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　户政二十二盐课一

译希望政令能够畅通无阻而不被阻塞。这在道理上是不顺的，在人情上是不协调的，在形势上是不便利的。难怪法律一变，事务就纷乱，内心徒然劳累而政治更加拙劣。宋代蔡京废除了转般法，将各地的钱款全部搜刮到京城作为盈余，命令商人向提举司缴纳钱款，先到的增加支付以示鼓励，东南地区的盐利虽然丰厚，但商人却陷入困境。明代在边境实行开中法，本来是好政策，时间久了，把商人应该支取的盐，分别定为常股和存积，提高存积的价格，越级收支，存积得以流通而常股停滞，叶淇又接着改变它，不输送粮食而输送白银，不在边境而在运司进行，起初准八分而得一引的，增加到数倍，虽然突然增加了百万两的国库收入，但边境储备严重破坏，直到明朝灭亡，耗尽天下力量防备边境，最终亡国。叶淇改变开中法，与蔡京废除转般法，他们的用意相同，蔡京先到的增加支付，与存积的越级收支，他们的用意也相同，搜刮天下的利益，巧妙地制定法令以获取盈余，蔡京既祸害了宋朝，叶淇也祸害了明朝，传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难道不是真的吗？制定天下的法律，一定要简单明了，让百姓容易知道和遵循，后世盐法之所以不能实行而滋生弊端，是因为太难和太繁的缘故，推究其用意，不是这样就不能笼络所有的利益，然而到了阻碍而不能实行，我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在哪里，这种计策也是错误的。唐代刘晏论述盐法，说官吏多则百姓受扰，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官吏，以及亭户收盐转卖，任其自由流通，刘晏的话，不仅是唐代一代之法，而是百世之法，仁德明智的君主，体察百姓和万物的情况，遵循天地的道理，借鉴古今的事迹，因势利导而制定法律，其中必定有道理。

译论盐二

孙鼎臣

治理天下的弊端，应当探求弊端的始末，了解它产生的根源和最终的结局，去除它，利益自然就会显现。天下产盐的地方，有两淮、两浙、长芦、福建、广东、河东、甘肃、云南、四川。淮南每年盐引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一十道，盐税银五百八十余万两；淮北每年盐引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道，盐税银二十七万二千两有余；两浙每年盐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七道，盐税银二十九万两有余；长芦每年盐引九十六万六千四十六道，盐税银一百五十六万两有余；福建每年盐引五十四万五千六十三道，盐税银三十万二千六百两有余；广东每年盐引八十一万四千五百一十道，盐税银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两有余；河东每年盐引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二道，盐税银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两；甘肃花马池每年盐引七万二千六百八十六道，盐税银一万四千五百两有余；云南没有盐引，每年定额按斤计算，为三千九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斤，盐税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两有余；四川没有定额，根据一年销售的数量，向户部申请盐引并准备余引，共五千道。大概盐税占天下财赋的四分之一，两淮最为巨大，其弊端也最严重，制定盐政策略的人也特别多。归结其要点，就是缉查私盐、体恤盐民、使商贾富裕。主张缉查私盐的人说：天下没有不吃盐的人，人口的增长，如今是过去的两倍，盐的销售，反而不如过去，那么损害盐业的原因实在是私盐。那边堵塞了，这边就通畅了。这种说法确实是对的。然而私盐究竟从哪里产生呢？私盐的途径不止一种。船私，出自商船的船户；漕私，出自回空运粮的军船；邻私，出自邻境的商人；枭私，出自各地的私贩，因为他们凶悍勇猛，所以称为枭；功私，出自商人捕获的私盐；而没有比商人自己贩卖的私盐更盛行的了。商人贿赂官吏，以卤耗为名，超过定额盐引的倍数。他们销售时先卖私盐后卖官盐，私盐没有税而官盐有税。虽然如此，商人贩卖私盐，不是商人的过错，是盐税沉重造成的。盐税沉重，不是盐税本身的过错，是官吏贪赃造成的。顺治初年，才确定纲盐的数量，淮南的盐引是一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道，淮北是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二道。如今淮南的盐引，增加了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道，淮北的盐引，增加了六万七千八十六道。盐引数量既然增加，商人还没得到盐就先缴纳盐税，缴纳盐税之外每年还有贡赋，贡赋的数量是五十万，公家的费用又有七八十万。其间遇到大型工程或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有加价、加斤的情况，商人又常常献银以资助国家的急用，常常有一二百万。产盐的地方，从场吏以上；行盐的地方，从卒役以上直到文武大吏，没有不索取贿赂的。又责令商人向船户借贷造船，出钱招募人来缉查私盐。其用费的繁多和广泛就是这样。按定制，每道引课的银子是八钱三分到一两一钱七分，而商人不是花二三两银子不能运一道引。后来这两三者增加到四两，三两增加到五两。卖一纲的盐，才得到三百万，而所花费的几乎达二千万。想要不贩卖私盐，可能吗？所以即使贩卖私盐，官吏也不过问。商人私盐流行而官引滞销了。总计船私、漕私、邻私、枭私的数量，敌不过商人私盐。船私、漕私、邻私、枭私，可以用法律禁止，而商人私盐不能禁止。所以缉查私盐的说法，是掩耳盗铃的说法。

盐产于盐场，盐场不私自售卖，私盐从哪里来？禁止贩卖的地方，不如禁止生产的地方。清除源头，水流自然断绝。于是有人提议稽查火伏来禁止盐场私盐。火伏，是用来稽查煮盐数量的。一个火伏，经历一昼夜，一个火伏产盐若干，有定数，起止都由场官监督。然而各盐场广袤数百里，火伏的时间有先后，逐个火伏去监视，是不可能做到的。况且按人口授盐，估量天下的人口，制定盐引的数量，盐引的数量有限，而盐的产量常常有余，把有用的盐堆积在无用的地方，想要禁止朝不保夕的盐丁，使他们不私自售卖，禁止嗜利的商人和枭徒，使他们不私自买卖，可能吗？禁止他们，必须收购余盐来体恤盐丁，盐丁有余力，盐场无余盐，私盐不缉查自然停止。这是缉私先体恤的说法。虽然如此，这余盐是交给无力的场商收购呢，还是交给困顿的纲商收购呢？盐税拖欠，国库空虚，想要依赖官府，而官府又不能。所以体恤的说法，也是画饼止饿的说法。不收购余盐，无法体恤；不缓解商人的负担，就不能收购余盐。那么使商贾富裕，是体恤的根本吗？于是榷盐的使者、主管财政的大臣，请求免除玉贡，请求免除积欠，请求带征滞课，请求延长纲限，请求加价加斤而免除其盐税。又有封轮散轮的方法，来调剂盈虚；有借底马的方法，来资助转运。凡是替商人考虑的措施没有不到的，而商人的困境没有缓解，定额收入的盐税，连年可以拖欠，官吏的费用，按时没有差错。所以使商贾富裕的说法，也是朝三暮四的说法。推究其开始的原因，而穷尽其最终的结局，其利弊所在就清楚了。过去陶文毅督

