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治体八用人上

译卷十五 治体八 用人上

原才

曾国藩

风俗的淳厚与浇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少数几个人的心之所向罢了。百姓的生性，平庸懦弱的，到处都是。有一两个贤明且智慧的人，那么众人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命令。尤其智慧的人，拥戴他的人就更多。这一两个人如果心向道义，那么众人就会和他们一起奔赴道义；这一两个人如果心向私利，那么众人就会和他们一起奔赴私利。众人所趋向的，是势力所归附的，即使有大力气的人，也不敢违逆。所以说，搅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快的了。风俗对于人的心，开始时很微弱，最终却到了不可阻挡的地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让贤能的人都处在掌权的位置，他们教化百姓都是凭借道义，所以道理统一而风俗相同。世间的教化既然衰败了，所谓的那一两个人，并不都在位。他们心之所向，势必要变成口头言论，而传播为风气。而众人，势必要听从命令，而酝酿成习尚。于是乎党徒兴盛起来，而一时的人才就出现了。有以仁义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为了仁义而死而不顾惜；有以功利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为了功利而死而不回头。水流向湿润的地方，火趋向干燥的地方，没有感应而不响应的，由来已久了。现在的君子中那些掌权的人，常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自己占据着高明的地位，不能用自己的心之所向来转移习俗，而陶冶教化当世的人，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说这不是诬蔑可以吗？不可以。十户人家的小地方，有喜好道义的人，他的智慧足以感化十个人的，一定能选拔出十个人中特别优秀的人而任用他；他的智慧足以感化一百个人的，一定能选拔出一百个人中特别优秀的人而任用他。那么转移习俗而陶冶教化当世的人，不仅仅是处在高明地位的人这样，凡是一命以上的官员，都有责任。有国家的人，采纳我的说法而记住它，就会谨慎选择与自己共同承担天命的人；士大夫采纳我的说法而记住它，就会战战兢兢地谨慎自己的心之所向，恐怕一旦不当，就会败坏风俗而残害人才。遵循这个道理去做，几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到成效的吗？不是预先能看到的了。

核才

王柏心

古代考核人才，在数量上节俭而在途径上宽泛；后世考核人才，在途径上狭窄而在数量上繁多。古代考核人才，在选取上容易而在任用上谨慎；后世考核人才，在选取上谨慎而在任用上轻率。古代考核人才，在言论上粗略而在事功上详细；后世考核人才，在言论上严密而在事功上疏漏。这就是真伪之所以各自判然不同，而功效之所以相差很远的缘故吧。成周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很好了。汉代制度，郡国人口二十万人的，每年举荐孝廉二人；百万人的举荐五人。合计天下计算，每年不过一百多人，数量非常节俭。然而此外又有贤良、文学、直言极谏、茂材异等的举荐，又设置了四科，最后对于岩穴幽隐的人，天子甚至用元纁玉帛亲自到他们的住所聘请。那么途径又未曾不宽泛。贤良文学等应制对策，都询问时务，不合意的罢免遣回，优秀的补任博士议郎。在官位上议论，必定是时政的得失，不再用空话相互试探。等到出任州郡长官，入朝担任九卿，必定是品行才能特别优异的人。所以当时的人没有浮夸竞争的心思，而都自我奋勉于事功。唐代以后，就把天下的才俊，都约束在进士这一条途径上。考中优等的人给予馆职，考试必定用声律对偶的文章。按照资历计算俸禄，高的提拔到谏官行列，跻身卿相之列，次的也不失为州郡长官。所以轻浮急躁的人怀着进取之心，庸碌的人取悦迎合，而有才略智谋的人，没有途径自我表现。古代的爵位并非更加尊贵，古代的俸禄并非更加丰厚。俊伟卓荦的人才，古代并非都降生于苍天，寻求于域外。然而人才都荟萃于朝廷，智能都施展于下层的，是因为激励得其权术而综核得其实际缘故。大抵数量节俭那么浮滥就断绝了，途径宽泛那么俊才就出现了，任用谨慎那么巧伪就革除了，事功详细那么功能就显现了。后世不是这样，常常使英奇的人裹足不前，而侥幸的人攘臂争先，那么它的弊端也大致可以看到了。刻木为鸟，羽毛翅膀虽然具备，终究看不到高飞疾驰的样子；范金为马，骨骼虽然具备，终究看不到步伐奇特的样子。君主如果真的想要考核当世的真才，只让他们进谏退避、可否决断，讲求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随其才用，用事功来试验他们，比较能否来升迁罢黜。这样，那么人才没有不奋发的，政事没有不兴办的，功业没有不建立的。这与按照虚名而索取实效，必定相差万万。

才论

潘德舆

什么可惧？才可惧。天下都不才，而我与众不同，我害怕它失败。禽类，是无才的，有鹦鹉的灵巧，翡翠的采色；兽类，是无才的，有虎豹的纹章，熊罴的搏噬。天生这种聪明巧饰、文章勇捷的才，以区别于其他物类，而被擒杀则先于它们。才的失败有两种，叫作被人败坏，叫作自己败坏。被人败坏和自己败坏也各有两种，叫作忌，叫作宠，叫作矜，叫作怠。在当今世道而不被人所忌的，是庸人。所以忌才的人占十分之九，宠才的人占十分之一。有才的人不能窥探忌才的人，而被忌才的人所窥探，那么就会失败。宠才而不当他的才，以至于败坏国家毁坏家庭，那么也会失败。忌而败坏他的占十分之九，宠而败坏他的占十分之一。宠才而不为才所惧，那么他的祸患与忌才的人相等。虽然如此，人足以败坏才吗？忌才的人，是警戒才的人；宠才的人，是试验才的人。我

译他们害怕我失败。那么天下有一百个忌妒我、一百个宠爱我的人。我的才能不论大小，都因为骄傲和懈怠而受损。为什么呢？骄傲的人，心气不能使才能保持沉静，那么心气就浮越于才能之上；懈怠的人，心气不能使才能发挥作用，那么心气就沉陷于才能之中。心气浮越的人，会伤害他人；心气沉陷的人，会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会毁掉自身；伤害自己的会败坏事业。万物之中，天的才能最为宏大。春夏时节生发万物却不骄傲，秋冬时节收藏万物却不吝啬。它心气的刚与柔，善于加以运用。圣人的才能，也是这样的啊。衰败时代的士人，依仗自己的才能与众不同，轻浮急躁、自我欢喜，从而败坏了心气。既让自己遭受了才能带来的祸患，又让天下遭受了爱惜人才带来的祸患。评论的人于是观察万物、哀怜世人，认为没有才能才能保全天性。而那些愚钝昏暗、懦弱怯懦的人，窃取朝廷的一点权力，用来贬黜提拔有才能的士人，以满足平庸之人的私欲，摧折豪杰的名声，侮辱钟毓那样的忠良之心，损害国家的体制。起初只是担心有才能的人不够谨慎，竟然一败落到这种地步。畏惧，正是用来治理心气的学问。因此，懂得畏惧就能成功。

译人才论上

张澍

为什么古代的人才那么多呢？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他们，他们不感到畏惧；把艰难的任务交给他们，他们能够胜任。他们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宽绰舒展，迈步稳健而不跌倒。这难道是草率行事、侥幸成功吗？从他们开始，就不被外物所动摇，不使本性受到蒙蔽。凡是军事、农业、礼制、音乐、工匠、虞衡、水利、火政等事务，无不经历磨练以求达到精纯的境界。又用三物六行来培养他们，以巩固他们的根本。因此他们所学的是正道，而他们的德行宽裕。所学是正道，就不会去从事纵横捭阖的权术；德行宽裕，就不会做出迎合取悦、巧言偏辞的行为。当他们隐居在草野之中时，不追求显达，谦卑得好像无能的人。一旦接受征召而出仕，典章制度好像向来熟悉，政事好像早已熟习，施行起来，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却没有雷霆震动、狂风呼啸的声势，天下安宁得像把衣服放在那里一样。即使时事艰难险阻，外有战乱，内有变乱，众人疑虑重重，犹豫不决，而他们独自不动声色，镇静如常，在谈笑间击败强敌，在无形中消除谗言诽谤，使国家像苞桑一样稳固，像茅檐下的水草一样安宁。像这样的人，能不称为人才吗？然而这些人本来就不曾以才能自我炫耀。他们小心谨慎，鞠躬尽瘁，说我只是为了履行我的职责罢了。后来的人感叹羡慕而爱慕他们，认为他们的才能超过常人，哪里知道他们所学的是什么，德行积累在自身，一旦施展就所向披靡，都不是临事时慌张失措去侥幸取得的。

人才论中

张澍

现在的人难道就没有才能吗？然而现在的人所谓的才能，大抵都是古人所说的没有才能。用清廉来沽名钓誉，用接纳贿赂来猎取爵位，接着用沉默顺从来巩固自己的巢穴，时间久了就用欺诈和忌刻来钳制人们的口舌，悠闲地希望长久享受太平，急切地只想着增殖财货。别人表现出才能的，不仅不加以奖赏，反而指责说这是喜欢惹事，喜欢贪功，一定要压制他们才肯罢休。这就是现在的人所谓的才能。有人说，现在那些享有大名、身居高位的人，难道不是有才能吗？我说，这倒是事实。我曾经见过他们的施政措施。早上发布一道命令，说某书院缺乏灯火经费，各府县要捐款来资助士人；晚上发布一道命令，说某地有盗贼，要增加几名士兵来防守。追究起来，不曾造就一个士人，只是用几两银子作为每月的费用来耗费罢了；追究起来，不曾抓获一个盗首，地方上报的抢劫案件置之不理。像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也只是说我是为了尽我的职责罢了。偶尔有水旱灾害，不想着安抚救济的方法，却说这是天灾，现在的百姓太恶劣了，怎么可以没有天灾来惩戒他们呢？他们审理刑狱案件，务必想要开脱凶犯的罪责，说死者已经长逝了，活人我开脱他，可以广积阴德。他们选拔人才，把奔走效劳当作勤干，把钻营攀附当作懂事，把含糊其辞当作得体。圆滑得像弹丸，柔顺得像皮革，而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随风倒伏，都在其中溃烂，而不能自拔。稍有能够自立、显露头角的人，就加以挫折，困辱他们，甚至借故罢免斥退他们。于是世间就没有一个人才了，不是没有人才，而是阴柔之气，蕴结既深，就生出毒蛇狐狸，繁殖既多，互相噬咬，不使万物遭受祸害不止。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刚，是阳刚。天地日月山川，不刚强就不能确立。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得到人才了。

