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八　兵政四饷需

译（他）以此率先乡里。澍的儿子向巡抚控告。查抄他的田产文书凭证，送到布政使司。官员士人大哗。于是（澍）得以免罪。此后湖南布政使李榕，主张征收米捐应当先从大户开始。这时曾国荃号称拥有百顷田地，按法律应当算作上户。李榕不敢过问。而京城流传谣言，最终导致李榕败落。所以凡是捐输，只是虐待良善，肥了不肖之人。实行得越久，越不奏效。于是统计天下每年所得，不超过二十万两银子。朝廷毅然知道它危害政事，于是便废止了。然而自从咸丰元年以来，时盛时衰交错，所缴纳的银子也以千万计算。通过捐输得官的人，还少于军功保荐的十分之三。而他们的才能智慧和处理政务的能力，有时甚至超过正途出身的县令太守。所以说捐输危害政事是对的，但有人认为它混淆吏治，也未必一定如此。刑部侍郎雷以諴在扬州治军，采用钱江的计谋，奏请征收商税。关税正常时，本钱一千取三十；在店铺中征收，则收入一千取十，称为厘金，意思是取一厘的钱。厘金虽然始于扬州，但没有什么所得。曾国藩攻克武昌，拿下九江，于是命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在汉口实行。奸民向总督控告，总督下令指名逮捕胡大任等人。胡大任是礼部主事，所以曾国藩也发公文给杨霈争辩。杨霈不得已，把过错推给布政使司。不久武昌、汉口再次陷落，而湖南的厘金局兴起了。郭嵩焘尤其喜欢谈论厘金，开始主张任用士人，派他的弟弟协助总局，而府县的厘金局，都由举人、贡生、生员、童生担任，商民觉得便利。院司虽然有时委派官员，但都只是挂名而已。后来官员稍微资助以供给饮食，再后来陆增祥总管省局，开始委派有权力的官员，那些举人、贡生、生员、童生，也都通过保荐得官。衣冠簿书彬彬有礼，有上下等级威严，而厘税更加减少。布政使吴元炳、涂宗瀛彻底革除虚浮费用，灯油茶叶，各自命令自行办理，每年也节省一千多两银子。然而湖南厘税，初年每年一百四十万，到曾祥、吴元炳时，每年裁减四十万。江西货物丰富地域广阔，起初依靠它来供给军队，但多次处于兵家冲要，不能远远超过湖南。军需物资之所以充足，开始于湖北，开辟于上海，都取自厘税，这就是所谓的军市之租吧。

译湖北的厘金税收，以川盐最为主要。起初在太平时期，淮盐的正额税款不超过三十万两，尚且天天抱怨盐引滞销，拖欠的税款逐年累积。后来寇贼占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便成船队并行南下。于是便在沙市设立税局，试行征收其税，凭借盈余来充作官府用度，每年增加的银两多达百余万两。当时湖南也食用广东的私盐，湖南的巡抚和布政使想要依照湖北的先例将其纳入征税范围，但未能成功。然而每年也征收银两三四十万两。咸丰七年，骆秉章采纳左宗棠的建议，首先减免湘潭漕粮的浮收折价，确定军需公费。先前私下征收十五两的，一律改为公家征收一两。布政使以下官员大为喧哗。当时湖南因战乱受阻，事务专由巡抚决断，骆秉章决意推行，于是全面改革漕运章程，每年增加银两二十余万两，百姓得以减免赋税数百万两。武昌收复后，胡林翼又效仿推行。等到曾国藩在江西，也效仿推行。湖北、江西的赋税是湖南的数倍，所以增加的银两也更多。然而百姓并未得到很大的实惠。后来骆秉章总督四川，设立夫马局，津贴捐输，反而变得更加弊政丛生。这不仅仅是因为务本困难，追逐末利，还需要等待人来振兴。但由此更可知军队兴起时并不缺乏钱财，而将士们更加富足快乐，争相请求从军。每次击破寇贼，所掠夺获得的金币珍奇货物，不可胜数。收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的废旧锡器，多达二十万斤，其他物品更是以万万计。能战的军队没有等待军饷的。湘军刚兴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应当设宴，商议用银二万两，还感叹为巨额费用。那时江南粮台的委员，从苏州到江宁，公馆有八处，帷帐姬妾，不迁移就具备。仅仅因为坐守而溃败。而湘军兴起于贫苦，同受饥饿，转战五千里，军饷都由厘金供给。虽然频繁上奏征调四川、广东的军饷，但都被那里的督抚所阻挠，所期望的十成中偿还不到一二成。只有刘蓉、蒋益澧原本在四川、广西任监司，得到总督的协济。等到后来刘蓉在陕西，四川的军饷不再应允；蒋益澧进入浙江频繁获胜，饷源才逐渐充足。等到平定捻军时，京城官员到湘淮军中，各自以私情馈赠，动辄凑集万金。孔子说：“国家不患贫寡。”这话多么富有哲理啊！观察统帅能否胜任，从筹饷就能知道了。五口通商，中国每年收入银七百万两，加上货物厘金和盐税，又达千万两。而军籍、官用度支节省以及藩库扣停的也有千万两。所以国家富裕没有比得上今天的。谋划者不综合大体，顺从胥吏的虚词，就说财政支绌，用度浩大，利孔不一，漏卮未塞，无事而屯军，舍本逐末，船只无益的费用，耗尽收入，这不是懂得筹划。湘军在军饷艰难时，后来人人富足，拥有十万以上资财的几乎有百人之多。当领取未发的军饷时，就公输县官，计算银两动辄数十万。念及从前过于计较拙劣的谋划，所以略述其大概作为筹饷篇。而其所取发的奏咨文书，都不论载。当厘金兴起时，虽然关卡盘查搜索，固然不敢询问达官朝使的船只。然而各位贵宦的家人、姻亲、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假公济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由，交章请求罢征。曾国藩初授两江总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加湖南厘税十分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已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打主事者，辄以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乃报巡抚。沈葆桢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廷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然论者不已，于后左宗棠治西师，有意加税仿东饷，巡抚置不应，其事亦罢。然各省厘税赡军，坐甲不用，税亦日绌，而相承莫罢，与初榷时意异矣。

叙疆臣建树之基

薛福成

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凡有大寇患，兴大兵役，必特派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着，呼应素灵，吏部助之用人，户部为拨巨饷，萃天下全力以经营之，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故督抚皆奉命维谨，罔敢违异。道光季年，海疆事起，经略大臣才望稍不如前，权力亦稍减焉，已与各行省大吏有互为胜负之势。咸丰之

译总督、巡抚兼任军事。而能取得成功的，以督抚居多。曾国藩以侍郎身份剿匪，不能充分施展抱负。等到担任两江总督，大功才告成。因为他掌握了土地和人民的权力，不依赖他人。所以督抚建功立业的基础，在于获得一个行省供其调遣。而其绩效的大小，尤其要看所凭借的地域作为标准。

大体上，在多事之秋，没有比筹饷更紧迫的了。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地丁有正额、耗羡、租粮三项。而租粮之中，有旗租、地租、屯租等名目。各行省的情况不同。漕政有漕粮、漕折、漕项三项。漕项，是按粮食额度征收银两，以备运粮经费。漕折，是由征收粮食的原额改为折色（折银）征收。盐政有课、羡、厘三项。关税有洋税、常税两项。厘金有百货、洋药两项。在洋药厘税未合并征收以前，所收的厘金，大概只抵货物厘金的十分之一。

在承平时期，筹饷的权力固然在户部。边疆事务糜烂时，除了关税以外，户部调拨饷银的命令不常到来。即使到来，也坚决不应允。因为事态紧急，安危系于此时，这时想要等待户部救济饷银，势所不能。而边疆大臣在艰难中竭力经营，那么部臣也不能用承平时的法规来牵制他们。所以边疆大臣中负有才略的人，反而得以从容施展抱负，成就平定危难、救济变故的功业。

江苏一省，地丁、漕政、盐税、厘金五项都盈余。年收入白银一千万两以上。曾国藩用它来削平大难，扭转乾坤。现在李鸿章也用它来招募训练淮军，四处出征剿匪。曾国藩所用，多在江、扬、淮、徐、通、海地区，以盐务最为丰饶，而用地丁、厘金辅助。李鸿章所用，多在苏、松、常、镇、太地区，以洋税、厘金最为肥沃，而用地丁、漕政辅助。

浙江一省，也五项兼备。年收入可得江苏的一半。左宗棠用它来驱除歼灭悍匪，肃清西部边疆。大概左宗棠后来虽然离开浙江，但西征所依赖的，只有浙江的饷银最为丰厚。

湖北一省，平时本来仰赖其他省份协饷。自从胡林翼改革漕运章程，疏通四川盐务，整顿榷务。这时汉口洋关虽然尚未设立，但地丁、漕政、盐税、厘金四项，年收入已达四百余万两。胡林翼用它来供养六万军队，分援邻省，规划江淮，有匡扶全局的功勋。

江西一省，以地丁、漕折、厘金为大宗，而浔关的税收稍作辅助。年收入与湖北相上下。曾国藩起初用它来支撑危局，进军江南。沈葆桢接着用它来征调军队将领，攻克歼灭残敌。只是地域不是天下的中心，所以大势稍不如湖北。

四川一省，地广物丰，赋额向来较轻。现在在地丁之外加津贴，在津贴之外加捐输。虽然达到旧额的三倍，尚仅得江南田赋的一半。再用盐课、税、厘三项辅助，年收入不亚于湖北、江西。骆秉章用它来铲除剧寇，兼顾云南、贵州、陕西、甘肃诸省。丁宝桢接着用它来协济邻省饷银，筹划安定边疆。大概自从丁宝桢改革盐法，年收入又增加百余万两。

译湖南一省，将地丁、漕折、厘金三项合并，每年收入大约二百五六十万两银子。骆文忠公（骆秉章）利用这些资金，用来训练军队、选拔将领，从而收复了邻近的疆土。过去湖南本依赖外省协饷，被列为中等省份，然而它的声威业绩远播，甚至超过了上等省份，这都是人们习惯于作战、贤才奋发兴起的效果。福建一省，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项，大约超过三百四十万两银子，加上闽海关洋税三百余万两银子，每年的收入还在浙江之上。但是关税由户部提拨，不是地方大吏所能主持的。加上福建地处沿海，养兵较多，终年征收的税款，用来供给地方留支的费用以及水陆经制兵的军饷，还觉得捉襟见肘、忙不过来。所以凭着左文襄公（左宗棠）的雄才大略，也没听说有大肆挥霍的。只有船政经费，指定由关税拨付，是从文襄公开始的，这也是富国强兵的重要谋划。广东一省，综合地丁、盐课、税、厘四项，每年的收入几乎与浙江相当。近来又有沙田、烟膏、闱姓等捐税章程，都成了巨额款项，那么筹措军饷的途径就更宽了。过去地方大吏没有卓越的才识，往往沿袭旧例，或者想要有所作为但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未能确立宏大的规模。近来南皮尚书张公（张之洞）颇为利用这些资源，用来整顿海防，但没有完成他的事业。然而这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地方。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省，它们的财力都足以自给自足。如果有非常之举，就必须依赖其他省份的转运接济。直隶的地丁、旗租、盐课、税、厘，每年的收入约在三百五六十万两银子以外，因为地处京畿，支出稍多。陕西、安徽、广西每年的收入大约从一百六七十万两到一百二三十万两不等。广西向来没有承担拨解京饷的任务，十五六年前，藩库还积存了数十万两银子，现在则稍微枯竭了。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财赋以地丁为大宗，其他各项稍作辅助，每年的收入各超过三百万两银子。山西用全力供给京饷，事情也稍显艰难。山东自从巡抚崇恩废弛吏治以来，州县都侵吞亏空钱粮，每年的收入几乎不足百万两。现在相国朝邑阎公（阎敬铭）任巡抚时，才开始大力整顿，丁文诚公（丁宝桢）又继任，逐渐恢复了旧额。文诚公于是利用这些资金，用来剿灭捻寇、堵塞决口的黄河，声威显赫。河南很久没有整顿，然而历任巡抚，也凭借余力训练出了张曜、宋庆两支部队，驰援剿灭捻军、回民等寇贼有功。又如甘肃、云南、贵州三省，向来依赖其他省份的协助。云南每年的收入六十余万两银子，甘肃每年的收入三十余万两银子，贵州每年的收入二十余万两银子，都绝对不能自立。左文襄公每年征收东南的军饷八百余万两银子，才能完成西征的功绩。岑襄勤公（岑毓英）平定云南回寇，颇能就地借助民力，也同时仰赖其他省份的协饷。如果一定要全部使用本省的经制款项，那就不足了。天下的事情，靠才力来运作，靠财力来成就。如果财力不充裕，那么才力虽然宏大，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大致排列了各行省每年的收入大数，以便知道用财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使后来有志之士，有所借鉴。又听说现在台湾新设行省，既分得了闽海关洋税的三分之一，又得到地丁、盐课、厘金来增加收入，每年的收入可超过二百万两银子。刘中丞（刘铭传）曾经利用这些资金，用来抵抗强敌。近来又购买战舰、修筑炮台、建造铁路，开创风气，为天下之先。将来必定与福建、广东并立，成为东南海疆的屏障。如果管理得当，不仅是形势上的优势，就是物力的丰饶，也足以自我奋发。难道一定要因为土地狭小而怀疑它吗？

奏请饬催四川、山西、陕西协饷片

胡林翼

再，武汉是东南的枢纽，八省的咽喉，而江西、安徽、河南尤为切近，自古就是用兵之地，贼寇极力争夺。湖北自从军兴以来，武昌三次陷落，汉阳四次陷落，这是大致的情况。这次大股安徽贼寇，分路内犯，用意极其狡猾。筹措军饷则苦于兵多，调兵则又苦于兵少。下游的饷项，积欠五个多月，计百余万两。偶尔有接济，仅够几天的粮食，岌岌可危，难以支撑，局势难以终日维持。安庆、桐城、六安的贼寇，漫山遍野，而北岸的前敌令人担忧。瑞州、临江、吉安的贼寇，负隅死守，而武昌的后路仍然空虚。加上罗田、蕲水、蕲州、黄梅、广济、麻城，条条道路可通，防不胜防。两岸大军，都驻扎在江西、安徽境内，注意东征，并非为湖北设立防兵。贼寇从闲道内犯，实想动摇东征的军队，使我军饷道梗塞，回顾武汉，才得以逞其奸谋。万一军饷枯竭、士兵哗变，江、皖、豫三省的贼寇，乘虚而入，大局不堪设想。就现在的情形而论，厚集兵力，或许可以力遏凶锋。所患的是欠饷日久，军心涣散。水师、马队，应当思竭力保全；防兵、守兵，更应及时招募。湖北居于天下之中，兵弱则四面受敌，兵强则四路均可策应。深思熟虑，湖北的安危关系东南数省。无奈兵燹之余，加上饥馑，民气凋残，不敢操之过切。加上贼踪紧逼，商民裹足不前，盐、厘各项，催收不易。恳请皇上天恩，俯念湖北军饷实在不足，安徽贼寇现在又大举到来，都兴阿的马队、杨载福的水师、李续宾的步军，实是东南不可缺少的劲旅，请

译命令四川、山西、陕西的总督和巡抚大臣，每月从各省筹措拨发银两五万两。务必按数额、按期限委派官员解送到湖北，以救济饥饿的军队，以保全大局。我对此深感迫切，殷切期盼。

译请求拨给浙江引盐以抵充军饷的奏疏

曾国藩

臣等所统领的一支军队，水陆兵力共计一万多人。由于上游的运输通道已经被切断，军饷严重缺乏，这种情况早已在圣明的您的洞察之中。二月间，臣曾奏请福建、浙江两省协助救济臣军。后来听说浙江省因为徽州地区处于戒严状态，难以接济急需；福建省也是一个长期疲敝的地区，难以筹措协饷款项。只有奏请动用江西四年的漕粮折色银两，稍微缓解燃眉之急。但这毕竟时日漫长，数额较大，漕折这一项也难以长久供给。既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又有坐困待毙的危险。想要捐输则没有可再捐之处，想要拨给则没有可指拨之款。深夜思考，内心深感焦虑。

查考国家每年的收入款项，盐税是其中的一大项。自从贼军占据金陵，长江被阻塞，淮南的盐务，一片盐引都无法通行。盐场的产量堆积如山，而江西、湖南却无盐可卖，百姓担忧吃不到咸食。淮南的盐，被奸民偷运到贼营，粤匪以低价在各口岸出售，大获其利。江西南路食用广东的私盐，北路食用贼军的私盐；湖广南路食用广东的私盐，西路食用四川的私盐，东北也食用贼军的私盐。凭借国家富有的物产，不能设法营销，自己食用并从中获利，反而资助贼军获利，实在可惜。

查考近年各路军情，有的用钞票抵充军饷，有的用米抵充军饷，有的用大钱抵充军饷，无非是通融办理，以弥补银两的不足。臣等这支军队，恳请恩准命令户部拨给浙江盐三万引，用来抵充军饷银两。由臣招徕绅士富商，自备盐场价款，自备运输费用，自行运到江西、湖北两省销售。用浙江省的盐斤，在淮南的引地销售。浙江省的正税杂税钱粮，恳请恩准豁免；淮南纲的正税杂税钱粮，则虚报缴纳而虚报解送。对于户部来说，不认为所拨给的是盐，仍然命令臣军向盐务衙门虚报缴纳盐课，抽取一张凭证批文，就与拨给银两没有区别了。对于臣军来说，不认为所领取的是盐，仍然命令盐务衙门向臣的粮台虚报解送军饷，抽取一张凭证批文，就与领取银两没有区别了。

查考上年江西缺盐，经过巡抚大臣张芾、陈启迈先后奏请借行浙江盐四万引，这说明浙江盐可以在淮南引地销售，已有明确证据。今年二月，浙江巡抚大臣咨文告知江西巡抚，浙江各盐场，仓库中储存的盐斤尚多，商人顾源兴等人，情愿认办浙江盐三万引，运往江西销售等语。这说明浙江盐场存盐丰富，又有明确证据。

可否恳请天恩，命令户部准拨浙江盐三万引，听任臣设法自行运输、自行销售于淮南引口岸，以救济军饷的不足。不胜期盼幸运。如果运输销售顺畅，对军需有益，就可以免除邻省协济的困难，可以减少民间捐输的痛苦。臣应当继续奏请，增加盐引销售。如果营销不畅，流弊增多，臣也必定奏明停止。臣是为了请求拨给军饷银两，不是为了变通盐法。倘若稍微损害盐务，对军饷没有益处，臣权衡轻重，断不敢有片刻的袒护，丝毫的迁就。

除了将运盐的具体条目详细咨文给户部外，所有请求拨给浙江盐引以盐抵充军饷的原因，恭敬地折子奏报。恳请皇上圣鉴，命令户部迅速议覆施行。

拟设江西粮台及牙厘总局的附片 咸丰十年

曾国藩

再，臣蒙恩署理两江总督，与平时的情势不同。江南旧治地区，既被贼军长期占据，皖南、皖北，都属于残破的地区。眼下苏州、常州新近失守，贼氛弥漫，几乎无下手之处。自然应当以两湖作为筹兵的来源，以江西作为筹饷的来源。查臣自咸丰三年至今，都是自行设立粮台，自行办理报销，因为本无地方行政的责任。现在拟札委江西布政使总办粮台，仍然添委道员、府员数名协助办理。那自咸丰三年至十年五月，由臣分作三案造册报销；自臣接任总督印务以后，即由江西布政使衙门报销，以专责成而避免牵混。