译两江地区，正值淮北盐政积弊深重之后，纲商全部离散，于是改变旧法，实行民运，官府发给盐票并征收盐税，称之为票盐。实行后取得了成效，因为免除了一切杂费，其税额只比商运时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运盐的人已经获得了厚利，多年积压的滞销盐顿时清空，这也是宋代沈立裁减官吏、估算盐额而年度税额反而增加的证明。十多年后，淮南的盐商更加困窘，陆监利以文毅为监运使，效法淮北的办法实行票盐，而纲法才开始彻底败坏。不久东南用兵，两淮的盐引销售区域，战马交错奔驰，盐法更加荡然无存，而积弊也随之彻底清除。局势发展到极点，道理穷尽，往日那些盘根错节、坚如铁山、纷如乱丝，历经数十百年，朝廷之上费尽心思谋划，见识广博的人士竭尽智力筹谋，封闭而不能排除，障碍而不能打开的弊端，一旦决口而去，就像在千仞高的山冈上转动石头而坠入深渊一样。虽然是人为所致，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论盐三

孙鼎臣

从前，亭林顾炎武先生赞赏刘晏的盐法，并推崇李雯的言论。亭林的观点，后人已经熟闻，曾向朝廷陈述，告知主管盐政的官吏，却未能施行。这就说明，所谓盐利无法振兴，是因为盐政官吏无法裁撤。在道光九年，御史王赠芳曾请求将盐税征收权归并到盐场。襄平蒋国相与盐政福森驳回了这一请求。过了两年，华阳卓国相、太仆寺卿梁中靖、翰林侍讲学士顾〇〇纯又再次提出此请，安化陶文毅驳回了他们。如今看他们驳议中的言论，担心的是盐场地域广阔导致漏税，盐户贫困导致拖欠税款，盐价随税增加而上涨，商人争抢囤积居奇，偏远地区买不到盐，盐场无法设置仓库导致场官运输劳烦，场官职位低微导致稽查无法周全，地方受灾导致征税困难，裁撤根窝导致失业者众多。关于根窝的说法，后来终究裁撤了，也没有造成什么大害。担心地方不能没有灾荒，那么制定田赋的人，难道就能保证上天没有水旱灾害吗？这几种说法，都没有就事情的道理深入思考，制定法则详细处理。如果确实制定法律，将拥有亭池自行煮盐的场商定为盐户，发给执照编入册籍；拥有亭池煮盐的丁口愿意成为盐户的，向官府报告，一律发给执照编入册籍；那些贫穷无力而将亭池卖给富民、自己充当丁口的人，听任其选择。命令督抚举荐廉洁有能力的州县官担任场官，并提高他们的品级。税银的征收解送考核，参照地丁钱粮的条例，由运司总其成，其余官员全部裁撤。关于税率，全面核算一年旧征正课的数额，与各场一年产盐的数额，平均计算后酌定其中间值，每百斤定数若干，必须统一标准，不要轻重不均。旧征的杂项，不予计算。盐户自行煮盐，盐制成后，向官府报告开市。场官稽查数量并监督买卖，按照所卖盐的数量，依据税率缴纳银两。税缴完后，官府发给税票。贩商运盐出场，关卡渡口查验税票放行，不询问贩卖的地点。贩商不问是谁，先在所在州县领取执照前往盐场买盐，无照者禁止。州县每三个月统计数量，上报运司。盐价，不由官府规定。税率必须统一，是为了均衡轻重以杜绝趋避。不计算羡余，是因为有盐就有税，盐多税也多，盐没有多余，那么税也就没有羡余。允许贫苦丁口将亭池卖给富民，是为了沟通贫富以加重盐户地位，顺应丁口的意愿而不强迫。举荐州县官担任场官，是因为吏治选拔谨慎然后盐政才能清明，这是刘晏任用士人的用意。裁撤其余官员而总归于运司，是为了统一事权，堵塞获利漏洞。场官发给税票，是为了便利商旅，稽查盗卖。贩盐必须领照，并统计数量上报运司，是为了稽查隐匿漏税，防止侵吞欺诈。盐价不固定，是因为产量有兴衰，物价有高下，市场交易的道理，不可以用法律强行统一。天下没有不纳税的盐，私贩不必缉拿。盐一产出，税就收入，拖欠的税款不必督促。大商小贩，人人都能出钱自行运盐，而盐没有地方不通达，垄断不必担忧，缺盐不必忧虑。官员少而费用节省，价格低而销售容易。盐利全部归于盐场，不必优恤，而盐户自然富裕；不必严厉禁止多取，而岁入自然加倍。各种弊端去除，各种利益兴起，因利利民而国家也依赖于此，就是这样的道理。道光初年，纲法还没有严重败坏，享受食盐利益的人众多，税在盐场征收，国家、百姓、商人都有利，而官府不参与其中。所以虽然凭借襄平的忠诚、安化的才能，也不能不向众多势力的压力屈服。时机未到，即使是贤能的人也无处施展力量吧。两淮的纲法既已废除，引地的禁令也全部松弛，东南百姓食用的盐无法查究，其价格不低于以前的纲盐，百姓吃不到便宜的盐，而国家损失数百万的税款，利权旁落，都被奸民中饱私囊。盐法的变更，没有比此时更便利的了。于是主管的官吏，开始考虑往日的言论，谋划征收场税，却不制定法律，不选择官员。从咸丰五年到七年七月，税银只有八万六千五百余两，偷漏侵渔，都不可避免。有人于是说，海滨随地都可以煮盐，不完全受场吏约束，势必设置军队重刑，而那些亡命之徒无不参与盗卖，即使是贤能也难以制服。况且盐官不能全部裁撤，就像河吏不能全部裁减一样，认为场税果然不可行。如果能听从我的话，盐户就确立了，还有不受约束的人吗？盐利全部归于盐场，还有参与盗卖私盐的人吗？确定场官的考核并精选人选，还有侵吞欺诈的人吗？传话说，怀疑的事情不能成功。建立非常之法的本源，而心中被因循守旧的看法牵制，以此来要求成功，难啊。

通论唐以后盐价贵贱

孙鼎臣

盐法到唐代以后逐渐严密，百姓食用盐的贵贱，取决于榷课税负的轻重。太平治世，用来养育百姓，那么法度公平政治清明，而国家也不失去利益。衰败末世，那么禁令烦琐苛刻，而百姓常受其害。自唐代以来，变化的缘故，可以陈述。唐天宝至德年间，一斗盐五斤才值十钱。到第五琦开始改变盐法，一斗盐值一百一十钱，即一斤为二十钱。刘晏接替第五琦榷盐，天下盐利每年四十万缗。到大历年间，已达六百余万缗。德宗更加致力于聚敛，任用卢杞为相，采用陈少游的建议，一斗盐增至三百七十钱，计算下来一斤为五十钱。顺

