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九　兵政五马政

译种种弊端，确实是邮政的祸害。现相应请求圣旨，普遍命令各直省的总督、巡抚、按察使严格访查。遇到案件就予以惩办，以肃清邮驿秩序，端正法纪纲常。恭敬地呈上奏折，恳请圣上明察。

译奏为经费短缺，因时制宜，请将大凌河马厂的闲荒土地开垦并缴纳租税，同时通盘筹划，确保不影响牧马放养，以充实国库并重视马政事宜。

我私下查访得知，奉天锦州府所属的大小凌河东西两岸，地域辽阔，方圆数十上百里。其中设有官办马厂一处，向来不准开垦耕种。自嘉庆年间，钦差大臣松筠曾勘定大凌河西厂东界，在大道附近牧马不到的地方，招募锦州所属的旗人酌情试垦，奏请后获部议批准试垦征租，共开垦土地十二万三千八百余亩。后因风沙侵蚀，将不堪耕种的土地上报朝廷销除额租，现在仅剩土地三万余亩。

道光五年，旗人达凌阿、德寿等人呈请开垦毗邻试垦地的大坨子等六处闲荒八千亩，当时派员会同管庄衙门查明，并不妨碍牧厂，上报前任将军晋昌，咨文获部复批准其认领输租，这些都有案可查。

追溯嘉庆十七年、二十一年及道光三年，前任大学士松筠、锦州副都统庆惠、吉林将军富俊、锦州副都统宗室东明等人，先后奏请开垦牧厂荒地，以及将马匹分拨给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兵丁拴养等事，均曾奉旨驳回，有案可查。道光九年九月初五日，奉有严旨，不准再议此事。此后凡有请求开垦者，均由将军衙门援引旧案驳回不准，有案可查。

然而此项荒地极为空旷辽阔，虽名为马厂，但牧马不到的地方尚多。查嘉庆十七年奏准，官马厂以凌河为界，河西仍作牧厂，河东荒厂东至老壕，西至大凌河，南至海，北至九花山，招令旗人佃户，选择高阜之地认领，试垦后升科纳税，其间遗留的水洼、碱地、夹荒地数处，当即抛弃。续于嘉庆二十年，批准旗人阿克达春等在试垦地以东认领苇塘一处。此外夹荒水洼，于道光七年因大凌河河水涨发，淤积平坦，可以耕种。

数十年来，虽属久经封禁，但奸民任意偷垦，兵丁、牧丁私收租税，为之包庇隐匿，种种弊端，难保必然没有。这是徒有封禁的空文，而将牧厂千百顷的荒田，留作兵役营私、奸民渔利的渊薮，殊为可惜。

我于上年八月十四日接奉部文，蒙受天恩，调补盛京户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自到任后，检查案卷，见有前任户部侍郎庆祺会同将军、府尹等人，于道光二十八年奏查已开、未开、荒熟各地二十四万余亩，咨报户部查核，复准起科征租。历年以来，详加查核，仅止十八万余亩，按照原奏之数，亏短五万余亩。查奉天全省，空阔闲荒地亩，没有像大凌河马厂这么多的，所短之数，未必不在此中牵混。

前据锦州协领文裕详称，大凌河迤东、苇塘迤西，经委员义州城守尉那扬阿等人查勘，所有马道口等处坐落，可开荒地一万二千余亩，均与从前已准试垦、续垦各地毗邻，不与马厂相关，请求归该城及小凌河等处试垦输租，亦经将军衙门检案驳回，有案可查。

十月十二日，接据锦县知县详报，锦县民人穆亭扬等人，径直赴户部请求开垦古龙湾等处荒地八千亩，并控告民人赵亭侯等人勾结书吏舞弊，隐匿租赋，阻止他们呈报，曾经户部准行，饬令该县会同旗界查丈。当时该县声明系在封禁之内，一面详复户部，一面呈报我衙门，有案可查。

随后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准户部行知，从前穆亭扬等人控告领取古龙湾等处闲荒八千亩，径直催促锦县限期一月会界查清，指交穆亭扬等人收种，并令锦州府派员守催，依限办完，造册呈送户部，并令出示晓谕该处居民，移咨查核前来。

我私下认为，盛京户部的设立，原为办理通省钱粮地亩总汇之所，若任由奸民越级诉讼请求开垦地亩，不仅开启愚民营私之心，而且于体制也不相合。当时已叙明原委，咨明户部，仍照旧制办理，并复饬该县会同该界查明，私开地亩者为谁，私收租钱者为谁，详细呈报，以便究办，有案可查。

至于民人穆亭扬等人，虽属渔利越诉，但其所控私开私征情形，未必全虚。从前各案，辄以封禁为辞，未必皆实。与其任由私开，致启弊窦，何若奏请垦种，按亩升科，有益于国库。我反复思考，本想据实直陈，因屡奉严旨，所以不敢形诸奏牍，自蹈莠言乱政之罪。今户部不查旧案，径直批准民人穆亭扬等人越诉讨垦，经锦县知县声明古龙湾等处荒地系在封禁之内，而户

译部里又发札饬令该县限期查清，交由穆亭扬等人收种。并未奉有准许开设马厂的圣旨，竟敢擅自准许百姓请垦，实属轻率更改旧章。臣原本应当参奏。只是现在正值国库经费短缺之时，该部也是出于急于筹划经费的考虑，事情出发点是公心。况且今昔情形不同，似乎应当酌情变通。而且奉天省在多次捐输之后，民力拮据。至于各省历年拖欠未解的兵饷，累积达数十万两之多，纵然官吏严加催缴，而军务尚未结束的各省，库款也都短缺，恐怕也难以如期解到。而奉天省春秋两季发放兵饷，尤为紧要。筹款十分艰难。查大凌河以东，虽然在马厂范围内，但闲荒之地非常辽阔，属于牧马不到的区域。如果将这些荒地，选择那些高亢、不会被水冲沙压、能确保长久耕种的，准许附近旗民开垦耕种，那么不但前任侍郎庆祺等人奏请升科地内所短缺的五万余亩可以有着落，必定还会有剩余。私自开垦者本应补追以前的租税，但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开垦的，也不知更换了几户人家，无从查核。况且是小民无知，以前历年的租银，应当免除补追。自此次查丈起，在认领的各户名下，按亩征收租税。那些尚未开垦的，等到试种一两年后，一律升科。如此变通，似乎对奉天省的兵饷，不无一点补益。而且小民有地可耕，也不会妄生其他念头。至于牧马，也应当通盘筹划。或者河西之地，足够牧养；或者另筹水草丰茂的区域，分地牧放。总之期望不损害马政。我私下认为这项牧厂，屡次奉到圣旨严行封禁，自应仍遵旧章办理。只是地面非常宽阔，即使开垦，也无碍于牧放。况且数十百里的空旷闲荒，查察本来就不容易周全，难保没有奸民私自开垦，徒然引起争端，实属有名无实。况且现在正值经费短缺，自应因时制宜。如今户部既然准许百姓请垦闲荒，臣又有自己的见解，怎敢稍涉拘泥，知而不言。但此事属于创始，办理非常不容易。而且地方辽阔，即使准许开垦，查核尚需时日。臣前折想要陈述的，就是这一件事。回想前任大学士富俊、松筠等人，先后上奏请求开设马厂，虽然并非没有见解，然而之所以屡次奉到严旨驳回，原本就是担心有碍马政，因此没有准许。到现在既然通盘筹划，开垦闲荒，仍然可以无碍马政。而试种成熟之后，按亩征收租税，可以上使国家赋税充裕，下使民生得到救济。而且免除偷垦私种，争讼自然平息。确实对国库和地方，处处都有裨益。臣管见所及，不揣冒昧，谨陈大概。如果蒙圣旨允准，应当由盛京户部会同将军、府尹及锦州副都统等人，先将额设马厂的图册调齐，详细查核。遴选稳妥可靠的人员，会同该处旗民地方官，认真查丈。除了马厂试垦、续垦、苇塘各地以及风淘沙压不堪耕种的土地之外，所有已开、未开的荒熟各地，究竟有多少亩，据实禀报。并令该员等人详细妥善商议章程，令附近兵丁、牧丁、民人等，应当如何认领输租，每亩每年应征银两多少，逐层分晰，会衔加具切实印结呈报。再由臣等人复核，以便再次奏闻。并造册咨送户部查核。恭敬上折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译条陈马政疏 咸丰六年

翁同书

第一条，请求清理整顿马政，以重视国库资金。我深思，马匹是军事装备的重要需求，牧厂是边防的重务。太平日子久了，各种弊端丛生，马政的废弛，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一是说营马的弊端，二是说牧马的弊端。为什么说营马有弊端呢？定例规定额设马兵，就应当骑乘官马一匹。近来虽然奉议裁减淘汰，但按例设置的马匹仍然很多。这些马都饲养在官方的马槽里，实际上只是徒存册籍上的空文。如果让几匹马来应对，寥寥无几。听说甘肃一省，存留的营马，不到一半。该省是产马的地区，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大抵各省的马干费用，多落入不肖营员的口袋。一旦遇到征调，各营马兵都徒步上路，众怒沸腾。军营缺马，高价购买，士兵更加拮据。这样，额设的马匹对军务毫无补益，反而只饱了私囊，令人痛恨。现在纵然不能全部淘汰那些虚报冒领，也应当在额设营马中，酌情减少两三成，稍微节省草料费用。这样，一省每年所节省的，大概以数万计。合各直省计算，可成为巨款，而军需物资也显得核查严密了。为什么说牧马有弊端呢？甘肃一省，甘州提标以及西宁、凉州、肃州各镇标，都有牧厂。那里水草肥沃，马匹繁殖兴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管理，马匹数量可以日益增加。听说各牧厂对于繁殖的马匹，往往多报少，隐匿大半。上下串通一气，肆意侵吞渔利。加上野番抢劫掠夺，几乎年年如此。因此最终不能收获草场的利益。应请皇上饬令陕甘总督设法抽查，核实造册上报。考察其增减的数量，登记其毛色齿龄的区别，稽查其肥瘦的形态，严格其印烙的方法。将繁殖的马匹，在拨给各营之外，其余全数折价变卖，解送存入司库。这样，周代教駣攻驹的政令，唐代设牧置监的规制，在今天得以复兴，而牧厂也不等于虚设了。

条拟整顿马政章程疏 同治元年 兵部

奏为整顿马政，以利军需。谨拟章程，伏乞圣裁。我私下思考，马政与军政互为表里。历年军营打仗，马队最为得力。想要士兵制胜，必须先使马匹精良。近来调赴军营的马匹，时常有疲瘦不堪用的。马不得力，士兵也随之受影响，关系实在不小。推究其根源，总由监牧官视为具文，主管官员漫无觉察。积习既深，滋生的弊端更甚。似乎应当急图整顿，以充实军需而挽回颓风。谨拟章程六条，恭呈皇上采择。

第一条，牧官应当严格考核。查牧厂大臣以下，设立总管、副总管、协领等官。如果督率弁兵，将马匹妥善牧养，何难一律肥壮？拟请责成该厂大臣认真查察，年终具奏。将各马匹肥瘦的实际情况，在奏折内声明。倘若奏明马匹肥壮，到调用时有疲瘦不堪的，将监牧官从重治罪，原奏大臣严加议处。如果一律肥壮，将监牧官、原奏大臣均从优议叙。马匹肥壮与否，解送到达时，应由军营大臣亲身查验，秉公具奏，以昭示核实。

第二条，责成应当杜绝推诿。调取马匹，拟请责成该厂大臣督率监牧官认真挑拣。沿途解送，仍由该大臣拣选牧厂员弁，作为督解官。送抵军营，以专责成而杜绝推诿。

第三条，沿途应当妥善喂养。马匹解送赴军营，或数百里，或数千里，跋涉艰辛，更须加意喂养。向来调马时，先期知照经过的地方官，广设棚房，宽储草料。此后拟请沿途马干费用，照例酌情增加十分之二。应付如有克扣者，从重治罪。如果解马官额外需索，也照此办理。

第四条，报倒应当按定例。查条例记载，武职官员解送军营马匹，每一百匹，准其倒毙三匹。如倒毙四至五匹至二十匹者，按数分别议处。二十匹以上者，分别治罪。如有盗卖等别情，交刑部从重治罪。其总理督解的官员，合其督解总数，按其倒毙多寡，也照此分别议处治罪等语。现在沿途马dry费用已经酌情增加，自不得以例价不敷喂养为借口。如有例外报倒者，照数追赔。数量多的，均照例分别治罪。

第五条，孳生应当备册案。查牧厂系限三年一均齐，其孳生多的，官员议叙，士兵议赏；少的，官员议处，士兵议罚。咸丰四年，因军营调用甚多，碍难均齐，由太仆寺奏准展缓在案。此后七年、十年，也照此办理。但均齐虽缓，而孳生如旧。查四年以后，该厂仅将孳生数目，年终咨报，未经比照均齐例案，分晰载明，不无含混。此后拟请每年终仍将孳生数目咨报，并将历届均齐年分，令该都统依递核算，造具四柱清汉细册报部，以备查核。不得以展缓有案，藉滋弊混。

第六条，营驿马匹应当一律整顿。查京外各

译军营。各直省的驿站。都有定额设置的马匹。虽然向来不调派到军营使用。但是军营的马匹有操练、差遣等各项差事。驿站的马匹都有传递公文的差事。处处都关系紧要。如果有缺额以及马匹疲弱消瘦的情况。造成的贻误也不在少数。现提议今后京城内外各军营以及各直省驿站。应当令主管大臣确切核查。每年年终上奏。如果查有缺额以及疲乏等弊端。就责令从严参劾办理。

译严禁私贩马匹并通行定例疏 兵部

同治二年七月十九日。内阁抄发。奉皇上谕旨：步军统领衙门奏请严禁私贩马件一折，民间私贩马匹本已触犯禁令，各直省军营驿站赴张家口等地采买马匹，兵部原有定例，惟恐日久视为具文，急宜严申禁令，即着兵部查照定例行知各直省及统兵大臣一体凛遵办理。折内所称到京城采买马匹一节，京城地面马匹应否准令外间采买，应如何详定章程之处，并着兵部妥议具奏。钦此。钦遵到部。除由臣部查照定例，行知各直省及统兵大臣一体凛遵办理外，臣等查京城地面马匹，例无准令外间采买的明文。上年十二月准督办镇江军务冯子材函称，曾经出口采买马匹三百匹，不敷分给，派千总杨有鋆等前往京都附近采买六十匹等因。经臣部以京畿一带并非产马之区，亦无办过类似成案，驳令仍遵定例赴张家口采买在案。兹奉谕旨，令臣部妥议。臣等公同商酌，拟请京城地面马匹，查照臣部例案，不准外间采买，以肃体统而密防闲。其出口买马的，除照例办理外，并于该委员赴部领票出口时，由臣部行文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查照，于采买经过时，如无臣部文票者，即照私贩马匹定例办理。庶几办法较密，而稽查亦易矣。臣等遵旨妥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

酌办甘肃驿站事宜疏 光绪九年 陕甘总督谭锺麟

查甘肃驿站军塘原额及续增，合计关内外，共设马六千三百五十余匹，夫三千六百余名，又所牛五百余只，有牛夫，拉车马一百五十匹，有马夫。每岁需工料站价银二十五万余两，粮料草束在外。军兴以来，塘驿废弛，前督臣左宗棠饬各属陆续安设马夫，不及三分之一，各州县咸谓不敷供差，时请增添。而所需工料银两，有由军需项下发者，有由善后局厘局领者，有留支者，有从司库领者。大约所领现银有限，而未领之项，各属仍照旧额作为垫支，列入交代，以抵解款，纷纭轇轕，不但款目混淆，益且苦乐不均。臣去年饬令各属均从藩库请领，以归画一，并饬两司体察现时情形，酌留马夫，祗期驿递不至贻误，饷项不至虚糜。兹据藩臬两详称，目前库款空竭，固难遽复旧制，且军务既平，驿递较简，无须照额多设马夫。现在酌量地方驿路远近、差务繁简，合计东西大道，宁夏、西宁两府，酌留驿马二千六百八十五匹，夫一千三百四十二名。此外如安西、玉门军塘暨巩秦阶、庆阳所属偏僻驿站，并新设之宁陵、平远、硝河城、打拉池等处，所设马夫无多，姑仍其旧。所有东西两路所牛、拉车马夫，久已无存，徒资糜费，竟可从删。除哈密、巴里坤各路军塘仍由军需项下支发外，统计关内驿站及安西、玉门军塘马夫站价，岁需银十万六千余两，粮料二百四十余石，草一万九千余束。此后各属向从地丁项下留支者，照现定之数留支，有余则解司库；向从司库领者，照现在酌留之数核发。如此酌中定议，事体画一，不致偏枯等情，详请奏咨立案前来。臣查该司所议酌留马夫之数，较原额固属减半，照各驿现存马数尚有加增，于驿递决无贻误，而每岁节省银十余万两，于库款不无裨益。请自光绪九年起，照现定之数支发，以便司库造报。他日库藏充裕，不难复照旧额，或当有事之秋，必须添设马夫，仍可随时酌量请增。此举系为目前库款拮据核实撙节起见，并非变更旧章，似属可行。谨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建宁改站第一议 柯培元

自福州至浦城九十二滩，大者三十六，俗所谓三十六碪也。一碪一丈，则自福州至浦城，渐次而高至三十六丈矣。滩之险的，莫如古田的大石、孝拏公，南平的蛇头、秤、黯淡，瓯宁的七里、青龙，建安的滩，建阳的樟滩，浦城的将军、老虎，及大小米滩。有宜水大而行的，有宜水小而行的，有宜水之中而行的。其险则触石而舟碎，激水而人没，挽之或不及，此下滩势也；推之或不进，此上滩势也。山水陡发，漂没庐舍，巨树仅露其顶，城垣则系以缆。然遇大旱涸，则连樯株守以待。

译到了这个时候，船夫无法施展力气，纤夫也无法发挥勇力，这就是大概的情况。邮政制度非常严格，迟到一刻钟还可以免于责罚，迟到两刻、三刻就要听候处分了。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过错，上级长官也有责任。如今国家河清海晏，折递只是遵循常规，贡差也规定了期限。假如一旦遇到意想不到的警戒，紧急文书最快要八百里加急，次之也要六百里加急。正值旱灾或水灾不时发生，那怎么能够应对呢？有人说，陆路有扛夫，就像水路有纤夫一样。去掉扛夫而增加纤夫，不过是针对逆流而上设置的，顺流而下就可以省去了。扛夫有时可以用到一千人，纤夫不过用到一百人，数量相差悬殊。扛夫有时短缺，势必需要招募，纤夫沿途等候，没有替换的必要，在迟缓的时候差别就分出来了。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假设遇到大水，波涛澎湃汹涌，船桨划过树梢，缆绳系在女墙上，纤夫还有用处吗？又假设遇到大旱，水位下降河道干涸，烈日炙烤金属，游鱼困在干涸的车辙里，纤夫还有用处吗？又有人说，石头有时会被磨损，东西溪的浮舟，是人力凿出来的，那么三十六碪，凿它应当没有不可行的。水有深有浅，有急有缓，露出水面的石头，可以施加人工，淹没在水里的石头，也要施加人工吗？况且所谓三十六碪，层层向上，果真能层层凿开吗？我担心凿开它不但没有消除险阻，反而增加了祸患。水从浦口流下，放流到延平、建安，到建安汇合，松政、崇安的水，到延平汇合，邵武、将乐、顺昌、永安的水，蓄积在水口的东湖，归于南台的大海，其水势是顺流的。现在凿开它未必能使其平坦，即使平坦了，而停蓄在延平、建安中间的水，将横溢到延平、建安之外，可以不担忧吗？立法必须贵在长久，措施必须斟酌适宜。用不定的水势，而想要制定一定的章程，我知道这必定是做不到的。

