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户政一理财上

译卷二十九 户政一 理财上

因时论九 论财用

吴铤

我曾读太史公的《货殖列传》，没有不为之深深感叹的。大概因为那个时代人们不能淡泊宁静，不关心物资的丰歉，而是竞相效仿淫逸奢侈，争着贪图利益。富有的家族对上僭越君长的礼制，却不知为长远打算；至于平民百姓，也互相追逐微小的利润，而不以为耻。司马迁写这篇传记，大概是有感而发。班固不明白其中的深意，反而跟着讥讽他，这是错误的。近世风俗颇为崇尚财富，富有的家庭，每天与平民做买卖。平民最终困于贫困窘迫而无可奈何。贤德的人不改变他们的本色，那些不贤的人，则习惯于卑贱的行为，去追逐微小的利润。求取不到，便斜视那些富有的家庭，希望分得他们的余财以自给。富有的家庭，于是凭借商业和畜牧的优势，占据权势凌驾于万民之上，与王公大人抗衡，行分庭抗礼之礼，而平民仰仗他们的恩惠，只怕失去他们的欢心。唉，真是败坏啊！况且天下的风俗不出奢侈与节俭两种，而利益都足以动摇人心。东南地区多崇尚奢侈，西北地区多崇尚节俭。奢侈的人不吝惜自己的钱财，等到钱财耗尽，必定会想办法去求取；节俭的人爱惜自己的钱财，等到钱财不足而求利之心，反而因此更加急切。这两种弊病都在于喜好利益，而好利之心炽盛，富有的家庭便得以用利益引诱他们。财富所在的地方，权势便争相归附；权势归附的地方，百姓便争相趋附。天下的人都抛弃廉耻而追求财富利益。五行百产所生产的物资不能有多余，而百姓起来与之争夺。强者积怨成恨，弱者积弱成求。怨恨与求取之心积累在细微隐秘之处，而富有的家庭也怀有朝不保夕的忧虑。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财富不足啊。财富，是先王用来长治久安的方法。一家富裕而一家安定，一国富裕而一国安定，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富裕而天下安定。只有用礼义来防止百姓做坏事，才可以长久。汉唐以来，没有不把富裕当作尊贵的。只有财富有余，才不显尚富之弊，而贫富不至于互相炫耀。等到财富不足，那么贫穷的人无法生存，富有的人也不能长久。普通男女，都能凭借丰厚的资财与王公大人争胜。所以得势时更加显赫，失势时则无所不为。这就是风俗败坏的原因。因此，必须财富充足，天下才可以治理。

前因时论十六 粜籴

吴铤

《食货志》说钱币的法度：百姓有余则轻视它，所以君主在物价低时收购；百姓不足则重视它，所以君主在物价高时抛售。凡是轻重敛散都要顺应时势，那么物价就能平稳。这是财富运用本来就是为了顺应趋势而引导，使上下各得其所，而不仅仅是为了府库的储藏罢了。财富在天下转运，不在君主手中，就在百姓手中。君主不能与天下共享利益，那么天下也不与君主共享利益。上与下互相争夺利益，而国势于是涣散而不可振作。所以天下的财富，藏在府库，不如藏在州郡。府库的财富，由散而敛，收敛后不能再散出；州郡的财富，由敛而散，散出后仍容易再收敛。后世州县的度支经费，全部送往京城，不得截留，那么财富都积聚在府库，而轻重敛散的法度，就没有一点留存了。如果藏在州郡，那么根据物价的轻重来作为衡量，根据敛散来作为标准。所以钱币多则容易停滞，钱币少则容易短缺，必须流通它，然后才可以斟酌其平衡。买粮贵则伤害百姓，买粮贱则伤害农民，必须调剂它，然后才可以节制其流动。周文襄巡抚江西，都用谷市买粮，根据时价的贵贱，作为物资的敛散。后来因灾荒请求折征银两，粮税全部征收实物，在各仓收贮，等待以后卖出，用所得的银两上缴朝廷。这都是因为钱币不足，而采取这种权宜之计。然而百姓受到了好处。用一时的权宜之计，尚且能如此，何况藏在州县，又得到好的官员负责此事，各自根据情况敛散，那么钱币常流通而不至于枯竭，谷帛也调剂而不至于缺乏，这也是识时务的一个方面啊。我曾说均田的法令实行，那么财富就没有不足的，这是藏富于民的方法。如果藏在州郡，其利益已有差别了。然而与其藏在府库，不如藏在州郡。因为轻重敛散的法度，依靠州郡作为转运，还可以救济百姓的不足，而不至于缺乏。那么又要根据时势来变通了。

