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学术二原学

译孔孟之道，祖述韩愈、欧阳修，自鸣得意地夸耀自己是通过文章来阐发大道的，这叫做文章之学。说话缓慢，步履从容，头戴儒生冠帽，身穿缝制衣裳，剖析性命之理的精深微妙，辨析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同异，局限于某一位先师的学说，不广泛考证圣人贯通的大道，这叫做性命之学。这几类学问几乎接近于道了。然而考察古代是适宜的，推广到当今却未必适宜；表现在言语上是正确的，检验于行为却未必正确；修养于自身是优秀的，施用于天下却未必优秀。这些都是小儒的学问。至于大儒的学问又是怎样的呢？所谓学，就是学习如何做君、如何做臣，学习如何做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向上探究古今兴衰的缘故，中间通晓宇宙利弊的情况，向下严守身心与义利的界限。像汉代的贾谊、董仲舒、诸葛亮，唐代的陆贽、李泌，宋代的范仲淹、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吕祖谦、朱熹、陈傅良，元代的吴澄，本朝的顾炎武、孙奇逢等人就是如此。这就叫做大儒的学问。

译释学上

王效成

立志于学问，必定从读书开始。书籍，是古今之间的桥梁。古代的时候，学校教导修养，老师朋友引导督促，田野间秀异之才交错兴起，耳目所接触到的，无不是日日夜夜沉浸于礼义之中，然而仍然必须勤奋地借助于典籍。从跟随老师学习直到头发花白，一刻也不能离开。到了后世，道义日益淡薄，书籍日渐混杂，百家学说杂陈，鳞次栉比而嘈杂纷乱，使得治学的人精神为之眩晕。从前司马迁说过，学者所承载的典籍极其广博，仍然要考证信实于六经。吃谷物的人必定以稻米为主，咀嚼蔬菜的人必定以白菜为主，确实重要啊。然而米对于糠，叶茎对于根，都是稻米和白菜。舂捣割治，同样辛劳，最终却有精粗的巨大差异。这难道不是因为选择吗？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易经》，是减少过错的书。世事的繁杂变化，遭遇境遇的人各不相同，凡是统一准则、避害转通，无不详细列举并切近比较。学者由深奥的文辞，通达精微详实的意蕴，其体察身世必定周全详尽，而推究其根本，也只是效法阴阳以善用刚柔罢了。偏颇的见识和支离的学说，附会谶纬术数和图谶之类，传播论述未止，才思聪颖的人，沉溺迷惑直到白头，实在可惜啊。歌咏吟诵感发人心，触动即是，其思想所依托的，往往在文辞字句之外。而诵读的人抑扬反复，领会品味其旨趣，不知道那悲悯恻隐之意，为何油然而生。春风吹拂万物，舒缓地吹拂，其生机盎然洋溢，各自顺应其本性而回应，而其感化移易，并非可以一一凿空指出。《诗经》何尝不是天的机巧呢？而必定沾沾自喜地依据实迹去追求，达不到就支离牵强地贯通。唉，诵读古人的遗作，必定要领会其繁复的文辞，以追溯其心意所至。心意领会了，那么文辞的缭绕曲折必定通达。然而没有中正的性情，渊深旷达的识见怀抱，对于古人就像冬夏相隔一样。跨越百世而相见，能契合吗？山泽行于大地，发出华美的秀色，代代生成，其蕴藏没有穷尽。依据一两种材物而据为己有，说不是山泽的宝物不可，但终究不能说得到了山泽的蕴藏。读书的人，心怀帝王君臣之心，然后才能成为帝王君臣。细微到自身心性的精微，宏大至覆盖天地的广大，本末完全贯通，而以一“钦”字为基础。书籍的蕴藏，大概就在这里吧。愚昧的儒生崇尚古代而轻视当今，固守残缺袭承错误，动不动就为往日的制度争辩不休，却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固执。推原制作的开始，不过是顺应人情而逐渐约束，使气质驯服而作用有节制，那些繁琐的礼仪细小的法度，应当随着时代而增减，只要不违背其本意就可以了。当今的学者，庆幸遗留的大义略存，用来条理贯通并推究明白。遗留的大义如果明白了，那么对于官制的职司，经典礼仪的节度，适宜无不遵循并认识其纲领。从前礼教衰败而政治乖戾，政治乖戾而《春秋》修撰。《春秋》，是概括其事以经义著录，譬如镜子映照物体而美丑分明，不等待传注就明白了。解说的人更用条例去探求，认为这是属辞比事的教化。所谓属辞比事，是归属前后而比较观看，其始末隐显，可以参证而确定其实情。难道是因为条例的抵触吗？庄子话说得好，《春秋》经世，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辩驳。大概不是不用辩驳，而是辩驳蕴含在不辩驳之中。世道衰败则保存它以寄托褒贬，世道太平则效法它以施行赏罚。学者阅读它而直道显现，反思它而敬畏心生，这是善于汲取《春秋》大义。唉，《礼记》上有话，当今的教导者，诵读其简册，多其询问，言论涉及数字，进取而不顾其安定，使人不通过诚心，教导人不尽其才能，其施行违背常理，其追求违背正道。凭借《礼记》所说的，已经有以口耳相传习，而不知道切近到如此地步。大概曲解的学说流传久了。然而不是说三王祭祀河流，都先祭河而后祭海，有的源于源头，有的归于尾闾，这叫做务本吗？反复思考这篇文字，也可以知道所应致力的是什么了。从前诸葛亮成就盛业，而自我表明说静俭，说谨慎，独自得到存养的本原，大概从他早年读书，观察大义，所造就的学问特别精纯。陶渊明喜欢读书不求甚解，等到考察他的诗，完全见到道的文辞，恳切于先师的遗训，力求达到极致。自周末以来，这两个人的学问纯粹了。观看波澜而面临大海，仰望日月而走向旷野，说不是能见其大的人吗？那么当今的学问适宜效法什么呢？开始以锐利的思考，坚定以毅力，探求以虚怀，长久以熟读玩味。用《诗》来启发其智慧，用《礼》来收敛其骄矜，用《书》来扩大其气量，用《易》来收敛其心，用《春秋》来印证其见识，总之是以终身孜孜不倦而已。至于求取入德的开端，其操持有要领，而进取有次序，那么尤其有孔孟的书在。

释学中

王效成

有大成的学问，有学者的学问，有众人的学问。圣贤的教导完备了。子思追溯道的根本，由天命而遵循于自身，由自身而极尽于位育万物，这大概是阐明大成的学问。孔子所说的修养自己应对外物，举凡都不超出常理日常之间，这大概是教导学者的学问。邹地孟子阐发四端的切近，而启发其本然的善良，使知道求得容易，这大概是诱导众人的学问。天生长万物，春夏伸展而秋冬收缩，风化日变而雨露滋养，其所以成就万物的，至极了。而观察的人忽视声色的显著

译进而探究那主宰至诚幽隐的深意，体察阴阳消长变化的渐进过程，这与旱苗突然勃发的迅捷不同，人们因此认为这是造化之奇妙。却不知道在微妙与显著、持久与迅速之间，也各自有其道理。子思子继承孔子之后，道统渊源深远而流派分歧，各家都选取自己亲近的内容加以阐发。子思子担心根本义理被蒙昧，于是抉发天人合一之理的微妙，以及物我兼尽的广大境界，以彰显历代圣人心法的传授，并阐发孔子很少言说的根本蕴义，以此作为对万世的告诫。到了战国时代，贪婪欺诈、昏庸暴虐，人心沦丧败坏。孟子哀悼百姓的冤屈，急切呼吁以拯救他们。他告诫君主时，就从一念之仁入手，扶持引导其走向爱民的政治；他教导百姓时，就从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偷盗的念头、没有接受轻贱对待的实情出发，进而引导他们通达仁义。惊惧感的萌发、夜气的存留，都是举出那些容易明白的道理来唤醒启发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挽救当时的祸害罢了。秦汉以后，大道在显明与晦暗之间徘徊。学者并非没有探究大道的资质和奋起的志向，但那些体悟精微而运用周详的人，通常很少见到。宋代各位哲人出现，才开始深入研究义理，辨析细微之处，举起广博宏大的事业，转而向方寸之心寻求，一律以心性作为入德的门径。敏锐的儒者，有的迅速领悟而通达根本原由，于是率领他们所得到的作为教化。即使是愚笨的夫妇，也没有不想引导他们从善的。但其弊端有时会导致脱离实际而趋向虚妄，使学者失去依据，这难道是各位哲人阐发大道的本意吗？况且攀登高峻的山峰，曲折向上，那么险峻的就变得平缓，而力气不会耗尽；如果仰头直接攀登，不能到达就会跌倒罢了。渡河的船只，沿着岸边迂回行驶，没有意外的损失；如果放任于茫茫大洋，那么迷失方向的就有之。求学也务必追求平实。从前孔子时代，大道虽然不能推行，但弟子们每天错杂前进，他们的才能都具备望道的美好资质。孔子或进或退地引导他们，使他们循序渐进地统一于中正之道，所有人都可以遵循，而无论深浅都有所收获。这就是孔子教化的原因。孔子的教化是什么呢？是文献知识，是行为实践，是忠信品德，教化没有穷尽。而这四者概括了教化，四者之外没有教化。孔门善于学习的人，首推颜回和曾子。颜回叙述善诱之道，说：“用文献知识广博我，用礼制约束我。”曾子叙述反省自身之道，说：“为别人谋划而不忠诚吗？与朋友交往而不守信吗？老师传授的而不温习吗？”没有不是这四者的教化。其次高明的人没有比得上端木赐（子贡）的。他说：“老师的文献知识，可以听到；老师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听不到。”又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其次笃实的人没有比得上卜商（子夏）的。他说：“博学而坚定志向，恳切提问而思考近事，仁就在其中了。”又说：“尊重贤者而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力量，侍奉君主能献出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讲信用。虽然说是没有学习，我必定认为他学习过了。”这也还是这四者的教化。唉！文献知识，是知识得以达到的途径；行为实践，是行动得以有力的基础；忠信，是内心得以存养的所在。由文献知识而体悟行为实践，由行为实践而践行忠信，这是为学的次序。由忠信而发动行为实践，由行为实践而彰显于文献知识，这是为学的根本。所谓居敬、克己，是用来维持这四者而接近纯厚的。学者由这四者的教化而加以涵养，安守其中，就可以希求上达的境界，从而逐渐达到尽性立命。即使努力而未纯粹，也不失为修饬之士，而本心固然不至于大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学者推原圣贤立教的宗旨，而领会他们异同的原因，然后才知道从哪里入门啊。

