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六　兵政二十二剿匪四

译强弱。那些被捕获的人并非带头作乱之人。那些被提议抵罪的人都是花钱买得性命的人。宽恕延伸到有罪之人，这就叫做伤害恩惠；诛杀波及到无辜之人，这就叫做损害威严。威严与恩惠两者都丧失，想要百姓顺从服帖，怎么可能呢？臣愚昧地认为，安定百姓没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了，铲除邪恶必须先拔掉根本。私下思考陕西的回民，到处都有很多，而顽固强悍的只有这个地方，持械作乱的只有这个区域，这是长期玩忽职守所导致的。又曾看见县令严明，回民于是遵守法令条文，不敢犯法。由此可以看出回民并非不畏惧法律。请圣旨命令陕西巡抚，认真整顿。一定要为空缺的职位选择合适的人，不要为了安置人而选择职位。在紧要的地方，选拔廉洁干练的官吏去镇守。用严格的约束来震慑他们的气焰，勤于巡查探访以掌握真实情况，严密防范以平息奸邪，施行教化引导以调和他们的风俗。使回民不至于把损害他人的事情，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那么械斗不用禁止就会自然消除。至于聚集众人互相殴打，必定有带头率领的人。如果能设法抓获，按照法律惩治，那么除去几个人，几百户人家就会丧失胆量了。县令能这样做，就给予保荐升迁，以显示特别的奖赏。如果懈怠马虎，立即撤回，以显示惩罚。不过几年，浮薄的风气就可以永远消除。又羌白镇几个县交界，回民众多，距离县城较远，虽然设有县丞分驻，不足以依靠他来弹压。是否可以参照沿海洋面的例子，每年冬末春初，由本省巡抚酌情派遣文武干练官员巡察一次。一方面以显示声威，一方面以了解利弊。即使县令是否胜任，也可以借此觉察。等到械斗永远平息，上奏请求裁撤。只期望官吏能够奉行法律，百姓自然就会遵守法律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恭敬地乞求皇上圣明鉴察。

译关于在渭南防范回民叛乱的议论 咸丰十年

邵辅

渭南的回民聚集了一万多人，蓄谋叛逆已经很久了。他们所仇视的是冯元佐等人。冯元佐原本是渭南的大侠，他的同乡跟随他的有几千人，势力足以相抗衡，所以回民不敢发动叛乱。现在幸好没有发生事端罢了，一旦有了事端，回民必定会行动，他们的变乱不久就会发生。而且我所担忧的，并不是渭南的回民足以令人忧虑。从函谷关以西，直到泾水、渭水的南北两岸；从陇山以西，直到黄河、湟水流域；北边直到玉门关，他们的种族遍布各地，不下数百万人。这些人向来骁勇强悍，喜欢争斗，一向与百姓结仇。又因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在紧急时刻互相呼应。回民经过城邑，如果缺乏粮食，同族的人共同供给他们，他们就是这样牢固地相互联结。一旦渭南发生变乱，那么从陇山到东西数千里的地方，他们的同族将怀着奸诈之心，顺应时机纷纷起事。河南、四川的各路寇盗趁机投入其中，必定大举入侵，而陕西、凉州一带就会像鱼烂一样溃败。陕西、凉州溃败，那么通往天山、青海的道路就不通了，而西边的各个部族，如回疆、哈萨克、布鲁特、青海蒙古、氐、羌之类，纵横两三万里，被隔绝而无法控制，势必相继叛乱。内外相互勾结，他们的祸患不可估量。恐怕祸患将从渭南开始。从事农业和蚕桑，遵守国家的法律，这是百姓的职责。现在渭南的回民无故聚集，携带兵器，威胁乡邑，不服从官府，这在法律上本来就该诛杀。现在应该逮捕其中特别凶恶狡猾的人，立即依法奏请诛杀，而安抚他们的部众。命令各县暗中考察所属人员，全部登记那些豪杰以上的人物，可以任用的就宠信他们，不可任用的就诛杀他们。更加修明德政，训练将士，和睦民心，巩固根本。这样所诛杀的不过几十上百人，而威震关中，不仅使他们的部族震慑屈服，也足以挫败外寇的锐气，使他们不敢侵犯。您这样就能安定西边，向上报答天子，使国家能够专心力量去诛灭广东的寇乱，这功劳难道小吗？灾祸常常始于不谨慎，而祸患形成于燎原之势。因此，弯曲烟囱、移开柴草，是智者所重视的；燕雀处在堂屋，是通达事理的人所讥笑的。这确实是今天的关键时机，不可不仔细考察。

关于甘肃军营积弊急需整顿的奏疏 同治四年

刘蓉

我私下认为，甘肃省自从逆回制造祸乱以来，我们皇上日夜忧虑勤劳，筹划兵马和粮饷，期望早日平定西陲，使百姓安宁。各路统兵的大员，每月都有捷报传来，似乎转眼之间就可以荡平叛乱。然而弊端日益加深，贼寇的势力最终没有大的削弱。我每次遇到从甘肃来到陕西的官员和军官，详细询问，他们所报告的攻克城池和巢穴，所斩杀的敌人，实际上并不多。每次进攻，总是虚设几面防线让他们逃跑，因此这里剿灭，那里逃窜，诛灭的数量很少，而蹂躏的地方反而更多。朝廷阅览他们的奏报，认为攻克城池、攻破堡垒、收复地方，功勋卓著，哪里知道流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回党虽然众多，他们的大队逆首，不过几股。如果就在渠魁占据的地方，包围并聚歼他们，剿灭一股就消灭了一股，那么逆势就会受挫受伤，不过几次大规模行动，余党自然会像野兽一样四散。然而各位统将不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担心合围激战，胜负难以预料，而且旷日持久，没有显赫可见的功劳。不如打击他们使他们逃跑，那么捷报频频传来，可以作为侥幸立功、邀取赏赐的手段。这是弊端在于冒领军功。雷正绾所部的二十九营，现在增募到四十多营；陶茂林所部的十七营，现在增募到三十营；曹克忠所部的十四营，现在增募到二十多营。营数日益增加，而勇丁的数量终究没有增加。因为过去以五百人为一营，现在每营实际人数不过三百多人。投入战斗的士兵不多，而虚耗的粮饷却越来越多。而且听说各军派往湖北、河南招募勇丁的将领，很多招收游勇和捻匪来充数。他们所设立的营官、百长，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甚至有的派各处富家子弟捐助银米的人来担任。因此沿途滋扰，毫无纪律。这是弊端在于冒领军饷。军营保举，向来优厚，因为行军辛苦，战阵危险，如果不给予破格的恩赐，就无法奖赏勤劳而起到激励劝勉的作用。现在被参劾的劣员，屡次被罢黜的谬误之人，往往滥竽充数。那些献金纳贽、投拜门下的人，被置于负盾荷戈、冲锋陷阵的行列。已经被革职的人立即请求恢复官职，担任低级职务的人突然得到优厚的保举。至于其他省份的州县官员，也不难借劝捐运粮等项劳绩来酬谢他们。皇上因为甘肃省行军较为艰苦，无不曲意允从，于是军营之中，另开了卖官鬻爵的捷径，人员混杂，贿赂公行。这是弊端在于借军功来纳贿。甘肃省的地方，以贫瘠艰苦著称，民间储蓄，本来就不多。近来正值兵灾连年，耕种尤其少。各军采购军粮，固然将依靠接济，但是如果给予价银，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贩运。然而各营强行摊派捐税，再三逼迫，或者竟然以兵威威慑，责令缴纳，甚至蔑视军纪，肆意搜掠。民间积蓄的怨恨已经很深，于是也结集起来对抗。强者侥幸得以苟免，而弱者却无辜受害。我私下认为，朝廷命将出师，本来是为了救民。现在统兵的人，既没有地方的责任，又缺乏仁爱之心，以至于仇视穷苦的百姓，加重毒害。所以近来甘肃省的祸患，不在贼寇而在勇丁。如果积弊越来越深，势必会激而生变。这是弊端在于借行军来肆虐。

以上这几项，都属于行军作战的大忌。

译如果存在上述一种弊端，尚且足以败坏大事。何况如今各种弊端集中出现，这确实是明达之士深感忧虑的。只希望督臣杨岳斌迅速赶赴甘肃，极力图谋挽救。没想到逆贼的势力向北侵犯，局势突然发生变化。环顾甘肃省负责事务的各位大臣，没有能够承担这一重大责任的人。恩麟昏庸无能，陶茂林贪婪恶劣，本来足以败坏甘肃的事务还有余。雷正绾向来勇猛有谋略，但听说近来吸食鸦片，嗜好特别深，恐怕也难以指望他振作精神。都兴阿才能平庸懦弱，穆图善忠厚但缺乏谋略。至于玉通、成禄、联捷等人，尤其难以委托他们负责一路的重任。况且以甘肃一隅之地，统领军队的大员单独上奏陈述政事的，竟然多达八人。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统属关系。所谓众人共同驾驶一辆车，不导致破坏的情况是很少的。督臣杨岳斌每次与我详细筹划，深深担忧积弊太重，事权过于分散，不知道有什么补救整顿的办法。近来奉到两次谕旨，命令他率领军队前往东直一带。各营的军官和士兵听说后，心意本来欣然接受。该督臣遵照圣旨向东进发，也可以借此卸下重担。唯独我早晚忧虑，私下担心事态的败坏，日益积累日益加深。如果不说话，恐怕辜负朝廷；如果说话，则将招致怨恨和诽谤。考虑到甘肃事务败坏，那么陕西必然无法支撑，所以不得已最终陈述这些情况。恳请朝廷俯念西陲大局，早日决定朝廷的谋略，怜悯百姓处于危险境地，将民众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如果杨岳斌必须向东进发，就恳请特别委派重臣，总领兵权。这样甘肃的事务不至于崩溃，大局还可以支撑。不胜迫切等待圣命之至。

译再次陈述西征调兵筹饷困难的奏疏

四川总督骆秉章

臣于同治四年正月十九日，接到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上的谕旨：先前据曾国藩奏报，鲍超请假回籍安葬亲人，当时已降旨赏假两个月，谕令假期届满后立即从四川起程出关剿办回匪，他旧部的兵勇及得力将弁，准许酌情带往，并着令挑选招募四川勇丁带赴关外。现在据沈葆桢奏报，接到鲍超咨文称，拟带领所部八千三百人，另调四川兵四千，招募四川步勇数千，酌情增添马队，统计新旧各营每月需饷十余万两，请求饬令各省酌情拨给协饷等语。新疆各城变乱，形势极其猖獗，如果没有内地大批劲旅出关，难以依靠剿办。鲍超勇略过人，声威素著，必能在边疆立功，迅速扫荡逆贼气氛。该提督认为塞外用兵必须厚集兵力，拟带万余人前往方能制胜，这确实是实际情况。只是筹兵必须先筹饷，这样才能使士兵吃饱、马匹健壮，所向披靡。新疆地处沙漠，饷银无处筹措，从前用兵都由各省转运接济。此次鲍超所带兵勇，每月饷银计需十余万两，必须合力各省之力协济，以免缺乏。着令官文、曾国藩、都兴阿、骆秉章、毛鸿宾、李鸿章、吴昌寿、恽世临、刘蓉、阎敬铭、沈桂芬、郭嵩焘、恩麟体察情形，每月可以协拨多少，均各自酌定数目奏明办理，即按月如数拨解，不得拖延。这是紧要的军粮，众人抬举容易，各位总督等总须顾全大局，宽裕筹备，不许稍分界限借口推诿。也将此由五百里加急谕知官文、曾国藩、都兴阿、骆秉章等，并传谕鲍超、恩麟，钦此。

同日又奉上的谕旨：沈葆桢奏报甘肃、福建军情均极吃紧，霆营兵力不宜分散，并将鲍超原咨文抄录呈览。一折所称，关外平沙广漠，利于用众；闽地山重水复，利于用奇。西陲军务紧急，鲍超宜统率全部西行，方可独当一面。但闽事极其棘手，江防也警戒，若想肃清康国器、侍逆等贼，也必须霆营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等语，尚属实际情况。只是新疆自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犁被围，形势万分危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分剿宁夏、固原的贼寇正在得手，不能立即分兵。如果不另拨大批劲旅迅速西行，那么出关剿贼的说法几乎成为空话。况且闽省余孽已由左宗棠三路援剿，鲍超又分兵万余人交娄云庆等统领会剿闽贼，兵力不算不厚，自然可以无须再留鲍超全部，致使增加朝廷西顾之忧。着令曾国藩、沈葆桢传知该提督，于假期一满即日率领所部宋国永等军由四川起程入甘，节节扫荡，早日出关，相机进剿。娄云庆等军，待闽贼消灭后，仍着令前赴鲍超军营听候调遣。鲍超请求拨给四川制兵四千名，并由川中招募步勇数千名的地方，着令骆秉章即日妥善筹划办理，毋稍迟误，以致阻滞军队行进。沙漠地方平原旷野，非马队、车营相辅而行不能有所成就。应如何添设马队及入甘购马的地方，着令鲍超咨商曾国藩，斟酌情形实力筹办。鲍超一军每月需饷十余万两，本日已寄谕官文等各自就本省情形酌定协济数目，源源拨解等因，钦此。

推想新疆逆回倡乱，自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犁被围，局势极其危急，自然应当选择将领出兵，大张挞伐。只是查探关外用兵，与内地迥然不同。平沙广漠，利于驰驱。道光年间，克复新疆四城，擒获首逆张格尔的战役，战功以吉林索伦马队为最，其次则是招集伊犁等处遣犯，用作先锋，立功赎罪。这类强悍之徒，久戍边庭，习惯风土，且有生还的希望，所以临敌思奋，奏捷尤速。各省所调征兵，疲于远道，不过藉以壮大声威。实在是因为南方地暖，既不能耐受西域严寒，且骑射驰驱，非其所长。奔走绝漠，动辄千里，虽有健者，尚未临敌，而已疲惫。况且四川、湖北是产米之区，人不吃谷物不饱。关外偶有杂粮，人多尚且难以维持。经过沙碛之中，往往以牛乳马肉，藉以充饥解渴。风土异宜，饮食异俗，用兵违背其地，不能尽其所长。这是四川、湖北兵勇远征西域甚非所宜的原因。内地用兵，只需筹给饷项，兵勇有资，随处可以买食。即使偶有缺粮之区，裹带转输，尚易筹办。关外则人稀地旷，戈壁水草不生，寻常行旅往来，尚须预备干粮。道光年间，新疆南路之役，在兰州、肃州及口外，节节设立粮台，派员转运，并由内地多购骆驼，以备沿途驮运麦子，源源供送大营。尚闻偶因途中稍有延误，军中即不免空腹等待。当时甘肃无事，麦子既易采办，关外哈密、乌鲁木齐，也都安静，尚可转输。现在新疆各城，屡报失陷，抢掠已空，而甘肃贼氛遍地，半遭蹂躏。储备既尽，播种失时，虽然河西甘州、凉州、肃州三郡，尚称完善，但想要每日供给数万军队的

