏庸的人加以排斥。这样或许能使平庸之人奋发有为，百事都能修治了。

第二，臣工欺瞒粉饰的弊端应当廓清。《曲礼》说：“有冒犯而没有隐瞒。”《左传》说：“臣子没有二心。”侍奉君主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不欺骗。凭借才智来结交君主以获得知遇，伪装忠信来邀取宠幸，这是巧妙地欺骗。民间疾苦被阻塞不能上达，时局艰难却隐瞒不迅速上报，这是明显地欺骗。广西的逆匪，萌芽在十几年前，如果抚臣早点奏闻，何难立刻斩断根株？却养痈成患，讳莫如深。等到有人指陈时，局势已经不可扑灭。近年来劳师糜饷，始终没有成功。祸首罪魁，实际上是由欺骗开始的。欺骗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建议，这是宰相的责任。拾遗补阙，这是谏官的职责。宰相每天在朝廷赞襄政务，时常亲近接受君主的教诲，道德崇高如同师保，常常准备接受咨询。既然能默契皇上的心意，自然应当心系国事。恳请皇上开诚布公，虚怀善纳，引导他们说话，让他们把话说尽。审慎斟酌理欲公私的界限，那么人才的贤与不贤就判然分明了。商讨兴衰治乱的根本，那么政体的得失就了然清楚了。参考督抚的章奏，博览卿贰的陈述，掌握两端而取其中道，归于最恰当的处理。至于科道官员职司言责，更是朝廷的耳目之官，一有所闻，自然应当入宫报告。即使误解了传闻，所陈述的不实，如果属于可以原谅的小过错，终究依靠圣主的包容。这样或许能使说话的人无罪，听到的人足以警戒。刚直的人得以效其愚忠，谗言陷害的人不能行其欺罔，而皇上的聪明就四通八达了。

第三，臣工偏执的私心应当屏除。《尚书》说：“同心协力，恭敬和睦。”又说：“推举贤能，谦让才能，众官才能和睦。”只有诚意相互信任，才能同舟共济。无奈人的气质，不能没有偏颇。意见稍有参差，议论就多有不合。相持不下，教令频繁更改，下属既无所适从，宵小之徒就趁机谗言构陷。嫌隙日益加深，乖戾之气导致祸乱。刑部越狱一事，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军队战胜在于和睦而不在于人多。两广的会匪，湖南的防堵，将帅不应当有推诿罪责、争夺功劳的想法，督抚不可存有此疆彼界的私心。同心同德，合力谋划，互相帮助，善于谋划而成功。如果没有空隙可乘，一定能建立显赫的功业。河工和漕运本属一体，没有河工不治而漕运能治理好的。从前督臣和漕臣，曾因参劾厅员，各执己见。现在决口不能合龙，漕船如何能顺利通行？亿万百姓饥民等待救济，数百万帑项白白浪费。这正是大臣忧患与共的时候，此时屏除嫌怨，共同秉持公忠，还恐怕难以救济时艰而拯救民患。倘若芥蒂未消，筹划分歧，不知政事庞杂，罪责将归谁承担？伏读仁宗睿皇帝御制《和同论》，谆谆以臣下偏私为戒，确实因为是非自有定准，意见不容偏执。只有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平衡，爱憎毫无成见，这样才能矜持平和，急躁消释，得失可以互相明了。刘向说：“众贤在朝廷和睦，那么万物在野外也和睦。”愿我皇上以德行交感信任，与百官共同辅佐治理。

第四，臣工玩忽法纪的苗头应当预防。《周官》以八种方法驾驭臣下，赏罚的权力，不容稍有假借。应当宽厚时却严厉，臣子的心都习惯于苛刻察究了；应当严厉时却宽厚，臣下更加流于玩忽放纵。

译罢了。如今军务与河工之事，延误的各位大臣，其罪责并非轻微。仰承我皇上特别从宽典例，仅给予轻微惩处，宽恕他们过去的过错，要求他们将来有所报答。而且失伍的将官，准许他们带罪立功；溃防的河工官员，允许他们留在工地上效力。这是恢宏大度，格外保全。天下人都明白圣人不得已的苦心，以及通权达变的权宜之计。然而赦免过失、宽宥罪责，是一人最大的仁德；严明刑罚、整饬法度，是百世不变的准则。感念恩德而思图奋发，贤能的臣子，必定不忍辜负皇恩；若因宽纵而轻慢，玩忽之心便会产生，奸邪之徒，将毫不畏惧法律。各位大臣长久蒙受倚重，厚荷优容，自无不感激图功，竭尽忠诚以报答。只是恐怕在奔走抵御外侮时，难以得到贤能的人员；侥幸蒙受恩泽而倚仗皇恩，又萌生旧日的奸诈之心。起初还畏惧罪责不可逃避，一旦获得宽宥，便认为罪过可以原谅了；起初还忧虑法律无法逃脱，侥幸得以苟且免罪，便认为法律只到此为止了。既然乐于法网疏漏，仍蹈袭偷安的习惯，久而久之，便会以玩弄法律的态度来玩弄敌寇，致使敌寇猖獗更加嚣张；以玩弄法律的态度来玩弄百姓，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法究明。虽然有一两位大臣，不自安于逸乐，但也难以挽回陋习，向上报答天恩。伏愿我皇上宽猛兼施，恩威并用，振奋上天赐予的勇武，宣扬神武之风，使人们知道法律设有大法，国家有常刑，宽大的诏令，能发布也能收回；希冀的恩宠，可一次不可再给。那么德威令人敬畏，玩忽放纵的萌芽，不待遏制自然停止。以上四条，都是臣道的防范，切实针对时弊，而其根本在于用人。进用英明锐利之人，因循守旧者便退下了；选取诚实笃厚之人，欺瞒粉饰者就少了；举荐公正之人，偏执私心便化解了；提拔廉洁明察之人，玩弄法度的习气便收敛了。四海之大，难道没有人才吗？只在于我皇上任用贤才不要怀疑，根据才能安排职位，使朝廷没有侥幸得位之人，无不思虑艰难，或许可以挽回天灾民变的困局，向上符合皇上引咎纳谏的至意。

译三渐宜防疏 咸丰二年

徐继畬

奏为恭敬进献浅陋之言的事。臣私下看见近日雨水失调，未能按时降临。皇上采纳了侍郎吕贤基的奏请，特别颁布谕旨，让臣子们各自进献直言。又因为御史陈坛的奏请，而有了引咎自责的谕旨。这确实是禹、汤那样的用心啊。雨水和阳光未能按时应候，事情还属于平常。至于两广的匪徒，猖狂作乱尚未停止；南河的大工程，合龙的消息尚未上报；又正值国库空虚，筹措资金非常艰难。日夜忧虑操劳，不能稍有放松。臣认为这是上天仁爱圣明的君主，让他在大难中施展宏大的济世之才，从而增进修德行善的功业。自古以来的帝王，有的因多难而振兴国家，有的因深忧而开启圣智。安逸享乐是懈怠荒废的缘由，艰难危险是修身养性的助力。考察过去的历史，大体都是如此。我们皇上自从即位以来，仁孝恭俭的品德，远近共同钦佩；沉静庄重、深不可测的气度，臣僚邻居共同敬仰。而且每天勤于处理万机事务，兢兢业业，不亲近邪恶，不滋生私欲，出于自然。凭借聪慧敏捷的资质，努力追求光明正大的学问。四海臣民，都欢欣鼓舞，拭目观看太平盛世日益隆盛。臣小时候读《尚书·虞书》，看见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玩。心里曾经怀疑，认为舜是大圣人，怎么会这样呢？禹陈述的谋略，似乎过于忧虑。然而舜却倾心听取采纳，并说要以你的善言为师。仔细思考其中的缘故，才知道圣贤克制私欲的功夫，极其细微严密。确实因为人心危险，嗜欲容易放纵，一旦失去约束，其流弊就会没有止境。所以即使是至圣至神的人，也常常拿下愚者的事情作为警戒，不敢断定自己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从而不加留意。现在正值脱去丧服、礼制完成的时候，情况与往日不同，有不得不改变的起居习惯，有不能不准备的礼仪制度。正是情感容易涉及铺张的时候，也是风气容易转移的时机。虽然圣人慎终如始，美德日益增进没有止境，但古人杜绝渐萌的恶习、防范细微的过失，检点自身常常觉得不够。从前唐朝臣子魏征上《十渐疏》，唐太宗嘉奖采纳，千古传为美谈。所谓“渐”，是已经形成的趋势。在已经形成时纠正，哪里比得上在尚未形成时预防呢？