通论唐以来国计

孙鼎臣

财富是天下的大计。财富有定数而用度无常。考察其盛衰，足以知道其治乱。君主仁爱宽恕恭敬节俭，百姓得以富足生活并满足需求，没有吝惜财富的心，而天下的财富都归于国家。君主失去正道，政治失去条理，声色狗马土木的欲望繁多，而水旱盗贼夷狄的祸患兴起。于是聚敛的臣子进用，剥削下层以增益上层，以至于四海困穷，天命人心随之而去。唉，不可畏惧吗！唐天宝盛世，海内殷实富庶，一斗米值十三钱，行走千里不带兵器。这时天下每年收入租钱二百多万缗，粟九千八十万多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棉一百八十万屯，布一千三十五万多端。唐玄宗奢侈之心一生，宇文融、杨国忠、王珪等人，用财利取媚，于是酿成安史之祸。盈虚消长，势如反掌。两京陷落，民物耗损败坏。肃宗中兴，在艰难中奋起，用兵专门依赖江淮的财赋，至

译大历初年，人口逐渐繁殖增长。史书记载盐税收入六百万缗，占天下赋税的一半，那么每年的收入就可以知道了。代宗收复河湟地区后，天下两税、榷酒、茶盐等收入共九百二十二万缗，而每年的支出大约少三百多万缗。德宗任用杨炎，改革两税法，每年征收钱币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用于供给地方；征收钱币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用于供给京师。元和二年，李吉甫呈报财政计划，每年两税、榷酒、盐茶等收入，总计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天宝年间的收入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藩镇专权自肥，贡赋不上缴，疆域日益缩小，国家财政因此日益贫困。宋太祖鉴于五代藩臣骄横恣肆的教训，逐渐收回财权，地方长官改由文臣担任。当时士兵精简干练，宗室人口稀少，从朝廷到郡县，官员编制不足，所以虽然财力不足，却常常显得绰绰有余。休养生息，到了太宗时期，国家遂成富庶之局。至道末年，天下每年的赋税，谷物以石计算，钱币以缗计算，丝织品以匹计算，金银丝棉以两计算，总计七千八百九十三万。天禧末年，天下总收入一万五千八百一十五万，总支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有盈余而无短缺。到了皇佑年间，翰林承旨王尧臣等人，核算收支增减的数目，写成奏疏上报。皇佑元年的数据，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支出已无剩余。英宗治平二年，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而支出却是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财物虽多但用度不足，这是因为兵员冗滥、官员过多、宗族繁衍太盛的原因。熙宁以后，谈论理财的人纷纷兴起，横征暴敛，法度纲纪荡然无存。南宋绍兴年间偏安一隅，国家用度勉强维持。咸淳二年，统计截留的中数，钱币和关子、会子共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白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棉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以此确定定额，发文书给各路催促征收。大概南渡后见于史书的数字就是这样。《元史·食货志》疏略粗陋，一代国家的重大财政状况缺失不详。明朝初期理财有法度，设立鱼鳞图册来核查土地，设立黄册来稽查民户。赋役确定后，征收敛取按时进行，关市税收力求简约，彻底废除宋元苛细的弊端。用屯田卫所养兵，用开中法充实边防。天下府库，各有积蓄，外地的军饷不从内地支取，京师的用度不从外地搜刮。其取用有制度，其花费有节制。弘治以后，内府供应日益繁多，开始增加市税，设置官房，改折直省漕粮，以供御用。接着因为武宗游猎荒宴，世宗营建祠观斋醮，累世的积蓄消耗殆尽。久而久之，外库所藏也被索取一空。于是出现了羡余、干没、折变、抄没、孝顺等名目，奸佞宦官四处横行，矿税横征暴敛，四海骚动不安，百姓无法生活。