译干粮。转运输送没有断绝。实在担心难以持续。况且关外从哈密再往前。中途无法设置障碍阻挡。一旦粮食运输不能接续。不同于内地。还可以选择就近的地方获取食物。军队悬挂在绝远的沙漠之中。前进后退都非常艰难。即使有精锐部队。不作战也会自我困顿。这就是在西域用兵时，运输粮食比筹措军饷更难的原因。况且鲍超所率领的一万多人。每月各省筹措解送的军饷银两有十余万两。如果在内地。本来足够开支使用。既然出了关外。花费就不可估量。无论各省现在正值筹备防御和剿匪。款项都不充裕。即使勉强凑集解送。道路通畅或阻塞没有定数。难以期望随时得到接济。而鲍超的行营。每月纵然有十余万两。所有的干粮和行装。都必须在关内预先购买准备。沿途转运。花费非常巨大。出关之后。就没有地方可以采购。军队没有隔夜饱饭。怎么谈得上作战。想要再增加军饷。力量更加不及。这就是关外用兵，军饷不充足不行的原因。至于酌情调拨四川兵四千名。跟随鲍超前往新疆。现在川北地区。上自龙安。下至城太。都难以放松防备。川东地区则酉阳、秀山、彭水、涪陵、綦江、南江、合州。都与贵州边境相连。盗匪如毛。窜犯骚扰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建昌地区则西面防御会理、盐源。东面剿灭越巂的夷匪。时常劳于征伐修缮。松潘地区则各营新近收复。番族事务尚未平定。峨边、马边的夷匪。时常萌发蠢动。省标尤其以根本为重。先前抽调制兵一千五百名。交给鹤龄统带前往甘肃。已经属于勉强凑集。这就是四川兵再次难以抽调的原因。私下更通盘考虑大局。以用兵的缓急次序而论。伪侍逆、康逆等人。凭借残败之余。逃入福建疆域。凶焰再次炽盛。如果不大举合兵。及早扑灭。那么浙江、江西、广东。都担心他们窜越。筹措兵马军饷。东南百姓困苦。仍然不能复苏。鲍超的霆字营。剿办这股敌人。之前在江西。已经屡次挫败逆贼锋芒。贼中闻风丧胆。似乎不应该立即抽调。正可以借此来平定残余逆贼。况且发捻大股。窜扰湖北、河南之间。往来飘忽不定。附近各省。都需要戒严。急切应当添调精锐部队。面面围堵。消除这腹地的祸患。

译至于云南南部叛服无常，贵州全省糜烂不堪，四川地处其间，沿边处处设防。日久军队疲惫，百密之中倘若有一疏漏，贵州境内的数十万盗匪，迫于饥饿驱使，每日谋划来四川掠夺食物。假如他们闯入边界，四川境内便不堪设想。因此四川应先剪除占据甘肃阶州的叛寇，稍减北顾之忧，就应抽调各营，从东南分道越境剿杀，先将贵州边界肃清，并将西南会理一带布置周密，才可以进军规取云南，而无后顾之忧。至于新疆各城沦陷，固然应该早日收复。但我认为广漠之外的敌人，与内地的寇贼不同，即使稍迟圣上的讨伐，所骚扰的仅限于回疆，不至于裹胁的人越来越多，蔓延越来越广。日久寇贼之心自然懈怠，况且分踞各城，势力已经涣散。此时西路只需严扼嘉峪关，断绝其勾结之路，回部绝不敢轻窥内地。至于北路，本有蒙古作为屏障，朝廷加意安抚，沿边借此作为保障，逆回怎敢侵犯。等到甘肃各路回匪荡平之后，就从现在调集的各省兵勇中，挑选精悍者，给予重饷，预备粮草，统帅出关，节节扫荡。那些兵勇在甘肃从征日久，对西陲风土逐渐习惯，自然能得力。加之那时内地余逆全部清除，声威远播，外域震慑，而各省元气逐渐恢复，筹饷较易，转运不竭，士兵马匹饱腾，鼓行而前，以击其懈怠。这些愚昧的回众，怎能抗拒？天戈所指，无异于拉朽摧枯，新疆立刻就能底定。这是内患平定后，然后从事西域，才可以掌握胜算。

陈办回管见疏 同治六年 乔松年

我恭敬地奉到三月十三日、四月初十日两次上谕，因穆图善奏陈安抚回民的情形，命令我随时咨询访查，与总督左宗棠妥善办理等因。仰见圣上谋略广运，指示周详，无不钦佩信服。查办回民之法，不安抚不能完成事情，不先剿杀不能施行安抚，不筹划给予安插之地、资生之费，不能完善安抚。回民与汉人同生天地之间，在国家原本未曾区别看待。现在虽然变乱，但他们自明心迹，必定说只是雪洗仇怨，并非背叛国家。而且掳得陕西人则杀之，掳得别省人则释放，是其心未死，还有反正之机。只要能悔罪洗心，朝廷自可宏大地之量，广泛包容，回民仍得安居无恐，新疆回众也必闻风效顺。这就是说不安抚不能完成事情的原因。只是其中良莠不齐，良者想回归田亩，莠者仍乐于执干戈。若不先加诛剿，则莠者轻视官吏，不来归顺；即使来归顺，也必傲慢恣睢，不遵约束，而良回转为莠回所胁迫。所以必须先加剿杀，力量足以制其死命，使他们明确知道官兵不可抗拒，然后开一面之网，给予自新之路。莠者既慑服而不敢动，良者乃倾向而无所牵。这就是说不先剿杀不能施行安抚的原因。陕西汉回彼此相杀，一家或至数十口，冤缠数世，积恨太深，实有固结莫解之势。陕民一听到官长有安抚回民的话，便痛心疾首，深憾不置，这不是文告口舌所能挽回的。回民的屋宇多为汉民所毁，其坟墓多为汉民所平，如各归故里，其愤恨将益深。况且回民的田地，悉为汉民所有，现在如又夺以还回民，则汉民益滋不服；若不追还，则回民不甘。是其势两不相容，断难杂处。安插之法，除已安抚的甘回本系土著外，陕回必须于北山一带，择有空旷之土可以开垦者，计亩授田，资以牛种，课农耕，编保甲，方可冀相安无事，一劳永逸。这就是说不筹划给予安插之地、资生之费不能完善安抚的原因。否则只言招抚，其渠魁亦或上禀乞降，情词恭顺，而其党仍四出焚掠为患。因为没有震慑之威，又没有收养之力，只空言抚之一字，则迄世无成功，徒为陕人恨回民者增以口实。我初到陕西时，也有招抚陕回之意，民间闻之，大以为非。今熟加体察，实属窒碍难行。若勉强置于故地，前隙未销，后怨更结，不终日即又械斗而多变故矣。惟和众必赖丰财，去年曾国藩散遣湖团，各给银两，足敷其用，是以帖然无事。必有款可动，乃能议安插之方，给牛种之费。陕西瘠敝已极，似此巨款，实属无从筹划。这是我焦心苦思而未得其方的原因。计左宗棠五月内必可到陕西，我惟有恪遵谕旨，与之悉心筹划，总期妥为办理，以期仰慰圣上忧劳。所有我管见所及，谨先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筹办西征情形疏 同治六年 左宗棠

我于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江西九江府奉到寄谕，着即驰赴甘肃

译皇帝谕令：你督办军务，暂时无需来京，等甘肃军务办理完毕，再上奏请求，钦此。二十三日，行进抵达湖北黄州。又奉皇帝寄谕：现在陕西的贼匪已窜入南山，企图直达汉水岸边。该处棚民、签匪本来就不少，假使他们勾结引导，向西逼迫四川边境，向东骚扰湖南境内，都是意料中的事。而商洛的长岭关、竹林关、漫川关等地，紧挨着郧西，其形势尤其容易波及。左宗棠带兵由湖北进入陕西，着即确切侦察，观察贼军动向，迎头扼守堵截，杜绝贼军窜入湖北的道路。如果贼军还在陕西，就着该督迅速赶赴陕西，督促命令各军先剿灭南山一带的贼匪，等这股贼匪办出眉目，再赴甘肃督剿回民反贼。刘典的一支军队是否已经起行，也着催促他赶赴军营，以资得力，钦此。二十六日，在武昌途中。又恭敬奉到皇帝寄谕：刘典上奏说因病不能立即起程，并且招募勇丁还需要时日，请求赏假五个月等语。甘肃情形等待救援非常急迫，先前因为陕西贼势嚣张，督率无人，命令左宗棠由湖北进入陕西，先行督剿陕西贼匪。只是左宗棠兵数不多，必须刘典赶紧料理好到营，兵力才能稍厚。如果拖延数月，那么军情贼势变幻无常，局势怎么设想得了？刘典着赏假两个月，一面赶紧调理身体，一面招募勇丁训练，限定日期起行。左宗棠要凛遵本月十六日的寄谕，带兵迅速进入陕西，杜绝贼军进入湖北，督同该府等人肃清陕西境内，钦此。

私下考虑，臣从福建出发时，念及旧部驻防两省，得力的将领，除了蒙受恩赐实缺外，都已上奏委派署理重要缺额的镇将。如果发檄调令随征，那么闽浙顿时感到空虚，非常值得忧虑。虽然各员请求西征，一概不敢答应。所以同行的，仅三千余人。上奏请求刘典帮办军务，也只让他选募旧部三千人。起初认为南方人用在西北，本来就不适宜，只能多挑选营官、哨长之才。进入陕西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的兵勇，分别淘汰保留，而匀拨胆识技艺稍优的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导勇敢之气。这样臣部的行粮可以节省，而陕甘饥饿的军队也可以渐渐有安置，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又臣军连年转战于东南山泽之地，无须多用马队，每次向上游采购，数量本来就不多。当从福建拔队之时，因为山岭险阻，水陆多次变换，所有战马，驱赶随行，必定疲乏，所以留在福建。原本打算抵达湖北后，派弁向上游采购，至于马鞍等一切，又必须在陕西制买，所以先前预先陈明，抵达湖北、抵达西安后，都不能不稍有延误。昨天抵达黄州，接见守令，才知道捻军大举进入湖北疆域，汉阳、黄州、德安一带都形势震动。又奉皇帝寄谕，窜入陕西的捻军又已骚扰到南山，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都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在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軍，来湖北会合队伍，并增调各营，在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湖北。只是马匹无处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也只得到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皇帝谕旨命令臣由湖北进入陕西，先剿陕西反贼。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人，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的样式，尚未动工制造。所计划用来制服贼军的步队、马队、车营，却都无法应对。仓促应战，必留后悔。臣不敢不谨慎啊。

译当今令人担忧的，不过是捻匪和回逆罢了。从地形来看，中原地区重要，关陇地区次要；从平定贼寇的角度看，剿灭捻匪应当紧急，剿灭回逆应当缓行；从用兵次序来看，想要安定西陲，必须先肃清腹地，这样客军就没有内顾之忧，粮饷通道也免遭中途阻塞的祸患。

我随即一方面就地采购口马，训练骑兵，先制造独轮车，暂时应急；等调集的各营到齐后，从襄阳、樊城出发，经荆紫关，过商州前往陕西，这就是古代由武关进入秦地的道路。沿途遇到贼寇就攻击，等到抵达陕西，就制造双轮车，同时雇佣购买车轮；等采购的口马到达陕西，增练骑兵，并练习车营。

一方面设立屯田总局，考察秦陇地区紧要关隘，有水草可以耕田放牧的地方，就开设屯田；一方面淘汰遣散陕甘各营，去除疲弱士兵，节省军粮，作为长远的规划。愿意留下屯田的，编入册籍，指定土地屯田放牧；不愿意留下的，资助遣散回各自原籍，禁止他们逗留为患。

这样军队制度明确，内部冲突就可以避免；屯田事业兴起，军粮就可以逐渐充裕。甘肃回民多于汉民，兰州虽然是省会，但形势孤立，不驻扎重兵不能防守；驻扎重兵，那么从东部分兵剿灭各路贼寇的兵力，又因为分散而显得单薄，不能集中全力一起扫荡。

将来我军进入甘肃，应当先分两路大军，从东路肃清各路，分别剿抚；等大局平定后，再进驻省城，才符合局势需要。因此，进军陕西，必须先肃清关外的贼寇；进军甘肃，必须先肃清陕西的贼寇；驻扎兰州，必须先肃清各路的贼寇。

这样粮饷道路才能常通，军队行进没有阻碍，能够一心一意进军剿贼，可以避免牵制拖累的忧虑。这就像江皖布置周密妥当后，才进入浙江；浙江肃清后，才进入福建；福建肃清后，才进入广东。已经收复的地方，不让它再被贼寇骚扰；在进军作战时，就预先收到善后的效果。民心安定，兵力常足，事前考虑，虽然似乎迟延；事后观察，反而稳妥迅速。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为重要，我已经多次陈述其好处了。汉宣帝时，先零羌反叛，赵充国锐气自任，他所上的屯田三道奏疏，都主张持久战。宣帝多次下诏责备，赵充国坚持主张如初，最终取得平定的成效。

可见军事的顺利与挫折，负责其事的人固然应当亲身承担责任；至于进军停止、持久迅速，如果不熟审敌我长短形势、饥饱劳逸状况，随机决断，是不能做到的。这大概不能凭主观推测而远距离决断。

我连年转战东南，对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都是南方士兵，对于捻回伎俩也没有听闻见识。如果不慎重观察先机，加以催促，实在恐怕事情无成，时局也难以设想。明朝臣子孙传庭催促出关，最终导致失败，可以作为前鉴。

恳请皇上给我便宜行事之权，放宽时间，责成我取得西陲讨贼的成效；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以严明军令。我只会勉力竭尽驽钝之力，逐步规划，以求成功。剿捻剿回，都只以事机所在为准。

如果兵力没有集结，骑兵没有训练，屯田事务没有兴起，车营没有建成，那么就没有凭借来报答君父。我虽然身负罪责，对时艰也无补益。这是我耿耿愚诚，不能不预先陈述的。恭敬地呈上奏折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

进驻泾州筹办军务疏 同治八年 左宗棠

甘肃的祸患，是回匪、土匪，但都是由陕西回民构祸而起。回民进入中国居住，由来已久。传说骊戎，就是陕西的回民；陆浑之戎，就是河南的回民；山戎，就是直隶的回民；徐戎，就是江南的回民。商朝称氐羌，将他们遏制在域外；周朝兼用戎索，将他们蓄养在域中。然而都臣服其人，未能改变他们的习俗。他们杂居在华夏之中，原本本是齐民，他们的经典则专门习得天方教，自成一类。

虽然新教老教，有自相残杀的时候；东弥西弥，有互相猜忌的嫌隙。然而等到与汉民争斗，就奋臂纷起，彼此联结一气，视若公仇。他们的声息暗中相通，迅速如邮传。就像陕西回民肇祸之初，云南回族就参与逆谋，有称普洱阿洪的人，尚在贼中，现在作为戎首。各省遇到调拨，本地回民必先通报消息，使陕西回民预先防备。

至于甘肃回民，长久互相勾结，即使已经就抚的灵州金积堡回民马朝清（即马化龙）、清水县张家川回民李德，有的以马匹器械粮食明显进行买卖，煽动他们骚扰陕西；有的以官军声势浩大，劝他们暂时就抚，相机而动。都以同教一家，暗中相亲附。外表虽然貌为恭顺，无异王民；内心则暗中肆行猖獗，仍滋扰他族。

至于西宁的马尕三，藉称就抚，挟持官吏，而西宁汉回兵民各务，暗中归其掌握。名义上是官府安抚回民，实际上是回民控制官府，与云南回民包藏祸心，如出一辙，更不必说了。回民的党羽坚固交结如此，阴谋诡计如此。

如果加以剿办，不仅诛杀不胜诛杀，也担心未变种的族人，反侧不安，妨碍大局。如果广泛显示包容，随宜招纳，那么贼心未死，转眼兵撤匪起，实在意料之中。甘肃所办的抚局，就是前车之鉴。陕西回民败窜甘肃之后，散布黑城子预