译建宁改站第二议

柯培元

有人说：“如今朝廷施恩于百姓，广布恩泽，内外安定。各位大官也仰承朝廷的德意，宣扬仁政，宽减徭役，降低赋税，惩治贪污，裁汰冗员，禁止勒索，打算扫除弊端并加以改革，使冲要疲敝的县份得以休养生息，使勤劳的百姓能够按时耕作。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水驿就不可以改、不能改、也不必改，这是有明确证据的。那又怎么对得上上级官员的仁心仁政呢？”

回答说：“驿站设立，由来已久。浦城、建阳、南平管理驿站，也是由来已久。为什么三百年不知道它的耗费，而今天才开始议论节约呢？三百年不觉得它疲敝，今天才知道它冲要吗？明朝末年，议论的人说流寇实际上是从裁撤驿站开始的，这不能不深谋远虑。过去有海运的提议，认为对河道便利，有见识的人说不仅快慢难以预料，风潮令人担忧，即使有九千九百艘粮船，供养十几万旗丁，粮船一撤，旗丁茫然无所归依，不生出乱子还等什么？驿站也是这样。现在的计策，与其改为水驿，不如改为陆驿。浦城到清湖，没有可议论的了。然而改为崇安，那么浦城就没有冲要疲敝的问题，从浦城进入崇安，只需一叶小舟渡过罢了。而崇安向来被称为上等缺额，赔补垫付也不困难。连舟而下，没有滩河的危险，形势也很便利。况且查考宋元旧道，没有仙霞岭而有分水关，那么从大庾山到铅山，不仅福建的浦城得到好处，就是浙江的西安、江山也受其福泽了。浦城去掉九牧、渔梁两个驿站，而设立柘浦一个驿站；建阳去掉营头、七姑塘两个驿站，而设立后山一个驿站。进入瓯宁的叶坊，那么瓯宁就只有一个驿站了；进入建安的城市西部，那么建安就只有半个驿站了。由此经过太平、大横到延平，顺流而下了。

有人说：“你说崇安的情况是对的。延平山势曲折，除了清风一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古田的水口，尤其冲要疲敝。现在想要改水驿，确实是替古田考虑。古田没有改变，还不够完善。”

回答说：“那就只好从洪山桥乘船到水口，换船到清风，让县丞兼任驿丞了。古田的弊端，在于驿站离县城远，鞭长莫及，地方偏僻没有夫役，呼应不灵。如果从水口到黄田、清风登陆，古田没有驿站，延平已经去掉一个驿站，不是更加便利吗？”

建宁改站第三议

柯培元

水流之所以有回旋澎湃，是因为石头造成的。石头之所以有起伏错落，是因为地形造成的。天生一块石头、一条水流，布置在中间，就形成了地势的形势。这就是风水学说所推崇的原因。福建的地势，山不外连，水不外注，而大海在东南方广阔延伸，山在西北方拱卫保护。过了仙霞岭，一步步趋向下方，开辟为东西溪，曲折成流，有时平静如镜，有时深坑险阻，有时惊涛骇浪，有时清脆如玉振金鸣。用人力来克服它，就在于舟船工艺的精湛，观察其形势而运用其技巧。大概水有奔放，有停蓄，有回旋，所以大雨时常降下，山泉喷涌，水高于山，而各郡县遭受水患的，不常见。这是因为有所蓄积的缘故。现在如果全部凿开，去掉其回旋停蓄，而只形成奔放的势头，这本来是风水家所深深忌讳的，而水患就不可避免了。

您说：“从浦城往下到营头乘船，那么瓯宁又多了一个水驿了。正想要减少，反而增加了，不知道是否可以。”

您说：“水路与陆路并行，不过是区分差役的缓急罢了。如果这样，那么何必不选择便利的方法呢？水有定势而时间没有定数，差役有常规而水没有常规。一定要执着于它，这是不可以用水来强行用水，可以不必用陆路而强行用陆路。我本来就知道它不可行。后人的智巧或许超过前人，而前人的章程，后人断不能突然改变的，不是智巧所达不到，也是思虑所不及。古人做事确立一种方法，先考虑到不能实行，又考虑到不久就能实行，根据天时、地利、人情、物理，一一核实，才开始确立为定章。实行久了还有弊病，何况不能实行而强行实行呢？古田的弊端，在于离县城遥远，而水口又是花船聚集的地方。所派的官亲家丁，平日饮酒宿娼，一旦有差役，县中所发的公款，不足以偿还旧债，又怎么指望他们办理差役？差役的错误，官员承担罪责，与办理差役的人无关。委托给未发的钱以及发放不足的钱。就像江南的河工一样，河不开则官民都穷困，所以黄河没有十年不开凿的道理。古田没有差役，那么家丁都怨恨，所以古田没有从容办理差役的日子。这也是势所必然的。”

建宁改站第四议

柯培元

古代从政的人，不仅考虑到有利于百姓，而且先考虑到有利于官员。这难道是徇私庇护的意思吗？官员与百姓亲近，官员既受益，就用其余力来筹划百姓了。所以《礼记》说设立官员分别治理，所谓分别，一个人的智识，不能周全地接触万物，集合众人的才力，才可以为将来立法。然而又不违背民情。违背民情而有利于官员，这就叫做祸害百姓。话说：“顺着百姓所利的而利之。”这利民的说法，也就是利于官员的说法。官员有利民的权利，而从百姓那里取得成效

译如果要求官府办事见效，就像水流向下一样，是非常容易的趋势。现在您打算在浦城的石碑设立水站，配置大船，供养纤夫，从藩库拨出九千多两银子，仿照清流船的样式制造，直接抵达水口，这样建阳、瓯宁、建安、南平、古田五县就没有夫役的劳苦了。我私下查访得知，浦城设立商行，不仅夫役有饭吃，连船工也受约束，所以差事到浦城，商行可以主管水陆运输。现在如果将商行移到石碑，固然不如在浦城方便，而五县的穷民，依靠做扛夫来求得一顿饱饭的人，如果全部驱使他们做水手，他们未必熟悉水性；约束他们做纤夫，也未必能胜任。一旦让他们卸下肩上的重担，无所事事，心中痒痒难以忍受，恐怕只能与匪类为伍，其祸患将有不可尽言之处。况且用九千两摊赔的款项，制造无用的船只，哪里比得上用这九千两摊赔的款项，分散到各站，让他们自行筹措更为妥当呢？即使不这样，用九千两发给水口分县衙门，专门用来办理差事，也比前者更好。再不然，将九千两存贮在司库，由省级官府雇佣长夫，加上之前发放的水黄银两已经一万多两了，为什么差事办不成呢？古田的祸害，在于没有夫役罢了。既然有了夫役，仅仅供应物资有什么困难呢？《诗经》说：“广泛地咨询，广泛地揣度。”又说：“不失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章程。”不要只为了有利于官场的说法，而让我们的百姓嗷嗷待哺。希望您深思熟虑。

译建宁改站第五议

柯培元

自古设立邮政，是为了防备意外之事。国家每年耗费国库资金，原本是想让州县没有赔累之忧，百姓没有差派之扰，官民得以安宁。其大纲隶属于兵部，各省则隶属于按察道员，所以驿递的处分，几乎与钱粮的处分同等重要。恭读嘉庆十一年皇帝谕旨：“本日御史花杰奏请整顿驿站以肃清吏治，所奏甚是。各省州县安设驿站，以备传递公文及紧要差事。凡遇钦差官员往来过境，以及按规定应行驰驿者，自应查照勘合内所填夫马数目，照例给予。然而也不得稍涉浮滥。至于本省官员在境内来往，其夫马饭食应当自行备办，岂能责令地方官供应？然而近日督抚司道等官经过所管州县，该地方官不但预备夫马，还须铺设公馆供应饭食，争相奢华靡费，曲意逢迎，甚至有馈送程仪之事，只以办差为能，而邮政反而置之不问。即使该州县额定的马匹不足，平日有废弛浮冒的情事，尚且代为弥缝，又怎肯实在查办？积弊相沿，自当严行饬禁。”等等。伟大的圣言，没有细微之处不被洞察。就像闽省各驿站，有报销，有摊派，不过是雇佣夫役，地方官费些周章罢了。然而应付之事，日益赔累，其原因有三：一是书吏差役借差事作为吞噬之计；二是家丁借护送作为肥己之谋；三是上级官员的家人沿途需索讹诈，形成攫取之势。所以一站有站规，一驿有程礼。最难应付的是轿班，极难防范的是杠役，而尤其不可问的是家人。像这样，州县怎能不困苦？查条例记载，骚扰驿递者，轻则降调，重则革职，多么严厉啊。然而下级属员不敢揭发，上级因交情置之不问。诚如雍正六年皇帝谕旨所说：“有的畏惧其威势而不敢不应，有的迫于情面而不得不应，地方夫役并受扰累，原因就在于此。”现在想要调停上游的驿站，古田首当其冲。它所困苦的是短少夫役罢了。如果把帮贴水黄银两归入县丞衙门，由省级雇佣夫役，未见其不足。大差过境，酌情匀摊以增益它，量行节减以限制它，厘定为定制以限定它，那么古田仅备供应，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南平、瓯宁、建阳各驿站，除折差无需给发外，各贡差、琉球差及钦使诸差，则按站津贴。本省上司寻常差人来往，自行发夫，不得擅用驿站。上水则走陆路，下水则走水路。走陆路的限定跟丁，行李仍发船只；走水路的禁止携带货物，按站支给船价，也差不多可以稍得缓解了。闵子骞说：“沿袭旧制怎么样？何必改作。”正是今日之谓也。

建宁改站第六议

柯培元

闽省州县与其他省份不同，其疲累也与其他省份不同。因为闽省上上等的缺，仅相当于其他省份的中等，那么其下等可知了。闽省夫役昂贵，不如其他省份车马便利，那么其他情况又可知了。有人说下府苦于械具，上游苦于驿邮，这只是就大概而言，未深悉其缘故。州县的疲累有数端，而驿站不在其中。一在捐摊，台湾军需不必说了。就像工程帮贴、纸张册费，下至臬幕修金、发审修金，分摊不过一两一钱，积累起来则盈百累千了。一在委员，候补佐杂，班次积压，不得已作为分府之计，又不得已求出外差事。其例差也不必说了。至于无益的催办，无人的提调，居然视为美缺，一札到手，视如赴任一般，招揽家人，假借路费，责成供应，派拨夫役。一年之中，小县且十余委，大县难以更仆数了。一在房费，两司衙门，刑钱所汇聚，书吏之权独盛。大的可化为小的，有的可使为无，急的也能缓。一不如意，罪责随后而至。总计闽中大县，征收不过二万，米不过五千。道府盘查过站节寿，月有费，油米有费，房科有费，这是应付上级的。工役之食，囚犯之食，家丁之食，这是应付下级的。刑钱束修，书启束修，征收束修，加上节礼、伙食、庆吊帮分，这是应付朋友的。以有限的钱粮，而应付各项之需索，所余已无几了。上司还说某县是上上缺，分外科派；某县是上中缺，多方诛求。自己处于贪位，而责人以廉，可以吗？州县本无殃民之心，而迫以殃民之势。上司更沽取爱民之名，而属员且供攘民之款。唉，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我说州县宜体恤不宜苛求，驿站宜整顿不宜更张。整顿之法有二：曰禁需索，严夹带，如此而已。禁需索则无浮冒之开销，严夹带则无滥应之夫役。而约束家丁，惩治书吏，安抚杠夫，则又在于州县自己为之了。其他非我所知。

附改小站议

柯培元

马岚、营头、叶坊三驿，都属于瓯宁。而中间以建阳营头，遂为两县分应。建阳的夫役，瓯宁

译这其中的饮食供给，向来有固定的章程。乾隆年间，两县因为姻亲的缘故，私下商议由瓯宁补贴建阳五百金。后来这便沿袭成为定例，并体现在奏章之中。从此便有了改道经由水吉的提议。水吉距离营头五里，渡河向南，距离叶坊九十里。这条路确实平坦，但中间穿过民田，且沿着山脚，曲折如鸟道，将近二十里，人可以行走，但车轿无法转弯。无水时只需过两道河，大水时则需过三道河。河岸陡峭而水流湍急。提议者说，从营头出发，一天就可以到达叶坊。这仅仅是说春夏季节白天长，并非以秋冬季节白天短为例。行走的人说九十里，其实不止百里。水吉这条路，平常往来，固然取其快捷。但如果押解犯人、护送秋审囚犯，在空旷无人之地，怎能不担心犯人逃脱呢？提议者又说，既然开辟了这条路，迁移塘汛，设立夫头，迁移居民，招揽商贾，建阳就没有供应的劳累了，难道瓯宁独自承担处分的累赘吗？大凡人情，沉溺于所安适的环境，习惯于所看见的事物。商朝都城在殷地前后迁徙了五次，盘庚的诰命反复辩论，百姓仍然怀疑。何况这山僻之地，既没有利益，又没有安适之处，强迫他们离开故土，我担心百姓不会顺从。现在您却说，大屏山后面有一条路，绕行五六里，既宽敞又平坦，不需要再从事开凿。从水吉到叶坊将近百里，而又曲折才能到达，那么一天的路程，人力有所不及。只说在九匡设立一个尖站是不行的。这是想要节省一站，岂不是又增添了一站吗？您为何唯独爱惜建阳而让瓯宁受苦呢？即使说只设立尖站，九匡以上、大屏以后，都属于荒野之地，上下押解犯人，在哪里收管？风雨不时，在哪里安顿？我又担心犯人屡屡逃脱。这提议经过三十年才平息，您又重提旧说，建阳固然乐意听命，那瓯宁怎么办呢。

译八十 兵政六 保甲

寓政

王柏心

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却不开放告发和连坐的途径，不如不实行。开放了告发和连坐的途径，却不设立赏罚的科条，不如不开放。《周礼》中《大司徒》的教化，有保受、赒救等措施，都是为了敦厚仁爱、救济困苦、淳厚风俗罢了。那时的百姓都同井而居，三个农忙季节务农，空闲时就练习武事，没有时间去作奸犯科，奸邪也没有藏身之处，哪里需要告发连坐和赏罚呢？管仲治理齐国，设立轨、里、连、乡来寄托军令，齐国因此变得强大。商鞅治理秦国，严格什伍连坐，鼓励耕战守法，秦国因此统一天下，都是因为能开放告发连坐，设立赏罚的缘故。后世的保甲制度由此兴起。然而成效未见，弊端却日益滋生，为什么呢？因为充任保甲人员不择人，对待他们不以礼相待，徭役征索，都落在他们身上，胥吏又趁机欺凌他们。狡猾的人便与胥吏勾结来困害平民。每当遇到赈济借贷时，他们就虚报名册，压制贫穷者，没有人敢与他们争辩。至于奸邪之人的出入，盗贼的抢劫掠夺，从未被揭发检举，惩罚固然达不到他们。即使揭发检举了，赏赐也达不到他们。像这样，法律所重视的，是心意所轻视的；名义上所遵循的，是实际上所违背的。而世上那些想要遏制奸邪、制止暴乱的人，还只是一再说保甲，再则说保甲，我不知道其成效在哪里。现在如果确实能慎重选择人员，一切免除他们的徭役，稍加礼貌对待，官吏胥吏不得侵扰暴虐他们。他们的什伍相互依附，听任百姓自己联合隶属，减少文书簿籍，只专门把责任归于保长。乡里有通奸、留宿匪徒、结党的人，向县令报告。所告属实，给予赏赐。或者未能揭发检举而事先掩捕，所捕属实，给予重赏。告发和掩捕不实有重罚，隐瞒包庇纵容有重罚。县令责成保长，保长责成什长，什长责成伍长。像这样而奸邪不能遏制、暴乱不能制止的，是没有的。有人说：盐枭公然行动，邪术煽动诱骗，难道是保长所能控制的吗？回答说：有寓政的方法在。如何寓政？看州县有山谷险隘的地方，就仿照三老、游徼的职事，根据其地势稍加增置，稍加招募丁壮，村里设立农官，集市设立市正。又开导丑类互相告发检捕，这些都是适宜推行的策略。三老记录孝悌之人，训导不遵法度之人；游徼主管访查捕盗，谨守关塞。百姓中有强力自愿学习技击的，游徼按时教习检阅。有追捕任务时，预先由农官训课耕桑；旱涝灾害按时上报。市正讥察转运贩卖奇异淫邪和不轨之物，有的就上报。对于盐枭和教匪，招募能互相告发检捕的人，赦免其罪，擒捕首恶剧盗者给予赏赐。使他们腹心之人互相攻讦，那么支党就会离散。这是赵广汉、张敞、虞诩的策略。所有这些方法，尤其在于县令督察振作激励，那么百姓安定而风俗淳善了。政令必须执行的，即使严厉如徙木立信、弃灰于道，人们也没有异议；政令不能执行的，即使恩惠如赐肉脯、贷种子，恩惠也不能下达到底。严肃与玩忽截然不同。所以说，空船不能自己运行，空车不能自己奔驰。制度完备、法令良好，却归于有弊无效，那是执行上的过错。保甲只是其中之一端罢了。

保甲正名

龚巩祚

嘉庆十九年冬，奉皇上谕旨推行保甲法。大吏将条目下达给有关部门，大致说：在门上悬挂牌匾，写上长幼的姓名年龄。有习练邪教的人，准许五家之首告发。没有的话，五家连环具结保证。地方官一年两次稽核，申报上司。龚巩祚读后说：这是《周礼》中的相保法。相保犹如相受、相赒、相宾，不是保甲法。保甲是谁制定的？是宋朝臣子王安石制定的。其条目如何？回答说：新法规定，每十家籍录两个壮丁，授予弓弩，教习战阵。唉，《周礼》本来没有这些。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战阵，有教习的人，但不是司徒的职责。司徒的官职，没有这些条文。保自保，战自战，不能合为一。《传》说：家不藏甲。卿大夫的家，尚且不藏甲，编户齐民，哪里会有甲的名目？三代以后，兵民分开，朝廷既然养兵来保卫百姓了，事势划一，百姓不适宜再用武力自卫。百姓应当尊君亲上，只问鸡犬田器罢了。宋朝臣子吕祖谦注解《周礼》说：五家相保，那么奇邪之人不能混在其中。明朝臣子王守仁与父老约定：说孝悌谦和，说谨守门户，说门牌不实不尽者罪及家长，如此而已。射箭虽然是六艺之一，怎能天下男子都懂得射箭？也如同书数居于六艺之二，怎能天下男子都懂得书数呢？十家环堵安然，地方有多大，哪里作为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计琐事，乡饮酒礼、读法，近世尚且认为烦扰不足以推行，哪里有空闲讲武？十家各授弓弩，耗尽东南竹箭，也不能供给弓弩的材料。十家两个壮丁，称为兵呢，称为民呢？称为民，那么十家有在官府的庶人两个，不农不贾以习战，必定扰乱百姓。称为兵呢，那么不如明确增加兵额。所以王安石的新法最终没有推行。如果不幸真的推行了，那么明末以来闽粤械斗的风气，宋朝早就有了。不但闽粤，而且全国。全国怎么能一日安宁？所以说王安石的法，非古非今，古今也没有曾尝试过的。圣世所用的实际上是《周礼》，而用王安石的名目，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有人问：王安石真如人口讥议的那样吗？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

