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吏政六大吏

译卷二十三 吏政六大吏

名实说

朱琦

什么最难辨别？回答说：名最难辨别。名是士人所争相追求而容易迷惑的。天下有乡野小人的行为，有大人的行为。乡野小人和大人，这是他们的名。考察他们的行为，并观察他们是否有用，这是他们的实。世人所称道的，叫谨厚，叫廉静，叫退让。这三者，是名中最美好的。却不知道这是乡野小人的行为，不是所谓的大人。大人的职责，在于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有刚毅的大节，被君主敬畏忌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做长远打算，意见相合就留下，不合就依道义离去，自身的便利安逸，顾不上计较。世人的指责，不敢逃避。现在却不是这样。说：我如果为天下做长远打算，那么天下的祸患一定会集中在我身上；我如果被君主敬畏忌惮，就不能长久在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这三者可以安坐而没有祸患，而且它们的名又非常美好。没有祸患而可以长久在位，又有天下美好的名声，士人有什么害怕而不争相追求这个的呢？所以近代号称公卿中贤能的人，具备这三者的很多。当他们戴着高冠、穿着长袍，从容地在朝廷之间行走时，上面的人不怀疑，非议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深沉不可测度。一旦遇到重大的利害关系，惊慌失措，闭口结舌而不敢说话，而所谓的谨厚、廉静、退让，到这里全都无用。这时才开始想到以前那些被君主敬畏忌惮、而有深谋远虑的人，却找不到了。况且谨厚、廉静、退让这三者，并不是真的无用，也是要看时机的。古代有背负盖世功劳，而想着保持其后路的人，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而唯恐不能善终的人，未曾不小心翼翼地注重这三者。有非常之功与名，而小心翼翼地注重这三者，所以可以蒙受荣誉，镇住浅薄的世俗，保全晚节。后世没有那种才能却占据那个职位，安享快乐而躲避祸患，借用了最美好的名，安然自足，这是藏身最稳固的没有比这三者更方便的了。孔子所说的鄙夫，其极致就是乡原。这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的人。太严重了，他们的迷惑啊！况且我听说大树有尺寸大小的腐朽而不被抛弃，骏马有奔跑踢人的毛病而可以驾驭。世间的贪婪者、矫饰者、放肆者，往往他们的才能可用。现在的人外表装作不贪婪、不矫饰、不放肆，最终却无用。他们的名是对的，他们的实是错的。所以君子要慎重对待名。在乡野而有大人行为的是荣耀，身为大人而有乡野行为的是耻辱。

大人论上

马福安

现在世人称官职达到显赫高位的人为大人，求取官职的人没有不看重这个的。居于这个职位的人，常常承受这个称呼，而难以符合其实质。只知道享受快乐，而朝廷之所以任用我，士人百姓之所以期望我的，未能稍微报答其万一。日后的规模，都在安居时预先确定。那么士人闭门诵读，忽然被富贵之情所触动，预先设想我日后应当如何享受快乐，日后得志不几乎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成为百姓的祸患吗？我住在长安，也是求取官职的人，恐怕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写此文作为警戒，来自我激励志向。

大人论下

马福安

大人之所以成为大人，不是凭借爵位而是凭借德行，不是凭借名声而是凭借实质。有德行的实质，而名声地位与之相称，固然足以宣扬皇上的谋略，辅佐帝王的功业，道义救济天下，美名流传千载。即使穷困隐居在野外，默默无闻不被世人所知，而言论成为世人的老师，行为成为世人的法则，固然不因为他的蜷缩屈居而有所增减。所以有大人的本体，有大人的作用。本体在哪里？孟子说：大人，是不失去他赤子之心的人。大概赤子纯真诚实没有虚伪，大人也纯真诚实没有虚伪。凡是他的修养内心、持守自身，获得上级信任、感动下级，无不像天地元气一样，贯通周流。所以从日常行为、日常言语的诚信谨慎，一直到善化世间而不自我夸耀，德行广博而教化天下，成为龙德正中的人，而归根结底在于防止邪恶、保持真诚。这是《易经》乾卦九二爻的大人。作用在哪里？孟子说：大人，是端正自己而使万物端正的人。他秉持德行刚健中正而纯粹精微，所以用道义修养自身，功德施及世间，圣人创造万物，而生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以归于保合的太和。这是《易经》乾卦九五爻的大人。所以纯真诚实是他的心，广博深厚是他的德行，明达通晓是他的见识，公正广博是他的气量，刚直以彰显他的节操，正大以显现他的真情，清廉端正以砥砺他的操守，温和平易以使人们亲近，严厉坚毅以使人们不敢侵犯。他的志向不是一身一家的私利，而胸怀天下的宏图；他的事业不是苟且应付眼前之事，而有百年万世的考虑。像这样，才是与天地并立、确立人极的大人，而不是一乡一国的士人，也不是穿着礼服、戴着礼冠，徒然窃取高位，来震慑炫耀世俗的人，所能同类而一并讥讽的。唉！大人的实质不被天下所见已经很久了。三代以下，不是诸葛武侯、范文正、司马君实这些君子，我与谁同道呢？

丙吉论

杨绍文

论曰：丙吉不是懂得大体的人。丙吉在问牛这件事上得理，而在不问人这件事上失理。因为不问人，所以问牛这件事也失理。从前孔子的马棚失火，问：“伤人了吗？”不问马。牲畜与人，轻重的差别悬殊。孟子说：现在人乍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一定有惊惧同情之心。哪有看见人死伤倒在路边，而漠然不动的人呢？唉！丙吉看待人不如牛啊。况且事情有缓急，有可以等待时机而行的，有不可以等待

译应当及时行动。这就好比烈火突然在原野上蔓延。如果有东西在旁边，将不会等到负责禁御的人去处理，就开始取水来浇灌它。现在有人拿着水站在旁边，却不问一声，说是要等待掌管火的人，这难道是仁爱的人吗？假如遇到像吉那样举戈立矛的事情，难道也要等到年终才考核优劣吗？况且吉也并不知道，君臣遵循法度，父子亲近，贵贱不失序，尊卑不颠倒，万物各得其所，这才是阴阳调和而寒暑自然得其节律。百姓，对于阴阳的不和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舍弃百姓不过问，却担心阴阳不合时宜，我不知道吉将如何调理这阴阳。我本来就说吉是不懂得大体的。从前汉文帝用决断狱讼、钱粮谷物的事情询问周勃，周勃不能回答。问陈平，陈平说各有主管的人。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满足万民的适宜。陈平只是一时口齿伶俐，不值得称道。我特别奇怪吉身为宰相，有大臣的风范，而他的言论却如此荒谬悖理。唉，这是不学习的过错吧。

译贵因

凌

某公任浙江巡抚时，亲自以节俭示人。途中看见一个泥瓦匠的妻子，穿着彩衣、头戴花饰，便叫随从拥着她离去。那泥瓦匠是新娶了媳妇的。他到衙门探听消息，三天没有结果，于是抛弃房屋和工具，凑得二十两银子，通过中军递上请求。某公说：“忘了这事了。”把妇人带到庭院，叫夫人出来，只见夫人衣衫污旧，拖着柴火，从井台走来。某公说：“夫人尚且如此，而从事泥瓦匠职业的人，却过分讲究，要警戒啊。”用糙米饭喂饱她后遣送回家。回家后已无家可归，于是上吊自杀。程抚军任浙江巡抚时，担心杭州的竹墙容易引火，一旦发生火灾，往往烧毁千百户人家，于是制作了几万块土坯，放在衙门外，悬挂告示命令用土坯交换竹墙。差役们声势汹汹，按户搜刮钱财，而竹墙依旧如故。江某任湖州知府，下令天黑后不得点灯，并且夜间巡查，凡门缝透出光亮的，就把两个廪生捆绑带回。那些廪生其实是早晨做买卖、晚上读书的人。此事上报给上级，于是调离了江某。凌氏说：“百姓究竟如何，我更不知道。这本来就是有德行的百姓啊。程某初任岭南知府时，被称为循吏。任山东按察使时，居住的人和过往的人都颂扬他的德政，大多令人惊喜。用土坯换竹墙，前人曾筹划过，某公却推行得不循序渐进，又不托付给地方官和绅士，而是急切地让吏员借机作奸犯科，可惜啊。孔子论述美政说：‘顺着百姓所利的去利他们。’又说：‘君子端正衣冠，庄重视听。’某公以节俭向百姓炫耀，意图难道不美好吗？但想要揭露同床共枕之人的丑态来作为众人的警示，很难完全做到。江某本来不学无术，无可指责。自古公卿大臣为了向上推广教化、革除弊俗，难道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吗？顺应而不松懈，改革而不张扬，从容地惠及万物，遵循正道。这话，我曾为程抚军岭南《山左集》作跋时写过，但没有仔细看。程某离开浙江几年后，以前聚集起来辱骂他的人，知道也渐渐自我责备了。

