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　户政九赋役四

译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各州县仍然照旧征收。当时因为省城失陷，来不及办理。臣自咸丰五年三月承蒙恩旨提拔署理湖北巡抚，就访听到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有额外勒索，成为百姓的大患。常常想着有所变革。恰逢军事正紧急，无暇顾及此事。上年武汉收复，楚地逐渐肃清。今年雨水晴旱适时，年成颇为丰熟。漕粮有望开征。如果不在此时设法清理，将积弊全部革除，国家财政和民生将如何补救？只是楚北漕运的弊端，浮收之重实在由于费用之多。如果不先查明积弊的缘由，这就如同止沸却不撤去柴火，开垦田地却只图除去藤蔓一样。臣请求为皇上秘密陈述。查湖北各州县定额征收的米数，多的二万余石，少的二千余石，有的仅数百石。北漕南米，合并征收分解。征收实物米的，称为本色；以钱折抵米的，称为折色。征收折色的，多少不同。有本色多于折色的，有折色多于本色的，有本色折色各半的，有全部收折色的。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的。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的。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目，多方面需索。民力有限，怎能承受？而州县则有所借口。向来漕运到通州时，不无津贴，才能挽运入京。而漕丁船夫借此需索兑费，数额巨大的，固然不论。即使现在停运免兑，帮费可省，但粮道有漕规，本管道府有漕规，丞、倅、尹、尉各官，都有漕规。院署有房费，司署有房费，粮道署及本管道府署的书吏各有房费。这是上面的费用。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纳，他们从小户零取的多，整交于官仓的少，百姓称之为蝗虫。更有挟制州县浮勒之短处，分取州县浮勒之肥利的，一旦不顺心，就相率控告漕务，甚至聚众哄抢粮仓，名义上是为百姓请命，实则是为自己求财。官员称之为蝗虫费。种种蠹弊，成千累百，无不从州县索取。那些派拨南米的，拨定后，由州县自行运交荆州府衙门，或交本色，或交折色。交本色的，正米、耗米之外，尚需杂费银两甚多。交折色的，每米一石，或二两或三两不等。总之费用未交足，米就延迟征收。这是南米的费用。州县既然费用多，势必不得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然有浮收，势必不能不受刁民挟制。于是大户折色的价格日减，小民折色的价格日增。地方豪强多方抗欠，狡猾胥吏从中欺侵。各州县虽然勒折浮收，偶尔有所得，大半都消耗在上下费用之中。而国家规定的赋税，往往征收不足额，于是相率捏报灾歉，借缓征来腾挪资金，而漕政因此更加败坏。百余年来，日益严重。东南数省，积弊相同，而湖北则几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译湖北目前正处于战乱之后的残破时期。如果任由征收漕粮的州县，仍然按照以前每石征收十余千文的高价收取，必然导致百姓难以恢复生计，辜负了皇上怜悯抚恤凋敝、爱护养育民生的深切旨意。臣自九月初旬，从九江返回省城，每天与省内的司道官员及武汉两府官员，日夜商议筹划，决心减免漕粮，以缓解百姓的困苦。私下认为，想要禁止额外多收，应当先革除各种杂费。现在已经选派委派道府级大员，迅速前往各州县体察实际情况，破除人情面子，分别删减杂费，严格确立限制，明确制定章程，张贴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使穷乡僻壤都能普遍知晓，贪婪的官吏和狡诈的胥吏，无从欺骗隐瞒，将那些中饱私囊的资金，用来分益于上下各方，务求积弊彻底清除，民力借此稍微舒缓，而国家赋税得以真正充实。《易经》说：“穷困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现在正是变革的时机。然而积重难返，弊病已有一百年之久，利益所在之处，人人都争相攫取。一旦揭露其顽固的弊病，穷尽其利益来源，取回并归还给百姓，归于公家，必然会有人怀疑、怪罪，进而诽谤诋毁。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即使招致杀身之祸的指责，也在所不惜。臣身负封疆重托，钱粮漕运是臣的职责。漕运弊病一天没有清除，臣的职责就一天没有尽到。除了等待办理出眉目后，再另写奏折详细陈明外，现在先将湖北漕务积弊，亟需清理整顿的情况，详细严密地陈述。恳请皇上训示遵行。

办理减漕大概情形片

胡林翼

再者，臣先前将湖北漕务积弊，拟革除杂费、减定漕章的情况，密折奏报，奉到朱批：“所奏确实恳切，你能不顾情面，祛除百年积弊，非常值得嘉奖，等办理出眉目后再行具奏。”钦此。臣遵旨与司道、武汉两府官员，日夜商议，命令各州县将向来浮收的数目，以及漕规杂费，据实开列陈述，痛加删减。从前每石浮收钱十六七千、十八九千或二十余千文的，现在减至六千数百文，或五六千文；浮收八九千文的，现在减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脚、票费等项，都包含在内。那些由单串、票样、米号钱，以及杂项名目，一概革除。统计有漕粮的州县，民间共删减钱一百四十余万千文。这是向来官吏、丁役、差役从百姓身上剥削的，现在归还给百姓了。州县按照减定的章程征收后，北漕每石，解送正银一两三钱，耗银一钱三分；南米每石解送正银一两五钱，耗银一钱五分。其中比北漕多解银二钱的原因，是因为南米是供给满营和绿营士兵的口粮，遇到灾荒缓征时不够用，由藩库筹款拨补。现在藩库款项短缺，不能不预先筹款。统计北漕南米的正耗银两，实际应解送粮库银四十一万余两。这是向来将熟田捏造成荒田，将征收的算作欠交的，不能全部归公，现在确实归于公家了。南米按规定支给满营绿营士兵的口粮，应均按例价每石折银七钱，尚余银八钱。荆州满营，生计尤其艰难，应在每年例放二百日本色米内，酌加银二钱，每石折银九钱，尚余银六钱。计算共余银八万余两，拨入藩库筹备拨补兵米，以及满营绿营的正饷。又漕南水脚银，每石一钱五分，计算共银四万余两。向来是各州县开销修仓、铺垫、水陆脚价，以及漕南书吏饭食等项之用，颇为虚报冒领。现在改征折色，各州县无需开销，应命令全部解送粮库，也可以补充兵饷。这是在节省之中寓含筹备之意，对百姓没有损害，而对公家有益。从前兑运北漕，粮船旗丁水手，在屯运例款不够之外，州县向来有津贴，名为兑费。现在如果一并裁革，将来河运疏通，势必对兑运有妨碍。拟将此项兑费，暂时提取充作军饷，等开兑北漕时，仍归丁船津贴。约计提取银七万余两。这是因其本来所有，保留其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目前有益，而对日后没有损害。又随漕的浅船安家、帮津、资役等款，改折停运，都无需开支，又可提存银十二万余两。凡是这些漕务情况，臣通盘筹算，极力减除，为民间省去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国家实得银四十余万两，又得节省提存银三十余万两。以现在对比过去，漕务的利弊，显而易见。至于州县书吏差役，仅征收饭食、辛工、纸张费用，原本难以要求他们空腹办公，但哪里像以前那样十倍百倍，漫无限制。即使现在的征收数额，已经痛加删减，而道府漕规及上下衙门的一切杂费，又全部革除，计算州县还可以稍微资助办公，断不至于借口赔累，另开浮勒诈索的门路。臣既然已经访察积弊，去除其过分之处，取一百余万的中饱私囊，用来分益上下，过去的罪过，尚可不追究，后来的弊病，法律必须从严。万一有不肖州县，托名杂费，恣意浮收，必须从重惩办，以警示其余。这是目前整饬并不难，而长久的防范尤其应当谨慎。现在自从减定章程之后，全省周知，小民踊跃欢呼，缴纳赋税唯恐落后。历年漕务，开征到次年七月，还在从事追缴，甚至一两年后，尚需催促。本年漕务，经过这次整饬。

译顺应百姓的意愿，必定能够提前数月，按照数额催缴解运，借此向上缓解圣上的忧虑。对于州县中表面顺从、暗中违背，仍然照旧多收的官员，另行核查参奏。并等办理取得成效后，再行上奏禀报。所有办理漕务的大致情况，谨附片据实秘密上奏。

译请求根据时势制定赋税的奏疏 同治二年

光禄寺卿潘祖荫

奏报关于根据时势制定赋税、酌情确定新章程，以充实京城粮仓、稳固民心，仰求圣上鉴察的事宜。私下认为，国家的政务，积弊深重则难以挽回，即使是贤良的官吏也难以改变旧章；顺应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政策，即使是愚昧的百姓也可以与之重新开始。凡事都是如此，而征收赋税尤其如此。据查，江南漕运赋税之重，居天下首位。自从南宋有没收官田的租税以来，元明以来，就以此作为赋税定额。嘉靖年间，将官田和民田平均摊派赋税，官田虽然减少，民田反而增加。苏州、松江两府官田很多，所以赋税定额特别重，太仓次之，常州、镇江又次之。周梦颜《财赋考》说，明代比宋代多十倍，比元代多七倍，这是大概的情况。我朝平定江南，起初承袭明代的定额。顺治十八年，奉谕旨：“前明仇怨之地，有的地方加征粮食很重，我朝并无仇怨，怎么能沿袭这种做法？这些情况详细具奏。”可见圣恩浩荡，必定斟酌增减的适宜。当时江西袁州、瑞州等府得以减额，而苏州所属没有减免。又在康熙年间，经江苏巡抚韩世琦等人屡次请求减免浮粮，被户部议定所阻。等到雍正二年，经怡贤亲王奏请酌情减免苏州、松江的浮粮，奉旨苏州、松江两府，免除四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奉特旨再加恩免银二十万两。皇恩浩荡，民力稍得缓解。但定额征收的粮食，虽然屡次商议筹划，但至今没有减免。臣曾推究其中的原因，不是以前的长官不为百姓请命，也不是以前的户部议定一定要为上级囤积财富。大概是因为时值太平，变更不易。东南民力虽然不足，但苏州、松江是繁富的地区，即使迫于催缴赋税，百姓还可以用卖丝买谷的方法，作为剜肉补疮的计策。况且京城粮仓仰赖漕运，外有定额征收的粮食，内就有定额支出的米粮。粮食如果比旧额减少，米粮就没有款项可以支出。这就是户部反复商议，都以正供不可减免为定论的原因。臣私下看到前江苏巡抚林则徐的奏疏中有说：“江南漕赋独重，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一州之地，延绵仅五百多里，每年征收地丁、漕项正耗定额银二百多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多万石。比较浙江征收的粮食多出一倍，比较江西则多三倍，比较湖广甚至多出十多倍。在米价便宜的年份，一百八九十万石，折合银五百多万两。如果米价昂贵，就暗中增加一二百万两而人们不觉。况且有一石米，就有一石的耗费，无非是百姓的脂膏。自从道光三年以来，每年没有丰收，十一年又遭遇大水，民力更加枯竭。近年漕欠极多，地方官亏空也越来越多。据此来看，可知征收赋税虽然不减免，但永远没有足额的时候；拖欠虽然在百姓，但最终归于豁免的惯例。这已经不止是每年减免了。过去只是因为积重难返，畏惧而不敢作为。现在江南几个郡县，战火频繁，苏州、常州至今没有恢复。如果不在此时酌情减免旧赋，改定新章，将来照常征收，上面持有空名，百姓遭受重困。以残破之余，即使求得如道光年间实征的数目尚且不可得，而想要符合定额尽数征收，即使是让刘晏督运漕粮，况锺征收粮食，臣也知道必定不能做到。况且自从战事兴起以来，百姓遭受蹂躏，流离失所，那些幸存的丁壮，有的被裹胁成为贼寇，有的充当兵勇投营。愚贱之人懂得什么，习俗容易沾染。控制一个人而夺取他的财物，其利益百倍于务农。没有家庭团聚的思念，就不能长久留在乡土；没有耕种安居的职业，就不再自安于愚昧。这即使是薄赋轻徭，慰劳农民，互相劝勉，尚且恐怕有停止耕作而叹息的人，何况迫以急征暴敛，而想要他们终年勤苦，竭力耕田，以完成税课。臣知道上天仁爱之心固然不忍，而民力衰竭也断然不能做到。”

臣听说湖北漕粮定额，经前巡抚胡林翼裁减清理，不仅民生受益，国家税收也大增。此时江南郡县，逐渐平定，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政策，实事求是，与百姓重新开始，酌情确定定额粮食，安抚之恩加于离散之后，那么感恩的人更深；流离的民众返回田间，那么平息变乱的作用很大。臣也知道国家财政，万分短缺，况且籍贯隶属江苏，怎敢滥求天恩，不筹划财赋。只是江南州郡年来沦陷，京城粮仓应支的各项，在无可筹措之时，也都通融办理。此时没有牵制，那么趁此时机更容易改革。可否请旨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详细寻求利弊，妥善商议章程，切实清理，务必使征收粮食没有超额，即使一粒米都充实京城粮仓。赶紧会议奏定，一面刊刻誊黄，宣布中外。江南的百姓，必定都踊跃引领，自拔来归。希望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益处。仰求圣上鉴察。

请求永远减免苏州、杭州漕粮的奏疏 同治二年

监察御史丁寿昌

奏报请求特别施恩，永远减免苏州、杭州等地漕粮定额，以收民心而震慑贼胆，恭敬地呈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宜。私下认为漕粮一

译项。以江浙两省为漕粮的大宗。而江浙的漕粮，又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这七府一州最为重要。从前全国漕粮四百余万石，而江浙两省几乎达到三百万石，占天下漕粮的四分之三。自从苏州、杭州沦陷，漕运完全停止。松江、太仓虽然已经收复，但在战乱破坏之后，百姓贫困，财力耗尽。即使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府全部收复，尚需招集流亡百姓，恢复元气，粮赋无法足额征收，漕运断难恢复常态。况且小民畏惧漕粮额度沉重，未收复的地区观望拖延，已收复的地区百姓流亡躲避，致使东南富庶之地，百姓不敢回乡耕种。国家财赋的重地，长期被贼寇占据，苏杭一带百万生灵，未能沐浴圣朝的恩德，辗转流离，实在令人哀怜。臣愚昧地认为，想要震慑今日贼寇的胆魄，必须先收服今日百姓的心；想要收服今日百姓的心，必须先减轻最沉重的粮额。苏州、杭州等府，百姓最痛苦的，是漕粮沉重，苏州、松江最为严重，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次之。考察宋初江南每亩税一斗，到南宋贾似道将民田买为官田，每亩税七斗，百姓才开始困苦。元朝时规定天下田税每亩不超过三升，但官田的税额依然沉重如故。明朝初年没收张士诚的官田，按其私人租额登记征收，每亩高达八斗，百姓更加困苦。起初只有官田赋税沉重，民田每亩税不过五升。到嘉靖年间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级，一律以三斗起征，而各州县又根据官田的多少，决定税率的轻重，多的如长洲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如太仓每亩征收二斗九升。而一条鞭法中的上下忙银、耗米、轻赍等费用，强制折价和浮收尚在其外。耗尽一亩的收入，不足以缴纳一亩的租税。农民早上缴纳官粮，晚上就变成饿死的人。甚至有将田地白白送给别人，不收取价值，而别人畏惧粮税沉重，无人接受的情况。积弊日益严重，拖欠日益增多。官员困于考核，百姓疲于催征。明朝一代君臣，都知道其弊端，多次商议裁减，都因户部反对而作罢。我朝沿袭其成法，加以宽仁。康熙年间，屡次免除天下钱粮，此后每逢恩诏，免除百姓拖欠的官粮，不下数百万石。遇到灾荒之年，下诏缓征，也不下数十万石。虽然百姓困苦稍得缓解，但粮额未减，这是徒有重赋之名，并无收税之实。查条例记载，苏松粮道所属四府一州，应征漕白米一百二十余万石，每石耗米三斗到四斗不等。浙江粮道起运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应征漕白米六十四万余石，每石耗米四斗到四斗五升不等。计算七府一州的地区，面积不过五百余里，而征收漕白正耗米二百五十余万石，与江西、湖广、南北三省漕粮正耗米九十六万余石相比，将近两倍。其应征漕赋轻赍等银，还有数十万两。赋税如此沉重，百姓如何能承受。所以从前未能商议减免，是因为度支浩繁，江浙地区完好，官员俸米、兵丁甲米，都依赖南漕供给，怎敢轻易谈论减额。