至于江西每年的收入款项，除了钱粮漕粮外，专门依靠牙税、厘金、税金。臣现在咨商巡抚大臣毓科，仿照湖南章程，牙厘另设一局，遴选委派道员、府员大员专门管理，不归于布政使收款。又仿照湖北章程，总督、巡抚分办牙厘、钱漕，各自踊跃办理，仍然互相通融，互相稽查考核，以期不误军饷需要。此后江西全省的钱粮漕粮，应归巡抚经收，以发放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的军饷；全省的牙厘，归臣设立局处经收，以发放出境征兵的军饷。像这样头绪分明，官吏各有职守，银钱出入，点滴归源，杜绝影射浮冒等各种弊端。

除了酌情派任会办粮台及专司厘局的各员，等与巡抚商定后开单会奏外，所有现设江西粮台及牙厘总局的各种原因，理应附片陈明。恳请皇上圣鉴。

江西税厘仍归本省经收的奏疏 同治三年

江西巡抚 沈葆桢

奏为江西军务正紧急，民力已枯竭，恳请天恩酌定协济安徽的银两数额，将茶税、牙厘等款项，仍归本省经收，以稳固军心而保全百姓性命的事。

查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经总督大臣曾国藩附片奏报，蒙恩署理两江总督，与平时情势不同。皖南、皖北都属于残破的地区，苏州、常州贼氛弥漫，几乎无下手之处。请求将江

译江西全省的牙厘税，归臣设立局所经手征收，用以发放军饷等项，奉旨允准，已有案可查。臣私下认为，督臣此举，原本是因为当时的事势与平时不同，不得不灵活变通办理。然而衡量今日的事势，却又与咸丰十年不同。臣忝居封疆大吏之职，怎能不再度筹划变通，以期尽得便利？谨为我皇上详尽陈述。

查咸丰十年，江西全省已经肃清，而苏、皖两地遍地都是贼寇，督臣征收军饷，自然不能不专门责成江西。如今则皖北全境已经平定，皖南仅有广德尚未收复；江苏的苏、松、镇、太地区贼氛已全部消散，金陵、常州的攻克指日可待；上海殷实富庶，冠绝东南。而江西却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又横遭战火摧残。苏、浙的败逆贼军，在死地中求生，今春以来，入境的贼兵将近十万。忠王、侍王、堵王、辅王等各支巨寇，都想着接踵而至。福建、越地没有粮食可供抢掠，他们即便窥伺湖南、广东，也必定要借道广信、饶州。若获胜则盘踞城池，若战败也窜越山谷。此前贼军还有老巢可以眷恋，稍受挫折就返回东边。如今则是破釜沉舟，即使死绝也绝不回头。这是贼势的不同之处。

咸丰十年，督臣未曾离开江西境内，征调的军队可以兼作防兵使用。本省勇丁数量寥寥，从钱粮漕赋中取用，虽然拖欠很多，尚能勉强应付。如今则督臣远离江西，而督臣所部的猛将精兵，又远离督臣。突然听到警报，即便想卷起铠甲快速奔赴，也是鞭长莫及。况且前线一旦撤动，正中贼军牵制之计，全局都会翻覆。咸丰十一年，李秀成长驱直入，几乎蹂躏全省，前车之鉴，能不令人寒心？因此，护理抚臣李桓招募继果营二千人，臣到任后，招募韩字营五千余人，增募继果营一千余人，移调精捷营、精毅营一万多人，各府招募守城勇丁五百人，仍然觉得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然而勇丁的数量已是过去的数倍了。

苏、浙肃清，逆贼铤而走险，固然没有一时全部歼灭的道理，但也绝不能让他们完全没有可窜逃之路。所期望的是要地都有重兵，步步截杀，使他们无法抢掠胁迫，无法占据城池，天天剿杀，天天减少，直至消灭。否则死灰复燃，大局将不堪设想。今春又命令尚未到任的赣南道王文瑞招募湘勇四千，各府州县报告招募守城勇丁的，有的千余人，有的数百人，络绎不绝。将严格追究失守的罪责，就不能不给予可以守城的资财。这是兵数的不同之处。

咸丰十年以前，江西连年丰收，苏、浙道路梗阻，长江没有通商的提议，富商大贾都走江西这条路，所以团练不担心没有资金，劝捐也容易办成。如今则水旱灾害屡有报告，农民少有积蓄，长江通商，海道畅通，大商人都趋向上海、汉口。团务、捐务，动辄受阻。民穷财尽，丁银、漕粮两项，征收解送都不顺利，而京饷出自其中，协饷出自其中，兵饷、勇饷也都出自其中。自闻警报以来，各郡县招募勇丁的，都请求留用正项钱粮，如果吝惜不给，则城邑无法保全，哪里还有丁银、漕粮？如果允许，则库藏空虚，从哪里补充？这是民力的不同之处。

既然事势不同到如此地步，如果袖手旁观，不思变通，江西全省将糜烂不堪，福建、广东、两湖也将受到波及。纵然苏、浙肃清，东南大局还能问吗？圣主心怀天下疾苦，出兵命将，备极焦劳。苏、皖的百姓，都已从水火中救出而登上安适之席。臣虽然奉职无状，怎敢坐视江西已经登上安适之席的百姓，再次沦入水火之中呢？假如能用江西的军饷，全力供应督臣的军队；用督臣的军队，全力顾及江西的地盘，岂不是很好？但形势各有不能，力量各有不及。

译江西是督臣兼辖的省份，臣怎敢稍有划分界限之心。然而像湖南、广西等省，也都是总督兼辖的省份，那些不能协济的姑且不论，能协济的也每月只有数万两银子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各有应当守卫的地方，不敢自己荒废职守。即便是牙厘、茶税等事务，也归本省自行办理。为什么呢？因为各有应当尽到的职责，不敢自己旷废。如果说将领不得其人，兵勇也就如同虚设；理财不得其道，厘税反而祸害百姓，这就是抚臣失职，督臣应当弹劾并罢免他，不应当远远地替他谋划，让他安坐白吃饭。如今各营将士枕戈待旦杀贼，悬锅待炊，柴贵如桂米贵如珠，深深担忧军队哗变溃散。可否恳请天恩，俯念江西无法自存的苦衷，体察臣万不得已的私心，准许将牙厘、茶税等款项，仍然归江西本省经收支用。至于督臣征收军饷，酌情考虑江西力所能及的范围，钦派每月协济数万两银子，使得征收和防务两方面都没有延误。如果臣的建议窒碍难行，应当请旨一方面敕令部臣通盘筹划，准许臣暂时从江西牙厘、茶税项下，提取一半，以救济急需而支撑危局。臣恭敬地奉到诫谕，勉励以和睦同心，不敢再蹈以前的过错，自招罪责。然而事势到了这一步，如果还引避嫌怨，任其倾覆危险，那么对上辜负朝廷，对下辜负百姓，获咎更加严重。理应由驿传六百里急奏，恭敬地详细陈述，伏乞圣鉴。

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疏

曾国藩

奏为江西牙厘，仍应归臣处经收，以完成即将告成的金陵战功，恭敬地折奏祈求圣鉴事。私下臣接到江西抚臣沈葆桢的咨文，说江西军务正紧急，请求将茶税、牙厘归本省经收，于二月二十六日具奏，抄录折子咨会到臣。私下查核臣军奏请拨给江西的军饷，前后大约有三项。臣初任江督，奉旨兼办皖南军务，那时江南六府糜烂，皖南仅存祁门一县，一片贼寇气氛，无从下手。臣于是奏请办理江西厘金，以充东征各军的军饷；奏请拨给江西漕折五万两，以充徽、宁两防的军饷。等到二年四月，因为各军逃亡过多，又奏请九江洋税三万两，以清偿积欠。先后奉旨允准。沈葆桢到任后，于元年九月，奏明将漕折截留，不解送臣营；二年六月，奏留洋税，专充江忠义、席宝田的军饷，并没有解送过臣营一次。这两项，臣都没有具疏覆奏，极力争辩。这次截留牙厘，不能不详细陈述而力争，实在是因为微臣统辖军队太多，每月需要定额军饷五十多万两。此前江西厘金稍好，合各处收入，大约可发放六成军饷。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辖各军的军饷，都发到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拿民生困苦来说，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井之人互相吃人肉，或者数十里野外没有耕种，村落没有炊烟，江西还不至于这样。请皇上钦派大员察看东南数省，究竟江西的军民较苦呢，还是皖南、金陵的军民较苦呢？假使沈葆桢奉命巡视皖、吴一次，究竟在江西行军较难呢，还是在皖南、金陵行军较难呢？知道必有不用分辨就自明的事理。臣对于三省，都是辖境，不敢厚待皖、吴而薄待江西。无论何人处在臣的地位，势不得不如此。如今苏、浙的省会已经攻克，金陵的长围已经合拢，议论的人辄说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以臣看来，洪酋与忠逆坚悍异常，屡次挖掘地道，都没有得手，本没有粮尽的确切消息，又城中新种麦禾，青黄满目。臣的愚计，谆谆嘱咐曾国荃、鲍超等，总须极力扼守窜路，不使逆酋挟大股冲出，贻患他方。至于克复的迟速，尚难预计。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那时围师比今日多两万人，饷项存营的还有数十万，仅仅因为迟延未发，尚且被军士借口，全局决裂。何况今日饷需奇缺，朝不谋夕，怎能不争江西的厘金，以安慰军士之心。这是臣的隐衷，外人诧为过虑，只希望皇上鉴亮。前代的制度，一州岁入的款项，设置转运使主管，疆吏不得专擅。我朝的制度，一省岁入的款项，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也不得专擅。自从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项，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的权力日轻，疆臣的权力日重。然而疆臣既然得以专管利权，那么督与抚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轻重主客之分。臣曾经仔细推绎会典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因为它与吏事相附丽；厘金应归臣处主政，因为它与兵事相附丽。厘金的兴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諴在扬州倡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国家经制之款。臣忝任两江总督，又掌握兵符，凡是江西土地所出的

译关于财用，臣等皆能奏明提取使用。即便将丁税、漕粮、洋税这三项，逐一提取以资接济，也不算过分。何况厘金奏定之款项，更是分内应当筹措的军饷，不能将其视为协饷，更不得称之为替外省代为谋划。

译如果江西将臣视为代他们谋划的人，那么哪里是臣应当筹措军饷的地方？说是安徽应当筹措吗？那么乔松年也能拿本省与外省不同的说法来抗拒。说是江南苏松各属应当筹措吗？那么李鸿章的兵力之多，仅次于臣处，战事之频繁，比上游更甚，除了议定每月解送四万两外，势难再行提取使用。说是江北淮扬各属应当筹措吗？那么里下河丛杂的灾区，臣与吴棠、富明阿、冯子材四人争相搜刮竞取，哪里还能供给？况且界限分明的说法太明显，那么镇江、扬州两地的防务断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管地方行政的统帅，必然会有受阻难行的日子。臣私下认为不可。

臣最感到抱歉的是，广东七成的厘金，湖南东征局的厘金，都不是臣分内应当得到的军饷。用兵时间太久，向邻省求援救饥，内心耿耿于怀，如同背负着沉重的罪疚。然而毛鸿宾、恽世临不立即上奏请求停止，是知道臣处入不敷出非常巨大。一旦军务稍定，臣就应当上奏说明先归还广东七成的厘金，其次停止湖南东征的军饷，断不肯长期借用而不归还，陷入专谋私利的陋习而不自知。这心思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

况且臣又听说，同僚交际的道理，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名分，二是情义。巡抚应当归总督节制，见于《会典》，载于任命敕书。臣又曾奉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因为才力不及，再三恳辞。特旨的节制，是一时的特殊恩典，臣可以推辞；《会典》敕书的节制，是数百年的成法，臣不能推辞，沈葆桢也不能违背。这是名分。军事危急之际，同僚患难相扶，有无相济，这是情义。沈葆桢对于臣处的军饷，论名分论情义，都应当同心协力仔细商议。元年八九月间，臣军瘟疫大作，死亡无数，而忠王洪秀全大举援救金陵，危险万状。沈葆桢却在这个时候截留漕折银四万两，既不写信商议，也不发公文商议，实在是不近人情。二年浔关洋税一案，臣上奏拨用三万两，奉旨允准。沈葆桢随即上奏留作专门供给江席两军军饷，钦奉寄谕说皖营军饷短缺，命令抚臣妥善筹划兼顾，如数分拨。等到关道蔡锦青分拨一万五千两，解到臣营，沈葆桢竟大怒，严厉札文申斥蔡锦青，并发公文质问臣处，只有严厉的词句，绝无委婉商议的话语。此次截留厘金，也未曾写信商议或发公文商议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得罪他，而不肯与他商议一次。以为事势紧急，无暇远道商议吗？那么前年的漕折，去年的洋税，今年的厘金，这三件事中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先商议后上奏的吗？实在不可理解。

人常常苦于不自知，或许臣善于指责沈葆桢，而拙于自责。臣按例可以节制江西，或许因此产生挟持权力的过错。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或许因此产生施恩图报的过错。细微之处不慎，动辄造成仇隙。然而臣阅历世事已深，一向以挟持权力、施恩图报为可羞，颇能虚心检点。就像漕折一案，臣曾写信商议一次，发公文商议一次。洋税一案，臣接到抚臣严厉质问的公文，曾经秘密写信委婉回复。现在特别抄录呈上御览，以表明臣不敢有挟持权力、施恩图报的意思。除了这两案外，臣的公牍私函，在江西的极多。其中如果有挟持权力、施恩图报措词失当的，请旨命令沈葆桢多抄几件进呈。倘若蒙皇上摘出指示，如果有明显的过错，臣固然甘愿受谴罚；即使有隐藏的恶念，臣也一定痛加自我惩戒。如果臣反省自身，则自觉对沈葆桢无愧，即使在大庭广众下讯问，在鬼神面前质问，也无惭愧。而沈葆桢专尚虚礼，不顾情理，实在有令人难堪的地方，臣也不再能隐忍不说了。

臣处自从听说截去江西厘金的消息，各军人心惶惶，互相转告，大局实在担心决裂。可否恳请天恩，命令江西厘金仍全部归臣处经收，以完成即将成功的大业。等到金陵克复之日，立即请旨分成匀济。一面派拨重兵，回援江西，兼顾湖南。在金陵未克以前，除了彭玉麟、刘于浔、孙昌国三军需饷五万多两，沿旧例仍由江西厘金供给外，江席两军万人，臣也必在厘金项下竭力分拨。只是不可突然改变局面，动摇军心，导致功亏一篑的变故。所有江西牙厘应归臣营的原因，恭折由驿马快奏。伏乞圣鉴。

请派员督办粤厘疏 同治元年 曾国藩

奏为遵旨议覆，并请钦派大员督办广东厘金，接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军饷，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认为东南寇乱之气，蔓延日久。皖南池州、宁国二府，十室九空，人争相食。皖北庐州、凤阳等处，白骨蔽野，田地荒芜。苏浙两省，被蹂躏的情况也相类似。百姓遭受的苦难深重了，圣主的忧劳极点了。作为封疆将帅的人，谁不想扫荡逃寇，解除倒悬之苦？何况臣承担这艰巨的任务，委任尤重，岂敢稍有推诿，更分畛域？无奈贼军占地太广，股数太多，臣的兵饷两缺，才智太短，受

译奉命两年，至今没有一兵到达苏州境内。谋划攻取安徽一年多，始终没有一旅进攻宁国。分内之事，不能自我效力，夜深人静时思考，惭愧恐惧得汗流浃背。至于浙江的军事，左宗棠在衢州、严州苦战，独自承担艰难，我不能分兵前往援助；赵景贤被困守湖州，坚守节操，我不能设法前往救援。只有兼辖的名义，并没有统筹的实效。此前钦奉正月二十三日的谕旨，仍命令我节制四省，不允许我再推辞。本不敢喋喋不休地冒昧上奏，现在因为御史朱潮奏请六七省的军务责成一人办理，我既怀着名望过大不祥的恐惧，更加触动内心隐秘的愧疚之处。私下估计苏州、杭州、安徽糜烂到这种地步，用一个人去办理一省的贼寇，无论多么大的才能，多么竭力，只看到不够用，看不到有余力。何况像我这样愚钝浅陋，暂代两江总督之职，时常担心失败，怎么能兼顾浙江，怎么能再顾及两湖、福建？该御史朱潮所奏数省军务责成一人办理之处，本来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如果蒙圣主体察我的愚诚，并收回节制四省的命令，使我专心本职，稍微解除神魂的震惊恐惧，尤其感激圣上的慈爱周全了。至于朱潮所说的四川、广东协饷，派遣大员一人督催馈运等语，其事难以完全实行，其议确实有可取之处。上年侍郎宋晋五省会剿的一疏，也是兵饷通盘筹划，与朱潮大致相同。我查四川内患未平，本省财政拮据，自然难以协济外省。即使将来四川贼寇荡平，尚且应该先协济云南的军饷，不能立刻顾及江浙的远方。只有广东最称殷实富裕，财力为东南之首。其地势也适宜供给江浙的军饷。天下的大利，除了丁税、漕粮正赋外，大约有四种：一是海关，二是盐场，三是富户劝捐，四是市镇抽厘。其他省份或者据有一种，或者据有两三种，只有广东兼有这四种。粤盐这一项，行销江西、湖南的，浸染淮南的引地，占据夺取江苏的大利，仅乐桂埠商人孔广缙一户，七八年来拥有资财百万，其他商人的殷实可以想见，官项的盈余也可以想见。而淮课因此全部丧失，粤课并没有稍微增加。厘金这一项，如佛山、韶关、肇庆等处，著名繁富，咸丰十年间，巡抚耆龄在韶关后设一新卡，不到一年，收税达五十多万。藩司周起滨议在肇庆府河设卡，每年也得到四十多万。此外巨镇大卡，数不胜数。至于海关这一项，粤海税项，远远超出各口之上。捐输这一项，粤东富室，也不是各省所能比及的。这是中外所共见共闻的。如果筹划得当，只要在这四种中得其一宗，可养活数万士兵，剿灭江浙的贼寇。追溯查考庚申年五月，我奏请以江西的厘金，充作我营的军饷，两年以来，我军依靠这个没有饥荒溃散的忧虑，似乎可以援引作为先例。可否仰恳天恩，采纳朱潮的建议，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驰赴广东，驻扎韶关，办理通省厘金，专门接济苏、浙、安徽三省军饷。乾隆年间，新疆用兵，曾派大学士黄廷桂驻扎肃州，综理兵饷。此次江浙军务，较新疆尤为重大，即使派遣六部卿贰，衔命出使广东，专督厘饷，也不算过分。

译如果蒙恩批准，臣将奏派熟悉厘金事务的贤能官员，随同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东部设立关卡征收办理。韶关距离江西很近，臣将与该钦差大臣往返书信商议，务必使筹兵筹饷一气呵成。无论经费短缺或盈余，都随时斟酌处理。广东官绅中有私自设立关卡的，由钦差大臣会同臣处奏请参劾；州县中有暗中阻挠的，也立即奏请咨文参劾撤职。凡是厘金事务所征收的饷银，首先解往浙江军营。左宗棠新担任浙江巡抚，没有一寸完整的土地，没有一滴饷银来源。蒋益澧等人到达后，更感到无米下锅。如果用广东的厘金来接济，那么此前奏准协济浙江每月十万两的饷银，就包含在其中抵除。其次解往安徽军营。臣这里如鲍超一军，欠饷八个半月；曾国荃一军，欠饷九个月；徽州各军，欠饷七个多月。急切希望早日得到广东饷银，以清偿积欠。李续宜添募新营，也应当另外筹款接济。袁甲三长期处于困境，也应酌情给予津贴。这样才能驾驭强将而安抚饥军。再次解往江苏军营。听说上海支出过多，亏空巨大。镇江、扬州两处急需另外筹款协济。广东应解的红单艇船费用，也可以在此中抵除。由臣咨商韶关的钦差大臣，察看各军的缓急，确定拨解的多少。其运输解送的方法，或由赣州送至江西转解，或由轮船运至上海转解，都听凭韶关钦差大臣察酌办理。广东本省应用的款项，以及京饷协饷，该省除了正赋外，还有海关、盐务、捐输三大项收入，完全足以周转。不许挪用各卡的厘金，以分清界限。多年来，户部国库空虚，从未有过将京饷解往军营的事。现在如果特命京官督办广东厘金，那就与从京城解出的饷银无异。实惠惠及士卒，利权掌握在朝廷手中。地方大吏守卫其土地，不得私占其货财。对于谕旨中挽救积弊的方法，或许也不无小补。所有遵旨议覆的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覆陈筹虑兵饷大端疏 同治四年

