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三　户政二十五盐课四

译盐税。难道有其他办法吗？不过是增加税收罢了。考察唐代盐价，天宝至德年间，一斗盐只值十钱。刘晏担任盐铁使时，已加征十倍税收，每斗盐为一百一十钱。所以管理得当，一年能增加五百多万缗的收入。近代曾国藩公管理淮盐，六百斤为一引，从淮南运至湖广。起初每引抽取厘银十两三钱，后来减定章程，每引抽取厘银六两三钱。凭六百斤的盐，抽取厘银十两三钱，这意味着民间每吃一斤盐，官府收税银一分六厘多一点，后来减少到一分多一点。如今奉天沿海各州县的盐，市价每斤不过制钱二文。如果能远效刘晏的方法，近援曾国藩公管理盐务的先例，奏请朝廷在产盐之地设立官员，以制钱二文收购辽盐，加征厘课钱十八文，每斤定价二十文，卖给商人。任凭他们自由销售，辽东的盐，运往承德以东南内地各厅州，以及吉林、黑龙江等地；辽西的盐，由锦州、义州运往蒙古各部落。销售区域很广，销路必然畅通。如果每月能销售盐一百万斤，便可获得厘课钱一万八千文；每月能销售盐一千万斤，便可获得厘课钱一十八万串。通过专卖辽海之盐来资助奉天、吉林、黑龙江设防的费用，使三省通力合作，军需储备充足，边防更加稳固，永远解除朝廷对东北的忧虑。匡正时局的紧急事务，似乎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

译至于我朝自开国以来，辽东沿海的盐业，从未征收过税课。民众习惯于这种状况，难以突然改变。士大夫们沉溺于政尚宽大的说法，看待国家财政的盈余与短缺，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胖瘦一样，内心漠然，毫不关心。一旦听到征收盐税的建议，必定斥之为苛政，诋之为剥削百姓，肆意散布诽谤言论，希望阻止此事。或者态度模棱两可，请求稍微增加厘税，先试行办理。这些都是迂腐的言论，不懂得利害轻重的道理。奉天、吉林现在虽然设有防务，但常有地域广阔、兵力单薄的忧虑。黑龙江尚未设防，应当深切地有未雨绸缪的考虑。一旦有警讯，想要分兵防守则没有兵力，想要增添兵力则没有军饷，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应当在当地筹措巨额款项，以增强兵力，这是不可迟缓的。如今天下太平，中原无事，朝廷的财力尚且难以兼顾吉林、黑龙江，广泛设立边防。如果内地发生变故，外患也会趁机窃发。在这个时候，内地与边疆战事紧急，军饷必定更加短缺，军队必定担心饥饿，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应当在当地筹措巨额款项，以备边疆储备，更是不可迟缓的。这是关乎军国利害的大事。民间食用盐，每人每月不过一斤。以每斤增加厘税钱十八文计算，每人每年不过多出钱二百一十六文。百姓即使非常贫困，也容易承担。湖广、江西、安徽食用淮南盐，市价每斤制钱六七十文。辽盐现在运到吉林，市价每斤十五六文；运到宁古塔，市价每斤二十三四文。即使增加厘税钱每斤十八文，其价格仍比湖广等地便宜十之五到十之三。这是关乎民间利害的事。东三省旗地没有赋税，民地的赋税，比东南各省轻数倍到十数倍不等。而东南盐价又重，取东南的财富，来供给东三省的军饷，已经二百多年了。未曾听说东南的百姓，怨恨朝廷，认为这是苛虐。东三省的百姓，沐浴朝廷的深仁厚泽二百多年，却不知道感激图报，吝惜这点盐厘，不也是自同于化外之人吗？凡事两利相比，应当取其重；两害相比，应当取其轻。处在今天为东三省深谋远虑，不就地紧急筹措巨额款项无济于事。那么，征收辽盐税，即使援引淮南盐引初定的章程来定税，也不算过分，何况是从轻征收呢？如果担心厘税增加后，官盐价格较重，小民贪图利益，贩卖私盐的人众多。放纵他们则亏欠税课，严厉缉捕则耗费巨大。办理不善，正税收入仍然不能多。那么清查各盐场，每天产盐多少，全部由官府收购，使民间无法得到私盐，以清除其源头。如果担心立法之初，商贩害怕官盐价高，难以出售，或者裹足不前，那么仿照刘晏常平盐的遗意，以及近代各省官运官销的先例，先行官运。民间不能不吃盐，不得不购买官盐。几个月以后，价格统一，官盐通行，商贩也可以不招自来。辽盐章程既定，吉林的珲春、三姓，黑龙江的艾辉，有从俄国边界来的盐，按照各国通商不准带盐的条约，杜绝其入境即可。因地制宜，设卡抽收厘税也可以。关键在于当权之人，主持大计，切实推行，以为东三省开辟巨大的饷源，而不被浮议所动摇。

奉天筹饷宜纳盐课疏 同治元年 双福

奏为筹划经费，以救济军需而充裕国税，仰祈圣鉴之事。私下认为，自战争兴起以来，所需费用浩繁，财政告急。在这个时候想要为筹措军饷出谋划策，舍弃大的而图谋小的，计算利益而忘记弊端，是不恰当的。我国家每年税收收入，除了地丁钱粮之外，只有盐利最为大宗。然而各省都有盐课，而奉天省向来不征收盐税，似乎不太妥当。况且值此军饷短缺之际，更应当因时制宜，变通筹划。伏思盛京是国家根本重地，滨海一带，产盐非常丰富，岂能容许奸商任意装载，私贩渔利呢？而该地官员因为没有纳税的条例，也没有稽查的责任，于是听任其私贩而不能禁止。查奉天地方辽阔，人烟稠密，以及吉林、黑龙江一带，都是私盐，并且贩卖到邻省，对盐课确实有妨碍。如果按照其他省份一样纳税，那么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每年收入，不止十数万两。不仅接济军需，也对国税大有裨益。臣受恩深重，目睹军饷短缺，时常焦虑思考。再三筹划，只有此举有利而无弊。相应请旨饬下户部查明，援引其他省份纳税的例子，饬令奉天府府尹会同该将军查看情况，应当如何试行纳税，妥善议定章程。严饬该地官员认真稽查，遵照收税。并饬吉林将军转饬该地官员一体遵照办理。是否得当，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拟整顿东三省盐厘片 奉天总督崇厚

查东三省，自建国初至今，从未办理过盐课。其中难以推行的地方，历任将军已经奏明在案。所以同治六年，原任将军都兴阿，因为极力筹措练兵军饷，奏请办理盐厘，也没有议及盐课。现在如果按照各省，配给盐引征收税课，诚如圣谕，奉天省的盐斤，

译此前未曾征收盐税。创办此事恐怕也不容易。奉命体察实际情况。奴才悉心筹划。正值练兵筹饷之际。虽然不能立即开办盐课。但也必须整顿盐厘。查得东三省及蒙古各王旗。所需食盐。都依赖奉天省沿海各盐滩供应。因此奉天省产盐并不少。销盐范围也不窄。只是创办之初。立法本来就不周密。导致日久弊病丛生。偷漏和侵吞渔利。都难以避免。况且原定盐厘数额太少。计算盐六百斤为一石。征收东钱一吊文。现在以省城时价来看。每石售价东钱十四吊四百文。即使酌情增加盐厘。也不会影响百姓食用。奴才崇厚已选派妥当官员前往各盐滩。详细调查。斟酌核算并拟定方案。现在在省城设立筹饷总局。并派遣旗人和民人官员。分别前往产盐各州县。设局整顿。每盐一石。征收东钱二吊四百文。其中八成充公。二成作为局员薪水。以及盐滩负责人、书记员、局丁、巡役的工食费用，还有纸张文具等一切开支。并允许盐户每石加价东钱六百文。以体恤商人的困难。虽然比原定数额有所增加。但核算每盐一斤。所收盐厘。仍不足制钱一文。像这样酌情变通。对练兵筹饷稍有裨益。盐价也不会骤然上涨。只是从前虽有每石六百斤的说法。但都是私斗私秤。每石加到八九百斤不等。实在不公平。现在拟定仍按原定六百斤为一石的标准。颁发官斗。责成斗纪。在卖盐时按斗称量。以免滋生弊端。至于严防偷漏等事。现已设立三联盐票。加盖奉天总督关防。发给局员。无论何种买盐人。都令其到局领票。按数征收盐厘。才准许持票去盐滩买盐。并选派得力官员和武弁。带兵巡查。倘若发现无票运盐。以及盐票分离的情况。一经查出。即按私盐处理。并令各盐滩户公举滩长。以便随时查验盐票发放食盐。以及按季度将时价公议后报官确定。以免任意抬高或压低价格。以示公允。现在已拟定章程。派员试办。还需随时体察情况。斟酌决定。应等办出成效。再上报兵部查核。以确立章程而长久施行。

译长芦盐法议略

王守基

长芦，就是沧州。沧州旧时的治所，距离长芦四十里。后来治所迁移到这里，人们便称这里为沧州，而不知道长芦究竟在什么地方了。自五代以来，就在这里设置盐司，所以直隶的盐以长芦命名。清初巡盐御史衙署，在崇文门外。担任此职的人，并不离开京城。每年春秋两季，前往芦东巡视。天津设有行馆，而运司分司都驻扎在沧州，沿袭旧制。康熙七年，御史孟戈尔代巡视芦盐，认为远驻京城，鞭长莫及，才请求将行馆改为衙署，改驻天津。芦盐向来设有批验二所，北所在天津的小直沽，南所在沧州。自从盐场裁并以后，北所抽取的盐占十分之七，南所抽取的盐占十分之三。运司等官员，也因为天津抽取盐方便，都改驻在那里。长芦历经辽、金、元三朝，都有二十四场。到明朝隆庆年间，因为有的场没有盐丁，裁并为二十场。清初又裁并为十六场，又在雍正十年裁并成十场。现在兴国、富国两场也裁并，只保留八场：叫兴国场，在天津县高家庄；叫富国场，起初在静海县咸水沽，现在移驻在天津县租用的民房；叫丰财场，在天津县葛沽；叫芦台场，在宝坻县芦台镇。这四场，属于天津分司管辖。叫越支场，在丰润县宋家营；叫济民场，在滦州柏各庄；叫石碑场，在乐亭县石碑庄；叫归化场，在抚宁县盐务镇。这四场，属于蓟永分司管辖。叫海丰场，在盐山县羊儿庄；叫严镇场，在沧州同居村。这两场，属于沧州分司管辖。天津、沧州分司现在合并为一。场域虽然各有界限，但也只是就滩池草荡而言。至于盐丁户则分属附近的各州县，并非一处。有事时聚集在场，无事时散居原籍。所以裁并的好处是，兴国、富国、民阜、财海、盈海、润等场的盐丁，户籍隶属沧州、南皮、盐山、庆云、青县、宁河、河间、交河、东光、冀州、衡水，以及山东的海丰、乐陵十四州县境内的人，早已放弃滩池，不再从事煎晒。只有户口田产，仍登记在册，应纳钱粮，由州县征收，解交运库，归入税课奏报。税课名目很多，有定额征收的边布银六千五百五十四两二钱五分五厘。前代盐户，都按盐丁征收盐，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发给盐引报支，这叫边盐。有的场分偏远，盐没有商人支取，堆积消耗，令八百斤盐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来改征银三钱，这叫布盐。清初将丁税摊入地亩，按亩征银，而边布的名称，则沿袭旧称。定额征收白盐折价银二千三百六十三两四钱七厘九分，盐砖折价银一百八十五两二钱六分八厘。长芦每年例行办理内府、光禄寺的青白盐及各衙门食盐，共九十余万斤。其中应制造砖盐六百六十七块，每块重十五斤。康熙年间将各衙门的食盐裁撤，只贡内府、光禄寺青白盐二十万斤。余盐每一百斤折银三钱三分三厘，盐砖每块折银二钱八分，解送户部充作军饷。定额征收京山银七百五十二两四钱七分。明朝时京山、顺庆、柘城、汝宁、嘉定、新昌、太和、景宁、建德、太康、阳夏、德平、荣阳、庆云十四藩府，每年各给芦盐若干引，每引折银一两三钱三分三厘。顺治十三查出这笔款项，分派各场征解。至于盐官俸禄、工役、伙食，以及一切办公等项，都是从盐场征收。场官历经裁并，康熙七年，又将运司等衙门的用项，大加裁减，节省的银两，归入税课解送户部。共征收节省银二千二百六两零。晒盐有滩，每亩征银八分、九分不等，共征收滩价银八百四十二两七钱八分三厘；煎盐有锅，每面征银二钱、三钱不等，共征收锅价银五十三两四钱八分八厘；明朝末年的旧制，应纳光禄寺卤水二千四百斤，因为没有用处，每一百斤折银一钱六分，由运司捐解，共银三两四钱八分。京山各藩的食盐以外，有赵藩食盐一项，未经摊征，后来改名为食盐变价，每年在私盐赎变项下拨补。后来因为徒罪以上的案件，归臬司审理，改由运司捐解，共银一百六两六钱四分九厘。另外有皇盐厂地租银五十八两五钱，白盐厂地租银十五两六钱。皇盐厂在天津府城北，白盐厂在西沽，都是储存贡盐的地方。后来因为废弃不用，附近居民，逐渐侵占，修盖房屋。康熙十六年，部里发札查办，居民情愿输租，应交前数。以上各款，都称为课。只有土地坍没涨出没有定规，所以历年增加减少不一。按近年册报，共征收银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三两八钱七分九厘，这是十场税课的大概。至于黑土课米银二百十七两八钱六分四分，原因是沿海居民，刮取黑土，煎盐很容易，后来沦入海中，就舍弃盐业而捕鱼，令其认纳课米，现在折银，则由天津同知

译征收的盐税，解送归入藩库，而与这十个盐场没有直接关系。十个盐场所产的盐，由煎煮而成的有三个，分别是石碑、济民、归化；由日晒而成的有四个，分别是兴国、富国、海丰、严镇。至于丰财、越支、芦台这三个盐场，过去都是半煎半晒，现在芦台依旧如故，而丰财改为日晒，越支改为煎煮了。凡是煎煮出来的盐，其形态松散，名叫末盐；日晒出来的盐，其形态呈颗粒状，名叫盬盐，就是《周礼》中所说的盬盐。盬盐的味道稍差，末盐品质为上。煎盐的方法是：秋天收割荡草来煎盐，并收藏其灰烬；到了十一月，凿取海水储存起来，等待开春天气晴暖之后，将灰烬摊在亭场上，等到盐花浸入灰烬中，用海水淋洗制成卤水。测试卤水浓度时，投入石莲子，北方石莲子难得，便用鸡蛋代替。沉下去的是淡水，浮着且横侧的是半淡，煎煮都会耗费柴薪，只有浮着且直立在水面上的才是咸水。注入锅中煎煮，顷刻间就能凝结。快要凝结时，投入几片皂荚，才开始凝结成盐。周历十二时为一火伏，可以煮成六锅。每锅可得盐一百斤。第二天清晨取出坑中的灰烬，仍然摊在场地上，渗取盐霜。灰烬以陈年者为佳，因为卤水浸润，产盐更多。如果干旱，土地干燥，潮气下降，盐花就不生长；如果下雨，雨水浸淫，亭场沾湿，晒灰反而会导致盐分流失。所以煎盐虽然依靠人工，但也必须风雨适时，盐才能丰收。晒盐的方法是：靠近海边预先挖掘土沟，等待潮水涌入。沟旁坚固地修筑九层或七层晒池，从高到低排列。潮水退去后，两人用绳子系着柳斗，将沟中的水戽入第一层池中，注满后日晒，然后放入第二池，又灌满第一池，依次放至最后一池，投入石莲子测试，莲子直立，卤水就成了。于是趁着晴天曝晒一天就结成盐，用木扒推起，堆储在池旁的空地上，像高墙一样，用泥封盖在上面，等待商人配运，从而在各引地销售。芦盐在直隶、河南两省销售。直隶除了宣化府所属的永宁卫、保安州、西宁、怀来、宣化三县，裁去引目，改食口盐，征收包课，以及蔚州、赤城、万泉、龙门、怀安五州县，承德一府，易州所属的广昌一县，向来食用口盐，并无引课外，其余一百三十一州县，旧有采育二营，都销售芦盐。河南开封、陈州、彰德、怀庆四府，卫辉府除去考城一县，许州直隶州及所属的临颍、郾城、长葛三县，南阳府所属的舞阳一县，共五十二州县，仪封一厅，都销售芦盐。销售盐有固定的地区，配给盐也有固定的盐场。海丰、严镇为南场，兴国、富国、丰财、芦台为北场。至于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则更处在极北，产盐不多，只有永平府的卢龙、抚宁、昌黎、临榆、滦州、迁安、乐亭七州县，在此配盐。沧州、盐山、南皮、庆云、景州、东光、河间、宁津、吴桥、献县、枣强、青县、静海、交河、阜城十五州县，配给海丰、严镇的盐。其余直隶、河南的引地，都在丰财、芦台等四个盐场配盐。而丰财、芦台，产盐尤其旺盛，是芦盐的精华。每当遇到潮灾，常不惜数万两国库资金，借给盐户，以便资助修整。

译商人进入盐场配领食盐。将盐席铺好筑成盐包。都先运送到盐坨。南坨位于沧州西门外。有内坨和外坨的区别。北坨位于天津东门外海河东岸。有新坨和旧坨的区别。津坨西边邻近大海，东边逼近各个淀泊。大雨时常降临，常有被冲毁的祸患。所以在四周修筑堤坝，用来作为保卫。这就是所谓的护坨堤。盐包到齐后，都储存在外坨和旧坨，称为生盐。前往运司申报掣验。运司发给批验所。查点引盐的数量，出具结状申报运司并详报督抚衙门。盐政官亲自过秤掣验。南所六引为一土马，北所九引为一土马。数十土马为一垛。都编列号签。委派官员随手抽取第几号，就称第几号盐包。每掣验一包，过一小筹。掣验二十包，过一大筹。掣验过后抬入新坨和内坨，称为熟盐。这是为了防止混杂。只有卢龙等七州县，所配领的越支四场引盐，以及芦台场营销蓟州、遵化、丰润、玉田、宁河、宝坻、三河、平谷八州县的引盐，如果让它们前往天津过秤掣验，路途遥远，运费加倍于盐价。就由蓟永分司，或者委派官员，就近在盐场监督掣验，不前往津坨。长芦运盐，大多依靠水道。冬天干涸夏天涨水，船行不利。所以旧制掣盐，定为春秋两关。现在则是随到随掣，商人更加称便。掣验完毕，发给水程验单。然后装船。或者由北河，或者由淀河，或者由西河，或者由御河，分运到各处沿河州县。就近落店。那些离河远的地方，北河则运到张湾，淀河则运到保定县张青口及清苑县，西河则运到衡水的小范、任县的邢家湾、宁晋的白沐丁曹及邯郸县，御河则运到大名的龙王庙、白水潭等处。落厂后用马车运往河南州县。则由白水潭运到卫辉府及道口镇。用车运渡黄河。再行分运。卫辉府设立盐厂，引盐入厂缴纳租银。每年共银二千五百二十三两零。这归入河南钱粮，不在引课之内。长芦引课较以前增加数倍了。明朝末年每年发行大引二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道，每引载盐六百五十斤。清初将一引剖为三引，共引七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道，每引连包索重二百二十五斤，征收银二钱六分五厘，共正课银十九万一千二百二十四两四钱一分一厘二毫五丝。当时顺天、永平、正定、河间四府州县，大多邻近盐场，都是包课地方，不颁发引目。顺治二年，一律改为引盐，增加引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三道，征收课银一万一千一百十九两零。十八年增加顺天、永平二府引三千六百道，征收课银一千一百二十九两零。开封府所属的杞县、陈留、通许、兰阳、仪封，本来是山东引地，康熙五年，改食长芦盐，增加引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九道，征收课银五千五百二十八两零。十七年，全面核查各属丁口，按丁增加引五万三百九十九道，征收课银二万六千九百四十二两零。二十四年，怀庆府所属，因为河东池盐连年缺产，改食长芦盐，增加引三万七千二百五十一道，征收课银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两零。二十六年，陈州项城六处，因为淮盐不到，价格昂贵危害百姓，改食长芦盐，增加引二万四百十九道，征收课银九千五百二十两零。四十七年，增加蓟永引一万五百七十二道，征收课银四千四百七十八两零。五十八年，增加大兴、宛平引三万五千三百十三道，征收课银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两零。雍正十年，增加蓟永引三万道，征收课银一万四千两。十二年，又增加蓟永引一万四千五百道，征收课银六千三百五十六两零。这是课税随着增加引目而增加的。长芦纲引，称为正引。蓟永正河，称为改引。顺治十三年，奏定正改引目，每引都增加课银四分七厘零。又按明朝旧制课税，查出内有宁饷、酬商、滴珠、缺额四项。宁饷，是因为宁夏用兵而加征的，每引该银七厘零。酬商，是每引多带盐十斤而加征的，每引该银二分五厘。滴珠，是倾铸课银的火耗，每引约银三厘。缺额，是当初起科，比照明朝制度，每引缺银一分三厘零。现在都一并派入正引内起征，每引共增银四分八厘三毫零。当时战事未息，军饷浩繁，前代本有备用大引一万五千道，就是现在所谓的余引，也将一引剖为三引，计引四万五千道，又按年加引十二万道，共征收课银五万一千七百五十余两，派给纲商营销。实行不久，盐就滞销。商人情愿缴纳课银而不运销盐，将这项课银，匀入通纲正引之内，每引约银三分五厘零，而改引不包括在内。改引与正引，斤重相同，而课税稍轻。所以康熙十七年，又增加蓟永正河课银每引四分。这是不增加引目而只增加课税的。长芦初制，以二百二十五斤为一引，商人掣出的盐多

