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九　刑政二律例上

译卷九十九 刑政二律例上

因时论七论律法

吴铤

古代制定法律，只论述其大要，而增减调节属于人的职责，不把它写进律条。后世的法律，论述一个方面，推演到千百个方面而不停止；论述一件事，推演到千百件事而不停止；论述一句话，推演到千百句话而不停止。规定明确完备，举凡细微之处没有不具备的，可以说是烦琐而且沉重了。唐宋废除肉刑不再使用，只从事鞭打扑击，像这样，那么法律就轻了。但我为什么说它烦琐而且沉重呢？因为用刑的工具虽然轻，但立法的目的却烦琐而且沉重。一举手不当就有刑罚，一举足不当就有刑罚，一举耳目不当就有刑罚。像这样，百姓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一个人的身体，从耳目到手足，而触犯法律的常常占八九成，不只是小人如此，君子也有。一旦不当，刑罚就随之而来。孔子说：“君子怀刑。”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先王严格对待天下的君子，宽厚对待天下的小人，所以立法一概以中等人为标准。现在的法律，不论是什么人，一概用君子的标准来对待他们。君子十中不到一，而中等人和小人占十之九。强迫天下的中等人和小人都成为君子，这就像盲人想要知道黑白的情况，聋人想要分辨清浊的声音一样，必定不能得到。惩罚一个人，天下谁不可惩罚？天下没有不可惩罚的人，而人都有可惩罚的法律，从而诛杀他们，这是残暴。而且有诛杀不尽的，狡猾的人巧妙地规避，愚笨的人轻易地触犯。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百姓不是乱在规避法律，就是乱在触犯法律。触犯法律的人多，不能不有所宽纵舍弃。多宽纵舍弃那么诛杀就不一定执行，诛杀不一定执行那么法律松弛而百姓轻慢，而轻慢所波及的范围就不远了。法律的烦琐而且沉重，本来期望必定执行。等到它的弊端，不达到无法无天不止。我认为立法只应依照旧律，一概以中等人为标准，情罪都重的仍然保留，情罪都轻的删去，法轻而情重的斟酌处理。像这样，那么法律就轻了。法律轻那么百姓宽舒，百姓宽舒那么诛杀必定执行。诛杀必定执行不只是惩罚罪人，又使未被诛杀的人畏惧。未被诛杀的人畏惧，这是惩罚一个人而全国的人都受到劝勉。国家怎么会不治呢？现在的议论者，都说法律一轻，官吏就容易做奸邪之事。法律烦琐而且沉重，那么上下高低都可以从法律中寻求而无不得到。官吏做奸邪之事，难道必定只在法律轻的时候吗？三代时，仲春会合男女，私奔的不禁止，丈夫死了听任妻子改嫁。按现在来评论，固然不符合理道的言论。而先王却把它写为法律而不改变，其原因值得思考。

崇篇

宗稷辰

古代在天下明察政教的人，用乾道运转天下，必定用坤道安定天下。《易·系辞传》说：“坤以能。”又说：“则易从。”容易顺从就有功效。大概想要天下长久安定长治久安，不实行就不成功了。从前唐虞治理崇尚，夏朝忠厚，商朝质朴，都沿袭它。到周朝法制典章，逐渐繁多了。然而其宏大的纲目，与百姓见到的，寥寥可数。春秋时，强国谋划兵刑，弱国谋划丝粟。上面盛行辞令，下面著述经论。大概渐渐形势日益趋向烦琐了。洙泗之间，圣人和贤人思考拯救一时的偏胜弊端，而恢复古代帝王治理的要道，于是商讨其可否。虽然稍偏向于像子桑伯子那样，也觉得它对浊世大有裨益，而不认为不对。所以及门弟子狂狷并称，这是孔子极力矫正习俗的原因。然而其中有务求宽缓而放任粗略的，就是孔子所说的太过；有务求凝聚收敛而昭示简约的，就是孔子所赞许的内敬外肃。战国纪纲陵替，秦始皇一切制定制度来防范，违背坤道的自然，而用密网约束天下。法律极烦琐，而天下的人，已经嚣然不安静。汉高祖兴起，去除亡秦的烦苛，而暗合二帝三王的简易。读约法三章，高远得很。后儒多批评汉朝以黄老为治本。然而黄帝文不漓质，而纯粹；老氏俭不伤慈，而淡泊。他们的道原本不为天下害。汉君臣略用其疏阔的纲目，以安定一朝。后来的统治者，舍弃它难道有别的道路吗？隋初惩戒六朝的过失，刻意综核，有追查百年旧案的事。当时老吏尚以抱案为苦。刘炫所说省官事而后可以望从容，只忧虑不这样。唐高祖到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全部废除隋世的苛禁。天下平定后，所修典律，都明要有要。初政所以与先汉差不多。宋祖的诏书，首先说临下以简。明祖的训诫说：立法贵当，使人易晓。如果条绪繁多，一事两端，官吏得以因缘为奸。由此而等百世之王，同千圣之揆，其治曰必可知也。后世政刑的烦琐，多由条例的泛滥。滥觞始于北宋，而流失沿于累朝。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上下其手的人，甚乐其遮蔽之便。而狡猾的胥吏倚法以胁官，官吏辄倚法以制朝廷。吏治日趋于偷薄，人心日沦于诈伪。而颠倒是非，屈抑良弱，日不知其数千百端。职为乱阶，酿成乱衅，不之为病

