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四　礼政十四正俗

译这是教化的根本。教化是风俗的源头。所以学校兴盛，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风俗就会美好；风俗美好，天下就能治理。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担忧风俗败坏，而思考用来统一规范的方法。所以用教化来引导，用政令来防范，用修身来率先垂范。他们作为父子兄弟的楷模，有不听从命令却自然顺从的人。因此，学校里的士人，约束自身修养德行，成为一家的榜样，成为一乡的表率。由此百姓受到感化，争相自我磨砺，去除旧有的污秽，沐浴更新的教化。家家孝顺悌敬，人人忠诚守信，这固然不是期望一两年或三四年，就能达到大道通行、风俗统一的盛况。三代以后，只有汉光武帝能懂得这个道理。他在战乱之中，刚平定天下不久，就设立太学，建立辟雍和明堂，设置博士，研习经术，推举隐居有德之士，提拔安分守己的官吏，与他们共同治理国家。他亲身实行节俭，来感化臣下；讨论经义，常常直到深夜，勤勉不倦，乐在其中而忘记疲劳。汉明帝、汉章帝没有改变他的政策，亲临辟雍讲学，更加修明。所以功臣家里，门风整肃；贵族亲戚，共享财产；子孙对长辈礼貌恭敬；朝廷崇尚廉洁节操，民间敦厚品行道义。风俗的美好，没有超过东汉时期的。这大概也是“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的道理吧。从晋朝到唐朝，不把教化作为要务。国子监选拔人才，专门看重文章，不追求实际品行，浮华之风相互崇尚，轻浮浅薄成为风气。追求功名利禄的门路打开，侥幸得逞的途径开辟。左补阙薛谦光上书，认为现在的科举取士，违背实际情况。乡里的评议取决于小人的笔杆，品行修养没有长者的公正评论。乞求恩宠谋求举荐，逐渐形成风气。百姓遭受祸害，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士人如果没有品行，那么百姓的浮华虚伪，风俗的淡薄败坏，就不必再说了。到了五代，廉耻礼义，荡然无存。宋朝初年褒奖忠义节操，进用直言敢谏的人，来教化天下。朝廷内外的士大夫，知道以名节相互崇尚，廉耻自爱，完全去除了五代时期的陋习。庆历年间，风俗醇厚，喜好崇尚端正方正。所以评论世道的人，称之为君子之道兴盛的时代。等到王安石执政，用功利迎合君主，用新法危害百姓，用奖赏鼓励趋炎附势，铲除异己，改变士人的习气而沉溺人心。滔滔之势，一去不返。于是靖康之祸发生。在下的儒生，用讲学来挽救，穷究性理的宗旨，追随学习的众多，想要以此维系人心，挽回风气。然而士人的习气虽然改变，民风却没有好转。在野的人以道学相互崇尚，安于义命；在朝的人则排斥抛弃他们。执政者与学者为难，哪里还知道教化呢？难怪风俗日益苟且而至于萎靡不振。明太祖禁止蒲寿庚、留梦炎的后代做官，而封禁畲阙的坟墓，知道用来激励世道的方法。设置乡老，建立申明亭，表彰善行惩罚恶行，设立初一十五诵读法令的条例，知道用来引导百姓的方法。科举之外，设置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等科目，来选拔人才，知道用来鼓励士人的方法。所以能够洗去粗野强悍的习气，而回归质朴。虽然没有达到大同的教化，但风气流行风俗美好，可以说是清平安泰的时代了。明朝中期以后，各种科目全部废除，只使用科举。乡约的设置，只用于催缴赋税。教化既然衰落，人心更加虚伪。争名夺利，廉耻日渐消亡。科举中的人，勾结权贵，以求苟且得到官职。得到官职就谄媚权奸，以保持荣华宠幸。小人进用而君子退避，风俗衰败而叛乱兴起。到了末世，人心沦丧，礼义廉耻不张。《日知录》说：士大夫，不能用礼法约束自身，声气波及宵小，诗文颁给仆役。以至于公卿上寿，宰相称儿，而神州陆沉，生灵涂炭。可以说是痛哭流涕地陈述了。过去的车辙已经折断，后来的车轮正强劲。可以作为殷鉴吗？

译风俗篇二

汤成烈

那么，风俗的兴盛与败坏，就是气运盛衰的根源。所以君子致力于教化百姓、形成良俗，必须先端正人心，驳斥邪说，激励士气，以孝悌为根本，以礼义为教化，使百姓懂得伦理纲常的重要，名教之乐，内心不羡慕外在之物，不敢触犯不义之名，那么孝悌之心就会自然产生，不合礼义的事互相告诫不做，居家没有放纵邪僻的行为，独处时止息邪念奢侈的想法，这样的风气哪有不好的，这样的风俗哪有不够淳厚的呢？后世的君臣，很少能懂得这个道理。在创业之初，就用典章制度进行增减更新，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前代的弊端、浇薄奢侈的习气，谁能改弦更张呢？继承皇位守成治国的时期，上下因循守旧，礼义纲常被视为迂阔，这样的士人百姓，谁能教导并使之整齐有序呢？难怪世风日益败坏。只是在兴革之际，新遭战火之祸，厌恶战乱渴望治理，万物尚未丰足，衣食仅够供给，欲望容易满足，自然节俭朴素，少壮之人相习成性，安于朴素，趁此时用礼义教导，逐渐形成风俗，难道不能达到大治吗？然而在上位者，建立政令治理国家，只知道任用法制而不知道道德教化，禁令严密以制约下属；在下位者，奉行命令听从教导，只知道迎合而不知道匡正补救，阿谀奉承以愚弄上级。于是朝廷之上，君主骄横臣子谄媚，听不到直言规劝的声音，就形成了唯唯诺诺的习气。臣子依托章疏奏议，以顺从为容悦，大多是用虚辞欺瞒误国，不了解地方的利弊，不顾百姓的疾苦，张扬权势焰气，向下压制州县，用考核处分的威胁互相钳制。州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负有教化引导百姓的责任，却因细微小事动辄获罪，贤能者奉行文书簿册，救过都来不及，不肖者甚至败坏法纪，取快一时，哪里还有弦歌之声、鸣琴之治呢？因此，读书人在城阙间轻佻放达，胥吏在堂阶上舞文弄法，愚昧的百姓容易迷惑难以明白，视听受其熏陶，习性与本性相离，内心日益习染而变得浇薄，外表日益习染而变得奢侈。浇薄则孝友和睦互助的风气衰败，奢侈则婚丧宴会服食游戏的费用浪费。以至于父子财产分离，兄弟家中争斗，夫妇抛弃出卖，朋友仇视，奴仆放纵，欺诈虚伪互相倾轧，诉讼案件增多，这是浇薄的弊端。所以忠信淡薄而伦理纲常毁坏。如果其力量所能做到的，建造高峻华丽的房屋，规模比拟王宫，一件皮衣价值千金，一顿饭花费万钱，婚丧僭越礼制，富人夸耀，穷人羡慕效仿，饥寒逼迫，择肥而噬，愚顽无知，只知盗窃，这是奢侈的弊端。所以礼义消亡而廉耻丧失。到了伦理纲常毁坏、廉耻丧失的地步，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很少了。上层的教化不行，下层的风俗日益败坏，这是势所必至、事所必然的。然而阴阳有消长的契机，运会有剥复的规律，时运不会永远闭塞，大道不会永远穷尽，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也必有一两位君子，感慨末流之弊，端正自身约束自己，作为表率。百姓虽然愚昧，良知未泯，敬畏之心尚存。由此进行奖励，进行诱导，借月旦评来显示劝惩，树立公论来触动警畏，说话的人没有灾祸，听话的人动容，郑国的乡校，汉代的清议，都隐含辅佐教化、革新民心的意思。如果用这些来整顿风纪，挽回既倒的狂澜，扭转末世的颓风，难道不足以维持世道，拯救陷溺的人心吗？

风俗篇三

汤成烈

浇薄奢侈的习气，到了溺害人心、损害礼义，逐渐形成风俗，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世间有清议，虽然能维持一二，也只行于一县一乡之间。朴实诚恳的人遵守其训诫不敢逾越，浮薄的人则嘲笑它。循规蹈矩的人奉行其规范作为法则，恣意放纵的人则蔑视它。罗豫章说：“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耻是士人的名节，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务。朝廷有教化，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自然就有好风俗。如果朝廷不致力于教化，却要求士人有廉耻；士人不崇尚廉耻，却想要风俗美好，这可能吗？”这话真是深刻啊。现在危害风俗的，正是正道教化不行，邪教杂起。古代的异端教派叫佛老，但佛老的说法，清净寂灭，只限于自我修养，未曾迷惑世人。他们的徒众设立因果祸福的说法，妄图获取施舍，但宗旨尚不外乎劝善惩恶。所以他们的教派虽然背离正道，但乡里的愚顽之人，或者不知道圣贤经训，不听父兄告诫，一听到他们的说法，内心有所触动，因为浅显而容易感动，因感动而醒悟，因醒悟而悔改，逐渐迁善改过而不觉，所以他们的教派未尝不可弥补王化之缺。现在二教之外，又有别教，来自异域，其言论荒诞狂悖，李敏惠碑记详细列举其谬误。世宗宪皇帝斥责这些人归往南澳，不得盘踞内地，真是洞察其居心险恶，而打破奸宄的胆量。道光二十二年，海外各国通商以来，边海各省都建立教堂，聚众开讲，借传教来迷惑人心，入其教者必有资助，李敏惠说其用心别有目的，真是确论。邱嘉穗说：“他们的徒众散布州府，每用几两银子煽诱人士为弟子，登记在册，恐怕几十年后，党羽日益众多，乘隙而动，其危害不可胜言，并非过虑。”

译然而这还只是异域传来的宗教。言语嗜好各不相同。人们只是贪图其利益而信奉它。未必心甘情愿服从它的驱使。所以祸患虽然潜伏在细微隐蔽之处。但未必会突然爆发。况且它的宫室壮丽。又位于繁华的大都市。没有事时即使不禁止。有事时也容易稽查。那么它只是迷惑人心败坏风俗罢了。至于白莲教、八卦教的信徒。挟持邪道来迷惑众人。焚香聚集门徒。敛钱入教。像汉代的张角、张鲁。晋代的孙恩、卢循。宋代的方腊、侬智高。明代的唐赛儿、刘千斤、徐鸿儒等人。起初用符水妖术。煽动迷惑愚民。人数众多。就逞行奸恶扰乱天下。本朝嘉庆初年。川楚教匪。蔓延到陕西、湖北、河南、四川。征讨了七年才平定。滑县之变。林清扰乱到京城附近。这难道是迫于饥寒才这样的吗。大概传教之初。就心怀不轨。编造经卷。虚妄欺骗不合常理。指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佛。妄称白羊、红羊、青羊等劫难。受刑戮而死。称为登天。设立坎、离、震、兑八卦教首。窃取米贼的残余手段。佛家的浅薄学说。阴阳五行家的小伎俩。用来迷惑众人聚集门徒。愚昧的人奔走追随。祈福消灾治病。日积月累不断增加。分布到各州县。考察他们聚会的地方。都是深山密林。人迹罕至的区域。否则就是穷乡僻壤。距离城市遥远的地方。不像天主教那样公然在城市中。成为人们出入耳目所经过的地方。在城市则众人难以聚集。恐怕被人揭发。而官府搜捕也不难。在乡村则众人容易聚集。即使被官府搜捕。而他们逃匿潜伏很容易。可见他们用心险恶。未能得逞的阴谋。常常想等待时机暗中发动。其危害有说不尽的了。这又不仅仅是风俗人心方面的危害罢了。

译风俗篇四 汤成烈

这是人心风俗的祸害，没有比邪教更严重的了。而邪教窃取佛教关于祸福的说法，以及道家的符咒法术，所供奉的飘高老祖、无生老母之类，荒诞狂妄悖理。他们刻印邪书，互相传授。教主、教头标立名目，号召党羽，没有哪个省份没有。他们是一是二难以知晓，但驱使我们的百姓陷入异端则是一样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教化没有推行，所以邪说得以乘虚而入。大概上面没有教化，下面就多薄德。士大夫缺乏廉耻，一天天习惯于浮薄奢侈；百姓蔑视伦理纲纪，一天天趋向邪僻。见异思迁，是必然的。朝廷规定在初一、十五宣讲圣谕，早已被视为形式化的文书，现在甚至没有围坐聆听的人了。朝廷颁布的辟邪教的四言韵文在府县学，诸生未能抄录传诵，以在乡里讲解；愚昧的百姓未能通晓文义，以洗涤他们旧有的习气。为什么呢？因为重文辞而不重实效。如果用实效来引导百姓，应当设置乡老，恢复申明亭，张榜公布善恶人的姓名，分别展示表彰与惩罚。初一、十五诵读法律，乡老宣诵圣谕各条，一定要用方言俚语，详细讲解。即使在一乡之中，如果是孝子、顺孙、有义行的人，这是官府表彰并以礼相待的，应当如何敬重，如何效法；如果是讼师、棍徒、淫赌不法的人，这是官府拘捕、名字在恶榜上的，应当如何远避，如何警戒。就他们所知道的，委婉地用比喻说明，那么他们的话容易听进去。善良的人知道勉励，邪恶的人知道惩戒。久而久之，邪恶的人改行为善，那么榜上除去他们的名字，列入善类，打开他们从善的道路，激发他们固有的良知。或许可以使浮薄的人回归醇厚，奢侈的人回归质朴，日新月异，潜移默化，人心归正，是断然可以实现的。凡是府州县，每年举荐孝子、悌弟、顺孙、义行的人，授予冠带，在乡里表彰，优厚地以礼相待，以此劝导引导。革除薄俗，崇尚忠信，涵养和气，修养本性，恢复其本初，自然没有浮薄奢侈。用礼制来教育，用节度文饰来示范，婚丧宾祭，居室车马服饰饮食，都制定仪式，防止僭越，自然没有逾越奢侈。十数年后，风气流行，风俗美好，人人亲爱亲人，尊敬长辈，怀着忠信侍奉上级，秉持礼义作为乡里的表率，有不蒸蒸日上、治理良好的吗？《王制》说：执持左道扰乱政令的，杀。诛杀不听从申辩。之所以重视诛杀，是想统一百姓的视听，使他们不陷入罪辟；整齐百姓的心志，使他们不迷惑于邪说。所谓左道，就是现在的邪教。所谓乱政，就是聚集徒众以至于叛乱的意思。所谓诛不以听，就是狱案成立即杀，不在平反矜恕的律例之内。其执法可谓严厉了，其用心可谓精微了。凡是现在的教首，应在十恶不赦的条款中；习教的人应在榜上列为十恶之首，乡里排斥不齿。习教而不改，邻里举发报到官府，审讯属实杖毙。严厉州县失察教匪的处分，应当给予州县处决奸宄的重权，那么州县不至于畏首畏尾，而能施展其才能。部司胥吏不能持短长以为升黜，那么不担心州县不尽其心力。州县能尽其心力，那么不担心邪教横行。三代以下，治日少而乱日多的原因，是部吏的权力太重，而亲民之官的权力太轻。因此教化不行，法令也松弛，风俗怎能不衰败，叛乱怎能不兴起。君子说：想要奠定太平的基础，必须从厚风俗开始。那么想要风俗厚，必须宽免州县的处分而加重他们的权力，使士民奉行其教令，不为权势所屈挠。州县能行其志，凡是豪强习惯于浮薄奢侈、怙恶不悛的，得以依法诛杀，那么奢侈可以返回节俭，必定不缺乏财物；浮薄可以返回厚道，必定不犯上。百姓生计不缺乏，奉行命令不犯上，必定不迷惑于邪教，而作乱的就少了。端正根本，清理源头，防民正俗，大概就在这里吧。