李鸿章

臣自从钦遵谕旨，写信与曾国藩商议，原本打算等到兵饷的大致方案有把握后，再详细覆陈。不久接到曾国藩咨文抄送九月十九日覆陈的折片，其中说：“河洛地区现在没有可剿的贼寇，淮勇也没有可调的军队。李鸿章如果真进入洛阳，难道肯撤去东路布置已定的兵力，挟带向西行进，坐视山东、江苏糜烂而不顾吗？”这些话似乎切中实情。曾国藩因为已经覆奏，没有另外给臣回信。臣反复思考，他覆疏中已陈述的话，都是臣想说不敢立即说出的隐衷。关系到大局，臣不便稍有不同意见。但不知道批旨如何定见，心中彷徨，瞻前顾后，仍有不能不说的话。综合其要点，大约有三项：一是兵势难以立即分散。我朝以前的武功，专门依靠兵力。此次军务，全靠勇力。臣刚到军营时，常听周天爵、福济、琦善、向荣、和春等大臣的议论，都说旗兵绿营的弁兵，驯良谨慎而容易调遣；各省勇丁，桀骜而缺乏纪律。不得已而使用勇丁，就地招募，随时遣散淘汰，还没有什么流弊。如果远调数千里之外，最终必然哗变溃散误事。咸丰初年，广西招募的潮勇最多，向荣、张国梁等带往江南，沿途骚扰，最终导致十年三月金陵之变，一溃而不可收拾。自从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等创练楚勇，不用一个正规兵，深知绿营废弛已久，习气太深，完全不足以杀敌取胜。而用楚将训练楚勇，恩信素来孚众，法制严密，又由湖南北转战江皖，水路相通，人地相宜，所以历经长久而能成功。然而李续宾、唐训方用楚勇剿灭淮北的捻军，刘长佑用楚勇剿灭直隶的骑马贼，都没有取得显著功效。这是因为离乡太远，南北习俗不同，勇丁性情未能驯服，怎么能得到他们的死力。曾国藩鉴于此，所以在金陵克复、东南军事将结束时，即将所部湘勇全部遣散。只嘱咐臣暂留淮勇，以备中原剿捻，这确实是因地制宜。捻匪是由安徽、河南、山东三省无赖纠合而成，其中隶属安徽籍的，大多是蒙城、亳州、颍州、宿州人，都在淮北。臣籍贯庐州，实在在淮南。所部淮勇，则庐州、六安、安庆、扬州人居多，都是滨江之地，对于长江上下防剿最适宜。军士在家乡作战，也比较得力。其性情风气，与淮北迥然不同。同治元年，臣初次由安庆赴上海，湘勇因为去地太远，都不愿跟随。于是与曾国藩商议，从臣乡里团练久战之士中，选拔将领编组队伍，逐渐添募。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起初只是营官带领数百人罢了。后来因为打仗可靠，各增募至数千人。现在遂成为淮勇中最精锐的部队。终究用于江淮南北，必定可以指挥如意。如果逐渐调移山东、河南边境，尚可勉强跟随。如果前往河洛、山陕，并预备剿除京东马贼、甘肃回匪之用，水土不习，诚恐迁地勿良，勇心涣散。朝廷期望于臣，欲

译将西北的军事重任托付给我。这不过是因为我在吴地勉强建立了一些战功。而我之所以能有所作为，也全赖部下将士们奋勇效命。如果现在我离开，而平日里惯用的勇将精兵不能随行，我又能做什么呢？曾国藩在徐州、济宁、周家口等地筹设的防军，都是我部中出力最多的将士。如果我不调往西行，那么声势就不能大振；如果全部调往他处，那么东皖地区就无法自立。如果另想办法增募骑兵和步兵，而我身边又没有亲信可倚仗的兵勇，必然导致军队溃败、事情失败，对全局毫无补益。这是兵力不能立即分开的实际情况。

译一时的粮饷来源难以专靠。凡是想要消灭贼寇，必须先整治军队；想要军队强大，必须先保证粮饷充足；想要筹划粮饷，必须先获得人才和地盘。臣自咸丰三年至八年，都在皖北军中。私下看到和春、郑魁士的军队，作战颇为勇猛，随即因为粮饷短缺而溃败；袁甲三、翁同书继任，更因为粮饷断绝而失败。即便是咸丰十年江南大营的溃败，十一年浙江的陷落，都是由于粮饷断绝。官文、胡林翼筹划湖北的粮饷以供应东征，曾国藩进军谋划江皖，以江西、湖南、广东的厘金作为粮饷来源；左宗棠以浙江的粮饷办理闽浙的贼寇，臣以苏州、上海的收入办理江浙的贼寇，都能自主行事，转运供给不匮乏，侥幸得以完成大事。从古至今谈论军事，没有不先筹划粮饷的。

谕旨担忧皖豫的捻军一日不除，盛京、甘肃难以兼顾，确实是因为捻军消灭后才能腾出粮饷，不仅仅是捻军消灭后才能腾出兵力。有粮饷则到处兵勇皆可用，无粮饷则已成劲旅也无用。陶茂林、雷正绾都是多隆阿部下百战骁将，昔日为何勇猛而今为何怯懦，其一次溃败、再次溃败的原因，可想而知。曾国藩夏季奉命剿捻，臣忝任江苏巡抚，即以在后路筹划粮饷为己任，以安定他的心。数月以来，分屯豫东、苏皖千余里，湘淮兵勇四万余人，粮运供给，源源协济。又兼筹苏松、扬州留防各陆营，长江、外海各水师，皖南北、江西防剿遣撤各湘军的粮饷。虽然以收入抵支出，尚缺很多，竭力匀拨，幸好没有贻误。臣若奉命西征，现在进军剿捻，后路分防各军的粮饷，尚无专责之人。即使臣带兵远出，粮饷来源应当设在何处，筹划粮饷应当责成何人，也未蒙圣明指示。若无确然可指的款项，率众前行，必成为雷正绾、陶茂林的后续。若非切实可靠之人维持后路，也无以安定曾国藩与臣军各将士的心。臣曾暗中筹划熟计，目今大患，在于捻军与回民，自须先图灭捻。若以现有粮饷供养现有军队，约计河南可养战士一万五千，山东可养战士二万，安徽可养战士一万，江苏可养战士六七万，湖北可养战士四五万。各省督抚，果真都熟谙韬略，认真筹饷练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通力合作，勿存推诿争忌之心，则兵与饷可逐渐充足，一二年间可奏效。若皇上专派大员，而各督抚认为事有专属，或拥兵观望，或玩视军需，或胜则争功，败则诿咎，遂使客兵出境，种种牵掣，也难必其收功之迟速了。臣若赴豫，欲图兜灭北捻，必须多练马队，以备冲突，广置车骡，以资转运，饷需甚巨。豫中蹂躏已久，力难供应。若专指苏饷，目下苏沪税厘分供前敌，淮军已虞饥溃，再添练马步，人数益多，道路益远，势必不支。臣一经离任，恐亦不能遥制，此饷源不能专恃之实情也。

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由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斤，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采买，陆续供支。臣每亲自料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一为潘鼎新带往济宁，一交刘秉璋镇守苏州，其副将罗荣光、刘玉龙两营，为臣亲兵，现分守金陵城外之下关、江东桥两处江口。缘洋人最重开花炮。

目下长江通商，番舶来往，奸人觊觎，侦知有此利器，可稍夺魄。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秘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臣既辛苦练成，若出省督师，必须酌量调往，藉壮声势。惟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故须就近设局制造。苏州先设有三局，嗣因丁日昌在沪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韩殿甲两局，移并上海铁厂，曾经奏明。欲再移设金陵，为久远之计。臣若远赴他省，则局与铁厂，久必废弛，不但技艺不能渐精，且虑工费多有缺乏，而臣军接济，亦有断绝之时。此军火恐不能常常接济之真情也。

臣所虑者祗此三端。倘蒙皇上天恩，俯悯愚忱，熟思审处，俾微臣带兵远出，日后无掣肘之患，臣得效命疆场，努力设谋，帮同曾国藩等，为国家歼此残孽，虽万死有所不辞。

筹拨新疆暨庆阳粮台饷项疏

骆秉章

窃臣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二十日，奉上谕：前谕骆秉章将原拨新疆饷银

译督就近转交成禄、联捷等应用此项饷银，系该提督等出关剿贼急需之款，骆秉章素顾大局，谅必日饬司批解，以济要需等因，钦此。八月十一日又奉七月二十一日寄谕：杨能格请饬四川于地丁项下，或津贴项下，每月指定径解庆阳粮台饷银五万兩，即着骆秉章督饬藩司，竭力筹划，酌定数目，按月专解庆阳粮台，以供支放，不得以协甘饷银牵混统解等因，钦此。

窃惟西陲迭次告警，甘肃回逆未平。但使川省力能接濟，臣曷敢不殚精筹划？伏查川省地丁岁征六十余万兩，合之课税等项，每岁所入，本不敷每年例支之数，向须外省协济。军兴以来，自咸丰四年，始于地丁之外，加收津贴，每岁所入，亦仅五十余万兩。迨至本省用兵，饷项更形支绌，复办厘金，仍不敷用。不得已而连年劝谕民間捐输，至再至三，民力已竭。现在腹地虽渐肃清，边防仍形吃紧，勇不能撤，饷即无可裁减，以致各营积欠甚巨。兼以拨軍越剿黔匪，此后筹办滇事，兵饷仍恃川省接濟。前派鹤龄带川兵一千五百余員名赴甘，每月饷需七千余兩，亦由川省按月拨解。罗掘既空，库藏已毫无儲蓄，征求无已，皆取資于民，深有竭泽而渔之虑。此川省款項竭蹶之情形也。

以甘省軍事而论，統帅既多，人人可以专折奏事，事权不一，各自成軍，自行请饷。此营指拨者未解，彼营告急者复来，或请提厘金，或请定专款，或请每月按数拨解，不惟应接不暇，亦几无所适从。究之甘省既无总統大員，諸軍漫无节制，进止机宜，无所禀承，偶有胜负，功过亦未能核实，赏罚难期必当。彼此既不相辖，祗能自顾一隅，未遑统筹全局。此师久所以无功也。

历观往事，凡兵柄不归主帅，諸将各自为谋，未有能集事者。即如唐时九節度之師，不能制胜于相州，似此者史不绝书，可为鉴戒。况各营勇数太多，旋集旋溃，随散随招。如陶茂林、雷正绾之溃勇，窜扰陕境，至烦兵力兜剿，其阑入川界者，亦纷至沓来。剿贼既难期得力的，散蔓且贻累地方。以前之饷，概归虚糜，新集之众，又待支给。现在用兵暨办防各省，自筹項饷，已属力尽筋疲。即使勉强凑解协甘饷，各营势难赡，窃虑终归哗溃。

为今之计，亟宜先裁无用之游勇，以节冒滥之饷需，然后练精锐，并归統帅调度以专责成。所有饷項，胥由粮台总司支发，酌其缓急，以資饱腾，自能所向成功，回氛以次埽荡，甘省可冀底定。至回疆警报迭至，朝廷固不能置之度外，然揆时度势，实有鞭长莫及者。

译追溯查考道光六年，新疆南路四城战事之时，那时不仅内地无事，各省库藏充裕，就连关外的哈密、乌鲁木齐等地，也都是安定的区域。从兰州到阿克苏，沿途层层设立粮台，由甘肃各州县动用碾磨仓麦，并采购民间粮食，购置骆驼，转运出关，源源不断地接济军需，耗用军饷多达两千余万两。如今哪里能筹措到如此巨款？无论四川省指拨的款项，都难以一时凑齐，加上从四川到甘肃，沿途溃散的勇丁抢掠，不免时常发生阻碍。即使能按期如数解到，成禄、联捷等人从甘州、凉州、肃州转战向前，估计还未出关，军饷就已经匮乏了。即便河西没有阻碍，得以长驱直出塞外，再加上山西划拨的军饷，也仅有这数十万两银，断然不够数千里行军的费用。纵然又有后续解到的款项，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加之甘肃境内土地糜烂，民间搜刮已空，臣先前接到陕甘总督杨岳斌的急信，称他所部勇丁刚进入甘肃境内，预先派委员携带银两到各处办粮，竟然买不到食物。数以千计的军队，在甘肃内地尚且难以谋求吃饱，何况关外情形，沙漠阻隔，有银也无处购粮，虽有精锐部队，也难以空腹远征。因此征调的军队，如鲍超、蒋凝学等所部，一听说调往新疆，中途就溃散了。即使现在甘肃各营，也难以保证不畏惧出塞，暗中观望，不肯迅速肃清甘肃腹地，借此作为拖延的借口。更担心关外请饷紧急，屡次奉谕旨催促，各省搜刮殆尽，内地若有事端，反而束手无策，那么贻误就更非浅薄了。所以回疆不安定，虽然大家同仇敌忾，但必须等待各省肃清，才能筹措出关的巨额军饷；必须等待甘肃肃清，然后才能办理转运军粮。这又是事势必然如此。此时各省凡是经过贼寇骚扰的地区，防堵尚未松懈，似乎应当先顾及内地，不可分散已经枯竭的力量，以致本省不能自持。即使稍微资助，军队还未成行，军饷已经耗费，剜肉并不能医疮，对于西陲战事，实属无益。这固不仅仅是四川力不从心。又恭读寄谕，有借俄兵助剿一节，臣虽未悉详情，私下认为俄国是外夷中的强国，现今坐视各国强弱，其用心正不可测。如果向其借兵借饷，不但关乎国体，更不可不深思其后患。圣明自然能远烛先机，固不待臣下喋喋不休地渎陈。臣知识愚钝，老病日深，怎敢侈谈兵事？只是念及深蒙殊恩，点滴未报，刍荛之献，希望效一点愚忠，所以冒昧地详细陈述于圣主之前。四川现已筹措解送甘肃军饷二万两，因沿途游勇抢掠，尚须设法汇兑，遵照谕旨解交陕西藩库。又筹措银二万两，设法解交陕甘总督收存，作为西路用兵的费用。此后只有竭力勉力筹措，实在难以预先拟定数目。所有奉旨筹措拨给新疆及庆阳粮台军饷的缘由，恭折由驿站覆奏。

同治七年 左宗棠 上疏料理西征事宜

臣于七月十三日在连镇军营驻扎时，钦奉寄谕：昨日据李鸿章驰奏，查明逆首投水确情，余匪净尽，直隶、山东一律肃清，请循例进京陛见等情，当经谕令该大臣将在营兵勇移撤回后再来京陛见。惟现在陕甘等省军务紧要，急需左宗棠统带所部刘松山、郭宝昌、喜昌等军回剿。左宗棠即饬令刘松山等军，一面拔营由山西渡河入陕，将鄜州、延安、绥德、榆林等地的回乱势力节节扫荡。左宗棠着先行来京陛见。陕西回乱纷扰，股数繁多，除刘松山等军外，各营将弁如有忠勇奋发愿西往从征的，并着李鸿章、左宗棠、英翰晓谕各营，听候遴选，归左宗棠节制。郭宝昌伤病计已全愈，如尚未能销假，即着郭运昌带领该总兵旧部先行西進。前据崇厚、英翰所陈善后各条，并着李鸿章、左宗棠妥速议奏。钦此。跪读之下，敬悉圣慈眷念西陲，期望迅速平定之意。当即恭录行知刘松山、郭运昌、喜昌，钦遵办理。十八日据刘松山、郭运昌等禀称：初十日刘松山派队一由东北、一由正北，郭运昌、全福率队由德平、商河傍黄河出滨州、利津一带搜捕，约均于海滨会齐。十六日盐山及小山路上的队伍回宁津，十七日商河、武定路上的队伍回宁津。沿途积水纵横，高粱粟米深茂，各处新修的圩寨，钲鼓相闻，乡团引导搜捕，并无踪迹。其派出的顺营总兵杨世俊、记名副都统全福由乐陵出海丰，也可次第撤回。居民惊疑顿时消除。刘松山等由宁津拔营回连镇东南。臣现编审降人，妥为约束，催调天津存饷，散给各营，作为行粮。一俟稍有头绪，即分起西还。臣即先行入京觐见天颜，吁请训示。大约旬日以外，即可成行。惟保定、河间一带，秋水甚涨，官道漫溢，马步难行。运河两岸决口未塞，车马时虞

译行动受阻滞。拟议将辎重通过运河雇佣船只运往河南彰德。队伍从景州向西行进前往彰德。臣先由水路驶往天津，进京入宫觐见。随后即从保定南下至彰德，再趋向卫辉、怀庆，渡过黄河向西进发。之所以不再取道山西，是因为直接道路险峻狭窄，大部队难以通行。而且刘松山、郭宝昌所部将士长期跟随征战，纷纷请求休假。过河后尚须重新整理整顿，才能进入陕西。谕旨规定，除刘松山等军外，各营将弁如有忠勇奋发、愿意西往从征者，一并着李鸿章、左宗棠、英翰晓谕各营，听候遴选，归左宗棠节制。臣认为，陕甘之事，筹措军饷难于筹措兵力，筹措粮草难于筹措军饷，筹措转运尤其难于筹措粮草。臣在陕西时已曾大致陈述明白了。从前胜保、多隆阿进入秦地，杨岳斌渡过陇山，都致力于征调兵勇，作为迅速驱除敌人的计策。最终导致兵多饷少，回民祸患未平，而溃军叛卒的祸乱却起来了。这好比贫穷的人没有隔夜之粮，却摆开宴席招请客人，强行做出豪举，难道有不嘲笑他荒谬的吗？议论的人说两淮之人强悍勇健，用在秦陇之地，可以挫败回逆的凶锋，消除淮皖的隐患，在计策上确实是一举两得。臣又认为不是这样。江淮之民，崇尚意气、任侠好义，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并非生来就喜好作乱。像张乐行、苗沛霖这样的大逆贼，也并非果然具备枭雄的资质，素来蓄谋不轨。起初惊奇于他们的诈力而奖赏提拔他们，接着醒悟到被他们愚弄而加以笼络控制，最终怨恨他们桀骜狡黠，于是图谋将其同类全部诛灭。这好比痈疽初发，不用内托外消的方法，其后才采取剜肉的计策。