译释学下

王效成

孟子说：“人从小学习，成年后想要实践。学习与践行并非两回事。居住在长满藜蒿的荒野，诵读先古的篇章，不只是用来完善自身，还将用来惠及他人。凡是用来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因，必须仔细讲求并储备起来。上等的人融会一个道理以贯穿众多事务，核验是非而采集蓄积毫无遗漏；次一等的人就其资质能力所及而探究其中的深奥之处，也足以有所得而补益世道。况且学习古法却不知道变通，不明白车辙却去制造车轮，那么连咫尺之远都无法行走。在门帷之内进行讨论，对于当世的兴衰、朝廷与民间远近的得失，无不参照考察并详细审计，必定推行起来在世务中不遇阻碍，然后才算没有违背志向。学习怎么能马虎了事呢？孔子说‘为政在人’，这是说治理国家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了。学校从京城到州县，没有不设立的，但必须有名贤作为老师，不能按资历授予。考察佩戴鞶带（官员）和韦布（平民）之类的人，有通晓经书且行为笃实的人，以礼聘请他们到太学为师，次等的则在郡邑任教。对于学生的选拔，必须严格简选才显得庄重。用诗书礼乐来引导他们，其实这些都是修身的关键、治世的凭借。并且一定要仿照古代下士视同上等农夫的俸禄，来供给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的心志没有旁骛。而在考核他们时，经义的对答，必须寻求其心得，而不只是声律文采的修饰；接着论述古事、策论时务，只务求见识端正而道理通达。从乡学进升到太学，与科举相辅而行。选拔最优秀的人授予郎署官职，州县学校的学掾、佐史，则用次一等和再次一等的人填补。教育上充裕其根本，供养上优厚其心志，而任用又必定核查其真实并符合选拔标准。像这样，不出几年人才就涌现了。况且朝廷的官员，是为百姓而设置的。知道是为百姓，那么官员的任用，哪有比亲近百姓更优先的呢？用层层尊位压制他们，用严密的法律束缚他们，他们能够施展自己温和平易的德行就很少了。百里的地方并不小，是古代公侯的封地，而郡守几乎相当于方伯开拓疆土的人，责任不是不重。古代的时候，台郎出任县令后升任郡守，公卿出任郡守后入朝为宰相，大概对选拔非常隆重。长期任职，遵守六令十二迁才调动，那么有空闲而力量有所施展。每年的赋税收入，虽然贡纳给朝廷，但得以方便直接动用，那么费用有所来源。兴办或废除的役事，小的自行决断，大的由郡守奏闻，那么事情没有牵制。簿尉以下，由郡守决定升降，那么能任用人才。军队有主将也隶属郡守，那么刑罚和守备得以维持。丰厚其俸禄，增加公田，那么没有家庭的拖累。考核的方法，以廉洁为守则，其政绩在于田野治理、百姓安定、贤能兴起、奸邪被罢黜，那么赏罚得到实际效果，而不崇尚虚文。在其上位的官员减少，品级轻而任期短，责成他们周遍巡视，假借他们作为耳目，那么辨别政务而不制约其权力。职位尊贵而事务专一，那么容易施行其志向。地方小便于参验比较，那么不能作乱，而得以补正。掾史也能入仕，得以逐渐升到高位，那么共同治理的人，都是弦歌诵习的英才，而士气振奋、廉耻兴起，人人能尽其才，那么宰相的职责就尽了，而朝廷官员的出入，也都熟悉民间疾苦，没有不通晓事理的人。像这样，那么上下的动静，有不全部通达而有隔阂的吗？像这样而不治理好，是没有的。现在中等人家，必定有经营。对外应对出纳，对内直到厨房汲水、洒扫奔走的役事，没有不有其主管的。而衣食所需，无法周全而按月供给，那么家庭不能凭空存在。《易经》说：用什么聚集人？说是财富。管理财富说是义。知道财富对于国家大计尤其重要。生财有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快，使用的人缓，那么财富就常常充足了。财富，是天地所产、民命所资，而不是指泉布金钱。泉布金钱是用来主持流通、权衡贵贱的，而不能用来作为养育的根本。

天下并非不生产粮食，然而南方忧虑人口过剩，北方忧虑土地空旷，必定思考用迁移治理的方法是可以的。用专职官员督促，用牛种帮助，招徕开垦，缓征赋税而激励劝勉。那些靠近水的地方，扩大堤坝闸门，加深沟渠。适合种植麦、菽、黍、稷的地方，就修筑田垄的制度。多凿井以防旱灾。耕耘培护的方法，必须讲求精细而用力勤奋。用番薯、芋头、荞麦之类来救济，参用桑、棉、树木、蓄养的适宜措施。贫瘠的地区，可以变成肥沃的土地，而丰收的也不至于奢侈浪费。这是两全其美的利益。俗话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何况产盐的地方，听任其流通，加重其税课，那么百姓不受害而利益归于朝廷。烟草、烧酒的兴盛，尤其加重关税以困阻他们，借此免除五谷、棉丝的税收。财政的纲领具备这些，斟酌时机施行，自然会有盈余。而司农（户部）不免窘迫的，那么又要在用度上寻求节约。用度最广的，没有超过河防、军饷、世禄这三项的。河防事务的劳苦与拙劣，拘泥于通漕。如果确实不可通漕，仿照转运的方法来救济，不强求于河道，那么河流放任其独自通达的本性，而补救容易且费用大大节省。军队驻扎的地方，就开垦荒地耕种。不足，就借几年的军饷，出售以增加收入。他们的粮食都自己供给，而朝廷的赏赐也减少。况且古代世禄的制度，都有土地，靠收取租税的收入来供养，没有白白消耗度支的军饷。辽边有很多可耕种的土地，衡量而扩大它，那么继承

译之衍。不增加常例的赋税。同时又能自己经营生计。而朝廷也就减少了粮食不足的忧患。这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啊。人才没有固定的界限，不能用法律来束缚他们；而物产有固定限度的，才可以制定完善的制度。反而有人担心歉收损耗，这难道不是考虑得不周全吗？唉，在穷究变化、通达长久的道理之间，有心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啊。然而又听说，人在则政事兴办。有行政的名义，而没有行政的实效，没有能够做好的。如果真的精心追求治理，即使法律有不完全合适的地方，也未曾不可以斟酌调整而施行。学问必定期望达到实用，尤其必须善于引导使用学问的人，然后才可以进入有所作为的境界。这又是追求志向的关键所在。学问怎么可以马虎了事呢。

译辨学上

朱琦

治学的途径有三：一是义理，二是考订，三是词章。这三者，都是圣人的大道。在古代是合而为一的，在今天则分开了。专门选取其中一种则精专，兼通贯通三者则广博。只得到其中一种而蒙昧于另外两种，则见识狭隘；依附于这一种而攻击那一种，则见识浅陋；为了利益而去做，并挟持着去争名，则虚伪。

从前孔子时代，道术出于一个本源。他的教化有《易》《诗》《书》《礼》《乐》《春秋》，而人们没有不同的学说。对于问仁、问政、问孝、问行、问知，所问相同而回答都不同，但人们没有异议。他设立的科目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他的门徒中有狂者、有狷者、有中行者，而人们都能成就各自的才能。所以说道术出于一个本源，因为统一所以合而为一。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把自己所得到的知识辗转传授，于是学问开始分化。到了孟子出现，几乎能够使之重新合一。然而在那个时候，刑名、法术、纵横、杨朱、墨子各家竞相兴起，孟子又不能战胜他们。到了秦朝，学术遂大坏。而汉代的学者，收拾灰烬之余，离圣人越来越远，于是学问就再也无法复合了。于是区分成为六家，总括为七家。历史所载，书目所录，从汉代到现在数千年，治学的途径日益繁杂，而辩论议论日益繁多。然而综合其要点，则是义理、考订、词章。治学的途径虽然繁杂，不超过这三者。

研究义理的人，本源于孔孟，衍生于荀子、杨雄、王通、韩愈，而在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那里兴盛。研究考订的人，也本源于孔子，追溯源头于汉代，沿袭于唐初，而在明末的顾炎武那里兴盛。至于词章，六经尊贵，诸子百史完备，汉朝人没有不能写文章的，到了六代逐渐靡弱，而在唐代的韩愈那里兴盛。

因此有专门选取的，如汉代的经师，专门研究章句而详于考订；宋代的诸儒，专门研究德性而深于义理。有兼而贯通的，如司马迁写史，郑玄解说经典，韩愈雄于文章，而他们自己以道自任；朱熹醇于儒学，而又工于文词，明于训诂，就是这样。所以说既精专又广博。

其次则是得到其中一种而失去另一种，专于体而疏于用，其道狭隘了；辩于义而俚于词，其道也狭隘了。研究考据词章的人也是这样。相互济助则都善，相互抵触则都有弊病。大概在他们刚开始从事的时候，无论他们是研究义理、考订还是词章，其间必有一两个臣子倡导，其后天下人都从而依附。依附不已，又从而争夺。争夺不已，其高明者不过为了求名，其卑下者至于趋利而止。所以说既浅陋又虚伪。

那么挽救它将如何呢？回答说：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担忧考订词章害道，于是用义理来矫正，以圣人为目标，以居敬穷理为开端。他们的门徒相互坚守，于是义理明，而这两者都衰微。到了明代用来取士，士人的趋向，也算端正了。然而浅陋者完全摒弃百家之书不看，那些写科举文章的人，大都能依附于仁义道德的美德，而不能完全适用于实用。到了今天，学者只把它当作利禄的阶梯，又是它的弊端。于是朴学者又矫正它，广泛搜集典籍，参考异同，使天下都知道通经学古的高尚，而归结于实事求是。意图并非不善。至于它的弊端，则是繁词累牍，摘取细碎，专门剽击先儒，认为说理是蹈虚，空文是寡用。数十年来义理词章的习气稍衰，沿袭这种说法的人，也逐渐厌倦，而考订之学也衰微了。而士人耗费心力于科举速成的学问，声律对偶字画之间，正竞相进取而未已。