译大概到了万历年间，国家危亡的祸患已经形成。然而那时，官民所有的土地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余顷。夏税征收米麦四百八十万五千余石，钞一万七千六百余锭，租钞三万二千五百余锭，税钞七千六百余锭。秋粮征收米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租钞一万八千八百余锭。屯田、花园、仓基征收粮食四百五十八万四千余石。北京、通州两仓及蓟州、密云两镇的漕粮四百万石。太仓库存银四百三十八万余两。内承运库存银一百零六万一千余两。广惠库存钞五万八千九百二十八万余贯，折色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余文。天材库存钞六十六万五千余贯，折色钱二百四十三万余文。这些收入的项目，并没有比旧时减少，但支出却是收入的两倍。贪求财货没有节制，等到天下兵乱兴起，于是更加横征暴敛，本想挽救败局，却反而加速了灭亡，真是可悲啊。所以天下的财富是一样的，事物的衰败与兴盛，风俗的奢侈与节俭，都取决于君主是恭敬还是懈怠罢了。凭借开元时期的富庶，唐玄宗却西逃蜀地；凭借彭原地区的狭小紧迫，唐肃宗却实现了中兴；凭借五代时期的凋敝困苦，宋太祖却开创了宋朝；凭借建中、靖国时期的富足安乐，宋徽宗、宋钦宗却被掳往北方。宽免积欠的租税、放宽税额，明朝因此兴盛；讲求矿利、增加田赋，明朝因此灭亡。这几位君主成败得失的原因，难道不是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财政者的借鉴吗？

附记

本朝顺治八、九年间，每年的额定赋税收入银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支出数额一千五百七十余万两。其中各省军饷一千三百余万两，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两。见顺治九年给事中刘余谟的奏疏。十三年以后，额定赋税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增加的军饷达到二千四百万两。见张玉书记载的顺治年间钱粮数目。到了康熙年间，户部库存达到八百余万两。雍正时期，逐渐积累到六千余万两。后来西北两路用兵，动用了大半库存。乾隆初年，户部库存帑银只剩三千万两。见《高宗圣训》。乾隆十年，台谏官员请求制定会计制度，奏疏称每年收入三千六百万两，支出也是三千六百万两。到了乾隆四十六年，户部库存银才达到七千余万两。见该年阿桂的奏疏。道光二十一年，库丁盗窃帑银事件爆发，亏空银九百余万两。宣宗皇帝责令管理库藏、查核库藏的诸王大臣分年赔偿缴清。又通令内务府、各部院各衙门裁减浮滥费用，斥责三苑三山的珍奇货物，命令有关部门变卖折价。库亏的数额，几年间弥补完全。从道光二十一年到三十年，户部奏报每年收入数额三千七八九百万两不等，支出数额三千六七八百万两不等，年度预算略有盈余。其中内库的数额，嘉庆十九年存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见该年英和的奏疏。道光三十年，还有八百余万两。广西用兵时，屡次颁发内帑救济军需。到了咸丰三年七月，存银三百万两。按照咸丰初年，战事日益紧急，依靠厘捐来救济军需。等到战事平定，而各省善后筹防经费逐渐繁多，于是成为度支的常制。此后各国订立条约通商，海关税则日益增加。同治以来，厘金和洋税，比常规赋税多出数倍。总计每年收入，约九千二百余万两，支出约七千八百余万两。除去歉收缓征未收的部分，每年存银四百万两零。见光绪十年户部进呈七年分年例出入会计黄册的奏疏。全疏备录于中卷，以保存度支款项的实际数目，使讨论国家财政的人有可供详细考证的资料。