译每引盐重五十斤。议定罪责并处以罚金。这叫做割没。康熙十六年。废除了割没的名称。每引增加盐二十五斤。增加税银七分。雍正元年。商人拖欠的税款累计达九十余万两。设法进行调节。每引增加盐五十斤。并不增加税额。以三百斤作为一引。此后商人欠款全部还清。在乾隆六年。将增加的五十斤盐。减半增加税额。每引大约税银四分六厘六毫零。这又是增加盐斤而增加税额的情况。当初根据人口增加盐引时。宣化府包课等地。也曾改换盐引四千余道。后来因为阻碍难行。取消了盐引数目。增加征收包课银二千五百九十四两四钱三分二厘总计增加盐引共九十六万六千四十六道。正引税银五钱一分三厘零。改引税银四钱六分六厘零。总共征收税银四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五两九分三厘零。这是长芦盐引税额的定额。另外颁发余引五万道。税银全部征收并全部解送。至于刷办盐引。征收纸朱银二千八百九十余两。拟罪缴纳赎金。征收罚银三千一百两。陈州府的盐引。不在卫辉落厂。租银缴纳到运库。征收陈西输租银一百六十三两。怀庆府的盐引。旧时缴纳池课。有赈济这一项。征收赈济盐丁银四百六十三两。昌平、良乡食用的盐。向来在通州发售。应当缴纳牙税。后来商人认领盐引捆扎运输。仍然征收昌平牙税银三百两。这些不是正税但都计入正税奏销之中。那些不计入奏销的杂款。则征收铜斤水银七千四百八十五两四钱零。捐解河工银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两九分二厘。商人在投具手本时。每引缴纳银一分。称为盐号。征收银九千二百一十五两四钱六分。预备奖赏。每引缴纳银一分四厘零。称为花红。征收银一万一千二百八十八两八钱四分五厘零。裁去笔帖式盐规。征收银五千一百七两七钱三分零。拨解护军校公费。征收银三千三百八十两五分一厘零。征收都察院饭银一千三百七十四两六分六厘零。内阁饭银一百三十两三钱三分三厘零。其他如领引配盐时。每引缴纳银八厘一毫六丝零。共银七千六百十七两四钱五分二厘零。这叫做领费。告运开船时。每引缴纳银二分六厘六毫零。共银二万零二百七十一两一分零。这叫做告费。各官养廉。则征收银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九两三钱二分零。补银平色。则征收银一千三十二两三钱六分四厘零。滩池雇觅巡役。稽查走私。征收滩工银三千五百两六钱五分零。海丰、乐陵交界处的四党口。是东盐灌芦的要隘。派驻弁兵。堵截私贩。征收巡费银二千二百两零。天津盐坨。本是銮仪庭燎厂地。后来奉旨裁去。交给商人储盐。征收地租银四千零二两零。以上只有养廉这一项。是按照正税每百两缴纳银二两七钱零。铜斤水。是按照引地大小分派。其余都是按照盐引摊征。总计共银十一万一千两有奇零。这是长芦杂税的定额。

译杂项税课大多沿袭的是旧有的陋规。盐政运使衙门的开支动辄达数万两，所以担任盐差的人，回京之后，按惯例都有呈献，这叫做“当差”。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人们并不认为这是错的。到了雍正初年，才开始彻底查出这些弊端，严厉裁革，酌情留下充公的数额，定为常例。大概是积弊如同洗涤一般清除，而盐法精详，也是前代所不及的。

天津的盐从盐坨运出以后，沿途并没有关卡稽查，夹带私盐在所难免。运使孟公起初因为海河渡河困难，捐资建造了一座浮桥，就在此设立盐关，以浮桥的开闭来控制盐船的出入，委派人员查验称量，使人无法飞越逃避，这就是清除夹带私盐的方法。

穷人靠盐糊口，有盐却无钱买，即使严刑峻法也不能阻止他们贩卖私盐。只有让引商认定盐场，预先出资本，来资助煎晒。所有的盐都归于商人，如果商人财力不足，由官府接济，总之要使盐场没有多余的盐，这就是清除场内私盐的方法。

芦岸东南邻接山东淮北，西北邻接解池口。解池盐常短缺，淮盐价格昂贵，都不构成祸患。东边的盐，则在四党口驻有弁兵，作为屏障。只有口盐价格便宜，而且处处与永平府接界，最容易渗透混杂。所以蓟州、永平府的引盐，税课最轻，一切杂款都不摊派。先使官盐与私盐的价值相等，然后让商人增募巡丁，分段堵截，这就是清除邻境私盐的方法。

各盐场设有牌盐，允许老幼残废之人背负贩卖以度日，原本是为了表示对贫弱者的恩惠。于是狡猾的商贩暗中勾结这些人，来往搬运，囤积转卖，阻碍官引的销售。后来命令商人公捐款项，每天按人头发放二十四文钱的赡养费，停止他们的负贩行为，这就是清除牌盐私贩的方法。

私盐清除，官盐畅销，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引地有肥沃贫瘠之分，运道有远近之别，商人的财力有强弱之差。如果不因时制宜，就会轻重不均，无法一律公平。当初的定额引盐，都是按人口分派，计口授食，原本没有偏重。但土地多盐碱，则销售停滞；年成不好，则销售停滞；靠近邻境私盐，则销售停滞。如果拘泥于成例，畅销的地方常常显得不足，滞销的地方常常显得有余。只有权衡融通的法则，使滞销的地区，每年匀出两三成的引盐，准许在畅销的地方通融售卖。但必须报官立案，不得私下授受，这样就能损有余补不足，而没有甘苦不均的祸患了。

盐本是由水提炼而成，日晒风吹，最容易折耗。何况长途远运，忽而乘船忽而用车，层层盘剥，抛撒更多。支出不够收入，关系到成本。因此商议采用加耗的方法，根据道里的远近，决定加斤的多寡。河南需要舟车两次转运，每引加盐十五斤；直隶需要舟车一次转运，每引加盐十斤。使额定的斤两，丝毫不损，这样整包零卖，也没有亏短不符的担忧了。

长芦的引岸，合伙办理的很少。只有大兴、宛平两县的额引十万五千九百道，叫做京引。额度大，税课重，一个人不能承担，常常由多个商人分办。先前因为历年积欠的引盐，曾改行三引两盐的制度，后来将积盐销完，商人仍然觉得方便，却在乡会试的年份代销外引十余万包。大概是想要借此影射多运，其计谋非常狡诈。户部商议再加引三万五千三百道，停止其代销的惯例。于是他们无计可施，才恢复一引一盐的旧制，而将加引匀令通纲分销。这就是长芦各纲都有分担京引的原因。

只有众商共处一岸，难以划分界限。机巧狡猾的人，往往先登垄断，良善的商人反而多倒闭歇业。因此定为轮句（轮流）的方法。京盐都在张湾落厂，将商引分为十句，内城叫做内句，外城叫做外句，命令从广渠门依次进盐，挨句轮卖。委派人员填发循环照单，专门负责稽查，这样就把混乱变为整齐，而没有凌竞相争的弊端了。

天津本是卫地，其屯丁分隶各州县，后来改为州，又升为府，设置天津县，割取附近村庄隶属它。然而户口都在各州县按丁派引的范围之内，不易更改。只有城内居民，以及往来商舶食用的盐，归天津售卖，价值很贱，并不办理缴纳引课。所以作为公共口岸，众商轮办，但只以节制私盐，使不至于充斥而已。

所有这些多方面的措施，都是为了便民而体恤商人。而且正当国家休养百年的时期，财物丰足，销盐非常顺畅，商人财力充裕。在公议完纳税课之外，每引捐银二钱，大约十余万两，用来准备弥补参商无着落的款项。名为参课，其余充作地方公事的一切经费。运盐的成本，以水脚为大宗。船都有固定的主人，雇工也有定价。只有当南漕北上的时候，封拿剥船，有碍春运，商人就捐造船一千二百只，以供漕剥之用。又在白水潭造船三百只，专门运输河南的盐。水手的工食、修船的费用，每年需要四万余金，也从参课中取给。

天津门跨沧海之胜，逼近京城，皇帝巡幸所到之处，首先驻跸。行宫船坞，每年资助经费，动辄巨万。至于翠华（皇帝仪仗）停止，情意殷切瞻仰，供应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等到遇到大庆典、大军需，淮商捐输或达数百万，芦东也以百万为率。其余寻常捐输难以枚举。盐务如果有缓急，内府也曾拿出数百万金。

译用来资助资金周转。所以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盐商特别受到圣主的赏识。有时被召见应对，有时被赐宴款待，赏赐优厚，堪比高级官员。大概盐商际遇的显赫，到这里达到了极点。盐商奢侈的弊端，也到这里变得极深了。日常用度则僭越法度毫无节制，应酬交际则挥霍糜烂毫无节度。至于督销盐务的州县，都有开销，名为“季规”，多的达千余两银子，少的也有数百两银子。起初是为了迎合上级以博取好感，后来即使想稍微减少也无法做到。盐利有多少，能经得起这样的消耗剥削。商人无利可图，不得不攀附权贵而行奸。比如掣盐的砝码，由工部铸造，户部核对，然后封交委员领回，在公堂上当众开封使用，可以说是非常慎重了。也可以贿赂上下，加重数十斤，其他夹带私盐、短少秤重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官吏抓住他们的把柄，更加诛求无厌。额外费用摊入成本，价格不能不昂贵，销售不能不滞缓，税课不能不拖欠了。甲年拖欠税课，就展期到乙年压征。历年积欠，又展期分限带完。越积越多，以至于一年带交的款项，超过当年额交的款项。即使是强有力的人，也不能不跌倒倾覆。所以永庆号的引地二十州县，范毓滨的引地二十一州县，王惠民的引地六州县，都是一个商人承担重课，亏空达百余万两，相继被参劾革职。只是因为窝价重大，无人接充，才将四十七州县，连同职官抄没产业的满城、长垣、阳武三县，一并归内务府作为官引地。凡是零星认办的，按引出租，共九万余两。后来命令减半交纳。这就是长芦之所以有应解内府租息银四万五千两这一款项的原因。内府所发的帑本，在乾隆五十九年拨缴清完之外，仅剩常年出息本银七十万两。其后逐渐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两。而河南的料价，直隶的水利，京内外所发的帑本，也不下一百万两。那么帑息就重了。在这个时候，商人外强中干，凡是遇到需要大额经费，还踊跃捐输，但只是空挂数目，恳请分限完缴。所完缴的不过一两次，其余都流为积欠。芦纲积欠之多，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芦盐每斤加价二文，以资助经费。这叫做河工加价，约加征银五十万两。在疲敝之时，增加这笔巨款，商力竭蹶，不问可知。到道光元年，不仅加价多欠，所完缴的正课，也大大不如从前。才将加价奏明停止。而道光五年，又因高堰大工，仿照南河办理，这叫做堰工加价。奏明三年以后，将加价一半归商，一半充公解部。道光八年以后，将一文充公的一并归商，贴补旧欠。而彻底清查历年欠项，已积至一千数百万两了。这时银价昂贵，交课用钱换银，亏折更多。盐政目睹情形，不得不请求增价以资调剂。或增一文，或增二文，数次增价，而盐纲的颓废依旧。大概定价出售，商人能主导政事；盐多销少，商人不能主导政事。凡是商人的困累，不困累于减价，而困累于滞销。只是商议增价以为调剂，未能有济的。

译于是又商议实行减少盐引并合并包装的方法。芦盐三百斤为一引，加上损耗和包装绳索的重量，大约重三百四十斤。水脚费以及筑包等费用，历年不断增加，也足以成为商人的负担。拟将十引改为九包，减少一成盐引，每引三百七十八斤，脚费等项可以稍微节省。道光元年，试办颇有成效，后来便定为常例。道光二十一年，又再减少一成盐引，按照之前九包十引的方式改筑，每引四百一十八斤。这样盐引额度虽然减少了二成，但税收额度却未曾受损。然而这不过是节省了二成的杂费，犹如杯水车薪，无法缓解商人的困境。道光二十四年，又奏请停销十万道额引，减去税银六万余两，剩余的盐引也予以裁撤，似乎应当稍有生机了。但困境依旧如故。大概是因为额外费用沉重而导致拖欠税课，因为拖欠税课多而提高盐价，官盐价格昂贵，私盐趁机而入，于是便无可奈何了。蓟州、遵化等六个属县，私盐贩子结伙作案，明目张胆，与官府对抗。永平府的卢龙等七个属县私盐，危害尤为严重，以至于设置盐卡一百处，增加巡丁一千五百名，增加缉私费用二万两，终究不能清除其根源。私盐这边刚灭那边又生，商人刚充任便立刻破产，以至于无人敢充任。不得已将卢龙等七个属县改为官办，而整个盐纲的缉私费用，却有增无已。这就是之所以辗转愈发困顿的原因。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商人倒闭，盐引悬空，河南二十个州县，直隶二十四个州县，未运销的积存盐引多达一百余万道，未完缴的积欠多达二千余万两。如果不改弦更张，立刻就会看到整个盐纲倾覆败坏。因此，钦差大臣查办，彻底根究，发现每引的规费烦杂沉重，竟然需要成本五两多。所卖的岸价，不过制钱八九千文。以钱换银，大约每引亏损银七八钱不等，商人如何能承受。然而经费不能减少，欠项不能免除，只有节省额外费用，裁撤陋规，将冗杂的名目，删繁就简。只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厘定为四项。正课原有定额，不容增减，除去停销的十万道盐引，归并纸朱等项在内，应征银四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两四钱一分一厘。帑利内外共银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五两一钱六分四厘，解费银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两五分二厘，帑利不能减少，覆减解费银五千六百六十八两八钱二分二厘，应征银三十万一千四百六十九两三钱五分四厘，杂款头绪纷繁，连内府租息在内，共银五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三两九分五厘，覆减银十二万五百六十六两九分二厘，应征银四十二万九千八百七两五分，积欠则有商欠，有库垫，商欠者，本未完缴也，库垫者，已完在库，又垫支杂款也，连未销积引，新旧归并一款，共银二千三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二两，前虽以加价弥补，究属有名无实，今议就裁去浮课，酌量按引摊征，应征银十七万两，通计四款一纲，共征银一百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六两二分五厘，芦盐奏销，本系甲年运销乙年奏销，前因销滞积引，奏请展缓，半年以后，按年趱早一月，以归原限，今定为丙年五月奏销，免其趱办，以期从容，盐价则每斤减去制钱二文以对抗私盐，斤重则每引加盐一百五十斤以体恤商人，州县的陋规，则宽恕其既往，以后严行裁汰，有犯必惩，引地的悬岸，则直隶二十四个州县，限半年以内，赶紧招商，河南二十个州县，改行票盐，仿照淮盐之法，先税后盐，至于停销的十万道盐引，原议五年为限，今亦再为展停，俟商力充裕，再复原额，长芦引地，有纲引、京引、蓟永引、内府官引，正课不同，杂款亦异，今则统归一律，以应征一百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六两二分五厘之课，按现在额销六十八万二千四百九十七道的盐引，均匀摊算，每引该银二两六厘五毫有奇，较之从前有减无增，此道光二十八年查办章程之大略也。

但商人受病既深，难以豁然立起，现着之商，参革相继，已悬之岸，观望不前，间有禀请试办，并无永远认充，河南改行票盐，官商捆运，亦不能畅销，数年之间，即值捻匪滋事，发逆北犯，引地被扰，运道时梗，捆运更属寥寥，至黄河以南，盐皆不能到岸，囤积浚县之道口镇，零星发贩，而长芦局面为之一变矣，咸丰八年，僧邸驻津设防经费支绌，议将减价二文，从新起征，以助军饷，名谓盐斤复价，经部核定，外引交银五钱，京引交银二钱五分，当时实销引不过四十万余道，可征银十八万余两，若日后全销额引，即可征银二十七八万两，夫以极疲之余，加此巨款，尚能勉力输将者，一以僧邸忠悃孚人，

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盐务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当时的运输道路，时而畅通，时而受阻，导致各引岸无不缺盐，盐价飞涨。黄河以南地区，每斤盐价竟增至七八十文，百姓担忧吃不到咸盐。引盐运到道口后，价格涨落不定。这是因为道口以南不通水路，全靠骡马驮运和人力肩挑，都是零星小贩。当时黄河禁令极严，如果遇到风声鹤唳、互相警戒的情况，禁止渡河，那么小贩就不敢前行，每包盐价就会下跌一二两；如果风声稍缓，河渡如常，那么小贩就会云集，每包盐价就会上涨一二两。官商捆运，省去了岸费开销，总还有余利可沾；而坐地引商，借官府之名行私利之实，则无不获得厚利。因此，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紧要，又提议营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价二文，作为河防经费。按照实际销售的引数计算，大约可得银八万两。原议是撤除河防后即停止征收。上年荥阳大工，耗费国库百数十万两，又将此款改为荥工加价，永远缴纳。这自查办以来，又增加了三十五六万两的征款。现在引地一律肃清，遗留的悬岸，逐渐招商，包额试办，只剩三四处，尚为官商捆运。所完纳的正课，每年虽不如定额，但相差无几；复价与在京帑利，每年也能完纳七八成，较前略有起色。只是积欠与在外帑利，所完纳的仍然不多。而且积欠这一项，查办以后，该处并未造入拨册，直到咸丰七年，经户部严查，才在拨册内列造。从前是否征交，弊端难以穷究。其余杂款，皆由地方支销，完纳与亏欠从未稽查考证。以后只要能正课杂款一律完足八成，已属可观。若想年清年款，毫无拖欠，恐怕难以做到。盐是利益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弊端丛生的地方。芦盐刚经查办，理应彻底澄清了。然而数年之间，又有墨笔、科则等弊端多端，这是什么缘故呢？弊端出于官府，则损害商人，盐商从无控告官府的案件；弊端出于商人，则损害官府，盐官多有袒护商人的言辞。这种积习深重隐秘，令人匪夷所思。向来查办，也只得其形似，而庐山真面目，本来就不允许人相见。所以虽然想要兴利，不过是得此失彼；虽然想要除弊，多半是名去而实留。从长芦的情况来看，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长芦盐务的弊端

刘树堂

天下有利可图，既能充实国库、便利百姓，又能使商人致富的，莫过于盐务。利益所在，弊端便随之产生。如果防范不严，整治不力，那么商人的资本就会困窘，百姓的食盐供应就会阻塞，国家的税收也因此无法充裕。朱文正珪的八条建议，徐侍御旭龄的七种痛苦，法令非常完善，言论非常恳切。但大都是这里相同而那里不同，古代正确而现代错误，暂且不予深论。请谈谈天津目前最大的三个弊端。