译王安石怀有夏商周三代圣王之心，研习夏商周三代的学问，想要教导培养天下的人才，使他们全部成为夏商周三代那样的人才。然而他的思虑，他的举措，却招致了天下人的非议。

译保甲论

张声玠

如今的州县各乡，有的设有保长，有的设有甲长，有的设有牌头，有的三者兼设，有的则分别设立。它们彼此不相统属，事务各有专门主管。这大概是名义尚存而实质早已消亡很久了。往年我在元氏县任职时，差役诉讼之事，由地方甲长负责；催缴粮税之事，由保长负责。若向他们询问缉捕盗贼、安定百姓的方法，他们都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既然如此，那么难道仅仅是实质消亡了吗？保甲的名号，也相继走向消亡了。我私下认为，保甲制度若不兴盛，那么治理百姓就如同没有百姓一样。因为百姓的气力分散而不能聚集，百姓的心思各异而不能统一，百姓的力量分裂而不能合拢。于是邻里守望不能互相帮助，外部的盗贼容易侵入；奸邪之人各自图谋，内部的盗贼容易藏匿。地方多事，比比皆是。况且，如果询问山川的险要平易、居住的疏密程度，不知道如何筹划战备防御；询问水土的刚柔、物产的丰歉，不知道如何治理田赋；询问户口的多少、居民的贫富，不知道如何应对灾荒。州县官员不得不做的事情，尚且无法做到，又何况是劳役百姓、劝勉互助、宣讲法令、按册稽查、责成治理、依赖它来移风易俗这些事呢？由此可见，保甲制度是不可废弃的。然而关于保甲的方法，前贤论述得很详细了。大体不出“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这两句话。但人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人人都觉得难以实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王道没有近功速效，贤能之人不易得到。人们认为门牌册籍的费用、酒食车马的骚扰，吏胥借此作奸犯科，什伍连坐令人担忧，因此抵触而不实行的，还算浅显。如今的保正、甲长，都是由乡里卑贱无行的人担任。他们或周旋于门户之间以供差役，每日追逐蝇头小利，供给官长，向乡愚敛财派款，从而从中自肥，如同牙行经纪罢了。他们的职位卑下，沿袭已久。如果选择贤能的士人担任，他们必定有所不屑。即使隆重其礼，加重其事，或许有人应承，但乡里的百姓必定会嘲笑说，这是诗礼之士，为何降低志向、屈辱身份，甘愿就任保长甲长之职？于是这种不屑之心，又逼迫着产生。那么保甲之法终究不能实行吗？我认为应当实行保甲的实质，而不必使用保甲的名号。更改保甲的名号，暗中以保甲的实质来推行。选择贤能的绅士，给予优厚的礼貌，有的称为一乡的董事，有的称为五家的总理。而保长、甲长等人，就让董事、总理从乡中纯朴正直的人里推举出来，各自应役。使士人不失其身份，差役仍照常供应。条理分明，秩序不乱，依次逐渐兴起，大概就可以了。至于扰民的议论，在王阳明当时，固然也不免。张惠言的话说得好：“一在于免除本户的耗费，一在于杜绝滋扰的根源。”当今的要务，这两点是关键。谨将我的浅见，把相关事宜写在下面。

联社篇

汤成烈

如今创立联社的说法，将采用保甲的意旨，而稍作改变其方法来实行。百姓大概会乐于遵从吧。保甲是抽查权在官府，联社是约束权在民间。让官府进行抽查，则有胥吏差役的骚扰而百姓受累；让百姓自行约束，则守望相助而百姓安宁。现在晓谕城乡各村坊，以五家为邻，推举首事一人；五邻为里，设置里正一人；四里为社，社设置社长一人。推举年高德劭、谨慎厚道的人担任，主管考察一社的事务。合并四社为一图，图设置图总一人，副手一人。选取才识明练的人担任，主管听断一图的事务。连接五图为一乡，乡设置乡董正一人，副手二人。推举家族大、富有、老成练达、为一乡所信服的人担任，以督理一乡的事务。从乡董正副直到里正，各自奉行其职，劝谕良善，守业安分。闲暇之日，命令少壮者练习武艺，不得嬉戏游玩。如果有武勇之才，记录在册，以备选拔充任兵伍。乡中有孝子、顺孙、悌弟、义行，应当举报，官府加以表彰，即令其劝化乡里。如果有孤寡穷苦无告之人，劝勉有力者酌情赒济，不得听任他们流落沟壑。如果有作奸犯科之徒，邻首举发，告知里正，禀报社长，晓谕令其改过。若不悔改，则禀报官府惩治，以肃清村坊。其邻首、里正、社长、图总、乡董正各置一册，详细记录本乡图社里邻之人的姓名、生业，死亡迁徙开除等情况。每季由乡董呈报官府，以便稽核。外来游手好闲之徒，寄居至此，所住之家，详细查问其来历，不得隐瞒混淆。如果是奸恶之人，就应当告知邻首。不告知，则邻首受罚。邻首告知里正，不告知，则里正受责。里正告知社长，不告知，则社长受罪。社长分别真伪轻重，情轻则听任社长自行处分。其情重的，如私贩、拐盗、通夷等情形，则告知图总。图总告知乡董。乡董讯问明白，禀报官府惩治，不得姑息宽容。这样，奸恶之人无处隐藏，而异族耳目自然减少了。滨海之地，尤其适宜结社，认真练习技勇。以下军器，听任他们自行配置。每社设置鼓二面，金钲四面。一社有警，击鼓鸣金，传知邻社。乡图闻声，传鼓趋救，不得怠慢迟缓。平时乡董只约束图总，图

译统辖各社社长，约束其所管辖之人。而邻首、里正等人，全都受社长的约束。各社之内，不得逞强好勇、私相争斗，违者有罚。社长应当引导教化，无论同社还是异社，必须和睦相处，互相联络，以壮大声势和援助。同社之人，如同心腹，休戚相关，甘苦与共；异社之人，如同手足，左右扶持，在紧急时刻可以依赖。务必使人人知道相亲相爱，捐弃怨恨嫌隙。如果有寇盗突然到来，要奋勇共同抵御，不分彼此界限。如果能擒获寇盗奸人，官府应当重重奖赏。社长教导有方，也应当给予奖赏，优待其礼遇，区别于普通人，以此作为劝勉。这是大致的原则。

从社长往上则有乡董，往下则有邻首。所谓联社，邻首、里正所辖范围小，力量微弱、援助少，不足以防备非常之事；乡董图总所辖范围广，远近不一，有时鞭长莫及。所以轻重取决于社长，事权归属他。鸡鸣狗吠、小小的窃案发生，社长可以专门主持处理。寇盗烽火，火势已经蔓延，则乡董约结各图，图总约结各社前往应对。有的直接上前救援，有的分路截杀，以抵御寇盗暴行并体恤邻里。如同人的身体，血脉处处流通，自然没有风寒外袭的祸患了。

至于海滨的渔户沙船，也应当让他们联结起来。或者十船为一组，推举一人为首领，官府给一面旗帜，在上面书写同船人的姓名。船只都停泊在附近的岔口港口，早上出去捕鱼，晚上必须一同归来。不按时归来的，由首领查察。一方面可以防止他们作奸犯科，另一方面可以借此互相保护。

这种方法虽然务求极其琐细，但听任百姓互相纠察，没有胥吏借端滋扰的祸害，有父老告诫劝勉的情意，百姓自然乐于听从，会有改过迁善而不自知的人。果真能使善良之人各自保全身家，他们的亲爱之情必定深于对君父；使奸恶之人无处藏匿，他们的改悔可以给予自新的机会。实行一年，狱讼可以减少，法令可以施行，疆域可以巩固，官府即使躺着治理，也不担心事务繁杂了。

译请求制定稽查会匪方法的奏疏 道光十六年 王藻

奏为教会名目，蒙蔽已深，请命令制定采访稽查的方法，以消除隐患而安定地方一事。

我私下认为，邪教的祸患，如同飞蝗聚集在野外，经过之后便留下种子，如果不随时扑灭，就会日渐蔓延。虽然官府查办的法律非常严厉，但匪类的行踪却更加隐秘。如果能够加意访查，自然可以立即破获，而且随起随灭，但总不能彻底断绝根株。这是因为法令难以周全且容易穷尽，愚民容易迷惑而难以开导。

各直省查办教匪、会匪，地方官都有天良，相信无不竭尽心力，并且编查保甲、稽察匪类，全都按照惯例奉行。然而久而久之，旧套沿用，甲长毫无责任约束，门牌也成了虚设。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有强弱不同，情形有今昔差异。

查从前习教各犯，自康熙年间，山东单县刘佐臣设立八卦教，屡经查办，根株未绝，其遗留至今，称为老教。到嘉庆十八年，逆匪滋事，是直隶长垣县习教的徐安国流传煽惑，称为新教。道光二年，河南虞城县邪教廉方成、卢照常所勾结的，是曹单的老教，而新教无人。道光三年，王顺接习前教，依次蔓延，到直隶马进忠传教犯案，人数颇众。道光十二年，直隶邪教尹老须破案，又供出临清、夏津等处多人。

此外，如贵州查拿的三合会匪马绍汤等，供出广东、广西等省，均有此项名目；以及广西查拿的王奉祥等，江西查拿的朱光等，四川查拿的王会陇等，并江西的添刀会，广东的三点会、添弟会各项名目，都是近年查办的案件。其余各省习教拜会的案件，随办随结，不止白阳、红阳、大乘等教，骇人耳目。

现在山东、直隶等省，设法查办，务求净尽根株。近又听说湖南有习教首逆蓝正樽等聚众滋事的案件。这些无赖匪徒，创立教会名目，起初不过迷惑众人、敛取钱财，等到聚集既久，乘机蛊惑，狂妄放肆，诡姓假名，与其徒弟密相勾结煽动。平时无事，尚或隐藏形迹，若遇丰歉不齐，难保不鼓动愚顽，谣言肇衅。

幸而风声先露，查办不难；倘若像尹老须那样深居隐匿，暗中纠集伙党，或者像卢照常那样肩挑贸易，串结乡愚，一时稽查不周，或许导致潜滋暗长，不可不熟筹善法，事先预防。

历来查办教会，各犯虽然行踪诡秘，总非无可寻。其潜伏而未动时，有看病、教拳等项踪迹。等到狡黠之徒，造谋起意，往往托言劫数，诱惑愚民，误入牢笼，甘愿触犯法网。其聚会名为吃会，多至百人，少至数十人不等。同教中有住居乡僻、屋宇稍宽者，密订会期，日暮方至，闭门列坐，焚香磕头，教首传授经咒，黎明而散。传徒愈众，则聚会愈多，各处轮流，每月数次。并有外来匪徒，携资出入，其踪迹所至，不能全瞒乡里。

这是在地方官随地随时，留心稽察。州县是亲民之官，督抚寄托耳目于州县，州县想要周知合境之事，不能不分寄耳目于人。如衙署的丁役，同城的教职、佐贰各官，四乡的绅士、耆民，善用之皆可得力。并于其中寓行实行保甲的方法。保甲的设置，是为了稽察莠民，那些良民安分自守的，原本不必时常查点。自地方官办理保甲，只知道笼统编查，终究良奸莫辨。而且汛兵、地保，畏惧与无赖结仇，不敢举首，那么虽然日事编查，终属有名无实。

一闻匪类滋萌，有司官奉行不善，挨户查，蠹役奸胥，乘势攫取财赂，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指拿治罪。于是正犯转得脱逃，往拿之人，或系同伙，或有得规，总不肯禀报破案。

臣以为各衙门胥役，果能平时约束，临时自可驱遣。只需遴派诚实妥干者，按乡轮查。其有藉端吓索、滥及无辜者，重治其罪。其同城佐贰各官，如有久于其任、公事认真者，并可令其带同采访。一有败露，立时密禀访拿。即汛兵地保，不致畏累讳匿。审实之后，申报上司，则匪徒自知闻风敛迹，无敢挟仇扳害，于查访自收实效。

至各州县学官，本不准干预地方公事，惟邪教蔓延滋事，正不妨会同访查。缘学官与在学诸，可以随时接见，诸生散处乡庄，如有教匪萌动踪迹，总不致全无闻见。访问得实，即密禀查拿。并令各学官谆嘱士子等，嗣后凡有见闻，即当据实密告。既免良善罹害，亦不致干隐匿之条。但不准轻听不孝生徒，造言喜事，致有挟嫌诬陷等情，并不准藉端滋扰挟制，一经查出，定干究惩。

又四乡中妥实绅耆，身家殷实，各知保护，州

译地方官应当依据保甲制度进行查访。有时亲自下乡巡视，有时酌情传唤相关人员。如果有教匪踪迹，断不可能完全瞒过乡绅和老人的耳目。只需查办严密，不让他们受到牵连。并晓谕他们邪教惑众之容易，以及聚众滋事、良民遭受荼毒之惨状。乡绅老人纵然不愿与匪类结仇，难道肯沉默不语而坐视祸患？让他们将所见所闻，随时秘密禀报。州县官就根据所禀报的情形，确实查访，酌情妥善办理。但不允许乡绅老人借此干预公事。州县官也不可以公事为由传唤他们，造成烦扰和拖累。如此，则兼听并观，州县官将耳目寄托于他人，随时向大吏申报。自一州一县，以至全省，掌控权在官府，行动都有稽查。即使有匪类暗中滋生，何难立即访获？况且耳目不被蒙蔽，见闻容易周全。那些实在信奉邪教、加入匪会的人，既能获得确凿证据，破案之后，固然免去了流毒遗害，也不会导致牵连株连，波及无辜。惩治蛀虫、清除奸邪，周到而严密。这与保甲之法可以相通。臣听说东省现在已立定章程，通行责令办理，事情归于核实。相应地请求圣旨通令各直省督抚，谕令各该地方州县官，遇到此类匪徒，确切查访，严厉惩办。在惩处已犯之人的同时，寓含防患于未然之意。查访不嫌其详尽，奉行不担忧其扰民。这样，已犯罪的人知道受到惩戒，未显露的隐患可以暗中消除。杂草既除，嘉禾自长。臣为了消弭隐患起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译覆奏关于督察保甲必须严格实行连坐制度的禀帖

左辅

恭敬禀报。本年七月十四日，接到宪台札文，指出查办保甲成效不显著，先前下令发布的叶藩司所制定的规条还不够详细，特意列举明确切要的事项，酌情增加十款，命令督察各州县遵照办理等因。由此仰见大人禁止暴恶奸邪、整顿教化、洞察隐秘要害、指示精详，期望收到实际效果的深切用意。我私下考察，保甲这一制度，本是国家的精义，治理纲纪的大要。作为地方长官，如果能像慈训所说的那样，执法而不拘泥于法条，用法而务必穷尽法度，斟酌时势与地域，切实奉行，不仅能使铲除奸恶、安抚良民，百姓安居乐业，而且教化可以取信于人，风俗可以变得淳厚，什伍编制可以寓于其中，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运动随心，不出厅堂，知行没有阻碍。州县舍弃这个，就没有其他的治理谱系了。近年来各省仰承谕旨，处处编查，仍有知道却做不到，做到却不能坚持，坚持却不能完善的情况。大多是因为缺乏精心，缺少毅力，做事马虎，任其顺从或违背，粗略具备规模，却抓不住要领。所以只得到了人口册籍，而保甲的实际内容却不复存在。为什么呢？确实如训示所说，现在的保甲，弊病在于不报告。我私下认为不报告的原因，是由于连坐的法令没有实行。连坐的法令不实行，那么同沟共井、望衡对宇的人，都做好事不互相劝勉，做坏事不互相惩戒，有祸患不互相救助，各自立门户，只顾自身家庭，像秦国人看越国人那样看待彼此的肥瘦，反而把不报告当作好的谋略。因此风气日益淡薄而风俗不能长久淳厚。《周礼》中比长一职，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近，有异常情况则互相告知。邦比之法，十家为联，刑罚庆赏，互相牵连共享。这就是成周的保甲法。文王惩罚罪人不株连，而周公则刑罚波及闾比，认为比闾族党，形体气息逐渐分化，居住逐渐隔离，情感喜好逐渐疏远，民俗将要涣散。周公在他们涣散的时候，将他们比联起来，使比闾族党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样。又认为他们在其中为善为恶，尤其关乎教化，虽然好恶有公心，但势力划分通常不归属。于是用互相牵连的刑罚来驱使他们，百姓顾虑互相牵连，就把邻里间的善恶看作子弟的善恶，荣辱相关，在他们为善为恶的开始，劝诫惩戒必定到达。等到不能惩戒时，就报告给他们的长官，直到移交郊遂才停止。这样，就不担心他们不报告了。报告了，就弃恶从善而教化取信于人，互相学习交友而风俗淳厚。如果有意外的警报，保甲就成为什伍，情感信服势力联合，像手足护卫头目一样，也隐然像长城那样坚固了。现在大人颁布各条，首先担心不报告，确实是保甲中的第一纲领。又如申明自首定例一条，使负罪引咎的百姓，都知道律法有宽典，私奸窃盗，事情属于暧昧，难以查察，与保甲无关，让他们知道身任保甲，并非事事责成，也能在例外中宽恕他们失察的罪过。这确实是宽严兼施，谆谆告诫周详。除了督率各州县切实办理外，敢以迂腐儒生愚昧的见解，认为必须严格连坐的条款，才能没有不报告的弊病，向大人恭敬陈述。现将遵照札文查办的缘由，先行禀复宪台鉴察，并请求训示。