译淮、皖各军都刚刚立下战功，他们的将领都已经富贵了。如果挑选其中朴实勇敢且稍微通晓军纪的人，分别统领他们以辅助镇压；又挑选廉洁仁惠且略知战略谋略的地方官，安抚教化百姓，不出几年，积习应当可以改变。不致力于此，却想将淮、皖的隐患转移到秦、陇吗？隐患如果在京郊，驱赶他们到远方是可以的，这叫做把腹心的疾病转移到四肢上。隐患如果在淮、皖，如果图谋驱赶他们到秦、陇，这是把四肢的疾病转移到四肢上，是不可以的。议论的人又说淮、皖军队进入秦、陇，必定仍然由淮、皖供给军饷，臣认为这是过于忧虑，恐怕太愚蠢了。不知道淮军的军饷，千人每月大约六千两银子左右，虽然与楚军相等，但近来每年只发放九个月的军饷，计算每个士兵每月不过三两多一点，这就是狙公分芋头的说法。士兵骄纵安逸而难以管束，弊端由此产生。皖军则每个士兵每月不过二两四钱，粮食由官府供给，也不过三两多一点，豫军也是这样。如果到了秦、陇，那么粮价昂贵，比起各省，何止数倍。如果不筹划津贴，固然无法使他们力量齐一且心悦诚服。如果竟然筹划津贴，这项军饷银两，又将从哪里支出呢？臣在张曜、宋庆、程文炳归并统领时，曾请求实行首功的赏赐，计算张曜、宋庆两军，赏过银一万多两，程文炳一军赏过银三千多两，这只是暂时的计策罢了。如果处在粮价昂贵的地方，经历长年累月之久，形势怎么能支撑得住？等到日久无功，或者产生其他变故，而怪罪臣不善安抚、不善驾驭，臣固然无话可说，然而秦、陇又将如何呢？臣不得不早做打算。现在各省将领营求进入陕西的人很多，未必都是忠勇奋发的人，不需要招引他们来。各省挑选军队进入陕西的事，必定会有，未必容许臣挑选。臣打算等回到陕西后，将陕、甘的军饷事务悉心考究，估量可以供养多少士兵，再挑选营哨各级官员，赴安徽河西招募，以符合楚军的旧例。此时确实不敢草率从事，以致留下后悔。谨因圣明垂询而一并陈述。伏乞圣鉴训示。

覆陈移设粮台事宜疏 光绪元年 左宗棠

我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袁保恒奏折称选定西征粮台进驻巴里坤，据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处设立粮台都不适宜，只有巴里坤是南北适中之地，且紧接大军之后，拟将粮台移设巴城等语。粮台转运事宜关系重大，是否驻在巴里坤，着左宗棠、袁保恒和衷商榷，奏明办理。移台之后，其军饷一切仍由陕、甘内地行走，必须陕西后路粮台催提转解以资接济。左宗棠务必督饬地方各官认真经理，不得稍分畛域，致误事机。袁保恒奏称粮台移设后须拨兵保护运输，并请于旧部皖军中商调数营。此时皖军能否调拨，并左宗棠能否将应撤的营队酌拨马步若干，着该大臣酌度情形与袁保恒会商妥当办理。张曜、宋庆两军现在天山南路，该军粮运即由左宗棠先为接济，等到移台后应如何统筹兼顾，并着左宗棠、袁保恒商办，毋误军食。金顺已抵达巴城，即着赶紧部署迅速西进。金顺到古城后，景廉即与该都统将进剿机宜妥当筹办，以期迅速扫平逆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我私下认为粮台的设立，原本是为了支应粮饷军需，使前线各军能够一心一意驰骋作战，无须分心储备物资。它必定紧居大军之后，是势所当然。巴里坤距离各军驻扎的古城、济木萨等处，路程七百余里，车驼畅行无阻。粮台设在巴里坤，照料容易周全，各军赴台领运，取携很方便。回乱以来，城墙完好如常，旧为北路商贾汇聚之所，百货荟萃，店铺鳞次栉比，今昔没有差别。袁保恒称粮台宜移设巴城，是对的。只是巴城产粮不多，从前天时、地利、人和三厂屯田，日久荒废，重新经营，屯政暂无近功。经营如果不得其人，更会滋生虚耗。金顺上年在此采办军粮，百姓商人分购，仅得七千多石，这是明显的证据。我原奏北路应兼收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新旧之粮，就是因此。袁保恒所陈移台巴里坤，先买古城、济木萨的粮，其次仍由南路调运。我思古城的粮，景廉已经订买，巴里坤的粮，金顺已经订买，其额尔庆额所买的粮，我已发过价银，暂毋须由粮台支发。如果订买古城、济木萨的粮，运回巴里坤，无论古城、济木萨的粮，未必还够订买，而且也没有办法。南路凉州、甘肃、安西新订的粮十九万担，不算不多，因缺乏现银，收缴尚欠五万多担。除供给张曜、宋庆全军及金顺留在安西、肃州数营外，凉州、甘肃、肃州所有防城护运兵勇马步各营，都取给于此。算到见新粮时，纵然有存余，必定不多了。如果再加价订买，那么已订的五万多担，更难收齐。而且贫户无粮出售，买食艰难，青黄不接时，无从设法。上年在散给籽种外，郡

译县里又广泛设立粥厂，煮粥赈济以疗救饥荒，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粮价越是上涨，富人的贪欲就越难满足，而穷人的苦难就越发深重。从事情的道理来衡量，这确实不可行。况且新粮的订购已经很多，民间的搜刮几乎殆尽，这本来就是实际情况。袁保恒所奏请将南路调运作为下策，自然有他的见解。既然古济的粮食已经采购过了，凉州、甘肃的粮食又难以商议增加，那么将台移驻巴里坤，必然仍然需要在北路广泛筹划采买和运输，这是显而易见的。

译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粮食丰富，可以采购。袁保恒自当尽心筹划。近来我又广泛咨询访查，得知从归化、包头到射台、大巴一带有十几站，从大巴到巴里坤有十六站，中间产粮的地方很多。那里虽然没有驿站，也没有固定的地名，但过去商旅前往巴里坤、乌鲁木齐，常常走这条路，因为这里有粮食可买，有骆驼可雇，价格都比较低廉。私贩湖茶的，也由此路到古城销售，历任总督大臣奏报朝廷已有案可查。近日，臣部总兵邓增随金顺到达巴里坤，禀报说巴里坤城的商贾络绎不绝，棉花、布匹、粮食的价格，与内地相近，都说粮食是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运来的，指的就是这条路。看市场价格低廉，就知道这条路快捷，运费节省。景廉以前给金顺的信中说，从包头运粮，确实不少，并非虚言。臣已命令归绥道崇缮查访确切情况后上报，同时委派官员携带二万两银子到归化、包头试办采购运输。是否增加银两扩大采购，容后再议。

只是袁保恒所奏将粮台移至巴里坤，虽然以调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粮食为说辞，以调运南路粮食为次要措施，但其注意的重点仍在肃州。现在正赶制大车，购买骡马三千头，迅速向西进发，势头已成，事情难以中止。暂且不说天山岭脊，石路崎岖不平，向来没有车辙，重载粮车，车队首尾相连，比起单车空车，还可以参用人工，从容通过险要之处，艰难险阻特别严重，事情必定行不通。即使按照袁保恒所拟定的办法来说，车粮由肃州运往巴里坤，艰难险阻在所不辞，劳费在所不惜，但肃州运出的粮食，也没有一粒能到达巴里坤。按肃州、安西、越哈密共二十四站，路程虽然只有二千二百多里，但道路漫长，又多戈壁，车驮骆驼，都必须就水草柴薪的便利，休息放牧饮水，不能按驿站行进。中间人畜疲乏，又须停住休养。即使催促逼迫，断非三十多天不能到达巴里坤。计算每头骡子，每天须吃饲料八斤，一车一夫，口粮每天须两斤。兰州以西缺乏料豆，喂养用青稞、大麦、粟谷等充数，牲畜吃的饲料，也就是人吃的粮食。车行三十多天，计算一车运载的粮食，至多不过六百斤，两头骡子喂养，就耗去五百多斤，车夫的口粮也须六七十斤，而车上的粮食已经吃光，哪里还有余粮到达巴里坤呢？即使到达巴里坤，而车骡的喂养，车夫的口粮，又将从哪里出呢？这不叫虚耗浪费还叫什么？

大体上西北转运，以骆驼为宜，因为骆驼吃得少运得重，又能通过险要。骆驼在关内行走，吃粮不过三斤，白天放牧晚上行走，可以节省草束，而且一个夫役管牵五头骆驼，每天所需的口粮又省。如果在关外行走，则吃草不吃料，如果遇到劳累疲乏，只要喂养一升，加少许盐，仍然恢复常态。只是驼夫宜选择老实勤快的，管夫的人，宜选择耐劳善于体恤的，虽然不停歇厂站，也少有倒毙的忧患。所以关内外各军，都使用骆驼而不使用车辆。统领、营官中能干的人，常常留心照料，不全都委托给厮役小卒。袁保恒最初提议移设粮台，臣就详细告知他宜用骆驼不宜用车，关内的用度，驮骡可以多用，车骡宜少用，天山没有车路，关内的粮食，难以逾越天山，以及购买骆驼不如雇佣骆驼，办官车不如用民车，已办的车，只可酌情改为州县台车，以节省喂养费用，但始终不被觉察采纳。臣无可奈何。现在制造车辆已成，采买骡马已到，才开始筹划喂养艰难，意欲仍驻肃州，办理车运，并奏陈西路用兵，粮台均设在肃州，而引用岳锺琪曾用兵车粮车，黄廷桂分车驮北过天山作为证据。不知岳锺琪的用兵车，后来是否停止，其过天山，或许是令士卒下车推换，以资轻便，都无法详细考证。至于粮车，则岳锺琪在后起运至玉门、布囊吉时，咨文停止前进，而由巴里坤派余丁三千人帮协转运，说可以节省车驮的烦劳，并节省费用，当时原有记录。

黄廷桂在用兵回部时，用车骡驻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装粮运往库车，一半直接由哈密运往南路吐鲁番。当时正值太平盛世，物产丰盈，而岳锺琪由南路进兵巴里坤，开始使用粮车，后来又停止，至于派余丁三千转运，借以节省烦劳费用，其因为天山非车路可知。黄廷桂用车骡，一半往北路装粮运库车，重载返回时，不逾越天山，其一半直接由哈密运吐鲁番，则本是向天山西南行，便不靠近天山了。袁保恒预存想当然之见，求成必不行之事，竟至牵强附会其说，臣实有所未解。

私下考虑从前西路用兵，列圣派遣大员赴肃州、哈密办粮台转运前敌军食，都以集协款项、调车驮驼只为事。至于粮料草束一切承办之员，必定视前敌军行所至，选择路捷费省者，妥慎筹划，务得其当。道光六年，讨伐张格尔，官军由北路向南路之阿克苏，宣宗特颁手谕十条，圣怀以肃州、嘉峪关距阿克苏五千

译我的驻地距离哈密很远，哈密总共设有粮台，但鞭长莫及。

命令将乌鲁木齐所积存的屯粮运往阿克苏，并在伊犁采购，这节省了一半以上的内地转运费用。又因为内地的军械火药从南路吐鲁番运至库车，途中多为戈壁，

所以命令改由北路，越过冰岭转运至阿克苏，路程相等。仔细推敲皇帝下达的谕旨，在军队行军南路时，仍认为运输北路的粮食，以节省关内转运为宜。既然这样，那么军队分三路行军，显然不应由南路办理运输了。

臣愚昧地就当前已经形成的局势来说，袁保恒在迁移粮台之前，必定会对乌鲁木齐、科布多及各处的粮路、运路广泛咨询，精心选择衡量。用所购买的骆驼，运输北路的粮食，依次运达巴里坤。等到巴里坤收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后，袁保恒直接前往巴里坤设立粮台，一方面继续运输北路的粮食，另一方面用骆驼向南来装运南路肃州粮局的粮食。届时距离秋季收获期不远，采购粮食比较容易，可以期望把事情办成。这与驻扎在肃州转运巴里坤，重载车辆无法通过险要之地，军饷无法缴纳，劳费巨大，最终无济于事的情况，大不相同。

那些已经办好的车骡，白白消耗喂养费用，实在可惜。打算将只有骡子没有车辆的，分拨到兰州东路，充当粮台车辆之用；或者增拨凉州、甘州、安肃各处的备用粮台车辆以增添套数，以及补充里车放忙的空缺，容臣与袁保恒商定，再由袁保恒自行上奏。

关外各军所需的军装军火，向来是自己制造采购。进入陕西后，由西征粮台驻陕军需局发出传牌到兰州，由督署发出传牌命令沿途州县随时派遣粮台车、民车运送，费用由各军押运委员自行支付，相安已久，从未有误。

查各军的军装军火，所习惯使用的，各有适宜之处，种类既不同，多少的数量、缓急的需求也不同，不必由粮台预先备办。至于子弹火药等项，臣已在肃州设局，各统领遇到缺乏时，都可以随时借领，将来另列款项报销，数量不多，自然无须增设款项。

袁保恒原奏，粮台迁移需要拨兵护运，请求从旧部中商调几营。奉皇帝谕旨：左宗棠能否将应撤的营队酌情拨出马步若干，着其酌情与袁保恒会商妥善办理。

私下考虑，臣的军队自从去年撤遣马步四十营后，又撤去了奇捷等营的马步勇夫，大约共一千人，现在仅存一百四十一营，须等洋款借到后再斟酌。那些应撤的营队，长期服役渴望回家，是否愿意前往关外，无法凭空推测。

译查巴里坤原有领队大臣及勇兵驻扎。臣近来因镇标急需整理，奏请委派记名提督王凤鸣署理镇篆，已饬令其随带饷银六千两，先赴署任，切实挑汰募补，酌情发放月饷，希望能有所改观。粮台移至同城，自然可以依靠他照料。粮台所必需的护台兵勇夫役，人数不必过多。设立粮台之后，前线各军的饷需等一切开支，均可前往粮台请领，无需由粮台运送解送，也无需弁兵押护。哈密现有张曜全军驻扎，安西、肃州、甘州、凉州、兰州、平凉直至陕西，沿途驻有防营，原本就是为巡缉游匪兼护运而设的。袁保恒随时行文护运，断无违误，无需调拨马步各营，以免虚耗浪费。移设粮台，原是为了接济前线各军，粮台专司转运，不必参与军务。况且现在粮台尚未移设，筹粮筹运，茫无头绪，岂可预先商议增调马步各营，加重负担。臣拜发奏折后，当即抄录奏折咨知袁保恒，如有不妥之处，彼此不妨辩驳，以求达成一致。等到议论完全契合，意见均能融合，再当会衔具奏。所有移设粮台转运事宜，以及现在确实情形，谨一并详细陈明，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筹划新疆军务情形疏

左宗棠

臣于四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皇上谕旨：本日已有旨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军务；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供职；景廉着俟金顺行抵古城后，将各营兵勇粮饷移交金顺接管，再行起程回京。新疆军务紧迫，必须速筹进兵，节节扫荡。金顺本有自带各营，加上景廉所部兵力，已不单薄，着即督率各营亲临前敌，相机进剿，作为收复乌鲁木齐之计。所有进兵机宜，随时会商左宗棠酌办。袁保恒已令回京供职，西征粮台已谕令左宗棠责成陕西藩司经理，应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呈由陕西巡抚核办。关外转运事宜，即在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饷分局，由左宗棠派员经管。袁保恒将经手事件逐一交代清楚后，起程回京。现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宗棠督办。兰州相距遥远，鞭长莫及，该大臣当统筹全局，酌核办理。关外军食务当源源运济，以期士饱马腾，毋令停军待哺。宋庆一军，该大臣已咨令回潼关，本日亦谕知钱鼎铭，商令该提督择要驻防等因。跪聆之下，悚惕实深。

臣私下认为，新疆之事，从前因兵力饷事未能兼顾，遂致叛回构变，强敌窥边，土宇人民，不可复按。在此时想要力图恢复，将二万里戎索之旧，归还于职方，使万千族殊俗之民，逐渐以声教感化，正值寰区甫靖，财力久殚，内患虽平，民劳未艾，其难诚有倍于拓疆之始者。臣庸才菲薄，又值衰疾侵寻，志虑钝竭，何敢不自忖量，谬以自承。但念臣子之义，重在匪躬，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谨将所筹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曰广筹军粮也。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耗粮。臣前疏已详言之。南路肃局既有见粮，又车驮驼只购雇稍多，可以灌运，自宜严切督催，以广储峙。北局设于归化，分局设于包头，饬升用知府前署绥德直隶州陈瑞芝、提督衔总兵萧兆元司之。雇民骆驼转运，计自三月至五月，据报陆续运过四十余万斤至巴里坤，每百斤牵合银八两内外。袁保恒先前奏请宁夏采运，臣饬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谭拨萃、宁夏府知府李宗宾接办。现据报已雇骆驼数百，先由察罕庙试行，如果此路通利，再为加办。察看漠北素产健骆驼，又便水草，惜久未开运，仓卒应募者少。又驼户每以服劳役为苦，疑惧不前。臣现饬巴里坤镇、镇迪道严行示禁，冀闻风踵至，运道畅行，庶饷馈可通，亦收节省之益。正办理间，适俄国游历官索思诺福斯齐等来到兰州，与之谈论近事。索思诺福斯齐自称俄国在沙诺尔地方，粮产甚多，骆驼亦健，距中国古城地方不远，如中国需用粮食，他可代办，送至古城交收。由俄国起运，须护运兵弁，均由在沙诺尔派拨，其兵费一并摊入粮脚价内，每百斤需银七两五钱，如年丰粮多，驼脚不贵，则价尚可减也。随即与定议，书立合约，计年内可运古城粮二百万斤，明年夏可运足三百万斤。索思诺福思齐已专派八瓦劳伏前往告知其地巡抚，据称断不致误。臣现委知府衔

译甘肃候补同知丁鹗等人前往巴里坤。又委派布政使衔甘肃即补道陶兆熊等人前往古城，办理采买粮食、开垦荒地以及收支等事宜。这是北路筹粮的情况。南路肃州局，现存粮食三万余石。安西局，现存粮食一百数十万斤。哈密局，除了张曜各营的粮食外，现存粮食一百三十万斤。目前正在加紧灌水运输。张曜在哈密办理屯垦水利，事事亲力亲为，不辞辛劳。据报告，已开垦荒地一万九千余亩，可收获粮食数千石。现根据甘州、凉州、肃州各厅州县的禀报，今年夏季雨水充沛，期望获得丰收。将来新粮的市场价格，只会降低不会上涨。受雇的车驼，也一天比一天多。转运比从前稍显容易。这是南路筹粮的情况。

臣因为从归化、包头采运粮食到巴里坤，比从凉州、甘肃采运到巴里坤，运费大幅减少，而且粮食是实装实卸，没有虚耗，所以决定在北路开辟一条运输通道。陆续拨付实银已四十余万两，宁夏已拨付银三万两。预计秋高气爽、骆驼聚集时，运输数量可以增加。南路由甘肃运往肃州，由肃州运往安西，都用车驮；由安西运往哈密、运往巴里坤，都用骆驼。沿途设立厂局，疏通水泉，刈割草薪，以便利运输。一切经费，统一从现办采运款项下开支。预计通过辘轳转运，运输数量可以增加一倍。这是合并南北两路为巴里坤筹粮的情况。

俄国在山诺尔地方，紧接我国布伦托海边界，距离古城数百里。俄国人代为采运二百万斤粮食送到古城，比起从巴里坤运到古城的路程更近，这确实是意外之获。预计需要银十五万两。这是在北路之北为古城筹粮的情况。就目前局势，筹措前线急需，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历代讨论边防，没有不把开垦屯田作为首要任务的。有的在用兵时办理，以节省转运供给；有的在战事平定后办理，以规划长远利益。总之，得到合适的人就有利于军需储备，得不到合适的人就白白浪费经费。况且西北治理土地、开垦荒地，尤其依赖水利。在低洼处蓄水，筑堤使其加深；引渠灌溉田地，洒水使其普遍。这既需要人工，尤其需要器具。而哈密土壤善于渗透，除了土工、石工外，还有用毛包裹的工程，这是其他地方罕见的。既要多筹备器具，又要广泛准备麻条。在开垦之前，花费就已经巨大。臣在张曜从安西进军屯垦哈密时，已经津贴过运费等银五万余两，购买麻条及运费银约九万一千余两。张曜亲自率领部下，竭尽全力经营，而后才取得成效。预计以后沿袭这种做法，凭借这一险要地区，保卫安抚边疆藩属，从而成就数十百年无穷的利益。