译盼望同心各回返回堡寨。此地与金积堡相近。有递交文书请求招抚的。有投奔河州回民巢穴的。有从中渡向东逃窜又旋即败退回来的。彼此互相猜疑。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固团结。甘肃回民担心官军进剿。势力将波及自身。有预先自陈实为良善回民的。有因陕西回民侵掠而关闭城门拒绝接纳的。马化龙也上禀代为陕西回民请求招抚。臣仍用前年分别剿抚的谕示告知他们。生死祸福。听凭他们自己选择。这是想要申明圣上神武不杀的恩德。以及怙恶不悛必遭诛杀的威严。以期达到长远的安定。刘松山的一支军队。由清平堡指定前往花马池。臣命令他先筹备三个月的军粮。分段接力运输。然后才前进。到达花马池后。稍作停顿。观察马化龙招抚的局势。以及陕西回民离合的动向。再决定进军或停止。至于金顺、张曜的军队。则已向磴口进发了。道员魏光焘进军驻扎在安化县板桥及庆阳府城。提督刘冕分兵驻扎在合水县。总兵张福齐进军驻扎在宁州以西。提督丁贤发进军驻扎在正宁县。周兰亭驻扎在萧金镇。互相联络。就近屯田垦荒。以利于控制秦陇的关键地带。安抚受灾百姓而充裕军粮。臣驻扎军队在泾州瓦云驿。地处庆阳、汧陇之间。足以资于控制策应。传令雷正绾、黄鼎两军逐渐推进至平凉、固原。以剿灭北路散居的叛逆回民。与南路的军队遥相呼应。储备粮食。勤于屯垦。禁止扰民累民。戒除妄杀无辜。仍敬畏谕旨。只区分良民与匪类不区分汉人与回民。作为长远的规划。制服贼寇的根本。竭尽全力谋划此事。不敢轻敌玩寇以致误了军机。也不敢追求速胜而忘记了长远的计策。

译自从回民叛乱兴起，官军无法制服贼寇。民间的堡寨，有的被回逆攻破，百姓无家可归，流落成为匪类；有的因为官军诛求无厌，百姓无处控诉，激愤之下成为匪类。像已经招抚的董福祥、扈彰等人，以及现在请求招抚的静宁州张贵（即刚八）、镇原的孙百万等人，指不胜屈。官军因为急于招抚回民，遇到成股的土匪，常常用翎顶等优厚待遇来笼络他们，以安抚反侧之心。这些人便纠集党羽，妄立营名，私自刻制木印，私造旗帜，竟然以统领、营官自居。向民间征收粮饷，借机大肆抢劫。无业的百姓，趋之若鹜。他们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匪非匪，似团非团，混乱不堪，徒然成为百姓的祸害。现在听说我军渡过陇山，有人前往各军投效，有人请求协助作战。臣打算挑选其中桀骜狡黠的人，纳入营制管理；其余的人一律勒令回乡务农，发给赈济粮食和种子，收缴他们的马匹器械，命令他们各自安守本业，不得互相侵扰暴虐，否则就诛杀他们。这是臣计划治理逆回和土匪的大致方略。至于甘肃兵事败坏的原因，是由于军饷太匮乏而军营太多，不挑选将领而广泛招募勇丁，将领之间又势力相争，互不相让，任意进退，没有统一的指挥。有的勇丁数额，一营仅有二三百人，却领取五百人的粮饷。每营每天派粮八百斤，而其中一半折成粮价领取，兵勇每天的口粮尚且不足，将领的办公薪水则只务求多取。所以勇丁每天都有逃亡，而将领却很少有请求退职的。也有名为一营，而人数多达一倍、两倍的。如范铭所带的勇丁十二营，实际人数多达一万多人，那么一个人充当勇丁，全家随之坐吃空饷。这与客军的虚报名额相反，但虚耗军饷的情况却相同。所以不能作战，也不能防守。臣与穆图善未曾谋面，但根据所闻所见来说，似乎爱克厥威（指穆图善缺乏威严），在所难免。诸将不仅不知感激，反而轻慢他。穆图善不仅不加裁抑，反而纵容他。陇地事务之所以难以整理，原因就在于此。臣虽然深受恩命，谬领戎行，但在未接任督篆之前，事权不统一。臣对诸将如果命令不能执行，对于穆图善也是爱莫能助。在干州时，曾恭敬地抄录谕旨咨会穆图善。行抵泾州接任督篆，尚未接到穆图善的回复。所有兵事、饷事的一切，自不便轻率置议。谨一并据实声明，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规划甘肃全省地势军情疏 同治八年 左宗棠

臣私下认为，兵事有一定的规模，有自然的次序。其先后缓急的节度，必须审察贼势军情来应对。臣自从进驻泾州以来，熟察甘肃全局。北自花马池向南，稍西为灵州，向南稍东为环县，又东南为庆阳、宁州、正宁，折向西南为泾州、灵台，向西延伸包绕陕西汧阳、陇州北境，越过山向西为清水，又西为秦州。清水之南为两当、徽县、成县，东连陕西境内，西界四川境内，而甘肃东路自北而南的道路至此结束。以地理学家飞鸟直线距离计算，不过一千三百余里；以人行距离计算，则几乎二千余里。这是甘肃自北而南的地势。由花马池向西，稍北为宁夏，又北为平罗。由宁夏向西南为中，又西为古浪。古浪西北为凉州，凉州北为镇番，西北为永昌、山丹，又西北为甘州、高台、肃州，向西延伸向南，则是嘉峪关了。这是甘肃的北路。由庆阳向西为镇原、固原州，由泾州向西为崇信，西北为平凉府，又西为隆德、静宁州，又西为会宁、安定，又西北到达兰州。兰州之西北为碾伯县、西宁府。这是甘肃的中路。由秦州向西为伏羌、宁远，西北为巩昌府，又西北为渭源，又西北为狄道州，二百三十里到达兰州。秦州南为徽成，东为清水，东南为两当，西南为西和、礼县，又南为阶州。巩昌之西南为岷县、洮州及各土司地。这是甘肃的南路。以现在的贼势来说，陕甘逆回聚集在宁夏所属的平罗、灵州、中一带。其东窜缠金的贼寇，经张曜在沙金托海、磴口击退，迅速解除了阿拉善、定远的重围，穷追至广宗寺，又进逼贺兰山，距离宁夏不远。宋庆又击退了鄂尔多斯及五胜札萨等旗的贼寇。据张曜报告，金顺等马步各营又已行进至磴口附近，似乎边外逐渐可以肃清。刘松山全军，七月十二日已由清江驰抵镇靖堡，将粮运后路，节节布置，携带十二日的粮草，向花马池前进。估计此时已抵达花马池，进剿宁灵之贼。北路兵力已经雄厚，似乎边内也逐渐可以肃清。南路秦州一带河州窜出的回匪，自从李辉武、吴士迈两军击败后，六月十九日，又经甘军记名提督梅开泰在伏羌县北六十里马家岘击退，擒斩颇多，余贼全部逃回巢穴。兰州运道逐渐疏通，穆图善此前停运的军饷，均已悉数提走。昨天接到藩司崇保来信，每月官商搭帮往来的驮骡，或五六百或七八百，甚有转机。河州踞逆

译近来没有大规模叛军出逃。穆图善所派遣的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统领喻正祥、敖天印、彭忠国等二十四营。臣命令他们分别驻扎在徽县、榆树坝、高桥、李子园、娘娘坝、皂角铺，以保护未受战乱波及的地区，畅通粮饷运输的道路，使吴士迈、李耀南、汤聘珍能够随时往来进行游击剿杀，以加快军事行动的进程。看来南路也逐渐有了肃清的指望。其中路平凉府所属固原以北的陕西回民零散小股，有很多到军营请求招抚的。臣命令各地方官员指定荒芜无主的土地，随时安置他们。马朝清后续禀报，陕西回民中有急于接受招抚的，也有依然顽固抗拒的。臣仍然以分别剿杀和招抚的意思告知他们。一方面调遣道员魏光焘进驻庆阳，扬督刘端冕进驻合水，以防范环县窜出的贼寇。总兵张福齐进驻董志原的萧金镇，分别驻扎在屯子镇、西峰镇。提督丁贤发从正宁进驻镇原的驿马关，以遏制宁州、灵州横冲直撞的贼寇。一方面调遣陕西提督雷正绾从平凉进驻固原的古城川，提督周兰亭从萧金镇进驻瓦亭，以扼守南北交通的要冲。

译只有中路平凉一府，古称雄镇。自从回民叛乱发生以来，府城三次失陷，官军连年没有闲暇剿办。守令多寄居在村堡之中，无力制服土匪，甚至借土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假借义旅的名义，任由他们蚕食村堡，欺软怕硬，不惩办良民和土匪。有盐茶厅民人张贵，即刚八，因为怨恨其兄刚五被枉杀之事，纠集党羽，胁迫良民，窃据静宁州庄浪县丞辖境的威戎镇、水洛城等堡，攻破静宁、庄浪两属民堡五十多处。其党羽侯得应攻破会宁、通渭县黄家各堡十七处，又攻破会宁县东北乡民堡四处，秦安县民堡被攻破的数量不知有多少。聚集众人多达二十八营，仿照官军营制，旗帜器械，竟然整齐划一，与镇原匪首孙百万遥相呼应勾结。拷掠之惨，甚于回民叛军，成为平凉、秦州的一大祸患。臣先前因为驿马关有贼骑突然到达，檄令黄鼎派队剿杀。路过镇原县时，出其不意擒获孙百万押解到军营，代理镇原知县廖溥明也抓获其弟孙百智押解审问。臣亲自提审孙百万、孙百智，讯明他们攻破寨堡一百多处，杀人无数，当即斩决，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伸张国法而大快人心。张贵闻知此事，与其党羽谋划变乱更加急切。臣前次钦奉寄谕，都察院奏称工部员外郎王梦熊派遣抱以贼围紧急等词赴该衙门呈诉，左宗棠度师入陇，着即查明该处如有贼匪窜扰，即行派兵剿洗以靖地方，原呈着抄给阅看，钦此。臣钦奉之下，详察张贵的罪状，还有王梦熊所未提及的。此贼不除，各属残存的百姓，难以忍受毒害。况且所扰乱的静宁、庄浪、会宁各境，本是兰州中大道，秦安又是兰州东南孔道，都不允许稍有梗阻。其地居于甘肃南北之中，宁灵的回民与河狄的回民，往来勾结，不由庄静，即出秦安，将欲南北分驰，扫除余孽，而土匪从中作梗，饷道堪忧。若等待驻军防剿，徒然分散兵力。臣现调黄鼎率所部八成队伍，由崆峒化平川径捣庄浪所辖的威戎镇贼巢。调臣营务处前衢州总兵敬临，由灵台出崇信经马颊口以捣毁水洛城贼巢。调驻秦州的员外郎衔中书吴士迈、道员李耀南、汤聘珍等，拨所部进秦安、清水会剿，防贼南窜，并搜剿踞秦安神峪河的另一股回民叛军。如能迅速成事，则兰州东西一律肃清，省垣仅防河州之贼，无须重兵。其黄鼎仍回军平凉，进固原，会同雷正绾进剿宁灵一带回民叛军。秦州之军进剿河狄逆回，而甘肃大局可期复振。此微臣度陇规划调度由东而西的大略也。穆图善前催臣进泾州接任，奉有谕旨。昨又钦奉谕旨，饬臣进秦州接任。比照穆图善的缄咨，又已具折请旨。窃思臣由关隘度陇，必由中路，本是既定之局。以形势言之，北可联络宁灵庆固，南可联络巩秦，东可屏蔽秦川，西可直达皋兰。以兵事言之，北路刘松山定边花马池之军，距泾州虽仅数百里，然而兵燹之后，邮传不通，文报往来，必须从延安绕递，已非二十天不能到达。臣接刘松山缄牍，又须酌量调度，行知北路中路诸军，辗转迂回，已担心贻误。若再移驻秦州，则山谷闲隔，往返更多一千多里，尤觉声息难通。况当剿抚兼施之时，随宜因应，事变未可预知。臣驻军适中之地，尚可就近料量，相机应之。若移驻秦州，偏于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即中路亦运掉不灵，似于大局所关非小。

况且陇中连年军事之误，由于置平庆泾一道不顾，专就秦安一饷道，为苟安之计，致匪回纵横，生民荼毒如此。难道不是说饷绌时艰，宜缓匪而急回吗？又难道不是说宜先固根本，通运道暂支危局吗？而其效已可见。臣若舍泾州而进秦州，局势何以异此。人之议臣者，必且谓知有穆图善，而不知有国事，知有兰州，而不知有陕甘。臣虽百喙，何能辞咎。此臣所为反复筹维，罔知所措者也。况且以地里远近言之，由泾州至兰州一千零二十里，由泾州绕秦州至兰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无庸舍近而图远。而以贼势言之，秦州无贼，静宁庄浪有贼，臣未可避劳而就逸。如果北路事机顺利，臣当由泾州大道，进平凉以赴兰州。纵或兰州有急，臣檄南路秦州各营，为迎剿之师，檄中路平凉各营，为横击之师，似亦易有把握。是否如斯之处，伏候训示。至督篆交卸迟速之宜，一听穆图善酌量陈奏。要之甘肃兵事，臣断不敢居功。如有疏失，亦断不以未接督篆，诿过穆图善。合并声明，谨据实驰陈。

译恳请陛下明察并予以施行。

译奏请禁绝回民新教疏 同治十年 左宗棠

私下认为，回民属于西戎族类，杂居在中国内地，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史籍记载得很详细。就回民自称的典籍来说，始祖叫阿丹，出生在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一带）的原野，生了七十二胎，每胎一男一女，各自结为夫妇。到了口〇尔撤时，他们的宗教才开始兴起。又过了六百年，正值隋朝开皇年间，有个叫穆罕默德的人，生来就显神灵，阐明了清真教的教义，回民纷纷归从他，他们的宗教才开始兴盛。现在的回民称天方教，自称穆民，是因为尊崇穆罕默德。又称膜民，是依据阿丹作为初生始祖而言的。他们的经典有一部《天经》，回族称为穆罕默德从天上接受下来的。又有《天方性理》《天方经典》两部，则是明代金陵回人刘智所撰写，都是发挥《天经》的遗意，用汉文加以润色修饰。他们的教义以认识真主为宗旨，类似儒家所说的明心见性；以恭敬行事为功夫，类似儒家所说的克制外欲、涵养内心。他们的教规中所谓天道有五项：一是念，指诵经；二是礼，指报恩；三是斋，指断绝物欲；四是课，指忘却自我；五是朝，指归真。所谓人事有五项，指伦理常理。每七日礼拜一次，也与西方各国相同。大概其本源出于天主教和耶稣教，而时常夹杂佛教的说法。称汉人为大教，自称小教，不像那些奇奇怪怪的邪教，专门以勾结党羽为事，以煽动诱骗为能事。因此，他们杂居在中国千百年，婚姻不通，风俗尚且各自不同，传承习尚也不相同，却未曾敢萌生异心。历代朝廷任其在疆域内自由生活，没有讥讽禁令。我朝录用他们的人才，准许他们做官，回族通过文武科举获得官职，提拔到总督、巡抚、提督、镇将等高位的人，也不乏其人，本来未曾因为他们在中原游历而排斥他们。乾隆年间，两江总督和巡抚上奏，说回教不适宜留在中国。高宗纯皇帝特别加以训诫，圣明的谋略宏大深远，足以作为百世的法则。乾隆四十六年，叛逆回民马明心、苏四十三从西域回来，诈称得到了天方不传的秘密，创立新教，煽惑愚昧的回民，图谋不轨。四十九年，田五继起，大军先后征讨，罪犯得以抓获。然而其根株未能彻底清除。嘉庆年间，有个叫穆阿浑的人，与首逆马化的父亲马二，再次私下传授新教，到了马化时其气焰逐渐嚣张，又假托经商的名义，到处煽惑回民，推行其邪教。近来根据各贼供称，京师齐化门、直隶天津，以及黑龙江、吉林的宽城子，山西的包头，以及湖北汉口等地，都有新教教徒在那里传教。传教的人，叫海里飞，如同内地所称的经师；叫满拉，如同内地所称的蒙师，而品级声望都在阿訇之下。马化则自称总大阿訇。他们的教规大体与回回老教相同，只是老教诵经时合掌向上，新教则两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诵经，新教则合诵口〇卯口〇怒，头摇动而肩膀耸起；老教送葬不脱鞋，新教脱鞋送葬。凡是这些细节的异同，固然无关乎他们宗教的轻重。然而新教之所以必须断绝，是因为他们自托神灵，妄言祸福，行为诡秘偏僻，足以诱惑愚昧的回民，使他们甘心被役使，一同陷入大逆不道而不自知，即使加以显眼的杀戮也不悔改，一如白莲教、清香教、无为教、圆顿教等邪教足以酿成祸乱、危害天下一样。