上督抚请收养游民的议状

姚莹

台湾民情喧嚣动荡，奸邪之人时常萌生，皇上忧虑圣心，已经多年了。我私下看到台湾的大患有三：一是盗贼，二是械斗，三是谋逆。这三者事情不同，而为乱的人，都是无业的游民。人口日益繁多，没有职业可以谋生，游荡无处归束，他们不做匪徒的很少。道光十二年张丙之乱，头目仅几十人，而贼众何止两万。这些人附和，并非一定要做贼，只是因为没有职业游荡，贼招募他们就成了乱民，官府征用他们就成了义勇。这些人既可良也可贼，看谁能养活他们就跟从谁。当时诛杀捕拿，才十分之二三，其余上万数千人，名义上虽然解散，实际上还在嘉义、彰化两县。这就是所谓的伏戎于莽。进言的人都说清庄联甲，这固然不错。清庄，是严格稽查，不让内贼隐藏；联甲，是互相防守，不让外贼进来。但想想这些贼民，如果不归入大庄，将去哪里？台湾外限大海，内阻凶番，不像各省昔年的教匪，可以分散到四方，那么仍然潜伏在一隅罢了。大庄富强者不敢归入，只有贫弱的小庄，以及内山的僻地，成为他们的逋逃之所。任其听之，则日往月来，势必再次思谋啸聚。急捕他们，则铤而走险，早晚可以燎原。所以刚过一年就有许戆成，再过一年又有沈知之乱。我私下认为逆案逸犯，有名的不过数人，其余都是无名男子。在圣朝宽大，早已不治胁从，而他们未免自怀疑惧。巨匪大奸，自知不赦，又以危言胁迫他们，坚定他们必死之心，众人于是以贼为归。今夏以来，嘉彰地方，捕拿盗犯已七八十名，地方稍靖，尚有匪徒结众行，文武购拿猝难下手者，其原因确实在于此。我私下认为与其只从事搜捕，适成为丛驱爵之形，不如收用游民，作为化莠归良之计。游民多了，要收用他们，必须筹划所养，而不必由官府来养。计

译嘉义一县，有三十五保，一千零四十二庄；彰化一县，有十三保半，一千四百二十七庄。大庄大约数百人，小庄大约数十人。无业游手之徒，十人中不过一二人。除确实属于逆案巨匪、抢劫盗犯或命案主凶之外，那些仅仅是懒惰游荡、性格强悍且与匪类往来的人，大庄不过十余人，小庄仅数人罢了。现在让各庄总理、董事查明本庄此类人共有多少，收编使其回归本庄，赦免其前罪，准予改过自新。由董事劝谕本庄，共同供给饭食，将其作为庄丁。无事时巡逻守卫田园，有事时追捕盗贼。仍要造具年龄、相貌的名册，送交官府存档。责成总董稽查约束，不许他们再与匪类往来。如此，则游民自愿回归本庄，无业者都成为有业者。即使有大奸之徒，也会因党羽离散、势力孤立而容易平定。今年春夏间，嘉义、彰化一带，树木长出刀枪的形状，浊水溪忽然清澈七日，民间认为是动乱的征兆，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秋冬恐怕会有变故，不可不提前谋划。法令不可频繁更改，命令必须讲求诚信遵守。这收用游民的方法，并非对旧有章程有所更改，正是推行清庄联甲之法。所担心的是愚昧之人吝惜费用，或许认为难以供养闲杂人员。然而台湾近年来大丰收，米商不来，各庄都有余粮。以数百人的大庄供养十余人，以数十人的小庄供养数人，应当不至于供给不足。况且这些人本就是本庄之人，不是同族邻居，就是亲戚眷属，并非外来者。向来台湾风俗，遇到匪类械斗及逆匪到庄，都有派饭的章程，民间已习惯如此。有事时用它来养贼，危害尚且存在；无事时用它来养民，有利无害，何必犹豫而不做呢？关键在于地方官督率总董认真执行罢了。如果本属穷庄，游民回归后无食可吃，则令地方官查明山隅海埔，有可开垦之地，准许他们呈报清楚发给执照前往开垦。务必使人都有职业，那么不安分者自然安定，盗贼容易捕捉，地方可以安宁了。本道深思熟虑，询问众人，并与在籍的王提军商议，都认为可行。现已发文命令嘉义、彰化两县，出示各庄，告知总理、董事。委派大甲巡检蒋律武、候补府经历县丞裕昆，分赴两县，会同范、贾二县令及该管县的县丞、巡检，妥善劝谕办理。如果此事能够实行，这就是事前消除动乱的急务。

译通饬各属力行保甲的札文

云贵总督吴文镕

照得州县必须推行保甲制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推行保甲要张贴门牌、设立头人，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对于这种大家知道且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却未见有一处真正实行并取得成效的，实际上也没有一个人真心实意去实行并追求实效的。本总督到任已逾一年，各属抢劫重案层出不穷。虽然屡次严厉发文，却不见盗案减少，总归是因为地方官未能实心实意地清理治安。至于实心实意清理地方治安，除了保甲还有什么办法呢？派衙役下乡，贴门牌却索要费用，鱼肉乡民，这是第一弊病。委派分防的佐杂官编查，贪婪且辅以酷虐，这是第二弊病。照例设立甲长、里老、牌头，任由他们武断专横，讹诈乡愚，这是第三弊病。地方官全无真实为民之心，不过是奉行故事，将古人的良法美意，致使百姓民不聊生，令人浩叹不已。而无能的俗吏，必定说云南游民最多，加上矿厂地区混杂，沙人、农人、猓夷等分别居住，不像其他省份那样可以用保甲统一管辖。他们不知道，正因为云南与其他省份不同，所以推行保甲比别省更为重要。游民多就设立客长，客长选对人，稽查出入，分别去留，这就是游民的保甲。矿厂地区就设立课长、硐长，课长、硐长选对人，查清来历，辨别良莠，这就是矿厂地区的保甲。沙人、农人、猓夷等，各有头人，头人选对人，顺应其风俗，严格其责任，这就是沙人、农人、猓夷的保甲。因地制宜，顺应时机引导，古法可行但不能拘泥，关键在于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诚心诚意去寻求办法。如今粤匪猖獗，湖南会匪散布勾结，如果不在此时实力讲求，地方官岂能有把握吗？保甲的推行在于官员，而官员推行保甲，尤其在于得到公正的头人。公正头人的获得，岂是容易说的呢？官员不与绅士百姓接触，就不能得到地方公正之人；官员与绅士百姓接触，恐怕公正之人未必能得到，反而借此招摇撞骗的人，弊端百出。必须是我使用绅士百姓，而不被绅士百姓所利用，那么其中操纵自然有权衡。久而久之，得到绅士百姓中一两个公正之人，又由这一两个公正之人，再推举他们所知道的公正之人，像拔茅草一样连根带出，在城乡之中，里老、甲长、牌头都能选对人，那么保甲就真正实行了。开始实行时或许稍觉劳累，等到实行已成，那么境内情况如同烛光照亮、数算清楚，百里之内如在眼前。对于官员来说，如同高悬明镜；对于百姓来说，如同众志成城，快乐何如呢！本总督从古人保甲成法中，摘取容易实行的十条，通饬各属。各位知府、知县要细心揣摩，审时度势，实力奉行，在神明变化之中，得到斟酌损益的妙处。果能取得显著成效，定当奏请升迁。倘若仍视为具文，束之高阁，以致盗贼肆行，就应当立即参奏。试问知州、知县，对于该州、该县的户口多少、民风纯杂一无所知，顾名思义，能不汗流浃背吗？推行保甲的人要深深思考。本总督不时派人暗中抽查，不要以为一纸禀报就能了事，甘于自弃。切切此令。特此札文。

一、编列户口的方法。各地方挨门顺户，每十户编为一甲，每十甲编为一保。每户各置一门牌，不分绅士、军籍、民籍，人丁多寡，逐一填写籍贯、年貌、职业。如果是自己的房屋，就填写己户；如果是典当或租赁的房屋，就填写典当或租赁某人的房屋；如果是外省人，就填写某省州县人，典当或租赁某人的房屋。又如村落中只有十三四户，准许共同编为一甲；只有六七八户，也编作一甲；如孤村只有三四五家，也编作一甲。不必强求凑足数目。除每户各置门牌外，每一甲仍共置一横长牌，总写十户长年的年貌籍贯，以及十户人口数目。责成州县正官，亲自标印印记。如有来去存亡增减姓名，本户到甲长处告知，改注门牌日记簿内。每月初一，甲长同保长约正，汇报正官，改正底册。

一、编列要公平。各保甲在城里的，或以府县衙门为主，分别东西南北四至，以“辰宿列张”四字，分为号数编之；或照原铺编之。在乡下的，也照里甲都图挨次编之。不分绅士、军籍、民籍、富贵、贫贱，一体挨编。这是排门保甲，无事时互相保守，有事时逐户挨查，没有支应差遣的苦处。如果一经优免，便生规避。况且盗贼的警报，富贵贫贱，虽均受其害，究竟富贵人家干系更大。如果富贵人家优免，只责成贫贱者守望救助，谁愿意呢？

一、编列要周全。各处寺院庵观，多停留远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众结拜，为害地方，须一体编入保甲册内。娼优之家尤是奸盗藏匿之所，应令开报以便稽查，不便与良家同编，另置一牌；即与良家同编亦可，官员须暗加记注，毋得遗漏。

一、巡行要亲到。州县正官，每月量择一二日，乘肩舆，减少随从，巡行乡村，随意抽

译查访。即家中道行的贫富。钱粮的完纳与拖欠。也可以一目了然。不许多带随从役卒。骚扰地方。必须大字书写禁令告示众人。仍然查点乡兵。令他们学习训练技艺。熟练者用酒肉犒劳。考核社学。令其教导诵读并督促勤奋。书读熟者赏赐笔墨。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必须周全。不得遗漏。致使有人失望。

译第一条，防火防盗需要相互救护。每甲配置铜锣一面，以便临时鸣锣发号。每户各自准备刀枪、木棍等器械，以便临时防护。每甲每天轮流一人，晚间手持牌符到各户门口查访，有无出入的人家以及面生可疑之人，随即向甲长报告，登记在日记簿内。夜间在十户家门口，来回敲梆，以防备意外。遇到火灾、盗贼等警报，就鸣锣为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齐备器械，合力救护。不允许畏惧躲避不出，尤其不允许趁机抢夺。事情结束后，听从甲长会同保长，按牌查点人数。不到者，就登记在日记簿内，转报州县，以便查究。如果甲长查点含糊，不据实报告，以及各户不服查点，互相推诿躲避的，一并追究治罪。

第二条，保甲长要选对人。每甲就在十户中，按照粮册，挑选有家业、品行端正的人编为甲长。每十甲就在百户中，按照粮册，挑选有家业、品行端正且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编为保长，这样才有精力应付差事。编定后，州县的正印官，就将保甲长的年龄相貌、籍贯，亲自登记在册内，仍然制作油纸腰牌书写发给。只让他们早晚专心教化引导乡民，平时只听正官的调度稽查，不允许委派佐贰官、捕官查点滋扰。

第三条，保甲长要给予优厚礼遇。保甲长是专为教化引导乡民而设置的，即使地方上有事，也不得擅自拘捕传唤，以致损伤他们的体面。如果长久以来奉行职务不懈怠，酌情给予花红、匾额，以示奖励。如果在每月初一、十五按惯例举行乡约点卯时，逐一传唤他们进入内堂，屏退书吏差役，亲自询问。他们有事来官署时，赐座面谈也好。询问该里有无习教传徒、窝藏贼匪、教唆词讼、倚强欺弱、聚众结盟的人，令他们举报。询问完一人，再询问一人，告知他们绝不会让人知道是某人所言，以致有报复的累及。秘密登记，以便遇到该处的绅士，再加以体察探访，互相印证，随时揭发，无不惊叹为神明。

第四条，凡是设置十家牌，先将各家的门牌挨个审查确切。如人丁有多少，必查某丁是某官吏，或是生员，或担任某差役，习某技艺，做某营生，或是过房出赘，或有某残疾，以及户籍田粮等项，逐一查明。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存留官府以备查考。遇到勾摄、差调等项，按册稽查，更无躲闪脱漏。一县之事，如同看手掌一样清楚。每十家责令查报甲内有无习教、为匪、窃盗以及教唆词讼的人，投具隐饰连坐的结状，互相觉察，那么盗贼可以平息。十家内有争讼等事，同甲实时劝解，恃强不听者，相率禀报官府。又每日互相劝谕，务必令他们讲究信用、和睦相处，平息诉讼、停止争斗，那么词讼可以止息。这方法极其简约，这治理极其广泛。因此加以修明，补其偏颇而救其弊端，那么赋役可以均平。因此加以修明，连其伍伍而制其什什，那么外侮可以抵御。因此加以修明，警戒其薄情而劝勉其厚道，那么风俗可以淳厚。每日听讼时，抽取底册，逐加核对，不必下堂，即与亲自查访保甲无异。

第五条，确定里甲法。凡是里老等人，各举德行显著、通明道理的人，使为一里的楷模。这就是古代尊重德行、崇尚年长的意思。近来不问德行年长如何，只在一里中的头甲第一户，使为里长老人，以至于十里都是这样。大都是贪暴无耻的无赖之徒，日以侵吞弱势户为计。加上不才的官吏，刁恶的衙役，需索里老，里老因而一科十征，百姓呼天吁地，谁又怜悯呢？至于地方乡约、保正等人，大都是目不识丁、贪婪鄙陋的无赖之徒，官吏任意作践他们，他们任意横行乡里，想要教化流行、风俗美好，怎么可能呢？应令一里百户中，挑选高年有德、通晓文理的人数人，择其尤其贤能的为里长，官吏以礼相待；次者为老人；或本里德行可为人表率者，使为乡约正副；又选公廉识字之人，使为地方总甲。每里选择宽闲处所，作为会讲之地。每月约正副、里老、地方，并本里人户，都听宣讲圣谕，互相劝勉，对于风俗人心，确实有益。

第六条，正值凶荒之日，就用本里的富人，赈济本里的穷人，那么数量少容易给予，不以难以持续为忧。因而用本里的穷人，受雇于本里的富人，那么计功受值，不以冒领食物为愧。即使有瘫痪残疾、老弱妇女，安坐而食，数量也不多。富人也可以当作功德想，不必斤斤计较。天下郡邑，南北异地，风土适宜不同，广狭制度不同，均是一法，或用之此邑则安，用之彼邑则扰，有未可一律拘泥的。只在临期相机变通，各随才力，斟酌而行之耳。

答陆劭文论保甲书

张琦

劭文足下：承蒙屈尊写信，将保甲视为当今切要事务，当事者有来询问的，就为他条陈规则，索取我昔日著录。士君子虽然不得位，但只要一言出口而一方百姓得以蒙受其福，确实是仁人的用心。虽然如此，利害之间，所关系的不浅，因此敢尽我微薄之力。我往日客居新安，缙绅中有想要

译推行保甲制度时，委派琦兄弟详细制定相关事宜，条理颇为完备，被认为是挽救时局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经过十几年，根据我听闻和所见，才知道保甲的好处远不及它的害处。

保甲的法令，将县划分为乡，将乡划分为里，将里划分为甲，将甲划分为牌，登记户口、职业、田亩的数量，十天就能完成，这是非常容易的。十家联合，如果有行为不端的人，众人共同检举查察，这是非常方便的。

然而我私下认为有难以实施且不便的地方，为什么呢？

在编审之初，县官的耳目不能遍及，必定有所委任，如果不是胥吏差役，就是家仆家人。这是第一个难点：在于用人。

制作册籍所需的材料，饮食的费用，按月按日汇报所需的舟车费用，从县衙以上书吏的规例，以及巡抚、藩司委派人员查勘的供给，如果不从官府支出，就从百姓身上收取。从百姓身上收取，就是多了一项横征暴敛；从官府支出，官府又无力承担。这是第二个难点：在于费用。

乡长、里正，主管一乡一里的事务，读书谨慎厚道的人不能担任，务农殷实的人家不敢担任，那些既能又敢担任的，一定是强悍好管闲事的人。让强悍好管闲事的人主持乡里事务，这是第一个不便。

百姓本来有亲属互相往来，不肖之徒指称他们是陌生可疑之人，借机敲诈勒索，这种事必然会发生。这是第二个不便。

乡长、里正，名字登记在官府，吏役得以控制他们的短长。这是第三个不便。

十家有事，地保必定牵连甲长、牌头，平民无故而成为官身，拖累且没有止境。这是第四个不便。

前面的两个难点，勤勉有能的官员，或许有补救的办法；后面的四个不便，我私下认为现在的保甲制度，恐怕无法避免。所以保甲的好处尚未显现，而害处已经非常明显了。

不仅仅是这四个不便，还有三个无益之处：

窝藏贼盗的人家，必定有所倚仗，或者勾结衙役，或者拳勇无赖。一旦事发，胜与不胜，都会遭受祸害。现在想让贫弱百姓不畏强暴，这是不能保证的。这是第一个无益。

匪徒设立教派、结社，结党营私，在乡邑间肆意妄为，官府不敢查问，确实是担心激出事端，而且难以斩草除根的缘故。十家稽查，哪里值得依赖？这是第二个无益。

城坊市集，设置巡环簿，过客假托姓名，从哪里去核实验证？这是第三个无益。

幸好那些奉行保甲的人，不过是编查一次户口、悬挂门牌罢了，其害处还较小。如果想要永远作为定法，早晚稽查考核，孜孜不倦地以此为务，祸患将有不可言说的了。

译从前，王文成公在苗族贼寇相互煽动之时，项勤襄公在郧阳剧贼溃败之后，招集新归附的百姓，那些百姓都存有戒心，所以能够自我保全。登记他们的青壮年，作为守御的准备。如今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强行推行，很少有人不畏惧其烦扰和费用的，这是因为时势不同。所以保甲制度，用来组织团练则可行，不用于团练则不可行。保甲是救乱的方法，而不是达到大治的根本。西安距离前年匪徒滋事之后，又新近发生了菩萨殿结会的案件，与其他地方自然不同。如果以巩固乡里为借口，晓谕开导绅士，使他们喜悦振奋，详细列出条例，委托他们自行办理，而不让胥吏介入其间，劝导富裕人家带头捐献，储存在公所，由主管者掌管，编查册报等一切费用，都从这里供给。乡长、牌头的名字上报官府，但不作为官府的差役，官府按时稽查他们的勤惰作为赏罚的依据。这样书吏就无法勒索，差事也就做得不错了。然而这不是今日推行保甲的本意。而且也不能长久。为什么呢？一个乡中，贫者多富者少，荒年赈济要捐，义仓要捐，保甲又要捐。起初，顾念自身家业，害怕遭受寇盗暴乱，拿出钱财，共同保卫聚集。等到后来街巷安宁，盗窃不作，各自有了懈怠之心，用度不够，势必难以接济，事情就会停止。听任它停止，就不是推行此法的初心；想要它长久，又没有成全的良策。倘若遇到喜好兴事的官吏，用刑罚驱迫，他们残害百姓岂有极限吗？民间自行办理，尚且有此祸患，假如假手于胥吏，那祸患岂止是十倍百倍于此。当今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困苦已极，有司应当体恤他们的饥寒，宽免他们的差役，劝导他们耕种桑麻，教化他们礼义，本着至诚之心，施行和乐平易的政治。您看现在的州县官员，有真心为民的有几人呢？有这样的人就不必实行保甲了；没有这样的人而只依靠多设科条，背负两难四不便来推行，毫无益处，反而加重百姓的困苦，并为胥吏开了牟利的漏洞。浅陋的意见，只待您裁夺。