译看似非常微小。谁料它逐渐滋生蔓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列位圣祖之所以有归并条例、销除旧案的命令，是为了防范和杜绝烦扰，告诫不止一次两次。然而各部大臣没有诚心诚意地执行，每天任由百姓在狡猾吏役手中颠倒黑白、受尽委屈压抑，却不知道改正。因此深切盼望皇上总揽权纲，把那些支离破碎、蒙混杂乱的条例全部扫除干净，使清明政治的美好景象得以显现。平息天下的混乱之道，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

译读律说上

包世臣

南朝设有律学。唐代沿袭隋朝制度。《公式令》首先记载了讲读律令的条款。至今仍然沿袭。军民中能熟诵律文、深明律意的人，准予免除一次因过失或牵连他人而判处的流刑。议论的人说，因为律意精深，所以设立这条款来劝勉人们讲读律法，以此来重视民命，似乎已经足够了。然而对于先王治理天下所寄托的微妙权柄，大概还没有被看见。我对于朋友学生中致力于学问、擅长写文章的人，没有不劝他们读律的。有人以为我知道他们将来一定会出仕问政，所以预先学习法家知识，以免受幕僚的欺骗，却不知道并非如此。我们这些人既然见闻广博、富有文采，那么父兄钟爱，朋友钦佩，胸怀放旷，容易涉足邪僻。他们所学的又足以拒绝劝谏、掩饰过错，谁还能匡正挽救他们的恶行呢？只要读律并在内心自我反省，一旦触犯法律条文，就无法自欺欺人，就一定会惭愧与恐惧交迫。这是修身的重要方法。所以首先检核两条死罪，如果有触犯，即使没有败露，实际上也已经处于虚妄求生、被迫求生的境地。如果不极力寻求自我救赎的方法，就不能立足于人世。自我救赎的方法，只在于随时随地救济他人、利于万物。其次涉及五军、三流直到五徒的各种条款，自身确实没有触犯，就可以成为乡里中自爱自好的人，老死在家中。如果有触犯，寻求救赎又怎么可以迟缓呢？至于杖刑、笞刑等琐碎的刑罚，一概没有错误，就是古人所说的成人了。已经犯错的极力寻求自我救赎，没有犯错的难道还敢轻易触犯“怀刑”的训诫吗？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律法允许免除过失和连累的人，是因为深明律意的人，自然不会犯法。至于过失出于思虑不周，连累出于不由自主，所以允许免除一次，而不包括有心的正犯。大概因为有心的正犯，就是知法犯法，怎么能随意援引免除处罚呢？自我反省久了，一旦出仕治理百姓，自然一定会谨慎体恤，为地方创造无穷的福泽。这就是我劝人读律的旨意。

当今皇上登基之初，曾经因为大臣的进言，命令查办各地的陋规，明确地予以废除。一时间京城哗然，认为这绝对不可行。只有我欢喜踊跃，称颂这是极好的政令。然而心中始终怀疑封疆大吏，没有谁肯一心奉公而削弱自己的威权。不久覆奏的文书呈入，竟然如我所料。而进言的人也不能坚持他的主张，于是使得天下没有一个不犯法的官员，实在令人痛惜。大概身为百姓的上级而自己首先犯法，怎么能使众人服从呢？吏治不能发扬，民生不能顺遂，由来已久了。这就不是在家读律所能建功的了。

读律说下

包世臣

读律用来修身，前面的论述已经说尽了。至于出仕治理百姓，就更应当详细审查律法的轻重，以挽救时弊、挽回颓风。经典所说的明确刑罚以辅助教化，根据世道轻缓或严酷而调整，就是这个意思。时弊最严重的，在于廉耻之道丧失，而廉耻的衰败，只有士人最为严重。仕途现在非常宽广，而只有出身科举考试的，称为正途。士人侥幸获得两次举人资格，上者升任侍从之官，下者就主管一个县。其重要程度如此。然而自从他们还是童子时，就已经不害怕以身试法。等到立身朝廷，难道能指望他们慷慨地引大体为重吗？治理百姓，难道能指望他们深切探求民间疾苦吗？这就像把锋利的刀刃交给大盗，其危害岂可胜言。世上最被人看不起的，是说当娼的，说行窃的。而娼与窃，罪行只判处杖刑。至于考试舞弊，重的判处死刑，轻的流放边远。律法规定的悬殊太大了。考试舞弊花样百出，主要有三种：叫夹带，叫请枪手，叫打通关节。几十年前，做这些事的还知道掩饰。近来则明白地告诉别人，而不觉得羞愧。甚至有假托理由来自我夸耀的。娼与窃虽然到处都有，然而没听说过有人当面承认的。这是士人在廉耻方面，远远低于娼妓和窃贼。近年考试舞弊颇有败露，虽然十中不到一，但也足以起到惩戒作用。无奈败露的案件，主管者意在保全，认为这是忠厚，不肯穷究根源。那些作弊的人固然志在求利，然而未曾不畏惧法律。而前车刚翻，后车接着来的，知道主管者一定不执法。父兄老师教导子弟，不给他们讲解经史文法，而专门为他们访求旧文，寻找书手，制作方寸之间千言细字，在手掌之间，就能容纳万篇。枪手甚至有揽头，都在考试日期前先集合面试，以确定贿赂价格。拜师递条，毫不避人。以上三件事而得手的人，数不胜数。果然能从败露的案件中，逐节研究，上溯到他们的父兄老师，旁及居间说合造作的无赖之徒，依照律法严厉追究，必定可以稍微挽回狂澜，使后来的人畏惧威严、远离罪行，维系即将丧失的廉耻，断绝流传的谬种，其对世道人心的益处太大了。不致力于此，而只曲意成全事情以积累福报，其弊端不使天下士人都丧尽廉耻不止。与纵容盗贼祸害百姓相比，其效果实际上有数倍乃至千万倍之差。如果说考试舞弊必须清除，真才实学才能显现，八股文、试帖诗，曾经关系到世道人心的多少呢？却夸耀为真才实学，叹息其被压抑呢？只有舞弊者，随波逐流而不知停止，就危害廉耻，以危害政事，实在有计算比喻所不能穷尽的。所以我痛心切齿而详细论述。世上难道没有关心世道人心的君子吗？应当不认为我的话是荒谬虚妄的。

