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治体六治法下

译正值战乱之际。直到如今，也没有人提议堵塞决口。虽然洪水横溢，直冲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沿河的百姓难免遭受水淹，但从天下大局来看，所经过的地方，正是粮食轻贱、收成歉薄的地区，而不是下游财赋富庶的区域。况且这与东汉王景治理黄河的河道相吻合。这是天意如此，也是时势使然。从风水形家的观点来看，国家建都于燕冀之地，黄河适宜北流，而不适宜南流。北宋仁宗朝以及南宋时期，都是黄河屡次北流，所以北方气势强盛。到了元末，贾鲁强行让黄河南行，导致中原地区因此变得孱弱。这又是古代可以考证的事情。如今黄河北流已经十八年，与从前竭尽全力防守南流的情况相比，节省的国库银两无法计算。暂且不论此时即使想把它拉回南流，也绝对没有那样的财力，况且即使恢复旧道之后，劳民伤财无穷无尽，恰恰是计策失误了。黄河北流必然不需要再议，这顺应了天意，顺从了人事，强健了国脉，节省了度支费用，对天下大有裨益。只是从决口以下，到入海的地方一千多里，没有堤坝拦束，任由河水散漫流淌。这不仅使民生困苦凋敝，而且水流缓慢则泥沙停留，泥沙停留则河床垫高。久而久之，海口地势高仰，下游壅塞导致上游溃决。汴梁以西，还有二百多里的南北堤防工程，将会有蚁穴般的隐患。前年荥泽的警报，足以让人胆寒。靳文襄治理黄河时，有缕堤，有遥堤。现在应当效法他的方法并加以实行。在河身二十里之内，修筑缕堤以束水攻沙；在三十里之外，修筑遥堤以防河水出槽泛滥。这样平时水流在地中，急流冲刷海外，朝宗顺轨，可以成为千百年的利益。而缕堤之内、遥堤之外，仍然可以听任百姓种植小麦。黄河水经过的地方，必定更加肥沃，收成可以加倍。等到黄河大泛滥普涨时，麦子已经收获，就没有可担忧的了。这是治理黄河的说法。运河从浙江到直隶，南北一线，原本没有阻滞。近来因为黄河横溢决口，张秋、安山一带，被黄河从中梗塞。追溯自洪武以来，每当黄河北流，漕运就被阻断。即使凭借徐有贞的精明强干，刘忠宣的谋略筹划，如果不堵塞决口，就不能疏通漕运。永乐年间，从临清到寿张，甚至到了陆地搬运的地步，都是因为附近没有水源的缘故。而借引黄河水往往容易淤塞，劳民伤财更加巨大。如今如果用水柜的方法，仿照放淤的方法，那么仍然借引黄河的水，而全部去除黄河的沙。取之无穷，用之不竭。几省漕运所经过的地方，就完全没有滞留阻碍了。这是治理运河的说法。

译各省的盐务，以两淮最为庞大。前朝明朝即实行纲法，本朝沿袭下来，未曾更改。嘉庆、道光年间，盐税与盐引都陷入疲敝，这是人败坏了法度，并非法度败坏了人。陶文毅公经营十年，仅在淮北一隅改行票法，而对淮南不敢轻易议论。不久陆沔阳推行此法，不到两年，全局败坏，于是改为专商认岸，以恢复旧制。岂料寇乱兴起而未能实现。到了同治二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才开始参酌纲法与票法二者之中，制定价格和盐引数量。在几年之中，资助军饷的不下一千多万。而且循环转运，免除验资分派的麻烦，这也是纲法的遗意。但商民未能统一，心志仍觉不坚定。湖广是淮盐最大的口岸，川盐长期占据，喧宾夺主。里下河地区的盐堆积如山，导致数十万盐民有盐无销路。这种祸患确实令人担忧。楚地厌恶淮盐的原因，在于价格昂贵、色泽轻浮。这都是因为商人不能专营，所以人心不能统一。如果能够遴选巨商，让他们出重资，专门采购通属色泽洁白的盐，运往汉口以上地区，查访川盐的价格，以更低的价格出售，那么百姓只图利益，食用淮盐胜过食用川盐，不胫而走，固然不会有阻挠的人。淮盐的销路可望大大畅通。这是治理盐务的主张。

南漕六省，旧额几乎四百万石。二十年来，湖南、湖北、西部安徽停止运输改为折色，江浙海运也始终不满百万石。京城粮仓支取发放艰难，百事掣肘。东南垦荒尚未完成，即使年年增加额度，但上海沙船日渐减少，恐怕有米无船，更不用说外四省了。江西额征八十万石，安徽额征三十余万石，总计一百四五十万石。改折之后，解送户部每石二两四钱。如果骤然改为河运，恐怕不够用。既然不能多取之于民，就不能不暗中损害国家。以这一百四五十万石全部起运，确实有困难。如果折色保留一半，而起运占一半，即将解送户部的每石二两四钱，改解往江北，就地购米，通过内河起运，计算米价和水脚也足以敷用，无需津贴。而京城粮仓可增加七八十万石的米，已经远胜于从前了。这是治理漕运的主张。

这三大政事，是太平盛世亿万年的根本。自兵燹之后，旧日掣肘而令人忧心者，已扫荡无余。如果中枢部门在内支持，疆臣在外力行，追溯其源流，察其关键，举荐贤才，筹措经费，理清条理，严格责成，不过数年，国计民生都将大有显效。黄河则可恢复北宋以前千余年的旧貌，而河决之患可以永除。盐务则可恢复数百年的纲法，而前朝的弊政一概清除。漕运则以二百万石充实京城粮仓，而山东、直隶等地暗中养活数十万穷民，伏莽啸聚，都可以消纳于佣工之中。这是目前至美的气机，失此不图，他日时异势殊，将有难言之隐了。大略已具存，其分门别类的节目，各以篇系，则另著于后。

东南大政以三事为要图，因势利导，时会所乘，也是穷变通久之机。惟当时海运章程规画未定，故篇中治漕一说尚局成迹，宜分别观之。其所系各篇门目繁多，兹不具录。

上陕抚陈关中十策 咸丰十年

邵辅

一曰当大任。明公受天子之命，绾三秦之印绶，担当西面的屏障，将关中的安危治乱毅然以一身承担，使众心有所依托，策略有所秉承，志意甚盛，恩德甚厚。虽然如此，愿公有所持守。晚近的官吏，起初好像发愤而大有所为，清理吏治，整顿军政，苛待官属，罗列细故，惶然若不可以终日。最终吏治废弛，军政松弛，志气萎靡，一无所表见。这没有别的原因，心中虚骄，只是用来博取名誉，装饰耳目，而没有忧天下之心。口惠者实固不至矣。以关中的优势，财力之强，人才之蕃，士民之众，如果得其道而用之，上可以光复京国，中可以控制三河，下可以固守全陕。不得其道，则纲坏纽解，奸民内讧，东有豫寇，南有蜀贼，乘隙抵闲，四面而至，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安危之机，治乱之势，诚在于明公。明公将有为，必清嗜欲，好学问，而负重忧危为本。

二曰举贤才。今时为吏者，美衣服，柔音声，厚馈遗，盛请谒，当官而求功，又操一切文网，深文周内，挫折贤豪有为之士。所举者，非大吏之宠戚也，则王公大人之豪子弟也。如是而不变，关中未可为也。夫所谓贤才者，才气不欲轻露，而忠纯可托，言语不能胜人，而悃愊无华。或放纵不羁，众所同恶，而智略辐辏，不惮艰辛；或究意农桑，或夙娴技击；或公直素服于众心，或雄勇显著于里闬。若此者，皆拙于效媚，于自媒，而可以集天下之事者也。非察而求之，将安得之？诚使官属得人人举所知，言其志于执事之前，执事幸而

译提拔他们。每天接见十个人。十天之后接见一百人。不超过几十天，关中地区的官吏，贤良与否就全部考察清楚了。然后根据他们举荐的人才，考核他们所说的话，贤良的人就提拔，不贤良的人就罢免。一旦任用他们，就能得到如尘壤般细微的辅助，从而建立如邱山般巨大的功业，这与那些只会取悦耳目、遇事只会流泪哭泣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天下遇到急难却导致挫败的原因，就在于所看重的人不对。

译第三点，联结官民。天下太平无事时，人们只注重表面的礼节，欺诈虚伪之风盛行。他们表面上看似亲近，实际上并非如此；表面上看似厚道，实际上内心淡薄。一旦有事发生，便抛弃职责离去，如同路人一般。这种弊病在于没有方法将官民联结起来。我私下认为，联结官民的方法，不论资历深浅、职位高低、礼节厚薄、交往亲疏，都要让下属能够充分表达其家庭的隐衷，以及在职务中所遭受的患难与痛苦。郡县的官吏，有的考察其操守，有的观察其政绩，有的审察其才华，有的求取其德行。一旦了解了实情，就发扬他们的长处，宽恕他们的短处。一切繁琐的礼节、细微的苛责、拘束牵制的法令，都为他们清除废除，使他们能够竭尽才力、实现志向。谄媚阿谀、挑拨离间的人，不足以蒙蔽我的明察；巧言令色、圆滑柔顺的人，不足以邀取我的赏赐。运用不可预测的恩惠，激励忠诚奋发的士气，使在上位的官员和在下的百姓，都欢欣鼓舞，清楚地知道我的志向所在以及功业所成。像这样，那么南北三千里、东西千余里的疆域，就可以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自如调遣了。

第四点，训练士兵。我们依靠用来抵御寇贼的，是刀矛、弓矢、长戟、大弩。而现在所崇尚的是火器。火器的便利，我方和敌方共同拥有，因此不能依赖它。器械精良，铠甲车辆完备，这是士兵取胜的凭借，而不是取胜的根本。必胜的方法在于训练士兵的胆量并稳定他们的阵型。有人说，胆量看不见，从哪里训练呢？有方法可以验证这一点。一个人面对众人，即使勇敢也不能没有恐惧之心。如果在左右两侧各配两人护卫，就可以没有恐惧；再增加两人，勇敢的人就敢于向前了；再让两人跟在后面，怯懦的人也敢于向前了。这就是南塘所说的“七星阵”。然而还担心他们孤立无援，于是让七人在中间，左右各有七人护卫；左右两翼，又各有七人辅助；后面又有两组七人跟随。由一名将领掌管旗鼓，统一进退，这就把五十人凝聚成一个人。把五十人当作一个人，那么遇到数千零散的寇贼，可以搏斗而不恐惧，何况百人、千人、万人呢？何况将领精通缓急、虚实、远近、进退、刚柔、奇正的变化运用，攻击要害、捣毁空虚，使敌人无法探究我的谋略而施展勇力，而我又有信守赏赐、必行惩罚的方法来驱使他们，那么胆量怎么会不训练出来呢？果真如此，那么火器有利，刀矛、弓矢、长戟、大弩也有利。所以阵型确立则胆量练就，胆量练就则意志坚定，意志坚定则士气稳固，士气稳固则勇气产生。用于作战必定胜利，用于进攻必定夺取，用于防守必定稳固。凭借关中的优势，不过五千人就没有祸患了。

第五点，肃清内奸。内奸的兴起，起初不过是聚集作恶，像老鼠狗一样偷盗，在一方横行霸道。因此如果姑息宽容，法令禁止不了，国家威严不严肃，就一定会发展到攻城劫掠府库，杀戮掠夺百姓的地步。小的几百人，大的几千人，劳师动众追捕，千里流血，逆反的气氛就起来了。凭借关中的富庶，而外寇往来，在崤山、洛阳以东，巴山以南徘徊，至今五六年了，最终没有狗吠报警的情况，是因为内部没有祸端。如果奸邪之人内部作乱，不能迅速平定，那么近的河南，远的四川，寇贼必定接踵而至。内外勾结，祸乱就会更加深重，局势必然多年不能解决。所以肃清内奸，在于威严果断且神速。迅速则容易消灭，风声尚未远传；威严则众心慑服，不敢再次起事。所以治理叛逆，不如治理盗贼；治理盗贼，不如治理结盟。杀一人可以救万人生命就杀他，灭一乡可以平定千里祸乱就灭他。这是见识细微、预见深远的人所决断的，却是庸人所震惊恐惧而不忍心做的。《传》说：“小蛇不摧毁，变成大蛇怎么办？毫毛不拔，将来就要用斧头砍了。”这是说祸乱的萌芽不可以忽视。现在渭南各地的回族，聚集万余人，与百姓结仇，抢劫多次，逆反的征兆已经显现。而官吏专门致力于掩盖隐瞒，侥幸无事，这不是杜绝祸乱萌芽的方法。不早点谋划，恐怕会发生变故。

第六点，抵御外侮。外侮的到来，贵在事先详尽了解其强弱、大小、远近、众寡、分合、先后、迟速、缓急，并为此做准备。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勤于侦察间谍。法令不严明，赏赐不丰厚，就无法得到间谍的死力，从而了解敌人的实情。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厚赏间谍，而严刑诛杀间谍。间谍越多越好，侦察的地域越广越好。让豫州的河南、南阳、汝州、陕州，楚州的郧阳、均州、房州，蜀州的成都、保宁、绥定、夔州，晋州的汾州、蒲州、绛州、解州，周围几千里，都有上百名间谍居住其中。每隔一天轮流报告，以了解贼势的盛衰、行止的趋向。那么我就能控制他们的长处，扰乱他们的短处，谋略必定成功。唯独大河以东，从山西永济向北直到河曲，与榆林、延安、同州土地相连，计算地域将近两千里，渡口不可胜数。这不是能全部防备的。幸好山西平安无事，急忙与他们合力相守，派出精兵千人援助他们，堵塞上党，扼守垣曲，而我则专门集中力量于潼关、商州、汉中之间，这是上策。