译宗朝开始降低盐价，每斗二百五十文。河中两池盐每斗三百文，比天宝贵盐还高出三十倍。五代唐庄宗任用孔谦为三司使，凡是煮盐的户，每斗缴纳白米一斗五升。后晋初年下令折成钱来收纳，海盐界每年收钱一千七万贯。城坊由官府自行卖盐，乡村按户配给食盐，依照田税缴纳钱款。高祖知道这弊政害民，于是按户纳税，从一千文到二百文分为五等，允许商人贩运盐，百姓自行买卖食用，当时颇称便利。出帝时，又下令各州对盐征税，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这大概是在按户出税之外，又对商人征税了。后汉乾祐年间，青盐每石抽税一千文，每斗盐又加重了税额。后周广顺年间，青盐每石抽税八百文，每斗盐抽税；白盐每石抽税五百文，每斗盐抽税。一盐二税，衰败之世，苛暴竟至于此。

宋朝平定各国后，河北各州所产的称为课盐，京东、河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六路所产的称为末盐，也都是五斤为一斗。颗盐的价格，每斤从四十四文到三十四文，共三等。末盐的价格，每斤从四十七文到八文，共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颗盐卖得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末盐卖得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祥符年间，陕西转运使张象中上书说，两池盐应当还有遗留的利益，希望制定条约来征收。真宗说：“地利已经丰足了，如果过分追求增加盈余，担心有时会出现短缺。”没有批准。后来才实行盐钞法。这办法是把盐积聚在解池，把钱积聚在京师榷货务，把盐钞积聚在陕西边境各郡。商人带着货物到边境，入中请领盐钞后返回，直接到解池请领盐。解盐通行的地域广阔，有数倍的利润。或者在京师请领钱，每钞六千二百文，立即给予。因此从事这种贸易的人很多。

蔡京开始下令商人先缴纳钱请领盐钞，再到产盐郡领取盐，先到的增加支给以示鼓励。刚能流通售卖，又改变办法，名叫“对带”。晚年又把“对带”改为“循环”。已经卖了盐钞，还没领到盐，又更换盐钞；已经更换了盐钞，盐还没发给，又贴补缴纳钱。总共缴纳三次钱，才获得一次值的货物。百姓没有财力更换盐钞，已经缴纳的钱，全部被侵吞。数十万张的券契，一夜之间变成废物。早上还是豪商，晚上就沦为流民。这办法只是致力于欺骗百姓罢了。而政和六年，因为盐税总共达到四千万缗，官吏都得以晋升官阶。当时蔡京专任魏伯刍，用巧妙的方法，夸大虚数来欺骗君主，并非实际情况。

南宋南渡之初，军费枯竭。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改变盐法，设置合同场征收引税，每斤缴纳引钱二十五文，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的另外缴纳提勘钱六十六文。后来又增加贴输等钱。四川每年产盐约一千多万斤，税达到四百多万缗。而泰州海盐一监，支盐三十多万席，每席一百十六斤，折合钱六七百万缗。一州的盐，抵得上唐代大历年间天下的总数。宝祐元年，都省上书说，宝祐十二年，征收盐茶等钱，共一千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现在新定额四千万贯，增加一倍以上，有旨意推恩赏赐。四年五月，因为行在务场，比新定额增加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有余，负责事务的人，依照惯例推恩赏赐。后来成为常例。

唉，宋朝没有比元祐年间更兴盛的了，那时末盐和解盐并行，每年不过四百多万缗。而南渡后失去解池，盐利反而比过去增加十倍。商民的困顿疲敝，主管财政者的奸诈欺骗，哪里说得尽呢！

译元朝初年，盐价每引中统钞十二贯，每斤三十文，颇为低廉公平。至元十五年，确定盐额，两浙地区运销二十万引，每年盐税达到中统钞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余锭。二十四年，桑哥担任宰相，灭里虚增盐额为四十五万引，实际只办到三十四万八千余引，获得中统钞十一万八百七十余锭。第二年奏请减为三十五万引。起初盐价从十二贯增至十五贯，又从十五贯增至一锭，至此每年办盐税达三十五万锭。大德年间，又增加盐额十万引，涨价十五贯。至大四年，又增加十贯，随后又增加二十五贯，总共达到一百贯。官方定价每斤盐，到二百五十文。豪强商贾，趁机牟利，又索取五百文一斤。市场上店铺，再谋取三分的利润。百姓持一贯钞，才能买到一斤盐，便宜时也不低于八百文。皇庆二年，又增加两浙盐额一万引。延佑二年，又每引增加盐价一锭。自唐朝以来，盐价之贵至此达到极点。明朝实行开中法，商人输送粟米二斗五升，给予盐一引，折合白银八分。商人屯田日益开拓，边地粮食充实堆积，每石粟米价值白银二钱，商人利润很厚，而百姓食用的盐也便宜。叶淇建议，认为商人获利已经太厚，更改法令，以白银代替粟米，输送到运司。白银四钱一分，才支取一引盐，每引获得八倍的利润，骤然增加国库百万，而盐法于是败坏。到嘉靖年间，梁材担任户部尚书，想要恢复开中法的旧制，确定两淮盐斤，每包五百五十斤，其中二百八十五斤为正引，价银五钱；二百六十五斤为余盐，淮南价银六钱，淮北五钱。两浙正盐一引二百五十斤，价银三钱五分；余盐一引二百五十斤，嘉兴批验所银五钱，杭州、绍兴批验所银四钱，温州批验所银二钱。山东、长芦二百五十斤为正引，长芦价银二钱，山东一钱五分；二百二十五斤为余盐，长芦南掣盐所银三钱，北掣盐所三钱五分，山东三钱五分。以上正盐，都申报边地开中。两淮、两浙都缴纳实物粮草，长芦、山东允许折价缴纳，但旧制终究不能恢复。总体而言，唐朝的刘晏、明朝的太祖，榷盐之法最为完善，而且盐价都公平。宋朝政和年间任用蔡京，绍兴年间任用赵开，元朝至元年间任用桑哥、灭里，都是重征苛敛，残害百姓以增益国家，但最终没有收到利益，他们的法令极其败坏。五代苟且的政治，更不值得谈论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不依赖榷盐而国家富裕，大历年间盐利仅六百万缗，已占全年赋税的一半，当时军国用度没有匮乏。政和、宣和年间盐利丰饶，但土木、花石、战争消耗了它，用度常常不足。治理国家的人，建立有常度的制度，而不放纵无度的欲望，哪有安抚四海却担忧贫困的呢？《传》说：有德行就有百姓，有百姓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财富，有财富就有用度。孔子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能节约用度然后能爱护百姓，能爱护百姓然后能有财富。后世谈论利益的人，何不也寻求根本呢？