臣在金积堡审讯各犯时，细心推究审讯，有供称马化能预知未来之事，如远方客人来访，必定预先知道同伴的多少；从前官军攻剿宁灵，马化父子兄弟，率领众人抗拒，预言官军将退，回民无事之类。有供称马化时常显露灵异，治病则痊愈，求子则得子之类。有供称马化对于投入新教的人，让他们自己陈述罪过，用皮鞭责打，代为忏悔，就可以免罪之类。回民性情多疑善诈，不同于常人，然而一经新教蛊惑，就如醉如痴，牢不可破。正当金积堡长期围困之时，陕西、甘肃各回民，饥困异常，甚至杀人吃人，而马化父子兄弟，藏有剩余的粮食，没有人敢私下议论。等到局势危迫到极点，仍然互相宽慰，说总大阿訇必定有保全的方法。马化到军营请求招抚，意在以一身承担罪责，向各回民示好，而各回民首领到军营观看的人，每天有好几批，见到马化就双膝齐跪，不叫他们起来就不敢起来，如果不是迷惑陷溺之深，怎么会这样。现在幸而诛杀迁徙，异患可望永远消除。只是新教传染已广，回民聚集的地方，大都有传习新教的人，不及时严加禁绝，仍担心时间稍久，故智复萌，不逞之徒，时常想暗中发动，又将再次烦劳兵力。除了已抓获的海里飞、阿訇等逆犯穆四、穆五、马承祺、牛占元、牛占宽等，已经讯明惩处，未抓获的金师傅、马篆、鲜二等，行文各省，一律捕治之外。一方面出示晓谕，所属各府厅州县回民，严禁传习新教。那些从前误被新教迷惑的人，一概准许自首悔教，免除治罪。希望他们逐渐走上觉悟之路，永远摆脱迷津。新教断绝而回族安定，关陇地区可保百年无事。至于各省传习新教，为时尚浅，良

译回部官员称，新教虽然传播广泛，但各省回民也大多知道这是他们教派中的异端，多有不轻易相信的人。例如黑龙江的回民约有二千多人，而传习新教的仅仅只有一百多人，这就是明显的证据。如果趁此时机严厉晓谕禁止，不难预先杜绝祸乱的萌芽。是否恳请皇上圣恩，命令各将军、督抚大臣严禁回回新教，在管辖境内的各回民寺庙张贴告示。此后如果遇到新教阿訇、海里飞等人到境内煽动诱惑愚昧的回民，就由各回民寺庙的首领、董事捆绑押送到当地官府，审讯清楚后予以惩处。那些以前被诱惑误入新教的人，仍准许自首悔改免除罪责。这样愚昧的回民有所畏惧，良善的回民有所仰慕，不但地方可以达到安宁，即使回民也将长久地承受皇上深厚保全之恩而无穷尽。臣每次体悟朝廷旨意，区分良民与匪类而不区分汉人与回民，敬仰我们皇上仁德养育、正义端正的德行，上符合高宗皇帝实际掌握治理军队的关键要旨。谨就自己浅陋的意见，据实陈述奏报，恳请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译关于安置安抚陕西回民并请求增设官员的奏疏 同治十年

左宗棠

陕西回民困窘窘迫而接受安抚。臣已迅速上报。钦奉恩旨准许。随后据三品卿衔候补道刘锦棠、陕西提督雷正绾、陕安道黄鼎等人。分批次押解。陈林这一批男女老少共一千五百六十四人。马振江这一批男女老少共八百四十八人。赫青选这一批三百八十三人。马化这一批一千二百七十八人。余彦禄、阎兴春、余兆临、拜万江、金明棠、安杰等各批男女老少五千五百五十余人。其中挑选出壮丁四百名。交给安杰、蓝明太带领跟随官军征剿。其余都陆续押解到平凉。其中老幼妇女没有亲属丈夫男子的五百七十余人。因病卧床不能行走。留在广武营供养。听任他们痊愈后择配婚嫁。沿途除了病死的以外。又收集从前散匪东西两山剩余众五百余人。全部抵达平凉。臣两次亲自前往清点查验。实际共一万多人。其中除去先前安置在平凉的回民认领亲眷五百余人外。实际发往化平川安置的。男女共九千四百余人。查看壮丁不过两千。其余都是老弱疲病之人。化平川位于华亭县西北一百七十余里。东南距离平凉百里。南边连接崆峒山。西北都被高地阻挡。山岩沟壑环绕耸立。两条河流萦绕。一条叫化平川。一条叫圣女川。汇合流入白面河。进入清水县境内。中间横向宽五六里。长三十多里。似乎也是前代安置投降之人的地方。但其详情无法得知。臣先前委派记名道冯邦前往勘察。将圣女川改为圣谕川。作为宣讲之所。白面河改称北面河。以示拱卫极北之义。命令千总牟春阳带领土勇二百四十名。分驻关山、三才镇各关口。调遣记名总镇喻胜荣带领所部平江营扼守化平镇。以负责稽查。冯邦带领委员在化平镇清点查验之后。按人口分发赈粮。丈量土地。按户分配房屋窑洞。大致安置妥当。购买供给适合当地种植的种子。酌情发放耕牛骡驴。督促他们开垦播种。观察回民的情况。在九死一生之中。获得这条生路。他们不敢再萌生异心。本来就在意料之中。只是回民习俗畏惧他们所管辖的头目。比汉人畏惧官府还要严重。而他们教中诵经祈福的师父。名为阿浑。又时常以异端邪说蛊惑愚昧之人。被回民习俗所信奉。导致一人倡乱。乱事四处兴起。从前道光年间。张格尔凭借回教阿浑和卓构乱就是如此。按阿浑。回教称为阿訇。訇与洪音近。汉人称为阿洪。现在的马化。就是新教总阿訇。和卓即回教所称教师后裔的贵种。在阿浑中尤其尊贵。《明史》所称的火者。就是和卓的音讹。马化在其父墓碑上署称为教父。大概是窃取和卓贵种的意思罢了。想要改变他们的旧俗。同化于我中华风气。也不是先王不改变百姓而治理的道理。只是在安置之初。在编审户口中。隐含保甲之意。十户设一长。百户设一百家长。令他们约束散户。而设官管理。凡一切户籍婚姻诉讼都由此决定。才可以分散头目的势力。而将权力归于官府。这样政令才能推行而纲纪统一。回民很少读孔孟之书。所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而不知道趋向。现在想要他们诵读服习。一律遵从儒教。事情难以实行。然而臣先前奉到圣谕十六条。附有易解一书。义理精深。词句易懂。而大经大法。都具备于此。上年曾恭敬谨慎地刊印。颁发给陕甘各州县教官。每月初一十五宣讲。令汉回土民有所遵守。现在又发给化平川回民。使他们知道不改变他们的宗教。是朝廷宽大的施恩。不鄙夷他们的百姓。是圣化广布的意义。长治久安。或许基于此。如果蒙恩准许。添设化平川厅通判。化平川都司。那么厅属各员。营属各弁。也应该添设。容当另行陈明请旨。谨将筹办情形。据实附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西师宜从缓图密疏 光绪二年

鲍源深

窃以为越职谋议。古代深深戒惧。何况臣已离任。即将归隐田园。怎敢妄论军事机密。错误参与机密事务。只是深受累朝恩遇。兼蒙圣主优容。纵然所见不符合时宜。而私心难以安于沉默。光绪元年正月。臣曾以边防事务需饷紧迫。各省筹拨艰难。请求西师暂缓出关。密陈天听。奉旨留中。后来经左宗棠力任其艰。督师远征剿杀。捷报屡传。攻下坚城。北路已一律肃清。南路也即将收复。阅读部文与邸报。更加证明臣先前所见之非。只仰慕宸谟。已臻尽善。怎么还会有后话。而臣在此。犹不免过分忧虑。窃念远略固然彰显王者之威。穷兵黩武也是圣人所戒。自从乌鲁木齐、玛纳斯两城克复。天威已足以远震。似乎规取南路之举。尚可缓进徐图。因为西征一事。实尽天下之兵力。竭各省的饷源。全部倾注于此。兵力容易疲惫。过度使用则力量将不支。饷源容易枯竭。屡次征

译粮饷将无法接续。这就是令人担忧的状况。我斗胆就自己愚浅的看法，详细陈述如下。用兵的原则，兵力集中则显得雄厚，兵力分散则显得单薄。军队行进得越远，兵势就不得不分散。目前西征的各军，距离关外已有三千多里。从吐鲁番向西，经过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叶尔羌、英吉沙尔，到达喀什噶尔，计算路程又有四千多里。其间需要军队监护，需要军队留守后方，每攻克一座城池，就不得不派军队镇守。行军营地等待粮饷，就不得不派军队转运输送。兵力总数仍和以前一样，那么在前线效命的士兵，势必一天天减少。况且此前玛城收复时，精锐部队已经损失很多。此后孤军深入，万一不能得手，前进固然难以建立功勋，后退又无法防守。这就是兵力分散、力量单薄，不能不提前考虑到的。自古以来用兵，必须就地筹措粮饷。关外没有可以筹备的资源，一点一滴都依赖中原供给。自从军队出关以来，各省筹措粮饷，都已经精疲力竭。如今军队行进得更远，协拨粮饷更加困难。无论搜刮殆尽，一旦力量无法支撑，必然导致军机立刻失误。即使极力供应，没有短缺，但转运路程有的数千里，有的万余里。路途遥远漫长，如果有意外阻滞，不能按时到达，孤军等待粮食，难免有饥饿溃散的忧患。这就是路途遥远、粮饷困难，不能不提前考虑到的。此外，臣还有担忧的是。叛乱的回民作乱十多年，关内已经肃清，残余的叛党全部退到关外。北城攻下后，死党又合并到南城。我军距离关内尚近，后路自然可以无忧。如今则越深入越远，纵然沿途有军队扼守，但地方都是沙漠，防不胜防。抄袭是回民叛党擅长的。假如我方锐意直前，他们突然分兵截断后路，那时腹背受敌，首尾不能呼应，不仅未攻下的南路，收复没有期限，就连已攻下的北城，也担心再次被窜扰。这就是锐利进攻前进的时候，不能不转而考虑到的。回民的情况，关外与关内不同。平定回民的策略，近期也与先前朝代不同。关内回汉杂居，惩戒之后，可以全部安抚。关外回民聚族而居，剿平之后，未必能立刻顺从。因此乾隆年间回疆平定，各城都驻扎精锐部队。当时财赋充足，虽然每年耗费粮饷三百多万两银子，也没有显得拮据。如今各城收复后，如果照从前增加兵力驻守，每年耗费数百万两，值此财政窘迫，哪里有能力承担？如果因此不设置重兵，又不足以震慑。回民反复无常，万一再次逞凶，难道能屡次动用天兵吗？况且回疆多与他国相邻，今昔情形不同，难以保证日后不另起争端。深思熟虑，不仅目前粮饷运输艰难，不容易迅速成功，更担心日后每年费用无处筹措，更难制定善后的谋划。这就是大功告成以后，不能不长远考虑到的。

译至于内地各省，现在虽然已经一律肃清，但毕竟长期遭受战火摧残，百姓生活尚未富裕，民力尚未舒缓，民心也未完全安定。西北地区，散兵游勇和马贼趁虚横行；东南地区，会党和斋教徒暗中滋生煽动。隐藏的奸邪和潜伏的匪类，处处令人担忧。加上水旱灾害频发，连年上报灾情，饥民流离失所，道路皆是。正担心安抚无策，如果再责令他们承担巨额军饷，迫使储蓄耗尽，无暇自顾，地方一旦突发变故，如何应对？这种可忧虑的情形，不在于边疆军队胜负之间，而在于国家大局安危之际。

臣哪里不知道新疆是高宗皇帝开拓的疆土，西征是先帝未竟的事业。皇上志在必行，臣子理应共同体谅。况且尚未出兵，事情还可停止；既然全军前进，功业即将完成，岂能轻易议论停止进军，坐失良机。然而，缓急不能同时兼顾，这是时势使然；内外不能同时照应，这是形势所迫。追求眼前利益而忘记长远打算，不是保全国家的最佳策略；放下次要事务而先处理紧急要务，才是圣明君主的良策。

皇上年轻登基，正值时局艰难。臣愚以为，当今的重要策略，应首先关注内地。京师是天下根本，国库储备应当充实；直隶各省是京师的屏障，库藏应当充裕。国内元气大多尚未恢复，应当休养生息以厚植生机；四方人心尚未完全安定，应当防范维系以消除隐患。这些机宜所在，与用兵荒远边疆相比，孰先孰后显而易见。如果担心军队正在得手，突然停兵，无法向天下昭示决心，却不思考虞舜征讨三苗，有整顿军队班师回朝之举；文王讨伐崇国，有退兵修德之事。古代圣人在中途停止战争，原本并非示弱。在当年饥荒匮乏之际，为休兵积蓄军饷而谋划，大义凛然，何不可上告祖宗，下示臣民。唐代大臣陆贽说：“善于治国的人，尊崇恩惠以养育威严。”又说：“威严不显而令人敬畏如神。”这些话正不妨用在今天。

是否可以请旨命令西征各军，暂缓进攻南路，暂时驻扎在北路已收复的各城。仿效汉代赵充国屯田的方法，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兵力集中则力量不分散，道路近则军饷易供给。军队不深入远方，既无被抄袭的担忧；粮食出自屯田，并免除转运的费用。而且节省巨额款项以充实内地，这样空虚的顾虑就消除了，仓促的祸患可防。保留余力以顾全中原，即使安定已达成，而长远的谋划更加稳固。过几年，兵力充足后再出兵，军饷充裕后再进取，对国威毫无损害，对军事倍感从容。管窥蠡测之见，是否有一点恰当之处，只希望圣明宽恕我的愚钝并采纳考察。臣担任六年地方长官，未效微劳，如今衰老多病承蒙恩准离职，交接在即，因眷恋朝廷的微忱，迫于表达匡正时局的迂阔言论，谨冒死竭诚陈述。恳请圣鉴训示，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西征之举，议论纷纷，此疏尤其恳切详尽。当内乱刚平定，就急于远征，征兵筹饷，倍显艰巨。最终劳师十年，耗尽天下财力，才完成功业。老成谋国，具有深谋远虑，不可视为迂论置之不理。且更可见西征成功之不易。