译如今南方漕运已经停止，将近两年。俸禄米粮减成发放，上等米粮轮流支取，太仓匮乏窘迫的情形，不堪设想。苏州、杭州等郡县，长期陷在叛贼手中。百姓蒙受国家两百多年的养育之恩，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难道甘心跟随叛贼？只是被凶恶的威势胁迫，无法自拔前来归顺。与其把百姓委弃给叛贼，让他们横征暴敛，何不减免赋税给百姓，使他们早日脱离水火之苦。如果真能特别施降恩旨，举行盛大的典礼，将苏州、杭州等地七府一州的区域，按照各州县应征漕粮、白粮的旧额，永久减免三分之一。命令该省督抚、统兵大臣，多刻誊黄诏书，加以晓谕，在京师和外地宣布，传达到叛贼之中。臣知道江浙的士人百姓，必定感激涕零，欢欣鼓舞。已经收复的地区，急切希望消灭叛贼；尚未收复的地区，率领众人归顺朝廷。大军所到之处，自然有势如破竹的势头，东南地区可以指挥而定。预计此后全部漕粮，还有三百多万石，可以充实京城粮仓。百姓既然容易缴纳，财赋自然日渐充盈。《尚书》说：“上天眷顾百姓，百姓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况且这项南方粮赋，全额征收的时候少，缓征的时候多。各州县因为征收不足，为了规避处分，多上报灾荒比例，照例缓征。所以在从前未减免的时候，实际上与减免额度没有区别。如果广施浩大的皇恩，减免最重的粮额，对国家没有损害，对百姓有益。前朝几百年未能减免的，由我朝特别减免，记载在史册中，传扬到四方，使亿万百姓归心，使叛贼胆破。上可培植国家元气，下可顺应民众舆情，当今的急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是事情关乎粮额，应当请求皇上命令下部议定施行。等部议核定后，再请求明确下达谕旨，恩惠出自皇上。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请皇上圣明鉴察。

请减苏松太浮粮疏 同治二年

江苏巡抚李鸿章

关于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每年征收的浮额赋税，积弊太深，请求比较近年完纳数额，酌中确定定额，以收取实际赋税，而广施仁政，恭敬上奏，仰求圣鉴之事。私下认为《大学》论述理财之道，对于天下必定每日求平；《周礼》中土均一职，掌管土地赋税必定说求均；《禹贡》九等赋税，太宰九赋，不外乎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的，没有比苏松太浮赋更甚的。向上追溯，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旁证来看，比相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以土地肥瘠而论，江苏一年一熟，不如湖广、江西一年两熟；以面积宽窄而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只有缩减没有盈余，不如他省有的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而赋额唯独这里最重，是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官田也不是没有定例。查《大清户律》记载，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这是官田也有统一额度。唯独江苏不是这样。考察宋代绍熙年间朱熹推行经界法，吴地粮赋每亩五升罢了。后来籍没蔡京、韩侂胄等人的庄园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继续增加官田，明太祖平定张士诚又没收各豪族田地，都依据租籍收粮。宣德年间巡抚周忱、知府况钟奏减苏松粮百万石，奏疏中说苏州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其中民粮只有十五万余石，其余都是官粮。这是两者未曾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民粮自五升。嘉靖年间，命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多补少，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所以额度最重，其他县、其他郡官田依次减少，所以额度依次减轻。现在苏州府长洲等县，每亩科平自三斗七升依次不等，折合实际粳米，多的将近二斗，少的一斗五六升，远远超过律载官田的数量。这是苏松赋税太重的源流。自明代以来，实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缩，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明代臣子周忱奏令输布一匹，准米一石，输银一两，准米四石。又说考核官吏以催科六七分为上等考绩，终明朝之世，没有征收至八九分的。本朝康熙十三年，前抚臣慕天颜上疏说：“没有一个官员曾经征足，没有一个县可以完全，没有一年偶然能达到额度。”雍正年间，奏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银一两。当时银价，每两换钱七八百文。由此看来，前明及本朝初年赋额虽重，大多拖欠准折，有名无实罢了。此后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实富庶，为旷古所罕见。江苏尤为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拥挤充盈，甲于天下。当时，即使是背负重物的脚夫、贩卖蔬果的佣工，也得以转换职业，分享其剩余利润。无论自种或佃种，都以余力经营田地，不关乎仰给之需，所以没有不完纳的赋税。因此乾隆中年以后，办理全漕数十年，没有其他原因，百姓富裕的缘故。只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也易衰。到道光癸未年大水，元气顿时耗损，商业利益减少而农业利益随之减少。于是百姓渐渐从富裕走向

译贫困。然而仍然勉强支撑了十年。等到癸巳年发生大水之后，才开始没有一年不荒歉，没有一县不请求缓征。因为朝廷减免赋税的宏大典制，于是成为每年的惯例。癸巳年以前，一二十年才出现一次歉收；癸巳年以后，则没有一年不歉收。况且邻近地区都不歉收，唯独苏州、松江、太仓三地歉收，这是什么道理呢？说是州县官员捏造灾情，在这三十年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更换了数十人之多，难道没有一两个不结党营私、欺骗妄为的人吗？而且圣明的君主不加斥责，户部不加驳斥，朝廷大臣和科道官员不加弹劾，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译确实是因为赋税沉重，百姓贫困，已经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部臣的职责在于遵守法度，自然应当一概不过问，坚持不减免的名声；疆臣的职责在于安抚百姓，实在是因为万不得已，才采取这种暗中减免的手段。最初实行这一做法的，是前任总督陶澍、前任巡抚林则徐，他们都是一代名臣。揣测他们的用意，一定是认为减额之后就永远不能再增加，灾情稍缓之后也不作为以后的惯例，原本希望民气逐渐复苏，不难恢复旧规。没想到一年又一年，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已经无法挽回。

臣私下认为，从前办理全部漕粮的时候，偶尔遇到水旱灾害，办理成灾减免的占一成，办理带征（即缓征）的占九成。带征之后，依然征收全漕。所以以一年计算算是减免，以十年计算并非真正减免。如今却是年年办理灾荒减免，永远没有带征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减免。另外关于官垫民欠这一项，道光初年，数额仅占分厘；癸巳年以后，逐渐达到一二成。所谓官垫，难道州县真的有能力垫付吗？不过是挪杂税垫正税，挪缓征垫急征，挪新税垫旧税，挪银两垫米粮，用官府的钱，完官府粮。将来或者豁免，或者摊赔，同样归于虚无，等同于未完税。所以历年的粮册，必须除去垫欠的虚数，才能得到征收的实数。按这个实数来看，百姓确实没有完成纳税。

查考苏州所属地区全漕一百六十万石，后来逐渐减损，大概从道光中年开始，到现在三十年了。《礼记》说：“用三十年通计的收入来制定国家用度。”意思是综合三十年的大致情况，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现在试着从道光十一年起，到咸丰十年止，将三十年间的漕运数额分阶段计算：辛卯年以后的十年，共数一千三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垫民欠，得到正额的七八成；辛丑年以后的十年，共数九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垫民欠，得到正额的五六成；咸丰辛亥年以后的十年，共数七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垫民欠，仅得正额的四成而已。

自从粤逆窜犯攻陷苏州、常州，焚烧杀掠的惨状，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年金乌珠的旧事，大概七百三十年没有这样的大劫难了。臣某等亲自到新收复的各州县，向来著名的市镇，全都变成焦土；交通要道两旁，蹂躏尤其严重。又因为各股贼寇不能互相统属，这伙贼寇占据的地方，难免被那伙贼寇劫掠。所以贼寇占据的地区，即使不与官兵交界，也都是连片荒芜，一片荆棘。凡是田地一年不耕种，便成为荒田，现在已经三年了。各厅县册报，抛荒的占三分之二。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是人烟稀少。偶尔在颓墙断井旁边遇到居民，无不面黄肌瘦，奄奄一息。伤心惨目的景象，实在不是郑侠的《流民图》可以比拟的。已经收复的松江、太仓尚且如此，未收复的苏州可想而知。而想要责成他们缴纳重赋，责成他们缴纳数倍于其他地方的重赋，向来暴敛横征的官吏，所谓敲骨吸髓的人，到了这里也无可敲之骨，无可吸之髓了。

皇上视民如伤，未受伤的尚且视为受伤，何况已经受伤而且伤得极重的人呢？这就应当据实恳请，全部免除三五年赋税。以皇上如天之仁，必定会蒙恩允准。只是天庾正供，停运三年，军需浩繁，财政匮乏，靠什么来救济呢？这是臣等所不敢提出的。又荒田招垦，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的先例可援引。然而开垦成熟既远，升科更迟。现在报荒田三分之二，已荒的议定减免，未荒的议定减征，将所存的仅剩一二成，这也是臣等所不敢提出的。至于办理灾荒的成例，从七八成到五六成再到四成，咸丰三年，听闻警报抛荒，仅剩三成。如果稍微存有苟且弥缝的念头，援引抛荒的成案，减而又减，大约得到二三成，并非不可以敷衍塞责。但前任督抚之所以这样做，尚且还希望恢复旧规。现在明知没有恢复旧规的希望，却拘泥于积习，不直陈实情，是全无为国之心，只有欺瞒君上的罪过。这也是臣等所不敢提出的。

臣等仔细核算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的仅一年，八十万以上的六年，而且都有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这是最多的年份，百姓完成的实数不过九十万。成例如此，民力如此。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征之事，棘手尤甚。

臣等目睹艰难，悉心筹划，上体皇上忧民之切，下维军国待用之殷，在万难偏重之中，寻求两不相妨之道。似乎应当采用以与为取、以损为益的方法。比较历来征收的各数，斟酌近十年的通例，改定赋额，不许捏造灾荒，不许挪移垫付。对于虚额则大减，对于实征则不减。穷变通久，在此时正是正办。或许有人认为据此定额，未免过少。不知道减余的数额，仍是全省最重的数额，尚非宋元旧额，不能说少。而且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此，未曾对历年国用有所减少。那时兵革未兴，生聚未改，田园庐舍未有损毁，不还是完善的江苏吗？完善的江苏，仅有此数，残破的江苏，不应仍有此数。现在臣等在残破之余，请求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引近年最少的数额，不假借垫欠虚数，实在不敢说必有把握。若仍执久置不用之虚额，衡量多寡，欲

译谋求在恢复完善状态之前进行转运。皇上圣明洞察，这样的事有吗？这样的理有吗？事理上必然没有，那么刑法上必然穷尽。恐怕像刘晏、李巽那样贤能的人，以及像裴延龄、李实那样不贤的人，也都将束手无策了。又或者认为数额既然还是这样，为什么不沿用旧例，还期望将来呢？不知道乾嘉年间的江苏，确实是千年难逢的盛世，不可以作为常例。我私下认为，从此以后，如果上天赐福，东南地区没有战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希望可以恢复到咸丰及道光末年时的江苏状况；再过二三十年，希望可以恢复到道光中年时的江苏状况。而悬挂这个虚额，等待几十年，无论没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恐怕未来的利益未必能够恢复，目前的祸害已经无法支撑。因为臣等今天所办理的，所谓“以给予为获取，以减损为增益”的道理，正是要借着减免赋税的名义来实现足额征收赋税的实质。之所以能够按照完善时期的定额来征收，其关键全在“减赋”这两个字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办理灾荒和缓征，权力掌握在胥吏手中。防止弊端虽然有上百种方法，但舞弊的手段何止千端。只有这些民力，只有这些地产，不减免额度的弊端，在于多一分虚数，就多一分浮费；减免额度的效果，在于少一分中饱私囊，就多一分上缴国库。减免额度既定，胥吏就没有权力。民间既然得到实惠，公家也有实际救济。这是转移局面的良策之一。吴地百姓除了死亡之外，大半流散到四方，因为故乡赋税沉重，望而生畏。寻常的蠲免缓征，不足以去掉重赋的名声，招唤他们也不回来，荒田越久越多，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呢？只有听到减赋的命令，必然会争先恐后地回乡复业。这是安抚招徕的良策之一。过去诸城被陷，官吏一空，乡团拼死抵抗敌人，锣声所到之处，万众争先，小股贼匪，见到就退走。就以三个首县来说，洞庭、香山、金市各乡，有相持长达七八个月之久的。固然因为朝廷恩泽极深，也证明愚贱百姓的天良未泯。此时减赋令下，他们看到皇上在经费匮乏之时，还有这种超越寻常的举措，没有不感激涕零、望外惊喜、踊跃缴纳赋税的吗？这又是激励劝勉的良策之一。大体上从事理来说，残破地区相比完善地区，必然应该递减赋税。而有这三种情况，可以弥补这递减的数额，那么又从事理上决定。臣等所谓“以给予为获取，以减损为增益”，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苏州府还陷在贼寇手中，听说各乡大多暗中约定结团，等待时机行动，以响应官兵。就像常熟反正，乡民毁坏贼寇关卡、杀死贼寇头目多达十余处；昆山收复，沿湖居民截杀逃窜的贼寇无数。这是明显的证据。一旦听到减赋的命令，必然感激涕零，望风增添士气。将来军队所指之处，弩箭驱赶贼寇必然更加奋勇，箪食壶浆迎接官兵必然更加真诚。这又何尝不是巩固团结、招徕人心的一种方法呢。

译臣等仔细查考顺治八年三月，奉皇上谕旨：“凡是前明仇怨之地，或者某处加征粮税特别沉重，我朝并无仇怨，怎能沿袭这种做法？对此类情况要详细查察并上奏。”钦此。于是江西袁州、瑞州等府，因明初陈友谅抗拒朝廷军队，加征粮税加倍沉重，布政使庄应会奏请恢复旧额，唯独苏州、松江没有来得及上奏请求。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情减免苏州、松江的浮粮，奉旨：“苏州、松江的浮粮，当日部臣从未上奏，常使皇考圣怀忧虑，屡次想要施恩议减。如今怡亲王等人悉心筹划斟酌上奏请求，朕体察皇考爱民宽赋的盛心，准许将苏州府额征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乾隆二年，奉皇上谕旨：“江苏省粮额尚有浮多之处，再加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部文按照雍正三年的例子办理。仰惟列祖列宗，在东南全盛之时，尚且如此深切厚重地体念百姓依赖。何况今日战乱后的残存百姓，流离失所，困苦到了极点呢？漕粮是正当的赋税供应，而苏州、松江称为浮粮、浮赋，见于列圣谕旨及郡县志书中并不以为忌讳。由此可知确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待我皇太后、皇上施行。只有恳请圣慈鉴察，特别施予殊恩，俯准减定苏州、松江、太仓三属的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立局处，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以咸丰中期较多的七年为标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来较轻、无庸议减的常州、镇江两属，通融核计，仍得每年起运交仓的漕白正耗米，在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定为定额。南米丁漕，照例减成办理。即从今后开征之年开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的名目。如此核实办理，不仅酌量十年、二十年的通例，相比固然没有不足；即使酌量三十年的通例，相差也不甚远。至于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收复之地，各项款项皆空，无可垫而欲其垫，弊端更百出，必须永远禁止。又今后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者，不准捏报灾荒，定为令典。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州、松江各属为十八省未有之重赋，非他处被陷州县可比；又为七百年未有之大难，非历年被灾例案可比。去除无益的虚籍，寻求有着落的确切征收。下延亿万垂尽的生民，上继累朝未竟的志向。民生幸甚，国计幸甚。如蒙俞允，钦遵俟苏州属肃清，一体办理。先自松江、太仓创行，由臣等设局拟定章程。其漕粮一切琐碎款目，酌定归并汰除，以省烦文而昭实际。续再详细上奏。谨将历年起运数目，缮具清单。又《苏松财赋考》一书，曾收入四库馆，于重赋始末，言之颇为详尽。一并恭呈御览。所有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中定额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此疏为吴县冯敬亭中允桂芬代拟定。奏上即奉特旨交部议行，减赋之举为荡平东南第一德政，疏词亦为中兴来第一文字。至当日筹议艰难曲折情形，具详中允三启李公及自记中。又有拟请再减赋额一疏，未果上，故不录。所有谕旨及前后部议并办理章程，则宗湘文观源瀚所记《减漕始末》言之尤详。观源久习金布令甲，阅历有得，多持平之论，可与中允自记参观。若减赋全案，则有专书在，兹不备列焉。

启李宫保论减赋

冯桂芬

减赋分数，必宜请益。正义具疏稿中，更以余义言之。夫论历年比例，不特一百二十万不能办，即一百万亦并不能办。然究竟一百万较之一百万二十万为易办，而少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福，又不待言。且就鄙见衡之，实有不能办一百二十万，而能办百万之道，亦不离乎比例之说也。一百二十万之数，二十年来所不行；一百万之数，则数年前王壮愍即行之，此其证也。礼曰：“酌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孟子曰：“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今日凡事皆用比例，何独于漕赋而疑之？或以完善与残破不同为虑，固也。顾窃谓今之视昔，有较难者二，亦有较易者三。较难者何？一业户之穷也，一佃户之穷也。较易者何？减额数十万，每石注荒费三洋，计得银百万，已夺之奸蠹，留之民间，民力稍纾，一也。现议大小户均价，为数必减，民力又稍纾，二也。而更有一事，非通知吴民情性不能知者。新章不注，不分大小户，断绝一切趋避出路，此为办漕第一中处。吴民甚驯，而亦甚浮巧。凡事闻有旁门仄，可