臣谨学习魏征的意思，引申为“三防”的说法。深知这迂腐浅陋，对高深的圣意毫无补益，但像葵藿向阳般的微薄诚意，不能自已。伏望皇上在闲暇之余，有幸垂听采纳。

第一，土木工程的渐萌之势应当预防。我们国家历代圣君相继，崇尚俭朴。大内的宫殿，依然遵循前明的旧制，没有改作。只有圆明园是三时听政的地方，避暑山庄是秋天狩猎驻跸的场所。这两处的规模，到乾隆年间进行了大修，嘉庆年间只有岁修而没有增益。我们宣宗成皇帝崇尚俭素，大力矫正浮华，仿效唐尧筑土阶，效法大禹建低矮宫室，笃于孝思，暂停秋天狩猎，热河的一切工程，全部停止。只有在圆明园澄澈清爽、宁静庄重，符合圣性所安，从正月到十月，常驻于此。然而三十年中，未曾增加一堵墙、一根椽子。那些游观不到的地方，坐落有时报告需要修缮，就下令拆撤。因此内府的库银，前后拨出外库的，共有一千数百万。这是节省的明显效果。然而无知的人，却说乾隆年间，营建修缮多而财力有余；道光年间，工程少而财力更加不足。这种无稽之谈，正不必深辩。从前汉文帝爱惜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不筑露台，史臣赞美他。唐太宗因为宰相询问北门小规模的营建，加以责备，魏征以正直之言争辩，随即省悟。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以裁减土木工程为盛德的人。皇上节俭成性，前代徽号允诺继承。即使现在移驾园居，没听说有增修坐落的事情。先圣后圣的事理相同，所有臣民，都深深钦佩敬仰。臣私下计算几年来，园亭久旷，所修的工程，必然不少。一切管理人员未必都懂得大体，有的以有事为荣，有的以沾润利益为念。必定会说黯淡无华，观瞻不肃；荒芜不修，神爽不怡。或者说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凋残，天下富庶不必计较细微。现在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人们知道国库空虚，也料想无暇顾及这些。将来两件事告成，内库稍充，难保没有以营建修缮为由，渐渐尝试的人。伏望皇上坚持素志，一概不要允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工程，一切停罢。至于装修陈设的华丽，珍奇玩好之类，能省就省，不取铺张。宫廷内有一分的损裁，军民间就受一分的补益。使天下知道尧舜的用心，出于寻常万万倍。臣所说的土木之渐宜防，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宴安享乐之渐萌之势应当预防。臣曾经观看孔子解说《诗经》，以《关雎》为首，说《关雎》快乐而不淫荡，哀伤而不伤害，是说它得到了性情的正道。兴起取法睢鸠，因为它专一而有别。汉儒匡衡解说《关雎》说，情欲之感，不介入容仪；宴安之私，不形于动静。这样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这是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他所说的有别之义，可谓深切著明。大概主德的昏暗或光明，君身的强弱，政事

译后宫之中，有人懈怠，有人勤勉；民间疾苦，有人通达，有人阻隔。推究其根本原因，都起源于此。因此，姜后摘下簪珥，周宣王便借此实现中兴；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乘一车，汉史称赞她懂得礼制。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将此作为修身反省最紧要的地方。惩戒过于亲昵的过失，严防被迷惑的隐患，皱眉微笑都不敢轻率，言辞神色不随意假借，务必使清明的志气，在宫中的表现不异于在朝廷。在庄重严肃之中，天命自然流行，而盛德大业，都由此审慎地确立开端。皇上效法天道运行，至刚而无私欲。值此丧期结束、礼制完成之际，即将完备周代九嫔的制度，延续《大雅》中百子吉祥的祥瑞。臣私下认为，圣德日益更新，圣政长久安定，都将以此为基础。臣谨陈说往古的旧言，以充当愚昧之人的讽诵。所谓安逸渐进的隐患应当防范，指的就是这个。

译壅蔽的苗头应当加以防范。自古以来，壅蔽的祸患，是由于言路不通畅造成的。然而，言路既然已经通畅，壅蔽的祸患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不可不防范其苗头。为什么呢？进言的人，学识不同，贤与不贤也有差异。那些切中事理、对国家民生有益的人，固然不乏其人。然而，也有本来没有高见、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想显露姓名、勉强陈述陈词滥调的人；又或者是意在沽名钓誉，故意制造喧嚣，鼓动其骄傲自大的气焰，不顾事理是否安稳。甚至有不肖之徒，隐藏欺诈，或者怀着私仇怨恨，借公事谋取私利；或者受人指使，把言论当作买卖。诸如此类，难以保证一定没有。即使有纳谏的君主，也会产生厌烦轻视之意。既然产生了厌烦轻视之意，就没有采纳选择的心意，那么耳目所闻之事，不能不另外寄托于人。疏远的人不可信，不得不寄托给亲近的人；文雅的人不可信，不得不寄托给粗俗的人。起初是转信为疑，接着是废弃明察而使用暗察，逐渐导致认为言论只是扰乱人心，而没有事情可以折中调和；认为众人的议论都是各怀私心，因而每每独断专行。像这样，偏重之势就形成了，壅蔽的祸患就产生了。稂莠虽然多，嘉禾不可抛弃；驽骀虽然众，骐骥不可舍弃。因为稂莠而懈怠耕耘，嘉禾也会摧残而不生长；因为驽骀而厌倦饲养，骐骥也会徘徊而不前进。因此圣明的帝王，对此有预见，不因为进言的人多有乖谬纷争，就疏于采纳选择。我皇上登基之初，就把开通言路作为要务。自从倭仁上一道奏疏，皇上亲手下诏褒奖嘉许，进言的人纷纷而起。皇上虚心听取采纳，一句话可以采纳，立刻见到施行。纵然有谬误的言论，也不深加责备。臣认为空言塞责，出于庸俗愚昧，一览置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于器量狭小，在于其人虚浮之气用事，难以谈论学术的纯正。在于皇上大度宽容，正好显示圣怀的渊深。至于受人指使，涉及营私，如果确实有可凭据的证据，必定应当明正其罪。总之，言论淆乱，要归之于圣人，也在于我皇上的权衡选择罢了。臣私下估计在京进言的人，大约有三等。以章奏陈述的叫做九卿科道；以章奏陈述而兼得当面陈述的叫做部院大臣、内廷王公。这三者，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蔽端。九卿科道，员数众多，爵位不高，少有回旋观望之意，见闻较广，多有采访的途径，以风节相互砥砺，怯懦的人，也想奋起，以弹劾为职责，贪纵的人有所顾忌瞻望，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蔽端，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蔽端。部院大臣，久在朝列，既然历受皇恩知遇，谁没有效忠的微小念头，兼且明习时事，不比新进者的迂阔疏浅，这是他们的优点。然而阶级既高，时常担心跌跤，天颜日日接近，心里更加战战兢兢，或者有所顾忌而不敢深言，或者过于矜持谨慎而不敢尽言，这是他们的蔽端。内廷王公，日日侍奉禁宫近旁，或者处于肺腑之地，或者承受璜玉之尊，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求爵赏之心，这是他们的优点。然而国家法制森严，例不与外人交接，采访不越近侍，听睹不及幽遐，其心可保无他，而其言不尽可据，这是他们的蔽端。臣认为听言的道理，以理为权衡，衡量于理，即使是草野之人也有可采纳之处，何况臣工；衡量于理，即使是亲信也难以曲从，何况疏远的人。因为他们的优点而忘记他们的蔽端，担心莠言杂陈；因为他们的蔽端而废弃他们的优点，也担心嘉言被埋没。臣所谓言路既通，而壅蔽的祸患转生于不觉者，就是这个意思。取士的道理，拔十得五不算少；求言的道理，闻十得一不算虚。伏愿皇上听纳的勤勉，长如今日，那么言路永无壅蔽之患，而直言极谏之士，就会接踵而起了。

