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八　户政三十钱币上

译农业是根本。商业是末节。所以市场上的货物用粮食和布帛进行交易。赋税用粮食和布帛上缴供给。不曾借助钱币来使用。所以那时粮食和布帛多而各种货物都少。粮食和布帛贵重而各种货物都便宜。百姓以追逐末业而受罚为耻。而致力于根本的人就多了。后世把钱币作为流通各种货物的资本。而粮食和布帛的形势于是处于轻贱。晁错说。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整年不做衣服就会冷。后世的百姓。也和古代一样。上面需要粮食和布帛。也和古代一样。然而粮食和布帛的形势于是处于轻贱的原因是什么呢。商人囤积各种货物来和百姓做买卖。农民不能用粮食和布帛交易。必定低价卖掉。换钱进入市场。然后才能实现供养小辈和侍奉长辈的计划。农民所生产的。不能有多余的盈余。商人于是囤积钱币来追逐利润。趁着农民缺乏。放贷来收取他们的粮食和布帛。而粮食和布帛甚至到了不足的地步。这是弊病之一。唐代租庸调。只供给粮食和布帛。后来改为两税法。用钱上缴供给。钱不是农民所有的。而法令极严。不得不换钱来交给官府。幸好年成丰收。尚且能弥补万一。如果遇到灾年。虽然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而整年衣食的费用。将从哪里拿出。这是弊病之二。像这样那么农夫整年勤劳辛苦。拿出他们的粮食和布帛。竟然不能用来交易上缴供给。反而要借助钱币。那么钱币的形势处于贵重。等到后来。钱币有的积聚在公家。有的积聚在私室。农民带着他们的粮食和布帛来做买卖。而钱币不足以使用了。钱币不足而粮食和布帛于是更加轻贱。于是天下的百姓。都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最终不尽心于田间耕作。以获取那细微的利益。所以说人聚集在乡村就安定。散离在乡村就混乱。说的就是这个。如果真的能恢复沟洫的制度。规定百姓的产业。使衣食的形势。常常处于充足。上面的人又恢复租庸调的制度。不再用钱上缴供给。又命令市场上可以用粮食和布帛上缴供给。富豪大户没有凭借来做买卖。而钱币也不至于缺乏。这样两种弊病去除。而根本和末节的区分就明确了。

译论治五

孙鼎臣

天下的百姓众多。都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性。有对子女的爱护。有对亲戚的恩义。一旦怒目奋起作乱。竟然忍心抛弃他们不顾。难道是百姓本来就喜欢死亡而厌恶生存吗？是因为杀人不一定死。而不杀人则必定死。他们为了生存的办法已经穷尽了。因此才发生动乱。动乱是由于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是由于不致力于根本。我阅读《诗经》和《尚书》。就知道先王为百姓考虑得很深远。先王知道百姓不能一天不吃东西。不能一天不穿衣服。而农业和蚕桑。是衣食的根本。所以急切地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大务。督促他们种植庄稼。教导他们养蚕织布。设立农官来监督他们的功效。创作诗歌来叙述他们的辛劳。通过饮食祭祀来让他们为收成而快乐。通过嫁女娶妻、哀悼死者、供养病人来加深他们的亲情。遇到水旱灾害不合时宜。春种秋收不能接续。就为他们赈济借贷补助来救助他们的急难。引导他们如此勤勉。体恤他们如此周到。所以百姓没有不致力于根本的。田野被开垦。粮仓充实。租税有制度。服饰用品有节制。风俗淳朴。盗贼衰败止息。天下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人足以自给自足。军队强大国家富裕。四方夷族归顺服从。百姓终年在田地里劳作。老死在家乡邻里。即使引诱他们也不会发生变乱。贾谊说。安定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施行道义。而危困百姓容易和他们一起做坏事。他们确实喜欢自己的生存并感到安定。安定所以天下像倒扣的盆一样稳固。突然摇动它也不会动摇。后世追求末业的人多。而致力于根本的人少。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先征收商税而后考虑农桑。州县的官吏。以刑法和钱粮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而不问他们劝课农桑的勤勉与懒惰。减免赋税和赈贷并非不勤勉。但农民得不到恩泽。耕籍礼并非不举行。但天下不知道劝勉。天下的百姓。竭尽他们的智慧和体力。来谋取一切利益。不以为做仆役为耻。而以为从事农业为耻。那些安于耕种田地的人。都是柔弱而近乎愚蠢的人。他们在百姓中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而蚕桑的利益。在州县中不能占百分之一。古代先王之所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大务。其被轻视积累到如此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农桑所获得的是粮食和布帛。而天下所使用的是白银。白银贵重而粮食布帛便宜。粮食布帛便宜而农桑被轻视。这是自然的趋势。国家的赋税。是白银。官员的俸禄赏赐。是白银。士兵马匹的草料粮食。是白银。仆役的供给食物。是白银。宾客的贿赂馈赠。商人的交易往来。是白银。总括天下的万物。而用白银来控制。从天子到平民奴隶。没有白银就无法使用。于是白银成为天下最大的利益。而天下最大的奸邪聚集于此。最终成为天下最大的祸害。请简略地说说。粮仓的弊端。输出粮食输入白银。官吏中饱私囊。而州县没有储备。这是一。富人争相囤积金银。田地的收入。今天收割明天就卖掉。而民间没有积蓄。这是二。用白银缴纳赋税。一石的赋税。几石粮食都不够。征收繁重困顿。这是三。军队粮食以积谷为先。用白银供给军饷。白银匮乏。军队饥饿士兵哗变。这是四。贿赂暗中通行。可以随意携带。增加贪婪官吏的贪欲。这是五。成色有高下。价格有涨跌。奸商大贾。窥探时机操纵市场。垄断百姓的利益。而暗中掌握国家的货币权。这是六。狡猾的百姓。玩弄他们的巧智。家里没有一亩地。却比封君还富有。助长游惰的风气。开辟奸邪获利的途径。这是七。不耕而饱。不织而暖。百姓忘记了勤劳。纵欲僭越礼制。习俗淫乱奢侈。这是八。富人田产连接阡陌。以利息为母本。肥沃的土地被豪强兼并。这是九。杀人埋尸、抢劫掠夺。逃避法律、隐匿便利。散财结党。千里之外可以相通。这是十。还有更严重的祸害。海外夷族和番邦酋长。羡慕中国的财富。制造奇技淫巧和极其毒害的东西。蛊惑我们的百姓并窃取我们的财富。而海洋成为白银的归宿。堵塞它也不能停止。天下的白银日益昂贵。百姓为了生存的办法日益穷尽。而动乱由此兴起。唉。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古代的百姓。衣食来自农桑。都是从土地中取得并由人加工而成。所以用之不竭。现在的百姓。衣食依赖白银。白银不是土地每年产出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制造的。使用久了就会穷尽。这是理所当然的。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是人的常情。一定要等到玉山的禾苗。然后才吃。中泠的泉水。然后才喝。玉山的禾苗。中泠的泉水。不是世间一定没有的。然而饥渴的祸患非常迫切。而限制用这两样东西来救济。那么所获取的范围就狭窄。而所依赖的就仅仅如此了。

百姓所急需的是衣食。而从可知不可知的白银中获取供给。这和求玉山的禾苗来疗饥。责中泠的泉水来解渴有什么不同呢？事情有触犯天下最危险的情况。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圣人没有比先王更贤明的了。先王重视五谷而不珍视金玉。难道是喜好厌恶与人不同吗？确实是知道它们无用。而在紧急时刻不足以依赖。过去周秦交替之际。欺诈和武力相互兼并。下层百姓受其影响。背离根本趋向末业。天下的动乱曾经很严重了。等到汉文帝采用晁错和贾谊的建议。开辟耤田亲自耕种以劝勉百姓。命令百姓缴纳粮食。允许他们拜爵除罪。多次告诫有关部门以农业为务。虽然未能恢复古代先王的制度。但其用心确实有相合之处。然而百姓已经得到安顿了。铜钱容易腐烂而不可用。太仓的粮食。陈粮堆积不断。做官的人可以传之子孙。居官的人以官职为姓号。人人自爱而慎重犯法。夏商周三代以下的治理。没有能超过它的。由此看来。致力于根本的效果也可以看到了。天下的百姓众多。使他们富裕没有比重视农业更好的了。重视农业必须先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并非废除

译银不可行。银不废止，那么银就会与粮食争夺地位。在轻重之势下，粮食就不可能变得昂贵。有人说，银轻便而粮食沉重滞涩，贬低银而抬高粮食，百姓一定不方便。回答说，农业用粟米和布帛，商业用货物钱财，以钱作为货物，来疏通粮食和布帛的流通困境，哪里存在不方便呢？不方便的是商人罢了。农业方便而商业不方便，这正是古代征收商税的本意，也是我用来驱使天下人回归农业的微妙权术啊。

译论币一

孙鼎臣

万物的本性，每天都在趋向变化。知道这种变化并加以防范，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圣人治理天下，不珍视那些难以得到的货物，让百姓穿丝织品、吃粮食，从而在农桑上竭尽全力。粮食和丝织品流通不畅的地方，于是就用钱作为货币。粮食和丝织品生长于土地，依靠人力生产，是可以依赖的；铸造金属作为钱币，出自天子之手，也是可以依赖的。所以圣人重视它们。金银珠玉，出自山海的储藏，不可依赖，所以虽然极其珍贵，但圣人不把它们当作宝物。从秦汉到唐宋，普遍使用粮食和丝织品，并用钱币作为辅助，没有使用白银的。夺取粮食、丝织品和钱币的权力，而转移到白银上，这是违背了本末的道理，混淆了轻重的适宜，王道政治不能推行，民俗不能淳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世间不曾没有白银，它一旦在晚期出现，使得粮食、丝织品和钱币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这是人造成的。国家制定财政制度，收入没有比赋税更大的，支出没有比军费更大的。赋税不用白银就不能征收，军费不用白银就不能供给。于是掌握了天下的大命，人的生死、国家的盛衰都系于它。萌芽于宋元，盛行于前明，而在今天耗尽。我曾考察明朝一代的政治，从而知道它的原委。明朝初年使用钱和钞，禁止白银最为严格。赋税征收白银是从正统年间开始的，军队供给白银是从弘治年间开始的。这两者循环辗转，相互延续，造成的祸患没有止境。洪武十八年，命令两浙及京畿的官田，各自按照所有的情况折收税粮，钞、绢、金银、棉布，都可以折算成米。三十年，确定折色额价为白银一两，折算米四石。然而那时钞、金、绢、棉、苎布都折收，不曾专门责成白银，也只在两浙及官田实行，其他省份没有涉及。正统元年，命令江南租税折收金帛。二年，将这种方法推广到两广、福建，折银的地区才开始扩大。到了嘉靖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赋税的收入就全部用白银了。洪武时期，卫军都有田地，而边军并在塞外屯田，加上开中法所得的粮食，供给军队不曾使用白银。工部侍郎周忱在苏、松、常三府出售仓粮换取白银，折算官库的俸粮，而军粮才开始有使用白银的。大同巡抚李敏因为山东、河南转运军粮劳费，于是计算每年的支出，都命令缴纳白银。等到他担任户部尚书，就请求京畿、山西、陕西的边粮征收白银，用十九分之一的比例供给军饟。从此北方也征收白银。叶淇继承他的智谋，更改开中法，召集盐商向运司缴纳白银，汇解到京师，分给各边。于是塞下的屯田废弃，而军饟全部用白银了。后来边地的粮食昂贵，盐税不足以供给，于是折漕、折白来补充，而漕运也征收白银。总之从头到尾来看，起初是估算赋税的收入来供给军队，后来是估算供给的支出来向百姓征税。几十年间，白银积重难返，其形势于是形成。到了明朝末年，军队骚动，四海困穷，逐渐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是由于舍弃了可以依赖的而使用了不可依赖的。贪图一时的便利，改变数千年不可更改的制度，而忘记了天下后世无穷的祸患。当时的君臣，难道能逃避责任吗？自古以来以田地作为赋税，赋税的收入，都是田地所产出的。自从杨炎改变两税法，租庸调一律用钱币，陆贽、李翱深深指责它。然而钱虽然不出自百姓，但还由官府铸造，根据时势增减，利权在上方。到了使用白银，天子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商人的手中了。赋税征收白银，百姓苦于取非其有，而官吏更加借此作奸犯科。地丁钱粮则有火耗，漕运则有加耗。从事农业生产的百姓，一亩的收入，取三分之一交给官府。大概当太平无事的时候，没有水旱灾害，没有寇盗警报，百姓已经憔悴得像活不过一天一样。百姓的生活，难道不是极其艰难而令人怜悯吗？古代的军粮仰赖于农业，唐朝因此设立府兵，明朝因此设立屯卫。供养百万军队，不费一文钱。这是唐明两代军制之所以完善的原因。即使海内纷争，民物凋敝，如三国、六朝、唐宋末年，善于用兵的人，兵多而粮食不缺乏，大概是因为屯田之法可行。用白银供给军饟，而军队就骄横懒惰而不可驱使。无事时担心他们太多而白白耗费国库，有事时又担心他们太少而苦于军费不足。想增加军队就与军饟相妨碍，想节省军饟就与军队相妨碍，而一切法外的征收都兴起。崇祯年间的辽饟、剿饟、练饟，割取百姓而最终自取灭亡，他们难道愿意这样做吗，也是迫于形势使然啊。可悲啊，以白银为货币，其祸害竟然达到这个地步。只是不到那个时候，人们没有醒悟。宁人顾氏亲眼见到这种祸患，大声疾呼，流着泪讲述它，人们还不相信。等到情势显露、力量不足，他有知言之名，而天下的祸患已经无法抵挡了。不可悲吗？谈论治国的人，认为商鞅开辟阡陌，杨炎改变两税法，三代的治理，永远不可恢复，是千古的罪人。抛弃丝织品而使用白银，这是古今食货的一大变革。始作俑者的罪过，难道在两人之下吗？而都是从追求便利开始的。百姓生活有欲望，人心的变化，像水流一样日益向下。没有圣人，怎么能使之返回原来的样子呢？

通论唐以来银币

孙鼎臣

我曾经论述使用白银的危害，始于明朝中叶，轻易改变了赋税和军饟的制度。有人问：在明朝以前，没有使用白银的吗？回答说：有。知道明朝以前不曾没有白银，然后才知道禁止白银不使用，是明太祖作为英明君主的表现。白银的使用，始于唐朝