拟厘正五事书 龚巩祚

承蒙您咨询访求，愿意得到我这草野之人的言论，向上有助于太平的盛德，向下增加文臣的奏议。当今圣朝，哪里有缺失遗漏？我深夜深思，作为今日容易施行的言论，又作为虽不施行而言论不骇众的言论，又作为阁下用文学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作为巩祚所得言于阁下而绝非巩祚平日的狂言，才得到五件事，分条写下来。

第一件事。历代都有石经，本朝还没有石经。乾隆年间，江南蒋衡献上他所书的十三经，赏给举人，刻石于国子监，这件事很细微，这不能算作本朝的石经。本朝的经师，超越汉朝而上，怎能不订正文字，作为皇朝的定本，昭示后世？怎能仅仅像唐开成、宋绍兴那样而已呢？定石经，必须改变流俗，改变流俗，大旨有四。一是改伪经。东晋伪《尚书》，应当随之削除，其妄自分析的篇目，应当随之合并，这是一。二是改写官。秦汉以来，书体屡变，历代写书的官员，辗转讹误夺取，那些确实可知为讹误夺取的，应当改正，这是二。三是改刻工。孟蜀以来，刻本繁兴，对经书有功固然巨大，也有弊端，辗转讹误夺取，流布浸广，不如未有刻本时雌黄改正的容易，那些确实可知为讹误夺取的，应当改正，這是三。四是改妄改。唐宋君臣，往

译从前有随意改动经籍的人，比如卫包奉诏修改《尚书》之类。宋元时期学识浅薄的人，尤其喜欢肆意改动，把没有错误的当作错误。现在应当改回原貌，这是第四点。那些看似可以改动却不可改动的情况，大致也有四种。周末汉初，文字没有写在竹简帛书上（流传不广），经师所用异体字，无法选择一个作为标准来定夺，这是不可改的。汉代今文、古文，不同学派法则不同，用字也就不同，无法选择一个作为标准来定夺，这又是不可改的。经籍中假借的字，由来已久，不能一定依照本字来改，这又是不可改的。怀疑是抄写官的错误、刻工的错误，却没有旁证，思考起来确实是一种适宜的做法，但改动恐怕会招致众人的非议，这又是不宜改的。何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开设石经馆？前四种情况，表彰校勘之功；后四种情况，等待考订文字的圣人（来决断）。

译第二件事。因此，和硕礼亲王讳昭槤曾教导巩祚说：“史书的体例随着时代变迁，因时制宜而创立。本朝满洲人的名字，容易相同却难以避讳。那些以满语为名的人，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图礼、扎拉芬色、卜星额、福珠灵阿之类，沿袭相重的多达数万。那些以汉语为名的人，则选取福德吉祥的字眼，不过数十个字而已，沿袭相重的多达十万。贤与不肖、智与愚、贵与贱、显与晦，后世疑惑而不能明辨。这是阅读本朝国史的一大难点。应当创立一种体例，使各人附在其始祖的传记之下，合为一篇。这就如同《汉书》中楚元王传的体例。它可以代替《魏书》中的官氏志，可以代替《唐书》中的宰相世系表，兼有古代史书的众多长处，既有因循也有创新。”说这话时，礼部尚书侯恭阿拉的讣告送到。礼亲王说：“就像这位公，是钮祜禄氏，应当附在额宜都的传记之下了。”巩祚对此敬畏信服。礼亲王对于从天聪、崇德年间以来的琐事大事，都能说出其年月无误。每谈及一事，必定讲述其源流、正变、分合，作出数十重问答而不厌烦。巩祚所交往的贤与不贤、掌管故实的人，除了大理寺卿程同文之外，没有比得上礼亲王的。礼亲王去世后，无以报答他，报答他的事在于史馆。谨陈述他的绪言，代替礼亲王质问史馆。

第三件事。此前承蒙询问本朝名臣的奏议。本朝的奏议，私家敢于抄录，不敢选择编选。其体裁大略，我本来就知道，曾经役使抄录的缘故。大致本朝的奏议，自雍正以后，才开始平和谨慎质朴，符合臣子的体统。自乾隆三十年以后，才开始圆润完美，符合臣子的规范。追溯而上，颇为粗犷强悍，有的分散杂乱，沿袭明朝臣子的习气。风气变化的必然逐渐，真是严重啊！巩祚所抄录的康熙以前的奏议，一册不足以储存百分之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间的，一册不足以储存五十分之一。近六十年的，尚未动手。如果耗费心力搜罗，更加不是私家所能胜任的。何不向皇帝上书请求开设书馆选定编选？

第四件事。圣圣相承都有旧例。此次恩诏的条款，都依照嘉庆元年的条款，推恩如旧例。只有嘉庆元年有“贤良后裔”一款，大略说：“凡入祀贤良祠的大臣后裔，倘若本支没有在仕途任职的人，着各督抚依据家谱咨文礼部，礼部奏请赏给举人一名。”这条规定情理文采斐然，实在是圣朝的美谈。此次诏书遗漏了此事，导致家中衰落，赐予的书不能保全，似乎应当进言。

第五件事。当今科举考场中的文章，众口一词相互沿袭，辞藻可以猎取而得，面貌可以模拟而似。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养士人五百年了，士人靠四书文禄养的已有数万辈了。既然穷尽至极，阁下何不趁当今天子大有作为之初，上书请求更改科场法令以招收真才？我不揣冒昧。

这篇编次苦无类别可归，原编入正俗一门，也颇为错杂。姑且援引《论志》、《史明鉴》等书的体例，列入于此。

导俗

王柏心

风俗的浇薄，是由于谦让之道不能通达，节俭之德不能彰显的缘故。古代君主将善行归功于天，臣子将善行归功于君主，儿子将善行归功于父母，士人应选举也有谦让，接受爵位也有谦让，下至饮酒吃肉，道路街巷之间，不期而然谦让之道就通达了。古代天子住低矮的宫室吃粗劣的食物，诸侯节制用度谨慎法度，群臣大体廉洁小处也廉洁，以至于百姓饮食用度合乎礼仪，不期而然节俭之德就彰显了。为什么风俗那么淳厚呢？因为教化源于上层，而百姓都在下层敦厚劝勉。如今从一介士人开始，他们看待禄位，都贪婪地有想要得到的心思，居之不辞，营求无已。拥有百金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偷安度日，与资产累积巨万的人等同。朝廷的教化并非不施行，法度并非不具备，而风俗却日益浇薄，这是因为士大夫倡导率领他们的人有过失。谦让不能通达，于是争竞兴起，忠信衰微；节俭不能彰显，于是品级制度毁坏，财用匮乏。这是损害教化伤害教化的最大原因，亏损法度败坏法度的最深原因，而有地位的君子，不急于谋划矫正的方法，靡靡之风，日益严重，不知道最终会走到什么地步。所谓谦让，不是虚夸崇尚美节，必定有喜好善行的实质，有知人审己的明智；所谓节俭，不是苟且吝啬，必定内在检点纵欲佚乐，外在斟酌品级法式。只有士大夫才能深求而力行之。那些愚民知道什么，看他们的表率而随波逐流，于是翕然跟随罢了。况且这两者，是嚣陵的堤防，骄僭的衔勒。在平原决开川渎，没有堤防来抵御，就会横流弥漫田野；在交衢驰骋驷马，没有衔勒来制约，就会奔逸翻车。风俗的浇漓固然无形，然而比较有形之患更为迫切。士大夫负有风化的责任，既然安然不为所虑，又不躬行俭让来率先示范，想要风俗回归淳厚，怎么可能呢？

剌奢

汤鹏

浮邱子说：“山不茂盛，是斧斤破坏的；川不澄清，是风涛破坏的；世道不古，是奢侈破坏的。所以奢侈，是性行的斧斤，俗尚的风涛。如今想要复古，就必须去除奢侈；如今想要去除奢侈，就必须破除它的十种美，揭露它的九种召祸，谨慎它的七种类似，排列它的五种引导，教导它的四种根本，提挈它的一个要点。十种美是什么？服饰之美伤害法度，是邪正的门径；饮食之美伤害味觉，是通滞的门径；居室之美伤害材料，是枯菀的门径；器物之美伤害精神，是敬玩的门径。”

译男子以美色为尚，会伤害老人的尊严，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女子以美色为尚，会伤害顺从的德行，这是成败的关键。爵位以华美为尚，会伤害功绩的实质，这是长短兴衰的关键。俸禄以丰厚为尚，会伤害道德的纯粹，这是纯正与驳杂的关键。交往以奢华为尚，会伤害廉洁的操守，这是清浊的关键。家族以显赫为尚，会伤害谦抑的风范，这是毁誉的关键。

九种招致灾祸的情形是什么？贪图天恩以满足私欲，就会招致日食星变的灾异；不合时宜地征伐以逞其本性，就会招致寒暑失调的过失；倚仗威势以对抗上命，就会招致旱灾的严厉惩罚；心志柔弱以沉溺私情，就会招致水涝的泛滥；蒙蔽自己以谋取私利，就会招致鬼神的毒害；对待事务以加倍索取，就会招致道路上的谣传；剥削百姓以耗尽民脂民膏，就会招致瘟疫的惨状；显露财富以挑起争端，就会招致寇盗的警报；享受福分以丰厚供奉，就会招致灭亡的祸患。

七种僭越的情形是什么？臣子的供养规格比拟朝廷，这是超越等级，超越等级就是僭越；士族的供养规格比拟卿相，这是逾越节度，逾越节度就是狂妄；商贾的供养规格比拟官府，这是扰乱人心，扰乱人心就是卑贱；农夫的供养规格比拟市井商人，这是粗野，粗野就是浇薄；妇女宦官的供养规格比拟男子，这是恃宠，恃宠就是嫉妒；俳优倡妓的供养规格比拟善良之人，这是丧失实质，丧失实质就是窃取；贫苦之人的供养规格比拟富室，这是妄求，妄求就是愚蠢。

五种引导的情形是什么？祖宗不倡导奢侈的开端，以此来引导子孙，风气就会淳朴；君王不倡导奢侈的开端，以此来引导臣下，风气就会淳朴；公辅不倡导奢侈的开端，以此来引导僚属，风气就会淳朴；官吏不倡导奢侈的开端，以此来引导士民，风气就会淳朴；士族不倡导奢侈的开端，以此来引导愚昧之人，风气就会淳朴。

四种根本的情形是什么？以忠信为根本，所以知道真诚；知道真诚，所以铲除虚伪；铲除虚伪，所以不奢侈。以廉耻为根本，所以知道简朴；知道简朴，所以删减繁文；删减繁文，所以不奢侈。以敬慎为根本，所以知道忧患；知道忧患，所以节制享乐；节制享乐，所以不奢侈。以安宁为根本，所以知道宁静；知道宁静，所以驾驭变动；驾驭变动，所以不奢侈。

一个关键是什么？回答说：在于节俭。十种美事不会萌发，是用节俭来镇守；九种灾祸不会作乱，是用节俭来堵塞；七种僭越不会发生，是用节俭来裁制；五种引导不会惭愧，是用节俭来教化；四种根本不会匮乏，是用节俭来成就。《尚书》说：“在国事上能够勤劳，在家事上能够节俭。”《春秋传》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罪恶的大端。”

因此，论及君道，节俭而神明的是帝，节俭而治理有序的是王，节俭而有力的是霸，节俭而有谋略的是强，不节俭而骄横的是亡。论及臣道，节俭而安泰的是圣人，节俭而详明的是贤人，节俭而勤勉刚强的是豪杰，不节俭而污浊的是杂人。论及国势民风，节俭而敦厚纯朴的是太古，节俭而洁白的是中古，节俭与否在上下交往中决定胜负的是下古，废弃节俭而崇尚奢侈、浸染无度的是不古。

译**俭解**

陆心源

孟子说：“恭敬的人不侮辱别人，节俭的人不掠夺别人。”又说：“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必定恭敬节俭，以礼对待下属，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限度。”那么，所谓节俭，就是指不掠夺别人。近几十年来，士大夫习惯于奢侈，有一两个穿破旧衣服、吃粗茶淡饭的人，人们就称赞他们说是节俭。回去考察他们的生平，却发现他们贪求利益唯恐不及。这就是古人用不掠夺别人来解释节俭，而今人却用掠夺别人却不施予别人来解释节俭。唉！掠夺别人而施予别人，固然不能称为节俭；掠夺别人却不施予别人，反而能称为节俭吗？因此写下这篇《俭解》。