第七点，审察地势。关中的地势，现在与古代不同。古代有羌胡的祸患，那么重点在西北；现在有楚、豫、巴蜀的寇贼，那么重点在东南。我私下认为，抵御西北较难，抵御东南则较易。为什么呢？现在推测贼势所趋向的地方，最重的莫过于潼关、商州。而潼关当一面，商雒当二面，都要向西……

译安同州的声势所及之处，早晨发出援救的信号，晚上就能到达。其次没有比兴安、汉中更重要的了。那么兴安应当防备一个方向，汉中应当防备两个方向。那里的地势重山深谷，道路倾斜险峻，敌人来了就像在老鼠洞里行走，马匹不能奔驰追逐，军队不能展开阵势，智谋力量用尽，粮饷供应断绝。而大军向南镇守汉中，凭借高地坚守险要，以饱待饥，以逸待劳，积蓄力量持久对峙，敌人必定不战而自行逃走。这样兴安就可以没有忧虑了。其次没有比陇州、宝鸡更重要的了。那么宝鸡应当防备两个方向，陇州应当防备三个方向，都依靠甘肃作为外部屏障。甘肃有警报，那么凤翔的兵力，足以堵塞陇坻，这不足以深深担忧。其次没有比长武更重要的了。长武应当防备一个方向，而有固原在后面牵制敌人。至于延州、鄜州、榆州、绥州则是分散之地。那潼关是古代作战防守的地方，处在秦地的东方，谋划守卫关中的人，没有不首先考虑这里的。然而它外面有陕州，再外面有新安，崤山道路曲折四百多里，敌人无法飞跃而轻易进犯，这可以从容应对控制它。唯独商州、雒州中间五百里，是通往楚地、豫地的通道，地势迫狭不能驻扎大军，私下担心敌人进入秦地，一定会从这里进来。这里应当凭借险阻，聚集粮食，敌人少就进击讨伐，敌人多就谨慎防守。再命令汉水以南一千多里的地方，各自修缮亭障自我保卫，就地割除草谷，烧毁断绝道路，使贼寇前面没有东西可掠夺，后面没有现成的粮食，擒获他们就容易了。如果不审察军事机宜，不掌握胜算，一方报告警报，三面边境震惊，这将是将领不懂军事的过错，即使熟悉地利又有什么用呢？

译第八条，考察事务的缓急。处理缓急的次序，涉及人、地、事、机四个方面。从人的方面来说，担当重任、驾驭人才是急务，而遵循资历、执行常规法令则是缓务。从地域方面来说，潼关、商州、兴安、汉中是急务，而延安、鄜州、榆林、绥德则是缓务。凤翔可以援助汉中，同州可以救援商州、雒州，这些则处于缓急之间。从事务方面来说，举措、劝诫是急务，而文书、诉讼则是缓务。从时机方面来说，遏制动乱萌芽、稳固民心是急务，而资助外部军饷则是缓务。将急务作为首要谋划，将缓务交给有关部门处理，那么就能抓住关键，所有事务都能完成。

第九条，信守赏罚。赏罚都有条令格式，每年未曾不执行，执行也未曾不果断，但不能让官吏、百姓、将士信服的原因，是谗言、邪恶、奸诈、恶毒之人扰乱所致。那些谗佞邪恶之人陷害别人，比鬼怪还要神出鬼没。赏赐落到他们憎恨的人头上，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使大功变得可疑；惩罚落到他们喜爱的人头上，他们就委曲求全、弥合缝隙，用游移的言辞宽解譬喻，使大恶变得无害。那些值得赏赐的功劳、值得惩罚的罪恶，一定有事实依据，虚妄的言辞掩饰是没有用的。祸患在于上级官员不勤勉，而偏听偏信。知道如何纠正这种状况，那么功过就能分明，赏罚就能得当。因此，赏赐符合功劳，惩罚符合罪过，人们就会信服上级的明察，善良的人更加受到鼓励，作恶的人就会感到恐惧。赏赐不因为偏爱，惩罚不因为憎恶，人们就会信服上级的公正，权力不会旁落，谗佞邪恶之人就会收敛行迹。赏赐不从轻，惩罚不加重，人们就会信服上级的仁德，受荣者感恩，被杀者无怨。赏赐必定迅速执行，惩罚必定迅速决断，人们就会信服上级的敏捷，事功就能立刻成就，心思目光没有滞碍。如今坐在大堂上，处理文书，复核案件、论断上报非常完备，但下级请求贿赂，往往用法律条文来逃避责任，这恰恰足以败坏天下，这不是朝廷设立赏罚的本意。

第十条，振奋刚毅果断。司马光说：“衰败时代的君主大多柔弱懦弱，平庸愚昧的宰相喜欢姑息养奸，因此有权势的宠臣，有罪也不治罪，豪强狡猾的百姓，犯法也不诛杀。仁爱的恩泽所及，只限于眼前，奸邪之人得志，纲纪不能建立。所以崔寔的《政论》，是为了矫正一时的歪风邪气。”国家长治久安二百多年，厚施恩意，重视诛罚，臣子相继以优柔温和为常道。官吏中狡猾的人，攀附侥幸晋升，英明贤能的人被罢免，拙朴正直的人被废弃停滞。如今百姓有的聚集党徒攻击断案，抢劫私产，路上的报警鼓声不断，孤弱百姓积痛无处申诉。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想要不发生动乱就难了。我私下认为，如今的陕西，治理应当严厉。《礼记》说：“治理乱世要用重典。”这是说刑罚要因时制宜。我所毅然论劾的，不是天子的好官；所诛杀拘系的，不是无辜百姓。他们本来就是违背礼法、互相勾结危害百姓的人。这正是贾谊所说的“髋髀之疾，非斤斧不能治愈”。诸葛亮治理蜀国以严厉为根本，到他去世时，万里之内祭奠哭泣如同丧父丧母，这就是成功的法则。

上陶制府书

陈世镕

您不嫌弃我的愚笨不才，引荐我进入您的门下，让我得以承受清闲雅致的荣光，跻身文史之末。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您宠爱我到了极点。然而我的职责不过是执笔蘸墨，以备不时之需，起草文稿、讨论事务罢了。至于治理国家、管理万物的大事，未曾敢稍加参与意见，赞成一言。实在是自度像小土堆、小水滴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补益泰山沧海的。自从离开您身边，忽然已经一年了。偶尔用您所颁布给令尹的法令去检验是否实行，却完全没看到名实相符。因此不能因为这不是我应当参与的事，就沉默不告知。凡是兴利除弊的事，上级说了下级实行，上级说了下级不实行，那就是空话，不值得重视。从前您安抚安徽，正值道光三年的大灾荒，安抚聚集百姓，考虑到他们日后没有依靠来抵御灾荒，设立了丰备仓的法令。至简至易，愚夫愚妇都知道可行。颁布给令尹七八年了，计算起来必定村村有积蓄、户户有储备。然而去年的灾荒，饿死的人相望于道，官府赈济冬二月、春一月，仅仅十人中活了两三个。加上招募人输金出粟，才十人中活了四五个。问起丰备仓的事，没有谁能说出来的。那么您的法令就成虚设了。两淮盐法弊端已久，您建议裁减浮费以体恤商人，降低官价以抵制私盐，天下人都听到了。浮费的裁减，既然已经豁然一新，百姓无不伸长脖子盼望说：商人得到体恤了，价格大概会减少，百姓大概会有好转吧。然而现在安徽的价格，不仅没有减少，比起旧价反而增加了。安徽如此，其他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您的建议就成虚设了。您设立一个法令，提出一个建议，难道只是姑且用来向人讨好，搪塞百姓的意思吗？也是希望看到它实行，使百姓实际得到利益才高兴啊。所以斟酌时势的适宜，增减盈虚的数量，估计可行的就颁布，不可行的不颁布。容易实行的就颁布，不容易实行的不颁布。如果天下都认为可行且易行，却不实行，那么有关部门难道能推卸过错吗？后世吏治之所以不如古代，不是没有好法令、好心意，而是上级不切实要求，下级不切实回应。起初姑且用文饰来应付，后来连空名也丧失了。官员看待百姓，泛泛地像浮萍断梗偶然相遇，所以麻木不仁的毛病一天比一天深。突然遇到急事，就支绌无力应对。积蓄储备，是百姓的大命脉。今年一旦歉收，国家赈济不够，招募民间财力接续，然后才能救济。这难道能不让人寒心吗？

译况且簿册登记百姓财富的多寡，以此作为“佐粟”（额外捐输）的等级差别，美其名曰“乐输”，实际上与搜刮无异。以世镕耳闻目睹的情况来看，那些今天仰仗救济的人，正是昨天缴纳“佐粟”的人。大概经过多次搜刮，富人也会变穷，这是势所必然的。上下都如此匮乏，又怎能有所倚仗而无所畏惧呢？不趁现在谋划，以后即使想谋划，恐怕也来不及了。

至于盐价的增加，是从嘉庆年间桐城汪公总督湖广时开始请求的。那大概是因为川楚用兵之后，国家用度不足，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打算等到用度充足后再恢复原状。然而一旦增加就再也无法减少，计算其所得，本来不能在正税之外有所增加，而正税反而因此短缺，只是便利了私盐贩子低价出售以获取利润罢了。

大概利益是人们争相追逐的。商人以高价出售为利，私盐贩子就以商人高价出售而我低价出售为利。小百姓哪里知道私盐不可食用，必须舍弃便宜的而吃贵的呢？虽然官府严厉禁止，但剥夺他们吃便宜盐的极大便利，而驱使他们吃贵盐，势所不能。这就是私盐充斥而无法控制的原因。

然而商人还有借口，说是不列入正式制度的额外费用还很多，没有地方获取，不得已稍微提高价格来供给。他们为了取悦每个人，说日常用度不足，孝廉务本各堂的俸禄，本来大半是空名仅有形式，而您还一定要极力堵住他们的嘴。所以提议减价，先裁减额外费用，因为两者相互关联，举则并举。

自从裁减额外费用后，人们认为盐价必定会减少，而不逞强的人，从事私盐业的大约有八九成。就以粮船来说，历年回空时，私运长芦的盐，不下数十万引，而去年却没有一点。确实知道其中的利益不足以谋取，所以奸谋不想萌生。现在不减反而增加，那些小百姓难道不怀疑您对商人私相厚待，而禁止别人没有私盐贩子，剥夺他们便宜的盐而让他们吃贵的吗？

那些私盐贩子正担心商人减价而自己无利可图，现在知道并非如此，难道不私下庆幸旧业可以重新经营，而趁机偷偷出来吗？古人没有不立法的，法立必定执行；没有不下令的，令下必定通达。所以说做事求可行，立功求成功。

就像管仲制定内政，李克尽地力，虽然是霸者的作为，但都有坚忍的力量、强毅的操守，所以能推行而没有阻碍，执行而能成功。即使是诸葛武侯治理蜀国，王景略治理苻秦，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没有上面不切实要求，下面不切实回应，而能做成事情的。

天下的事，怕的是有病而没有药。现在既然得到良医的处方，药也备齐了，难道要坐着听任它拖延嬉戏吗？还是改派能人担任，而责求其成效呢？

现在天下的期望，都集中在您身上。如果命令发出而都被搁置不执行，将如何治理呢？督抚的职责，没有比考察属吏能否更重要的，可以就用这两件事来检验。

俗话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希望您裁断。

译再次祝贺耦耕中丞询问治理贵州事务的书信

严正基

年初接到并阅读了邸报。欣喜地听闻您在贵州开设府署。担心邮递往来会有差错，尚未写信恭敬地祝贺。最近收到从宛陵递送到手中的您的来信，您不嫌贵州利弊以及用人行政等重大问题，殷切地垂问。我才能见识平庸低下，怎能向上辅助您高深的谋略？但就我有限的推测所及，也不敢不略陈大概，以备您这样的大君子察纳近臣之言。

查贵州全省都是山地，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以往成为地方大害的，没有比与湖南、广东接壤的苗族更甚的了。多次经过大军勘定，设立厅、县、营、汛，进行控制和安抚驾驭，措施已经极其精详。黎平、古州各属地，已经安宁超过百年。松桃、铜仁一带，也有三十多年没有事端。只是担心人口日益繁衍，生计日益困窘，加上汉奸的盘剥，不肖兵役的敲诈勒索，偶尔遇到年成不好，一两个奸诈的苗人煽动叛乱，控制驾驭稍失时机，就酿成巨大的祸患。大概苗族性格愚昧而狠毒，其中狡猾的又强悍而欺诈。积蓄的怨恨既深，报复就更猛烈。我的意见认为，这类地方的县令，应当命令他们公正处理汉苗交涉案件，听讼断案务必公平。查出重利盘剥的情节，立即从重惩处。并严禁差役勒索。至于分驻在要隘的营官，也命令他们切实稽查奸匪，不允许稍有疏忽懈怠，不准纵容士兵借故生事。自然可以消除祸患于萌芽状态。这是治理苗匪的大概方略。