《传》说：三王之道如同循环，穷尽则变，变则通。自汉代以后，学问的弊病在于繁杂，繁杂的可以用孔孟之道治理而返归醇正。现在的学者，弊病在于趋利，趋利的虽然用孔孟之说治理，但不能立刻停止，而又不知道挽救的方法。唉！这就是我论学，所以不担忧繁杂，而深深厌恶谈论利益的原因。

辨学中

朱琦

有人说：您论学，厌恶近利，似乎是对的。您说学问不担忧繁杂，莫非是被卑近的说法迷惑，而不遵循其统绪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说的。那繁杂的正是为了统一。孔子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传》说：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道而不怀疑，不同于自己而不非议，公正地寻求众人的善。

现在京城，是衣冠所会聚的地方，是中国政教所发出的地方，是远方百贾所观赴的地方。天下辐辏而至的，有两条路：一条从东，一条从西。两者都是大道。如果遵循这条路，即使以万里之远，山险水涯，车拉船拖，也可以到达。所以同样到达京师，从东出来，与从西出来，没有不同。这不需要智者就能决断。

现在假使从东来的人，一定要与从西来的人争论，说他们所走的路不对。从西来的也回答说：他们所走的路不对。可以吗？不可以吗？道，就像京师一样。学者所从入的路，或义理，或考订，就像路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是一样的。现在的人不知道从入有殊途，执着于自己先入的路而争论，这是东西交哄之类。

况且现在的争论与我不同。那义理考订，还是其显殊的。程朱陆王，同一义理，同师孔孟，何

译彼此不和睦到了这种地步。身为朱熹学派的人，未必肯低头去读陆九渊的著作，却天天与陆九渊的徒众争辩；身为陆九渊学派的人，未必肯约束自己去读朱熹的著作，却天天与朱熹的徒众争辩。如果不考察实际情况，只是厌恶对方与自己不同而与之争辩，让其他途径的人得以乘虚而入，这不仅仅是互相争吵带来的祸患啊。

这就好比远行的人，还没有踏上旅途，只是拿着行程表，指着说某地到某地有多少里罢了，某地经过某山某水，其中地形的险峻或平坦，并不完全了解；如果有岔路，也不知道。而对于京都宫阙的壮丽、百官的众多，只是看着所绘制的地图而远远揣测，这怎么会有恰当的呢？

古人有话说：“义理虽然相反，仍然可以并存。”结党同门，嫉妒真正的道学，是学者最大的祸患。又说：“道只有一个罢了。”从它们不同的方面来看，不仅传记不同，即使经书也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的不同说法，《易经》有施、孟、梁邱的不同说法，《诗经》有齐、鲁、韩、毛、郑的不同说法，各自都有解说，而唐宋以后的笺注者，全部列举也说不完。从它们相同的方面来看，那么义理的考订，就是所谓认识大体和认识细微的意思，程朱、陆王，与分道扬镳、车马相接而到达都城的人有什么两样呢？

朱子也曾说：“我与他常常汇集各自的长处，并不是截然对立、刻意求异的。”因此善于学习的人，不仅陆王可以合流，汉宋也可以合流，即使世人所谓的旁门左道、曲折学说，如申不害、商鞅、老子、庄子的学说，他们的书中大多流传着上古的遗制，圣人如果复活，一定不会全部废弃他们的典籍。所以说不要担心其杂乱。

那么学习将遵循什么原则呢？回答说：我本来已经说过了，以圣人的道为归宿罢了。然而这又不是初学的人所能明白的。这又是先前那些在路上互相争吵的人所嘲笑的了。

译辨学下

朱琦

有人说：“您严格区分义与利，我已经听说了；做宋学的学者，不必与汉学争辩；做程朱之学的学者，不必与陆王争辩，我也知道了。那么，是要把汉学和宋学都一并研习吗？”回答说：“汉代以来的书籍，各自坚守一位老师，各自尊崇一家学说，六艺经传数以千万计，穷尽年月也不能穷尽。到了宋代，这边是一部语录，那边是一本札记，互相水火不容，交替为主为奴，支离蔓延而不能停止。学者将听从谁呢？那么，又要将朱熹与陆九渊一并研习吗？陆九渊说：‘千古以上，人心相同；四海以内，人心相同。既然知道了根本，何必再谈论末节；既然已经注解了我（本心），何必再解释经典。’陆九渊并非不学习的人，然而他的弊端必然导致废弃学问。朱子则不然，他关于格物的学说说道：‘今天格致一物，明天格致一物，天天格致，不要害怕它琐碎。’他关于读书的方法说道：‘今天分析一个解释，明天汇集一个义理，没有探究其精微，就不敢遗漏其粗浅；没有获得前面的内容，就不敢涉足后面的部分。勤勉地积累，不要畏惧其艰难。’因此，做朱子之学的人，其弊端就少了。但大多与陆九渊不合，与汉学也不合。不合就会争辩，争辩学者将听从谁呢？”回答说：“人自己求学，与教导别人不同。人的学习，风气习俗有南北之分，资质有柔弱刚强、敏捷迟钝之别。靠近汉学的，研习经书，或者诗经，或者礼记，或者易经，选择其中一种而有可坚守的，完成其学业而使之精专。对于宋学也是如此。倾向于陆九渊的，一定要用朱子的学问来充实它；拘束于朱子学问的，我不希望他攻击陆九渊，也不强迫他去做汉学。因此人没有抵触，其学说容易推行，对于道大概有所契合了。虽然如此，从我开始学习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 yet不敢确信。虽然如此，其路径已经分开了。以前我喜欢观察近儒薛文清、吕叔简、陈文恭，认为他们还不够。进而寻求程子、朱子的学说，如《易传》、《春秋说》、《或问》、《小学》、《近思录》，如鲁斋的私淑，如陈、黄的亲炙和当面教诲。然而还有疑惑，认为圣人之道广大，其言论无所不包，为什么他们的学说还多有不合？大概事物有相反而相成的。于是又用汉学来验证，又广泛地参酌陆王之说，平心静气地探求，仰慕其高深而畏惧其放纵。我开始疑惑，久而慢慢有所领悟。于是又取程朱遗书而饱食其中，然后勤勉地似乎有所会通。虽然如此，我敢说是争辩可以平息而疑惑可以确信吗？我敢用这个施加于人吗？观看众水一定要引导其归流，汇集众说一定要折衷于圣人的言论。学问达到道就停止了，言道到孔孟就停止了。然而其道路不能一下子开辟，其精微不能立刻明白。不得已而为之说：宋学是汉学的阶梯，陆王是圣人的支裔，而程朱是宗子。因此想要观察圣人之道，断然从程朱开始；想要做程朱之学，又从去除利心开始。

学论

方浚颐

学问只有一个而已，不穷究经书不能做学问，不讲明道不能做学问。穷究经书是什么？是训诂之学，也就是汉学。讲明道是什么？是义理之学，也就是宋学。有了训诂之学，然后义理不流于空虚；有了义理之学，然后训诂不近于穿凿。两者相互需要而发挥作用，不容许一方偏胜。学问只有一个而已，为什么分汉学宋学呢？六经是载道的文章，实在依赖东汉经师的笺疏传注，继承并阐扬它。两千年来礼乐典章名物度数，使考古的人有所师承，实事求是，其对圣经贤传的功劳本来不小。怎么能以寻章摘句为无足轻重呢？这就是所谓的朴学。宋代诸儒有幸生在经学昌明之后，于是发明义理，以辅助训诂的不足，而圣人率性修道的旨意，于是大白于天下。濂、洛、关、闽，其传承日益广泛，至今没有衰替。这就是所谓的正学。然而坚守门户之见的人，就挟持汉学攻击宋学了；就尊崇宋学鄙视汉学了；就说讲学之风既盛，而朋党排斥祸延海内了；就说抱残守缺，曲学阿世，而归罪于一二巨人长德败坏人心风俗了。近来汉学逐渐衰微，而宋学大盛，甚至痛骂汉学，而将其等同于战国之杨墨、晋宋之老庄，说它能扰乱天下。唉，这难道是公论吗？汉儒之学是朴学，宋儒之学是正学。后来的学者，应当两者都尊崇，而取其醇正，舍弃其瑕疵，树立其界限，决断其障碍，明白训诂不是义理就不明，义理不是训诂就不显著，合并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没有穿凿之害，没有空虚之病，这样居处就可以做师儒，出仕就可以做卿相，讲求礼让，效法仁德，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举凡天下国家之道，都要由小学进入大学，而才能最终成功。却偏执于汉学，偏执于宋学，此唱彼和，靡然从风，逞其语言文字之工，创立党同伐异之说，局限于管窥蠡测之隘，发出愤世疾俗之谈，那些人正自以为目空万古，独有千秋。唉，又哪里知道奴仆孔郑、墨守程朱的都是学中的呢？偶尔取《论语》而绎之，孔子说。

译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追求知识的人。我认为汉代的儒者接近这种境界。孔子又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用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我认为宋代的儒者接近这种境界。子贡说：“老师的文献典籍，是可以听到并学到的；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是不能听到并学到的。”我认为汉代学术与宋代学术的得失，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判断。学问本来只有一个，为什么还要区分汉代学术和宋代学术呢？

译名实论上

高延第

什么是名？回答说：工匠、商人、农夫、士人。学习他们的技艺，从事他们的事务，父亲和老师以此教导，子弟以此学习，这就是所谓的名。什么是实？回答说：工匠必定能运用圆规曲尺，手持墨线，挥动斧头，制造器械和宫室；商人必定能衡量物价贵贱，囤积奇货以获取利润，流通有无，满足赶集者的需求；农夫必定能辨别土壤的适宜性，认识五谷，知晓早晚农时，勤于耕种和除草，早收而多获；士人必定能树立品行道义，通晓古今，明达治理国家的体制，从而担当事务并建立功业。人们以此要求他们，他们以此回应人们。事业虽然不同，但都归于有用，这就是所谓的实。