译稍微得到一点便利好处的人，必定像追赶不上一样急切地追求。可以注荒（将荒地折抵赋税）就寻求注荒的门路，可以包欠（包揽拖欠的赋税）就寻求包欠的门路。往往托付的人不对，白白浪费钱财，最终还是被追缴完税，却不知悔改。在这个人那里吃了亏，又信任那个人；在今年吃了亏，明年又这样做。这是隐蔽而深固的弊病啊。从前税收不足，有一半是因为门路太多的缘故。现在一一断绝这些门路，不得不安心缴纳赋税。而且所缴纳的，又是田地所能产出、人力所能承担的数量。我知道不缴纳的人很少了。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郡人沈德潜（字归愚），有力地驳斥了宽免赋税处分的说法。大概乾隆年间民情已经是这样了。近来金太守以诚又创立这个提议，正好是背道而驰。这是不了解民情的缘故。所谓有比较难的，也有比较容易的，就是如此。至于遭受灾祸之后，富户几乎一个都不存在，只有从事农业的农户，有田地就有租税，有租税就能缴纳粮食。这又是难易相差无几的情况。那么增加一百二十万两，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回答说：这与实际数字相差太远了。王壮愍以前，六七十万两已经习以为常。残破之后反而想要加倍，恐怕就像小孩子每天读十行书，强行让他读二十行，必定连十行都荒疏了。劣马每天跑百里，强行让它跑二百里，必定不到百里就跌倒。不如稍微增加一点，让他读十一二行、跑一百一二十里，这是可以企及的。大致确定的数额在不多不少之间，还希望实际得到这个不多不少的数额。如果越多越好，正恐怕求多反而少。而且越求多，就越不得不减少。外间的漕运蛀虫，非常庆幸新定额仍然无法办理，即使门路仍然不能断绝，而这类人的利益来源依然如故。于是借国家财政的名义，大声说不必再减少。议论娓娓动听，很有被他们说法迷惑的人。但只用两句话质问他们：是要实际征收呢，还是仍然留下虚额呢？如果真的能实际征收，那么他们的伎俩还在王壮愍之上，恐怕不敢自认吧。那么也就是留下虚额罢了。留下虚额有什么用？也就是为这类人挖掘利益来源，为小民榨干脂血罢了。户部的话说：流亡的人没有完全回来，田地没有完全开垦。这已经明显地开辟了一条出路。此后将会用田地荒芜来换取每年的荒歉，祸根已经潜伏。官吏和士绅，在荒芜的田地中聚敛财富，而安分守己的小户，独自缴纳三分之二以上的实际粮税。隐隐约约是以前弊政的缩影。开垦必定不尽力，拖欠必定增加，每年的漕运远远超过百万，永远没有整顿的希望。而且万一几年之后，有像端华、肃顺那样的人在内部主持，有像清初朱国治那样的人在外部主持，即使次一等像王壮愍那样的人复出，借口已经减少，必定要办理全部漕粮，百姓怎么承受得起。说到这些，令人寒心。似乎不可以不趁现在说出来。在红旗先后（指朝廷决策前后）说出来，必定会蒙受圣上批准。借您不世出的功劳，为部民谋取无穷的利益。这个机会不可失去。树立恩德没有比使之滋长更好的，铲除邪恶没有比使之彻底更好的。杜绝以前弊病的根源，断绝以后祸患的根本。三吴地区幸运，万世幸运。

译再次致信李宫保

冯桂芬

嘉平月恭敬地修撰贺信。想必已呈上请您过目。近来承蒙您功勋福祉，万事平安，正如颂词所言。昨日收到季玉的来信，得知关于减免赋税的第二次奏疏，方伯对此持有异议，您仍嘱托他参考我的意见。这足以证明您胸怀深广、虚怀若谷，不遗漏任何微小的意见。我既感激又敬佩。方伯曾经来拜访我，我因病未能与他见面。先前清丈田亩的事，已不值得深论。至于减免赋税，则与我们家乡的关系极大。福星高照，千载难逢，时机不可错失。我有不得不向您这位大君子倾吐肺腑、希望能得到您认可的想法。我私下认为，此时所争论的，在于奏疏立论的体制，而不在于减免分数的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方伯曾给我看一份清单，大意是说遵照户部议定的一百二十万石之数，收回常镇地区所减免的一成赋税，也归入苏松太地区，而常镇地区只减免银两（似乎未注明银两数额）。然而其中有说原数额与苏松太地区相仿，那么减免的数额自然也与苏松太地区相仿。不减免米粮，以之前的五七折来比较，多征收的米粮大约十万石，连同南米大约十四万石；少征收的银两大约十四万两，连同正耗，大致相当。所以前信以此作为调解的方法，起初没想到方伯仍然不答应。如果按照方伯的清单，恐怕有绝对不能批准的地方。前信未尽之言，愿为您说完。所列的漕粮数额，户部失之过多，全漕一百六十六万石，现在减免后剩余一百二十万石，这是连同给丁等耗米一起计算的；方伯失之过少，全漕一百四十八万石，现在减免后剩余一百七万石，这是仅就交仓净米计算的。两者都与原折内的比较单不符。比较单只依据漕督的来文，虽然没说全漕是多少，但道光初年，连续几年都是一百六十余万石，这就是全漕的数额。依此核算，前折应减免五成半，与户部公文并不相差太远。各自计算，不可强行合并。方伯竟说前折请求减免并非六成，只有四成多。这就像拿着官尺去衡量匠尺，得出的数字不符，就说是别人错了，而不知道自己先错了。已经与局书究诘，回复的词句极为支离破碎。怎能轻率地入奏呢？这是第一不可。以减免后剩余一百七万石，便觉得少，似乎办得到。岂知列入比较单，必须申报为一百一十数万石，才与一例相符，便觉得多，断乎办不到。王雪翁所办理的，三年都是九十几万石，而说其中有给丁耗在内，尚不满一百万石，这也是一个证明。这是第二不可。奏疏的体裁，以直截了当为贵。所拟的各节，出入支离，这是第三不可。以之前减免后剩余的数额来衡量，苏松太地区每亩征收银两六七分，米一斗以下，这是米多银少；常镇地区每亩征收米五六升，银一钱以上，这是银多米少。互有轻重，这是一种做法，无需更改。这是第四不可。指责驳斥户部公文过于严厉，恶名到来，必然反噬。这是第五不可。有人转述乔鹤翁的话说，常镇赋税轻，没有减免的道理。然而长久以来以七八折为常例，现在残破程度甚于苏松，岂能转而办理全漕？如今得到意外的减免，可谓大幸。所以收回本非审时度势之道。这是第六不可。收回米五万七千石，连同南米，用二十余万两银两偿还，连同正耗，未免反而亏损。这是第七不可。田赋以米为主，银两次之。减免银两不减免米粮，百姓不感激。浮收勒索、闹漕，都是因为米而不因为银。虽然已过当，仍不免哗然失望。这是有亏国库的实质，却反而冒犯囤积恩泽的名声。这是第八不可。事关收回成命，必然驳斥无疑。既驳斥之后，仍不足一百二十万石的数额，归入苏松太地区呢？再请求另减呢？这是第九不可。至于诸史所记载的封还诏书，只听说施行于过举，没听说施行于德政。是囤积恩泽，是反悔，岂可以此累及中兴的盛世？而且也不是诸葛大名所应有的。这是第十不可。从那里汲取，注到这里，有诅咒有祝福。常镇人且认为徇苏人的请求，种种不妥，更在十不可之外。非常不愿意您出此下策。估计您也无待鄙言，而未必会出此下策。又听说方伯以不减免常镇为由，连类而及于次重各县，并及各县次重的则例。凡是原额一斗的，一概不减免。在方伯心中，认为可以不减免常镇，不失为均平之道，而不知道不减免常镇并无此事。既然减免常镇，那么各县都奉有减免三分之一的恩旨。现在议定分别等差，已属通融办理。况且原额固然重于常镇，应视常镇多减免，方为公允。况且各县向来都办理灾荒三四成，经历战乱后转而办理全漕，逼迫他们不得不采取苟且弥缝的办法，这不是整顿的政治。又杭州赋额，不超过一斗，也将议定减免。如果奏定凡一斗以下不减免，浙江也因之不减免，这是仁人之言其利溥之反也。如果不然，为何越民有幸而吴民不幸呢？机会难得，可令这几县独不被尧舜之泽吗？至于各县次重的则例，五升以下，自可不减免。高地荡田，也有完纳一斗的，都是下瘠之地。上腴既减免至一斗以内，而下瘠如故，这是上腴与下瘠同科。以民间舞弊而言，难保必无；以国家立法而言，岂所宜有。两者均不敢附和。至于减免银两为前

译（此事）之所以相同，实际上是为了补救前疏中的遗漏。而在措辞方面，我确实曾反复深思熟虑、犹豫徘徊后才定稿。文中仍以减免米粮为重心，将减免银两附带其中，语气较为圆融统一。因此，我在前疏中详尽陈述了偏枯困苦的实情，紧扣办理灾荒的成例，将银两和米粮混为一谈，不分为两件事，顺势带叙，使其界限模糊，或许可以求得批准。如果按照方伯的建议，认为无须减米，尚须减银，这就等于既批准了一项，又增添了一项，近乎另起炉灶的请求，贪得无厌的要求，反而难以获得批准。尤其应当忌讳的是“减银不减米”这句话。此疏送达兵部后，我正担心他们会将银两和米粮分开处理，怎么可以我们自己先将其分开，从而引出这个头绪呢？正好可以以“减银不减米”为理由，反过来主张“减米不减银”，用矛攻盾，一概不予批准。写文章的方法，应当确立主旨，一以贯之。此事总以赋税沉重、百姓贫困，援引灾荒成例作为主旨。即使将来兵部驳斥之后，仍可援引成例进行争辩。如果驳斥减米，可以援引成例，主张将南方的米粮拨补；如果驳斥减银，可以援引近两三年来从未办理过全额银两的成例。总之归结于一条主线，易于立论。如果先以一百二十万两为可办，又说出“减银不减米”的话，就是自己拆除了藩篱，不给将来进言留下余地。于是，残破之地与完善之地相比，米粮已经增多，银两更是加倍，其糜烂不堪的程度难以设想。而不准报灾等断绝出路的做法，实际上是由我开启了端绪。因此，我在减免赋税的大局上，没有丝毫帮助，而在断绝出路方面，却有无尽的遗憾。这是我内心愧疚，无法忏悔的地方。每念及此，魂梦都不安宁。我不揣冒昧，再次披肝沥胆，虔诚点燃一瓣心香，为东南亿万百姓请命。只希望执事怜悯我的愚诚，体谅我的苦衷，那就非常幸运了。

译三启李宫保

冯桂芬

季玉回到上海，转述方伯的意图是想多减赋税，所持论调非常坚决。我又与他仔细商量如何调停迁就的办法，结果只有改为六折这一种方法。此时最要紧的是减少银两，但如果专门请求减银，很容易遭到驳斥。所以仍以减米为主，顺势陈述减银的理由，这种进言的方法最为妥当，这是第一个便利。银米总计下来，所得多于方伯的提议，虽然南米少了十万石，但多征收银两十八万两，而百姓的感激反而超过前者，这是第二个便利。所减数额不多，容易获得批准，而毕竟还是稍微减了一些，这是第三个便利。两者一起陈述，断然不至于两者都被驳斥，这是第四个便利。方伯的提议中，有三点不可采纳：一是不减常镇，二是不减次重各县，三是不减各县次重的税额。如果商议调停迁就的方法，对于他提议减的，就顺从；对于他提议不减的，就予以补充。我私下通盘筹划，六折的定额，仅仅可以敷衍了事。先尽方伯提议减的各县所余减分，除崇明县外，都分别按一成、二成核减，全部给予，以期周全。奏疏中暗中以此议作为骨干，表面上以六折立论，先陈述办理的大致情况，暂不凿定。一旦奉准，便将所议填入。如果有推敲之处，也容易修饰，这是第五个便利。有这五个便利，而且比起方伯的提议所得反而更多，无可争辩。而立论的体例，直截了当，容易获得批准。因此我又殚精竭虑，斟酌修改前稿几处语句，并核算出比较单，不过是约略的数字，录呈请您指正。再据方太守说，最重的赋税已经大幅减少，即使次重在一斗以内的，与常镇也减一成，这还是太守的意思，不是方伯的意思。按照部议的数字，仅仅不足二三万石，而对于上腴与下瘠同科这一节，却不加过问，这仍然不可。上腴之地原额一斗尚可请求减，下瘠之地原额一斗反而不请求减，道理何在？总之，就方伯的提议，斟酌情理，加以润色，敷衍成篇，极少非六折不可。又说，现在清单已经开成，便可作为定案入奏。我的意见也不以为然。凡事一经奏定，如果有窒碍舛错之处，将来斡旋，必致费尽气力。如此重大的事情，尤其应当慎之又慎。突然定案，步骤也嫌过早。不如先陈述大略，作为办理范围，更觉立定脚跟，颠扑不破。而且如方伯的提议，尤其不可突然定案。势必导致常镇因为恩旨在先，无庸更张，其余则依议。这样常镇终究得减，而重于常镇的各县不得减，天下不平之事，几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时既不能复请仍减常镇，也不能请减重于常镇的各县，该怎么办呢？听说方伯为此议，不谋于幕友，不谋于属僚，即使粮道及减赋局总办，都在一言莫赞之列。而且对季玉说，不要让他人知道，恐怕产生异议。这不仅是听不进人言，而且是不想让人言。我即使病愈，断然不能与他言。我与季玉极欲调停迁就，合为一议，势所不能，只请求您一人主持而已。

苏松太常镇减浮减赋议

杨沂孙

主张普减的人说：国家旷达的恩德，数百年才遇到一次，值此大难之后，不可不均沾恩惠。那么应当不问赋税的轻重，遵照部定苏松太三分减一，常镇十分减一，胥吏无所施展舞弊，百姓无不被此恩惠。主张减浮的人则说：苏松太数百年秕政未除的，是浮粮。现在既遇旷达之恩，议减浮赋，而被普减之说所持，那么粮重的未尽除，上有减浮之名，而下无减浮之实。假如建言者，见苏松太的赋税仍重于常镇，而再议减，将何以持其后呢？那么此时莫如减重不减轻为得。我私下认为此说可兼用，而不可偏用。可分别以用之，而又必通融以用之。潘光禄所奏，郭方伯所详，李中丞与节相的会请，都主于减苏松太浮赋。经部臣议而及于常镇的不浮者，遂定为十分减一、三分减一之数。这是主于使三属极重之赋大减，两属虽轻而较他处亦重之赋稍減，同被粤寇者均沾皇恩。部臣之议，固主于使五属均沾恩，而亦欲使三属得减浮。为什么呢？常镇的赋无浮，而科则准则十分减一，可划一办理。苏松太的赋有浮，而科则多则三分减一，可通融办理。何以谓之划一办理？无论数勺数合数升之赋，而皆得减十分之一。何以谓之通融办理？今取苏松太之田，无论科则轻重，先照常镇的例，普减十分之一，则苏松太无不沾恩之田。再取苏松太既减之田，审其科则轻重，比较常镇而重之，自某升以下为无浮不减之田，自某升以上为有浮当减之田，而以十分减一，所赢之分数，视其递重者而递减之，务令无一斗以外之科则，而通核先后两减之数，仍不溢乎三分

译减去一成的数额，既符合原奏中减去浮收的说法，也遵从了部臣普遍减免的提议。苏州、松江、太仓没有不减免浮收的赋税，五个属县没有不蒙受皇恩的土地。而且一百二十万的赋税收入没有亏损，几百年来以来的弊政可以革除，可以平息众人的纷争，可以慰籍百姓的期望了。这就是所说的：应当统一标准的就统一标准，应当灵活变通的就灵活变通，不固执一端而是兼用二者，不混为一谈而是分别对待，从而使各项事务的处理都得当适宜。至于杜绝浮收、勒折、陋规、垫欠等各种弊端，则在于上级官员的严明执法和州县官员的遵守执行，与此时通过减免浮收来革除弊政、通过减免赋税来施行皇恩的做法无关。考察官吏、爱护百姓，确立纲纪、陈述法度，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调节盈虚，本来就有治理的人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