又查贵州各州县，两湖及江西各省的客民，开垦荒地、贸易而流寓在那里的很多。这些人良莠不齐，结拜盟誓，以抵抗官府、抵御侮辱为名，推举刁劣的绅士为首领，或者暗中联络差役中有气力的，为他们包庇。即使拥有丰厚资产的本地居民，也相继加入他们的会中，为了保护家计。等到党羽众多，就有诱骗、勒索、拐卖、抢劫之事。这个村子已经聚集了很多徒众，那个村子也纠集众人作为敌对，互相仇杀，没有人敢怎么样。地方官考虑到抗拒抓捕、伤害差役，不敢严厉捉拿。等到抓获犯人到案，又考虑到长途押解，耗费巨大，或者就勉强结案，以致匪徒没有受到惩戒，这种风气更加炽盛。我的意见认为，查办会匪的州县，似乎应当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在缉获会匪最多的地方，稍微增加津贴经费。那些办理妥当迅速、地方安宁如常的，优厚地给予升迁，以奖励他们的辛劳。地方官勇于缉捕，他们的党羽自然不难解散。这是治理会匪的大概方略。

又查贵州虽然有教匪潜伏，不至于像西北各省那么多。但教匪迷惑人，比会匪更为严重。会匪只限于男丁的附从，教匪则挟持祸福因果的说法，并能使妇女被他们煽动。他们信奉之心，互相传习，而没有人敢有二心。所以突然想要破除他们的顽固习气而不能。然而教匪导致动乱的原因，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入教的人已经众多，或者怂恿出自同伙，而首倡邪谋；或者胁迫诱骗出自首领，而逐渐图谋非分。因而甘心做匪徒的有之。一种是因为州县缉拿太严，既不免于奸胥猾吏在前面恣意鱼肉百姓，又不免于劣保刁棍在后面横加搜刮。因而进退两难，不得已而改变计策做匪徒的有之。我的意见认为，邪教已经流变为匪徒，缉拿不得不严，但穷究到底也有弊端。似乎应当网开一面，给予他们自新的道路。而且有教化施行其中，根株才能得以尽除。经典端正，百姓兴起，邪念自然没有。州县在所属四乡，倡导建立义馆，聘请老师训导孩童。除了诵读四书五经外，兼讲研习《圣谕广训》，以及犯法的重大条款，使他们转相传播，触目惊心，警醒内心。多一个读书明理的良民，就少一个作奸犯科的败类。大概符合化导邪教的方法。这是治理教匪的大概方略。

然而我曾经综合天下的大局来考虑，不仅结会习教以及奸苗敢于犯法的是值得忧虑的，更在于奸民藐视法律而没有等差，以欺凌侵吞为得计，以揭发控告、挟制为良图。这固然由于不肖的州县先有开启他们轻侮的行为，以至于恶焰已经炽盛，即使遇到贤能的官吏，没有赃私可以指证，也常常借沿袭的办公陋规，砌词上控，以张扬他们把持垄断的威风。侥幸得胜，则气势更加凶横而不可制。大概犯法而法律尚存，藐视法律则法律更加困穷而遂至消亡。没有严厉的法律来极力防止这种变化，法律将在困穷中消亡，那怎么治理呢？

从前子产治理郑国，观察时势而用猛政来纠正，豪贵如子南子，诛杀驱逐毫不宽贷，郑国大治了几十年。汉代如黄霸治理颍川，用儒术修饰吏治，不是赵广汉所能比及的。然而先前大姓结为朋党，持官吏长短，横行郡邑，如果不是赵广汉用钩距之法，来摧破他们的党羽，突然用黄霸宽大的政令施行，正恐怕法网松弛，而作奸不止。自从赵广汉的法令施行后，那些魁杰者都已伏法，朋党解散。韩延寿继任治理这个邦国，用牛酒慰问，长老讲明礼让，又消除了仇杀的风气。黄霸承继并修明它，才能成就神雀凤凰之治。诸葛亮治理蜀地，王景略治理秦地，都用法严峻，肃然称治。法律是用来禁止奸邪、制止暴力的。使用法律而适当其可，就可以转弱为强，化危为安。姚

译亮甫中丞巡抚河南。以清廉耿介驾驭下属官吏。奢侈贪婪的风气。因此大为改变。然而处理各种事务过于宽容纵容。遇到控告州县官员的案件。不分是非曲直。一概批准提审。当时奸民藐视抗拒州县官员。有“告官如同送忤逆罪”的谣谚。程梓庭制府继任之后。遇到案件严加惩办。这种风气稍微衰微熄灭。但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我的意见认为，百姓控告州县官员。如果确实有贪污证据可举。自然应当为他们申张正义。那些牵强附会、沿袭陋规的诬告。也应当严加绳之以法。这样稍微懂得自爱的官员。既获得了办公经费。又不被人掣肘。使他们无所顾忌。得以自行其志。百姓知道畏惧法律。而官吏更加遵守法律。这样法度建立而恩惠也得以施行。对公务才开始有裨益。至于用人的方法。首先在于了解人。而了解人也必须从考察言论开始。然而通过言论考察人。往往有言论可取。但其人的居心行事。竟然大相径庭的。更加相信“知人则哲，惟帝其难”这句话不假。所以《虞书》在“敷奏以言”之后。必定接着“明试以功”。然后“车服以庸”。确实是谨慎啊。而现在所谓的用人。尤其更加困难。大吏对于州县繁重要缺。可以择能而用。其中的缺额。不是在省里应补。就是在部里应选。不一定人人可靠。况且是其人本缺。并不能扣留不遣。州县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往往因此。只有得到贤明的郡守。在上面作为表率。善行就鼓励他。过错就规劝他。下属如果是中等才能。或许可以勉强成为良吏。但郡守也很难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用人之所以称难的原因。我的意见认为，激励人才的方法。在于使他们有所劝诫和惩罚。从郡守到牧令。那些贤能著称、被舆论推重的人。特别推荐一二人以示奖励。那些声名狼藉、有贪污实据的人。也严加参劾一二人以儆效尤。再采用蒋襄平相国“缺为人累、人为缺累”的建议。分别补降量移。在体恤中寓含造就。以策励其人的后续表现。开诚布公以激励其良知。信赏必罚以厉行其节操。所部鼓舞奋兴。吏治应当更加蒸蒸日上。又贵州兵丁耐劳习战。甲于其他省份。以往调征苗疆。以及三省教匪。屡次建立功劳。但有勇必须知方。使其成为节制之师。近日川陕一带。兵丁久经战阵。劲勇可用。但恃功骄横。屡次滋事端。颇为地方隐忧。我的意见认为，操练兵勇。责成该管营弁。只应当用其所长。精益求精。至于约束营伍的方法。尤其在于申饬各将弁。洁身自好率领下属。不轻易克扣。考补额缺。严禁行贿钻营。选取技艺优长者充选。分隶各营兵丁。命令该管营弁立簿登记功过。著有劳绩者记功。考缺时比较拔补。犯错则分别轻重记过。遇到考缺时扣送。销过后方准参加考核。纪律严明。壁垒自然更加一新。再察看将弁中谙练营务。以及曾历戎行骁勇能战的人。分晰开具清册。以备临时调用。至于忠勇勤干的官员。尤其应当刮目相看。他日方能得其力。练兵驭将的方法。计无踰于此者。至于国家的大计。尤其在于藏富于民。方今承平日久。人满为患。不仅贵州如此。而贵州百姓刀耕火种。山尽开垦。地利已经无遗。生财之法。别无善策。而在各地百姓少有积蓄。不足以应对一日之急。一年收成不好。必然到处呼救。我的意见认为，贵州适宜产谷。只有趁着秋收之时。命令地方有司劝谕殷实绅民。捐献义谷作为本金。遴选公正董事。选择四方适中地方。建仓权息。妥善订立章程。以备凶荒赈贷之需。也是一时救急良法。那些捐户踊跃急公。照例分别甄别叙用。以劝捐所得谷数之多寡。定为州县考核等第。一两年内。通省依次举行。歉岁有备无患。官民能不共同受益吗？我伏愿大人公忠体国。严整饬吏治的方法。宽裕曲尽人情之意。经权互用。宽猛并施。使属吏的情况。得以向上通达。小民的隐情。无不周知。不要毁弃成功。不要追求速效。贵州吏治之盛。军政之修。积蓄之丰。风俗人心之厚。可以旦夕期待了。

译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

徐子苓

接到您的回信，读完之后，欢喜到了极点却又转为悲伤。我虽然愚笨，但与您的交情很深，彼此了解颇详。只是当初在京师时，听人说您近来又喜欢作诗，我心里暗自不以为然。认为您从平民百姓突然被提拔到重要职位，应当早早磨砺自己，以求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何必在诗歌上自得其乐呢？那时各位君子争相议论，事情多有阻碍，我又暗自奇怪您在京师居住已久，所认识的贤良公卿很多，如果有利于国家，应当促膝长谈谋划，用委婉的言辞退让，功劳不必出自自己，名声不必归于自己。回来后我说了几句来与您探讨，又承蒙您教导指正，才知道贤者的用心，远远超出常人的情理之外。而天下积弊难挽的事情，想要用力扭转实在很难，如果没有您深远的考虑，哪里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去年冬天我在扬州贩卖盐，回来时打算写一封信，后来自己思量，作为草野之士，不识大体要害，恐怕招致不可预测的危险，加重给年迈双亲的忧虑，所以很久把草稿藏起来，几乎不再去查看。现在天下的祸患，从朝廷百官到街巷平民，都能说出来：说钱财匮乏了，军队衰弱了，海上的烟瘴难以用武力平息，禁令不能突然施行，人才不足以任用。我曾经深入思考这些弊病产生的原因，以及灾祸最终的结局，私下认为有两件事不可延缓，有六件事必须整顿刷新。恭敬地陈述大略，希望您详细考察。

当今最不可延缓的，就是禁止鸦片了。有人说：果真可以再次禁止吗？如果突然禁止，以前海上的战事就是前车之鉴。这完全不对。海上的战事，难道是禁止的过错吗？现在有在店铺里卖鸦片的人，小孩子每天嗜好并觉得甘甜，他的家长因为孩子耗费钱财而愤怒，于是重重地锁上门。有个家仆，把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毁坏家里的器物，愤怒地在市场上争吵，家长害怕而解雇了这个仆人。有个庸碌的仆人，与主人勾结，倒转兵器向主人作揖。海上的战事，是因为焚烧鸦片而开启衅端，这是家仆激怒而迁怒于人的结果；倒转兵器向主人作揖，这是庸奴与外人勾结的结果。

有人说：禁止一定会严重扰乱，而且祸患在民间不在国家，民间每年流失的钱数，与国家的正规赋税无关。这又不对。钱财，是上下互相接济的。鸦片之祸，侵蚀钱财而且使军队迟钝，又严重败坏天下的人才，它的祸害比洪水猛兽还猛烈。侵蚀钱财的弊病，愚笨的人也都知道，它使军队迟钝又败坏天下人才，为什么呢？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叫抛弃他们。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坚定的意志，只有士人能做到。今天的士兵和士人，用古代先王的法则来衡量，都是没有受过训练而没有坚定意志的百姓。现在仅以一个县为例，吃农民粮食的占十分之二，吃工匠粮食的占十分之三，吃商人粮食的占十分之六，吃士兵粮食的占十分之八，吃士人粮食的占十分之五。上到督抚仆从的私用，下到县衙门轿夫差役的贱役，他们吃的又占十分之八九。况且现在所谓的士兵和士人，平时教养的方法，本来就已经废弛了，又用鸦片毒害他们，所以他们平时无事不做。十几年之间，诉讼繁多兴起，盗贼四起，贿赂盛行而请托公然进行，廉耻衰败而风俗大坏，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用几十年的沉溺禁锢，却说禁止它很容易，为什么呢？大概以前曾经实行过禁令，当禁令下达时，不到一个月戒除的就有一半，那些长期吸食的老弱病残不能突然戒除的，减少了一半。去年十月间，外面传言当权者将要再次申令禁止，那些年轻人神色紧张地互相告诫，那些长期吸食的老弱病残者，又减少了一半。大概人心就是天心。鸦片祸害中国很久了，破败人家的家业，断绝人家的祭祀，使人家的妻子成为寡妇，使人家的儿子成为孤儿，他们的父兄则流泪痛哭却无可奈何，他们的子弟则愁眉苦脸呼天抢地却无处控告。洪水猛兽，上天用来成就大禹和周公的功业；鸦片之祸，外洋用来毒害中国，禁止它而开启战争衅端，它的祸害小；不禁止而耗尽天下的钱财，使天下的军队迟钝，驱使天下的人堕入异族的圈套，它的祸害较迟，但发作起来尤其猛烈。那么禁止它将怎么办呢？回答说：法令适宜，就可以长久；惩罚必须执行，执行了百姓服从就快。虽然如此，不能不考虑。

现在异族盘踞在海边各郡，他们的势力日益炽盛，而内地盗贼的滋生，又久而更加蔓延，现在广西又骚动不安了。为今天的计策，没有比练兵更紧急的了。兵不在多而在精。通计天下的兵额，大概接近百万。军官士兵的俸禄军饷，按照岁入的数目，大概占五分之二。平时用有用而匮乏的钱财，养活无用的士兵，有事又远调其他省份，或者招募乡勇来增加，所以费用更加消耗，这是两方面的损失。把天下百万骄横懒惰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突然下一个命令说：减少他们方便，他们的变故实在不容易说。现在早上训练他们，淘汰一两个人，晚上训练他们，淘汰一两个人，并趁此闲暇检查他们的器械，去掉克扣剥削的陋规，清理虚报名额的滥额，时常拿出重赏，以激励的意思，寓含选拔精锐的方法。天下的士兵，正欢欣鼓舞，认为朝廷每天增加军饷体恤士兵都来不及，没想到一年间可以节省十几万人，而留存下来的几十万士兵，都是天下的精锐了。有练兵的好处，没有减兵的祸患，这是一举两得。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本朝疆域，远超过前代，正增加防御设置守卫都来不及，哪里能减少呢？大概积蓄力量正是为了攻治病患。