唐律疏议跋

俞正燮

唐律，是旧律中最完备的。有疏议，又有王元亮的音释。附有宋、金、元代的法律。这是元朝泰定四年江西刻本。明朝洪武年间，命令儒臣会同刑

译官方讲授《唐律》，每天讲解二十条。制定《大明律》时，篇目完全依照《唐律》。这是法家最为宝贵的书籍。至于《明律疏议》，其详细程度不如《大明会典》。这本书名为“疏”，是申明律文及注意事项；名为“议”，是阐发律文的深意，以及律文未能周全、通达之处，如同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应劭的《决事比》以及集驳议之类。《明律疏议》中实际上并没有“议”的内容，只是冒用了这个名称罢了。

律学应当成为一门学问。《汉书·艺文志》不收录汉律，是因为律书不在皇家秘府之中，刑法自有其志书。而《法经》和汉律，马融、郑玄等儒者都有章句注解。魏明帝太和三年，设置律博士。当时儒家的解说有十余家。刘廙传、刘劭传、卢毓传中的事迹都在太和年间之前。诏书规定只采用郑玄的章句，不得混杂使用其他家的说法。《魏书·高堂隆传》记载，明帝太和年间，高堂隆进言说：“九章律自古流传，判定刑罪，其意旨微妙。百里之内的长官，都应当通晓律法。刑法是国家所重视尊贵的，却是私人议论所轻视鄙贱的。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却是选拔官员时所看轻的。王政的弊端，未必不是由此产生的。”请求设置律博士，互相传授教授，这件事于是得以施行。

汉昭烈帝（刘备）也曾说：“我年少时跟随郑康成（郑玄）讨论治道，已经完备了，唯独没有涉及赦免。”诸葛亮文集《答惜赦》中引用了这一点，可见郑玄的注解最为完备。《唐律》的注解，不能完全采用太和年间的制度，但郑玄的义理大多包含其中，不可废弃。晋朝采用武帝外祖父王肃的意见，完全废弃了郑玄的义理。张斐、杜预各自有律注，同一章节中，两家观点不同，生死判决截然不同。齐朝永明年间，参议统一了标准。大概南北各自议论，就像《尚书》北朝用郑玄本，江南用梅赜本一样。《唐律》本于《隋律》，由魏而周而隋，有渊源传承。

南朝孔稚圭说：“古代的名流，多有法学造诣。现在的士子，没有人肯以此为业。即使有学习的，也被世俗议论所轻视。恐怕这本书永远沦落在胥吏手中。”请求设立律学助教，未能实行。到了《隋书·经籍志》，连同《汉书·艺文志》中的法家、农家、杂家等也都没有收录。难道不是儒者读万卷书却不读律法吗？

唐朝设置律学选拔人才，有明法科，士人稍微学习了一些。《五代史·刑法志》记载，周显德五年七月，《大周刑统》编撰完成。其中文辞深奥古奥，担心人们疑惑的，另外用朱字训释，其用意很深厚。现在《唐律疏议》中有释文，也是这个意思。

宋元佑二年，司马光说：“律令敕式，是当官所需要的，何必设置明法这一科，让他们预先学习呢？”这大概是失言了。司马光学问贯通古今，说这话，大概是厌恶律法严酷。然而如果不预先学习，当官时所需，临时取用，造成的危害更大。

《金史·张汝霖传》记载，有关部门说民间收藏制书文书，担心因此滋生诉讼。张汝霖说：“法制应当让人容易遵守、难以触犯。私家收藏，则百姓明白不敢为非，这也是辅助治理的一个方面。”

况且《隋书·炀帝纪》记载，杀人多达三日。明代人的年谱，还记载刘瑾被凌迟三日四千七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的法度。邓士龙《国朝典故后鉴录》记载刘瑾，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徐正，都说凌迟三日。《魏书》有配乐户，明代还发配教坊，那么唐代确实实行了，但律文中没有记载。既然这样，如果真的读律并谨慎遵守，陷入罗网的百姓还能有所手脚施展。而且周兴、来俊臣的杖棒枷钻，刘守光的铁笼铁床，都出自律制之外。用《唐律》来论断唐代的事情，已经如此令人感慨了。

《朝野佥载》说，赵公长孙无忌奏请别敕长流，作为永久条例。后来赵公犯事，也被敕令长流岭南，至死不再回来。这也是法律自我败坏。赵公就是进疏议的人，正值武后得志，专门排斥正人，也不应当再置论了。