论理财

龙启瑞

财富在天下，就像水在地中流动一样。水的源头，担心它不能通达；即使通达了，又担心它不能持续。财富的产生，担心它不兴盛；既已兴盛，又苦恼它容易衰败。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常常根据时势的适宜，来制定开启、关闭、疏通、堵塞的法度，使万民有所依托以维持生命。而天地常常好像有余裕，起初并没有见到利益就忘记危害，并且知道危害却尝试去做的人，是因为明白盈虚消长的缘故，不至于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采取迫不得已的措施。三代以前，他们用来生财的方法固然不同。那时郊野之外，平原广阔，沼泽众多，被抛弃在地上的货物还很多。分布在国中的士农工商四民，农民大约占十分之五，还不足以完全发挥土地的力量。他们的园圃树林，又增加赋税来抑制它们。所以当时谈论富国的人，大体以开辟草莱、改变田畴为当务之急。土地是众人所依托的，不能独占其利。农民又是勤劳手脚以养活自己的人。所以上面实行井田制而不怨恨，下面世代继承产业而不争夺。固然因为民风淳朴，也是因为道理如此。自从秦汉以来，凡是天下利权所在的地方，大概不止于土地了。而地图的扩展日益广阔，人口的积累日益增多。于是谋取利益的方法，杂乱细密，而朝廷的科条禁令，更加繁多而无法胜数。那么根本产业不足，而追逐末业的人众多，这就是过错。根本不足而末业众多，这是上下都困顿的道路。大概自从齐国管仲实行官山府海之后，确实没有谁得到长远的策略了。譬如百口之家，只供给百亩田地，不能养活他们。而又不能在百亩之外获取赢利，那么必然要依靠园圃之类来维持生计。依靠园圃蔬果之类，那么利益微薄，而其势头也有所止境。如果再满足其无厌的

译想要（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就只有盗窃罢了。唉。时代不幸处于夏商周三代之后。致力于养育百姓的君子。穷困而无计可施。这难道是上天真的不仁。而理财的方法终究不可用吗。我私下观察后世谋划国事的人。确实也有细致周密地去做的人。汉武帝时大司农的钱财匮乏。桑弘羊才开始设立平准法。唐玄宗时。经费空乏。宇文融才开始通过清查隐田和逃户而得宠。宋神宗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发放青苗钱。到了明朝。末期担忧贫困。于是派遣内侍开采各省的银、铅、铜矿。逐一考察那些时候。朝廷并非没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朝廷也不缺乏通晓事理的臣子。却不知改变策略。而必然采取这些做法。只是因为天下确实没有可以凭空产生的财富。而其他方法或许不能解救急迫罢了。最终所得到的很少。所丧失的很大。所增加的很少。所损害的很多。利益分给了官吏士卒。而怨恨结在了朝廷。民脂民膏枯竭于民间。而利益资助了寇盗。试着让当时的君臣起来问问他们。他们又何必苦苦这样做呢。虽然如此。那几种策略确实错误了。但我由此知道后世谈论财利的人。本来没有不类似这样的。为什么呢。最高明的是制定法律。其次是遵守法律。再次是没有法律。到了没有法律的时候。却想用非法的法律来矫正并战胜它。那么那些背离正道、旁门左道且不可阻挡的。途径虽然有一百种。但其用心则是一样的。禁止他们的法律而不能试验他们的心思。必定有人不服。等到试验了他们的心思。那么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了。唉。这不是不为天地留下剩余的资源吗。这不是夺取万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吗。这不是只知道生财的利益。而不知道它的危害吗。这不是即使知道它的危害。存有侥幸心理而尝试去做吗。以我的观点来看则不然。汉武帝如果不穷兵黩武攻打外夷。那么就不必设立平准法而用度就充足了。唐玄宗如果不放纵心志沉溺宴乐。那么就不必清查隐田逃户而赋税就充裕了。宋朝如果能够节省郊祀赏赐和养兵的各项费用。不必实行青苗法而国家就富足了。明朝如果减少宗室俸禄、节省宫廷浪费。不必派遣税矿使者而国库就丰饶了。舍弃确实可以依据的方法。而在不可知的事情上侥幸。不在宫廷内部寻求。却刻意在四海百姓身上搜刮。这就是所说的得不偿失。而最终导致一无所得的原因啊。那么谋划国家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减损上级来增益下级。而不专门壅塞利源。关键在于秉持大道而事务不繁杂。逐步去除弊端而百姓不怨恨。那么使国家富足的道理就在其中了。然而之所以这样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天下。有不能等同于先王时代的地方。人口众多。而土地的利益已经耗尽。利源衰退。而生财的方法已经穷尽。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而违背先王的法律以求取胜。这叫做没有策略。我遵守先王的法律。而根据时势加以裁度。这才算是拯救时局的良策。治理政事的道理。贵在观察时势罢了。时势不允许。却想强行达到。这无异于在干涸的井旁使用桔槔。而想要灌溉千亩田地。只会立刻看到它干涸罢了。