人才论下

张澍

古代的人才，既然不出现在当今世道，而当今世道的才能，又都远远不及古人。那么天下的事情，将要托付给这些没有才能的人吗？回答说，现在的才能，不能在科举应试文章中寻求，不能在空谈性命中寻求，不能在考据典故家中寻求。有人说，那么现在科举中第的人都没有可取的才能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科举中第的人中未曾没有才能。那个人如果真的有才能，未曾不能写应试文章，未曾不能讲论性理，未曾不能谈论考据。那个人如果没有才能，那么写应试文章就是进身的阶梯，讲论性理就是护身的符咒，谈论考据就是猎取名声的工具。所谓才能，就像深山大泽，蕴蓄深厚，完全没有棱角圭角的形状，凝重不变，灵珠在握。所以他在无事时好像有事，在有事时好像无事，随着所处的环境，都能有所施展。不被威势折服，不被权势回转，判定大疑，决断大难，像烛光照物、龟甲占卜那样准确无误，像早潮晚汐那样必然可信。胸中坦荡，藏着百万甲兵；心中有秤，平衡两端的燕雀。因此他的见识通达而没有滞碍，他的学问渊博而不穷尽，所以他的才能广泛应对而处处恰当。那些故意表现喜怒来市侩威权，广布耳目来炫耀聪明，外表假借谦恭来显示大度，虚伪地表现廉洁节俭来矜持清名，错误地依托经术来显示果断，而且逢人就说体用，到处都讲猛宽，像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与八元八凯相比，而且流于四凶而不自知。难道不可悲哀吗？难道不可悲哀吗？

通论上

姚莹

想要成就天下的大事，建立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这不是一两个迂腐曲折的人所能知道的。孔子的话说，说话一定要守信，行动一定要果断，除了这样不能成为君子。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友爱，除了这样不能成为完人。圣人的意思，难道不希望天下人人都不失言，不失行，而称誉的美好，洋溢在乡国，把这作为太平的最高准则吗？如果真的使天

译下等人人都能像这样，这就足够了。然而形势却不允许。天下的治乱是有其产生根源的。变乱尚未显露时，只有圣人能消除其细微的征兆；事势已经明显时，通达的人才能建立功名。士人有了功名，是天下不幸的事。言行称誉，是圣人用来教化天下的方法。天下幸运地安定，人们服从我的教化；不幸一旦有事，愚笨的人迫于饥寒，相继成为盗贼，英雄豪杰并起，这时他们只争智力体力都来不及，却拘泥于言行称誉的说法，想要以此安定天下，谁会听信呢？圣人难道不考虑古今的常规与变通而统括论述吗？这是不能不权衡权势缓急的。天下的百姓极其不齐一。燕赵的百姓深沉而刚劲，齐鲁的百姓质朴而勇猛，秦晋的百姓吝啬而强悍，吴越的百姓贪婪而轻捷，闽粤的百姓凶狠而愚昧，这是当地风气使然。其中必定有才智出众、桀骜不驯的人，往来勾结，自相争雄，这是奸民中的尤甚者，国家的巨恶。不铲除诛杀他们，固然无法治理。然而又怎能全部诛杀呢？况且天下的百姓，那些安分守己、自我安定的，大多质朴无知，仅仅被人役使罢了。如果稍有技能，就不免有过分的期望。何况山川的精气，偶尔有所凝聚，这些人既然拥有异于常人的才能、非凡的志向，大多自视高贵而轻视他人。幸运地有职业赖以生存，固然不用说；一旦失去职位，他们能俯首帖耳，安于贫贱而无所作为吗？天下的祸患，常发生在被忽视的地方。朝廷安宁，四夷归顺，而且君主聪明，谨守祖法，勤于政事，大臣早晚恭敬谨慎，以求无过，非常安定。这时天下即使有奇才，也不敢倡导高论，轻易议论时事。智者无处施展谋略，勇者无处施展力量，举世都认为是太平了。而非常的祸患就潜伏在其中。为什么呢？奇才智勇不会凭空产生，不能为国家所用，他们将在天下自行显露。我担心他们放荡恣意，将伺机生事。况且世人所谓的太平，果真能使风俗不浇薄，人心朴实厚道，忠正之臣充满朝廷，府库充实，四季没有水旱灾害的警戒，海内没有战争劳役吗？是不能的。这几项中有一项不然，就足以成为大患。何况防备的人还沿袭旧例，不把人才当作急务，我深深为执政者惋惜。有人说：“后世选拔人才的途径很广了。科举取士，博学鸿词取士，馆职吏员取士，乃至捐纳取士，提拔的人很多，却常有无人可用的感叹，难道是执政者的过错吗？”我说不是这样。提拔的方法，应该有固定的规格，以杜绝奔竞之门；甄别选拔的途径必须有特殊的科目，以收揽非凡之用。上述几种方法，可以得到寻常之士。至于奇才智勇，怀抱非凡谋略的人，难道会从事于此吗？即使这几种方法中有这样的人，用科条责罚他们，用名实考核他们，刻板的方法，足以束缚人。他们所怀抱的志向很大，区区之法不足以让他们显露才能，只有逃跑离去罢了。何况那些穷愁失意，放浪于风尘湖海之中，郁郁不得志的人，又哪里知道有多少呢？从前东晋时期，王导、谢安等公卿，立志中兴，却不能得到王猛，苻坚得到了他，于是称霸中原。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当政，贤才全部登用，却不能任用张元、吴昊，西夏人任用了他们，最终成为西边的祸患。评论的人无不惋惜他们把人才资助给敌人。把人才资助给敌人，比把军队借给敌人、把土地送给敌人更严重。如果网罗并任用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人才，为什么让他们帮助敌人呢？王导、谢安、韩琦、范仲淹等公卿，难道智虑达不到这一点，却最终失去人才吗？是拘泥于旧有的成见，忽视眼前的耳目之故。拥有雄才绝智，怀抱济世之才的人，这类人大多斤斤计较于言行称誉之间。有所不为才可以有所为，放下小的才可以看见大的。举世不觉而独自言之的人，必定有观察时势的见识；举世共趋而独自不顾的人，必定有长远的谋略。接见这些人，考察他们的议论，不要用资历资格来拘束，不要用毁誉来迷惑听闻，这在于执政者的鉴识选择了。心胸阔大的人大多疏略，深沉坚毅的人大多简略，高明的人大多傲慢，英迈的人大多奇特。观察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美德就可见了。至于谨言慎行，与众人随波逐流，难道是对国士的期望吗？唉，二三大臣执政，正值国家安定之时，预先考虑未然的祸患，诚心实意，寻求材智绝特、通达有为，像王景略那样的人，举荐任用他们，以济当世的事务，又有什么不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呢？却仅仅束身免过，不先天下而忧虑，既没有知人之明，又多有忌讳，坐视奇才绝识，沉沦困顿，无法自我效命。古今以来，忠正明达、以身任天下的人，尚且失去人才，更何况那些未必像王导、谢安、韩琦、范仲范等公卿的人呢？