**请崇俭禁奢疏（咸丰元年）**

罗惇衍

奏报风俗奢侈浪费，百姓生活日益困顿，请求圣旨崇尚节俭、禁止奢侈，以积蓄物力。臣听说杨绾担任宰相，德行足以改变风俗；贾谊上书，忧虑之深无与伦比。由此可知，崇尚节俭固然依赖在位者作为表率，而喜好奢侈更是有心人所共同忧虑的。况且天地间的资源只有这么多，使用得节制，那么物力就会充裕而可以流通；消耗得过多，那么物力就会枯竭而无法滋生繁衍。这本来是民生盛衰的根本源头，也是国家财政盈亏的重大计策。只有能以礼制作为节制，那么趋向端正而混乱得以平息。臣访求老辈人的谈论，都说嘉庆年间人心简朴，风俗崇尚节俭质朴，父老甘愿吃粗粮，子弟都节俭勤奋、服从教化，高级官员以廉洁朴素相尚，下属官员也诚恳朴实不尚浮华。当时物力丰盛，而好义急公的人不少。大概因为人们知道奢侈浪费没有益处，所以风尚端正而奇异的物品不能改变人心，得以用他们富余的东西，来救济他们不足的地方。臣出生在嘉庆末年，到道光初年，已经八九岁了。目睹街巷之间，尚有许多节俭自持的人。如今却以汰侈为从，安然不以为怪。遇到婚嫁丧葬等事，动不动花费千余金，或者数百金，没有钱的人多方借贷来凑齐，只求苟且取悦耳目，避免被人嗤笑。问他们日常度日的资财，往往早上不谋晚上。难道不愚昧可怜吗？又京城内外各官员，寻常宴会，动不动一席花费五六金，外官宴请上司，竟然有一天花费百金的。这类浪费，不胜枚举。三十年间，日益严重，以至于十室九空，公私交困，这是势所必然的。再加上外国奇技淫巧，日益动摇民心，而使用没有节制，于是导致铜钱价格更加低廉，白银价格更加昂贵，州县实际遭受其累。然而议论的人看见财用不足，专门从事修补，而不思考如何节制。臣认为这还没有探求根本。如果真能让人人务求节俭，家家服勤吃苦，那么浪费的祸患，将不待禁止而逐渐消除。过去原任大学士富俊，曾奏报官民服用奢侈超过制度，请求严加禁止遏制，而遵行不力，徒属敷衍塞责。臣私下认为，皇上代天治理万物，天道之大，不过是消长盈虚罢了。《易经》说：“天地有节制而四季形成。”如今官民不节制太严重了，甚至婢妾幼童，也穿着华丽的服饰、佩戴珠玉。这不仅是暴殄天物，更是僭越礼制。更严重的是，因为担忧婚嫁的费用而至于溺杀女婴不抚养，这是不慈爱；因为担忧丧葬的费用而至于停棺不埋葬，这是不孝顺。不慈爱不孝顺，难道不是人心风俗的大害吗？伏愿皇上全面革新，既亲身实行节俭以倡导，又从而督促劝勉，务必让京城内外官民，在所有吉凶事宜上，都遵循典礼，至于服食器用，一概归于简约。如果有奢侈违制的，上司必须告诫下属官吏，官吏必须告诫百姓。希望人心知道警戒，共同回归质朴。几年之间，物力自然充裕。人事修明而天心也必然暗中转变，水旱盗贼，应当从此消减。谨查《大清会典》及《事例图说》，共一千一百三十二卷，成书于嘉庆二十三年；《大清通礼》，共五十四卷，成书于道光四年。皇朝典礼，完备记载在这两书中。只是卷帙浩繁，民间不能备有。虽然道光八年，曾命令内外各衙门，将民间应用的服饰，以及婚丧仪制，查照会典，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道恪守。但地方官未能奉行，所以凡是典礼中切于日常伦常的，都没有办法遵循而不逾越。相应请求圣旨敕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两书，撮取其中简约常行的内容，作为条教的格式，使海内臣民，都能家喻户晓。务必期望革除奢侈而回归节俭，这确实是今日救时的急务。不然，官民没有法度可守，那么习俗沿袭，奢侈更加严重，贤者尚且不能避免，何况庸俗浅近无识的人呢？譬如川流，滔滔日下，实在令人感慨。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

**请饬议简严条教以敦俭约疏（咸丰九年）**

贺寿慈

奏报百姓生活日益困顿，民用日益奢侈，请求圣旨饬令议定简严条教，以敦厚节俭而期望补救，仰祈圣鉴事。自从军兴以来，需用浩繁，货币流通滞涩，银贵钱贱。京城日常货物，从前易京钱一千文的，此时要易当十大钱十余千。生计日益窘迫，艰苦时显。那么财用的匮乏，固然较往日更加困难，而风俗的奢侈浪费，反而较昔年更加严重。近见都城内外士商绅富，一切往来酬应，其衣服必定锦绣纂组，而以

译布帛被视为不够体面，装饰物品必定选用珠玉金翠，而将银铜视为不足推崇。筵席必定是珍奇海味和干肉脯腊，而将鸡猪视为不足食用。即使是普通百姓以及从事卑贱职业的家庭，只要收支稍微能够自给自足，一旦遇到婚嫁丧祭之事，大抵都会张设音乐、搭建彩棚，竞相争艳；车舆伞盖、旌旗仪仗，堵塞街道巷弄。并且各自聚集宾客朋友，以饮食宴饮互相炫耀。一两天的耗费，可以抵得上几个中等家庭的产业。加之近年来，茶坊酒肆，更有增加，像星星罗列、棋子散布在街市之间。一旦进入其中，则浪费钱财都不吝惜。对于殷实富裕的人，以豪华自喜，固然糊涂地不醒悟其错误。至于勉强顺从世俗的人，心里有所不愿，力量也有所不能。但婚礼节俭，人们认为对亲戚刻薄；丧礼节俭，人们认为对父母刻薄；宴会节俭，人们认为对宾客刻薄。一家这样做，则邻里共同指责；一人这样做，则家人互相责骂。无知的议论，且说钱的价值低微，今天用当十大钱十余千，不过抵得上过去制钱一千有余。不知道当十大钱的立意，是以一当十，而不是仅仅以十当一。于是他们看得太轻，花费时就不吝惜，使用时就容易耗尽，而获取时又非常困难。支出的日益增多，收入的日益减少。民生既然困苦，而民用反而奢侈。用得越奢侈，所以生活越困苦。这是近日京城风俗的实际情况。外省如扬州、武汉等地，向来崇尚奢侈浪费，屡次遭受贼寇侵扰，凋敝不堪。收复之后，商贾居民，到现在不过逐渐恢复生计。听说风气之奢华，已和以前一样。习俗所改变，为何竟然不知道回归根本到这种地步呢？我皇上登基以来，深切忧虑时局艰难，亲身实行节俭，车马服饰器物，全都依照旧制，未曾稍加更改。即使有万不能延缓的重大典礼，尚且再三审慎衡量，拖延很久才举行，以期爱惜民命而舒缓物力。然而民间日用，在这钱财窘迫之时，还开启踵事增华的趋向。一旦物产丰盈，那奢侈浪费的习气，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确实是关乎人心世道的大事，不可不急忙防范。自古以来足以满足财用的政令，不外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臣认为处在今天想要开辟财源，没有比平定贼寇更重要的了。因为贼寇平定，则天下的田赋可以缴纳，商税可以流通，民间财货不足而自然充足。然而这件事尚需等待。那么不如先节制财用的流失。而节流的政令，必定先去除奢侈浪费而崇尚俭朴。应当请旨命令下部臣查照旧例，制定严密的章程，奏请颁发给内外官员，使百姓日用，容易遵循，而不敢稍有逾越。那些城市乡村之间，老成有见识的人，尚且不缺乏。看到这种舍本逐末的习气，平日本来不赞同他们的行为，却无可奈何。现在既然明确奉到朝廷的禁令，于是可以训诫他们的子弟，而劝勉他们的邻里，明白奢侈与节俭的是非，借此可以逐渐回归敦厚朴实。在今天的时势下，似乎还是补救民困的一种方法。等到物产丰富、财用充足时，也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祈皇上圣明鉴察。

译议奏颁发昏丧冠服典礼规条，礼部。

光绪元年六月初五日。内阁抄出。奉上谕。御史陈彝奏，详细陈述个人见解的各折，并非没有见解，而维持风俗礼教尤其应当讲求。着该部即将《会典》《通礼》内有关民间吉凶礼节者刊布通行，以资法守等因。钦此。钦遵到部。臣等认为，改变习俗、移易风气，以礼教为重。谨遵谕旨，查照《会典》《通礼》，详细选择婚丧冠服各事宜中最切合官民的，撮取其大要，共十九条。谨缮写清单，恭呈御览。

一、《会典》记载：凡有品级官员婚嫁，或使用本官执事鼓乐，人数不得超过十二名，灯不得超过六对。无品级人及生员、监生、军民，不得僭用执事鼓乐，人数不得超过八名，灯不得超过四对。一切浪费费用，一概禁止。

一、《通礼》记载：品官婚礼，纳币时章服一套，章饰与其品级相符。一品至四品，表里各八两，容饰合计八事，钗、钏、簪、珥之类。食品十器。五品至七品，表里各六两，容饰合计六事，食品八器。庶士婚礼，章服一套，八品以下，官与其品级相符，士与九品相符，表里各四两，容饰合计四事，食品六器。庶人婚礼，礼服一套，用帛无章饰，绸绢各四两，容饰合计四事，食品四器。

一、《通礼》记载：婚日设宴，一品官备筵席十五席，二品官十三席，三品官八席，四品官六席，五品官五席，六品至九品备筵席，都用牲三。军民人等备筵席，用牲二。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止。凡礼物丰俭，各与其品级相符，不得逾越。力量不能具备者，听其量力备物，士庶同样如此。

一、《会典》记载：丧礼陈设，一品官鞍马六匹，初祭筵席十席，羊五只，大祭相同。二品官鞍马五匹，初祭筵席八席，羊四只，大祭相同。三品官鞍马四匹，初祭筵席六席，羊三只，大祭相同。四品官鞍马三匹，初祭筵席五席，羊三只，大祭相同。五品官鞍马二匹，初祭筵席四席，羊二只，大祭相同。六品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鞍马二匹，初祭筵席三席，羊二只，大祭相同。兵民鞍马一匹，初祭筵席二席，羊一只，大祭相同。

一、《会典》记载：凡有顶戴官员，周年、百日上坟，常祭祭筵羊只，各照定例内减半使用。庶民常祭，也照定例从减。

一、《会典》记载：棺罩，一二品官，用销金青蓝等缎。三四五品官，用青蓝云缎。六七八品官，用青素缎及青蓝缎。九品以下官员、生员、监生，用青绢。兵丁、庶民，用青布。如他们父母原有官封诰命，准照品级使用。

一、《会典》记载：官员等丧葬，除租赁使用杠、轝、棺罩、执事外，其鞍马、衣箱等项，量力照例备用。力量不能具备者，听其节省。奇巧楼台等项，一概禁止。

一、《通礼》记载：品官发引灵车役夫，二品以上，六十四人。五品以上，四十八人。八品以上，三十二人。九品及有顶戴者，二十四人。庶人十六人。

一、《会典》记载：吉服。冠，一品至九品，镂金为座顶。一品珊瑚，二品镂花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七品素金顶，八品镂花阴文金顶，九品镂花阳文金顶。未入流视为九品。服，一品至三品，得用貂缘及蟒绣金花彩缯。七以上，得用金花彩缯。八九品得用素缧。领袂均得用蟒绣及金花缧。补服，文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鷘，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士庶公服，状元顶戴视为六品。会试中式贡士冠用裹金三技九叶顶，服均如常制。举人、官生、贡生、监生冠带视为八品，服皂缧缘青。生员冠带视为九品，服青缧缘皂。

一、《会典》记载：凡王公以下服，不得用黄色、秋香色及黑狐皮。五品官以下，不得用蟒缎、妆缎、貂皮、猞猁狲。八品官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及白豹、天马等皮。

一、《会典》记载：凡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顶戴、补服、坐褥，悉照本身现任品级，不得计算加级，僭越服用。

一、《会典》记载：军民人等，服准用绸、绫、纺丝、绵绸、茧绸、屯绢、葛、梭布、狼、狐、貉、羊等皮。冠用染骚、鼠、狐、貉、沙狐皮。帽上圆月，准用片金。不得用狐月欠、沙狐月欠、缎、纱及缎。上不得缘绿斜皮。器饰不得使用金。僧道除袈裟、法衣外，准用绸、绢、纺丝、素纱、各色布。其袍用土黄色、缁色。

一、《会典》记载：商贾有捐纳职衔者，冠服各从其品。无职衔者

译与平民相同。

《通礼》记载：百姓在冬夏季节戴的帽子上，不得使用带有大绒球结饰的装饰。

译《通礼》记载：考核职吏员额，在籍者只准使用顶帽，不得越级使用补服。内外各衙门供职的书吏，若非年满且通过考核任职者，不得越级使用金顶。

《通礼》记载：奴仆、优伶、皂隶，允许使用茧绸、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至于纺丝绸、绢、缎、纱、绫、罗，各种细毛，以及石青色衣服，都不得服用。冬帽使用染色的骚鼠、狐、貉、獭皮，不得使用貂皮。

《会典》记载：马鞍，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使用虎皮及狼、狐皮。有品级和无品级的笔帖式，以及库使、举人、官生、贡监生员、护军、领催，乃至兵民等，马鞍不得使用刺绣，以及倭缎、金银线镶边。鞍红、托秋、舆等物，不得使用镀金。

《会典》记载：军民、僧道等人，服饰器用，都有定制。如果常说“常服”，那么大礼服就不禁止；越级使用锦绮彩绣，器物使用戗金、描金；酒器常说“全用”，那么只使用一件就不禁止；金银，以及将大红销金制作成幔帐、被褥之类；妇女越级使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常说“金宝”，那么只使用金饰而无珠宝就不禁止；以及使用珍珠装饰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事发后都照例治罪。服饰器用等物，一并追缴入官。妇女的罪责归咎于家长。