译拟江苏藩司请求减免五属钱粮的详稿批语 同治三年

杨沂孙

关于减免漕粮的议论。因为苏松太地区应当减免浮收，从而波及常镇地区的重赋。常镇地区没有浮收但赋税稍重，所以以普遍减免为宜。苏松太地区有浮收赋税，但间或有轻税则，就应当先普遍减免，然后再减免浮收。其办法是：五属都减免十分之一，那么常镇与苏松太就没有不蒙受皇恩的田地。再将苏松太地区的浮收赋税递减，务必做到没有超过一斗的定额。那些自九升五合以下的不再议减，那么苏松太就没有不减除浮收的赋税了。有人担心苏松太所减免的数额，将不止于三分减一的数额，那该怎么办。据我计算，仍然不超过三分减一的数额。取三分减一的数额，再将其分为三份，以其中一份作为普遍减免十分之一的数额，以其中两份作为减免浮收三分减一的数额。其间纵然有盈余或短缺，就取各县的科则上下进行盈余或短缺的调剂，仍然不超过部定三分减一的数额。这是我近日所思考的办法。附详中所论述的减免浮收的方法，极其精妙恰当。普遍减免之后，都可以照此办理。至于正详中请求减免钱粮一节，虽然是出于推广皇恩的考虑，但实际上窒碍难行。因为自从丁钱归田起征之后，百姓没有无田的丁口。五属的田地，既然普遍减免赋税，那么五属的丁口，无不永远蒙受皇恩。比起其他遭受兵灾的百姓，实在已经非常优厚。现在因为减免田赋而再次请求减免钱粮，乞求恩惠没有止境，而且与原奏不符，有伤政体，必然难以获得批准。大详中所说常镇官民困于钱粮，询问常镇的官绅，却并不这样认为。刁民以拖欠为常态，以对抗官府为能事，犹如寒暑之怨咨，并非利害所关系。浮言虽然动听，但执政者是不会听从的。况且减免浮收、减免重赋，都是为了体恤民隐，解除苏松的积困，不可牵涉州县的奏销考成。奏销考成应当另想整饬吏治、因时制宜的良法。如果因为奏销考成而损害国家的经制，就不是政体了。大详中所说长期不能完纳的空额，全部予以豁免，我私下感到不解。所谓空额，是在官府呢，还是在百姓呢？有着落呢，还是没有着落呢？豁免之后，民间竟然没有一个刁户拖欠吗？州县催征赋税，竟然没有毫厘的不足吗？所谓空额，是因为刁民不完纳，征收不力，而后产生的。有情可恕，有法可惩，这是盛世所不能避免的。假如获得减免之后，再次出现拖欠，能再予以豁免吗？假如积年的刁户竟然可以豁免，那么百姓又为什么不愿意做刁户呢？这是诱导百姓偷惰。所以，官民困于钱粮，兼顾奏销考成，都不可作为减免钱粮的理由。事关政体，虽然是损上益下的事情，也不可顺从。希望高明之人深思熟虑。

此篇及前篇系曾国藩公开幕安庆时，苏常初复建议减赋，委托先生所拟的。曾国藩先以书信回复刘方伯，即主张此议。现在曾国藩集中所录的就是这个。

江苏减赋记

冯桂芬

苏松重赋的源流，我在代合肥李公鸿章起草的奏疏中详细论述过。大体上一亩的税，苏松太最重的几乎达到二斗，轻的还有一斗，相比常州六七升、镇江五升，相差悬殊。先后提议减免的，明代建文帝的诏书规定亩税不得超过一斗，不久被成祖废除。后来周公忱、况公锺奏请减免秋粮一百余万石。本朝韩世琦、玛佑、严沆、孟雄飞、吴正治、慕天颜、汤斌、任辰旦等人的奏疏，百姓陆大猷等人的诉状，先后请求减免，都受阻于户部的议定。雍正年间，怡贤亲王认为米还能完纳，银多拖欠，请求减免银而不及米，乾隆年间减免银案的惯例沿袭了这一点。自古以来论述减免赋税危害的，尤其痛切的，除了各疏之外，没有比蒋公伊的《流民图》、周梦颜的《苏松财赋考》更甚的。蒋图已不可得，周书则被采入四库，有刊本。我生长在田间，深知其苦。先父淑人因催征赋税而家破，曾对我说：“你日后若有言责，这是第一件大事。”父亲去世以来，我更加耿耿于怀。然而终究没有得到言责，而且认为内发不如外发快捷，想寻求一位贤能的督抚来陈述。但揣度时势，不可轻动，所以迟迟未发。只是三十年来，官府中一言一事涉及漕赋的，必定求其详细，亲手记录，久而久之逐渐成册。因为道光十年以后，没有一年不遭灾，通算每年的赋税不过五六成。我私下认为这是可以减免的时机，但所见督抚尚非其人。不久就有粤寇的劫难，我避居上海。湘乡曾公国藩奉诏东征，通过钱君鼎铭招我前往，我推辞了，而以减赋节略相寄。曾公首先赞同。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鸿章督师到上海，又有幕府之约。见面即谈论减赋，欣然答应。我对李公无所求，而因此事故意曲意赴军。同事粮道湘阴郭公嵩�引为同志。李公遂将此事托付给我两人。先为郭公起草详文，继而为李公起草奏疏。〇历经数十天才完成。广泛访求通人，咨询谋划于精通金布令甲且名于当时的人，如李君友琴、邹君雨平等人，都无异词。然而由后思之，则有四憾。初〇径直请求常镇不减，苏松太减半，令重额减为一斗，稍高于常州，轻额减为

译五升。大致与镇江相同。有人说汤文正公请求减免一二分未能获准。如今突然请求减半。恐怕会被认为言辞荒诞不经。不如先呈报三十年前的比较单。只请求酌情确定一个适中的额度。得到批准之后。再明确陈述理由。我深深赞同他的意见。修改如现在这样〇。起初不知道朝廷宽宏大量。直接请求也可以获得批准。这是第一个遗憾。又吴君说。应该请求按照常州的标准起征。我认为突然请求减免三分之二。终究显得荒诞。不敢下笔。但还是详细陈述苏州和常州地域交错。天时、地利、人事没有不同。而赋税额度却是两倍。这是极度的不公平和不均衡。第二天又因为篇幅过长。删去了这一段。后来看到户部的公文。多次有不得公平的话。完全不知道苏州赋税是常州赋税的三倍。才开始后悔没有听从吴君的话。这是第二个遗憾。又因为全部以灾荒延缓比较为理由立论。所以我的手稿〇在请求减免米数的下面。有“南米丁粮一体核减”八个字。郭公不懂钱粮事务。认为词句冗杂。清理〇时省去了这八个字。我复核校对竟然没有察觉。发出之后才发现。这是第三个遗憾。起初我有一篇手稿〇。说各属地的税则多达百十等。是胥吏舞弊的渊薮。请求一律按照江震的例子定为九等税则。后来郭公另外写了一篇均赋的手稿〇。说关系重大。应该把我的手稿〇搁置暂缓。我颇为赞同。谁知后来这一切都由方伯某公主导。与我的意见恰好相反。前面的手稿〇于是没有实行。这是第四个遗憾。

译做事不谨慎，后悔也来不及了。议论已经决定，有位候补道台的某人，从江北通过驿站递上意见书，说减免赋税不宜过多，苏州、松江、太仓减两成，常州、镇江减一成就够了。只要把考核标准从十分改为七分，计算起运的米粮仍然可以获得一百多万，对官民都有利。他的言辞非常雄辩。某公极力主张他的说法，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度，拜见巡抚表示赞成。李公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我驳斥他说：“从此百姓缴纳十分的赋税，国家只收取七分的漕粮，那些包揽拖欠的衙役、习惯拖欠的乡绅、捏造拖欠的州县，将永远享受这三成的利益。这位道台创立这种奇特的言论，请求改变两百年来各直省通行的成例，为这些人开辟一个绝妙的方便法门，不知他居心何在。况且这不仅是不可行，也是不能行。漕粮定额有一分，就有一分的用途，应该由什么人、什么款项来弥补，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李公看了后惊讶地说：“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你说得对。”这是我与某公产生矛盾的开始。我又因为周梦颜《财赋考》卷首的绘图，最能动人眼目，适宜附呈给皇上阅览，但在上海购买不到。我旧藏数万卷书，寄存在太湖中的冲山寺已经三年，于是派人取来。在腊月初一登船，第八天贼寇到达寺庙被毁，唯独我的书完好无损。于是请李公加写跋文恭敬进献，一切准备就绪。当时官军已经收复青浦、嘉定、常熟，即将到达苏州城。曾公与李公约定等待红旗信号一同进兵。一天郭公提议捐纳江北沙田，说吴君云熟悉这件事，前往请他。吴君说：“江南北的捐纳事务，几乎没有遗漏的利益了，这不足以劳烦您。您有心为苏州、吴地的百姓着想，何不请求减免赋税？况且这是粮道的职责。”郭公把曾、李二人红旗进兵的约定告诉了他。吴君说：“我认为已经晚了。官赋如同私租，现在是无租的时候，如果有佃户请求业主减租，事情虚浮而容易；城池收复后就要征收租税，此时请求减租，事情实在而困难。我认为趁现在实行，时机不可错过。”郭公非常赞同，回到幕府，邀请我一同请求李公迅速上奏。于是在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呈上，二十四日到达京城。皇帝下诏批准。在此之前，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祖荫、二十三日御史丁寿昌接连上奏章谈论减免赋税的事，都下发到相关部门没有回复。六月三日回复奏章，请求苏州、松江、太仓减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皇帝下诏批准赋税减免。部里的公文到达后，我与郭公商议，苏州城完好无损之前，每年运输七八十万石，苏州城残破之后，每年运输转为一百二十万石，形势上不可行，只会滋生各种弊端，应该请求再减一成。早晚向李公陈述，李公答应了，嘱咐起草文书，写成后寄给曾公，也答应了，但没有发出。一天曾公突然把我的文书抄送司道会议，意在迅速执行。起初郭公撰写详文时，没有会衔同事秦观察缃业，说：“口舌之争从此开始了。”某公果然非常愤怒，至此郭公已经调离，于是欣然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想要完全推翻原来的提议，共有七件事：一、常州、镇江不要减免，请求收回成命；二、苏州、松江、太仓不要再减；三、五升以下的定额不要减；四、减免银两另定分数，不要援引灾缓旧案；五、常州、镇江一体减免银两；六、科则全部沿袭旧制不要改并；七、减免分数酌情使用等差，不要普遍减三分之一。先用红禀向曾、李二公陈述，都不允许，于是压下详文不上报数月。而李公统兵逼近苏州城，城池早晚就要攻下。我已经辞去李公幕职，想起吴君云的话，先后三次写信，请求直接上奏，不要等待司道详文。李公于是嘱咐幕府钱恩棨起草，正要发出。某公从上海到苏州，极力争辩，言辞激烈，一定要答应才回去。于是所谓的一成十数万石，永远留在了江苏。而其他六件事，仍然不允许。积压数月，某公固执不已，李公嬉笑怒骂，开导万端，他不为所动，详文也几乎不上报。过了一年，李公命令某公到省城拜见曾公决定此事，曾公也曲折地顺从他的提议，只驳去了常州、镇江不减免这一条，其余都如某公所指，详文才上报。奏疏的草稿就出自他的手。李公因为奏疏中酌定等差一节，词不达意，仍然截取我以前的文稿修改后上报。不久曾公督师河南，李公代理总督，某公代理苏州巡抚了。很快得到部里回复，不准减免银两，但驳斥漕项的言辞重，驳斥地丁的言辞轻，按法律可以再请求。而我在减免赋税之外，又因为清丈、津贴两件事，与某公长期不和。李公在金陵，因为同郡殷兆镛阁学上疏请求免除厘金，言语中侵犯了他，迁怒于苏州士绅，有后话。估计写信没有用，同县潘曾玮君多次在某公面前争辩，他不听。减免赋税的案件于是确定。清丈这件事，是我在《校邠庐抗议》中，有绘制地图的方法，某公看见后认为很好，请李公发文让我丈量川沙田地。事情没做一半，某公忽然请求停止。李公愕然，发文让我斟酌进退，连我也不理解。详见我给李公的信中。回来后，一位幕友说：“某公习惯听说民间有隐匿田产的说法，想要清丈来揭发它。清丈的人，是求田地多啊。现在听说丈量的数量反而少了，所以停止了。起初我去川沙时，某公给我上海县的弓，估计与苏州的弓相同，用它量田，通常比原报的田数稍少。我提议用朱子条奏经界状所说的通县均纽，顾亭林《日知录》所说的一境通摊之法，把所少的数量，均分到全县田地中，在减免赋税时实行，尤其浑然无痕。某公则非常害怕，先后……”

译两封详文。被斥为严重违背舆情。大概是不读朱熹、顾炎武的书吧。某公于是说上海的弓不可用。广泛寻求其他弓。下属官吏迎合的人。有人进献华亭县烙印的旧弓。计算十亩地可以得到十一亩。于是大喜。州县请求更换弓的，改发给华亭弓。我对此表示怀疑。告知李公，请示部里的指示。部里的弓到了。竟然与华亭弓相符。当时某公已经代理巡抚。更加大喜。发文给各司通令遵照部里的样式。我更加怀疑。于是详细考证《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户部则例》。都记载部尺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是正例。江苏等省。原有的田亩。准许使用本地旧弓。不使用部弓。只有新增税赋的田亩。才开始使用部弓。这是变例。又查阅长洲、元和两县残存的鱼鳞册。积数都用六归法。以六尺为一步。与部章五尺为一步明显不同。尤为确凿的证据。这才恍然大悟，部弓和华亭弓都没有错。而用部弓丈量原有田亩则是错的。恰逢三县将要清丈土地，于是详细写信给三县的县令。长洲、元和于是改作六尺弓。某公听说后很不高兴。吴县不敢改。也没有最终清丈。后来太仓用藩司的弓清丈完毕。多出田地数万亩。一州之内喧哗不已。于是商议分摊减轻各田的赋税以符合原额。大吏将要听从。官绅来问我。我说。分摊重税则不会被驳斥。分摊轻税则必定被驳斥。不如使用申算的方法。官绅认为对。当时某公已经因丁忧离职。众人都说。如果某公还在。太仓就要加赋了。然而各县使用某公发放的步弓依旧。不丈量田地而胥役已经借此向百姓勒索。百姓苦不堪言。六年夏天。丁日昌方伯到任。才开始偕同众人呈请申明旧例。也没有实行。同治十年。曾公在苏州阅兵。我于是向他陈述此事。曾公会同中丞南皮张之万商议。张公尤其明白。于是咨文部里。部臣回复说应该专门上奏。最终没有定案。关于津贴。起初道光丁未年，沔阳陆建瀛公巡抚江苏。实行海运。商议将河运停减的银米充公。而水脚经费从州县收取。当时我因母亲去世在家守孝。承蒙陆公延请访问。我说。将河运费转为海运费。这是正道。陆公说。你的话确实如此。但海运只是试行罢了。明年就要恢复河运。今年由重变轻容易。明年由轻变重困难。等河运果然废除。一定按你说的办。我无法反驳他。不久浙江实行海运，正如我所说的。江苏则因循守旧了十多年。

译减赋之初，我曾对此向各位公卿直言，某公也附和赞同。我以为此事早已列入改正的行列了。有一天，吴观察艾生从浙江来，经过我家对我说：“最近见到某公，他说今年商议大小户均摊赋税，每石津贴运费钱一千，杂费钱一千，希望各位君子助我一臂之力，态度非常坚决。这是要奉旨浮收勒折了。这是家乡的大事，你不说，谁该说呢？”当时减赋之事已基本定案，我因为某公的缘故，与李公约好，绝口不提漕运之事。于是邀请潘太史遵祁、顾廉访文彬四人，共同给减赋局员陈观察庆溥写信，信中有“奏加津贴”、“秕政流毒”等语句，言辞颇为严厉急切。陈君将信出示给同僚，某公听说后索要并看到了信，大怒，来到我家，怒气如山，说并没有奏请加津贴之事。我回答说：“那么‘秕政流毒’等语，您不承受，说是我误听也可以。”某公又说：“苏州漕运将漕项粜变各银作为海运费，实在不足，加上赡军田的利息才够。屡次请求宫保（曾国藩）不允，所以才有从州县取钱的说法。”我说：“果然是为了这一件事吗？这确实是我的责任。”第二天李公来，大概是听说我与某公不和，打算调解。我详细叙述了始末，并且请求使用田息。李公坦然答应，允许另奏。于是删除津贴的提议得以成立。后来某公任护抚，甄别陈君及吴观察的女婿某人，使他们去官，知道内情的人为他们感到冤屈。这一年某公于是实行均赋法，向众人宣告，每石在时价外加八百文。等到定数之日，时价每石三千二百文，漕价每石四千五百文。第二年，某公因丁忧离职，随即自缢。中丞郭公柏荫、方伯王公大经主持漕议，米价减二千二百文，漕价四千二百文，于是与不删津贴的情况一样了。《左传》说：“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制定法度如果过于贪婪，弊端将如何呢？”令人感慨啊。减赋既定，大家都说租税用来供给赋税，减赋自然应该减租。这年秋天议定每亩一石以内的正数减为九七折，一石以外的零数五折，但仍不得超过一石二斗。这是减赋的终结之事。这件事，做得好的，是曾、李二位公做的；做得不够好的，是某公做的。有人以为我有左右之力，听到这话内心特别惭愧。所以详细叙述始末，以表明我在这件事上，心力交瘁，最终无功而有憾，而不能校出疏中所脱落的八字，这是更大的遗憾。有人说这其中有天意，这不是我敢用来自我解脱的。依我看来，常、镇两府三十年来，也都是年年办理灾荒，战乱之后怎能转而办理全漕，减一成也是适宜的。只是米既然减少了，银就可以不减。此外苏、松、太、嘉、湖五郡，应该再请求定下一亩的税，米不超过一斗，银不超过一钱，这才是至均至平的道理。愿以此告知天下后世关心民事的人。