现在从事工匠、商人、农夫职业的人，他们的优劣巧拙，不完全像古人那样，但他们的事务大体粗修，所以器物用品不缺乏，有无相通，田地尚且开辟，名与实相差不远。至于所谓的士人，我感到困惑。问他们所从事的业务，除了应试的诗文之外，所谓背离经典辨别志向、知晓同类通达事理、教化百姓改变风俗的，没有；问他们所阅读的书籍，除了坊间刻印的五经四书之外，所谓早晚研读经史、广泛考察典籍、穷究百家学说的，没有。就立身而言，义利不辨，是非不知，贤与不肖不分，寻求言语成为规范、行为成为准则的，没有；就立事而言，山川形势不能解说，祭祀礼仪不能谈论，礼乐刑政不知其本源，寻求才能兼具文武、为世人所需求的，没有。这他们的实究竟在哪里呢？

工匠、商人、农夫的事务，因为大体粗修，所以十个人中有一两个人冒滥卤莽混迹其中，主人或许还容忍他们；如果冒滥卤莽的人占了一半，主人必定会斥责并驱逐他们。这是依托其名的人少，而做其实的人还多。至于所谓的士人，他们冒滥卤莽的，将占十分之九了。在上位的人怎么辨别他们？又怎么斥责他们呢？

现在的科举文章，本源于唐宋的经义，这件事并非卑贱且浅陋。然而韩愈、苏轼已经认为辞章类似俳优，羞愧自惭，而急切地以学习圣贤、博通古今为事。所以韩愈的《禘祫议》《钱物议》《盐法议》《淮西兵事状》《黄家贼状》等议论，苏轼的《榷盐场务议》《役法议》《积欠议》《水军议》《开湖议》等议论，过去人称他们识政体、达时务，不是专攻经学的书生所能达到的。现在的人除了揣摩一卷范文之外，寻求阅读韩愈、苏轼著作的，已经很少了，还指望他们融会贯通古今，提笔议论时政吗？

五经四书，是治理自身和治理他人的根本，更加不是卑贱且浅陋的。然而必须明白训诂，识别句读，辨别异同，然后才能得其旨意；必须亲身实践来验证，用史传来证明，考察时事，神而明之，才能著之于事业。现在，依据坊间刻印脱漏的书籍，奉行前人一家之说，训诂尚未明白，句读尚未分清，何谈旨意？剽窃字句，涂抹附会辞章，如同画家有设色，戏曲有务头，认为其体例应当如此，而对于一己的身心，古今的事理，茫然好像不相关。那些稍微知道自爱的人，拘谨小心，遵守妇女般的检点约束，也不过像《中庸》里的胡公那样，模棱两可，味同嚼蜡，被称为乡里的善人也就足够了。哪里指望他们立功立事，抵御灾害、捍卫祸患呢？

颜师古曾说：汉代的贤俊，凭借一经弘扬圣人的大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因此做到卿相的很多。末世的俗人空守章句，应用于世务，几乎没有一个可行的。唉，遵循这种说法来寻求，现在的人大概未曾明白一经，却匆忙加上治理百姓和国家的重任，那些不茫然如堕入烟雾中的有几个人呢？

工匠不能做工匠，就得不到工钱；商人不能做商人，就拥有不了财富；农夫不能做农夫，就得不到食物和衣服。他们的弊端只是屈于人，害于己罢了，而人们还受其害。至于士人失去了所以为士的本质，那么天下人都受其害了。然而他们还洋洋自得地拥有虚名，凌驾于众人之上，说那些工匠、商人、农夫，粗疏苟且卑贱，都低于我，都是役使我、奉养我的人。窃取其名的人的计谋确实得逞了，但任用他们的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治理天下的大端，有所谓职官、食货、军制、刑法、农田、水利，无不有慎重核实名实的道理。然而这些都是所谓的政事。人存在则政事兴起，有治理的人而没有治理的法。有慎重核实名实的人出现，必定以慎重核实人才为首务，而士人固然是人才积累的来源。士人可以虚伪做作，那么天下事没有一件不是虚伪的了。人们看到工匠、商人、农夫虚伪，就呵斥并驱逐他们；看到士人虚伪，就优待并宽容他们，庇护并放纵他们，认为我能爱护士人。我只看到他们对于工匠、商人、农夫的责任期望重，而对于士人的责任期望唯独轻。轻视他们而认为这是爱护他们，这也是名实混乱的一个原因吧。

孔门四科说

俞樾

过去《论语》列举颜回、闵子骞等人，并将他们分为四科，大概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那么德行和言语可以分开吗？又说：为政以德。那么德行和政事可以分开吗？又说：德行不修养，学问不讲习，这是我的忧虑。那么德行和文学可以分开吗？况且颜渊位居德行之首，而孔子说“夫子博我以文”，这难道是不足于文学吗？其次是闵子骞，而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难道是不足于言语吗？最后是仲弓，而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这难道是不足于政事吗？因此四科不是孔子的本意。自从孔氏之门有

译关于四科的分类，而后世又妄加高低优劣的区分，这遂成为古今学术的一大变迁。《周礼》说太宰用九种方式维系邦国，第三是师，第四是儒。将师与儒分为两类，大概就是指德行与文学的区别。这并不是周公的制度。郑康成说：师，是诸侯的师氏，以德行教化百姓；保，是诸侯的保氏，以六艺教化百姓。古代的师保职责，难道是这样区分的吗？考察周朝初年，周公担任师，而召公担任保，难道周公不擅长六艺，而召公不优于德行吗？沿袭到后世，儒林与文苑便分开了，道学与儒林又分开了。后来的学者喜欢这些名称的尊贵而假托于它，他们本来认为自己在孔门中位列于德行这一科，却不知道他们与齐梁时期雕琢字句以从事文学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没有实质内容，这是相同的。人各有能所不能，孔子的弟子各有所长，本来不足为怪。然而分为四科，并把德行排在首位，使得后世那些空疏不学的人得以借此假托，这对于学术的盛衰、人才的升降关系重大，这是不能不辨明的。所以说四科并非孔子的本意。

译经义治事两斋论

易甲南

尊师重道确立，学校才能兴盛；学校兴盛，人才才能涌现。人才能否成就，不在于个人本身，而在于培养人才的方法。教师能否胜任，在于其品德，更在于其教育人的方法。胡瑗安定先生担任湖州教授时，设立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选拔通达事理、有器量格局的人居住；治事斋每人专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军事、民政、水利、算数之类。他在太学也是这样。自从隋唐以来，做官晋升多崇尚文辞，苟且追求功利，实学不明已经很久了。安定先生挺身而出纠正这一弊端，鄙弃辞藻记诵的功夫，而以经义的讨论来涵养品德；轻视只知按章句诵读的人，而以处理实务的干练来扩充才能。既有深入根本的修养，使学问切实而不浮泛；又有对才能的锻炼，使学问实在而可用。一时间教化大兴，人才辈出。游历其门下的人，大多卓然有所建树；其次谨守规矩，也不失为乡里自爱之士。这难道不是由于善于循循善诱，其方法能将人引向必然成功的境地吗？追求虚华而遗忘实行，是求学者的最大祸患；振兴士风而挽回颓靡，是师儒的专门职责。议论者不察实情，动不动就说人才难得，却不知道人才并不难，关键在于储备人才的人有办法鼓舞和振兴他们。天下如果真能像安定先生那样，遵循其条例，严格其督责，按照其意图行事，然后慢慢等待其成就，那么经世济民的大器，可备栋梁之选的人，难道还少吗？宋学除了隋唐的弊端，一以身心性命为先。关学、闽学、濂学、洛学，像安定先生这样的教育者，相继兴起了。这就是理学名臣，前代之所以唯独推崇宋代为最的原因。

学案小识序

唐鉴

圣人的学问，不过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罢了。离开这些的是背离正道，达不到这些的是远离正道。七十位弟子都从圣人那里受学，而传道者推崇颜回和曾子。在颜回那里，说“博文”，是格物致知；说“约礼”，是诚意正心修身。即博即约，功夫分为知行，而没有先后次序。不迁怒不贰过，是诚意正心，而格物致知蕴含其中；择善固执，是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蕴含其中。孔子对于他问仁，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又重申“非礼勿视、听、言、动”。大概是要他认识明白，行动坚决，断绝私欲，完全恢复天理。后来“三月不违”，“如有所立卓尔”，颜回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怎么样呢？在曾子那里，说“以文会友”，是格物致知；说“以友辅仁”，是诚意正心修身。即文即行，学问有切磋，而道没有内外之分。任重道远，是知道的极致，而诚意正心可知；忠信传习，是诚意的极致，而格物致知可知。孔子对于他每日反省之久，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举此告诉门人，说“忠恕而已矣”。大概是担心学者以空虚求一贯，不以真实求一贯，妄认本体而遗忘功夫。让他尽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至于反身而诚，那么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本来就是这样。学习圣贤的人，没有不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得到的。如果有别的快捷方式宗旨，那么颜回才高，圣人应当用快速的方法感化他，为什么还要循循善诱地引导他博文约礼，还有“欲罢不能，欲从末由”的感叹呢？曾子资质鲁钝，圣人应当用简单的方法教导他，为什么还要兢兢业业地反省不忠不信不习，还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告诫呢？子思从曾子那里受学，于是传给孟子。孟子的知言，是格物致知；养气，是诚意正心；集义，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实修真积，不袭取于外。所以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勿正，是未发之中；勿忘，是不睹不闻的戒慎恐惧；勿助长，是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扩而充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孟子的学问，孟子的传承。历经暴秦而汉而唐，赖有江都董子、昌黎韩子，以及伏生、郑玄、孔颖达、贾公彦诸儒，前后羽翼，得以稍稍不坠。然而历经六朝的陵替，五代的淆乱，孔孟之道，不绝者如发。天未丧斯文，到了宋代生出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横渠张子，杨时、游酢、尹焞、谢良佐诸子，道的明已经如日丽天中了。朱子起于数十年之后，师事延平，得程子的嫡传。以《大学》的纲领条目，示学者为学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门传授心法；以居敬穷理为尊德性道问学的功夫。集诸子之大成，救万世的沉溺。其心其道，何异于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呢？后世的学者，遵循其次第，如何格物致知，如何诚意，如何正心修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贯，亦复何可限量。然而早上拜见老师晚上就想着入道，夜里入定早晨就谈论明心，贪便喜捷，世态如此，而学术也如此。矜奇巧，人情多变，而学术也多变。于是有新建者，援引象山之异，揭良知半语