第一是纲总把持，应当官商共同派遣人员，互相牵制。长芦的一百多家盐商，全部隶属于纲总。税款拖欠，就派纲总追索；额度缺额，就令纲总公举人选。纲总不过是一个头目罢了。起初出入官府之门，后来攀附官吏。凭借出入官府之便，借助攀附之势，影射恐吓，肆无忌惮。口岸中好的，必定更换并霸占；索取钱财不遂，即使户主殷实也难以充任；包揽规费有门路，即使家起无赖也能保全。缴纳额定税款，拉拢众商，运司以礼优待，税款交齐即占八分以上；持守正道，税款交齐即不足八分。各官员的考核成绩，全由纲总决定。难怪大权被暗中窃取，官员反而退让听从。假设有刚断的人出现，先革除把持的纲总，其次让商人公举端正的人担任此职，每两年更换一次，再派遣职位较高的官员，专门负责纠察。仿照东南厘局官绅并用的方法，互相牵制。这样纲总就无法把持，国家税收自然不至于被侵蚀了。

第二是批验通同作弊，应当委派贤能官员，杜绝弊端漏洞。长芦额定盐引九十六万六千多道，历来减少到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多道。人口增加，食盐的人多，商人疲累，盐引销售的人少。人们无不说是禁止私贩，杜绝夹带。哪里知道百姓的私贩是有形的，而无形的私贩更应禁止。丁役的夹带很微小，而最显著的夹带尤应杜绝。每引正数，加上新增旧加，共五百六十二斤。商人运到批验所打包，等到盐关，运司亲临，委员下船抽提，用部颁的秤砣较兑。如果有轻重不符，加倍处罚。然而胥吏事先疏通线索，验所的批验可以凭信，委员暗中调换提包，运司的默验难以察觉。私带多而正销少，舞弊通同，防不胜防。想要盐引税款没有亏损，可能吗？计议只有添派贤能官员，实力稽查。如果有官商勾结，罔顾法纪，就据实禀报揭发，按法惩办。这样盐引实销而价格低廉，税款没有亏短，百姓得到实惠，两方面都有益处。

第三是官商混淆，应当严禁结交贿赂，以杜绝朋比为奸。盐税的完纳与拖欠，全看商人的盈亏。然而正引日渐亏损，而商人依然富有。实际上是假借口岸之名，误使盐引亏损税款，欺骗他人借债，以放纵其穷奢极欲的作风。伙计积存工钱，代为捐一个官职作为爪牙。候补官员食用艰难，日夜想着向下结交，作为缓急相通的地方。职位稍大或富裕的官员，必定借无商口岸，代为捆销而诱之以利。官商一气，消息时常相通。运司委员，或催提或查办，事关重大，必定设法通融。长官虽然智慧，怎能防备朋比为奸？想要挽回此弊端，必须认真确查。商人结交官员则革除商人，官员结交商人则革除官员。官商并惩，各自知道自爱。减少一项无益的耗费，缴纳一项有额的正税。或许在体恤商人的道路上，不无小补。

唉！国家依靠商人办理税款，商人依靠百姓销售盐引。三者相互依存，利益无不兴起。但最终不能没有弊端的原因，是担心没有人（去治理）的缘故。假设有上位者清廉自律，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又明察以考核官吏，公正以派遣商人。法令推行流畅，运销税款充裕。将看到百姓有余粮，商人有余资，国家有余税。天下的利益，哪有比这更大的呢？

请变通盐法先就近地试行疏 道光二十六年

朱昌颐

臣私下考察国家经费的收入，田赋之外，盐课最大。近来各省盐务无不疲敝，而长芦尤其严重。规定商人以推行盐引，规定盐引以缴纳税款。立法的本意，原是让商人在缴纳税款之外，获利甚厚。应当必定顾惜本业，办公务自然宽裕有余。无奈商人很少知道大体，无不借官行私，而民间私贩日益兴起。起初商人力足以对抗民贩，大局还可以支持。等到后来日渐消乏，不能经营，于是由商伙及纲总把持，亏空挪用不止。转而调剂，调剂不止，转而揭发控告，甚至暗中勾结私贩，收取无税之利，置正课于不问。听说近日长芦运库，毫无存储。部拨的款项，拖延多年，未能运解。这是由于利益归于商人，奸商各顾其私，那么正课日渐减少。那些出盐行盐的地方，商人无力承办，以致濒海数百万天产之利，几乎被枭徒占据。这是由于商人疲累不能独占其利，那么散之于民贩，而官课更加无从问津。现在想要革除奸商，则没有其他商人愿意充任，不能不为之通融敷衍，恰好落入其钻营之计，对国家事务有什么裨益呢？现在即使能设法缉私，商人既无力办运，百姓怎能空腹，邻里怎能淡食呢？况且听任商人行私，而专门缉拿民间私贩，已经不合情理，何况势不能止。这是长芦今日的情形

译（盐务）已经败坏而无法收拾。臣愚昧地认为，不如抑制商人的权力，收回私贩的利润，变通既定的法规。无论商人还是百姓，听任他们前往盐场贩运，由官府征收税款。一次征税之后，任凭他们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自行售卖，不再重复征税。那么百姓没有不乐意遵从的，而商贩又怎能借机舞弊呢？希望这样能彻底消除积弊，从而兴办大利。

臣查考，道光十年，皇上念及东南商民的困苦，考虑变通盐法，特别任命重臣与两江总督会同筹办。当时有在盐场直接收税的建议，因为淮南赋税沉重，商力尚能支撑，所以没有最终议定改革。陶澍随即请求在淮北改行票盐制，在产盐的盐场设立机构收税，奉旨准许实行。计算额度，在安徽、河南四十九个州县推行，应征课银三十一万多两，又历年拖欠的课银五百九十余万两，几年间新旧课银全部缴清，并历次融助淮南奏销又达数百万两。而超额完成的课银，每年常存留数十万两。这是改革盐法的明显成效。

如今的长芦盐区，与昔日的淮北没有不同。近来因为诉讼案件接连出现，皇上特别简选盐政运司前往整顿，并命令直隶总督秉公查办。对那些向来不称职的人，严厉予以惩治，日后自然可以期望有所好转。臣平时对盐法反复讲求，私下认为在盐场起征税收，是唐代大臣刘晏治理盐务的方法。但就今天的人情世故而言，用巨额的国库资金，责成贫穷劳苦的盐丁缴纳，形势上不足以依赖。陶澍设立机构收税，参酌刘晏“亭户粜商”的方法，稍作变通，实在是当今不可更改的良策。

谨梳理长芦盐法志所载本朝行盐的定制，参酌淮北票盐章程，斟酌拟定四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第一，价值减轻则人们自然踊跃购买。长芦正引九十六万道，余引十五万至二十万不等，每引按规定征收银五钱三四分，也有四钱六七分的，每年额定课银五十余万两，科则本来就很轻。加上应交的帑利及加价杂款，连同额定课银已将近百万两，另外外支各项又达数十万两。大约计算每引的收入，较额定课银几乎超过两倍。其盐价按规定每斤制钱十六七文至二十三四文，后来几次加价也不悬殊。然而访问近日民间所买的官盐，地方靠近的每斤二十三四文至三十三四文，至于偏远之地甚至六七十文。商人既暗中抬高价格，又搀杂克扣，导致私盐货高价贱，得以畅通无阻地销售。可见盐定官价，只是徒然让商人牟取暴利，引课反而更加阻滞。况且淮盐就是按当时价格售卖，规定没有一定之规。

译如今如果允许民间按照时价进行盐的交易。凡是商民到场贩运食盐，每斤大约抽取税银五六文。以一百一十万道盐引计算，应当获得制钱一百九十余万串。折合现在的银价，也不低于百万两。然而这还是依据规定的盐引额度来说的。实际上各盐场出产的盐，岂止这个数目。如果管理得当，不让偷税漏税，大约每斤收税三四文，每年的课银总在二百万两以上。以百万两作为每年应解缴的定额款项，其余用于各项开支的，将浮滥的费用删除，选择那些不得不留的酌情保留支用。此外多余的盈余，分年带还国库本金，都是尽收尽解，毫无拖欠。这样，盐价自然低廉，商贩无不踊跃经营。而国家征收现款课税，百姓食用廉价食盐，方法既简捷，利益也均平。

第一，优待抚恤盐丁，那么盐就不会偷漏。长芦八场中，济民、归化两场煎煮食盐，丰财、芦台、严镇、海丰四场晒制食盐，越支、石碑两场既有煎煮也有晒制。煎煮有伏火等待的期限，晒制有封堆成形的过程。按照每日出产盐的确切数目，不难一目了然。查考定例，盐场设立公垣，场官专门掌管开启和关闭，盐户的盐，都堆储在公垣中，与商人进行交易。淮北过去改行票盐时，就依照这个制度，增设公团，以杜绝私盐渗透的弊端。近来听说长芦盐堆积过多，商人疲乏无力收购，偶尔有去贩运的，又压低价格勒索，甚至拖欠货款。因此私枭得以按公平时价，从中收购，并且有时预先发放本金。盐户衣食所依赖，怎么能不听从他们像集市一样交易呢？官吏无法用法律约束他们，反而利于获取规费包庇，借此可以无事。这盐场公垣虽然设立，却无法稽查，而私贩私售，因此固结难解。如今如果准许商民都去贩运，那么各场盐丁，都能得到现值，自然足以维持生计。应当请求申明盐场公垣的定制，确切查核伏火与封堆的数目，全部令其进入公垣，由官司掌管启闭。商人完税后，由局方派定应买某某公垣某号盐若干，就令该商人入场看守。那么人自稽查，盐户怎么能透漏私盐呢？况且贩运源源不断，该盐丁所得价值，恐怕盐不能接续供应，将彼此勤于劳作，希望获利无穷，又谁会偷漏呢？至于各场历年应完的丁课等项，也应当分别展缓征收，使盐丁财力宽裕，人人乐于安守生业，自然不至于走私犯法，这似乎尤为扼要的图谋。

第二，招徕民间商贩，化私枭为良民。长芦盐场地区，从永平的山海关，到山东乐陵县界，绵延八九百里。其盐行销直隶一百二十五州县，河南五十六州县，都是四通八达的通途，易于转运。私贩之徒，过去还走偏僻小路，畏惧被人盘查。近来因为商运不继，私贩在附近各村庄，公然按人口供给食盐，按时价收取费用。远的则大伙联合，器械林立，地方官不敢奈何。这些都是桀骜成性，从未交纳税款，似乎难以约束。不知道这些私枭，逼迫急了就会流为盗贼，宽待了就会散为善良百姓。他们营利谋生，本不是甘心做匪，虽然法律应当禁止，情理尚可原谅。况且他们平日所出的规费，不知有多少，又有伙党挟制，强弱并吞，未尝不想借国家法律维持，或许能保全生计。如果准许商民都去贩运，即使巨枭也能自新，将其羽翼解散，人人乐于做良民。当官贩运，每斤不过纳税数文，并无规费勒索，谁不愿意急公好义输纳？转运辘轳不绝。至于根据出盐衰旺的月份，衡量道路远近的地区，挨次轮流，不壅塞也不短缺。以及领票收盐，换票运盐，出关卡时如何截留查验，到达目的地后如何缴销，层层稽核，成法都在。在于遵循执行的人。

第三，委派得人，剔除弊端才能兴利。长芦额定设置盐大使八员，批验所大使二员，巡检一员，运同通判二员，官职本来不多。而各场所管辖的地面，或百数十里及数百里之遥，其间支汊小港，苇荡弥漫，处处可以偷漏。如今如果仿照淮北的制度，设局收税，绝非十余员所能照料。即使另派候补官员，也恐怕不够。况且局员经手钱粮重大，非精明廉慎之员，不能倚信。至于隘口要地应设卡房的武弁兵丁，更不是盐务所有。查淮北所用文武员弁，因为两江总督兼理盐政，就在通省拣选官员，所以容易得手。现在直隶总督于盐务钱粮会衔题奏，调用各员，并非其专责。如今如果改法，必将宿弊痛除，所委派的官员，须不沾染盐务习气，事事实心经理，方能成功。因此想到直隶大小各员，通省人材，自然比盐务部门较多，似乎应当由总督一律拣派。可否在总督衔内添明兼管盐务，会同盐政与盐务之员，秉公遴选委派，认真办理。其庸劣者淘汰之。至于营务系总督专管，巡防弁役，由该督严密稽察，呼应更灵，对盐政应当有益。以上四条，是臣管见所及，可否先在长芦试行，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会同盐政察看议奏，抑或钦派大员会同筹办之处，恭候圣裁。臣在户部前后二十余年，对于度支出入，留意钩稽，以为足以辅佐

译国家用度取之不尽的，只有盐是天地自然之利。圣人能将此利普及天下，那么天下的利，都是国家所自有。如果办理得当，确实是可大可久的事业。其余各种筹款计划，不过是锱铢涓滴，不足以成为永不枯竭的储备。场收税，既然在长芦行之有效，请各省推行。因为各地纲盐弊端败坏，都已岌岌可危，不能维持终日。法度不改革，弊端就不能消除；弊端不消除，利益就归于商人，这固然可惜。然而商人也不能保有这些利益，反而让利益归于私盐贩子等强悍之徒，这不仅是可惜，更是令人担忧。况且改革之后，各省盐务中的冗员费用，可以裁减不知多少，而每年税收应当增加数千万。这难道只是让奏销没有拖欠吗？不仅如此，从辽东、山东一直到淮河、浙江、福建、广东，一万多里范围内，因限于禁止煮私盐而不能完全开发的土地，不下数千百万亿顷。现在如果改为征收私盐税，那么每户的收入必定优厚。凡是豪强有力、愿意登记入籍的人，听任他们在定额盐场之外，申报开垦，设置煎盐灶，并酌情征收其税，同时设立官员来监视。挑选其中壮勇之人，教习技艺进行团练，用税收盈余作为供养和奖赏的资金。无事时他们是民丁，有事时他们是士兵。既然沿海都是盐碱沼泽之地，谁还能上岸践踏？而向来强悍的人，收为我所用，以备不测。这就是古代的盐屯之法，过去用来备边，现在用来防海，似乎也是保障安抚的一种策略。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译酌改长芦盐务章程疏 道光二十八年 钦差王大臣

臣等私下禀承皇上谕旨，指派定郡王载铨、季芝昌乘驿马前往直隶，会同讷尔经额查办盐务，所有随带的司员一并乘驿马前往，钦此。臣载铨、臣季芝昌跪听圣训后，遵旨带领章京司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乘驿马抵达长芦。会同总督讷尔经额，详细查访长芦盐务衰败的原因，是因为所交款项名目繁多，头绪牵混，再加上多次加价，额外费用过重，竟然导致商力不足。又遇到银价频繁上涨，所以虽然屡次整顿调剂，终究不能有好转。又经盐政崇纶，代各商呈出行盐各州县官吏相沿成习的规费底册，其中一州县上下费用，计算有数百两至一千余两不等，这就是损害商人的一个方面。况且历任官员，妄图以加价显示政绩，用虚词补救，所以导致空受加价的虚名，而没有增加税赋的实际利益，只是助长了无底的挪用垫款，反而导致正税不足，这又是导致亏空的一个方面。所以不得不酌情修改章程，归于简易。臣等固然不敢仍循旧套，也不敢独出己见，与盐务及地方各官反复仔细商议，并传集各商，当面加以询问。凡是有利于税赋、无碍于百姓，删繁就简、增加税赋体恤商人、裁革陋规、删减额外费用的说法，无不博采众议，斟酌议定增加重量减少价格的方法，希望可以有济于事。增加重量不增加税赋，专为体恤商人，那么商人可以受到实惠；减少价格为了方便百姓，而又能抵制私盐，那么私盐可以转化为官盐销售。至于所悬欠的各口岸四十四州县，其中河南现悬欠的二十州县，全部改为行销票盐，令该盐政仿照淮北先交税后发引的例子，酌情制定章程办理。其中直隶所悬欠的二十四州县，应令各州县或者招募商人，或者招募贩夫，或者商人运输百姓销售，或者有人在天津认商，统一给予半年期限，一律认办落实。如果商贩都没有，就责令各该州县自行官办。倘若实在有不能办理之处，仍由盐政选派人员官运，以弥补其不足。总期望正税不准丝毫亏短。至于交税的方法，请求改为分作两季交纳。春季过关，先交四成中的一成五分，其二成五分，即令领盐到岸出卖后，派员当时扣回。秋季作为六成过关，先交一成五分，其余同春季办理。至于交税的章程，向来条例纷繁，所以多有蒙混。酌情修改明晰条目，不外乎正税、帑利、补欠、杂款为四项要点。正税每引为数不多，而加价杂款的名目，层出不穷，每引竟然收银一两二三钱，加上盐袋、绳索、席子、水陆运输脚费，也需要二两四五六钱不等，交官商用需银五两有余。计算每盐一引重四百余斤，得价京钱十七八千，以钱换银，又须亏折，每引约亏京钱四五千，一引如此推算，数十万道之引，那么亏银即至数十万两之多，商人受累由此而加重。臣等反复思考，增加税赋必须从体恤商人开始，体恤商人必须从减少费用开始。正税、帑利以及补欠，万万不能减少，只有酌情删减杂款，痛革陋规，并将帑利解费，摊入通纲额引，与正税一律征收。其协济、补欠、充公等项加减名目，均应裁撤。通盘核算，现将可减之杂款，详细核减。从前各商领运一道，需交杂款银一两二三钱，仍须另纳帑利解费银两，今将帑利解费，统入随引完交，而应交各款，有减无增。

又查明行盐各州县一切规费，全部裁汰，并令各商呈出实在应需的运本，不任其虚报浮开。计算畅岸尚足敷衍，而滞岸仍有赔折，再以增加重量计算利润，那么远近引盐，均有盈余，大概见到利益就会趋向，商票可以期望踊跃。至于私盐渗透，尤其在于实力缉私。如果有抓获犯人，都归运司审理，罪名重大的，发州县核办，其余赏罚，均归运司主持，并令逐件详细报告盐政。如此事权归一，易于着手。至于长芦行引百余州县，官吏相沿收受商规，年份久远，这种积弊，视为成例，不知为非，而人数众多，并非始于今日。现当整饬之际，恳请皇上格外施恩，宽恕既往，不必查办。所有长芦盐务现改章程，条款纷繁，谨拟各条，另缮清单，恭敬呈上御览。这都是臣等反复商议，咨询谋议一致，期望以救弊扶偏，恳请裁断饬行，用以垂范久远。其余未尽事宜，再由盐政督同运司随时详细审核奏明办理。所有臣等酌情修改长芦盐务章程缘由，理应会衔恭敬上奏。恳请皇上圣鉴。

山东盐法议

王守基

山东盐销往四省，旧由长芦盐政兼管，每年春秋两季，盐政赴东省掣盐，例支盘费银三千两。道光年间，始专归山东巡抚管理。其行盐有引盐和票盐之分，票盐有商运和民运之别，票式有黑扒和红扒之异。引盐税则稍重，行于省会以西以南。

译至于其他省份的地域，票盐的税课则稍轻。它通行于省会东北附近盐场所在的地方。有红扒、黑扒之分，不知起源于何时。运使在票证上加盖红、黑扒记，作为识别标志。黑扒票的税课比红扒更为轻省，多通行于盐场所在的州县。引商多半是外地人，都有引窝。所谓引窝，是指商人最初认领某处引地时，花费巨大，子孙继承作为世业。遇到有人因财力耗尽或违规被革退，新商必须向旧商支付窝价，才被允许接任。其价格的多寡，以该地盐务的畅销或滞销为标准。各省引商都是如此。山东的引商零碎分散，有的几百引，有的几十引，就成为一个商人，分散而难以统计。后来经过裁并，凡是引数不足八百的，不准自立商名，设立六个纲来统领他们，名为永兴、通裕、同仁、祥仁、集义、恒德。所有引商，分别隶属这六纲。一切领取盐引、缴纳税课的事务，责成各纲首经理，以求整齐划一。票商则都是本地人，必须由亲邻出具保结，才能承充。有力量的就担任，没力量的就退出，外地商人不能干预。只有本地殷实良民，充当商人的很少，也不轻易为人作保。往往是品行恶劣的生员、被革退的差役，互相担保充任，勾结为奸，把持公务，无所不至。后来经过变通章程，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必须选择资财雄厚、品行善良的人，才准许认办。以引商的保结为凭据，将票盐地区的畅销与滞销，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每票缴纳谷物二石，中等每票缴纳谷物一石五斗，下等每票缴纳谷物一石。票盐地区准许作为世业。凡有退出的，按照引窝的规定一律办理。所缴纳的谷物，建仓储存，以备赈济。另外设立兴孝、则友、亲睦、笃信、任周、恤六纲，来统领票商。至于民运票盐，则沿海一带，地势逼近滩池，多是肩挑背贩的小商贩，不能成为大商。领取多少票证，卖盐一个季度，才进行缴销。自雍正六年起，盐课归入地银摊征，民贩只领取票证，作为执照而已。如果青州府所属的安邱、诸城，登州府所属的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寍海、文登、海阳、荣城，莱州府所属的掖县、平度、昌邑、胶州、高密、即墨，这十八个州县，都是民运票盐的地区。如果济南府所属的章邱、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东、济陵、临邑、陵县、德平，泰安府所属的新泰、莱芜，武定府所属的惠民、青城、阳信、海丰、乐陵、商河、滨州、利津、沾化、蒲台，沂州府所属的兰山、郯城、费县、蒙阴、莒州、沂水、日照，青州府所属的益都、博山、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胊，莱州府所属的潍县，这三十九个州县，都是商运票盐的地区。如果济南府所属的历城、齐河、禹城、长清、平原、德州及德州卫，泰安府所属的泰安、肥城、东平、东阿、平阴，兖州府所属的滋阳、曲阜、寍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汶上、阳谷、寿张，济寍州及所属的金乡、嘉祥、鱼台，曹州府所属的菏泽、曹县、定陶、单县、城武、巨野、郓城、濮州、范县、观城、朝城，东昌府所属的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冠县、馆陶、高唐、恩县，临清州及所属的邱县、夏津、武城，河南归德府所属的商邱、寍陵、睢州、永城、虞城、夏邑、柘城、鹿邑，卫辉府所属的考城，江南徐州府所属的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安徽凤阳府所属的宿州，这六十三州县，都是商运引盐的地区。