江苏减漕始末

宗源瀚

同治二年五月，江督曾侯、苏抚李伯会奏江苏减漕一案，其奏疏出自冯敬亭桂芬宫允之手，载于宫允《显志堂集》中。疏见前疏上，于五月二十四日降特谕说：“苏松太三属地方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额也为天下最重。等到粤逆窜陷该省，焚烧杀掠，百姓处于倒悬之急。幸自上年官军克复松江，本年克复太仓，现在正进取苏州，救吾民于水火。而各地方经贼荼毒，凋敝至极，如果不将该府州属数百年浮粮积弊，仰体列圣深仁厚泽，大为核减，无论民力断有不堪，即使勉强减成输纳，何以慰如伤之隐而施浩荡之仁？且令官绅胥吏徒营中饱，尤为弊端之甚者。亟宜因此时会痛加扫除。所有苏松太三府州属粮额，着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督饬司道，分别查明各该州县情形，折衷议减，总期与旧额本轻、毋庸议减之常州、镇江二府通融核计，着为定额，不准再有官垫民欠名目。嗣后非大水旱成灾、实在荒歉者，并不准捏请缓蠲等因。”钦此。其时先有光禄寺卿潘祖疏请减江南各郡邑赋额，福建道监察御史丁寿昌疏请减浙江之杭嘉湖、江苏之苏松常镇太七府一州粮额三分之一，先后交户部议奏。议未上，至是户部奏：“苏松太三属，额征米一百二十一万石，常镇二府额征米四十五万余石。现在曾国藩等疏请常镇二府不减，通融核计，起运交仓米九十万石以外，是嗣后苏松太三属，应征米五十万上下，只存原额十分之四。按常镇二府额征地米数计之，未免不得其平。请将苏松太三属量减三分之二，常镇酌减十分之一。各该州县赋额不相同，即一州县内上中下赋则也甚悬殊，应令各照旧额之轻重，分别议减。核计四府一州，仍可得漕额一百二十万余石。”诏从之。减米而不减银，刘松岩方伯郇膏，急切为此事进言。曾李二公复上疏说：“直省遇灾，无不银米并蠲。苏省历年办灾，每至秋成，米数一定，地丁之奏销，漕项之考成，俱……”

译按照米粮数额来查验摊派。民间缴纳钱粮，也必定要等待减免、缓征的定案，才开始踊跃缴纳。江苏四府一州，每年定额征收的地丁、漕运正银为二百一十五万两。自从道光癸巳年以后，没有一年不办理歉收缓征的。几十年来，旧的定额几乎如同虚设。从道光辛丑以后，到咸丰庚申以前，这二十年间，奏销完纳数额最多的，以咸丰戊午年为最。然而地丁银仅完纳九十余万两，漕项也不过三十万两。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情况尚且如此。如今米粮额度既然承蒙皇帝施予非常优厚的恩典，地丁、漕运银两，自然应当援引旧例一并请求减免。雍正、乾隆两朝，曾蒙恩减免浮粮银六十五万两。可惜当时执行的人，没有详细考察科则的轻重，寓含调剂的权衡，而是均匀摊派。至于不征收本色米的折色粮，以及分属海门的沙地，一律普遍减免。而本折并科最重的各属地，反而没有资金可以调剂补充。轻的更加轻，重的仍然重。弊端流弊至今，仍有不得不减免的趋势。如果只减米而不减银，那么奏销数额万万难以达到定额，必然会导致捏造灾荒请求缓征，重蹈覆辙。值此民生凋敝之后，想要其征收解运的数额，反而超过太平年景，这是事理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更担心因为银两不足，而连累到米粮。拟请将对五府一州的钱粮，酌情减免十分之二。

皇帝下诏交给户部商议。户部上奏说：天下的财赋，合并地丁、漕运、盐课、关税，每年的收入不超过四千三百余万两。每年的支出大致数目，留存下来的不多，而水旱灾害造成的欠收，官吏百姓拖欠的债务，都不计算在内。

译如今因为军需费用浩繁，正商议捐输和厘金，削减俸禄和军饷，作为一时的补救措施，却反而想要削减定额征收的地丁和漕粮，这种老成持重、治理国家的谋略，私下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江苏省地丁这一项，定额征收银一百四十多万两。该省按规定支出的兵饷、抚恤赏赐等款项四十四万两，河工、驿站、浙课、铜价等款项十万两，俸禄、工食、役食等款项八万两，织造、颜料、布匹等款项十二万两，祭品、牌坊、仪仗、杂支等款项三万两，一切水旱灾荒的赈济抚恤等款项，都从这一百四十多万两中支取。漕粮这一项，定额征收银六十万两，又是办理运输的重要需要，难以批准削减。体恤百姓的政策，不在于削减定额，而在于裁减额外浮收。请求朝廷命令妥善筹办，以体恤百姓的疾苦。于是削减银两的提议就停止了。

宫允集中，另有一篇奏疏说：部里规定的米额一百二十万石，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只有二十四年运米一百十二万石，二十七年运米一百四十四万石，除去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还够一百二十万石，这是空前绝后的。咸丰年间，藩司王有龄用心精力果决，冒着聚敛搜刮的名声而不惜，结果先后三年，所得总共没有超过一百万石。这是事势所趋，民力有限，当时尚且如此，何况在大难之后。至于税则的轻重，应当看土地的肥沃贫瘠。苏州、常州的锦绣土地交错，天时地利完全相同，适宜种稻的地方，常熟、无锡并称，然而苏州所属的常熟、昭文两县，每亩重的起科一斗六升，常州所属的无锡、金匮，仅六升六合为一则而已。常州、镇江旧数既轻，稍减则更轻；苏州、松江、太仓旧数太重，大减仍重一倍以上。恳请在批准减去三分之一之外，再酌情减少，定为减去四成，地丁漕粮各银，苏州、松江、太仓六折，常州、镇江九折，与归并科则的一片，都是拟定而未采用的。宫允自记此事如此。

记见前源瀚按宫允所记“四憾”，其中删去南米一节，但后来南米仍一同核减。大概漕粮和南粮，官府在收米后，划出若干为漕粮，若干为南粮，民间只知道完纳米粮，不知道哪部分是漕粮哪部分是南粮。既然说减三分之一，就应按定额核减，断没有减漕粮不减南粮的道理。至于各县科则多达二百余等，极其繁琐，但二斗、三斗、四斗以外的，只有长洲、元和、吴县三县有，而这些重则的田地，或者只有几亩，或者只有几分，这不足论。综其大概，三属的田地，重的九升有奇，依次递减至一斗数合，轻的九升数合，依次递减至二升数合而已，并非没有等级。其区别多达二百余则的，大抵是勺、杪、撮、圭、粟粒、黍稷、糠秕、禾粞等各异而已。宫允想要归并以求简明，固然应当，而方伯依照户部原议，照旧额轻重分别议减，创制科则表，罗列旧科则与减定的新科则，颇为明白。旧科则删去零数，以勺为断，而新科则挂零，仍及禾粞，不惮烦难，虽秋毫也剖其等级。初议八升以下不减，曾文正驳斥，改为五升以下不减。重额多减，轻额少减，各县所减分数不同，以南汇、川沙为最少，以长洲、元和、江阴、震泽为最多。总数虽仍是三分之一，而苏州所属的长洲、元和减至四分三厘，震泽四分五厘，吴江也四分外，以符合宫允十分减四的续议。吴县、昆山、新阳，也各减至三分六七厘，只有常熟只二分八厘，昭文只二分六厘有奇。太仓、镇洋，皆三分五厘。松江所属的华亭、奉贤、上海、青浦，皆二分数厘。娄县、金山，皆三分数厘。南汇、川沙，只一分六七厘。嘉定、宝山粮则尽五升以下，崇明、海门无漕皆不减。常州、镇江二属，不论轻重，普减十分之一。

方伯屡次上曾文正的禀牍，说一律普减，是乱后的特殊恩惠，减重不减轻，是救时的惠泽。朝廷寻常的恩赐，尚且谆谆告诫无滥无遗，何况岁蠲百数十万之金钱，以缓解民困，身任其事者，却不计万全之策，滥及于不必减的下则，反而遗漏了不能全完的钱粮，能不引为己罪吗？他处理此事，多出亲裁，不由幕客。曾文正虽先与他驳难，后也奖其治事之忠，委曲从之。而宫允《减赋记》中，对方伯多有微词。刘公向来是江苏州县杰出之选，有循吏之称，江苏减赋全案中，载其官文书，也足以见其诚意。宫允平生以经济自期许，潘文恭当国时，曾以其名与林文忠、姚石甫同荐，读其文集，未尝不叹其用心抗志，迥不犹人。《校邠庐抗议》，则多不可行之论。当曾文正驻安庆时，请兵公启，指陈形势，援证古今，文正为之倾倒。减赋一事，留心三十余年，而卒成之。今之林下缙绅，岂易有此。刘公亦引减赋为己任者，彼此乃多不满，岂所谓意见未除者与。户部必欲留一百二十万之漕额，谓请减额征地丁漕项，非老成谋国所宜出，所持非不甚正，然而

译他说：“裁减有定额的赋税，开启无限制的征敛。”这是指厘捐而言。现在的厘捐，资用非常繁多，未必因为地丁税征足就停止。在内寇和海防最紧急的时候，未曾听说增加赋税。因此，本朝绝对不会有无限制的征敛，这也只是危言耸听的虚论罢了。况且，那一百二十万石的米数、二百十五万两的银数，既没有考察寇乱以前是否曾办到这些数额，也不问寇乱以后能否办到这些数额，只是拿着侃侃而谈的论调来定案，至今二十多年了。实际征收的数额，起运的米和银，都不满一百万。虚报灾荒、虚报歉收，和过去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遇到灾荒就蠲免，遇到歉收就缓征，只有这两条途径罢了。现在则有所谓“薄收”，所谓“不敷工本”，所谓“未届征限”，一次歉收，就有“较重”、“稍次”、“缓征之歉”、“减成之歉”等说法。过去蠲减的分数，银和米是一样的。现在则有米减数厘而银减数成的，有征米而不征银的。过去缓征的赋税，次年麦子熟了，或者秋后带征，否则就递年缓征。现在则有由远及近次第带征一年的。荒田则有已经成熟又复荒的。这是因为定额虚悬，征解不足，不得不设法逃避定额之外，而名目越来越多，途径越来越分歧。只是剥取朝廷的正供，装入官吏的囊橐，而绅士举贡得以抵补州县的瑕疵，而掌握他们的短长。大户、小户、包户和过去一样，征收的数额更加不足，荒歉的名目更加增多了。以户部原奏而言，有漕运的八个省，每年共征米四百五十余万石，每年支放款三百余万石，有盈余一百余万石。江苏四府一州的地丁岁额银一百四十余万两，本省兵饷等支款七十七万余两，也常盈余数十万两。而漕项岁额六十万两，向来以六分办运，其余四分，例应报部候拨，称为四分漕项。州县常贿赂部胥，不报完不议处，正供银米中，所谓官垫民欠，率取给于是。凡此皆是不减之减，暗耗于不觉者。曾国藩、李鸿章乞恩初奏，诏书坦然从之。可惜当时请减的数额，笼统而未分晰，所以恩诏中，也不能定其数额。倘若原疏认为苏松浮粮，雍正、乾隆两朝，仅减银六十五万，而未减米。现在当大难之后，民困较雍正、乾隆时又不啻倍蓰，请仿祖宗朝恩免之数，再减苏松太浮粮六十余万石，而仍减四府一州地漕银十成中的二成，得到明诏宣示其数额，那么户部的辞令就不能进入，而五折、四折、九折、六折不得体的说法，也不致贻讥。可惜宫允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译后来减少银两的请求未能获准。不得不打破地丁银奏销必须全部完纳的旧章。奏销条例原本允许开列欠款，根据所欠比例进行议处。唯独江苏迫令必须全部完纳。有欠款的，不按照比例，等待户部处分，并且有人上疏弹劾。州县因此不敢开列欠款，只能以灾荒歉收作为逃避的借口。所以条例规定的奏销处分，在江苏长期成为虚设。刘公担任巡抚时，主持奏请，不说此后地丁银不能全部完纳，应当恢复奏销议处的旧例，而是说减漕之后，地方官员自然应当激发良知，公平催征。只是担心他们借口百姓贫困，掩饰自己的怠慢玩忽。如果不规定考核标准，如何惩戒懒惰失误？条例规定地丁银欠款不足一分的，停止升迁调任，罚俸一年；欠一分的降一级；欠二分的降二级；欠三分的降三级；欠四分的降四级，都令其戴罪征收；欠五分以上者革职。请求申明定例，在奏销时，将未完银两按比例考核。户部这才无法为难。如果将实情写入奏疏，恐怕必然会被驳斥。当时镇江府知府金香圃太守以诚恳的态度上议说：苏松财赋冠绝天下，但百姓终究还是那些百姓。拖欠赋税、逃亡避役，哪里没有呢？钱粮不能全部完纳是形势使然。上司认为如果催征不急，州县就没有惩戒。于是兑漕与奏销地丁银时，有欠完的，就立即上疏严厉弹劾，向众人宣称：不能全部完纳的就像某某一样。而按分数考核的旧例竟然被废除。州县害怕遭受重罚，征收不足，就通过浮收勒折来弥补；弥补还不够，就挪用征收存留的漕项买米来凑足。虚报全部完纳，称为官垫民欠。四分漕项，不够垫补，只能逐年捏造灾歉请求缓征，巧妙地腾挪转移。多一分虚构的灾歉，就少一分运解的钱漕。州县垫一石漕粮，交接时抵数两漕项。国家两方面都受到损害。这大概是因为“全部完纳”的说法开启了弊端，特别参劾的严厉迫使了这种行为，其罪责不全在州县。近年起运正漕一百万石，征收完纳的不过六七十万石，比起原额不足五分。此外三四十万石，都是动用缺征存留的漕项，以及按规定应缓征的银两，用来买补。弊端丛生，得不偿失。每次豁免，动用库存不下四五百万两。自道光初年至今天，总共不下二千余万两。摊补既成了虚话，禁革也成了具文。如果不追求全部完纳的虚名，而储存二千万两实款，何至于府库空虚到如此地步。正本清源，策略有二。一是适当减少赋额，不准捏报灾荒；二是明确规定处分，完纳七分以上者免除特别参劾，按未完比例照例议处。否则在威令驱使下，弊端之源难以堵塞。正赋既在特别降旨的诏书中明确减少，又在无凭据的灾歉中暗中减少。四分漕项，又在官垫民欠中暗中消耗。不出几十年，财政日益短缺，恐怕流弊比未减赋时更严重，不可不深思熟虑。金君由幕僚转为官员，洞悉症结，所以他的议论特别警策动人。今日的流弊，他已预先洞察，不可说是妄言。宫允记中，所谓候补道某上说的帖子，就是指这个。后来刘公上疏请求恢复地丁奏销成例，意思仍然基于此。而宫允诋毁金君，也过分了。户部命令减少浮收，减赋全案书中，记载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奉皇上谕旨：据李鸿章将减定征漕余耗折价的各数查明具奏，开单呈览，四府州属共减去浮收米三十七万四千六百多石，钱一百六十七万六千二百多串，又征银减去浮收钱四十多万串，即刻刻石永远遵行。镇江府属四县减去浮收若干，再酌情核实奏明办理。钦此。然而院奏司详，全案中均不记载。所谓减定的余耗等数，使人无从考知。折价的数目，视市场价值增减，按年奏明，以免州县上下其手。本折仍听百姓方便，这是善政。然而奏案往往比时值有增加。所谓余耗，是上供正耗之外，每石酌收余耗，作为州县开仓运米的各种费用。浙江省每石收二斗五升，称为耗米。江苏省先前定为三斗，不知是哪年米贵之时，有人说折钱一千文，与米三斗不相上下。从此米价虽然逐渐下跌，而一千文则督抚年年奏请沿袭，藩司甚至给示刻石。另有五十二文的，则是向来随正漕征收的脚费钱，用来抵减缺少的南粮。减漕是近年的一大政事。长夏无事，取全案一书，与显志堂集一同观看，于是撮叙其始末曲折，并将漕额减数、济运各款、减定科则、浮粮考四者附在后面。

漕额减数

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额编漕南米豆二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石零。计苏州府属，额编八十七万七千五百六十四石零，减漕案内，减免三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二石，仍征五十五万八百余石。松江府属，额编四十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一石零，减漕案内，减免十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四石零，仍征三十一万九百余石。太仓州属，额编十五万三千四百三十二石零，减漕案内，减免四万二千八百七十

译七石零。仍征收十一万五百余石。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共定额编征漕粮、南米、豆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余石。户部的奏折中说三属定额征收一百二十一万余石者。是除去南米计算的。并非实际数目。常州府属。定额编征三十五万五千九百八十石零。在减漕案中。减免三万五千五百九十八石。仍征收三十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二石。镇江府属地。定额编征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零。在减漕案中。减免二万一千四百七十三石。仍征收十九万三千二百六十二石。常州、镇江两府。共定额编征漕粮、南米、豆五十七万零七百十五石。户部的奏折中说两府定额征收四十五万余石。也是除去南米计算的。苏、松、太、常、镇五地。共减免漕粮、南米五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六石零。仍实际征收一百四十八万六千四十八石零。其中包含兵行局恤等南米二十八万余石。留在南方就地支用。计算实际应交纳到仓库的米为一百二十万余石。除去给丁耗米。正兑米每石。征收耗米四斗。以二斗五升交纳到仓库。一斗五升给丁。改兑米每石。征收耗米三斗。以一斗七升交纳到仓库。一斗三升给丁。拨补白粮。白色粮食是天子的珍贵粮食。旧定额二十余万石。乾隆年间。改为漕粮十二万石。并减少白粮经费。实际征收十二万九千七百八十石零。其中除去给丁余耗、舂耗、水脚、食米、盘用耗外。实际起运米七万二千六石零。以往遇到灾荒蠲免，核算出确切数目后。仍在漕粮中拨补足数。计算实际应交纳到仓库的漕米九十九万六千余石。白米七万二千余石。