译末交广之地。到宋太宗至道年间。东西川的酒税商税。除了半数缴纳银帛外。有司请求让其中两分折纳金银。于是银开始与钱帛、谷物、丝棉一起列入国家财政统计。《宋史·食货志》记载：每年的赋税。谷物以石计算。钱以缗计算。金银、丝、棉以两计算。其他物品各自按其数量计算。至道末年。总计七千八百九十三万。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求让江南、荆湖地区通过通商买盐，在边境折纳粮草。在京师缴纳金银钱帛。景佑二年。于是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的缗钱。福建、两广改为折纳银。熙宁年间。盐税允许五分折纳银、紬、绢。银一两。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文。又下诏将课利折纳金帛的。按照当时的市价折算。南宋南渡后。襄、郢等地的大军支用请求以银钱搭配支付。绍定元年。下诏江浙各州军折纳上供的物帛。如果水路不通。愿意以银折纳的听任。不过三贯三百文。自北宋以来。虽然有折纳的命令。然而银的入库量很少。所以《元佑会计录》记载。每年入库的银仅五万七千两。庆元二年。宰相执政大臣说。银场所收入的银。每年不满三十万两。到咸淳二年。户部发文各路截留中数并拘催。也仅仅是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等到金朝铸造承安宝货。分为一两至十两五个等级。每两折钱二贯。公私都当作现钱使用。元世祖发行交钞。每银五十两。兑换交钞一千两。又发行中统元宝钞。每一贯等同交钞一两。两贯等同白银一两。于是银逐渐与钱钞并行。但未曾用来充抵赋税军饷。善夫邱浚说：圣明的君主制定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有粟米的征敛。有布缕的征敛。而没有所谓金银铜铁的征敛。难道不是因为索取的东西有穷尽。而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力接续不上吗？唐太宗贞观初年。侍御史权万纪说：宣、饶二州的银矿大量开采。每年可以获得数十万缗。太宗说：我所缺乏的不是钱财。你专门谈论税银的利益。是想用汉桓帝、汉灵帝那样的态度对待我吗？五代吴国天祐年间。议论租税征钱不足。允许折纳金银。宋齐邱对徐知诰说：金银不是耕种桑麻可以得到的。这是教百姓追逐末业而抛弃本业。请求全部命令缴纳谷物、帛、紬、绢。价值一千钱的应当抵税三千。徐知诰听从了。从此江淮的荒地都被开垦。国家因此富强。宋太祖开宝三年。下诏说：古代不看重难得的物品。从今以后桂阳监每年缴纳的银课。应当减少三分。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求用金折纳本州的二税。太宗说：如果这样。将要完全废弃农耕了。不许。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的租赋出自百姓所有的东西。不强迫百姓缴纳他们没有的东西。现在织绢的人。一倍折纳为钱。再倍折纳为银。银越来越贵。钱越来越难得到。得到的谷物越发难以出售。让百姓低价卖粮而高价折纳。那么在大丰收的年份。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下诏州郡凡是多取多折的。重重地置于法度。这些都是深知本末之计而谨慎掌握轻重之权。知道所利的小而所害的大。所以明朝以前。何尝没有银。但与国家的贫富无关。银被用于世间。是由喜好财货的君主。以及那些笼络利益的臣子造成的。明朝初年只有矿冶的银课收入内承运库。每年的赋税偶尔折征的。都送到南京充作武臣的俸禄。兼备各边的急用。自从英宗专门致力于聚敛。开采福建、浙江的银矿。改折各直省漕粮一百万石。全部解送承运库以充御用。又设置户部太仓库。凡是各直省剩派的米麦。十库中的棉、丝、绢、布。以及马草、盐课、关税折银的。抄没家财。变卖土地房产。追收店钱。援引例子上纳的银都进入这里。琼林、大盈库。专门取用多藏。那时诸臣没有远虑。于是赋税军饱一律改折。而银才开始盛行于天下。沿袭到弘治年间。内府供应日益繁多。太仓所储存的。一半移入内库。嘉靖以后。用度尤其奢侈。一条鞭法。实在是在这个时候实行的。货币的轻重。由于世主的贵贱。而实际上看喜好厌恶的正邪淫邪。明朝的太祖。知道喜好厌恶的。废银而国家财政不缺乏。英宗。喜好厌恶失去了本心。重银而国家根本于是空虚。君主的力量。能转移天下的物品。圣王的治理。必定贵德而贱货。难道不确实吗？

译银币论一

马敬之

天下最大的祸害，叫做饥寒。天下最大的利益，叫做豆麦粮食，叫做布匹丝织品。豆麦粮食即使少到极微小，布匹丝织品即使少到极细微，用钱币来衡量它们，交易才开始顺畅。银币，是用来衡量钱币的。利益应当与钱币并行。明朝中期，国家赋税专门征收白银，到了本朝，银币于是兴盛起来。乾隆、嘉庆年间，陕西、广东等地婚丧的资助，亲友间的馈赠，如果不是银币，似乎就不满意。天下的货币，于是全部出自白银，于是用钱来衡量银。现在把几样东西放在面前，银是想要的，钱是想要的，豆麦粮食和布匹丝织品也是想要的。然而豆麦粮食和布匹丝织品，携带艰难笨重。即使按照现在的制钱标准来折算，一缗钱如果重七斤，一个人所能背负的不过二十缗罢了。如果是数百缗、数千缗，那么不是用车船运输，就无法运到远方。奔走于天下，只有银币才行。银币产生，钱币就出现弊病，豆麦粮食和布匹丝织品就贬值。财富累积到巨亿，封存捆扎在箱柜中，装在口袋箱子里。这便利了官吏，便利了商贾，便利了盗贼。官吏、商贾、盗贼便利，我们农民百姓却更加不便。现在虽然不便，但辗转之间还能得到银，尚且还可以解释。矿冶的设立，过去兼采白银，如今却永远禁止封闭。海外商船的聚集，过去依赖输入的白银，如今反而担忧白银外流。禁令严格，银的来源断绝；外流多，银的流失决堤。再加上钗钏熔毁消耗掉一部分，杯箸镶嵌消耗掉一部分，捶箔研泥以及杂物涂毁消耗掉一部分。因此银币耗损。农夫织妇，终年辛勤劳作，以低价出售产品，所得的钱，不足以缴纳赋税，进而还要折算成银。近日乡间，并没有听说用银买卖的。日复一日，钱都壅滞在商贾手中，既得不到银，也得不到钱。金比银珍贵，天下不担心金耗损的原因，是国家铸造货币，在于银而不在于金。钱的用途比银广泛，天下不计算钱耗损的原因，是鼓铸没有停止，且供给急需，在于银而不在于钱。拿身体来比喻，豆麦粮食和布匹丝织品是心腹筋骨，钱是血脉，银是指甲毛发。拿家庭来比喻，豆麦粮食和布匹丝织品是父母，钱是子弟，银是佣仆婢妾。先重视指甲毛发、佣仆婢妾，而后才重视血脉子弟，我只看到心腹筋骨被压抑，父母被喧扰罢了。用钱来衡量银，豆麦粮食和布匹丝织品更加便宜，银更加难得。天下的人，渐渐地背离乡里，争相去做商贾。最愚笨最低劣的人，自认为懦弱，姑且隐忍，沿着田埂耕作园庐，但气势本来就不安定。官吏则贪婪横行于城府，盗贼则抢夺横行于江湖。拖延几十年，恐怕放下农具而倚靠市场，投梭而刺绣的人，还是良民罢了。《易经》说：事物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又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处在极其败坏的时候，却不思考变通的方法、节制的原则，坐视上面亏空国库，下面毒害百姓，有志之士，想要扼腕叹息、击掌愤慨啊。宋朝熙宁年间，张方平上疏说：近年公私都陷入困境，都苦于缺乏钱。农民都变卖粮食布匹，缴纳现钱。钱既然难得，粮食布匹更加便宜，人情窘迫，称为钱荒。如今天下，难道不称为银荒吗？

银币论二

马敬之

挽救银币的耗损，不在于不使用银币。上天所施予，大地所生长，凡是有助于使用的，贤明的君主宰相，正将废寝忘食，创立倡导，何况是银币，天下绝不会废除银币，这是断定的。谈论的人却沿袭旧说，说古代从未用银作为货币。魏源是近代通达的人，他的《军储篇》也说：宋明以前，银不作为货币。这只有《汉书·食货志》称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罢了。太皞开始铸造金，禹汤铸造历山、庄山的金，不一定不是银，也不一定不是银。荆州、扬州进贡金三种，梁州银铁一起进贡，《尔雅》说白金叫做银，其中美好的叫做镣，不一定不是货币，也不一定不是货币。汉武帝元狩四年，制造白金和皮币，少府多银锡，又制造银锡白金。后来官府铸造赤仄钱，白金稍微贬值，百姓不珍视使用。贡禹上谏，应当罢免采珠玉金银铸钱的官，不再作为货币。王莽即位，沉迷相信图谶，忌讳刘字的金刀，于是罢免错刀、契刀、五铢钱，改作金银龟贝钱布之类，名叫宝货。其中银货两种，朱提八两为一两，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两值一千。晋武帝太康元年，河西各郡，有的使用西域金银钱，如今洋钱。《通典》说，梁初交广地区，完全以金银为货币。韩愈上奏，五岭买卖一律用银。元稹上奏状，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即使是偏远之地，加上海外商船，银未通行，原本就是货币了。魏源又说：银矿开采，唐以前史书从未记载此事。而下篇引用《周礼》，说“玉人”掌管金玉锡石之地，并设立严厉禁令来守卫，如果按时开采，就画出地图授予，巡视禁令。说冶坑开闭禁令的开始，难道当时唯独遗漏银吗？后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关部门奏报长安骊山有银，二石得银七两。那年秋天恒州上言，白登山有银，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多斤，颜色洁白，超过上品。诏令一并罢免常令采铸，说从未记载此事，为什么呢？贞观初年，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

译开采银矿，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缗的利润。皇帝因为专门谈论税收银两的利益，罢免了万纪。一时的喜好，就能改变千古的制度吗？道是不变的，法则是随时代变化的。变法以谋取私利，祸害就会由此产生；变法以排斥祸害，利益就会随之降临。钱币是子，粮食布匹是母。母可以制约子，子不能制约母。将钱币等同于银两，银两就成了母，钱币就成了子。钱币不能制约银两，如果钱币去制约银两，钱币就会越来越轻，粮食布匹也会越来越轻。管仲、商鞅垄断盐铁，萧何、留侯掌管财政，尚且不能使国家富裕，何况那些掌管钥匙、度量衡的小吏，用严苛的考核来责问，对弱者讥笑，对强者辱骂。一两个偏执的儒生学者，不顾事理是否适宜，矫枉过正，偏执一端，极力伸张自己的学说，径直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不毒害天下百姓的程度也就微乎其微了。毕初所听到的言论，可以堵住他们的嘴，挫败他们的气焰。

译钱币议

丁履恒

《洪范》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货。所谓食，是指农业种植的谷物等可食用的东西；所谓货，是指布帛等可穿用的物品，以及金、刀、龟、贝等用来分配财富、流通利益、互通有无的东西。古时候在中午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交易完毕后各自散去，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所需的东西。姜太公制定了九府圜法，钱币的用途从此开始广泛。从汉朝到唐朝，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使用铜钱，而没有使用过白银。所以唐宪宗的诏书中，有“铜可以用于铸造钱币，白银对百姓的生计没有益处”这样的话。到了宋仁宗时期，下诏各路每年上缴的缗钱，福建和两广地区允许用白银替代，这是因为岭南民间习惯用金银作为货币的缘故。《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白银每铤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民间有时有人截断凿刻银铤，其价格也随之高低波动。于是改铸白银，命名为“承安宝货”，一两到十两分为五个等级，每两折合铜钱二贯，公私交易都视同现钱使用。这是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然而当时白银都是铸造成型的，只是与现钱权衡轻重，而没有曾经按细微的重量单位用于贸易。明朝洪武年间，禁止民间用金银进行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的人，就把没收的物品赏赐给他。后来因为各路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有的路途遥远艰险，允许换成金银进贡。于是江南各省，存留的仓粮，也随着卖出白银，折算官军的粮饷，从此上下公私，没有不使用白银的了。

白银产自矿山，其色泽本来就不一致，等到民间熔铸使用，又有时掺杂铅铜，于是导致良劣混杂，即使精明的估量者也不能辨别其成色比例。如今上下通行的白银，称为纹银，从足色到九二、三成不等；民间市用之银，称为元丝，从九五到七八成不等；那些钻铅灌铜伪造的，又不在此列。至于称量白银的秤平，各地各不相同，每银一两，轻重相差多达六七分不等，每百两就相差多达六七两，即使是官府也不能统一标准。因此，在四通八达的地方，一两个精于计算的牙侩，在市场中设立店铺，做买卖的人拿着银子进来，店主看着银子说：“这是几成色”，拿来称量说：“这是几两几钱”，即使想讨价还价，也做不到。况且银价与钱价的涨跌，也是由店主决定的，今天一两银子值多少钱，明天可能比昨天高，也可能比昨天低，做买卖的人不能违背。

如今从内外百官的俸禄，军营官兵的饷银，以及采购储备仓谷、购买物料，朝廷的经制，自有定额。等到支发的白银用于实际支出时，盈亏的数目一旦确定，市侩就能操纵它。甚至州县征收地丁钱粮，市侩也能操纵其盈亏的数目。为什么呢？国家定例，民间缴纳正税，本应按照额征科则，封存白银投入柜中。但民间应缴纳的银两，不免有分厘毫忽的零头，称量兑换，辨别银色，难免有出入折耗。农家耕田，用谷物换钱，又无法得到白银。与其拿着钱去买银，受制于市侩，不如将钱折算成银，听从官府的裁定。地方官也因此不得不收纳制钱，以方便行事。等到临近奏销的期限，所征收的钱，必须换成白银批解。在通都大邑，白银本来就多，或许可以照市价收买。至于偏僻小县，境内所存的白银，只有这么多，那么市侩故意抬高价格以乘人之危，往往有今天批解钱粮，而明天银价骤降的情况。地方官吏担心这样，在定价征收的时候，不得不多加一些数目以准备折耗。不肖者于是趁机生心，加倍浮收折耗，这难道不是市侩操纵盈亏的极大弊端吗？

曾经考察古代作为货币的东西，本来是为了通轻重之权。《国语》中单穆公说：“百姓嫌货币轻，就铸造重币来流通，于是有母权子而行，百姓都能得到便利。如果不堪重，就多铸造轻币来流通，也不废弃重币，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这确实是千古钱货的要领。当时之所以劝谏景王不要铸大钱，只是担心废弃轻币而只作重币，将使百姓失去资财的缘故。后来的王终究铸造了大钱，文曰“宝货”，肉好都有周郭。《汉书》称其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受利益。大概是因为景王采纳了单旗的话，铸造大钱而不废弃轻币，子母并用，所以蒙受其利。历代铸钱，轻重不一，只有隋开皇五铢，以及唐武德开元通宝，最为适中。如今制钱积十枚重一两，正好符合这个数目。如果再铸造金银重币，各分两品，金一两的直制钱二十千，五钱的直十千；银重八钱的直制钱一千，四钱的直五百。正面背面刻清汉文，周郭刻龙马龟贝，以杜绝熔摩的弊端。又铸造纯铜当百、当五十大钱，与现行制钱相权并用。仍然发出所制的重币，收买民间金银，等通行之后，下令市肆商人非官制钱不许私用金银贸易，使用者科以违制之罪。官府报销征收的银数，通令易两以千，易钱以百，易分以十，易厘以文，毫忽以下，凡有零头，概从一文起数。将见数年之后，天下金银，尽归于上，利权既一，国用日臻饶裕，而市侩不

译如果让投机者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从而使得士人和农民陷入困境，那么民间的风俗就会逐渐变得淳朴。谨慎地权衡并调节利益，就不必烦劳依靠法令制度来禁止和约束，四海之内的人都将乐于实现大同的理想境界了。