读昌黎集书后

包世臣

道光乙酉年，仲冬十六日，为谋生渡江，蜷缩在船中，不能自主。漫步荒凉的市场，得到《昌黎集》，首尾稍有模糊。昼夜诵读，观察其笔势，生动奇特，与我二十岁以前所见大不相同。读完之后，于是在后面写道：退之读《鹖冠子》，读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时，为之悲伤。退之议论淮西之事，掌握情势，差不多起到了一壶的作用。然而驷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袁绍在官渡战败，说“无颜再见田丰”，杀了他之后才进城。所以，采纳他的言论而有功绩，就害怕别人占据他的上风；不采纳他的言论而导致失败，又害怕别人显露他的短处。哪里在于因为失船而珍视一壶呢？据我所知近世的事，只有已故宰相阿文成公，持节督修青龙冈工程，副将李荣吉认为进占堤坝是工程最忌讳的，应当暂缓，得到实情后再前进，以防堤坝突然塌陷。文成公斥责他扰乱军心，催促他急进。合龙后，文武官员都来祝贺，只有荣吉不到。召见他，他在坝上向使者拜了两拜说：“为李荣吉向公相致谢。坝其实未稳固，荣吉不敢向公相祝贺，所以离开工地，导致疏忽。督促土料追压，过了两天，竟然守不住。”文成公半夜听到坝体塌陷，奔驰而至，荣吉已挂缆落水。文成公下令说：“能救活他的，官员提升三等，兵吏赏赐千金。”不久，抬着荣吉到来，文成公流泪，亲自脱去他的湿衣，用皇上赏赐的黑狐端罩保护他，过了很久才苏醒。文成公于是自我弹劾并推荐荣吉。《震》卦说“无咎者存乎悔”，蔚然成为宗臣，难道不应该吗？退之又说：“命与仇谋”，也是文人的形容，并非事实。如果退之真的与命运为仇谋，就不会有前面的言论了。

书韩退之上宰相书后

王宝仁

凭借退之的贤能，足以数度到达宰相的门庭，书信再三呈上而不能见一面，不奇怪现在的人不能自我通达了。然而退之当时，想着在天下施行他的道，见不见，关系到道的施行与否，其困难是应该的。现在则没有施行道的志向，不过是计算时间月份，奉行成例，见一面就完了。却一定要繁琐其礼节，人已经到了，说没有投递文书，而不能见面；文书已经投递了，说没有指定日期，而不能见面。胥吏挟持这些肆意索取，守门人借此张扬声势，而在上面的人不知道，知道了也认为体制本来就应该这样。国家设置大臣，本来是要考察吏治，振作士气，通达民情。现在所谓的考察，只是接见颜色而已，没有敷陈辩论，足以知道人的究竟。而礼节如此繁琐，虽然有磊落非常之士，不叹息愤慨的很少了。不奇怪士气不能振作了。见虽然难，终究能见一面。以终究能见一面的人，尚且中间多有阻隔，那么民情被堵塞不能上达的，不可想象啊。我读退之的书而类推到这件事，来记录我的感慨。

奴祸

王效成

官与官交接，虽然尊卑品级不同，但都是朝廷的爵位，即使是掾史的末流，也将借此步入仕途。然而上下相交，必定以奴仆在其中。百数十人，华美的文章杂佩，威风凛凛地呼召呵斥，作为下属的人，害怕被他们谗言阻隔，势不得不和颜悦色、丰厚馈赠，来买取他们的欢心。而奴仆们就凭借他们谄媚求取、卑贱污秽的身份，俨然凌驾于士大夫之上。天下从节镇直到部尉署，到处都是这样。而且不仅于此，占据关津的要害，掌握国家政令的出入，像狼一样吞食商货。

译用来资助他们纵欲酗酒、赌博的开销。而守门人的职责，反而供他们颐指气使，如同对待衙门里的差役一样。这简直是公然将自身置于朝廷法度之外，而专职掌管那些蛀食民生、奸坏官制的人，其危害不可谓不严重啊。况且，他们摧残败坏士大夫的廉耻之心尤其严重。士大夫如果不知羞耻，又怎能懂得廉洁？天下哪有清正廉洁的士人，却与奴仆之辈结下因缘的呢？他们忍气吞声地顺从，逐渐变得柔顺熟稔，其中不最终归于卑劣污浊的能有几人呢？唉！国家严厉禁止宦官不得干预外朝事务，那些尊贵的士大夫又是何等身份呢？然而身为士大夫的人，对外不亲近平民中的办事人员，反而招揽召募无赖之徒来堵塞自己的耳目，并且挫伤侮辱与自己同辈同等的人，甚至有时被这些人所挟制。他们难道没有想过，自己身处低位属官时，曾遭受过这类人的欺侮吗？将庄严的法令殿堂，变成了奴仆践踏的场所，这是怀着怎样的心思啊！这是怀着怎样的心思啊！

译论赵恭毅公覆奏宋学士参款事

姚莹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内阁学士宋大业奉御书前往南岳，回京复命时，上奏弹劾偏沅巡抚赵申乔不敬的罪状八条、失职的罪状六条。赵公遵照旨意回奏，得以无罪。宋大业倾陷赵公，以及赵公处境孤危，天下人都知道了。但我私下里奇怪，像赵公这样立身端正的人，怎么还会有馈赠宋大业七千金的事情呢？赵公的奏疏中说，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宋大业祭告南岳，携带御书匾额，一到长沙，就虚张声势，多方恐吓臣下。长沙知府姜立广从中传话，逼迫索取大量钱财，才允许悬挂匾额。臣敬畏天使，许诺给三千两，他不答应，增加到七千两。他让姜立广向布政使暂时借库银，随即让姜立广送来七千两，随礼七百两。幕宾刘某、张某，各索取银一百两，总共七千九百两。唉，权贵欺凌人，即使是赵公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畏惧之心吧。这笔银子暂时借用了库项，没有说明如何归还填补。奏疏后面说，宋大业今年再次到来，想援引旧例，但直到今天，派无可派，捐无可捐，只让各官共同送银一千两，随礼一百两，大大违背了他的意愿，于是想置臣于死地。那么，此前那笔款项，是各官摊派捐输，就可以知道了。奏疏又说，姜某所领的司库银五千两，用于建造御书楼，议定捐出四十年的俸禄工银来填补款项。那年冬天，剿抚红苗，大军云集，一应锣锅、账房、运送米豆的夫役船只、供应犒赏等各项费用，都借用国库资金应用。而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的俸禄工银，已经捐出修葺岳庙，那笔库项不能虚悬。署理布政使张仕可详文称，各州县愿意在加一火耗之内，再加捐五分，清补军需，总督大臣和臣批准了。到四十三年，因为修道路桥梁，雇佣准备江南船只，借动库银，又用四十五年的俸禄工银捐补。考察四十三年，赵公题奏估修南岳庙的疏文中，称相度料估，需要银三万九千三百六两，由知县以上各官捐俸修葺。后来修御书楼有捐，军需有捐，道路桥梁船只有捐，四年之中没有一年不捐，俸禄工银不够，又加上火耗，这些都是从司府州县那里取来的。再加上前后派送宋学士九千余金的事情。这时赵公正严厉裁减州县私派重征，弹劾的奏章上了几十次，而这类派捐的事情，却频繁不断。要想让属官没有怨恨，怎么可能呢？再考察四十三年八月，姜立广因为隐匿宁乡县亏空，被赵公题参。这发生在馈赠宋学士之后。不弹劾姜立广为宋大业索贿，却弹劾他隐匿亏空，难道赵公也是投鼠忌器吗？唉，赵公身为巡抚，以清廉的节操上蒙知遇，而事势所迫，还不能没有派累属官以馈赠权贵的事情。那么府州县以下，被人威逼恐吓的更不知有多少。巡抚派属官，属官又将派谁呢？稍微知道自爱的人，都不剥削民脂民膏，想要让他们连亏空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了。此前四十三年，有奏请给各官养廉银，禁止征收火耗的。皇上命各省督抚商议。赵公说各官贤愚不等，现在允许征收一分，尚且担心在一分之外浮收，现在再给银两，恐怕利欲熏心，巧借倾销起解的名目，藉取火耗。这样既对国家有损，仍然对百姓无益。皇上采纳了赵公的话。到雍正年间，才定下将火耗归公，而给官员养廉银。后来官员解送钱粮，倾销火耗没有出处，仍然不能不私下从百姓那里取用。赵公的话确实应验了。而因为事情派捐俸禄工银，养廉银还不够，一切办公费用无不责成州县承担，因为亏空被弹劾的人前后相望，以至于今天。可悲啊。

安徽布政使司题名碑代邱方伯作

陆继辂

自从韩愈撰写《河南府同官记》以来，历经宋明两代，作者往往有题名碑文见于文集中。国家任用官员，是为了兴盛各项政绩，各自根据人的德行与才能，来决定贵贱，但也未尝没有才德不足以相称的人，夹杂其中。在当时或许相差不远，等到后来就明显如黑白之分，大概时间越久越不能掩盖。因此君子敬重名字，名字是用来使百世之后，考察其行为的纯疵，以及职位是否称职的。本朝沿袭明制，各直省设置布政司一人，凡是守土之吏，都隶属于他。大江之南，地大物博，高宗纯皇帝知道那里不容易治理，特意将其分为三部分。而安徽所属，仍有八府五直隶州。因为水旱灾害不常，盗窃案件间或发生，征收令令期会，已经几乎日不暇给。又何况处于其下的人，聪明才力既各有所恃，而临之在上的人，又不能没有见识与学问的互异。如果喜怒偶尔偏颇，嗜好稍微显著，都足以开启窥伺的端绪，而衰败刚正之气，这是可惧的。我凭借乙科出身担任县令，两次跌倒两次爬起，仰蒙圣天子特达的知遇，屡次获得破格提拔。数年之间，接连升至岳牧（指郡守、州牧，即地方高官）。这应当如何报答高厚的恩德呢？而时清政举，无可兴革，兢兢业业，唯恐素餐（白吃饭）。实德不存在，