译关于漕运经费的各项款项

向来旗丁兑运漕粮的年份，向州县需索费用。每正漕一石，从五六钱到七八钱不等；白粮津贴，每石高达一两以上，这被称为帮费。道光六年，初次实行海运，漕政因此清明。咸丰年间，创设提取州县节省的帮费，称为海运津贴，每米一石，通常另外提取银一两，明显诱导浮收勒折。同治四年，侍郎殷兆镛奏请禁革。署理总督李伯护、巡抚刘公，于当年九月奏定浙江省海运每石需费八钱；跨省跋涉，费用较多增加，江苏省自然应当减少。沙船水脚、神福犒赏、挖泥纤夫等七项，以及天津通州经费，每石需银七钱，大约需银七十四万八千余两。各县支出春耗，并筹备沙船经剥食耗二升余米等，共需米十五万三千五百余石。如今裁除津贴，查有节省丁耗、赠五改糙、盘舂并行、月粮等项，在减剩应征米三十二万一千九百二十余石中，抵支需用米十五万三千五百余石，仍余米十六万八千三百八十余石，每石折银二两，变银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余两；又提取苏粮道节省给丁银二十八万一千八百余两；又提取江粮道一半节省银四万一千八百余两；又苏太等五卫应解屯折漕项銀一万九千二百余两；金山帮屯田津贴银八千八百三十两；以上共可得银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余两，尚有不敷银四万九千余两，饬令查核各卫帮屯田确数，酌情提取津贴，再有不足，于苏粮道库四分漕项内随时凑补，不得超出每石七钱的限制。如果恢复河运，即将前项银米，各归本款支用。向来提取的津贴，即是州县的浮收，浮收尽革，正用也足够。如有因循积习，恣意巧取者，立即严加参劾。

关于减免核定科则

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原科则二百数十则，除五升以下各则不减外，尚有一百二十则，极重的二斗、三斗、四斗以上者，一概减为一斗一升起科。其余各则，递减十分之四、三、二、一，以及数厘，大约分为七等。减剩各则，以一斗一升为断，总核分数，以三分之一为断。有原额科则表，有新定科则表。新科凡一斗一升的四则，一斗一升以下一斗以上的十九则，九升以上的七十五则，八升以上的十九则，七升以上的二十二则，六升以上的二十三则，五升以上的二十八则，四升以上的六则，综合为一百九十六则，而沿海优减的不包括在内。优减者，以三分之一摊减各则，尚余米一万五千余石，在常熟、昭文、华亭、奉贤、金山、上海、南汇、川沙、太仓、镇海十厅州县，沿海瘠区各田滩，已减后，又择尤递减十之一二或数厘。别有沿海优减册。常州、镇江二府，按原额各减十分之一，只有镇属的丹徒一县，旧科有一斗四五升的，十分减一，如今新科仍有一斗三升以上的三则，田数居十分之一，米数居十分之二，其余则七升以上的有一则，六升以上的有八则，五升以上的有二则，四升以上的有三则，三升以上的有五则，二升以上的有六则，一升以上的有四则，一升以下的有五则，综合为三十七则。常熟减定为一斗六勺零、九升九合零、九升七合零、八升四合零、六升九合零、五升六合零、五升八抄零，共七则。昭文减定为一斗七勺零、九升九合零、九升七合无、八升四合零、八升三勺零、七升二合零、六升九合零、五升九抄零，共八则。

关于浮粮的考证

宋代绍熙年间，朱熹推行经界法，吴地粮食每亩仅五升而已。后来登记蔡京、韩侂胄等人的庄田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继续增加官田，明太祖平定张士诚，又没收诸豪族田地，都依据租籍收粮，详见丁寿昌奏疏。建文帝诏令亩税不得超过一斗，不久被成祖废除。起初民收民运，每石加耗米七升，等到改运燕京，加至七斗。此后改军运有耗，改长运有耗，白粮改军运有耗，漕白改官收军运又有耗，这就是粮米有正兑、改兑名称的原因，而加编耗米、五米、行月米并漕项银作为运费的由来。初制，一切纲运杂费，都取自米，没有所谓条银。洪武十九年，令折收税粮，金一两，准米十石，银一两，准米二石。三十年更减折，金一两，准米二十石，银一两，准米四石，偶尔施行德意，并非定额。宣德年间，巡抚周忱因为加耗轻重不等，苏松产米不敷，创行平米之法，轻者加耗，重者折征，而赋法一变。嘉靖年间，巡抚欧阳必进、苏州府王仪、从嘉兴知府赵瀛奏请嘉兴并则的例子，尽括官民田而裒益之，以八事定税粮，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米损益转移。

译沉重的赋税无法全部减免。只能逐渐减少耗米，将轻赍折除，暗中减轻百姓负担。轻的赋税无法增加，只能折算征收本色米，逐渐增加耗米，暗中加重百姓负担。又有李谏恢复平米折银的法令，用银两折算米粮，赋税制度由此发生第一次变化。后来有权势的人，又创设低薄、新荒、老荒等各种名目，有的按田亩折算米粮，有的不征收本色米，赋税制度由此发生第二次变化。直到如今，年代久远，旧籍无据可查，不仅官田与民田无法查清，就连正米与耗米也无法区分。大致来说，平米之法，创始于周忱，完善于欧阳铎和李淳。这次曾李会奏疏中叙述每平米一石本色，从三斗有余、四斗有余，甚至八斗有余；派征折色，从一钱有余、二钱有余，甚至八钱有余，似乎也是依据旧志书而言。凡所谓平米八斗、四斗、三斗有余者，大致是减半之数，那一半，似乎就是所谓的轻赍准银。自从征收银两后，杂项逐渐增多，常规赋税反而成为累赘。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正税和杂税各项合并征收，称为一条鞭。百姓只需按亩缴纳若干银两，其中哪些是地丁、哪些是漕项、哪些是杂办，由官府分配，百姓不过问。所以至今称为条银，就像征收米粮时的漕粮、南粮、白粮、赠米、五行、月粮，都是合并征收，百姓也不过问。自从明代周忱、况钟奏请减免秋粮一百多万石后，本朝韩世琦、玛佑、严沆、孟雄飞、吴正治、慕天颜、汤斌、任辰旦等人的奏疏，以及百姓陆大猷等人的诉状，先后请求减免，都被户部议定所阻。同治年间，一旦降下此等殊恩，真是非常罕见的旷世大典。这里叙述浮粮考，仅在减赋全案中各奏疏详禀中甄选摘录叙述，未必详尽完全符合。蒋伊有《流民图》，无法得见；周梦颜《苏松财赋考》，收入《四库全书》，日后得见，应当再考证江南各志书，以订正此文。

译减租办法

金文榜

自从减租的提议提出后，农民伸长脖子盼望恩泽，如同从水火中解脱出来，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因为这是切身相关的事，利益能惠及子孙。而那些没有土地、靠经商谋生的小百姓，也欣喜鼓舞，互相庆贺重获新生，认为此后农民有余力来肥沃田地，乡村年年丰收，米价自然不会再暴涨。只有乡村大户，习惯收取全额地租，一听到这道命令，未免感到阻碍。其中那些素来明白大体的人，又援引雍正年间凡是遇到免除赋税时按业主七成、佃户三成分摊的先例，在其中犹豫不决，不能坚决执行。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恭敬地阅读皇上谕旨：“免除赋税的恩典，业主获得的居多；那些无业的贫民，终年辛勤劳作，按财产缴纳粮税，却未得到国家的恩泽。想要按照免除的数额，每亩扣除地租，如果以官方法令强制推行，情势上恐怕难以做到。命令所在地的官员好好劝谕，让各业主酌情宽减佃户的地租，不必限定具体比例，务必使耕作的贫民有余粮来供养妻子儿女。如果有富裕的业主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酌情给予奖赏；不愿意的听之任之，也不得勉强从事。特此谕令，钦此。”

因此想到当时的风俗仁厚，承受康熙六十年休养生息的恩泽，家家户户有积蓄，不像今天这样凋敝。而皇上对无业农民的关怀，尚且如此。如果像今天这样民力耗尽，百姓无法生存，那么皇上必定会降下特殊的恩惠，这是可以相信的。仔细推敲谕旨中“想要按照免除的数额，每亩扣除地租”这两句话，足以看出圣祖早就有此心意，并非空话。他说“如果以官方法令强制推行，情势上恐怕难以做到”，也是因为当时佃户与业主的关系如同亲戚，自然能感同身受，不需要官方限定罢了。又说“命令所在地的官员好好劝谕”，原本是将此事责成官员办理，更无游移犹豫。至于谆谆告诫，说“务必使耕作的农民有余粮来供养妻子儿女”，那么体恤农民疾苦，已经到了极致，无以复加了。即使农民内心的愿望，也不过如此罢了。至于所谓“不愿意的听之任之”，正是善于调剂，周全业主面子的意思。皇上对佃农的惠爱，上文已经详细说过，语末自然不能不兼顾业主。如果听之不理，那么业主究竟就没有权力了。因为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没有人敢阻挠，不仅业主敬畏皇上的话语，断没有不愿意的道理。即使业主不愿意，而佃户听到皇上这番眷顾他们及其妻子儿女的恩意，又有谁肯竭尽脂膏来缴纳给业主呢？况且不愿意的既然听之任之，那么也只是心里不愿意罢了。向佃户索取佃户不答应，告诉官府官府又不问，暗中将可以减租的方法听任佃户自行决定，这难道不是无形之中施行的仁政吗？那业主七成、佃户三成的说法，以圣心衡量，本来就有未尽合理之处。遇到免除赋税的数额，必定是田地荒闲或少收的数额，明明收成减少，却还要区分三七比例，不知道这七成将从何处出。总之，宪庙的谕旨，是出于水旱偏灾的考虑，与减租之事截然不同，本来难以类比。免除赋税是几年才遇到一次，是不确定的事；如今议定的减租额度，如同国家的赋税额度，是确定的事。在国家立法方面，断不能在赋税额度之外再定一个地租额度，导致赋税额度有名无实。而业主的弊端，已经在赋税额度之外暗中另立了一个重额，导致赋税额度减了如同未减。当此大乱平定，百废待兴，这难道可以不整顿吗？

从乾隆、嘉庆以来，地租逐渐虚增，达到一石三斗以上的，朝廷蒙受厚敛的恶名，穷苦农民断绝了获得恩惠的途径，而豪富之家滋长了奢侈的习气。他们收租的排场，宛如官府。有的有意剥削，注明“不足额不收”的字样，使得愿意缴纳七八成的人束手无策。追比有名目，官府急于办理漕粮，于是偏听一面之词，另立追租局，任由业主所指使。这是朝廷的威福，全被豪强窃去，而皇上极力怜悯的人，他们不难任意凌虐。假使宪庙处于此时，览悉情形，也必定会大力裁抑。

现在幸喜我皇上善于继承和发扬先帝遗志，竟完成了列圣未竟的志向，将数百年的浮赋浮费全部裁革。凡是穷苦农民，感激再造之恩，认为皇上对业主的加恩，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三四，那么业主对佃户的加恩，至少也须减少十分之二三。而且浮赋的减免，似乎比前代成法更难，唯独为此事艰难；浮租的减免，顺应亿万民情，实际上比较容易。然而减赋已经过了两年，而减租仍然没有明文规定，难道是当官的人，害怕如皇上谕旨所说的勉强从事吗？还是被业主的说法迷惑呢？还是必须等到业主允定后才见诸施行呢？否则是认为佃户的苦难至此还没有达到极点吗？那不得勉强的谕旨，是针对昔日的佃业关系而言的。昔日的佃业势力均衡，理应两相照顾。现在则是佃户轻贱，业主骄横，都达到了极点，必须稍作改变，而后才能适当均衡。况且请求减少两成，除去浮赋浮费已经减少了一斗多，实际减少不过数升。这数升本就不能收足，与其挂在虚籍上，不如捐作实惠。因此将美名给予业主，有什么勉强呢？至于此事的底细，自然应向绅士业主咨询。但绅士即是业主，他们只顾及自身，也是人情中的常事。似乎应该再向佃农一方详细采访，了解他们的苦情而后才能公平允当。现在业主居之不疑，惶然称

译这件事必须由田主同意确定，官府不得过问。土地是朝廷所有的，王政以扶持弱势群体为先，难道其中还容得下盘剥取利的人吗？至于佃户的困苦，不必问他们劳作的艰难，只要看他们居住必定是茅草屋，无法遮风挡雨；饮食必定是粗糙的粮食，时常夹杂着糠秕。种种苦况，他们只能忍气吞声独自承受。偶尔有衣食齐全、居住宽敞舒适的人，也不到百分之一。这些人是朝廷的根本元气，如今困穷到了极点，难道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平心而论，皇上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已经定为二十取一，那么田主向佃户收取的租金，最多也不应超过十分之五。中等年份的上等田地，每年收获二石，那么租额应以一石为起点。此外田地分为几个等级，就按照等级依次递减。遇到荒年歉收，依据歉收的程度折算。那些缴纳不足定额的人，准许请求惩处，绝不宽恕。这样就能使双方都得到公平。既不会开启顽劣佃户抗缴欠租的风气，也不会损害各田主维持生计的需要。只要上级官员恳切地晓谕，让大家共同看见、听见，使佃户有所依据，虽然浮言很多，最终自然会平息。即使不必上奏让皇上知晓，租额必定能够减少，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过分忧虑，顾此顾彼，预先推测这样做没有益处，坐着观看而不救助，那么田主的嚣张气焰会更加高涨，佃户的生存之路日益狭窄。拖延的时间久了，必定会有人捋起袖子奋起抗争，放下农具来力争。那时国家的赋税尚且难以筹措，田主还能按照定额收取租金吗？

译关于减免杭州、嘉兴、湖州三属漕粮的奏疏 同治三年

浙江巡抚 左宗棠

臣私下恭敬地奉到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的皇上谕旨。浙江遭受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实在令人痛惜，自然应当对该省的漕粮酌情减免，以显示皇恩广布的仁德。着令左宗棠通令杭州、嘉兴、湖州三属，将实际应征收的漕粮税则详细确切地查核，按照轻重分成比例酌情减免，奏明办理。钦此。当时因为杭州、嘉兴、湖州三属都未能收复，人口流亡，征收册籍毁损丢失，应当等到地方肃清后，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分别裁减。已于去年十二月奏复在案。今年八月，湖州收复，浙江全省一律肃清。随即与布政使蒋益澧、粮储道杨昌浚商议，在省城设立清赋总局，精心规划，力求周全妥当。

查考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漕粮定额之重，与江苏苏州、松江、太仓等地相当。苏州、松江、太仓既然议定减免三分之一，那么杭州、嘉兴、湖州也应当仿照办理。就杭州、嘉兴、湖州三属征收粮食的科则而言，又以嘉兴、湖州为重，杭州次之。就嘉兴、湖州两府而言，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秀水最为沉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德清次之，长兴、武康各属又次之。杭州所属的临安、于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多田少，比起嘉兴、湖州的粮赋固然较轻，出产也远远不如。

曾经考证杭州、嘉兴、湖州三属赋税沉重的缘由，始于南宋末年贾似道的官田，元代因此增加。明初张士诚占据姑苏，兼有嘉兴、湖州各郡。明太祖平定张士诚，便使用他的租籍收粮，后来又括取官田的粮食，摊派到民田上，层层递加，百姓困苦尤为严重。我朝定鼎以来，康熙年间免除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又减免嘉兴、湖州二府定额赋税十分之一，计银八万一千余两。中间偶尔遇到水旱偏灾，无不随时蠲免延缓。皇恩深厚，有加无已，所以民力得以稍微舒缓。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家家给人足，曾经办理过全额漕粮。道光癸未、辛卯年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税沉重的地方，未能全额起运漕粮，于是每年报灾歉收，蠲免延缓频繁。然而朝廷虽然屡次施予殊恩，而小民未能完全沾受实惠。大概一个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全都听从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的也能蠲免延缓；编户小民，受灾的尚且有时全额征收。而且大户仅完缴正额，小户更被任意勒索。迟至粮仓满而停收，就必须改征折色，每石价格高达五六千文不等。用小户的浮收，抵补大户的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抱怨有词，所以闹漕的案件，往往因此而起。然而州县浮收，也并非都能尽饱私囊。从前河运之时，旗丁需索帮费，如咸丰初年，每兑漕一石，除给报部漕截银三钱四分六厘外，尚须由州县贴给费钱一千文。帮费一日不清，帮船一日不开。州县惟恐耽误运期，不得不浮收以填溪壑。而小民苦恼于苛敛，弱者日受追呼，桀骜者或从中持之，因而窜入大户，以致小民日少，大户日多。旗丁的索费日重，州县的亏项日积。百姓以完漕为苛政，官员以办漕为畏途。积弊相因，官民交困。咸丰二年，改行海运，每石连商船水脚及南北用款，统计约需银八钱有零。曾奏准用给帮漕截抵支水脚，其不敷之项，按各州县帮费重轻，酌提解省，津贴自七钱至四钱不等，较河运之时，已为节省。