译以（此）为宗旨。以在龙场的一次顿悟为根本归宿。原本主张当下即可成佛。声称满街都是圣人。极大地迷惑了人心。越传越错。逾越礼法、败坏闲常。毫无顾忌。天下听闻风声的人像野鸭一样争相追随。渐渐想要取代程朱理学了。生于其后的人。怎么能不挽救这狂澜。拯救这沉溺。而任由他们猖狂放肆。使世间变成一片荒芜呢。如果学术不正，人心就会变异。人心变异，世道就会浇薄。世道浇薄，那么所有的纲常伦理、政教禁令，都会在偏颇的言辞和邪说中荡然无存。这难道是小事吗。

译欣逢圣朝昌明正学，推崇奖掖斯文，特别显示优厚隆重的恩宠，重新加以尊崇奉祀。朱子升格附祀于十哲之列，实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是亿万学子学术统绪和人心所系的关键所在。因此，真正的儒者奋起，辨别是非，扫除新奇之说而归于平正，去除歧途而进入堂奥，恢复我们程朱的真正途径，也就是恢复我们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真正传授，更恢复我们孔夫子的真面目。界限清晰而后所知的道理确定，堤防严密而后所坚守的原则严格，志向趋向坚定而后所行的实践笃实，践履切实而后所确立的品格卓绝。真正的儒者之所以为真，就在于此。学问之所以有差异，道理之所以有分歧，儒者之所以不真，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都是因为不认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罢了。那些习于空谈的人，在昭昭灵灵的神秘境界中探求，从而在内心产生障碍；那些固守残篇断简的人，在纷纷杂杂的琐碎中追逐，从而在外表受到蒙蔽。这两种情况都是过分的。如今，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度、制度、数量，哪一样不是儒者应当从事的事情呢？然而，应当将如此宏大的经纶抱负蓄养在胸怀中，不应当把剩余的糟粕夸耀为富强。朱子说：“充满天地之间的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的境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只应当开拓心胸，大作根基，必须使万理在胸中明澈，此心与天地为一体，然后才可以谈论孔孟之学；必须明了古代的法度，通用于当今而没有不适宜的，然后才是全儒，才可以谈论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必须运用应对，如同探取囊中之物而不匮乏，然后才是根基深厚，取之左右逢其源，而真正化为自己的东西。朱子的博学，是博于内而不博于外，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意思。圣人谈论典章，没有比颜回问为邦更大的了，他说“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辆、周代的礼帽、韶乐”，他说“放逐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奸佞之人”，这必定要有顺应天意、迎合人心、长治久安的大经济、大功业，以运用在天地之间，难道仅仅是推演天文、考订舆服、讲求乐律而已吗？他谈论政事，没有比哀公问政更大的了，他说“达道五，实行它的有三”，他说“九经，实行它的一”，这必定要有事亲、知天、明善、诚身、真本原、真学问，以弥纶于无际，难道仅仅是考核官禄、区别等差、讲明礼节而已吗？沾沾自喜地在粗浅之处辩论的人，是不了解圣人之学的，是因为向外追求的缘故。《中庸》说：“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这是性的德性，是合内外之道。所以，适时地施行是适宜的。”治国平天下的事情，难道在外吗？不障于内，不蔽于外，只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能做到。这部书编撰始于平湖陆先生，是为了重传道统。有陆先生的辨析之力，而后知道阳明之学，断不能附会于程朱；有陆先生的笃行之力，而后知道程朱之学，断不能离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另立宗旨；有陆先生在学术败坏之时扶持辅翼，而后知道天未丧斯文，有宋代的朱子，就有今天的陆先生。与陆先生同时的诸儒，以及后来继起的人，偶尔多有不如陆先生纯粹，但能遵循程朱之道，那也是陆先生的心意。其他如果指归特异，不守朱子家法，就应当分别记录，不泯灭其本末，不掩盖其瑕瑜，使后来的读者，由此看到得失的所在。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唉，人承受天地之中而生，有这种性就有这种理，有这种理就有这种意、知、身、心，谁不可以希望成为贤人，谁不可以希望成为圣人？只是工夫不严密，以至于本体不能充实，那么不如从事于朱子的存养、省察、克治，居敬穷理，以逐渐达到诚而明，豁然贯通的境界。这是应当共同勉励的。

学案提要

唐鉴

道统如何得以传承呢？回答说：通过孔子、孟子、程子、朱子。道统如何得以传承并找到传人呢？回答说：通过阐述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人。阐述孔子、孟子、程子、朱子，如何就立刻称为传承呢？回答说：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道晦暗不明，而由这些人使其显明；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道被废弃，而由这些人使其施行。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道如何就立刻显明立刻施行呢？回答说：辨析严格，异说不能扰乱；施行有力，同志信服其真诚。虽然未必能立刻大大显明大大施行，但后来的学者，可以由此而进步到显明、进步到施行。那么称之为显明可以，称之为施行可以，称之为传承可以。然而这样的人，或许千年才出现一次，或许数百年才出现一次，或许百年数十年才出现一次，或许一人出现而数人随之出现，或许出现仅止一人。所以传承的人少，但也未曾断绝。伊川先生为明道先生写墓志铭说：“周公去世，圣人的道不能施行；孟子去世，圣人的学不能传承。道不能施行，百世没有良好的治理；学不能传承，千载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良好的治理，士人还可以阐明良好治理的道理，以教化他人并传给后代；没有真正的儒者，那么天下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人欲放肆而天理灭绝了。”这种说法，我在朱子出生时，起来庆幸；我尤其在薛瑄、胡居仁两位先生去世后，引为悲伤。大概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讲授王阳明学说的人，大肆掀起狂澜，决破藩篱，逾越绳检，人伦败坏，世道日益浇漓，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等到改朝换代，那些自称为老师宿儒的人，尚且想用偏颇、荒淫、邪恶、遁辞，淆乱人心，悲伤到什么程度啊！孟子说：“我为此担忧，捍卫先圣之道，抵拒杨朱、墨翟，放逐淫辞，使邪说者不能兴起。”孟子难道可以再世吗？世上有想要端正人心以熄灭邪说的人，就称之为孟子。

译可以。即使称他为朱子也可以。道的传承，如果不是这个人，还能托付给谁呢？阐述并传承道的人很少，不能不为此担忧；辅佐并弘扬道的人众多，又不能不为此欣喜。并不是辅佐道比传承道更重要，而是因为有了辅佐，道就不再孤立了。道不孤立，那么歪曲道的人就不能夺取它的传承。不能夺取它的传承，然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彰明，学术纯正而人心端正，教化严肃而风俗美好，人道与天地之道并立了。那么道的传承，传承的人传承它，辅佐的人也共同传承它。从前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凭借大圣人的德行和道统，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在门下跟随学习的，有颜回、曾参、冉有、卜子夏等七十多位贤人，况且又有贤圣的后继者相继兴起而继承阐述。过了百余年，杨朱、墨翟争相鸣叫，衍仪等人横生议论，幸亏有孟子奋发其至大至刚的正气，在黑白混淆混乱之中进行辩驳论述，然后我们夫子传授的真传，才得以万古不坠。朱子兴起于千载之后，继承二程的遗绪，奉行《四子书》来教导后学，当时有像南轩、东莱等同志咨询辩难，又有像季通、勉斋等门人反复商讨切磋，可以说是极尽切磋交流的盛况，几乎践行了东鲁的遗风。然而诋毁他的人随即兴起，驱逐他的人甚至想要给道学加上祸患，大为严厉禁止，不也很危险吗？由此看来，我所担忧的不能停止，而所欣喜的也只是侥幸罢了。如今包罗天地，自古以来没有减损，自古以来没有增益的，不就是道吗？传承与辅佐哪里足以决定它的有无呢？然而天地没有人就不能确立，道没有人就不能存在，人难道不重要吗？孔子崇高，曾子、子思、孟子也崇高，朱子又哪里容易得到呢？敬夫张子、伯恭吕子又哪里容易得到呢？孔子说：“圣人我不能够见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大概是感慨地这样说，担忧的情形如何呢？阐述并辅佐道。

译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顾忌防范检束、不崇尚节操气概、不修养礼义廉耻、不遵循规矩准绳更严重的了。破坏廉隅而趋向卑顺，抛弃闲静规范而投身奔走，把逢迎取悦当作恭敬，把模棱两可当作敬慎，把揣摩迎合当作智慧，把迁就妥协当作才能，把委蛇敷衍当作识时务，把随声附和当作近人情。用欺诈巧伪来巩固恩宠权势，借声望华彩来延揽名誉，洋洋自得而不以为可羞，显赫凌人而不以为可悲。致使天下进取者与退隐者、居官者与行旅者、尊贵者与卑贱者、年长者与年少者，迷迷糊糊不知其所以然，纷纷扰扰也不知其所以不得不然。丧失了他们本来固有的东西，而亡失了他们原本的根基。情况如果真的如此，大道不就几乎断绝了吗？幸运的是天下有坚守大道的人，可叹的是天下虽有坚守大道的人，而多数人却不知道。然而那些人自在存在。或许当时被遮蔽，但经过时间就会彰显；或许当权者阻挠，但在穷巷中却能通达；或许流俗厌恶他们，但高贤却崇尚他们；或许功利词章之徒疏远他们，但在道义交往中却亲近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坚守的与世俗时风不同。现在那些救时的人是依靠人，而用来救时的则是道。正直可以震慑奸邪，刚健可以抵御强横，庄严可以消解柔媚奸佞，端方正直可以折服侵凌侮辱，和平可以平息横逆，简易可以统摄繁杂深奥。怀抱仁义，可以善美身心；遵循规矩，可以柔化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兴风纪；百折不回，可以坚定识见与力量。坚守大道难道不重要吗？我每当得到一位这样的人，没有不整理衣襟而起敬、端正坐姿而深思的。虽然那些人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流风余韵，越久越真实，光辉灿烂地存在于天地间。《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典型榜样。”说的就是这个吧。