译《肥国论》

左宗植

左生的朋友张子畏，撰写了《理财议》，陈述的观点非常盛大。左生认为他急于求财而没有探究根本，于是写了《肥国论》。

天下为什么能治理好？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好，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不能治理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天下为什么能治理好？财物有余就能治理好，财物不足就不能治理好，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古代统治天下的人，只担忧考察官吏的困难，没听说过因为财物不足而担忧的。后世的吏治没有加强修明，而理财的政策却一天比一天详细。于是凭借帝王的权力，公卿百官众多且富有才能，合力来管理一国的财物，结果财物还是不足。财物不足，那么国家所有仁爱恩惠的政策，就将无法推行；而衰败时代所有苟且求利的政策，就将不得不推行。这怎么可以不预先筹划呢？但是筹划也有自己的方法。《传》说：有德行就有百姓，有百姓就有财物，有财物就有用度。孟子说：没有好的政事，财物用度就会不足。汉朝的桓帝、灵帝，唐朝的德宗，明朝的熹宗，不用说。汉朝元封、元光年间与高祖、孝文年间相比，唐朝开元以后与高祖、太宗年间相比，宋朝熙宁、绍圣年间与太祖、太宗年间相比，明朝神宗年间与洪武、永乐年间相比，自从汉、唐、宋、明以来，开创基业的朝代，国家用度曾经宽裕。那些讲求功利、急于财用的，往往一定是几代以后的君主。国家改朝换代的开始，承接战乱凋残的世道，滋生繁殖不丰厚，赋税徭役不广泛，而征伐军需的供应，赏赐免除的频繁，城池宫室车马服饰百物的使用，都是新建立的，按理说财物应该耗损。然而曾经考察历代以来，开国时的会计数目，比起继位的君主，有的节省十倍，有的数十倍，有的百数十倍，为什么呢？大体上开国之初，天子英明，他的征收虽然廉洁，他的用度常常节俭，他的军队少而精，他的官吏明察而勤勉，他当时的公卿大臣都是当世最优秀的人才，共同坚定严明约束，整顿天下，上下的气息常常通畅，而虚伪的习气不兴起。因此条目疏略而名实考核严格，人事周到而天灾稀少，没有耗费财物的事情而财物用度充足。几代以后，海内承袭基业，文官安逸武官嬉戏，互相纵容懈怠，粉饰太平。因此官吏因法度松弛而懒惰，财物因官吏懒惰而蛀蚀，他们收入的虽然多，但随之增加的骤然增多，需求的人到来，一旦想要限制却不可能。于是财物用度匮乏，是必然的结果吗？