译供养军队是为了制服敌人。所以高明的医生开方，不崇尚药味繁多；强大的国家整顿军备，不烦于增加士兵。过去供养军队反而使自身衰弱，宋朝就是前事。太祖时期，军队不超过二十万；康定、庆历之后，增加到百万，最终没能挽救靖康之祸。明朝末年，军队号称四百万，最终亡于张献忠、李自成之手。清朝初年军队定额也不过二十万。现在试举目前的大势，与清朝初年相比，其强弱虚实的形势，不用智者就能判断了。过去海上的战事中，有驻防士兵从驻地来到京城，在市场上卖地。朝廷询问他，回答说：“是用药材换来的。”唉，有这样的士兵，即使有数千万人，终究又能派什么用场呢？况且练兵的主张实行后，不仅仅是节省军队而已。战守的装备修治好了，外患就震慑了；侦察警戒的制度严谨了，内盗就平息了；虚报名额浪费军饷的费用裁减了，国家的经费就宽裕了。

译禁止练兵，确实是当今的急务。但知晓此理的人一定不敢说，敢说的人一定无法推行，这是因为当今的人才不足以任用的缘故。禁止练兵确实容易，但哪里能找得到十多位贤能的督抚来委任呢？练兵确实容易，但哪里能找得到十多位懂军事的将领来托付呢？既然如此，那么财政匮乏、兵力不足，都不值得忧虑，唯独人才不足以任用，才是特别令人担忧的。况且当今天下难道缺乏人才吗？天下的士大夫，如果把钻研词章声韵的精力，转而用于探求当世的实务，他们的才能都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把揣摩荣宠利钝的心思，转变为自我约束的忠诚，他们的忠心都可以许给国家。然而根据当前的形势，来挽救当今的弊端，稍微振作整顿一下，难道不可以吗？

第一，拓宽直言进谏的途径。国家旧制，外地的督抚、监司，都有言事的职责。然而督抚弥缝细小之事，监司言事，从未听说过。内部的政务根本归于军机处，言责归于风宪（御史等监察官员）。军机处条议的是非，风宪不得预先听闻；风宪推劾的可否，军机处却能掣肘。况且当今的壅蔽太严重了，下情阻碍于上达，上恩停滞于下流。《易经》说：“屯卦，刚柔开始交合而困难产生。”又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震卦乘于坎卦之上，所以说困难产生，有险阻的意义。陷于坎卦，则云在上而雷在下，这是坎卦之所以为屯卦的原因。动于震卦，则雷在上而雨在下，这是屯卦之所以为解卦的原因。所以圣王鉴戒屯卦的意义，常常让尊贵者处于卑下之位。舜帝明察四方，禹帝拜纳善言，壅蔽断绝，上下之气由此贯通。谨查唐代贞观元年，规定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奏事，都命令谏官跟随，有失误就立即奏报。宋太祖建隆二年，下诏每月在内殿起居时，百官依次轮流对答，并指陈时政得失。哲宗即位，首先下诏召司马光从洛阳回来，司马光一到就上疏请求广开言路。对于当今的计策，我认为军机处应当增设几名谏官，随事检举驳正，以防偏重之患。每年酌情增设直言敢谏一科，无论官员百姓，允许以密封奏状言事。凡是民间的水旱灾害、盗贼情况，允许上报朝廷。有故意标新立异、迂阔不通的，只报知而已。确实重要可采纳的，时常表彰以激励劝勉。决断壅蔽的过失，沟通上下的情志，事情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第二，斟酌武举的格式。练兵必须先于择将，士兵的勇敢怯懦取决于将领。苏轼论述武举方略，认为天下的实才不能从言语中求得，言语相比武力，唯独在战争中才能见到。战争无法试验，只能在治军中见到。然而在当今，也没有新招募的士兵可以试验。我认为每次大比时，在京城附近的屯卒中，每伍抽派数人，定额以三四千人为准。有考中的，假以一天的军令，就根据约束能力的能否，确定其高下。况且现在的武举，不仅不懂兵法，连语言文字也毫不相涉了。自从在州郡考试，默写《武经七书》，都请人代写，甚至有眼睛认不出自己姓名的人。择将固然不追求虚文，然而古代的名将，没有不好读书、通晓古今成败的。我认为武举的格式，在骑射之外，夹杂古今成败之事，以考察其言论；试验治兵，以观察其能力。那个人既然通晓古今的方略，又能治理新集结的士兵，这也足以做将领了。如果只说骑射而已，那么齐国的孙膑、汉代的韩信、诸葛武侯、晋代的羊祜，这几个人，如果让他们参加当今所谓的武举，不被考官排斥的能有几个呢？

第三，革除馆学的陋习。书法，是六艺之一，汉人称之为小学，用来测试童子做吏员的能力。当今的馆职，实际上是储养辅佐宰相的地方，内地的九卿庶尹，外地的方岳监司，都从这里选取。在点画之间考察疑似，在毫厘之间衡量工拙，这只是擅长书写文书的吏员之事。然而老师巨公，转相授受，上面以此倡导，下面以此响应，天下的士人靡然从之。玩忽时日，荒废光阴，反而具备铺陈颂美的谀词，保持嗫嚅不敢言的常态。民生的休戚，漠然不放在心上；朝纲的得失，懵然不能列举其数。所以吏治日益败坏，宰相的业绩日益卑微，天下的人才因此不振。晋人清谈祸国，大概又超过这个。然而对于当今的计策，用来黜退浮华、警戒懒惰，以振作天下的士气，其变通损益，请从馆职开始。

第四，明确赏罚的作用。孙子说：“施行无法度的赏赐，悬挂无政令的命令。”大概遵循成例来进行赏罚，将领不能驾驭一军，何况天下呢？我认为当今的弊端，赏赐泛滥而刑罚轻微，而在督抚身上尤其严重。古代的圣王，神妙地运用赏罚，赏赐始于最卑贱的人，所以赏赐一人而天下劝勉；刑罚始于最尊贵的人，所以惩罚一人而天下劝勉。水旱导致的流亡，盗贼的滋长，凡是郡县的不力，都是督抚的罪过。现在只看他们缄默拱手，动不动遵循成例，似乎也没有无穷凶极恶可以指名道姓的，而科道的纠弹，又难得其赃罪的确实证据。所以贤能的人以谦谨少过为称职，愚笨不肖的人于是肆意行使威福，广积货贿，等到败露时，议轻则降阶，议重仅褫夺职务。他们心里大概说：我仕宦做到督抚，富贵的权势到了极点，即使不幸受到严厉谴责，然而还能保全首领，拥有美妻，傲慢地以资财称雄。

译一方面。那么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况且督抚是郡县的表率。得到一位督抚，几十个郡县中那些愚昧、怯懦、贪婪而严酷的人，都能转化为良吏；失去一位督抚，几十个郡县中那些仁爱、勇敢、廉洁而耿直的人，都会沦为庸吏。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明确的奖赏和严厉的惩罚，凭什么能成功？所谓严厉的惩罚，不过是诛杀罢了，不一定需要有贪污罪行的确凿证据，诛杀那些因循守旧、荒废职守的人罢了。科道官员的弹劾，也不一定需要有贪污罪行的确凿证据，弹劾那些因循守旧、荒废职守的人罢了。因为因循守旧、荒废职守，其祸害波及天下国家，而罪过比贪污更重。舜诛杀四凶时，史书未曾明确记载他们获罪的原因，见于记载的，共工的罪过仅在于“静言庸违”，鲧有治水的才能，他的罪过仅在于“方命圮族”。王氏说：“方命”，就像今天的废置搁置诏书一样。然而圣人一定要诛杀他们，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四凶地位尊贵，俸禄优厚，所以对他们的惩罚更加严厉。

第二点，筹划应对敌人。外国原本不是中国的劲敌，但他们的势力正盛，中国的锐气正受挫，以受挫的态势抵挡势力正盛的敌人，筹划该怎么办？有人说：购买洋船，放宽对汉奸的禁令，使用间谍出奇制胜，敌人来就战，敌人去就守，这筹划很有道理啊。购买比制造节省，买船比造船节省，放宽对汉奸的禁令，是为了分散他们的党羽，使用间谍出奇制胜，是为了抓住他们的破绽而打击他们的虚弱之处。但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忧患不在海疆，而在内地；不在异族的猖獗，而在朝廷百官的懈怠畏缩，没有为国家担当事务的人。风淫寒湿的疾病，始于皮肤纹理，侵入脏腑，时间久了发作于四肢，四肢是病状，不是根本病因。不寻求根本病因，每天只根据表象来开药方，即使每天进一剂药，药方不对症，根本病情反而加重。今天即使当事者每天急切地购买洋船，放宽对汉奸的禁令，设立重赏来使用间谍，我私下知道这是无能为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因循守旧、虚报冒领的弊端不消除，即使每天购买船只，也只是做表面文章罢了。况且海关的陋规，文武官员以及平民百姓都依靠分润，而外国得到汉奸的利用，又曾耗费数十年的精神来周密谋划并牢固结盟，放宽禁令与禁止都是做表面文章罢了。《孙子》十三篇，始于“计”，终于“间”，但没有计划不坚定而能使用间谍的。过去台湾的战事，姚启圣开设修来馆来离间郑氏，间谍确实可以使用，但在今天，又从哪里能找到能使用间谍的人去离间他们呢？那么筹划该怎么办？回答说：忧患在外部的，只有战与守罢了。今天的忧患，起初是由内部崩溃到外部，接着是在外部受挫又反过来牵制内部。乾隆、嘉庆年间，海内富庶已久，外国得以用他们的奇技淫巧愚弄中国人，中国人中无业的人贪图利益而左右他们，当事者又只贪图关税的收入，调停保护，如同养育骄纵的儿子。嘉庆、道光年间，两次到达天津，一次到达山东海面，叛乱的形势显露了，这就是所谓由内部崩溃到外部。至于所谓在外部受挫又反过来牵制内部，就是今天的事了。过去的商人，提着袋子撬开箱子，避开人而授予货物，现在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交易了。过去的奸民在乡间抢劫，现在竟然在近郊抢劫了。那些大的蠢蠢欲动、趁机而起的，广西又发出了警告。过去外国贪图中国的财货，还畏惧中国的威名，现在却深深了解中国的虚实，并且嘲笑中国的贫弱了。而一两位大臣，愚昧的正侥幸于无事，贤能的又借口于省事。所以说今天的忧患不在海疆而在内地，不在异族的猖獗而在百官的不担当事务。那么筹划该怎么办？回答说：禁止、练兵、选将，都是我们用来应对敌人的，而求取言论、储备宰相、明确奖赏、严厉惩罚，才是用来治疗根本病因的。

译第一条是节约财用。钱财是国家的命脉。那些认为钱财有无都无所谓、因而不足计较的观点，确实过分了；但如果一切迁就于眼前的状况，这又是必然导致困窘的道路。仔细考察，国家每年的收入，有四千四百多万两；支出的数目，大约占十分之八。民间每年积累的欠税，宗室俸禄的繁衍，以及军务、河工等各种差役，又重重地消耗了财力。当权者所依赖的筹款大计，没有超过捐纳这一条路的。消除盗贼，没有比选拔官吏更优先的；充足用度，没有比节约财用更重要的。自古以来，奸民倡乱，大多是由于官吏不良。如今捐纳条例刚停止又立刻开放，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吧。况且捐纳这件事，既害民又害国。依靠捐纳所得的收入，衡量今日的情势，确实有不可依赖的地方。官员靠钱财获得，那么政事就靠贿赂成功。民间的钱财本来只够维持生计，捐纳的人把本金投入官府，暗中向百姓索取偿还。所获得的利润已经是本金的数倍，而俸禄的收入，又每年享受利息。这样上上下下都受到其害了。我听说近年清查，两淮盐运库的旧欠有四千三百多万两，山东库亏空一百四十多万两。一个省如此，其他省可以想见。凡是盐商平日的捐纳，现任官员的捐升捐级，为他们子弟捐缺捐选，没有一项不是侵占了国家的正项赋税。奸商贪吏，表面上庆幸于捐纳的美名，而让国家暗中承受每年积欠的实际累赘。没有比这更错误的计策了。我认为今日的事势，别无生财的方法，只有节约财用也就是在生财罢了。如果确实禁止，百姓没有废弃产业，那么就没有拖欠的赋税；如果确实训练士兵，军队没有滥竽充数的人，那么就没有浪费的军饷。裁减闲散官员，清理公私积欠，一反手之间，财力就可以充足，军威就可以振兴，吏治日益更新，风俗日益淳厚，这是最为便利的计策。从前傅说告诉高宗说：“只有治理或混乱在于众官。”又说：“只有事事都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节南山》这首诗讽刺尹氏说：“谁掌握国家的法度？不自己执政，最终劳苦百姓。”大概担任宰相的，是天子的职责；辅佐天子进退百官，而不避天下怨恨劳苦的，是宰相的职责。如今时局紧迫，边事危急，捐纳条例又开放了。您身处要害部门，却还在低级职位，忙于公文案牍，早上听到一件事，吃饭时不快乐；晚上听到一种说法，仰头叹息。虽然愿意效忠，但身为卑官又能如何呢？至于我的愚见，对您的期望是：官职无论大小，合力就能成功；人无论贤愚，推诚就能沟通。大概要害之地，接近宰相，应当从容处之，遇事反复妥善引导，不避嫌疑，不近虚名。燕雀处在堂上，堂烧毁了巢穴也就覆灭了，谁不爱惜自己的身家？四海之内，是天下的大家庭。天下安定，士大夫的家才安定。那么试着告诉他：不要庆幸保全而畏惧做事。在路边建房，三年也建不成。身处稷、契那样的高位，能担忧天下之忧的，也就是稷、契了。那么试着告诉他：不要自我狭隘而被浮言牵制。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待时机。失去时机不做，以后更加难以支撑。那么试着告诉他：不要养祸以留给后人担忧。