译银荒小补说

包世臣

天下苦于银荒已经很久了。今年五月，江西省城的银价，涨到制钱一千文兑换库纹银六钱一分。也就是银每两折合制钱一千六百三十多文。在那些不通商贾的下级县邑，民间缴纳赋税都用制钱折算。新喻县现行的事例是，每缴纳一两钱粮，柜上向花户收取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扣除归公的纸张、饭食和辛劳费用五十八文，实际归官的制钱是一千八百二十七文。定例是制钱一千文准折库纹银一两，老幼皆知。如今花户缴纳正银一两，连同耗羡在内，要用制钱一千八百八十多文，不能说不多。况且在两三年内，年成丰收、收割时节，一石谷子只值制钱五百文上下。现在正值青黄不接，谷价也不过七百多文。这意味着小民缴纳一两银，非得卖出两三石谷子不可，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然而，地方官征收一两银，要加收一成零三的耗羡，又摊派捐款银一分，司银号抽分三厘六，外加添平三厘，道款杂款，比起司正款几乎翻倍。这些款项折算成制钱上缴省城，加上水脚人工、投批挂号、领取库收、乡征官吏的薪俸饭钱、征各友修薪节礼等，合计需要银一两一钱七分零，才够解缴正银一两之用。这意味着征收正银一两，官府实际要赔贴制钱八十多文。仅以新喻县额定征收四万三千多两计算，每年须赔贴制钱三千四五百千文，官府怎么承受得了呢？如果一定要因为赔累的缘故，强行增加折价数额，民力既然无法承受，情势必然产生阻碍。我私下认为，制钱是国家的宝货，自古以来公私都把它作为货币。自从明朝中期开始，才以银作为货币，以便于输转。沿袭三四百年，公私的货币，专门归属于银。宾主颠倒，让钱从属于银。如果不专门重视钱币，使银从属于钱，就不能力挽颓势。我在回复王亮生的信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然而这件事，如果不是心腹重臣，在皇帝面前竭诚进忠，是不能推行的。至于地方大吏所能出力的，也有说法。查各省正供，年额定四千万两，除去民欠和报拨的数目，每年不过一千七八百万两。这意味着外省存留与起运的数额几乎各占一半。部饷、甘饷、贵饷等项，万万不能不解银。至于本省的公项，如坛庙祭品、文武廉俸、兵饷役食，私用则延请幕友、捐摊纸饭、衙门陋规、漕务兑费，这些在接收者那里，仍然都是用银换钱来使用。所以出入的利益，都归钱店所有。让市侩操纵利权，对上困住官府，对下困住百姓。如果按照旧章的银数，按月依照市价折成制钱给送，并不短扣图便宜，想来没有不可行的。先由布政司核明应支解的数目，分别通知各州县，每忙季解银若干，解钱准银若干。查向来省城的银价，总在五月奏限以及岁底兑军的时候最高，这是因为各州县都运钱来省城兑换银的缘故。江浙两省，本来没有省仓，与江西的情形稍有不同。其余地方应用的款项，大致没有差别。如果江浙两省、两湖与江西六省的地方大吏，札商定稿，联合上奏请求，只各营距离省城远近不一，解送制钱，运费较重，断不能要求营员自备，又不可让州县额外加派。查银号例有火耗规费，如果用制钱上库，那么火耗这一项，可以提取储存，以备运解兵饷的脚费，弁兵也就没有借口了。像这样，那么六省所节省的银数，将近千万，岁计有余，银价不愁不降低，钱价不愁不增长，而谷价也不嫌太贱。对官对民，不无小小的补益。道光十九年六月六日记。

银贵不足害说

周腾虎

天下的贫富在于衣食，而不在于货币。货，是权衡物品的东西。物品充足，那么货币也就充足了。古代金银钱币，比现在少得多。《史记》说，吴越没有千金之家。后汉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万，极富，闻名京师。一亿七千万，也就是现在的十七万缗钱罢了。以现在的银价折算，只相当于十万两银子，不足以非常罕见。这都是货币少的明显证据。然而当时，不担心货币少，是因为物品都轻贱，所以汉朝兴盛时，一斗米只值几文钱。并不是物品与现在有很大差异。货币少而贵，是理势使然。这还是古代的事。近今之世，没有超过明代的。明代用兵，拨饷没有千万两的。天启、崇祯年间，天下已经凋敝，而江南纹银一两，还准折两石米。这都是货币少而贵的明显验证。明朝万历年间，天下处处开矿，岁入有时达到十百万两。那时的富裕，并未能超过永历、弘治、宣德、正统之时。银多则贱啊。国家几十年前，银多而贱。近年以来，银少而贵。人们都归咎于纹银流出海外，以为是大患。不知道这不足以忧虑。以前银足的时候，一两仅值制钱六七百。现在一两，通常准折制钱一千五六百。银多则折价以平衡钱价，银少则昂价以适应使用。其作用是一样的。银质虽然流失，银用仍然保留，对中国有什么损害呢？中国的贫富，在于衣食。现在户口繁盛，加上水旱不时，物力大大短缺。所以各种百货的价格没有不十倍于过去的。所以过去用银十万两，现在非百万两不够了。天地的物力，只有这么多。即使让泰山的石头变成金银，沧海的波涛溢出变成钱币，仍然不能权衡这极大的短缺。

译这关系到百姓的衣食生计。难道还要在纹银上斤斤计较吗？现在就拿米价来说吧。一石白米，通常折合白银二两四钱，甚至高达三两不等；折合制钱三千七八百文，甚至高达四千多文不等。假设天下丰收，物资丰富，就像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那样，一石白米只折合白银三四钱，那么那时的三四钱银子，就相当于如今三四两银子的购买力。这样一来，百万两白银就能抵得上如今千万两的用途。这个道理推而广之，各种物品莫不如此。那么，白银将显得不够用。即使白银年年流向海外，中国依然物资丰饶。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以说，关键在于衣食，而不在于货币。

译专重制钱论上

成毅

治理国家的用度，从百姓那里征收的，有米粟、布帛和力役；由朝廷掌控的，有货币、钞券和铜钱。货币的使用由来已久，钞券在元代通行而在明代废止。到了本朝，能够调节盈余与匮乏、节制物价轻重的手段，只有钱法这一件事。铸钱有固定的局所，铸造有定额，工本厚重而制造精良。一百多年来便利流通，公私都依赖它，可以说是斟酌古今而独得其平衡的。然而我私下认为，夺取钱法的权力，暗中让大贾富商豪强猾吏所占据，因而公私都因此有不便利的地方，其弊端在于使用白银太重，导致银价因此日益昂贵，钱价因此日益低廉。请让我详细地论述它。

用铜钱向百姓征税始于唐代，用白银向百姓征税始于明代。那时实物税尚多，折色税尚少，而官员俸禄和士兵口粮的实物与折色，时常相互变通。到了明代中叶，一条鞭法和九厘法实行，一切都用白银。本朝沿袭它，白银的行使于是更加广泛。然而考察明代使用铜钱的初期，每七百文钱抵白银一两，确定赋税征收，每白银一分折钱七文。后来私铸劣质钱币泛滥，有十三四文钱抵白银一分，十六七文钱抵白银一分的情况。当时于是商议让制钱与前代杂钱并行，上品仍然以七文钱抵白银一分，其余根据钱币质量高低分为三等，下等的二十一文钱抵白银一分。那么制钱七文抵白银一分，实在是衡量轻重相权的准则。本朝一百多年来，纹银与制钱，两相作为准则，大约不过七八文钱抵白银一分，逐渐增加到十文，比起以往已经觉得钱贱了。然而近日银价，却有比旧时高出一倍的。有人议论认为是因为钱多的缘故，不知道铸局没有增加，定额铸造没有溢出，钱怎么会多？况且钱多而日常百物未曾涨价，所独贵的只有白银。那么不是担忧钱多，而是确实担忧银少，这是可以知道的。

而且白银日益减少的原因，很容易明白。五金之中，金为上，银次之，铜次之，锡次之，铁为下。地产的多寡，与人使用的贵贱，大致相等。白银的使用日益广泛，煎炼日益增多，地宝的泄露日益严重，那么矿砂有时就会枯竭，这是原因之一。白银便于轻便携带，箱笼中可以收藏，万里路程，随身携带前往，日益分散而难以聚集，这是原因之二。旧家大户，便于储藏，积蓄千缗铜钱，就已经充满屋子，储藏万镒白银，不过一个柜子。狡猾的人把它作为囤积居奇的计策，愚蠢的人把它作为留给子孙的遗产，只进不出，日益积累，这是原因之三。中国多珍视异物，奇异淫靡的产物，从外洋购买成千上万，出去而不回来，这是原因之四。知道这四种原因，而希望白银恢复增多，怎么可能呢？

又，产于中原的白银极少，况且听说近来煎银的行业，多在交南，又有外国商船银元在闽粤交易，这都是用域外无用的东西，来消耗中国日常使用的资财，其得失，尤其应该仔细计算的。知道它必然不能增多，而行使的权力，不加以变通，这就像在山里寻找鱼，在水边寻找野鸡，不是不勉强得到它，而是劳费甚巨。白银的多寡有无，既然专门由商贾豪强猾吏操控，对国家与百姓，已经是大病，何况还操控在域外的狡猾奸商手中？那么凡是用来消耗中国人民的，更不需要其他手段了。

白银之所以可贵，也只是因为公私都用，上下都需要。民间没有它不足以完成赋税，朝廷没有它不足以供给俸禄。形势处于独尊，物品无可比拟，所以虽然制钱出自府库，米粟切于日用，但在紧急与宽缓时，贵贱悬殊。这是由于形势有偏重，形成于积久所致。在这里如果不早作打算，夺取其偏重的权力，分散其积久的形势，而想要贵者不更贵，寡者不更寡，怎么可能呢？现在有个人，鸡猪鱼已经充满厨房，客人却不享用，说一定要去邻居家索取干肉，那么干肉虽然可以得到，鸡猪鱼都成了弃物了。何况索取得越急，它就越珍贵。我私下认为变通的计策，不如公私上下百货价值一切以铜钱为估价。为什么呢？铜钱是君主用来持守物价平衡、驾驭轻重的手段。用铜钱驾驭物品，那么权力在铜钱；用白银驾驭物品，那么铜钱也只是一样物品罢了。这就是所谓利权倒置。假如一切以铜钱为估价，那么百物都出自民间，钱币独自由官府操控。如唐代刘秩所说，物重钱轻，轻就收敛它使它减少；物轻钱重，重就散发它使它增多。调节盈虚，操纵在手，这确实是上下都受益的。权力是上面必须掌握的，利益是众人共同追逐的。用众人追逐的东西，朝廷却不自己掌握权力，坐视狡猾者得以囤积居奇，而朝廷与百姓都受其困顿，这怎么能不急忙谋划呢？

专重制钱论下

成毅

有人说，专用制钱，将利权归还朝廷，这说法似乎对了。不知道现有的官员俸禄、士兵饷银、关市各税，原本额定为白银，怎么处理？回答说，国家制定赋税之初，原本是用白银抵换铜钱，所以今天还说钱粮。现在就可以用铜钱作为赋税，只按照原本定准的白银数额，每白银若干，抵换铜钱若干，固然对国家没有损害，而官民都受益。为什么呢？近年银价昂贵，每逢征收钱粮，计算白银折换铜钱，比照先前年份的银价，

译已经超过了三倍。而官府又用铜钱兑换白银，倾泻火耗，繁杂困难特别严重。如果直接用铜钱缴纳军饷，每白银一两，按照制钱一千文计算，采用甘肃近来的成例，或者七八百文，采用最初确定的旧例。官府收取这些铜钱，储存在司道及州县各仓库中。本地的俸禄、工食、军饷，就直接从中支取。彼此相当，并没有增减。转移之间，只在朝廷一道命令罢了。

有人说，仓库中现有积存的白银，如何处理？回答说，这只要先尽数使用现存的白银进行一切支放，扣除几成作为银钱搭配发放。前代纸币、铜钱与实物并行时，原本就是随时增减的，这可以不必过分计较。

有人说，直接支取之外，还有拨解；存留之外，还有起运。铜钱沉重，难以长途运输，如何处理？回答说，这应该略微仿照交子、会子的方法，稍作变通。假如商人贸易，在本地投入铜钱，在他乡购置货物，千里以外，也可以拨兑。就像米麦盐铁，比起铜钱的多少轻重，不止相差数倍，然而千里万里，都可以转运送达。前代在边陲缴纳粮食，在内地贩卖盐引，成法都在，未曾听说有阻隔。谋划国家的策略，贵在经久耐用，不必专门依赖其便利。

有人说，一切使用铜钱，那么铜钱必然骤然涨价，如何处理？不知道铜钱出自官府，只要资助鼓铸。铜价之便宜，比白银低百倍。假如原来定额的铜价定为白银几两，现在只扣除作为制钱几千文。只让各局采购铜料添铸，而听任商民自己用各种货物兑换铜钱，到局兑买。货物价格都按照时价，铜钱听任其装运。不过数月，就可以随处流通。只须严禁使用私铸的铜钱。因为近日铜钱恶劣泛滥，实在是由于奸民销熔改铸，以及铸局工匠偷减正额铜钱的本钱，搭配铸造夹砂的小钱，民间称之为毛钱，导致本朝旧铸的青黄大钱，日渐减少。禁止的方法如何？回答说，市场交易，用白银折算铜钱，白银辨别成色，严格到分厘；铜钱混杂毛小，不计斤两。铜钱便宜而轻，就是这个缘故。现在只限定以制钱一定的分两，纳税充饷，都使用足陌，不得搀入小钱一文。民间日常使用，也都依照足陌斤两计算。如果有旧用的小钱，定为折二、折三抵准制钱扣算。只要制定章程，不必强制。私铸无利可图，而销熔制钱的弊端，不禁止自然就会平息了。

有人说，改铸大钱，似乎比交子、会子更好，这种说法怎么样？我考察前代大钱，从周朝以来，直到明朝，大都实行过。折二、折三，当十、当五，轻重敛散，子母相依。实行一时，也足以获得成效。然而事情涉及变更，法令越繁密，事情就越难办。仿照前代交子、会子的方法，只是商贾的钱票，官府管理其事，只有会计而没有转移。公私轻便携带，这是最方便的。大抵讲求权利，像商贾那样坐享巨额利润，悬挂我所有的东西而让人自行趋附。掌管专卖的人心里明白这个意思，应该没有不可以变通以尽利的。

译道光庚子年之后，银价日益昂贵，户部的财政支出也显得不足。当时我寄居在岳阳，与老友忍斋畅谈近况。忍斋于是拿出他关于酌情变革钱法以及专门重视制钱的论述给我看。这些论述是他与友人反复筹划后创立的。忍斋深思远虑，考虑事情详尽完善，无奈积弊深重难以扭转，这些论述也属于空谈而无补于实际了。然而保留这些说法，尚且寄希望于那些能够洞察得失、权衡轻重、长远谋划、审慎处事的当权君子。丙午年仲秋，诸文炳识。