译通论下

姚莹

天下积存的形势如此沉重。对人才的需求又如此急切。然而却说人才难得、人才难得的人，难道是想让天下没有作为吗？舟车，是用来在水陆通行的。推想古代的通行方式与今天没有不同，那么舟车作为器具是一样的。谷物和丝织品，是用来解决饥饿和寒冷的。推想古代的衣食与今天没有不同，那么谷物和丝织品作为物品是一样的。而人，是上天最珍爱的。推想上天对人的爱护与今天没有不同，天下并不因为古今不同而改变舟车、谷物、丝织品的产生，唯独对于人才，直到今天还吝惜不给予，这难道是上天的本意吗？所以上天生出人才，古今是相同的；而人才有无，古今不同的原因，并不是没有人才。当今使用人才的人，不如他们使用舟车、谷物、丝织品那样用心。古代的舟车，只要能通行就行了。而今天却是朱红色的车轮、华丽的车毂，白天像鹢鸟飞翔、野鸭游水，今天的奢华程度是古代的十倍。古代的谷物丝织品，只要能穿衣吃饭就行了。而今天却是云罗雾縠、海市山错般的珍奇，今天的富丽程度是古代的十倍。至于人才，却只求过得去罢了。提拔一个人，只凭私情。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那样冷漠。罢黜一个人，只凭憎恶。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阻碍贤路，好像从未见过一样。为什么爱惜人才不如爱惜舟车、谷物、丝织品呢？那些人在看待天下时，必定认为没有像通行和衣食那样迫切的事情。所以人一定是饿了才寻求食物，谷物到了，进而追求精细，这样山海的珍奇就聚集了。人一定是冷了才寻求衣服，丝织品到了，进而追求美观，这样锦绣的装饰就完备了。人一定是有志于天下才寻求贤士，人才到了，进而追求恳切，这样杰出伟大的人士就出现了。现在那些生来就自命不凡的人，是上等圣人的资质。需要等待时机才能成就大业的人，是识时务的豪杰。想要建立天地间的正道，确立百姓的根本，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开辟未来，统摄百代的纲纪，这确实是间气所钟，不能每世都出现。至于豪杰之士，慷慨激昂地关注时务，奋发有为，则常常可以看到。只是这些人不能没有凭借来成就事业，大都有短处拖累名声。从前管仲曾经侍奉公子纠，卑弱无能，没有名声，一战就被囚禁。等到桓公任用他，于是匡正天下成就霸业，这是因为桓公有霸主的志向，管仲凭借它成就了功业。韩信、陈平曾经侍奉项羽，地位低下俸禄微薄，言论不被采纳。等到跟随高祖，采用他们的计谋，最终灭亡了项氏，这是因为高祖有明君的资质，韩信、陈平凭借它发挥了作用。魏征曾经侍奉太子建成，不能直言极谏来成就君主的德行。等到侍奉太宗，极力陈述王道，贞观政治，于是几乎达到成康之治，这是因为太宗有采纳劝谏、进用善言的智慧，魏征凭借它竭尽了忠诚。所以说，有不被赏识的君主，没有不被任用的贤士。假使这几个人没有遇到他们的君主，即使怀抱奇才异能，也会和草木一样腐朽。而得以际遇三位君主，被驱策效力，于是辅佐成就如此大业，难道不美好吗？君主是风，大臣是传播风声的人，士人是等待风吹倒的草木。上级用功名要求士人，士人就会以功名显赫。上级用气节期望士人，士人就会以气节著称。上级用利禄像奴役一样役使士人，士人就会以圆滑平庸终老。所以说，观察世道的治乱，要看所进用的人。下面有潜伏的人才，上面没有显赫的节操。古代的大臣不侵扰琐碎的职责，致力于进用贤才。所以虞期听到樊姬的话就退位，史鱼因为伯玉不被任用而尸谏，这都是不荒废官职的人。况且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周公、召公的贤能，不掩盖姜太公的功绩。孔子称赞管仲说“如其仁”，不责备他未能殉死，而把自缢于沟渠视为匹夫的狭隘信义，这是圣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观察时务的急迫，不废弃人才而毁掉他们的功业。伊尹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孟子称他为圣人的任者。后来的儒者评论他，不认为他是反复无常的臣子吗？评论人像孔子、孟子，可以折中天下的标准了。现在习惯圆滑的节操，而忘记震惊世人的功业；沿袭贪婪的常态，而缺乏通晓时务的见识；只是用议论互相标榜，不探究实用。一听到不同的言论，就摇手咋舌，认为多事。这是坐视大厦倾斜，而不敢更换栋梁。而他们却说没有人才。夏商周三代以后，士人没有伯夷、叔齐的品行，儒者没有孔子、颜回的声誉，一点善行尚未彰显，短处已经共同显露。说没有人才，不也是应该的吗？用人和衡量人，不可同日而语。衡量人，推究其心志和所做的事，始终核量，以确定其贤否，目的是阐明道义，并非苛责于人。如果用人的话，大小看其器量，长短看其才能，观察其功效不苛求其过程，计算其功劳不计较其外表，以才用才，不以法用才。我没见过较轛轐不适合车，舲舴舠不适合船的情况。唉，三代以上，日夜寻求人才；汉唐英明的君主，也说驾驭人才，没听说有人才难得的感叹。到了末世，阿谀的臣子依仗宠幸，嫉妒的人尤其多，于是愚弄君主说天下没有人才，君主也日渐看到左右的人平庸无能，于是认为当时的人士不过如此。唉，那些一朝遇合，如云蒸龙变而兴起的人，难道不都是草野之士吗？我听说汉唐兴起时，还有进用贤才受赏、遮蔽贤才受戮的情况。后来的史册记载，就听不到了。所以详细论述，作为对有进用人才责任者的警戒。

因时论一论用人

吴铤

恭俭的名声很美好，巧用它就会变成鄙陋吝啬。忠厚的名声很美好，巧用它就会变成纵容松弛。醇谨的名声很美好，巧用它就会变成懦弱顺从。君主不了解人，而臣

译都修饰品行来雕琢自己。修饰品行来雕琢自己，而臣子的情意却不真实。臣子的情意不真实，而朝廷之上就空虚没有人才了。这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才，而是君主与人交往互相欺骗而自己却不知道。掩盖他们的不善来彰显他们的善，时间久了，善的就彰显而不善的就隐藏了。窃取近似的东西来冒充真正的东西，时间久了，真正的就被冒充而近似的就泯灭了。问他们的名号，就说他们是恭俭、忠厚、醇谨；考察他们的实际，却是鄙吝、纵弛、巽耎。这就是人品不端正的原因，也是朝廷空虚没有人才的原因。推究其缘故，有三点：臣子想要迎合君主来求得宠幸，所以用小忠小信来结交自己。君主因此喜爱他们，必定会用事情来欺骗君主，那么群臣就能控制君主了。这就叫做用事情互相欺骗。用事情互相欺骗，而欺诈虚伪之徒就进用了。臣子想要对君主有所进言，却担心君主不相信，隐藏事情而假借其他缘故，来达成他们不说的目的。君主不知道而相信他们，那么言路被堵塞而受到挟制。这就叫做用言语互相欺骗。用言语互相欺骗，而游说之徒就进用了。君主喜好大功来自我夸耀，那么做臣子的就凭借小功而加以增饰。积累微小成为巨大，积累除去成为倍增。君主从而夸耀他们的功劳，那么功劳就不符合名声，危害比有功还严重。这就叫做用功劳互相欺骗。用功劳互相欺骗，而贪功冒能之徒就进用了。臣子凭借这三种欺骗的手段，又假借恭俭、忠厚、醇谨的名号作为主导，君主怎么能知道呢？君主不知道而宠幸他们，所以能控制国家。臣子都畏惧他们的威势，不敢有所进言。这就是人品不端正的原因，也是朝廷空虚没有人才的原因然而还有其根本原因，就是与君主有相同的爱憎。爱憎相同，那么君主所喜欢的，我就跟着肯定；君主所厌恶的，我就跟着否定。君主心意所向，即使有罪也不诛杀；君主所憎恶的，即使是贵近元勋也必定触犯。君主乐于他们顺从自己而没有违背的，于是因此信任他们。由此而施行那三种欺骗的手段，君主就用以前的言语，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深信而不怀疑，而自己不知道他们的言语是欺骗。即使有忠直之士，不畏惧他们的威势，而在君主面前直言，也无可奈何。这就是人品不端正的原因，也是朝廷空虚没有人才的原因那么将用什么来矫正呢？回答说在于知人罢了。《尚书》说：“能知人就是明智，只有帝王觉得这很难。”知人尚且为帝王所难，何况中等资质的君主呢？君主用人，怎么能全部举荐贤者而任用他们呢？那么就不能不有所选择。选择既已精当，然后按照所了解的去任用他们就可以了。由此用赏罚来辅助知人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韩非子说：“大凡做臣子的，有罪本来不想被诛杀，没有功劳的都想要尊贵显赫。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施加于没有功劳的人，而诛杀必定针对有罪的人。”君主担心知人有所未尽，因而确定赏罚来参考。有功劳就赏赐，有罪就惩罚。功劳大而罪过小就赏赐，赏赐他的功劳而不计较他的罪过。功劳小而罪过大就惩罚，惩罚他的罪过而兼计他的功劳。功劳和罪过相当的不论处。这样，那么赏罚就分明，而用人的道理就完备了。

译知人论

陈尔干

现在抓一个人问他说：“你愿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使用没有缺乏吗？”他一定会说：“愿意。”“你愿意权势地位崇高，声名显赫吗？”他一定会说：“愿意。”勤奋自身、节约用度，是致富的方法；笃实行事、磨砺节操，是得贵的途径；致力于外表好看，费用没有节制，是走向贫困的道路；奔走于权贵之门，谄媚侮辱没有羞耻，是招致卑贱的计谋。所以得到富贵的人，他们的常态似乎像贫贱；所以得到贫贱的人，他们的面貌常常像富贵。因此往往看不清贫贱的实际祸害，去追求富贵的虚名；而艳羡富贵的虚名，又无不招致贫贱的实际祸害。前面的车已经翻了，后面的车却不引以为戒；前人已经走了，却倒退着走想追上。世俗的人难以醒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现在谈论治理天下的人，也都知道治理的方法了。百姓众多，四海广阔，知道不能独自治理，一定会说应当任用人才。贤能的人难道会自认为贤能，不贤的人难道会自认为不贤吗？知道不能凭外貌来选取，一定会说应当了解人。如果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出现，这话难道容易做到吗？然而从古至今，即使是柔弱昏暗的人，没有不知道应当了解人的，也没有不谋求了解人的方法的。可是追求得越精细，得到的越违背常理；坚持得越用力，祸患越深重。到了罪责无可归咎的地步，便说了解人的明察不可学习。唉，这也太过分了。

所谓了解人的明察不可学习，并不是说像师旷之于听觉灵敏、公输般之于技艺精巧那样吗？如果真的认为精巧必定是公输般，听觉灵敏必定是师旷，了解人必定是尧舜，那么世上的君主将会更加艳羡他们的名声了。公输般不是每代都出现，天下何曾废弃工匠？师旷不是每代都出现，天下何曾废弃音乐？拿着墨线削着墨斗，制成器物而适用，不是公输般却像公输般一样；遵循声音依据咏唱，配合音律而成文章，不是师旷却像师旷一样。

因此，勤奋自身、节约用度，即使不能致富，也可以避免贫困；而且他不担忧匮乏的快乐，与富人相同。笃实行事、磨砺节操，即使不能得贵，也可以不卑贱；而且他远离耻辱的快乐，与贵人相同。广泛咨询，核实名实，不固执成见，不忌讳过错，起初难道有睿智的赞誉吗？而天下的贤能之士，踊跃地愿意施展才能；天下的中等人才，勤勉地想要减少过错。各种职务怎么会不兴盛？各项功业怎么会不繁荣？内外治安，上下和乐，尧舜的时代，有什么不同的呢？起初不见赫赫的名声，而天下已经沐浴实惠；既然得到了实惠，就不得不归予名声。古代善于治理的人，大概都采用这种方法吧。