译律心序

何秋涛

这本书原本是根据《律例纂修表》编写的。此前，李锡民大司寇以及铁梅老师都极力赞许认可。又考证乾隆年间已有《律表》一书，书名稍显混淆，于是改名为《律心》。因为书中都记载了编纂沿革的缘由。帝王制定法律，都以钦恤（恭敬体恤）为根本用心。我们司法官员兢兢业业奉行法律，官吏诵读法律的人，应当以宽厚平正为用心；刑官审议死刑的人，应当以明察公允为用心；狱官体恤囚犯的人，应当以仁慈为用心。所以命名为《律心》。希望人们看到名字就能想到含义，心中警惕，那么恻隐的深情与是非的公正见解，就都体现在这里了，不至于让人把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当作耻辱。

辨析相似条文的书籍，适宜称为《律目》；摘录要点的书籍，适宜称为《律眼》；剖析精微之处的书籍，适宜称为《律髓》；杂记叙述的书籍，适宜称为《律话》。

刑部说帖揭要序

邹鸣鹤

关于律例的学问，书籍堆积如山，牛马运输都累得气喘吁吁。成千上万的话说不尽，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忧虑。选取精要，不选取广博；选取统一标准，不选取异同。删减它，精简它，才能使人信服，大概符合有条理、有要领的宗旨吧。那么，刊印《刑部说帖》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是这样。汉朝初年约法三章，风气最为古朴。从晋朝、隋朝以来，贾充、苏威、高颎等人，多次厘定，条文逐渐广泛，并非好事。时代越往后，风气变化越大，人情越虚伪，积累成千上万的话来防范、规范它，还担心防范不尽，怎么能做到呢？近代变化更加严重，虚伪更加滋生。律文没有完备的，用条例来分条列举；条例没有完备的，用判例来旁推交通。而律文与条例时常不符，条例与判例大多各异，甚至有律文、条例和判例都没有涉及的地方。毫厘的失误，谬误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将以什么作为折衷标准呢？《说帖》这本书，是刑部堂官属员商讨以及三法司会议的底本。同样的罪行却出入不同，同样的案件却准驳不同，同样的罪行案件却加减、赦免、留养各异。它精审核切足以阐明律例的奥妙，它明辨是非足以厘清成案的拘泥。有了这本书，变化不必担心更加严重，虚伪不必担心更加滋生，成千上万人的纷歧，可以用成千上万人的议论来防范、规范它，而没有逾越或遗漏的情况。那么，所谓“使人信服”的说法，难道不恰当吗？我又说：不是这样。治理律学就像治理经学一样。经学以正文为宗主，注就是注解经文的，疏就是疏解经文的。推及名儒学案，诸家荟萃的学说，都是阐发经文、辅翼经文的。本着这个意思来治理律学，不充实其类别到极繁杂、极众多，不足以阐发律学的极精妙；不参酌其解释到极深、极浅、极奇、极正、极无常、极有主，不足以得到律学的极恰当。而所谓的极精妙、极恰当，本于天理，管束人情，仍然可以用“使人信服”这一句话来概括。那么，这本书的要旨，确实对律学大有裨益。这本书由胡鉴卿太守编纂。鉴卿是安徽的循吏。由张问槎参军刊印。问槎是我们乡里以申韩之学闻名而有根基的人。

读律心得序

吴嘉宾

现在治理百姓的官员，一定把法律悬挂在治所的大门上，写着：诬告加三等处罚，越级诉讼笞打五十。五刑的法律多达上千条，不曾悬挂告示给百姓看，悬挂这两条为什么呢？百姓相互争斗，一定有曲直之分。理曲的一方用法律治理，百姓知道曲直有常理，而法律无法逃避，即使没有诉讼也可以。末世的百姓，不争曲直而争胜负，所争求的不遂意就兴起诬告，诬告不行就兴起越级诉讼，祈求必胜，祸患才开始不可穷尽。国家优待老幼孤疾，下面就用老幼孤疾与百姓诉讼；国家优待八议的士大夫，下面就用八议的士大夫与百姓诉讼。倚仗法律不加处罚，因而扰乱法律，甚至知道法律的人，把法律当作市场。于是法律之中又设立法律。所以法律不难知道，而法律之中的法律不容易知道。官吏苦于法律繁杂，而不知道如何使用，哪里有空闲执行法律呢？法律并非繁杂，法律的意思必定要使百姓畏惧官员，必定要使官员爱护百姓。百姓不畏惧官员，法律有治理的方法；官员不爱护百姓，法律有治理的方法。这两者具备得很严密，却好像常常相互妨碍。两种法律相互妨碍，必有一个界限。界限的左边主张左边伸张，界限的右边主张右边伸张。我不追求左边达到右边，而常使右边无法达到左边，就平衡了。平衡了法律就常立。弱者一定达不到，强者一定超过，那么法律就不立。法律不立就两败俱伤。国家把法律委托给官吏，官吏不自己超过法律，也不让百姓超过法律。得到所持的要领，那么有什么繁杂的呢？现在的官吏，没有不以法律从事的。然而有的法律允许做却不敢做，有的法律不允许做却过度去做，这是平时不讲求法律的过错。我们县刘廉舫观察先生，开始在广东做官吏，有治理能干的名声。后来在四川的难治县，他的才能更加显赫，百姓把他当作神明供奉，最终因为治理特别优异，不到一年提拔到监司。恰逢因病离职，竟然不能被任用。后来刘星方农部拿出先生做官吏时抄写的《读律心得》各篇给我看，并且嘱托我为先生讲求这些的原因作序。我考察这本编撰所引用的法律各数条或数十条，都是为了显示官吏法律允许做与不允许做的而已。大概法律允许做的，我执行法律来夺取奸民所倚仗的；我所不允许做的，我体察法律来施行上级的慈爱。那么它是多么重要啊。我希望