译名将依附于谁呢？况且我听说，儒者确立自身，关键在于终其一生；君子治理政事，体现在百姓离去时的思念。日后如果有人提及他们的名字而为之感慨、兴起怀念之情，那么这块石碑，也就成了无声的史鉴，以及自我警戒的箴铭了。这块碑从乾隆二十五年许松佶公分藩福建时开始建立，直到道光八年，凡是题名的人共有若干位。

译请求消除督抚大吏蒙蔽的奏疏 道光十二年 裘元俊

我私下查访，自入夏以来，雨水未按期降临，风势也不收敛。此前尚书耆英曾上奏，认为阴阳隔绝，是由于各级官员职责废弛所致，应当先澄清整顿官场常规，整饬吏治事务，奏请后奉到皇上谕旨，命令在京各部院、旗营各衙门的堂官务必秉持公忠，随时认真查核，这样各司其职、勤勉称职，或许才能清和咸理等因，钦此。这仰见我皇上精一治国、日夜勤求的深切用意。臣愚以为，恒风之象称为蒙。只是蒙蔽在小臣身上的弊端较浅，而蒙蔽在大臣身上的弊端较深；且蒙蔽在京官员的危害较轻，而蒙蔽在督抚身上的危害较重。臣认为，当今巧妙地进行蒙蔽，又敢于进行蒙蔽，以致违背和顺甘美之道的，只有督抚大吏最为严重。

就像湖南逆瑶赵金陇一案，他们制造器械、铸造枪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听说该逆匪出入时，还使用旗帜护卫。向来该地地方官员，为何竟然毫无觉察？查道光十年，前任巡抚程祖洛曾上奏，该省命案盗案，自嘉庆二十一年后，州县不按规定期限上报，按察使司也不汇总册籍详细咨报，经年累月，拖延搁置不办。因此该逆瑶明目张胆，敢于作乱，都是平日督抚和地方官员苟且养痈，才导致如此。等到愚顽之徒蠢动，劳师糜饷，而从前昏昧酿成事端的各位大臣，仍然安享富贵尊荣，竟没有一人受到责罚。这是督抚得以因循守旧享受安乐，而唯独将忧劳勤政归之于皇上。

又如直隶尹老须等人习教传徒一案，煽惑范围远至三省，勾结人数多达数千，地方官员都如同聋哑一般。此前奉旨交由直隶总督查办，竟然以该犯等确实是良民为由蒙混完结。如今案件已破，该总督又不早点自我引咎，并将前次委派查办的各员严厉参劾惩办，而对于奉旨查取各官职名议处的事情，仍然迁延时日，使他们厚颜留在任上，以慢慢进行弥缝保位之计。这是该总督等既已在前苟且养痈进行蒙蔽，又想在后为劣员巧妙脱罪以继续蒙蔽。

又如广东惠廉等府会匪煽动散布，该督抚既无教化引导的根本，又无禁止控制的方法，而且对于鸦片烟流毒害民，钦奉谕旨，交由该督确切查核，杜绝来源，然而该督等覆奏，竟推诿给其他省份，并以销路无法完全遏制为由，巧妙搪塞，不自愧办理无术，反而好像认为圣旨禁止是多事。如今听说该省竟有包揽鸦片烟行的商户，每年坐收内地银两数百万，转发泛海出洋，该督抚视为无关紧要，并不查问。

又如江西南赣二府民情犷悍，道光十年，经该巡抚奏准，对于拜会抢劫讹诈逞凶的案件，请求加重治罪。臣近来听说该处实在的会匪，并未能认真查办，反而将并未入会抢劫的平民，偶尔犯罪，都加重问拟。又如福建漳泉等府聚众抢劫灭尸的案件，往往数年不缉拿凶手，地方官员废弃国法，该督抚也置若罔闻。又如顺天府经步军统领衙院及都察院交审的案件，该府尹转批所属，因循拖累，数月不提取审讯的，不知有多少。至于江南宿迁，山东茌平、东阿，河南安阳、汤阴等县，冲途大路，劫掠屡见，盗贼肆行，未听说督抚据实参办。云贵、四川等省，罂粟地，红黑贼匪，结党扰害，而该督抚均未能实力查禁。其他如近年地震水溢之灾，大吏毫无愧悚，而视为属员保荐的快捷方式，甚至圣主如纶如綍的诏书，再三教诰，也等于弁髦而不行。如此之类，不可胜数。这就是臣所说的当今巧妙进行蒙蔽，又敢于进行蒙蔽，只有督抚大吏最为严重，以致违背和顺甘美之道的原因。

臣私下看见近日以来，浓云密布，油然欲雨，旋即被风吹散，这就是圣恩优渥，而被督抚大吏蒙蔽，以致恩泽不能下达的征兆。其示见于京畿，天意或许想要圣主惩警其蒙蔽。大法则小廉，上行则下效，理有固然。所以督抚能秉公忠，则属吏没有不勉力成为贤能的；督抚只务欺罔，则属吏没有不趋向贪诈的。如果所属地方，废弛到极点，这是州县的庸劣就是督抚的整率无状。如果只严于小臣而宽于大臣，不过归咎于一二州县，而督抚则爵禄依然，泄沓依然，更复何所畏惧。如此而想要吏治整饬，民风端厚，这就像浊其源而思清其流。臣愚以为地方各官贤不肖的举劾，只在督抚的明察，而各督抚贤不肖的黜陟，只恃圣心的独断。伏祈皇上以雷霆之用，济雨露之施，由地方教匪盗贼积案之多，而验道府州县之不职，即由所属道府州县不职之多，而验督抚大吏之不职。圣鉴如神，权衡不爽，赏罚并行，刚柔互用，使天下之督抚知懔天威，而不敢以好恶之私轻为尝试

译试行之。希望天下的州县官员知道畏惧督抚，而不再用虚妄巧诈的手段来逢迎。这样，蒙蔽的弊习就会消除，教化的恩泽就能下达，民间的疾苦就能上达，而和乐甘美的局面就会立刻出现了。

译端表率杜弊源疏

监察御史富兴阿

私下认为，当今的恶劣习俗，没有比外省官员贪婪卑鄙、瞻前顾后、徇私枉法更严重的了。他们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高级官员带头倡导，下属官员随之效仿。以至于国库款项亏欠，吏治废弛。我谨选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请求圣旨严禁，以整顿吏治。

州县的亏空，几乎遍布天下，没有一个州县没有亏空。每隔几十年，没有不清查的。一经清查，动辄涉及千万，甚至数千万两银子。虽然声称设法弥补，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是一半填饱了州县官员的私囊，一半装满了总督、巡抚、两司、道台、知府的行囊。真正亏空的，是我们君王的府库。

州县的亏空，断不能瞒过道台、知府的耳目。如果道台、知府不知道州县的亏空，那就是道台、知府形同木偶。倘若州县有劣迹款项，又怎能指望道台、知府去查察呢？至于道台、知府之所以不能揭发，是因为接受了州县“三节两寿”的陋规馈赠。对于寻常的馈赠，道台、知府明知而不问，总督、巡抚、两司也不知情。这是几十年的积习。近来，州县的亏空，上至总督、巡抚、两司，下至道台、知府，没有不知道的人。起初，州县亏空，道台、知府代替州县向总督、巡抚、两司隐瞒；近来，则是总督、巡抚代替升任、调任的州县官员，向接任、署任的州县官员说情。起初，州县职位空缺，两司挑选人员具文详报，总督、巡抚核定批准或驳回；近来，则是总督、巡抚示意两司，某某人升迁调任，两司遵照具文详报。仕途风气越来越低下，花样层出不穷。

这是因为总督、巡抚在一省之中，哪个职位油水足，哪个职位贫瘠，早已铭记在心。等到职位空缺，或者是平日有馈赠的人升迁调任，或者是请托奔走钻营的人升迁调任，或者是亲戚故旧的人升迁调任。一旦获得升迁调任的官员，就会在这个职位上索取补偿。职位越油水足，亏空就越严重。狡诈的官员，就因此挟制上司。上司接受了他们的贿赂嘱托，就不敢不代为徇私隐瞒。狡诈者得逞，庸碌愚笨的人也相继效仿。挟制的风气，几乎遍布天下。

百姓缴纳的正税，是君王的库款，尚且忍心徇私隐瞒那些虐害百姓的事情、贪玩奢侈的习气，还有什么不能代为消除的呢？外省官员通同一气，凡事无不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等到养成巨大的祸患，不可收拾时，只落得被罢免斥退，却坐拥丰厚的资财，悠闲地退居林下。所遗留的忧虑，只有君王一人罢了。

至于首府县令，最为总督、巡抚所信用，也最能挟制总督、巡抚。凡是总督、巡抚所需，无不由首府县令备办。总督、巡抚的嗜好，婚丧庆吊，也由首府县令致信通省官员。起初是暗中送金，近来则是明目张胆，恬不为怪。总督、巡抚保荐属员卓异之后，就拜认师生关系。在朝廷受爵，在私室拜恩。一切营私苟且之事，没有不对老师谈论的。更有甚者，并未保荐卓异，也攀附拜认师生关系，大意总在营私，更可招摇夸耀。

我们宣宗成皇帝深恶此习，严行申禁，再三再四。无奈积习久惯，利之所在，仍然阳奉阴违。查定例，一省应征正款若干，杂款若干，州县应解送藩库若干，藩库应解送部库若干。如果每年按例将银两解至部库，部库何至于短绌，州县何至于亏空，又何用清查。藩司果真能正己不阿，督抚清廉不徇情面，州县一经欠解，起初给予期限严催，继而从严参办，何至于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然而动辄借口州县赔累。宣宗成皇帝视民如伤，地方一经水旱，恩膏立刻沛然，蠲免赈济兼施。当经费支绌之时，上年江南数省水灾，恐怕各省起解银两，缓不济急，先发部库之银赈恤。这是养民之政，皆出自君王。州县的赔累，从何而起？现在从督抚以至州县，在官去任，一切服用，买良田起楼阁，或自行捐升，或子孙援例，都是百姓的膏脂，与君王之库藏也。