至于艳羡了解人的美名，而不虚心去探求那些接近的方法，唐德宗、宋神宗就是这样的。唐德宗有一个陆贽不能任用，却寄托小人为耳目，窥探朝廷大臣的隐秘，意图让人惊讶于他的独到见解。而倾险之徒，如裴延龄之类得以乘虚而入。宋神宗得到王安石，认为就像先主之于诸葛亮，苻坚之于王猛一样。所以即使司马光、范纯仁等贤臣，列上奏疏争辩也不为所动。这并不是不知道依靠自己不如依靠他人，实在是担心拿着墨线削着墨斗，与平庸的工匠没有区别，于是毁坏规矩去学习公输般；遵循声音依据咏唱，与乐工没有区别，于是抛弃律吕去学习师旷。他们追求治理却得到混乱，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唉，天下后世的人只是议论成败罢了。致力于外表好看，竭尽干涸没有接续，昔日的豪奢还在眼前，天下认为这是贫还是富？奔走于权贵之门，身名俱败，前日的气焰炙手可热，天下认为这是贱还是贵？唐德宗的猜忌，宋神宗的固执，起初也是希望万一成功，后世认为这是明察还是昏暗？贤明的君主知道是这样，所以他们用人时，向卿士咨询谋划，从百姓那里采集歌谣，勤于召见对答以探求他们的蕴藏，积累岁月以观察他们的安定。好像战战兢兢不敢说自己能相士一样。既然知道他的长处而任用他了，过了一段时间必定自己审视说：这个人对于事务，真的胜任了吗？我所任用的，真的是人才吗？好像战战兢兢不敢认为以前的看法没有错误一样。我认为是对的，而臣民认为是错的；一两个大臣认为是错的，而臣民百姓认为是对的，那么未必我的见解，真的胜过臣民；也未必一两个大臣的见解，真的胜过群臣百姓。暂且顺从众人以观察后来的效果。

《尚书》说：“引导了解真诚谨慎于九德的实行。”又说：“就能安处他，能推演他。”这不是广泛咨询的意思吗？又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罢免提升幽暗明察之人。”这不是核实名实的意思吗？又说：“考察众人，舍弃自己顺从他人。”这不是不固执成见不忌讳过错的意思吗？唐虞三代，是天下最兴盛的王，而任人的方法，不过如此。所以说，没有公输般却不妨害工匠，是因为有规矩；遵守规矩的人，接近于精巧。没有师旷却不妨害音乐，是因为有律吕；遵循律吕的人，接近于听觉灵敏。没有尧舜禹汤文武却不妨害治理，是因为有实政；不艳羡虚名而务实政的人，接近于睿智。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

又听说，孔子说：“为政在于人，选取人在于自身。”又说：“想要了解人不可以不了解天。”君主不修身穷理，而谋求了解人的方法，就像追求富贵的人不勤奋自身而只谋求节约用度，不笃实行事而只知道磨砺节操，那么也没有得到的道理。而豪华子弟、趋附之徒，又跟着嘲笑他的落后了。

论知人

龙启瑞

凡是所谓了解人的困难，失之于昏暗的人占十分之七，失之于自满的人占十分之三。昏暗的人在心里贸然行事

译不贤的人庆幸事情是这样，而君子反而可以没有遗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只有那些自认为有识人之明的人，求才太急切，用人太随意。求才太急切，就不能全面了解人的真情与虚伪；用人太随意，就会因为形势紧迫而来不及仔细选择。因此，小人可以模仿迎合以求得投合，而君子或许会因耻于夹杂在那些虚伪的表象之间以求进身。世上确实有穿着粗劣衣服、吃着简单食物而被看作廉洁的，声音柔和、态度谦卑而被看作恭敬的，行为规矩、步伐端正而被看作谨慎的。圣人虽然知道廉洁、恭敬、谨慎的道理并不完全体现在这些外表上，但不得不从这些方面去考察，是因为我掌握着常规的标准，而等待人们以变化的表现来回应罢了。如果一定要认为穿破衣吃粗食就是廉洁，那么衣衫褴褛的穷人就符合了；如果一定要认为声音柔和态度谦卑就是恭敬，那么逢迎谄媚的人就冒充了；如果一定要认为行为规矩步伐端正就是谨慎，那么懦弱顺从的人就依托于此了。而且他们的弊端不止于此，还将举天下之人，只让他们顺从我的意志。倘若这些人实际上并不如此，反而认为他们与我相违背而排斥他们，这就像寻求美玉却把燕石当作珍宝一样。人们喜好虚伪真是到了极点啊！只看外表而不考察内心，遵循名声而不探究其内心是否安适，只把与众不同当作贤能，只把与自己相似当作可贵。等到这些人没有成效时，却说：“我本来就是用常理去考察他们的，怎么知道他们用虚伪来试探我呢？”即使我确实不能没有失误，但因此可以招致贤士。唉！接受别人的虚伪并以此为乐，就一定会误了天下的大事，却还安然处之。人们看到那些虚伪的人被接纳而得以进身，而败坏事情又不该处以重罚，那么又何必乐于每天做那些真诚的事而自找苦吃呢？那么识人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不偏袒私情，不被私心蒙蔽。凡是迎合我意思而来的人，都要详细考察，使他们无法逃避，那么我的真正聪明才智就显现出来了。而对于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时常考察他们的贤能并加以提拔，大概我所坚守的原则就不会失去常规，而选拔人才的方法也不会显得狭隘了。

译论取人

龙启瑞

渔夫在江湖中撒下渔网，目的是要捕到鱼。但真正能捕到鱼的，并不在于渔网本身。猎人在沼泽中张开捕兽网，目的是要捕获禽兽。但真正能捕获禽兽的，并不在于捕兽网本身。农夫在泥泞中备好农具，目的是要收获谷物。但真正能收获谷物的，并不在于农具本身。现在如果撤去渔网却要求渔夫捕鱼，撤去捕兽网却要求猎人捕兽，丢弃农具却要求农夫耕种，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因此就依赖这三样工具，认为它们已经穷尽了获取猎物的全部本领，那就是荒谬的了。可惜啊，世上那些用人的人，手里握着可以获取人才的工具，但其用心，却比山野田间的人还要低下。天下的人才众多，我开辟多条途径去寻求他们，即使有极其深奥的人才，也不能舍弃我的方法而逃避。如果再放宽选拔的标准，接近于能选拔出一半人才的方法，那么不被我网罗的人才就很少了。但最终的结果是，寻求人才的人心中迷茫，响应的人目光闪烁，上下双方常常怀着彼此不能相遇的忧虑，而期望符合那渺茫不可知的定数。侥幸相遇，就像飞蓬在太空中偶然相逢，回波在大泽中偶然交汇罢了。否则，穿着粗布衣服、吃着豆叶，老死在田间的人，大概数不胜数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只依赖制度而在其中没有精微的意旨，下面的人也只是用名声来应付，上面的人失去了权变而无所依靠的缘故吗？有人会说，现在的人不如古人了。如果恢复举荐贤良的制度，就担心欺诈虚伪互相蒙蔽；如果恢复中正九品官制的条例，就担心爱憎失实；如果恢复寻访隐士的惯例，就担心虚名全是窃取。用人者万不得已，姑且通过声律对偶来考察他们的广博，通过经义帖括来检验他们的专精，通过论说策问来观察他们的辩才。又为他们糊名易书，严禁请托。把天下所有用来防止弊端的方法，用在选拔人才上，占了十分之七八。而士人中亲身践行仁义、言行符合尧舜之道的人，也往往从中出现。现在士人的数量，与农工商贾的数量，是相互增减的。而成为士人的人，能参与科举考试和不能参与的，又是相互对应的。天下虽然衰败，未曾没有士人；士人虽然鄙陋，未曾没有科举。那么进而参与这个选拔的人，就像天道有寒暑往来，地道有山泽高下，人道有贫富寿夭一样，听任那一定不移和万有不齐的定数，而不能掌握理之所必然的规律。人们看到士人平常学习的技艺和获取功名的方法，如此平常而没有值得奇怪的，那么他们对待士人必定轻视。人们轻视士人，而士人自我对待也就不能庄重。这就是即使聚集市井之人而选拔其中的俊才，抓住路人而授予官职，他们的忠信本质、明察作用，也将掩盖士人而超过他们。所不能的，只是文字声韵、礼仪周旋这些末节罢了。那些能文字声韵、礼仪周旋的人，本来不足以治理国家；而治理国家的人，或许连这些也不擅长，那么与先前所说的市井之人和路人有什么区别呢？还说豪杰不世出的才能往往出自其中，这是因为后世选拔人才的途径太狭窄，而标准又太宽泛。狭窄就不能不遵循，宽泛就尝试去做。而即使这样，并不是科举能造就豪杰之士，而是豪杰之士有时偶然出自科举罢了。先王的道理，不依赖人的自然状态，而依赖我有方法去引导；不依赖天与人的偶然相遇，而依赖我用人有可以维持天道的方法。现在三代的制度已经不可用，魏晋的制度又滋长虚伪而不可行。那么从唐朝直到今天，后世君王长期实行、不得不如此的做法，也只是说建立制度贵在顺应时势，而利益不到十倍就不改变法度罢了。圣人之所以重视祭祀用的活羊，是说羊存在而礼制可以恢复。如果不谋求一天之内恢复礼制，而兢兢业业地用一只羊来从事，那么天下人必将指着羊认为是礼，最终废弃礼制而使用羊。后世人才的得失，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为现在打算，科举既然不可废除，那么不如严格选拔以保存其真实，使天下的人，对做官不可侥幸感到畏惧，而稍微破除固定的格式，以等待奇杰之士。又将其繁琐细密、文而不实的东西，归于顺应时势致用，而不取其浮华。那么人们都知道我使用法度的用意，而不只是崇尚法度本身。在位者的好恶，是用来显示一时的趋向，而形成一代的风俗的。何况是取舍人才这样的大事呢？未曾以精微的意旨关注它，而只依赖我的法度，我担心巨大的鱼和奇异的兽最终逃入山林湖海，而在荒芜秽杂的旁边，优良的禾苗也将无法种植。

论用人

龙启瑞

大凡现在治理家庭的人，妻子主持饮食，子弟经营生计，妾侍从事纺织，仆役督促耕种送饭，而家事得以治理。如果让其中一人更换他的职业，就不行了。对于身体也是如此。耳朵眼睛主管视听，所以万物没有不应答的；口主管饮食，所以味道没有不能分辨的；手能运动，所以重物可以举起；脚能行走，所以远方可以到达。如果让一个器官或骨骼更换它的功用，也不行。治理天下就像治理身体一样，任用天下的人就像任用家人一样。然而有做不到的，是因为内部失去了权变而外部有所遮蔽。人的行为能力相差悬殊，不仅仅是智慧愚笨、贤良不肖的区别。即使是智慧与智慧、贤良与贤良之间，他们所接受的禀赋也有不同。小智慧与大智慧、小贤良与大贤良，他们所处的位置也有适宜与不适宜的区别。圣王的