译世上担任官吏的人，都先在此处讲求明白，然后才涉及其他事务，那么就知道法令原本并不繁杂，而官吏和百姓已经得到治理了。既然如此，这部书怎么可以不赶快公之于世呢？

译蜀僚问答

刘衡

有人问：律例浩繁，其要旨在哪里？有特别重要而应当先读的吗？回答说：有。我查现行律例，是道光五年奉旨钦定刊印颁布的，共计四百三十六门，凡一千七百六十六条。每句话都合乎情理之平正，每个字都符合中和的准则。而它的要旨，敢用一句话概括，说：保全良民，禁止刁棍蠹役诬陷骚扰罢了。至于诉讼门的十二条，断狱门的二十九条，则是特别重要而应当先读的。

地方长官，未必人人都读律。有的为了自己图安逸，一切民事，都委托给门丁。那些门丁，意在获取钱财，不知道百姓是什么东西，断不会帮助官员爱护百姓，到处借机作恶，甚至暗中勾结刁棍蠹役，挑选良民来欺压。以致弊端逐渐滋生。那些良民，动不动就被诬告，而官员又喜欢滥准诉状，不肯批驳。因此被诬告的人，还没见到官员，家产已经全部倾覆。这种弊端比比皆是，四川尤其严重。试想我们读书，侥幸得到一个官职，官员被称为父母，皇上既然把一邑百姓托付给你，如果不能造福他们，已经属于可愧。况且明知刁棍蠹役等虎视眈眈，将施展他们的爪牙，榨取我们的脂膏，还漠然视之，不伸手援助，坐视良民家破人亡，皮肉都被剥尽，忍心吗？地方长官，对于刑律内诉讼、断狱两门，共四十一条，如果能潜心熟读，那么能在接收诉状时就发觉，在没发出传票之前禁止刁棍蠹役，更是平息事端、安抚百姓的关键。久而久之，熟悉而又熟悉，自然能仰见圣天子视民如伤、剔除弊端的深意了。

有人问：读律，以诉讼、断狱、诬告各门各条为要，其余都不必读吗？回答说：应当读。像人命、贼盗、殴杂、犯受赃、诈伪，以及户、礼、工各律，都需要仔细研读。况且各例未必都汇总在本门内，有很多散见在其他律中，等待将来移改修并的，自然应当参互阅读。就像工律营造门，有“备虑不谨因而杀人以过失杀论”一条；河防门，有“挖放他人蓄水杀以窃盗盗所临时拒捕杀论”一条。是人命、贼盗，不全在刑律，未曾不交错出现在各律中。所以应当全读。但须分日分门，依次阅读。或者在审案之前一两天，检取本案的律例，悉心细读，并与幕友虚心商讨。时间久了，临事既多，自然通贯。至于名例律，是全律的总纲，枢纽，全部律例各条，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譬如满屋散钱，一条绳子能穿起来，尤其应当细心推究。但须各律都熟悉后才读它，不要先读。先读则无所依傍，茫然不解了。至于各律都熟悉后，又须取刑部驳案新编推究，方能对例义案情似是而非之处，辨别清晰。再读处分则例，尤其能约束放纵的心，事先知道警戒，也不受人蒙蔽。

有人问：律例之外，还有对吏治有益的书应当读吗？回答说：如前明吕新吾先生的《实政篇》，本朝陈文恭公的《从政遗规》，以及黄给谏的《六鸿福惠全书》，常熟杨比部景仁的《筹济编》，萧山汪龙庄先生辉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两种。以上各书，都是切要的治谱，而《学治臆说》最为切近，且便易实行，《筹济编》尤为广大。记得嘉庆十三年，我因教习得知县，从京城回来，先父对我说：邑先辈李恭毅公抚广东时，他的族子做县令，问公应当读什么书。公说：律例之外，没有比《智囊补》更重要的了。因为州县确实有时不得不使用权术。我谨记在心。后来我承乏广东，见到漳浦蓝太守鼎元，曾任潮州县令，自述讯断疑难案件，汇为一册，叫《鹿洲公案》，又名《益智新书》，抉奸摘伏，具有妙用。我在书肆中购得蓝公全集，《益智新书》即在全集内，不时披览，颇能触发心灵。想此书通行已久，不难购求。

请饬臣工讲求律例疏 同治五年

董文焕

我私下伏读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御制《大清律集解序》说：“这本书岂止百官应当精思熟习，凡是士人注名吏部将承担民社之责者，讲明有素，则临民治事不假于幕客胥吏，而判决有余。”等谕。又伏读乾隆七年二月上谕：“吏部进呈则例内拟删官员考校律条例一条，朕思律例有关政治，若谓各部律例未能尽行通晓则可，若于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办理事件徒委之书吏之手，有是理乎？此例着仍旧例，不应删去。”钦此。仰见圣谕周详，申明律例的深意。夫律为一代的典章，例为因时的断制。本朝于《会典》、《大清例》各书外，又有六部则例及吏治诸书，于钱谷、兵刑、礼乐、法制，无不疏通证明。宋苏轼诗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诚以律例者，帝王驭世的大柄，为治的要务，没有比这更先的。今士子读书应试，以至登第，都以制艺诗赋，分其高下