我曾读《易经》到《同人》卦，反复体会其义理，私下感叹天下的事，不是一个人所能坚持的。否塞之所以有待于同人，而古之君子，之所以能获上下交感，其用力确实艰难。《同人》卦的德行叫中正。九三位尊而不中，被五爻所抑制，其同类还多，有潜伏敌人的象征。高陵在法律上是绝地，到第三年，其党羽才枯竭。小人之难去除，就是这样。四爻接近五爻，想同而未决，说“乘其墉”的，有前嫌的象征。二爻与五爻相应而地位卑下，由宗庙到野外，同人的开始宏大。孔子说：“在下位不能获得上位的信任，百姓就不能得到治理。”同于宗庙的，以其文明中正的德行，致力于三爻与四爻之间，而上应五爻，有艰难守正的意义。您本质厚道而气度深沉，怀抱想要有所作为的方略，发誓奋不顾身。虽然身处卑官，但枢要之职，与宰相近。谨附上我浅陋的意见。倘若蒙您教导我所未能想到的，那就更加幸运了。

致当事某公书

刘蓉

我私下有草野之人的忧虑，心中不能平息，就简略地向您陈述。我认为当前天下的事，有不值得忧虑的，有大可忧虑的。不值得忧虑的是已经显现的祸患，外洋就是。大可忧虑的是正在隐而未显之间，而有厝火积薪之势。如果不趁现在谋划，以后将有溃裂四出而不可救药的情况。这是有识之士共同知道的，也是智士私下叹息的。外洋成为中国祸患已经几年了，上使圣主宵衣旰食地勤劳，下遗民生涂炭之苦。其形势也很紧急了。但我认为不值得忧虑的，不是外洋能危害中国，而是中国自己危害自己。自古戎狄之患，多起于西北，而东南未曾听说，是因为海涛天险，实际上界定了中外。虽然有强悍的资本，不逞的志向，也不敢越界侵犯。追溯自从明朝，开始通商贾。等到其中叶，倭寇于是兴起，蔓延至今，导致如此猖獗。但我曾访问彼国风俗，只崇尚技艺，贪婪而无礼，轻浮且少谋略。如今所依靠制胜的，凭借海道的险要，与力量的强大罢了。没有攻城略地的才能，没有摧锋陷阵的勇气，没有整肃军旅的谋略，没有窃据土疆的志向。而且携带万里的粮食，以犯风涛之险，驱使数千的民众，以对抗华夏的强大，他们独自依靠什么呢？

译难道不令人恐惧吗？这不过是仗着我方的衰弱，趁着我方的疲敝，认为不值得与之抗衡罢了。海道的险要，他们可以凭借，我们也可以凭借；力量的强大，他们能造就，我们也能造就。只要运筹得当，双方的军事技能本是相当的。以逸待劳，何必担心不能取胜？反而凭借天下强大的兵力，被千百个如犬羊般的敌人围困，耗费钱财、浪费军饷，丢失土地、丧失军队，至今已经好几年了，喧哗混乱，不得安宁。莫非是因为边防重任托付的人选不当，而士兵众多却不足以发挥作用吗？

自从近年异族侵犯欺凌，东南地区动荡不安，征兵筹饷，几乎没有一天停歇。然而在各路总督、巡抚之中，不曾谋划出一条计策，派出一支军队，去与这些贼寇作战。只听说他们隐藏自身，畏惧躲避，借口安抚羁縻，每天搜刮商人的钱财，输送到异族的帐篷中，倾尽家财乞求活命，低头请求讲和。这简直是借粮助敌，让他们拥有长期围困的资本；设立赏赐引诱戎狄，以加速他们来攻的祸患。只是增加了敌人的轻蔑，更加放纵他们的贪婪。自古以来玩忽敌寇的军队，没有像这样荒谬的了。

至于金银布帛早晨刚缴纳，敌人的声音晚上就到达，焚烧毁坏城郭，掳掠妇女，以至于那边的百姓愤恨不平，于是纠集乡人，仅仅得到一千多人，就能困住他们的大帅，斩下他们的头目。那么将士的不堪任用，以及异族的不值得畏惧，也就显而易见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太平日子太久，武备废弛，聚集游手好闲之人来充数当兵，提拔纨绔子弟来做将领。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行军布阵，也不通晓军事机宜，一个人夜里呼喊，全军都吓得发抖。怯弱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发挥作用？因此互相恐吓，被敌人的虚声震慑，白白损害国家威望，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所谓我自己给自己造成疾病，并不是敌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如果谨慎选拔将帅的人才，委托他们以保卫国家的重任，裁汰老弱士兵，招募民兵，采用李牧坚壁清野的谋略，实行汪立信沿河设置守备的策略，使他们前进没有凭借，后退没有掠夺。他们的伎俩已经穷尽，形势将自然困顿。异族即使强大，怎么能带着粮食从万里之外而来，坐等一时的疲敝呢？对外抵御的策略，防守防御是首要的；长期废弃的军队，精练是上策。现在如果确实把养兵的费用，作为招募民兵的资金，既节省了军粮，又收到了实际效用。而且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利用他们爱护乡里的心情，来激发同仇敌忾、服从王命的气势，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这就是说已经显现的祸患不值得忧虑了。至于尚未显现的祸患，则有说不尽的。暂且就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向执事者简要陈述一下。

译其一，则是官吏治理不廉洁，导致百姓的生活日益窘迫。天子与天下人共同治理天下的，是百姓；与百姓共同安定天下的，是官吏。从来没有官吏不廉洁而百姓能安定的，也没有百姓不安定而天下能治理好的。如今天下的官吏也多了，没听说有谁以安定百姓为职责的。而赋税征收的横暴，刑罚使用的滥施，榨取百姓的血汗、祸害百姓性命的，天下到处都是。这其中的祸患难道是小原因吗？现在也没有空闲逐一列举其弊端，只是推究其根本来论述。国家管理百姓的官吏，虽然选拔的途径不单一，但通过科举出身的常常占一半。他们本来曾经诵读诗书、标榜仁义，未必都是像蜂虿蛇蝎那样的恶性。他们之所以丧失良心，大概也有缘故。起初选拔他们，凭借的是记诵词章，而不一定有道德品行和实际才能；任用他们，依据的是科条律令，而不一定有慈祥仁爱的施为；考核他们，看重的是钱粮刑名，而不一定有安抚教化百姓的功效。这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治理和安定百姓的根本了。何况在科举之外，又混杂了捐纳的途径，这是驱使他们向百姓索取补偿，从而放纵其贪婪的志向。在法律之外，又增加了繁杂的条例，这是借给他们作为作奸犯科的借口，从而掌控百姓的生杀大权。在考核政绩之外，又要求他们施加贿赂，这是教唆他们向下敛取怨恨，从而满足其深不可测的欲望。因此，有才能的人已经尽兴地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不顾百姓的疾苦；没有才能的人又茫然不知，完全听任狡猾的吏役摆布，从而趁机谋取私利。至于时势的趋势已经确定，即使是贤能的人也被裹挟其中而不再有所顾惜，何况那些出于本性贪婪残暴的官吏呢？国家设置官职，本意是为了百姓，而任职的人，不仅不体恤百姓，反而加以鱼肉，使得百姓的性命血汗，每天在豺狼的口吻下呼号挣扎而死，却无人救援，这也是世间极其伤心的事啊。还有更严重的，府史胥徒这类人，没有一技之长，却坐在州县之间吃白食的数以千计，而各家各户中，不耕不织却享受鲜美食物的不下万人。乡里的小民，偶尔有一点微小的缘故，就被他们把持愚弄，不把人家破财尽不止。那么，那些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罗织无辜的苦难，还怎么问得清呢？以数十里弹丸大小的县城，由豺狼般的官吏主宰，又放纵千百鹰犬去捕捉蚕食，最终使得毒害归于乡里，怨恨归于朝廷，他们独自从容其间，满足欲望后离去，而朝廷竟然不加过问。他们为胥吏打算倒是得计了。一旦百姓穷困怨恨兴起，仇报相继，不审察这祸患只是胥吏承担呢，还是有国家的朝廷实际承受呢？假如说不是这样，那么去年荆州的动乱，也是近期可以借鉴的事情啊。

其二，则是贿赂公然盛行，导致为官的准则日益败坏。国家立法，廉洁能干的人有破格提拔的制度，贪污腐败的人有降职惩罚的条款，按理也足以激励清廉的操守，禁止贪婪的暴行了。然而侵吞民财的风气，辗转滋长更严重，是因为贿赂之道盛行。监司的职责，是百官的师长，只有能够杜绝私交，禁止进献，所以赏赐实行而知道劝勉，惩罚实行而知道畏惧。现在既然接受了他们的馈赠私利，又用贪赃的法律来治罪，这既不是宽恕之道，又怎能使人信服？何况自己已经与他们有私交，就不能问是非曲直；既然接受了贿赂，又怎么能考察他们的忠邪？所以立法以兴起廉洁，而廉洁的人不一定兴起；设律以去除贪婪，而贪婪的人不一定去除。举措既已违背常理，贤愚就混淆不清，想要求得治理成功，怎么可能呢？而且升降官吏，是朝廷的大典；刑罚赏赐，是国家的大权。现在的大吏，以贿赂的多少，作为考核政绩的轻重，于是升降的典章混乱；现在的小吏，以货贿的多寡，决断诉讼的是非，于是刑赏的权力乖谬。升降混乱，国家怎么治理？刑赏乖谬，百姓怎么安置？从古至今，没有官吏靠贿赂得到职位，政事靠贿赂完成，而国家还不混乱的。又何况利益与名声，只有乐于道义的人不以此累心，其余的人本来就是天下所奔走的。所以有国家的人，衡量常情，制定中等的制度，用利禄来养育，树立廉耻的防线；用荣名来宠幸，激励清白的志向。以此来驾驭中等才能的人而引导他们走向大道，权衡公义以尽他们的私情。这种制度如果违背，人将有什么劝勉？现在州县之中，稍有洁身自好的人，不仅白发苍苍还在下级官吏中，没有希望官阶升迁，而且参劾随之而来；而贪污的人，既然已经使自身家庭富足，使妻子快乐，而升迁的荣耀，一年多次到来。彼此相比，利害悬殊。那些廉洁的官吏，名声既无成就，利益也未得到，却独自舍弃天下所最看重的利益，触犯当世所最忌讳的事情，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难怪竞相打通私贿，煽起贪风，虽然有时辜负初心，亏损平素的操守，但还是每每回顾而不后悔。贿赂之道的开启，必有其逐渐的过程；官箴的败坏，必有其根源。没有内部肃清拒金焚璧的风气，而廉隅的节操不激励的；没有上面煽动受赇纳赂的风气，而侵渔的祸害不萌生的。现在的监司，是居众官之长，而肩负封疆屏藩重任的人，却招权纳贿如此，难道台阁之间，有诛求的波及；风宪之首，有宠幸贿赂的私心吗？现在的台阁长官，都是极天下贤智之选，而担任股肱耳目之寄的人，却有时罔上行私如此，难道俸禄之薄，不足以养廉；用度之侈，不足以

译济事吗？不是这样。这就是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损害善良、丧失廉耻，蛀蚀国家、戕害根本的做法。剔除弊端不穷究其根源，却只急于整治末流，这也是错误的。杜绝祸患不在其萌芽阶段，等到它已经很严重了才去谋划，又怎么能成功呢？决开了天下廉耻的堤防，而竭尽天下的民脂民膏来供奉，祸害将没有尽头。怨恨难道只在于明显的地方吗？对此却不加谋划，后来必定有承受这祸患的人了。

译其一，风俗日益败坏，而人心日渐苟且偷安。世运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风俗；而风俗的浇薄，则源于政教。政教不能推行，却期望风俗美好，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推行政教以敦厚风俗，难道不是官吏的职责吗？如今百姓的风俗，以俭朴为耻，竞相奢靡；轻视礼义，贪爱货财；淡薄忠信，崇尚欺诈。而官吏对此不加过问，是因为考核政绩所看重的，并不在于这些。因此风俗日益淡薄，一天天向下堕落。竞相奢靡的人，以至于冒犯名分，蔑视礼法，使尊卑上下的等级混乱；贪爱货财的人，以至于违背伦理，疏远恩义，使父子兄弟的情分淡薄；崇尚欺诈的人，以至于触犯法纪，扰乱刑章，使寇贼奸宄之事兴起。一切败坏礼制、扰乱常道的事情，听任百姓自行其是，而官吏都不加过问。等到百姓陷入罪过，然后才加以刑罚。那些愚昧的百姓，正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这难道足以使他们心服吗？所以风俗的浇薄，这也是官吏的过错，而不是百姓的罪过。未曾引导他们，怎知俭朴的可贵？未曾教导他们，怎知礼义的可乐？未曾劝勉他们，怎知忠信的可尚？他们正愚昧地竞相奢靡，贪爱货财，崇尚欺诈，每日自陷于刑戮之中，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些官吏，不自我责备教化未能到位，却一概用法律来约束他们。法律，是奸吏猾胥用来上下其手的凭借。百姓中狡猾的人，已经巧妙地规避，不是法律所能制约的；富有的人又可以通过献纳钱财来赎免刑罚，即使触犯法网也不受刑。因此法律所能触及的，仅限于愚钝贫苦的百姓，而豪强狡猾之流，每日生活在法禁之中，却常常逍遥于法网之外。于是法律的施行，不仅不足以整顿风俗，反而驱使天下的风俗更加败坏。这就是世道人心日益淡薄、苟且，以至于不堪询问的原因。况且教化的松弛，已经无法确立根本；刑罚的弊端，又不足以整顿末节；而士人习气的邪正，也是风俗所依赖的。如今天下的士人，全都不知道名节行检的可贵，只以浮薄、热衷钻营为务。甚至有的连乡里人所不屑做的事，他们却厚着脸皮去做，不以为耻。大概因为他们在家修身时，早已没有了礼义廉耻的防范，何况期望他们在政事上有所作为，以成就天下的风俗呢？百姓看到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所选取作为表率的人，尚且如此，这是倡导的结果。天下就会随之效仿了。以天下之大，民众之众，智愚贤否不齐，风土人情各异，没有教化在先，法律在后，士人品行作为表率，却期望人心端正，风俗醇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风俗已经浇薄，人心已经败坏，却想侥幸天下长久安定、长治久安，难道可能吗？那么，端正风俗以敦厚人心，实在是救时的急务；而振兴教化以端正士人习气，又是补救弊端的要图。对此不加讲求，却想依靠区区法律来整顿，我担心分崩离析的祸患，不可挽救，而凋敝到了极点，甚至会有危及世运的忧虑了。