以上三事，都是典籍中多次见到的谈论，也是古人熟陈的道理。仰维圣德，如日方升，并无纤翳之可指，何虑尘埃之或侵。顾臣尝闻古人存理遏欲，不待其端之已兆也；陈善闭邪，不待其机之已萌也。端未兆而防之，虽凡庸亦易为功；机已萌而折之，即圣哲亦难为力。臣本书迂，毫无知识，上年奉职无状，自蹈愆尤，荷蒙皇上曲予矜全，改补京秩。自念犬马之齿，已迫迟暮，常恐蒲柳先衰，终无以仰酬高厚。夫才力由于天赋，盘根错节，非臣之所能胜也；愚戆性生，拾遗补阙，犹臣之所可勉也。惟皇上鉴其迂愚，而俯赐采纳焉，臣曷胜幸甚。

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太仆寺少卿徐继畬奏陈释除丧服之后三渐宜防，一曰土木之渐，一曰晏安之渐，一曰壅蔽之渐，援古证今，深切事理，于朕修身制行、听言用人之道，裨益良多。现将移跸园居，仅饬所司照例缮葺，并未特兴工作。每念贻谋俭德，昭示后人，夙夜兢兢，无敢逸豫。至晏安之渐，每起于隐微，王化之原，必

译鉴于后宫之中，朕始终恪守家法，平日读书探究事理，暗中修养谨慎独处，自我激励以持守操守。如今这位少卿所奏章，旨在杜绝渐生之弊、防范细微之患，用意深远，言辞委婉，确实与朕的心意相契合。其最后一条所论，指出言路既然已经畅通，但壅塞蒙蔽却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尤其切中时弊。朕认为，听取言论不可不广泛，选择言论不可不精当，只以道理作为权衡标准，以实际行为作为验证依据，这样是非对错就清晰明了而不混淆，这才符合“陈述奏对、明察试用”的意义。此后负有言责的各位大臣，只应当竭诚辅佐匡正，朕也将虚心接受采纳，上级以诚意寻求，下级以诚意回应，或许能够共同克服艰难，使国家治理蒸蒸日上。徐继畬这份奏章，朕应当放在座位旁边，用来随时省视阅览。昨日据副都御史李菡陈奏，列举因循守旧、积习成弊等四条，所论也不无见解，著令一并留存，以备采纳参考。钦此。

译恭敬地陈述治理国家的根本，咸丰二年，倭仁上奏，恭敬地陈述治理国家的根本，以提挈万事的纲领。我皇上登基以来，恭敬以整饬自身，宽厚以驾驭众人，求取贤才，采纳谏言，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圣德感动人心，本来应该达到治理完美完备的地步了。然而，朝廷内外懈怠懒惰的状况依旧，人才萎靡不振的情形依然，天下盼望治理清明的心意，还不能完全满足，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积弊深重难以扭转，辅佐的人缺乏，这固然不错，但不是从根本出发的议论。志向不期望远大，政事因苟且而自我安适，心意不极尽真诚，事务因虚浮而很少成效，那么想要救济当今的极大弊端，而转移一世的民心，也就在于朝廷罢了。臣请进献一个说法：希望皇上立下成为尧舜那样的志向。志向始于思考，在学问中辨别，发端虽然细微，但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巨大。皇上端坐静默之时，深刻观察，严密反省，事事与唐尧虞舜相互印证，辨别危微的意念，执守中正之道，知人善任，安民施惠，必定有歉疚而不自足，惶恐而不自安的地方。由此因惭愧而奋起，因奋起而严厉，必定期望达到尧舜的境界而后停止。这个志向一旦确定，然后选择同心同德的臣子，讲求治理之道，切磋身心，从穷究事理、修养自身，以至于治理平定天下，这其中的关键，掌握在圣心中绰绰有余，即使推广到四海也毫无不足，这就是所谓志向确定而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承受艰巨的任务，正值多事之秋，如果不是内心困苦、思虑艰难，来激发大有作为的气概，怎么能宏大救济艰难呢？志向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尤其期望虚心乐于行善。后世的君主，往往以听到自己的过错为耻，臣下于是唯唯诺诺成为风气，吁咈都俞（君臣间和谐应答）的景象，不可再得。唐太宗从谏如流，还曾对魏征积怒，大概克制自己是很困难的。舜命令禹说：“我如果有违背，你要纠正，你不要当面顺从。”舜难道还有违背道义的行为？禹又怎么会像那些谗言谄媚当面阿谀的人一样？然而兢兢业业只恐怕有违背，而且恐怕禹当面顺从，实在是因为人心极其危险，修养反省严密所以警惕严厉，而向臣工求助的心情更加迫切。于是禹以傲慢告诫，益以懈怠荒废告诫，皋陶以安逸欲望告诫。只有君主乐于听取直谏，所以臣子都进献正直的言论。不然的话，臣子正来不及闭口，又有谁会用不入耳的言论，去触犯雷霆之怒呢？恭读高宗纯皇帝的谕旨：“你们九卿中，能责难于君主的是谁？陈述善道、杜绝邪恶的是什么事？”高宗纯皇帝的心，就是虞帝取人为善的心。皇上效法祖先，就是效法尧舜，那么智慧也就大了。理财是当今的急务，节约用度尤其是理财的重要图谋。近来看到礼部议复通政使罗惇衍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的一折，刊刻明礼仪，颁布示众遵行，奉旨批准，这确实是端正德行、丰厚民生的根本计策。不过臣还有进一步的话：政事贵在实在，不贵在文饰；百姓顺从喜好，不听从命令。用文告的虚辞，来挽回奢华的积习，法规虽然设立，谁会听从呢？希望皇上以身作则，努力实行节俭，为天下人做表率。申谕朝廷大臣，将一年的度支出入数目，通盘筹划，从宫府大小衙门，凡是可裁减的，一概裁省，不要拘泥于虚文，不要沿袭旧套，不要避嫌怨，不要畏惧烦难，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不要因为支出而轻易增加收入。服饰器物，既然已经明示限制，必须令行禁止，有违反的必定惩罚，使朝野臣民，共同明白恐惧修省，以实在而不是文饰的意思。一人在上震动恪恭，百官在下实力奉行，自然足以挽回风气，移易人心。从前汉文帝身穿粗布衣服，后宫衣服不拖地，于是天下顺从风气，人民富庶。何况我皇上具有尧舜的资质，体现尧舜的德行，亲身实行节俭，天下有不顺从的人吗？至于人情嗜好利益，廉耻道义亏损，应该杜绝谈论利益的门户，奖赏廉洁清高的士人。以及学校不修，人才多被废弃，无人的祸患甚于无财，尤其应该讲明正学，兴贤育德，以储备栋梁之材。这些都是政教的大端，应当及时修举的。只有圣志果断而不怀疑，这样各项功业就可以依次治理。臣身虽在外，心无日不在朝廷，深知自己浅陋，无补于高深，然而区区爱主之心，不能自已，希望皇上宽恕我的狂妄愚昧，俯赐鉴察，天下幸甚。

咸丰二年五月十二日奉皇上谕旨：倭仁奏敬陈治本一折，意在责难陈善，其言尚无不合。惟朕特授倭仁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原使其历练边疆，俾资练习。今观所奏，仍系统论治道，并未及边陲切要情形，岂忽近图远，转以职守为无关轻重耶？嗣后总宜留心边务，实力讲求，于任内应办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务，切实敷陈，朕亦可验其学识，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钦此。

恭敬地陈述因循积习难以挽回，请求皇上慎重施行赏罚，以激励人心而承受上天恩赐，咸丰二年，宋晋上奏，恭敬地陈述因循积习难以挽回，请求皇上慎重实行赏罚，以激励人心而承受上天恩赐。私下认为战争兴起三年，到处攻剿，未能收复，国事艰难危险，不堪设想。而连年收成，多属丰饶，没有贼寇的地方，民气安恬，汉臣贾山所说的，上天仁爱君主，而想要停止其动乱的，大概就在这里了。只有上天眷佑

译未曾稍有差错。人事上的因循守旧，实在难以自我辩解。计算自从用兵以来，各领兵大臣贻误军机的罪责，本来不必多说。就像京畿地区的两位统帅，不能合力作战，贼寇盘踞独流数月，仍然四处流窜。前往援助庐州的军队，拖延不前进，坐视城池陷落，以致江忠源突然以身殉国。又如贼寇从去年春天进入长江，谁不说肃清江面是当务之急？于是张亮基请求国库资金造船，叶名琛雇佣寻找广东战船，到现在已经一年，没听说有一艘船进入长江。湖北、安徽、江西、江南，贼寇气焰嚣张、肆意冲杀，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军情极其紧急，如同拯救溺水、扑灭火灾，但到处拖延玩忽职守，忍心听任溃败的臣子辜负委任，他们的罪过还能说得清吗？