《会典》记载：庶民男女衣服，都不得越级使用金绣。允许使用绫、罗、绸、绢、素纱。妇女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其余只使用银、翠。不得制造花样金妆饰。

书贺柘农侍御师《八簋约》后

邓瑶

《八簋约》一文，是善化贺侍御柘农先生为了挽救奢靡之风而作的。当时社会竞相崇尚奢侈，宴饮之风更加盛行，菜肴罗列，穷尽珍奇奇异。不是这样就不敢召请客人，即使召请客人也认为怠慢了自己，心里一定不高兴，有时甚至表现在言辞神色上。于是豪富之家，必定准备丰盛的食物才开始延请宾客；中等家产的人，以至于不敢设宴。这样饮食的礼仪就废弛了。这难道是先王用礼制来约束人的本意吗？侍御老师因为时事日益艰难，风俗日渐奢靡而感到忧虑，于是斟酌丰俭的适宜程度，作《八簋约》示人。从前我读这篇文章，认为孝子供养父母，不过三牲；风人礼贤，盛赞四簋。而且吉甫宴请朋友，只陈列鲤鱼；显父饯别韩侯，兼提蒲笋。而一脾臄的菜肴，一兔首的味道，诗人郑重地写入诗歌，不认为微薄。由此可知古人宴请宾客，重在情意而不重在物品。现在约定以八簋为礼，可以说是情意与文饰都达到了极致。然而当时的人终究不能遵从。先生晚年宴请客人，也稍微超出了他的约定。我曾经询问他原因，先生说：“习俗改变人，我也不知为何逐渐被其改变。这是我的过错。”如今先生去世已经几年，而长沙宴饮的盛况，比往日更加加倍。贤人去世，谁再用老成的言语，郑重地告诫呢？况且都会的浮华奢侈，由来已久。逐渐发展到边邑穷乡，也于是忘记了古朴。丰年的宴乐，或许还可以原谅。极端到荒年凶岁，也忍心酣畅歌唱。曾经想过昔贤所说的节省眼前宴饮的费用，就可以拯救日后几个人的性命吗？况且岂止是拯救几个人的性命呢？大概今人一日酣宴的费用，本来就可以拯救荒年几十上百人的性命。如道光己酉年的特大饥荒，仁人君子，不应该追思而深感悲痛吗？况且宴饮不遵从约定，推而广之，住宅必定追求壮丽，服饰玩好必定追求精美完备，姬妾仆从必定追求艳丽而娴熟。于是做官的不知道爱民，而俸禄不修者有了；做士人的不能安贫，而廉隅不整者多了；商贾农工也相互羡慕效仿，而懒惰的习气形成，抢夺的风气兴起，其祸患且到了不可胜言的地步。这都是奢侈造成的危害。那么贺先生写这篇文章，大概有深意存在。岂止是为饮食这一节而言呢？从前司马温公也有话说：“近日风俗，尤为奢侈。走卒类似士人服饰，农夫穿缘履。士大夫家，酒不是内法，果肴不是远方珍异，食物不是多品，器皿不是满案，不敢会见宾客。如果不然，人们争相非议，认为鄙吝。风俗颓败如此，居位者忍心助长它吗？”看公此言，那么转移风化，固然是居位者的责任。但我看今日的弊端，大抵是居上位者有以开启它。岂不大可悲伤吗？

正俗论

马福安

今天下最有害于风俗的，而大夫士庶大多沉溺其中而不醒悟，以致辱身破家败名丧德的人比比皆是。然而却仍然不停止，几乎举世都是这样，能不说是大悲哀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今日的赌博、洋烟、优伶之事。人各有职，公卿士庶，随其分位的大小，各有应当修持的职责。就应当早起晚思，以图建功，没有可以荒废于嬉戏的。士庶赌博就荒废事业，当官赌博就荒废职守。纵然侥幸逃脱刑罚，而对于自己职业的修持荒废如何呢？至于以此争夺利益，那就更不可以了。凡是财从农工商贾而得到的，都是生之有道，而人我得其利，所以可以长久。赌博则我得其利，彼受其害，稍有人心者不应当做出这种事。况且片刻之间，可以耗尽千金。祖父铢积而成，子孙倒箧以出，岂不是伤害节俭而加速破家吗？其行为不被世人齿列，又无

译这是关于烟毒的论述。鸦片烟最初来自遥远的异族。吸食它能让人精髓枯竭，形貌枯槁黧黑，饮食减少。一旦上瘾便欲罢不能，停止吸食则会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吸食往往通宵达旦，白天昏睡，精神疲惫短促，万事懒得去做。有时遇到人多场合，无法私下吸食，就会涕泪满面，进食即吐，痛苦万状，旁观者怜悯叹息。官员甚至因此被下属挟制，到处惊恐不安。一旦事情败露，官职丧失，身受耻辱。况且身体亏损、精神受损后，即使得到美职高官，也无法胜任。平日的才能也松弛废弛，面对万千变化，只求官位到手，一旦失去便视同鸡肋。我认为天下的嗜好之事，有所损害，必定略微有所益处；有所危害，也必定有所利益。所以赌博赢了，带着伶人饮酒，还指望娱乐声色、贪图利益。唯独这件事，只有损害而没有利益。而且危害切身，不止耗费资财而已。为什么当世的聪明俊秀之士大多昏聩糊涂呢？至于伶人乐伎，是宴饮庆贺的需要，鼓吹升平景象，原本不禁止。但士大夫却喜欢带着他们饮酒，与之狎昵轻慢，忘记了等级威严的区别，图谋片刻的娱乐，挥霍钱财，慷慨而不惜，以至于客囊空虚，负债累累，而伶人并未因此施恩惠。富人拥有资财，对至亲好友，不肯损其半粒粮食，却用来施舍给伶人，还以多争胜，为什么轻重倒置到如此地步？那些富家子弟不足为怪，我唯独诧异士大夫也这样做。唉，天下不当做却使人陷溺的事情也很多，这三者尤为浅近易见，而犯的人最多。所以我无暇列举其他方面，先以这三者示警。喜好修养、自爱的人士，见到不善之事如同探入沸水，事情稍涉非义，尚且避之唯恐不及，何必烦我喋喋不休呢？否则就会沉溺而不返，反而认为我迂腐，我更加担忧了。然而我还是希望天下沉溺于此的人最终不抛弃我的话。

译禁镫公呈

【左辅为节省财用、革除弊端，呈请禁止灯会之事。】

我私下认为，常州百姓大多朴实，风俗颇为勤勉谋生。虽然地处苏州、扬州之间，幸好未沾染浮华奢靡的习气。然而近二十年来，逐渐失去了古朴的风尚，每每铺张豪奢。近来多有游侠少年，更加热衷于游玩嬉戏。我们听说城东某某等人，呼朋引伴，摊派敛取百姓钱财，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张旗鼓地举办灯会。已经赛神立誓，随即凑钱饮酒并选出魁首。不夸耀数量多，而是极尽工巧。从通湖桥直到政成桥，统计登记不下八百多户，摊派费用高达一万多两银子。有的一个家庭要承担几个家庭灯会的费用，有的几个家庭共同承担一盏灯的费用。搜刮殆尽，邻里间互相怨恨。如果不加以惩处，其弊端有六点。常州土地少而人口多，生产少而消费多，即使竭尽全年的劳作，仍然衣食匮乏。现在为了贪图一时的耳目之娱，夺走了终年衣食的钱财。物力既已耗费，民财更加匮乏，这是弊端一。远近喧传，舟车聚集，士人和百姓都舍弃正业去游玩，街巷全都堵得水泄不通。在市集中婆娑起舞，狂荡长达半个月。荒废事务，错失农时，这是弊端二。因此宾客朋友聚集，亲戚远道而来，有的典当钗饰，有的卖丝如同剜肉。有的人拼命勉强支撑，从早到晚惶惶不安，这是弊端三。灯会所到之处，箫鼓喧闹，人群如蚁聚蜂团，街道狭窄拥挤。想离开的人难以离开，想进来的人正不断进来。人力难以支撑，想脱身也无处可逃。起初只是伤筋折骨，继而导致丧命害生。去年秋天的灯节，事情已经明显，这是弊端四。在这个时候，老人小孩扶着门框，而门窗防备很少；男女在道路上交错，而瓜田李下之嫌无法避免。狂徒动起邪念，宵小生出歹心，趁虚而入，行淫作盗，这是弊端五。滋生奢靡的阶梯，助长无赖的习气。闻风而动的人相继而起，沿袭旧事的人更加华丽。往年北门十爱、东门千诗，也已经竭尽心思，穷尽技巧。如今还觉得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变本加厉。将来效仿的人，不知会达到什么地步，这是弊端六。这六大弊端，危害确实深远。他们巧妙地附会街歌巷舞的名义，奢侈地陈列火市星桥的盛况。没有长远的考虑，却有眼前的忧患。恳请老公祖大人维持风俗，爱护百姓。我们沐浴在您的恩泽之下，为家乡周全考虑，因此敢于条陈利弊，恳求示禁。全郡百姓将感激您的恩德。

答某友论俗习书

熊少牧

信收到，承蒙询问保甲事宜。得知县令推行保甲制度，听说您贤能，备礼委托您担任保长。这是《周礼》中党正、闾胥、鄙师、县正的职务，是与州县官府协助治理的人。保甲法从周代开始，直到两汉、后魏、盛唐、明初都遵循它。劝勉善良，查究奸恶，考核作息，谨慎守望。用乡人治理乡人，耳目相近而情谊亲密，确实是政治中最完善的，对百姓有利而无害的方法。然而实行起来恐怕会扰民，而且弊端会滋长得更厉害，这是因为管事的人不得其人罢了。像您这样廉洁明察、公正谨慎，既然已经参考了陆清端、张清献、王伯咨等儒先的论述，研究其中的道理，随时制宜了。像我这样迂腐疏阔的人，也勤恳地与您商讨。为何您如此虚心收敛呢？因为承蒙您下问，我敢举出我所目睹而私下忧虑的事情，参与末议。我的家乡距离行台省百里，山川原野明丽秀美，田地肥沃。居民以耕读为业，颇知自爱，没有奢靡、懒惰、轻浮的习气。然而年代久远，人口繁衍，风俗衰败，浸染日益加深。其不轨的行为有三端。趁现在挽回，或许不至于江河日下吧。一是洋烟的流毒。鸦片由外夷制造，用重金购买，熬制成烟膏，躺卧着对着灯烛用力吸食。热气蓄积在五脏成为瘾，按时必须吸食，断了则病重垂死。面色黧黑，形体枯槁，萎靡不振，不能从事劳作。起初只有豪强有力的人能弄到，渐渐地中下户都沉迷其中。老少男女，贪恋嗜好无忌。渡口驿站，开设烟馆作为诱饵。士人堕落，农民丢下农具，妇女停止养蚕织布。等到一无所有，顽固的癖好反而增加。狡猾的人从事盗窃，卑贱的人倚仗市井。触犯法律，败坏伦理。势必要沦落沟壑才停止。唉！狡诈的外夷制造这个来祸害中国，他们的深谋远虑，难道仅仅在于囊括内地的财货而已吗？然而愚昧的人不醒悟，甘愿以身殉之。这些人原不值得可惜，他们的隐祸难道有极限吗？二是神祀的谄媚亵渎。乡里有社祭、蜡祭、大傩，报答司啬神，宣扬时节气候，这是礼制。至于百姓所瞻仰、所取财用，以及因死勤事、因劳定国、抵御大灾、捍卫大患，在祀典中的诸神，则由天子诸侯建国置都，设立庙祧坛墠来祭祀，为百姓祈福，不是民间所敢擅自祭祀的。沿袭到近代，祠宇所在多有。说忠孝节义，是秉性所好，瞻仰礼拜足以激发志意，还可以理解。即使以苹藻来昭示忠信，君子也嘉许。然而现在供奉神明的情况不是这样。广厦华美的屋脊，宏伟华丽。雕塑土木，魁梧的须眉。玉冠彩衣，金车锦幔。有的虬髯怒目，有的装饰仙女。都幻变出有生气的神态。仪仗的盛大，僭越无等。每年正月初吉、天贶日、中秋节，必定出行香。灵旗开路，华盖簇列。鼓吹风吹，炉烟雾喷。远近结彩龙护卫，有的长达十余丈。鸟枪虽然严厉禁止，也盈千累百。响声震动山谷。观看的人举国若狂。到达迎祀的人家，牲牢犒劳、壶飧的费用，众人视其丰俭为喜怒。每次行香，总计所耗，不下三百多万钱。年年有盈余而无短缺。神明聪明正直，难道能不怨恨痛苦吗？其他如

译争夺道路而愤怒，聚敛钱财而侵吞，以至于喧嚣诉讼、牵连不断，是在所难免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村里人无论寒暑，一旦染病，就向神灵祈祷，在夜间举行斋醮仪式。他们捆绑一头猪，用病人的内衣覆盖在猪身上，钲声、号角声、杀猪声、巫师唱喝声交织在一起。邻居和旅人手持火把，喧哗吵闹，奔向幽深的溪流和丛生的草木，呼喊“魂归来啊，魂归来”。病人在褥子上呻吟，如同痴呆，如同做梦。幸好遇到医生而迅速痊愈，便将功劳归于神灵的庇佑；往往也有祈祷尚未结束就突然去世的人。我独自坐在灯下，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这些声音。唉，是神呢，是鬼呢，还是人为的呢？又怎么能知道呢？大概乡野愚民被“石言莘降”之类的迷信所迷惑，这在史册中是有记载的；而僧侣道士又夸大因果报应，迎合他们的喜好以坚定他们的信念。《列子》说楚国人迷信鬼神，班固说湘水沅水一带重视淫祀，由此看来，确实如此。以上两点，都是您耳闻目睹的，何不禀报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上报给上级官员，严格施加法律禁令，或许弊端可以去除其最严重的部分吧？但我曾探究推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不明事理；不明事理，是因为不读书；不读书，是因为不选择老师。所以我最终提出一点，那就是塾师滥竽充数的问题。