译而对于吏治、法律等书籍，原本就没有空闲深入探究。等到脱下布衣步入仕途，所用的知识都不是所学的内容，常常把律例视为次要的事务，轻视幕僚和胥吏的能力。有才能贤德的人既不屑于用心研究，平庸低下的人又苦于难以读懂。以至于亲自处理公文案卷时，心中毫无主见，进退维谷，处处难免出错。形势迫使不得不将事务委托给胥吏。胥吏熟悉而官员生疏，胥吏明白而官员糊涂。胥吏把持权力、隐瞒真相，各种弊端由此滋生。幕僚的地位日益尊崇，胥吏的权力日益加重，难怪内外的政事日益陷入因循守旧的局面，而不能谋求实际的成效了。

臣愚昧地认为，未做官时应看其所学，做了官后应看其所为。查条例记载：“各级官吏，务必熟读并讲明律意，裁决事务。每逢年终，无论在京在外的官员，都由上级长官考核。如果有不能讲解、不懂律意的人，官员罚俸一年等语。”立法本来极其周密，无奈废弛日久，不肯切实执行。京官把学习当作虚文，外官把试用当作惯例。问起律例，茫然不知。就连主管的上司，也不再另行考核。这就是吏治日益败坏、各种弊端由此滋生的原因。

应当请求圣旨，命令内外大臣，普遍告诫所属各官员，平日讲明律例，裁决事务。每逢年终，仍遵照旧例，对属员悉心考核。如果有不熟悉律例、任由胥吏舞弊的人，随时进行甄别，不要稍有徇私隐瞒。至于六部学习的人员，在奏请留用时，用本部的则例进行考核，那些回答详细明确的，才准许奏请留用。如果迂腐疏漏、茫然无知的，或者咨送回吏部，或者再留用三年，由该堂官随时酌情决定。外省试用的人员，在期满时，用《大清律例》进行考核，由该督抚严加防范，不准请人代考。考察其能否称职，分别调补繁简不同的职位。如果不通晓公事、文理欠通的，或者参劾降调，或者酌情改任其他职务。使内外各官员知道奖惩所在，无不讲求律例，或许积弊可以消除，纲纪有望整饬。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圣上鉴察。

译请求整顿刑部增改条例的奏疏

王宪成

私下认为，彰明刑罚是为了教化百姓。制定法律贵在公平持平。查考刑部每逢纂修条例的年份，对条例的增删出入，必定逐条厘正，务求宽严适中，轻重得当。如今正值修例之时，有应当参酌之处，谨将臣愚见所及，分条陈述四条，恭候圣上裁决。

第一，办理盗犯的新章宜稍加区别。查考旧章，寻常盗窃案件，分别“法无可贷”与“情有可原”，将法无可贷者处以死刑，情有可原者发配充军。这是雍正五年，九卿遵照圣旨定议，纂入成例，长久以来一直奉行。仰惟世宗宪皇帝刚健神武，政令崇尚严肃，难道是不念稍存宽宥，近于姑息养奸吗？盖因在法外施予曲意宽贷的仁德，而在法中严定必诛的律条，用意至深。近来京城重地，屡有明火抢劫的案件，朝廷因时制宜，不得不以重典绳之以法。只是近年来，京城内外抓获的盗犯，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处以死刑。其中难道没有迫于饥寒、被人诱胁的人吗？推究其情节，实在值得哀怜。恭读历次谕旨，用兵省份中被胁迫从逆的罪犯，允许其自新，仰见皇太后、皇上好生之德，深入人心，所以逆众投诚，首恶伏诛，德化之速竟至于此。查考盗伙罪犯，迫于饥寒，被人诱胁，并无凶恶情状的，与被胁迫从逆的罪犯相比，情状更为可怜。若不区分等级，一概斩决，似乎不足以彰显一视同仁之意。况且情有可原者，按例应当发配，也并非纵释有罪之人。私下认为办理盗案，为首者固然应以是否得财作为重轻标准，为从者则应以是否伤人来区别。除例载杀人放火等各项强盗，以及马江洋大盗、老瓜贼，都照定例办理外，其余盗窃案件，如得财又伤人，自应照章从重，不论首从，一并斩决。如得财而未伤人，为首者依律斩决，其为从之犯，审系迫于饥寒，被人诱胁，在外瞭望接赃者，仍照旧例分晰声明办理，并严定承审官将正犯曲意开脱的处分。如此稍作变通，则法无可贷者，不得侥幸逃脱显戮；而情有可原者，也不至于一概遭受重诛。用刑更加彰显明慎了。

第二，办理绰号人犯尚未允协。查考著名棍徒扰害，历经严拿重办在案。近来步军统领衙门，将素有绰号之人，都视为棍徒，拿送刑部。其中有情罪尚轻者，刑部因其素有绰号，从重将该犯依棍徒拟军例，或并无不法重情，也比照棍徒拟减徒罪。臣私下认为，绰号属于空言，扰害必求实据。如该犯为害乡里，即使没有绰号，又怎能不称之为棍徒？如无扰害实迹，又岂可凭一个绰号，遽然定为重罪？况且绰号每出于他人之口，假如刁徒与人有隙，故意起一个绰号，即不难从而倾陷他。甚至状貌丑陋、性情戆拙，皆可因此得名，又何足作为棍徒的依据？查例载：“凡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确有实据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如并无凶恶实跡，偶然挟诈逞凶者，仍照所犯之罪本律本例定拟，不得滥引此例等语。”可见例文剖析甚明。应请嗣后遇有绰號人犯，只当问其罪犯轻重，各依本律本例科断，不得因有绰号，率行从重问拟，庶不致稍有冤抑。