因循守旧的习气，在下级中难以挽回，震慑人心的开端，首先应该来自上级。所谓的震慑，也只是我皇上在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时，独自施展果断的决断罢了。有功的奖赏，奖赏不拖延时间，只要有初次奏报可以作为凭证，恩泽就可以立刻施予。如果一定要等待查核复奏，那么真正有功绩的人未必都能被推荐文书全部列入，而善于攀附钻营的人，反而可以联名一起上报。有罪的惩罚，惩罚不宽恕，只要有贻误的实据难以掩盖，威严就可以立刻施加。如果仅仅给予革职自效的机会，那么原官职没有变动的人，固然不失尊贵荣耀，即使被声罪勒令归乡的人，更是可以悠闲自在。而且同样是守城，同样是兼任管辖的处分，河南守城四五天，司道官员都获得升赏；湖南守城八十多天，各官员照例降职调动；江西守城九十多天，功罪相抵。这是奖赏没有完全取信于人。同样是带兵贻误，而惩罚与罪行不相称，这是惩罚没有完全取信于人。奖赏没有取信于人，奖赏就不能起到鼓励作用；惩罚没有取信于人，惩罚就不能起到惩戒作用。天下将凭借什么来震慑人心呢？

况且一个人的延误，动不动就关系到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如果冲要省份和郡县失陷，官员、绅士、士兵、勇丁遭受毒害，皇上只阅览奏报的大略，为之叹息惋惜罢了。而被贼寇杀害的家庭，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皇上听不到。被贼寇蹂躏的地方，流离失所、死亡、毁家破产、卖儿卖女、折臂断趾、相继自杀的惨状，皇上看不到。如果让皇上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将会痛恨那些臣子贻误的罪过，认为他们死也不足以赎罪了。

臣恭敬地阅读去年春天两次的手诏，痛切地告诫因循守旧，几乎流着泪说道。凡是血气之伦，应该没有不惊心动魄、触目惊心的。而现在内外的局势，是因循守旧呢，还是不因循守旧呢？似乎难以逃脱圣明的鉴察。臣听说圣祖仁皇帝听政时，把三藩以及漕运、河务作为三大要事，早晚忧虑，书写并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因此削平祸乱，安定漕运和河务，治理的兴盛，等同于尧舜。臣恭敬地希望我皇上效法圣祖，亲自倡导表率，也把平定逆贼这一件事，书写在宫柱上，早晚瞻仰对照，慎重选择将帅，不要留下后来的悔恨；信用赏罚，一定要施展迅速决断的权力；减少笔墨的劳碌，时常阅读祖训；略去耳目娱乐的玩好，时常询问民间疾苦。或许内外的臣工，共同知道震慑，振奋因循守旧的风气，挽救积久的弊端，以此来更加承受上天的眷顾，能够达成平定天下。圣祖的治世，再次出现在今天，这是天下臣民所仰慕期望的。

臣仰蒙皇上的知遇之恩，目睹时局的艰难，不胜切肤的忧虑，不敢回避冒犯天颜的罪过，不揣冒昧，具折详细陈述。恭敬地乞求皇上圣鉴训示。

译当时局势危急，恳请皇上独揽大权、大力整顿纲纪的奏疏，咸丰二年，鲍源深上奏。

粤匪肆意骚扰，已经两年多了。耗费粮饷、劳师动众，却始终没有成效。皇上焦虑辛劳，日益迫切。大小臣工，各自竭尽诚意陈述意见，以宽解皇上的忧虑。臣深受皇上的养育之恩，点滴恩德尚未报答。目睹时局艰难，不敢回避越俎代庖的嫌疑，而让自己安于沉默。谨就我所见的范围，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我私下认为，军法崇尚严厉，是为了警戒懈怠玩忽的意志；诏令必须统一，是为了杜绝侥幸免罪的心理。我朝康熙初年，三藩叛乱；嘉庆初年，川楚用兵。那时贼势猖獗难以制服，比起今天如何？但最终能够歼灭擒获的原因，是我圣祖、仁宗天威震奋，赏罚严明，命令必定执行，法律没有丝毫宽贷。因此各位大臣严肃谨慎地办理事务，从而取得成功。如今贼氛起于一隅，蔓延数省，不能扑灭，反而更加猖狂。难道是贼人真的难以制服吗？全是因为在职的各位大臣，不认真攻剿，不切实防堵。虽然屡次奉到皇上谆谆教诲的谕旨，却视为具文。既不知恩，又不畏法。懈怠因循，上下一样。以至于军务废弛，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

积习沿袭，时间久了难以扭转。如果不是皇上大力振奋天威，进行非常严厉的惩处，使大家都感到畏惧，想要挽回积习，形势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即位以来，励精图治，有所采纳，立即施行。凡是明确下达的谕旨，前后大概有数百条。请问地方大吏和朝廷大臣，切实奉行的曾有几件事？粤楚战事兴起已久，皇上屡次下达严切的诏令，告诫各位大臣。于是有人玩忽而不遵从，有人遵从而不尽力。谕令迅速剿匪，剿匪的人竟然畏惧贼人而不敢前进；谕令严防，防守的人反而弃城先逃；谕令不要误事机，纵容寇贼的人失机如故；谕令按军法处置，侥幸求生的人玩法如前。各位大臣敢于这样，总是倚仗皇上仁慈宽恕。起初虽然有严切的诏令，后来必定加上宽恕的恩典。因此懈怠成风，毫无警惧。

自从岳州失守，接连陷落汉阳，皇上才开始洞悉军情，赫然震怒，将弃城逃跑的胡方谷等人全部处以重典，而对于赴援不力的福兴等人姑且饶恕性命。谕令此后如有玩忽误事军令等情况，奏闻后立即正法。皇上的话语光辉显赫，使执行事务的将士，都敬畏恩德不可侥幸求得，法律不能屡次宽贷。不仅文武官员，各自心怀震恐，即使统兵大臣等，也应当敬畏遵从指示，不敢迟延怠慢，以致误了时机。转败为功，在此一举。

从今以后，敬请皇上独断专行，成命不变。凡是谕旨所颁布的，严厉命令切实奉行，不要让它们视为具文，仍像以前那样玩忽误事。文武官员，敢有触犯军令的，就按前谕施行。那些大臣不能整饬军队，以致丧师失律，以及遇事含容姑息，包庇掩饰的，请一并从严惩办。总期望命令发出就执行，始终如一。这样人们才知道警惧，积习可以扭转了。

此外臣还有请求。君主统御百官，用言语开导，不如用心意开导。君主的心意，是内外大小臣工的心意所视为转移的。国家太平日子久了，文官安逸武官嬉戏，百事废弛。没有事的时候，弊端不显露。如今贼氛久久不能平定，筹饷，饷银就日益空虚；用兵，士兵就大多孱弱；激励士气，士气就萎靡不振；寻求人才，人才就平庸而无奇。以现在的局势处在现在的时势，哪一样值得倚仗？所倚仗的，只有皇上忧勤与振厉的心意罢了。

朝廷正值艰危，原本依靠左右朝廷大臣，艰难共济。如果那些大臣竭诚进献，何至于让边疆战事，独自烦扰圣主忧劳？无奈那些大臣，平时顺从的多，进谏的少。如今虽然艰危已迫，诸患丛生，还是有的知道而不说，说了而不尽。即使偶尔有进献，也多为苟安旦夕的谋划，很少能作深谋远虑的计划。看他们闲暇优游，依阿含忍，几乎好像克服艰难的责任，独在圣主一人身上。所以臣认为今日之事，不敢指望各位大臣竭尽众心来匡正君主一心，全赖皇上振奋一心来转移众心。

皇上执政三年，哪一天不忧勤，哪一件事不振厉？只是当时艰孔亟的时候，诸臣懈怠的时候，尤其希望圣心更加勤勉，更加振厉。远思祖宗创业的艰难，近念先皇托付的重大，兢兢业业，安不忘危。而且想到逆贼狂悖猖獗的样子，那么歼灭擒获不容一日稍缓；想到黎民流离屠戮的悲哀，那么拯救何忍须臾稍慢；想到财赋有日益空虚的趋势，不迅速求成，恐怕将来筹拨难继；想到寇盗有迭起的形势，不迅速责成成功，恐怕各省征调难支。所有这些艰危情状，日日夜夜萦绕圣心，警惕忧深，自然勃然奋起。因此早晚与朝廷大臣左右，汇聚精神智虑于整军经武之中，谋划必定追求万全，功效必定期望速成。选拔能人不拘泥于成规，广纳益言兼集众思。功与罪不容欺蒙，刑与赏立即凭借皇上的决断。边疆一日不靖，宵衣旰食一日不安。像这样