译盐引制度，始于元代至元年间。前代均由内府刊铸铜板印刷，特别派遣户部一人前往南京颁发，称为督引部院。本朝顺治七年，开始停止派遣专人，令运使官吏赴户部关领。顺治六年，铸造户部盐印两颗，用于钤盖盐引。至康熙十一年，改铸为户部盐茶印。康熙三十年，铸造山东司盐印两颗。康熙三十五年，开始由户部刊铸引目铜板，不再归内府管理。前人使用盐引的意图，并非仅仅为了户部可以依据盐引稽查税课，也是要将盐利掌控在上层手中。因此盐引出自内府，没有盐引就不能运盐。如果因为领取新引、缴销残引而多费周折，就废弃不用，时间久了人们将不知道盐是官物，利权逐渐下移，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明朝末年，山东定额盐引十五万四千五百七十五道，每引载盐六百斤。清初将一道剖分为三，共计盐引四十六万三千七百二十五道，每引载盐二百斤。当时户口凋残，盐引多而人口少，无处销售。顺治初年，暂时以二十三万引为定额。至顺治十二年，新增人口逐渐恢复，增加盐引一万五千道。户部因军饷浩繁，议定增加盐引八万道。但实际上无法销售，历年都按盐引包征税课。而康熙六年，山东百姓恢复生计，逐渐富裕，才开始实际增加盐引八万道，以免除包征税课之苦。康熙十八年，盐政奏定每十引增加一引，共增加盐引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一道。康熙三十五年，山东盐畅销，商人呈请增加盐引五万道。康熙五十七年，商人又请求增加盐引五万道。至雍正七年，在清查残引案中，增加盐引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二道。此前，河南开封府所属的仪封、太康、通许、兰阳五县食用山东盐，只有开封府所属各县食用芦盐，这五县独食山东盐，未免彼此渗透，一律改归长芦盐区，除去盐引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九道。又因兰山县的马兰屯村庄孤悬境外，拨归峄县营管辖。该村应销盐票五百张，峄县是行盐引的地方，不便盐引与盐票混杂，将盐票改为盐引五百道，共成定额盐引五十万五百道。乾隆元年，匀拨盐引数目，销售大增，增加余引五万道，即将定额与余引永远定为制度。此后又历次增加余引十余万道，都是随时接济，不在常规行之例。盐票式样与盐引式样，前代迥然不同。清初一律改为盐引，只在引面上加用奉旨票盐改引的戳记，也是剖一为三。定额盐票九万四千四十七张，每票载盐二百斤。十引加一案中，增加盐票九千四百五张。清查残引案中，增加盐票五万二千九十二张。雍正八年，因淄川等十二州县畅销，增加盐票八千一百三十五张。又因商河、临邑、陵县、德平、郯城五县盐引与盐票兼行，容易滋生弊端，将五县定额盐引融入旁处盐区销售，五县一律行盐票，增加盐票八千六十一张。除去马兰屯改为盐引的盐票五百张，共成定额盐票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张。又因当年行盐票的地方，定额盐票全部运完，恐怕将来不够百姓食用，增加余票五万张。乾隆元年，拨出益都、淄川、莱芜孤悬村庄，改设博山县，随拨三县盐票外，该处有陶冶之利，可以多销，增加余票一千五百张。自乾隆五年至三十年，连年丰收，民物殷盛，每年定额余票不够销售，三次增加余票三万张。大概各处销售盐，以酱盐、菜盐为大宗。酱盐，是麦秋以后民间做酱所用；菜盐，是秋成以后民间腌制所用。年成的丰歉，也关系到盐的畅销或滞销。而人们只认为盐是按人口分配的食物，并不完全如此。最后又因永利、涛二场奏请停止老少盐牌，增加余票一千六百八十张。老少盐牌，各省都有，附场无依之人，老者六十岁以上，少者十四岁以下，以及壮年残废，由官府发给筹牌，允许其负贩度日。只是负盐不得超过四十斤，卖盐不得超过五十里。本是善政。但刁民往往借此作为走私之地，故由商人捐资，散给口食，停止其负贩。先后共增加余票八万三千一百八十张，永远领运。只有定额盐引、定额盐票，税课须年清年款；余引、余票，税课则尽征尽解。山东盐引盐票，税课最轻。康熙十六年，奏准增加盐二十五斤，以二百二十五斤成包，盐引税课加银四分，盐票税课加银三分。每盐引征银二钱四分五厘八丝。红扒定额盐票五万七千七百十七张，每票征银二钱二分三厘一毫零；黑扒定额盐票十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三张，行于济南、武定府属者，每票征银与红扒票相等；行于青州、沂州府属者，每票征银二钱一分六厘六毫六丝；至于民运地方，仅每票征银一钱六分七厘七毫。计定额盐引共征银十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二两五钱四

译一千二百五十四两。其余的票证大约征收银一万八千余两。共计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余两。这些都是正税，按照每年票证申报的。每一两银，随同缴纳银四分四厘。其中二分五厘作为加平，一分五厘作为部饭，三厘作为解送官员的盘费，一厘作为包银、绳索和装鞘的费用。总共征收加平和解费银八千一百余两。这些属于杂税，而不是随着盐引摊派征收的。

那些随着盐引摊派征收的，有刷办盐引纸朱银二千四百一十四两七钱六分。每张引票摊派银三厘。铜斤河工银二万一千九百余两九钱五分三厘。原本是由盐政运使捐充河饷以及运送铜的水脚费，后来因为裁去了陋规，摊派征收后解送户部。每张引摊派银三分九厘。红扒票摊派银九厘。黑扒票不征收。

盐斤银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两五钱。过去盐政出差时随带一名笔帖式，收受引商的陋规，允许商人夹带私盐，因此得名盐斤银。后来将笔帖式裁撤，解送内务府充公。每张引摊派银三分三厘。

领票公费银五千九百七两七钱八钱。票商领取票证时，馈送运使的陋规，名为公费。查出后归公。每张票摊派银三分四厘五毫。

养廉银二万一千四百二两一钱九分九厘。当初盐政运司衙门的规礼，动辄超过巨万。雍正元年，裁革后酌情保留，供给各官养廉以及书吏差役的饭食，以资助办公。每张引摊派银三分六厘六毫七丝六忽。红扒摊派银二分一厘。黑扒不征收。

饭食银一万七百六十一两六钱四分四厘。每张引摊派银一分四厘九毫七丝六忽。每张票摊派银一分四厘。

都翰公费银七百十三两九钱九分三厘。原本是由盐政馈送都察院和翰林院的规礼。雍正六年，奏明征收解送。每张票引摊派银一厘四毫。

内阁公费银六十六两六钱。由纲盐商人捐备，不归入摊派征收。

领缴引票花费银一千三百两。由引商随时捐解，不由官府收取。只有残票解送户部，由官府征收银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四分。每张票摊派银一厘。

给兵公费银一千四百四十两。在各处要隘，分派弁兵缉查私盐，不得不筹给薪水。按照课银一百两，随同缴纳市平银一两。

又有笔帖式解费银一千二百四十两八分。即前文裁革的笔政陋规，解交内务府使费。是按照行引的州县分上中下征交，不按引摊派。

以上共计银九万三千七百余两。这些都是杂款，不按照每年题报的。

译至于课税名目各不相同。土地归丁口所有，实际种植五谷，便称为“地”；只长草束用来资助煎盐，便称为“草荡”。这两项都按每亩六厘起征。土地靠近海边，可以引潮水摊晒盐灰，挖掘水井、修筑盐池，便称为“摊池”。每亩征收银八分零至二钱一分零不等。这三项定额征收银三千八百六十两一钱九分七厘。又有一些距离盐场稍远、混入民田的土地，钱粮由州县催征，解送归入运库，便称为“民佃地”。定额征收银五千五百七两五钱九分四厘。从前按丁口征收盐税，每丁征收盐二引，每引折交银七分五厘，称为“丁银”。没有产业的丁口，糊口艰难，银两从何而来？雍正四年，将丁银的一半并入地银摊派征收。到乾隆四年，全部摊入地银。计算每银一两，摊派丁银七钱二分二厘零。定额征收银五千八百四十五两七钱八分八厘盐锅一面，征收银一钱至二钱八分零不等。定额征收银九十八两七钱四厘。从前盐场供应藩王府的食盐，现在折价征收缴纳，称为“食盐变价”。定额征收银一百二十三两九钱。又有原本属于滩池的土地，后来沦入海中，渔户捕取鱼虾，代为缴纳课银，称为“鱼盐课钞”。定额征收银二两七钱四分六厘。以上共计银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两九钱二分九厘，统称为“课”，按年上报朝廷，而这些课税都是征收于十个盐场的。

山东盐场，旧时有十九个，后来历经裁撤合并，定为十个盐场。一是永利场，位于沾化县东北三十五里的新集镇；二是永阜场，位于利津县东北五十里的辛庄；三是富国场，位于昌邑县西北四十里的瓦城社；四是官台场，位于寿光县东北五十里的驻侯镇；五是王家冈场，位于乐安县东北乡，距离县城百里，这五个场都隶属于滨乐分司管辖。六是西繇场，位于掖县的西繇庄；七是登宁场，位于福山县北五里的盐场村；八是石河场，位于胶州，距离州城二里；九是信阳场，位于诸城县东南角；十是涛雒场，位于日照县南乡，这五个场都隶属于胶莱分司管辖。

煎盐的盐场有三个，即登宁场、石河场、信阳场。晒盐的盐场有三个，即永利场、永阜场、王家冈场。煎晒兼有的盐场有四个，即富国场、西繇场、涛雒场、官台场。煎盐的方法，也要等待潮汐。其摊晒盐灰、刮土淋卤、试卤的方法，与浙江、广东大体相同。只有离海最近的盐场，晒盐比其他地方更为便利。或者在滩地上，周围挖掘沟渠见到水，在前面修筑一个圆形盐池，用来接纳沟中的水，名为“马头”。圆形盐池旁边，开凿一个大方形盐池。大池旁边，排列四个小盐池。先用柳斗将圆形盐池的水汲入大池，一两天便可形成卤水。然后引入小池，几天即可结成盐。或者在滩地中挖掘水井，周围宽十二丈，井边开凿五个圈层，圈层之外开凿四个盐池。将井水汲入第一圈，水满后依次流入，放到第五圈时，水已变成卤水，称为“卤台”。于是分别引入盐池，曝晒几天，即可结成盐。

煎盐必须在刈割草荡之后，秋冬季节较多。晒盐只依靠烈日的功效，春夏季节较为便利。那里的百姓蓬头赤脚，卤水侵蚀皮肤剥落，所以煎盐的户多患眼疾失明，因为眼睛被火灼伤；晒盐的户多患腿脚残疾，因为骨头被咸气软化。永阜等四个盐场，每年供应铏盐四十包，作为孔府祭祀的需要。利津沿海一带，滩地零星分布，百姓杂居。三四月销售鱼盐的时候，百姓以土地属于盐场界内为由，应当归官府销售；商人以百姓没有销售盐的惯例为由，互相争执。雍正六年，议定发放余票一千张，盐归商人销售。而孔府的铏盐，以及食盐变价的银两，也归商人缴纳。各场煎晒的起止日期，上报官府稽查。获得的盐有多少，都进入官方的盐坨，即储存盐的围墙，等待配运，与商人交接。计量盐用斗，每斗一百十二斤半，价值不过一百四十文。东引五十多万道，都在永阜一个盐场配盐。该场产盐最丰富，是东盐的精华。其余各场，只配发票盐而已。

其转运都是从大清河逆流而上。大清河是济水的支流，实际上是汶水的故道。由东平州戴村坝分流汶河的水，向西北流至卢家村，与七里河汇合，这是古济水与汶水合流的地方。向北进入东阿县界，与三空桥、五空桥的水汇合为一，这就是清河。称为“大清”，是因为小清河而得名。向北流经鱼山南桥，蜿蜒向东北进入平阴、肥城、长清、齐河县境。又五十七里进入历城县界，向东经过马家渡到泺口，有泺水汇入，所以也称泺口。河北设有批验所，有掣盐厅，这就是泺口关。又向东经过济南府城的北面，向东北进入济阳、齐东县境，会合淯河减水，河流进入蒲台县界。又向东到韦家口，进入蒲台县界，向东流经县城北关，设有批验所，这就是蒲台关。又向东进入利津县界，到东关转而向北，经过永阜场的丰国镇，由牡蛎口入海。引商从盐场配盐，修筑盐池装船，先抵达蒲台关，由大使掣验，滨乐分司稽查。再换拨船，逆流挽运，到泺口关，由大使掣验，胶莱分司稽查，归入

译盐园，横跨大清河两岸，水流顺畅通达四周，建于明代，至今沿袭旧制。商人的盐都堆积在这里。每年春秋两季，盐政官员亲自称重提取，然后分销到各个引地。河南、江南的引地，称为南运。引盐从雒口运到东阿县鱼山南桥地方，卸下后进入盐园，改用车队陆路运输，到达阳谷县阿城镇。河南方面则从阿城装船，经由运河经过寿张、东平、汶上，到达济宁的安居镇，再改陆路运输，经过金乡到达单县的董家口，或者到达曹县的刘家口渡过黄河。江苏方面也从阿城装船，或者经由运河到达鱼台县的南阳镇，转用湖车运输，到达砀山的李家口渡过黄河；或者经由运河到达沛县的夏镇，转用湖车运输，到达萧县的管粥集渡过黄河。南运距离盐场遥远，按理应当价格昂贵、销售顺畅。只是归德府所属的八个州县，土地低洼潮湿，多出产硝石，民间刮取淋制，就能制成小盐。丰、沛所属的六个州县，又靠近淮河、海州、赣榆的盐场，私盐充斥。所以南运向来被称为滞销的岸口。本省腹地，东北两面，滩池罗列；西北一带，又与长芦盐场相近。向来缉私的章程，北面在海丰余家港，拨驻守备一员，马步兵一百名，以杜绝长芦私盐；南面在两省交界的大兴镇，添设沂郯海赣同知一员，拨驻千总一员，以杜绝淮私；中间在德州卫的桑园，派委卫所军官和士兵，以查办粮船往来夹带的私盐。所以山东盐的引额，与其他地方相等，而价格低廉、税赋较轻，以山东为最。自从银价昂贵以来，商人缴纳税赋，已经不再从容。历次增加盐价以资调剂。到了嘉庆初年以后，官本利息与河工费用递增，商人的财力才开始显得匮乏。在此之前，官本除了完缴外，只有本省拨船生息银十九万两，又加赏借官本银五十万两，黄河、运河两河官本银五十万两，河南料价官本银十万两，直隶水利官本银十万两，又拨船官本银四十万两，庙工官本银十万两，四女寺河工官本银十万两，共银一百九十九万两。每年应交利息银二十一万余两，比正课多增一倍。嘉庆十四年，因为南河大工程，加价二文，以助经费。计每年应交银二十九万余两，比正杂课又增加一倍。食盐销售只有这么多，而缴纳的款项却只增不减。即使商人获利三倍，也不能不致使财力枯竭。有人说加价出自百姓，对商人有什么妨害？不知道官盐虽然有定价，也只是羁糜罢了。其实商民交易，仍然根据成本的轻重，来决定售价的增减。这就是谚语所说的“定价活秤”。而且价格高则销售少，这也是事物的常理。所以在畅销的时候加斤加价，上下都受益；在滞销的时候加斤加价，商民实际上都受害。

译因此，盐税款项难以缴清，逐年积压。嘉庆十七年，又商议每引加价一文，其中半文归商人所有，半文用于弥补商人的欠款，但商人的财力愈发难以支撑。当年的课税未能缴完，便归入次年带征；带征又未能缴完，便改为按年分限缴纳，有的分十二限，有的分二十限，逐年推延，始终未能依限缴清。到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奏明停止征收，而商人积欠已达五百三十五万余两。道光二、三、四年，因减去了河工加价，商力稍得缓解，课额尚能缴完，但帑利仍多有拖欠。道光五年，因高堰大工程，又商议加价二文，此时银价较贵，每年应交银二十三万余两，即所谓的堰工加价。奏明三年之后，一半归公拨用，一半归商贴补积欠。实际上，三年之中所缴清的加价不过一半，而正课杂款因而拖欠的又不少。到道光七年，几乎整个盐纲倾覆败坏，不得不设法调剂，因为积欠太多，将五百三十余万两合并为一案，统待堰工加价归商后，逐渐弥补；因为帑息太重，将帑本酌留银一百二十九万两，常年生息，其余银七十万两，从道光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因为折耗太大，将南运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北运每引加盐二十斤，嘉庆十七年归补旧欠的半文加价，一并归商，以减轻成本；因为口岸滞销，将南运的十三州县，与票地的利津、寿光、乐安、沾化、海丰、临胊六属，免征堰工加价，以抵制私贩。如此多方调剂，似乎应当日渐好转，但核算商人应交的款项，仍未见减轻，不仅旧欠不能依限归补，连当年应交的帑利十七万余两，也难以清完。于是将报拨的一文堰工加价，全数归商，以贴补当年帑利，并将一分息银减去三厘，这是道光十五年的事。当时银价日益昂贵，以钱换银，暗中亏折甚多，逐渐导致临胊等九州县，票商倒闭匮乏，无人承充，不得不改为官运。此前欠款虽巨，引票尚能勉强运完，至此则额引积压，日积日多。道光十八年又商议加价二文，二十三年将引票停征二成，以八成作为正额，余引停领。二十七年，又商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价一文。十数年以来，两次加价二成，减引三厘减息，终究无法挽救其疲敝。引票各岸，相继陷入困境达二十余处，这就是道光二十八年之所以有钦差查办之举的原因。当时新旧积欠，总计八百余万两，而十五年以后，所欠正杂课银又九十余万两，十九年以后，积引八十余万道，二十七八两年，皆未奏销。若不截清界限，势必难以着手。于是将两年的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征，以二十九年为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办运的州县，不必更张外，其无商的德州、冠县、莘县、临清、郓城、金乡、城武、滕县、寿张、朝城、德州卫、观城、范县引地十四处，及票地罢乏之日照、莒州、沂水、利津、潍县、昌乐六处，改归官办。南运悬岸之归德府七个属县，暂行委派官员办理。不论官运商运，皆于领引时，将正杂交清，不准丝毫拖欠。甲年运的盐，即于甲年奏销，与新旧积欠，另行筹款抵补。