本月十一日，接到您的信札，垂问地方的利弊，哪些应当兴办，哪些应当革除，命令我在十日内切实陈述，以便采纳选择，不要用通用的空泛言论了事。仰见您勤求吏治、深切挂念民间疾苦的美好心意。洋中学识迂阔浅薄，言论不值得采纳。然而私下认为兴办与革除贵在顺应时势，以顺应民情的喜好与厌恶，利弊选择其中最严重的，在于先了解民俗的好坏。洋中籍贯在湘邑，与这里的风土相通，长期在邵阳做官，对于各种事情见闻颇为熟悉。幸逢您采纳刍荛之言，怎敢缄默不言。谨将我臆见所及，条列如下：一是应当革除的会匪。自从川匪王之明来到湖南，将他的法术传给武冈的程孔固，由此辗转传授，如蓝正樽会、炷雷、再浩、李沅发，都是他的党羽后裔。致使十五年间，四次动用大军，其祸害不可说不猛烈。如今虽然新宁已经平定，但我私下担心祸患尚未结束。有添第会、大乘会。添第会在新宁、城步、武冈较多。大乘会，就是斋匪，五个属县都有，邵阳尤其不少。无不勾结衙役，在庵庙聚会。现在请求出示招告，指名严拿，彻底查办他们的党羽。有差役受贿释放的，允许人指控，并追究庵庙有隐匿者的，拆毁其房屋，驱逐其僧人，务必使他们失去巢穴，分散其党羽，或许能稍加平息。前年邵阳县赵令，抓到斋匪头目萧体干，他的党羽听说后，有吃饭给僧人忏悔的，有投塘自尽的。大概是自己知道触犯法律而害怕不能免罪。可惜赵令突然让他们保释而没有彻底办理此事。然而匪党并非不畏法，而是可以逐渐革除的，已经有明显的验证了。二是应当革除的痞匪。其他地方的痞棍，盘踞窜伏在乡城的有，没有像宝庆这样啸聚党羽，明目张胆与官府对抗的。如新宁的雷再浩，著名的斋匪，他的党羽以查禁私盐为名，祸机实际上由此孕育。现在您既然出示禁令，剥夺了他们借口的理由，只要使有犯必惩，应当不至于重蹈覆辙。武冈、邵阳，以阻截米粮接济为名，从前毛蔚、曾如炷两案，已成大狱。如今他们的势力反而更盛，有分卡，有总局，都倚仗粮书为线索，衙役为爪牙，而且有滥竽充数的生员作为谋主。邵阳倚仗武冈为声援，武冈又倚仗邵阳为探听消息。现在请求从近处开始执法，查核邵阳自去年夏天以来，出名控告府县捏造词状阻截米粮的人，以及被人指控的痞匪、衙役姓名，严拿到案，追究他们所结成的党羽，所夺取的客船钱米赃款数目，严惩数十人，那么邵阳的党羽立刻就会解散，而武冈也必定会恐惧屏息。然后按卡擒拿头目，毁掉他们私立的碑刻，私设的厂所，不过十天就可以无事。自从您上任以来，这些痞匪已有惧意。近日看到告示禁止关隘，相互对视变色。然而黄桥铺尚敢在河岸勒石立碑，沿河尚有勒索客船钱米的人。这是想试探您是否真的执法。法律稍不严厉，就会更加轻视玩弄，不再可以收拾了。三是应当革除的贼匪。盗窃哪里没有，唯独宝庆最多，而且最凶悍。向来分为上、中、下三房，每房徒众，从数百到一千多不等。上

译上房盗首张十五，其徒众最为众多。常盘踞在武冈的洪岩、牛栏山、石羊江、高沙市、黄板桥、黄家亭子等地。中房盗首廖老大，常盘踞在邵阳的桃花坪、下塘、石塘、硝药岩、火峒岩、全塘、萧家等地。他的党羽中有伍老十、马顺、田丁、老寿、周老大、陈老一、李天喜等人，是其中最为骁勇强悍的。下房盗首范良大，常盘踞在武冈、邵阳、江华以下地区。中房和下房，比上房稍弱。近来听说他们有合并的趋势。名称不一，有的叫捆柴会，有的叫丁叉会，有的叫半边钱。他们的党羽有等级之分，以“老帽”为最尊贵，其次是“次三”、“次六”、“次九”，再次是“大五”。他们进行偷窃抢劫称为“做买卖”，杀人称为“倒柴”，挖人眼睛称为“吹灯”，拜师称为“拜晚”。拜师时以四百文钱作为贽礼。高沙、洞口、桃花坪等地，自去年冬天以来，甚至到了白天杀人，强夺百姓妇女的地步。商人停止营业，百姓无法生活。然而他们无不把衙役作为靠山。地方上不肖的绅士和生员，也有暗中接受他们利益，为他们庇护支持的。

译现在请求先行晓谕民众。登记姓名，访查缉拿。允许百姓自行擒获送官。对拒捕者格杀勿论。既然已经送到官府，严禁书吏索取规费。颁布号令，如湘乡从前在大堂悬挂铜锣，送贼者允许自行鸣锣之类。或者县令公出时，直接允许送到府衙，也依照这个命令。又或许命令贼人自首其同党，或者一并擒获送官，允许赎罪。使他们互相离间，大致如同《汉书》中赵广汉的做法。遇到告发贼人的情况，差役持票缉拿，预先设立期限。超过期限则严厉责打追比。不破案绝不稍加宽贷。贼人虽然众多，必定不如良民众多。贼人虽然强悍，没有不畏惧官法严厉的。只要使贼人战战兢兢地时常防备官府缉拿自己，使百姓清楚地深信官府是为百姓办贼，不会连累百姓，贼风哪有不停息的道理呢。医治危重病人，先治其标症；治疗毒疮，并割去腐肉。这三条措施，也是如此。至于长久之计、清源之策，没有比保甲团练之法更好的了。保甲的说法，今天多被视为具文。法令如果不善，为什么古人实行有成效？在于变通其法，而实心实力去实行罢了。实行保甲而不清查户口，如同不实行一样。清查户口而不区分善恶，如同不清查一样。仅仅悬挂一家十家的牌，今天造册，明天点团，只是扰民罢了。曾有什么毫末的益处呢。现在请求先出示晓谕，这次户口，不许一名脱漏。有脱漏的，允许人告发责罚。明示造册不仅查匪，或者不幸有水旱灾害，仓促发放赈济，就持一家牌按口领赈，那么百姓只怕有脱漏了。又民间讹传，担心有事三丁签一，五丁签二，不肯如实书写其数。应当明示现在没有签丁的命令，那么百姓必定不肯脱漏了。以十家为一牌，十家各自具有一张不作贼、不为窝、不持斋、不结会的甘结。十家共同具有一张连环结。十家中有一家犯前项事的，允许九家告发。不告发而冒结的，日后破案连坐。如果有形迹可疑，赃证未实的，则不必告发，但令告知团长说，不愿与某家出结。或者九家挟嫌枉指，其一家自明无前项事的，允许独自出结，或者与二三家互结。有已经互结而其家忽然改行的，允许互结者向团长告发，追回互结。凡结都送团长，在册内注明几家互结字。无互结的，注明无互结字。遇到本籍贼匪会匪破案，必定取其户口册结核验，而相信其法。百姓知道法令必行，则互相讥察，必定不肯隐瞒以自累。大抵凡不互结，未必没有挟平日争讼嫌怨之事，也必定不至于九家都这样。至于九家都不互结，那么其人虽然强悍，其势已孤。或者恐惧而迁徙他处的有之，或者羞愧而自新的也有之。如果既不迁徙又不自新，日后或被供攀，或被指控，只按籍稽查，也可知大半了。团练之法，不是命令百姓习战事，只是命令家备器械，壮丁互相守望。一家有警，九家齐至。一团有警，邻团齐至。其号令，或者鸣鼓，或者鸣锣。有不到的罚无宽贷。遇到兵役缉匪至境，也以锣鼓为号，团众协拿。那么虽大队之匪，其势必不敌而就擒了。湘乡谢果堂太守兴山尧，曾在河南裕州实行其法。河南著名的红胡子，到裕州的，都被擒获，相戒不敢再到裕州。保甲法所以禁匪之内藏，团练法所以御匪之外至。尚有什么魑魅魍魉之萌而滋肆呢。只是实行贵在持久，尤在团长甲长得其人罢了。道光庚寅辛卯年间，湘乡杨家滩贼窝聚至二千余人，举人刘象履、刘象恒兄弟，倡行安良会治贼，贼悉窜出。至今湘邵界数十里都实行其法，贼无敢入其境。近来邵阳生员陈大虞在桃花坪实行其法，数月以来，贼去十之七。见之闻之者，都确然知其法之可恃了。得到地方官举示而劝行之，且力为主持于上，不让匪党得勾引衙役地棍劣衿，别持其短以挠其间，那么民无不奉行，而风俗日臻于醇朴了。除弊即所以兴利。三者弊之最大，故言之不厌其详。至于宝庆利所当兴，也有三样。曰积谷，曰水利，曰族法。其说颇繁，而其事较缓，容别纸具议以陈。谨此先行奉复。迂浅之见，是否有当，伏乞釆择而教诲之，则尤幸甚。

复江岷樵书

彭洋中

十二日，接到手书，猥承厚贶种种。窃计吾兄自从军兴旁午，疲精竭力，未遑朝夕，献馘来差可少息，闻为诸善后事，缮城搜洞，又无暇晷，所以悍卫乡里，诚不遗余力矣。且慷慨纾难，拮据之状，亦可想矣。乃复殷殷垂念数百里外故交，仪文兼至，应事之周，益令人心抑不已，抑又何其情之纯笃如此也。顾弟何足以当之，感激之忱，何以言喻。来书言事云云，极知吾兄耿耿之怀，每与湘翁太息言之，然又策吾

译兄长之所以善待后辈，即使耗费更多精力，也必定加倍尽心。或许这是造物主特意留下这种情况，来考验兄长的才能吧。

我最近给邓生写信，说贼寇兴起的原因，在于保甲制度没有推行。保甲之法，如果由官吏来推行，往往流于形式；如果由士绅百姓来推行，往往能产生实际效果。

彝州的人，既然都亲身遭受贼寇祸害，没有不想彻底铲除并灭绝他们的。既然此前未能如愿，那么补救的办法，没有比保甲制度更好的了。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必定能事半功倍。

起初不必强求所有人完全一致，只要先让一个村或一个乡推行并取得成效，那么其他人一定会跟随效仿。

贤可可以与岷樵先生商议谋划，他胸中必定已有成熟的计划。不知道邓生是否曾向他请教过。

签发牌甲、登记户口，这些是虚文；商议乡约、训练团练，这些是实事。现成的方法都在那里，不可拘泥于古法，一定要根据当地的风俗和地势是否适宜，斟酌增减之后才能见效。

所以，在当地做官的人，一定不如居住在当地的人看得明白且感受深切。然而，居住在当地的人，如果不是读书明理、识时务的人，也不能知晓这些道理。

如果品行操守不能向来取信于众人，必定不会有人相信。如果只被近处的人信任，而没有同心协力的人散布到各个乡村，必定不能周全地联络声势。

又如果没有地方官府在上发号施令、鼓舞激励，必定不能振奋人心、统一行动，有所依靠而不至于受到旁人的干扰和中途的阻挠。

彝州有幸得到兄长出生在这里，他识时务而又足以取信于人，这就不必多说了。

先前兄长已经在本村本乡推行，其推行的效果，近来那些逆匪已经不像病人试药那样明显了（意指效果显著，逆匪受到打击）。假使各乡早点模仿推行，哪里会有昨天的事情发生呢？

我的本意是希望邓生向兄长请教谋划，率领各乡的年高德劭和才智出众的人，都同心协力地推行。

听说李明府近来对兄长的话言听计从，这还算是还有可为的时机。

因为现在总督巡抚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而现在的州县官甚至有斩了也不奏报的权力。在其他地方还担心滥杀无辜，又担心激起变乱。

至于彝州，则已经不像信谳（定罪）那样证据确凿，只担心漏网之鱼，而不担心牵连无辜。

只有保甲法，能够惩前毖后，拔除根本，堵塞祸源。趁现在推行，还比较容易用力。

古人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有治理的法度，就一定有治理的人才。以兄长的才能和见识，我知道必定会有宏大的谋略和深远的规划，为彝州百姓造福无量。

所以，关于筹划的方法，也恳请在方便时赐示，不胜祈祷。

译给上江方伯的信

徐子苓

自从随从您归来之后，战乱频繁兴起，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此前江淮地区的州县，相继被平定，但户口灭绝、丁口稀少，荒野杂草遍布。不仅担忧土地荒芜，更担忧人口稀少啊。我听说朝廷有实行兵屯和商屯的议论。营田的好处，两汉时期都有成效。然而古代士兵出自百姓，没有敌寇时就耕种，敌寇来了就作战。后来军士大多由招募而来，衣食依赖官府供给，骄横懒惰已成习惯。既然已经让他们手持兵器，如果又强迫他们从事农耕，万一发生变故，后悔就来不及了。宋代陈恕曾经极力陈述其中的弊端。何况如今军士的骄横懒惰，更是比从前成倍增加呢。商贩的利益比务农高出一倍，现在让他们放弃本行而从事客田耕作，对于行业不熟练，对于情理也不方便。如今的计策，只有招抚流亡百姓，开垦荒废田地，才是救急的当务之急。而此前邓君提议实行保甲制，这正是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的前提工作。为什么呢？拉网必须提起总纲，抖皮衣必须提起领子。今年春夏之间，节相曾公谕令，各处寺观被贼寇焚毁，所有的田地，以及停止运营的卫所田地，一律都归官府办理。然而田地仍然被私下占据，官府办理终究是空话。这是因为保甲之法，各州县长久废弃不实行，所以现存的户口与已灭绝的户口，既无法核查其虚实，那么有主的荒田与无主的荒田，更无法审验其真伪。昔日真德秀曾说，治理田野的政策，从一保开始。大概积累保成为乡，积累乡成为县，积累县成为州，积累州县以成就天下。因此保甲之法实行后，编户有借口，丈量田亩确定赋税，以此征发徒役，以此警戒游手好闲之人。无事时互相纠察劝勉，以清除诉讼狱讼的根源；有事时互相守望帮助，以抵御盗贼的侵扰。大概这件事简约而接近古法，这种方法便利而容易实行。而在今天，它更是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的前提工作。所以此前，我对邓君的话深有感触，并希望您大力主张实行。前不久经过邓君住所，看见他案头敬敷书院的试卷若干本，堆积重叠。这是闲月时的考核，节相借此周济那些无处安身的士人。考核试卷总共三百多本，只要让幕府中一位能文的士人，评定其高低就可以了。大概事情有重大而紧急的，如今皖南寇患正深，淮北盗匪未平，官府没有隔年的储备，百姓没有半年的积蓄。这祸患正急，而可忧虑的确实重大。计算您到任才十多天，而我却这样说，是因为此前在围城之中，曾蒙受忠烈公一语的知遇，既然对您屡次受到格外优待心存感激。大概忠烈公昔日在围城中叹息扼腕的，我曾预闻其议论。而从庐州到三河，您所深忧奋发，一起举杯切齿，流泪饮泣，好像不能终日的样子，我曾心中铭记不敢忘记。拿船作比喻，水浅而载重，中流遇到风，雷电交加，节相端坐持舵，是一船人的主宰。您持篙奉桨，观察风向，查看潮汐，以辅助持舵者的不足。我则是此前曾背着双手叹息，向船主人乞求搭载，既然多次不幸，亲身遭遇灭顶之灾，而孱弱未死的躯体，得以在骇浪破船之下幸存。所以偶尔有所触动，赤脚跟随，号呼陈述，而不知情的人，或许会惊讶我的话不吉利，嘲笑我的计策太早。近日闲暇检得保甲条件若干条，都是古人经验成熟的成法，恭敬地连同庐江人黄业良的言事书，抄录呈献在您左右。本地荒田的数量，仅就黄君的话，可以类推观察。保甲条件，似乎近于琐碎，然而古人成就久大之业，都从琐碎开始。大概不正直就不能久大，不琐碎就不能正直。俗话说，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保甲虽然是良法，但在今天州县看来，等同于具文罢了。那依次努力实行，只有您和邓君早点共同筹划，幸甚。

禁止牛丛的杂论

何绍祺

道光二十四年春，我在滇南广通县任县令。到任后询问风俗，没有不痛恨牛丛的。接着思考，过错不在百姓而在官府。次年仲冬，郑大中丞施行仁政，才开始有禁止牛丛的命令。考察三代时，用比、闾、族、党治理六乡，用邻、里、酇、鄙、县治理六遂。族师、鄙人以下，让百姓推举贤能出来掌管，不一定需要大夫士人。而有宣读法律、纠正邪恶的职责。民俗因此淳朴。三代以后，啬夫、里长等职务，与现在的保正、百长相同，是牧令自己任命的。上级既然设置了官吏，又选择百姓作为首领。官吏如果能选择贤能来禁止暴乱、宣扬教化，百姓听从命令罢了，哪里需要牛丛呢。天下风俗差异，像山川一样不同。如闽粤的械斗结怨，兴兵动辄千百人，但还是知道有官府。出顶凶来弥补过错。只有滇省牛丛的建立，在路边树立旗帜，各自隶属于首领，有的借保护耕牛为名，有的杀牛发誓。戈矛锋刃，森然整齐。凡是想要杀的人，快如风雨。杀了恐怕有罪，手持火把，生时不知姓名，死后不知罪名。血肉化为灰烬，惨烈到这种地步，而官府本来不能治理。百姓掌握了刑罚，兵变就要开始了。如果没有严厉禁止，百姓将如何保全。只是今天的百姓，还是三代的百姓。以天地之心为心，应该喜好生存而厌恶杀戮。为什么举刀而不目逃，持杆而不股栗。丧失本性如此，他们的说法是为了除盗。盗进入他们的家

译（盗贼）劫掠（百姓），造成伤残。如果官吏发觉了，有的隐瞒不报，有的缉捕没有期限。东边的邻居创伤尚未痊愈，西边的邻居又传来寇盗警报。百姓不得已依靠人多对抗人少，率领拿着农具、穿着蓑衣的农夫，实行杀一儆百的计划。号召既快，凶暴之徒日益滋生。而被杀的人家往往借此报仇，几乎每处报仇，凶手都死不了，官吏对此无可奈何，于是对抗官府、聚集党羽的祸患就产生了。

于是有人指责官吏懦弱。官吏的罪过并不在于懦弱。法律的规定，强盗、抢夺、窃贼，分三等定罪。抢夺、盗窃伤人，接近于误杀，所以首犯判处监候（秋后处决）；强盗伤人，接近于谋杀、故杀，所以首犯判处立决（立即执行）。又根据是否使用金属利器来区别轻重。刑部议定缓决或实决，与斩首也有很大区别。盗贼虽然公然行盗，往往不被处死。官吏想处死他们，又受限于条例，只能在徒刑、杖刑之外结案罢了。军流（充军、流放）以上的刑罚，必须由府上报、按察司详核、巡抚院咨文上报刑部，取得批复后才能执行。京城万里之遥，半年之内得不到批复。巡抚院、按察司题奏上报，不厌其烦地审查详核。官员要准备差役的饭食，百姓要准备押解的夫役，盗贼在押期间有口粮，生计很充足。加上处分极其严厉，接应缉捕难免出错，翻供驳斥、越狱哄闹监狱，其拖累尤其严重。