译深宫中的圣心，每日都与内外大小臣工相见。那些臣子都具备天良。皇上忧虑勤勉，谁敢玩忽懈怠？皇上振作激励，谁敢因循守旧？大家共同竭尽精力思虑，振奋精神谋求功业，什么松弛不能振作，什么衰弱不能振兴？这些蠢笨的敌人，哪里值得长久牵制无敌的军队呢？臣愚昧无知，不识忌讳，冒昧陈述言论，心中不胜恐惧战栗之至。

译奏为此次日食与寻常不同，敬请严饬朝廷大臣切实修身反省，以挽回天变一事。

日食是重大的灾异，记载在经典之中，并非虚妄之谈。圣祖仁皇帝曾谕示：“日月食虽然可以预先推算，但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因此产生戒惧之心。这是因为要警惕天变，修明人事。若是平庸的君主，就会将其归咎于气数命运。”因此，日食很少不成为灾祸，而灾祸责任的轻重，要看日食程度的深浅。

查顺治元年至乾隆五十年间，日食共有四十八次，超过九分的只有七次。有的不在正午时分，有的不在纯阴的月份。此次日食达到九分五十一秒，几乎全食。又在巳初初亏，午正复圆，正当南方离卦向明之位；且在十一月十一日冬至之前，是阴气剥尽、纯阴之候。而满月之日又正值月食。正如高宗纯皇帝所说：“一个月之内，日月双曜皆被侵蚀，没有比这更大的灾祸了。我们君臣应当面色凝重地互相警戒，侧身坐席，修身反省。”

恭敬查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历届日食，都在事前特别颁布谕旨，告诫朝廷大臣，共同谋求修身反省。臣伏见皇上即位以来，深切关爱百姓，孜孜不倦地谋求治国之道，求取言论、求取人才的诏旨屡次下达。然而盗贼尚未平定，战事尚未停息，国家用度尚未充足，百姓困苦尚未恢复，公私两方面都财力匮乏，内外都受到损害。在这个时候，必须皇上忧虑勤勉、警惕激励，在上方振作有为，而内外大小臣工，各自秉持天良，竭力革除积弊，才能转危为安。

无奈朝廷诸臣，并非不循规蹈矩地供职，但迟疑慎重的心思多，奋发振兴的心思少。因此，官职行政中，卤莽粗疏的弊端少，而游移迁就的弊端多。执持不定，则号令的颁布有时实行有时停止；担当不足，则补救的方法越修补越疏离。做一件事牵制不前，提一个建议观望不决。朝廷大臣首尾两端，而地方大员也互相推诿。大员优柔寡断、迎合取悦，下属官员也专门致力于趋附承奉。所争夺的是权势要害，遇到事情便学着退让；所急迫的是自身谋算，办理公务只知因循守旧。人才日益卑劣，国事日益败坏，这就是贾谊之所以有“厝火积薪”感叹的原因。

敬请皇上因日食而修身反省，特别颁布训谕，严饬朝廷大臣，将平日取巧的积习，一旦惊恐地改悔。不要贪恋禄位，不要顾惜身家，全部摒弃拘泥牵制、瞻前顾后的私心，共同谋求扶危救倾的策略。事情可行就去做，不要拘泥于成例；费用可节省就节省，不要躲避众人的怨恨；人才可举荐就举荐，不要限制资历次序；法律可修改就修改，不要畏惧变革。《易经》说：“大难之时，朋友前来相助。”在这个时候，决不是遵循常规、沿袭旧法、安静无为所能了事的。总期望合力振作，锐意奋兴，略去浮华而根本在于真诚，打破情面而大彰公道，深究利害，确定是非。人人有实心，那么事事有实效，而天灾就可以消除了。

此外臣还有请求。天文显示谴责，正是天心仁爱君主的表现，而诸臣的振兴，尤其依赖皇上自身的率先垂范。从前圣祖仁皇帝亲政后，就把藩镇、河工、漕运三大事，大字书写在宫中的楹柱上，出入时观看阅览。康熙二十五年以前，没有一天不命令儒臣进讲，单日讲经，双日讲史，当面辩论，没有丝毫间断。每天御门听政，与内阁六部诸臣商讨政事，常常超过午时。因此能够武功平定祸乱，文治达到太平。

臣希望皇上勤政亲贤，向上效法圣祖，恭敬节制，近效法宣宗。道光三十年间停止土木工程，裁减贡品，撤去三山陈设，罢免一切游观。广储司积蓄盈余，内务府绝无兴作。宣宗成皇帝，难道不想在万机之暇，享受一天的欢乐吗？实在是因为今昔形势不同，宽窄规格各异，不是丰亨豫大的时候，却做润色铺张之举，非常不可取。

况且人情偶尔有所偏颇，就会有所沉溺。安逸欲望的萌发，起初不在大事上。魏征论述十思，苏轼陈述三事，都是防微杜渐，用意至为深远。因为崇高的地位，万民都在瞻仰。上天生出百姓并设立君主，实在是把极难承担的责任托付给他，并不是认为这是可以安逸享乐的地方来娱乐他。希望皇上动心忍性，居安思危，戒除游观，拒绝玩好。如果有进献宴安逸乐之说的人，立即斥退此人并揭露其罪行，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圣主清净淡泊的一心。然后延访大臣，勤于忧虑国事。

万事纷繁，君主一人，原本不可能亲自处理琐碎事务。然而几务中的大事，必须经过圣心确切考察，洞悉其中的曲折，然后与二三大臣审定并决断施行。如果仓促裁决，要求在立谈之间必须决定，那么不能没有轻率失误的情况，这是势所必然的。至于用人升降的权力，操持在皇上手中。然而古称刑罚要与众人共同决定，采纳公论并加以精详考察，而仅仅以两平为平，仍然是不平。所谓执中而没有权变，还是固执一端。贤与不肖、忠与佞的分途，辨别不可不早，决断不可不速。知道他是忠臣，一定要显要任用他，使他能够实行其志向；知道他是佞臣，一定要显要斥退他，使他不能施展其奸计。不可以并容姑息。并容姑息，一旦受到他们的欺骗而

译不知不觉间，没有不推崇那方面而贬抑这方的。因为武备不修，而留意于军队，不可让人看出有重武轻文的意图。因为臣下多有蒙蔽，而另外寄托耳目，不可让人得以施展逢迎揣测的私心。《诗经》说：“考察并审慎选择你的辅佐。”辅佐的职分，应当帮助君主出谋划策，所以必须委任并责成其完成，使其能够施展心力所能达到的程度，然后才可以要求其成效。否则，大臣闭口不言、缄默不语成为上策，反而可以将过错推诿给君主，其后将会产生事务繁杂混乱的祸患。周任有话说：“危险时不去扶持，跌倒时不去搀扶，那么还要那辅佐的人做什么呢？”所以想要知道宰相贤良与否，看天下的安危即可。如今天下是安还是危呢？汉朝臣子汲黯也曾说：“天子设置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只是顺承旨意罢了么？”况且既然身居其位，纵然爱惜自身，又怎能忍受辱没朝廷呢？因此大臣必定以匡正补救为能事，不仅仅以顺从迎合为职事。所以陆贽的奏疏论述时弊时说：“谄媚阿谀、观望犹豫、畏惧退缩，这三者是臣下的弊病。”唐宪宗厌恶李吉甫迎合旨意，而任用李绛为真正的宰相。这就是和同与正直之所以判然不同、直道与枉道之所以殊异的原因。确实不应该选取唯唯诺诺、苟且容身的人，而忘记了纠正过失、纠举谬误的职责。况且扼腕叹息无人可用，并非真的无人，而是求才不够真诚罢了；棘手叹息无法可依，并非真的无法，如果任用的人不对，那么法律也是虚设罢了。如今天下，败坏在于废弃人才而专任法律。想要商议改革法律，首先要致力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不可疏忽而不加留意，坐着叹息无人无法，而苟且安度岁月。臣又听说帝王之学，不同于儒生。风云月露之类的诗，偶尔涉笔；书画技艺等末节，聊以陶冶性情，都不是治理国家所优先的，大体上与励精图治相违背。臣希望皇上在恭览实录之余，多读有益的书。如上年儒臣所录的《朱子全书》，是已故大学士李光地承修，经过圣祖仁皇帝逐条斟酌，内圣外王，性理无不贯通。必须息心静观，切身体察，方才有益。又听说已故大学士杜受田曾为皇上讲解《资治通鉴》，首尾两卷，旧业既然没有稍加荒废，此书尤其切合实用。凡是治乱兴衰的缘故，贤良奸佞忠正的情状，以古准今，没有细微之处不照见的。臣伏见皇上眷怀旧学，在杜受田身后的丧葬典礼上，恩有加而无已，那么必定对杜受田生前启导辅佐的言论，反复推究而不忘。只要使圣学日益高明，那么圣治就会日益臻于至善了。臣禀性迂阔愚钝，言语直率，不胜区区图报的诚意，伏望圣明俯赐观览，并加以详察。天下幸甚。