若不明定科条，乾纲独断，势必不能挽此狂澜。臣愚昧，请旨饬下户部，于每年各省报征后，将各省开具简明清单，某省应解部库正款及杂款若干两，某省业已全行起解，某省起解若干两，具奏。皇上择欠解最多之省，将督抚藩司罢革，留于该省催征，俟州县欠款解齐，方准各回旗籍。其虽未能全解部库，欠数较少者，予以处分限期。州县例准库存之款，则准一年二年时，将上年存款起解藩库。藩库例准存库的款，则准二年三年时，即将上一年之款起解部库。

如此定以限制，则部臣亦不敢颟顸，督抚亦必知所儆惕。上司既然不能代属员徇隐，属员即不贿赠上司。上司对属员既无授受，即无所挟制回护。倘若属员有贪墨、蠹民之事，皆可随时参劾。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并请饬下直省大吏，各秉天良，清廉自持，正己率属，毋为己身谋，毋为子孙计。常思祖父遭逢的旷典，本身渥沐的厚恩。凡于国家有益之事，不计利害，须一身

译承担职责，不要存有推卸过错的念头，心中常怀对君主和父辈的敬念，吏治自然必定会日益兴盛。

译禁止进言祥瑞的奏疏 同治十二年

给事中边宝泉

我私下认为，进献谄媚之言，必定有开启的缘由；而杜绝渐萌之恶、防范细微之患，关键在于事先严加预见。关于祥瑞的说法，太平盛世本不应谈论。即便有“丰收之年即为祥瑞”这一说法，也是指年成谷物顺遂成熟，百姓安居乐业，以此作为祥瑞罢了。未曾听说在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民生凋敝之后，还陈说美好祥瑞、谈论瑞应之事的。从汉代到唐代，臣下争相谈论祥瑞，起初倡导者不过一两人，弊端发展到后来，竟至于对一草一木都争相进献，没完没了。这种奢侈放纵的风气上达君主之心，愚弄迷惑天下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臣恭敬地阅读邸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称，清苑县及广平府等属地上报麦子长出双穗，并进呈麦样，认为这是灵异之兆。这道奏折在朝廷内外传述，舆论纷纷。考察宋太祖干德四年，澶州濮阳县麦子长出双穗，有的多达五六穗，每处几十株不等；宋神宗时，深州长出双穗麦子的田地达四十亩；宋徽宗政和二年，蔡州麦子一茎长出双穗，多达七八穗，近的约十余亩，远的甚至连绵田野。宋代尚且如此，其他朝代更是不胜枚举。臣年少时居住在乡里，每当麦子不是严重歉收时，双穗麦子往往都有。推究其缘由，或是地力有余，或是得天地之气偏厚，都足以导致这种现象。这是事物常理，有什么奇异之处呢？

即便从瑞应的角度来讲，汉章帝时，大臣以嘉谷、芝草等祥瑞，商议改元为章和。当时何敞依据经义当面责备宋由、袁安，宋由、袁安畏惧不敢回答。到了元代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便将历代祥瑞统称为“物异”。祥瑞尚且被称为怪异，如今将平常有无差异之物视为祥瑞，可以吗？

去年直隶水灾之大，是数十年所未有的。京城周边及东南地区，几乎成了水乡泽国。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才募集外省捐款，发放京仓粮食，商议赈济和减免赋税，屡屡劳烦皇上忧虑。至今田地房屋被水淹没的地方，到处都有。即使今年小麦丰收，也还不足以弥补去年的歉收。况且收成较好的也不过五六成。近来听说永定河刚刚完工，北岸又发生溃决，顺天南路州县以及保定、天津各属地的河流也多漫溢，秋季庄稼也有间或遭受蝗灾的地方。双穗麦子的祥瑞，又有什么可取的呢？

大体上，逢迎谄媚是庸劣州县官吏的旧习。他们遇事揣摩，希图讨好上官，而无行径的士绅因此借机进献谄媚，拾取微小之物，妄加吹捧，弊端实际上由此产生。现在正值边疆省份军务尚未结束，百姓困苦尚未恢复。该总督身负边疆重任，名望一向崇高，应当恭敬体察皇太后、皇上日夜操劳的忧勤，效仿何敞的公忠，惩戒宋由、袁安引导谄媚的行为。如果各地收成丰稔，届时奏报，就是用来仰慰皇上忧虑的方式。对于这类庸劣的官员和士绅，应当明确告知他们，事物常理不足以视为怪异，以断绝他们迎合私欲的念头。怎么可以夸大为美好祥瑞，据此上报呢？原奏折也称“难道要夸耀瑞应”，明知如此却故意蹈袭，这又是为什么呢？

至于渔阳旧事，那是当时百姓富裕、物产丰饶，百姓乐于歌颂张堪的政绩。如今直隶灾害频繁，小民流离失所令人怜悯，竟然粉饰为瑞应，向上渎扰皇上听闻，又援引古人作为类比。表面归美于朝廷，暗中实则是自夸政绩。我担心这个开端一旦打开，地方官员会相继效仿，务求粉饰太平，流弊将不可胜言。

追溯查考同治元年殿廷考试，翰林院庶吉士严辰曲意颂扬，当时奉旨严厉申饬，朝廷内外一同钦佩。严辰不过是出身草野的新进之士，尚且明降谕旨以警戒将来。何况总督、巡抚这样的大臣倡导祥瑞，对于治国之道和人心风俗，关系尤为重大。相应请求皇上训示，使各省有所警惕，不至于助长浮夸之风而荒废实际政务，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臣出于预防流弊的考虑，冒昧直陈，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上蒋砺堂制府师书

张澍

张澍上言：我自从入仕至今，受到夫子栽培的恩惠深厚了。受恩深厚则期望深切，期望深切则报答称职困难。我想用言语作为赠礼，担心招致位卑言高的指责。反复思考之后，有不敢说却又不忍不说的内容，于是冒昧陈述。我的夫子一向以聪明明察自信，但我却担忧夫子的耳目不周全。为什么呢？因为夫子将耳目寄托于他人，而耳目反而被他人所利用。古人有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夫子似乎用的是偏听。

当夫子即将到四川时，大小属吏都惶恐不安，认为离娄的视力，一定能看见秋毫；却雍的智慧，能察知眉睫间的细微。于是都矫饰情态、伪装面貌，减少车骑、薄待饮食，以自我约束。等到甄别节操刚刚结束，奏章就飞传而来，参劾一些人，保荐一些人。远近震惊，人们目笑腹诽，都私下议论夫子不明察，认为所弹劾的人中难道没有贪婪之徒，但大多是无华朴实的忠厚之人；所举荐的人中难道没有廉洁方正之辈，但大半是行为不端之人。就像重庆知府某人，忌刻前贤、贪赃枉法，却说其廉洁干练、有所作为；江津知县某人，佞佛斋僧，却说其勤勉不懈。品评人物失实，大抵都是这样。我听到私下议论，也为之羞愧。不听人言，其过失在于骄傲；而轻信人言，其过失在于昏昧。然而能察言的人必定能知言，知言则能知人。如果不知道那个人是否贤能，就轻易相信他的言语……

译后来必定会闭口不言，而变得沉默寡言。不了解那人品行不端却相信他的话，甚至有人挟带私心胡乱进言，以谋取个人的私利。我过去对先生所期望的，汉代就像文翁那样厉行教化、尊崇儒术，像诸葛亮那样循名责实；唐代就像韦皋那样恩威并施，像魏征那样刚直不阿、无所回避，不让古人独占美名于前。却不料先生如此固执且自傲。大概不虚心就不能明察，不明察就不能公正，何况是徇私情、施小恩来博取宽大的名声呢？像我治理县邑，殚精竭虑，没有蛀虫不剔除，没有利益不兴办。虽然有人说我严厉苛刻，实际上却如甘霖滋润，可以说是没有得到百姓认可的人了。然而因为流言蜚语，就蒙蔽了您的视听。朱异尚且被冤枉，何况是其他人呢。私下听说侍奉老师的道理，是不冒犯也不隐瞒。自古贤哲，必定采纳正直的言论，常常效忠尽力作为规劝。还希望您息怒，俯身采纳我这微末的建议，宽恕我的狂妄直率，不胜惶恐不安。