盐法议

丁履恒

当今盐法的弊端，在于官引滞销，私盐充斥，商力疲乏，税额多亏。穷困窘迫的商人，到了想停止却不能停止的地步，而兴贩私盐的歹徒，往往聚众滋事，大大扰乱地方百姓。推究其根源，都从划分行盐各地界限开始。盐是天地所产，用来辅助租税收入，充裕国家财政而厚待民生的。普天之下，都是臣民，盛世大同，起初没有这种你的疆界我的界限。为什么让那些十倍百倍追逐末利的商人，各自占据行盐地方，作为自己的产业。名义上是官盐，实际上开启了私盐的祸端。前人曾说，天下都是私盐，那么天下都是官盐。又说盐产于盐场，就像谷物产于土地，应当在盐场定额，一次征税之后，不问它流向哪里，那么国家和百姓都获利。唐朝刘晏担任转运使，也认为盐吏多则州县受扰，只在产盐之乡设置官员，收购盐户所煮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处。那些距离产盐之乡远的地方，把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如果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官府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盐。史书记载江淮盐利，起初不过四十万缗，末年达到六百万缗，那么它的效果是可以的。过去曾罢免河东运使，将盐税归入地丁税，听任百姓自便。之所以实行几年后又重新设置官员，是因为罢免的只是河东一方，而毗邻的直隶、河南官商仍然设置，不免有越境侵漏的弊端。如果各省都撤除官商，不划分疆域，自然不用担心这个。现在请求通盘计算长芦、山东、两淮、两浙、广东五运使，河东、福建、四川、广西、甘肃、云南、贵州各盐道，每年额定应征正引课税银若干万两，均分到十九布政司额定征收的地丁正耗钱粮内，按数额摊征。其余引课税则，纳入商人领告项内摊收。命令各省运司盐道确切查核现年所销引目，与额定征收的余引课税，以及加价、帑利、羡余、规费，所有正杂款项，通盘核算，由户部议奏，确定一个中等数额。每领取一引，应交领告银若干，命令行盐的商人，前往各该衙门照数纳银，告领官引，持

译前往产盐的盐场。购买盐斤。仍然命令批验、监掣等官员。按照惯例进行掣验。盖上某年某月某日的照验戳记。将盐引截去一角后放行。听任商人随意运往各路销售。不必规定固定的售价。但是不得用本省的官引。越境到外省去买盐。也不得用当年领取的盐引。拖延到第二年才买盐运输。当年领取盐引。允许在下一年买盐运输。再下一年。就视为来年的盐引。关卡渡口盘查时。把旧引当作私盐论处。所经过的关卡渡口。查明所运的盐。有盐引就是官盐。没有盐引就是私盐。虽然有盐引但属于来年的旧引也当作私盐。在盐引内盖上盘验戳记。以杜绝旧引再次运输的弊端。盐商的姓名。仍然在运使、盐道衙门登记造册稽查。那些曾经领取过盐引的商人。申请领取新引。必须将截角的旧引缴销。凡是缴销旧引多少。就准许领取新引多少。那些未曾领取过盐引的商人。取得现有商人的互相担保。就准许登记入册申请领取。运司、盐道在每年四月。将上年销售的盐引数目。以及申请缴纳的银两数额。造册申报给管辖的盐政督抚，由他们上奏销算。同时将各商人缴回的截角旧引。随时汇总解送户部。然后再申请领取新引。存放在库中发给商人。那些现在从事行运的官商所有借过的运本、领过的帑本。以及历年未完缴的课税银两。先将各该商人自置盐引地的报部窝价。按数额扣除。如果不足以抵偿。则分期限随盐引带交。那些不再领取盐引行盐的商人。则查抄其家产赔偿弥补。那些家产已经耗尽的。就一概予以豁免。这样。那么官私款项。都归于有主。而行运的地方。不分界限。行盐的商人。各自量力而行。可以避免疲乏欠课的累赘。民间食盐。随时定价。也没有囤积居奇高价售卖的祸患。平日私贩的人。既然有本钱贩运。自然没有不愿意缴纳申请费用的。私商全部变为官商。不久就会看到官引畅销。申请费用充足。地方官既没有督销盐课受处分的压力。又没有巡查缉拿私贩的骚扰。官、民、商三方都便利。而国家用度更加丰裕。这不仅仅是盐法的好而已。宋仁宗采纳何鬲、王嘉麟的建议。停止发放茶本钱。放任园户贸易。而官府收取租钱。与所在地的征算归入榷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粮的费用。于是疏通了利源而宽缓了民力。他的诏书说。历代的弊端。一旦消除。著为常法。不再更改制度。这个说法可以通用于盐课。试看米、酒、茶、烟。都是人们日常必需的物品。并非都是当地所有。即使是山僻小县。没听说过有无米、无酒、无茶、无烟的祸患。为什么唯独到了盐就怀疑呢。如果有商人断绝盐贵之地的供应。那么刘晏常平的法度。还可以斟酌施行。现在福建省各州县没有商人的地方。大致都是官府代为行运的。