译天时人事，危迫日深，疏咸丰六年，王茂荫。

臣私下观察天象，今年以来，雨雪阴霾的日子很多，即使偶尔放晴，太阳旁边也时常有云气缭绕，光彩不再像平常那样。而二月初十与三月二十五日黎明时分，天气尤其异常。臣虽然不懂天文，但私下过度忧虑，认为这大概是上天用来垂示警告的。又读每日奏报，看到盛京奏报上年腊月金州发生地震四十四次。金州虽然属于海边，但实际上靠近根本之地。震动到这种程度，臣又私下过度忧虑，认为这大概是上天用来告知警告的。京城银价昂贵，达到八吊以上，各种货物转运不来，旗人和百姓日渐愁叹，痛苦得无法生活，这是内部的危迫。各路贼寇势力，有增无减，警报每天到来，勇将被伤，军饷有时拖欠一年多，士兵有时听说溃散，这是外部的危迫。既然天时人事到了这种地步，想要起来挽救，头绪万端，几乎无从下手。然而臣认为这都是上天降下动乱而还没有用来扭转的方法。如果真能得天心一转，那么贼匪自然消灭，天下自然太平。所以此时努力的方向，只在于祈求天心早日扭转。然而想要扭转天心，必须尽力于人事；想要尽力于人事，必须务求协调民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天看从我民看，上天听从我民听。那么百姓的视听，究竟在哪里呢？臣认为一在于反省自己，一在于任用人才，这两者都根本于一心，而其关键则系于听取言论。

臣私下看到粤匪窜扰以来，皇上怜悯民生，勤求治国之术，以期仰慰上天。郊坛大祀，致敬竭诚，如履虎尾春冰，常存谨慎敬畏。顺应上天以实质而非文饰，早晚警惕勤勉，天下共见。然而效果却未显著，为什么呢？从前太戊修德而妖孽消失，宋君一言而荧惑星退去。感应之机，快于影随形、响随声，难道到现在而有不同吗？臣愚昧地认为，上天爱护君主，如同父母爱护子女；君主侍奉上天，也如同子女侍奉父母。亲意未回，只怪孝敬有未至；天心未转，只念修省有未尽。愿皇上更加深思而内省。

今日百姓痛苦到了极点，苦于贼寇、苦于兵祸、苦于水灾。捻匪转徙无常，存亡莫保，流离穷迫，无法尽述。皇上如果怜悯民生之苦，念及痛切，至诚恻怛，深自咎责，在随时随事中，都深切视民如同胞，而有灼艾与为分痛之意，使百姓听到而感泣，那么上天听到而心意回转，这是其一。

从前鲁君以百姓服从为间，而孔子回答以举直错枉。举错何关于民，乃一直举而民快然若所亲，一枉错而民快然若所雠，岂必尝有德怨哉？盖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所以《大学》说平天下，只在于公好恶。汉高祖封雍齿而斩丁，对于应当赏赐的人，虽然素来不喜欢也一定任用；对于应当定罪的人，虽然素来很喜欢也一定诛杀，正是为了收服人心。皇上如果察知百姓所喜好的人就喜好他，那么喜好一人可得千万人之心；察知百姓所厌恶的人就厌恶他，那么厌恶一人亦可得千万人之心。这样人心翕然顺应，即天心因之以感格，这是又一其。

然而臣认为这两者都根本于一心，而其关键则在听言。为什么呢？舜，古大圣人也，而臣进戒，一则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再则曰无若丹朱傲，唯慢游是好。非舜深见人心之惟危，而不以为迂，安能有此？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所以《虞书》记载辟四门，必继以明目达聪，盖诚虑耳目有未周，即用人有未当，而欲合天下之聪明，为一人之聪明也。是省己与用人，固非虚衷听言不为功。

且不独此也。苗民逆命，以不矜不伐之禹，而益赞之言，但曰满招损，谦受益。齐威王令臣吏民能面刺其过者受上赏，上书谏者受中赏，谤讥以闻者受下赏，诸国闻之皆来朝，当时谓之战胜于朝廷。则凡所以平逆命而求得战胜者，亦在是矣。

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并有言不逆耳不可谓谏的谕旨。凡有裨于用人行政之言，无不仰邀采纳。既而言或无当，乃有奉旨明斥者。斥之第以其无当，初非禁之使勿言也。然而前之言者见多，今之言者则见少。盖人臣敬畏天威，非诱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今无论其它，即如各路军营，某也将不胜，某也将必败，道路传闻，往往应验，而无敢以为言者。或则虑无实据，或则虑有据而查时化为子虚，或则虑言之不行而徒招怨，或则谓权衡自在圣心，是以皆不敢言也。傥传闻将败之军人早言之，而去之，何至有败坏之事？至于败坏而后加罪，所失多矣。是以孔子称舜大智，不独好问好察，必曰隐恶扬善。盖非好问察，而人不敢言；即问察而恶不为隐，犹恐善不敢言也。且用人进退之际，

译臣子有难以言说的隐衷。大概害怕触犯圣怒而被斥退，这种想法尚属浅显；害怕激怒圣心而难以挽回，这种想法才真正深远。在进言献纳的时候，臣子又有难以言说的隐衷。大概如果建议被采纳，人们都会一致地将美名归于皇上，这种喜悦固然深厚；如果建议不被采纳，人们将会哗然并将美名归于臣下，这种恐惧尤其深远。用人和听言，显现在视听之中，却关系到民心，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往往因为任用某人，百姓对他的期望反而更高；因为不听从某人的意见，百姓对他的称颂反而更多。如果确实能洞察这一点，那么如何获得民心就可以知道了。

皇上阅览奏章，细微之处若有错误，必定等待批示。天下臣民，无不仰慕皇上天生的聪明和宵衣旰食的勤劳。然而臣认为，精神的运用，贵在不过于纷杂。私下希望皇上致力于远大之事而舍弃近小之事。各督抚军帅的奏报，务必在于考察他们的才能是否胜任，以及心意是否真诚。倘若发现有才能不足且多虚伪的人，预先将其罢免，不必等到事情败坏之后才看到，那么所保全的利益实在很多。况且罢免一个应当罢免的督抚，全省的人心都会受到感动，因此收拢人心的效果尤其巨大。

再者，臣听说英明的君主在寻求贤才时辛劳，而在任用贤才时安逸。所以尧以得不到舜为忧虑，舜以得不到禹和皋陶为忧虑，楚庄王看到臣子不如自己而面露忧色。如今天下人才确实不足，想必长久以来已在圣明的鉴察之中。这确实是令人忧虑的事情。然而不要说天下没有人才。上天造就人才以供世间使用，不在上层就在下层。像罗泽南这样的人，如今都知道他是将才了，起初不过是一个岁贡生罢了。况且湖南一省，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师弟，那么其他省份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只是少有像曾国藩、骆秉章那样留意人才的人罢了。只有贤者能识别贤者，只有有才者能爱惜人才。皇上曾经谕令各督抚广泛咨询访求人才，确实担心督抚们有看见人才却不能识别，或者识别了却不能任用的情况。美好的言论不被埋没，那么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这尤其完全依赖圣心的真诚求索。

收揽一位良将的才能，人心就会感奋；收揽一位良吏的才能，人心尤其感奋。因此收拢人心的效果又非常巨大。天下以人心为主，臣所陈述的都是想要获得人心的大同之道，以期望天心迅速转变。现在武昌尚未攻下，而江西又再次危急。以前听说这两地的人，都极力与贼寇为敌，但近来听说贼寇众多，恐怕跟随贼寇的人也不少。这其中人心转移的原因，应当深入思考。