译复钱伯玉同年书

邹鸣鹤

承蒙您屡次屈尊赐信。其中用来期望、鞭策我的话语，极其周全。我们这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多是阿谀奉承之词，少有规劝争辩之言。加上稍微有些声望，不了解实情的人便给予过分的赞誉，了解实情的人反而更容易偏私迎合。竟然有人终身坚持过错，终身听不到规劝告诫。做事有始无终，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像您这样正直诚信的良友，哪里能多得呢？我并非坚持过错之人，怎敢忘记良友的规劝呢？来信说：“邹鸣鹤做事勇敢但稍显粗疏，待人宽恕但稍显迁就，擅长应对变化但短于坚守常道，精于综合考核但疏于会计管理。”这并非您吝惜对我的赞誉，而是您正过分夸奖我啊。实际上，“勇敢”二字，一半是出于公义激发，一半是迫于事势。青天白日之下，却被云雾遮蔽，自我反省觉得理直气壮，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那种气势，还达不到圣人所说的“刚强”。至于“粗疏”，在我担任首邑长官时确实存在，近来颇为自我检点，深深以自信过强为病，时时保持警惕。所谓“应变”，也是因时势而发，话不得不讲，事不得不担。至于“守经”，自十年入仕以来，不但没有嗜好，几乎连房帷之乐都没有；不但忘记了丰厚待遇，几乎连温饱都顾不上；不但为了公事勉强支撑白天，而且用良心拷问夜晚。苦苦思索，极力探求，在人们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力求没有遗憾才安心。十年来如一日，只有迂腐之人自己知道其中的辛苦。所谓“综核”，是因为两年入幕府、两年任首邑而得来的，不过是熟悉河南一省的情况罢了。至于“会计”，确实不是我的长处，近来颇为留意，但因门路不熟，难免断断续续。您确实了解我的病根。至于“宽恕”，初入仕途时我大不以为然，十年来一半是因为读书有所感悟，一半是因为阅历有所收获，才决意实行，而不避讳太宽太恕的名声。这一点不得不向您切实说明。近日官场已成苦海，州县尤其成为下流之人的归宿。自找麻烦，十分之三是因事受累，十分之七是因为上级。近人情之弊，不过是恐怕损害自己的名声；说官话之弊，竟是不顾别人的死活。不顾别人的死活而对国事有益，那也就罢了；无益反而损害，那又是何意呢？我私下认为，大处决不可迁就，小处则不可不迁就。迁就如果是为了自己就是私心，迁就如果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虽是私心却近乎大公。范仲淹曲意体察人情，欧阳修细致询问家事。体察人情了，却必须曲意体察；询问家事了，却必须细致询问。必须如此才能心满意足、切合事理，实在可行。这一层道理，对于近日掌握大权、秉持大体的人来说，在王道与霸道纯杂的关键处，最宜用心研究。如果标准取其清正，条令教规取其严厉，综合管理取其细致，这是必不可少的治国方略，谈论治术的人都能说得到，但这并非根本所在。就像仓库一说，今日的大患在于贫困，为国为己，都应从此处立足。您的信屡次提到，所担忧的确实切中要害。然而成千上万的亏空，是由放纵恣意造成的，即使处以重典，也是罪有应得。那些或是从前任接手，或是确实用于公事，难道要与无故自亏的人一样绳之以法吗？即使是无故自亏的人，此人一无可取也就罢了。倘若此人内行修洁，公事完善，唯独在这出入账目上，或是因为人口众多，或是因为管理才能不足，难道要因此抹杀他的全部功劳吗？而且因此禁锢他的终身吗？纵观古代贤臣救时的名论，无不以培植元气、整顿风俗、爱惜人才为根本。大患在于贫困，却不拘泥于在救贫上设法。其中的义理很大，变化很微妙，不是用心公正且明理的人不能彻底洞察。近世如颜惺甫、孙寄圃等几位先生，确实能领会此意。清正而不苛刻，以至于因人受累，固然不如费筠圃、董观桥、黎湛溪、帅仙舟等几位先生完善，终究不失为儒者的用心。与那些苛刻寡恩之辈相比，他们的志向趋向岂可同日而语呢？您有体有用，立心中正，决不会做苛细之事。但恐怕在“先自立而后立人”这一义理上，界限划得太分明，又或许对下级曲折万难的情形未能深切了解，于是认为这类人自找麻烦，不得不如此。为自己考虑太切，事情就无法办理；与下级隔阂，事情就不能办理。孔子对于邦国家庭的通达，除了质直好义之外，还说“察”、说“观”、说“虑”，通过内外曲折的印证，然后质直好义才能实行，然后邦国家庭才能必然通达。这话意味深长啊！我在学问一道上，所知超过所行；在治术一道上，所志超过所为。返躬自责尚且来不及，却还想多些言辞，茫茫世间，能任事的人有几人？能任事且懂事的又有几人？您了解我深，爱我至切，我也愿献上这些浅陋之见，以报答我的知己，成就我的知己，成为明体达用的第一流人物，于是不知不觉倾吐而出。如有未尽之处，希望您赐信往复，以求至理，我怎敢不衷心信服。伏望保重身体，不尽欲宣。

上梅伯言先生书

龙启瑞

回忆前年春天，承蒙您赐予悼念先父的文章，当时立即恭敬回复，表达哀痛与谢意。路途遥远，不知何时能送达。近来逆贼越过岭外，消息更加阻隔不通。听说先生被困在危城之中，曾作两首诗感怀，无法寄上。后来从方伯新之那里，得知先生已脱离贼寇自行归来，移居黄墅，为此欣喜了多日。恰逢粤

译西部的土匪愈发猖獗。我被牵制于集结乡兵、商议团练经费的事务中，终日匆匆忙忙，口唇干燥，直到晚上也无法休息。加上地方官员相互推诿困难，唉，闷气填塞在胸肺之间。因此我告诫自己不要执笔写信，恐怕抒发情感太过，从而增加时局的忌讳。所以不能写一封信来询问近况，倾诉衷曲。然而我仰慕期盼的诚意，却没有一天把它放在心里搁置过。恭敬地希望您能退隐休息，起居安好。金陵地区异族逼迫居住，听说几十里外的村落，还可以安居，不知近来情况如何。在忧患流离之后，以道义自我克制，亲近图书史籍，精神不衰，这本来就是先生所看重的。近年变乱的开端特别重大，不是以前预料所能达到的。然而先生文集中给汪尚书的信里已经说过了，我深深佩服先生的深识远见。不过我私下还有进言：奸民固然不是加重州县权力就无法处理，现在州县虽然无权，但查办一个结盟聚党的奸民，力量本来是足够的。只是上面的督抚不承担代为处分的责任，又乐于以容忍欺骗粉饰为事。有一两个能办事的官员，反而多方驳斥斥责他们，使他们预先知道我的意思而不敢作为。然而督抚也并非真的认为事情应当如此。大抵是为了保全自身、巩固宠信，看待边疆战事如同与自己无关，只要涉及自身，庆幸无事，日后自然有承担罪责的人。再往上则有宰相暗示意旨，说水旱灾害、盗贼之事，不应当按时上报，以免烦扰圣上思虑。国家经费有定数，不允许因为细微小事，就请求动用。按照前面的说法，固然不是古代大臣侍奉君主的方式。按照后面的说法，其防止冒领滥用的用意，并非不好。然而边疆官吏因此不敢办盗，等到溃败决堤，那么耗费的费用就更多了。作为督抚的人，大都是出身贫寒的儒生，向来依靠援引提拔，不能不借助宰相的力量。如果不咨询而后行动，那么事情必定不成且有阻碍。因此受到告诫，不敢再说话。大概我所听到的都是这样。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我做秀才时已经略微知道。那时巡抚某公正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任者也不办盗，再继任者则是所谓窥探时相意旨的人了。当时冯云山、韦振、胡以洸等人，大概没有不被本地绅士百姓指控的，被拘禁在监狱中数月。府县认为没有这回事，却故意纵容他们。等到他们起事，才开始以八百人聚集在桂平的紫金山。绅士百姓知道必定成为大患，集结乡兵一千多人，自备口粮器械，想要前往剿捕。向道台府台呈上公开揭帖，只请求委派官员督视，使知道这不是私斗，而杀人得以免于抵偿。大概那时粤西刚开始有团练，而百姓畏惧法律竟到了这种地步。道台府台却置之不问。绅士百姓再三催促，才委派一名候补知县萨某应对。而车马又不时供给。委派官员因此犹豫不前。贼人聚集党羽转眼达到巨万。团练力量薄弱，且怨恨官兵不给予援助，于是放手不管，而贼势滔天了。大概我从官府中所听到的就是这样。这不能不为之叹息痛恨。

译如今天下的州县太多了。即使一个省，也不下几十上百个。哪里能全是贤能的人去担任呢？只有督抚任用得人，那么州县不用刻意追求也能自行治理。督抚不欺骗蒙蔽皇上，那么州县也一定不敢欺骗蒙蔽督抚。这是形势使然。我私下认为，像先生所说的，让州县官得以入朝担任御史，固然足以激励人才，使建议不至于成为空话。然而，列出荐举文书上报的人，是督抚。如果让其他人来推荐，恐怕不符合当前的时宜，也未必比督抚更加公正严明。州县官虽然贤能，怎么能违背督抚的意愿而自行达到高位呢？只有宰相确实拥有抑制或褒扬督抚的权力，督抚都凭借宰相的一句话来决定事务的轻重。所以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没有不是由宰相决定的。现在广西灾祸的开端可以停止，这是先生文章中没有涉及到的。所以我引申这个说法，作为世人的借鉴。先生认为对吗？