译盐法议上

周济

盐法是不可废除的。它的粗浅层面在于使国家获利，而精微层面在于安定百姓。唐朝初年，两淮的盐利有数十万，等到刘晏掌管后，每年达到六百万。这是使国家获利的说法，并非其精微之处。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利，那么为什么不向产盐的地方征税？为什么不向盐运输所经过的关卡渡口征税？为什么不向吃盐的人平均征税？这三种方法都足以获取利益。如果三种方法并用，获得的利益将不止于常规额度。事情较为省事，弊端较少，获利的途径较宽且可靠。然而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却坚决不这样做，确实是爱惜那精微之处啊。盐，从海中获取非常容易，不像谷物和丝织品那样需要种植培育的辛劳，经历一整年的漫长过程。容易形成所以利润丰厚。利润招致争夺，争夺招致杀戮，杀戮招致盗贼。如果不统归于少府（官署），那么海滨都将成为盗贼的渊薮。河滩江洲，每年都有诉讼，大的甚至至于杀人，更何况滨海的盐卤之地，露天堆积没有遮盖储藏呢？没有赋税必然争夺，有赋税必然漏税。赋税从哪里兴起，漏税就随之产生，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汉朝以来，盐利归于官府，后来官府和商人各占一半。我朝超越前代，全部归于商人。官府，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名义上称为官府，却承担商贾的事务，这是《汉书》所讥刺的均输法。至于商人，不过是市井中的卑贱男子罢了。他们少廉耻而嗜求利益，利益如果聚集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只听命于上级的驱使。况且利益所在的地方，就是弊端的渊薮和怨恨的府库。只有卑贱男子能够与弊端相安无事，而与怨恨相互交易。盐法的书籍中，对商人说：凭借财富丰厚而承受鳏寡孤独者的恩惠，凭借安逸舒适而背负罪名的恶名，就是这个缘故。那么国家为什么选取卑贱男子而任用他们呢？回答说：这是寄托深远意图的地方。现在那桀骜不驯的气概，未曾有一天不在天地之间流行，它必定有所聚集。唐尧虞舜的盛世，尚有凶恶顽固之人，如果没有权柄，虽然作乱也不会肆意横行。治理天下的大权，一是地位，二是财富。地位，是荣辱产生的根源；财富，是聚散所系的关键。地位专属于上级，财富散布在下层。财富的大积聚没有比得上盐的。既然不能用它来羞辱我们治理人民的官员，而又不是士大夫君子所能做的，那么与其把它委托给凶恶顽固的乱民，不如委托给卑贱男子。卑贱男子获得利益，对上可以辅助非常时期的需要，粉饰太平的盛况，对下则老弱病残和孤儿有所依靠，游手好食的人有所依托，州县以上办公的费用有所筹集。推究其最终结果，不过是奢侈超过制度，自己陷入贫困匮乏而停止罢了。奢侈，是一人之身的祸孽。奢侈而所积累的财富分散，分散则百工杂伎趁机瓜分它，本来有所供养。如果大局没有损害，那么就是那些人倒下而这些人兴起罢了。如果让利益委托给凶恶顽固的乱民，那么其危害难道等到说明才明白吗？所以我朝议论盐法，说商人用来充裕税课，说缉私用来疏通盐引，这些都是粗浅的层面。谈论粗浅的层面，而精微的层面本来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盐法议下

周济

成本，是盐法的本源；卖价，是盐法的末端。本源和末端相互权衡，盈亏就显现出来。盈余则商人聚集，聚集则纪律法度井然有序；否则商人离散，离散后用威势胁迫他们，则更加离散。这是今天的形势。成本和卖价，是运司应当每日、每旬、每月、每年计算，并且预先预料其将然而提前谋划的。舍弃这些，就都是吏胥的事情，哪里还需要运司呢？计算而有盈余，就宽缓地获取盈余来辅助国家；计算而不足，就向盐政报告。盐政寻求不足的原因，从而补救它。或者上奏，或者咨文，或者命令执行，或者参劾处理。一两个大端举出，而其末端就顺应了。不是这样，哪里还需要盐政呢？所以盐政的度量，必须比运司宽宏且决断；运司的心计，必须比商人敏捷且周密。然后盐法才能治理好。问今天的成本，还是志书所载的成本吗？百物都昂贵，而唯独成本几十年不变吗？有理由知道不是这样。必须先寻求实在的成本，然后才能确定卖价。问今天的卖价，还是志书所载的卖价吗？成本更加增加，而卖价反而能更加减少吗？未曾听到一句话提及，这是没有运司啊。商人的禀报，只是陈述自己的情况罢了。可否由运司决定。运司所不能决定的，或者虽然决定但恐怕不妥当，因此详报给盐政。这是盐有政的原因。以盐政主持政务。如果一切委托给商人的禀报，难道商人所说的，其是非成败，本来应当像烛光照亮、数数计算那样，百不失一吗？这是没有盐政啊。我认为今天讲求盐法，必须先责成运司进行会计。如何则盈余，如何则亏损，如何则亏损复变为盈余。不能委托给商人，而听任他们自行其是。盐政总揽大纲，来督率他们。有所不通畅，就从而补救它。运司的精神专注于商人，盐政的精神专注于私枭。专注于商人所以运输有利，专注于私枭所以销售有利。运输有利所以本源不枯竭，销售有利所以末端不积压。顺着本源直到末端，相互维系而不相互阻碍，就得到体制了。

变盐法议

李祖陶

盐是天地自然的利益。煮于海，晒于池，汲取于井，都可以制成盐。是民生必不可少的物品。征税它作为军国的需要，确实足以弥补田赋的不足。所以自汉朝以来，善于理财的人，不一定加派田亩税，以及像唐朝的间架陌钱、宋朝的青苗市易那样。大都是从盐中取足。然而有时处处设置官吏来牢笼它

译那么利益既不能归于朝廷，也不能惠及百姓，而全被官吏和胥吏中饱私囊。所以不如改变盐法，直接卖给商人，不必设置官吏，上下自然都有利益。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时，专门采用专卖盐法，充作军国费用。当时从许、汝、郑、邓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滑、唐、蔡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多了就会扰乱州县，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出的盐，转卖给商人，任凭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官吏。那些距离产盐地遥远的江岭地区，就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官府获得利益，百姓也不缺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后来竟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松江李雯的议论，说盐产于盐场，就像谷物生于土地，应当在盐场定额征税，一次征税之后，不再过问盐的去向，这样国家和百姓两利。这大概是认为天下都是私盐，也就是天下都是官盐。他说这话切实可行。如今盐利不能兴盛，正是由于盐吏不能罢免。而且他说行盐地区有远近不同，离官府远而离私盐近的，百姓不得不买私盐。既然买了私盐，那么兴贩的人必然增多，于是盗贼盛行而刑狱滋生了。我年轻时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盐地区，而民间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盐色青黑，比官盐好。等到游历太原，所吃的都是番盐，坚实精致。这是地利之便，不是国法所能禁止的。明知不可禁止，却设立巡捕的条例，以查获私盐作为考核，每季若干，定为一定数额，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他的话如此，也可以说是深切而显明了。从此以后，贤士大夫以此说上疏陈述的，不可胜计，最终都不能实行。到了道光初年，陶文毅公总制两江，兼管盐政，才开始根据海阳李侍郎赞元的说法，奏请实行票盐。但只在淮北实行，而在淮南不实行。淮南依靠盐利的人众多，把持和阻挠的人多。然而私盐越多，官盐越滞销，税款不足额，官吏疲惫而商人也疲惫，以至于湖北塘角发生火灾，汉岸盐船，被毁几乎殆尽。上天降下灾变，下民产生怨恨，即使想不改变盐法，也不可能了。于是两江总督陆建瀛公，恭敬地陈述淮南盐务，救济灾荒必须先兴利，兴利必须先除弊，斟酌拟定章程，恭敬地折奏上报。大意说淮南盐务的疲坏，实在是由于口岸不销。不销的原因，在于官价高于私价，官本重于私本。而成本过重的原因，又在于银价日益昂贵，浮费日益增加。如今的计策，想要畅销必须先抵制私盐，想要抵制私盐必须先减价，想要减价必须先减轻成本，想要减轻成本必须先裁减浮费，摊减税额。我私下认为今日的大弊，没有比利益不归国家，也不归百姓，而归于中饱私囊的人更大的了。淮南引地，首尾四省，依靠盐吃饭的，官吏则有文武印委等员，吏则有大小衙门书役，以及商伙、商厮、商船，不可胜计。一议整顿，就必然起来阻挠，造谣结党，恐吓欺诈，一定使良法中止才罢休。臣受恩深重，不敢以国库正课，商民脂膏，作为避免诽谤、养奸护蠹的计策。谨将淮南全局，通盘筹划，以充裕税款的方法，作为救济灾荒的方案，斟酌议定章程十条，等等。部议有的批准有的驳斥，命令覆奏，最终听从了。一时间盐价大跌，一包的钱，几乎可以买到两包的盐。四野欢腾，举手称颂圣天子的恩泽，以及陆制军的德意。东南数千里之地，如出一口。唉，可以说痛快了。只是按照他的章程，仍然处处夹杂官吏，与《日知录》所说不过问去向的不同。又大致模仿票盐，却不叫票盐。大意是说票盐分散不可稽核，这样操纵在手，可以自如。然而前人有言，凡是立一法，必须等待特定的人才能实行的，不是良法。必须人人可行，才可以称为良法。如今法令如果陆公长期在两江，尚能坚持不变，否则官吏乘隙，陋规裁减的可以恢复，少的可以增加，就像漕运本来有余米月粮，可供一切费用，乾隆年间就奏增脚钱数十文，现在则暗增至数百文了。而且浮收勒折，习以为常。朝廷虽然明知，也不以为怪。天下事类皆如此，可胜叹哉。