译治理天下没有别的诀窍。就是依靠天下人的才能来处理天下人的事务。让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而君主自己则不掺杂私心罢了。禹能够光大帝舜的功业，所以让他担任百官之长。弃擅长耕种，所以让他主管农业。契通晓礼义谦让，所以让他教化百姓。皋陶擅长刑罚，所以让他担任司法官。伯益善于驯养鸟兽，所以让他担任山林川泽之官。这五位大臣，都是圣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但舜却分别任命他们担任不同的职务，是因为人各有专长。如果舍弃他们的长处而任用他们，那么这五位大臣也不能实现唐尧虞舜那样的治世，何况那些才能不如他们的人呢？况且自古以来的天下，本来就没有一天是没有人才的。现在把甲能办理的事情，让乙去处理，这是乙违背了他的用途，而甲也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不得已又让丙占据甲的位置，那么违背其用途的士人就多了。等到事情办不好，必定要全部更换所有人员。这样之后，有才能和无才能的人混杂着被提拔，而有才能的人反而可能被无才能的人所误导。于是天下才开始出现缺乏人才的祸患。君主经营天下，就像工匠建造房屋一样。大的做柱子，次一点的做房梁，再小一点的做斗拱。柱子与柱子相互对齐，然后才能得到平衡。房梁与房梁相互校准，然后才能得到端正。斗拱与斗拱相互排列，然后才能得到均匀。如果用奔走效劳的人才，却让他占据三公九卿的高位，这是柱子没有得到平衡。用坐镇镇守的人，却要求他承担艰难的任务，这是房梁没有得到端正。用直言进谏的人，却把他放在牧养百姓的位置，这是斗拱没有得到均匀。这不需要等到风雨飘摇，就已经有岌岌可危、撑不过一天的态势了。圣人知道天下不能靠频繁更换人来治理，所以选拔人才的范围很宽泛，辨别人才的标准很严格。使每个人的长短优劣，一目了然，都有不容欺骗的衡量标准。因此，上级对下级的期望不曾过分，而下级对上级的回报也不曾困难。伊尹、周公、召公，是不挑地方就出生的人。如果安置他们在合适的职位，任用他们充分发挥才能，那么现在的人中有能像伊尹、吕尚、周公、召公那样的人。共工、驩兜，也是不挑时代就存在的人。如果压制他们使他们没有晋升的阶梯，阻碍他们使他们没有权势，即使有共工、驩兜这样的人，也将没有办法显露自己。至于中等才能的士人，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位置，并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自我奋发，那么天下的人才，哪里会穷尽呢？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是担心没有人，而是担心不善用人。人家即使衰微，也没有舍弃自己的子孙媳妇而依靠邻居来维持生活的。人身即使极其虚弱，也没有舍弃自己的身体而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变强的。关键在于我家所有的人和自身具备的东西，让他们各自从事自己的事务，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没有不顺畅的。那么这难道没有根本吗？回答说：在于心中掌握权柄罢了。

译论得人

龙启瑞

自古以来，极难治理的时代，如果不是大逆无道的国家，被上天所抛弃而不可宽恕的，那么上天必定会生出几个人来维持其败坏的局面，使君主幸运地从众人中提拔他们，授予他们将相的职位，总揽大权，独断专行，然后他们的志向得以施行，国家得以安定。如果不幸沉沦埋没，或者被谗臣的言论阻隔，不能得到重用，那么这些人就被废弃，而天下的事情也就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所以，顺应时势而产生人才，这是上天的安排；生出了人才必定要任用，任用了必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是人的作为。汉朝有吕后的祸乱，因而得到了陈平、周勃；晋朝有东晋的困境，因而得到了王导、谢安；唐朝有开元的盛世，因而得到了姚崇、宋璟；又有灵武的中兴，因而得到了李泌；宋朝有契丹的争端，因而得到了寇准。这几位公卿，起初也和普通人一样。如果世上的君主不了解他们，大权不归属于他们，他们将默默退隐到清闲的地方而不加忧虑，怎么能制定国家的计策而成就大业呢？现在有人在江湖上遇到大风，同船的人惊慌失措，有人急忙为他转动舵柄，慢慢整理桅杆和帆，船才得以渡过。这一定是出于平时所蓄养的撑篙划船的人无疑。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能否渡过就不知道了。天下的士人很多，那些具有超过常人的才能，足以担当非常之事的人，并不缺乏。先王知道不能不预先培养他们，所以严格他们的标准来选拔他们，开辟多条途径来等待他们，使有志向、想表现自己的士人，不能不全部出自我的方法之中。只是不曾用规矩法度束缚他们，使他们消磨掉果敢坚毅、刚直的气概，那么在紧急关头，就有可以依靠的人了。人没有穿丝绸、吃粮食而不生病的。身体向来健康，那么受到的疾病就越不可预测；没有病痛的日子越久，那么导致祸患的地方就越深。不如在无事的时候，急忙寻找良医和药物，等到临时，又习惯于旧常，迟疑而不敢用药，等到后悔时，就来不及了。幸好没有达到万难措手的地步，那么一定有能够斡旋匡救的人。上天的意旨没有常定，只看君主任用或舍弃人才来开启治乱的局面罢了。唉，能不慎重吗？有人说，天下太平已久，人人都习惯于浮靡，而不能自我振奋，所以有时想要任用他们，却常常担心没有人才。人才与不人才哪有定论呢？只看任用他们的人怎么样罢了。不曾任用他们，就说上天确实生出了不才的人，那么我不敢相信。

广议

王柏心

天下怀抱忠爱，发誓刚直，感激而不顾其他的人，是山林中敦厚朴实的士人。汉唐时代，设置了台谏官，又设置了博士议郎，又设立了直言极谏科，都是为了招徕山林中敦厚朴实的士人。或者遇到君主德行有缺失，或者遇到时政有弊端，博士议郎及应诏的士人，都可以上密封奏章，伏在宫阙前冒犯君主的威严。他们言辞激烈，往往使天子变色，宰相避席。难道是那时的士人特别敢说话吗？提拔特别优秀的人来振奋士气，容纳极其广泛来开辟途径，起用新进之人就没有牵恋顾忌的私心，由特别通达的人就没有门户党援的习气，这就是士人乐于陈述刚直言论，而前世常常收到成效的原因。况且朝廷设置官职，只有宰相和谏臣不能用资历。宰相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不是道德足以经邦济世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在于君主慎重选择罢了。用资历来任用，那么宰相的地位就轻了。谏臣的职责在于纠正过失，与其通晓敏捷，不如刚直；与其华丽善辩，不如正直敢言。由资历任职，那么正气就会消磨，必定多有瞻徇私情，必定结党营私，弹劾有所避讳，攻讦有所私心，提出建议的人，只关注条文的细微之处罢了，宫廷的正论，就没有听说过了。纠举讥讽的人，只关注吏事的长短罢了，利害的大端，就不能涉及了。如果侥幸没有过错，慢慢等待升迁罢了。人情谁愿意舍弃坐享其成的效果，而蹈入不可预测的危害呢？如果真像博士议郎那样能够应诏上封事，那么应该没有这种弊端。为什么呢？在朝任职尚浅，爵位尚卑，有感激之心，没有邪曲之气，和由资历担任谏官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议论的人说，山林之士，拘泥于古法，违背于今世，说的话未必可行，做的事未必有利，何必用这些喋喋不休的人呢？回答说，世上不曾没有贾谊、陆贽这样的人。才能像这两个人，还说他们拘泥于古法而违背于今世吗？君主如果真的有意于山林中敦厚朴实的士人，用他们的言论来考察，不可采纳的就罢免遣散，那些议论通达政体，忠诚恳切结于丹心的人，安置在博士议郎的职位，使他们更加熟悉时事。如果在职位上只是唯唯诺诺，就不能升迁。考察他们谋略英明，志向在于献替的人，提拔他们担任台谏，激励劝勉而任用他们，那么本来就是执政的人才。太阿剑能陆地上斩断犀象，水中截断大鸟，是因为锋刃锋利。鹰隼能排开疾风而上飞，撇开层云而下击，是因为翅膀强劲。把它装在匣子里悬挂起来，或者拴住它，就没有割断搏击的用处了。现在封驳的制度，很久在门下省和中书省废除了。当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宰相时，必定没有过分的举动。假使万一有，言官上章争辩，已经晚了。哪里比得上博士议郎事先发表议论更好呢？

激浊扬清论

邹鸣鹤

听说赏罚的途径混淆，然后清浊的名分确立。清浊的名分确立，然后激浊扬清的事情兴起。如果举世喧哗地说，谁是清流，谁是浊流，这难道是盛德的事情吗？从前唐虞时代有四凶，四凶