设法贵钱贱银疏 道光二十四年 江西巡抚吴文镕

我私下查考，上年户部奏请催促各省开炉铸钱一案，奉旨批准抄录原折。其中说：“银这种东西，既不像铜、铅、锡、铁那样可以随时开采矿藏，而消耗银两的事端又层出不穷。银的昂贵，不是因为钱太多，只是因为它日益减少，所以立刻显现出昂贵。此时正应当设法使用钱，来弥补银的不足。”又说：“使用银的款项，可以用钱来替代，财政用度因此稍微宽裕。”等等。这话真是高妙，确实是当今不可改变的正确言论。但是所谓设法用钱，应当寻求完善它的方法，然后才能畅通它的使用。我私下思考，各省设立炉灶铸钱，原本是因为钱是日常所需，借助钱来方便百姓使用，并不是借助钱来弥补银的不足。到了今天，情形有所不同了。如今国家太平已久，合计有十四省设有铸炉，每年定额铸造的钱有一百一十四万串多。流传百十多年来，钱固然已经日益增多。然而如果钱日益增多而银并没有减少，也不至于出现如此严重的轻重失衡。无奈消耗银两的端由层出不穷，银反而日益减少。用日益增多的钱，来替代日益减少的银，似乎是最方便的使用方式。不知道“使用”这个词，是通指上下级之间以及支出和收入而言的。只计算支出而不计算收入，那么银的形势偏向沉重而价格仍然高昂，钱的形势偏向轻贱而价格仍然低廉。价格不平衡，使用固然不能畅通。想要寻求畅通，必须支出和收入都能用钱替代银，那么上下级之间才能相通，钱才能开始流通。钱能流通，那么银就不会偏向沉重了。但是所收入的钱，不可以超过所支出的数额。只以定额使用的银两大约计算，征收时用钱替代，正不必全部用钱替代。查考各省应当解送户部以及协解邻省的款项，长途拨运，脚费浩繁，应当仍然征收银两、解送银两。至于本省的兵饷、文武官员的俸禄、书吏工役的伙食、祭祀、驿站等一切坐支的款项，统计各省每年不下二千多万两，应当全部改为折收钱、发放钱。用这二千多万串的钱输送到官库，钱的形势势必显得减少，减少则价格昂贵。用这二千多万两的银留在民间，银的形势势必显得增多，增多则价格低廉。这是事理和情势的自然结果。然而用这种方法来平衡银钱的价格，固然可以。恐怕它的效果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期待的。在价格未平衡之前，如果按照一千钱准折一两银的成例支放，必然导致士兵喧哗、役夫怨恨，事情受阻无法实行。所以改折钱文，必须按照当时的市价改折。地方官按照市价折解到藩库，藩库按照市价散放。各项征收解送相应，支领的人都安心，就可以无事可做了。况且救弊期望兴利，而利益中的弊端，应当先筹及。大约有五个方面，都可以没有阻碍。第一，民情应当体察。定制正赋都征收银两、解送银两。一旦按照市价改折钱文，恐怕扰乱旧章而惊骇世人。不知道零星小户，条例原本允许用钱替代银，而农田产出的谷粟、麻枲、蔬菜、柴薪之类，也多是以钱文售卖。所以目前各直省的百姓，用钱完纳赋税的，大概有十之八九。百姓认为输纳钱方便，官府不得不顺应舆情。现在折解到藩库，在官府虽然名义上叫改折，而在百姓则实际上保持旧常。民间没有耳目惊扰，有司减少易银的累赘。因利乘便，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第二，钱价应当统一。一省之大，市场情形不能一律。有的平色高低不同，有的串头虚实不等。如果按照各州县的市价折合银两，解送的钱难免参差不齐。查考银钱汇聚，多在省会。外府的价钱，常常以它为准。应当命令各省藩司按照库平足陌，依据省会的价钱定为标准。在二月、八月开征半月之前，通令州县遵照批解。倘若银价得以平衡，随时核减，那么藩库的收数就可以归于统一了。第三，解送的钱应当划定数额。司库出纳，兼用银钱，那么州县也必须银钱兼解。那些应当如何解送钱的地方，必须截断清楚数目，以显示限制。查考各省存留坐支的款项，每年有常规。除耗羡内有解送户部的饭食以及搭放局钱作抵的数额，应当划出仍然令其解送银两，其余就应当全部折钱。那些动用地丁银的，由藩司核明每年使用的银数，按照各州县钱粮的多寡，均匀指派解送钱。那么批解的数目，各有定额，不至于盈亏混淆了。第四，扣除平余应当遵循旧例。查考坐支的各项款项，现在有应当按二两平扣给的。现在既然按照库平银价改折钱文，那么所领取的款项，就与库平纹银没有区别。平余银两，仍然必须照扣。应当将所发放的钱文，按照银价扣除钱。那扣除的平余银两，仍然令州县解送银两报拨。这样在变通之中，不改变已定的条例。第五，局钱应当疏通。赋税收入的钱，可以按时价来收放。局铸的钱，按时价支放，那么工本大亏。按定例

译如果只发放铜钱，那么官员偏枯（收入不足）的情况就难以避免。查考各省铸造铜钱的定额，最多也不过数万，应当全部按照各官员养廉银的比例搭配发放。现在虽然铜钱价格低廉，但搭配的数量尚不至于过多。况且等到银价一旦平稳，仍然没有损失。文武官员，一点一滴都蒙受国家恩惠，自然不应该计较细微的利益。而士兵的饷银得以免除搭配铜钱，对于士兵眼前的生计，也可以不至于艰难困窘了。像这样稍微调整一下，法令不必更新，百姓不必改变习惯，士兵没有痛苦，物价逐渐趋于平稳，制度使用的适宜之处，已经非常明显了。至于南北各省的情况，或许稍有差异，因地制宜，随时变通，似乎都可以酌情办理。倘若实行久了，银和钱的价值相当，收支都适宜，那么各省的铸钱工作，可以增加定额，推广流通，用取之不尽的铜钱，来救济日益短缺的白银，掌控权柄，利源就掌握在朝廷手中了。臣才识浅陋，阅历不多，个人的见解，不敢贸然认为一定正确。只是当此国家财政尚未充裕，皇上日夜操劳之际，如果有一点愚见，不敢不贡献出来。是否值得采纳，恳请圣上明鉴。

译奏为银价昂贵，公私交困，请饬定统一章程，以权衡轻重而便利出纳，恭折奏请圣鉴事。

窃以为银价之高昂，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京城纹银每两兑换制钱几乎达到二千文以上，各省则每两兑换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其势头日益增加，尚无底止。议论者说银价高昂是因为银两稀少，固然如此。然而臣私下考察唐宋以前，中国数千年上下通行的宝物只有铜钱罢了。明朝初期使用银两尚属严厉禁止，到中叶才确定税粮折纳白金的法令，沿袭至今，民间缴纳给官府的物品都用银两，却仍称之为钱粮，这是明显的证据。如今银贵是因为钱贱，实际上是因为用银太重而用钱太轻。我朝承平数百年，历代所铸的铜钱，流行于天下。然而除了小民日常使用之外，几乎没有使用铜钱的地方，这就是制钱日益贬值的原因。各部库藏，都以银两作为收支，这就是纹银日益升值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因时补救弊端，损有余而补不足，完全依赖圣人的权衡了。

臣伏思国家制定用度，不外乎收支两端。银和钱都是用来衡量用度的，不应偏有高低。应请今后定为银钱兼用的制度，每纹银一两，由户部酌情确定中间价格，准换制钱若干文。如近年户部奏准各省捐输案件中，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的先例。并饬令户部大臣将每年经费的收支，逐项稽核。每年收入的项目，哪项必须收银，哪项可以银钱兼收，哪项可以一律收钱，酌情确定银钱收入的定额。每年支出的项目，哪项必须发钱，哪项可以银钱兼发，哪项可以一律发钱，也酌情确定银钱支出的定额。其收钱发钱，即依照新定的银价折算。只要让制钱收入与支出两相抵足，随收随发，既没有铜钱堆积腐烂的忧虑，对于向来银两项目的奏销，也毫无亏损。如果收钱的地方较少，发钱的地方较多，就令各炉增加铸造，以敷支用。那么库银的收入，更可望逐渐积累盈余，尤其对长久之计有益。

以臣愚见，每年经费的收入，如关税的短少，是由于银价过高，商贾畏惧负担而不愿前来，千方百计偷税漏税。如果确定平价改收制钱，可以广泛招徕商人，应当对关税有裨益。这是可以收钱的第一点。盐课的缺额，也常以银价过高为借口。查卖盐的价格，本系制钱，按规定须兑换银两缴纳盐课。如今银价倍增，一年要缴纳两年的盐课，将何以承受。如果确定平价改收制钱，盐务必定日渐好转。这是可以收钱的第二点。常例捐银，每年约三四百万两。民间银少钱多，如果允许其按照户部确定的银价交钱，那么缴纳的人就多，而且有近年各省捐输以钱抵银的先例可循。这是可以收钱的第三点。

又臣来自田间，深知百姓买银纳官的痛苦。南方州县，间有折算民间铜钱，由官府兑换银两运解的情况。起初也是官民两便，如今银价日益高昂，以往折算收取民钱的定额不能再增加，州县赔垫无处筹措，因而想向百姓加征，以致激起抗拒。如先前湖南北的耒阳、崇阳，以及近日福建的台湾、浙江的奉化，百姓滋事，都是因为州县征收钱粮加重所致。而州县议定加重，又确实是因为银价过高，官府赔垫无着所致。这说明银价不平，官民共同受累，关系非小。窃以为今日征收钱粮，也应当暂时采用银钱兼收的方法。或者通省酌情确定比例，或者考察该处向来民间收钱即令解钱，仍就一省通融计算，银归司库奏报，钱归留支开销。这是各省州县情形不同，应令督抚饬令地方官体察详议。这是可以银钱兼收的又一点。

至于每年经费的支出，如河工岁修买料雇夫，都是使用铜钱。向来所定的银数，按照以往的银价已足够使用。现在即使物料昂贵，而今日所定的平价，较之以往的银价，尚必超过。如果改发制钱，对于河工不至短缺。近日户部奏准东河所收捐输铜钱，即已令作正款拨用。这是可以发钱的第一点。工程向来所定银数本属宽余，开销难免浮报冒领。如今银价过高，更加充实私囊。如果改发制钱，不过是减少中饱私囊的资财，对于办理工程仍然宽裕。这是可以发钱的第二点。各省留支款项，多是所领的是银两，所用的是铜钱。有司视银价高昂为获利之源。如果酌情确定比例，改发制钱，对于沿袭的旧章，并无更改。这是可以发钱的第三点。八旗月饷，向来有搭放制钱的情况。此后京内外官员俸禄，以及各省绿营坐饷，似乎也可以仿照分成搭放。这是可以银钱兼发的又一点。

臣思成宪固然应当恪守，而通达权变乃是为了济时。况且今日银缺价昂，上下都深切忧虑，几乎无长策，尤其不能不急于筹划调剂，以利变通。只是经费收支的项目至繁，岂是臣管窥蠡测所能立即穷尽其曲折。这在于部臣秉公熟计而已。总之纹银日益减少，势不能使之更多。

译制钱的购买力日益降低，但法令能够使其逐渐恢复价值。臣在上年五月间，曾上奏请求在淮南推广票盐制度。当时就考虑到银价昂贵的问题，请求允许商贩缴纳赋税时，银和钱兼收，并请求将所收的钱款拨解给南河工程使用。后来因为票盐制度未能推行，关于银钱兼收的建议，该省也没有再讨论。江西巡抚吴文镕也上奏请求银钱并行，户部议定让他试办，最终因为仅在单一省份实行难免有阻碍而作罢。因为银钱并重，是国家财政运用的重大权柄，如果不是由户部划定统一的价格，以及统筹收支的章程，那么上下就会观望犹豫，没有人敢承担过错。臣反复思考，现在纹银流失日益广泛，天然产量几乎不足，而制钱是国家的宝物，设立铸炉、开放铸造，可以取之不尽。而且纹银的短缺，也未必不是因为豪强奸猾的富商，贪图轻便而大量囤积。如果使用钱的途径广泛，他们就没有囤积居奇的余地，即使藏起来的银两也会逐渐流出了。至于市场贸易，各种物品随着银价上涨而昂贵，更是民间百姓深受其害的弊病。如果户部规定的价格确定，各处市场价格一律遵照执行进行收支，每次银钱交易，不得超过规定价格一百文，违者没收所交易的银钱，并按照违抗法令定罪。至于用钱难免有掺杂假钱、不足成色等弊病，必须责成主管官吏认真收取和发放。现在外省捐输，有收取制钱的，甚至有经户部拨解用于河工抵充银两的，这就是一收一放，并没有听说滋生弊病。有人说纹银流出国外太多，外国广泛收集中国货物，以收取白银作为消耗中国财富的手段。臣认为缺银的原因，未必全是因为这个。然而银钱兼用的命令一下达，就会让中国上下知道通行的货币不专靠白银，那么他们即使有阴险的计谋，也会逐渐消减而无法得逞。这也是挫败敌人阴谋的一种策略。臣愚昧的浅见，深入思考当今国家财政和民生的关键，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是否妥当，恳请命令户部大臣详细商议，恭敬等候圣上裁决。

译关于推行钱法以掌握利权的奏疏 道光二十六年

朱嶟

我私下认为，当今天下的大势，白银日益减少，且日益显得昂贵，这不需要有智慧的人就能知道。然而国家的经费，仍然事事依赖白银供给，这难道不是必然导致困窘的局面吗？困窘则需变革，变革则能通达。变革通达的方法是什么呢？也就是推行钱法以掌握利权罢了。先王开采山泽的资源，制造泉布（钱币）作为宝货，国家独占其利，而不让民间私自铸造，确实是有原因的。所以征收赋税以粮食为标准，而平准货物以钱币为标准。物价低廉是因为钱币少，少则钱币贵重，贵重则增加铸造并散发出去使其贬值；物价昂贵是因为钱币多，多则钱币轻贱，轻贱则制定方法将其收敛使其升值。一轻一重，张弛由官府掌控，而权力操持在上层。如今收支都用白银，而钱币几乎被置于无用之地。虽然说是国宝流通，但流向下层而不转向上层。于是富商市侩，得以趁人之危，利用时机之急，操纵奇货以窃取轻重之权。突然想要确立一个固定价格，使上下遵行，而其中或许有勉强压制的情形，这种命令必然受阻而无法实行。关键在于顺应便利使人容易遵从，通达变革使人不怨恨，行使权力使人不怀疑。

如今盐务疲敝，都以银贵钱贱为借口，因为盐是卖钱而不卖银。卖钱就命令解送钱币，人们难道不乐意遵从吗？长芦的盐价，可以解送京城充作军饷。军饷发放钱币，请从京城开始。在东西两隅分别建立两个库，收贮钱币，由户部、工部左右侍郎掌管。按照时价搭配发放军饷，东四旗的军饷从东库支领，西四旗的军饷从西库支领，以免除转运的劳苦。并且不允许有克扣、短少、搀杂等弊端，查明后治罪。这样又有谁怨恨呢？两淮的盐价，则解送到河工以备每年修缮。淮上到河工都有水路可通，运输较易。河工雇佣夫役购买材料，都是用钱。这本来就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百姓用钱币缴纳赋税的，全天下大概有十分之七八。地方官收钱却命令解送白银，赔累已经不堪其苦。江西巡抚吴文镕奏请本省坐支的项目，收钱放钱；解送户部候拨的款项，征银解银；支放军饷役食，请按照时价改折。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全部改折为钱币，已经涉及纷繁的变更。应支出的款项，全部解送布政使司，然后由布政使司发给，往返搬运，倍增劳费。全省之大，不用一分一厘银币，未免偏颇。据臣的愚见，认为州县征收全部照旧规，无需更定章程。向来征银解银的，暂且不论。只就现在收钱的，衡量其钱粮多少，查看其附近地方，估计兵役众寡，酌情减少应解送的银数，少解几成，以缓解其困境。除了兑换白银解送布政使司之外，就用钱币抵充白银，每白银一两，折合钱币若干，酌定一个数目，以初始为常例。应有的耗羡、平余、摊捐款项，仍然提出解送布政使司。而本官同城官员的廉俸，准许坐支。本州县的书吏、工匠、役员的俸食，准许坐支。本地分汛的军饷，准许坐支存库。其余则视道路远近，就近解存府库、道库、藩库。按照时价发放军饷。省标城守由藩司支发，外标外营由藩司发帖持向各道、府、州、县支领。时价则以省城为准，以开征前十日为定，由藩司批示遵照。半年更改一次。军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超过一千七，少不低于一千二。降到一千二，便可取为定则，不再减少。至于文武官员的廉俸没有收钱的，发放白银如故。兵丁屯驻的地区，附近州县没有收钱的，发放白银如故。局铸的钱币，向来有成例的，如何搭配发放也如故。这样，虽然变革但实际上是因循旧制，难道会纠纷而招致怨恨吗？