核议安抚逆回详〇

张集馨

被胁迫跟随的可以安抚，首恶不可安抚；善良懦弱的人可以安抚，凶恶暴虐的人不可安抚。陕西西部等地区的回民，多半是埋藏凶器的恶少，向来带刀游荡，因小怨杀人，与汉民积怨深仇，已非一日。元年四月，趁太平军入境，大荔逆首于阿浑、任老五等，树立灭汉兴回的旗帜，以寻仇报复为名，大肆焚杀，妇孺无一幸免。渭南县役洪兴、武进士禹元魁、沙河掌教伪冯王、总头目伪赫王，分派海提木儿围攻泾阳；普洱马率领二河州马花虎等逆党围攻咸阳沙河一带；伪西元帅唐麻木、总约马花、马朝保、正马五杰、武生马得荣、马得将、坏酵子等，分股搜杀；临潼起事首逆寇金积、焚掠省关首逆伪元帅孙玉宝、白占奎，以及高陵、泾阳塔尔底、苏家沟、光台庙的首逆马武举、马二元、马三元、乡约马兴奎、马乌子、五八儿、白玉朝、安阿浑等，大小头目不下数十人。仅听说马二元在临潼被抓获，其余多死于阵战，而提前逃窜者众多。如今手刃前张都堂的任老五、围困省城的孙玉宝，均未伏法。且各自拥众，或千人或二三千人不等，聚集在固原城外，类皆历经战火、强悍善战。先前攻陷各县村堡，掳掠金银甚多，既强且富。现在虽然逃窜，其势未衰。至于乞降，是该逆党缓兵之计。多帅初到同州，屡中奸计；后洞悉阴谋，立意主剿，始得奏功。省城驻兵一万七千人，不战而抚，屡派已革知县马奎烺带领刘阿昏等出城开导，不但出言狂悖，多有要求，且于省垣左右焚杀不休。商议经旬，始定攻剿，将光台庙、上下水腰、马家堡、白起坟、东义井各巢扫除，而粮运始通，迭次奏明在案。迨多帅进省，分派陶军门援救凤翔，雷

译副帅剿办甘肃回民叛乱。曹镇军攻克了汧阳、邠州、白吉原、麟游等地的各座营寨。将士们十分疲劳，需要巨额军饷。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陕西全省才彻底肃清。然而全省惨死的百姓已达数百万。本司深知回民叛军诡诈多变，担心前功尽弃，因此先前已经上奏朝廷，不允许叛乱的回民再次进入西同等地。这确实是统筹全局的考虑，并非存有地方门户之见，只是在陕西谈论陕西的事务罢了。关中地区占据天下的战略要冲，拱卫着京城，向西连接四川、贵州，向东连接山西、河南。同州与山西仅隔一条河，与河南仅隔一道关。山西是完好太平的地区，是军饷的来源地；河南是平坦之地，难以堵截。假如这些叛军勾结作恶，必定会更加蔓延难以控制，不像边远偏僻之地那样，距离京城非常遥远。上年陶军门在凤翔主持议和，事情多有迁就妥协。多帅没有深入考察，就匆忙批准。叛军因为已经获得批准，日益嚣张跋扈。多帅担心酿成事端，严厉订立条约。而在多帅军营中的孙玉宝，随即叛逃离去。本司在代理巡抚任内，批准了陶军门的函件，将投降的回民叛军马队张辉、马作麟等人，派往宝鸡协助剿灭曹背时这股匪徒。这些叛军不服从调遣，逃回郡城。陶军门担心他们煽动叛乱，赶紧折返，亲自进行弹压。经本司上奏，奉到谕旨：“凤郡叛乱的回民包藏祸心，不遵守多隆阿所颁布的禁令，并且擅自将宝鸡县的回民马队调回郡城，其以乞降作为缓兵之计，已有确凿证据，可恶至极，着即严加痛剿”等语，钦此。

译今年七月接到雷军门来信说，盐州、固原两城，都是在攻克平凉之后献城投降的。杨署理按察使来文，代为陈述他们真心反正，并称陕西逆匪邹保和、孙玉宝等人投诚已获批准等语。此事关系重大，不是将帅所能专断的。此前我已详细陈述了形势，此时暂且姑且听之。又在七月末接到雷军门来信，谈及议抚招降之事，以及西北全局。该逆匪狡诈多端，请求招抚以拖延军机，乃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不敢相信是真的。恰逢陶军门请求援兵，而杨署理按察使率领逆匪头目张保龙等人到军营请求宽恕。于是暂且表示羁縻安抚，腾出兵力去援助陶军，勒令他们呈缴军械马匹，嘱咐杨署理按察使验收。然而其中操控的机宜，实在不敢轻率从事。本司查得雷军门为人向来精细，深知敌情，近在眼前尚且不敢深信。如今降众数万，都是乱民，谁是良民谁是莠民，无从分辨。况且屡次投降又屡次叛变，谁是真心谁是欺诈，无从辨别。即使捆送头目，呈缴军械马匹，而这几万逆众，让他们各自返回原籍，与汉族百姓共井同村，想要他们相安无事，势必不能。况且该逆匪作恶多年，近来又熟悉战阵，恐怕会更加放肆强悍。朝廷虽然能以恩德安抚他们，未必能改变他们枭獍豺狼的本性；地方官吏纵然以法律约束他们，未必能化解他们父兄子弟的仇恨。一旦再次发生战乱，必然导致大量耗费兵力，祸害邻境，后患将无止境。查得该逆匪的巢穴，早已成为废墟。如果任由他们自行搭建棚屋，必定会导致纷争抢夺；如果命令官府安置，又苦于经费浩繁。分散安置则约束难以周全，聚居一处则诡计得逞。该逆匪未必都是愚蠢之人，难道没有料到与汉族百姓有深仇大恨，却敢在故土请求投降，不担心汉族百姓报复？想必是有深心的，不可不防备他们的横逆。反复筹思，毫无把握。惟朝廷既施以浩荡之恩，地方官吏怎敢不体察生成之德？自当严格遵守谕旨，赶赴泾州、固原、平凉一带，宣布朝廷德意。将陕西降逆，详细查察。如果确实是受胁迫的懦弱良善回民，造具花名清册，统计人数若干，即在陕西边境，选择安闲处所，酌情安插，不准进入腹地，以杜绝祸端。那些著名作恶的首逆，先令他们将马匹器械悉数呈缴，然后根据罪名轻重，流放远方，宽免一死，庶几情理与法度两全。本司固然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固执己见。但穷困的难民，容易收抚；而凶悍的党羽，难以招安。如果他们不遵守禁令，就是缓兵之计，断不敢苟且轻率，贻误国家。应当听从雷副帅专心攻剿。现在张家川已经攻克，军队驻扎在龙山镇，指日即可扫除。又听说雷副帅等龙山镇踏平后，仍回平凉、固原，节节进扫，约会陶军门、曹镇军分三路进师，再约穆将军会同署理总督剿办宁夏、灵州。又奉调四川兵数千赴甘肃，军威甚盛。该逆匪势难兼顾。如果他们真正穷迫，才会受抚乞降，始无诡计，而安插庶免后患。所有核议的缘由，是否妥当，应请宪台转奏。再去年陕西回民滋事时，有纠集新疆回众的说法，特以道路传闻，事无证据。如今新疆不安定，连陷三城，是否是陕西回民煽惑起事，还是甘肃回民勾结为奸，不能深悉。惟查陕西逆回，任老五、普洱西、孙玉宝都是云南回民，二沙州是甘肃回民，洪阿浑是江宁逆回，河南、山东各籍都有，足见平时声息相通，蓄谋已久。新疆的祸端，难保不是内地勾通。否则屡次请求招抚以拖延军机，其意何在？由此而论，不仅陕西回民难以议抚，即使甘肃回民也未见真降。不仅开门揖盗，陕西回民难令其复归，而且伏莽潜滋，甘肃回民也急宜防范。只要内患削平，新疆回逆招引无人，未必敢长驱东北。年来议抚百无一成，与其因招抚而缓兵、糜饷、误事的非计，何如先机决策、一劳永逸之为安。此管见所及，并为宪台陈之。

上陕甘总督论抚回事

黄辅辰

窃本司道等，于四月十八日由抚宪出示，宪台于十六日所发手书中，内有雷军门招降固原逆回已受抚一节，仰见德威广播，莫不畏怀。本司道等，也知道并非宪台平日大张挞伐、不轻议抚的本怀，不过是想东路暂且羁縻，得以专心经营兰州根本，胜算在握，才出于此。惟逆回投诚，断难凭信，而陕甘的可虑之处，更复多端，有不得不详细陈述的。大凡贼寇乞降，势先穷蹙。去年回民窜扰平凉、固原以来，尚未开仗，如今又陷我靖远、宁州、隆德，横亘东北，窥伺汧阳、陇州、邠州、鄜州，较前更加猖獗。即使慑于军威之盛，也不是网张围合、无可遁逃，忽然摇尾乞怜，岂真甘心帖服？况且自云南回民滋事以来，屡抚屡叛，习为故常。他们听说宪台正谋划大举，帖耳来归，将来督师西驰，势必复叛。如果不是苟且缓兵之计，就是图入腹地

译地。施展其诡诈的阴谋。犬羊般的本性。贪婪而没有亲信。贪婪则其作乱容易成功。没有亲信则其部众难以统一。目前乞求投降的头目阿浑。即使是真心。等到事态平定解散后。就不能再统领他的部众。既然不能与该回民一一订立盟约。那么一人倡乱。吠声复兴。说可以永远革心向善。实在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所谓断难凭信的就是这个原因。至于陕西省自从遭受回乱。有的全家被屠杀。有的十人中只存活两三人。房屋全部焚毁。田园荒废。千里萧条。断绝人烟。去年宪台经过陕西时。亲眼目睹情形。曾为之浩叹。民间受害既广。怨恨隔阂难以化解。即使以威严临之。以法律强制之。让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权且作为同居的伙伴。而人们心中怀有前忿。如火易燃。不可相安无事。时常担心发生变故。这是可虑之一。逆回接受招抚。岂能自带粮食进入秦地。秦中荒芜数年。至今土地未能全部开垦。得到的粮食无几。豢养这些残存的百姓。既要供给陕西省各军。又要筹划甘肃的军粮。也盼望早日歼灭丑类。长久享受太平。谁肯拿出糊口的余粮。去养活百年的仇敌。回民无处获取食物。势必劫夺相继发生。将饥饿的老虎关在室内。难以禁止它不咬人。这是可虑之二。回祸数年。陕西幸未沦陷。给圣主留下西顾之忧的。是因为省城幸而保全。省城之所以能够保全。是因为内外没有相应。省城内的回民五千余户。现在没有外援。尚属安靖。万一接受招抚之后。回乡的回民。暗中互相勾结煽动。肘腋之祸发生。云南的前车之鉴。可以作为深刻的教训。况且省城中回汉互相猜疑。全靠官府弹压。至于回民出城一步。就有性命之忧。可见乡民的积怨很深。将来断难安置。昨天药局化为灰烬。灾由雷火引起。绅民惶惧。已以外回勾结内回。暗中挖掘地道为疑。互相惊扰。如果听到回民归陕的谋划。先有瓦解之势。这是可虑之三。陕西以凋残的地区。筹划接济甘肃的粮食。仓储不足。接着进行采买。采买不足。兼行劝捐。至于车骡之类。无不在民间借资。而民间突然听说陕西回民接受招抚。害怕他们归巢。新聚集的百姓。易聚难散。惊逃之后。办理转运事务。也觉得艰难。这不仅与陕西局势有关。也对甘肃事务大有妨碍。这是可虑之四。逆回之难信如彼。民情之可料如此。大概陕西回民与甘肃回民情形不同。处理陕西回民。也与甘肃回民有别。陕西回民少而百姓多。甘肃回民多而百姓少。陕西回民已经离开巢穴。甘肃回民尚在本境。陕西回民倡乱在先。甘肃回民煽动在后。论其情罪。度其形势。甘肃回民尚可剿抚兼施。陕西回民则断难言抚。不是不知道尽诛之难。而是招抚之后。无可安置。所以除了剿灭之外无可设施。

译考察古人迁徙戎人的策略，原本就有将他们迁置到关外的条款。如今玉门关内外，警报时常听闻，也未能立刻商议到这一点。而在陕西廓清之后，总不宜再招致祸端。如果贪图眼前的暂时安定，就会留下无穷的隐患；况且暂时的安定并不能得到，而隐患却可以立刻显现。您先前对于恩护院主抚失策，洞察无遗，岂能让陕西边疆重蹈其覆辙？万不得已，或许像抚院所筹划的那样，该回民长久居住在平固，就让他们暂且在该处呈缴军械，权宜安置，让他们谋求生计。等到几年后，如果陕西百姓的疑虑逐渐消除，再行开导，慢慢让他们陆续东归。如果此时立刻允许他们进入秦地，既不是保全汉族百姓的办法，也不是保全回民的办法。陕西境内如果再次遭受破坏，甘肃也难以指望肃清。西北大局将不堪设想。本司道等职司地方，共同商议，既然看到了后来的弊端，不敢不为事先防范。只有恳请您俯察草野之言，统筹全局。这不仅是陕西百姓的幸运，国家也确实依赖此利。

致署陕甘总督穆书同治六年

左宗棠

甘肃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这是天下共知的。我奉命之初，专门办理甘肃事务，专门剿灭回逆罢了。后来张捻巨股从河南窜入陕西，秦军大败，贼势顿时嚣张，才开始奉命先剿陕西贼寇。从局势来看，必须先平陕西后平甘肃；从贼情来看，必须先剿捻军后剿回军。事理昭然，无需多言。而陕西自从汉回冲突开始以来，积成浩劫。议论者说西北遭祸最迟，而受祸最惨，大概比东南更为严重。我从东南而来，根据所见所闻，确实不假。现在捻军和回军并盛，西同凤素称富庶的郡县，已经遭到蹂躏，满目疮痍。北山各郡县，又因为回匪陆续回窜，以及溃勇土匪源源而来，掳杀几乎无日无之。官军因为饷银匮乏、饥饿疲惫，军心涣散、士气颓废，难以期望振作。进入陕西以来，询问军需储备，则司库没有数万两的存银，而各军拖欠已十七八个月。留下他们固然不能期望他们得力，空言遣散撤军，形势上又不能。询问饷银来源，则地丁征收十不及一，厘税则素来不旺盛，近来因为商贾罕至，更加寥寥无几。这种光景，想必您那里也有所闻。正打算趁着捻逆东窜渭北、连雨水涨之时，集中精锐攻剿。如果上天赐福，果真能一鼓歼灭，消灭这个巨寇，那么就应当整兵西向，挑选秦军中精锐的，随同节节进剿；派遣秦军中疲惫的，散令回籍。然后陕西的军队和饷银，都可以转移到甘肃。我与阁下共同办理一事，看待陕西和甘肃，哪有厚薄之分？而局势自有缓急，办事自有先后，则固然不得不预先筹划。譬如人家在窘迫困乏之际，子弟急谋分家产，各自营私窟者，其家道消亡必定迅速；兄弟内外共同支撑门户，夜思早作，刻苦撑持者，其家道也必定逐渐兴盛如初。家与国家事同一理，即我与老兄今日所处，有何不同？我处借兑洋款，尚未见到，大概因为洋商有意居奇，索取重息，而山西票商，因风声鹤唳，不敢汇兑，导致迟延。先前奉谕旨饬令在此项内酌拨，恐怕您那里不能久待。现饬令将四川解到高军门月饷三万两，先拨交陈道丕业运解您处，并饬令英臬司将翎捐一款尽数起解，聊应急需。希望您饬令查收为幸。米拉沟既已得手，玉公又担心破坏抚议，导致朝廷诘问。我私下认为玉公似乎未免被奸回所误。大抵回民愿意归抚，也未尝不是他们的本意。然而必须我能剿灭，然后他们甘心就抚；我诚心办理抚事，然后他们的就抚也出于诚心。否则我以此聊示羁縻，他们也以此故意相侮弄而已。应如何处置覆陈，希望您立即告知为幸。兰州标兵既然只存二百余名，自然可以暂停召募。一则节省饷银，二则饷银微薄不能得到好兵，徒事虚糜，并无实际。现在用兵各省，营兵缺额，均皆停招，甚有仅存营名并无额兵者，闽浙两江均如此，即陕西亦然。事势所在，不得不然。想必兰州尤宜照办。我因陕西事务羁身，一切偏劳，费心照料，殊抱不安。凡有关系各件，如可从容处置者，乞随时告知，俾得竭其一得之愚，并资练习为幸。