其二，财用日益匮乏，而民业日益荒废。国家休养生息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未曾有过极凶极歉的年份，而百姓的粮食常常苦于不足，民用常常忧虑供给不上，这是因为贪婪残暴的官吏，通过搜刮使百姓困苦；而奢侈的百姓，通过浪费使财物消耗。官吏治理的贪婪，是由于廉洁操守不整饬，而升降赏罚没有纲纪来肃清其根源；民俗的奢侈，是由于礼让不兴盛，而冠婚丧祭没有制度来齐整其等级。这两者固然都是百姓贫困、财物匮乏的原因，而其弊端不止于此，那就是生财的源泉没有充裕。大概天下的大利，必定归于农业。四民之中，必须使农民占其三分，而士工商占其一分，然后民生才能丰厚，财用才能充足。因此圣王的制度，重视粮食而尊重农业，轻视商贾而抑制末业，这是为了教导百姓崇尚根本、务本业，并崇尚勤俭。如今百姓的风俗，以经商为荣，以从事农业为耻。只有那些极其愚昧无知的人，才安心耕作而不改变；那些稍微狡猾的人，就一起舍弃农具而从事算计。垄断盘剥，使天下坐困。大概从城邑都会之外，杂出于乡里巷陌之间，与百姓的住宅相等，这难道不是伤害农业的蛀虫吗？农家这类人，终年勤苦，冒着霜露，手脚生茧，未曾有一天的安逸，却常常不能吃饱；而商贾之家，安坐饱食，控制物产丰歉的权力，而坐收数倍的利润。这是小吏农夫放下农具而叹息的原因。人情谁愿意用自己受苦的事，去换取快乐的事呢？只有在利益所在的地方，才一起安心去做，日益习惯于勤苦而不推辞。如今离开农业的苦，去从事商贾的乐，而且利益的收入，又是加倍的，他们有什么忌惮而不做这件事呢？所以百姓都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追逐末业的弊端，是嗜利而无耻；舍弃根本的弊端，是废弃本业而不治理，荒芜土地而不耕种。像这样却期望财用充足，这就像堵塞源头，却希望末流兴盛一样。这也是必然穷困的道路。天地所生的财物有限，而生民的费用无穷。用有限的财物，供给无穷的费用，又有贪婪的官吏使百姓困苦，奢侈的风俗使财物消耗，聚集天下的游手好闲之徒，聚在一起吃饭，这也够病态了。而民业的不勤勉，地利的不尽用，又如此穷困。难道不

译真是令人感慨啊！况且天下的百姓，已经因为贫困潦倒而失去了生计。我私下听说，国家的财政用度，也未必充足。

国家太平已经数百年了，仰赖天子仁爱节俭，没有大兴土木和追求神仙的嗜好；天下治理安定，没有饥荒和战争的祸患。每年统计的支出，除了官员俸禄赏赐、军队粮饷和黄河水利工程之外，没有其他费用。然而却从未有过三年的储备，这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原因吗？

必定有开支无度的弊端，然后仓库的积蓄才会空虚；必定有奢侈浪费、毫无节制的弊端，然后府库的储存才会枯竭。如果不是这样，那将会达到粮食堆积发红、穿钱的绳子腐朽的富庶景象，又何必担心匮乏呢？

如今海上战事的兴起，只不过是小事情罢了，就已经惶惶不安地怀着不足的忧虑。如果不幸天下的变故，还有比这更大的，不知道国家是否有应对的准备呢？如果真的有应对的准备，那么忧虑就是过头了；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不早早为此做好准备呢？如果一定要安坐不动来承受这些弊端，我担心天幸是不可长久依赖的。

译其一则是盗贼横行而奸民日益众多。自古盗贼的祸患，多积蓄于宴安无事之时，而爆发于天下多事之际。正因为积蓄而未爆发，人们认为无事而不足畏惧，所以一旦爆发，往往导致溃乱而无法挽救。那么消除盗贼的方法没有别的，也只有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加以治理罢了。如今天下偏远的城邑，绿林深密的地方，盗贼聚集并占据那里，多的以千计，少的也以百计。他们修筑栅栏设置营寨，杀狗宰牛，白天在街市饮酒，赌博叫嚣，夜晚在乡村劫掠，纵横骚扰，而乡里不敢揭发，州县不敢查问，差役不敢触犯，实在是畏惧他们的势力而又无可奈何。国家惩治盗贼的法律也很严厉了，然而政令施行而禁令不能制止，弊端有二：一是放纵盗贼以谋取利益，二是隐瞒盗贼以博取功名。如今那些小偷小摸，毒害乡里，只有强壮有力的人，才能自行捕获并解送到县衙。县衙得到民众的资助后才将其拘系，随即又接受盗贼的贿赂而将其释放。因此盗贼把牢狱当作旅馆，官吏看待盗贼如同客商，这就是所谓放纵盗贼以谋取利益的弊端。至于那些大盗，则又与乡里百姓搞好关系，以巩固他们的巢穴，与豪强官吏结交，以扩大他们的羽翼。而势焰既已嚣张，主管官员熟视无睹而不敢揭发。如果揭发而不能捕获，捕获而不能抓获，那么参劾处罚就会随之而来。如今一旦隐瞒，只要不至于劫财害命，就可以侥幸求得旦夕的安宁，而不受考核政绩法律的困扰，这就是所谓隐瞒盗贼以博取名声的弊端。盗贼起初，本来是我们的百姓，他们之所以抛弃父母，不顾廉耻，触犯法禁，并非他们的本性如此，而是教化未能普及，饥寒未能体恤，游手好闲未能禁止，因此陷入盗贼行列而无法摆脱。如今舍弃教化而用法律治理，而法律的弊端又如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又听说，天下奸邪之徒，提倡邪说以迷惑众人，说几年之后，大劫将至，只有斋戒拜佛才能避免。自从这种说法流行，跟随他们教义的人遍布天下。他们的门徒独行千里，不带一斗粮食，随所到之处倾尽资产赠予送行，有时甚至带着眷属离去。踪迹诡秘，无法查究。有死去的，大家欢欣庆幸，认为免劫而升天，大概其怪诞类如此，这不是所谓的大惑吗？世间教化不明，天下不知礼义的快乐，竟让奸邪之徒，乘其间隙，挟邪说以欺骗愚俗，这是可叹的。人情谁不喜好财货，偏爱妻子儿女，看重生死，喜爱乡里？正因为如此，所以服从我们的教化而奉行我们的法律。如今都不这样，这确实是爵赏所不能劝勉，而斧钺所不能威慑的。他们有作奸犯科之势，而无畏惧祸患之心，让他们为患，岂不比盗贼更加猛烈吗？况且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有祸乱的实质而看不出其形迹，有溃裂的忧患而测不出其起源更大的了。那些异族侵犯边境的祸患，只限于一方罢了；强藩割据的祸患，只限于一国罢了。他们的祸患有形，所以可以预先防备；他们发动叛乱有方向，所以可以专心致力。如果祸患尚未显现，已形成蔓延之势，一方未平定，突然增加瓦解的忧患，那么想要防备却苦于难以周全，想要致力却迷于方向，这也只是拱手听任其乱罢了。如今天下盗贼的势力，如此横行；奸邪之徒，如此无忌惮；他们罗布环伺等待天下的祸端，不是一天了。幸好还未至于乱，只是没有可借的资财罢了。不幸一旦有水旱螟蝗之灾，他们便凭借饥寒无知的百姓，投袂而起，虽有智者，岂能善后吗？黄巾赤眉之类，攘臂一呼，而响应者数十万，汉隋元明之世，遂因此亡国。唉，这是令人寒心的啊。

以上这些，都是当今隐微深痼的病症。大概法律和时势二者都有弊端，而时势更为严重。然而想要谋划更新的方法，就不能要求旦夕见效；而治理不得其要领，施行不得其人，也就不能骤然议论。过去曾奇怪天下弊端百出，为何没有上达天听的人。偶尔在下风窃听，议论时政的人，也略微提及一二，而圣主早已降下严切的旨意，下达戒饬的诏书了。然而天下的弊端依旧，诏旨所颁布的，郡邑玩忽；功令所布告的，胥吏阻挠；上面所寻求的尽其实际，下面所应对的具其文辞。然后才知道天下的弊端，之所以日积日重而不返，大概没有不由于此的。如今人的身体，必须使其气血脉络，每日周流贯注于四肢百骸之中，然后举止动作随其意志。如果有所抑塞郁滞，那么其病必至于痿痹而不振。良医投以疏通之方，决其壅滞之患，而后血脉通行。圣王治理天下，也是如此。因此天子是元首之尊，宰辅是股肱之任，有司百执事是手足指臂之寄。如今以郡邑之地，天子的威令不行，这不也是痿痹而不振吗？那么今日的病症，如果不大有以决其壅蔽之患，而投以疏通之方，那么天下之事，我未见其可为。如果认为不然，则

译请拿一件事来阐明这个道理。往年朝廷刚颁布禁止鸦片烟的政令时，诏书的旨意严厉急切，触犯禁令的人，重则处死，轻则流放，不出几天判决就已确定。大概国家立法的严厉，大官执行法律的急切，没有比这更快的了。然而当时那些小吏、差役之流，在边远偏僻的县邑，公然违犯禁令，没有人敢去查问。没过几天，法律禁令就逐渐松弛，纠察工作也逐渐懈怠，那么在城市都会之间，大概也已经有了鸦片。半年之后，上下级互相遗忘，而且鸦片的价格甚至比以前更便宜，好像不知道这是被禁止的一样。那么国家政令不能施行，以及其他良法美意不能彻底贯彻到下层，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果执行法律不得其人，那么即使有尧、舜、汤、武那样的君主，皋陶、夔、伊尹、傅说那样的宰相，共同在上制定经制，三令五申而官吏却不加理会，又怎么能推行到州县，普及到百姓，从而达成风气感化、天下和美的盛况呢？况且当今弊端在下层积累，不一定都能让上层知道；那些能让上层知道的，必定是经过反复详细审慎，不太涉及忌讳，然后才敢上报。公卿大臣，又必定再三审慎处理，不太违背既定法规，然后才勉强施行。那么弊端能够被清除的开端，大概很少了。而禁令不能施行，更是如此。这样看来，天下的弊端最终没有整治革新的日子，而天子的恩惠最终没有流布的时候。事情在君主宰相的朝廷中筹划，却在郡县官吏手中破坏，以至于凭借天子的威势，想要革除一个地方的弊端却做不到，这难道不是积弊玩忽到了极点吗？那么今天所陈述的这几条，即使主管官员不认为过分，而告知言官；言官不认为荒谬，而让天子知道；天子不认为不对，而确定其规制，下达给监察官员，也不能希望有一点点益处。有善治之人，没有善治之法，这本来就是古今共同的祸患，然而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时弊之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长叹啊。