国家太平二百年，自从世祖在东土兴起，统一中外，圣祖继承他，扫除藩镇气氛，廓清海内，军事的棘手的，国家用度的浩大的，前后几个朝代所未有的。然而晚年，户部国库所存大约八百万。世宗在位时，西北两路，连年用兵，晚年所存二千余万。高宗在位时间最长，户部国库充实，存余达到七千余万。然而六十年中，征讨金川，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开拓土地二万余里。其后平定苗民剿灭匪徒，用兵时间最长，筹措军饷也非常巨大。到仁宗晚年，存银才一千余万。当今皇上即位以来，洁身寡欲，亲身实行仁政节俭，停止巡幸，节省织造，没有玩赏之物的供应，没有土木工程的劳役。然而十四年之中，平定回部，剿灭匪贼，河防的修筑堵塞，水旱灾害的免除，没有常年暴师十万的事情，没有赤地千里连年的灾害，没有大暴大贪吞没国库剥削百姓的官吏，但民生不能不因为愁苦困顿而忧虑，国家计策不能不因为短缺而担忧。这是应该谈论时事的人急切于理财策略的原因吧。于是有提出开辟财源说法的人进言，说兴办屯田，说开设矿冶，说鼓励捐输。苗衰王不齐，开设矿场设置官员，恐怕所得不能补偿所费。况且利端一开，滋扰必然严重，有明天启年间的政事，其效果可以看到了。开设捐输确实对百姓没有损害，然而大捐屡次开设，法令习以为常而不鼓励，百姓轻视而不竞争，官吏停滞而不供给。邸报今年捐入四百万两，南河大臣奏销也有三百四十八万多，于家湾决口工程不在此限。这是捐例所入，才够南河一处之用。况且无事而考虑到捐输，一旦有意外之需，又将如何策划呢？

只有屯田是最美好的政策。在当今内地人口繁盛，确实没有遗留的利益。西北口外，肥沃广阔，就像巴里坤天时地利人和大有等渠，以及安西哈密一带屯田，计算不下三十万亩，兵食两得，功效显著。为什么不能推广实行呢？无不是以迁徙百姓设置官吏的烦琐，牛具种子的巨大，非常之原，时俗所畏惧，而任事者，又还没有赵充国、枣祗、诸葛孔明、羊祜那样的人。这是开辟财源今日还没有长策的原因。于是有提出节约财物流通说法的人进言，说裁减八旗的食粮，说严格海洋的禁令，说清理州县的亏空侵吞。州县亏空国库，刑法极其严厉，海禁如银钱丝米出洋多的，罪至论死。而官吏的亏空挪移银钱，鸦片的私市，就能禁止绝迹吗？未必能。至于京城之下，八旗护卫，固然是国家居重驭轻的计策。然而丁口日益兴盛，官府支给，日增一日。其急宜变通之处，自开国以来，谋臣策士，有以闲散驻防资遣议的，有以沿边兴屯议的，有以安插兴京议的。然而此事重大。