译古代的家庭私塾、乡间学校、地方学府，务必延请乡间贤德且年长的人来主持。凡是进入大学逐步晋升选拔的俊才，都从小学奠定根基。看汉代专设的经师，宋代的大儒，起初必定循序渐进地讲授小学。这就是所谓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远行要从近处起步的道理。即使现在的制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追求精通帖括，他们的老师大多能推崇古代先贤，教导门下的学生，深入探究六经和四书的主旨，通过文章阐发道理，因此常常造就杰出的人才，明晓根本通达应用，成为国家的栋梁。哪里想到教育方法流失以来，小学全部被废弃。乡村里头脑糊涂的先生，传授的内容庸俗卑劣，甚至屠夫酒贩、方外之人以及饥寒交迫无赖之徒，完全不懂《少仪》《内则》《弟子职》是什么意思，也厚着脸皮招收孩童，以此谋生。他们授课另有俗本，错误百出，断章取义，粗鄙悖理，不合规范。那些田翁园叟，贪图他们收费低廉且礼节简单，让子孙跟随他们学习。最终读了两三年书，仍然一字不识。或者稍大些知道自我激励，但时机已过来不及了。况且童年时先入为主的东西占据主导地位，心中的蒙蔽日益加深，怎么怪他们对于所处的环境感到昏乱，不审察道理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呢？然而塾师的关系，确实非同小可。天下的事情有看似轻微实则重要，看似缓慢实则紧急的，这类就是。您周旋于故乡，所接触的各位父老，可以将选择老师的道理恳切地阐明，将教化修养、经典端正，经典端正百姓兴起，前两点，也不必等待惩罚告诫而惭愧悔恨自然产生。将来采集民风，便应当赞美我们家乡为小小的邹鲁了。至于像武断乡曲、开设赌场、讼师土猾、私习天主教等事，保甲条约已经详细规定，不再赘述。

上海果育堂记

冯桂芬

人性没有不善的。缴纳租税、读书识字的百姓，都是愿意安分守己的百姓。饥寒不能避免，理义不知道，于是放纵逾越法度的事情发生。天下的乱民不是生来就是乱民，不养育不教化导致这样的结果。夏商周三代时，邻里族党之间，互相保护接受，互相救助赈济，而且乡间学校遍布郊野角落，因此百姓没有失所的，风俗很少犯法。现在善堂义学的办法，意思还接近古代。能实行的人，只有我们江苏最完备。江苏之中又只有苏州上海最完备。即使是像江宁那样的都会，像扬州那样的富庶之地，也比不上。上海果育堂，起初是义塾。租赁民宅作为校舍，后来扩建为堂。施衣施棺施米，各种善事都办理。就在西关内淘沙场袁公祠后面建造了堂。堂有楼，共三间。中间一间供奉文帝和大士像。楼的外面是台用来迎神送神。两侧的耳房是处理事务的地方。工程始于咸丰九年，过了一年建成。花费钱两千多串。某君实际管理主持这项工程，而监工管理账籍，则是某君某君。沿用旧名的，顺从其始源。而且育的意思通于养。各位喜好善事唯恐不及，确实如此啊。不过我私下还有进言。《太上感应篇》，康熙年间于氏铁珊注说，水月禅师有预知能力，看见我们家乡虎阜塘，笙歌画舫，彻夜不绝，叹息说，百数十年后有大难，这是招致的吗？从今算起，果然应验。而且不因为家乡多善举而稍微减轻。议论的人说恻隐之心，是善气的感应。淫荡奢侈，是戾气的胚胎。戾气兴起，为善气所不敌，所以最终不能避免。近来寇贼就在城墙边，滔天肆虐，海隅一片土地，浮寄孤悬。这真是志士披甲枕戈卧薪尝胆的日子啊。然而旧染污俗，不收敛更加严重。洋泾一带，举国若狂。以刀兵余生的侥幸，挟持焚掠的残余，穿着鲜艳的衣服炫耀，饮酒赌博，弹瑟穿鞋，游媚权贵富人。父兄的教育不先行，子弟的表率不谨慎。衣冠旧族与无知的奸商同流合污。唉，这是什么时候啊？《礼记》说，国家破败，那么车子不雕刻几案，铠甲不编组皮革，食器不雕刻花纹，君子不穿丝鞋，马不常喂。今天，难道只是破败说的吗？纵横千里之内，人烟稀少，城邑荒废。道路沟渠中颈项断裂膝盖折断的残骸，暴露而不收殓。孝子悌弟鳏夫寡妇的哭声，呜咽而发不出。这是陷落贼手的郡县的痛苦。苏松附近逆贼，出没无常，早上不能保证晚上。贼锋所指，扶老携幼四处逃跑。匍匐在火光枪炮之中，魂惊胆裂。或者从崖岸坠落，或者在崎岖路上僵仆。侥幸得以逃脱，在异乡漂泊，衣食断绝。树荫用来供寝卧，草根用来充饥。寒暑无法抵御，瘟疫时常发作。死亡疾病，十家而九。这是避难人民的痛苦。军兴以来，各路官军，白天荷戈冲锋，晚上倚靠营垒呻吟。一天之中，多次交锋。一个月之久，不解甲胄。经历风雨，冒着霜雪。饥寒内攻，矢石外逼。走出万死一生的路途，以希望一次胜利。这是从征将士的痛苦。说到这些，稍有人心，试想他们为什么独自受苦，我为什么独自快乐，也必定闻乐伤心，临觞不饮。《易经》说，君子以俭德避难。又说，君子以恐惧修省。又说，雷声震惊，恐惧以致福。《诗经》说，上天正在肆虐，不要嬉笑。《左氏传》说，以忧为乐，忧必及之。虎阜旧闻，殷鉴不远。当此之时，惟有坚苦刻厉，反省罪过，或许可以感动天心而挽回劫运。豪举的挥霍，好义的慷慨，一转

译这只是转移闲暇罢了。将缠头之金节省下来，义浆仁粟就不会匮乏了。将秉烛夜游的时间节省下来，读书治生就有余力了。什么善事不可以做？什么福分不可以求得？通过实际行动来培养德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希望以此告诉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邦国人士。

译轻诺辨 【陆继辂】

轻易许诺的人必定缺乏信用。这句话，人人都把它当作最大的警戒。唉，轻易许诺难道是人们所期望于每个人的吗？有个人在这里，事情正危急，自己不能谋划，于是向朋友请教。朋友推辞而没有借口，就说：“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承担的。我现在答应你，如果事情没有结果，我拿什么见你呢？你何不另作打算呢？”这个人，对事情没有补益，却多了一层惭愧，他的内心更加惶恐不安了。有个人，愤恨他的朋友不尽力，于是奋然承担下来，就高兴地行动，暗中有所倚仗。到了第二天事情没有结果，对事情确实也没有补益，但前一天的那层惭愧，已经为他抹去了痕迹而缓解了忧虑了。这种恩惠，与许诺而守信的人相差无几。信用，是许诺之后的事情。许诺尚且得不到，哪里还来得及责备他守信呢？况且信与不信，不是许诺的人所能预料的。天下哪里能得到万无一失的事情而筹划它呢？忠臣谋划国家大事，他们最初的愿望都期望拨乱反正。然而势穷力竭，白白以身殉职，辜负平生志愿的人，哪里能说得完。如果用轻易许诺缺乏信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那么就会说：“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承担的。”而高飞远引的人，是因为不轻易许诺；反颜事敌的人，是因为不轻易许诺。难道是这样吗？人心一天天趋向淡薄，无愧于孝悌的人，大概十个人中得不到五六个人；和睦、信任、体恤的人，十个人中得不到三四个，甚至十个人中得不到一两个。所以贫富日益互相炫耀，而睚眦之怨，积累成为仇敌。仇敌互相成为邻里，而乖戾之气乘虚而入了。难道不深可畏惧吗？所以说，轻易许诺的人不可过分责备。宽恕他有时守信有时不守信，而许诺的人仍然难找；要求他必定守信必定不失信，那么还有能许诺的人吗？那些多方推辞的人，正用缺乏信用的说法，掩饰他不许诺；而奋然亲身承担的人，又因为能许诺的缘故，陷入不守信。这是堵塞天下和睦、信任、体恤的机会，而使他们逐渐发展到成为仇敌。很久了，旁观者容易说话，而孤立无援的人难以得到谅解。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那么有急难求助的人，都许诺他，到了第二天推辞他说：事情没有结果，不是我最初的愿望。可以吗？”回答说：“这是身受者所能辨别的。天下哪里有处心积虑成于不守信，而能用许诺来交易的人呢？这又是不许诺者的另一种借口。”

杜密刘胜论 【邓瑶】

汉朝杜密辞官回家，每次见到太守县令，多有陈述托付。同郡刘胜也告老还乡，闭门谢客，没有什么干求涉及。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是清高之士，公卿多推举他。”说刘胜是清高之士，就隐然认为杜密不是清高之流了。但我思考，刘胜在乡里缄默不语，大概是秉持礼义自重的人。杜密虽然多有陈述托付，但看他对王昱说的话：“志义力行之士，杜密推荐他们；违道失节之士，杜密检举他们。使明府刑罚赏赐得当，美名远扬，不也是万分之一的好处吗？”就知道杜密的陈述托付，是辅助太守施行激浊扬清的政令，不是私下有所干求。这样又有什么嫌疑他多有陈述呢？所尊贵乡先生的，是因为他们爵位尊显，年龄道德高劭，既足以作为乡人的榜样，也为太守县令长官敬重忌惮。凡是郡中豪族大姓，积奸巨猾，久为民患，以及凡弊端应当除去，利益应当兴办，小民不能诉说给长官的，乡先生一一传达而兴革，以慰民隐。于是上下都适宜，闾阎安谧，盗贼屏息，风俗醇美。这是贤士大夫在乡里裨益的明效。所以澹台灭明足迹不踏公庭，而邑有公事，未尝不到宰室。他所言的是公事，自然不以干谒为嫌。子贱做单父宰，以父礼事奉的三人，以兄礼事奉的五人，以友礼事奉的十人，而单父治理得好。大概就是以邑贤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而事无不知，治理容易奏效。当时单父的人，也不以父事兄事者，昵于邑宰为疑。大概见信于乡党者素来如此。刘胜位为大夫，及归乡里，闭门养高，于郡中事之当言，与不可言者，缄嘿不出一词。杜密说他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杜密的话虽然近激，刘胜终究不敢怨恨。总之刘胜以搢绅居乡，置理乱不闻，固非君子所取。而杜密之敢为直言，多所纠发，或失恶恶从短之旨。所以王昱稍嫌其数，从容以为言。然而王昱一闻杜密言即惭服，待之弥厚，则平日之相信者必深。杜密也知道他信己实深，乃敢直言无隐，非卒然以言聒也。士大夫居乡惧怕事情有累于己，不可引刘胜闭门谢客为辞，以掩饰其晏安自便的诮责。利人之有求于己者，尤不可引杜密多所陈托为辞，以遂其贿赂营私之计。惟平居以礼义自重，遇邦邑有大事，则竭力襄助，任劳任怨而不辞。既有益乡里，复无损名望。礼所云乡先生殁可祀于社者，斯人庶几无多愧乎。然而求之近世，不可得而见矣。

上朱小云观察书 【顾广誉】

广誉听说古之所谓乡先生，未尝不留教泽于里闾，而

译后辈中那些有心钻研阐明道术，以求在人生取向上不致迷失的人，也唯有依靠乡先生。汉代伏生的话说道：“大夫和士人到七十岁退休养老，回到自己的乡里。大夫担任父师，士人担任少师。其他子弟入学，则在清晨，年长的老人坐在右塾，稍年轻的老人坐在左塾。”可见乡先生对后辈的教诲是如此。孔子回答子贡询问行仁的方法，首先提到要侍奉该国大夫中的贤者；而在士人的冠礼中，加冠后更换礼服，一定要拿着贽礼去拜见乡先生。后辈向乡先生求取益处的情况又是如此。在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风俗淳厚，人才繁茂，起始于一个闾巷、一口井的范围之间，而广泛渗透、熏陶，遍及天下，乡先生的力量在其中占多数。后世封建和井田制度废除，而邻里乡党的制度，都不再是旧貌。时势既然不同，情势也各异，确实不能全部拘泥于古人的既定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斤斤计较地寻求父师、少师那样的角色，人们一定会非议并嘲笑他。虽然如此，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像古人那样的人出现，那就罢了；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像古人那样的人出现，也没见当今真的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为什么呢？古今之间大相径庭的，是形式；不曾相同的，是心意。君子可以改变形式，却不能不效法其心意。天下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而这一点尤其重大且关键。广誉私下以此衡量，同时代的大公卿中，想要暗中契合这一义理的人有多少呢？而现在却在执事身上得到了。执事自从入仕以来，与人交往有始有终，早早就赢得了乡里每个人的信任。等到您因守丧居家，大家都认为您主持风雅，惠及后辈，只有执事确实践行了这一点。广誉仰慕您的风范，心中欣喜，但因为生计所迫，客居他乡教书，没有闲暇竭尽心力于学业，而执事年事已高，时常患有脚疾，有时谢绝宾客不见，所以我自认身份低微而不敢进见。执事却殷勤地招见我，并且嘱托我校勘您的文集。我反复思考多次，然后才知道执事学问的深厚，文辞的光彩，以及喜怒哀乐、悲切诚挚的情感，自然地流露在伦理纲常之间，这更是您立身处世的根本。所以您在为官和居乡时，一切都效法古人，各自遵循其道而情不自禁。从前嘉兴沈侍郎从京城归来，曾以学术重任相期许，现在执事虚怀若谷，竟然比沈侍郎有过之而无不及。广誉认为这才是真正得到了古代乡先生的遗意，与所谓父师、少师的教化，虽然作用不同但准则相同。我恳切求益的念头，蓬勃地激发出来，所以冒昧地在前面陈述这些说法，希望您不要推辞而最终教导我，那就太幸运了。