译这或许是我个人过于忧虑和计较罢了。但还有比这更紧迫的情况。正值军需极度紧急之时，恰是国家财政不足之际。我私下认为经费浩大繁多，财政支绌窘迫，而负责办事的人缺乏长远考虑，或许有人提出增加赋税的策略进言。虽然以圣上爱护养育百姓的意图，极其殷切真诚，决计不忍心采取这种做法。只是担心那些急于求成、追求眼前利益的臣子，偶然遇到时局艰难，借此邀取圣上的宠信，提倡权宜之计，施行苟且之谋。或许说百姓富裕宽绰，不妨增加赋税；或许说军队撤回就停止，不久就会施行。如果圣上听信了他们的话，天下将立即遭受祸患。事情令人担忧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负责办事的人不考虑这些，是因为不了解百姓困苦的状况。现在也不讨论其他，只就赋税这一方面来说。国家向百姓征收的，起初不必很重，但百姓受催缴赋税之苦，常常不能一天安居生活。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下的暴虐官吏横行霸道也太过分了。额外的勒索，比正赋多出一倍；限期前的拷打，等同于逾期不缴。而其他陋规杂派的弊端，更是无穷无尽。国家制定赋税，以三等为差别，其意图是为了让百姓富足。现在则公赋没有增加，而私下的缴纳已经加倍了。每年开征，以两季为期限，其意图是为了方便百姓。现在则农事尚未结束，官吏的催呼已经紧迫了。本来是为了让百姓富足，却成了残害百姓的政策；本来是为了方便百姓，反而成了虐待百姓的工具。像这样，百姓怎么会不困苦呢？然而这还只是那些有产业可以征收的情况。更严重的，产业已经失去而赋税依然存在，人丁已经死亡而徭役仍未免除。有的因为多年积欠，一朝索取；有的因为绝户逃丁，摊派给乡里。老弱已经转死沟壑，壮年人日渐流亡。民怨已极，而长官听不到；役使骚扰更加横行，而有司不醒悟。像这样的痛苦，哪有尽头呢？然而这还只是那些有欠款可以追讨的情况。更严重的，本来没有丝毫欠款，却横遭垫赔的罪责。赋税既出于无名，罪责乃加于非分。已经困苦的人侥幸免于牢狱，无辜的人代替受刑。一户欠租，四邻遭祸。更严重的甚至不必是同乡近邻，同宗同族，只要与欠税之家偶然同姓，胥吏就已经将其囚禁，加以鞭打。喊冤而官吏不怜悯，上诉到郡县而官员不过问。大概一年之中，百姓遭受无妄之灾，遭遇破家之惨的，不可胜数。乡里的士人百姓，稍有衣食产业的人，以至于互相告诫，不敢经过城邑，游逛都市。那么他们穷困潦倒、憔悴无聊的痛苦，难道也是仁人君子所忍心听见的吗？国家幸好没有聚敛的烦扰，民间幸好免于凶荒的祸患，而百姓受暴吏之苦，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如果不体恤这些，又加上增赋的骚扰，百姓的生存，怎么能不穷困而死呢？然而那些以此策略进言的计臣则有说法了。说：严厉法禁，以杜绝侵吞欺诈的源头；放宽限期，以免除追呼的痛苦。这两种说法，听其言辞确实美好，但施行起来却未见其益处。因为现在之所以病根在此，不是法禁不严厉，虽然严厉但官吏不回避；不是期限不宽裕，虽然宽裕但官吏不遵从。所谓法禁虽严而官吏不回避，期限虽宽而官吏不遵从，为什么呢？大体上奸吏舞弄法律，不回避实质而回避条文；有司奉行公事，不遵从命令而遵从意旨。回避条文，所以虽然触犯重罚却没有可指认的罪名；遵从意旨，所以虽然违反规制却有可记载的功劳。现在国家立法，官吏有重征至一两以上的，其罪斩首，可谓严厉了。然而额外的勒索，甚至加倍于正赋，没听说有因暴敛抵罪受刑的，而巧取豪夺者竞相被称为能吏，这也是只回避条文罢了。国家规定期限，夏税止于六月，秋税止于十二月，可谓宽裕了。然而限期前的拷打，甚至等同于逾期，没听说有因严急获罪的，而先缴纳者都获得上级考核的好评，这也是只遵从意旨罢了。举天下都逃避在法律之外而袭用其条文，完全抛弃科条的余意而施行其私意。既然没有可命名的罪名，又有可记录的功劳，那么那些禁防文告的设置，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国家既然有增赋的举动，这是不得不以聚敛为重了。大吏既然秉承催缴的旨意，这是不得不以急切为心了。像这样，就一定会以税额的盈亏来考核功罪，以征输的先后比较拙劣优秀，而黜陟赏罚的实施，本来就已经在此而不在彼了。却还沾沾自喜地每天命令众人说：如果有聚敛剥削百姓的，惩罚不赦；如果有急切殃及百姓的，惩罚不赦。谁会相信呢？而言事的人，还想依靠这个来防止弊端，这也蒙蔽于事理了。然而法禁虽然严厉，而侵欺的源头，决不能杜绝；期限虽然宽裕，而追呼的痛苦，决不能免除。国家的风旨既然严厉，郡县的趋承恐怕落后；上司的绳责既然严峻，下吏的威暴愈发急促。那些贪婪残忍的官吏，只计算考成，以加速升迁的希望，哪里还会念及百姓呢？只怕国家所增加的赋税无几，而民间遭受的祸患已经猛烈；边塞的军资尚未充足，而官吏的贪囊已经充盈；外夷的烽火尚未熄灭，而海内的干戈已经兴起。天下的形势，正岌岌可危，有厝火积薪的忧患，现在又助长风势而增添火焰。

译那么先前所陈述的几种弊端，难道不会有在某一天同时爆发、迅速蔓延成燎原之灾祸的吗？即使情况尚未立刻发展到这一步，但天下的凋敝困苦，也已经到了极点。那些谋划国事的人，不采取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计策，反而更加掠夺各地的百姓来摧残伤害他们。这好比割肉来充饥，虽然暂时能饱，但身体既然已经残损，那么死亡也就立等可待了，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况且如今如果真的想要为财政用度做打算，也并非没有对策。那度支（财政部门）的积蓄固然空虚，难道没有可以节省的俸禄吗？东南地区的粮饷转运固然紧急，难道没有可以削减的浪费开支吗？如果真正减少无益的俸禄来供给军队，裁减不节约的开支来抚恤百姓，民力既然得到舒缓，国家的根本自然稳固。如果深思宗庙社稷的大计，必定出于此道。不致力于此，却去图谋那些别的，这是我们这些草野无知之士扼腕叹息的原因。恳请执事深思国家大计，通达于言官之路，趁计臣的言论尚未被采纳，先以此坚定圣主的心意，使错误的言论不得施行。并且推究考察时弊中最大的问题，探究其本源，谋划补救的方法，以利于天下，那么天下的百姓，确实会蒙受执事的恩赐，而国家长久安定治理之道，也将只依靠执事了，这功劳难道不伟大吗？我出身草野，愚钝低贱，学识浅薄疏漏，自顾才识浅陋，对世间无用，因此安守我这愚拙的本分，不敢对天下大事妄加议论。近来私下听闻路上的议论，深入考察时世的弊端，内心受到触动，不能自已，于是冒昧地向执事进献这狂妄愚昧的言论。其中的细节大概不是笔墨所能详尽表达的，至于那些重大的问题，又是我们这些草野之人不敢言说的。面对信纸惶恐屏息，恭候裁夺察验，不再多言。

译皇上任命江苏巡抚李书同，治二年。

周腾虎

在上海津渡接待侍奉。饱承训诫之言。光明透彻的诚意。悱恻缠绵的风雅。圣贤豪杰。都有这样的胸怀志趣。我周腾虎不自谨慎。导致众口纷纭。却承蒙阁下爱护保全。无微不至。听到的人尚且感激。何况亲身承受恩惠的人呢。我这点心意。哪有穷尽的时候。现在听说您受宠接受新命。巡抚三吴地区。福履安泰。宏伟谋略建立功绩。挽救既倒的狂澜。大力遏制泛滥的洪流。平定扶舆间的浩劫。长驱直入讨伐。地位功业如星云般上升。功名与日月一样常新。仰望您的旌旗仪仗。心中激动难以言表。我十二日黎明从吴淞口起航。十六日辰时才抵达安徽。逆流而上重载。导致如此迟缓。拜见揆帅。才知道您的军营军火。先前已附船东下。稽延迟缓的过错。不胜愧疚。我蒙受知遇爱护的雅意。辗转思考。无法报答。私下认为君子之道。以尽言为忠。圣人的言辞。以失去人心为耻。如果有一点心得。怎敢沉默不语呢。因此敢竭尽所知。陈述在您左右。希望这点微薄的尘埃露水。或许能增添大海泰山。只请您裁夺选择。用兵之道。权变奇谋。智计为先。阁下此时似乎应该避实击虚。或者在浦东各厅县。或者在嘉兴各郡县。选择有利时机进军。应当大有收获。我的意思是西兵在东南击贼。其西北必然难以兼顾。江苏局势。又以沿江县为形势险要。即日如果上游水师东进。似乎可以从常州、江阴、常熟等县。深入港口。横击而入。如果攻克常州。与西兵夹击苏州。三吴地区可以指日而定。此时我军声威大壮。又得到大援。被胁迫跟随的百姓。无不伸长脖子盼望王师到来。其中魁梧杰出的人。愿意接受招抚的必定很多。似乎应该开一面之网。允许他们自拔来归。改过自新。与他们重新开始。使百姓脱离水火而安坐席上。是大德。分散党羽以孤立逆贼。是大功。名都大邑。唾手可得。不遭受焚掠的惨状。是大利。兵家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大概招抚解散。用在国威衰损之时。则所患实多。用在我军威武弘扬之日。则所收自远。因时制宜。想必阁下自有权衡。

上海兵勇日益增多。而犒赏西兵的费用。尤其烦费。上海海关区区一隅。天下视为利薮。而近日费用繁多。转运广泛。商市日益减少。货物日益分散。如果不事先筹划。恐怕必然岌岌可危，难以终日。富与强相互依存。贫与弱相互因循。所求不给。捉襟见肘。上下无法号令。中外无法信任。瞻前顾后。左支右绌。这是贫穷的祸患。贫穷的祸患严重。必然导致事事废弛。乱源四起。所以古代的英明君主良臣。尤其以充实国家为根本计策。现在想要拨乱灭贼。而不早求充裕军饷充足用度的方法。恐怕最终因军饷匮乏而军威日益衰微。近年上海无利不收。无奇不施。已经详细且周到了。还有什么利孔。等待您筹划呢。大概也不容易说。我在上海数月。曾与识务者熟筹。只有户捐之法。适宜尚可行。大户责以数百金。中户数十金小户十金。至数金。上海主客住户。何止百万。家税户赋。百万应当可以立即筹集。古人有身则有庸。有家则有调。至于丁银口率。亘古通行。本朝地丁归亩。名为一条鞭。究其根本。农民有加倍征收的累赘。士人无优免的恩惠。而工商末业之民。反而得以优游事外。古人以户口繁盛为富。现在以人民众多为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户捐之法。暗中恢复丁银的旧制。而远绍庸调的遗意。众人合力容易成功。量力输将。不至于像指捐那样责成一人一户。符合圣人均无贫的道理。今日理财之道。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晓帆方伯。久欲实行。顾虑吴地流寓的绅士不悦而停止。您如果毅然独断。排除浮议而实行。不伤财。不害民。而可得到巨款以应对缓急。确实是善政。今日用银极广。用之既广。收之有额。怎能取给。所以凡货币之道。实实虚虚。补不足。减有余。子母相权。大小相扶。而国家用度常足。汉唐事简用约。所以取之钱帛而已足。到宋代事情益繁。用度益费。所以不能不变而用钞。钞与银一样。上信用之。民甚便也。南宋费用最广。而其岁入亦最饶。则是用钞的缘故。用钞之道要言不烦。量所入之数以为之制。多收少放。旋放旋回。常使民间钞有所流通。而不致于停滞。信用行久。散布益多。则是不竭之源矣。以上海关税厘金所入。全年无虑五百万金。准之为制。每年可造钞五百万。此后关税厘金。非钞不收。则钞必行且广矣。钞行之后。再增加五百万。一往一来。民间不乏。而所出也裕。自此即须停止。只准倒旧换新。盖所收五百万。即是钞本。一往一来。千万不为多。再增加则滞矣。则无所用矣。通此意。

译用权变的方法来衡量。一实一虚之间，就能迅速增加五百万两白银。这样还有什么求取不到的呢？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呢？这两项措施一旦实行，国库必定充裕。再酌情调拨轮船，运送淮盐，以获取长江和广东地区的盐利，就用这些收入来分发上游各军的军饷。这也是供给军饷的一条途径。

译懂得时务的人在于杰出的人才。这类事情不是世俗庸人所能参与听闻的。太平盛世寻求士人，尚且只取平庸谨慎、敏捷干练之人，足以供其颐养气色、奔走服役罢了。其弊端于是导致乡愿鄙夫接踵而至，神色庄重、外表恭敬以炫耀其行为，揣摩迎合以谋求最终目的。人才的大坏大体由此而来。圣人曾说：“得不到行为合乎中庸的人与之交往，那也一定是狂者和狷者吧。”大概狂者和狷者这类人，凭真诚而行动，顺着本性而行事，正直之道常存，没有什么矫饰。即使有不足之处，一眼就能看出来。不像那些挑不出刺、非议不得的人，同流合污，像乡愿那样难以测度。小人的行为，必定依附阿谀、卑污苟且；君子的本性，大多磊落光明。阴阳邪正的区别，就像泾水和渭水那样不相混淆。在上位的人只要寻求慷慨敢言、刚直任事的人，邪恶弯曲之风就会屏除，而人才自然就会振作。善于用人的人常常爱惜人才，从而觉得没有废弃的材料。一个官职、一种才能，各自有适宜的用途，所以尤其贵在量才使用。江浙一带的人，大体上巧伪文饰、谨小慎微的多，实心任事的少。见识远大、通达事理的，则是旷世难遇了。如今您担当此重任，卓然超群，思慕在流俗中大展宏图，应当急切寻求辅佐之人。在内参谋帷幄，参与机密枢要；在外晓畅人情，处理繁杂事务。凭借言语以应对，运用果敢以折冲御侮。举荐贤才不拘一格，其途径其实很广。取其大体而略其小节，舍弃其短处而发挥其长处。士气大大伸张，人才必定奋发。从前揆帅曾问曾问虎说：“为什么楚地南北上游逐渐肃清，而江浙祸败到这种地步？”曾问虎回答说：“这容易明白。楚南士气伸张，而江浙士气困塞。楚南有一位才士，大家互相推举，接连引荐。上有好贤的大臣，下无嫉妒的丑行。人才全部通达，野外没有遗落的贤才。互相劝勉学业，互相激励功名。士习民风，正蒸蒸日上。岂止没有兵祸呢。士气既已伸张，人才竞相进取，拨乱反正回归治世，本是理所当然的。江浙近年来，缺乏廉耻，只趋利禄。以儒学为耻辱，幸灾乐祸，乐于他人的失败。如果有一二豪杰，必定制造流言蜚语，毁坏其成名，挑剔其小毛病，吹求其微小过错。排挤倾轧，喜欢听别人的过失，好胜好争。积累为戾气，阴惨乖悖，实际上与寇乱祸患相继而来。遭受劫难最深，确实由于这个原因。令人深感痛惜。伏惟明公识度宏远，深知致治的根本，首在人才。尤其希望您吐哺握发，招徕英雄豪杰。对于难以侍奉的人，澄清流品。意旨所在，听闻者振奋。再以好善尚贤之道，教化士大夫。使他们知道人才的可贵，改变崇尚势利、轻视实用的陋习。三吴地区是人才的渊薮，何愁民风不能大变呢。吴中兵燹之后，科举久废不行。鄙意似乎应当变通办理。现在通州、泰州两州，尚且安居无恙。学使者驻节在那里，似乎可以令江南士子前往那里校试。仿照拔贡的例子，一县多取数人，由督抚覆试，贡入礼部。与举人一体会试，似乎也是激励劝勉、拔擢人才的方策。如今登进之路，或者凭借武功，或者凭借保举，或者凭借捐输。而陋巷寒士，皓首穷经，永远没有问津之事。这也足以伤害天地之和，孤负志士之心。能不急切寻求使他们有所作为吗？