此议若行，对百姓无扰，对军队无亏，对官员有益。为什么说对百姓无扰呢？百姓拿出粟米麻丝，粜卖换得钱币，缴纳钱币完成赋税，早已习以为常。向来收多少，现在收多少，自封投柜的，不突然改折，这对百姓无扰。为什么说对军队无亏呢？兵丁领取白银，尚须兑换钱币，然后才适用。每到军饷下发时，铺户又往往压低价格。如今按照前定时价，发放足数现钱，入手即用，哪有比这更方便的。这对军队无亏。为什么说对官员有益呢？先前银多，官员以收钱渔利；如今钱贱，官员以换银赔累。若多用一分钱币，则少解一分白银，即少受一分累。等到银价平时，又复获得羡余。这对官员有益。

有人说钱币收归上层，则市场一空，恐怕百姓有钱荒的感叹。不知道兵丁工役每月所领的钱币，必然在市场上流通。地方官除解送官库外，尚有其大半，必须兑换白银解送布政使司，则其钱币也必然在市场上流通。况且今日的祸患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想要挽救其弊端，固然没有比收钱更有利的，更没有比停铸更有利的。当此钱贱之时，暂时停止鼓铸，将工本银两，发出兑换钱币，实收登库，薄小者淘汰，则私钱难行，而官银见多，价格不渐渐趋于平稳吗？仍照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搭配发放，则利在其中了。利归于上层，而市价渐平，则军饷发放钱币

译这种说法，是可以施行的。所以兴利除弊的方法，应当以停止铸钱为第一步。有人会说，如今天下白银稀少，铜钱也并不见多，怎么可以停止铸造呢？不知道铜钱虽然不多，但从国家初年开铸以来，流传至今，加上私铸的钱掺杂其中，与白银相比，显然已经多了。想要平抑物价，除非银钱价值相当，否则价格怎么能够平定？为了平抑物价而暂时停止铸造，等到物价平定后再恢复铸造，这就是所谓“欲取先予”，一弛一张的策略。如果只根据眼前的形势来说，原本是想用多余的铜钱来弥补白银的不足，正应当增加铸造、广泛铸造，为什么说要停止铸造呢？停止铸造，正是为了将来增加铸额、增添炉灶做准备。不明事理的人不察，就说停止铸造会导致铜钱匮乏，铜钱匮乏后再开铸，一时恐怕难以迅速办到。不知道剩余的铜料还在，器具还在，工本还在。有人怀疑工本已经换成了铜钱，不知道工本换钱，是指发放当天应用的工本，换取当天搭放的钱文，并不是把以后的工本一次性全部花光。而且即使拿以后的工本来换钱，钱没发完，就可以作为工本，趁时机招募工匠广泛铸造，何必担心来不及。所担心的是，一旦停止之后，就完全不管钱法，只是将官局封闭，任其破败剥落、被人偷卖，而不加省视忧虑，这就是废弃了，怎么能叫停止呢？所谓停止，是工作稍作休息，而筹划运输劳作的办法，未曾停止。所以虽然不铸一枚钱，但局中应当储存和发放的项目，并没有短缺。而且有平抑物价、查禁私铸的好处，蕴含其中。又有增加铸额、增添炉灶的功效，继于其后，那么就是停而未停。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有人说停止铸造只是为了节省成本。国家的大事，如果对百姓有利，就不惜费用损失，这是拘泥于见闻而不通晓时务的言论。铜钱价格日益便宜，那么物价日益昂贵，这是自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道理。官府用两钱的成本铸成一钱，官兵领取一钱仅获得半钱的效用，对百姓没有利益，对国家有损害，孰得孰失，一定有能辨别的人。有人说开铸有利息，停止铸造就没有利息。试想，多出的钱不是利息吗？剩余的铜不是利息吗？统计有炉的十四省，每年铸额得到铜钱一百一十四万串有余，计算其工本八十余万，用八十余万两的白银，换取铜钱搭放，就以每银一两合钱一千五百文计算，应当多出铜钱四十余万串。或者铜钱仅够支放，而一年鼓铸的铜，足以剩余了。况且发放白银换取铜钱，是把重的散为轻的；收取铜钱搭放，是把轻的敛为重的。平抑物价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一举两得，为国家筹划，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有人说外省的工本，恐怕被挪作他用或借垫，早已不存在了。试想鼓铸不停，能用空空妙手，铸成百万缗钱吗？即使工本微薄，换钱不多，还可以借款筹办，因为这种借款容易归还，不至于落空。

译有人说局中工匠役夫众多，一旦失业，遣散恐怕会有不便之处。殊不知钱法既已推行，收钱放钱，处处都需要人，并非没有安置的地方。况且这些人凭借技艺侍奉上级，不同于驿卒水手，自食其力，另谋生计，未尝不可。如今停工的情况屡见不鲜，何曾听说有工头匠役出来闹事呢？由此看来，不仅外省的铸造可以停止，京局的铸造也可以先停止；即使不能停止，也可以减少。在开始的时候，减少铸造而不减少运输，仍然用剩余的工本换取铜钱，照旧搭放。铜铅存贮起来，三年之后，停止运输而不停止开采。停止运输则运费可以节省，不停止开采则所产出的铜，可以留在云南，令其在当地开炉鼓铸以充作云南军饷，而将各省协济的银子拨运进京，以充实国库款项。或者就近采买铜斤以供鼓铸，等到京城铜料匮乏时，再令云南或运铜或运钱，参酌施行。因为云南薪炭价格低廉，制造也精良，至于长途运费，运钱与运铜是一样的。所以其他省份的铸造可以停止，而云南的铸造必不可停，因为那里铜、铅、锡都有。如果停止官方铸造，那么盗铸的人就会兴起。如四川、贵州、湖南、广东、江淮之间，盗铸者众多，应当加工精制以作为模范，而不只是以停止铸造了事。如果说鼓铸一概不可停止，这不是正确的论断。总而言之，可以用钱的地方就用钱，必须用银的地方就用银。大抵附近就用钱，致远就用银。银钱并用，就可以银钱并收。子母相权，盈缩有制，能够收敛轻小之物而变为贵重，能够分散贵重之物而变为轻小，那么物价自然平稳了。物价既已平稳，于是更加广泛地发挥利用矿山造币的功效，严厉禁止毁钱为器，惩处偷铜减工的过失。如果制度掌握得当，那么铜钱就会充裕。铜钱充裕，于是更加丰足购粮的本钱，采买谷物，以充实仓储，以鼓励农耕。这是由末返本、沿流而溯源的方法。有粮食可吃，有钱可支，虽然未能达到粮仓充盈、钱串朽烂的程度，但利权在握，能发能收，将来银子虽然短缺，但在用途上不会短缺了。补救偏颇弊端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于审察先后次序而施行罢了。如果认为事情贵在因循，何必改作，鼓铸依然鼓铸，用银还是用银，工本日渐亏损，钱价更加泛滥，上面失去利权，下面困顿有司，有司赔累不起，则必然商议加征，加征而百姓不堪忍受，则必然导致激变，激变而封疆大吏带兵弹压，又增加一重浩大的费用，府库日益空虚，征收更加紧急，在这个时候，掌管财政的官员，左支右绌，一筹莫展，而关心国计的人，又说不切时宜的话，或者商议劝捐，或者商议改铸，或者商议开矿，或者商议行钞，纷纭如聚讼，最终一无所成。多次开设捐例，则仕途久滞，人心不振奋；改铸大钱，则名实不符，伪造日益滋生；开矿则以现在求未来，最终所得不抵所失；行钞则务虚张而鲜有实济，久而久之将有亦化为无。统观各种议论，比较长短，何不就此现行的铜钱酌盈济虚，运筹其间，不失制用的常理，为掌握理财的大权呢？只是各省情形不能划一，其中因地制宜，随时通变，总在直省督抚藩司细心体察，通筹妥议，不要喜好功绩而欲速，不要怕麻烦而苟安，就能成功了。臣以候补官员的身份，本无进言的责任，只是念及一介庸愚，由翰詹科道，不数年间屡升卿贰，厚蒙隆恩，涓滴未报，昨日因事部议革职，蒙恩改为降调，仰窥圣怀，尚有不忍终弃之意，眷恋朝廷，需留京邸，伏见经费短绌，上忧宵旰，自知补救无方，敢为刍荛之献，倘有可采，相应请旨饬下部臣疆臣核议施行，不揣冒昧，尘渎宸聪，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拟银钱并用章程疏

曾国藩

奏为贵钱贱银，以平银价而苏民困事。臣在本月陈奏民间疾苦一疏中，声明银价太昂，另折具奏，思考变通的方法。私下认为十年来，中外臣工奏疏言钱法者，前后不下十余人，皆思贵钱贱银，以挽回积重之势，而臣所深服的，只有二十四年吴文镕一疏，二十五年刘良驹一疏，二十六年朱嶟一疏。此三疏，皆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户部又交各省议覆，旋即以外间覆奏，议论不一，此事停阁不行。臣反复思维，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实无大于此者。谨就三臣原奏所涉，参以管见，拟为银钱并用章程数条，伏候圣鉴。

一曰定时价，每年一换也。凡民间银钱之贵贱，时价之涨落，早晚不同，远近亦异。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确凿之价，则民间无所适从，胥吏因而舞弊。查吴文镕原奏内称，照各省时价，由藩司酌定，于开征前十日颁示各属，朱嶟所奏，与吴文镕大相同，惟

译称多不过一千七百，少不过一千二百，只是稍作限制罢了。刘良驹所奏，则认为应由户部斟酌取中定价。如果按照捐输案中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的先例，后来户部议覆，斟酌确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并已核准在案。臣愚以为，当时的市价可换二千文。如果骤然改为一千五百文来发放兵饷，那么士兵们就会哗然不满。应当请求户部颁定斟酌，每年更换一次。比如现在市价换一千九百多文，户部改为一千八百文，那么耳目不至于大为惊骇，而官民都能得以相安无事。明年市价稍为平稳，那么户部定价也从而稍为减少。命令各省每年奏报银价，九月奏到，户部斟酌确定明年的价格，于十月奏闻。恳请皇上明降谕旨，明年每银一两，抵制钱若干文，向百姓征收的不许增加分毫，发放给士兵的不许增加分毫。穷乡僻壤，誊写黄纸谕令，凡是一切粮串、田单、契尾、盐照、捐照等件，一概将本年银价刻入。海内皆知，妇孺共晓，坚固如金石，守信如四时。这样百姓不至于产生怨恨，胥吏也不能舞弊作奸。那些与官项全无交涉的，市肆涨落，与户部定价不符，仍然置之不问。至于现在八旗搭放兵饷，每两抵钱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饷，每两抵钱千数百文不等，不足以彰显统一。应当等待新章确定后，一概按照每年所定的户部价格，以免参差不齐。

译一、京城和外省的军饷都应当发放铜钱。查考刘良驹原奏中提出军饷应分成分银和发钱两种形式发放。吴文镕则说外省的军队一律发放铜钱。朱嶟的奏折对于军饷问题论述得尤为详细。他的观点认为，京城军营应分别建立东、西两个钱库。东四旗的士兵到东库领取铜钱，西四旗的士兵到西库领取铜钱。外省的铜钱则分别存放在道库和府库中。省标和城守的士兵，由布政使司支付发放。外标和外营的士兵，由布政使司开具凭证，持往各道、府、厅、州领取。臣愚以为朱嶟的说法，确实可行。凡是士兵领取银两之后，都必须换成铜钱才能使用。因此请求从今以后，八旗的军饷都各自平分，一半仍然发放银两，一半搭配发放铜钱。外省绿营的军饷则一律发放铜钱。各州县所征收的铜钱，在有道员的地方解送存入道库，没有道员的地方解送存入府库，没有知府的地方解送存入直隶州厅库，由布政使司开具凭证持往各处支领。这样铜钱就没有解送省库的繁重麻烦，而士兵也没有因折算成色和克扣而遭受损失之苦。至于驻防各地的士兵，仍旧发放银两，以免变动过多造成混乱。

二、户部库房的收入项目也可以收取铜钱。查考户部所征收的各项款项，只有井田科的旗地租银、捐纳房的常规捐银，是京城库房就地征收的款项，此外都由各省解运到京城。刘良驹原奏内称常规捐银完全可以收取铜钱。朱嶟奏折内称长芦盐价可以解送铜钱来充作京城军饷。臣愚以为不仅仅是这样，旗地租银，本来就是近京百姓佃种土地，他们所缴纳的本来就是铜钱，官府代为兑换成银两，反而费事周折，不如直接让他们解送铜钱进京。常规捐和大捐的银两，也可以酌情收取铜钱。计算这两项，每年可以获得一百多万串铜钱。至于外省解送京城的款项，如长芦、山东的盐税，完全可以解送铜钱进京；直隶、山东的地丁税起运项目，也可以运送铜钱。应当命令这两个省的总督、巡抚，每年各自解送铜钱一百万串进京。又命令两淮盐运使每年解送铜钱二百万串进京。加上京城铸钱局铸造的铜钱，总共获得六百余万串，足以维持财政运转了。臣虽然极其愚笨，难道不知道铜钱质地笨重、搬运艰难吗？然而不推行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不足以挽回天下积重难返的局面。巨大的利益所在，不可以因为小小的阻碍，就畏惧困难而苟且偷安。况且与云南、贵州的铜铅，江西、广东的漕粮相比，难易程度相差甚远了。那些解送铜钱的官员，必须参照铜务官员的例子，酌情给予津贴费用，务必使他们毫无赔累，官兵都感到方便。总共补贴费用不过二三万两银子，损失无几，而所转移改变的效果却很大。

三、地丁正税分县收取铜钱。凡是支出项目中没有比军饷更大的，收入项目中没有比地丁税更大的。查考吴文镕、刘良驹、朱嶟三位大臣的奏折内，都极力陈述地丁税收取铜钱的好处。臣愚以为应当分县办理。如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湖北、甘肃这七个省份，本省的人丁赋税，不足以充作本省的军饷，本来就没有需要起运解送的款项，其地丁银两，应当立即全部收取铜钱，以省去繁杂的换算手续。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和军饷两项，尚有余银解送京城库房或协济邻省的，其地丁银两，应当命令一两以下的小户，全部收取铜钱；一两以上的大户，银两和铜钱各半兼收。不必按比例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百姓容易知晓、容易遵从。如果担心收取铜钱太多，不便起运解送，州县自行兑换成银两解送省库，以备京城款项和协济款项之用。

四、外省开支分别发放铜钱。查考各省的廉俸、工需、役食等项目，名叫存留坐支的款项。此前吴文镕、刘良驹、朱嶟三人的奏折以及户部议覆的一折，都说这项可以全部发放铜钱，应当立即遵照办理。至于黄河、运河的工程经费，刘良驹、朱嶟以及户部三人的奏折，都说可以搭配成数使用铜钱。臣听说从前林则徐在汴梁河工，目前陆建瀛在丰工，都命令远近州县运送铜钱到工地，以防止市价囤积居奇、银价骤跌的祸患。东河捐输案中，曾经命令用铜钱报捐。可见河工处处需要铜钱，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应当请求从今以后，南河每年解送铜钱一百万串到工地，从两淮盐课和江苏地丁项下各半分解；东河每年解送铜钱五十万串到工地，从河南、山东地丁项下各半分解。

五、酌情减少铜料运输以抬高铜钱价格。查考朱嶟原奏内称暂停铸钱，一弛一张，使得铜钱重量增加而价格逐渐平稳。臣愚以为铸造不可以停止，而运输不可以不减少。侧面听说云南铜务，矿洞老化、山体空虚，百姓怨恨、官府困窘。云南铜料不足，搜买外省铜料；外省铜料不足，偷买宝局铜料，实在有万难继续之势。应当请求在六次运输中酌情停止一二次运输，使云南官民稍微缓解积久的困境。其铜本一项即可用来采买铜钱，并可以在炉头匠役方面酌情增加优抚，以期铸造坚固精良。这样铜钱质量日益精良，铜钱价格日益上涨。等到十年后云南铜厂稍微兴旺，再恢复六次运输。各停止开炉的省份，也逐步恢复铸造。务必使天下官民都知道铜钱的珍贵，而不知道运输的苦楚，那么相安无事，大概终究不会遭受纹银流出海外的痛苦了。