覆陈办理云回通盘筹划疏道光二十七年

李星沅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初九日，奉谕旨：李星沅奏官兵筹剿云州回匪情形，云州回寨匿犯拒捕，恃险负嵎，不法已极，若非实力痛剿，示以兵威，恐迁就于目前，必至贻患于日后。该督等即严饬镇将，激励军心，立加攻剿，断不可因献出数犯，收缴器械数件，遂信为贼势穷蹙，又复将就了事等因钦此。伏读之下，曷胜悚惕。查云州回寨，次缚匪献囚，臣据大营禀报，均即严饬勿听，一力速催攻剿。先后接仗数十次，贼党歼毙六七百名，拏获五六十名，兵练亦有伤亡，始得

译首要的各名罪犯都已全部被歼灭。实在不敢草率了事。至于全省汉族与回族杂居的情况，迤西各属尤其多，这与外部的寇贼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从前互相仇杀的案子，不过是百姓与百姓之间的仇恨，近来却逐渐演变为百姓怨恨官府，甚至各自听从匪徒的指使。这是因为回民人心齐整、性情强悍，连年逞凶报复，汉民力量无法支撑，屡次由地方官请求派兵查办捉拿，回民才受到打击。如果只偏袒汉民，那么回民就会怨恨官府；汉民既然遭受毒害，借官兵之手雪恨，喜欢听信官府必定要灭尽回民的说法，一旦有官兵治理回民，他们就想要杀尽回民才肯罢休。官府如果不允许，又好像是不偏袒汉民，那么汉民也会怨恨官府。于是，回民中凶暴的人，更加勾结匪徒作为心腹来肆意逞强横行；汉民中狡猾的人，也借匪徒作为爪牙来巧妙地进行敲诈勒索。而各路各厂的游匪，因此从中获利，任由他们横行，人数众多则数量无法查考，地域广阔则势力难以禁止。最值得怜悯的，是汉族和回族中殷实富有的家庭以及善良百姓。即使在道光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两次回民事务中，一次洗劫了保山，一次摧毁了猛庭，官兵原本是在打击匪徒，而匪徒中的首要分子，时常逃窜脱身。那些安分守己、不做匪徒的人，流离失所，穷困而无家可归，辗转流徙到无法计算的地步，这与汉民被害的情况大致相同，至今尚难收拾。此次剿办云南匪徒，臣揣度机要，认为内地的回民富裕而外地的回民贫穷，外地的回民强悍而内地的回民软弱。与其滥杀无辜而徒然给敌人留下借口，何如密谋策划而首先致力于攻心？果真能够奋勇出奇，全力制服回民，就可以用回民来擒拿回民，并且可以用回民来擒拿匪徒。既打破了互相庇护的习气，又显示了斩首擒王的威力，而且日后报复，也没有地方归咎怨恨。自从云州以外，如顺宁的狗街、右甸，永平的曲硐、新村，蒙化的漾濞、围埂，向来都是匪徒出没的地方。趁此官兵还有余勇，贼寇已有惧心，自然应该分路搜捕擒拿，严加整顿。又前次缅宁的一股匪徒，逃入猛统地方，随即闻风散匿，仍命令确切侦探，秘密迅速堵截捉拿。虽然愚民反复无常，积怨容易引发，未必因为这一举动，就立刻变得顺从。只应当对异类坚决铲除，没有丝毫姑息，使他们有所畏惧而势力不能逞强，并有所顾忌而党羽不坚固，似乎可以逐渐祛除恶习。臣所以说治理回民必须先治理匪徒，匪徒不治理则回民也不得治理，即使汉民也不得治理。边疆郡县不知有法度，由来已久了。当今最紧迫的事务，没有比执法更重要的，没有比持平执法更重要的。汉族和回族同为一体，犯罪则重惩，如同治理乱丝，必须慢慢梳理；如同约束急流，必须大修堤坝。准许施行除暴安良的措施，杜绝欲速不达、见识短浅的弊端。谨慎选拔文武官员，责成公正担当，通过保甲制度来清除内部匪徒，通过团练来抵御外部匪徒，各路严格巡查关卡以杜绝匪徒往来，各厂严格登记簿籍以防匪徒出入，这样大概对元气没有损害，而对大局有所裨益。如果军务徒劳无功，那么边疆情势容易动荡，没有重兵无法振作军威，没有重饷无法集结兵力。计算前两届的军需费用，除去沿途供给、支应难民抚恤等各项，已超过二十万两，现在又超过十万两。经费浩繁，不敢不全面筹划。臣恭敬遵奉恩旨，详细体察，悉心斟酌办理。又奉朱谕妥实相机而行，谨再上密片奏闻，伏乞圣鉴训示。

译覆奏云南回族事务情形片

云贵总督林则徐

再，臣在四川途中，接到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奉上的谕旨：李星沅密奏办理回族事务、体察情形等语。据称，此次剿办云州回族匪徒，揣度关键所在，内部回族富裕而外部回族贫穷，外部回族强悍而内部回族弱小，与其滥杀而徒然滋生借口，不如密谋策划而先致力于攻心。况且边疆郡县不知有法由来已久，不如持平执法，使汉族与回族一体，犯法则重惩，实行保甲制度以清除内部匪徒，组织团练以抵御外部匪徒，等等。着林则徐到任后详细体察，酌情考量，悉心筹办。原片抄给阅看，另折奏回。犯张富在投诚后，随往缅宁劝谕汉族百姓，旋被该回族匪徒逼迫入伙。随后审讯据犯供称，张富在云州观音阁被矛刺伤身死。随即据回寨缴到犯尸，检验被伤处所与访获该犯母亲、妻子等所供相符，现仍解送省城验讯办理等语。亦着林则徐详细访察，张富是否果被矛刺致死，以及尸伤、犯供等是否确凿，万不可轻信人言，遽然以为实。总当设法研究探求，务必得到实据，详细覆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臣跪诵再三，并将发下的李星沅原片详细阅看。其所言汉族与回族一体，执法持平，与其滥杀而徒然滋生借口，不如密计而先务攻心等语，确实是熟察情形、务求公允的论断。伏思汉族与回族构怨，不过是民与民之间的仇怨。等到纠集众人抗拒官府，则军队不得不用。然而已经剿办，尤其须永远期望安宁。此前永昌之后，缅宁又起事；缅宁之后，云州又起事。惩处并非不痛切，而仍然反复无常，总由人人以报复为心，即处处之猜疑易起。加上游匪造谣挑衅，汉族与回族多被其愚弄，意欲藉以复仇，而不知适以自害。那些匪徒则利于焚掠抢夺，人已陷于败亡。此种匪徒，最为可恶。前督臣李星沅及兼署总督程矞采节次惩办的，业已不少。犹恐他们潜踪匿迹，煽惑作奸。故外部匪徒一日不除，即祸根一日不断。如何始能净绝？现臣与抚臣均在加意讲求。此时以军務而言，似善后特为余事；而以清源而论，则杜患正费深筹。窃思汉族与回族虽气类各分，而自朝廷视之，皆为赤子。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果能各择其良，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协力同心，其驱外来游匪，则所谓同体者，非复虚言；而所谓攻心者，毋烦劲旅。与李星沅前所密陈，似乎相合。惟臣甫经抵任，一切未及周知。容当体以虚心，持以实力，不敢以目前息事，稍任各属文武，相率因循。至张富一犯之死，虽人言皆以为实，臣到滇所访并无异辞。而仰蒙谕令设法研求，断不敢遽行轻信。窃思犯属欲其生，不欲其死，或不免指伪为真；而仇家欲其死，不欲其生，必不随声附和。张富为回族中稔恶之人，汉族百姓与之深仇积恨者，实繁有徒。臣现以审究汉奸为由，酌提人证，暗查与张富仇恨最深者数名，俟提到向其穷诘，庶几水落石出，真相不致混淆。除再详细研求，务得实据，另行覆奏外，谨先附片陈明。伏祈圣鉴。

沥陈办回失平请先剿后抚疏 咸丰七年

陈浚

窃照逆回构祸，几及二载。经云贵总督吴振棣奏参滇省官绅办理错谬，奉旨将黄琮、窦垿革职治罪，其巡抚以下各官查明参办，并颁发诏旨，令吴振棣宣播晓喻，仰见我皇上大公无我，一视同仁，圣量如天，莫名钦服。乃降旨以来，外间物议纷纭，至今未已。臣博稽众论，佥谓皇上覆载之仁，量固宏于无外，而督臣主抚之说，理实未得其平。何以言之？汉族与回族仇杀由来已久，其中各有曲直。但汉族百姓虽良莠不齐，究无踞城戕官之事；回族民众竟大肆猖獗，戕害官长，占踞城池，甚至建立伪国，围攻省城，叛迹显然，天下共见。则不当徒论曲直，而当先论顺逆。今该督对于已踞城戕官的回族民众，则皆以为可恕；对于未踞城戕官的汉族民众，则反以为可诛。此其失平者一。黄琮、窦垿，系奉旨筹办团练之员，其令民间集团，本无不合。且滇省办团，原为回族滋事而设，则杀贼即是杀回。今乃以纷纷集团，专主杀回，为二人之罪。该绅因滋事而办团，该督反谓其因办团而滋事。此其

译怀疑。有妨碍安抚大局。该回民趁其没有防备。突然大肆攻击。省城四面。焚烧杀戮毫无剩余。致使亿万生灵。全都遭受惨烈的屠杀。这是从前办理错误在于保护回民而压制汉民。该总督反而责怪保护汉民而压制回民。这是失去公平的地方之三。恒春既然被叛逆回民所误。因羞愧愤恨而牺牲。省城被围困。人心惶恐畏惧。该巡抚等人自不得不会同绅士。联络民团。作为尽力守卫危城的计策。如今该总督只责怪他们任由绅士行事。而不揣度事势如何。假设有疏忽意外。罪责将归咎于谁。这是失去公平的地方之四。臣私下考虑该总督刚抵达曲靖就急忙上此奏折。难道不知道回民片面的言辞。不能完全相信。大概也是看到时事艰难。想要迅速完成功业。向上缓解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将剿灭改为安抚。情非得已。然而事机变化潜伏。可忧虑的实在很多。因为叛逆回民反复无常的本性已成。已经多次被安抚又多次叛乱。如今虽然暂时接受约束。但大军一旦撤走。难保不再嚣张肆虐。这是第一可忧虑的。回民既然接受安抚。地方官员鉴于前事。只恐怕因激变而获罪。必定更加姑息迁就。不敢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以至于拱手受制。法令无法施行。这是第二可忧虑的。回民强悍汉民弱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又不加以惩罚惩戒。回民气焰更加骄横。汉民更加心怀畏惧。将来必定受到他们的威胁。助纣为虐也不推辞。这是第三可忧虑的。自从叛逆回民作乱。汉民被他们杀害的。不下数十万人。如今如果全部赦免不予追究。回民必定更加肆意欺凌汉民。如果忍气吞声顺从接受。就不能保全自身家业。如果起来与他们抗争。却又害怕触犯法网。情势所迫。恐怕回民的变乱尚未平息。汉民的变乱又会产生。这是第四可忧虑的。

译况且叛乱的回民也未必果真能够接受招抚。倘若他们冥顽不灵，怎么会轻易顺从？等到后来督师进军剿杀时，民团已经解散，兵力必定单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他们多设诡诈言辞，拖延岁月，作为缓兵之计。我方因为商议招抚而军需储备白白消耗，敌方却借请求招抚而战备更加修治，那又该怎么办呢？又或者表面顺从暗中违背，这里解散，而其他地方仍然聚集党羽横行无忌；今天约定讲和，明天又寻仇报复。我方主张招抚而常常受到牵制，敌方借招抚而更加便于欺诈蒙混，那更该怎么办呢？臣不知道该总督主张招抚的说法，是否确实有把握。如果仍然没有把握，只是凭借皇上的宽大诏书，来侥幸取得成功，万一落入叛回民的圈套中，将使将士们看到后心生懈怠，绅士百姓听到后人心离散，其造成的祸患还能说得完吗？云南虽然僻处一隅，但辨别顺逆，明辨是非，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大计。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严令该总督会同张亮基周密谋划，先剿杀后招抚，不要轻信而落入狡诈的阴谋，不要畏惧困难而留下后患。那些畏惧罪责、输诚归顺的良善回民，固然不能不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些杀害官员、占据城池的叛逆回民，尤其不能不加以公开处决。天子的讨伐既已彰显，人心自然信服，或许才能仰副圣主安抚边疆的至意。臣愚昧浅陋的意见，冒昧陈述，不胜惶恐之至。

通筹滇黔军务疏

曾国藩

据臣查访，云南在天下最为偏远，贵州在天下最为贫困。在这局势糜烂之余，实在有鞭长莫及之势。然而圣上继承大统，即使在新疆万里之外，尚且每一寸土地都必争，每一个百姓都必救，何况滇黔尚属内地，岂能不极力谋求长远策略，恢复旧有基业。自古行军之道不一，但进兵必定有根本之地，筹饷必定有责成之人。所以谋划江南的，必定以上游为根本；谋划西域的，必定以关内为根本。道理本来如此，古今不变。臣愚昧地认为，谋划云南应当以四川为根本，就把筹饷的责任交给四川总督；谋划贵州应当以湖南为根本，就把筹饷的责任交给湖南巡抚。四川的南部多与云南相邻，湖南的西部多与贵州相邻，进剿也就是为了自我防御，形势上有不得已之处，道义上也不能推辞。只是既然让他们专谋一方，就不能兼顾其他省份。试以湖南为例，近年向西剿杀贵州，向东防御江西，本省的兵力，为数不少，而又有东征一局，用巨额款项解济安徽、江苏。此外又有滇捐局、黔捐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处筹饷越多，则本省的进项越少，断不能大有作为。上年恽世临派周洪印、戈鉴等进剿贵州，接连攻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复苏的希望。当时若能乘势进取，向北剿杀镇远，向南攻打都匀，即可与贵阳省城通气，劳崇光等人也不至于坐困如此。因为湖南巡抚饷项无几，恽世临不敢招募勇丁增添营伍，大举深入，致使辜负了黔民的期望。如今皇上慨然深谋远虑，思救黔民于水火，命令臣与李鸿章妥为规划。新任抚臣李瀚章，原本在臣军营六年之久，又是李鸿章的胞兄，金陵回湘的将领，苏军得力的官员，多与李瀚章相知相信。如果让他选将练兵，专图贵州之事，必定可以次第奏功。但东征局裁撤之后，只能酌情增加本省的厘金，以接济平定贵州的军饷，不能多供给甘肃，更不能分济云南。谋划专一则情意专一，军饷分散则力量薄弱，这是谋划贵州的一种说法。再以四川而论，近年肃清本省，协济外省，也已搜刮尽净，百姓久已贫困。成都距离云南近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多则粮运极难，兵少则回匪难以制服。即使竭尽四川之力以图云南，尚恐无济于事，何况川北的保宁、龙安，须用重兵防御甘肃的贼寇，川南的酉阳、泸州，须用重兵防御贵州的贼寇，其势不能专事滇境，而尽弃他处。然而云南孤悬南疆，只有四川相距稍近，昭通、东川二府，康熙以前本属四川，雍正年间才隶属云南。皇上不忍抛弃滇民于教化之外，舍弃四川别无下手之方。倘若四川总督能兼任督办滇省军务之衔，或者竟赴叙州驻守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解滇饷四五万，抚臣林鸿年进军昭通、东川，或许能有恃无恐，而文武兵勇相随入滇者，去除他们有去无回的恐惧，才可以鼓舞他们立功杀贼之心。数月之后，果真能在昭东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念天子不弃偏远之地，信任抚臣足以作为保障，相继归顺，共同谋划剿杀回匪之法，然后开铜厂以兴铸钱，造战船以利转运，或许可以挽回全局。这又是谋划云南的一种说法。臣也知道湘蜀两省物力有限，然而若非湖南节节进剿，则防守黔省者，将因援尽而最终陷落；若非四川月月馈运，则进军昭通者，将因粮绝而仍然退却，此后更难着手了。张亮基想在苏皖征兵，林鸿年想从长沙分饷，其用心良苦，而成效难以期待。倘若蒙皇上采纳臣言，将贵州之事责成湖南