论述坚守大道。大道经历千古变迁而未曾坠落，但从秦朝焚书以来，就几乎坠落了。汉朝兴起，经典重新出现。假使有能阐明大道的人生在这个时代，那么学术纯正而统绪一致，怎么会各自立门户，最终没有归宿呢？而他们相互传授的，大体上只是解说辞句意思、综合考核度数罢了。然而典籍散失，竹简流落，老师宿儒各自得到一种说法传于天下。说法虽然不同，但经典未曾不因此保存下来。在这个时候，《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刘向、高堂生、后苍，《春秋》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这些都是专门名家最初的老师。后来支派分衍，越推越广，经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考据古事的人必定追溯其源头，谈论师承的人必定遵循其本源。得到一字一句，就远搜旁猎，有的数十百言，有的数千百言，漫衍而没有止境，于是考证之学就在天下争鸣。大概穿凿附会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像天文、地理、音学、算学等事，在古代是精深的。现在经典是圣人的至文，圣人的至文就是圣人的至道，圣人的至道就是每个人的至道。得到每个人的至道，来探求经典而经典得以传承，经典传承而圣人之道也得以传承。孟子之后，传承圣人之道以保存经典的，只有朱子一人罢了。其他的大体上是解说辞句意思的，综合考核度数的。于是有人因为辞句意思不同于今，度数合乎古，就夸耀以为得到了别人未得到的，反而厌薄那些传承圣人之道以保存经典的人。这是他们自我处身的态度，也太轻率了。

论述经学。无善无恶的说法被提倡，天下有心而无性了。有心无性，人就不是人了。世道怎么会不乱呢？等到乱了，而追究它的由来，归罪于学术，那就晚了。我在明末，没有不叹息俯仰而深感感慨的。天下事，从前看，未必知道祸患会激烈到如此极点；从后看，常常对祸患的极点感到恐惧而无法追回。士人君子远望过去，俯念未来，没有不感叹前者可鉴、后者可戒的。那么学业中所谓的心宗，我怎么能忘记呢？现在心不可依赖，而依赖它的是性；性不可凭据，而凭据它的是物。《大学》之所以先于格物，就是这个原因。子、臣、弟、友，是最显著的物，也是最切近的性。这是平常言语行为，也是良知良能。仁义礼智，是最初的物，也是最真实的性。这是最隐微曲折的，也是最广大普遍的。圣人用来检察心的就是这个，扩充心的也是这个。难道要在虚空中寻求，而听任知觉的昭昭灵灵吗？听任知觉的昭昭灵灵而空等，恐怕性的天路断绝而欲望有所依据了。欲望有所依据，说它无善确实，说它无恶就太自欺了。而且恐怕恶念大起，不至于沦为禽兽不止。因此天泉一会，为阳明学派的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这个立一个宗旨，那个立一个宗旨，越讲越荒诞，越放肆越狂妄，名声越高越无礼，沦落流荡，没有止境，而人心亡失了。人心亡失，世教分裂，而明朝社稷也就随之倾覆了。有征君孙先生，与鹿伯顺在明朝讲学。进入本朝时已经七十岁，遁迹韬形，枯槁以终其身是应该的。但他却把讲席移到苏门山，仍然用旧闻号召天下，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幸好有稼书、杨园等先贤

译我起身来辩驳它，于是天下人清楚地知道心学是不正统的。这也稍微足以抒发我的心怀罢了。记述心宗。

译与高伯平讨论《学案小识》

鲁一同

伯平足下：

承蒙您展示唐氏编纂的《学案小识》。其中有些疑惑滞碍之处，我私下稍加翻阅，大致指出了要点。我认为唐氏有志于道，但对于该书体例义理，我不敢苟同。现在列举一二，私下向您陈述。君子评论人物，是非功罪，清晰明白，尚且难以言尽；至于学术，蕴藏于心，不易评定高下。人若非亲身研习，事情又隔时空，仅凭编纂议论来区分等第，况且班固作《古今人表》，高下评判驳杂，遗留的议论至今未息。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区分剖析太多，难免有差错失误的缘故。

从前孔子以大圣人的资质，掌握人伦的鉴察，对于列国的公卿，如子产、管仲、文仲、公绰等人，只是就每个人本身褒贬是非，未曾比较划分等第。子张问令尹子文、陈文子，孔子都说“不知道，怎么能算仁呢？”孟武伯问子路是否仁，孔子说不知道。又问而回答凭借他的才能，不知道他是否仁。冉有、公西华也是如此。老师对于弟子，有什么忌讳隐瞒？隐微之处，确实不易测度认识。

如今唐氏的书，横向列出三等：曰传道四人，曰翼道十九人，曰守道四十四人。总计一代老师耆德、魁艾大贤，而排列其上下，进退全凭个人胸怀，轻重依据其位置。虽然具备高论的见识，实在不符合虚己求实的义理，这是不可取的第一点。

“传”与“翼”，似乎有高下之别；“守”与“传”，如何判定优劣？从前孟子说“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我认为必定像孟子才足以担当。如果孔子的三千弟子，都传孔子的道，未必人人都能守。帝王卿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传给子孙，子孙无不传其先业。有的中途零落，宗族失传。由此说来，传者未必能守，守者断无不传。如今反而颠倒次序。《诗经》说“有凭有翼”，《传》说“辅之翼之”，“翼”只是辅助，“守”才是主体。把“翼”加在“守”之上，尤其令人不解。这是不可取的第二点。

大概“传道”的说法，始于韩愈。韩愈依托孟子，却颇失其义。孟子叙述闻见之知，乃是粗略列举大概，所以说“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若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皆然”。况且如稷、契并履帝廷，契掌五教，尤当此道大宗；周公亲承文王之谋，如今都疏漏脱略。古人文字宏简，不为促促苛细。韩愈则不然，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也死不得其传焉”。推究其义例，简直如同佛祖传灯，支派可考；书家笔诀，递相口授。后世儒者因缘推广，而有道统之说。又认为孟子既没，直至宋代河南程氏始出，自时厥后，乃更流衍，递相祖述，至宋历元逮明，先后相望，俎豆纷如。总览上下四千年间，唐虞迄周，每五百年，才有一二出现，总共五六传而绝。中间旷绝一千五百余年，至宋而复兴，兴六七百年不绝。而治世不如古代。古之传道，世远而人少；今之传道，世促人多。中间旷绝，理不相接。天地气运，不应疏密如此。

愚以为道无不传，而传不必统。正如子贡所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总之是非不谬于圣人，行己无惭于天地，代有其人，所以足以扶持树立世教至今。如今必标树风旨，区别太多，既列三等，又述经学，不知经者是道呢，还是非道呢？经不蹈道则非学，道不宗经则非道。适开门户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旨。这是不可取的第三点。

有传则有统，有统则有争。禀质既殊，致功亦异。各循从入之途，遂有彼此之说。盖在圣门，子夏、子张之论交，曾子、子游之言礼，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不无优绌，而义并两存。

往者象山标尊德性之旨，姚江开致良知之说，率其高明，自趋简易。承学之士，沿流增波，漫以放滥。要之二子未为披猖，今必斥之为异端，为非圣无法，比之杨墨之邪说，商鞅之坏井田废封建，甚以明社之屋，归罪阳明。掊击之风，于斯为盛。或曰：阳明之徒，排摈程朱，拒之不得不严，攻之不得不力。然君子立言，期于明道，不尚意气，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詈于市，争胜不已，于何穷极。昔孟子生衰周之世，杨墨横行，无父无君，故毅然辞而辟之，不遗余力。阳明立教，不无任心自便，高论动人，要其立身自有本末，功业轩天地，忠孝感金石，作人如此，愚曰可矣。今谓事功豪杰所为，闻道则未，不知豪杰复是何人，闻道又将何用。要而言之，程朱之学，模范秩然，圣哲由之以利用

译中等资质的人遵循它来安身立命。陆九渊、王阳明的学问，高明的人掌握它，表现为简易；愚钝顽固的人践行它，表现为猖狂。这种优劣的区别，在于疏密的不同，而不关乎邪正的对立。一旦意见相争，彼此就像方枘圆凿般格格不入，致使我们儒道内部矛戟森立，分歧横生。世道日益衰败，人才极其难得，何必如此自相残杀呢？推究唐氏这一部书，不过是攻击王学、尊崇朱学，用意确实深厚。但他坚持得过于固执，凡是有攻击王学的言论，即使其中深意未尽可知，也必定加以褒扬赞美；如果稍有出入，即使是李二曲那样笃实、李文贞那样深醇的人，也不免受到抑扬褒贬。孔子厌恶乡愿，孟子排斥淫辞，这只是他生平的一件事，并没有在两经之中连篇累牍地都是这种言论。著述如此，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夏商周三代以后，有没有没有私欲的君子？有没有没有私意的君子？一个“意”字，七百年来，贤者也不能避免。子张所说的“执德不宏，信道不笃”，各位君子信道确实笃实，但执德恐怕不够宏大。追溯空虚的弊端，难道只有陆王真正开启了端绪吗？利器示人，是有其渊源的。从前圣人教导人，根据事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抵是在日常生活的常道中，探求其显著的道理。自从子贡这类人探求高深的道理，圣人常常加以裁抑，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又说：“下学而上达。”等到他们积累久了有所心得，才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听不到。”性与天道，本来就不是谈论的资本，难道是口耳所能涉及的。自从宋代以后，谈论本性更加详细，谈论天道更加精微，精妙的义理一开，便泛滥歧出。刚穿上衣服接受教育，就讲解无极的精微；刚换牙开始写字，就谈论五常的蕴义。浅薄的人尚且想遵循路径，高明的人则想直接任道。辩论太多，不能不产生得失之分。得失既分，就形成了同异之争。人人都有直接通达心源的意思，而道几乎分裂了。救治这种弊病，只应当以忠孝为根本，推崇节义，综合选取先儒立身行己、居官立政的大原则，像《先贤传》《言行录》那样的体例，用来教化风俗，标举当世。那些有空洞言辞而无实质的，即使极其精微，一概删去。或许才能切实遵循大道，也可以稍微平息争论。我学识浅陋，没有听闻，任凭自己的臆断，随意发挥，因而多有谬误，知道难免要得罪当世之人。您笃信道义，励志修身，必有发明。只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愚昧，加以裁正，那就太幸运了，不再多言。