以上六条，都是依据吴文镕、刘良驹、朱嶟三人奏议，参以我的意见，粗略制定规模。恳请命令户部妥善商议，抄录三人原奏进呈，备圣明采择施行。

拟上银钱并用议

吴嘉宾

道光乙巳年，科臣刘良驹上疏说，银贵钱贱，请求银钱并用。此事交由军机大臣会同户部会议，章京汪本铨嘱托嘉宾协助检阅

译已成定案。拟定议将呈报皇上。主管官员认为事情重大，请求命令各省督抚再次商议。于是最终没有实行。嘉宾认为，此时国家太平无事，但财政支出已显枯竭。市场上银价日益昂贵，进言的人认为这是由于纹银流往海外，导致国内白银减少所致。这就像喝水的人担心天旱水干，不知道只是锅里的水干了罢了。国家每年的白银收入有多少，并没有减少。无奈支出没有节制，与权衡不得当有什么关系呢？汉代用银和锡来装饰器物，不作为货币。现在却专门使用银币，难道不是因为白银容易积藏吗？朝廷在府库中积藏白银，天下的人，小则积藏在箱箧中，大则积藏在瓮窖中。这是人情所私有的，怎么能不昂贵呢？然而白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假如天下人用多余的粮食和布匹互相交换，那么白银凭什么昂贵呢？现在白银越昂贵，人们越想要得到它，那么昂贵将止于何处呢？如果用铜钱来权衡，可以交换粮食，可以交换布匹。《尚书》所说的“不珍视异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正是这个道理。世人怀疑使用铜钱的不便，是因为铜钱难以携带。然而国家铸造铜钱以供天下使用，怎么会有不便的道理呢？想要白银不昂贵，我不珍视白银就可以了；想要铜钱不低廉，我不轻视铜钱就可以了。这在于上位者的一念转变之间。白银是天然产出的，铜钱是上位者制造的。不使用就会废弃，专门使用就会短缺。这是一定的道理。恭敬地记录所议如下，以等待采纳选择。

译臣谨按，银钱并用，即古代“母权子、子权母”的道理。银是母，钱是子。定例规定一千文钱作一两银子。康熙年间，一千文钱在市面换得的银子超过一两，所以发放旗兵饷银时一半搭放铜钱，这是为了体恤士兵。乾隆年间，一两银子换得的铜钱超过一千文，所以又停止搭放铜钱。至于工程及各衙门的公费，本来就很优裕，因此康熙年间停止发放铜钱，乾隆年间才全部发放制钱。这就是铜钱价格一定，而发放铜钱或停止搭放，则是根据时势灵活变通。雍正十一年，云南昭通镇、东川、镇雄、寻沾三营，每年搭放饷钱，每一千二百文钱作一两银子。乾隆元年，皇帝谕旨说：“朕听说云南兵饷，制钱一千文实际上不够换一两银子，议定从乾隆三年开始，每一千二百文钱作一两银子搭放。”乾隆四十二年，奏准云南搭放兵饷，市价换银在一千二百文以内的，照旧例搭放；在一千二百文以外的，按数量全部发给银子。近年江西捐输，以制钱一千文作一两银子；河南捐输，以一千三百文作一两银子；江南捐输以一千五百文作一两银子，都按数量拨归河工使用。臣私下考察，国家的制度，发放铜钱时高于市价，收取铜钱时贱于市价，其损害上级、利益下级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因为银贵钱贱，想要实行银钱并用的方法，必须让下级以此缴纳，上级以此发放，才能两得其平，而奸弊不生。查向来定价的案例不一，市价则随时随地都有不同。康熙二十九年，议准制钱定例，每两银子不得不足一千文，这是铜钱价格贵，抑制使其不得过贵。雍正七年，皇帝谕旨说：“铜钱价格过贱，民间贸易物价必然亏损，奸弊从此产生，每两银子只许换大制钱一千文。”这又是铜钱价格贱，禁止使其不得过贱。康熙六十一年，大宛两县设立官牙，议定平抑铜钱价格。雍正十二年，又命令牙户每十日亲自到部报价一次，如果有聚集一处私立罚规、暗中串通抬高价值的，送交刑部治罪。到乾隆三年，钱行经纪全部革除，凡是钱银交易，听任百姓自行买卖，如果有借经纪名目从中阻挠的，所在地方官严拿究治。

大概国家的法律，世轻世重。然而雍正以来，到现在将近一百年，铜钱价格总不过在一千一百文内外换一两银子，未尝不是当时整顿的力量。现在半年之间，银价从一千五百文骤然涨到二千文有余，说不是市侩串通不可，牙行又怎么可以缺少呢？至于牙户扰民挠公，应当随事惩处。市中铜钱多或少，国家在收放之间，相度消息，钱法才能可行。现在议定收铜钱的有四项：一是钱粮收钱，二是常捐收钱，三是关税收钱，四是盐课收钱。钱粮收钱，查顺治二年，改铸新钱，当旧铸钱二，官府以此征收，百姓以此输纳。十四年，题准征收钱粮，银七钱三，银子尽数起解，其铜钱充作存留之用。谨按，小民所自有的只有粟帛，以前代收铜钱，还有议论说舍弃所有而责求所无的。然而小民粟帛的余羡，以及佣工手艺，尚且可以换得铜钱，至于银子则又须再换了。近来银价日昂，小民完粮，愈发不能支撑。卖十石谷，只换三两银子，谷每石六百文，银每两值钱二千文。佣一年工，只换五两银子，佣值一年不过十千文。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国初定新旧钱价，官府以此征收，百姓以此输纳，这时固然未曾一定收银。若银七钱三，银子尽数起解，铜钱只充留支，这是起解都是银子，留支怎么收铜钱呢？这是今日一体纳银的由来。以臣愚计，请银钱并收，起运留支俱银钱各半，永为经制。任源祥《制钱议》说：“钱法的推行，必须从钱粮纳银起运开始。起运纳钱，则有司不能不纳钱。钱，是君主制定，以操纵天下的利权。现在不纳钱而纳银，银这种东西，百姓不能生产，君主不能控制，徒使豪猾得以擅其利，贪墨得以营其私，不是国家的便利。”任君的议论如此。臣私下认为，银这种东西，便于携带，利在此，害也在此。如果轻重之权，操在商贾手中，取携之利，同于奸盗，天下自此易富易贫了。如果库藏多积制钱，存于郡县本道，作为有事之备，京库也运钱存积，则盗贼无所用其窥伺，因为其难搬运。现在征收百姓多纳铜钱，官吏易银起运，价有余则百姓受害，价不足则官吏受害，徒便于起运，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捐输收钱，查雍正十三年，准各省捐纳贡监职衔及封典者，将生熟铜觔照数交纳，将银子凑足。近来各省捐输收钱不一，又有捐输米石加级的。大概本非惟正之供，则视当时所便而已。关税收钱，国初铸钱办铜，专倚税银，又令各关收买废铜旧器。康熙三年，题准各关税银不敷办铜，益以芦课，这是各关租银全数办铜。崇文门、天津、临清

译淮安、芜湖、扬州、浒墅、九江、北新、西新、赣关、太平、凤阳等关卡负责查验税收，并与商贾交涉。

建国之初，致力于征收铜料以补充铸币之需。既然征收铜料可以起运，那么征收铜钱自然也可以起运。只是那些不通水路的地方，仍然必须征收白银。盐税征收铜钱，始于康熙十八年，当时调拨两淮盐税以及两浙、长芦、河东的盐税银两，命令各运盐司按照户部规定的价格购买铜料解送户部。从此以后，这种做法屡次实行。

查考以往，盐关都被要求办理铜料事务，铜料政务即是钱币法度。过去铸造铜钱需要铜料，所以设法搜求铜料。如今铜钱价格太贱，征收铜钱可以提高其价值，各关卡和各盐务不必全都命令征收铜钱，只有以往办理铜料的地方必定可行，因为运送铜钱与运送铜料是一样的。

白银价格日益昂贵，盐务尤其受其拖累。因为民间买盐使用铜钱，商人前往盐场领取盐并缴纳盐税都使用白银。白银价格比往日增加一倍，就相当于用一年的收入缴纳两年的盐税，这是损害商人利益。如果盐价也跟随银价比往日增加一倍，这是损害百姓利益。难怪国家税收不能增长，而私盐充斥市场。

因此，盐价与盐税一律使用铜钱，对于盐务应当大有益处。如今提议发放铜钱的也有四项：一是俸禄军饷搭配铜钱，二是留存支用储存铜钱，三是河工发放铜钱，四是工程发放铜钱。俸禄军饷搭配铜钱。

译查康熙五十八年，八旗兵饷发放一半铜钱。乾隆四年，规定此后宝泉、宝源两局铸造的铜钱全部入库，每月增加一定成数来发放兵饷。嘉庆四年十二月，八旗兵饷以银、钱各半发放，此外每月另搭放一成至三成，历来有先例，至今遵行。康熙二十七年，云南制钱剩余很多，俸禄、工食、兵饷均用制钱发放。雍正九年，云南的昭通镇、东川镇、雄寻沾三营，每年官兵俸饷、马干银，以银一钱三搭放。十年，四川省城满洲兵饷等项，以银八钱二搭放；离省的营汛州县，按远近分别搭放，数额不等。各官的养廉银，也照远近分别搭支。乾隆二年，江西所铸制钱，按年搭放兵饷。四年，福建铸钱万余串，运至台湾搭放官兵月饷。九年，江西赣属兵饷，从乾隆十年开始，每年搭放制钱一成。十一年，四川所铸制钱，一半供本省搭放二成兵饷，另一半运至陕西搭放兵饷。十六年，陕西满汉兵饷，搭放制钱一成。十七年，山西抚标各营及太原城守尉官兵俸饷等项，以银七钱三搭放。十九年，浙江文职养廉银，以银七钱三搭放；又湖南各营兵饷，以钱三成搭放。二十一年，湖南各标镇协营折色兵粮，每银一两，给钱一串，全数发放制钱。二十一年，广东各营兵饷，每银百两，搭钱五串。乾隆五十九年，云南通省各官养廉银，搭放五成。嘉庆五年，宝泉局增设俸炉十三座，每年加铸十六卯，所铸钱文，搭放京官俸禄。六年，回疆各城普尔钱文，用于支放官兵盐菜及地基房租、接运车脚、夫马等项，每银一两，折给钱二百一十文。

谨按：京营搭放制钱已久，各省搭放兵饷、马干、养廉、俸银，或全放制钱，均有经办先例。因为领取俸饷，都要换钱以资日用，直接发放制钱，符合人情便利。往日钱多时搭放，使之流通；如今钱贱，收钱搭放，使所收的钱不滞留在无用之处，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只是现在银贵钱贱，按平价折算，得钱者稍觉吃亏，等价格恢复旧状，自然没有异议了。那么银钱并用，价格一定能恢复旧状吗？回答说：这在于执行法令的人。如今钱贱，本来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上下都便用银，富人又多藏银，才开始不够用。北方人使用空票，南方人多用洋钱，制钱不过供民间日用而已。银怎能不贵，钱怎能不贱。如今如果收钱放钱，那么收必须实收，放必须实放，制钱因实用而显得少，价格怎能常贱。倘若仍用空票，或银折成钱，名为用钱，而实际不用，想求得平价，可能吗？

留支存钱。顺治十四年，征收钱粮，银七钱三，其钱充作存留之用。康熙七年，存留驿站官役俸工杂支等项，均照银七钱三例，搭放制钱。二十七年，云南制钱余存甚多，将驿站俸工、兵饷、杂用等项，均用制钱发放。按留支为岁出之数，本当放钱，以银报上罢了。若收钱多，尽令放钱也可。

河工放钱。查近日江西、江南捐输制钱，均照数拨给河工。因为河工人夫、物料，皆以钱给值。向遇大工发帑，工次换钱，倍多转折，市侩得以居奇。若拨钱支放，其便利明显。

工程放钱。乾隆五十九年，各工程各衙门公费，每银一两，发给制钱一串。这是京城工程全放制钱的先例。嘉庆二年，浙江搭放兵饷余钱，搭放各项工程，如水路可通者，按五成搭放，无水路者搭钱二成。江西各项工程，搭钱二成。此外各省工程搭放制钱的先例。

论制钱难行者，皆以解运劳费为说。然而国家举事，但求利民，不借劳费。从前曾置额商买铜，曾令各省办铜，曾出洋采铜。即今日滇省运铜至京，及各省采办滇铜，岁以千万计，其劳费当何如。且东南之银，运饷甘肃，陆行数万里，其劳费又何如。今令通水路省分收钱解运，度劳费尚不至是也。雍正年间，曾令滇省铸钱运京，行之十年。乾隆年间，又曾令川省铸钱运至陕。是解运制钱的，往年固尝行之矣。今银钱并用，必使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出，较之运铜鼓铸，所省必多。夫国家之法，贵在因时制宜。若但以纹银便于运解，不知贪污之筐箧，盗贼之轻赍，亦以银为便也。银积于上，钱滞于下，凡布帛菽粟佣工技艺，以钱市易者，无不受其亏损。以国家之力，不解运制钱，谁复有能解运者。徒使洋钱行，而钱法坐废，所谓利权操之自上者果安在哉。

总之官便用银，不便用

译百姓习惯使用铜钱，不习惯使用白银。银价日益昂贵，官府上缴皆用银，下发皆用钱，尤其便利。凡是规费中规定给银有定数的，与往年相比，所得往往多出一倍。所以主张银钱并行的说法，阻挠的人必定很多。他们不考虑民间向来用钱有定数的，今天如果受钱照旧，那就亏损一半了。那么立法者应当便利官府呢，还是便利百姓呢？

又，铜钱难以推行的原因，是因为民间私铸小钱，掺杂使用，市侩借此作奸犯科，不如白银有凭据标准。我私下认为，用钱应当以斤两来权衡，铸造钱币的轻重也应当以铜价来标准。钱价低于铜价，就有私自熔毁的祸患；钱价高于铜价，就有私自铸造的祸患。小民图利，不是严刑峻法所能杜绝的，只有让他们无利可图，自然就会停止。

如今市价，铜一斤，值铜钱三百多文，这是两斤铜钱换一斤铜，而没有私自熔毁的，是因为铜钱中掺杂了砂铅，不堪作为铜使用。国家之所以不担心折耗，是因为云南铜有固定的额度，工本有固定的数额，运费有固定的价格，不能减少解送或多发。然而矿厂欠款日益加深，津贴日益加重，都是因为铜价昂贵。所欠的都是国库的钱，所津贴的都是百姓的血汗，只是皇上没有办法知道罢了。

如今云南铜的运输解送稍迟，就会耽误卯额（定额），如果采买，则铜价过于昂贵。旧铜钱销毁殆尽，砂钱容易破碎，确实担心多用钱而钱不够用，该怎么办呢？我私下认为应当加铸大钱。假如铸造当五、当十的钱，当五的应当重二钱四分，当十的应当重四钱八分。当五的，铜三斤铸成钱二百文，值现在的钱一千文；当十的，铜三斤铸成钱一百文，值现在的钱一千文。如今市价，钱一千文，买铜三斤，与现在的大钱正好相当。私自熔毁就不能多得铜，私自铸造就不能多得钱。凡是用钱的人，只以斤两为标准，不问是官铸还是私铸，这实际上是以铜进行交易罢了。譬如成色银任凭市场倾倒，哪里还会有私铸呢？