查有每引商捐厘头二钱，以一钱贴补当年帑利，以一钱抵完新欠课项。又面封公费用项下，可节省银二万五千两，提出二万两，归补历年积欠，以五千两存库，备完参商无之款。面封与厘头，本系私款，因为散商领引，皆由纲商查验加戳，然后呈堂用印，于当面封发时，每引交银二钱三分，作为一切办公之需，故谓之面封公费。厘头一项，原于莒日参商欠款无着，公议于运盐到雒口时，按引捐厘，弥补前欠，谓之拔取进关厘额，欠完即止。嗣因公费不敷，即将此项，于领引时一并捐交，每引二钱，故亦谓之商捐。不敷公费，屡经官商揭控，查讯实系公捐公用，并非勒派肥己，惟内有馈送盐官节寿铺垫，未免浮滥，将受收之盐政运使，革职罚赔，故两项酌提归公。堰工加价一项，仍照案弥补。帑利旧欠，惟原定交额稍重，每引减去一钱，交银二钱五分，将十八年二文加价，减去一文，以便民食。从前引盐虽有定斤，然暗中夹带，多至六七十斤不等，此时明定章程，每引加盐七十斤，以归画一。经此次查办之后，引则加轻，若遇时和年丰，当可年清年款。乃至咸丰三、四年间，即值捻匪滋事，引地被扰，南运各处，几乎片引不行，奏销则展缓了，而正课拖欠愈多。

译导致引票的壅滞情况更加严重。商捐厘头，也在咸丰十年上奏朝廷说明暂停征收，直到咸丰八年才再次开始征收。到同治三年，累计未运输的积引有一百三十多万道，分为八年带销。南运口岸，重新委派官员整顿，也没有见到成效。当时引地多匪患，永阜盐场也遭受潮灾，毫无可乘之机。又提议提取道光十八年一文钱的加价，解送充作京饷，每年加征银七万余两。提议的人原本认为京饷紧迫，但担心因此导致弊端，得不偿失。所以商捐厘头，已到期限应起征，又经过暂停征收。现在奏销，报告到同治四年，引四十万五百道，征收正课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四两有零，票四两有零。票商定额运输的票十一万二千九百七张，征收正课银二万四千八百一十二两有零。民运额余票三万九百一十五张，未减二成额摊，征收银五千四百一十九两有零。都不能全部完纳，余票只是空领空缴罢了。十多年来，积欠不知又有多少。引地现在已肃清，振兴淹滞，关键在于用人了。东盐行票的州县，与行引的州县数量相等，而票额仅及引额的三分之一。这就是票商比引商容易的原因。自从交款逐渐增加，导致引票都陷入困境。所以查核账籍稽考欠款，河工帑息占其八，正课杂课各占其一。等到弊病已经深重，然后试图通过加斤加价、提私济公来调剂，这都是扬汤止沸，不能做到釜底抽薪。因为商课条例没有豁免，不敢提议减免；支销每年有常规，不敢提议减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盐志记载万历年间甘德夫治理东运时，正值极度疲敝之时，水旱灾害频繁，前后八年，不但新旧欠课全部完纳，而且赈济盐丁数万金，疏浚清河数万金，人们都惊叹为神异。探究他治理成功的缘由，只以无欲为主。凡是商人一丝一粒的馈赠，都不进入运署。因此贪婪的人变得廉洁，奢侈的人变得节俭，官商一体，只以正供为急。所以别人竭蹶而不足，他却从容而有余。东商交款，固然稍重了，如果全部裁去上下浮费，只缴纳正供，尚不至于竭泽而渔。怎么能人人像甘德夫那样，与他讨论盐法呢。

译遵筹山东盐务酌议先课后盐章程疏 道光二十九年 钦差大臣

我私下查访，山东盐务存在商人分散、盐引细碎的问题，办理起来十分艰难。此前已将疲敝的情形及沿袭下来的积弊体察明确，并酌议了除弊缉私的各项条款，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具本奏报在案。现在又督同随带司员及委员等人，广泛访察咨询，并查据各州县切实禀报回复。臣等共同商议，择取善策而从，期望能够挽救积弊、扶持偏废，以仰副皇上整饬盐政的深意。

我想，山东盐务受弊害已经很严重，导致定额盐引积压滞销，奏销期限一再推迟。对上妨碍国家税收，对下使商人的负担日益加深。当前力求变通，只有在体恤商人的同时筹划先缴税课的方法，才能使国库款项稍有把握，而定额盐引不至于虚悬。一个月以来，确切查访远近地方，综合考察古今成法。

如将税课归入地丁摊征，是雍正七年以后办理的成案。山东只在安丘等滨海十八个州县实行。此外山河阻隔，西南引地距离盐场各有一千多里，贩运不前。如果按亩摊征，赋税增加，百姓都吃淡食。若遇偏灾，又不能不随正供减免缓征。况且各商积欠的帑利，更无处归着。

至于就场收税，其法始于刘晏。近年淮北票盐设局验资，即参用其意。只是淮北河湖水运，节节可通。山东则水陆都艰难，运输成本数倍。若行票课，招商恐怕无人，不便过度更张。只有在商运之外参用官运。

臣等通盘筹划，除安丘等十八州县向来课归地丁，临胊等九州县已归官办，以及商办之票地引地充裕的各州县不计外，其商运尚能营销的泰安等十个州县，参悬仅止一万九千余引，已饬令运司先就本邑殷商融带，一面招募接充，以免悬额。

其商力疲乏、多半参革的德州、冠县、莘县、临清、郓城、金乡、城武、滕县、朝城、德州卫，以及全引俱悬、无人舂运的菏泽、观城、范县等十四处，并滨海票地，而为通纲藩卫，现在商办实形竭蹶之日照、莒州、沂水、利津、潍县、昌乐等六处，必须量为变通。

查道光十七年，临胊等九州县因商累不能承运，改为官办。十余年来，该员等应交课款既无亏缺，而于应办公事亦无贻误。其盐务与地方交代，向有定章，各清各款，不相牵涉，似可仿照办理。即将德州等二十州县、卫，统改官办。

至河南之商邱等九州县，内惟宁陵一处无误课款，余则或销不足额，或课已全悬，疲敝异常。若另行招商，一时难得其人。臣等再三熟商，惟有委员专办。应由臣徐泽醇督同运遴委明白晓事之员，前往董率妥办。并责成引岸地方官，加意巡缉。

查东纲应完正杂各款，历系甲运乙销，先盐后课。迨道光二十四年奏销，本应二十五年十一月奏报，因潮灾案内，奏准推展一年，竟变为甲运丙销。商人视正杂课为可以延缓，辗转腾挪，得遂其拖延之计。加以银价增昂，动辄借口赔累，虽参革追比，悬课终未能全完。

现经臣等奏请将浮费各加裁汰，商力已觉稍纾。至每引盐包，额定二百四十五斤，而商人惟利是图，往往贿通场役，加重至三百余斤。暗增而多虚糜，何如明定而得实惠。臣等酌拟每引导加盐七十五斤，此外不得再有私添，以示限制。

今该商等成本既轻，获利较厚，所有臣等酌定先课后盐之处，札饬该运司询明各商，佥称情愿，并取具各商甘结，加具印结，送呈附卷。

查先课之法，自道光二十九年为始。各商赴司领引，先将正课加价交库。舂盐至雒口，即将杂款等项次第交齐，措办亦可从容。其票纲内由场起运转向不过关之引地，由运司查明，于官商请引时，将正杂各款分别提解运库，统于年终奏销。

如此更定章程，是本年所运之盐，即交本年应完之课。比之从前奏销限额，可以提早二年。

至历年积引，自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共存四十四万三千九百余道。前经奏请，饬运司分别追储。复查二十六年，尚有存库引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一道，在商未舂引六千八百十五道，又二十七八两年参悬未领引二十九万五千四百余道。若不一律截止，则新旧轇轕，套搭不清，转于新定章程有碍。

应请以二十九年为始，将从前积引一概停止，专尽新引领运。并请敕下户部，即发下新引四十万五百道，以便由运司专员请领，赶紧配运。如果畅销完竣，再将积存之引融带，庶界限分明，新

译以往的规定与现状并不相冲突。只是查考道光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两年的盐税奏销，都未曾办理。现在从道光二十九年以后，将课税提前两年征收，如果命令商人先完纳新税，又同时征收旧税，两税并举，商人的财力实在难以承受。臣等共同商议，请求将道光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已领取盐引所应完纳的正税和杂税，分作五年，由各商人按名下份额带纳，附入各年的奏销报告中造册上报。这样既施以调剂又加以整饬，可望盐务日渐好转。只是官运和委员领运，若不筹借运输本金，恐怕难以责成其完成任务。查得运库中闲置款项尚有十余万两，足够借支动用。应由臣徐泽醇酌情根据路途远近、额引多少，分别筹借。所借银两，分限五年，解交运库归还。如果该州县官员营销不力，或将运本逾期不缴，立即予以参劾撤职。凡是改归官运的地方，如今既已筹借成本，而一切浮费又已裁革，办理起来毫无棘手之处。应由臣徐泽醇命令各该员一律先完税后运盐，以便统管盐务，不至于出现分歧。其余如夏津、东阿等县，有的畅销超过定额，有的积压滞销，应命令运司参酌，将滞销的盐引融通到畅销的口岸销售，以免缺额。再则，积欠必须清理。查考东纲每年应完纳的帑利十七万一千六百余两，道光十五年，经前任盐政钟灵奏明以堰工加价贴补，并减少利息三厘。近年银价上涨，商人完纳不足以支拨，统计该商等积欠，共有八百余万两。虽然屡次奏请展期缓征，但商人疲困，始终未完缴。又道光十四年至二十五年，积欠正税杂项共九十一万余两，经前任巡抚崇恩奏明，因原分各限齐到，带款甚重，请求并作一案，分二十五限征完，每年完银三万六千余两。去年已逾初限，前项依旧未完。与其徒然追呼，不如酌情变通。

译现查有按引征收商捐银二钱。应将商捐厘头一钱，作为贴补帑利。其不足部分，仍以堰工加价贴补商捐不足的公费一钱，作为带还二十五限积欠。其原限定带征的三万六千两，无需另设期限完交，以示体恤。合计这两项，每年可完纳银七万余两。至于面封项下，除公用外，其余浮费甚多。臣等核实删减，计每年可节省银二万五千两。请以此二万两先行归补历年递缓的积欠，余银五千两，饬令运司储库代完参商欠课。如此剔除厘金，以商人的公捐，弥补商人的亏缺，庶几积累可有望清完。

复查道光五年高堰大工案内加价二文，十八年贴补案内加价二文，二十七年商累案内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价一文，历来因银价高昂而贴折，全部贴补归商。惟查堰工加价，每引交银三钱四分，是照昔时银价定数，以今较昔，不足实多。应请减去一钱，嗣后完纳堰工加价一项，定以每引完银二钱四分。但体恤商人是为了充裕税课，而筹画国用尤在便利百姓。应于十八年二次加价案内减去一文，以便民食。惟立法期于可久，而奉行在于得人。全赖承办各员，秉持公心，任用实力。果能推行尽利，经理得宜，先纳税课而急惟正之供，参酌官运而无虚悬之引，成本已减，积欠可消，加斤则商有余资，减价则民多沾利。从而认真整顿，庶可挽回积习而振兴盐政。臣徐泽醇仍督同运司随时随体察情形，妥为筹划，总期官运商运，两有裨益。所有臣等会同筹议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河东盐法议略

王守基

天下产盐的地区，都是凭借天时，利用地利，刮取泥土淋出卤水，至于煎晒成盐，总赖人力居多。至于水面自然凝结盐花，捞取即可食用，无需人工施为的，只有河东盐池而已。盐池位于中条山麓以北，涑水绵延其左，黄河环绕其右，东据安邑，西据解州，东西长五十里，南北宽七里。地势四面皆高，盐池居其中，形状如锅底。北高南下，最南端为护宝长堤，靠堤为黑河，即盐池积水之处。其味咸，鱼鳖不生长；其性温，隆冬不结冰；泥土纯黑，稍深显露硝版，这就是盐根。池水不溢不涸，有人说这是海眼，即《山海经》所说的盐贩之泽。池北排列田地整治畦块，作为种盐之处。再北是料台籧庵，像梳齿般林立，作为工人休息存盐之处。周围筑以土墙，名为禁垣。这是明代初创修建，后来历经加高培厚，计高一丈六尺，基厚六尺，周围共长一百十四里。禁垣之外有马道，马道之外有隍堑，内设三十二铺，外设三十六铺，皆有弓兵分段巡逻，所以防盗窃走私极为严密。

一池本分三场，东为东场，中为中场，西为西场，设三大使主管。所以禁垣只有北面开三门，东曰育宝，距安邑五里；西曰成宝，距解州十里；中曰佑宝。佑宝门外为运城，大概是盐运治理所在。往昔解盐，多在解州治理，城小人众，且偏处一隅，鞭长莫及。自元朝姚行简绘图献议，始在此设立盐司。地正居盐池之中，本名路村。元延佑年间，淫雨毁坏盐池，仁宗免除引钞十之六七，百姓感怀其德，又名圣惠镇。当时尚未有城。元末运使那海俊德，始筑凤凰城，以资保障。城周九里十三步，广长各四分之一，高二丈四尺。经明代巡盐诸臣，增设敌楼望台，用砖石砌砌，守具渐备。清初姜壤之叛，皆毁于贼。嗣后经巡盐御史大加修整，且拨营汛弁兵守御，至今遂成岩疆。

运城北门外为姚暹渠，大概因为盐池地形最低，每逢大雨时行，山水往往冲破禁垣灌入盐池，盐池受客水，即盐花不生，则保护盐池，渠堰之工，最为紧要。姚暹渠，即古之永丰渠也。本后魏都水校长元清所开，至隋大业年间，都水监姚暹重加浚治，百姓赖其利，因以号焉。渠起夏县之王峪口，引史家峪诸水，合流而东，自东而北，又合巫咸谷之水，折而西流，历安邑、解州、虞乡县界，入五姓湖以达黄河。计长二万三千七百余丈八尺，大概是用来约束东南客水，使西归于黄河。池东则有白沙堰、李绰堰、雷鸣堰、白家堰、黑龙堰，附近禁垣有东禁堰。池南逼近中条，极东有桑围堰，次之为常平堰，次之为龙王堰，次之为短堰，极西为赵家湾堰。以上各堰，长者千余丈，短亦百余丈，皆所以防山水暴涨，使东入于渠。

译运城向西约六十里处，有六个小盐池。一个叫永小，一个叫金井，一个叫贾瓦，一个叫夹凹，一个叫苏老，一个叫熨斗。这些池子归属解州管辖，形状方圆长短各不相同。其中最大的池子，水面也不过一亩多。它们零星散布，产盐量很少。在这六个小池西北几里处，还有一个大池，方圆三十多里，名叫女池。这池子在遭遇客水（外来洪水）时注入，水满时水味变淡并滋生鱼类，水干涸时水味变苦并析出硝石。因此它又被称为硝池，就是《水经注》里所说的“女盐泽”。它和六个小池统称为西池。唐代时曾设立女盐泽监，主管西池事务。元朝末年废弃。明朝时曾应允百姓的请求，开采六个小池的盐，一半上缴官府，一半归自己所有，称为“半报”。不久也停止了。本朝康熙、乾隆年间，两次因客水冲毁池子，无法产盐。经过盐政官员上疏请求，开晒小池，以补充配运。只是硝性太浓，盐味苦涩，而且距离运城稍远，商人照应起来困难。利少弊多，随即永远封禁了。

译到了女池，则从未开晒。只是愚昧的百姓时常偷取硝石，冒着盐价低廉的风险出售，阻碍法令，损害课税，因此封禁尤其严格。只有硝池正当中条山谷之下，地势比大池要高。每当夏秋雨水汇集，山洪都以硝池为沟壑，池子无法容纳，便在西边汇合石楼、王官峪等地的水流，经由新河到达小湖桥流入黄河。但是新河一带，时常遭受淤塞的祸患，那么石楼、王官的水流，反而倒灌进硝池，向东冲向禁墙，如同从高处倾倒瓶水一般迅猛。所以硝池的东边，建有硝池堰；附近山脚有五龙堰；再往东有七郎堰；又往东有卓刀堰；七郎堰、卓刀堰的北面，有长乐堰。这些都是池西的屏障，用来防备山洪，使其不能向东侵犯。凡是滩地在渠堰上下，都作为护池的滩地，虽然分别隶属于各州县，遇到有人申报开垦，由盐官管理，不准私自耕种，恐怕农民爱惜田地，私自决开渠堰来损害盐池。每年修缮各项工程，向来派遣蒲州、解州十三州县的民夫服役，颇为扰民累民。自雍正三年起，停止征用民夫，每年拨出杂课银五千两，作为每年修缮的费用。遇到大型工程，由商人借贷官款修理，分年扣还，这样十三州县就不受渠堰工程的劳累了。渠堰既已治理，盐池的祸患消除，盐池的利益才开始兴盛。当夏令刚到，熏风时常吹来，靠近岸边的池面，凝结着如珠如脂的盐粒，盐颗自然结成。虞舜所唱的“熏风阜财”，就是指这个而言。所以池上有歌熏楼，中条山北面有熏风洞，俗称为盐风洞。南风刮起时，那洞穴隆隆作响，现在与池神一起祭祀。从元朝到明朝，都是调派蒲州、解州十三州县的盐丁，趁着池盐生成时，到池中捞采，称为捞盐，无所谓种植治理。查柳宗元的赋中说：“沟渠田埂，交错盘曲。”《宋史》崇宁年间记载，开垦了二千四百多畦，百官入朝祝贺，那么治理畦田种植盐，自古已然。只是开畦颇费工本，不是盐丁容易办到的，所以后世的盐法，仍然多在池中捞采。本朝顺治六年，裁撤盐丁，盐归商人种植，而种植治理的方法才开始详细确立。先在池上整理土地为畦，每畦七八丈，或十余丈，三处盐场各有不同的规制。长度则随土地所及而定，两边用土筑成埂，坚实平整如磨刀石，以水不渗漏为标准。畦旁各挖沟道以排泄雨水。一畦为一号，在其中划分为数段。每年二月一日，畦工进入围墙盖起庵舍，整理畦田疏通沟渠，等到南风到来时，引水浇晒。用桔槔汲水，注入畦的首段，不时用铁耙搅拌，日晒后味道变咸，移注到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的水咸色赤，移注到三段，等到澄清，打开田埂的角落，以灌溉四段。要使清流满溢而前进，水深不过一二寸。经过一段时间，盐花浮上，望去如同洁白的雪，于是用木耙拍打，称为榻花。盐花落在水底，风力震荡，逼迫以烈日，映着水看，如同编贝一样，那么盐就形成了。如果下小雨，盐颗更加鲜明，夏月生成的盐尤其美好。春秋生成的盐多含硝，年成干旱则盐粒细小而有芒刺，雨水多而阳光不烈则呈青头色，所以有青盐、白盐之分。南风、东风则盐成，一旦刮起东北风或西南风，盐花就不浮起，满畦如同沸腾的稀粥，称为粥发，颜色恶劣味道苦涩，必须刮弃在畦边，等到风向转变时，再上水浇晒，才可供食用。只是池深岸高，内部有不竭的水源，外部无可引入的水流，下雨则患涝，干旱又患枯，天时本来难得适宜。自乾隆二十二年，奸民私自决开硝池堰，外来水灌入池中，上面淤积泥沙很厚，虽然历经挑浚，总不能恢复以前那样深通显露盐根。东场商人刘阜和，创立了掘井浇晒的方法，全场效仿。现在都在池中掘井，或五六丈，或七八丈，汲出井水，自然味咸色赤，不须熬炼，成盐颇为容易。然而有人说这盗泄了地气，道理或许如此。到八月停止晒盐，各自计算收获盐的多少，每千引为一料，在高处筑料台存积，覆盖白茅，涂抹黄泥，等待配运。运盐必须先领取盐引，领取盐引必须先缴纳课税。河东的课税以锭计算，盐引以名计算，这就有所本了。

当初盐丁捞盐，每个盐丁每天责成捞盐一引，从四月初一到八月初一，共四个月，该捞盐一百二十引，所以一百二十引为一“名”。一名的盐引，该正课银四十八两，赈济银一两五钱，这是赈济盐丁的；纸价银三钱六分零，这是解送户部刷印盐引的；剩余银一钱三分零，名为扣锭，即以零头凑成整数的说法。总共成五十两，统归正课，所以称为一“锭”。课银原本不相分离，凡是商人定额盐引若干名，即称为若干锭。商人到畦田，归商人种植则按盐引分配畦田，每畦分配六锭，称为畦锭。盐引多畦田少，每锭加配盐引八道，称为小锭。剩余不成锭的零头盐引，归为半锭。各商人定额盐引的尾数，多有不成引的零盐，通身积算，成引一百十二道，不能归入锭，另立名目，叫官置昌。那些不足六锭的商人，令其合并，总共符合一畦六锭的数目。这是就当时的定额盐引、定额畦田进行分配，那些后来开辟的畦田，称为余畦；后来增加的盐引，称为余引，不在此列。商人各自设立锭名。