这几年我居家闲居，因为团练事务与官吏交涉，私下发现现在的忧患，比过去更严重。几乎亲眼看到前人失败的教训，却亲自重蹈覆辙。如果一再失误，那么忧虑就更大了。去年冬天我曾据实陈述情况向朝廷报告，起初态度极为慎重，逐渐被掌握权柄的人所阻遏。那些人不能压制我，却嫉妒我。加上贼势蔓延，凡是乡团中的良将，如唐子实等人，都未能成功。我于是不得不奉养母亲离开，嫉妒我的人也不能留住我。大概我之所以决定出仕或隐退就是如此。其中的曲折不是言语能说完的。从十月十一日，从家中起程，今天才到达衡阳。将取道襄阳、樊城到达陕西，拜见座师王雁汀中丞，选择方便的地方安置老弱，再图北上。现在的时势，谈何容易。何况以空疏无据的人去做，能有万一的成功吗？倘若允许我隐居奉养母亲，偷得一处宽闲寂寞的岸边，那么私愿就满足了。先生一定会有教导我的话。涤笙侍郎的一支军队，显然是近代的豪杰。看他们起事之初，气势足以吞没江河，撼动山岳。而幕下的人才，也都一往无前，凌厉盖世。适宜用来震慑凶顽，令人扬眉吐气。然而自从九江以下，贼人更加强悍，我们更加孤立。江北像蜂屯蚁聚的贼人，他们的志向和度量尤其不可窥测。那就依靠苍生的福命来决定了。涤笙来到这里，就更为困难。前年感怀的两首律诗，以及今年立春日寄怀的近作，附录呈上指正。路途遥远，书信怎能详尽。

上严渭春中丞论用人处事书

李宗羲

正直之道不行已经很久了。何况以汲黯那样的刚直，而与卫青、霍去病周旋，没有能够像水乳交融的。如果能高卧东山，确实是万全之策。假如朝廷命令紧迫，再次出山，改变节操，以您的为人断不会这样。然而，关于知言养气的学问，似乎不妨精益求精。大体上，用人不宜轻信。信任得太轻率，恐怕人心难测，开始信任难免最终怀疑。遇事不宜骤发。发动得太突然，恐怕事机忽然变化，能发动未必能收场。这两者都由于性急。性急就不暇审慎选择。所以所用的人可能有负心之人，所办的事不无过当之事。我跟随您数年，受您的知遇最深。而了解您的人，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所以敢沥胆披肝，尽言无隐。以您居心的光明，办事的勤敏，到哪里不适宜呢？难道还需要我这些过虑吗？然而疾行则喘，过刚则折，这是道理，也是形势。现在即将远别，恭敬陈述一点愚见，伏望留备采择。

复吴竹如方伯书

舒化民

二十八日接到您的手教，奖誉过当，感激交集。沧浪孺子，岂真知道。只是听者自有会心罢了。往日看到白帖荐士书，说想要让知道我的形体已经憔悴，志气已经疲惫，唯独喜好人才、喜爱士人的心未死。我也说形体已经憔悴，志气已经衰微，唯独忧悯生民疾苦的心未死。所以有幸在大君子面前，不自觉地说出话，不知道是否合乎事理。竟然不鄙视为迂腐，还想要诱导我说话。寸草有心，怎敢缄默。私下认为阁下清操介性，律己甚严，而和厚谦冲，又予人可近。韩魏公明足以洞察人的奸邪，却未曾形于辞色，而且必定留给人容身之地。这在古代贤人中，哪里能多得。所谓云端本善则之实，有什么可愧呢。而潜移默化未能达到的，诚如所论近日仕途，积习沉痼，挽回人心，并非易事。偶尔回忆二十年前，我担任县令时，钟云亭制府，程月川中丞，都还是方伯。李复斋廉访，起初守泰沂两郡，随即掌管臬事。那时每逢切要之件，在公文之外，另外加以信函。所以与属官的书信，如保甲，如缉捕，如听讼，如书院仓储等事，谆切告诫，不一而足。而且都刻印以训饬各属。而贺耦耕制府担任方伯时，编纂经世文编内，也采辑数条。那时担任县令的，如梁楚芗中丞治理峄县，徐树人廉访治理泰安，宗小棠大京兆治理乐陵，王英斋观察治理清平，类皆在遵办禀牍中，自抒议论，偶尔附带条陈。而上宪又每每加以宏奖，或者通饬照行。稍微有政声的，固然没有不愿意展现长处的，即使中等材具，也没有不争着磨砺而供职分的。

译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知道有攀附请托的门路，也不存在揣摩时风的技巧，这确实是难得的际遇。而这种风气实际上是从李复斋先生开始的，至今其流风余韵，仍然被人称道并深入人心。这是因为下属官吏接到长官的信件，往往感到加倍振奋，两封精美的信笺，胜过十倍的官方文书。我阅读陆清献公亲手编纂的《政摘要》一书，其中记载了王阳明、刘忠宣公的几件事，不觉与上述情况暗合，抄录呈上供参考。

出行时前导的仪仗，按规定有“肃静”、“回避”两块牌子，这也是施行避开闲杂人等的道理。王阳明先生出任南赣巡抚时，将牌子上的字改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肃静”是想让人不说话，而“闻过”则是招引人来说话；“回避”是想让人看不见，而“通情”则是召引人来相见。当时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先生这样做而认为他轻慢失体，只觉得他开诚布公，人人都能到达督抚面前直接表达所见。利益怎能不兴起，弊端怎能不剔除，政事怎能不纯粹美好呢？

刘忠宣公巡抚两广时，凡是有事情行文给司、道、府、县，不使用官印封套和朱笔标记，也不在堂上公开拆阅，而是按照同辈往来的惯例，用单帖署名，另外用副启详细陈述事宜，最后亲自写上四个字：“大夏顿首”。当时也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公这样做而认为他轻慢失体，而下级官府凡是接到公的札子，都感激仰慕其教化，尽心奉行，如同严酷的谴责在后面监视一样。恩德与威严使人敬畏，难道不确实如此吗？

近来太蒙王公巡抚江西，守令前来拜见，不遵循旧例在厅堂参拜，而是邀请进入后堂，每次两人接见，左右分坐，王公自己面向北而坐，烹茶细谈，询问治理中的利弊，观察他们的心意、见识、议论和精力。等人出来后，就梳理他们的大致情况，再邀请另外两人进来，也这样做。不厌其烦，不嫌降低身份，经过几天的周旋，全省官吏的贤良与否，大概已经了解过半了。人们看到公如此用心，贤能的人更加勤勉，不贤的人改过自新，这其中有着化枉为直的微妙机理。

这三件事，都是巡抚、按察使的好方法。好方法怎么会只产生于居高位者的美好心意呢？只要存有这份心意，推广开来，各自顺应时势，各自顺应地点，美好心意无穷尽，那么好方法也就无穷尽。教化百姓谨按：居高位的人，陶冶塑造官员和百姓，各有性情，各有措施，原本就不是一条路子。蔡端明擅长政事，与客人交谈只谈文章不谈政事；欧阳文忠擅长文章，与客人交谈只谈政事不谈文章，各自都能造就人才。包孝肃治理开封崇尚严明，欧阳公治理开封崇尚宽厚，各自发挥长处而不相违背。只要能够开诚布公，随时随地，集中精力去实行，那么化枉为直的契机就寓含其中了。

只是言语教导不如身体力行容易让人遵从，法令不如道德礼教容易让人感动。这又是好方法和美好心意的根本，以及潜移默化妙用的所在。

译给曾涤生侍郎的信

刘蓉

到门下进言的人很多。曾经有人建立宏伟蓝图，规划长远策略，陈述天下的大计吗？老翁老妇的智慧，不出豆箪之间，我本来就知道没有这样的人。曾经有人进献忠言，陈述正直的议论，攻击您的短处，而摘取您的瑕疵吗？投出计策以求进身，进献谄媚之言以取悦您，我尤其知道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您所饱闻而听厌的，不过是浅薄的小儒，道听途说之流，街谈巷议之辈罢了。只有善人能接受尽善尽美的言论，而君子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您现在是世人所说的贤者，有忠言和至计却不告诉您，这不是对待大贤的方式，也不是有道君子自我处身的做法。所以我冒昧进献我愚昧的言论，重大而深远的道理不想立刻涉及，而浅薄的言论又不足以陈述，那么就请粗略地发起端绪，您试着平心观察。扩大您的度量来接受它，认为可以采纳，我将继此而有进一步的进言；如果怪罪我的冒昧，斥责而不采纳，那么这是您的过错，不是我们这类人的责任了。称赞您才能的人，说文章效法韩愈，诗歌效法黄庭坚，奏疏所陈述的，是欧阳修、苏轼一类，志向度量所积蓄的，是陆贽、范仲淹的次一等。这几项确实足以显扬于天下了。道德衰丧而文风败坏，得一两位贤者起来振兴它，难道说是小小的补救吗？然而这不过是士君子在当时不得志，而有所期待于后人的作为罢了。既然已经显达而在上位了，就应当在天下推行道义，以宏济艰难为心，却还想着以区区词翰来表现自己，不也错了吗？依托文采来庇护自身而不过问政纲，藉助诗酒来娱乐日子而不修吏事，陋习相承，已经不是一天了。君子推究祸殃的根源，将唾弃它还来不及，忍心再蹈覆辙而亲自为之驾车吗？大疏所陈述的，动辄关乎至计，这确实有说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然而说了却没有见到成效，就足以塞住大臣的责任了吗？国家的大政未见其益，而声望却因此日益隆重，揣度贤者的心，不能不因此而在心中感到歉然。至于陆贽、范仲淹的志向度量那就远大了。这两个人，际遇已经隆盛而志向却未伸展，学问已经端正而道义或许未尽，然而匡扶君主、救济时局的策略，先忧后乐的胸怀，确实足以取信于当时，闻名于后世。您的雅量达到这个程度，大概能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也希望陈述古训来自我鉴戒，而不矜持于意气，规划大道来自我宽广，而务必宏大您的度量，集思广益，大概接近于此了。如果效法欧阳修、苏轼的节概来自我夸耀，采撷韩愈、黄庭坚的词华来自我自豪，这是承平无事之世，用来优游以培养大臣声望的做法，而不是当今急需的，因为它无助于治乱的命运。颂扬您贤德的人，说您的廉洁可以效法；阐明您志向的人，说您以身殉国，即使您自我期许也是这样。说不爱钱，不惜死，壮烈的言论啊。虽然如此，用这两点来阐明您自我对待的志向，作为平定祸乱、救济时局的根本是可以的。如果用来慰勉天下贤豪的期望，尽大臣报国的忠心，那么岂止于此呢？贪婪的人追求利益，像蚂蚁蚊虫在粪土中竞逐，埋首殒身，而自以为得志。在这里如果有人，志节皎然，大利当前而不动，能不说是贤吗？然而从君子看来，这不过是士人品行中的一节罢了。贞洁的女子向众人自称，我能不淫乱，不淫乱就足以概括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体，而立刻以此自我标榜，那么他的见识何其浅陋啊。现在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想要驱使天下智勇材辨之士，抛弃坟墓，舍弃亲戚，出没于锋镝之余，与死寇相角逐，不靠奖赏不能劝勉。汉高祖捐出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豨授首；项羽刻好了印都不忍心给人，而韩信、陈平闲行以急去。所以滥赏则志士耻于与庸竖为伍，而吝赏则无以系结豪杰之心。以廉洁自我奖赏，也就将以廉洁约束别人，而功名之士于是摇臂而思离去。所以说，廉洁的操守，用来谈论您自我对待的志向是可以的，大臣的道义大概不止于此，而且不可以泛泛地要求人人做到。