官吏不得已避开多的、重的，选择少的、轻的，把不缉拿盗贼当作仁德，把不报案当作智慧。对于救活人不救死人的情况，有时酌情给予赔偿以平息事端，不敢公然宣称要诛杀盗贼。只有涉及数十人及两三条人命的案件，巡抚院、按察司才立即定罪。而侥幸免罪的不知有多少。百姓遭受割伤，如同受肉刑；盗贼被捕在监，不劳而食；充军流放到配所，有的放肆有的逃跑。怨恨愤怒逐渐加深，于是设立私刑。没有怨恨愤怒的人，也趁机效仿。即使想彻底根除，怎么能停止呢？

曾子说：“如果查清了案情，就应哀怜矜恤而不高兴。”现在的官吏应当自我责备罢了，对百姓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不责怪百姓而能制约百姓，大概应该将私刑转化为保甲制度。现在的保甲，只是在门上虚贴牌示，隐匿情况不知道，人口迁徙不过问，白白饱了胥吏役夫的口腹，就夸耀为善政。百姓受害，盗贼欢喜，官吏却安然自得。保甲不承担过错。如果真能让治理百姓的长官，召集那些父老，以及你们士人阶层，各自列出有才能者的名字，自行呈报户数，按照户数的多少，择立甲长，让他负责督察，其余作为散甲。大村一村设一甲，小村几村设一甲。明确制定条约，发给印牌。格杀盗贼的不追究，枉杀无辜的必惩罚。人赃并获的给予奖赏，抗拒被杀并报案的予以记录。每年按时晓谕村民，以真情实性相告。道路上严密侦伺，用壮士的声威震慑。百姓知道官吏要铲除暴徒，即使昧灭天良的人也会醒悟。私刑收敛而公论出现了。

长官不从事深文周纳，只命令迅速结案。确实有积恶昭著、以前逃跑现在抓获的，邻县前任，恐怕未上报会遭到议处，府县夹带单子禀报，允许他们相机行事。如同龙陵边地的法律。新案现获，情罪稍轻的，照旧依法惩治。

译官吏倚仗法律得以施行，即使是生性懦弱的人也会变得凶猛。国家威势振作，而民心就柔和了。官吏即使烦琐苛刻，谁敢诬陷良民，给子孙留下祸患？百姓即使放纵肆意，谁敢对抗官吏，成为乡邻的仇敌？于是守望相助的心意，便牢固地结合而不可解。纵然比不上古代的保甲制度，顺着牛丛（指民间自发组织）而正当使用它，不禁制又怎么行呢？从前百菊溪相国治理楚地时，在湖边悬挂贼人的首级，荆襄地区就平定了。周敬修制军督运漕粮时，随地依法处决，漕运政事就肃清了。虽然不是施行慈惠的政策，似乎应当节制地采取申诫的手段。总之，官吏和百姓都是不得已。与其对盗贼怜悯，不如对百姓怜悯；与其把生杀大权交给百姓，不如把生杀大权交给官吏。官吏不禁制盗贼，又让百姓不受盗贼损害，这就没有是非了。那么告发揭短、诽谤怨恨的风气就会兴起。我治理这个县，全面查核汉族、回族、夷族的百姓，共九千六百五十七户，分为五十二甲。不任用胥吏，绅士和年高德劭的百姓，欣然前来，请求担任甲长。谨慎厚道的人也担任此职。准许执行的条款有六条，不准执行的条款有七条，不再设立牛丛这类组织，盗贼也潜逃躲藏。根据事情进行审判，用孝顺友爱、仁慈善良的道理来开导他们，粗野强悍的风气稍微减少。可惜地处交通要道，难以随时在乡间推行。现在中丞关心民间疾苦，反复告诫，正是官吏和百姓蒙受福泽的时候。我受限于职守，不能每天侍奉在左右，就大胆地提出这些议论，以备阅览。不知同僚各位君子认为如何呢？

弭盗论

马福安

国家有盗贼，就像衣服裤子里有虮虱，山林中有虎豹，沼泽中有龙蛇一样。即使是太平盛世，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所依靠的是居于百姓之上的人，堵塞他们成为盗贼的根源，严格防范盗贼的法律，完善捕捉盗贼的方法，巧妙地瓦解盗贼的党羽。这四种方法得当，盗贼就可以治理了。堵塞盗贼的根源，不外乎富裕和教育。鼓励农耕，禁止懒惰，减轻赋税和徭役，救济贫困，平息诉讼以保护富人，开凿渠道修筑堤堰以兴修水利，设立常平仓以适时买卖粮食，设立社仓以互通缓急，灾荒年份就赈济借贷，还要更加详细周到。这是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广泛设立义塾，建立乡约，表彰孝顺悌敬，表扬节操道义，崇尚礼让，调和争讼，互通有无，协助力役，对奇异之事加以禁止，对邪道之人加以诛杀，选择士人中的优秀者，亲自勉励他们学习，礼敬年高贤能的人，委任他们训导率领子弟的责任，改过自新的人给予奖赏，凶恶顽固不悔改的人给予惩罚，这些都是为了教育。这是堵塞盗贼根源的方法。防范盗贼的法律是怎样的呢？根据地势划分乡，乡有乡正；联合同姓组成族，族有族正；族隶属于乡。选择公正能干的人，授予他们稽查奸恶匪徒的责任，保护良民、攻击匪徒的事务。设立乡勇以供巡逻缉捕和调遣。乡正能胜任职责的，尊崇他们的礼敬，厚待他们的恩惠；不能胜任的就更换并处罚他们。这是《周礼》中乡官的遗意。县令如果能亲自到那里，召集众人精心挑选，应该可以得到他们的效用。其他如设置望楼击鼓的方法，盗贼就无法逃脱；严惩窝藏盗贼、寄存赃物的行为，盗贼就无法隐藏；惩治捕快纵容盗贼的行为，盗贼就无法倚仗。而且水陆巡逻警戒，同时让百姓自己保卫自己，这是防范盗贼的法律。捕捉盗贼的方法，就像虞诩治理朝歌，用三种标准招募壮士；张敞治理京兆，选拔召集各盗贼头目，掌握他们过去的罪责，责令他们以捕捉盗贼的成效来赎罪，可以使盗贼一时肃清。又公开设立悬赏，盗贼党羽能捆绑盗贼自首的，免除他们的罪责；兵役和平民能捕获盗贼的，厚加赏赐，那么大家就争着尽力捕捉盗贼，盗贼就无法逃脱了。至于贼势众多强大，不能全部诛杀，那么贵在有所瓦解的方法。龚遂治理渤海盗贼，知道他们是迫于饥寒，就命令百姓手持锄头钩镰等农具的，都视为良民，官吏不得过问。所以盗贼都卖掉刀剑而买牛犊。光武帝因为河北盗贼兴起，下令盗贼党羽能五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责；那些以前捕捉盗贼时畏缩退缩的人，都不算作失职，只以捕获盗贼为成效。所以争着尽力讨伐捕捉，盗贼党羽瓦解。关键在于显示威信，诛杀他们的首领，解救被诱骗胁迫的人，公开设立悬赏，使贼党内部互相猜疑，这是瓦解盗贼党羽的方法。唉！居于上位的人，平时如果真能教养百姓，那么百姓怎么会沦为盗贼？等到有盗贼时，如果能善于运用这三种方法来抵御，那么盗贼还可以不至于非常严重而无法消除。担任守令的人，要多加注意啊！

弭盗策

秦宝玑

现在谈论消除盗贼的人，不外乎两种方法，而弊端也由此产生。一种是严加缉捕而不为他们提供出路，就像饥饿的老虎在山林中，虽然每天从事剪除，祸害终究不止；一种是追求清静而不为他们创造条件，就像放羊，不去掉坏羊，恶人不知悔改，良善的人互相影响而败坏。这两种方法都不对。善于治理的人，两种方法并用，两种弊端都杜绝，这是大要。而消除盗贼的方法，又要看地方，看时机，而各不相同。现在以锡金两县来说，那里的风俗本来不是向来粗野强悍，近来也没有天灾饥荒的忧虑，又没有紧急的政事和大工程来驱使他们。然而数年以来，盗贼屡次发生，为什么呢？大概开始于无所归依，而完成于无所畏惧。现在想要消除他们，方法有三。第一是严厉督促捕役以责求他们的成效。大概患老鼠的人养猫，防窃贼的人养犬，制止盗贼的人选择捕役。捕役不是合适的人选，能捕获盗贼的很少了。然而捕役没有才能，多是由于上级不加考察，而赏罚不执行。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长官听到一起盗贼案件，预先顾虑盗贼难以捕获，而暗中存有趋利避害的想法。捕役窥探到这种意图，那么捕捉一定不尽力。以没有才能的捕役，再加上不尽力

译治理百姓，以盗贼为祸患，而捕快却常因未能抓获盗贼而失职。如果能真正向百姓施以恩惠，用权术驾驭他们，在平时无事的时候，暗中观察那些才能干练的人并稍加优待，辞退那些不能胜任的人。等到有事时，将丰厚的赏赐悬挂在前面，督责紧随其后，捕快有不尽力的人吗？从前张敞任用盗贼头目，所有的盗贼都被抓获；朱博任用尚方禁，辖区之内肃然有序。他们在运用捕快方面尤为神奇。

第一，广泛耳目以清除盗贼的巢穴。乡里有大盗，乡里的保正必定知道；里有大盗，里的里正必定知道。为什么呢？那些徒手游荡、不事生产的人，其身份是可以知晓的；白天潜伏、夜间活动，其行迹是可以知晓的；忽去忽来，其去向是可以知晓的。何况分赃必定有同伙，窝藏盗贼必定有窝主。如果随地观察，盗贼能逃到哪里去呢？然而人们不敢告发，是因为在上位者大多忌讳谈论盗贼，告发了不一定被相信，相信了也不立即行动。当官府犹豫不决的时候，外面已经风声走漏；等到缉捕的人到来，盗贼又已经逃窜。于是告发的人反而得到轻率妄言的罪名，而盗贼或许产生报复的阴谋。所以人们互相观望而不敢说话。用一两个平庸低劣的差役，去抓捕纵横四出的盗贼，盗贼因此无法抓获。现在试着召集四乡的保正并命令他们，优厚的赏赐等待他们，让他们在平时观察，有奸邪立即告发，有告发立即抓捕。像这样而盗贼不稍微平息的情况，是没有的。赵广汉任京兆尹时，有少年在空屋中聚会谋划抢劫，话还没说完，官吏就来抓捕他们；富人苏回被人抢劫，不久赵广汉就带着官吏来到门前。如果不是广开耳目，能像这样吗？

第二，招募开垦以恢复百姓的生计。百姓不顾身家性命去做盗贼，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性喜欢偷窃，而是贫困逼迫所致。先王时代，民间户口必定登记在官府，按人口授予田地，人人谋求衣食，因此没有盗贼的祸患。百姓不能养活自己，聚集起来拿起武器以挽救朝夕的生命，最终人头落地被杀，这应当也是仁人君子心中悲伤的事。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说要先让他们富裕；龚遂打开粮仓借给贫民，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牛犊，于是齐地的盗贼全部平息。所以劝勉农业，是消除盗贼的好方法。现在计算两县的田地，战乱后未开垦的，不少于十分之三四，都是昔日的肥沃土地。而贫穷的人没有产业，成为游民，藏在茶场赌局里的，一个乡中往往都有。而寄居吃闲饭的客户，又在这其中滋生蔓延，这就是盗贼产生的来源。现在命令各乡各图上报荒田的数量，并命令愿意种田的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可以自行占有，并向田主缴纳契约。官府拿出所征收储存的谷物，作为稻种和农具借给他们，等到成熟后偿还，三年后开始征税。其中没有产业又不愿意种田的人，都是坏分子。保正登记这些百姓并观察他们。像这样，那么以前藏在茶场赌局里的人，十之八九会回到农田，而不肖之徒的势力孤立，势力孤立那么他们的奸邪就更容易察觉，他们也会脸色改变而不敢做坏事。用废弃的土地安置游民，田地逐渐开垦，而盗贼也在无形中消除，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几年以后，我看到荒田都变成肥沃的土地，游民都成为善良的农夫，所谓过去没有短袄现在拥有五亩田的人，这确实是贤良县令做的事。

译拟除盗贼策

自古以来，治理盗贼的方法，有从源头治理的，有从流弊治理的。让百姓衣食充足，加以教诲，使百姓感化而不做盗贼，这是从源头治理。加以防范限制，进行缉捕，使百姓想做盗贼而不敢，这是从流弊治理。这两者不可偏废。然而，从源头治理，是在盗贼尚未形成之前就消除它们，其效果深远但迟缓，宏大但困难，应当委托给文官，并给予宽裕的时间。从流弊治理，是在盗贼兴起之后消除它们，其效果浅显但迅速，细微但容易，应当责成武官，并以功过进行考核。当今地方上有抢劫案件，县令和武官都要受到处分；而盗窃案件则专门归县令负责，典史、巡检也参与其事，武官则不参与。县令既被责成负责教化养育，又被责成负责缉捕，而武官只有捕盗的责任，更没有捕贼（指小偷）的事务，那么文官的职责就太繁杂，而武官的职责就太清闲了。况且县令的捕役很少，而捕役的粮饷又很微薄，所以捕役往往反而与盗窃者勾结，分取赃物作为利益。至于巡检、典史这些官员，他们的捕役更少，仅足以处理赌博、酗酒等事罢了，怎么能替百姓捕捉盗窃者呢？武官的兵卒数量较多，而兵卒的粮饷又丰厚。处在太平盛世，既然没有战事，所谓的操练技艺，不过一年进行一两次罢了，并非天天如此。他们身体太空闲，正适宜让他们把捕捉盗贼作为操练。百姓成为盗贼，并非生来就是盗贼，往往始于做盗窃者。那些盗窃者，不仅仅是偷鸡摸狗罢了，大概有翻墙挖洞、撬开箱子、打开储藏室的人了。他们距离成为盗贼只有一步之遥。所以盗窃者不停止作案，他们的技艺就越来越精湛，党羽日益增多，于是就聚集成为盗贼。地方官员因为抢劫案件的处分很重，于是文武官员一起隐瞒抢劫案件。所以凡是抢劫案件，只要不至于杀人而无法掩盖的，没有不隐瞒抢劫而说成盗窃的。既然隐瞒抢劫而说成盗窃，那么缉捕就不严格，而做盗贼的人得以肆意横行而没有顾忌了。我认为，革除奸邪的方法，惩治大的，不如禁止小的更为预先防范；捕捉奸邪的方法，分担责任，不如专责一人更为勤勉。当今想要消除抢劫盗贼，不如先治理盗窃者；想要治理盗窃者，不如专门委托责任给武官。文官如果委托他们缉捕，那么必定要借助捕役之手，而不能亲自去做；武官如果委托他们缉捕，既可以亲自去做，又可以命令兵役协助他们，其中的难易本来就有区别了。而文官既然没有捕捉盗贼的责任，就可以尽心于教化养育，可以逐渐施行消除盗贼的办法，而不至于有隐瞒盗贼的弊端。这确实是得当的计策。请命令武官平时，让他们带领兵卒为百姓巡查防夜。地方遇到抢劫案件、盗窃案件，全部命令武官缉捕。捕获了人犯，就交给文官审讯。如果地方整年没有盗窃案件，那就是武官防守的功劳，就给予升迁提拔。盗窃案件虽然多，但能全部捕获，也可以免除罪责。否则应当按照失职的条例处理。凡是文官所有的捕役，全部归武官管辖。那些行凶逞杀的要犯，如果不是由于贼盗引起的，也可以会同武官协同捕捉。有人说这样武官的处分就多了。然而容易获罪的，也容易立功。以盗贼的有无多寡，来区分武官的优劣能否，并以此作为升降的依据，这是考核政绩的好方法，是用来鼓励武官，而不是轻慢武官。况且武官在无事的时候，不尽心于缉捕，怎么指望他们在有事的时候，能尽力于作战呢？有人说如果兵卒少的地方，恐怕不足以替百姓巡夜，而且他们的资财或许不足以供给。武官既然专门负责替百姓清除盗贼，那么即使增加他们的兵额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俸禄也可以，即使命令民间富户量力捐献作为防御的资财也可以。又有人说汉朝的郡守县令，能以治理盗贼闻名的很多，何必专门责成武官？不知道古代郡守县令的权力重，当今郡守县令的权力轻，时势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只有文官专门负责教化养育的事务，而武官单独严格缉捕的方法，那么既有治理源头的，又有治理流弊的，而盗贼也就差不多平息了。

议覆捕盗事宜疏

两广总督林则徐

我私下接到部里的咨文，钦奉皇上谕旨：鸿胪寺少卿叶绍本上奏捕盗事宜一折，着各直省督抚妥善商议并上奏，钦此。我们查核原奏列举四条，如移文邻省协同捕捉，严惩牌甲保长容留盗贼，守望应当责成同村人，审案不连累事主，这些都是申明既定条例，自然应当切实奉行。况且广东的盗贼，比其他省份更为猖獗，所以在条例上另外设立专门条款，对于广东内河抢劫案件，伙聚四十人以上，或者行劫三次，或者脱逃二三年后抓获，应当斩决的，都加上枭首示众，恭敬地请求王命，先行正法。实在是因为海滨蛮荒之地，不得不加倍从严。我们私下看到广东消除盗贼的困难，另有几方面，而寻常的弊端不在其中。一是良民与盗贼难以区分。其他省份的百姓，良民自是良民，盗贼自是盗贼，广东却不是这样。平时耕种的百姓，遇到夜间纠集抢劫的人，只要以“发财去”三个字沿途招呼，很少有不欣然同往的。所以一同做盗贼的人，彼此往往不相识，即使人数也无法查考。甚至田舍中一向富裕的人，衣冠显赫的大族，也都乐于尝试。至于惠州、潮州地方，竟然有靠做盗贼起家的。