译与邢星槎孝廉论《学案小识》

李元度

承蒙来信，其中开导勉励我的话语非常深厚。您惠赐《学案小识》，嘱托我探讨研究以求对身心有益，我非常感激。我日夜研读此书，赞叹作者信道坚定，持论严正峻切，堪称正宗。然而心中有不认同之处，也不敢随声附和。这本书排斥王阳明，是其宗旨所在。对于夏峰先生，既然已经排斥不收录，又深深地表示鄙夷，与孙北海等人一例排斥，也太过分了。况且在当今排斥王阳明，实际上与病症根源不相符。为什么呢？明朝末年王学末流放纵迷失，越传越失去真义，几乎到了猖狂放纵的地步，其弊端直到清初才停止。熊澴川、张杨园、陆稼书、陆桴亭、张武承、张孝先诸位先生，倡导言论排斥它，洞见其症结，姚江末派才开始平息。这确实是对症下药。现在王学已经很久不谈论了，学者不知道有性命之学，甚至不太讲究词章之学，那些沉疴在膏肓的，只有功利罢了。士人从少年起就受制于科举学业，父兄用来教导，子弟用来学习，都以猎取科名为念，对于圣贤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学问，无暇顾及。科名得到了，就祈求立身显达，严重的则成为患得患失的鄙夫。宦途上互相问答，大抵以地方治理的肥沃贫瘠为欢喜或忧愁，没有顾及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的。在官不苛刻对待百姓，百姓就歌颂他，自己也暗中以此自我宽恕。等到宦途有成，宫室妻妾的奉养，务必满足欲望，能考虑到所认识的穷困缺乏的人，还算是贤良的了。当今时代未必没有以气节、文章、经术自命的士人，然而考察其幽微隐秘之处，能超然于功利之外的，或许不多见。这就是说引导他们走向致良知的学问，也不算过分。为什么呢？良知不被蒙蔽，才能明显地不欺骗自己的志向，不至于陷溺于禄利之路。那么在当今排斥王学，几乎是无病呻吟了。所排斥的未必能保持千古的公平吧。况且言语混淆就归之于圣人，孔子说“一贯”，曾子从践行进入，子贡从知识进入，未曾肯定这个否定那个。如果遇到讲学家，那么曾子应当著论非议子贡了。得不到中道就思念狂者和狷者，狂者与狷者志趣恰好相反，陆王正是所谓的狂者。如果遇到孔子，进道应当更加猛烈。如果按照讲学家的说法，狷者将著论非议狂者了。孟子评论伯夷和柳下惠，既说狭隘不恭敬君子不这样做，又说圣之清、圣之和，说百世之师。大概道的极致，统称为圣。后儒过分追求其全面，那么自生民以来，难道还有一位孔子吗？况且清与和，道正相反，如果按照讲学家的说法，伯夷又将著论非议柳下惠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实际兼具三不朽。末流的失误，罪责在门弟子。现在沉溺于功利嗜欲的人，都是读程朱的《四书说》来猎取科名、越级获取高官厚禄的，也将归咎于程朱吗？庄周、吴起，有人说渊源都出自圣门，何曾因此作为圣人的毛病。本朝诸儒，从王阳明入门的，如孙夏峰、李二曲、汤潜庵、耿逸庵、彭南畇诸位先生，其学业固然不落后于稼书、杨园、桴亭。士人担心不学习王阳明，而得其粗浅，还胜过功利的鄙俗。所以说排斥王学在明季及清初确实不得已，在当今则可以停止了。清初排斥王学的人，如澴川所著《学统》，以孔、颜、曾、思、孟、周、程、朱九人为正统，以闵子以下至罗整庵二十三人为翼统，以冉伯牛以下至高梁溪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以荀卿以下至王阳明七人为杂统。这就是《学案》中传道、守道、翼道、心宗诸目所依据的。然而闵子、冉子与颜子同列德行科，又亲受圣人教诲，为何反而不能与周、程、朱并列？况且冉子与闵子有何高下，又降一等呢？其下《学堂札记》，既引用萧企昭的话，辱骂王阳明为贼，又说当今如果有卫道的人，是孟子、朱子的门徒。这是明显以程朱自负，依附程朱就将超越闵子、冉子了。凡是立宗旨成一家言，必定尽数排斥其他人，辨别黑白而确定一尊，所以不能避免门户之见，而且不知不觉其偏颇达到如此地步。彭中叔的话好啊，学者担心践行不笃实，不担心辨析不明白，这是通达之人的言论。偶然触动所见，展开纸笔不觉写满篇幅。韩愈说，没有您无法激发我的狂言。如果有不当之处，希望再次明示，不尽依依。

赠何愿船序

张星鉴

唉，汉学宋学互相攻击，已经几十年了。当清初时，亭林、南雷、竹垞诸位先生精研经学，没听说攻击宋儒。喜欢与朱熹作对的，只有萧山一人罢了。乾隆年间，大兴朱氏以许慎、郑玄之学为天下倡导，于是士人中想要显达的，非汉学不足以被世人看重。以前汉宋并行的，一变而为专门名家之学。也有略识古字，挟持《说文解字》一书，擅自更改六经而不怀疑的，像这样的人被凌廷堪所讥讽。这不是汉学的弊端，是学者的弊端。桐城姚姬传不喜欢汉学，以宋学传授生徒，他的《赠钱献之序》，痛斥汉儒的谬误，是生平论学的大端，他的见解并非不卓越。然而姬传曾经师从戴东原先生，等到他去世时，姬致信友人

译探究本源，不遗余力。这难道是汪中（姬传）的学识前后矛盾吗？还是他对戴震（东原）另有遗憾呢？不得而知。方苞（桐城）去世后，刘台拱（新城）的学问兴起。像鲁仕骥、陈用光这些人，都是姚鼐的弟子，不是姚鼐说的话他们不敢说，于是桐城派的学说遍布天下。甘泉的江藩，郑堂，怜悯汉学的衰败阻塞，撰写了《国朝汉学师承记》，作为学者的准则。而桐城的方东树，熟习乡里前辈的话，撰写了《汉学商兑》一书，自诩对名教有功。其实不过是与江氏结为仇敌罢了。唉，学问，不过是学习成为圣贤罢了。圣贤的道理在于经书，那么汉儒的功劳就大了。所以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的言论，并非就是关学、闽学、濂学、洛学的言论；但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的行为，不能说不是关学、闽学、濂学、洛学的行为。舍弃根本追逐末节，只争口舌之争，汉学与宋学自然多有抵触了。方氏的不思虑，真是严重啊。福建的何元春（愿船）刑部尚书，是海内的儒学宗师，曾经将所著的书呈达天子。天子嘉奖他的学问有根基，命令他在懋勤殿行走。儒生遭遇的荣耀，可以说是很难得了。近日他因事拜谒寿阳相国，相国取出《汉学师承记》嘱托他续编。刑部说：“特意设立一个汉学的名称，宋学家就会起来攻击它了，《汉学商兑》就是由此而作的。这部书应当依照阮元（文达）《畴人传》的体例，改为《学人传》就可以了。”这番话，消除门户之见，保存学术的真谛。那些讲学的人纷纷聚众争辩，从此可以平息。可以说是先得我心了。写下这些，用来劝勉天下的学人。

译书致经堂记后

冯志沂

古代的学者，宗旨只有一个。后世的学问为何如此多歧路呢？从前孔子的门下，有德行科、言语科、政事科、文学科，有狂者、有狷者，全都以圣人为依归。只有子夏、子游，在议论时偶尔不合，也未曾著书互相非难。后世的学者为何与他们不同呢？回答说：因为时代没有圣人，所以学术不能统一。圣人去世后，遗言留在经典中，如果向经典中寻求，又为何会有歧路呢？回答说：这是不向经典寻求而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者的弊端。世间的公共祸患，在于士大夫不喜爱学问，而一两个才俊之士，又不专求于经典，反而沾沾自喜地说我是汉学、我是宋学。百工技艺的人，术业各不相同，但他们追求精巧的志向是一致的。学习圣人的人，入门的途径各不相同，但他们追求圣道的志向是一致的。我没听说百工技艺的人互相非难。如今怀着圣人的志向，学习圣人的学问，却愤然拿起同室操戈的武器，自己为我的道树立敌人，那么经典的晦暗、学问的衰微，就不该由佛、老、杨、墨来承担罪责了。年长的同辈孔君绣山，作为圣人的后裔，有志于圣人的学问，他的学问无所不窥，待人冲和而善于谦下，给他的堂题名为“致经”，嘱托同事写一篇记。我冯志沂最是不像样，不敢直言当今的异同，以及汉宋诸儒解说经典的得失。私下认为当今经学大明，六经的典籍每家都有，无需再去“致”取，只需致力于汉唐宋以来诸儒解说经典的书籍，而在其中不设立轻重之分，或许才符合孔君命名此堂的本意吧。

答方彦闻书

张成孙

彦闻足下：收到七月二十四日的来信，详细得知您的动静安好，欣慰且羡慕。承蒙您询问关于汉学与宋学的问题，这是自古以来名儒都不敢折中评判的。我自幼失学，对于这两家的书籍，未曾全部阅览，加之浅陋，怎能知道其中的是非？您却谆谆教诲，不认为我不是合适的人选，而让我决定取舍，我惭愧惊恐多日，不知如何回复。然而向盲人问路，怎敢不以盲人的言论陈述疑惑？汉学的要害在于礼，宋学的要害在于理。汉儒并非不言理，他们认为言礼就包含了理。宋儒并非不知礼，他们认为言理之后才可以言礼。汉学等待人自行明白，所以其言论宏大；宋学强使人向善，所以其言论严密。那么不学习宋学，就无法端正其趋向；不学习汉学，就无法充实其功用。汉儒说：礼是体，是履。统摄于心称为体，践行而行称为履。学习汉学的人说：礼就是理。它用来治理天下，就与天地一同兴盛。只有宋学的言论与此有何不同呢？宋儒认为人从上天所得，虚灵不昧，学者应当顺着其发动，从而明白它以恢复其本初。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的教育、典乐的官职，之所以设立的原因。虽然汉学也这样说。孔子谈到克己就说复礼，谈到在天下弘扬明德就说诚意，由此可以看出汉宋诸儒同归殊途，各自就其一方面精微地论述罢了。后世的学者不就此精微之处去寻求贯通，却墨守其末节而互相诋毁，那么对于汉学能不以小辩相高吗？对于宋学能不以空虚自匿吗？这是我愚昧而自用的看法，不敢向别人说的。您正精专以求其是，所以敢呈上我的臆说。至于文章之道，不过是求表达其意。学问达到极致，文章也达到极致。宋儒的文章，佳作很多。如果只在语录等书中寻求，固然不能没有疑惑。秋凉时节，伏惟珍重，不再多言。