译造册上报户部立案。由官府分别结清锭票。使之永远成为世袭产业。盐归其种植。也归其运输。因为坐商就是运商。等到后来坐商无力远距离运输。另行招募商人办理运输。于是盐畦归坐商。盐引归运商。而运商与坐商于是分成了两方。只是运商领取盐引。必须拓印坐商的锭名。以区别这是哪块盐畦的盐引。名叫坐锭。坐商在盐畦浇晒。也耗费资本。运商不能白白运输。每引一名。酬给租息银二十四两。名叫销价。盐引既然坐锭。那么盐引和盐畦就可以不相逾越了。实行久了。难免失真。而且有余下的盐畦和余下的盐引。不在坐锭的行列。运商于是任意买盐。强者争先。弱者落后。互相产生争端。于是又有坐配的制度。每次开运时。按照盐引和盐畦。酌情均匀分配。某盐引应配某盐畦。让商人各自抓阄确定。这就是申明坐锭的意思。只是把余下的盐引和余下的盐畦也包括在内。所以叫作坐配。坐配确定后。然后进入垣墙支取盐并掣验放行。那掣验的方法是。盐引先拓印省县扒。每引一名。盐政发放门票一张。运使发放坐监票十二张。盐引和门票都齐全。定期放盐。前一天。由场大使预报放盐数目。由运使派遣商人一名。前往该禁门。监督收取筹票。称为监商。到了掣盐那天。商人持盐引和门票到门。除了门票按规定由商人在掣盐时投缴外。每辆车。给盐引十道。随即给坐监票一张。车户带到料所。会同坐商按盐引装盐。即将坐监票转交坐商收缴。盐车到门。盐引仍拓印门扒。于是用门票呈明监掣官钤记。掣检验证后放行。并领取木筹照出禁门。筹票都交给监商收缴。车户只用盐引对照盐。运载到应卸货的店铺交收。每名载盐十二车。每车折合盐十引。每引装盐两袋。中禁门的卸货店在运城东西两门外。东禁门的卸货店在安邑南门外。西禁门的卸货店在解州城内。由商人分别运往各省销售。河东盐销售三省。山西则是平、蒲、泽、潞四府，解、绛、霍三直隶州以及隰州属下的蒲县。陕西则是西、同、兴三府，商、干二直隶州，邠州以及所属的三、水、化二县。河南则是河南、南阳二府，陕、汝二直隶州以及许州属下的襄城一县。共一百十九个州、岛、县。都是实际销售河东盐的地方。如果山西太原、汾州等属四十四州县。陕西的凤翔一府以及邠州属下的长武一县。则食用本地土盐。而只是领取河东的盐引。河东额定盐引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四十七道。其中除去食用土盐的太、汾、凤翔等属。额定盐引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九道。向来由当地土贩纳税。商人实际领取办理的盐引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五十八道。其中除去解州、安邑盐引八千七百道。属于后来增加的。没有盐畦可坐。实际坐畦锭的盐引三十五万七千一百五十八道。分配盐畦四百六十五号。自雍正三年以后。历次增加余引二十四万道。余引是指。销售没有固定地点。每年在畅销的地方。酌情增加销售。总共盐引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七道。这是当时的额定盐引。

译至正课则随引为分别也。起初只按每名征收银五十两。后来有铜斤水脚、河工节省以及盐官养廉办公的需要，都按盐引分摊征收，名目繁多。到雍正三年，裁去各项名目及官吏陋规，只在额定盐引每名加征官钱银十一两、公务银二十四两八分，一切办公费用都从这项内动用。剩余盐引则在官钱、公务之外，加征公费银六两。至于土盐引税，每引只征银三钱九分零。计算额定盐引应征银二十五万九千三百八十两八钱七分，剩余盐引应征银十八万二千一百六十两，土盐税银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两六钱九四厘。此外还有平余、积余并余三项银一万二千五百七两五六分八厘。盐课解送户部，按规定有随解的饭食加平，商人每千两多交银二十五两，称为平余。按名征课，每把零头归并成整数，归并积算，多有盈余，称为积余并余。又唐裕、渑池归公潞泽节省银三万八千七十八两五钱五分五厘。几处引地，先前是捏造名字、诡称商人，租给供商承办，供商如同福建的户商，坐享厚利。后来查出，交通省商人公办，剩余利润归公。以上共银五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五两六钱八分七厘，这是当时的课额。拿当时的课额与现在的课额相比，还要轻减，商力似乎可以充裕了。然而池价增加而成本加重，应酬大而浮费多。如销价即盐价，渐渐因为浇晒费工，销价只作引价，每名另议盐价增至数十两。陋规本来已裁革，但通纲的局面、官长的节寿，处处需要费用，也都不菲。按本计息，总多亏折，不得不设法调剂。起初议定加价，各岸销盐原有定价，乾隆二十一年，因商人多亏本，先后酌情增加卖价每斤四厘。接着又议定加耗，旧制每引支盐二百斤，雍正三年因盐运三省，盘山过渡，折耗甚多，加重二百四十斤为一引，这四十斤就是耗盐。乾隆四十二年，又酌情议定增加河东运盐，以九月至年终农闲脚价低廉之时为多，故在这四个月内，每引加耗五斤，过期停止。最后又议定均引，各商引名虽有定地，但一商或分坐三省，一县或至有数商，引地远近不一，美恶各殊，狡猾商人弃瘠留肥，弊端难以枚举。乾隆四十七年，将三省引地分为上中下等，就现有商引名目搭配均匀，分为五十六签，每签以八十名为率，按商资厚薄酌情认办，使无所偏枯。调剂多方，终莫补救。有商人倒乏，无人承充，当事者责令退商举报，五年更换，使知道卸任有日，自必踊跃急公。但岁岁招商，年年更换，富户规避，滋扰愈甚。后又改为长商，积弊相沿，日深一日。到乾隆五十七年，势莫能支，不得已裁去运商，将盐课归入地丁摊征，而河东的盐法一变矣。课归地丁，似属甚便，其实难行。因为地丁有蠲免缓征，盐课无蠲免缓征，愚民茫然不知，吏胥夤缘以为奸。而且以无课贱盐，东侵芦纲，南侵淮岸，亦于大局有碍。行之甫十余年，已弊孔百出。到嘉庆十一年，复行招商办运，规模查照旧章，只将山西食土盐的太汾等属四十二州县额引划出归藩司承领，即今之所领阳曲引也。盐税附入地方丁奏销，兴安、邠州及所属三水、化两县，亦改食土盐，引税仍归河东，故引课较前略有参差，其余一切办法，未尝有改焉。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花盐池一座，向来只准民贩赴托克托城办盐，由黄河运至绥德州及临县之碛口镇，上岸分销山西食土盐地方，不准运赴下游。当河东之课归地丁时，阿拉善王将其盐池进献，为国家所有，商人领办蒙盐，顺流而下，无处不到，每年行引八万七千五百道，征课银六万余两，河东引地半为所占。及复招商办运，将阿拉善盐池敕还，停其水运，引额即加于河东，名曰吉兰泰活引，则课额已增六万余两。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需项浩繁，议于河东盐价每斤加钱一文，易银交纳，名曰河工经费，则课额又增十六万余两。课额愈重，办运愈难。且河东之盐，向侵淮岸，故南阳销路颇畅。自道光十一年，淮北改行票盐，盐价大贱，反倒灌河东，而商力愈困。当事者无如何，调停于长商短商之间，将活引减去一半，河工经费减去二成，终莫能挽其颓敝。由招商而变为举报，由举报而变为签商，弊遂不可胜言。大概盐商之破产，以河

译河东的弊端最为严重。官吏视盐商为鱼肉。也以河东为最。到了咸丰二年。局势危急，难以维持。这就是设立钦差大臣查办盐务的原因。当时正值淮南刚开始改为票盐制。盐的销售非常顺畅。查办者仿照这个意思。制定了保留商人、实行票盐的法令。运往河南的盐。向来从茅津渡河。汇集在会兴镇。就把会兴镇作为总岸。运往陕西的盐。向来从夹马口、下马口两处渡河。汇集在三河口。就把三河口作为总岸。山西则在泽州、潞州等府的适中地点分别设立总岸。商人只需把盐运到总岸。任由他们发卖营销。查出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余两。公摊银七万余两。公摊的。是运城设有商厅。所摊派的办公费用。全部裁撤禁止。并查出池价昂贵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坐商资金枯竭。将畦地租给他人。坐吃销价。牟利之徒。因此作奸犯科。合伙租畦者按年缴纳晒盐费。把持公事。先晒盐者盗挖盐根。囤积私盐以肥己。以致池价每名增加到一百二三十两。于是申严禁止私租的禁令。将池价定为每名白盐不得超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超过四十两。潞州、泽州节省等项。摊入全省引盐内。每引摊银九分。另外筹措经费。以资办公。每引摊银七分。嘉慶二十五年。山西、陕西两省。每引加盐十斤。河南未曾商议。现在也加盐十斤。以归统一。计算每引成本不过一两六钱。比以前大为减轻。商人悦服。情愿将奏请停止的一半活引及二成河工经费。照旧缴纳。此法若能永久奉行。应当比现在更有把握。然而不久捐免充商的议论出现。其势不得不行。大概不是筹划河东的盐务。而是只急于眼前的军需。当时殷实商人九十余家。共同捐银三百万两。借以补助国库。发给永免充商的执照。所领销价生息银二十九万余两。停止加息。分年缴纳。销价生息者。额引有销价。盐引无销价。当课税归入地丁时。民贩在盐池买盐。价格则一律扣除销价。除归畦商外。余银充作公家。及后恢复商制。库存销价银十五万余两。发给商人作为承办活引之用。按年出息。此款迄今未清完。现在尚短银五万余两。商人既然捐免。不能不另筹办法。于是河南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改为官运官销。民运者。听任人们纳税买盐。选择地点贩卖。官销者。每县筹给本银两千两。责成其运销本辖区。以保课额。所有河工、活引、节省归公等名目。一概删除。重新酌定科则。每斤征课银三厘五亳。每名合银一百五两。比起从前正课。计增银七万余两。

译然而删减河工等项银两二十六万余两，全部归于无着。因此有了开晒蒲滩的提议，借以弥补亏空。蒲滩，是蒲州城外的河滩，长约百里，宽十几里或几里不等。因积聚潮湿、盐碱遮蔽，土地于是废弃耕种。居民因而刮取碱土淋制卤水。蒲滩近在河东肘腋之地，向来由商人代缴租赋，筹给津贴银一万三千余两，禁止其刮淋，又委派佐杂官员一员巡察，两年任期届满，给予优厚奖赏，名为蒲滩缉私。轻易提议开晒，本来就不对。经过地方审度，弊端多而利益少，仍旧封禁。这是咸丰四年的事。正当长江梗阻、两淮片引不行之时，河东盐侵夺淮盐纲运，一直到达武汉，因而大为畅销。先增加河南灵宝口岸引额三百名，山西岢岚十三州县原本食用土盐，引额早已扣除，又增加岢岚引额三千四百九十四道。只有陕西起初因官运多有停滞，议定将盐课归入地丁税。后来因完纳不前，也改为民运民销。一年之间，三次变更法令，导致甲寅年脱去半纲的盐课，计引额六百六十余名。自从改为民运后，分年补销，两年即销完竣。然而也多销于侵夺淮盐的口岸，并非陕西实际能增加销量。当时人言啧啧，竞相说盐官分得引额一名，转售可得三百余金，坐赚一倍利润。商贩多携带重金抢购引额，不能到手。这话虽不完全属实，但商贩获利，颇为前所未有。且当库款短缺，无处筹划，户部议令抽取厘金以济军饷。巡抚认为抽取厘金难以举办，只在额引每名收取羡余五两，加引每名收取羡余十五两，约增加银五万两。天津海防紧要，直隶总督奏令河东加斤加价，以充裕经费。于是在庚申纲增加引额六百名。当时灵宝有位官侍御，对河东情形最熟悉，条陈盐利，一半被中饱私囊，正课可以加倍征收。巡抚起初议定每名酌加经费银二三十两不等，经户部屡次斥驳，于辛酉纲又增加引额五百名。河南、陕西每名加引费银六十两，山西则分为三等，上等每名四十两，中等每名三十二两，下等每名二十八两，约增加引费银三十三万九千余两。合计两次增加引额一千一百名，课银十四万余两，共增加银四十八万两。然而只有辛酉一纲，全数清完。同治元、二年，正值陕西回匪猖乱，捻匪窜至河南陕州，销路梗塞，将最后增加的引额五百名，暂行停办。陕西引费，减去一半。先前增加的引额六百名，数目虽仍存在，实际也未能运销。至同治四年，乱事仍未止息，遂将增加的引额一千一百名，全数停止。河南引费，也减去一半。而所加的课费，仅存三分之一了。现在山西行引二十万零二十八道，陕西行引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一道，河南行引二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道。其中额引六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九道，征课银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两六钱零八厘，引费银十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两五钱零五厘，羡余银四万六百五十三两四钱零六分七厘，共银七十五万九千七百五十八两六分零二厘六毫。这是现办的课额、引额。而凤翔、兴安、邠州三属的引税划除，不在其内。凤翔、邠州引税隶属河东的，是因为原本食用花马池盐。花马池本是西秦牧地，即土产盐，方言称为花马。花马池大池、小池共三池，在庆阳府宁州之北，与马槽等池，星罗棋布于百里之内。若三池之间相隔，也有远至百里者。花马一池，为灵州的重镇，周长四十三里。大池自沙漠中来，周长八十里。小池控制灵州、夏州的全势，周长二十七里。向来隶属河东兼辖。明末遭受贼寇蹂躏，池废工散，凤翔、邠州因而改食土盐。清初盐法，悉遵旧制，凤翔、邠州仍为河东引地。至咸丰四年，陕西议定盐课归入地丁税，盐课直接解送藩库，无需再解送河东，以省周折。所以改为民运之后，凤翔、兴安、邠州三属盐课银一万二千五十九两五分零七厘，即由陕西巡抚专案题报。所行的额引，也奏明停领。花马池大池盐，营销绥德、榆林、米脂三州县，并无额引，只在马湖峪收税，由延榆绥道专管，岁征银一千五百四十四两。向来转报给河东盐臣，另案具题。咸丰四年，也改由陕西巡抚自行题报。只有花马小池岁领额引六万七千四百 Forty 道，以及巩昌府的西和县岁领额引一千六百二十六道，营销本处以及兰州、巩昌二府，秦州、阶州二直隶州，按引纳课，每年由陕甘总督题报，银二万八百五十九两一分零二厘。至陕西的汉中、延安、鄜州三府州属，以及绥德州属的清涧一县，皆食用本地土盐，按县征税，每年题报银七千四百三十六两四厘。其余沿边各州县，或食用土盐，或食用蒙盐，向来无案据，不可得而稽考。咸丰

译八年。陕甘总督认为，蒙古土盐从前只准许贩运到皋兰、靖远县属的一条山、五方寺等地，与沿边居民交换口粮。后来贩运逐渐扩大，内地盐户多在兰州、靖远、秦州开设盐店，转运到陕西的汉南一带出售。于是奏请酌情征收商税以补助军饷，推举两名殷实的盐户担任行首，分别住在兰州和秦州，以总司稽查之职，指定运往汉南的路径，不准侵扰漳盐的引地。漳盐，就是西和盐。后来因为回匪窜扰一条山、五方寺等地，盐户逃散，已在同治五年暂行停止征收。现在陕西等地的盐税，也不能全部征完。只有河东盐税每年都能结清款项，从来未曾拖欠，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河东盐产只有一个盐池，有禁垣作为藩篱，禁止私盐比较容易。只要能把盐控制在官府手中，那么其操纵权就在我方。引地东邻长芦，南接两淮，它们的成本和税率都比池盐为重，也不担心它们渗透进来。如果得到守法的人，应当可以长久没有弊端。只是盐的丰歉取决于盐池，盐池的保障在于堤堰和渠道。向来每年修缮和紧急抢修的工程，层出不穷。十多年来，未曾讨论过此事。大概因为民间商贩来去不定，看待盐池与自己无关；畦商大半都已衰败，无暇远虑。废弛日久，难免出现疏忽和意外，这是第一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定额盐引原本分属三省，现在只有山西的引盐，各销各的引盐。陕西、河南的引盐，大多合并在一处销售。因为陕西历年不安定，谁敢冒险运往那里？大抵都在河南销售。陕西池盐不到，引地必然被土盐占据。一旦淮盐恢复旧制，价格平减，河南不能多销，那么陕西一千多名的引盐，销往何处？这是第二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其他地方发行盐票，必须有资本雄厚的大商，才能长久。河东的商贩都是零星散户，每人不过办理少量盐引。而且盐官占据了大半。河东盐官的几个缺额，候补人员几乎达到百人。这些人员，未见真正能出资捆运，不过是分得引盐到手，转售以渔利。所以没有大商领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相沿日久，恐怕另生弊端。这是第三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未雨绸缪，那么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应当因时制宜，进行增减损益。

译关于酌拟变通河东盐务章程的奏疏 道光三十年 兆那苏图

臣因河东盐商财力困乏，选派冀宁道多慧前往，会同河东道文光等人详细查办，已经奏明在案。现在据该道等人具文详报前来。臣查河东盐务，定额征收课银四十六万一千余两。嘉庆十五年，加征河工经费银十六万四千余两。嘉qing十八年，酌情增加吉兰泰活引课银八万七千余两从前商人办理宽裕从容，为何到了今天却如此困乏？追究其困乏的原因，是因为道光十五年盐池被水灾侵袭以来，产盐不旺盛，池盐价格高昂，加之银价昂贵，往年每银一两兑换铜钱八九百文，今天贵至二千余文。商人卖盐得到铜钱，兑换成银两缴纳课税，每缴纳银一两，足以抵偿往年二两有余。因此商力难以支撑，承办半签引地的商人，每年需要赔偿四五千两，承办一签引地的商人，其赔偿损失则又加倍。所以商人视此为畏途，纷纷想要退出。道光二十四年，前任巡抚梁〇涵因旧商告退，新商不愿接任，酌情变通，奏请将续充的新商，先令试办三年，使财力薄弱者得以卸下重担，接任者较为踊跃，无非是竭力调停，希望众人合力容易成功。起初用意未尝不好，但立法务必期望长久，消除弊端必须先清理源头。这些商人受病的根源，在于成本过重，赔偿损失过多，并非关乎充任商人的时间长短。追溯查考，河东向来是长商领运，在乾隆四十一年，经前任盐政〇龄奏请改为短商，五年更换，实行不久，弊端丛生。到乾隆四十七年，即经前任巡抚农起奏请恢复长商。这说明短商难以作为长久计策，已有明显证据。自从规定三年试办以来，至今才六年，已经更换了八十多任商人。因为富户对于盐务本来不熟悉，充任商人之初，各项事务茫然无知，完全依靠商伙经理，所用的商伙中，实心实意者少，不是办理不善，就是虚报冒领、侵吞渔利。而本商也因为试办三年，期限很短，一切苟且从事，不再认真经营，于是导致赔偿损失越来越多，更加困顿。等到三年期满，无不借词告退。到了更换之际，旧商只求脱身，随意举报，而被举荐的富户，一听说充任商人，多方规避，有的坚称无力，执意不充，有的远逃他方，屡次提审不到，形势又须另举他人。这样推诿卸责，辗转牵连，以致全省富户，害怕被举荐充任，几乎难以安枕。而且强迫富户以有限的家产，弥补无穷的商累，也不是政体所适宜的。如果再相率因循守旧，势必导致富户日益匮乏，盐务日益疲敝，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关系重大。臣体察当今情势，认为恢复长商是第一要务。然而想要恢复长商，不为其减轻成本、裁减浮费、免除赔累是不行的。现在与司道等人通盘筹划，悉心商议，在补救偏颇、纠正弊端之中，寻求经久可行的方法，谨拟定章程十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一是改复长商以专责成。三年试办的命令，应请求立即停止。就现充任的商人，无论新旧，选择其中殷实者，都改为长商。其中真有销售困乏者，准许其告退。人数不足，就令所留的商人，共同举报妥当之人接任。倘若所举之人不实，即将引地派令举报的商人，共同认办。使众商各有责任，自然没有妄报的担忧。