给江岷樵廉访的信

刘蓉

先前因为憩亭观察率领军队赴江右增援，老筠前往参谋军事，要约我一同去。我念想湘勇都是新集结的士兵，而将勇各位君子，也不素来熟习于此，或许导致疏失，特别损害声威，我也很想到其中，勉力竭尽我的愚虑，以信服众志而统一士心，一起迅速扫清妖氛，藉以谋求美好的会面。只是母亲坟墓的营建，至今未成，实在不忍心立刻穿着丧服从事军务，于是中途停止。仰望旌旗，徒增怅惘。近来听说章门屡次塌毁城墙，而最终蒙受救助保护，履险如夷，江省士民，同声钦戴。在您刚入城之初，南中知交，本来已经预先相信会这样。而区区保障一方，也不足以施展尊兄的夙愿。近来涤公出示手翰，并老筠的信，藉以得知计虑深远，谋画周详，大功的成就，计日可待。只是听说因为马镇殉难的原因，与彼中大吏意见未洽。大将先登陷阵，而麾下将弁无能翼护，甚至坐视其死而不为之援，这哪里还有人性呢？如果不加以惩处，何以警戒后人？而他们或许争辩不休，因为未曾亲历戎行，不达军威所以不振的缘故罢了。戎政当废弛之后，一切治军

译施行法度，全都出于宽容姑息的心意。一旦使用不可预测的威严，人们就会惊骇，认为这是从未见过的事情，私下里议论纷纷。这是因为耳目习惯于旧有的常规，而才识智虑或许颇为庸俗浅陋，不了解大体，理应达不到这种境界。即使他们另有其他意图，也不过是庸人浅俗的常情，不值得深怪。

那么，他们所坚持的观点，大概都不值得计较。应当竭尽忠诚来互相感化信服，使持有异见的人在不自觉中转变态度，这又是君子所应当自我勉励的。古代的大臣身处衰败混乱的时代，处在昏暗浑浊的朝廷，与平庸竖刁、奸佞小人混在一起。既然不忍心坐视纲常伦理沦丧，百姓陷入苦难，而想要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就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风采，委婉隐忍，以求共同成就大业，就像狄梁公狄仁杰、李文正李纲那样。他们所处的环境最为艰难，用心特别苦楚。千载之后，人们仍将鉴察他们孤独的忠诚。大概是因为他们委婉曲折地运用权谋，却不违背正道，议论的人或许讥笑他们过于委曲求全，却不知道不这样做就无法有所作为。

近来涤帅因为事务多有牵制阻碍的缘故，对公（您）不满意。我曾劝说他，认为在国家多难的时候，总应当以宏大济世、克服艰难为念。他们即使不一定都是贤人，也未必就坏到极点。即使真的坏到极点，既然不幸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又不幸与他们同僚共事，也只有推诚相待、委婉曲折以求达成目标这一种方法。譬如人家突然遭遇祸变，家业危在旦夕，岌岌可危，而父兄子弟正各自以私意相互争斗，那么一定要竭诚尽虑，流着眼泪互相劝诫。即使到了非常不可挽回的地步，还要再三反复而不厌倦。如果有可以调护的方法，即使是平素不屑于做的，也不惮于亲自去做。只是因为关系到宗庙祭祀的存亡，切身痛切，不忍心像看待秦越之人那样冷漠对待。

所以作为大臣的人，如果真有公忠体国的心，就会谨慎勤勉，把国事看作家事，把僚属看作兄弟，以和衷的态度察知情意，以虚怀的胸怀容纳众人的思虑。即使他们自矜才学、掩饰智巧，喜欢发表不同的言论，挟诈怀私，故意扰乱公议，仍将怜悯他们的愚昧，力图运转周旋，不忍心顺从自己的心意就产生鄙夷决绝的念头。时间积累久了，邪恶的志向暗中消散，真诚恳切的诚意，智者和愚者都能理解。天下的事情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担心会有阻碍。大概从古至今，没有至诚恳切，经过长时间互相感化信服，而人还不谅解的。况且尊兄忠义耿耿，足以感动神明，而勋绩韬略，在当时声望卓著。如果确实能恢弘雅量，不夸耀贤劳，商讨公务，如同经营私事一样，在为自己谋划的忧虑之外更加深切，在未开口之前就已真诚信服。如果还有人心，应该没有不被感动的。

译春季初，我奉旨前往大营协助办理军务，内心庆幸至极，却又私下担忧。因为那些武夫粗材，占据着重要职位，既违背了众人的期望，或许还会助长他们的骄傲自夸。而尊兄以儒生身份崛起，担任他们的副手，志向、操守、心术，本来就已不同。相处之间，容易产生嫌隙。如果轻视他们的庸俗浅陋，以与他们同僚为耻，既然缺乏和睦同心，怎能共同成就事业？所以我委婉地告知唐君，代为传达我的意思，说这次出征克敌的关键，在于上下同心，而不在于两军对阵时的决断；破贼的谋略，难在统帅的运筹帷幄，而不难在指挥三军将士。如果能真正使他们心悦诚服，互不牵制，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功业没有不建立的。但唐君未能领会我的深意，只拿不和协来说事，所以我这点私下的想法，最终没能传达给您。现在借便信，冒昧陈述愚见。心中的精微之处，不是纸笔所能完全表达的。希望尊兄就我所论及的，加以推广以穷尽其意。能理解我已说出的，那么我没说到的，自然也能心领神会。至于剿灭贼寇的方略，想必您已经有了宏大的谋划。我作为书生，平庸浅陋，不熟悉军事，本来就不能有所陈述冒犯。况且形势的便利源于亲身经历，机宜的决断在于瞬息之间，这也不是相隔千里的人所能远程揣度的。老筠常与我朝夕相处，憩翁想必也时常交流见解，罗山、叔绩也都随时可以相见。在戎马倥偬之中，竟有朋友聚会的快乐，欣慰庆幸到了极点。这里的情况小有变化，已在给老筠的信中详细写明，想必您已阅悉。时局如此，当权者尚且敷衍懈怠，祸患哪有终结的时候呢？倾尽私心诚意，不觉言辞冗杂，只希望您努力为国自爱，不胜祈祷。

胡林翼

湖南的兵力和财赋，都还可用。只是官场上的积习未除，而绅士中贤与不贤不齐，也应当加以甄别。您此行，关键在于破除情面。官场上的积习，沿袭自往日，但实际上有一两位大吏在推波助澜。绅士中旧有左季公作为领袖，都被他们驾驭驱使。近来多牵连匪人，正直之士裹足不前。如果这两者不能澄清，那么财赋不可能丰裕，兵力也不可能雄厚。如果深入探究弊端的所在，破除情面，务必坚决去除，援引正直之人，扶持善良之辈，那么筹兵筹饷，实际上比其他省份事半功倍。时势艰难，封疆大吏，与承平时期大不相同。竭尽心力，尽寸心所能为，其他哪里敢多知呢？