译都是浊流罢了。然而共工、伯鲧这些人，与四十二位牧官同朝为官，没听说他们互相攻击，反而大家一致推荐他们，尧也暂且试用他们。试用后没有成效，这才最终诛杀他们。在试用时，天下人不议论他用人过滥；等到诛杀时，天下人也不认为他刑罚苛刻。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赏罚完全秉持公正，清浊不分辨而自然分明。夏商周三代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赏罚的权柄，大多出自君主身边奸佞宠幸之人的手中。平庸之人、无知小子，把持权位。有人因为极细微、疑似的过错，牵连几十人被捕，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清流。于是忠诚与怨恨的情感，不得不向志同道合的人表白，通过诗歌来传达。君主听说了，恨意更加切齿，于是开始大规模搜捕株连党羽，企图将各位君子一网打尽。打击越是厉害，义愤越是激烈。有人因为私下拜见一次就断绝交往，有人因为立朝为官没有过错却感到深深的耻辱。于是清与浊的界限，就明显得像泾水和渭水那样不相混合。像汉代的八顾、八厨等党人，唐代的白马驿之难中的朝臣，宋代的元祐党籍、太学六君子，明代的东林党、复社，都是如此。人如果不仁，憎恶太过分，孔子称之为祸乱的开始。假如在历代党祸的时候，有孔子在中间维持，必定更有宏大中正、不磨不黑的景象。像范纯仁以恕道调停的说法，大概也是君子所采纳的吧。然而我认为，激浊扬清，是君子的不幸，却是国家的大幸。因为小人对于天命国法，两方面都不畏惧，却不能不畏惧士大夫的清议。就像魏忠贤权势倾覆一世，地方官员都恐惧屈服，而非常之谋不敢最终发动，只是因为几十个正直的人还在罢了。当气数将尽、时局危急，其他都不可依赖，而各位君子能以风骨镇守，以言辞抗争，他们所维系的重要性难道轻微吗？况且义声所树立，让天下游移观望的人，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清，哪些是浊。稍微懂得自爱的人，就不会投身于腥臭的市场。这样激浊，浊流就开始孤立；扬清，清流就愈发兴盛。所以说这是国家的幸运。总之，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就不议论；天下政治昏暗，党祸就愈发炽烈。三代以上，并非没有清浊，清不需要去扬，浊不需要去激。三代以下，并非故意区分清浊，不激浊，浊就会混淆清；不扬清，清就难以抵挡浊。《春秋》褒贬的体例，含蓄而显明，记载而隐晦，详尽而不污浊，大概就得到了激浊扬清的正道吧。

译魏文侯论

张履

天下有具备道德的士人，也有享有爵位俸禄的士人。享有爵位俸禄的士人，与道德无关；具备道德的士人，也不假借爵位俸禄。然而推究古代圣王设立爵位俸禄的本意，原本就是要用来对待天下有道德的士人，而享有爵位俸禄的士人并不在其中。而所谓有道德的士人，却又常常辞去爵位俸禄而离去。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洞察了君主看待爵位俸禄的心态，实在觉得这种心态让人无法安身一日，而不是为了以此显示清高。所以君主想要得到天下的士人，必须先谨慎自己看待爵位俸禄的心态。魏文侯对翟璜说的话真是奇怪啊。文侯拜见段干木，站立到疲倦也不敢休息；等到接见翟璜时，却坐在堂上与翟璜交谈。翟璜不高兴。文侯说：“段干木给他官职他不就任，给他俸禄他不接受。你俸禄有千钟，官职是上卿。既然接受了我的赏赐，又要求我给予礼遇，不也太难为人了吗？”上卿是高贵的爵位，千钟是丰厚的俸禄，这正是先王用来对待天下有道德士人的方式。假如翟璜不是那样的人，那么翟璜确实不应当接受，而文侯也不应当用这些来赏赐他；假如翟璜确实是那样的人，那么文侯赏赐他就不算滥施，而翟璜接受它也不算惭愧。现在既然用这些来赏赐他，就必定认为他确实是那样的人；即使不是，也不仅仅把他看作一个享有爵位俸禄的士人罢了。不把他看作享有爵位俸禄的士人却给他爵位俸禄，又因为我可以给他爵位俸禄而怠慢他，那么爵位俸禄恰好成为君主倨傲的资本，将道德之士拒之千里之外。只有卑劣无耻之徒，才冒然处在其中了。国家又依靠什么呢？从前汉武帝对待卫青，坐在厕所里接见他；对待汲黯，如果不戴帽子就不敢去见。卫青的德行器量，固然比不上汲黯，但既然身为大将军，大将军的地位在公卿之上，是天子应当改变神色以礼相待的人。现在仍然像对待仆隶一样豢养他，这是把高爵厚禄等同于仆隶。把高爵厚禄等同于仆隶，还谈得上什么礼呢？唉，这就是段干木终身不被魏文侯任用的原因。

范武子请老却献子为政论

杨绍文

评论说：范武子不是为国家谋划的人。国家用人，应当综合考察成败而制定万全之策，然后才能收取功效而不遭受祸患。譬如火灾发生在堆积的柴草内部，火势刚要起来时，火焰不过尺寸大小，提着盛水的壶，就足以扑灭了。有人说：“现在虽然扑灭了，恐怕有后患，不如全部烧掉。”烧掉而没有祸患，是侥幸；如果不幸火势猛烈，烧焦原野、烂毁沼泽，无法扑灭，那么火灾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况且形势没有逆向运用而不更加严重的。现在水流堵塞而上涨，不疏导它的支流，反而决开堤坝让它横溢，以为可以借此灌溉，我只看到堤防溃决罢了。范武子请求告老，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况且范武子认为郤献子的喜怒是合乎情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呢？既然不能因为合乎情理而发怒，难道反而能因为合乎情理而制止动乱吗？战争是危险的事情，郤献子能必定战胜齐国吗？用胜负未定的齐国，来试探愤怒已极的郤献子，这条路本来就危险了。万一不能战胜齐国，必定对齐国更加愤怒，那么又将怎样处置郤献子呢？像这样罢免郤献子的职位，撤除郤献子的权力，郤献子能安定吗？不能安定吗？如果能安定，那么即使不让他执政，又有什么足以担忧的动乱呢？楚国的成得臣率领军队攻打陈国，于是夺取焦、夷、城、顿等地后返回，子文让他担任令尹，说：“有大功而没有显贵的官职，这样的人能安定的有几个？”而蒍贾说：“子玉刚愎而无礼，超过三百辆兵车，他不能进入（楚国）。”后来果然在城濮战败。郤献子的事，大概与此类似。白公之乱，起因于不能攻打郑国。然而他的动乱，是由于子西答应他攻打郑国，却又救援郑国。那么上面的人如果没有激怒他，即使白公也未必会作乱。替范武子谋划，应当引导他遵循君臣升降的礼仪，而修明晋国的典章制度，那么让郤献子知道齐国的无礼，不足以侮辱我们，他就会豁然开朗，不把齐国的事放在心上，有什么动乱呢？况且假如郤献子悍然叫嚣，不能用礼仪驯服，就像虎豹跳跃暴怒，不到冲破牢笼、横咬搏击的地步，其势头本来就无法阻止。不替他加高篱笆、加固关锁，反而给他插上翅膀吗？况且范武子的威望，在晋国执政已久。范武子执政，郤献子必定不敢作乱。那么作为晋国篱笆关锁的，不是范武子又是谁？却退居高拱，给不可驯服的虎豹插上翅膀，侥幸它不冲破牢笼、横咬搏击。唉，范武子为国家谋划真是错了。郤献子在摩笄战胜齐国，是侥幸。天下不知道郤献子有失败的道理，只看到郤献子有战胜齐国的能力，而范武子于是有了知微见著的名声。让后世用人者效法他，不使国家遭受祸患的希望就很少了。

张释之不拜啬夫论

陆心源

张释之担任谒者仆射，跟随汉文帝登上虎圈。皇上询问上林尉各种禽兽的名册，问了十多次，上林尉不能回答。虎圈啬夫从旁边代为回答，非常详尽。皇上想借此观察他的才能，他口答应对无穷。皇上命令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回答说：“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说话虽然不能出口成章，但都被称为长者。难道是这个啬夫喋喋不休、口齿伶俐吗？陛下因为他的口才而破格提拔

译文帝想提拔他。臣下担心天下风气会因此变得浮华，争相以口舌辩才取胜而缺乏实际才能。皇上说：“好。”于是停止任命啬夫。君子说：张释之可以说是懂得大体了。虽然他的见识是正确的，但他的言论却是不对的。人们所担忧的利口捷给之人，是因为他们只会空谈而实际上不可任用。如今啬夫是否有才可用，张释之大概是不清楚的。仅仅因为他能言善辩就预先排斥他。啬夫在上林苑任职，因而知道禽兽的数量，他的本意并非为了回答天子的询问，想用言语来博取皇上的赏识。他是无所图求而自然具备这种能力，他的才能应当一定有过人之处。而张释之却说利口之人不可任用。如果把有才能的人视为利口，那么那些身居官位却荒废职守的人，反倒可以被称为质朴谨慎了，这难道可以吗？况且张释之拿周勃、陈平作为论据，也是不对的。周勃、陈平是天子的重臣，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应当把握大体，摒弃琐碎的察察为明，不能与啬夫这样的下级官吏相提并论。周勃曾经和陈平一起拜见皇上，皇上询问天下判决案件和钱粮收支的数量，周勃回答不上来，问陈平，陈平说：“有主管的官员。”皇上说：“如果没有主管的官员，那么你们所主管的是什么事情呢？”陈平回答说：“陛下不嫌弃臣下才能低下，让臣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亲近安抚百姓，使卿大夫各自胜任其职责。”皇上称赞说得好。宰相之所以没有具体的专职，是因为有各司其职的官员在。假使各司其职的官员都效仿宰相的做法，那么天下就危险了。尉官主管上林苑的禽兽，却不能说出禽兽的数量，他的失职就非常严重了，怎么能与周勃、陈平相比呢？况且君主治理天下，其道在于用人得当罢了。如果让有才能的人因为能言善辩而被排斥，无才德的人因为沉默寡言而得以留任，那么天下有才能的人就会感到恐惧了。这就像宋国人寻找美玉一样。有人在市场上卖玉，宋国人指责他不应当炫耀玉石，便抛弃而不顾。指责他炫耀玉石是可以的，但因此怀疑他的玉不美，那是不可以的。张释之的言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失去一个啬夫不值得可惜，如果天下的士人听到这件事，都以有才能为戒，而以懈怠沉默相互推崇，那么这种损失就太大了。张释之在当时如果确实让啬夫暂代代理职务，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等到治理的政绩清楚明白后，再正式任命他；如果不称职，就斥退他。这样皇上就没有错失人才的忧患，而啬夫也不能侥幸晋升。如今张释之的言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是错误的。虽然张释之本意并非为了啬夫。文帝是贤明的君主，然而幸臣邓通、赵谈之类的人，仍然接踵而至地进用。现在又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任命他官职，那些世上的君主并不都像文帝这样贤明，如果因为一句话说得就好就进用，那些像啬夫一样的私人，他们的危害难道不更严重吗？所以张释之顺着这个苗头预先加以驳斥，不让后世有借口。这是张释之的本意。张释之可以说是懂得大体了。