译回复王西涧关于改变风俗的信

许宗衡

来信说乡人的习俗，急切之间难以改变。那些从事农作、洒扫、宴饮、酒肉之事的人，如同市井小贩般争吵喧哗，妇女们咒骂，没有原因就跑到面前。每天为他们排难解纷，几乎忙不过来。无论是一家人内部，还是乡邻之间，想要辨别是非并应对，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情势上已经不可能了。依我看来，这正是您检验学问的时候。《汉书》有话说：百姓都具备五常的本性，但刚柔缓急、声音不同，是由水土的风气决定的，所以称为“风”；好恶取舍、动静没有定规，是随着君主的情欲而变化的，所以称为“俗”。因此，移风易俗，权力掌握在上层手中。天子教化天下，长官教化一县，君子居住在乡里就教化一乡。由习惯形成的取舍动静，可以引导归于善良；由本性决定的刚柔缓急，也可以调和达到和谐。然而习惯久了，改变就难；禁锢深了，开启就不易。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常常采集民谣来检验风俗的淳厚或浇薄，而法令不骤然实施，一定要根据习俗来施行禁令和改革，而运用一定要平和。这是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教化。您被乡党宗族所推崇仰慕，所以一乡的事情，都来向您请教。而您以仁爱之心，施加于善良之人就容易感动，施加于顽劣刚愎之人就容易轻慢。那些当面顺从背后违背的人，就向别人说：这个人容易欺骗，我只是表面上装作感动罢了。他们本来就不责怪我。况且您又何尝不在脸色上表现出义正辞严，明显驳斥他们欺诈虚伪的试探行为，但人们终究不改变，这是因为习惯已久、禁锢太深了。他们的心被欲望遮蔽，而情感必然不能愤怒。但当他们与人无竞争、与世无争执时，问他们是非曲直，即使是顽劣刚愎之人也与善良之人相同。等到私意兴起而理智不能战胜时，学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乡里之人呢？处在齐国就廉洁，处在楚国就盗窃，这是习惯造成的。妻子娶来不嫁，臣子任用不罢免，这是本性决定的。本性虽然可以恢复，但习惯确实难以改变。天子教化天下，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长官教化一县，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君子居住在乡里，地方狭小人口少，教化似乎容易，然而没有政令赏罚，而独自以身作则，所处地位并非崇高，视听尤其密切，从父母兄弟夫妇朋友，到五党之间的应酬交往，如同放置器物一样，揭开它的藏匿就全部暴露。所以耳目接近则指摘周全，真伪全部清楚则观感难以产生。因此我认为乡人习俗难以改变，正是您检验学问的时候，也就是您磨砺品行的地方。您居住在乡里难道还有可议之处吗？而我却推而广之来说，正是因为改变乡里习俗很难啊。三代盛世时，从诸侯卿大夫士，都是本国的人。他们的邻长、里宰、酇长、鄙师，就在同井庐中进行推举选择。所以下层的风俗容易通达，上层的教化容易传播。观察乡里就知道王道容易施行。所以君子居住在乡里，不是可以苟且应付的。逐渐积累等待时机，将来治理天下，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推广救溺女说

彭崧毓

过去有禁止溺杀女婴的文章，用空洞的文辞来告诫，不如用实际的事情来拯救。最近看到地方官的告示，禁止民间溺杀女婴，并根据绅士们的公呈，议定收养的条规，详细明白地开列出来。这真是怀着不忍人的心，施行不忍人的政事啊。我隐居在乡间角落，私下听说溺杀女婴的家庭，一半苦于无力抚养，一半苦于无力支付嫁妆。所以在女婴刚出生时，就已经考虑到日后的出嫁问题。长郡的风俗极好，穷苦人家，从来没有卖女儿给人做婢妾的。而嫁女儿不收取聘礼，出嫁那天，所有新娘的衣饰器具，娘家一无准备，都必须由母家资助供给。所以富裕人家有时花费多达数百金，而贫穷人家也不是几十金办不到。有极度贫困无力，而衣物不齐全的，往往因此憎恶媳妇，媳妇也因此怨恨父母。所以愚蠢的父母认为，与其日后忍受痛苦，不如在刚出生时就忍受。这就是溺杀女婴者众多的原因。嫁女儿不收取聘礼，是美好的风俗。但如果因为缺少嫁妆就导致溺杀女婴，那么美好的风俗反而变成了恶劣的风俗。这是因噎废食的看法，不能不立法来拯救它。现在有贤能的士大夫，请求地方官，如果收养的话，明确深切地告示晓谕，顺着他们的风俗而加以引导。此后嫁女儿的人家，允许他们酌情收取财礼，规定限制，不得争论多少，就把所收取的全部用来置办嫁妆。富裕人家听任他们自行贴补，贫穷人家不至于费心张罗。在娘家既出于分内应当之事，在女家也知道情理上可以接受。这样那么婚姻之礼，既有成规，而父母的心，可以没有先前的忧虑。所保全活命的，也一定不少。嫁娶谈论钱财，是最为鄙陋的风俗，地方官应当禁止革除，哪有教人收取钱财然后嫁女儿的呢？然而这也是不得已的仁术啊。如果无害于礼义，而有利于民生，那么仁人君子，也就实行了罢了。虽然如此，防止流俗的弊端，尤其不可不端正教化的本源。女家不要求聘礼，而家里还憎恶嫁妆微薄，这是因为风俗逐渐趋向奢侈。过去穿布衣的人，现在偶尔使用绸绫，甚至有呢绒羽毛了。过去装饰银器的人，现在一定想要镀金，甚至有珠玉了。富裕人家在城市里看到，贫穷人家在富裕人家看到，不认为是不适宜，而认为是可羡慕的。不衡量自己的能力达不到，而不顾艰难拮据，以求模仿其中一二。心是这样，女儿的心也是这样。而父亲

译母亲的心，便觉得如果女儿不这样，就无法面对丈夫，也就无法面对他人。难道不想想，因为这种念头而忍心违背天理，以至于溺杀女儿，这样便无法面对上天。这正是喜好奢侈的一个念头造成的祸害。乡里那些有心挽回端正风俗的先生，如果能率先倡导节俭，那么所挽救的，又岂止是溺杀女儿这一件事呢？

译在李寅庵大令《育婴局募捐册》后作序

邓瑶

我们县里原本就有育婴局。内江人李春暄侯来担任县令时，因为县里溺杀女婴的现象很多，便筹划充裕局中的资金费用，命令民间那些生了女儿却无力抚养的家庭，将孩子交给育婴局抚养，用意非常深厚。虽然如此，我认为李侯这一举措，只能抚养贫苦人家的女儿，却无法禁止富人家不溺杀女婴。为什么这么说呢？贫苦人家固然大多溺杀女婴，但乡间习俗常常从小就把孩子抱养给别人。现在又增加了育婴的资金，那么贫苦人家溺杀女婴的风气应当会稍微平息。至于富户人家，李侯即使设立上百个育婴局也无济于事。富人家溺杀女婴的原因，不是因为抚养艰难，而是因为嫁女艰难。乡间习俗嫁妆日益奢侈，讲究丰厚常常导致耗尽家产；如果不丰厚，就会被夫家轻视厌弃，甚至有因此被休弃妻子的。妇女们的见识，认为将来让自己的女儿不被夫家看重，或许会忧郁而死，不如在刚出生时就死去更为妥当。因此沿袭成风，往往富人家更加严重。所以我才说李侯这一举措，只能抚养贫苦人家的女儿，无法禁止富人家不溺杀女婴。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那就只有命令富人嫁娶崇尚节俭，制定标准，使他们没有超越的可能。《周礼》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妻子，送去的币帛，纯帛不超过五两。宋代范忠宣公娶媳妇，嫁妆丰盛完备，范公命令在庭院中毁掉，说：“不要破坏我家的家法。”孙觉任福州知州时，当地习俗在婚丧嫁娶上过于丰厚，费用没有节制，孙觉裁减为中等标准，规定嫁妆不得超过一百贯，命令下达后，嫁娶的费用以百贯计算。民间习惯于奢侈，难道是他们的本性吗？也是苦于习俗沿袭，不能靠一个人来纠正罢了。如果有贤能的守令遵循礼制建立制度，严厉禁止，无论贫富，必定都会欢欣乐意地遵从。这就是所说的“下令如同流水的源头”，是因为顺应民心啊。李侯怜悯我们县里溺杀女婴的人很多，既然已经募集资财来抚养贫苦人家的孩子了，如果真能召集全县人在庭院中晓谕他们说：嫁女儿不得超过奢侈，并且制定制度分为三等，稍富的人家不得超过一百缗，中等富有人家不得超过二百缗，极富的人家也不得超过三百缗，违反命令的，就将超过部分的资财，收入书院作为学生的膏火费，定为常例。娶媳妇的人家，如果有争论资财的，乡里不再接纳他，告到官府，处罚绝不赦免。像这样，那么嫁娶奢侈的风气必定会停止，而溺杀女婴的恶习，可以不禁止就自然平息了。我不才，因为李侯孜孜不倦喜好行善的心意，推广阐述这些道理，以此回复李侯，并且以此告知同乡的君子，希望他们思考如何推广好生之德，而不拘泥于妇女的浅陋见识，从而断绝这种残忍的习俗呢。从前马融曾说：“丧葬的礼仪简约，那么死去的人就能得到掩埋；嫁娶的礼仪节俭，那么结婚的人就能按时成婚。”嫁娶的礼仪节俭，难道仅仅是让结婚的人按时成婚吗？而且可以避免母子相残、逆天违道的罪孽。居上位的人顾虑什么而不命令在下位的人呢？在下位的人又有什么顾忌而不遵从命令呢？

四禁告示

李宗羲

为了恳切晓谕百姓的事。查得本部院访闻山西省向来有刁风恶习，牢不可破。如果不严厉禁止，怎么能淳厚民俗而保全民生呢？现将应当禁止的各条，开列如下：第一条禁止讼师唆使诉讼。诉讼终究凶险，记载在经典中。诬告反坐，律法有明文规定。小民难道都是刁滑之人吗？那些敢于胡乱控告的，大多是由讼师在暗中主持。他们于是仗着有恃无恐。殊不知这些人以刀笔为生计，名义上是帮忙，实际上是图利。凡是遇到户婚田债等细微小事，无不千方百计挑唆。一旦被他们愚弄，往往纠缠诉讼不停，有的导致倾家破产，有的导致戴枷披锁，种种苦情，追悔莫及。此后如果遇到忿怒争执的事情，务必再三忍耐，断不可轻易涉讼。如果是万不得已，也只宜据实申诉，切勿听人唆使，编造言辞诬告，自找麻烦。至于积惯的讼棍，罪应充军，现在经过严密访查捉拿，有犯必惩，也应当改过自新，各安本分，不要再簸弄乡愚，自蹈法网。特此告诫。第二条禁止借死图赖。山西省民多轻生，妇女尤其严重。推究其原因，一由不能忍气，一由有意害人。那些不能忍气的，性情褊急，一有忿恨，心如火烧，既不前思后想，又不向人剖辨，除了一死，无路可走。殊不思人身难得，既死不可复生，何妨稍为忍耐，况且在别人固然属无理，自己或许也有不是，平心思之，自然忿气渐消，不轻易寻死。那些有意害人的，一忿之差，投井自尽，不论事之大小，不计理之是非，以为舍此一身，便可报复。不知轻生无抵命之条，图赖有应科之罪。这是想要诬陷他人，反而害了自己亲属。务必洗刷积习，勿再妄生拙计。倘或执迷不悟，仍敢借死图赖，定将尸亲按律严办，决不宽宥。第三条禁止厚葬。山西省盗墓的案件，层见迭出，而妇女的墓尤多。细访其故，盖因三晋陋习，葬具太丰，而于妇女装殓衣衾之外，加以珠宝首饰。更有母家以女儿所遗之物，弃之不甘，取之不得，于是多方争索，尽以殉葬。不知埋金玉于冢内，徒启盗贼窃发之心，劫墓开棺，尸骸暴露，是厚殓反以贻祸也。纵然捉拿盗犯，照例严办，而夜台剥斲之伤，仍归

译没有补益。与其在事后追悔，何不防患于未然。因此普遍告知百姓，禁止厚葬，摒弃奢华崇尚节俭，那么盗墓的风气自然就会平息了。

第一条禁止溺杀女婴。天地有好生之德，父母有爱子之心。虽然生男生女似乎有区别，但在天地看来都是生灵，在父母看来都是骨肉，怎么可以故意伤残？

现在听说山西省溺杀女婴的风气，各州县都不能避免，而平定、榆次以及南路地区尤其严重。刚生下一个女儿，勉强留存；连续生几胎后，就立即淹死。甚至见到女婴就溺杀，不留一个。这种忍心害理的行为，大大违背了天和。这都是因为贫穷者衣食艰难，害怕抚养；富裕者吝惜嫁妆，互相效仿。殊不知天地生一个人，必定有养活这个人的资源。况且嫁女儿原本可以根据能力量力而行，少量的嫁妆，对家庭生计也没有损失，怎么忍心孩子一落地，就立刻产生杀机。

因此法律有专门条款，罪行不亚于故意杀人。家中大多断绝后代，祸患实际上起源于伤害生命。此后有生下女儿的，应当像生儿子一样对待，不要再溺杀。如果敢因循旧俗，重蹈覆辙，只有按照法律治罪罢了，不要后悔。

以上四条，你们军民百姓都应当细心体会。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不要被刁风恶俗所动摇，以致辜负本部院厚望。特此告示。