左辅

一、越级控告应当禁止。朝廷设置官员，大小相互维系，这是体制所系，没有侵越旷职，没有凌驾越级，所以百姓的心志专一，而官府的纲纪严明。比如州县总理各种诉讼，大事听从上级，小事直接上报。诉讼中有冤屈压抑，才准许向府级控告；府级又有冤屈压抑，才准许向司级控告；司级不能伸理，才准许向院级控告。依次相及，井然有序。如今五六年以来，纷纷越级向院级控告，甚至越过县府直接向司级控告，又越过司级直接向院级控告。即使仍然批回府县处理，但诉讼经过上控，按规定必须申报详文。情节稍有偏差，又须驳斥责令。讼师衙役，因此谋取奸利，更将节外生枝，诉讼反而纠缠不已。这实在不是百姓的利益。治理百姓的人，选择有利的事而行，志在清理各种诉讼，知道不是百姓的利益却不禁止，这是残害百姓。想要清理诉讼却不遏制诉讼，正好助长诉讼。所谓倒退着向前走，就是这类情况。况且督抚是封疆大臣，总持大政，风纪肃然，一切刑名钱谷、户婚田土，未经判决，不应过目。形势本来不相及，职分也不宜亲近。历任上司，不禁止越级控告，向院级投递诉状，既纷乱又喧嚣，秽琐不经，肆意陈述无所顾忌。不叩问亲自审理，就叩问亲自提审。看待节署递呈文书，竟然像捕衙巡检那样容易而可玩弄。这严重违背体制。如果百姓不畏惧督抚，又哪里会尊重两司，更哪里会尊重府厅州县？而且不畏这一念头，轻慢上级扰乱法纪，什么事做不出来？风俗人心关系不小。听说明朝洪武年间，颁布越级控告笞打五十、诬告加三等两句话，悬挂在县门，晓示百姓。本朝沿袭这一规定，盖有深意。有人说，不禁止越级诉讼，是为了通达百姓的隐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谓百姓的隐情，是指大的利益弊端而言，不是细枝末节之说。而且通达的说法，是官员为之通达，不是百姓自己通达。上级能考察官吏，那么百姓的隐情就不会壅塞。况且州县之上，上司层层叠叠，耳目容易周全。果真有百姓的隐情，岂能壅蔽？何必放纵越级控告来通达百姓的隐情呢？又有人说，州县不贤，道府情面难破，任其越级控告，既可以判定官员的贤否，而黜陟容易施行，而且使官员畏惧震慑，而不致狼藉。这尤其不可。《论语》说厌恶揭发阴私，《左传》告诫效仿叛逆，怎么可以教人揭发阴私和叛逆呢？而且上司不自己运用耳目，而把耳目的作用寄托于奸民；上司不自己掌握黜陟，而把黜陟的权力授予他们口中。不能使州县畏惧上司，却想让百姓威慑州县，即使是至愚之人，都知道这是谬误。近年颇有此风，断然应当严禁，以端正纲纪。

一、诬告应当惩治。造谣惑众，这是扰乱百姓。因为诬告而加罪，是平息恶劣的风气。坚守清白不渝，这是善良之士。惩治诬告使其昭雪，是坚定善良之志。法律设有专条，罪责且加重，意图大概如此。如果不惩治诬告，那么奸恶之人不知畏惧，而善良之人无处容身。近年长于揭发控告

译（导致）风俗败坏。放宽了对诬告者的惩处。因此诉讼案件日益繁杂。百姓不知如何是好。必须严格法律。以警戒狡诈诬告之人。

译第一，官员的体面应当保持。百姓不畏惧法律，是因为不畏惧官员；因为轻慢官员而玩弄法律，以至于官员无法治理，这是极大的弊端。百姓轻慢官员，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不知自重，既贪婪又卑鄙，没有威严也没有仪态，其贪婪卑鄙的情形，到了无法面对妻妾的地步，又怎能展示给士人和百姓看？一旦有所举动，便互相讥讽嘲笑，因此政令不能推行，禁令不能制止，犯法的人日益增多，喧哗混乱无法治理。这类州县官员，一经查访核实，应当立即向皇帝弹劾，以警示官员的邪气，或许百姓不至于因为官员而玩弄法律败坏风俗。另一方面是因为上司不知尊重官员，官员不可能完全没有过错，也不可能都让人喜欢，小过错被夸大就变成大过错，公正的事被罗织罪名也变成私弊。不逞之徒，到处都有，捕捉风闻影射，颠倒是非，故意使用迫切的言辞，巧妙隐藏影射的话语。上司怀疑官员大多不贤良，怜悯百姓全都值得同情，一接到控诉文书，必定严厉批驳斥责，重的就提到省城审理，轻的也仰仗府级官员处理。只有严重触犯法纪的严厉辞令，绝没有是否属实如虚坐诬告的灵活笔法。官员大多无颜面对，百姓非常得志。起初是一人姑且试探，接着是效仿跟随，即使是良善的百姓，也产生轻慢之心，禁令可以藐视，犯法逐渐增多，即使审判公正，刁民翻案由自己决定。这就像孙子向祖父控告父亲，而祖父呵斥鞭打父亲以迎合孙子的心意，众孙子也都倚仗祖父而忽视父亲，那些受到呵斥鞭打的父亲还能训导其他孩子吗？州县官员不贤良，固然应当参劾罢免，但不要因百姓控诉就施行。如果还可以教导，既然让他治理百姓，就应保留他的体面，或许百姓可以得到治理，而官员不废弃法律。

第二，提出案件应当谨慎。凡是各府州县禀报详述的重大案件，自然应当提到省城审理办理，以显示慎重并赶在期限之前。至于寻常的上控案件，涉及人命、盗贼、钱粮，以及诉讼涉及官吏的，大半是讼棍挑唆，勾结串通图谋诈骗，动不动就提到省城，其弊端有十种。乡下百姓每年入城，尚且觉得不易，远赴省城，往返动辄数百里，甚至一千多里，行李粮食，已经费用不菲，而押解的隶役，牵连其中的证人，盘缠日用，都将索取供给。到省后，旅舍费用繁多，衙门各项规费，更是加倍。未到结案，家业已经破败，这是弊端一。提出案件既多，委派官员审讯，势必按先后缓急排队，即使一审就结案，也已等待很长时间，何况案中人证，怎能全部集合？原告刁钻狡猾，一经补充提审，又耽误时日，这是弊端二。双方各怀争胜之心，必定依靠省城的衙门蠹虫和讼师作为占卜决策，或者另生枝节，或者已经平息又翻案，纠缠不已，案件没有完结的时候，这是弊端三。委派审讯的官员，也有不任劳怨，柔顺者吞下，刚强者吐出，彼此依违推诿，导致拖延，辗转拖累，这是弊端四。或者借有把持，故意挑剔，动不动就涉及官吏，必须弥补漏洞，助长贿赂的阶梯，开启请托的端倪，这是弊端五。刁徒窥测意旨，知道委派官员不能奈何他们，肆意狡诈，受累者急于结案，只得集资贿赂求和，贪欲既满足，才呈递诬告结案，几乎没有不卖官鬻狱的，更加加重刁诈的权力，这是弊端六。管押人证，充斥县衙，愁苦困窘，屡屡致死，并非为了招致和解，这是弊端七。近年首府首县衙门，各委派官员分列厅事书房，日日审案，听鼓趋公，谒见两司禀陈的说是案件，两司谒见巡抚禀陈的也是案件，大小官员，忙碌得没有空闲，被刁讼者颠倒，曾不能从容风议讲求吏治，民风兴革损益，实在可叹，这是弊端八。案件动不动就提到省城，明示该府州县不足信任，小民至愚极神，遂致蔑视县令，藐视郡守，浸淫之渐，将通省没有可畏惧的官员，这是弊端九。不贤良的县令，计无复之，势必勾结讼棍，苟且图谋无事，而官场更加败坏，这是弊端十。只有这十种弊端，为害实深。只求将上控案件，分别归该府州县审理，坚定心地委任，以专责成。如有丛脞不职，有心枉纵，立即严参，不要轻易提到省城。或许官员能治理百姓，百姓不玩弄法律，上司不劳心于庶狱，而可以从事远图了。

第三，应当宽恕州县官员的处分而责成他们教养百姓。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责任在于教养，文书期会是末节。只是科条实在繁多，处分容易触犯，恐怕遭受吏议，救过不暇，奸民把持，动不动就上控，一经提到省城，大费弥缝，上逼下凌，更加无所措。而且上司只以文书期会责成州县，州县也只以文书期会应付上司，教养二字，久置于虚无之乡，偶有迂腐提及此，遂若创见骇闻了。官员不知教养，以何者为吏治？无惑乎邪教屡煽，逆伦频闻，其余祖孙父子伯叔兄弟夫妻之讼，狎见案牍，不以为怪，百姓缘此迁易心志，荒废职业，致不聊生，这是长民者之过也。教养之道情真事近，并不难施，惟其心而已。然必使州县有是心，然后有是政。且必使州县非教养无以為殿最，非教养无以為孚契，专致其心，求所以善其教养者，然后吏治古而风俗淳，正本清源，端在乎此。

跋林文忠公贻戴侍御手札卷

宗稷辰

此卷汇集文忠公手札，惟前横笺二札乃亲笔，于烧烟海上诚服番估，至变心

译关于骚动肆虐、扰乱中原，即将进入天津、直沽的始末，特别详尽。视传说为确凿，可以作为史实依据。

您因为外国商人起初不仇视您而感到不解。这难道难懂吗？人心如水，平静时顺从，动荡时疯狂。您凭孤忠制服夷人，没有开一面之网（留有余地），只请求到天津给予礼遇，于是太阿之剑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仇视您的人引导、激化他们，致使他们的良知被淹没。

您的才力，确实冠绝一时。然而内部缺乏强有力的援助，却想独自一人在外取得成功；我们纯粹依靠法律，而别人得以曲折地施予恩惠；形势难以用武力征讨，而计谋又无法预先防备变故。这三点都是不及古人的地方。

当外国船只四处逃窜、上报朝廷时，您在直庐读《老子》，我已经嫌它疏漏。唉，往昔武乡侯、汾阳王也有疏漏的时候，这是日月之蚀，不必为您隐瞒。然而不能不为您痛惜。

云南戴先辈云帆是您的门人，曾写诗记录感慨。您嫌他太直率而告诫他。您出塞时，稷辰也有诗，极力推崇朝廷保全您的至意。您深加赞赏，认为他善于立言。

您入关后，嘱托我写拙劣的书序，因忧虑而没有实现。去年我到京师，书信送达军营，而您已去世。我既用文章哭悼您，现在幸而从您的高足弟子那里获得真迹，允许我题写识语。这就可以履行写书的约定了。

您在天上必定明察，而且会有余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