现在又规划巴里坤，收容饥兵一千三百余名，每月发给饷银三千两，配备矛杆、枪子、火药，使他们重新成为劲旅。又委派甘肃同知丁鹗等人协助办理屯垦事务，兼收包揽归宁夏所解送的军粮。只是巴里坤地处天山山顶边缘，气候严寒，旧设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厂，久已荒废。屯务虽然兴起，暂时还难以供给客军坐吃。从巴城向西北走七站，地势肥沃广阔，天气逐渐温和。由此到古城迤西一带，更称得上是膏腴上壤。景廉所办的公屯、私屯之外，剩余荒地很多。如果兵民尽力耕垦，不愁缺乏粮食。臣现在委派布政使衔甘肃补用道陶兆熊挑选带领员弁，前赴古城验收俄国人代办的军粮，支付运费，一面察看古城一带情况，规划屯垦事宜，随时驰报审核决断。这是筹划哈密、巴里坤、古城粮运屯垦的情况。

一是说军事事宜应当尽早整理。西陲战事拖延，至今未见成效，是由于吃闲饭的人多而战斗的人少啊。八旗、绿营各营，长期不足定额。就近各省，没有劲旅可以调遣。于是征用本地兵民，以及各处就食的兵民，授地耕垦，一方面准备军粮，一方面备战守。无事时驱使他们尽力耕作，有事时调遣他们效命战场，称之为且耕且战，事情并非不劳苦；称之为即兵即农，名称并非不美好。然而调集赴期会合，则彼此观望，几天不能集结整齐；指挥令其前驱，则勇怯混杂，气势不能完整。这样怎么能够作战？

译况且既然已经名册列入武职，又让他们从事农耕，这就好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兼顾，必定导致一事无成。这样既想作战的士兵无法作战，既想务农的士兵也无暇务农。现在应当将兵与农分开，挑选那些精壮且有胆识的士兵，适合骑射的编入骑兵，适合步战的编入步兵，用营制加以约束，完全依照内地军营的规制。那些曾建立战功如徐学功等人，任用他们担任管带、督带；那些才能出众、善于办事如孔才等人，任用他们担任帮办。凡是督带、管带以及所属的哨官、什长，酌情给予薪水和办公银两；普通士兵发放饷银和粮食，按照客军营制的标准酌情减发。那些老弱不堪作战的人，解散让他们务农，按照户口分配剩余的荒地，让他们承种开垦，由官府酌情提供种子、农具和耕牛，收获后归还本金入库，不再收取利息。他们收获的粮食，由官府按照当时市价收购。这样，精壮者充实了军营，老弱者增加了屯垦，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关外各城驻扎的大臣，有办事、领队、帮办的区别；驻扎的士兵，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以及绿营携眷兵、换防番戍兵的区别。动乱之后，旧有的制度无法再按原样执行，而办事、帮办、领队大臣，除了本营存留的士兵外，还兼带马步各营，各自请求专款供养。所谓的马队、步队，很少是能真正作战的士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官员，又并非都是懂军事的人选，白白耗费粮饷，对实际军务毫无帮助。都统及各大臣，因为担心粮饷生产不够丰裕，增加兵力更显得匮乏，极力主张划定地域自我封闭、关闭关口拒绝外客的建议，以保护官私屯田的粮食，不顾军务的成败。金顺进驻古城，张曜进屯哈密，迟疑徘徊不前，而后队还在原地艰难停留的原因就在于此。现在巴里坤、古城已经办理采买运输，哈密已经开设营屯，金顺、张曜两军留后的部队，应当立即陆续开拔。兵力既然增加，那么屯垦的丁口就可以减少。我私下认为，此时必须区分兵与农，责成士兵作战，督促农民耕种，然后粮饷可以节省，军务可以精干。

哈密、巴里坤、古城驻扎的各大臣，就现存的旗营，核定粮饷，如果缺额过多，允许按照旧有的马步定额，在当地招募丁壮补充名额，但只责成他们保守城隘，不必责成他们作战。脱离屯丁的军籍，解散让他们归农，那么他们尽力在田间劳作，百姓乐于耕种他们的土地，而官屯、私屯的土地，收获的余粮，允许按照当时市价出售，百姓更能得到富足。不但分驻的各军可以借此接济，即使调发后续进军的马步，沿途就地采购，也不必担心携带粮食行军的困难，对于军务更加顺利。比起现在兵农两荒的办法，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圣明鉴察允许，应当请旨饬令金顺、文麟遵照办理，这样对时局有益。这是筹划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军务的实际情况。

谕旨将关外军务、粮饷以及转运事宜，都责成臣督办。而兰州距离前线数千里，粮饷转运，虽然可以总揽完成，至于参与军事机要，调度指挥，不能做到恰到好处，自然应当率领大军，亲自驻扎肃州，相机办理。只是军队行进粮食必须跟随，事先准备充分才能成功。现在新谷尚未登场，骆驼歇息在厂中，转运难以期望畅通旺盛的时候，如果不先将前线各军的食粮充分灌运，催促留后的各营陆续开行，而是贸然大军进发，导致占据前线军队的粮食，前后互相兼顾，更加费事周折。督臣兼管关陇，辖境辽阔，移驻肃州，距离关内腹地太远，又苦于鞭长莫及，调集各军后，留下的营垒，都是扼守要害的地方，如果不权衡缓急，移拨填补，对于建立威信、消除隐患的计策，也显得疏漏。现在一方面督促西路各局，在骆驼起厂之前，赶紧催促车驮层层递送灌运，一到八月，就调派新骆驼分驻安西、哈密各处，分段层层转输，而调回的车驼搬运新粮，一部分灌运安西粮局，一部分供应臣部军食，期望从容不迫，畜力舒展，对事情都方便。一方面调集各路将领，商议出关随征、留后防守各事宜，以及移营分驻，一切务必周全妥当，臣进驻肃州不能求快的原因就在于此。

至于景廉所奏关内运粮到古城，应以十万石为度，以斤重计算则是三千余万斤，不耗尽四五年的力量，不能办到。金顺函件开启，所有会衔的函牍，完全未曾听闻，所需军粮，合计留后十余营，每年以市斗二万石为度，尚且只有六百万斤。然而这都是金顺未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以前，就当时的局势而言的，一并声明。所有筹划办理粮运军务的事宜，谨据实陈奏，伏乞圣鉴训示。

请各省匀济饷需片

左宗棠

再现在时局，洋防与塞防并重，人们都知道也能说，但难易的区别，不能不加以辨析。洋防开办一年，开始的费用可以节省，塞上则正值用兵，各种需求都要重新筹措。比如军火器械等一切，海疆随时随地可以办理的，塞上则必须预先筹划，跨越水陆万里到达军前，才开始供取用。一物的价值，购买价加上运费，已经相差数倍，尚须先准备采运的实银，才能期望应手。这是不同的一点。海疆都是富饶的地区，各口通商，又是利源所在，以厘税来说，除了两江岁入千万

译缗曾见到章奏之外，广东、浙江所征收的税款，比起丁口税和粮税何止多出一倍，所需的防务费用，自然已经绰绰有余。甘肃则向来被称为荒凉贫瘠之地，全省的丁口税和粮税，一年仅有二十多万两。动乱之后，连这些也难以核查征收。农民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反而需要官府多方劝导协助，才能避免饿死在山野之中。加之当地气候高寒，物产本就匮乏，当地风俗不懂经商贸易，外出谋求利润，贫困潦倒，坐以待毙，瓶罐早已空竭，哪里还有资金可以调剂？这是不同之处二。

东南是水乡稻作之地，船只转运，一帆千里，商人谋生容易宽裕，官府筹措资金也不困难。甘肃则粮食哪怕是一升一斗，都必须背负搬运，数十上百里的路程，没有车驼无法运送。运输的费用，往往超过粮价数倍，甚至有超过十几倍的。所以东南各省，粮饷可以合为一处统筹，西北则粮价和运费，必须由官府另外筹措津贴。这是不同之处三。

用兵时间既长，官私财力耗尽，有时急需使用，储备已空，便向富户大商挪借，随时归还。甘肃则本地无可商借，如果协饷不到，只有借用洋商巨款，以及命令各台局向附近殷实的商人议定利息筹借。然而借洋款，必须指定由省关还款，以印票为凭据；借华款，则必须命令台局在附近商贾聚集的地方筹办，以信约为凭据。近的如陕西、湖北，远的如上海，相距辽阔，不能按期得到银两，而华款又多零星凑集，数额不多。等到借款解到，那些等待领取的人，已经等候很久，一发放就立刻花光。这既不像海疆那样就近取资，可以省事，又不能像洋商那样容易筹集巨款，可以长久支撑。如果不是计无复之，不肯采取这种做法。这是不同之处四。

臣自从出兵江西、安徽，转战浙江、福建，所经历的都是战乱后的地区，就地筹措谋划，未曾奏请部款。就着浙江的军饷来讨伐福建的贼寇，就着福建、浙江的军饷来讨伐广东的贼寇。等到事平调任陕甘总督，欠饷一律还清，浙江、福建的司库也逐渐有了储备。东南各省，饷源可以开掘，军费容易充足，转运又方便，虽然时局艰难紧急，需用浩繁，只要筹划得当，也可以勉强支撑。不像甘肃那样无可取资，仰赖各省协饷，如同婴儿的性命寄托在乳母身上，喂奶则生，断奶则死。

译我私下估算沿海的防务，除了重新采购制造所需的款项外，所有的军饷开支，未必比从前用兵时更多。而南北洋的防务，又兼有六省协拨款项的收入，节省开支，防患于未然，应当绰绰有余。然而各省应协拨给甘肃的款项，既不按照常例解送，而各省协济洋防的款项，又都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导致我军支出日益增加，收入大幅减少。难道沿海防军比出塞征战的军队更重要吗？今日防海之事，真的比出塞之事更紧急吗？我私下认为，饷银来源只有这么多，这边堵塞那边短缺，是势所必然的。边疆大臣各自管辖一方，界限分明，这是常情，难以避免。户部大臣总掌国家财政，根据时势制定用度，是理所应当的。无论防患于未然，与整军待发相比，事势本来从容；即使有时变故频发，在富庶的疆域就近筹划，难道会立刻束手无策吗？制定用度的原则只崇尚均衡，均衡则无贫困，这是不变的真理。如果能根据缓急情况，加以斟酌调剂，那么损有余补不足，自然可以两全。就拿欠饷来说，我军累积达二千六百余万两之多，所部除了火食、马干、寒衣、单衣外，每年仅发一个月军饷，尚须多方筹措。如此窘迫，事情怎能长久？各省虽然同样面临时局艰难，但各就本省应发的军饷，节省一两月，匀济甘肃，在各省所欠的，不过一两月的数目，在我军则可增加几个月的数目。这就像富人减少一盂食物，仍能免于饥饿；穷人得到一壶饭食，即可期待饱足。这不仅通融调剂，大局得以维持，加之节省开支，积欠也能逐渐有着落。这是我微臣一点愚诚，不得不坦诚陈述的。现在正值整理军事之时，念及军需供应不足，深感恐惧警惕，谨据实附片具奏，恳请圣上鉴察训示施行。

边饷艰难请变通办理疏 光绪元年 鲍源深

我私下认为，自古立国的常道，必须先使财用充足。使财用充足的方法，必须先充实内地，然后用余力控制边陲。没有竭尽内地积蓄，供给边陲使用，而能善后成功的。汉朝兴盛时，屡次击匈奴无功，后来采用赵充国屯田的策略，节省大量费用，才得以平定西羌。国家富裕，耗费军饷劳师动众，力量尚难持续，何况在财用匮乏时呢？如今内地空虚到了极点。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耗尽财赋以资助军饷的，数目已不可胜计。等到发捻平定，滇黔也安定，而各省协拨仍频繁不断，不遗余力。因为内地甘陇未清，不得不竭力筹划，勉强资助军需。其实百计搜刮，已极艰难。自从肃州告捷，因出关师行紧要，征饷更加繁多。见于奏咨的，如左宗棠拟借洋商三百万两，袁保恒请拨部款二百万两，各直省在协济月饷外加拨的款项，或十万两五万两不等。而景廉、金顺等军，及西征粮台月饷，尚不在内。兵事刚开始，需饷已如此浩繁。大概关外用兵，骡驼的费用，转运的资财，比关内增加数倍。然而事情若有把握，预计可以完成，各省即使设法筹措，尚希望有日得以卸责。无奈边地荒远，回民情况狡诈，恐怕不是短期内能成功的。如果拖延岁月，边外的征输未止，内地的搜刮先穷，万一贻误军机，后悔将来不及。现在部库没有充裕的积蓄，各直省的情形，东南如江浙等省，地方凋敝，民气未复，艰窘固不待言。西北如山东、河南、山西、四川等省，虽较东南稍称完善，而纷纷协拨，力量也万难久持。就以山西而言，岁入的款项，仅三百万有奇，应解京饷固本饷一百零六万，应拨各路军饷一百九十余万，本省必不可少之用，一百六七十万。以出衡入，窘竭情形，岂堪言喻。山西如此，他省可知。户部因边需紧迫，加增指拨，原有不得已之情。边疆大臣念军饷紧急，竭尽力量输将，敢有稍辞难之意吗？只是支出日益繁多，收入只有这么多，其尚可强支的，无非是剜肉补疮之计。其无能勉应的，早成捉襟见肘之形。各省库储，为京师外府，而令空虚一至于此，瞻顾大局，岌岌可忧。天时人事之变，常出于意外，所贵思患而预防于未然。如今内地空虚若此，设猝有水旱刀兵之事，何以应之？即如上年台湾有事，海防所用已多，黄河南迁，工赈又需巨款。现闻河州抚回复叛，即立可扑灭，军费须筹。此皆猝然而来，出于意外者。不得谓近日之患仅在边陲，而内地封圻遂可晏然无虞，不必稍留余力以自备也。臣亦知新疆是高宗开拓之地，正当乘此兵威，力图收复。只是事有宜审时量力，参酌于万全者。譬如人之一身，尺寸之肤，皆父母遗体。但四肢心腹，轻重悬殊。四肢疮痏之患，固应攻治。其如大病之后，元气亏虚。

译急需培补元气。如果不顾心腹元气的损伤，而急于攻治四肢疮疡的疾病，我担心四肢的疾病尚未治好，而心腹元气更加亏损。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为了保重先人留下的身体，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内地，好比心腹；边疆，好比四肢。在边疆耗费，在内地耗尽财力，这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天下的事情，有先考虑根本而后谋划枝节的，舍弃空名而追求实际利益的，也只有在轻重缓急之间权衡一下罢了。有人说，收复新疆，是文宗显皇帝未实现的志向，是我大行皇帝未完成的功业，怎么可以延缓谋划呢。

译古代圣人所说的善于继承和发扬，是指对于前人未完成的志向和事业，顺应时势迅速谋划，这固然是继承发扬的善举；对于前人难以完成的志向和事业，审时度势慢慢谋划，也未尝不是继承发扬的善举。所谓“善”，就是指根据时势变化而灵活变通。我皇上继承皇位，哪一件事不是恭敬地承继前代的美德？只是考虑到皇上年轻即位，国事正繁忙，对边境的小股敌人暂时采取羁縻政策，对内地边防先培育元气，这似乎也是因时制宜的道理，无愧于继承发扬尽善尽美的称誉。

是否可以请皇上命令西征各军，尚未出关的暂缓出关，已经出关的暂缓前进。挑选数千精锐部队，驻扎在安西、敦煌、玉门一带，防守关塞。北面在河套的要隘，选择地形布置兵力，遏制贼寇向东进犯。那些已经向西进军的部队，可以撤退的就撤退，不能撤退的，就与当地防兵会合，固守城池，不要轻易远程出击。并仿照赵充国屯田的建议，命令各处驻扎的军队，一边耕种一边防守。这样做有几点好处：

军队多则军饷巨大，挑选精锐，按人数发放粮食，军饷少容易供给，这是第一点好处。路途遥远则运输艰难，靠近关塞防守，转运补给较为方便，节省费用甚多，这是第二点好处。全军远出，后路空虚，将作战部队改为防守部队，对外联络巴哈，对内顾护甘凉，安定边境也就保护了内地，这是第三点好处。内地的军队长途远征到极远之地，水土不服，疾病溃散令人担忧，让他们休息以养精蓄锐，士气振奋，士兵都能发挥作用，这是第四点好处。屯田制度既已建立，贼寇来犯就打击，贼寇退去就耕种，以逸待劳，使贼寇无法窜扰掠夺，足以制住贼寇的命脉，这是第五点好处。刚开始兴办屯田，不免花费巨大，但是裁减军队、减少运输，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来办理屯田，也不至于不足。况且当前节省军饷来兴办屯田，日后就能收获粮食来充作军饷，所花费的是暂时的，所节省的是长久的，这是第六点好处。

具备这几点好处，对内足以固守关塞，对外足以震慑羌戎。那些蠢蠢欲动的小丑，或许不消灭也会自行灭亡。如果一定要大动干戈，几年之后，等到边外屯田的粮食充足，内地财力稍为充裕，再请皇上命令军队向西进发，消灭这股残余势力，边外的各城，传布檄文即可平定，恢复祖宗开拓的疆土，扩大宏伟的规划，完成先朝未竟的事业，能够光耀前代的功业，天下没有人不仰慕我皇上的神武，对内安定对外臣服，近处震惊远处敬畏。谋划既然出于万全，成功何必争辩快慢？这就是斟酌变通，一时节省兵力军饷的权宜之计，实则是百代平定寇乱、安抚边境的长久之策。

如果不这样，一定要在目前锐意进攻，耗尽内地窘迫的财政，供给边外浩繁的军费，无论劳师远征，不容易成功，即使迅速平定，而在平定之后，善后经营，需要的费用更不知有多少。试想想今天的时势，国家有这样的财力吗？总而言之，近来最大的祸患，首先在于担忧贫穷；近来首要的谋划，必须先满足用度。京师是天下的根本，部库没有余财；各省是京师的屏障，库藏告急。这就日夜寻求开源节流的办法，还恐怕来不及。倘若再不寻求变通的计策，一意孤行西征，坐视部库和藩库的储备，一天比一天窘迫，近忧紧迫，远患加深。这就是臣担忧国家大计而彷徨，顾全大局而忧虑，私下里不能不说的话。

臣愚昧无知，迫于愚诚，敢竭尽管窥蠡测之见，是否得当，恭敬地具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统筹新疆全局疏 光绪十三年 户部