现在奉到恩旨饬议核减漕粮，将举数百年积困而纾解于崇朝，固然是三郡黎民呼吁祈祷而不得的。臣等躬逢盛世，若不能博访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参酌，衷诸至当，以规永久，不独无以副朝廷旷古未有之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苏之至意？谨就现在漕务，应行筹办大概情形，列为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曰减正额。浙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属，额征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余万石。征粮之则，大小不同，即浮额之粮，亦多寡不一。现须分别量减，自应先去浮额之甚，以除轻重不均之弊。拟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定数。如每亩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为中则；不及六升者为下则。按科则之重轻，分别核减。总期于额征数目，酌减三分之一，庶科则定而减数因之而均也。

一曰减浮收。向来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视花户贵贱强弱，以定收数多寡。今额漕既经减，则浮收之款，岂可任其因仍？惟州县办漕，有修仓搭篷、纸张油烛之费；有仓夫、斗级、漕记、差役饭食之费；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耗米之费；有交米书役守候之费。一切用款甚钜，且收漕交兑，相隔一二月，风晾搬转，亏折必多。不

译能够在正项漕粮之外，酌情保留运费，作为津贴之用，应当等查明各州县的实际用款后，由地方官员核实办理。那些向来存在的加尖、加价、勒折等各种弊端，自从核定之后，一律裁革。绅士与百姓一律按统一标准征收，不得再有大户、小户的区别，这样才能使粮价平稳，公私双方都因此受益。

一是筹划运费。浙江省向来办理海运，每石粮食大约需要银八钱。除去向来发给漕运帮丁的漕截银三钱四分六厘用于抵支外，还不足银四钱五分零。现在正额浮收部分，已经分别核减，自然不便再由州县议定提取津贴。拟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为八钱作为定额。除去支付漕截银外，不足的部分另行筹足。查考浙江漕粮如果按照统一减少三分之一的标准，每年起运的米粮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这一项不另行核减，计算下来可以剩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发给帮丁的本折行月经费实米，变价后可得银十二三万两。再加上屯田租息以及节省帮弁的廉俸，可得银数万两。总计将近三十万两，足以抵补海运经费。至于所动用的正项八钱，每年将动用款项据实奏报结算，应当无需造册报销，以归于简便。并且不得超过八钱的数量，以示限制。这样才能裁减浮费，上下双方都因此受益。

译第一条是裁减陋规。向来州县征收漕粮，各种陋规极为繁杂。此次核定章程，应命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列清单呈送，分别裁减，这样弊端才能清除，漕政也因此而整肃。此后，除非确实遭遇旱涝灾害，不得再申报灾歉；即使是确实存在百姓拖欠，也不得再申报垫付完纳。这样，近几十年来沿袭的陋习，也可以除去了。至于应该减去的米数，必须查明税则，才能核定。现在地方刚刚收复，册籍没有留存，已命令各属限期赶造。除了白粮、粳米、糯米作为朝廷正供，拟仍按额定数额办理运输外，拟减去的数量，应统一在漕粮项下扣除。此外，南粮、行月、匠粮等，仍各自归入各款项，按比例扣减。至于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的漕粮税则，轻重不同，自然应当查照各县税则酌情减免。再合计总数共减免多少。查考各处遭受战乱的情形，如杭州府的临安、新城、于潜、昌化，湖州府的长兴、武康、孝丰、安吉，都通往徽州、宁国，受害尤其严重。房屋尽成灰烬，田地久已荒芜，即使招集幸存的百姓，也寥寥可数。从前道光年间及咸丰初年，办理漕运，每届都不过七八十万石及五六十万石不等。现在拟照杭州、嘉兴、湖州全额，统一减免三分之一。如果能把全漕办完，与历届相比尚不相上下。只是眼下三地的情况，即使减免三分之一，明年新漕，也断难如数征收。而要想做长久之计，又不能不统筹考虑国家赋税的盈虚，以此作为定则。可否恳请皇太后、皇上天恩，批准将杭州、嘉兴、湖州的漕粮，统一减免三分之一，明年新漕，再酌情办理之处，出自圣裁。至于海运经费，每石向来抵扣支销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此次请以八钱作为定额，与户部案卷不符。只是查考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费，每石实际需要银八钱，其余不敷的款项，都是各县津贴。此时不把津贴一项裁革，那么虽然有核减的名义，仍未能得到核减的实惠。所以不得不据实陈述，恳请圣恩，准予在漕截、行月、屯租等各项下，照数动用，这样漕弊才能彻底革除。又通省的地漕银两，以及浙东各属的南米，有的关系到军饷需要，有的抵扣士兵口粮，除了正额无需查减，其浮收的款项，也应分别裁革。现在宁波、绍兴、温州三府，已经定章，处州也已减定，其余各属，应立即一律核减，以显示公平。除了等待查核各县酌情减去的数额，另行具奏外，理合将议减杭州、嘉兴、湖州三地漕粮的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陈明核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的奏疏 同治三年 左宗棠

浙江东部各属的地丁银和南米，经臣去年奏明应一律核减，并将温州府属先行减定在案。现在查考浙江东部八府的钱粮征收数额，以绍兴为最多，浮收的弊端，也以绍兴为最严重。山阴、会稽、萧山等县缴纳钱粮，向来有绅户和民户的区别。每正耗一两，绅户仅缴纳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为止，民户则有缴纳至二千八百文或三四千文的。以国家维持正道的供给，却有绅民轻重的区别；以百姓奉公的款项，徒然成为吏胥中饱私囊的资财。官府以赔垫为苦，民户以负担偏重为苦。如果不明确制定章程，删除浮费，弊端和累赘日益严重，百姓如何能承受。孟子论治，以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为深忧，就是这个道理。臣在去年核定温州属地漕后，即命令奏调来浙江差遣的候选知府、户部郎中顾菊生前往绍兴，会同该道的道台、知府，将历年官府征收、百姓缴纳的实际数额，以及向来摊派的各项，逐一详细清查，分别裁减。现在据顾菊生等人禀报称，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有的按银数缴纳，有的按钱数缴纳，实在与定例相违背。现在拟统一按银数征收解送，其一切摊捐名目，以及道台、知府各署的陋规，一概禁止革除。并拟在正耗钱粮之外，仍视各县旧征多寡，每两酌情留下平余，作为各县场办公之用，开送征解留用数目清册前来。臣仔细复核，除了正耗仍照常征收解送外，其绍兴属八县额征地漕等款，以及萧山公租课银四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四两余，除新昌一县征收数额，已经刻石，无需议改外，其余七县，共实际减去钱二十万五千一百零六千文，南米额征本色米七千余石，折色米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石余，减去本色耗米三百六十一石，减折色耗钱一万二千零七十二千文，六场课额征银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两，又萧山牧租额征钱一万三千九百十六千余，实际减去钱四千二百四十二千余，共计减去钱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千余，米三百六十一石。如果能永远遵守，大小户一律缴纳，以十年总计，民间即可多留下二百余万千的钱，三千余石的米。既然无须损害上级来增益下级，民力自然显得有余。

译也不必从多数人中多取，以补贴少数人的不足。贫苦人家不担忧赋税不足。官府征收有固定的章程，那么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就会严肃端正；百姓缴纳有固定的数额，那么胥吏的弊端就能消除。此次明确制定章程之后，臣应当命令各下属官员一律刻石遵守。如果有官吏表面遵从、背后违背，在既定章程之外，增设名目，多取一文钱者，一定立即予以撤职参奏。如果有大户不遵从既定章程缴纳，导致官府有赔补垫付的危险，百姓有负担偏重的痛苦者，也一定核实后予以惩办，以显示警戒。所有核减绍兴府所属钱粮的原因，按理应当恭敬地写成奏折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

译裁减杭州、嘉兴、湖州漕粮浮收的记录

戴盘

漕粮存在浮收的现象，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起初是河运时的贴帮费用，接着是海运时的贴费。津贴的多少，就根据帮费的轻重来确定。嘉兴府征收漕粮一石，有津贴高达七钱以上的。当时铜钱价格低廉而白银价格昂贵，每石折合铜钱一千四五百文。其余虽然多少不均，但与支付给帮费相比，并不悬殊。因此耗米仍照旧征收，而浮收的米粮并未稍有减少。查津贴这一项，嘉兴府的漕粮最多，而嘉兴的津贴最重。杭州、湖州两府的漕粮少于嘉兴一府，津贴较轻。合并嘉兴府统计核算，仍需白银六钱，无一不是取之于民，这就是浮收过度产生的根源。而所谓的浮收，又不只在津贴。州县办理漕务的各种用款名目繁多，增添一件事就增加一项费用，兴办一项利益就更多一项弊端。更严重的是，征收漕粮按规定有漕余，官职缺分的肥瘦，以漕粮的多少来衡量；应酬的丰厚或微薄，又以缺分的肥瘦为标准。漕余较丰，应酬较厚，积习相沿，几乎好像朝廷的正税可以缓征，而馈赠的定数却绝对不能裁减。这些都是浮收的根本原因。如今津贴已经减少，浮收已经减少，而节省费用、革除陋规，正本清源的方法，就在于此。我在清赋局任职时，搜求各州县征收的旧款及各项用度，从严厘清剔除，核实节省，向下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期望向上不增加官员的累赘，除去并保留其有余的部分作为办公之用，各按各州县分别裁减。杭州府所属，共减浮收米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石；嘉兴府所属，共减浮收米二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七石；湖州府所属，共减浮收米一十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六。漕粮少的，减数较少；漕粮多的，减数较多。其中裁减津贴，实际可减米三十余万石以外，又减去各县浮收米一十八万六千余。共计减去浮收米四十八万六千九百多石，较之正额的减少，几乎达到两倍。查浙江各县浮收的弊端，民间缴纳耗米从一二斗到八九斗不等，最多的连同正米不到两石。至于缴纳折色的农户，初收时每石已在五六千文，迟交则增加，愈迟愈多。当米价平时，以铜钱计算，有缴纳到二三石的。收米浮收，收折色更浮收。此前没有津贴的名目，各县收折色，尚不敢明示。自从有了津贴，折色仿佛成了正当用途，几乎忘记民间供给朝廷的乃是漕粮。历来本色与折色并收，其中贵的、贱的、强的、弱的，本色与折色不同，完纳不一。有的以米加耗，有的以钱折合米，大约计算其数量，统合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平均，每正漕一石，约收耗米七斗有余。如今去掉其二而保留其一，其勤苦体恤百姓疾苦的做法，能说不至极吗？官田等同于民田，这是浙江有浮粮的原因；贴费加上用费，这是州县多浮收的原因。正额既已减少，那么浮粮的名目可以革除；费用既已裁减，那么浮收的弊端可以永除。一减于正额，二减于津贴，三减于仓用，合计正赋及浮收的米粮，减数共计已有七十五万余石，较之现存漕南征数将近一倍，这是减其半而留其半。我皇上恩泽广施，在很短的时间内扫除数百年的积弊，一举拯救亿万百姓的生命，有谁不欢欣鼓舞而争先恐后地缴纳呢？

江宁府所属拟请酌情减少漕粮的奏疏 光绪三年

两江总督沈葆桢

据查，江宁府所属熟地恳请降低税率征收一案，经前任总督李宗羲等人奏陈，均被户部大臣议驳。随后署理总督刘坤一会同臣元炳吁请暂时减少三年，户部议定光绪元年丁漕，准予减征；二年按元年所减数目酌减一半；三年查照原定科则征收等因，当时已经转行饬令遵办在案。臣葆桢上任后，因各属荒田严催未垦，而江宁府所属反而多有开垦后又荒芜的，乍听之下不胜疑惑。反复访求，都说江宁赋税沉重仅次于苏州、松江，而土地贫瘠等同于徐州、海州。以十余年废弃耕种的田地，责成数百里幸存的百姓，倘若钱漕照额定征收，私下恐怕年复一年，流亡的人多而荒芜的土地更严重。随即据前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孙子优贡生邓嘉缉禀称，祖遗田地二百四十余亩，无处招佃，情愿充公，言辞非常痛切。臣派员实地勘察，有佃户承耕的尚有一百七十余亩，抛荒的仅七十余亩。因为担心年成不好，佃户继续逃跑，垫付完税既苦于缺乏资金，积欠的税款可胜负担，愧疚难当。以累代簪缨的家族，尚因无力赔偿赋税，弃之如遗，那么穷苦百姓，困于追呼，何堪设想。国家大利在农业，若不培其根本，恐怕安抚百姓与催征赋税，二者均无从下手。藩司孙衣言到任，正值上忙奏销之际，经通盘筹划，认为不有利于农业就无法劝勉开垦，不降低税率就无法有利于农业。现据详称，从前江宁府所属，权办抵征，上则田每亩征钱二百五十文，下则田每亩征钱

译一百三十文，数目非常低廉。似乎应该争先恐后地开垦，像追逐一样踊跃前往。然而急切地寻求，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实在是因为战乱之后，当地百姓自己耕种自己食用，每户不过十数亩地罢了。剩余的土地招募外来移民，给予他们资本。应募的人来自江北，土壤性质不同，适宜种植的作物各异，加上他们强悍难以驯服，花费资本多而缴纳的租税少。大概历来每亩收米一石的，现在只收稻谷百斤或七八十斤，碾米不足四斗。稍微加紧催逼，他们就卷起铺盖悄悄逃跑。耕牛、农具和田租，全都化为乌有。而田地已经申报为熟田，赋税无法减免。办理抵征时，弊端已经如此严重。如今又恢复丁漕的原定额，总计上等田地，每亩须缴纳钱四五百文，比起抵征的数额几乎增加了数倍。农民安守祖业，放弃它就无法生存，坚守它又不足以偿还赋税。善良懦弱的人放下农具，狡猾奸诈的人举起叛旗。去年六合县发生闹漕事件，虽然借口屯米为词，实际上是企图普遍减免。户部的职责在于充实国家财政，原本难以轻易提议变革。但是充实国家财政必须先使百姓富裕。如果一定要让战乱后的幸存者，全部缴纳太平年间的赋税，情理上不忍心，法律上也难以施行。万一另外滋生事端，私下担心损失更严重。目前虽然遵从户部的意见，上半年勉强开始征收，现在到了六月，各州县上报解送的钱粮没有进展。加上干旱持续数十天，蝗虫遮天蔽日。最近幸好得到充足的雨水，但插秧已经迟了。应当及早筹划，预先杜绝后患。

译于是考虑到地丁这一项，不敢再请求减征。只有援引同治二年恩免苏松太三属虚粮的先例，将江宁府所属，除高淳、溧水二县向来缴纳折色不计外，其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定额征收的漕粮等米，一律减免十分之三。查这五县田地荒熟合并计算，应征原额漕粮、屯田、兵米、恤米等共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九石有余。以十分之三核算，应减米四万六千四百六十六石有余。就现在开征的熟田而言，应征原额漕粮等米九万二千九百九十石有余，共请求减征三成米二万七千八百九十八石有余，尚应征熟田米六万五千九十七石有余。将来陆续开垦的熟田，也照此标准征收，不再加重。百姓都有天良，有幸沐浴皇恩如此优厚，断无不踊跃乐输的。有田的人家，既然得到田地的盈余，岂会轻易抛弃产业；无田的百姓，不畏惧田地的赔累，更应当竞相从事耕种。十余年后，民间增加数十万亩熟田，国家即增加数十万两正赋等情，详细禀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漕粮关系国家正供，不容轻易议论增减。苏松等属，同治二年蠲免十分之三，这是破格的皇恩，岂是寻常应当援引先例的。然而江宁府所属，沦陷的时间比苏松更长，遭受的荼毒比苏松更酷烈，田地贫瘠而遗民稀少，更无法与苏松比较。同是朝廷的赤子，怎忍心听任那些刚刚安居的人，最终导致流亡。苏松太减米五十四万余石，是万古未有的隆恩，所以巩固万世无疆的皇位。如今在江宁府所属，再减米二万七千余石，仅及苏松太的二十分之一，对国家财政似乎没有大损，而圣主忧民之隐衷，周遍四方，那种以人情为田地、一树百获的益处，哪里能数得尽。只是前次所请减的，有二成半、二成、一成半的区别，现在则统一减三成，似乎期望侥幸过多。然而前次米银一律请求减征，现在所请的，不减银而减米，权衡起来并不悬殊。我国家列圣相承，都以爱民为本。幸逢皇太后、皇上勤求民隐，颁下温诏，父老捧读诏书，无不感激涕零，奔走相告。臣等不能奉宣德意，使土地没有遗利，家家有余粮，绝无致富的谋略，只有乞求恩疏。扪心自问，清夜难安，何处自容。然而实在出于智尽能索的苦衷，不敢蹈钓誉沽名的陋习。惟有吁恳鸿慈逾格，特旨准照苏松太成案，核减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漕米三成，使百姓不以纳税为畏途，而以垦荒为利源。臣等不胜感激屏营之至。