江南吏治的败坏，都是因为忽视地方、不寻求良吏所致。县令是政事民风的基础。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可以保民，可以足赋，可以却敌，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兴起人才。得不到合适的人，没有不堕坏败落的。于是自从军兴以来，督抚大吏，完全没有为地方选择官吏的人。所急切的，只有催科报解的末节。只以肥瘦作为赏罚的依据。所以吏治日益败坏，坚城接连溃败，其中也没有一个卓然超群的人。上面不寻求，下面就没有人响应，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应当为地方寻求循吏，即在吏治中寻求人才。大概百里虽小，有百姓，有社稷。果真有人才，必定善于其事以观察其学养，最为切近。以资阅历，最为接近。以责事功，最为实在。不寻求这个，而只在奔走捷给之中，差遣烦杂之地寻求，正好开了夤缘钻刺的门路，错误啊。纵观前代直到我朝，名臣人物，多由县令出身。如果能够慎重选择其人，给予便宜行事之权，责成其职守，吏治必定可以一新，人才也应当顿时兴起。如今的封疆，烦难极了。而江苏尤为严重。然而其大的方面，不过交涉、理财、用人、察吏几大端。得其道而治理，即使千端万绪，未尝不可以纲举目张。昨日火轮船来，得知青浦、宁波均为西兵克复。他们以好意而来，自然应当尽力酬答其德。平心处之，自有至当不易的原则。宁郡距离浙抚很远，急需委派人去防守。此时似乎只能暂时隶属江苏，以便就近料理。阁下不分畛域，顾念大局，想必已经妥为布置了。然而安辑一方，此才良非易事。倘若得到而又失去，岂不取笑启侮吗。这也是应当慎重的。又听说西兵每破一城，常俘掠其子女，离散人民之家室。此事最应当与之婉商。国以民为本，我朝天覆地载，爱民至深。此时急切用兵，也只是为了

译以拯救百姓为要务。逆贼既然已经诛杀，就应当慰问死者、安抚生者，保护他们如同爱护婴儿一般。阁下心怀仁爱宽厚，必定有妥善安置的办法，再也不能让那伙人肆意吞并掠夺了。第二次轮船返回上海时，我打算一同回去，与洋商商定章程。届时恭敬地聆听您的教诲。凭我浅陋的见识，杂乱无章地胡乱陈述，内心惶恐不安，唯恐获罪。

译五品卿衔刑部主事象州郑君传记

陈澧

象州郑君，字献甫。他的名字避讳文宗皇帝的旧讳，因此以字行世。另有一个别字叫小谷。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努力耕种田地、读书求学，都是生员。郑君十五岁时进入州学读书。十年后被选拔为贡生，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主事，分配到刑部任职。他请假回家，遭遇父母丧事，于是不再出仕，主持教授各书院。道光三十年，广西盗贼兴起，劫掠象州，想要杀害郑君，随即又放过了他。后来他又在路上遇到盗贼，被抢走了衣物行装，连同他所写的著作也丢失了。咸丰七年，郑君在桂林省城，盗贼攻城紧急，郑君逃往平乐，又逃往封川，两地都有盗贼，于是逃往广州省城。这一年夷寇攻入广州城，郑君逃往仁化，辗转迁徙到东莞。十年后夷乱平定，郑君又回到省城。总督劳崇光公过去与郑君交好，聘请郑君主持书院教学。不久郑君辞归。广东的官吏因为郑君是总督的上宾，赠送的饯别礼物丰厚，郑君一概不接受。到了桂林，又主持书院教学。广东巡抚郭嵩焘公上奏说郑君学问深厚修养高深，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请求命令他赴广东差遣委用。郑君上书给广西巡抚张凯嵩公，以年老为由请求上奏免除。张公又上奏说郑君品格高尚坚守正道，足以激励风俗，请求赐予五品卿衔。郑君写信极力推辞，但奏疏已经呈上，得到圣旨如所请。郑君穿戴好五品官的冠服，面向朝廷谢恩完毕，将冠服装箱收藏起来。象州动乱之后，百姓丢失了土地契约，官府丢失了粮食册籍，诉讼案件大量兴起。郑君向官府请求，命令百姓呈报土地数量和粮食数量进行总计，符合旧额就停止。乡里人信服郑君的忠诚守信，没有欺诈骗伪的人。于是官府发放印信执照，诉讼案件于是平息。郑君天资高朗，刚直豪放洒脱，说话做事，完全顺应自然，谈笑讥讽贬斥无所避讳。生平没有嗜好，只喜欢读书，整天不放下书卷。博览群书记忆力强，十三经的注疏校勘记，都有评点。尤其熟悉各种史书。写文章，贯通古今，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完全去除修饰。他所写的《法论》说：开创时代的法律，之所以比承平时代的法律好治理，是因为它的法律简单而容易实行。承平时代的法律，议论法律的人喜欢用一己的私心，揣度万事的私弊，法律还没有实行就预先设立一种法律来等待它，法律已经实行后又增加一种法律来制约它，法律有时穷尽又创设几种法律来补救它。问百姓不能全部知晓，交给官吏不能全部记住，只是堆积成尘封的公文，来供给狡猾的老吏，对上愚弄官吏对下剥削百姓，同一件事，一个人贿赂官吏，官吏说法律允许，一个人不贿赂官吏，官吏说法律不允许，像这样那么官吏的权力甚至在宰相之上。他的《储材议》说：用科举选拔士人，用资历任用人才，用文书考核官吏，认为天下万事都有一定的成例，只要得到那些像样的人，就足以办事了。士人无论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都可以谋求名声，人无论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都可以当官。天下都知道是这样，侥幸于名声，奔竞于利益，游荡的士人满世界都是，滥竽充数的官员满朝廷都是。豪杰的才能不能突然得到，有气节的士人却可以预先培养。救时的术数不能勉强做到，经世的学问却可以勉力通晓。天下的人才，不在上层，就一定潜伏在下层，不出于正道，就会进入邪道。如今的制度不足以得到天下的大才，而且足以败坏天下的小才。他的《士策》说：农商百工的事情，士人没有空闲去做，公卿大夫的事情，士人又还没有资格去做，然而他们用来奉养父母养育妻儿的方式，也和普通人一样。用空名来登记他们，用定额来收编他们，而听任他们纷纷自己谋求营求，多了那么廉耻就丧失了。所以天下士人越多，天下真正的士人越少。我认为现在的三场考试，应当分为一场初试两场复试，都以一天为限。初试用两篇八股文，那些没有文理没有文法的去掉，那么一千人可以去掉三四百人。次场考两道策问，一道问经学，一道问史学，那些不知道注疏不知道史实的人去掉，那么一千人可以去掉六七百人。后场考诗赋各一首，那些格律不协调词句不恰当的去掉，那么不过留下几十人罢了。州县用这个来考试，而将名册上报到都会，都会用这个来考试，而确定名额归于学校，其余的仍然做百姓。像这样三年，都会用这个来考试，而将名字上报到礼部，礼部用这个来考试，而评定等级授予官职，其余的仍然回到学校，废除举人的名目。那些在学校的人都有供给，而没有才能的人黜退为百姓，那么供养他们不苦于太多，考中的人都有官职，而不能胜任的回到学校，那么俸禄不担心其泛滥。比起听任他们纷纷自己谋求营求怎么样呢？他的《学宫议》说：现在的学宫，是古代所说的孔子庙，现在的书院，是古代所说的学宫。现在的国子监生天下都是，都由纳粟而入，成名成业，固然有终身未到的，其余的乡学，只有孔子庙罢了，不是学宫。那些教职只是做奉祠官罢了，不是学师。学师的名号，大概由主持书院的人担任吧。过去潮州学，做老师的是赵德，慈溪学，做老师的是杜醇，难道曾经由吏部任命吗？现在用古代的奉祠官做学师，而用古代的学师做山长，名不正则实愈乖，只掌管名册，经营干粮肉脯，而不知道教学是什么事情。那些山长虽然有老师有弟子，有堂有斋，也都是因为膏火而来，天下事情不合规矩的，可胜叹哉。他的《权论》说：大吏之所以侵夺州县的权力，是担心官吏生病百姓

译罢了。然而不知道大吏侵夺州县的权力，那么百姓又会轻视官员。官员为百姓所困扰，上有上司的监察，下有百姓的控告，知道这种情况就罢免他罢了。如果百姓轻视官员，那么风俗就会大大败坏。即使有贤能的太守县令，也会被积习所困。其弊端必然导致决裂而无法挽救。所以想要伸张大吏的权力，不如不侵夺州县的权力。他关于治理盗贼的说法是：加重州县的权力并授予他们兵权，保留州县的赋税并使他们财力充裕，放宽对州县的考核并责求他们取得成效。盗贼刚兴起时，县令能够迅速治理，怎么会发展到聚集千万人横行霸道的地步呢？只是州县不能治理盗贼，又不让他们有剩余的财力，而且处置的责任太重。他们苦于缉捕困难，就放纵包庇掩饰来逃避考核。等到县里上报盗贼，县就破败了；郡里上报盗贼，郡就破败了。其积累到无法平定的地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关于训练民兵的议论说：招募勇丁作为士兵，那么散去的勇丁就会成为盗贼，这种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训练百姓作为士兵，那么就是教百姓成为盗贼，这种变化迟缓而祸患巨大。汉光武帝治理盗贼，说拿着弓箭的才开始成为盗贼，拿着锄头的都是良民。龚遂治理百姓，也教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牛犊。现在拿着锄头的反而让他们拿着弓箭，买牛牛犊的反而让他们买刀剑，以至于团练势力强大而官府没有权力。他们习惯于攻战的技术，沉溺于杀伐的事情。官兵到来，就打着团练的旗号去索取官府赏赐；客船到来，就打着盗贼的旗号去抢劫客商财物。所以说这是教百姓成为盗贼。盗贼的数量有穷尽，而百姓的数量无穷无尽。百姓变成盗贼，这就是所说的变化迟缓而祸患巨大。您学识渊博通达，而遭遇乱世祸患，所以您的言论如此痛切。您尤其不喜欢近世写文章的人，您的话说：道无所谓统绪。道的统绪，大概始于明代人所辑录的《宋五子书》吧？文章无所谓流派。文章的流派，大概始于明代人所选编的《唐宋八家文》吧？自从道的统绪确立，文章的流派分别，于是好像先秦以来的贤人君子，东汉以来的鸿篇巨制，都可以置之不论了。一个时代的世运，和一个时代的人才，结合形成一个时代的文体。文体不同，而精采都相同。如果只具有一种片面的见解，强行归于一途，那么不过是陈陈相因罢了。那么宋五子不值得尊崇，八家文不值得效法吗？回答说：不。知道贤人不止五子，那么有什么妨碍尊崇五子呢？知道古文不止八家，那么有什么妨碍效法八家呢？我厌恶的是那些只知道有五子八家的人罢了。何况问起五子书八家文，他们也没有完全阅读过。凡所著文集六卷，诗集八卷，家记四卷，家藏书目解题四卷，《愚一录》若干卷。《愚一录》是解说经书的著作，先前被贼寇劫去，晚年追忆而写成的。同治十一年十月，在桂林省城榕湖书院去世，享年七十二岁。遗命儿子陈潠葬在祖坟旁边，不选择地点，不选择日子。广西的官吏、朋友、门下士，一起绘制画像祭祀他。陈澧说：本朝二百多年，儒林文苑的英才，相继出现在海内。等到风气已经衰微，而郑君特别崛起于广西，学问品行都很高，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了。您在广州，与陈澧交情最深厚。您去世，您的儿子请求作传。您喜欢读《后汉书》，《后汉书》说王符耿直不随俗，志向意气蕴积愤懑，著《潜夫论》，足以观察了解风俗政教。仲长统论说古今，发愤叹息，于是著《昌言》。他们的书对政治有益，所以他们的传记记载了这些。我拟仿照这两人的传记来为您作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