译积弊论

王应孚

眉山苏氏在《辨奸论》中说：凡是那些不近人情的事，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所为。这是从个人修身立行的角度来论述的。我则将此义理推广到臣子侍奉君主的关系上，说：凡是那些不近人情的事，很少不是造成重大政治弊端的原因。在朝廷之上，执政的大臣如果遇到有人以不近人情的美名举荐，蒙蔽君主的视听，为害民官吏请求恩赦的，不可不深入考察。礼是用来对待君子的，而法是用来制约小人的。那些身为小人却身居官位的人，往往习惯于歪曲法律，他们是小人中的极端者。让成百上千的小人共同举荐一件事，再由为数不多或几十位在官的小人奉行执行，却声称这几位或几十位乃至成百上千的小人能够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即使面临饥饿困绝，也能同心协力以济世，没有丝毫差错、分毫损失，这更是自古以来未曾听闻的。荀子说：官员遵守定数，君子涵养本源。本源不可不清澈，而定数必然不能整齐划一。吕居仁在《官箴》中说：公罪不可没有，私罪不可有。有了私罪必然涉及贪污，没有公罪必然流于欺诈虚伪。大概天下有绝对不可有的弊端，也有绝对无法避免的弊端。身为长官却纵容吏役歪曲法律，身为吏役却纵容奸民歪曲法律，这叫做故意犯法。故意犯法者不予赦免，因为这种弊端是绝对不可有的。身为长官防范吏役歪曲法律，却不能保证绝对没有歪曲法律的吏役；身为吏役防范奸民歪曲法律，却不能保证绝对没有歪曲法律的奸民，这叫做积习。积习难以扭转，因此这种弊端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圣人制定法律，并非不想彻底清除弊端，但在防微杜渐之中，时常留有回旋余地，不做过于严苛的事，说尽力防范罢了。如果触犯我的法律，严惩罢了。大概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一下子教化所有小人，让他们去做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积弊严重的地方，盐务和漕运尤其严重。称其地为“场”，是说其地域广阔；总其事为“运”，是说其行程遥远。以极其广阔的地域，经历长途运输的态势，一旦有人向君主报告说：由成百上千小人共同举荐的事，现在由为数不多或几十位在官的小人奉行执行，而没有丝毫差错、分毫损失了。自古以来无法避免的弊端，现在一下子清除得干干净净了。于是这几位在官的小人公然向朝廷请求赏赐。且不说这违背政体，而在转眼之间、数年之内，不导致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亏空不止。唉，危险啊！事情虽然繁杂，但把握要点则简约。五寸的规矩，可以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人情，就是我心中的规矩。在朝廷之上，执政的大臣如果遇到这种不近人情的事，就用人情作为镜子来对照，迅速考察其蒙蔽的端倪，深切追究其深藏的心机，那么其虚伪不难立刻看清，其奸诈不难立刻识破，而关乎国家经费的支出，也不会落到亏空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之多且无法查究的地步。这难道不是为政的要务吗？

请更定盐法疏 道光九年

监察御史王赠芳

奏为谨陈盐务经久之法，以除枭害而便民生，仰祈圣鉴事。

窃惟盐者，天地所生以养民者也；盐法者，国家所立以便民者也。我朝盐法，按人口分配盐引，划分地域指定商人，使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赋税有均输的定额，立法本来非常周密完备。然而实行久了，积弊日益加深，两淮地区尤其严重。导致弊端的原因和补救的方法，臣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详细陈述。确实，疏通盐引必须在于遴选商人，剔除奸弊才能增加赋税。只有清理全局，才能收效于眼前。但仅仅为了增加赋税，那么为民生考虑的措施，确实还有未尽之处。为什么呢？天下的利益，不在国家就在百姓。其实利在百姓，国家没有不受益的。现在的盐利，不在国家也不在百姓，而是归于商人。然而商人独占利益，官吏争相控制其短长，那么费用必然沉重。商人耗费钱财结交官吏，而独占市场之利，那么盐价必然高昂。商人以掺杂卤水、分量不足的盐，又经过水贩、子店之手，偷窃掺和，百姓才接受。价格因此递增而更多，盐因此转手而更劣质。于是私盐贩子乘机逐利，与商人争夺权力。小民用官盐半价，买到洁白纯净的盐。远离官府而亲近私盐，这是地利所便、人情所趋，本来不是严刑峻法所能禁止的。

查淮盐引地最广，盐价最贵，而侵入灌入的私盐也最多。潞、芦、闽、浙、川、粤的私盐，都越境来填充。私盐贩子也夹杂其中，而淮南北的私盐贩子，又在盐场私自贩卖以灌入腹地。为首领的，有大仗头、副仗头之名号，资本多达数十万，大团伙以数千计，小的二三百人为一伙。刀枪矛鞭锤等器械齐全。所过关隘，就鸣钲施枪，首尾相接飞速渡过。凡是安徽的颍州、亳州、庐州、凤阳，江苏的徐州、邳州，河南的南光，山东的曹州，湖北的襄阳，江西的南安、赣州、吉安，红须教、匪徒、捻匪、会匪，以及粮船水手，都是他们的党羽。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现在听说江广等口岸存盐多达二百余万引，按现在每月销量计算，须至道光十一年方可