复李少荃观察书

胡林翼

湖北税契难以推行，江西可以推行。湖北钱粮，向来不过每两收至一两四五钱而止，所以不能大为删减。漕价实际减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文，内有本色若干，围扣匀算，作为七千文，再从七千文中再为删减，州县无所借口。大约每年所减于民户的，达百八九十万串，而章程本内及奏章，均只约言减百余万串，取其少者而言，不欲尽情宣露，取快于笔墨之间也。皖南北的地丁，除每两收至一两四钱，或一两四钱余者，应请不必再减；其每两收数逾一两五六钱者，应酌减。漕米、兵米，应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为适中。今拟参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库银一两三分外，提兑费银一两，必不可少，少则日后漕务办不动。又另提兑费津贴二成，以作岁荒补救不足，及道府衙门陋规，又预备河运海运规费。计算尚余一千余文，以八百或一千归官，以二百文归书差。如尚有剩余，归入兑费津贴亦可，一并归州县官亦可。兑费及兑费津贴，须匀入考成内核算。如不随交兑，即将漕米正额收数融算少收，考课乃严。正漕一两三钱，亦恐日后米价不敷，运费不敷，不得不如此预先安排。兵米应提一两五钱，耗羡水脚在外，又可另提补荒银五六钱。例定兵米，不可缺少，而岁歉缓蠲，其米价须国帑弥补，应否五六钱，尊处细酌之。其兵米给绿营，可支每石七钱，旗营每石加二钱，作九钱。皖南有无应解旗营兵米，尚待详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钱，所余均归于军饷。此事若行，则所补于国于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于民，大益于饷，将来办河运海运，均可以兑费之余，津贴承办，则改折之事，即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请察鉴。采及刍荛，实可挽八百年之颓波，而苏亿万人之生命。涤帅之改调。

译皖南地区，他对你私人的恩德非常深厚。而你对国家的忠诚也不浅薄。你可以施展如垂天之翼般的宏大抱负，培育九万里高空的浩荡风气。既然担任地方官员，幕府中可以聘请朋友，不可以让子孙兄弟干预军旅和地方事务。否则即使有恩德也会招致怨恨，日后必定会有无法言说的冤屈。每年拿出养廉银的三分之一，分给宗族亲戚作为恩惠，他们不可跟随军队行动。凭借涤帅的恩德与功绩，人们尚且怀疑沅公，那么您的族人绝对不可留在皖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久病且学业荒废，呈递在您面前的草稿，词意杂乱，来不及另行清理修改，只求表达真切罢了，实在不值得观看。

译皇上呈上大府条陈新章利弊的奏书

吴嘉宾

去年新章程刚刚制定。各衙门的收入骤然减少，支出却仍然很多。因此大家都担心收入不足以弥补支出。再加上民间也还在观望，希望改元时能有减免赋税的恩典，所以缴纳赋税不能全都踊跃。于是有人提出超过期限就按月加价的说法。我认为这绝对不可行。古代向百姓征税一定有制度，如果按月加价，就是没有制度了。百姓没有不愿意缴纳粮食税的，他们逾期缴纳，如果不是有其他原因拖延，就是实在穷困无法借贷，否则就是愚顽不化、不畏法律。现在不问他们是否有原因、是否有能力，一概命令加价，他们少量的尚且不能缴纳，反而责令他们缴纳更多吗？假如缴纳的数额不如加价的数额，要定罪则罪行太多无法承受，不定罪则法律无法执行。至于那些愚顽不畏法律的人，不靠威严惩罚，而靠涨价，涨价只是白白让贫苦百姓受苦罢了。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百姓缴纳钱粮，有的陆续交给钱粮差役，虽然欠交但并非全部欠交，要把未裁减的串票一并加价吗？又有粮差垫付完钱粮后先行裁减串票的，所加价的数额，是让粮差得到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征收钱粮，弊端最多，遇到减免时，往往赶紧催缴完毕，再出示告示。现在几个月后，有加价的规定，也可以故意延缓催缴，等他们自行去柜台缴纳，甚至不发由单，一旦超过期限，就可以加征。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粮册上的收数参差不齐，奏销时难以核算，各州县另外设立涨价报册，必然导致挪移时日，弊端丛生。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至于说加价不严厉，百姓不会心惊，国家的法律，有功名的人欠粮以至于被革职，小民动不动就被锁拿，尚且不足以让他们心惊，一定要加价才能让他们心惊吗？这又是极其巧妙的说辞。

新章程开始时，官吏担心不能满足费用，然而各项漕运规费、干馆馈送、应酬费用，顿时被革除，所节省的也很多了。现在又提议全部革除摊捐款项，并将以前的交接账目一并划清，那么确实如钧批所说的那样，毫无牵累。此外只有本官的用度、朋友的束脩，以及公事起解、支应赔垫等费用，精明的人量入为出，似乎不必再商议增加。但是去年所议定的公费，不及佐贰以下官员，未免偏颇，是否可以比照委员薪水及书吏辛工饭食的条例，一并裁定，这样就再也没有借口了。

军饷提款，一半归本省存用，顾名思义，自然应该留作本省军需。如果军务结束，就可以给予州县作为备兑漕粮之用，以免另行商议。因为漕运也属于军务。现在提议将其融入摊捐款项内，那么仍然不免有摊捐的名目，将来又可以逐渐增加了。把去年的费用摊入下年，张甲的账目摊给李乙，辗转遗留累赘，有名无实，这是极大的弊端。现在提议一律奏请豁免，自然可以收到廓清的效果。但是前朝并没有摊法，我朝独有，这是因为历次清查亏空的法律极其严格，又因为亏空太多，库项难以充盈，不得已采取这种避就挪掩的策略罢了。刑罚有轻有重，立法旨在补救弊端而已。以前的亏空，都是因为侵吞公款的人多，公款出入有常，针孔相抵。自从军兴以来，旧有的公款已经枯竭，起初劝捐，继而抽厘，无事不出自百姓，哪里还有能侵吞国家公款的人？又哪里还有能偿还旧款的人？何必多此一举进行摊派。所以摊派这一方法实在毫无益处，不仅不能弥补以前的亏空，反而增加了以后的亏空，以至于交接账目没有一案可以结清，都是这摊款造成的。恳请即在永禁流摊的奏疏内，声明此后亏空的案件，只分公私办理，公款的随案奏明，准予开豁，私款的立即将本人治罪，也不再商议追赔，那么摊法就可以永远除去了。至于年例随时捐款，果真是不得已的费用，似乎可以酌情在新章漕米数额内，稍稍议定增加。伏读钧批，内有岁需不满五万两的说法，约计每石三千文，外加一百文，合计起来，就可以有盈余而无不足。此时章程未定，尽可裁量办理，正名定制，如各衙门书吏辛工纸张饭食之类的费用，就可以称为各衙门书吏公费，何必称为捐款呢？如果不是现在不得已的款项，钧批认为应当裁减节约，尤为至当不易。

眼下事事节省，藩司衙门书吏辛工纸张饭食的银数，达到一万三千余两，又有藩例工价一千六百两，大计年分，又加银四百余两，各州县解银火耗，并未裁减分毫，所以藩司办公的费用，绰绰有余，不仅仅是养廉银较厚而已。现在又突然增加办公费一万五千余两，不知归于何项办公之用。该司情愿抵提银两千四百两，其余尽数收入抵补捐款项下凑用，可谓克己到了极点。因为端正自己而万物自然端正，新章各衙门都减少，藩司衙门唯独不减反增，必须如此，然后属吏必然没有不服的。钧批说刚刚立法，不可轻易更张，正是为了体恤藩司，使其能够悉心厘革各种弊端，而且不必自居辞富之名，使同僚相比显得不足，可谓两全其美。我认为该司既然推辞，也不便再接受。如果将此款存储，作为科场承办领用。

译以免再次向百姓征收赋税。三年可以筹集四万两银子。将随时捐出的一笔款项用来抵除。尚且只达到三分之一。该衙门用公款来办理公事。不至于突然增加这笔没有名目的收入。成为众人所注视的对象。是否妥当。恳请上级裁断。

译布政使的养廉银较为丰厚。布政使衙门的书吏获利也最为丰厚。这是因为权力所在的原因。据我所见闻，除了按规定供给的工钱、纸张、饭食之外，每件事都有费用，断没有资金短缺的道理。如果将捐派摊派、交接账目混乱的弊端，一律免除，那么该衙门的事务，骤然减少一半以上。供养这些吃闲饭的人有什么用？请求立即命令酌情裁减并立案。比如每季换班，一年换四次，改为一年换两次，也可以节省一半。向来州县征收钱粮，关系到职位的额外收入，征收册籍和红簿，唯恐别人窥探。现在却想请求上司委派官员吊阅稽查而不可得。明明有差欠和民欠，上司只责成按时批解而已。甚至按职位派捐，预先收取下一年的额外收入。派捐刚完，这个职位又属于别人了。上司巧取州县，比州县巧取百姓更为严重。州县计策用尽，不向百姓索取，又将从哪里索取呢？现在体恤官吏正是为了体恤百姓。我私下认为章程既定，征收钱粮，都可以按月如实上报。如同厘金委员的例子。百姓贫困极了，督促他们按照往日的催科期限，这是驱使官吏虐待百姓。如果确实是民情疲敝赖账，就应当设法帮助州县整顿，或者另外选择能够教化引导的人来做，似乎不可以仅仅拿着空文来从事。所以宽免州县的处分，以钱粮的分数为最紧急。

州县以长期任职为第一要义。即使人才不过中下，让他长期任职，也胜过多次更换。谚语说：不吃药也能得到中等疗效，就是这样。就以建昌郡属来说，上年收复建昌郡，首邑就得到黄印山担任。征收漕粮骤然减少，官民相处融洽。却因为小事撤职，换王少、张西垣，又各自因事撤职。此后像解某、刘某、成某，都正值寇乱警报，事后去官像丢弃破鞋一样，那么当权者不能任用能承担艰难的人可知。如果不是黄印山以原任知县的身份坚守，他能官民一体，保住这座危城吗？像南丰更换知县，已任职一年，正值寇乱警报，就得到官绅相熟的成效。如果未曾尝到甜头，而专门承受苦头，不仅官民不相熟，官员的心也有所不愿。州县长期任职，交接的积案，自然逐渐减少。奸猾的书吏，无可希冀。现在各营军官，都不轻易更换，所以号令常守信。各州县治理百姓，就像营官一样。

丁令提议请求一律收钱，他说：粮食是编户百姓所共有的，银子不是富户就不收藏。银子则多欺诈，钱则容易计算。这话确实如此。然而既然知道粮食是编户百姓所共有的，那么一律收钱，也不足以便利百姓。况且钱价换银子，涨跌不一。州县换银子解送布政使，或者赔损或者剩余。剩余则视为应得的数目，赔损则必然产生异议。这不便于官吏。百姓用谷物换钱，谷价太贱，而且民间钱不够用，谷物又无人承买。虽然想依限期缴纳钱，苦于借当无路。这不便于百姓。嘉宾提议请求钱、谷、银都听任百姓方便，只是价格须预先确定而已。现在屡次奉命采买米谷，如果在秋收之时，听任百姓用谷米缴纳粮食，钱数以三千文为比率，米则一正一耗，谷则二谷一米。百姓或者纳谷，或者纳米，或者纳钱，依此核算。这样，就容易如期完成征收。其米谷在各营采办，照数拨解，或者随时运往省城变价也可以。这便利百姓。至于地丁则银钱并收，钱依折定价值。如果换银子果然赔损，允许一律收银，以免官吏过于赔垫。这便利官吏。这样办理，即使将来漕运通流，照旧完纳漕米，也无须另议章程。才是一劳永逸。

目前官绅和睦则百事容易集议。向来州县视钱粮为利源，不愿外人干预，只与书吏差役从事。现在大乱之后，民户死绝流徙，册籍难以查考。僻壤远乡，逃避抗缴成习。不是一二个书吏差役所能办完的。我认为各州县应设立都长，编查保甲，清理户口产业，核明人在与不在，田耕与不耕，业有主无主，粮有田无田。从同治元年开始，命令各绅士挨户造鳞册，以便征收之际，确有可凭。这是在位的好官正本清源，体察大体、宽恤百姓、充实国家、消除弊端、谋求安定的至意。不要只是苟且涂饰，拖延岁月，那么百姓更有重生的希望了。

上王晓莲方伯论冬漕折价书

叶裕仁

近来听说冬漕折价，每石折钱四千五百文。以现在的米价计算，几乎加倍征收了。州县因为仓库未建，固然已受改折之利，不再被以勒折之名，而公议浮收，尤其坦然无忌。减赋初行弊端已如此，日后将何所底止呢？这是小人看到减赋全案一书，而早已虑及的。现在数月不雨，早稻不入，大宪祈祷雨泽，久久不应。我私下认为事天以实不以文。设坛墠，严祷祀，禁屠宰，这是文。息繇役，理冤狱，成汤六事责躬，周宣侧身修行，这是实。谨按汉五行志曰：上下皆蔽，这叫隔，其旱天也三月。方储对策云：恩德不行，万民烦扰，所以天应以无泽。由是言之，天之亢旱，未必不由乎此。现在朝廷沛然施旷荡之恩，革数百年之积弊，以为这样吴民的困

译苏地得以休养生息了。然而主管牧养百姓的臣子，不能奉行皇恩并把它带给百姓，这其中的隔阂实在太大了。上天以没有恩泽来回应，也是理所应当的。上天的视听来自百姓，百姓是国家的元气。为小民保留一分财力，就是为国家培固一分元气。如今上面失去了天心，下面招致了民怨，在应当休养生息的时候，反而耗损了国家的元气。今年漕运结束，幸好没有出事。倘若从此日复一日，一年比一年严重，官吏的贪欲如溪壑般无穷无尽，小民的脂膏已经枯竭，其危害有说不完的。咸丰三年，青浦周逆之变，就是前车之鉴。如果后来的人说浮收的祸害起源于减赋之初，这必定有人要承担罪责了。以前漕粮难以清理，是因为帮丁的勒索、豪强的包揽、生员的陋规、绅户的抗欠、上游的馈送。如今这些弊端都已革除，仍然如此浮收，难道说州县官员不值得体恤吗？以现在的折价计算，正税和津贴之外，州县一年所需的开支，似乎不需要如此多的盈余。莫非是爱惜官吏的心意太厚，而爱护百姓的心意反而淡薄了吗？推究那些大君子的平素志向，必定与此大相径庭。并非不知道局外人容易说三道四，当局者多有掣肘。只是想到战乱后的遗民又遭受盘剥，他们怎么承受得住。米价便宜的年份尚且如此，米价昂贵的年份更怎么承受得住。明年设立粮仓，仍然征收实物，外加津贴，估计必定会有淋尖踢斛等舞弊行为，或者巧立名目，一定要取足数目才肯罢休。使得减赋的恩惠有损于国家，不利于百姓，最终落入私囊，怎么能够向上回答朝廷深切关怀吴地百姓的至意，以及各大臣请求减赋的苦心呢？至于州县征收粮食，不得不借助胥吏之手。胥吏虐待盘剥小民，是他们的老样子。听说前四年昆新常昭零星乡户，有用八九百钱完纳一斗粮的，这是州县官员所不知道的。如今折价已经确定，应当通令各州县出示晓谕，使穷乡僻壤没有不知道的人，那些弊端或许可以稍微平息。又听说昆新有一二绅衿抗欠，有让佃户完粮的请求。这个开端一旦打开，胥吏借此舞弊，并对向来没有抗欠的一概施行。因为业户完粮，尚且遵守官价，而农民缴纳，却任由他们诛求，这是为胥吏扩大利益来源。钱粮由佃户完纳，业户不能以粮从租办为由，所收余租，必定多有拖欠，这是断绝业户的生计。断绝业户的生计，扩大胥吏的利益来源，创立从来未有的弊政，而自己无利可图，这必定是受胥吏愚弄，可以知道。凡此种种，所见所闻，神出鬼没，不可尽述。如果不是慎重选拔循良官吏，惩治贪污腐败，民气悲愁郁结，也足以冒犯天和。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不能不心生感慨。姑且为我的百姓发出一声哀鸣罢了。况且如今狂寇未平，国耻未雪，自强的计策，必须先固结民心。固结民心，必须先肃清吏治。吏治修明，则民心信服而国家根本稳固。他们即使不畏惧朝廷，不畏惧官吏，却只担心民心不顺。有牧养百姓责任的人，千万不要自己激怒百姓，而成为祸乱的先驱。漆室女的叹息，杞人的忧虑，不知不觉狂言至此。我卑微地承蒙知遇爱护，私下仰慕干旄忠告的意义，深深违背了《易经》括囊的告诫。伏望您谅解我的愚诚并仔细考察，那么吴地百姓就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