私下认为理财的要领，在于量入为出。考察《礼记》说“财物充足所以百事都能成功”，又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由此可知，财物穷乏，那么苟且的办法就会繁多兴起，即使天下的大患潜伏，也不是小事。我朝用兵的费用，没有像今天这样多且久的；财物窘乏，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军兴以来，将近三十年，花费何止万万。直到天下平定，只有甘肃、新疆需要军饷极多。除了明春一军已经裁撤不计外，以现在调拨的情况来看，刘锦棠、谭锺麟关内外的军队，每年拨银七百九十三万两，这是西征军饷。如果西宁每年拨的一万两，宁夏每年拨的十万两，凉庄每年拨的八万四千两，不包括在内。金顺一军，并接统荣全、景廉旧部，每年拨银二百二十八万两，部里垫付二十六万两，这是伊军军饷。如果巴里坤专饷，屡次提拨的四十万两，不包括在内。锡纶接统英廉所部并新招募的军队，每年拨银三十三万两，这是塔尔巴哈台兵饷。长顺接统恭镗所部，每年拨银九万六千两，这是乌鲁木齐军饷。如果张曜所带豫军，每年需要银六十余万两，向来由河南供给，也不包括在内。以上西路各军，每年共需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万两，遇闰年加银九十余万两。军需之外，善后经费，又每次动拨数万到数十万两不等。事权本来没有统一，所以勇丁没有定数，军饷更没有定额。通盘计算，甘肃、新疆每年的军饷，耗费接近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各省关或者搜刮库藏，或者向商人借贷，剜肉补疮，设法筹解，已经是不遗余力。各路又因为军饷不足，屡次向朝廷请求。臣部不得已，为之提拨积欠。各省关解缴积欠，就停发月饷；解缴月饷，就停解积

译唉。虽然屡次奉到谕旨，命令统兵大臣将拖欠解饷的藩司、监督指名严加参劾，但各将帅深知财政艰窘的情形，难以参劾。公议既然行不通，不得已私下写信委婉托付，委派专员守候催促提解。偶尔有未能及时解到的，便飞速上奏报告匮乏，都说百姓嗷嗷待哺，奏请动用部库储备。臣部没有可以指拨的款项，不得已从封储的洋税项下，动拨数万或数十万两，以解救其困境。这里刚刚领完，那里告急又至。事情性质相同，本来难以区别对待，不得已再次拨用库储。所有历年部库垫付的饷银，各省关未能全部还清，支出暗中增加，收入暗中损耗。臣等认为部库关系国家根本，储备不多，实在难以轻易向外拨给。而各处领到部饷后，刚还清旧欠，又出现新亏，不得已另向商人借贷，或将勇丁数目虚报，暗中赔偿；或将应协饷银，明面上请求抵补。一笔款项未清，又借一笔款项，层层计算利息，越累越多。近来所偿还的利息将近千万两，上损害国库，下耗尽民脂民膏，艰窘的情形，日益严重。查光绪八年，各省关实际借用的西路饷银，还有五百八十万两，划还洋款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余两，部库垫银四十八万两，部库另拨银八十一万两，各军共接受协饷银八百五十三万余两。协饷必定出自国库，如今国库空虚了。从前因为军饷不足，务必力求节省，丧葬红白喜事等赏赐，早已全部停止，廉俸、兵饷、役食，无不减折，一切支款，又须减平。总计裁省的数量，全部用于供给军队。既供给本省各营，又顾及各路协饷，预先挪用来年钱粮，不足以填补上年旧欠。地方大吏则因为搜刮一空，频繁上奏。臣部也因为库款短缺，屡次冒犯圣听。上年筹办海防，西路协饷，颇难兼顾。各省奏请改拨，臣部几乎无可改拨；各省奏请停解，臣部怎敢轻易听从。各省声称万分艰难，臣部还认为务必应当筹饷，不量力而行，徒托空言。天下没有大患难的时候，尚且拮据如此，万一海疆有警，岁入更加减少，各省自顾不暇，西路的事，何堪设想。协饷终究出自百姓，如今百姓更加困穷了。

译查考咸丰初年，开始征收厘金以助军饷，在关税之外，又增设厘金卡口。近来征敛过重，官吏告诉百姓这是暂时征收，事情结束后就会裁撤，小民都怀着同仇敌忾之心，勉强缴纳。此后厘金卡口越来越密，法网越来越严密，连秋毫之细也不放过，商贩背负货物都不能幸免。因为军饷不足，至今未能立即裁撤。计算每支军队上报部里征收厘金的数目，多达千数百万，至于外销的款项，以及官吏侵蚀、书役勒索的，更不必说了。层层剥削，竭泽而渔，商人都说事情结束后也不裁撤，长久成为商人的累赘，货物昂贵，最终拖累百姓。至于田赋收入，都有常规，军兴既久，供应不恒定，于是破坏了常规制度。如四川按粮津贴捐输，已接近加赋，各省遭受贼寇蹂躏，城池刚刚收复，就急于征收，战乱后的幸存者，无法喘息。今年的钱粮，必须完纳，历年积欠，又须带征，军饷需要紧要，不得不严格考核政绩，考核政绩极其严格，不得不使用刑杖。至于州县强行摊派，胥吏诛求无度，尚不在其中，而民间捐资以应付差役，摊派以办理团练保甲，更不必说了。虽然官府没有增加赋税，私下已经加倍缴纳，数十年来，海内疲弊，很少殷实人家，田地多荒芜，大率因此缘故。近年如山西、河南两省，接连遭受大旱，死亡枕藉，乡里成为废墟，竭尽全力去救助，几乎仅存者。至今元气未复，生计萧条。上年山东黄河溃堤，横流千里，沿河民众，半数成为水鬼，辗转流亡，以百万计。虽然蒙受圣恩截留漕粮、发放帑银，救济这些灾民，仍有居无室庐，食无藜藿，卖儿卖女，勉强求活者。饥民众多，隐患正深。至于顺天、直隶、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省，水旱偏灾，更不必说了。大乱刚刚平定，又遭遇奇灾，一切苟且之法，都未停罢，臣等私下担忧。查考我朝平定准噶尔、回部，将全疆二万里纳入职方版图，当时府库充溢，当世尚不免耗中事西之疑。如今库款空虚如此，民力困穷又如彼，而西路军饷，数倍于国家全盛之时，竭尽所有以供，没有尽头。若不预先筹划，仰屋徒叹。倘若蒙圣明垂询空虚之故，臣等毫无补救，实难辞咎。即使圣慈不加谴责，天下万世清议，将如何评价。臣等反复思考，耗中奉边，终非长策。但西陲要地，非内地调拨，也不能支撑。因此稽考旧章，旁参众说，不揣冒昧，敬为皇太后、皇上陈述。一曰定额饷。甘肃、新疆每年需拨军饷千数百万，断难供应，且断无全额解送之理，徒使应协者任意挪移，盈虚难考，受协者借口欠解，借垫频繁，都是额饷未定之故。查考道光年间，额兵尚未裁减，臣部估拨甘肃、新疆岁饷等项四百四万两，或四百十五万两有奇，除留抵外，实拨银三百余万两。咸丰年间，计陆续裁减裁扣，每年计拨银三百二万两，除核减折放留抵外，尽调拨银二百四十四万五千余两。等到回逆构乱，攻剿之师，另拨月饷，额饷久已停解。光绪四年，西路渐就肃清，前督臣左宗棠覆陈新疆情形折中，请于三年之后，部拨甘肃、新疆的饷，每年以三百数十万两为度，臣部议覆，届时再行奏明办理。迄今已逾三载，所有甘肃、新疆各军饷，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拨的款三百数十万两，不准各省拖欠，合之本处岁入流抵之款，已在四百万两上下。嗣后不准再向商人借贷，也不得率请部储，经久之图，莫要于此。一曰定兵额。查关内减兵裁勇，已有规模，惟关外统兵大员太多，均得专折奏请，招募兵勇，迄无定额。现查刘锦棠所部马步兵二万三千余人，张曜所部六千余人，乌鲁木齐古城兵勇八百余人，巴里坤官兵九百人，金顺、锡纶所部约有二万余人，综计全疆兵勇，数逾五万，较承平额兵四万之数，已多一万有奇。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臣等私下以为新疆既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库尔哈喇、乌苏等处，自遭回乱，旗丁所存无多，宜归并伊，即以伊将军专辖旗兵，如内地驻防之例，应令刘锦棠等通盘筹划，就额饷数目，酌留兵勇，应并者速并，应裁者速裁，合南北两路满蒙汉兵勇，总不得逾旧额四万之数。现在防营无事，口分尚给行粮，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愈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臣等拟仿成法，量为变通，暂以二万人为勇，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始照行粮支给，再于客勇之愿留关外者，选精壮万数千人，规复制兵，照土

译勇的章程按规定支给。那些驻防以及台站、卡伦的各项官兵，如果口粮份额比土勇少的，不必商议增加，以节省饷银。只是各路兵勇的饷章存在差异，大约有数十个等级，应当命令刘锦棠等人查明各路的章程，尽心筹划，勇于承担艰难，将兵的数量、勇的数量、饷银的数量，妥善商议制定章程，上奏朝廷后办理。

第一，统一事权。查得新疆南北两路，每年所需的兵饷等项，向来由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核实确切数目，预先在甘肃调拨各数额，归入甘肃兵饷，在年终造册上报。臣部在冬季拨款案中，汇总拨给。至今这一成法已荡然无存。招募勇丁则各自请求专款，善后事务则各自订立章程，饷银则各自迎头提取，虚报盘费；局所则各自添设，经费尤其繁多。至于那些无事可做的官员，也张着嘴等待喂养。一个官员的费用，消耗掉十多个勇丁的口粮。官员的品级无法清查，虚报冒领更难考核。就像以前乌鲁木齐恭镗所部一千多人，申报的差员多达一百七十多人，几乎达到几个勇丁配一个官员，纷纷滥支薪水，这尤其超出情理之外。这实在是因为事权不统一，没有考核机制，才导致如此。虽然设有督办军务大臣，但各将帅地位相当、势力均衡，终究不能像内地的督抚那样，可以节制全省。现在商议调拨额定饷银，汇总发给，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总揽全局，使各营章程统一，解到的款项，专门归一处分拨，各军各路的差员，尽可以裁撤，以充裕兵粮。

臣等所议的三件事，广泛参考、长远验证，道理不容置疑。仍然担心有人阻碍臣等的提议，而扰乱臣等的说法。有人说：“西边的战事非常紧急，今昔情形不同，拨饷千万，还苦于不够支撑，现在却把三百数十万两作为定额。西陲贫瘠地区，年收入有限，为边疆考虑，不是太疏漏了吗？”不知道内地是根本，边陲是枝叶。公私匮乏枯竭则根本受损，根本受损则枝叶将依附何处。天下的祸患，不在于外部，常常在于内部。史册所载，都有明确的证据。现在自从通商以来，四海之内，都有敌人，几乎无处不需防备。遇事虚张声势恐吓，使我们常常为此戒备。军队疲惫、财力耗尽，敌人希望趁机逞志。当今的重要策略，在于积蓄财力以等待时机，断没有偏重一隅的道理。新疆距离京城万里，如果耗竭中原，给人家可乘之机，这不是好的计策。

译追溯查考同治初年，各省办理操练和防务，未能兼顾定额军饷，每年调拨给新疆的经费仅四十万两，且尚未全部解到。此后如果再有短缺，客籍勇丁剽悍，岂止哗变溃散令人担忧，想要让他们像旗兵那样甘心穷困饥饿，实在不可能，能不为此感到寒心吗？即使说边防不可不修，而筹划必须着眼长远，所以定额军饷应当恢复。恢复定额军饷，应当裁减勇丁以恢复兵额，屯田以抵充军饷。所议定的定额军饷，原本是左宗棠奏折中的方案，那时甘肃尚未裁兵。接着查考左宗棠奏称新疆利源可以开发，流弊也可以节省，就地取资的说法，将来调拨经费，还应当按照咸丰年间的成案核减。如果只谋求眼前调拨的多，而忘记日久难以为继的祸患，意外变故发生，恐怕不是浅陋见识所能预料的。

又有人说，逆贼首领勾结煽动回民，俄国人暗中蓄谋，即使增加兵力，还担心疏漏，裁减客籍勇丁，则军威不振，减少勇丁军饷，则口粮不足，所考虑的难道不周全吗？不知道自古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士兵，只看谋略如何罢了。如果处处都填塞兵勇，则防备多而力量分散，善于用兵的人一定不这样做。当今养勇太多，虚报冒领占一半，老弱占一半，而西陲各军，每天担心敌人到来，不敢立即裁减，坐致疲敝，长久都无用，实在失策。用兵如同下棋，巧妙的人熟审全局形势，在要害处放置几子，足以制人，笨拙的人不懂犄角之势，即使布满棋子，不免失败。现在议定淘汰弱兵保留强兵，合并全疆兵勇，以四万为定额，一半列戍作为防守之局，一半居中作为游击之师，如果将领得人，军队没有虚籍，平时屯田以劳累他们，农闲训练以整齐他们，必定大可依靠。纵然俄国人挑起事端，逆贼窥探边境，全部出征，不难调关内之兵，巩固后路，实在不在于多养无事之勇，蛀食国家有限的财力。

议论者认为兵多足以依靠，好比千金之家，常担心盗贼，每天需要数十人来防备，盗贼尚未到来，不到一年，千金之家，已成为穷人了。勇饷不足的说法，应当是因为关外粮价昂贵。查关外粮价，与关内没有差别，甚至有比内地稍贱的地方，先前据刘锦棠奏称，颇有谷贱伤农的祸患。况且楚军坐粮，已比土勇优厚，土勇章程，较之制兵定额军饷已增加两三倍，也不算少。远考军需则例，出征加给盐菜，事毕就应停发，近考刘锦棠张曜所议，也以改行粮为坐粮，招募土勇规复制兵为请求。只要严禁克扣军饷，口粮必定没有不足。至于各城回民虽然众多，同为血气之伦，安抚他们就来归，虐待他们就叛乱，边疆大臣仰体皇上的仁德，奉扬风化，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帖然顺服的，偶尔有顽梗之辈，不难诛杀铲除，又何必担心勾结煽动呢？

私下揣测各种议论，大致都在这里。臣等也不是故意发表高论，随意穷究诘问。至于用人，是皇上的大权，臣下不敢多言，而筹划兵员军饷，边疆官吏与臣等应当共同体察时艰，勉力谋求长久安定的规划，以维护国本。刘锦棠身负重任，洞悉边疆情况，尤其应当完成这最后一篑之功，恢弘远略，相应请旨饬下督办军务大臣刘锦棠等人，会同陕甘总督谭锺麟统筹全局，就左宗棠原议每年拨给三百数十万两的数目进行核算，所有甘肃及新疆南北两路，某处酌留若干兵勇，某处实需若干钱粮，赋税留抵若干，划还洋款若干，屯田抵饷若干，一切经费若干，无论如何区划，总应照原议军饷数目，量入为出。一俟议定覆奏后，臣部即于本年秋季，照新定额军饷，将十一年分军饷，预先奏请调拨。该大臣等务必力求节省，虑始图终，以免牵动大局，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奏免军需造册报销疏 同治三年 户部

私下认为军需支应，款目繁杂，盐粮米折，事务隶属户部，弁兵员名，制造斤重，事务隶属兵工两部，开支多寡，各有定章，这是军需报销，必须以则例为断。然而其间制变因时，也有未能全部遵循的地方。破格悬赏，支放既难缓须臾，循例开销，造册则皆非实在。这是名义上以则例为断，而未必都是支用的实情。自从洪逆倡乱以来，蔓延十数省，滋扰十余年，捻教回苗，乘机迭起，生民涂炭，皇上宵衣旰食忧劳，仰赖皇太后皇上至诚感神，天心厌乱，巨逆就歼，东南渐次荡平，西北可期底定。只是肃清之日从此开始，而报销之事从此繁杂。历年以来，各省军需，承办既非一人，转战动经数省，况且则例所载，征调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多资勇力，兵与勇本不相同，例与案遂相歧出。在部臣引例核对案卷，往返驳查，不过求其造报如例而止，实在不能于已支的帑项再求节省，而各处书吏藉此需索，真属防不胜防。粮台委员借以招揽

译招摇。甚至额外收费，再在额外之上又加收费。费用没有出处，那么虚报销账、苛刻征收的弊端就兴起了。所谓虚报销账是怎么回事？就是劝捐归补，这是影射舞弊的手段。所谓苛刻征收是怎么回事？就是私自设立厘金关卡，这是获取供给的途径。圣人在上位，正打算让百姓安居乐业，怎忍心在大功告成之后，还留着这种危害国家、祸害百姓的政策而不废除呢？这是军需报销这件事急需改变策略的地方。

然而有人说，对于需索招摇等弊端，应当思考如何惩治；至于报销章程，遵行已久，怎么可以因噎废食呢？不知道这次军需，历时太久，各省财力都已枯竭，士兵和勇丁饥苦的情形，屡次在章奏中见到，那么军营已经没有余钱可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严厉责令报销，那些造册按照例定数目不超出一丝，却暗中将款项虚报数万的人，因为符合条例，就在准予报销之列；那些把实际使用的数目登记在销册，而没有丝毫虚冒的人，因为稍微不符合条例，就难以核准。应该驳回的款项，有的数十万，有的数百万，甚至责令赔偿。劳苦的大臣和战将，先前得到酬劳，后来却被追讨，无论力量达不到，恐怕也不是国家厚待功臣的心意。那么报销这件事，即使能杜绝弊端、风气清明，但实际数目不准予报销，准予报销的不是实际数目，虚文相袭，非常没有意义。

臣等共同商议，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需，未经报销的各案，拟恳请天恩，准许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明白清单，奏明存案，免除造册报销。如果蒙受圣旨允许，应由臣部知照兵部、工部各衙门一体遵办。并请圣旨下令各路统兵大臣、各直省督抚永远禁止劝捐归补的名目，并将私设的厘金关卡，切实查办参奏裁撤，以期案卷没有作伪的情况，朝廷内外没有虚耗的费用，而书吏的舞弊、地方的骚扰，都可以不禁止而自行消除。

至于东南剿办余匪，以及西北办理回务，自本年七月起，一应军需，凡是有条例可循的，务必应当遵例支给；那些条例所不及的，或者制备采买，有应当随时随地酌情变通的地方，先行分别奏报备案。事情完结之日，各归各起，一体造册报销，不得因为这次特恩，妄生希冀，以杜绝虚冒而符合旧章。臣等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谨密封陈奏，请圣旨训示遵行。