译佛教格言

俞正燮

《南史·褚裕之传》记载：（褚裕之）进献毒药给晋恭帝，皇帝不肯喝，说：“佛教认为自杀的人不能再次投生为人。”查《晋书·恭帝纪》，也说皇帝深信佛教。《宋书·彭城王刘义康传》记载：（宋文帝）派遣中书舍人严龙带着毒药赐死刘义康，刘义康不肯服药，说：“佛教认为自杀的人不能再次投生为人，就请随意处置我吧。”于是用被子闷死了他。法显的《佛国记》记载：王舍城旧城外，有个比丘想要自杀，又想到世尊制定的戒律不允许自杀。又有法炬翻译的《比丘避女恶名欲自杀经》所记载的事情。近来看到杨式的《果报闻见录》，记载了康熙七年五月镇江张大的事情，言语也相近。这些话大有益处，可惜世上刊印善书的人不知道采纳这些。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宋太祖跟随周世宗攻打楚州，州里的百姓极力抵抗周军，过了很久不能攻下。攻克之后，周世宗命令屠城。太祖走到一条巷子，看见一个妇人的头颅被砍下死在路上，而身下的婴儿，还抱着乳头吮吸。太祖心中怜悯，返回命令收留这个婴儿，交给乳母抚养。巷子里的住户因此得以幸免，于是称这条巷子为“因子巷”。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记载：躲避贼寇的人，因为婴儿不懂事，不能告诫他们保持安静，担心啼哭声被贼寇发觉，就把他们丢弃在路边。有人教他们做成棉球，随着婴儿嘴巴的大小制作，放在口中，使满口而不堵塞气息，把甘草末浸水放入棉球中，婴儿有所咀嚼吮吸就不会出声，又因为棉球柔软不伤口腔。或者刻版印刷张贴在通衢大道上。靖康、建炎年间，保全活命的婴儿很多。现在我认为“自杀不能再次投生为人”这句佛语，也应当刻版印刷张贴在通衢大道上。

戒杀文

姚莹

人虽然残忍，也不会生下来就杀人，起初必定有原因，逐渐发展到日益滋长，然后残忍的本性才形成。大概这种苗头萌发得很早啊。杀动物的人，是杀人的苗头。如果扩充不想杀人的心，那么我赞同佛教的说法。戒杀放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世上喜欢辩论的人有三个难点：一是说动物没有知觉；二是说是妇人的仁慈；三是说这是佛教的法门，不是先王的教化。唉，可以说是不思考根本了。天下的动物，只有死了才没有知觉。如果蒙受血气而生，没有没有知觉的。然而即使没有知觉，而我不考虑道义，只考虑知觉，那么天下蠢蠢欲动的动物，都可以杀吗？知觉的有无，动物不是自己选择的。命运不幸而没有知觉，又进而加以杀害，什么动物这么不幸呢？所谓妇人，是说她们知道爱护而不知道辛劳，能养育而不能教导。或者放纵恶行、包庇奸邪，导致后悔莫及、留下祸患，所以称为妇人的仁慈。难道一定要残忍才能称为大丈夫吗？世上杀生的人，杀它我不知道有什么罪，放过它我不知道有什么害处。至于把戒杀当作佛教的法门，不是先王的教化，那就更有不得不辩驳的了。也曾观察天地之所以生育人物根本吗？推究乾坤的端倪，阴阳的征兆基础，氤氲摩荡，黄白萌芽，天地的化育，本来对人没有心意，就像父母的胎孕，本来对男女没有意图一样。等到它们既已出生，而肥腻的、膏润的、无毛的、有羽毛的、有鳞片的分类了，称为大兽一类；外骨骼、内骨骼、倒退行走、侧身行走、连续行走、弯曲行走、用脖子鸣叫、用注鸣叫、用旁鸣叫、用翅膀鸣叫、用大腿鸣叫、用〇鸣叫的分类了，称为小虫一类。对于天地，都是父母而养育它们罢了。于是蠢蠢蠕动，各自寻求吃饱，弱小的成为肉，强大的吃它们，互相吞噬，血流肉飞。在这个时候，人凭借虚灵的性，独自包含二五的精气，固然已经得到最清的气，禀受的生命特别丰厚了。然而伦理纲纪没有建立，政治教化没有开启，那么也是混混沌沌，没有什么大不同于众物。所以吃肉穿皮，住在树上洞穴里，争夺互相杀害，同类互相仇视。等到后来的圣人兴起，设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来纪理伦理，确定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亲疏来辨别名分，建造城郭宫室来安定居住，利用水火金木来完备使用，用七礼来节制行为，用六律来引导和谐。而特别怜悯他们残害生命杀害动物的惨状，所以教导他们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治理丝麻作为衣服。政治教化既已开启，人民万物大大安定，然后行走的、呼吸的、飞行的、蠕动的各类，各自得到适宜的地方而不互相伤害。从此万物都卑贱，而人独自尊贵，天心也有所归向了。然而那些万物，同样承受天地的气而生，只是因为愚蠢顽固，不如人道建立，固然还是天所怜悯爱惜，而同在养育的，像父母一样。有贤能的儿子使建立家庭，作为他们的首领，那些愚笨不肖的，更加值得怜悯了。怎么能卑贱厌恶而杀害它们呢？《虞书》说：“像我对待上下草木鸟兽一样。”《商书》说：“鸟兽鱼都顺从。”《诗经》说：“君王在灵囿，母鹿伏卧。君王在灵沼，鱼儿跳跃。”又说：“那丛生的芦苇，牛羊不要践踏。”自古圣帝明王，都能体察天地生育万物的心，仁爱遍及各类，万物各自得到适宜的地方。这样然后天心顺从而风雨按时，地气通畅而繁殖生长，人情融洽而四方和睦，万物得宜而凤凰降临，麒麟游荡，龟龙出现，瑞草挺立。只有好生的德行，才能融洽上下幽明之间。然而古代祭祀宾客，以及厨房的馈赠，先王不免牺牲杀害，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先王不得已的。大概血肉的食物，可以充养身体，人如果没有清心内养

译（前文省略）。十天不吃肉食，脸色就会显得枯槁。一百天不吃肉食，身体或许会弯曲萎缩。圣人不会强迫人们做难以做到的事，所以制定了适中的制度。饮食有固定的牺牲，物品有固定的品类，获取有固定的时节，制度有固定的法则。不追求远方的物品，不珍视奇特的味道。在祭祀和接待宾客时，对自己的供养有所增加，以此来表达孝敬之心。

译推究圣人的本意，难道不认为（过度杀戮）是有遗憾的吗？所以《礼记》说：国君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牛，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羊，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狗和猪，平民没有特殊原因不吃珍馐美味。他们节约克制到了这种地步。水獭陈列鱼（捕食），然后虞人才进入沼泽设置渔梁；豺狼陈列兽（捕食），然后才开始田猎；斑鸠化为鹰（秋深），然后才设置罗网；草木凋零，然后才进入山林；昆虫尚未蛰伏，不用火焚烧田野来狩猎；不猎取幼兽，不取鸟卵，不杀害怀胎的母兽，不杀害幼小的动物，不捣毁鸟巢。他们爱护养育生命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圣人对于百姓和万物的功德太大了，那些口腹之欲和祭祀宴享的礼仪是绝对不能废除的，天地万物也都乐于提供这些供品，然而圣人仍然这样节约克制、爱护养育，所以天下人都蒙受他的仁德并感动于他的诚意，只看到生物生长而看不到它们被杀害。现在没有圣人的功德，却只借口古代的礼仪，来满足自己的贪婪残忍，这难道是仁人的心意吗？人的迷惑真是严重啊！正因为他们不珍惜物命，果断地进行杀戮，日复一日习以为常，不知不觉中慈祥悲悯的心意逐渐消亡，而刚强暴戾的心理暗中滋长，一旦杀人就不觉得困难了，这是因为杀人的心机早已先动起来了。唉，礼仪始于饮食，古代圣王教导百姓耕种，其功绩在万世中最显著的，不仅仅是粮食优良，使百姓没有疾病，自从农业兴起，天下万世的物命赖以保全的功绩巨大啊。儒者诵读效法先王，不能从这最显著的功绩出发，去实行节约克制、爱护养育，这也是可以的。却不去体察天地好生之心，反而把戒杀当作佛教的弊病，这就是所谓喜欢辩论名称而忘记了实质，最终也不过是不仁罢了。

仁言

易佩绅

世俗的谬误，哪里说得完呢？先王的制度，不食肉的情况，只有丧礼而已。遭遇荒年、瘟疫、丧事而不举行宴饮，是因为物资不备，不丰盛设置。荒政时期放宽山泽的禁令，听任百姓采捕鸟兽鱼鳖，那么不举行宴饮，也并非完全不吃肉。斋戒时改变饮食，有“王日三举”的记载，说每天进献三次太牢，固然未免过于奢侈，但总之必须丰盛必须洁净。丰盛，是备齐物品以助长精气而交接神明；洁净，是中午不吃早晨剩下的食物，晚上不吃中午剩下的食物。“不茹荤”的记载，不见于经典。即使就“荤”字而论，也是葱、薤之类，凡是气味辛辣的都是。担心它们散乱神气而禁止食用，其意义也可以采纳。但总之并非不吃肉。丧礼中不食肉，是因为吃美味也不觉得甘甜。荒年、瘟疫、丧事不举行宴饮，是贬损节约，也有不觉得甘甜的意思。这与佛教的戒杀无关。而世人却把佛教的戒杀当作斋戒了，于是把祭祀时的斋戒当作不吃肉了。偶尔有懂礼的儒者，居丧而不吃肉，人们竟把斋戒的名目加在他身上了。士大夫中也有人这样认为。难道有身为士大夫却没读过《礼记》的人吗？读了《礼记》却全然不思考吗？所谓居丧未安葬时读丧礼，安葬后读祭礼，大功以上的丧事要废置学业，其他书籍无心去读，可读的只有丧祭之礼。也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加详细地研读，这样葬祭之事就越不会出差错。并不是说不居丧的人就不读《礼记》。然而祭祀时能真正斋戒的人也很少了。只要身心洁净整齐，有不愧于斋戒的表现，那么即使误把不吃肉当作斋戒，也不可以深加责备。至于把居丧时不吃肉当作斋戒，就不再知道有“食旨不甘”的心意了。即使凡是荒年、瘟疫、丧事不举行宴饮的情况，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那就是不仁了。

与人论祝寿书

陈澧

我昨天与阁下讨论祝寿的礼仪，当时座中有客人，没能畅快地表达我的观点。现在请让我说说。朱熹在蔡端明《献寿仪》的跋文中说：“蔡忠惠公这篇帖子，如今才在他的来孙蔡谊家中见到，才知道过去的君子侍奉父母，是这样既爱又敬。我孤苦伶仃的余生，没有什么可以尽孝，捧着玩味，呜咽流泪，不敢抬头看。于是请求摹刻它，给世间做儿子的人看，或许能推广蔡公永远赐福同类的志向。”我也年少丧父，每次读朱子的话，都同样呜咽。每次对人说，有老父母的人不可不行此礼，这是朱子的教诲。今天不行，将来只能徒然呜咽罢了。能不念及吗？礼仪，是根植于人情的。《论语》以父母的年岁为喜悦之事，这是做子女的最深情感。为他们准备酒食来宴乐他们，是用来修饰这种喜悦的。《豳风》在周朝初年，已经有春酒祝寿的记载。《豳风》就是礼，不必见于《三礼》之后才算是礼。昨天讨论的顾炎武辞谢祝寿的书信，这是顾炎武亡国之恨的体现，他在《吴同初行状》中说：“五月初一，吴同初拿着酒杯到我住处为母亲祝寿，喝到半夜。”那么顾炎武本来不把祝寿当作非礼。如果唐太宗引用“生我劬劳”的诗句，我又有说法。自从唐代以来，以生日祝寿，我曾推究其缘故，应当是因为那时的人纪年，以生日为增加一岁，所以在这天举行此礼。现在的人既然不以生日增加一岁，那么此礼不必在生日举行。现在京城官员，多选择日子为父母祝寿，不知起自何时。近来平定人张穆为顾炎武作年谱，考证顾炎武的母亲，六月二十六日是生日，而举杯祝寿却在五月初一，大概即是生日不受贺的意思。那么顾炎武本来已经选择日子为母亲祝寿了。可惜蔡忠惠的帖子没有流传下来。如果依照顾炎武选择日子的礼仪，行蔡忠惠献寿的仪式，真是儒门侍奉父母的法则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不必禁止。至于世俗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事事奢侈浪费，不只是祝寿如此。

译合乎节制，使其不违背儒者行礼的原则罢了。长者认为怎么样呢。

译劝惜谷说

陆庆颐

上天不会降下粟米，苍颉怎能造出文字？人可以辟谷不食，赤松子何必跟随他游历？因此，上天赐予我们小麦大麦，恭敬地传达帝王的命令，珍视这些庄稼，用来丰厚百姓的生活。重视粮食的训诫，鲜明地记载在经书中。这并非像传说中那样，把米掷出变成珍珠，把饭吐出变成斑鸠，那是虚幻的仙佛之说，接近虚无缥缈。

我曾在陈君家中借宿很久，习惯与他的同乡交往。一起吃饭时，看见他们吃完饭后，总是留下剩余的米粒，甚至有拳头大小、满满一捧的。我惊讶地询问原因，有人告诉我：“这是黎川的风俗崇尚，认为留下余粮是为了让子孙吃饭。”唉，真是迷惑啊！人把用不完的智巧归还给天地，把有余的福泽留给子孙，这都是“留余”的道理。但留下余粮就能让子孙长久兴旺吗？那些工于心计、致力于积蓄的人，陈年的粟米相互堆积，自以为后人可以安坐而食，尚且不可依赖，何况依赖唾弃的余粮，作为家族昌盛的保证呢？土里的饭被老鼠咬坏，子孙还未蒙受其利；米粒狼藉满地，子孙先遭受其祸。为子孙长远谋划的人，一定不会像这样。

况且，即使一个人丢弃的粮食大约只有一把，合起来成千上万人的丢弃，就不止一升了；积累千万人每顿饭丢弃的粮食，流淌可以填满沟壑，聚集可以形成山丘。衡量圣王重视粮食、天道亏损盈满的道理，这非常不利于消除灾祸、招致和顺、迎接丰年。

有人解释说：“彻底授予随从，洗涤厨师，把剩余的食物放在陶器里，喂狗和猪，似乎不是轻视五谷的人。”然而，吃饭的人视粮食如泥沙，想要洗涤的人却视金玉为珍贵，这合适吗？况且用人们珍视的东西，去喂养动物所轻视的东西，那些没有田地的寡妇，只图利滞留在田里的麦穗；贫民在丰年，也吃糠秕和谷壳，听到这种情况，心里也应该感到悲伤吧。黎川风俗醇厚，士大夫恭敬乡里，只是这乡里沿袭的旧俗，还因为因循守旧而没有革除。大概是把它看作小节，来不及相互告诫吧？还是因为利益而善于引导，进而提倡善于“留余”呢？扛着锄头汗水滴落，试着诵读《盘中餐》辛苦的诗句；爱护万物之心藏于胸中，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原因。