译辨奸论

方浚颐

苏洵说：凡是那些不近人情的行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所为。这话真是精辟，可以作为观察人的准则。然而，难道近人情的人就没有奸恶吗？这又不对。千古以来的权臣佞幸，有一半出自读书明理之人。他们隐居在空山之中，怀抱道义以自重，学问文章卓越，足以传于世，未曾不是君子。一旦出仕得志，身居朝廷要职，凭借他们的才力见识，确实足以辅佐君主成为尧舜，安抚平定天下。然而他们被富贵熏心，顿时改变初衷，善于运用揣摩迎合的手段，向上结交君主以获取信任，向下笼络人心以博取声望。起初还略有顾忌，多结交朝中士人作为助手，或者假托理学，或者攀附清流。于是舆论推崇他们，国家大权归于他们。大权在握，便悍然不顾，导致改节易操，前后判若两人，身败名裂，被天下人耻笑。因为他们能迎合人情，人情便为之颠倒。况且，任用大奸大恶之人，逐渐导致国家倾覆祸患的，又何尝不是英明的君主呢？只有巧言令色、奸邪之人，在唐尧虞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在此之后的时代，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常常被小人欺骗；正直的士人，也被朋党陷害。能见微知著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凡是那些谦恭卑下、淳朴谨慎、老成持重，外表沽名钓誉以求忠厚之名，表面上显示宽宏大量的人，他们处心积虑，阴险狠毒，本来就比常人厉害十倍。而君主受其蛊惑蒙蔽而不觉，卿相互相引荐举荐而不疑，天下人为之奔走趋附而不悟。唉，谁能辨别他们呢？君子与小人不能并存，而伪君子与真小人却混杂在君子之间，君子也不敢立即将他们排斥在小人之外。唉，知人则哲，连帝王都感到困难。我扩展苏洵的观点，私下里对人心世道深感忧虑。

书魏叔子书欧阳文忠论包拯书后

许宗衡

魏叔子认为，欧阳文忠公评论包拯弹劾三司使而自己接任其位，应当说一两句为包拯回护的话，何至于说包拯不知廉耻、败坏国家法纪，从而严厉诋毁贤者。又认为文忠公只应当说：包拯弹劾三司使而自己接任其位。虽然这不是包拯的本意，但包拯应当避嫌辞官以自明，朝廷也应当授予包拯其他官职以保全他的名节。其他过激的话，可以不说了。并因此认为这篇评论是文忠公盛德之累，甚至怀疑文忠公未必纯粹出于君子之心。唉，文忠公纯粹出于君子之心，我正是通过阅读文忠公这篇评论而知晓的。文忠公的评论说：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而不为包拯爱惜名节，这是第一点回护。包拯性情刚直，天资峭直，但向来缺乏学问，对于朝廷体制，或许有考虑不周之处，这是第二点回护。像包拯的才能资历声望，另加提拔任用，人们怎么会嫌恶呢？不可任用的，只有三司使一职，这是第三点回护。包拯所依仗的，只是自己本无此心罢了，这是第四点回护。像包拯这样的人，年少时有孝行，闻名乡里；晚年有直节，显耀于朝廷，这是第五点回护。蹊田夺牛，整冠纳履，在嫌疑之际，深深为包拯筹划，而推究其本心，没有一句诋毁的话。又说，指出别人的过错，似乎有揭发攻讦之嫌；驱逐别人而占据其职位，似乎有倾轧陷害之嫌。议论政事的臣子，能够自明的，只有其中没有私利罢了。而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也是相信他其中没有私利罢了。包拯弹劾三司使而自己接任其位，使得将来奸佞之人，得以以此为借口，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今后议论政事的人，不被人们相信，而无法自明。这样，圣明君主采纳谏言的功效，一旦因包拯而败坏。这哪里是因为对包拯有私怨而推究其罪责呢？大概是既重视他的名节，又推究他的本心了。如果不极力说明驱逐别人而占据其职位的危害，这是爱包拯而不爱朝廷，又怎么体现包拯的名节值得爱惜呢？不仅如此，文忠公又明确地说了：恳请另派才臣担任三司使，而安排包拯在其他职位，以消除天下的疑惑，而保全包拯的名节。何尝不是像魏氏所说的那样呢？事情关系到君主和国家，危害较大，文忠公过激的话，都是为了深入阐明其中的缘故。又何曾以不知廉耻来诋毁包拯呢？况且魏氏没有看到文忠公评论水灾的奏状吗？其中说：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高的节操美好的品行，在贫贱时就已显著；正直的言论正确的论断，在朝廷上闻名。自从位列侍从，多有补益。当今正是天灾人祸、非贤人无法治理的时候，包拯因小事被弃置在偏远之地，这是议论者所惋惜的。应当加以提拔，安置在君主左右。文忠公对包拯是怎样的呢？喜爱这个人而惋惜他不学无术，时常保全他，大概并非对包拯有私情，纯粹是君子之所为。从前文忠公曾推荐吕惠卿，他说：前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喜好古学修养自身，可以说是端方正雅之士。应当安置在馆阁，以符合养育贤才的选择。文忠公对吕惠卿，不知道他后来的奸邪，所以误荐了他。没有君子以不肖之心待人，这是识人不明之过。既然知道包拯的贤能，而竟然有驱逐别人占据其职位的事情，就直言不讳。没有君子不以名节衡量人的，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道义。那么文忠公评论包拯并非回护，而是没有什么可回护的。所关系到朝廷的利益重大。这纯粹是君子之所为。况且魏氏为什么不出一句话为文忠公回护呢？又是为什么呢？

南疆逸史跋

译八

杨凤苞

译唉！那些迂腐平庸、鄙陋浅薄的儒生，可以和他们谋划国家大事吗？他们的才能看似宏大实则浅薄，见识看似卓越实则粗陋，气量看似包容实则狭隘，学问看似端正实则偏曲，操守看似谨慎实则放纵。他们秉持固执怪僻的品性，放纵残忍的心肠，挟持骄傲自大的气焰，逞强固执己见的言论。遇到事情就发作，不是引证史书鉴戒，就是援引经书义理；不是效法古训，就是遵循祖制。因此，明君被他们搞得头晕目眩，是非曲直连明智之士也无法洞察。像这样诡诈的人，如果幸运地生在太平盛世，被安置在闲散职位上，遵循礼仪、履行职务也就罢了。即使有建议进言，也没有大的危害。如果不幸正逢国运艰难、国家危亡之际，又让他们占据高位、把持要职，不审时度势、权衡变通，不根据时局制定策略，没有根据却强词夺理、自诩敢言，有意夸大其词却夸耀自己竭尽忠诚，那么他们给国家带来的祸患将不可收拾。像桂藩那些大臣阻止孙可望封王就是例子。

在永历三年，孙可望归附请求封王，是杨文烈劝说他而来的。满朝大臣都说本朝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三百年的定制，不应该从今天破坏。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金堡，主导的是严起恒，附和的是文安之。杨文烈说得好：“国家危急了，不用虚名来招揽他，反而自己树立敌人吗？况且他本来就是大盗，以前荼毒天下，使宗庙社稷成为废墟。如今一旦归顺正义，难道是朝廷的威德所能控制的吗？这是历代圣祖神灵暗中启发的结果。如果趁他归附，明确显示非同一般的恩宠，他一定会踊跃听命，或许还能在万一之中得到任用。怎么能听信一两个腐儒的话，坐失大计呢？法律有因袭和变革，形势有变化，如今疆土不同于往昔，各项事务衰败，仅仅讨论封王，就一定要死守成法吗？”等到宗室朱议�劾奏金堡把持朝政、误国害民时，杨文烈又说：“唉，朱先生错了。给事中争辩，朝廷授予，使得云南归恩于皇上，而畏惧中原有人，怀德畏威，不是两全其美吗？”杨文烈的这些话，真是通达国家大体的人说的。可惜那些人充耳不闻，都不醒悟。仅仅议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而堵允锡、胡执恭等人却假传圣旨封他为平辽王。孙可望一心想要秦王的封号，第二年封他为冀王，他又不接受，并派贺九仪等人率兵进入内地，杀害了严起恒，以及杨鼎和、刘尧珍、吴霖、张再述等人都因为不给予秦王封号。于是才真正封孙可望为秦王。又过了一年，王�安隆了。每年造册上报开销的银米给孙可望，上面大字写着：皇帝一员，每月支取若干；皇后一口，每月支取若干。在虎穴蛇窟中苟延残喘，难道不是那些坚持封王议论的人导致的吗？不然的话，像杨文烈所说，他虽然是盗贼，未必不会受命感恩，能够始终尽到臣子的节操，怎么会萌生王莽、董卓那样的野心，效仿李傕、郭汜那样的阴谋呢？况且那些人难道没听说过唐德宗逃到梁州时，陆忠宣请求安抚李楚琳的事吗？李楚琳已经杀了张镒，叛变依附朱�。等到奉天之围解除，派遣使者入贡，德宗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但心里厌恶他。臣子又说，如果不加防备，恐怕会产生窥伺之心。因此李楚琳的使者好几批到来，都被扣留不遣返。陆忠宣上奏章，大致说：“皇帝车驾尚未恢复，大恶之人尚存，勤王的军队都在京城附近，急需宣布召见，争分夺秒。商岭道路迂回遥远，洛谷又被盗贼扼守，仅能传达王命，只有斜谷这条路。如果这条路又受阻艰难，南北就将彻底隔绝。倘若李楚琳发怒，公然猖狂，南面堵塞要冲，东面勾结巨恶，那么我们的咽喉被阻塞，心腹被分割了。况且李楚琳的本意，只是追求恶行，现在能两头观望，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内心，所以打通归顺的道路，将成就大业。”又说：“自古以来能建立奇功，或者拯救危难的，未必都是品行端正、温和善良的人。驾驭驯服，只在于如何控制。早上被称为凶恶悖逆，晚上就被称为忠诚纯正；起初是仇敌，最终成为卿相。知道陈平品行不端而不抛弃，怨恨韩信自立为王却最终封赏，这是汉高祖所以能恢弘帝业的原因。安置射钩的贼人而任用他的才能，释放斩袪的仇怨以避免灾难，这是齐桓公、晋文公所以能宏扬霸业的原因。那么处理事务的关键，即使罪恶不得不宽容，适应时宜，即使仇敌不得不使用。千万不要采纳浅儒的小忠，以损害复兴的大计。”德宗看了奏章，释然醒悟，善待使者，用优厚的诏书慰问他，最终实现了中兴。所以史书说德宗能平定寇乱，不只是神武之功，爪牙效力，也依靠文德腹心的帮助。孙可望的事，与李楚琳大致相似，那些人为什么没有见识到这一点呢？所以德宗的臣子，有一个陆忠宣这样的人，就足以匡复社稷；桂藩的臣子，没有一个陆忠宣这样的人，就不足以偏安滇黔。这并不是桂藩的才智不如德宗。