译销售完毕。这是私盐畅通、官盐滞销的明显证据。而缉查私盐的兵丁差役，对于大股私盐贩子，本就心存畏惧，况且贪图他们的贿赂，私自放纵他们。反而将那些肩挑背负、向来不在禁令之列的零星盐货，一概加以缉捕，以此向商人示好，向上官邀功。男女老弱，都陷入牢狱之中，情形实在令人怜悯。更何况那些偏僻乡村、险要隘口，名义上虽是淮盐的引地，却有终身没见过淮盐的人。那里私盐贩子横行霸道，抢劫淫掠，毫无顾忌。百姓呼号无路，只能隐忍吞声。大家同为朝廷的子民，官府和商人固然公然夹带私盐，私盐贩子也侥幸逃脱法网，唯独这些小民，官盐遥远难以得到，私盐又触犯严厉禁令，既遭受兵丁差役的骚扰拖累，又受到私盐贩子的凶狠横行，百姓深受困苦。这怎么能够忍受呢？天下有不产盐的地方，却没有不吃盐的人。我查考盐引定额，是定自建国之初。太平盛世积累了一百八十余年，人口滋生，何止十倍。而销售数量反而短缺不足。难道天下有这么多不吃盐的人吗？引盐的数量，连百姓食用的十分之一都不够。盐不出自官府，必然出自私贩，这是势所必然的。大凡杜绝弊端的方法，贵在治理其源头。天下的百货之所以自然流通而没有弊端的，是因为听任百姓自行谋利，而不区分官营私营。盐有官营必然有私营，有了私盐，那么官盐必然壅滞而不能流通。臣愚以为，想要消除盐政弊端以便利民生，不如将税课归于盐场，任由盐户与商贩自行交易，使盐像百货一样流通于天下。应当请求由总督、巡抚和盐政详细查核盐数，命令将定额盐、余盐的具体数目上报给盐场官员。盐场官员查核登记，比照引课，酌情确定定额盐的课税数额，均匀摊派征收，将余盐作为额外的税课。不论富商小贩，都可以向盐户购买盐。盐户就在售盐时缴纳课税，以免拖欠和追呼。听任百姓随地运销，不分地域界限。这样，人人可以买盐，处处可以行盐，税课没有壅滞和拖欠的担忧，官府没有筹划销售、堵截缉查的劳累。商人购买运输与否，都可以听凭方便，不至于因竭蹶而耽误公事。而数十万私盐贩子，不禁止也会自行绝迹。而且那些贩卖盐的小贩，都能转化为良民。成本低而利润多，人们自然乐意去做。脚力贩运日益广泛，盐价日益低廉。往日吃盐昂贵的百姓，没有不享有含哺鼓腹的快乐。百姓利益广博而百姓祸害尽除。

译有人说盐户勾结百姓贩卖私盐，恐怕在上报卖盐数量时多报少报。臣想，过去煎煮余盐之所以隐瞒不报、私自售卖，是因为商人独占其利，导致商人和百姓都受害。现在让盐户与百姓自行交易，百姓不用担心高价短斤，也不用担心被扣价而让商人获利。缴纳赋税的数量很轻，偷漏的罪责很重，冒着重罪去逃避轻税，这是常情所不会做的。况且有“火伏”之法，可以知道出盐的数量。稽查的责任，专门由场官负责。应当慎重选择廉洁有能力的官员，设立火伏簿册，查明各盘灶，以核实煎盐的实际数量。有定额，即日夜煎盐一灶，有定斤，称为火伏。令盐户五家互相担保，有隐瞒偷漏的查出，本人与担保人分别严惩驱逐。各盐场的赋税，根据出盐旺盛或淡季的月份，互相比较。按照出盐量，按照盐量计算赋税，按照赋税确定期限，按照期限批解运往国库。照州县地丁税例，全部征收全部解送。如果征收解送迟延，亏欠隐瞒赋税，就照州县例严格参劾治罪。那些著有成效的，优加鼓励。法令简练严肃，赏罚严明，那么盐场的积弊，一朝就能扫除了。此法实行，不仅定额盐有赋税，余盐也会多盈余。将过去的官盐私盐，都缴纳国家赋税。与实行引盐的赋税相比，必定大大增加。臣私下想，我皇上登基以来，体念盐务疲乏，每次豁免，辄达数百余万。恩旨谆切，本不图利。只要商人持引销盐，官府督促商人办理赋税，引盐满足岁额，赋税清缴年款，而商人与百姓安宁，私枭不为民害，那么成法具在，怎敢妄请更改。无奈法久弊深，不仅国家赋税日亏，致使小民重困，即使设法补救，取效目前，或许能体恤商人充裕赋税，难免私枭猖獗百姓遭殃。如果不趁现在改图，诚恐私枭得到盐利则必定拒捕，得不到盐利，则必定流为盗贼。拖延日久，其祸患不仅在盐务而在地方。臣不敢说兴利，私下愿为民除害，而且不仅除一方之害，私下愿除天下之害。只是臣所陈述的，因为淮纲关系甚巨，所以敢特别言其大略。至于直省行盐情形不同，原难一概而论。伏查各省盐务，有停颁引盐，听任百姓自行煎卖的；有盐课改归地丁，听任百姓自便的；有改为煎卖，百姓运输百姓销售的；有盐无引额，由小贩担负零卖的。或因私枭盗贼日多，或因百姓口粮不足，或因赋税拖欠，均经陆续请求改定章程。可见各省盐务疲乏，也大致相同。而淮纲积弊深重，未闻议改者，大概因为商人欠国库达四千余万之多，应由商人分年带纳。如果不让商人，则此项全部落空。所以未敢轻议。臣想分年带纳，即在盐价之中，并非商人自出己资。分三十纲，即须三十年，又屡次展限，年复一年，何所底止。况且商人日益富裕，或许可继续归还旧款。现在疲乏日甚，旧欠之外，难保其不新亏。积欠太多，带纳无期，这是事势必然的。任用商人而国库仍虚悬，征收而赋税归实获。以今日之赋税，补昔时之商欠。况且商人故业具在，仍可购盐运销，随时筹措缴纳。通盘筹划，似属有益。伏乞皇上敕令直省督抚盐政，悉心酌议，详定章程，令一体遵行，经久无弊。商课改为场课，私盐尽属官盐，养民便民，奸宄潜消，这确实是拿美利造福天下，不言利而利大者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恭折奏闻，仰祈皇上圣鉴。