译安抚之事。将云南军务的责任归于四川总督。那么甘肃的军饷，就应当责成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承担。臣等都不敢有所推诿。所有遵照圣旨统筹云南、贵州军务的缘由，谨拟写奏折，通过驿站以五百里加急的速度上奏回复。

译全面筹划陕甘滇黔用兵情形的奏疏 同治七年 丁宝桢

我私下认为，用兵的道理，没有比审察地利更重要的了。地利审察清楚了，才可以察明敌情。敌情完全了解了，才可以谋划防御和剿杀。而能够充分发挥防剿力量的，在于军饷粮草充足。能够取得防剿功绩的，尤其在于选拔人才并善于任用。当今捻逆已经平定，中原无事，兵力和粮饷，到了这时绰绰有余。而陕甘滇黔的祸患，还没有停止。兵法讲究抓住时机，这确实是不可错失的。只是陕甘滇黔的用兵，其地利、贼情以及防剿的机宜各不相同，即使军饷粮草的有无缓急也各不相同。只有得到人才并善于任用，那么四省就没有两样。臣谨为我皇太后、皇上详细分析陈述。

查陕西甘肃地势险要，西北有边墙的遮蔽，东南有黄河的阻隔。山则有崤山、函谷、秦陇、终南、鸟鼠的峻岭，横亘在内部；水则有泾、渭、洛、汭、大通、临洮的支流，环绕在中间。外部被险阻包围，内部包含平原洼地，步兵可以扼守，骑兵可以驰骋，无论朝向哪里，无不适用。云南没有长江大河的险要，却有高山重岭的奇特；少有平原旷野的区域，而多有河流沟渠的界限。利于步兵而不利于骑兵。然而以万人之众，列阵交战，还可以临机分合，指挥自如。至于贵州，则是重重山峦，峭壁层岩，道路的盘折崎岖，树林的茂密阴翳，一支军队率领，成列而行，彼此声息，中间不能相通。如果以数千人的军队，鱼丽阵前进，那么首尾隔绝，前面有敌人而后面不及知道，后面有警报而前面不及救援。地利的险要，以贵州为最。这是大概的情况。

臣根据四省的形势计算，私下认为陕甘用兵，似乎应当慎固陕西疆界而趋向重视甘肃境内。昔日张良论述关中，说它凭借三面险阻来控制一面，这是说它足以控制天下。而凭借陕西来控制甘肃，也是扼住咽喉的方法。云南则因地制宜，只有能精于审察形势，才能随处得到战机。贵州则必须从东南向西北推进，先占据高屋建瓴的优势，然后图谋枝枝节节地扫除。这是陕甘滇黔地利的大略。

至于陕甘的贼寇，不联合汉民，全是回众。他们的气类很坚固，心志很整齐。现在回逆的情形，大体以甘肃为逃匿的渊薮，而以陕西为劫掠的场所。因为甘肃土地本来贫瘠艰苦，眼下耕种失时，没有食物可得。陕西属于腹地，沃野千里，贼寇来了就躲避，贼寇走了就耕种。回逆聚集在甘肃，也是他们的巢穴所在，不得不这样。他们的心其实没有一天忘记陕西。今天官兵进入陕西，贼寇必定退入甘肃；等到官兵进入甘肃，贼寇必定乘虚再次侵犯陕西。这是必然的趋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云南贼寇也是回众，起初回民叛乱而汉民与他们结仇，现在汉民因为势力不敌，也多依附他们。现在该逆占据大理、永昌各府，而以余力四处剽掠，积蓄锐气养精蓄锐以图蚕食，又要结交汉民，交通贸易，财货不缺。近来听说迤西一带，设置重关卡，道路断绝，他们的意图大概是让自己处于可进可退的态势，而向我显示不能进不能退的样子。用心积虑，比起陕甘回匪，更加狡黠。

贵州贼寇分为苗匪和教匪，而贼寇占据的地方，又各自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属于教匪，下游全是苗匪。苗逆人多而心齐，又善于枪法，好战。教匪的人数不如苗匪，强悍也远不及苗匪。所以教匪常常倚仗苗匪作为援兵，而苗匪就乐于利用教匪谋取利益。但是其中有不同的地方，苗人多划定疆界自守，而且生性多疑贪婪，他们援助教匪，得到利益就离开，胜败绝不相顾。他们容易控制的方法就在这里。教匪没有大的伎俩，只是凭借险阻抗拒，事情缓和时就以劫掠为能事，事情紧急时就借苗匪自固。如果官兵分攻苗匪，则力量不够；专攻教匪，则被苗匪牵制。因此苗教合流而贵州事务更加棘手。

臣根据四省的贼情计算，私下认为办理陕甘的贼寇，必须先清理陕西境内，使甘肃贼寇不得再进入陕西，而以全力全部注于甘肃。他们不能进入陕西，就没有食物可掠夺，饥饿必定自行溃散。我们趁他们疲敝而以全力奔赴，必定获得大捷。回势虽然众多，但能屡次加以惩创，他们的气焰也会衰退。气焰衰退而办理必定得手。至于云南贼寇，割据已久，布置一向确定。为今之计，务必厚集兵力，先将迤东迤南各府固守严密，使汉民心有所恃，回匪无所用其恐胁。然后兵民合力，分道并进，使他们防备多而力量分散，人怀疑惧，再设法招致依附回匪的汉民，内外相应，力破他们的一两座坚城，那么贼众自然懈怠。等到他们懈怠而穷治他们，该逆在云南的，既没有部落可以聚集，又没有勾结可以图谋，那时进入我们的牢笼，俯首听命，收功固然容易。如果贵州贼寇则急于先清理教匪，而苗匪在所缓图。因为苗匪本是贵州土著，种类极盛，而且他们地处阻山距河，攻打他们很难，徒费时日。教匪属于内奸，凭借险阻啸聚，借援苗匪，以蹂躏于上游五府之中，剥夺我们的精华，牵制我们的兵力。如果能挟建瓴

译这种态势。从上面到下面。步步为营。多设立侦探。用战斗来引诱他们。他们如果出战。就设下伏兵出奇兵来制服他们。他们得不到好处。必定仍然占据险要之地。我们就选择他们所占据的最险要的地方。攻破几处。他们就会望风归降。随手就可以得到。教匪已经平定。然后会合兵力。分四路推进。以谋取苗疆。那些苗人大多多疑忌妒。多疑就容易迷惑。多忌就容易离散。只要能够多方牵制。攻打这一寨子。而使各寨子都不能互相救援。又暗中结交各寨子中的良善苗人。用利益引诱他们。用威势恐吓他们。使他们自己产生猜疑。互相攻击。官兵因而趁机进攻。不出一两年。也可以得手。这是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敌情的大略。至于防剿的方法。则在于随机制宜。本来没有一定的格局。大抵制止贼寇的方法。剿杀是上策。而防御是用来补救剿杀不足的。所以贼势多就可以剿杀使之减少。贼势强就可以剿杀使之削弱。贼势败就可以剿杀使之平定。如果不谈剿杀而专门谈防御。那么我们有军队疲惫、粮饷枯竭的担忧。而贼寇反而得到趁空闲肆意骚扰的好处。这非常不是好的计策。然而防御和剿杀也有必须相辅相成的时候。看审察形势如何罢了。臣就四省的防剿来谋划。私下认为办理陕西、甘肃的贼寇。应该防御和剿杀同时筹划。因为回部靠近甘肃，他们的归宿之地在甘肃。而他们谋生的资源在陕西。只有分兵来防御陕西。断绝他们窜扰的路径。使陕西的民生一天天恢复。都能积蓄粮食来供应转运。这样官军才能尽力剿杀甘肃的贼寇。陕西的防御既然周密。而剿杀甘肃的军队。又随时可以遮蔽陕西。那么贼寇在甘肃的不能窜入陕西。必定会饥饿得不到食物。官军于是急忙起来趁其疲敝。起初逆贼必定死战。战几次不利。必定自己溃散。溃散就可以驱使他们出关。等他们出关。然后合拢防御陕西的兵力。并力来防御甘肃。对内谋划屯田。对外设置控制的策略。西陲的事情。办理似乎不外乎这些。至于云南的回寇。本来没有巢穴。此时所占踞的。都是汉民的境土。不是他们族人向来聚集的区域。回逆占据汉民的境土。来攻打汉民。开始用劫杀来逼迫他们。接着用结盟来引诱他们。现在迤西回汉杂处。百姓和贼寇不分。用兵的方法。应该锐利进取。官兵进一步。那么贼寇必定退一步。贼寇退一步。那么附从的汉民也就退出一步。所以办理云南的贼寇。有剿杀而没有防御。那些所谓防御的。都是没有熟审云南匪患的情形的人。贵州的苗教。各自为界。然而他们占据险要抗拒。同出一辙。只是苗众负险而不常出险。教匪虽然恃险而终究没有固定的处所。所以办理贵州的贼寇。贼寇都恃险。那么防御没有可防的。贼寇有险要而又并不全在险要之处。那么防御不胜防。计策只有即剿即防。这样随处都可以得利。这是陕西、甘肃、云南、贵州防剿的大略。

译至于粮饟这两方面，实在是四省当前第一要务。近日四省的军事行动，屡次办理却始终没有成效，并非兵力薄弱，也不是士兵不肯效命，弊病在于没有粮食和军饟罢了。陕西、甘肃和云南的战事，臣未能亲身参与；贵州的贼寇，则曾经亲自剿办过。回想当时办理的时候，兵勇的口粮往往要等六十多天后才能领到三四钱银子，将领也必须等六十多天后才能关领一两二两银子。饥饿疲惫的状态，实在不堪描述。然而每逢遭遇大敌，兵勇总是忍饥冲锋，毫无退却之意；稍有违抗命令的，必定按军法处置，而士兵毫无怨恨。由此可以看出兵勇还是可用的，只是因为没有粮饟，办事的人动辄受到牵制，无可奈何罢了。

但是，陕西、甘肃的祸患不在于没有军饟，而在于没有粮食；云南、贵州的祸患不在于没有粮食，而在于没有军饟。近年来甘肃每斤麦子，听说需要一百多文制钱，还无处购买。计算他们的军粮都是从四川、陕西运来的，而中间又有水路陆路不通畅的地方，运费巨大而转运量少，士兵饥饿疲惫，一天比一天严重，确实值得怜悯。军事之所以没有起色，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云南则在汉回两族沟通之后，耕种没有荒废，粮食尚且丰富，但官军缺乏钱财交易，也难以指望吃饱。贵州则军兴已经十五年，战乱饥荒，百姓死亡殆尽，如今地广人稀，粮食尚且不用担心不足，只是兵勇都孤身一人，近日听说依靠谷物捐输，稍微有些接济，但谷物捐输很少，用来供给兵食，连一天的饱腹都不够，而农民在战火之余，终年辛勤劳作，所得不到一半，痛苦更深，恐怕终究不能持久。

凭借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的士兵，常年空腹扛枪，最终没有发生哗变溃散告警的情况，实在是因为我国皇恩浩荡、仁德深厚，深入人心，所以边疆将士也都懂得忠义，乐于效死，没有丝毫异心。如果再加以粮饟充足，办理军事必定有把握。虽然如此，粮饟不继，固然不足以谋划防御和剿杀，但今天的粮饟，并非从容地从国库中取用。除了地丁税、关税之外，厘金、捐输无非是意外生财，点点滴滴都是民脂民膏所积。如果粮饟充足而士兵不能用，其弊病比没有粮饟更严重。这必须在于将帅得人，在支用经费、招募供养兵勇之中，寓含核实节省之意，然后不涉虚耗，可以收到充裕的好处。

现时陕西、甘肃的军事，左宗棠久历行阵，机宜素来熟悉，日后自有施展。云南的战事，现任督臣刘岳昭也熟于战阵，岑毓英、宋延春等人又都在云南久任，熟悉情况。况且云南的战事败坏在迤西地区，并非全省糜烂。凭借刘岳昭等大臣同心协力，又有完善地区作为凭借，应当不至于毫无施展。贵州受害最深，目前的情形，除苗民、教匪两股贼寇不计外，所剩居民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现任署理巡抚大臣曾璧光品行清正，足以坐镇。但以全省残破的局面，支撑于一人，实属兼顾不暇。估计如果没有人来分担责任，贵州的战事终究难以振作。贵州的战事既然败坏，贼寇万不可能固守一隅以自取灭亡，必定会向西侵扰四川，向南侵扰湖南，不仅如此，四川、湖南的无赖匪徒又会相呼应附和。起初由贵州而祸及四川、湖南，继之必由四川、湖南而祸及西南地区。涓滴不塞，流为江河，何况贵州的贼寇，岂止是涓滴呢？趁现在不治理，以后就更来不及了，不用智者就知道。

然而有人说现在四川、湖南都有兵援黔，未尝不是分担责任。不知道今日四川、湖南派去的兵，都是其将领带兵前往，并非本省大帅亲自督率。也没有明白的谕旨，归贵州巡抚节制调遣。其战守任其自为，其进退为其所便。本省大帅仅据禀报文书进行调度，贵州巡抚且以客军相周旋，这样而期望军事日渐顺利，难啊。用兵之道，只有事权专一而后将令统一，将令统一而后调度灵便，调度灵便而后事机顺利，古来没有将帅众多、权力分散而能办贼的。臣细察四川、湖南援黔的兵，其兵勇未尝不精强，其将领未尝不明干，只是军队没有统率，或者彼此不相知会，或者意见稍有参差，或者布置不能统一，这几者有一项，就难以成功。

臣愚以为，想要办理贵州的战事，就必须遴选威望素著、勇略兼备的大员，给予破格提拔，责以督办之任，使其权力归于一处，无人敢掣肘，又为他宽备粮饟，使他得以专力行事，庶几呼吸灵通，指臂相应。只是贵州的战事极坏，贫苦异常，人人视为畏途，不是真正能耐劳苦的人，也不足以持久。臣数年来带兵与各省将领相遇最多，而私心所钦佩的，惟有淮军统领直隶提督刘铭传，治军严整，谋勇素来充裕，且能勤恤民隐，尤为难得。只是他性情过于刚直，稍不合时宜，但办大事，固然不可以小节拘束。如今贵州的战事败坏极了，譬如疾病，元气将脱，不治则必死，治之而稍不得其法也必死。伏惟圣明采择，可否予刘铭传以督办贵州军务之任，一切听其布置，责以成效，不准推诿。该提督慷慨任事，且受恩过