逸史评论说：小人的败坏，国人知道；庸臣的败坏，国家即使有贤智之人也无法挽救，因为他们借口似乎正当，却给后世留下祸患。唉，说尽了。

圉人说

何曰愈

有个养马人，靠牧马自给自足。凡是他牧养的马，都长得高大健壮、茁壮成长，所以他索取的报酬是别人的好几倍。如果稍微吝啬，他就甩手而去别处。有人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我只是顺应它们的生存，让它们性情快乐，区别它们的才能，均衡它们的劳力罢了，没有其他诀窍。天热，我按时给它们洗澡；天冷，我按时给它们保暖；劳累，我让它们休息；闲暇，我让它们劳作；有才能，我优待它们；劣等，我斥退它们；饥饿，我喂它们；口渴，我给水喝。又根据它们的才能体力来增减负担。那鼷鼠喝河水，不过是一勺；巴蛇

译吞食大象。起初只觉得肚子饱胀。马中跑得快的，它的食量有时是平常的一倍，有时是平常的几倍。我就增加它的草料和豆料，按照它的食量来供给它。等到使用它的时候，对骏马要求它日行千里，对劣马只要求它日行百里。观察它的才能而使用它，不要求它做难以做到的事，不耗尽它的力气。因此我的马群健壮成长，各自发挥它们的才能，得以保全生命，安适它们的本性，是因为辨别它们的才能，均衡它们的力气啊。如果不辨别它们的优劣，却区别对待它们的草料豆料，那么良马就会瘦弱不能施展它的长处，劣马就会积食胀满而致病了。如果不根据远近来分配任务，那么良马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必定会踢咬嘶叫，在槽枥间局促不安了。劣马不能胜任它的任务，就必定会跌倒翻滚，僵卧在道路上，甚至人也有折断手臂、断掉腿脚、摔碎头颅、丧失生命的祸患了。马有能与否，饲养和使用的方法也有不同，在于观察它们细微的情状罢了。有人说：“饲养和使用的方法，已经听您说了。那骏马和劣马从什么地方来辨别呢？”回答说：“问得好啊。世上有了伯乐，然后良马才出现。良马不常得到，而伯乐尤其不容易得到。那骏马，它的骨骼相貌、精神意气、步伐饮食，自然与平常的马不同。我再奔驰着来试验它，它负载重物如同轻物，奔赴远方如同近处，像风一样疾驰，像闪电一样飞逝，转眼之间跑了一百里，而精神气色依然如常的，是骏马。抬脚沉重滞涩，跑几十里就喘息出汗，或者跌倒或者狂奔失控的，这是劣马。至于皮毛，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那绿色的绿駬、白色的白减、木飞、兔驳、象腰、褭、騊駼、乘黄、駃騠，它们奔跑时超越光影、遗落风声，奔上云霄、追逐闪电，然而它们也是两只耳朵四条蹄子，柔软的鬃毛和长长的尾巴，本来和马是一样的。不一定非要像老虎的花纹、鹿的角、麒麟的胸、凤凰的胸脯，然后才算是骏马。如果按照图画在皮毛之间寻找，有多少良马会疲惫地困在盐车之下呢！何先生说：“唉，我从养马人那里，懂得了知人善任的道理啊。”

译记蝎

管同

管先生客居在邱县。看见旅店里的童子养着蝎子玩。问他其中的诀窍。童子说：“我捕捉到蝎子后，去掉了它的尾巴，所以它不能毒害我，只能供我玩弄罢了。”管先生请求观看。那容器中养着十几只蝎子，都很驯服。投喂食物，它们就争相聚集；用手指撩拨它们，它们惊恐地纷纷逃窜。看它们的姿态，好像非常畏惧人的样子。于是童子非常高兴，笑着喊叫着把蝎子拿走了。客人对管先生说：“得到这种技术，就可以驾驭恶人了。蝎子的毒在尾巴上，去掉尾巴来饲养它，它只能仰仗人吃饭，被人戏弄。天下的恶人，内心像毒蛇蜥蜴，本性像豺狼，他们的毒害难道不比蝎子厉害吗？然而这些人本来就有出众的才能，能够助长凶恶而作恶。作为君主宰相的人，如果能制服他们的毒害而利用他们的才能，他们就会畏惧顺从而供我们驱使，他们的恶行又从哪里再肆意妄为呢？从前诸葛亮对待魏延，高欢对待侯景，这两个人都是英雄，掌握了这种方法。其他人却不是这样，担心恶人难以驾驭，所任用的都是平庸容易控制的人。国家没有特殊的人才，遇到非常之事，就不知所措。这种智慧难道不比童子高明吗？”管先生说：“你的话确实辩才无碍。但我听当地人说过，蝎子去掉尾巴后，再生出来的是双钩，它的毒无法治疗。大概这个童子也是侥幸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罢了。恶人长期受制于人，无处施展毒害，如果再次发作，其势头将不可再控制。魏延服从诸葛亮却背叛杨仪，侯景畏惧高欢却杀害梁武帝。世上如果有诸葛亮、高欢那样的智慧就可以，不然的话，杨仪、梁武帝的事，值得深深警戒啊。尧舜的时代，流放诛杀四凶，都把他们摒弃到远方，终身不予齿列。那四个人，难道只是没有特殊才能吗？我私下认为英雄所见不如圣人。于是记下这些话，作为用人者的借鉴。

卷十六 治体九用人下

论内外欺罔疏道光二十二年

大理寺少卿金应麟

为了恭敬地陈述各位大臣欺瞒的弊端，请求陛下迅速施展决断，以挽回积习并培养国家根本。臣恭读圣旨：“朕将重任托付给各位大臣，各位大臣无非还朕一个‘欺’字”等语，钦此。仰见圣明洞察万里之外。退下后思考，悲痛深切以至于哭泣。但是各位大臣实在是受限于才智，鞭策也不前进。臣认为国家的忧患，还没有尽头。私下认为“欺”这一个字，不只是海疆的大臣蹈行，即使中外大小各位大臣都蹈行。各位大臣承受皇上重恩，不敢完全泯灭天良，其原因在于爵位俸禄的念头重，而揣摩趋避的计谋熟罢了。皇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各位大臣哪里容得下欺瞒。但是事情有不可行的，各位大臣知道却不说话，只顺从皇上的意旨，这是第一种欺瞒。事情有众人议论认为应当施行，但不利于各位大臣的私利，就表面上假托补救，暗中持两端态度，使得事情已经施行但实际上未施行，或者暂时施行随即停止，这是第二种欺瞒。办理事件，预先存有模棱两可、将就应付的心态，皇上偶尔没有深究，各位大臣就喜欢自己计谋得逞，认为弥缝了结，这才是真正的风气，孤立一派，万万不可为，这是第三种欺瞒。议论的人或许说海疆的祸患，是由于骤然严格鸦片禁令。但是当议论禁止之初，皇上命令内外大臣各自陈述所见，这时有一人不参与议论的吗？知道不可骤然禁止，就应当直陈其难，而等待时日；知道必须紧急禁止，就应当预先做准备，而合力驱除。于是各位大臣所议论的，众口一词。等到粤省遵照圣旨严格办理，各处仍然阳奉阴违，拖延塞责，并没有一人议论到沿海修备的。说在事各位大臣，所见都不及此，谁相信呢？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想要等待将来小有阻碍，就可以暗中阻挠，既不担任严禁启衅的罪责，又不居弛禁酿祸的名声。至于国家事体轻重，全都不在考虑之中。这不是先前事情欺瞒的明显证据吗？现在各海疆奏报的事体，见于圣旨的，与被害士民传说的，多不相符。固然由于办理机密，民间不能完全知道，但是其讳饰弥缝，也已经难逃圣鉴。各位大臣有欺瞒有不欺瞒，臣不敢知道。但是皇上英明决断，有不难以破各位大臣欺瞒的，是在赏罚用舍之间罢了。臣愚以为有事之际，得人为急，资格不可拘泥，嫌疑不必回避，旧过不妨宽恕，重赏不宜吝惜。请明确命令中外各位大臣，洗心涤虑，务必除去欺瞒积习，就命令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凡是能办理交涉的，如实疏陈其长处以备任用。那些误事的大臣，立即罢免斥退，就用所举荐的人更换。所举荐的人确实有才能的，与他同赏；所举荐的人不效用的，与他同罚。有罪必行其法，施不测之威使各位大臣知道畏惧；有才必尽其用，行不测之恩使各位大臣知道感激。恩惠已经深厚了，如果所做的事不效用，那么威严就加之；威严已经严厉了，如果其功劳可录，那么恩惠就随之及于。恩威各正其功罪，使各位大臣知道信服。威严必行于贵近，恩惠必及于微贱。恩惠不逾日，威严不后时，这是在皇上决断罢了。

各位大臣欺瞒皇上，皇上不知道他们欺瞒，他们尚不敢立即放肆。如果已经明知他们欺瞒，还让他们勉强任事，那么他们就会以欺瞒为得计，又将何所不至呢？现在浙江任事的大臣，就用广东的故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