译转而因为党羽太多，无法破案，人们不敢指认，官员不能抓捕的，甚至有全族都是盗贼、全乡都是盗贼的情况，一旦抓捕就担心滋事，不得不略审时宜，设法诱捕。这就是盗风难以平息的缘故。一是互相抢劫难以防范。其他省份的盗贼，只求得到财物；广东的盗贼，还因为仇恨而起。这个村子去抢劫那个村子，这个县去抢劫那个县。做盗贼的并非贫苦之人，竟然以挟持仇隙而行强盗之事。被抢劫的人不立即呈报官府，反而先纠集人员报复。等到事情过去，双方互相控告，各自隐瞒真情，并指局外人为主谋，攀扯富户为窝主。案情变幻莫测，分歧又生分歧。这就是盗情难以查究的缘故。一是原赃难以追回。盗案以赃物为凭据，赃物确凿然后盗贼才能定罪。所以其他省份缉捕盗贼的方法，以查赃为先。广东则是盗贼将赃物运到集市，无不立刻卖光。等到辗转售卖，大都不认识姓名。因此历来办理盗案，查获赃物的少，没有查获的多。部臣查核案情，也都覆准。这是长久以来沿袭的办法。现在如果一定要求逐案追回赃物，又恐怕差役保甲借机向当铺衣庄勒索诈取。而罪犯狡猾，案件拖延，将因此更加纷乱。这是办法难以轻易更改的缘故。一是同伙难以查究。访闻粤东的大盗，往往先秘密结纳亲信匪党，发誓拜盟。如果遇到破案到官府，彼此各自忍受刑罚，不互相供认指证。即使抓获正贼严加审讯，往往供出的同伙，不是富户就是仇家。虽然传讯审问是虚妄的，立即释放，那人已经受累，而真正的同伙没有供出，闻风早已远逃。地方官即使设法访查，骤然难以得手。至于各县的绅士中，多有攻击匪类、保护良民的公约。不知起于何时。起初所保护所攻击的，未尝不当。等到久了逐渐形成袒护包庇，难免黑白混淆。臣等只当谕令禁止，以消除流弊。这是查缉难以得到实情的缘故。一是赏金难以持续。广东的积习，官员想要抓获盗贼，必须先出赏金。从前原本是为了急公好义，后来竟成为常例。盗贼越著名，赏金越重。如果稍微吝啬，就无法购买线人。其有关于官员处分的，家属亲邻，越发以此作为奇货居奇。即使臣等也有想要禁止而不能骤然禁止的趋势。况且赏金之外，押解罪犯办罪，所费尚多。地方官一年遇到几起盗案，赔累多端，恐怕开启亏空挪用的开端。这是经费难以筹措的缘故。以上各种情形，臣等只有随地随时，极力整顿。总期望一定达到实效，不使徒托空言。就像保甲是消除盗贼的根源，而奉行不能沿袭旧例；巡警是查究奸邪的关键，而委任务必在于得人。凡是水路的巡船，陆路的更练，沿村的望楼保塞，均不许有名无实。除本年春夏两季抓获罪犯一千三百八十八名，已在另一折中核奏外，仍然只谆谆告诫水陆文武各员，勤奋更加勤奋，严密更加严密，永远期望盗匪收敛，街巷安宁，以仰副圣主绥靖海疆、除莠安良的至意。

译请求整顿捕务，因时制宜的奏疏，道光三十年，汪元方。

我私下认为，盗贼风气之所以盛行，根源在于州县。州县官员并非全都昏庸无能，而是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皇上只是期望州县能够平息盗贼罢了。臣请根据在外省的见闻，以及应当紧急展示权宜之计的事项，为皇上详尽陈述。查考条例记载：盗案若未抓获盗贼，州县官员降职调离；抓获人数未过半，以及未抓获盗首和窝主的，仍议定降职留任；而将盗案隐瞒为窃案的，以私罪革职；上司若不查究的，各降级留任。处分既严厉又周密了。又查地方上报盗案，知县及会营必须亲自勘查，随即详细通报各上司；抓获盗贼拟定罪刑，随即解送省城审定具题；迟延违背规定的，要受议处。立法也严厉且周密了。然而盗贼风气日益炽盛，为什么呢？州县隐瞒盗案，各省都是如此。上司极少查究，为什么呢？臣前任御史时，曾有过防范隐瞒盗案的请求。等到回家奉养父母十年，仔细考察州县的情形，才知道万难禁止。只应当论断他们能否捕盗罢了。臣请先说隐瞒盗案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微小的武职官员，只求自己发财。一旦移营会合勘查，就抓住事主的短处。州县详细上报，每每成为破获结案的手段，未必完全依据实情，又可以抓住州县的短处。营兵会合缉捕，还没出门，先索要盘费。稍微不满足欲望，动不动就掣肘。州县的捕役，反而得以借机推诿。这是会营之难。详细上报上司后，书吏就把这视为利益源泉。未到期限，先讲规矩礼仪。或将满期限，设法调任。上司爱惜人才，施予格外恩惠。书吏玩弄文书，装满无穷的口袋。这是详报之难。州县捕役，按规定没有工食。盗贼强横，无不抗拒。必须先发放重金，并许诺厚赏，用严刑威慑，才能沿途购买，就地雇佣夫役。常有亲自带领壮勇，出生入死，才开始破获的。然而未抓获时愤气填胸，既抓获后气馁之心顿时产生。为什么呢？破获必须定罪，定罪必须解省。幸好不翻供覆审，而解省费、守候费、各衙门办审费、咨部费，每斩绞犯一名，大约需要大钱五十余千文。距离省城远的更有增加。翻供覆审的更有增加。盗案都以十人八人计算，每办一案，须大钱数百千文。近年州县遇到钱漕正项，尚多支绌，哪有剩余资金来从容办盗呢？这是解省之难。因此将盗案隐瞒为窃案，渐渐成为风气，各省都是如此，牢不可破。然而上司难道没有耳目吗？乡间也知道保卫。州县都有良心。那些庸劣不称职的官员，遇到事主强的赔赃，弱的搁置不管，且不论。至于力求整顿的，既然已经勒令改窃案，避重就轻，不思破获，何以面对士民，何以免除上控？所以尽心竭力不惜重金赏赐以破案者，也常有。而又不甘心纵容盗贼。或绞或军流，而解省之费，仍不能免。竟有疲累至极，万难措置者。因此变通之法，不约而同。有立毙杖下而以监毙上报的；有中途恐劫，就地致死，而以拒捕格死上报的；有致死于狱中的。上司知道而不问。乡间之民，习见报盗不办，获盗不杀，有自相保卫，偶得一盗，辄活埋活烧的。州县也知道而不问。此种风气，原本干犯例禁。然而官民奋勇，盗贼寒心，未尝不是地方之幸。而其中又产生窒碍。刁恶棍徒，到处皆有。每遇乡间毙盗，辄认尸亲而控府县的。府县即多方袒护，而小民之破家者不知凡几。州县毙盜，辄据违例以控司抚的。司抚即多方袒护，而书吏之讹索者不知凡几。甚至有上官示意贿和的。有先贿和而不成案的。以致勤能之令，每有戒心。庸劣之员，永无振志。小窃尚有枷杖，大盗直可横行。盗风之炽，何由得弭。

现在想要增加州县及上司处分，愈加则愈不能办了。想要上司禁止书吏需索，书吏之弊权愈重，上司之觉察难周。州县畏书吏甚于畏惧上司，虽禁如不禁了。说轻视人命为不可为训，见今捕务严密之地方，尚有印官受伤，捕勇致毙，而未能遽获者。若再令拘守成例，州县之壮气更衰，其贻患殆不可问。皇上新政昭彰，事事讲求实在。弭盗一节，尤为近时切务。臣前闻闽浙督臣劉韻珂有外府盗犯拟由巡道審結之請，曾奉部駁。嗣聞雲貴督臣林則徐亦有就近解道審結之請，已奉部準。可見外省督撫，皆知盜風之熾，解省之難，設法變通，以冀州縣勤於緝捕。至於立斃杖下，廣東久已如此。近聞陝甘亦如此。江浙勤能之州縣亦已如此。惟恩威非由上出，無以肅政體而正人心。相應請旨飭下直省各督撫，轉飭州縣，凡遇重大盜案，近者解省以符定制，遠者解道以示體恤。至於重大竊案，或法所必誅，或情浮於法，準令立斃杖

译下。以警示奸邪之人。不得再拿监禁致死来掩饰上报。那些情罪稍轻的犯人。有的戴长枷示众。有的永远监禁。准许按照常规分别办理。不得滥杀致死。倘若担心州县官员任性挟私报复。难免产生流弊。应当命令他们详细请示，由道、府委派正印官员会同审理、详细上报一次。这样案件归于核实。而事情容易遵行。各上司尤其应当随时查察。如果有任性挟私报复等弊病。立即惩办。并将会审官员按例议处。这是在因时制宜之中。仍然寓有慎重人命的意思。并请求严谕各省州县。今后务必紧急筹措经费。打击盗贼、摧毁窝点。不遗余力。以符合铲除奸恶、安抚良善的实效。像这样恩威并施。崇尚实际、戒除虚浮。将会看到才能技艺勤勉能干的人得以发挥其长处。职位空缺、疲于奔命的人得以振奋其士气。平息盗贼只需增加捕盗费用。士人百姓也有踊跃响应之心。送交官府不见留难。乡间哪里还忍心发生埋尸烧尸的惨剧。皇上责成大吏，大吏慎重选拔州县官员。几年之间。盗风逐渐平息。大概就没有近日广西那样的忧虑了。臣私下根据所见所闻。冒昧详细陈述。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

译恭敬地陈述平息盗贼的浅陋建议，同治元年

顺天府尹林寿图

我才能德行平庸，愧承皇命，担任京畿地区的长官。每当看到盗贼频发，使皇上日夜操劳，我深感羞愧，认为自己愚钝无能，不能胜任此职。因此在接见地方官员时，讲求缉捕盗贼的方法，询问道路的要冲与偏僻、村落的整齐与散乱，以及民心的顺逆，务必让他们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有的因地制宜，有的因时制宜，期望都能妥善商议章程，借此收到成效。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能够条理清晰陈述的却寥寥无几。于是想到宋代臣子苏轼曾说：“药虽然出自医生之手，但药方大多流传自古人。”于是采访众人的议论，考证过去的成例，发现武清县知县胡启文，在粤寇窜扰天津、邻近县份告急时，创立了十家牌法。当时内部没有匪患，外部没有寇犯，不耗费经费，境内得以安宁。历任府尹中，只有曾望颜、黄宗汉严厉命令下属奉行，盗贼风气也因此衰息。该法的内容是：编查保甲以清除盗贼根源，联合住户轮流打更以抵御外侮，演习号令以统一人心，联合村落守望相助以和睦乡邻。在民间推行，其形势很方便，其人情很亲近。而其具体做法是：每个村先设立村正、村副，统率办理。十家为一牌，每牌设一名牌长。每牌每夜只出一人打更。如果村中有百家，那么打更的人就有十个。而打更的家庭，一个月不过三天。如果遇到小贼，打更的人乱敲梆子，全村一起出动。又联络众村，预先约定互相支援。各自在高处立一根长竿，挂一面旗，悬一盏灯。如果遇到贼众，白天就举旗，夜晚就点灯，并且放火作为信号。听到声音就响应，四面围捕，不让盗贼逃脱。遇到路上抢劫，也这样救护。这种方法简易易行，严厉可恃。虽然已经刻成书籍，颁行给州县，无奈大家把它当作形式，敷衍了事。有的只在城市耳目所及之处实行，而乡村遥远就置之不理；有的只在上司巡视时实行，而随从一过就置之不理。每逢冬季，按惯例禀报，说已经编查完毕，没有一个实心任事的人。马贼怎么能因此止息呢？百姓习惯知道这是虚套，每次出示编查，没读完就已经在暗中嘲笑。况且时间久了弊端产生，也有失去本意的地方。现在重新整顿，就在已有的良法基础上，除去弊端以收取其利，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第一，尊重首事人员，以使其命令令人信服。人一定要取得一乡的信任，才能办理一乡的事；取得一村的信任，才能办理一村的事。乡绅耆老中应当有这样的人。查胡启文原书，命令选举村正、村副，取具保状认状存档，并非不说选取公正之人，优免差役徭赋。但传票任命为村正、村副，仍与在官府的人役无异。更何况到案具结，眼前被书吏差役需索，日后又受官长管束，稍有品德见识的人，谁不羞耻且畏惧而甘愿做这个呢？那些甘愿充当这个的，必定不是良善之人，而是借机鱼肉百姓，人们都怀疑且忌惮他们，还指望他们督办保甲吗？现在应当去掉村正、村副的名称，而专门委任绅士耆民。各州县先将四乡的乡保传到堂前，问明所管辖的村庄，谁是绅士，谁是耆民。人数的多少，视村的大小而定，选取其中最公正的人，当堂注明姓名，汇总写成红帖，在后面盖印。约定一定的日期和地点，仍由乡保持帖邀请。按东西南北四乡，分为四天。有司官员自备资粮，轻车简从，先到适中的地方，告知现在办理保甲，不再是虚文，如果有不遵从的，允许禀报送官。官员以礼对待绅士耆老，绅士耆老必定以诚回报官员，那么保甲的首事人员就得到合适的人了。

第二，严厉命令胥吏差役，以杜绝需索。近来办理保甲，先传唤乡保来领取门牌，索要费用若干；又命令乡保来缴纳户册，索要费用若干。这些费用胥吏从乡保那里索取，乡保从甲长那里索取，甲长从众户那里索取。虽然说是小费，但经过一手就增加一倍。按名索钱，没有一个人能免除的。事情还没开始，费用已经不可计数。有费用就说奉公，无费用就说抗差。好像办理保甲，只需要领牌缴册，事情就结束了。这就是有名无实的原因。查这些门牌，各州县都有刻存的版式，计算其费用，不过刷印纸张而已。有司官员只需拔一毛，就可以利民，又有什么乐而不为的呢？现在应当命令各州县捐出俸禄刷印门牌，接见绅士耆老之日，亲手发给。至于户册的次序，就由绅士耆老按甲编写，取其简明，去掉繁难。写完后，交给乡保呈交官府存查。总之不出一张传票，不差一个差役，这样胥吏差役就没有施展伎俩的地方了。

第三，平均公费，以劝勉和睦。保甲的额外费用虽然已经杜绝，但所需的器械衣服之类，也不是毫无费用就能完成的。只是不假手于胥吏罢了。如果按户摊派，那么田连阡陌的人是一户，地无立锥的人也是一户；家藏万贯的人是一户，囊无半钱的人也是一户。一律出费，未免有不均的感叹。贫与富不和睦，那么忧与乐就难以相同，而保甲就不稳固。现在应当命令各州县劝谕绅士耆老，秉公办理。有的兼出钱财，有的仅出力气，各按其能力而止。那些寡妇幼弱、年老只身、废疾的人，编附在甲末畸零项下，不在打更之列。这样，和睦任恤，保甲有一户即有

译一户的实际状况是，有一人就能得到一人的力量。准备兵器是为了壮大胆量和气力。俗话说，赤手空拳无法抵御蜂蝎，何况是盗贼呢？查考律法记载，民间不得藏匿军器火药等物品，违禁者治罪。又记载，盗贼只要倒地，不得擅自杀害。官吏只知道奉行法条而不知领会立法本意，民间偶尔因此受牵连获罪，这难道不是必须变通吗？因为近来盗贼充斥，骑马持枪，毫无顾忌。民间仅有木棍藤杆，怎敢冒昧上前？现在应当命令各州县允许民间预先准备鸟枪、刀钩之类武器，各自依从方便。如果有盗贼到来，格杀勿论。又因为各村远近不同，呼应不灵，除了旗帜灯火之外，命令各村预先准备几面铜锣。如果遇到大股盗贼，登高敲击，使各村听到声音而来，这样保甲制度就没有孤立无援的祸患了。

防守的兵役必须足额配备。近来路劫案件，层出不穷。这类盗贼，有逃兵逃勇肆意抢夺的，有本地藏匿占据的，多半是回民，有从口外进入的，名叫马搭，各种凶横无比。常在路旁行劫，庄村不敢救护，行人不敢救护，并非毫无义气，也是因为州县营汛并没有官人在路上，局外人没有胆量协助抓捕，认为事不关己，得过且过罢了。查考各州县营汛，以往在冬季，命令乡保在大道旁搭建窝铺，盘查奸邪之人，护送行人。每二里半设置一个铺，计算百里可得四十座铺。每铺由县里雇佣一名更夫，由军营拨一名路兵，计算百里可得八十人。如果确实有这些人在里面，盗贼怎能暗中发作？即使有大股盗贼到来，道旁也有相近的庄村，平日熟悉兵役，难道有呼唤而不救援的吗？即使不敢救援，难道有看着没有影子、跟踪没有踪迹的吗？无奈这种窝铺，向来有动用官府经费的，而吏胥难免扣留克扣；有借助民力的，而吏胥又只知道苛敛搜刮。左边写上更夫的名字，而更夫并不在铺里；右边写上路兵的名字，而路兵也不在铺里。残墙破壁之中，不过有一两个取暖乞讨的乞丐，坐卧其中，甚至有盗贼混迹其中，也未可知。等到具文申报臬司，则说某处某铺，有某兵，有某役，也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现在应当严令各州县营汛，遵照额定设置的兵役，早晚在铺里防守。一遇到盗贼众多，鸣锣为号，这样居住者和行路者，都可以合力捕捉了。

译必须增设梭巡的兵役。因为道路遥远漫长，守望或许会有顾及不到的地方，而州县的总捕役不过四人，怎么能巡视得过来？情势上必须多雇佣散役，而他们所得的工钱饭食，每班不过二三十两银子，如果按照银两和钞票各半发放，尚且不够一个人的伙食，更何况是雇佣散役呢？又怎么能要求他们缉捕盗贼呢？现在应当严令各州县在捕役的工钱饭食上，发放实银。四路的捕务，按季度考核，分别赏罚。每年从十月起，到次年三月止，再增添巡役八人，各自穿着号衣，各自佩戴腰牌，专门巡视大道。从东到西二人，从西到东也这样；从北到南二人，从南到北也这样。他们的梭巡都到达道路中间就返回，周而复始。因为两县交界的地方，彼此推诿不管，盗贼趁机抢夺，惯常在此处作案，最适宜盘查诘问和防守。又城守营的士兵，除了出征之外，没有别的事。现在应当命令营汛也拨出士兵八人，协同县役梭巡。一旦遇到大盗，并邀请村民协助擒拿。抓获盗贼者给予优厚的奖励。查营兵各有口粮，只要不准克扣就足够了。而州县所增添的巡役八人，想要利用他们作为爪牙，必须先加以供养。每月每人必须各给实银四两五钱，衣食才足够。每月花费银子三十余两，共计六个月不过花费银子二百余两。虽然州县贫瘠困苦，似乎难以垫付，但每遇到劫案，悬赏购买线索，所花费的银子不止十倍，而且难以保证破案。哪里比得上事前预防节省费用呢？既有驻守铺房的兵役，又有巡视道路的兵役，而各村又互相救护，盗贼断然不能乘其空隙了。

一、亲身稽查以彰显劝善惩恶。保甲制度虚设已经很久了，百姓大多愚昧，役吏大多狡诈，或许怀疑这次的保甲，还是像以前那样粉饰耳目。只有认真稽查，就近询问访查乡绅长老，子弟有无懈怠玩忽，兵役有无欺诈勒索，勤勉恳切，地方官不忍心欺骗上级官员，那么众人就不忍心欺骗地方官。如果说不下堂就处理政事，难道官员怕劳苦，百姓就独独不喜欢安逸吗？这样既不能震慑百姓，又把耳目寄托在役吏身上，那么又开了被挟制的端绪。现在应当命令各州县营汛的文武官员，不时亲自走上大道，稽查一切，使勤勉的人知道受到鼓励，懒惰的人畏惧惩罚，彻底洗刷以前的积习。他们外出时，文官不妨带人役，武官不妨带兵丁，并备齐一切器械，以示威严威武。盗贼闻风，有不胆破的吗？但是兵役必须由官府供给饭钱，车马必须由官府供给麸料，不接受民间一顿饭，不取民间一文钱，这样百姓都以为便利。以上各条，臣斟酌成规，剔除弊端，稍微随着时势变通，不扰民而可以长久。千虑一得的愚见，如果承蒙圣慈采纳，俯准谕旨饬令臣与署兼管顺天府府尹臣万青黎严饬道厅州县实力奉行。自从奉旨之日起，限定一个月，务必使一律严整，不允许迟延。等到办齐禀报之日，由臣等秘密委派妥员分路抽查，稽查勤惰。那些能认真经理，著有成效的，请求将该地方官及出力出资的乡绅长老等人，分别酌情奏请奖赏，用以彰显激励劝勉。倘若敢泛泛视之，仍用一纸禀报搪塞责任，或者玩忽懈怠不遵行，以致有盗劫案件发生的，随时严惩办。这样，就有治理的法度，有治理的人才，或许盗贼会收敛行迹，而京城附近地区可望肃清了。臣才识短浅，无补时艰，谨陈述愚昧之见，以备刍荛之献。是否有当，伏乞圣鉴遵行。