禁游民议

金文榜

上天创造百姓，分为四类：士人居上，农民次之，工匠再次之，商人又次之。超出这四类之外的，有祝史、射手、御手、医生、占卜师等，种种杂技，其道虽小而适用，其志向简约而接近廉洁，即使在盛世也悬挂这一途径，来安置一切无赖之民。如果连这些也不能做的，就称为惰民、蠹民、无聊之民、杂色之民、不牧之民，总称为游民。三代以前游民少，农民分出剩余的食物供给他们，形势容易满足；三代以后游民多，农民耗尽所有的食物供给他们，形势仍然紧迫。

如今天下游民众多了。士人废弃常道，放纵弛懈，类似游民；农民离开恒业，贪婪污浊，类似游民；工商越多，生路越窄，创造奇技淫巧来糊口，也一半归于游民。至于仕途纷杂，官场邪气日益嚣张，有的流荡不返，聚集在饮酒赌博中；有的困穷不继，堕入奸污之中，那么无所事事而游荡于仕宦之中的人，更是游民的首领。由此，掾吏的杂乱，幕职的犹豫，仆役的众多，兵役的疲惫，率都是浮浪无根基的人，倚仗势力，诱夺民财。这是唐朝中叶用三个农民养活七个游手好闲的人，现在则农民不到三个而游手好闲的人不止七个了。

战争兴起以来，官府招募令下达，游民捋起袖子响应。有本来不是游民，而至此才开始成为游民的；有本来系游民，而从此忘记自己是游民的。他们既然乐于做游民，人们也互相学习做游民。行为能力智虑，一概不如别人，而奢华靡丽的习气，没有一件事不过分于别人。风俗从此恶薄，狡诈从此兴起。日用服御之物，逐渐腾贵，比较乾隆中年，其价值几乎增加数倍。在农民利于谷贵，还可以无伤，而游民辍业以嬉，乃真实受其害。即以我们苏州一郡言之，道光二十九年大水，咸丰六年大旱，其死于饥饿寒冻者，已不可胜数了。庚申年城池陷落，强者被贼利用，死于刀箭；弱者为贼抛弃，转死于沟壑。即使有狡猾者，乘闲得意，幸免一时，久之同归于尽。统计城市游民，乱后仅存十之一二。而回看田野之民，素善操作者，皆能改习他业，保其性命。纵使历经迁徙，贫病交加，其死亡之数，毕竟不及一半。是人亦何苦而为游民哉？

虽然，游民不任其咎也。国家设置司牧之官，既不能重农事，禁末产，悉心筹划于前，迨其失事，又坐视不救，反从而摈弃之，驱迫之，民乃无聊，展转而入于游民。夫尧舜之民，比屋而可封；桀纣之民，比屋而可诛者，教化使然也。贾谊谓末技游食之民居，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悬愆之心，无苟得之志。今大乱之后，生灵涂炭，业已十去其五。于此而力复古道，户口既少，集事较易。譬如一家中，死亡相继之后，田产尚存，而食指已减，稍费清理，即可各遂其所。且一番惩创之后，人心悔悟，又如雷击一声，勃然震动，教之以善，未有不应命者。目下新复郡县，机会万不可失。若当官者，仍狃积习，不知振作，则孟子所谓事

译事半而功倍。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这样。难道不是真的可惜吗？难道不是真的可惜吗？

译汰僧道议

杨象济

有明知其耗费国力，对国事无益，却无法裁减，也没有人敢议论的，是各省的旗兵。有明知其耗费国力，对国事无益，却可以裁减，也没有人议论到的，是天下的僧侣道士。保留旗兵，是为了守卫，但至今没有能打仗的精兵；度牒僧道，不过是祈福，但至今成为国家的蛀虫。且以局部来看，王江泾占一县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僧侣道士和尼姑超过百人，推算一县之中应有两千人，合一个府应当有两万人左右，以天下十三省推算，将近有三百多万人。这三百多万人，不耕种却吃饭，不纺织却穿衣，荒废时间耽误职事，依靠百姓供养。他们宫室、衣食、器用的奢侈，仅次于王侯，世俗怎能不轻薄，百姓怎能不贫困？因此男女婚配失时，上干天和，伤风败俗，盗贼、水火、战争的祸患，常常因此产生。所以今天的弊端不在于佛老之教盛行，而在于僧道人数众多。人道衰弱已久了，想要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让僧道还俗、烧毁佛书、拆毁寺庙，势必不能做到。现在如果立法，让僧道由官府发给度牒，每县不得超过百人，女子不许舍身做尼姑。尼姑在江浙最多，北方已经很少，到了云南、贵州、广东、福建，则完全没有，所以禁止她们容易。没收她们的田产，既然裁汰了这些人，就不必多给钱财，而人自然也不会缺乏生计。招募愿意耕种的人把田地给他们，征收赋税如同官田一样，不可像宋朝时那样把寺观等地卖给官府。妇女之类，以及士大夫家，不许进入寺庙进香。保留一处作为祈福的地方，那些在城外乡僻之处的寺庙，不再修缮。嘉礼不在野外苟合，侍奉上级应当合乎礼制，这才得体。人数少了就容易谋生，如我所说的，在三百多万人中，仅保留十几万人，散布天下，由百姓分摊供养，不会觉得不足。这样每年节省天下无用的费用不可胜计，而又可以使人心风俗不被邪说异教所败坏。实行几年后，后生小子不读圣人之书，那些才术诡诈之辈，既然知道无利可图，就一定会努力从事本业，而不再遁入佛门。那么就不必严法禁绝，像过去淘汰沙门那样，佛法也就几乎熄灭了。有人说，僧道这条路，是用来养活贫穷无依的人的。既然每年节省数百万费用，又让二百多万游手好闲的人去耕种劳作，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应当也是成倍的。我见自古以来因百姓懒惰而贫困，没听说过因百姓众多而贫困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耗费钱财且不关乎上级，无知之辈畏惧祸福之说，细微之处不堵塞，最终成为江河。这是世道的忧患，治乱的关键。其他如游方行脚，持一张度牒出入，经历千里没有阻碍，倘若行为不轨，怎么制约他们？现在裁汰其十分之八，那么人数少而往来也少，这也是防范奸邪的一种方法吧。

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纪

戴盘

严郡建德县的渔课，始于明洪武年间。九姓则是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相传陈友谅在明初抗敌，其子孙九族家属被贬入舟居，让他们从事贱业，无异于设立教坊。从明朝几百年以来，渔课照常缴纳。舟中所居的妇女，名义上是眷属，实际上是官妓。日久年深，九姓的姓氏常存，九姓的名号已难以考证。至于现在，船只名为江山船，各船购买妇女，作为九姓眷属，以此谋生。从钱江而上至衢州，是八省通衢，富商大贾，非此船不坐，豪宦也是如此。沉溺倾覆，迷而不悟，其耗费资财，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历年地方长官，既耳习而以为固然，也目而无复过问。船只以奉官为名，官吏既然征收课银，就有不能禁止之势。那么想要禁止江山船的妇女，如何才可以呢？那就不是裁减建德县的渔课不能做到。查建德县船装册记载，原额征丁口银二百一十八两有余。雍正年间，已摊入田地山塘，均匀带征，无须议论裁减。渔课一项，仍照旧征银九十四两五钱五分八厘，内除解藩司衙门银，无闰之年十七两八钱一分，有闰之年十九两六钱七分一厘，其余系府衙门修仓充饷等用，皆属可裁之款。我于是向大府请求，将九姓渔户课钞永远裁革，于国课无损，于人心有益，并准许九姓改贱为良。先前乾隆年间，议准山西、陕西削籍的乐户，改业为良，报官存案，洗刷旧污。经过很长时间，为里党所共知的，不阻其向上之路，只以报官改业的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准其报捐应试。浙江九姓的渔户，悉令地方官照此办理。乃因渔课未载，百数十年，各户仍习贱业而未改。现在九姓的课，既准裁免，九姓的人，可以改业了。虽然改业报官，必须四世清白，方准照办，然业已为良，耕读工贾，应悉从其便。如有势豪土棍，藉端欺压讹诈者，严行

译查禁惩治，以儆戒刁顽之风。我国家的立法，周全且完备，关键在于地方官员遵照执行。从此，渔课被裁撤，九姓的妇女不准再从事娼妓行业，这是为了节制其流弊；渔课被裁撤，九姓的百姓可以各自安守本业，这是为了清除其根源。如今，大府已咨呈朝廷裁革，各位长官也出示严禁，或许数百年的民患可以消除，而积习得以改变。这用来维持社会风化的作用，难道是不小的吗？

译详细陈述严密查访邪匪用毒欺骗情形的奏片 道光二十六年 李星沅

再，人情厌恶常规而喜好新奇。常常借那些不合常理的说法，夸大为不可更改的定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其祸害波及地方，其隐患潜伏成为变乱。唐代臣子韩愈曾说：“人们喜好怪异真是厉害啊。不探求事物的开端，不讯问事物的结局，只想要听到怪异的事情。”这确实是感慨深切的话。

如今年夏初，浙江萧山县义桥、临浦等镇，偶尔有幼童突然死亡的事情。因此传单四处散布，远近喧哗议论。江苏各属城镇乡村，因邪匪用毒欺骗，禁止吃水果。那些靠小本经营水果为生的人，于是整天赚不到一分钱。愚昧的百姓轻易离开家乡，对陌生的人地感到生疏，就认为形迹可疑，横加盘问，甚至群殴之后，再行捆绑送官。经府县官员当堂审讯测试，大家都相信没有别的情况。一方面严禁随意抓捕，出示告示开导，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被流言迷惑，民心才开始安定。

到了六月中旬，又传闻浙江上虞县，有睡觉中被迷魇的，有闻到腥风就发晕的，有纸人夜间出来偷吃并暗中剪断鸡毛的。等到派委员分路详细查访，则仍然完全没有这些事。这一定是前面的说法已经穷尽，换一种说法来刷新耳目。不是奸民乘机恐吓，图谋方便盗窃，就是游民好事者传播，凭空编造。用孔子所不谈论的怪异之事，致使郑国人互相惊吓。像蝉鸣一样喧嚣，像鬼怪一样阴险。

臣等愚昧的看法，私下认为事情难以用道理说服，只在于主持常规。妖异由人兴起，尤其必须用镇静来压制。虽然采生折割，幻术无穷，但乍见时的恻隐之心，是良知所共有的。如果有邪匪用毒欺骗，全省风气盛行，地方文武各官，除非丧心病狂，应当不忍心隐瞒。况且这些邪匪，既然要在死者身上挖掘，为何不在生前拐骗？又怎知毒死的儿童，他们的心肝脑肾，就能探囊取物般得到呢？又能禁止被害的家庭都闭口不言，不一声鸣冤告官吗？

现在家家户户相安无事，前面的说法完全平息。仍然由臣等多次命令各属，随时随地，认真设法查访。那些查办不力，稍有粉饰的，立即指名撤职参奏。只以有无报案作为凭证。一切无根据的话，互相告诫不要听信。因为风气邪正的判断，人心动静的关键，隐含在这里。不敢不深思熟虑，谨再据实详细陈述。伏乞皇上圣鉴。

卷七十五 兵政一 兵制上

前因时论十九 兵制 吴铤

恽子居说：“古代士人可以从事农业，农民可以充当士兵。后世驱使士人从事农业而士人败坏，驱使农民充当士兵而农业败坏。泛泛地命令，则诡诈地进入或退出两种役务而无所用处；严格约束，则积怨蓄怒于一种役务而不安定。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深深警戒的。夏商周三代以后，用常备兵维持常规，用民兵辅助变化。考察兵制，汉代有南北军，后来变为八校；唐代有府兵，后来变为骑兵；宋代有府卫兵，后来变为保甲义勇；明代有都督五府兵，后来变为箭手矿夫。三代以后，承平无事，兵制不能不败坏。必须思考调剂的方法。调剂不得其道，必然出于招募。招募不止，则众人都是乌合之众，不自爱惜，军队没有固定驻地，无法约束。聚集则难以解散，骄纵则产生动乱。这就是弊端的原因。所以利用常备兵，不利用民兵。纵观兵制，自认为府兵最好。太宗时，分天下为十道，设置府六百三十四，都有名号，而在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个，都隶属于各卫。外面又有节度使以加重其权力。内外相互制约，形势限制，何至于有上凌下犯之患呢？然而也有不可行的地方。唐代养兵的数量，每府分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合计各府，共二百多万之众。想要以常赋之外，山泽关市的利益，全部用来养兵，其势必然不够。况且承平既久，养不战之卒，恐怕滋生骄惰，又必须有严束之法，然后可以持久。府兵的败坏，番役更代，多不按时，军士往往逃亡隐藏。众多则简练难周，卒惰则耗散难稽。其势如此。如果仿照府兵之制，而减少其十分之三，各以其府为营，按时训练，使不得逃亡隐藏。无事则备征防之用，如有警急，勇者力战，弱者给漕挽。又贡赋所入，酌其数而给之，以养其身以赡其家。这样军储饶给，不至缺乏。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又有以防内外偏重之势。虽不如府兵之众多，然较之宋明养兵则超过之。这样使天下如臂指使唤而不劳，措天下于盘石而永固矣。”

论兵一 孙鼎臣

王都是天下的根本。周王畿地方千里，六乡六遂，合为十二军，司马司徒分掌之，居重以驭轻也。汉代以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城，产禄分居，而列侯臣莫自坚其命。周勃夺取之，用平大难。陈蕃窦武诛宦官，而北军不助，竟无成功。汉室由是陵迟。兵的利害，顾不重哉。夫有天下者之立制，始未尝不权其本末轻重，为万世无穷之虑。形格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