译重。必定应当竭尽忠诚、全力以赴，以求保全名节，报答这世所罕见的知遇之恩。既然责成我办理剿匪之事，就必然要预先筹划粮饷，务必做到月月接济，不至于有名无实，这样才能督促其取得成效。现在淮军商议裁撤，江南的厘金收入宽裕有余。臣愚以为，刘铭传办理贵州军务，就可以让他带领旧部一万一千多人前往。再命令李鸿章从淮军中抽调得力勇丁一万四千人归其统带。共计二万五千人，也足以制服贼寇。只是估算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再加上各项杂支，每月必须银十五万两，才不至于短缺。这笔银两，应请皇上命令两江总督马新贻，从厘金项下按月抽取拨付，不准短少。等到刘铭传到贵州之后，凡是四川、湖北援黔的军队，都归他调遣，以统一事权。这样，将领和士兵都得其人，兵马得力，先清除教匪，然后再对付苗匪。臣料想贵州的战事，不过一年必定可以奏效。臣是贵州人，并非对贵州有私心，也是因为贵州全省百姓，几乎将要灭绝，如果不施以援手，必定会死无一人。况且贵州战事失利，四川、湖北将遭受无穷的祸害；四川、湖北受害，天下也将骚动不安。灾祸迫在眉睫，忧心如焚。因此我不揣冒昧，不敢不向圣主详尽陈述。

另外，臣还有话说。剿办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的贼寇，都适宜采用剿杀的手段。唯独陕西、甘肃的回匪，则需兼用防守。然而防守陕西境内而剿杀甘肃境内，那么防守也应在剿杀之后。可见剿杀确实是当前用兵的定局。但是，陕西、甘肃的回匪，贵州的苗匪，都有巢穴可归，有部落可依附。只有云南的匪徒和贵州的教匪，没有固定的巢穴，没有同类的聚集，到处裹胁百姓，到处抢劫掠夺，情形如同发逆和捻军。臣愚以为，办理甘肃回匪、贵州苗匪的方法，在剿杀之外仍须善用招抚。不招抚不足以穷尽剿杀的变化，不招抚也不足以收取剿杀的功劳。但所谓招抚，必须是对方前来求抚，不可我方先注重招抚。如果先注重招抚，那么云南的回匪屡次招抚屡次反叛，甘肃的回匪今天招抚明天反叛，甚至有刚招抚就立刻反叛的。前事历历在目，不可不引以为鉴。至于云南的回匪、贵州的教匪，他们攻占城池、依附山寨的情形类似发逆，就可以用制服发逆的方法来制服他们，四路进攻，随遇随剿，那么他们的伎俩立刻就会穷尽；他们逃跑而不坚守、四处焚烧掠夺的情形类似捻军，就可以用制服捻军的方法来制服他们，分兵包围剿杀，不让他们休息，那么他们的伎俩也会穷尽。况且捻军有马匹可以奔驰，所以取胜必须先包围后剿杀；云南回匪、贵州教匪的地利不适合骑马，民情不善于骑马，以步兵贼寇模仿流寇的意图，他们的围剿更容易。这又适宜集中兵力进行剿杀。只要能够步步稳进，多派出侦察兵，四面设伏，那么他们就没有巢穴可归，没有同族可聚，几次战败之后，无处逃命，可以直接聚集起来歼灭他们。又不可以招抚而留下后患，并且松懈我军心。这固然在于办事的大臣、督抚等临事斟酌适宜，未能一一预先定下格局了。

译臣学识浅陋。深感庆幸的是军事大体已定。军饷粮草都可以腾挪调度。只有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的事情。让皇上深深忧虑。而云南的事情尤其糜烂破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实在担心将来溃败四出。又将留下无穷的祸患。因此特意贡献我一点浅陋的意见。恭敬地献上这些粗浅的建议。希望能对皇上高深的智慧有万分之一助益。是否妥当。谨恭敬地冒昧上奏。恳请圣上鉴察训示施行。

讨论云南问题

金安清

云南的祸患自从林则徐筹划治理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每次变故都更加恶化。现在简直成了化外之地。百姓和贼寇不分。几乎到了无法着手处理的地步。为今天治理云南打算。用两条策略来概括。说使用云南的军饷。训练云南的士兵。那么云南的寇贼自然消灭。革除回民的习俗。消除回民的名号。那么回患自然消除罢了。云南并非不长草木的不毛之地。清初平定以来。怜悯它地处边远。实行薄赋轻徭。所以定为各省协拨军饷。二百年来。沿袭旧例。遂成为永久定例。却不知道自食其力。当咸丰初年。国家财政匮乏。筹措拨饷没有方法。湖南湖北两省。首先倡导因地制宜征收粮饷的方法。江苏、浙江、安徽相继效仿。所以能够彻底铲除太平天国和捻军两大祸患。如果还仰赖中央拨饷。其糜烂程度早就和云南、贵州一样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不能仿效。所以遭受的祸患也很严重。这是明显的效验。云南物产非常丰富。有铜、铅、盐、煤、药材、玉石。承平时期。进出云南的商贾。成千上万。迤西靠近外邦。贸易尤其兴盛。铜则取之不尽。盐也是打出井水就有。而且本省产米。还剩余于本省百姓食用。不是贵州那种贫瘠可以相比的。现在如果酌情筹措铜本、盐本。由官府经营。百货的出入。道路受阻的地方。就用军队保护货物。转运到四川云南交界的地方。仿照古人回易互市榷场的方法。招徕各省商民进入四川。用他们所有的。交换他们没有的。那么取其中的盈余。就是云南的军饷。至于云南的兵勇。只知道有米可吃。不计较额外的银钱。这和各省已经大为不同。如果能够广泛兴办屯田。随处开垦。一县的粮食。足以供应一县的军饷。更可以不烦劳转运了。云南回民虽然强悍。终究也没有大的伎俩。只是因为山险路杂。客兵多有不便。而夷练、土练。都可以使用。只需要有客兵主力在后面严厉督率。严明诛赏。用云南人攻打云南人。自然可以奏效。像洋枪洋药落地开花之类的武器。贼中绝对没有。只要轰击洗刷一二处。声威得以振奋。必定可以所向披靡。计算全省十四府。其中省城以东以南的广南、开化、曲靖、澄江、临安、普洱六府。都可以暂缓图谋。应当以攻克昭通、东川作为筹措军饷、训练勇丁、全力进兵的地方。而从省城西北道。直接攻打大理、永昌、丽江、顺宁四府。作为消灭回患的巢穴。其中楚雄向来有盐井。军饷由此而出。也应该首先图谋。临江一府。绅民与回民为难。应当立即责令他们捍卫保护楚雄。给予他们军费。那么事情专一人心齐。不分散官兵的力量。我如果在四川云南接壤处。将民力强悍、手脚敏捷的人。招募训练勇丁一万人。兼调四川土司屯练作为辅助。而以客兵劲旅、洋枪精队三五千人来督统他们。用亲兵制约新勇。就用新勇制约云南练勇。步步为营。得尺得寸。而重新设立赏格。准许各处义民自行投效。分头攻打迤西各城。能得一地交给官府的。高官厚赏。都不吝惜。而仍然先酌情给予一次现粮。以免他们空腹从事。胜则我收取土地。败则他们杀伤人员。我的大军。仍然没有一丝一粟的损失。而偶尔出奇兵。辅以洋中火器。快速趋近密集攻击。给敌人一次重大打击。兵不出则已。出则奇捷。叛逆回民没有遇到精兵。一定魂飞魄散。迤西如果真的能够平定。那么迤南迤东。都可以不烦劳兵力。慑服恐后了。只是回众不容易全部诛杀。即使汉匪也所在多有。现在既然大张挞伐。断不可轻易接纳投降。即使他们悔罪输诚。必须先让他们自己去掉回民的名目。衣冠服食。都遵循汉俗。与汉民互通婚姻。铲除清真寺。他们的一切经卷。都进行焚毁。不得再有掌教之人。才准许他们免死入籍。收复一处。就照此办理一处。将来全省肃清。不必大量诛杀夷灭。而自然可以没有一个回民了。大概林则徐所说的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八个字。他的论断自然正确。他的心意自然平和。

但是汉回两个字一天不除去。那么一天的界限就存在。而且良莠又有什么常理呢？官府认为良。那么百姓认为莠。官府认为莠。那么百姓认为良。而且有在汉人为良。在回人为莠。在汉人为莠。在回人为良。彼此诪张。是非总难共同理解。只有痛除回汉之名。使他们混而为一。同为云南的赤子。那么意见逐渐消除。通婚逐渐增多。既然连瓜葛之好。必定多有瞻顾之情。两三代之间就可以尽弃宿怨。回民不以异类自居。汉人也不以异类视之了。釜底抽薪。塞源拔本。没有比这更快的了。在从前一二处蠢动。原本不便生出这种创局。导致全省惊疑。现在则是从叛即回。就抚即汉。以回汉的区别。作为顺逆的分野。捷易明。令行禁止。迥然不同。清初入关剃发之令。乃是整齐人心的大端。想要整

译这是云南的风俗。一定要让那里没有回教之后才可以。只有先改变其外在表现，才能改变其内心。诸葛亮平定南人，也不过是说攻心罢了。难道还有别的吗？

译《滇略》上下

刘树堂

己巳年四月五日。信使从京城抵达。听闻曲靖大军覆没，城池陷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云南南部就无法问津了。

办理天下大事的人，贵在见识卓绝、定力坚定，不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尤其贵在随机应变，不固守成见。

这就好比治病，必须探求疾病的根源，节制疾病的流弊，并且要有调养的资源，有服劳役的人力，然后无论是攻伐还是化解，都能应手而治。

当初叛乱刚起时，逆党拥立杜文秀，不过是等待官兵入境，以便捆绑献出他，借作脱身的计策。哪料到问罪的军队，经过一年都没有到来，于是认为可以作贼了，便关闭城门占据险要，隔绝声援。今天攻下一个县邑，明天拔取一座城池，迤西一带，全都遭受毒害。

其次，那些倒戈的人，都被杀害。百姓何曾甘心跟随贼寇呢？

浅陋之人出谋划策，先整治迤东南以剪除贼寇的羽翼，反而让杜文秀坐大，致使全省糜烂。这是没有探求疾病根源的做法。

军务没有起色，是因为铜矿没有开采，乡试长久停办。谁不想谋求生计？谁不想向上进取？铜矿废弃则谋生无路，乡试停办则上进无阶。加上捐输勒索，丁役科派，不跟随贼寇就难以逃脱法网，跟随贼寇反而能得到宽大的待遇，人们有什么忌惮而不做贼的呢？

如果大府筹措军饷以开采铜矿，设法恢复科举，匪类就不会啸聚山林，处士就不会横加议论，而贼寇自然就被平定了。不致力于这些，只想着剿灭贼寇，这是没有节制疾病流弊的做法。

钱财多善于经商，袖子长善于舞蹈，图利是这样，用兵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

军兴以来，我们皇上不是没有下拨军饷的诏令，然而各省筹措解送，有的几个月一万，有的几年数万，零星地运送，分段地使用，藩库空虚，军饷匮乏频繁呼救。将官私自征收厘金，荆棘遍布道路，而长官不过问。地方供给兵勇，民脂民膏已经耗尽，而捐输方兴未艾。弊端百出，百姓无法生活，大都是因为没有军饷的缘故。这就是所重视的“调养有资”。

统领众多参差不齐的人，成为一鼓作气的士兵，依靠的是上下同心，和衷共济。

云南南部外来的军队，不是湘军就是淮军，跟随征战十余年，多半是得意子弟，舍弃东南繁华之地，进入边陲崎岖之乡，地理不熟悉，情形不熟稔。况且规定每人每月军饷四两，全部发给，还觉得不满意，如果有不足，能听命吗？本地的勇丁，每月不过二两，必须作战后才发放，相比之下显得不足，彼此推诿。兵练虽然众多，说没有人也可以。这就是所重视的“服劳有人”。

总之，云南南部的军务，不贵在添兵以炫耀武力，而贵在筹措军饷以整顿军队。

使各省督抚仰体我们皇上远近一体的心意，共同伸张义愤，认真筹措款项，每月大约解送数万两，或者将各省历久积累的铜本数百万，酌情解送三成，用一半养兵，用一半开矿。铜运疏通，钱币恢复旧制，大局因此更加宽裕，而云南省的军饷有了着落。

谨慎挑选健将数十员，训练精兵五万人，用一万驻守省城，用一万驻守曲靖，用一万驻守楚雄，互相作为犄角，牵制东南，接应迤西。再用两万人，一路由东川绕道永北以攻击其背部，一路由下关逼近大理以攻击其心脏，并明确告诫各地方作为内应。我方两路夹攻，敌方首尾不顾，即使有百个杜文秀也将被斩首。迤西荡平，迤东南自然不战而屈。

可惜云南南部各大府，在任职之时，百计求退，退又不被允许，才开始在交界之地徘徊犹豫。不考察受病的缘由，不寻求治病的方法，只怕贼势嚣张，又顾虑将官跋扈，进退两难，茫然不知去向。

梁士美、杨盛宗有能力相互制约，杀了他们也可以；否则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以毒攻毒，一举两得。其他服从命令的用德行宣示，违抗教化的用诚意感化，因地制宜，云南南部难道没有痊愈的希望吗？

如果仍然疑虑恐惧交织，见识不足以察明情况，力量不足以驾驭众人，犯下这四种弊病，逐渐病入膏肓，即使扁鹊再生，也束手无策，徒然作旁观者的叹息，岂不悲哀吗？

先前议论将铜本解送云南，大局因此更加宽裕，请进一步论述。

天地生财，不限制方位；帝王治理天下，不分畛域。但最终不能不限制且分畛域的，是因为大臣谋国，只着眼于琐碎的眼前利益，不能斟酌盈虚以弥补不足，注此挹彼以遂其流通的缘故。

云南南部远在天边，以形体论，只不过是一只脚罢了，把它放在次要位置图谋本来适宜。然而所出产的是铜，与国家货币政策息息相关，是天下养命的源泉。

以往每年定额运往京城的铜四五百万斤，江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八省采买八九百万斤，以一千数百万的铜，供给各省鼓铸之用。而各省采买的军饷，供给云南南部千百万的人。那边不缺铜，这边不缺饷，各自安于生业，中外安宁。即使想驱使他们为盗也不能。

自从粤匪倡乱以来，云南南部的铜矿完好无损，转运的道路依然通畅。各大臣只知道拨运军饷，在祸患已经发生时抵御，不知道筹划鼓铸，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铜运不通，货币政策日益松弛，铸造大钱，使用钞票，起初不足以在商人中流通，继之不足以在百姓中使用，不得已搭放兵饷，八旗绿营，合

译家中饿死的人有之。妻儿被卖掉的有之。形同乞丐的有之。军政措施不周全，这罪责在哪里呢？而滇南的游民，都依靠一百多个铜厂生存。铜本停止，铜厂就废弃；铜厂废弃，铜丁就离散。游荡的骑兵无处归依，各自树立党羽援助。有的主客相争，有的回汉对立。势力嚣张而官府不能控制，人数众多而土地不能容纳，全省骚动不安，于是酿成大祸。这都是不开铜厂的过错。

有人说，采买洋铜近便，何必远借滇铜呢？难道不知道用急需的军饷，去买昂贵的铜，利人而害己，哪里比得上运铜到云南，双方都有益处。再命令八省的督抚，每月各筹铜本一万两，三年归还铜本，按期解送军饷，源源接济。派一位谋略勇武素来著称的大臣，剿贼与开厂并用。附和的贼人听说铜厂已开，去谋求生计，而贼势日渐孤立。疲惫的士兵听说军饷有着落，争相自我鼓舞，而军威日渐振奋。用涣散的贼人，抵挡奋发的士兵，不经过几次战斗而首领被诛杀，不经过几年而全滇平定。

再审视形势，多筹工本，先开阳丹、茂麓、宁台、金钗各大厂，次开义都、发古、九度、万象各小厂。取之不尽，运之不竭。各省有铜来开炉，自然没有大钱、钞票的弊端，而民困得以缓解；滇省有军饷来开厂，自然没有穷困而生变的心，而嚣张凌犯可以遏制。钱币恢复旧制，人们乐于重生，滇南有幸，这也是天下的喜庆。所以我说道，铜本运往云南，大局因此宽裕，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