与倪兵备论捕盗书

姚莹

漳州、泉州素来号称盗贼众多，连年诛杀捕拿不算少了，但抢夺劫掠的风气不停止，那么捕拿得完吗？现在朝廷法令以保甲为平息盗贼的首要任务，这在西北省份实行或许有效，但是实行不好，民间已经多有抱怨。东南地区不是阻隔于江湖，就是濒临大海，闽广之间，山深林密，往往是兵役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只有凶恶亡命之徒藏匿在那里。驱赶得急迫，他们就会聚集得日益众多，其作为隐忧非常大，又不只是抢夺劫掠的祸患而已。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各郡的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来显著，藏匿凶恶奸邪之人，常常面对数千兵役，不能抓到一个罪犯。现在想要挨次登记他们的户口，着籍考察他们，又日日更替月月变化，让他们记录出入、生死、迁徙，向官府报告，恐怕愚昧顽劣的百姓，不能像这样纷纷不嫌烦琐。姚莹常认为保甲之法，应当审时度地变通而行，只要学习它的意图就可以了。姚莹从前在龙溪时，担忧盗贼众多，于是召集各社的家长，给予条约教告，以及族正、族副、家长的信记，让他们各自记录列名籍册，不假手胥吏役卒。社大的分设家长、房长，而以族正、族副统领他们；社小的，只有家长、族正而已。以族正、族副统领房长，以房长统领家长，大小事情依次禀报。子弟不肖作恶的，得以自行处置；不听从教化的，然后捆绑送交县衙。县衙中也不苛求细故，只是就地惩罚赔偿所失。凡是白天中途被劫的，查勘地界属于何社，先责罚该地的家长、族正，用钱财赔偿客人，然后捕贼。那些夜间结伙劫掠的，命令事主侦察盗贼去了哪社，也责罚该社赔偿。如果能捕到盗贼的，就免除赔偿。县中四路，各令家奴一人，率领民壮五

译人。每天前往视察。授予他们两本循环登记的簿册。供给他们饭食。到了某个社，就见到该社的家长。在簿册上登记姓名，注明月份和日期。簿册中没有其他内容，只是出具文书，不敢容留藏匿贼匪罢了。从正月直到年终，没有空闲的时候。如果刚出具文书就发生事情，那么只追究出具文书的家长的责任。从此各社都变得清明，宵小之徒不敢容留藏匿，认为这是很好的办法。几个月后，忽然屡次发生夜间抢劫。询问其中的缘故，原来是各社整顿严肃，匪类都逃到高山深林中，藏匿的人逐渐增多，饥饿没有食物，于是出来骚扰抢劫。这才醒悟到制定的法规并不完善。于是召集各社家长晓谕他们说：“你们县的各社，大的有一万人，小的有一千人，最小的也有几百人。贼人虽然多也不过几十人，少的只有十余人罢了。你们族中的丁壮是贼人的十倍，贼人虽然强悍，哪里敢趁夜深入？这一定有与贼人勾结的人。与贼人勾结的不是别人，一定是不肖的无赖以及本族中贫穷困乏的人罢了。这些人没有职业，饥寒交迫，族中富有的人不肯赡养供给，所以怨恨而与贼人勾结。这是盗匪产生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实行清理社务的方法，贼人没有容身之处，又聚集在山林中为害，抓捕他们比在社中更难，而且抓捕不完。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没有比得上由宗族守护社务更好的了。由宗族守护社务怎么做呢？先核查你们社内的公共财产以及富有人家出的公共费用有多少，再核查你们社中赤贫无业向来不肖的壮年人。召集他们回到社中，每天供给饭食和钱，让他们担任社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人，小社二十人。分为两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拿着锣但不敲响，一人敲击木梆，其余的人拿着大木棍，不允许携带刀枪鸟铳。从三更开始，绕行社外，到五更天亮时停止。看见贼人就鸣锣大声呼喊，全社的人，都起来呼喊追赶贼人，贼人一定不敢进入社中而逃跑。一个社鸣锣，那么邻近的社都响应。不鸣锣不追赶贼人的处罚他。贼人既然逃走，不可以远远追击抓捕，恐怕穷追逼迫导致拒捕伤人。这个方法一旦实行，各社贫穷困乏的人，有了自养的办法，都自己保卫他们的社，不仅不做贼人，也不再出去做外部的盗匪。这是由宗族守护社务的方法，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谁有比这更好的呢？”各社家长非常高兴，都遵守约定而行。然后盗贼屏息敛迹。由此看来，那么保甲之法，如果实行在漳州泉州，不仅民间骚扰，良民受累，而且奸人没有容身之处，恐怕逃聚在险阻之地，像莹清社的事情那样，它的祸患又有不可言说的了。立法之难，真是严重啊。

译给某总督论禁鸟枪的信

杨士达

在运河船次，得以拜见您的温颜，深感您重视士人的诚意，感激不尽。自从您移节南来，推行新政，僚属们震惊恐惧，我在远方听闻，仰慕之情难以言表。但听说查缴鸟枪，督责严急，士达私下认为这过分了。斗胆陈述我的浅见。我听说深明政体的人，能不违背法律的中正，而曲折通达法律之外的意旨，宽严张弛，随时代变化而调整。因此利益兴起而百姓不知，祸害去除而百姓不受害。所以政事有应当严厉的，也有不必严厉的。如今吏治废弛，贪婪的胥吏和刁钻的百姓，敢于玩弄法律，这正是子产用猛政、诸葛武侯治理蜀国不轻易赦免的时候，那么严厉是适宜的。至于查缴鸟枪，则没有严厉的必要。而且不仅仅是严禁鸟枪没有益处，即使是军器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年，士民感戴皇恩已深，即使偶尔有人蠢动，多半是官吏激变所致，断没有因为藏有军器，就敢于谋逆的人。那些忍心叛逆的人，本性如枭獍，天生如此，私铸鸟枪、制造火药，一定在深山幽密之地，禁止将无可禁止。而且作乱也不专门依赖鸟枪火器。试从往事论之，秦始皇销毁兵器，毁坏名城，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在咸阳，而陈涉之类的人，砍树木为兵器，举竹竿为旗帜，良将劲兵，竟然不能抵御。这难道是军器没有禁止的缘故吗？王莽时，禁止百姓携带弩和铠甲，隋炀帝禁止民间铁叉、搭钩之类，都禁止绝迹，不久海内兵起，身死国亡。元代兴国军，因登记兵器导致动乱，陈天祥暂代军事长官，下令放宽兵器禁令以顺应百姓便利，境内于是平定。这不是确凿的证据吗？近年那公彦成督理两广时，海寇黄茂高等人归顺，呈缴大小鸟枪二百四十七位，军械一千九百件。如果盗贼的军器果真能禁止，那么茂高呈缴的军器从何而来？前李公长庚做偏将时，对闽督福康安说：“长庚破家为国，船既自己制造，不依赖官府，只有火药不是私家物品，希望有所请求。”福公于是传檄沿海郡县，长庚所在之处调用军火，不限多少都给他。从迂腐拘泥的看法来说，以低微的官职擅自调用军火，私造兵器，岂不是大大违反禁令？而福文襄公任用他不怀疑，李忠毅公执行他不顾忌，最终建立平定海盗的巨大功绩。由此看来，严禁鸟枪，实在不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唉！良民所依赖以防盗的，就是鸟枪军器罢了。把良民的鸟枪军器全部缴上来，这是夺走良民护命的工具。盗贼之所以还畏惧良善，是因为良民有鸟枪军器。民间都没有，而盗贼独有，这是把柄交给盗贼。助长盗贼威势而夺走百姓自救的手段，其危害岂可胜言！前明边境多事，命令山西州县乡村筑堡防守，民间没有弓弩火器，敌人入侵，守着空墙坐视，遭受屠杀非常惨烈。总督翁万达开始命令民堡准备兵械，积聚矢石，防御于是坚固。一利一害之间，本来以前的事可以作为借鉴。然而谈论经世济民的人，还把军器视为深谋远虑。于是御史奏请禁止民间私藏火器，又奏请禁止民间私藏抬枪鸟枪，限期呈缴。立法不可说不严厉，而江淮的盐枭，凤颍的捻匪，粤闽的奸民，挟枪在白天横行的人，至今依然如故。议论的人难道没听说过卢枢的事吗？后梁时，吴国禁止百姓私蓄军器，盗贼更加繁多。御史台卢枢建言：“如今盗贼滋生增多，应当教百姓作战。而且善人畏惧法律禁令，而奸民玩弄干戈，这是想要偃武而反而招致盗贼。应当废除私蓄兵器的禁令，团练民兵，使他们习战，自卫乡里。”听从了他的建议，盗贼于是稀少。不效法卢枢的旧智，反而斤斤计较以禁止军器为得计，这是蹈袭公孙宏的浅陋，而为吾邱寿王所窃笑。有人说法令所在，谁敢不遵守？这又是不了解立法的本意，而且不明白法律之外的意旨。

律例虽然禁止私藏鸟枪，但仍允许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的人，用鸟枪驱逐猛兽。又甘肃毗邻番回处所，及滨海地方，需要鸟枪守御的，都允许报官制造。原本圣人立法的意旨，既杜绝小民作奸犯科的萌芽，又顾虑良善没有守御的工具，斟酌其通达以便民用。国家爱民可谓到了极点。嘉庆六年，陕甘总督长麟奏请遴选官员查核民间铳刀矛的实际数量，等到教匪平定可按籍核查。诏书说：“安民必在择吏，诚得良吏自可铸剑戟为农器，否则斩木揭竿岂条例所能禁止？况且山谷居民捕鸟兽备虎狼，不可无兵器。”伟大的圣言，可为万世帝王法。在长麟的奏请中，难道不自认为政要吗？而仁宗睿皇帝洞察无遗，所以知道法令虽然禁止，并非圣朝的本意。阁下即使申行禁令，也应当曲折通达法律之外的意旨，以宽缓的方式执行。宽一分则良民受一分的恩赐。如今督责严峻，查获鸟枪器械，辄加酷刑，胥吏借机作奸，苛索重贿，这是危害百姓。难道不想想宵小之徒，藏匿深山大泽，私造利戟长矛，何尝畏惧有司的禁令？只有善士良民，守分

译奉行法治。家中没有一兵一卒。忽然之间。盗贼突然到来。赤手空拳。向东向西奔逃躲窜。贼人能够肆意残害百姓。百姓没有依靠来抵御贼人。财物被抢劫。耕牛和种子被夺走。百姓将怨恨归咎于上级。相继做出不法之事。田地日益荒芜。粮食税收日益减少。这难道是小事吗。这番话。不是士达个人的私见。康熙年间，于清端公成龙曾经痛切地论述过。清端公是一代名臣。文集尚存。可以查证。士达是出身草野的卑下之士。不值一提。唯独对经世济民的学问。潜心研究十年。深深惋惜阁下当代享有崇高声望。却做出此举。或许是下属官员执行不善。并非阁下的本意。因此敢于冒犯威严。陈述自己固陋的见解。惶恐不安。惶恐不安。

译与李方赤太守书

冯桂芬

近日前去拜见。承蒙阁下因为城中盗窃案件接连发生。想要设法制止。诚恳地向我们这些平民询问意见。心意非常真诚。我不自量力，不顾自己固陋浅薄。便以禁止夜间出行的建议进献。没能说完想说的话。退下后便乘船前往娄江。船篷窗下无事可做。斗胆展开纸张来把话说完。只请阁下裁断。我们吴地的积习太深了。白天活动。夜晚休息。这是百姓的常理。我们吴地却不是这样。起床在巳时午时。晚饭在二更天。甚至到半夜。街巷里的行人。即使到了三四更天也不断绝。城门开启关闭没有定时。夜过一半。有坐轿子到达的人。就排列火炬。在几十步外。传呼某巷某家。守门卒应答如响。第二天早上到那家取报酬。闾门一晚上必定能赚一二十缗钱。所以守卫阊门的武官。尤其是有利可图的缺位。城中的栅栏不修理。整夜行人。往来无人过问。因此宵小之辈盗窃发作。肆无忌惮。报案的盗窃案件。晚上有时多达几十家。北寺一带。向来是乞丐聚集的地方。剪绺、掏包、抢帽之类的事。每天不断听闻。我认为只有严格禁止夜间出行。才能足以制止它。我不敢远引京城为例。浙江的杭州。同省的江宁。因为与将军共同治理。城门在黄昏时分关闭。百姓不认为这是苛政。现在即使不能完全照搬那种制度。以二更天为界限。怎么就不方便呢。城内外大小街巷。凡是分叉的地方。一律命令用直径三四寸的大木编成栅栏。命令本巷的更夫看守。也以二更天为界限。一律锁闭。无论大小衙门的官员、亲信、幕友、长随、吏役等人。不得擅自开启。有公事或巡查的官员。必须出示符信。才允许前行。等到天亮查明本巷没有失事。才开启栅栏。像这样。那么行窃的人。处处都是罗网。往来尚且困难。何况搬运财物。还说窃贼不会减少的。是没有的。先王的井田法。纵横开凿沟渠。用来限制战马的足蹄。居家守卫门户。按时出入。谨慎开启关闭。这是用来防盗贼的。事情无论大小。道理是一样的。至于乡镇遥远。偶尔有抢劫案件。也命令仿照这样做。盗贼必定遇到栅栏毁坏抢夺。那么已经惊动全镇。镇民聚集。没成功就驱逐他们固然容易。成功了擒拿他们也不难了。那么百姓没有不便的吗。回答说有。嫁娶。救火。接生。夜间做工。不知道选择吉日的法则。重视日子不重视时辰。不妨在白天占卜。救火不能诡辩。听说有火就开启。火熄灭后像原来一样关闭。这是偶然的事罢了。抚恤孤儿是仁政首先要做的。接生不可延缓。应命令本栅夫询问清楚住址姓名记录下来。仍然等候他们返回。没有别的情况就算了。至于夜间做工。命令在工地住宿。不得借口荒废学业。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不便的呢。况且做一件事只办好这一件事利益还小。做一件事不只办好这一件事利益就大。赌博的聚集在夜间。酗酒闹事在夜间。押头店以及禁烟的交易没有不在夜间的。那些夜间出行而比这更好的。是绅富子弟以及官员亲信幕友去逛妓院的人罢了。夜间出行的禁令严格。那么这些人收敛。未尝不是对风俗人心的一种帮助。那些深夜往来的人。不是盗贼就是奸邪。有什么嫌疑疑惑。而不急忙禁止呢。从前毛西河歌颂汤文正公的政治说。阊楼夜间鸣瑟游媚权贵富豪。都在天黑时关闭外巷。私下里对继任者有所期望了。归舟不远。容许我再见时再说不便多说。

纪治盗

张澍

贵州的地方。县邑林立。山峰刺破云层。石头坚硬难当。露宿虎穴。分散没有统纪。像仇人一样互相躲避。又加上山枯水瘠。刚柔数量不匹配。队伍向东奔驰。环绕却到不了。生计窘迫。而衣食用来抵御他人。这或许也是形势造成的。虽然有猛吏。锐意追捕。甚至不能胜过犯罪。不能胜过诛杀。为什么呢。聚集时就拉弓搭箭。投掷弹丸石块。分散时就放牛饮羊。摩唇迎猫。都是我们的百姓。又有时在郊关之外。毒草幽崖。我们到不了那里。包裹财物被抢。扔下离去。仅以身免。经历危险冲击危难。踉跄地向官府呼救。武官差役疾驰而至。踪迹景象已经消灭。所以起初是剥商。渐渐则官员被抢劫。起初是攫取货物。近来则人遭受刀兵。怎么忍心说呢。盐铁论说。水中有猵狚池鱼就劳累。国有圉齐民就消耗。怎么能听任它呢。遵义幅员辽阔。统辖十三里。每里十六甲。人口聚集。地势险阻。那里的百姓桀骜诡谲。沾染杨酋的余习。而里甲多巨猾。遇到趁虚日。就联合外来暴客。抢劫钱财货物作为常事。我代理政务的日子。吏民起初因为我的年轻而轻视我。然而积闻他在玉屏的声望。观望不敢动。然而我治理盗贼。用虚不用实。每次看见同僚有抓获盗贼的。就毁折肢体。灌以盐卤。弄瞎眼睛。私下里哀伤他们的残酷。而最终不能制止的。盗贼认为法律尽在于此。官吏也认为法律尽在于此。差役也认为法律尽在于此。并且议论他们的残忍。而不抓捕。盗贼因此更加猖獗。我却不是这样。接受事务的日子。召集里甲。讯问那些向来像鸱鸮一样凶恶的人斥退他们。选拔愿意诚实的人。严厉告诫他们杜绝饮酒赌博。谨慎守卫堡寨。那些容留匪类的人。不赦免。那些有警报而不协力擒拿的人。不赦免。那些被盗而隐瞒不报的人。不赦免。只有里甲加倍赔偿。而又在镇关津。通衢僻路。布令

译用严酷的刑罚使他们恐惧。于是便不采用常规的缉捕手段，而是采用〇〇圣（密探）的方法。这并不是说完全不使用缉捕，而是因为常规缉捕容易疏漏，而〇〇圣的方法则严密无隙。常规缉捕时，真正的盗贼或许会逃跑藏匿，而让局外的差役来顶替罪名；大盗或许会远走高飞，而让小偷小摸的差役来充数。而〇〇圣的方法，则能清楚知晓赃物藏在何处，盗贼聚集在哪里，抢劫发生在何地，同伙是谁，何时起事，经过抵达何处，这些情况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的心中眼中。又担心〇〇圣的差役欺骗我，于是再挑选诚实且精通此道的差役来监督他们。耳目既然广泛，却又不显露声色。那些宵小之徒，以为我管理松懈，于是渐渐露出踪迹，而〇〇圣的人随即赶到，迅速发动差役缉捕，没有不抓获的。对于聚集多人作案的，亲自率领差役缉捕，没有不抓获的。正值盗贼趁虚而入的时机，便微服前往查察，埋伏壮健的差役在侧，附近有公开抢劫的立即擒获，没有不抓获的。差役中有不服从命令以及受贿放走盗贼的，严厉惩罚，责令加倍赔偿损失；服从命令的则重重赏赐。那些为首的盗贼吴赖头、赛曹操、把地王等人，依次被擒获。那些无良之徒，各自惊恐慌乱，怀疑我每日都在布设天罗地网，于是大为沮丧溃散，逃窜到桐梓、正安、绥阳等地。后来遇到桐梓县令卫天民，他问道：“您这是把邻县当作泄洪的沟壑吗？”我说：“您甘心做逃犯的藏身之所吗？”卫天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