二是酌裁浮费以归节省。河东及河南会兴镇，向来设有总商、季商数人，专门负责公事，各项公用，以及一切浮费，都由总商垫办，事后派令散商归还款项。对于总商来说，因为并非都出自自己的资金，不免任意虚加，累及众商，自然应该酌情裁减，以免赔累。查巡抚衙门向来有办公银二万余两，经历任巡抚先后奏请裁减外，尚存留办公及书役等费用共银四千四百两，臣到任时即将前项全部裁减净尽。又每逢巡抚阅视蒲州府运城一带，该商人向来派供支各项使费银，也有数千两之多，现在经臣一律尽皆裁除，永远禁止，不准商人再有供应。

又山西河东道并监掣同知，以及陕西盐法道、河南陕汝道、陕州等处，都有办公银两，除将必须应用的款项，核实存留，其余全部裁革。又行盐各引地，向来有缉私的费用，现在商人日益疲累，而缉私也是地方官应办之事，不便完全依靠商资，应酌情减少十分之四。统计数项分别减裁，全纲大约可节省赔累银十余万两。

三是禁止池价以杜绝居奇。盐池产盐，丰歉不定。丰收之年，每名盐价不过四五十两、六七十两，若遇歉收，盐价昂贵，一百余两至二百两不等。查晒盐的工本，丰歉不甚悬殊，而卖价为何相差数倍？坐商任意定价，运商深受其累。应饬令河东道随时察看情形，禁止抬高价格居奇，对各运商大有裨益。

四是酌减销价以节省虚糜。河东坐商，治理盐畦晒盐，一名交课一锭，重五十两。自设立运商后，坐商只负责晒盐

译运商营销坐商之引。出给坐商工本钱。名曰销价。原定每名二十四两。后来减去十分之三。每名出销价银十六两八钱分。查运商既出了盐价。又出销价。未免重复。但查坐商有每年修河银五千两。即在销价内扣除缴纳。不便全部裁免。以致岁修无着落。应将销价。再酌情减去十分之三。每年计节省银一万四千两。一是暂停活引以舒缓商力。活引的设立。是因为吉兰泰盐务。归官府办理运输。有碍潞纲。经前任巡抚衡龄奏明以嘉庆十八年为始。将吉lan泰领引八万七千五百道。加到河东各引地。察看畅滞情形。均匀搭配销售。所以叫活引。到道光二十五年。因为银价昂贵各商疲乏。引盐积压不销。经前任巡抚梁〇涵奏请将活引全部停三年。奉部议准停一半。因为仍无起色。又经前任巡抚王兆琛奏明续停三年。现在将届限满。银价有增无减。活引愈发壅滞商力实在难以支持。应请将现停一半活引。接续暂停。等银价平减。积引疏通。再请求恢复旧制。计可省银四万余两。一是河工经费照时估以钱换银以免商累。查河工经费一项。原议每斤酌情加一厘。每年共征收银十六万四千一百多两。到道光十一年。奉皇上谕旨。盐斤加价两淮等处业经停止河东事例相同是否应行照办着察看情形具奏等语钦此。经前任巡抚阿勒清阿因为银价渐增。请求以加价一厘。改为征收制钱一文。共计得钱 sixteen 万余串。折银交纳。奉部议定以一 thousand 三百文换银一两。以钱合银。减为 twelve 万余两。现在银价较前更增。所赔几乎一倍。商力愈发支绌。应请将此项经费。照原得 sixteen 万余串钱数。按照时估。以 two thousand 文换银一两。共解银 eight 万余两。使不得借口赔课。以解银 twelve 万余两计算。又减去银 four 万余两。一是按引加斤以济不足。近来盐商出卖。往往搀和硝石。克扣分两。以致民间贪图便宜。更喜欢买食私盐。对商盐愈发壅滞。自应亟行禁止。但商盐的搀和克扣。是由于成本过重。赔累过多所致。如果不减轻其成本。免除其赔累。也恐虽禁不从。现除议裁议减。并请求暂停活引。及将河工经费请求照时估以钱换银解交之外。计成本尚属不轻。必须再加以调剂。查调剂之法。除加斤加价。再无好策。而加价一层。又恐私贩更多。有碍官引。只有援照嘉庆二十五年加斤免课成例。应请每引酌情加盐三十斤。免除加课。先顾商人成本。然后禁止搀和克扣分两。在商人无可借口。自不致抗违不遵从。在民间无所加增。亦不致买私盐取咎。对官引自然畅销无滞了。

译再次是河南的裕州、唐县、渑池三个州县。以往有归公银一万七千九百余两。经查，这是雍正十三年间土贩范天锡等人，因有余利，上报归公，原本并非正课。此后相沿成例。自从河南实行商运民销之后，将此项分摊于河南各引地，按引认解。这属于赔项，是山西、陕西所没有的。如果河南与山西、陕西一样加斤，未免偏枯。应请将河南各引，比山西、陕西再加三十斤，以示体恤。

一是商盐加价以充裕公项。查潞泽节省银一项，系雍正四年商人范毓一人承办潞泽二府及平阳府所属的洪洞、翼城、浮山、岳阳四县引地，得有余利，在正课之外，又交纳节省银二万两，原非常课所应有。如今潞泽两府及平阳府所属的洪洞等四县，分为二十余商，费用浩繁，无从节省，银两仍须交纳，未免赔累。此项为各处所无，若仅予一律加斤，不足以示调剂。自当因地制宜，量为变通办理。查该等处山路崎岖，不通河道，私贩罕至，与各处情形不同，酌量加价，尚可无虑滞销。应请将潞泽两府及平阳县所属的洪洞等四县引地，在每引酌加三十斤之外，每斤商盐出卖加价二文。在食盐的人，所出有限，而该商人得以积少成多，受益非浅。

一是严缉私贩以免滞销。盐池的私盐，日新月异，不能悉数。然而河东道耳目较近，若能督令各官役认真巡缉，则私贩自绝。只是私盐路径繁杂，如蒲州府所属的蒲滩，虽经严禁，而地方辽阔，偷晒者仍不能免。以及陕西所属的蒲城滩，虽地方不及蒲滩之辽阔，亦不免刮盐私卖。又靠近甘肃沿边各厅州县，准食花马池盐，因而浸灌邻县，渐及河南。而其尤甚者，吉兰泰等处所产之盐，在黄河一路，由磴口而至托克托城的河口镇，顺流而下，至河南渑池、新安、孟津诸处，起岸发卖，壅滞河南商引，而又飞洒于黄河两岸附近引地，山西、陕西均受其害。应饬令河东道，并咨会陕西、河南两省，择其要隘，设立卡房，严定章程，实力缉拿，记以功过，立以赏罚，庶私贩敛迹，官引畅销，于盐务日有起色。

一是三场均运以充裕池产。查河东盐池，分东、西、中三场。东场每年收盐约三千余名，中场约一千余名，西场不过数百名。因东、中两场距商人店口较近，池运费轻，争趋者众；西场路远运重，配运寥寥。坐商出本种盐，积滞不能出售，遂至私卖偷漏。应即饬令三场均匀配搭，使西场之盐，亦易出售。不惟该场坐商勤于刮晒，积盐日多，而价自日贱，且可免私卖偷漏之弊，于盐运不为无益。

以上各条，议裁、议减、议停、议加，统计全纲，每年可轻成本银二十余万两。轻一分的成本，即以舒一分的商力。并行设法严缉私贩，使官引得以畅销，于商人自免赔累。将来如果池盐产旺，银价平减，商人得有起色，一切均可仍复旧章。只是暂停活引，并将河工经费以钱易银交纳，当此经费支绌之时，臣何敢冒昧奏请。但目睹疲敝情形，又不可稍缓补救，故不得不暂为变通，以期保护全纲大局。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将查明盐商疲累情形，并酌拟变通章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饬部核覆。至一切善后事宜，臣仍随时督同河东道妥为查办，合并陈明。

通筹河东全局改定章程疏 咸丰二年 钦差大臣

河东本系长商。自道光二十四年，抚臣梁萼涵请改短商，三年更替，商则移甲换乙，课则李代桃僵。有一年之中，新旧更换至二十余商者；有一县之地，先后提送至一二十户者。规避营求，暧昧不可究诘。及其勉强充当，又复苟且支吾，指期告退。名为顾课，实则百弊丛生。于是富户多有弃庐墓、挟赀财而纷纷迁徙者。此臣兆那拉苏图所以深嫉举商之弊，而有改行长商之请也。臣等伏查，晋商疲累，一在盐本之巨，一在浮费之多，一在运脚之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河东盐法，以二百四十斤为一引，一百二十引为一名，八九十名为一签。行盐者曰运商，晒盐者曰坐商。从前盐价平时，每名不过三五十两。乃近年以来，坐商贪卖无课之私，多得价值，囤积居奇。其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现在一名之盐，贵至一百二三十两、三四十两不等，视旧时

译几乎达到原来的三倍。运销的商人怎能不陷入困境。河东的食盐销往三个省。文武大小衙门一切公私应酬。名目繁多。不可一一列举。更有由总商分派的。名为厅摊。由散商自行送交的。也每年有固定的惯例。总计不下二十六万余两。几乎达到每年盐税六十余万两的一半。官吏将其视为应得之物。完全不体恤商人的艰难。再加上河东盐通过陆路运输。引盐沉重且路途遥远。脚力费用繁多。每引从数十两到百余两不等。引地定价已久。不允许增加。因而相互勾结造假。掺沙减秤。民间购买一斤盐。只能得到半斤的实际用量。引地越远。百姓吃盐越困难。这就是河东盐务疲敝导致商民共同陷入困境的真实情况。我们自会晤以来。没有一天不共同商议。减轻盐的成本必须先确定盐池的价格。革除额外费用必须先实行票法。减少运输脚费必须先划分口岸。并将缉私的方法分别寓于其中。而大致的要点总在于保留坐商、改用票法。先完税后放盐。这样法规确立没有弊端而施行可以长久。因为引盐有固定的商人。票盐没有固定的贩运者。保留坐商、招徕贩运者。必须让他们先完税后放盐。这样即使引额有所改变。也不会导致空缺。税项有常。不用担心短缺。查向来坐商的价格。总以产量不足为借口。臣周游盐池。看到其地面宽广。卤气浓厚。即使雨水阳光偶尔不协调。取多补少。总足以满足五千六百余名商人的定额。盐价昂贵的弊病。实在不在于产量不足而在于走私。现拟定白盐每引最高不过六十两。青盐依次递减。坐商成本之外。尽有盈余。不允许囤积居奇抬高价格。并令坐商和运商。立法互相稽查。遇到有售私盐的。官府予以惩办。只要使盐不旁流。那么池价就会常平。而商盐自然充足。其锭票的销价。应当核减。畦地租典。优先给运商。总期望成本减轻。以对抗私盐而保卫税课。至于出盐和行盐的各地方。官吏的额外费用。无不出自引商。现在既然改引为票。就令各商逐款开列明白。永远刻石示禁。并拟定另筹公用一项。每票一张。征收银七分有余。随税收发。作为管盐衙门办公之用。此外如有需索分毫。官吏和总商。都按赃罪论处。其领票招贩、完税掣盐、截角缴票等各事宜。即仿照两淮票法。稍作变通。以归于简易而防止弊端混淆。再查河东盐销往河南引地。向来归商人销售。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将会兴镇作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现拟定将陕西和本省的盐。一律设立口岸。与会兴镇分为三路。各行其票。不得互相逾越。盐到口岸。然后发给贩运者随地销售。商人自行运输。也听从其便。计算一签的商人。节省官吏额外费用银二千余两。脚价、房租、人工等项数千两。所省既多。就令一律售卖净盐。再有掺沙减秤的。严行究办。

译只是商贩辗转运输，脚夫众多，恐怕有人夹带私盐以谋取暴利。应当由臣兆那苏图遴选廉洁干练的同知、通判及州县官员，分别驻扎在口岸，严格查办惩处。在节省开支之中，同时寓含疏通销路的方法。这是臣等全面筹划全局、改定章程的大致内容。统计河东全纲，与上年盐价相比，节省银两三十八九万两。若遇丰收之年，池盐价格更加降低，所裁减的虚浮费用，除酌情留作公用外，实际裁减银两二十六万余两。另外，改设口岸，也可节省公私各项费用十万余两。这三项共计裁省银两七十余万两。以往因赔累而亏损的，反而获得盈余。从此只要用人得当、遵守法度，商力便不会疲惫，不至于纷纷告退。即使偶尔有因故歇业的，或由运商归并，或由坐商顶替；若这两者都无人承接，就由各省运商按签均匀办理。永远不准再有举荐商人、保结商人等流弊。臣等又传集坐商、运商一百四十余人，当面讲求，告知变通办理的方法。若有阻碍难行之处，不妨据实禀明。这些商人鼓舞欢欣，一致声称具有天良，感激朝廷的恩德意旨，并愿意将目前停办的一半活引四万三千七百五十道，一并改为票盐运销，仍缴纳银两八万二千二百六十余两。所有河工经费，先前奏请减银二万余两，现在也仍按十二万两之数，一并解交。臣等共同察看，所恢复的数额，较新章裁省的七十余万两之数，不及十分之一，对商力并无妨碍，应准许其恢复原额。并据他们投具甘结前来。谨将共同筹拟改定的各项章程，分列十四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第一，签商之弊应当永远禁革。河东池盐，自乾隆年间，盐政大臣萨哈岱奏请在山西全省举荐富户充当，后来改为五年更换，弊端丛生。经前任巡抚大臣农起奏请更定为长商，六七十年沿袭不改。到了道光二十四年，前任巡抚大臣梁〇涵又因旧商告退，奏请将新商试办三年，名为短商。然而实行刚满六年，已更换八十多位商人，那些到官府营求免役的，还不在此数。一有商人告退，全省骚动不安。臣兆那苏图之所以有改复长商的请求，是因为运商受害的根源，不在于承充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赔累过多。现拟保留商人、改行票盐，裁去虚浮费用和厅署摊派，减定池价和销价，成本越轻，从此运商尽有盈余，不至于像以前那样枯竭。倘若再借口告退，企图拖累他人，一概不准实行。只有偶尔因其他缘故歇业的，必须由通商出具连环甘结，由河东道详报巡抚衙门，才准许告退。其所领的盐引，或由运商归并，或由坐商顶充；若这两者都无人承接，再在各就各省运商名下，均匀配搭运销。在众商所增加的不多，盐课也有着落。从前保商、签商的弊端，应请永远禁革，以安定生计。

第二，改引行票，应当责成现商领票招贩、纳课掣盐。盐引由商人销售，盐票准许民间商贩。而票盐优于盐引的地方，在于官府节省虚浮费用，商人节省辛工，其余运盐到岸的车脚价，都可以节省，所以能减轻成本、利于转运。然而改行票盐是商人摆脱困境的良策，并非商人脱身的私计。自应明定章程，责成办理。自咸丰三年癸丑纲开始，商人领票，按照原额自行变通限期，赴道台衙门请票，呈明该商在某坐商、某畦、某科第几号配定青尖盐若干，即将课税封足。由监掣衙门督同库官验收，将票先截去第一角，才准许掣盐。盐运到禁门，场官核对盐票相符，查无夹带，再将票截去第二角。由该商押运到店，将票收带，以便沿途照验。盐运到口岸，将票呈交口岸委员，截去第三角，按期限申报缴销。其盐或发给商贩转运，或由商人自运，均听其便。遇有引地滞销，允许商贩运往畅销地方售卖。如有夹带私盐、影射等弊，各商贩互相举报，禀官究办。各商名下应交的票课，每年自二月起至九月止，责令全部缴清，不许丝毫拖欠。违者参劾追缴。

第三，三省公私虚浮费用应当一概革除。现查运商呈出的底账，每商名下各引地的虚浮费用，自一千二三百两起至四千四五百两不等，前年臣兆那苏图曾经奏请裁减十分之四，刚经兵部覆准。现在将全纲核算，所费不下二十六万余两，厅署摊派尚在其外。现在既改引行票，仍责成现商领票招贩、纳课掣运，恐怕陋习沿袭，难保不仍前授受。应当严申禁令，所有商人向来缴纳的虚浮费用，无论何衙门、何项名目，一概革除，不准再有丝毫勒索。倘若各该管官吏及行盐各地方官阳奉阴违，一经发觉，即按赃罪论处。再，票盐经过沿途关津，文武兵役以及地方匪棍刁难讹诈，允许受害之人指名禀告追究，从重惩办。地方官不为申理，允许该商贩直接赴巡抚衙门控告，查实后严加参劾。

第四，总商摊派的弊端应当严行禁绝。运城为三省行盐总汇

译此前设置商厅，从各商中挑选明白事理的人，点充为纲总。后来因为纲总把持局面、谋取私利，乾隆年间曾将纲总的名目革除，另立值年司季各商，轮流办公。现在查得商厅每年摊派有五六万两至十余万两之多，前年臣兆那苏图查明河南会兴镇的值年司季业已裁撤，改为轮流办公。河东因有承办事务，拟挑选公正殷实的三家，定为值纲，三省各派值省一家，管理事务。现在改引为票，浮费一概革除，运城商厅应当立即裁撤，并责成河东道监掣同知督率各商家重新整顿，不准再有厅摊的名目，以清除弊端。

一池盐应当斟酌适中定价，以免囤积居奇。现在池价每名卖到一百余两之多，运商赔累，实由于此。前年臣兆那苏图曾经定价三等，奉行尚未统一。现在臣等会同访查，传谕坐运各商，令其斟酌适中定价，不准任意取利。据各坐商结称，白盐价至贵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价至贵不得过四十两，如有误晒居奇，愿甘承罪，畦地入官等语。应令河东道随时查察，倘若以后坐商再藉辞抬高价格，准运商呈官惩办。

再查运城商伙，往往有串通坐商短给盐价、搀和硝土的弊端，以致官盐滞销，殊堪痛恨。应责成河东道督率监�同知及各口岸委员严切稽查，如有前项弊端，即将该商伙并坐商尽法惩办。

一酌减销价以归核实。从前坐商治畦晒盐，兼办引课，无所谓销价。后来坐商缺乏远距离运输的能力，三省引地皆由商包运纳课，偿之以价，作为坐商的工本，每锭出给销价银二十四两。于是日久滋生弊端，名实不符，坐商将锭票典给他人，即将销价作为利息，并与浇晒无关。因此坐商只管卖盐，并不交课，既得盐价，复得销价，转典渔利，而运商重出无名之费，虽多次裁减，所省无几。今查明其弊端，传问各商，据结称每名销价定为六两交收。嗣后仍责成河东道随稽查，违者立即惩处。

一畦地租课宜申明旧章以防流弊。河东盐法，坐商有畦地而无力浇晒者，准其呈明，或租于运商，或租于同畦伙商。因为运商承办引地，例得浇晒以资配运，伙商有通力合作之义，不至于罔利坏畦，故租课无嫌。后来因为市棍串通赁畦收晒，以致场价日昂，乾隆四年、十七年屡次严禁私租私课，犯者盐入官，人坐罪，遇有惰晒，只追究本坐商。现在查得河东畦地租课，流弊更甚于前，伙租者按年轮晒，把持误公，先晒者盗挖盐根，屯私肥己，种种诡谲，贻害匪轻。应责成河东道实力查禁止，嗣后坐商无论租赁典卖，总须归运商及同畦伙商管业，不准市棍串通承买承佃，以杜绝昂价而防止坏畦。违者盐入官，授受人均照阻坏盐法律治罪。

译统一核定盐税标准，是为了减轻成本。现在将盐引改为盐票，应将山西、陕西、河南原定额内代征的正税，扣除活引每年征收的正杂税则，直接定为盐票的税则。其中，山西潞安、泽州节省下来的费用，改照河南分摊唐裕归公的先例，每引分摊银九分零；加上现定至贵池的价银每引五钱、销价每引五分、公用每引七分零，统一核算改票后的成本，山西、河南每票成本银一两六钱零至一两七钱零，陕西每票成本银一两五钱零至一两六钱零。与以前的成本相比，何止减少了一半。这些商人只要实心经营，不仅不会导致赔累，自然会使销路畅通而获利丰厚。