译如果不是朝廷在上毅然决断，八旗的大臣在下深谋远虑并努力推行，那么终究没有人会去执行。只是每年拿出国库银两，交给商人经营以获取利息，以此满足眼前的需求罢了。这样看来，财政的支出也没有看到真正能够节省。财政的来源既然没能开辟，财政的支出也未必能节省。那么国家的用度究竟哪一天才能充足？应对紧急情况的办法究竟用什么来救济呢？医生治疗疾病，看到病症就治疗病症，没有不加重病情的。君子谋划治理国家，针对弊端去补救弊端，没有不滋长弊端的。把聚敛钱财、保守钱财当作理财，这不是好的策略。不刻意治理钱财而钱财自然充足，这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治理天下的道理，吏治修明则财政充足，名实相符则吏治修明，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衡量当今的情况则尤其紧迫。其责任要归于当权的大臣，而其成效则要归于天下的郡守以及天下的州县官。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乡下有个本来就很富有的人，有人问他，他说：“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达到这个地步。我让长子监督农业，说：‘你要仔细查看田地，如果遇到水灾、旱灾、虫害而粮食减少的，我要用杖责你。’让长媳监督养蚕，务必谨慎。让次子监督畜牧，说：‘你要仔细查看牲畜，如果丢失、死亡、生病而损失衰弱的，我要用杖责你。’让幼子监督警戒，说：‘你要仔细看守仓库，如果遇到水火、盗贼、奴婢偷盗隐匿而使我财产损失的，我要用杖责你。’全家族几百口人，他们敬畏我如同敬畏神明，敬畏家督如同敬畏老虎。所以严格而有秩序，经常而能办事，长久地相爱而和睦，内外整齐严肃，没有损耗我的钱财，而钱财却用之不尽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督抚不把境内的重大利益和重大危害放在心上，而只把初到任时甄别几名官员、发布公文檄文当作整顿；守令不把农桑、保甲、学校放在心上，而只把催缴赋税、审理案件、按时赴会、迎来送往当作能事更大的了。甚至于是因循守旧、麻木不仁，空守旧例，今天明明知道盗匪头目和邪恶之徒却不加查究，将来就以军需为名请求国库拨款；今天明明知道堤防水利却不加修筑，修筑了却不长久，将来就以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为名请求国库拨款；今天为了馈赠、营求、华丽的娱乐、娇美的妾室、珠玉的衣服、精美的食物，将来就以亏空国库、籍没家产、监禁追缴无果请求免罪。这些耗费钱财的开端，见效迟缓，危害巨大，推究其极致，而且会成为天下的大患，不止是匮乏钱财的问题。至于河防的修筑加固，盐政的清理整顿，兵籍的精简核实，以目前的事情来计算，在立法的初期，哪一项不应当追究吏治的责任呢？刘晏推行盐政，朱熹设立社仓，也是有人就有财罢了。士大夫谋划人家国，正值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不留意于此，却贸然地以其片面的言论和狭隘的见解，兴起一切功利之言，鸿鹄已经飞走了，而捕鸟的人还在沼泽中张网，可惜啊！况且名实相符而吏治修明，吏治修明而人才振奋，君主又能以英明坚毅、仁爱节俭，赫然奋发振作，使天下人激昂于功名，即使是守成的朝代，而其精神专注，常常兢兢业业如同开创之日，用这个来谋划治理，固然是所谓环环相扣而立竿见影的，还何必急切于理财的策略呢？《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有序，君臣相互匡正，这是国家的福气。唉，即使让国家千万世太平也可啊。

译裕本篇

宗稷辰

自古以来谈论利益的人，大抵都是那些不懂得真正利益的人。利益宏大而见识浅薄，利益长远而目光短浅，利益广泛而视野狭窄。这些人虽然顶着计臣的名号，打开聚敛财富的大门，但追求国家富裕，国家反而更加贫困；追求家庭富裕，家庭反而更加贫乏。他们不知道，没有人比懂得利益的人更懂利益了。然而自古以来掌握利权的人，只喜欢那些微小、急迫、狭隘的利益，而那些不懂利益的人，却得以暗中鼓动他们，让不懂利益的人去谋划利益，这不是极其糊涂吗？那么，懂得利益的人是谁呢？回答说：是圣人。圣人很少谈论利益，也只有圣人能够阐明大利的根本，从而让天下受益，因此利益可以不必多言。在圣人之下，曾子、孟子等大贤，开始揭示微妙的旨意，一个说以义为利，一个说仁义罢了，何必谈利。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利益在天地间，原本并不禁止正直的人去议论。那些畏惧利益而忌讳谈论的人，只是小儒拘泥固执的见解，不足以探究根本。纵观史籍记载，谈论利益最著名的是商鞅、晁错、桑弘羊，这些都是只取利益而不顾根本的人。商鞅和桑弘羊，行事残酷急迫，博取微小的成效，很得君主心意。然而扰乱秦国从商鞅开始，剥削汉朝从桑弘羊开始。晁错谋划加强王室，其残酷急迫程度相同，甚至计划用爵位买卖，苟且偷安没有大害，然而淆乱后世仕途的，确实是从晁错开始的。这三个人，没听说他们使国家得利，反而连自身都失去了，这是因为丧失了根本。管夷吾、刘晏、陈恕，稍微接近根本，所以他们的法令世人多沿袭。然而管夷吾引导君主奢侈，刘晏算计太尽，招致众人忌恨，虽然都是杰出异才，但都远离正道。只有陈恕说取利太深的不可以在朝廷施行，法令应该上下互相救济，君子认为他是对的。王安石想要效法周公，自以为有根本了，法令确立后惊扰四方，最终没有利益而废止。虽然后世还保留了一两条，但在当时对宋朝极为不利。这怎么能说是懂得根本呢？因此，要有周公、太公的才能，孔孟的道德，然后才可以谈论利益。这种利益，公正而不自私，从容而不紧迫，严密而不苛刻，诚信而不改变，正直而不诡诈。一个人得利，亿万人都得利。天德王道的本源，人情物理的标准，都出于此。五行因此调和，百业因此充实，九式因此宽裕。如果不是懂得根本的圣人，谁能参与其中？后来谈论利益的人，比起古人日益巧妙，私心如同掩盖，紧迫超过弦箭，苛刻争于毫厘，变化极于朝夕，诡诈超过巫史。大概有商鞅、晁错、桑弘羊所料不到的，管夷吾、刘晏、陈恕、王安石所不为的。然而他们获得的反而减少，琐碎地只从事于微小且急迫、急迫且狭隘的事，而天下的大利于是落空。没有其他原因，丧失根本就是丧失利益。所以我说道：自古以来谈论利益，都是那些不懂得真正利益的人所为。