第三，亲老留养之条宜准例推。

查例载：“军犯徒犯未经发配以前，告称祖父母父母老病应侍，及其母系属孀妇，守节二十年，家无以次成丁者，俱准存留养亲。或到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迨成招时，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兄弟子侄死亡者，亦准声请留养等语。”详绎例意，并非因为正犯之罪有可宽，实不忍其亲茕独无依，特加矜恤。这是盛朝的旷典。臣思外遣军流各犯，非恭逢恩诏，例不查办。其有发配时非例应留下养之人，到配后数年或十余年，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其母系属孀妇，守节逾二十年，家无以次成丁侍养者，在该犯永远放流，原属罪所应得。独念其亲同样茕独无依，其子到配有年，不得与未经发配随案声请之犯，一体邀恩留养，未免向隅。拟请嗣后外遣军流徒夫，犯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到配后数年或十余年，该犯之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其母系属孀婦守节已二十年，家无以次成丁侍养者，亦照未发配时亲已老疾之例，准该犯之祖父母父母在本籍呈报，由地方官查明，核其情节准留养者，取给报部，行知该犯配所。如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准其释回留养。似此量为推广。

译那么，我国家推恩施仁的意旨，便更加显得无微不至了。

其一，流刑犯人到配所后，其中年老或患重病者，应当随时查办。

查律法规定：“年满七十岁以上及患重病者，犯流刑以下罪名的，准予收赎。”又规定：“犯罪时未年老或患病，事发时已年老或患病者，按年老或患病论处。”等语。

既然在未犯罪时未年老或患病，事发时已年老或患病的，尚且可以按年老或患病准予收赎，那么发配时未年老或患病，到配所后已年老或患病的，办理起来似乎应当统一标准。

况且徒刑犯人在徒刑年限内，年老或患病按例准予收赎，那么流刑犯人自然可以类推。

如果说徒刑犯罪较轻，流刑犯罪较重，然而流刑以下，律法都准予年老或患病者收赎。

年老或患病在未发配以前，准予收赎；年老或患病在既发配以后，即不得收赎，这似乎不足以持平。

可否请皇上命令各直省督抚、将军，每逢年终查办一次。

除了常赦所不原宥，以及在配所再次行为不法等犯人，不准收赎外，如有到配所时年龄已七十，或已成重病者，一律援引年老或患病收赎的条例，准予收赎或直接释放回乡。

这样，对于怜悯保全年老或患病者的做法，仍然不违背律法的义理。

以上四条，臣出于慎重刑罚的考虑，可否请皇上命令刑部核议，并在该部此次纂修条例时，酌情增改。

恳请圣上鉴察。

译关于慎重刑法条令的奏疏

胡庆源

我私下认为，京城入夏以来，雨水稀少。接连奉到谕旨，命令刑部清理各类案件，并且多次下诏，皇上亲自前往行礼，虔诚祈祷，本应早已降下充沛的甘霖。然而雨水虽然时有，却未能深入渗透，农民盼望雨水的愿望依然迫切，城市中疫病之气偶尔发作，旱灾的征兆即将形成，形势非常令人担忧。我私下认为，天意向下应和人心，百姓的性命向上通达帝王的眷顾，这必定有暗中相互感召的因素。查考刑部近年屡次制定新法规，其中切中时弊要害的固然很多，但未能持平公正的也不免存在。仍然应当斟酌完善，以期宽严适中。谨就我见识所及的四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第一，盗案从严，盗源宜清。先前因为盗风日益猖獗，将抢劫各犯，按照强盗的本律，不分主犯从犯都判处斩决，法律已经严厉了。然而新章又将强盗自首这一条，定为五日期限，超过期限就不允许自首。我愚昧地认为，堵塞其流，不如清除其源。查考条例记载：伤人首盗自首，以及听说被追捕而投首的，判处斩监候；未伤人的首盗自首，以及投首的，分别判处充军；至于未伤人的伙盗自首者，按照律法免罪；听说被追捕而投首的判处徒刑；又规定盗首伤人逃逸，若能捕获其他盗贼解送自首的判处徒刑等语。条例用意周密，所以解除胁从者的胁迫而给予他们自新的机会。如果超过五日就不允许自首，势必导致他们从恶不悛，驱使他们归于盗窟而不知回头。况且其中也有被胁迫同行，分赃以堵住口风，尚且不能与甘心为盗的人相比。如果能够不拘期限，随时允许自首，以符合旧制，那么纠集约定的人就不会过多，缉捕可以期待得力，而盗风自然平息了。古人告密的方法，大概不外乎此吧。

第二，洋药之禁，开犯案罪名宜革。查考洋药现在收税，除了官员与士兵不准吸食，犯者仍治罪外，其余应当听任其买卖自便可。如果是漏税私货，自然应当治以漏税之罪。如今创制三十六家的限额，除了三十六家之外，虽然不是私货，也不得售卖。这是朝廷立法，特意为了奸商巩固垄断之计，非常不可理解。又烟馆按照窝赌的条例，犯者判处满徒，房屋入官。如果说担心其窝藏匪类，殊不知窝藏匪类自有窝藏匪类的重罪。如今贩卖数百斤的人，既然允许其公然开设店铺了，而贩卖这零星几文钱的人，却有满徒之罪。衡量情理，如何向百姓解释？况且因此获罪的人很多，而跟随效仿的人仍然不少。徒然使胥吏蠹役，讹诈包庇，无所不至。我认为急宜革除的就是这一点。