历代圣祖深厚的仁德恩泽，人心断然不能立刻忘记。然而如果不在此时紧急设法加以维系，任凭贼寇用假仁假义来招揽人心，那么人心恐怕就会被他们动摇而难以挽回。臣私下看到皇上圣思渊深严密，不炫耀德行，有定静安和的神态，必定有深思熟虑而有所得的妙用，不是浅陋见识所能窥测的。臣内心实在迫于忧危，于是忍不住难以止息地进言。自顾一身，毫无可留恋之处。只是念及受恩深重，无以为报，因此竭尽我微薄的愚见，恭敬地陈述奏报。是否妥当，伏乞圣明鉴察训示。

译谨推陈致理之原疏 咸丰九年 郭嵩焘

奏为挽回世运，端正根本，在于圣心，推究陈弊以达至理之事。臣私下认为，自战事兴起以来，皇上日夜忧虑辛劳，每日寻求平定战乱，时间已过数年，却未见转机。臣私下认为，皇上乃天之子，皇上以挽回世运为心，政事日益修明，人才日益涌现，天心没有不随之转移的。所担忧的是上下之间的情意过于隔阂，名与实之间的差距过于混淆，欺瞒蒙蔽的风气，已成为积习，其祸患不可胜言。臣请列举其大端来说明。天下政事，分属各部院，而总揽于军机处。皇上选拔部院大臣中，能够运筹决策的人，让他们担任此任，使他们各自竭尽心思智虑，以辅佐重大决策。意见相同或不同，不必视为嫌隙，只期望折中以求得正确而已。自近期军机处召对以来，只有班次排在首位的人，得以在皇上面前陈奏，其余人都敷衍随众而入，充数陪位。这并非有随班例行奏事的条例，越职言事会受谴责，而是积久成习，无人敢逾越。国家大计，在顷刻之间决定，又由一人单独对答，臣担心他缺乏兼顾全局的智慧，而多有贻误之举。军机处如此，部院何尝不是如此。偶尔有持异议单独署名上奏的人，又往往先受到处分。于是大家互相模棱两可、迁就妥协，以此作为和衷共济。政务无论大小，都由皇上裁决，使皇上独自承担辛劳，而众臣退居安逸以侥幸无过。皇上圣明天纵，俯视众臣智虑相差悬殊，于是也没有倚重信任的大臣。《易经》说：“敬重大臣，体恤臣下。”人臣以向君主提出高要求为敬其君，人君也以向臣下提出高要求为敬其臣。臣愿皇上召对大臣，责令他们直抒意见。其中学识完备、阅历有得，以及依附他人随波逐流的人，精神意气，截然不同。皇上对此，略去文辞而详究实质，宽容小节而务求大体，使情意足以相通，而人才自然思虑奋发。偶尔遇到疑难，大家互相观望唯唯诺诺，若能有一人刚直敢言，圣心的权衡，必有办法处理此事。臣所说的沟通上下情意的，就是这些。国家深仁厚泽二百余年，小民有何怨恨，有何愤激，却竞相起而从逆，实在是因为吏治败坏，消磨了善气，才导致今日的局面。而积习相沿，瞻徇包庇，毫无改变之策。臣见御史纠参府州县官员，交由督抚提审，无不巧言开脱。天下之大，一两个贪污劣迹，经科道举发，也就罢了，而最终没有一人能正其罪。纪纲废弛，已非一日。粤西酿祸十余年，积成巨患，捻匪的兴起，又与此相似。去年河南、山东，京控杀人纵掠的大案，往往因贿赂胥吏，捕得后又释放，习以为常。朝廷以名相求，说考察吏治，说安抚百姓，督抚中能以实际行动回应的人，天下能有几人。祸乱初起时，一个州县治理就足够了，等到祸乱已成，竭尽兵力剿灭也不够。关键在于盗贼横行决堤之时，推求政事根本，仍以整饬吏治为首务。吏治不清，即使每日攻克一城，每日击破一贼也无益。因为地方缓急不能筹划，则此城得而复失，彼地先失；民间疾苦不能过问，则前贼灭而后贼复兴。正本清源，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至于领兵大员，屯驻地方，行至时日，距离贼寇的远近，贼寇的众寡，种种情形，都应当有成算在心，事先让朝廷了然，使无所张皇掩饰，才可推求实际以责求成效。近来内外臣工，互相告诫说国家多故，担心增加圣心忧念，专务粉饰弥缝，不取征实。不知寇乱之起，根本在于欺诬。善医者首先察看病源，善治者先攻致乱之本。循常守旧，踵事虚浮，长使当官乐于便给，而远离忠直之士，遇事工于回护，而轻视干济之才，这不是用来弭平祸乱而激励人心的方法。臣愿皇上申明嘉庆五年上谕，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以守御责成督抚。朝廷所注意考察的，只有这十数个重要官员。观察他们举措是否得当，而节操可知；辨别他们奏报的真伪，而功效可知。事事认真体察，使天下明白圣心之所注措，万事万务，自然就理。臣所说的核实名实之数的，就是这些。汉黄琼说：“天者务刚其气，王者务强其政。”求自强之术，不以盗贼为忧，而忧耳目之多所蔽；不以艰难为惧，而惧积习之未能除。皇上洒然振兴于上，天下臣民精神俱奋，区区寇乱，不足平也。臣认为挽回世运，在于皇上一心之用而已。臣以愚顽待罪翰林，仰蒙特达之知，入直南斋，涓埃之效，未有万一。今当荷戈从征，瞻望天颜，倍增依恋。稍有得于一隅之见，而不竭诚尽言，则臣为负此心以负圣恩，获咎滋大。是以卒忘其愚贱而备言。伏乞皇上圣鉴。

请早定大计疏 咸丰十年 赵树吉

为时

译局势艰难危急。恳请尽早确定大计，以振作积弊、巩固国家根本。恭敬呈折，仰祈圣鉴。

臣听闻，变乱的发生，是为了成就圣人的。自古以来没有没有事变的国家，关键要看君主自身的作为。所以周宣王时有玁狁的祸乱，而周王室得以中兴；汉高祖有平城的危险，而汉朝的国运反而更加兴盛。我朝康熙年间，三藩煽动叛逆，天下动摇。圣祖仁皇帝力排众议，独自运筹帷幄，日夜忧虑勤勉，最终平定了大难。这难道仅仅是时运使然吗？实在是因为意志奋发而谋划深远。

如今小丑跳梁，已经超过十年。军队疲惫、财力枯竭，长久没有成功。秋天又发生海寇的祸患，举兵犯上，肆意扰乱京城地区。圣驾巡幸木兰围场，敌寇骑兵更加肆无忌惮。近来抚议已经达成，敌寇军队远远退去。这正是上天赐予皇上发愤图强、经营治理的时机，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内外众人观听所系。而请求回銮的奏请，既然没有奉到允准的旨意，侧面听闻政务，也没有与安常处顺的做法有太大不同。臣实在不胜过度忧虑，谨列举重要事项，恭敬地向皇上披肝沥胆陈述。

第一是选拔人才。自古以来平定乱世的君主，必定先得到人才来使用。现在时事非常紧急，臣认为不得到人才就无法有所作为。想要得到人才，就应当从大臣开始。国家太平日子久了，大臣中多衰老平庸、卑劣怯懦的人。利弊不知晓，进谏劝止听不到，奉行文书，便认为尽了职责；查照旧例案卷，就说是治理国家。考察他们的作为，几个书吏足以办理。虽然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与小臣没有区别。更甚的甚至结拜师生来互相援引，勾结外官来索取贿赂。这类人，不过是借荣耀利益来谋取私利，一旦欲望满足，就请求辞官离去罢了。因此京营缺额却不知道，器械腐朽钝劣却不闻不问，财用枯竭匮乏却不能补足，其他政务，大体也都相同。况且今年秋天海寇滋扰，当时如果有一两个可以倚仗如宋代臣子寇准、李纲那样的人，那么变乱的发生，应当不至于如此。然而敌骑充斥，敢于肆意猖狂，焚烧我们的园居，掳掠我们的珍宝，蹂躏我们的土地，拆毁我们的城墙，使得京城附近的百姓，肝脑涂在郊野，财产荡然无存化为灰烬。幸存的人，骨肉流离，饥饿无依。幸赖皇天眷佑深厚，圣主福德深厚，所以使那族类悔祸，国土完整无缺。不然的话，在仓促之际，还能再问吗？然而敌寇退去之后，松懈怠慢如常，反而纷纷保举，譬如有人替主人看守房屋，一旦盗贼毁坏墙壁而入，席卷而去，那些童仆养家，反而夸耀自以为有功。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何况徇私情、冒滥保举，导致舆论沸腾的呢？毁坏忠义之心，留给敌人嘲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就是朝廷没有人才的明显证据。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此时机对大臣先加选择，那些衰老平庸、卑劣怯懦的人，听任他们罢免离去，而从外任中选拔刚正练达、素有声望的人代替他们。又按时召见咨询，授予笔札，让他们分条陈述时政，荐举贤能，并考核他们的成效，那么人才自然涌现，各种政务自然治理。至于武臣，尤其号称缺乏人才，应当命令曾国藩等营，各选得力镇将两三名，分任京城内外重地，以资训练而备缓急之用。然后由内到外，依次得到人才，那么天下四方夷狄，大概就没有轻视朝廷的心了。