务本论上下篇并叙

徐鼒

辛丑年夏天，海盗侵犯广州。某御史请求开矿以资助军饷。议论的人有的惋惜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我认为国家用度不足，不是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度的弊端。打算上奏谏阻开矿的封事，大意说：现在筹划国家用度的，在于重视农桑罢了。重视农桑必须先使粮食布帛贵重。使粮食布帛贵重必须先禁止淫逸奢侈。淫逸奢侈禁止后，商贾的利益就微薄。商贾的利益微薄后，耕织的人就多。耕织的人多后，粮食布帛的产出就多。粮食布帛的产出多后，银价就便宜。银价便宜后，各种货物的源头就通畅。议论的人认为我迂腐。我只知道，邱甲赋税、刑书，叔向规劝；井田世禄，并非诸兰陵所主张。那些束修往来的，没有比侨肸更亲近的；洙泗之学的继承者，没有超过孟荀的。然而他们分封茅土、设立标志还是这样。何况我是乡野下士，想要凭一人的舌头，使天下人心信服，这也太狂妄了。只是因为人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就不能自信，那就是暖姝濡需的学问，加上突梯絜楹的情态。《易传》说：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枝蔓；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我私下感到惭愧。于是依据前面的说法，尽数辩明，条理方法，写成《务本论》上下篇。大概是为了坚守弈者举棋的告诫，并且以备遒人木铎的巡行。

罄辨篇第一

有人问我说：国家二百年来，列圣相继，上自河工边饷，下到民间交易，都依赖银子作为用度。近年银子流出外洋，公私才开始匮乏。这是银子少而国家用度不足的征兆。您却说国家用度不足，不是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为用的弊端。为什么呢？我说：直省州县，产银的地方不到十分之一，不产银的地方占十分之九。可以农桑的土地，不止十分之九，而不可以农桑的也不到十分之一。这多少难易的数量，相差万倍了。现在求利却舍弃多的取少的，放弃容易的趋就难的，这也太狂妄了。况且国家国库的收入，取自百姓。一尺土地都可以耕种，一寸丝都可以织造。取自百姓，而百姓有办法应对。银子不是耕种能产出、织造能制成的。取自百姓，而百姓没有办法应对。百姓贱卖他们的粮食布帛来换取银子缴纳官府，有几石粮食几捆布不够完纳几两银子的。银价越贵，百姓越困苦。而且不只是常规额度的银子取自百姓。官府供给不足，把漕粮变为勒折；费用不足批解，名目火耗变为加封。长江以南一石米折银达到五六两，长江以北一石米折银也有四五两。弱者倾家荡产来缴纳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