与曾子植书

刘蓉

子植足下：分别将近一年，彼此身处偏远之地，没有机缘相见。屡次想寄信，却常苦于没有便捷的途径。想专门派人问候，但那些鄙陋心意想要表达的，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所以只好沉默。开春接到您兄长的信，您嘱托我的情意非常深厚，估计五七月或许能到省城，打算谋面一晤。既不幸遭遇祖母的丧事，而羸弱的身躯，日日有疾病，自思懈怠荒废，自顾不暇，哪有空闲为您谋划。因此因循拖延，遂成疏阔。而您最终也没有书信问候，近年学业所及，志趣所在，没有告知我，我一无所知。然而每当念及您兄长屡次嘱托我的情意，以及您去年与我相处的情谊，抚躬慨叹，未尝不呼负负。怀想已久，道义不容沉默，便借着这信使的便利，略述鄙怀，以晓谕左右。私下认为人做学问，贵在先辨别其志向。志向不立，就会因循委靡，日积月累地消磨，最终侥幸成功的希望也没有。志向如果断然在心中有所决断，那么其成功也必定远大。僚的弹丸，秋的围棋，羿的射箭，庆的刻镂，师旷的审音，公输的呈巧，庖丁的解牛，他们并非有过人的材智，而最终能以其技艺名扬一世，是因为他们用力专一而志向先定。君子对于学问，又岂与此不同呢？志向于小，所以所成就的也小；志向于大，那么所成就的也大。大小虽然不同量，但关键在于激励我的志向去追随它，竭尽昼夜忘寝忘食以求达到这个境界，而不到达这个境界不止，则是一样的。所以小人志在技艺，以技艺成名；君子志在道，以学问成德。基于一念之间而成就于数十年之后，如同拿着左券去责问右契，最终没有不偿还的。古昔圣贤之所以成就不朽的业，都由此而来。顾论学于

译今天，则又有所辨别。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这三者都杰出地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有才智的人争相趋附。然而我认为这三者，如果不以道德的实质为根本，那么也与那些俗学之人一样，最终归于无用罢了。如果想要追求其实质而求得适用，那么不如从事于道义之学。道义之学，其内涵极其高明广大，而实际上是我们内心本性中天生具备的端倪；其精微之处极尽性命与天人的道理，而实际上都是愚夫愚妇也能知晓和做到的事情；其功用极尽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境界，而关键却不超出日常言语、日常行为以及百姓日用之常。大概凡是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之所以能教化世人，全都在于此。学者如果真的能激励自己的志向去追随它，其境界高可以成为圣贤，最低下也不失为善人君子。这就好比射箭的人对于靶子一样，如果把箭靶挂在侯位上，每天集中精神注视并射向它，虽然功力所及有远近难易的不同，但其中必定有射中的日子。如果不只是追求射中靶心，那么即使整天拉弓，也不知道靶子在哪个方向，何况指望有一箭射中的收获呢？这可以用来比喻那些求学而立志成为圣贤的人。然而世上的学者，往往嫌它高远而难以企及，甘愿自暴自弃而不求取，却唯独对于身外偶然到来、不可必然得到的利禄，则像追逐猎物一样趋之若鹜，甚至到了不顾廉耻、舍弃性命的地步也不吝惜。向往道义如此，追求利禄如彼，难道是他们的才能擅长做小人，而不擅长做君子吗？凡是能做小人的才能，也都是能做君子的才能。如果把他们做小人的方式转变为做君子，将没有不足的。然而往往勇于做小人，而怯于做君子，这不是才能与不才能的差异，而是志向所趋向的不同罢了。现在那些器量狭小的人，既然只追求利禄，如果其中稍微有些自立、知道向往学问的人，那么流俗的言论，就互相欺骗诱导并震慑他们，内心羡慕富贵显达的遭遇，而外面畏惧庸俗人的讥笑，气势受慑、情感怯懦，而不能自我振奋，这就是士风日益败坏的原因。士人君子读圣贤的书，应当识别轻重，明确取舍，而知道所好所恶。为什么不羡慕古代仁圣贤人，却羡慕这些苟且卑贱、不知羞耻的众人呢？为什么不畏惧古代的庄严言论，却畏惧这些荒谬无知者的口舌呢？

译仰慕他本是坚定的，将要效法他；畏惧他，又将要思考取悦他的方法。如果是自爱自重的人，他对待自己的轻重应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况且我们居住在狭小的屋子里，不过是草野间的读书人。我勉励自己的学问，独自践行自己的志向，这又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尚且畏惧众人的喧哗干扰，不能自主决断。假使一旦位列朝班，跻身显贵，想要有所议论建议，而小人诋毁张扬，浮言纷纷动摇，那么难道就会闭口结舌，随波逐流听从别人了吗？胡广、冯道这一类人，卑顺地讨好世俗，人人都知道嘲笑他们。等到他们持守自身时，不能自我激励。穷居时无法自我展现，立于朝廷又能施展什么呢？我看到那些嘲笑别人的人，自己却踏上了被嘲笑者的道路，坐着看被嘲笑的人乘其后尘。这难道不是志向不坚定而随俗浮沉者的明鉴吗？所以我们的志向，是一生成败的关键。关键在此决定，千秋功业就在此树立；关键在此丧失，一生的品行就在此堕落。假使世间的读书人，每天自我磨砺以遵循先民的规范，即使因此与古代哲人争辉也不难。假使古代的圣贤，稍微自我贬抑，以顺从流俗的规矩，那么也就与那些愚昧的人同归于尽了。君子追求志向，不期望在人世间标新立异，也不肯苟且同流合污。亲身践行仁义，不因举世不为而自我阻止；饱食道德而内心喜悦，不因终身默默无闻而自我悲伤。凡是谨慎地在毫厘之间比较义利，在方寸之间争夺得失，每天勤勉常感不足，终究是为了期望依循中庸之道，接近成就德行的境界而止步。等到德行成就，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没有不得到的，无论进取还是退隐都没有不宽裕的，这是平日所树立的品格使然。圣贤应当做的事，人人都知道；尧舜可以成就的事，人人都听说过。知道应当做却行动不力，是自暴自弃；知道可以做却推托不能，是自甘堕落。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这是下愚之人所甘心的，却是志士深感羞耻而不肯做出的。所以我现在私下希望阁下先确定志向，志向确定后，然后工夫的次第、功力的得失才可以议论。如果不这样，即使每天谈论学问也没有益处。阁下以为如何呢？我早年不学习，壮年又放荡废弛，如今犬马之年，将近三十，却平庸无能，这是志向气节因循苟且的过错。阁下的年纪比我小，而聪明才力又都超过我。如果趁着这盛年，努力自我奋励，古人不难达到；如果失去现在不图谋，那么后人看现在，将像现在看过去一样，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时光匆匆，转眼即逝，还请以我为前车之鉴吧。我平生迂直，与世俗少有投合，对于朋友，如果真心爱护，就一定尽到劝善的责任而不敢宽恕。多年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虽然颇有些自责，但在心里终究没有后悔。阁下性情笃实真挚，令兄极力赞许，您对我似乎并非无意，所以姑且陈述这些话来激发阁下的志向。如果认为对，将继此而有进步；如果认为不对，也希望能回复我。一定要极尽议论以求最恰当的道理，才不枉费这次往来。在客中写此信，虽然言辞粗陋繁多，遗憾不能尽意，请阁下仔细审察。

卷三 学术三 儒行

士论

柯培元

自古以来人才兴盛、风俗教化隆盛，没有比成周时代更甚的。周朝造就人才的方法，是多么详尽啊！从乡射、饮酒、合乐、养老，到慰劳农事、审讯狱讼、饮至、献馘，都在学校中进行。士人都参与这些事。他们的教育方法是顺应四时，让他们弦歌舞蹈，诵读辩说，在节度中习练筋骨，在声容中统一耳目。闲暇时穷尽事物的道理，研究时有所通达其才能；防范时充实其途径，培养时有所保全其本性。士人的品行修养、德行成就，从而可以为世所用，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资质，也是先王教育他们有所凭借的缘故。现在的读书人，只有诵读存在罢了，却让他们创作文词，以顺从程式，而求符合有司的标准。有司也凭借掌握进退的权力，认为完成了自己的职守。难怪古代的君子，对古今成才的难易有所感慨。不仅如此，那些习惯于诵读，而在文词上驰骋，急切地以求符合有司标准的人，不得不被称为士，这还保留着三代的遗风。大概从汉魏以来，不专守经师，大多通过其他途径来建立事业、立功名。难道只是三代以下没有全才的人吗？先王的教化逐渐废弛，也已经很久了。大概我听说，士，就是事。这是孟子的宗旨。许慎本此而著《说文解字》，数始于一，终于十。孔子说：“推十合一为士。”这是闻一知二、闻一知十的意思。它的设立微妙，它的施行显著。微妙在于立于不可知的表象，常常依托于显著的事物来施行；而显著的事物所以能施行，是因为它所立的微妙道理。所以虽然烦琐细密，但都能通达人的才能，尽人的本性。先王设立教化，大都是为了禁止过错、抵御淫邪，去除昏昧、破除蔽障，使人自己找到本心。因此遵循其道的人，诵读讽咏，就豁然开朗地广博义理的乐趣；敲击抚奏，升降俯仰，无不自然地畅达心意，而乐于所学。道德对于天下国家，坚守它必定本于行谊，施行它必定济于材能，确立它必定厉于气节。这三者都是士人用来在世上自我展现而自立，以符合道德实质的。现在的读书人，行谊既不被时人称许，材能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