酌改盐务章程裕课便民疏 咸丰元年 户部

伏查国家岁入之数，地丁关税之外，只有盐课是大宗。因为盐是人生日用所必需，而所费不多。所以岁有丰歉，容有缺粮之时，而人无贫富，总无乏盐之日。人人不能不食，又为人人力所能食，所以销路宽而输课易也。产盐之地，各省不同。云南四川产于井，河东产于池，其滨海省分，如两淮两浙长芦山东闽粤等处，则产于海。所产之盐，皆待煎晒而成。其附近居民之以煎晒为业的，称为盐户。朝廷设官以掌管，招商以运输。积斤成引，按引抽课。各省一引的数量，自二百四十斤至五六百斤不等。按收正税杂税，自一两数钱至二三两也各不相同。这是大略。然而纳课的多寡，以销盐的多寡为凭。销盐的多寡，以食盐户口的多寡为断。自国家定课以后，至于现在人口之繁，户口之增，岂止加倍。于是食盐之人，日见其增，销盐之路，日见其广。而行盐的引地，反而多滞少畅。以致正税杂税之额，也有不足而无盈余。这是为什么呢？一是由于私盐之充斥，二是由于浮费之增加。自设立长商以来，各省官绅士庶，皆视盐务为利薮。或借口办公，巧为侵蚀，或受人请托，曲为通融。其他如陋规黑费之类，不可枚举。况且课项则有时展缓，而陋规则无

译处罚从轻。这就是浮费日益增加的原因。浮费增加，成本就加重；成本加重，盐价就高昂；盐价高昂，销路就滞涩；销路滞涩，赋税额度就亏损。而没有赋税的私盐，便趁机充斥市场。私盐质地洁净，价格又低廉。因此百姓乐于食用私盐，奸民也乐于售卖私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禁止低价的私盐，推行高价的官盐，即使动用刑罚驱赶、权势逼迫，也是做不到的。这就是盐务日益滞涩、商人日益疲惫、赋税日益短缺的原因。如今的对策，想要增加赋税，必须先使盐畅销；想要使盐畅销，必须先打击私盐；想要打击私盐，必须先减少浮费。而想要通过减少浮费、打击私盐来使盐畅销并增加赋税，那没有比让各省废除长商制而实行票盐制更好的办法了。

译票盐之所以优于长商，原因何在呢？长商受到官府的管束，官吏借此侵吞渔利，长商无可奈何，所以费用繁多而盐日益滞销。票商随时认领盐引，官吏即使想勒索，票商立即举报，所以没有额外费用而盐容易销售。那么减少费用就是增加税收，这是第一个好处。长商有额外费用，盐价就日益昂贵，昂贵就不能与私盐竞争，销路日益阻塞。票商没有额外费用，盐价就日益便宜，便宜就能胜过私盐，销路日益宽广。那么打击私盐就是增加税收，这是第二个好处。长商积弱已久，往往导致先运盐后缴税，税课容易拖延。票商带着资本而来，所以都是先缴税后运盐，税课没有短缺。那么免除拖欠税课的积弊，这是第三个好处。长商按定额领运，必须拥有巨额资本才能承充。票商量力缴纳税课，即使数额不多，也准许其贩运。那么扩大民间的生计，这是第四个好处。长商倚仗是官盐，迫使人们不敢不吃，所以盐多掺杂使假。票商各自销售，担心人们有的不吃，所以盐都洁白纯净。那么便利各省民众食用，这是第五个好处。长商价格高，人们愿意吃私盐，私贩因此增多。票商价格低，人们愿意吃官盐，私贩因此收敛。那么教化天下的坏分子，这是第六个好处。总括这六个好处，又有合适的人来经营管理，当今生财的大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追溯查考嘉庆六年，云南盐课改归井盐，至今每年超额销售。道光十二年，淮北盐务，先前两江总督陶澍奏请改行票盐，除了每年清缴年款之外，每年协贴淮南盐课银六十七万两，超额销售的数额几乎加倍不止。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因为汉岸火灾之后，盐引滞销商情疲敝，将淮南盐务全部改为票盐。当时中饱私囊的人，借词迷惑人心，仰赖皇上圣明的谋略独断，试行之后，裁汰浮费一百四五十万两，票贩踊跃争先，己酉年一纲，上缴税课达到五百余万两，去年部库支绝依靠它接济。可见改行票盐，上能增加国家税收，下能便利民众食用，其效果已经历历可证。臣等考虑各省盐务，除了淮盐改行票盐、云南盐课归井之外，只有山东引票兼行，尚能每年清缴年款，但也总没有超额销售。其余长芦、河东、两广、闽浙、四川各盐务，无不商情疲敝、盐引滞销，困苦劳累日益显现。现在两淮、云南既然办理有成效，那么各省也可以仿照成例，酌情变通。虽然因地制宜，各省情形不同，但销售盐的地方，食用盐的人，起初并没有丝毫差异。只是变法开始，总以裁减费用为要务。恐怕往日渔利的人，无利可图，必然借词阻止，百般动摇。假如各省大吏对盐务情形不能深入了解，恐怕被浮夸言辞迷惑，反而导致良法中途受阻，实在可惜。皇上圣明洞察，票盐的好处，已在圣鉴之中。只是各省改定章程，势难同时进行，必须依次办理，才算是施行有序。可否恳请天恩，特别简选居心公正、通晓盐务的大员，先选择一个省前往，酌情考察情形，仿照两淮改行票盐的成例，妥善筹办。办定一个省，再推广到其他省。这样逐渐推行，长期坚持，以减费为先务，以缉私为长远之计。不过数年，各省全部改行票盐，销路既广，缴税愈多，既将私盐转化为官盐，就畅通而没有阻滞，税额的增加，将会比今天加倍。所谓便利民众、增加税收，其好处实在说不尽。臣等愚昧之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卷五十一 户政二十三 盐课二

两淮盐法议略

王守基

两淮产盐的盐场共有二十三个。隶属于通州分司的有九个，叫丰利、掘港、石港、金沙、吕四、余西、余东、角斜、枅茶。隶属于泰州分司的有十一个，叫富安、安丰、深垛、东台、河垛、丁溪、草偃、刘庄、伍佑、新兴、庙湾。隶属于海州分司的有三个，叫板浦、中正、临兴。二十三个盐场，共征收折价银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两零。前明本来是按丁口征收盐税，现在则将丁税摊入土地，根据亭场池灶产盐的多少，酌情定下科则，交纳银两，所以称为折价。海州三个盐场，盐出自晒制，销往淮北。其余都出自煎煮，销往淮南。煎盐的方法，选择卤水旺盛的地方，坚实筑平如磨石，名叫亭场。等待卤气上升，地面出现白光，在上面摊开灰，灰就是煎盐所烧的荡灰。五更时分摊开，夏天到中午就起盐花，春初秋末，常常需要整天，冬天则盐花回归土中，必须风日连续晴朗，盐花才开始凝结。用扫帚扫成堆，抬到池中，浇水淋洗。大池之外，承接小池，再淋洗，才成为白卤。试卤的方法，投入石莲子，浮起而不沉下，就可以入灶开煎了。灶，是煎盐的釜，像釜但较浅。前代用盘，重而难举，灶较为灵便。然而重也有四五百斤，由湾头官厂铸造，私造私买者有禁令。在灶中煎卤，等到水竭气凝，微微加入皂角，就晶莹成盐。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