关于盐票口岸的安设，应当酌情安排。查嘉庆二十五年，河南盐引改为商运民销，盐斤渡河，即在河南陕州的会兴镇设立口岸，分路发卖，至今三十年，商民都称便利。现在保留商人改行盐票，山西、陕西两省应当设立口岸，以便招徕客商。经众商人将应设口岸的地方妥善商议，呈请核定办理。臣等共同酌定，除河南会兴镇照旧设立外，陕西省三十四处，向来由永济县的下马口、夹马口渡河转运，现在仍从其便利。山西本省四十四处，山路崎岖，运费繁重，自应妥善分设。所有泽州、潞安、平阳三府及霍州、绛州各属的口岸，应由臣兆那苏图委派官员察看适中地点设立。以上三省口岸，均应派委同知或州县官一员，分驻巡防，并令各商贩将盐票呈交截角，按期限申报缴纳。至于山西省靠近盐池的蒲州、解州二府州属的票盐，应在安邑、运城两处设立口岸发卖，所有盐票，由各该州县截角申报缴纳，以归于简易。

关于盐池私盐渗漏，应当严行巡查缉捕。盐引改盐票，首要重视缉私。但必须先禁止坐商的私盐，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坐商的积弊，向来有大卖小卖的称号，计堆计担的名目，或者在盐未成料之前刮收，或者预先串通将新盐夹杂在陈盐之内，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应责成河东道严厉命令各盐场官员，在每年盘查盐斤归料之时，将新盐详细丈量，编号造册上报。该道复核丈量有无多收少报的情况，转详巡抚衙门存案。先在二月开工时，即命令坐商出具十家连环保结，一家漏私，九家举发，徇私隐瞒者连坐。有能破获者，将私盐充公赏赐。开晒以后，该道分派各盐场官员驻池督晒，以产盐的盈亏，判定督晒的勤惰，分别功过，以示劝惩。开场放盐之时，守门人役查出夹带者，从重赏赐。至于围墙以外，应当命令三位巡检督率弓兵巡役分段巡查缉捕，以防扒越、走私等弊端。如查缉不力，兵役责打革职，主管官员参劾处分。再靠近盐池的村庄，多有匪徒设立私窝，勾引贩卖，或趁夜驼载，或用船运渡，应命令靠近盐池的文武各衙门严密访查捉拿，以绝根株。

关于三省引地及新立口岸的私盐，应当并行堵绝。查河东引地，周围二千余里，东与长芦，南与两淮，西与花马池接壤，其北则有口盐、蒙盐，而吉兰泰的私盐，沿河直下，蒲滩的私盐，地处适中，尤其容易浸灌为害，不可不设法堵绝。经臣等亲自赴蒲滩察看情形，除命令该管府县并遴选干练官员分驻认真查禁外，应再责成蒲州协挑选得力军官士兵，在二滩卤气最旺之处，各设卡房，每年自二月起至八月止，分驻巡查。如一年后，私晒果能堵绝，对该员弁酌情奖励；二年着有成效，即由臣兆那苏图奏明提拔补授。其吉兰泰私盐，以水运为大宗，应由臣兆那苏图访查上游磴口等处的发运地方，设法稽查。至于各引地邻私，从前因河东盐质粗价昂，州县每借口不能禁止。今改立新章，价平盐净，如再有邻私侵越，即系各州县有心故纵，一经发觉，按律参办。再现在分立各口岸，过载换驼，过河渡口，应严令该地方官及派委员弁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夹私影射等弊端，有犯必惩。其官盐过境，验明印票，即刻放行。倘有留难索诈等情，允许该商贩禀告究办。无论商贩、兵役等人，如访得窝囤私盐，准密禀该管官究办，所获盐斤，一半充公，一半赏给告捕之人。州县委员，有能查捉至五万斤以上者，酌情奖励。倘怠惰失察，差役徇纵，以致私盐充斥、官盐滞销，即将该州县照例参处，委员记过停委。

关于另筹公用经费核实支销。河东盐行销三省，凡管盐衙门，督征巡缉，监掣稽查，各有承办事务。现在既将通纲浮费银二十六万余两，一概裁除，若不量为筹款，不足以资办公。且此外尚有解饷津贴，以及营兵薪水各项，向来不作正开销，皆取资于公费。臣等共同商定，按纲征收银五万三千三百余两，每引均摊不过七分有奇，随同正课交纳。

译并酌情拟定某处给予银两若干，某项开支应用银两若干。每年由河东道具文详报，如数分解。倘若遇到拨付京饷，应当参照河饷的解运费用，按盐引分派，随同盐课封交，总不得另外生出枝节，以显示体恤并彰显核实。

一是河南票商请求酌情增加盐斤。查考晋、陕、豫三省的盐引，向来每引为二百四十斤。嘉庆二十五年，前抚臣成格在奏请调剂的案卷中，规定山、陕两省每引加盐十斤，每名合计盐三万斤，免除其加征盐课。河南省改为商运民销，仍照旧每引一百四十斤，每名仅得盐二万八千八百斤。现在据该商冀六成等人禀请，照山、陕两省的成案每引加盐十斤。臣等共同商议，现在改引为票，山、陕与河南属于一律办理，应当准许其每引加盐十斤，每名总计三万斤之数，免除其加征盐课。但是增加盐斤之后，商力更加宽裕，所卖的盐斤，不许短秤掺沙，以便利百姓食用。倘若出现上述弊端，即将该商人从重治罪。

一是潞泽节省银两应当归入山西通纲均摊。查考潞泽节省这一项，雍正四年，商人范毓承办潞、泽二府等引地，获得余利，在正课之外交纳节省银二万两，与豫商唐裕归公无异，均不在正课之中。后来河南改为商运民销，所有归公的一项，摊入全省封纳。现在据潞、泽二府商人曹七合等人禀请仿照办理。臣等复查潞、泽二府各引地，运脚较为繁重，且前项银两，是沿袭交纳的，并非现商节省，应当准许其归入山西本省商人按引分摊，以彰显公平允当。

译关于驳斥河东巡抚请求恢复举荐新商、先盐后课奏疏的议驳，咸丰三年，户部：

臣等认为，河东盐课向来是每年结清每年的款项。之所以被称为疲累不堪，不得不紧急商议变通办法，实在是因为签商制度的弊端，如果一天不消除，盐政纲纪就一天不能整顿。所以凡是裁减浮费、厅摊，减定池价、销价，旨在减轻成本、宽缓商累的措施，无非是期望现任商人不至于疲乏告退，那么举荐商人的弊端自然消除，而国家的正项赋税，也可以源源不断。因此，永远禁止革除签商这一条，乃是留商改票新章中第一紧要的关键。该巡抚自应严格遵守谕旨，按照章程妥善办理，保持定力，以期盐政纲纪日渐好转。为何才经过几个月，就任凭那些官员阻挠的言辞，以全纲坐运各商一百四十多人为多，却借口于现下疲乏的商人十多家，草率入奏。全然不考虑如果签商可以恢复，那么公私浮费势必不能革除，总商摊派也不能禁绝，各种弊端丛生，将导致何种地步。臣等请将举荐商人的不可行之处，略陈数端，该巡抚自不得不保持定力。因为商人与平民地位平等，而官员却是商人的护符。想要让李代桃僵，势必是狐假虎威。名义上虽是商人招觅，实际上是由官吏举荐充任。试检阅历年举荐商人参办各案，都有官员在其中徇私舞弊。可见商人招觅的说法，只是属员粉饰之词。覆辙尚存，前车不远，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

原奏称应退疲乏商人，强留也无益处。查新章规定商人歇业，原本允许全纲归并，否则在本省匀销。至于坐商兼充运商，自运即由自晒，驾轻就熟获利尤多。却说纲商搭配，都不乐意遵从。岂不知平民不乐意遵从，较商人更甚。原奏又请求商人招觅，给予限期，到期无人，即令全纲分办。在该巡抚也是预防滋扰。但将来仍令全纲分办，不如此时即令全纲分办，何故多此一举。限期虽异，滋扰则同，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原奏又说纲商销路长短无常，难以维持。臣王庆云上年奉命出使河东，遍查旧卷，有一年之中更换二十多个商人的，一县之地提送一二十户的。当时不是不纷纷举荐商人，为何忽然殷实又疲乏，刚充任就退出的。却说此次剔去疲乏商人之后，余者即定为长商，与销路长短无常的说法自相矛盾，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大抵盐务弊端多于利益，诚能去除其过甚者，力挽颓风，那么不举荐商人而自有起色。如果上年革除禁止的各种弊端，今年仍旧恢复，即使倾尽全省的富室，让他们充任商人，不过是饱了官吏的私囊，对国家盐政有何补益，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

况且近来奉谕旨，因该省捐输踊跃，破格恩施，凡属上中等户，都有名姓在官。一旦忽然议定举荐商人，将使按籍稽查，官吏不烦于择肉，怀璧其罪，富民反悔其急公好义。不仅视盐务为畏途，必且闻劝捐而裹足不前。既与民情不协，复与时务相妨，这是尤其不可行的第五点。

相应请旨饬下该巡抚严饬所属，即照新定章程，概勿令现商借口告退。其有歇业的，或由运商归并，或由坐商顶充。二者无人，即各就各省运商名下，均匀配搭运销。断不准疲乏商人招觅，及纲商保充，以杜绝流弊。至于新章先课后盐一层，上年定议时，原因引有专商，票无定贩，留商招贩，必使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项无虞短绌。今该巡抚复请改为先盐后课，姑且不论各省行票章程，从来无此办法，即据所称新章二月开征，九月全完，现计尚有四个月之久，为期甚宽，正可饬催交课，何得遽为调剂，任意宕延。现值国库支绌之时，下顺商情，更当上筹国用。若以年清年款的纲，一旦办无成效，司其事者，岂能置身事外乎。应令该巡抚即将新章正课、河工、归公、节省等银六十八万九百五十七两零，每年自二月起，截至九月止，责令各商扫数全完，不许丝毫蒂欠。违者照章参追，毋稍瞻徇。总之河东盐务疲累，不得已而筹穷变通久之方，全在该巡抚持以定力，将新章与旧弊，细心比较，自然得有把握。即有营私罔利之商，藉端阻坏，如侯六来者，亦不难执法严惩，使知畏服。本年癸丑纲试办，新章伊始，该巡抚务当振刷精神，力除积弊。倘若仍任该官商等阻挠废格，有心误课误运，妄生觊觎，则督办不力，责有攸归矣。所有臣等遵旨妥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与河东道论盐务书

魏瀚

夏季闲暇时在省会晋见，仰见大人德度渊深，包涵众有。旅退之余，已为河东一路商民，额首称庆。当时瀚于俦人广众中

译心中有所怀想想要陈述，却没能找到空闲时机。又担心因为来不及说而贸然开口，会留下急躁轻妄的过失，于是缄默退避。这并不是敢隐瞒什么。承蒙您赐信，在桑梓之地推心置腹，又肯听取我这样草野之人的浅见。您谦厚的品德和雅正的胸怀，远超常人。如果我再闭口不言，便只是私藏拙见，不想在先生长者面前求取指正，这就是所谓劣马伏在马槽里，望着鞭子却不敢迈步的人了。

往年我代理安邑的官职，对于盐政并非专职掌管，但旁观情形，颇知弊端根源所在。那承包盐商的包商与私自贩卖的私贩，都是盐务的大弊端。去除包商容易，去除私贩困难。因为包商没有不兼做私贩的，而私贩不一定全是包商。包商多，私贩就越兴盛；私贩被清除，包商自然就会革除。河东的盐价高于官定引票，商人仅仅销售定额引票，获利微薄，不足以经营私贩，必然导致亏空公款。所以即使是正规商人和总商，也没有不兼做私贩的。听说私贩所花费的成本，也几乎等同于正规供应，而商人甘愿冒犯法网，却坚决不增加一引票的原因，是因为陶唐的遗民思虑深远，确实担心一年盐池歉收，就必须从别的省份调配引票运纲，往返脚力经费，大约高达百倍，积累数十年的财富而一朝倾覆，所以不这样做。又因为盐井既然已经开采，议论的人说地力逐渐枯竭，国库收入一旦增加，不可再更改。用逐渐枯竭的地力，供给永远增加的国税，常规额度不够，赔累没有尽头，将来逃亡流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尤其不这样做。

因为这两个原因，私贩的弊端，到了不可铲除的地步。凡是环绕盐池的十一村户口，都是贩夫；运城五十六家商人，都是贩主；安邑、夏县、平陆以及河南接壤州县的百姓，都是贩客；各衙门的家丁书役，都是贩运的羽翼。他们横冲直撞突破禁令围墙，用大车装载，车轮马蹄的声音，在十余里外都能听到；整夜燃烧的灯火，不下千余炬。甚至手持长竿护卫，官员不敢呵斥。别的村庄的凶徒，羡慕其利益的人，往往捋袖争抢，气势汹汹凶狠，不顾惜粉身碎骨。大概到了十四五年间，形势已经极盛了。

少山先生刚到任之初，慷慨地想要革除这些弊端，但孤掌难鸣，坐视火势燎原而无法挽救。他曾对我说：“我刚到这里，众人观望徘徊，没有人敢先行动。自从地主首先发起难端，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将怎么办？”恰逢我奉命代理县务，出城到省会，同僚中明白事理的人，都告诫我说盐池的弊端，积重难返，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身处脂膏而不被浸染，已经是上策，其他的事可以不过问。如果逞强发表自己的意见，众怒难平，将造成奇特的变故。听到舆论，我心里也私下认为是对的。直到拜见少山先生，首先委派我查禁私贩。我心里知道这很难，不敢立即承担。恰逢有知己的话，于是感激激发愤慨，想要尽力挽回颓势，但心事孤危，将伯无助。我的身边近臣，都是别人的耳目；我的羽翼，就是别人的心腹。隐忍了六十天，抓住时机一举行动，亲身探入虎穴，幸好获得成功。半年之内，宵小之辈不敢暗中发作，多年积累的旧弊，划然而止。这都是少山先生教诲鼓舞的功劳，哪里是我这庸懦下才所能奏效的呢？

然而我从此成为怨恨的集中点了。为什么呢？商人的定额引票，他们的盐不足以供应百姓食用，他们的利润不足以抵当私销的一半价格，所以怨恨。环绕盐池居住的人，每年囤积居奇，视为常业，一旦货物丢弃在地上，力气不出于自身，数万穷苦百姓，糊口没有资财，所以又怨恨。从东都镇茅津渡一直到陕州客店的巡役，都有常规收入，忽然被裁减，所以又怨恨。各衙门的吏役窥伺官府的消息，抵御其他家族的觊觎，以能力的大小，决定俸禄的厚薄，现在既夺走了他们的利益，又逼迫他们与向来声气相通的人为难，所以又怨恨。

然而众人的怨恨可以承受，一个人的成见不可固执。前事不要遗忘，后日的深患尤其应当忧虑。大概盐禁的困难，没有比禁止私贩更难的，而尤其没有比私贩不可禁止更难的。

译那些认为私贩是危害国家、危害商人、危害百姓的人，都是肤浅的言论。河东的私贩对国家有利，对商人有利益，对百姓也有利，唯独对官员不利。为什么说呢？私盐可以畅销，而官方的定额盐引也不会滞销，那么总商和散商都能获得厚利了。商人获利既多，那么每年的赋税就没有不踊跃缴纳的。贫民有了谋生的手段，那么环绕盐池居住的百姓，就都有了生计。至于未能察觉私盐贩子，那么官员就会受到处分。利益所在的地方必然争夺，众人聚集的地方必然拥挤，无法穷尽的贫民，争夺取之不尽的厚利，呼吸之间，动辄酿成巨大的祸患，这都是地方官员的责任，他们怎么能承担重大的罪责呢？所以，如果官员不独占其利，那么禁止私贩是可以的；如果百姓不能舍弃其利，那么禁止私贩是不行的。大抵河东只销售定额盐引，那么盐池每年就会积压很多盐。一年的积压可以计算，每年的积压就无法计算了。难道可以将其抛弃而无所用吗？池南的百姓，一打开家门就看见耀眼的珍宝，让他们忍饥受寒，却坐视不敢染指，难道能堵塞而不溃决吗？晋地的百姓看重利益，商人尤其计较细微的利益。用法律威慑他们，使他们奉公守法是可以的；用权势禁止他们，使他们不能谋取私利，是不行的。众人的诽谤交集，权势倾覆如山岳，但衡量情理，即使是商人也有不得不从事私贩的情况，难道能控制而不让他们驰骋吗？所以往年禁止私贩，是因为形势极端、祸患紧迫，百姓不知道有专门的机构，不得不成为中流砥柱。如果认为这是长久之策，不仅像我这样庸懦无能的人做不到，即使像少山先生那样大才盘盘的人，也做不到。那么，放任私贩则有立即到来的忧患，禁止私贩也不是容易的计策。所以治理河东的盐务没有完美的策略，在没有完美策略之中补救偏颇、挽救弊端，一张一弛，操纵自如，这只有大人深思远谋，怀着驾驭朽木般民众的敬畏之心，效法张弓般天地的道理，不急不缓，只怀长远之图，那么商民仰戴如福星，永远没有穷尽了。我管窥之见，知道对清听无益，但不敢不说完这些话，是因为作为乡里的后生，在乡先生面前，道义上不能有所隐瞒。

陕西摊征盐课请饬议变通疏

吴振棫

我查前任巡抚王庆云上奏陕西盐课十二万两改归地丁税并征一案，于咸丰五年二月奉部批复准许照办。臣于当年七月到任，察看情形，诸多棘手，随即在九月内附片据实陈明在案。那时刚试行办理，不敢立即议论更改，只是严厉命令各属赶紧催征。又恐怕民间不知道按粮摊派盐课的缘故，经过出示恳切晓谕，原本期望众情感悟，及早缴纳。然而几个月以来，凡是粮少课轻的地方，尚能按期限催交；那些粮多课重的地方，如蒲城、富平、临潼、渭南等处，大都观望不前。虽然或劝或惩，竭力整顿，但完成缴纳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推究其根源，陕西百姓勤苦俭啬，计较细微利益，是他们的本性。近年各省商贾不通，生计比以前更加窘迫，加上接连劝办捐输，丁粮又提前一个月征收，至于兵差络绎不绝，也有借资民力的地方。现在又加征盐课，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地方偶尔遇到灾荒，丁粮有时有减免延缓的时候，而盐课向来没有减免延缓的先例。小民以追呼为苦，不免有对未来的担忧。又查按粮摊课，与历来办理的引课，多寡迥然不同。比如蒲城、富平两县，户部照引加课，都仅止五千三百余两，商办课额，还不及这个数字。现在按粮摊算，蒲城应纳课一万一千二百余两，富平应纳课九千三百余两，其数额增加了一倍。民间习惯于旧例，疑惧更深。至于现行章程，原本允许百姓持照赴盐厂买盐，但地方在隔省，怎么能人人前往？仍然是积年市贩熟于营运者，买回四路分销。这些人唯利是图，盐价也不能很便宜。小民缴纳没有盐的课税，奸商贩卖没有课税的盐，这更是众情抵触的原因所在。虽然百般解说以晓喻他们，但最终难以踊跃缴纳。山西巡抚王庆云办理公事，一片真诚，不分畛域，曾与臣往返函商，时常以充裕课税、便利百姓，须求良策为念。近闻河南省盐课，自改行河东招贩先课后盐之法，销售畅通，课税充足，官民称便，已经取得成效。陕西情况大致相同，似乎也可以照办。现在摊征之法，既然已经窒碍难行，如果不及早变通，必然坐误时机。即使将随征州县一一查参，终于对公事无补。臣因此敢不避冒昧，据实沥陈，仰恳格外天恩，命令山西巡抚通盘筹划，可否仿照河南省现行章程办理之处，在奏明后咨行陕西通饬遵照。其中应当参酌的一切事宜，再由臣等两省会商，随时定议。总期望盐课不至稍减，而民气借此稍缓，那么乐于利益共同沾润，永远蒙受鸿恩于无穷尽了。所有拟请筹改陕西课额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此疏上后，奉旨命令与山西巡抚会议改章。后来会奏改为官民并运，先封课而后掣盐，百姓都称方便。事详《山西通志》。当王文勤公巡抚陕西时，以陕西办理官运官销，运本不敷，请照乾隆年间

译核查归并地丁税的成案，从咸丰五年开始试办。第二年吴公任职，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于是有了这道奏折。其中“小民缴纳没有盐的税，奸商贩卖没有税的盐”这两句话极为切中要害。文勤公也深知先前改革的章程存在阻碍难以施行，最终会议按照吴公的请求办理。老成持重的人为国谋划，不存私见，这正是很难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