然而当五、当十的钱，比现在的钱轻便了一半，鼓铸的工本，则比现在的钱节省过半，这可以救治钱少的弊病。要想筹划钱法，先要商议铜政。国家初年，云南铜矿尚未兴盛，所以搜求铜矿到了极点。但为今天考虑，云南开采日久，地力已经枯竭，旧矿渐渐耗尽，新矿难得，这是难处之一。各省开有铜矿，向来未曾试行开采，如果要想发端，动不动多有阻挠，这是难处之二。收买废铜，折耗特别严重，禁用铜器，事情更加滋扰，这是难处之三。

我私下认为，官员缴纳铜可以准免处分，百姓缴纳铜可以准赎徒刑，这可以收买废铜。各省开采，利益归业主，地方官只禁止骚扰侵害，酌取十分之一二，这可以广泛开采。云南的铜，听任矿厂户交纳，照工本收买，免除积欠，与之重新开始，这可以解除官府的累赘。各省收铜，各省自行开铸，每铸一钱，只用值一钱的铜，额外只加工本。用钱都以秤称，与用纹银没有区别。旧铜重的，一钱当数钱用；轻的，数钱当一钱用。只要去掉铅锡铁钱，又加铸大钱，也用此法，私毁私铸，都应当不禁自息。这样，制钱就可以充足了。

八政第一条是食，第二条是货。所谓的货就是泉（钱）。古时百物都以粟米交换，然而粟米不可以经久行远，圣人制定泉货以供使用，百姓才开始便利。粟米的多少，百姓自己制定；泉货的轻重，由上面制定。末世使用白银，而天下掌握利权的人，在商贾市井，于是使得上下交困。利于迁徙，不利于定居的人，夺取上下所自有的，去从事他们所没有的，这是教百姓去追逐末业，而且助长奸邪而教导盗窃，非常没有意义。

如今议论的人只说银钱并用罢了。我私下认为应当使百姓不用银而用钱，又不用钱而用粟，才可以复古。然而关键要从完善钱法开始。恭敬地议论如上。

译关于用钱不废银的议论

冯桂芬

当今天下并非狭小贫弱。开垦的土地日益广阔。山泽的资源日益产出。布匹丝帛、豆麦粮食，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人口虽然说是日益繁衍，然而二三十年来，水灾旱灾、战争兵祸，每年不断听闻，伤害人命无数，恐怕户籍登记未必就与乾隆、嘉庆盛世时相差悬殊。这样看来，天地所产出的物资，本来足以供给百姓的食用，而贫困的局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白银少了。白银为什么少？回答说：是因为偷漏出口到海外。有人说不尽是因为白银出口导致银价昂贵，以明朝末年和清初为例。不知道那时府第中有私人积蓄，富户中有丰厚储备，所以银价骤然昂贵。后来窖藏的白银全部取出，加上矿苗旺盛，银价又由贵变贱。现在有这种情况吗？有人说这是由于铜钱太多所致。不知道铜钱并没有增多。京城每年除夕，有时因为钱铺关闭歇业稍多，持有银票的人争相兑换现钱，铜钱就涌贵。这是铜钱不多的证据。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可以想见了。上海开埠通商以来，外国船只每天收走元宝四五百个，折合白银二万余两。每年漏出白银七八百万两，距今十年，这已成为固定数额。四个通商口岸依次递减，合计不下二三千万两。假如想要禁止遏制，立刻就会引发争端。中国的白银，逐渐消耗减少，已经流出的不再回来，尚未流出的势头无法停止。凡是物品，多了就便宜，少了就昂贵，这是常理。回忆二十年前，每两白银兑换制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以前，兑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现在兑换制钱几乎达到二千文。如果不早点采取措施，将来日增月益，超过二千文，翘首以待即可见到。国家每年的地丁、盐课、关税收入，不下三四千万两，无非是从民间征收。民间所产出的，只是粟米之类。而国家所征收的，却是最少最贵的白银。放着百姓所有的征收，征收百姓所没有的。粟米越发便宜，白银越发昂贵。起初用粟米兑换铜钱，那么粟米贱而铜钱贵。以前每石粟米能换三千文的，现在只能换一千数百文，这是十成折损为五六成。接着用铜钱兑换白银，那么铜钱贱而白银贵。以前每两白银出一千余文的，现在要出二千文，这又是十成折损为五六成。用白银折算粟米，过去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三两。这样，国家支出白银，常常要用三两来供给一两的用途；而国家收入白银，却直接用一两就竭尽了百姓三两的财力。像这样，百姓怎能不贫困？百姓日益贫困，赋税更加难以办理。拖欠的税款一年比一年多，亏空的数额一任比一任多，而地丁的收入减少。富商大贾，破产一空，各种贸易，减少五六成，而关税的收入减少。百姓穷困失业，沦为盗贼，强盗日益增多，私盐充斥，而盐课的收入减少。于是经费枯竭，节省开支的说法兴起。节省过度，因循苟且的事情发生。应该修缮的水利不修，因此蓄水防洪没有资金，农田容易遭受旱涝，转而因为减免赋税和救济损耗国库资金。应该设置的巡缉不设，因此养痈遗患，小偷小摸变成跳梁小丑，转而因为征调军队耗费军饷。凡是地方应该办理的事情，大多因为工用支绌，一概暂缓筹划。最终事后补救，需要的费用更多。歧路中有歧路，弊端滋生更多弊端。像这样，国家怎能不贫困？推究其根本原因，无非是银价昂贵导致的。白银不是点石成金的，窖藏很久没有听闻了，矿苗很久不旺盛了。乾隆、嘉庆年间一律开矿捐助，动辄盈余千万，几个商人捐助，动辄盈余百万。现在开矿捐助军饷，响应的寥寥无几。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的白银，只有这么多，不过是在上下之间相互流转。开矿捐助军饷，无非是汲取那边注入这边的方法。现在无可汲取，何来注入？即使刘晏再生，也不能变无为有了。虽然如此，白银作为百姓衣食不可缺少的物品，中国确实病了。但如果还没有到绝境，那么中国的富足自在依然存在。转弊为利，易如反掌。如今的计策，不如用钱而废银。然而用钱而废银，还不如用钱而仍然不废银。关键在于有办法夺取白银的主导权，使其多少贵贱不足以成为我们的累赘。白银的好处在于轻便携带，不废除它轻便携带的好处。白银的害处在于匮乏，不接受它匮乏的害处。节约用度而没有克扣的名声，减少费用而没有耗费的实质。政令根本改变，而不脱离旧有的规范。道理在于自然，而不假借勉强。

这方法是什么呢？第一，收款放款起数，一律以铜钱计算。赋税本来有钱粮的名目，铜钱又称通宝，“通”字，是上下通行的意思。顾名思义，本来没有不适宜的。应该请求所有公文，凡是记载白银一两的，酌情改为制钱一千八百文。下至民间一切票据，以后一律以铜钱起数，不准以白银起数。违犯者，其白银没收入官。在定章以前，官府欠缴生息的各款项，民间典当借贷的各款项，一律换改。第二，解送京城、解送省城的轻便携带，兼用白银。铜钱沉重难以运输，允许以铜钱兑换白银运输解送。水路可通的地方，照旧运输铜钱。第三，轻便携带的折算，由户部按时定价，每年更换一次。预先颁发一年的价格，各省一年内解送京城及相互拨调的款项，都按照定价折算，以显示统一。第四，市价涨跌，官府不强行压制，而解送款项银钱相互兑换，导致有盈余亏缺的数额，允许另立一款报销。各处市价，参照雨水粮价的例子而更加详细。分朔望两

译限期办理。督抚按月上报朝廷。征收后解送。用钱兑换银两。解送到后发放。用银两兑换钱。都在初一和十五进行兑换。以此使价格固定。对于户部规定的价格。盈余或亏损的数额。准许另立一款。储存盈余以弥补亏损。年终核算报销。这种方法并非废弃银两不用。而银两的多少贵贱。可以不再过问。以目前的情况计算。用九钱银两发挥一两银两的作用。万一银价更加上涨。就用八钱或七钱银两发挥一两银两的作用。银两日益昂贵。无异于银两日益增多。推演到极致。即使银两与黄金同价。也是以此收入以此支出。国家财政没有丝毫损失。而国家和百姓暗中获得的利益。实在不是小数目。因为民间各种贸易。往往大宗交易论银两。而零星买卖论钱。银两昂贵以来。论银两的交易不加价却暗中加价。论钱的交易明面加价却实际减少。因此商贾利润微薄。裹足不前。现在一概论钱。则按成本获利。自然争相前往。货物因此流通。税收有望增加。至于盐务。缴纳课税论银两。而卖盐论钱。银两昂贵以来。课税金额倍于盐价。现在改为缴纳钱。商人获利既多。缴纳课税自然容易。而尤其没有比地丁钱粮这一项。让百姓沾受皇上莫大恩惠更显著的了。穷乡僻壤。没有银两可征收。往往用钱代替银两。由官府转换。愚民无知。只看到每年增加一年。不免产生不满。浙江奉化等地。发生事端多由于此。令人寒心。现在改征钱文。正数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一。火耗倾铸的费用。加上名目。也应当大幅减少。过去是不加赋税却实际加赋。现在是不减赋税却实际减赋。对国家没有丝毫损失。在民间百姓沾受浩荡恩泽。他们看到圣天子在军费开支匮乏之时。有此非常规的宏大典制。必将感激涕零。争先恐后地缴纳。所以节省百姓拖欠的利益还小。所以巩固民心的利益更大。有人说中国不重视银两。外国市场用银两换取货物。流出海外不是更多吗。不知道这仍未脱离重视银两的看法。现在用钱而以银两作为传递的媒介。贵也好贱也好。流出海外也好不流出海外也好。总与大局无关。宋朝以前不用银两。为何富强自如呢。况且本来没有办法让它不流出海外。怎么能归咎于改法呢。而且即使银两全部流出海外。正好有一种方法可以补救。唐宪宗时。有委托有钱人家。轻装携带凭证的方法。称为飞钱。宋朝蜀中有交子法。由十六户富人主持。后来官府设立机构。有会子关子的名目。都有实钱作为本金。更不是发行纸币可比。现在山西的钱商。一家往往分设十几家店铺。散布各省。会票出入。处处畅通。不妨仿效唐宋遗意。让山西商人转换。则轻装更快捷。而没有官府设立机构的繁琐。这也是一种方法。其他如提议使用金玉珠贝等各种货币。提议铸造大钱。黄金适合大宗交易不适合零星交易。宝玉珠贝一旦破碎不可恢复。力量都不足以抗衡银两。大钱当十当百。强行以轻代重。与发行纸币相同。而防伪的方法比纸币更难。制造的费用比纸币更多。而其不可行也相同。总之都不如用钱不废银的方法简易长久广大而没有弊端。如果贪图轻装的小利。留下匮乏的深忧。将一切国家计民生。都牺牲给那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一样东西。这是为什么呢。

译这是壬年所作。自从道光中叶以后，银价逐渐昂贵，渐渐发展到咸丰三四年达到极点，每两银子可以换两千文以上的铜钱。大概因为通商五口，进出口货物大致相抵，唯独鸦片的价格都用现银支付并流出海外，计算每年流失的白银有两三千万两，所以银价突然昂贵。当时，南方省份米价长期低廉，一石米只值两千文左右。农田出产的是米，而国家赋税征收的是银。江浙地区的州县，加征没有止境。起初，一两银子征收两千多文铜钱，后来逐渐增加到两千八九百文，百姓深受困苦。那些无法加征的地方，如江苏的句容、丹徒等县，定价每两一千六百八十文，稍微增加就会引发事端。浙江奉化等县情况略同，官府也深受困苦。同年，常州的汪本铨先生担任浙江布政使，写信来询问这种办法，我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委托他创立这个〇（方案），但也没有最终上报。等到咸丰五六年，西方各国发生大水灾，桑树全部倒伏，中国的丝绸市场突然兴盛，一年中购买丝绸达到六七千万两银子。各种货物以及鸦片不足以抵消，就用运出的白银来偿还，银价于是突然下跌，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中外通商的一大转折点。蒙先生以往坚持银价昂贵是因为白银流出海外的说法，不信的人占一半，至此才知道蒙先生的说法没有错误。只是银价正担心它日益昂贵，现在却转为便宜，这是预料事情之难。以现在的时价来说，如果能换成每两两千四五百文，那就更好了。如今天下以白银作为货币的趋势已经形成，改银为钱，实际上不可行。而在上下收支之间，预先准备折耗的余地，则与使用白银的大局并行不悖。如今银价虽然平稳，但贱征贵、贵征贱，往来起伏，转瞬之间不可预知。汪先生的这个方法，并非没有见解。偶然检得旧〇（文稿），于是附录在这里，不敢掠美。银价仍然没有改变，以此记录我的失误。近年来各种物品价格飞涨，有比银更严重的，比如工匠工价这一项，清初每工只给二三分银子，这在郡县志中记载不一，现在增加了三四倍。如果按照那时的钱数雇佣工匠，岂不误事。那么衡甫的方法，也就不可用了。

拟改银币折钱疏

缪梓

我私下认为《大学》讲平定天下，最终以理财作结。财富，是民心所系，是衡量标准的大端。《周官》是周公实现太平的著作，理财占了一半。所以圣人告诫不要言利，但不忌讳理财。财富的根本在于农业粮食和妇女纺织。至于制定货币的方法，是用来权衡百物的盈亏，以救济民生并资助国家用度。币法如果积累过轻或过重，不损害百姓就损害国家，甚至国家和百姓都受害。因此从夏商周三代、汉唐以来，几千百年直到明朝，币法屡次变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这是常理。国家减少徭役节省赋税，量入为出，每年地丁收入，不过三千多万两。盐税、关税、杂赋占地丁的三分之一。官俸、兵饷、河工及各款项支出占十之八九。其间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奸盗叛乱突然爆发，减免抚恤有常典，剿灭捕拿有费用，收入有时能足额，那么支出不需要筹划。而地丁尤其国家的正税。十多年来，奏销日益短缺，财政有匮乏的担忧。国家匮乏了，认为藏富于民可以，但小民困于运输缴纳，与官吏相持不下。百姓困苦了，认为官吏中饱私囊可以，但州县征收解送艰难，挪移填补，岌岌可危如不能终天。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银价昂贵造成的。追溯自汉朝以前，白银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也搁置不行。从汉朝到唐朝，大多以铜钱和绢帛为货币，白银只用于交州、广州。到宋朝景佑年间，诏令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改用白银，于是用白银代替铜钱。金朝铸造承安宝货，公私同现钱使用，于是开始上下通用白银。洪武八年，禁止百姓以金银为货物，不久允许百姓以银钱绢帛代替缴纳租税。正统二年，又命令两广、福建应当缴纳南京税粮，全部缴纳白金，后来在直省推行。积累几千百年，矿山矿产，未曾用来供给财币。又自从唐宋以来，交州、广州的外国商船，所到之处逐渐渗透，而充满中原。恰逢明朝中期，钞法已经败坏，钱法正堵塞，白银得以乘时利用，以充正赋。现在的情形则大不相同。昔日的白银，从外国商船来的，都从外国商船回去，每年流失数以千万计，其流出方没有止境，而器皿服饰，中原也多销熔。各省矿产，开采复无成效。白银日益减少，价格日益昂贵，以致官民交困，而国家隐受其患。事物有废兴，这也是白银将要废弃的时候。白银特别便于商贾远途携带，官吏也省去转运的劳苦，而最不利于编户齐民缴纳赋税。农夫女工，手握粮食怀抱布匹，所得的是铜钱，求银必须到市场。西北用银较广，东南各省，非通都大邑，市场未曾有银。夏秋两税，民间名为纳银，而实则输钱以折银。州县名为征银，而实则折钱以解银。国家初年以来，银价很平稳，大概七八百文铜钱当一两银。道光初年，一两银还只值一千一二百文。银价既平稳，折纳自然容易。民间完纳正银一两，加上随正的耗羡，以钱折银，数目常有盈余，足以供给州县转运的费用，与兑换倾销折耗的需求。所以征解无误。十多年来，银价