第三，赦款太宽，宜量为区别。赦典固然体现朝廷宽大的恩德，但也有不可滥施的时候。查考同治元年恩诏，妇女犯罪，不关乎十恶，其一切死罪，即使是谋反、故意杀人也予以援免。我愚昧地认为，刑罚不可失之严酷，也不宜失之宽纵。谋反、故意杀人情状惨酷，几乎无人理。如今一概免之，是活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致使含冤的幽魂抱屈莫诉。其戾气不散，也足以酿成水旱疠疫之灾。杀罪尚且认为其没有必欲杀人的心，可以稍从宽典；若是谋反、故意杀人，直接使其遂行怙恶不悛的念头，未免有损深仁。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以示区别。

第四，囹圄未清，而章程宜定。汉臣曹参有言：“慎无扰吾狱市。”确实因为监狱是百姓性命所系。京城五方杂处，狱讼繁多，刑部南北监，每年常有因桎梏凌虐而死，以及克扣囚粮使饥饿而死的情况，这是残害百姓性命啊。然而其弊端必定不能革除，大概是因为提牢官的权力太轻，而处分又太重。稍一认真，禁卒就舞弊以驱逐其官，使之罢职而去，易如反掌。官员的升降，听命于禁卒之手，所以禁卒有所挟制为非，而官员不敢过问。我愚昧地认为，应当放宽对提牢官的处分，而严定禁卒的罪名，那么监狱的积弊可以清除，而百姓性命可以保全。以此感召祥和，应当比影响更为迅速了。以上四条，我是从慎重刑法条令的角度出发，如果蒙皇上命令刑部妥善商议施行，庶几宽严适中，仰副我皇上期望达到无刑的至意。将看到邪气灾厉完全消除，而和顺甘霖立刻降临了。

关于法律应当宽严互用的奏疏

宝廷

我私下认为，我幼年读书时读到：“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又说：“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常常疑惑这两句话在宽严上相互违背。长大后深入推究其意，才感叹圣人宽严相济，应当严的时候不敢轻易宽纵，但有可以宽纵的时候也不忍心一味严酷。这确实是义之尽、仁之至啊。刑部先前拟定的李金木的罪刑未获批准，奉旨议处。仰见朝廷明刑弼教、刑期无刑的至意。而我私下有过虑的地方，恐怕内外审理刑狱，此前多过于宽纵，此后又将流于过严。我今年补任少詹事，得以参与秋审会议。各省招册拟实之犯，数量已经不少，而刑部改判实刑的，又有四十一件。我私下惊讶其多，想要与签批官商议，因为向来不熟悉刑律，不敢以臆见妄议，致使松弛国法。朝廷立法不可不严，不严则百姓轻慢；而朝廷用法不妨于宽，不宽无以彰显好生之德。所以杀与不杀有所不同。而杀改实，常说接近故犯。接近，是疑词。怀疑其是故犯而杀之，不几乎就是罪行有疑问时从重处理了吗？窃贼拒捕，是重罪。

译然而有虽然抗拒但未杀人者。有虽然杀人但并非其致命、另有正凶者。仅以死罪作为警戒即可。却将抗拒捕杀者一并处死。这难道不是异罪同罚吗。其余情况可以类推。况且愚昧的百姓也实在值得怜悯啊。夏商周三代以后，贤良的官员有几人呢。平日里既然没有尽到教化养育的责任。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又不能尽心审理。贪婪残暴者枉法谋取私利。平庸懦弱无能者又只听信幕友和吏役的话。牵强附会地定案以符合成例。所记录的供词。都是幕友罗织罪名、深文周纳的话。强迫罪人画押而已。难道真是出于罪人的内心和口吻吗。试看各省的供词。没有不大同小异的。难道罪人所犯的罪行。果真都雷同吗。拿着这些来使人入死罪。纸面上的情罪。固然真实且恰当了。那些穿着囚服在街市流血的人。真的甘心吗。汉代路温舒所说的。奏章定案已成。即使皋陶来审理。仍认为死有余辜的就是这种情况。我朝宽仁忠厚远远超过汉唐。上追夏商周三代。恳请皇太后、皇上体察上天好生之德。施行法外之仁。各省勾决的名单呈上。详细阅览。其中情真罪当无可怀疑的。固然不可姑息侥幸宽恕。罪行稍有可疑。以及罪行虽重但在无可宽宥之中尚有可宽宥情由的。加恩酌情多予免勾。宁可失之不经。不可杀无辜。以弘扬皇恩而重视民命。宽严互用。廷臣执法的严厉。与朝廷用法的宽仁。不仅不相违背。而且相互补充。于是对于“以刑止刑”、“罪疑惟轻”的训诫。都无所违背。并恳请饬令刑部及各地方长官。此后审拟罪囚。不可有意轻纵。也不可有意苛求。以期明察公允。尤其应当严察州县官员。虚心听取判断。录取真实供词。不让幕友吏役舞弊。否则内外官员因过于宽纵而获罪。于是相继崇尚严刑以希望免祸。将陷入汉代治狱官吏都想要人死的积习。恐怕天下死刑每年多过一年。又怎么能制止呢。臣自幼诵读儒家书籍。不习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忝列参与秋审之列。因此敢于冒犯圣聪。迂阔的见解。未必符合律例。是否得当。恳请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