译湘军第五案报销疏

曾国藩

臣查考从前各路军营办理报销，都是按照军需则例，分款开列申报。其中若有与条例不符之处，必定一一迁就，力求符合条例才肯罢休。在当时制定条例，确实是因为军营用款最容易冒领虚报，所以对于那些根本无法确定数额的事情，却强行将其束缚在固定的条例之中，以此来杜绝冒滥，确立限制。立法不能说不够严密，用意不能说不够良善。然而沿袭时间既久，不问用款是否有虚有实，只求账册上的数字严丝合缝。内外胥吏互相勾结，把账册格式当作秘密诀窍，把报销当作牟利的渊薮，而对国家的公款毫无益处。臣此次造册报销，严厉告诫各委员务必认定“实用实销”四个字，不准设法腾挪转移，不准曲意弥缝遮掩。情愿与部里的条例不符，不愿与实际数额不合。部里的则例，制定于乾隆年间，那时全部使用经制兵，使用部里拨付的军饷，与这次军队由地方招募、军饷由地方筹措的情形截然不同。即便嘉庆年间参用勇丁，但所招募的数量很少，所制定的条例也很简略，从未有一支军队招募到十余万人之多，并持续十余年之久，像这次这样的。臣在咸丰三年初次招募湘勇时，是参照江忠源营中发饷的章程，酌情核减：散勇每月四两二钱，亲兵四两五钱，什长四两八钱。在衡州将章程刻版一次，颁发给各营。后来略有增改，在江西又刻版一次。到咸丰十年，在祁门又刻版一次。此后遵守多年，不再更改。臣所刊印的章程，虽然未曾进呈御览，但在东南各省已经广泛传播，即便京城也偶尔有流传的，应当都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臣在咸丰七年九月上奏报销的规模，同治四年腊月又上奏水师事宜，都将发饷的数目大致陈述清楚。而骆秉章、胡林翼、乔松年先后所上的奏折，都有按照臣处刊印的章程发饷的话。因此臣营的饷章，昭昭在人耳目，断难一字掩饰。现将咸丰十年所刊印的《营制》《营规》各一本，随折咨送军机处备查。此次报销就是按照刊印的章程核算的。从前江南大营请销兵丁口粮，每名每月支银三两八钱有余，仍然支给本身及余丁的本色口分米粮，加上管带员弁大小约三千余人，盐粮等项，连同原省坐粮，每用兵一千名，每月约需银七千两。请销勇营的口粮，每名每日支钱三百文，按中等价钱折算成银，每名每月需银六两以上，加上管带各官的薪水杂支，每勇一千名，每月也超过六千两。臣部湘勇以五百人为一营，营官、哨官、勇夫的薪粮公费，统计一营每月支银二千八百两有余。每勇一千名，计算不过五千七百余两。与江南大营的成案相比，只有减少没有增加。向来条例规定，军营各官每晋升一阶，就酌情增加薪粮若干；或者获得一个巴图鲁勇号，领饷就更优厚。臣所定的湘军陆师章程，只论差使，不论官阶。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举擢升，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从千总、把总保至提督、总兵，薪粮依旧。那些巴图鲁等项，也只有虚荣而没有实惠。其他如旗帜、号衣、书吏、医匠、役夫等例准支销的项目，全部包括在公费一项之内。所以从后来来看，安徽、河南、山东等省的饷章，比臣军的更少；从前来看，向荣、和春、张国梁等军的饷章，比臣军的更优厚。自从臣制定章程以后，湘军四处出击，援剿湖北、安徽、江浙、陕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大体上遵循臣章程的居多。也有先遵循后来改动的，大同小异的。又有虽然隶属臣部下，但鲍超的霆字营、刘松年的老湘营、王可升的升字营，并不完全遵循臣刊印章程的。

总之，凡勇丁一千名，每月军饷总共不得超过五千八百两。李鸿章所部各军，同治元年刚到上海时，孤军突起，地处极危，不得不稍加优厚以鼓舞士气。四年二月间，李鸿章附奏军需用款一片，是指在上海、苏州用兵时发饷而言，款目稍有不同，情形也不同，但一千勇丁也未尝超过六千两的数额。等到四年五月，臣奉旨督师，所用各军，淮军多湘军少，同为剿捻之军，仍照刊印的章程一律支放。这又是因时权衡，而仍力求节省的本意。向来采买制造，是销款弊端的大本营。臣对于帐棚、军火，再三推求博访而预先筹划，只有制办太多的患难，而没有价值过高的弊端。向来军需正款，收支一律使用库平银，只有杂款每百两扣除平余银一两。臣营起初也纯用库平银，从咸丰九年起，与胡林翼议定，不分正杂用款，一概以湘平银支放。而所收各处的库平银，每百两申出三两六钱，另列入款项拨用。积少成多，所节省的颇为巨大。向来花名清册，是送台领饷的依据，也是送部备查的案卷。然而兵册中真名居多，勇册中假名居多。沿袭已久，勇丁去来无定，原籍本来没有伍符可查，而且还有被汰革的、告假的、随……

译当时士兵更换频繁。有时疫病流行，接连死亡数十人；大败之后，接连死亡数百人。仓促之间难以招募补充。那么在这段空缺期间，应当有截留的旷缺银两。军营中贤能的官员，或许会将这笔截留的旷缺银两，用来多供养敢死之士，修补军械；而不肖的官员则借此中饱私囊。臣每当各营遣散撤换之时，便责令他们缴出截留的旷缺银两若干，平日则来不及深入追究。如果命令他们按月造送名册，他们无法将旷缺情况一一呈明，必定会伪造名册来应付。这种积习牢不可破。臣深知此弊，所以在颁布的章程中，只以勤于点名作为重点，而不以造送花名册作为重点。各营没有名册送到臣处，臣也就没有名册送交兵部。咸丰九十年间，户部屡次催促造送花名册，臣始终没有造送。违背兵部条例的，就在这里；不欺骗朝廷的，也在这里。此心可昭示鬼神，起初没有丝毫私意，敢于与兵部大臣相抗衡。如今此案造册报销，也只是造送银两数额的名册，仍未造送花名册。实在是不想用临时编造的伪名，稍涉欺瞒掩饰。恳请皇上垂察，敕令该部曲加体谅。幸甚。将来剿灭捻军的军需，淮军、湘军各军，共同支取江南的饷银，臣与李鸿章会同造报，也打算不造送花名册，以求简便合理。理合预先陈明。

译请求明确制定军需善后报销饭银的奏疏 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云南报销一案，因为部费浩大繁杂，导致言官纠劾，皇上严旨查办。计算此案受牵连获罪的人，从内外大臣以及御史、司员、道、府，下至书吏，共有三十多人，可以说是近年来的大案。现在户部、兵部、工部等部已经严格制定了章程，通行各省，内外官吏，都应该警惕畏惧并遵守法律。只是我微臣心中，尚不能没有过虑之处。人喜好利益，不是训诫所能改变的；官吏作奸犯科，不是法令所能杜绝的。正当此时，天威刚刚平息，判决书还新鲜，各部大臣，也都有振作求治的意愿，或许可以暂时收敛，但不久就会故态复萌。因为钱粮事务，最为繁琐纠缠，款项无误，就驳斥其格式；出入不差，就驳斥其日期。或者调查无关的案件，或者命令造册无用的簿籍。如果想要吹毛求疵，哪有穷尽的时候？即使有精明的堂官和司官，也难以穷尽吏胥的伎俩。等到有意刁难时，外省无从下手。不给予费用，就会自己触犯宪典；让外省如何遵从？况且即使给予费用而不虚报冒领，钱又从哪里出？掌管财政的人，不也很难吗？据我所知，从前办理军需，凡有报销，就有部费。只是早年数目较少，且风气谨慎质朴，职官自爱，只有部吏有这种现象，司官以上则未曾听说。咸丰末年，才开始有司员招致非议的；同治中期，才开始有局外的京官选人，闲居分润的；到最近三五年则放肆滥行了。将多年的大利之源，一旦想要完全断绝，让职官从此不触犯法网是可以的，说部吏从此不敢需索，恐怕部臣也不敢相信吧。我愚以为，驾驭胥吏的方法，与对待士大夫不同。稍微体恤他们的私利，然后才能使我的法度不致大溃。回想各直省奏销钱粮事件，都有例定的饭银开支公项。就以山西为例，地丁奏销，有户部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朔两府粮石奏销，有户部饭银一千二百两，均在耗羡项下动支。文武乡试奏销，有户部饭银六十两，在科场经费正项下动支。河东盐课奏解，有户部山东司饭银六百两，在盐引杂课项下动支。朋马奏解，有兵部饭银一百六七十两不等，在朋合项下动支。前人立法，具有深意。所以年例奏销，不致格外挑剔，也没有格外使费。当时之所以对军需报销未曾议及，是因为国家治安二百余年，征伐用兵，不是常有之事。当时一案军务完毕，经手人员，只了结自身之事，哪里会顾虑后来？私下揣度今日事势，以后海防边备，正宜经营，防勇练军，不能骤然罢撤，岂能讳言兵事，不为报销，筹一长策？似乎不如明确给予体恤，严格限定数额。查山西旧额岁征地丁银三百二万余两，奏销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约为二千分之一。现在拟略准此数，从优加倍给予，定为千分之一。每军需善后报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约计此后各省销案，多者七八百万，少者一二百万，饭银不过一二千金，至数千金而止，尚不至于骇人听闻。等本案核准后，照准销的数额核计饭银，在一个月内解送部里。既便于核计，且免嫌疑。其案归何部核销的，即解送何部。此项饭银，即在军需本案湘平升平项下动支。因为湘平一项，现经户部奏明，行令扣提报拨。此案系外闲节省盈余，向来不报部的款项，用来充此用途，对库款绝无所伤。而有销案，即有升平，筹款不难，名义也顺。以理推之，如果部议允行，各省督抚统兵大臣，几乎没有不乐意遵从的。如此办理，则部吏有纸笔办公的资财，无从借口。其余销案准驳，应当可以洗心敛手，顺从地听从堂司各官的处置。倘若再有藉端需索的情弊，经部臣、言官以及外省督抚统兵大臣查出，即行奏明，重治其罪。庶几各部正直的大臣，贤能的曹司，可以执守新章，不担忧蠹扰。秉公总理得以实现其志，而各直省有督兵理饷之责的人，也不至于棘手而为难。内部不索费，则外部无浮销，这也是理财节用的实际做法。臣为维护良法以杜绝流弊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回复武昌县钱颖澜的信

胡林翼

接到来信，并另折，得知一切。珂乡被蹂躏之后，您的家眷必经迁避，平安的消息，我翘首盼望。所拟浙江筹饷八则，有可采纳斟酌的，也有窒碍难行的，详细回复如下。一、所议私茶改归宁波通商一节，可采纳。二、所议内地海船，改归宁波贸易一节，可斟酌采纳。三、所议盐法暂时变通一节，总须化私为官，商民均益。四、所议劝捐分别办理一节，可采纳。五、所议厘金应设分局一节，可采纳。而办理尤其在于得人。浙江向来以厘金

译作为中饱私囊的资本。如果突然加以约束，怨恨诽谤就会纷纷兴起，诬陷他人、伤害他人，实在令人感慨。关于所议放的饷银分搭饷票这一条，天下的事情，只有实在可以抵御虚浮，笨拙可以制约巧诈。饷票是虚浮和巧诈的，损害国家大计、妨碍民生、困扰军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阻碍重重难以实行。关于所议捐局仍照铜捐办理这一条，也有可取之处。办理军务的省份捐输，大多采取通融办理的方式，仿照铜捐的成例，六成收取捐输，以三成现银上缴，其余搭配饷票，这也是权宜之计，事情可行。关于所议嘉兴、湖州、苏州一带应当重视水师这一条，天下的军事，北方以骑兵为关键，南方以水师为关键。嘉兴、湖州、苏州属于水师防区，这条意见明白晓畅，是切中要害的论述。

译致司道、粮台诸公书

胡林翼

城防事宜，已拟定六条，但尚未画押施行。因为有利也有弊，我谨直陈其弊，并附上需要商议的各项事务，仍望各位斟酌指正，迅速回复。

第一条弊端，在于指派的州县太多。我们的精力无法面面俱到，就会有名无实；地方的财力无法充盈，就会耗尽于乡兵而妨碍官饷。大凡人保全自身的办法，只保护心肾等紧要之处，连尺寸之肌肤都要顾及，将领若不能兼爱，就会先失去大局。如果战守之机处处防备，必然导致处处无备。查罗田没有城墙，只有松子关最为紧要；麻城守城尚易，这两处已拟定由成梁防守，用官兵进行防剿，较为得力。黄州下巴河，已有舒氏马队六百，声势尚盛。至于蕲水、广济，则无城可守，更不待言。现命令罗田、蕲州、蕲水、麻城、黄安各县有碉堡关卡之处，勒令十人看守，此事派令州县专门负责巡逻稽查，尚不至于劳民伤财。其战守之事，仍责成我们如何？

第二条，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忠信之人，怎敢一概抹杀？但必然视官员的态度而转移。大抵有才能的人，其品行志向不可信；可信的人，其才略无可取。那些闭门归洁、不愿过问公事的人，如罗田、蕲水两县，去秋以来，经黄州府设局捐谷，该局即选取乡人中懦弱的人指派，得十千、二十千、三十千即可免捐，而局绅征歌选妓，自得其乐，自私自利。应请函札周立庵察访警戒。以此类推，则此事利未及而害先至，请酌定责成之法、补救之方。因此将城守视为轻事，则又失当了。

第三条，蕲黄之边，是第二层门户，已注意于山、霍山、英山，凡山之要处、险处，加意督修。皖人受害最久，较易谋划，已饬令将英山捐输已缴入转运局者借拨，限一月成功，另行劝捐缴还，这是第一层门户。

第四条，筹划军饷的精明，即使像桑弘羊、刘晏、韩滉那样，总不如裁兵节流利益大。就像这次自院司道府州县官捐八万，只能敷军饷七八日的粮，司农也不过且破七八日的愁颜罢了。添勇一营五百人，岁计必三万五千两，是官捐一次，不过养一千人一年的粮罢了。湖北兵力之多，至去秋而三倍于七八年前，至今年又多于去年。占地太广，一也；惩吴亡而贼必专力于楚，预为之备，二也；有万人临城，不得不以万人置空处以备援，三也；志在得安庆、桐城、庐江、无为，以通巢湖得水利为保障，即可将陆兵顿减一二万人，如昔年李忠武得九江湖口，则下游之贼，须从抚州绕南昌之后，故武昌可二三年安枕，志大心劳，不自度量，四也；兵多之罪，罪在林翼一人，舍饷不谋，而日请益师，至粮台万难支撑，盖林翼因近二年贼多且狡，每次倍于七八年前，过虑所积，不能不先增兵，未兵利，先虞饷害，五也。至近来各营伍，均选择至慎，勇额不致有虚，临阵不致怯畏，当可自信。惟兵太多，饷太重，不能不请省局专精筹划，苦撑一年，或一年半，当可有益，公酌之。

第五条，厘金加二文，盐课买卖各加一文，请以剀切之词作晓谕，即行定计，约计亦不过一年筹得二十余日之饷罢了。然亦属难得之事，即速定计决行。

第六条，各县劝捐，请一并交司库，由司移交粮台，尚为核实。如准州县支销，弊不可言，请速即缮示缮札通行。以上各事，请丹初、渭春、伯符、义渠、香雪速即公议决行。至司道存款，此时出纳，不容不慎。愚意凡不关军饷者，均可停止。日昨司详停止荫袭一节，俟军务完竣之期，是也。至南米折存，历年减价有余，应请义渠核实妥存，巨贼来援，军饷紧急，始可由粮台函商，林翼再行支应，盖非其时不可也。此外如何筹备之处，祈随时示及，并将此函呈揆帅酌定。

致城守粮台书

胡林翼

户捐之议，迟回十余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偿失，功不备患，吾辈徒为百姓之怨府，万世之罪人耳。钱粮捐输，均是择有田之户而催收之，又均是责成州县之事。州县不以钱粮、捐输为事，皆州县之心不属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严，考核不实也。岂一改户捐，而州县即能踊跃奉公乎？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劝捐，纵改户捐，岂能得财？催钱粮、捐输，则州县之舞弊尚轻；派户捐而无章程，无条理，则州县之作奸犯科，与劣衿下士之欺隐不实，高下其手，更属防不

译战胜防御之道。人心败坏已久。只有确立严明的法度，尚能杜绝弊端。如果在上位者制定的法度稍有混乱，那么弊端就说不清了。新法一旦推行，州县官员必定不会阻碍，反而会借此施展欺诈，而对军饷实际上毫无补益。这不用多说就能断定。况且农户与行商情况不同。凡是从事农业、定居乡间的农民，终年不积蓄一文钱，却要求他们按月缴纳若干数额，势必导致阻挠而无法实行。这对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来说，应当体察耕种收获的艰难，从而深知其中的虚实真伪。当务之急在于严格考核州县官员，而不必改变法度。首要任务在于迅速淘汰勇丁，并催缴各路军饷。例如襄阳平安，拥兵自重以震慑文武官员的惊恐之心，不管是不是将领，都各自招募勇丁以中饱私囊，胆敢禀报请求无论何种款项，都请求截留。这样就是招募士兵不经过总督，从而夺取了总督的权力；聚集军饷不经过巡抚和藩台，从而一并夺取了巡抚和藩台的权力了。这应当回报给内阁首辅，立即撤退，以节制其流出。节制支出是第一位的，救济危难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此外还有应当撤换、淘汰的人员，也请求迅速回报。如果需要我发公文执行，我已是破甑之人，对于招致怨恨的事情，向来不屑去做，就像舞阳侯所说的那样，一杯酒哪里值得推辞呢？又荆门州禀报勒令陈姓罚款四万两，司中想必也有案卷，为什么不委派官员提取陈姓押解追缴？又施南办理捐输可超过八万两，昨日的信件已经寄出，也应当派遣专人迅速提取、催促。这也多少有些补益。我愚昧的意见所及，尚乞采纳。

译回复城守粮台公局的信

胡林翼

初十日收到礼堂的来信。礼堂在初九日进入磨山。已经发函会合沅圃、春霆、武臣，定于十一日三面会合围剿。不知道能否齐心协力，一战成功。承蒙拨派唐敏兴的三个哨队驻守南楼岭。那里地势险要，修筑有碉堡关卡。如果坚守不出战，贼兵就无法进入。只恨盲人误将余际昌当作将才，又坚持修筑碉卡，托付以边防重任。方才认为约定坚守三个月，虽然誓约是三个月，但实际上一个月或半个月，必定前往救援，可以巩固我们的边防。谁知贼兵一到就攻破了。去年涤帅屡次嘱咐不要使用湖北勇，希帅屡次以余际昌不可靠为戒。我本想开创湖北的风气，却没想到他如此不顾脸面。张道以奉命办理团练为名，就把有事当作荣耀。团练必定不能作战，其耗费钱财则是一样的。与其谈论团练而白白浪费民财，不如取用民财来供养官军。湖北筹措军饷的方法，希望集思广益，明确地教导我。正赋只能在额定范围内认真征收，不能在额外索取。额定内的本分，任凭州县官员懈怠，即使额外搜刮，也必定没有益处。听说粮台贫困到了极点，山穷水尽。襄郧等地为何不严加催缴，而任由他们分肥中饱私囊呢？丹初兄很久没有来信，听说他忧惧危殆，以至于废寝忘食。须知时事艰难，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都是与气数相争。然而成败的定数，盈虚的定数，有天命在其中，并非忧虑思虑就能稍微减轻的。幸好你能鉴纳。希帅安抚安徽，就可以自行筹措少许军饷。我处近日严加催缴，也有所收获，不至于空无一物。大致安庆、六安，一年之中也可以筹措数十万军饷。除了英山、宿松已征收的钱漕外，其余都是亩捐。再加上减成捐输，有土地，有兵威，自然可以逐渐富强。湖北的事情，如果不严惩府州县官员的懈怠，即使周公、孔子再生，另设新法，也没有丝毫的实际帮助。请与我约定，将不能作战的人，杀之不足惜，淘汰他们只怕不够快。官员不能筹措军饷的，弹劾他们不足惜。那些轻视教令，毫不动心，看待省城公事如同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瘠一样，这样的州县，为何不勒令休职、惩戒呢？

襄阳道府禀请雇募壮勇弹压防堵的批复

胡林翼

军事之事，在境内防守，不如在境外作战。昔年湖北征兵不过万人，不选择将领，不筹措军饷，以致六年之久，没有一年没有兵祸。现在水陆五万人，分布在江皖境内。用五万人的口粮，责成一省的力量，其艰难可想而知。牙厘税的设立，专门用于资助征兵，征讨吴地就是为了保卫楚地。智者相信这一点，愚者迷惑于此。因为不能抓住众人共同明白这个道理。省城设立总局，每月支出公费百串，极其节俭廉洁，天下独有。这是取用商民多余的财力，归于军国的实际帮助，这又可以让众人共同鉴察这份诚心。人心好利，各州县汛营的员弁，常常垂涎这牙厘税，百般尝试，视为奇货。不知道这是因为征兵紧要，不养兵就不能抵御贼兵，不越境就不能守住土地，这就是保全州县商民的实心。临警招募无赖，则既不能作战也不能防守。用难得的钱财供养容易得到的人，用有用的钱财供养无用的人，那么本部院不能不斟酌而慎重行事。