第二是巩固人心。国家所依靠来谋求生存的，只有人心罢了。聚合就容易安定，离散就容易危险。所以古人把它比作树木有根，灯盏有油。其中聚合离散的关键，容不下一根头发，非常可怕。近年来，货币制度败坏，京城的人，多至失业，饿死的人日益增加，八旗兵民，尤其穷困，人心也稍微不悦了。然而自从圣驾北巡，至今四月有余，安然无事。自古以来外患侵犯，而内忧不发作，查阅史册，实在罕见。这都是我国家深厚恩泽、深仁厚德，涵育两百年的结果，而下面的人心，体谅皇上不得已的苦衷。况且那族类不敢立刻逞其欲望，难道不是因为人心服我深，而不直他们吗？臣曾经采访舆论，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日夜盼望銮舆迅速返回。等到听说暂缓回銮，众人忧虑怀疑，颇形失望。实在担心来年春天再行展期，那么京城萧条，必定加倍于今日。人心一旦离散，形势就不再聚合，臣私下惋惜。况且御园器玩，捡拾很多，转卖已非一人，谁再去追究它们的来源？如果一定要究治，恐怕不胜穷尽。而官吏借此为名，肆意搜捕，拷问疑似，辗转株连，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往往严刑逼供，邀功生事，远近惊惶。臣担心小民从此更加不安生。如果有不逞之徒，可为寒心，不知朝廷如何善后。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谕令步军统领衙门及巡防处，如有捡拾官物者，听任百姓自行缴纳，不要再穷究治罪。并下诏安抚中外，深自引咎。京城附近遭受灾难的百姓，令地方官酌情收恤，不要使他们失所。恩泽所到之处，军民必定感激，而众志自然有众志成城之固了。

译第一条是培养国家的元气。当今的时势，好比人的身体，没有一寸肌肤不生病。幸而元气还没有完全耗尽，如果有扁鹊那样的名医来诊治，用人参、灵芝这样的良药来治疗，还来得及救治。自祖宗以来，致力于崇尚宽厚宏大，国家的元气可以说是很深厚的。但近年来世事日益繁多，对外或许因征敛急迫而受损，对内或许因刑狱繁杂而受损。大概因为战争兴起多年，虽然不曾一天增加赋税，但津贴、劝捐、抽厘等名目，所征收的数额是正税的百倍。其他没有名目的费用，还不止这些。加上官员和绅士中饱私囊，小吏贪婪勒索，朝廷没有加赋的名声，而百姓已经家破人亡了。况且东南地区遭受寇乱，战火仓促，郡县百姓流亡，十成中常有六七成。而上一年何桂清、王有龄等人办理海运，多达一百六十万石，还有预先运送的米粮，被当作商捐征收的，这实在是近年漕运事务中所没有的。这难道不是州县官员鞭打追逼所能得到的吗？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而民脂民膏既然已经枯竭，那么苏州、常州的沦陷也就随之而来。由此可知，聚敛之臣所得到的极少，而造成的危害极大。由此类推，那么各省的情况大概都可以知道了。这是外部损伤元气的原因。至于京师，屡次出现重大案件，虽然罪过都是由他们自己招致，但革除弊端过于急迫，于是有流于苛刻而不自知的情况。其间牵连的人证，辗转查抄，似乎像是危亡国家的政令刑罚，恐怕不是圣朝的美事。《传》说：“月食时应当修明刑罚。”计算从戊午年到现在，才三年罢了，而月食的异象，竟然出现了四次，这难道不是刑法过当所导致的吗？这是内部损伤元气的原因。臣愚以为，津贴、抽厘之类，虽然不能完全废除，也应当选择那些可以停止的予以罢免。并命令各督抚严格制定核实章程，不要让贪官污吏侵蚀。那些收复的州县，则酌情减免一两年的赋税，以缓解他们的财力。至于先前戒严时，刑部暂时释放的各案人犯，没有一个逃匿的，似乎应当宽恕他们过去的罪行，给予他们自新的机会，以彰显圣主崇尚道德、宽缓刑罚，感召上天和气的至深意旨。这样内外共同修治，元气就可以逐渐恢复了。以上三条，都是国家最重要的计策，近当今最紧急的事务，而其关键尤其在于警惕激励圣心，作为施行的根本。圣心一旦振奋，那么即使困难也必定容易，即使弱小也必定强大。臣看见皇上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天下人期望，几乎又要看到全盛的景象。后来战争兴起，所派遣的将帅，持久作战没有成效，边疆事务日益紧急，国库日益亏损，而左右被任用的臣子，又都不能符合皇上的心意，于是开始有了厌倦政事的念头了。近来听说道路上相传，都说皇上驻跸木兰围场，颇以射猎饮酒为乐，愚昧的百姓无知，于是以为皇上不想回京，将有迁都陕西的意思。臣认为楚国因为蛮族叛乱，想要迁都到高阪，蒍贾认为我能去，寇贼也能去；晋国因为苏峻作乱，商议迁都到豫章，又商议迁都到会稽，而王导认为寇贼正强盛，不应该示弱。以皇上的英明，臣固然知道一定不会这样。但在卧薪尝胆的时候，而长久没有满足期望，又有什么奇怪人们议论疑虑呢？况且皇上认为和谈可以依赖吗？不可以依赖吗？如果知道难以依赖，那么也就寻求自强的方法罢了。那外族凭借小小的舟船国家，而在数万里之外兴兵，旷野平原，舍弃他们的长处，使用他们的短处，然而自从去年夏天失败后，招兵买马，每天谋划深入内地，车马队，几个月就全部具备，何况堂堂中国，反而不能有所振作吗？这在皇上的一念之间罢了。如果真的能日夜敬畏，奋发有为，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圣意所在，那么智者献出谋略，勇者竭尽全力，那么今年秋天的变化就是上天用来加重外族骄横悖逆的疾苦，而警戒我们几十年因循守旧的弊端。因灾祸而带来福气，化弱为强，这是中国无边的喜庆，不是外族的利益。伏愿皇上念及先朝托付的重任，不要图谋眼前旦夕的安宁，及早回宫，讲求实用，宗庙社稷的灵长，大概基于此。如果没有大的振作，而希望有益于时局，那不是臣所敢知道的。臣天性愚钝，不知道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不胜战栗，伏乞皇上圣鉴。

卷十一 治体四 政本下

端本慎始疏 咸丰十一年

徐启文

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治理末节不如端正根本，敬慎开始才能图谋终局。圣天子政令方新，广泛开放言路，臣在谏官职位上充数，怎敢沉默自安。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般有限的见识，恭敬地向皇上陈述。第一，考察典章以维护治法。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国家，必定依据成宪旧章，作为斟酌损益的依据。我们皇上年幼登基，皇太后亲自执掌大政，辅佐治理可以借助臣工，裁决必须秉承懿旨。虽然天资聪慧，终究应当广采古今，以作为法度遵守。臣愚以为，应当请旨命令翰林院各位臣子，在列圣实录宝训中，恭敬谨慎地寻绎那些特别简明切要的内容，恭敬地编纂成一本书。再在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种事实中，选择那些可以效法、可以警戒的，不假修饰，依据史实直书，汇集成一册，恭敬地抄录进呈。皇太后听政之余，就由各衙门值日的卿贰等臣子，轮流召对，隔着帘子侍奉讲读，上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