译骤然增加。下层的忙碌超过上层的忙碌。乙年的负担超过甲年。现在计算，银一两，值铜钱二千二三百文。缴纳正银一两，加上随正银征收的耗羡，共计铜钱二千四五百文。而州县转运的费用、兑换倾销折耗的需求，都不在其中。民间缴纳赋税能够随银价上涨而增加缴纳的，往往用过去两年的赋税，就足以满足今天一年的额度。民力既然已经极度困窘，那些不能随银价上涨而增加缴纳，仍然坚持旧日的缴纳章程，与官吏相互争执的，官吏害怕惹事，隐忍顺从的，则民间缴纳十分之赋税，只能完成官府六七分的额度，导致背负亏缺的重担，官吏也极度困窘。正供因此日益不足。这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还有尚未发生的情况。银两的偷漏，没有止境。银价的昂贵，也没有确定的限度。多则贱，少则贵，越少越贵，这是事物的常理，口舌所不能争辩，法令所不能改变的。假如银价更加昂贵，小民更加重困，州县凋敝，百事废弛，官民一旦产生矛盾，狡猾之人趁机挟制，更容易滋生事端，其祸患不仅仅在于国家赋税的短缺而已。

译当今的当务之急，在于体恤民生、充裕国税、整饬吏治，没有比平抑银价更重要的了。如果银价无法平抑，就必须斟酌可以替代白银来缴纳赋税的物品来制定币制，使白银不能操纵权力从而危害百姓和国家。考察古代的币制，如秦汉时期的珠玉金贝，可以用来充实财用，但不能用来缴纳赋税；唐宋时期的绢帛，既苦于繁重，又多有割裂腐烂的风险，不能经久耐用；金元时期的钞法，弊端滋生更加严重；本朝曾经实行过，但也逐渐废弛。只有铜钱是古今通用的恒常货币，数千百年以来，币制多次更迭，而铜钱没有废兴。穷乡僻壤，都流通使用。小民容易获得，多少零整，可以随用。铜是中原地区所产，取之不尽，不是从外地运来。汉朝的赋税只有按人头征收的算钱，唐朝将租庸调改为两税法，才开始全部用铜钱缴纳。虽然当时有“私家没有铸钱炉，平地没有铜山”的议论，但近代向百姓征收赋税，必定要求缴纳实物，确实造成很多烦扰，所以那种方法最终无法改变。直到今天，民间缴纳赋税，仍然称为钱粮。寻求可以替代白银来缴纳赋税的，只有铜钱最合适。

谨按：顺治元年，铸造顺治通宝钱，每七文折银一分，旧钱每十四文折银一分。顺治三年，户部议论钱价过重，百姓不便，下令每十文折银一分。乾隆元年，因为云南制钱一千文不够折银一两的数额，从乾隆二年开始，每钱一千二百文，作银一两。十文折一分的制度，至今遵行。当时钱的比价，都依据银的比价作为标准，用来搭配发放。所以乾隆初年，云南银价稍高，就商议增加发放制钱。现在打算用铜钱替代白银，如果按照每两千文计算，不及现值的一半，办理起来确实多有阻碍。应当请求查照时价，酌情减少，每银一两，作钱两千文。虽然与旧例不符，但与现值并非悬殊太大。在出纳之际，可以达到妥协。

折钱的数量确定后，于是商议征收。应当请求州县的地丁正杂各项赋税，都以铜钱为定额，银一分准钱二十文，正税和耗羡按数折收。目前民间完纳，已经属于轻减。那些不能随价格增加的部分，也可以按数遵行完纳。州县减少了兑换倾销折耗的需求，而没有日后银价屡次上涨的忧虑。铜钱有定价，不像白银那样每月每年不同，奉行自然容易，官民相安。

征收的数量确定后，于是商议支放。征收折成铜钱，如果支放用白银，那么白银仍然有权力，价格还会争相上涨，不仅亏折很多，而且纷扰难以实行。应当请求中外官员俸禄、兵饷以及河工等各项支销，一概以两千文作银一两折给。支放的数量，与征收的数量相等，国家财政没有损失。支放白银一两，收到铜钱两千文，收到铜钱的数量，与用白银兑换铜钱的数量也大致相等，人心自然欣慰。

支放的数量确定后，于是商议拨解。铜钱质地笨重，转运维艰，必须筹划拨给以疏通其滞碍。州县存留，本来属于坐支。应当请求直省兵饷，由布政使司查核各州县征收的数量，随时酌情拨给，命令知府督放，以免解送布政使司的烦扰。河工饷银，每年计划三百万两，应当请求酌情核计沿河各州县征收的数量，就近拨贮，以免各省拨运的烦扰。又云南铜本，每年拨银百万两，应当请求在该省添设铸钱局，用本省的铜铸钱，就用本省的钱支用。各省铸钱，就就近从邻省采买废铜供铸，以免远省解送的烦扰。而一切运铜脚费、委员薪水、人夫工食等项，每年节省也不下数十万两。

拨解的数量确定后，于是商议部款。直省虽然大多可以折给，但部中有必须用白银，以及辽远省份必须拨白银的项目。查盐课关税，年额约千万两，都由商人完纳，他们得到白银比较容易，而且地丁既不用白银，银价自然应当逐渐平抑。应当请求盐关两项，照旧征收白银解送户部，以供酌情拨用。各省布政使司的款项，除发放外，也可以随时筹办现银，听候户部拨用。

报部的款项确定后，于是兼议银价。出纳的数量，既然以铜钱为定额，那么发放白银自然应当准铜钱作价。应当请求户部发放白银一两，仍然抵给铜钱两千文。出入自然相互符合。各省银价，间有参差，但原款本来以白银折铜钱，那么准铜钱抵白银，恰好得到原款的数量，没有看到亏折。事理允当。

用钱的制度确定后，于是进一步商议鼓铸。今日的祸患，不仅是银荒，而且钱也荒。顺治、康熙、雍正的钱，铜质最精，都已经不存在了。即使乾隆、嘉庆的钱，铜质纯净的，也不多见。大率流入私销。既然用铜钱供应赋税，那么铜钱的供应不可不充足，钱法不可不整饬，而铜禁也不可不严。这又应当另外详细商议。

礼制规定以三十年的通用来制定国家用度，而没有九年的积蓄为不足。近年军需供应，加上数省的灾害，皇恩浩荡，赏赐帑银、免除租税，司农会计，上令圣心忧虑。加上银价昂贵，正供支绌，理财为今日最要之务。用白银实为今日已弊之法。替代白银没有比铜钱更好的了。铜钱必须筹划其支放，辗转图维再四，冒昧具陈，用冀恤民生而裕国税，且渐以挽回吏治，以副圣天子求言之意。是否有当，伏候裁择。

铸银钱说

周腾虎

江浙行用佛头洋银，制

译自大西洋的西班牙国。西班牙灭掉了小西洋的吕宋国。所以俗人又称它为大吕宋。乾嘉年间。该国在广东的贸易非常兴盛。所以它的洋银流入中国最为广泛。中国因此习惯使用它。后来该国衰微。而且所铸造的洋银已换成新式样。佛头银已在道光初年停止铸造。运来中国的洋银。越用越少。福建广东各省。必须将烂银椎打使用。日益感到短缺。江浙商民。喜欢它的便利。市井贸易。只有它通行。各钱店认定式样。稍有改变。就群起呵斥为伪铸。巧立各种名目。来压制勒索百姓。以至于每圆洋银。竟然比纹银贵出一两之多。卖出时称为净光。买入时苛称为烂板。转换之间。银价已打八折。商贾忧愁叹息。百姓咨怨。没有人探究其原因。却坐受其困。即使夷人重铸新的。各钱店又呼为新板。而强行打七折。周礼八政。货居其一。历代史书食货志。国家最大的政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却让商贾独占利权。压制勒索肆意妄为。流毒天下。不是小事。货币的妙处。在于子母相权。大小轻重。各自达到平衡。衡量情势权衡物值。流通上下。所以称之为泉。大概说像泉水流动不息。国家旧用银钱两种。来平衡百物。后来钱日益贬值而银日益昂贵。子母不相权。而轻重悬殊。所以洋钱兴起以弥补其不足。流转于银钱的高低之间。而恰好达到平衡。百姓都利于它而趋向它。如今洋银昂贵无止境。如果不为之变通。竞相争用。其使用越急迫。其危害越深重。祸国祸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利权徘徊无主之时。只有智者急忙收取。百姓也乐于其便利。利益熙熙攘攘而归之。上不劳累而民不困顿。所以为今之计。应准许洋银的分两。铸造银钱。用刚铁制成板式。正面为咸丰宝货。周围刻上年月。以及银工名字。背面文字为龙凤。周围刻上满文。也仿照洋银的式样。用板石椎打而成。前林文忠公铸造银饼。其制度渺小。全无法度。后来又没有方法推行。适宜不被使用。现在一律仿照洋银的式样。改变其文字。作为中国宝货。凡是官府与百姓交易。以及丁银田税关市征收。无不取之于此。便利百姓甚矣。为何不推行呢。质疑者将说。中国人喜欢造假。不像洋银那样统一。洋银的伪币。有夹铜的。有苏板的。有钻铅的。巧式新思。无奇不有。却不能迷惑辨别者的眼睛。哪里说洋银没有伪币呢。洋银有伪币而不害其行用。只是因为它便利罢了。如果制造银钱。一新耳目。而没有种种的挑剔。其夹铜轻板。又可以辨别而知。为何轻视中国而重视外夷呢。这是第一个不值得怀疑的。或者又说。百姓习惯旧物怀疑新物。洋银行使已久。骤然更换银钱。必定不能强迫怀疑者使之相信。唉。目睫之见。自生疑障。都是这些谬说阻碍了。洋钱之所以在江浙贵重。而人乐于趋向的。是因为江浙征收钱粮。只索取这个。所以市肆更加重视它。试想赋税收入之广。出纳之大。哪有比藩司各款。关税额征更大的呢。这两者已提纲挈领。掌握东南财赋的大权了。倘若这推行。市肆之间。还能与之抗衡吗。还能有其他物足以相抵有大力足以相抗吗。譬如有人自薄其千金之璧。而怀疑不足以当邻人燕石之值的。不是太荒谬了吗。这是第二个不值得怀疑的。或者又说。国家铸大钱。制交钞无一可行。你畅言银钱。也是纸上空谈。袖手雄辩。未见办事的艰阻。唉。大钱交钞之害。是法害民呢。还是人害法呢。法不信。民不从。施不一。人不信。自己屏弃而强人用之。自己嫌弃而勉人好之。虽有愚者。恐怕也不易被其所惑。浙江只用当十一品。额税丁银可以上行。推行多年而民不倦。为何在浙江可信而在苏州迷惑。那么推行不善就明白了。可怪罪法吗。况且交钞大钱。都是以虚权实。不像银钱以实相权。便民而无所巧售。如佛头银之行用。数十年广及半天下。难道是强迫而使之然吗。只是因为它便利而可信罢了。这是第三个无可怀疑的。释此三疑。厥有三利。一释纷争。一平物价。一通货泉。古之执政以正物者。莫不由此。银钱铸成之后。准今之洋钱的价出入。取其盈余。给工值火耗之外。尚可以通有无。足国用。赡军饷。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这类是矣。

译广东试铸银元片 光绪十四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广东地区华洋交错，全省都使用外洋银钱，并波及广西，甚至福建、台湾、浙江、安徽、湖北、烟台、天津等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垭、前后藏等地，无不通行。导致利益归于外洋，漏卮无底。我认为铸币便民，是国家自有的权利。铜钱与银钱，道理没有两样，都应实行我们的法规，才得体。况且广东使用的洋银，都是旧洋烂板，破碎黝黑，尤其暗中遭受亏损。广东此次订购铸钱机器中，兼有铸银元机器，拟即选募擅长铸造银元的西方人来华试造。如果附设在钱局内铸造，计算每年铸造三千万枚银元的机器，其机器价值、厂房、工料、火耗，一年所费不过四五万两银子；专门设立一厂，也不过十余万两银子。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三分，现在拟定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有余，定为库平七钱三分。银元一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清文汉文合璧；一面铸蟠龙纹，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铸成之后，支放各种饷需官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广东洋关税项向来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不拘成数银色，务必与外国上等洋银相等。银质较重，而作价补水，均与相同。商民趋利，自然容易风行。如果日久通行，民间自行加价，也听其便。外洋银元颇有赢余，虽然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断无亏折。如果蒙恩允行，恳请颁发明旨：广东铸造银元，除京饷外，各省协饷解款、完纳华洋厘税、民间交易，准许一体行用。开铸时，即当将样银恭呈御览。试造之初，先铸一百万元，观察其能否流通，陆续添铸，多至五百万元为止。如果不能畅行，随时停铸，殊不为难。即使略有亏耗，也甚微渺，可以预决，当由广东筹补，不动国库款项。一年以后，如果广东果然畅行，当将工费细目、赢余实数，详细奏咨。届时拟请饬下户部体察酌剂，由部购置机器一副，在天津设局铸造，颁发通商口岸，一体通行。广东银元，仍恳准其铸造，由户部酌定限制，每年铸造若干。如有息款，即以弥补铸钱亏耗。计算户部机器一副，日铸十万元，岁可铸三千余万元。即以每年铸千万元计算，数年之后充牣海邦，流通域外。虽不藉以裕国用，也足以保利权。广东试其端，而户部权其利，揆时度势，似尚无所窒碍。总之，务钱法、银元三事，相为表里，交互补益，如环无端。产盛而后铸铜铸银有所资助；鼓铸多而后西南各省铜铅有销路；以铸银之息补铸铜之耗，而后铸法可以专用内地铜铅而无虞亏折；迨至开采日多，铜价日贱，官铸无亏，商趋其利，民便其用，边军资其饷，实为西南徼外之边备，塞东南沿海沿江九省之漏卮，未必非自强之一端也。所有广东拟请试铸银元以备户部推广各缘由，相应附片具奏，请旨饬下户部速议核覆施行。

卷五十九 户政三十一 钱币中

前因时论十三 钱法

吴铤

钱法的弊端，至于鹅眼、綖缳之类，历代都有。史书说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其危害如此。我按历代都杂用古钱，大概想要矫正弊端，就必须依此为式，然后可以澄汰。如果古钱已亡，虽然想恢复它也没有办法。宋神宗专用古钱，金世宗时以宋大观钱一当五使用，大概古钱可以禁止盗铸的弊端。盗铸之法甚严，然而人们争相为之，是因为趋向利益。贾谊说淆乱甚微，获利甚厚，其势必然掺杂铅铁取巧而后止。古钱之重虽然难行，然而足以防弊而无累，这是古钱之所以可贵的原因。自从启祯年间专门搜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古钱遂被摒弃而不用，而新铸的钱更加恶劣，与鹅眼、綖缳等同。即使想澄汰它，而古钱已尽，不是十天半月所能轻易成功的。古钱不铸年号，所以行之最久。后世铸年号，则前代之钱，渐销渐毁，正好供给奸蠹之窟。所以必须尽用古钱，然后可以澄汰它。自古以汉五铢为通行之宝，隋文帝因天下钱轻重不等，乃更铸五铢钱，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诚能依此行之，则五铢既重于新钱，又足以防盗铸之弊。孙权铸大钱一当五百，又铸当千钱，民间虽不以为便，然而当新钱既弊之时，而欲矫弊以返于古，也应当以此行之。然而有不能行的，则是工既繁而有损于国家之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