致严方伯、阎农部及各僚属的信

胡林翼

碾米需要动用三万余石的谷物，不是因为办米的缘故，是想让米局稍微捐献二万余两不急之谷，而粮台顿时增加三万余串的军饷。军中不重视米，向来也颇畏惧官米。林翼难道不知道吗？如果派委员采办商米，营中的委员很多，下游的商米更好，更切近。只要饷银不亏损，何愁没有米呢？渭春所说的六不宜等条，都是细枝末节。用船装运进入华阳，到达曾道各营，与水次最近，即使多李二军石牌内湖水次也方便，都可以不需要另制口袋。渭春提议用一万串钱并米局银六千两采办商米一事，应当立即停止。就把米局银交给粮台救济军饷。丹初所拟派黄丞、舒丹领银钱采办一事，更应当即日停止。仍可按照十六日发布的札令，碾运仓米。即使不能限定一个月，也可以陆续运济。但必须严禁委员搀和沙水，不要让天下人不相信官物，而以官为诟病。总之此事因为粮台万分拮据，特地为了酌盈剂虚，无聊到极点的想法。如果粮台、道台、牙厘局能每月足额军饷，又何须多此一番劳费。之前已经发函给多都护、李方伯、曾观察处。李方伯念及武昌聚米的艰难，不愿意借粮。林翼怜悯粮台窘迫的状况，思虑目前的急难，仍然急切想要小补。此后应当先行转运。如果军营军饷充足，自然知道发函停止。我就札令停止碾米。其办理擂发脚等事，或者由米铺领办，或者由委员经理，尚易谋划。日后这些谷物总须碾动为米。

回复郭意城论公费的信

胡林翼

营中注意骁勇，确实是正办。然而应当以诚笃廉谨之士，如石泉诸公者担任营务处，及各营帮办

译等到最初招募的时候，还能够在无形中加以补救。否则，必然沦为田兴恕那一类人，终究不能成就大功。统领军队的将官公费，每月七百两银子，长夫三百名，尚且不能稍微剩余一文钱。然而，必须有这些费用，才不会使手头窘迫。况且季公不顾惜自家生计，应当请求门中前辈，发札饬令盐茶局司道，每年筹措三百六十两银子来供养他的私用。这也极其微薄。湖北军营中，家眷在湖北的营官，都不止这个数目。如果季公没有廉俸可以领取，都、多、舒、李、鲍、余等人，每月的费用都很大，有超过一千两的。不使手头窘迫，就是不牵制他的行动。能够体恤他的私用，才能让他专心于公事。您的意见如何？

译札总粮台

胡林翼

查得七月二十八日，从兰溪船次运到中军账房一架。试着命令支用，发现这是平日督抚中军用于应酬、迎送、操演之物。将其用于行营，不仅长夫耗费太多，尤其会开启军营奢侈浪费的端倪。况且这并非人字架旧式，风雨飘摇，不适于使用。核算此帐，用布已多，费工已巨。每日若随营转运，须添夫十六名。又访闻粮台船次，尚有大中军帐一架，须夫百名以内。像这样奢侈浮靡，实属官场恶习，实在令人痛恨。不得已而养兵，即使日费万金，也是出于救民的苦心。所担忧的是兵不精而将不勇，辜负国家、辜负百姓，罪过实在重大。如果把军务当作自我奉养的谋算，那么即使百钱一钱，也应当爱惜。须知日用之费，都是国家的正供，生民的膏血，见之痛心，思之泪下。为何要做这种无用的事来损害有用的事呢？合行严札申饬，立即速查明经手创议的人员，制造者是谁，提议者是谁，经费支销多少串，由粮台禀明，即记大过三十次，仍扣除该员应领的薪水养廉，以偿还浪费。至于本部院行营，人字架蓝布账房，已足以栖身。如果将士效命，疆域肃清，所庇护的就多了，又何苦把安乐放在心上呢？为此札到粮台，并通饬凛遵，使官场知道以朴实为可贵。戒之戒之。

袁郡防军报销上善后局请示禀

陈乔枞

我府三月间，暂留新宝营驻守郡城防堵粤逆股匪，所有发给的口粮钱米共四千余串，请示可否作为正项开销。奉宪台札开，以当时未据该府禀报有案，且现奉曾督宪批饬，此项应付钱米，未奉札饬，不准作正开销，末尾批札局遵照。所有该府禀请作正开销的地方，难以核准，应令自行弥补。合就札饬查照办理，不要违背此札等因。捧诵之下，惶恐歉疚无以复加。然而当日情形，有不得不委曲详陈的，敢再逐一陈述。粤逆股匪，由抚州、建昌窜至新淦，扰及吉安，东驰西突，所过者破，所至者陷。袁郡四境，三面连界，贼氛逼迫，吃紧万分。其时袁营兵丁大半调往省城，空虚实甚。四邑团练，均初开局，办理未就绪。一闻警信，人心惶惶，纷纷搬徙，十室九空。游勇至，情状汹汹，土匪聚集，时势岌岌，非有重兵镇压，不足以杜绝乱萌。贼探络绎，四出窥伺，伪示散布，百端恐吓，非有重兵驻防，不足以遏制凶焰。这确实是仓猝之间，有不及防备的；支绌之际，绝无可筹划的。我府对此情形，内心焦灼。适闻浙中新招宝勇，途经袁郡，当即向劳观察商恳飞札催调前进，暂驻郡中，相机堵剿。援引去年夏间粤匪逼近龙泉边界，曾奉抚宪札饬截留张方伯老湘营驻守袁郡以壮声威，军饷即由江省接济，此时事同一律，必能获准。况且袁郡为楚南门户，东征饷道，由袁转运，大局所关，曾部堂也必兼顾。只是时值开征之始，乡民观望，闭粮不完，无米之炊，难为巧妇。不得不催提各邑地丁，及挪用各卡牙厘，以济眉急。当是时也，同事中有钱粮之责者，固一筹莫展；无钱粮之责者，亦一辞莫赞。我府处急迫之时，不及禀示，知擅动之咎，必干驳诘。但为保卫地方起见，不能不力肩其责。稍一长虑却顾，则大局有不堪设想者。故毅然敢以一身担之，功名得失，早已置之度外了。因思他郡有漕县分，较之此地筹措，似易为力，何反束手待毙，不敢暂动钱漕，用以御寇者？诚虑事后之报销难卜，而就地之弥补无由也。且有以防不胜防，用之御贼，胜败难知，原不可必之数。守无可守，委之与贼，沦胥以亡，无可如何之事。曾不计地方失陷之后，城乡被贼蹂躏，焚戮淫掳，数十万生灵涂炭，惨不可言。此时事之可为痛哭流涕者也。然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自昔已然。孤愤之士，所以扼腕而叹也。语有之曰：涓涓不绝，将寻斧柯；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事前之布置，费少而功倍；事后之收复，费多而功半。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即如临郡调防之兵，此时仅可守城，无暇堵剿。然月饷之转运，未尝可一日缺。其它征兵之或降或溃，虚糜军饷，非徒无益而又害者，更无论也。如使当日审时度势，先事豫防，早有一旅劲兵，扼要堵御，则抚建之贼，无由飞窜，何至滋蔓难图乎？夫守土之官，既膺民社重寄，

译正值时局艰难之时。只应当竭尽全力想办法以尽人事。人事既然已经尽到，而形势无可奈何，以身殉职是可以的。如果人事没有尽到，只以没有军队、没有粮饷来自我开脱，畏难退缩，即使城池沦陷与之同死，一死还不足以抵偿罪责，何况是抛弃责任而逃离的人呢。

译况且这股贼匪，起初并没有什么本事。只因官军没有努力进攻剿杀，才导致被掳掠胁迫的人日益增多，聚集到几万人。他们上下奔突，没有固定的方向，常常趁着空虚之处闯入。当他们窜犯陷落吉安，扰乱到安福时，和后一营退守驻扎在涧富。那地方是宜邑的南乡，距离郡城六十里。李副将屡次想要移驻袁郡，卑职再三婉言谢绝，告诉他新宝的一支军队已经驻扎在郡城中，足以资助攻守，劝他直接前往峡江迎击剿杀，战机不可失。李副将又以粮饷接济不上，军火已经耗尽，连油烛米盐都需要接济为由。那时同事之中，没有不认为应当坚决拒绝的。卑职因为李副将向来以敢战著称，但性情近乎乖张暴戾，如果用礼貌优待他，就足以依靠他来抵御外侮；如果用缺略的态度对待他，就会真正生出祸端。因此在万般困难之中，设法接济，略微用来牵制笼络他的心。所以李副将从涧富岭拔营，取道宜春的彬江，转到分宜，直接开赴新喻。沿途所经过的地方，也还算约束兵勇，命令不要骚扰。假如当时吝惜这笔费用，那么袁郡岂不是又要重蹈吉安的覆辙吗？新宝的一支军队驻扎了半个月，每天用军火，早晚在校场操练。土匪看见就收敛，贼氛听闻就退却逃窜。城乡民心稍微得以镇定。虽然没有进剿的功劳，实际上有声援的辅助。现在奉上级批示，认为卑职没有请示，难以核准。责备我确实是对的。只是兵贵神速，不可以拘泥于成规。如果事势尚缓，可以从容筹划，自然应当先请示上级指示。如果正值危急之时，一定要等待请示批准后才遵行，那么机会已经丧失，挽救已经太迟，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卑职这样做，并不是滥行发放，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地方，一方面是为了顾念邻里的道义。在新宝营未到之前，张令专门发函通报，说自从从楚地到萍乡，资用已经耗尽，虽然奉有浙江来的公文，还有应领的盘缠留在江省，但道路阻塞，接济困难，必须在袁郡商借银两，作为行粮。卑职反复思考，张令作为一个新保举候选的知县，敢于在楚地招募勇丁数千，长途奔赴浙江，其才气的桀骜不驯，已可概见。又听说所招募的宝勇，一半是普营遣散的人，悍勇放纵已成习惯，断难刻苦安分。前途既受阻，进发无从，粮饷匮乏士兵哗变，大为可虑。因此费尽唇舌，与他说明万分困难的情况，斟酌妥当商议，请他暂时驻扎郡城以作声援，一面探明路径以利快速行进。每天供给口粮一百文，食米大约以半个月为期。这样本省调拨的征兵有望到达防地，或者楚南防堵的援兵也可以望抵达边境。这些勇丁所得的口粮，一半用于食用，一半作为路途费用。衡量事势，两方面都得到益处。其中的调剂，煞费苦心，使得客军与居民，开始得以相安无事。所费不多，所保全的很大。比起临郡防兵守城的月饷，才十分之二三罢了。同样是兵勇，临郡的饷银，允许转运；袁郡的饷银，却责成弥补。同样是防堵，前任署理知县添募亲兵数百名，已经允准报销；卑职截留客军十几天，不准支发，似乎于情理，未能公平。卑职极知道库款短缺，军饷匮乏，核议驳斥，也是不得不说的话。然而两利相比，就取重的；两害相比，就取轻的。其中的权衡，出自上级的裁断，不可以固执一端来一概而论。近来瑞郡被贼匪占据，两个多月有余，各县房屋被焚毁，财物被掠夺，百姓被掳掠，妇女被奸淫，荼毒已极。即使日后收复城池，百姓颠沛流离，很难安定聚集。而此时地丁钱漕，以及行坐厘金，虽然想征收来救济军饷，更从何处征收呢？一处失陷，就少一处的钱漕厘金。财源既已枯竭，军饷从哪里出呢？卑职认为，确实能保全一个州县，地方就可以存留一个州县的元气。孰得孰失，不待再计算就明白了。近来民情刁钻顽劣，士风败坏，贼匪想要去的地方，先以减征银米的告示，煽惑人心。愚民被他们所诱惑，大多不肯办理团练。绅士也都畏缩不前，动不动就说团练杀贼，就会遭受报复的祸患。而官军遇到贼匪，又常常退却，舍弃团练来饱贼匪的口腹。侥幸贼匪离去，官军又居功自傲，勒索无休。如近日临郡樟树的情形，所有民居铺户，没有被贼匪毁坏，旋即被勇丁毁坏。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就肆意劫掠。百姓害怕官军，无异于害怕寇贼。

卑职几个月以来，竭尽血诚，口唇焦干笔秃，勤勤恳恳，恳切劝谕，绅士耆老都出来遵办团练。除了督同县中首先倡导捐资，将钱粮所有的盈余，作为设立局所的经费，阅团赏犒之用。各乡制备旗帜枪刀矛，以及按期迎团散给壮丁饭食，种种经费，浩大不可计量，都劝令稍稍殷实的户，捐办一切。民力已经大大拮据，从中选募劲勇，另编虓虎各营，调拨堵隘守城，所需的口粮，如果再责成民间，情形难以期望踊跃。如果不募勇另立官军，训练以作为堵剿之计，那么乡民终究显得畏怯，气势难得振作。前禀已经详细陈述，一应军装口粮，力求节省，核实支给，均系先提地丁应用。现在新昌县城，已经万

译承担团练事务，越境收复失地。然而瑞州至今尚无官军进行剿办。新上界内，贼寇踪迹往来不绝，防堵工作难以松懈。此项勇丁粮饷，将来核议时，如果仍然不准报销，那么本府便无计可施，无法设法弥补亏空。即使粉身碎骨，又能有什么补益呢？因此敢冒昧陈情，恳请钧座垂听。关于是否应当撤散勇丁之处，恳请明示，以便遵照执行。并恳请将先前发放的新宝、营口粮饷，准予作为正规开支报销。如果蒙您体察苦衷，批准所请，不仅本府一人感激成全的大德，就连袁州四境的百姓，也都蒙受您养育之恩。倘若确实难以获准，就恳请迅速委派干练官员接任郡守印信，将本府撤职参奏并提解至省城，以作为擅自动用钱粮、妄自办理防堵者的警戒。

译常德府筹办防堵经费禀

恽世临

我署理司道前任常德府知府时，自咸丰九年三月到任，筹办防堵事宜，曾禀请在郡城厘金局每月拨钱一千串，作为养勇经费。又据八省及本地绅商公捐盐厘，制造战船，移请参将陈树勋招募水师，设立常胜营，常年驻泊巡防，均经先后通禀备案。总计所收盐捐，除置造船只、支发勇粮，以及制备一切军火器械、锅帐旗帜等项，并修城筑堤、赈济灾民口粮支用外，尚存常平银七千两，已发交八省首事具领生息，所得息银，作为常胜营船只岁修犒赏等项费用。本年五月卸任时，均经妥善议定章程，并将军械分晰造册，移交后任照办。又因常德府滨临大湖，防守重在江路，复筹款添造舢板十号，招募勇丁操防，所需口粮甚巨，盐捐不足以敷用，拟将厘局拨钱一千串，由局按月送交保安局，交八省绅商归并盐捐，发给船薪水口粮。其陆勇应酌量裁減，以节省糜费。核计厘局拨项，除给发水勇口粮外，尚存若干，酌留勇丁四五十名，存署备用。该勇丁等训练多年，技艺尚称娴熟，如有愿充水勇者，准其入伍，不愿者即行遣散归农。所留陆勇的口粮，亦由保安局每十日发放一次。每月底将各项出入盈绌帐目，详细开折报明岳常澧道及该府县查核，并张贴局前宣示，以昭核实。

伏思常德府为八省通衢，楚南重地，现在邻境战事未平，防范不容稍懈。而且地处湖滨，连遭水患，自咸丰四年兵燹之后，储积一空，民情困苦，不堪言状。我署理司道履任以来，与之休养生息，因势利导，幸八省绅商，均能踊跃急公，三年来办理防堵，以及城堤各工，经费充裕，并未请动帑金分毫者，皆赖盐捐足以敷用。而该商民所以乐于趋事者，实因以地方之财济地方之用，并无丝毫苟且，相信不疑也。今幸稍有积蓄，必须妥筹经久之计，无负该商民好义之心，又必使官吏无从染指，该商民等庶无所借口，遇有军务灾赈，经费充足，办理不致掣肘。前经议定，嗣后盐捐及厘局拨项一切收支银钱账目，均由保安局八省绅商首事经营，该府县但总其成，不准藉称办公，私自挪用。仍于年底核计其得盈余若干，汇同本署司发存银七千两，一并交八省首事具领营运生息，留作地方防堵及灾赈要务之用，不得提存府库，以免挪移。如此明定章程，庶可垂诸久远，即遇师旅饥馑，亦有备无患矣。是否有当，理合禀请俯赐查阅批示立案饬遵，实为公便。

湖北荆门直隶州知州蒋君传

汪士铎

道光二十年，益阳胡文忠公典试江南，得甘泉蒋君之文，而亟赏之，取魁江苏多士。其后文忠公总师湖北，竟檄蒋君参议幕府，益赏其才之开济。文忠公薨，新繁严公为中丞，仍辟蒋君谋谟戎政，且使出牧荆门州。甫九月而蒋君卒于官，同治二年五月也。余闻而哭之恸，且言曰：蒋君故豪宕，志意广博，常欲有以见于世。既参文忠公军事，主饷糈，文忠公有所兴革，辄与蒋君议之。蒋君亦感激知遇，尽言无忌讳，而事皆筹乎其大，其它疏节所不恤矣。方咸丰六年，蒋君始来楚，其明年，已告饷绌。时给军以钱二串当银一两，蒋君曰：湘楚各营，月须银二十四万，而所入地丁漕折盐课关税，及新设厘金牙帖，才十四万。其不足者，专倚秦晋巴蜀协济，然三省力难兼顾，是必豫思自强之法。今牙厘盐局，月可得钱十八万串，傥比例市价，易银可得十二万，以较发给各营抵银九万者殊绝，岁计可赢三十六万。惟制造火药篷帳器械船舰，须钱三万串。其前敌各营月放制钱已久者，咸宜于拊循之中，微示限制。湘营月给钱二万串，水师一万五千，抚标一万，都将军及湘后三营五千，计月放钱八万串。此外后路各营一律发银，则岁赢不啻十八九万，是亦自强之一术也。九年春，李忠武败没，文忠公墨绖视师，裁汰训练，士气振新。其旧制，百人有哨官，五哨有营官，而帅之以一统领。蒋君曰：统领与营官，其阶悬绝，而营官与营官，则权位丑夷。夫力钧则相轻，分侔则相争。一旦缓急，择一营官将数营以出，则它营心不能平，权不能一，而令有所不能行。此曩者三河既失，

译桐城之所以不能坚守，是因为地方文官的体制问题。地方文官之上，有总督、巡抚；其次有司道；再次是知府；最下面才是州县。官位逐渐升高，所以威望也逐渐加重，这是因为不能突然让同僚畏惧服从。请求选拔才具优秀、气魄宏大的营官，任命为营总，让他统辖几个营队以观察其方略，而接受大帅的节制。这样名分就有固定的尊贵，事权就可以统一。偏将副将会有追求功名的奋发之心，统领没有尾大不掉的隐患。积累小的成就以形成高大的局面，这是升进的大象。曾国藩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您又筹划楚北边防，说：“从光化到广济，大概有十几个县，一千五百里，土地与安徽、河南交错。现在进剿和留守防御同时进行，所以兵力不能减少反而增加，军饷不能节省反而增多。沿边的险要之处虽然建立了碉堡关卡，但没有人盘查，也只是为了资助盗贼守卫罢了。军队是用来抵御敌人的，而民团是用来辅助声势、相辅相成的。营兵既然怯弱不足以依赖，分派勇丁守卫，那么征战的军队力量就会薄弱。我们难道能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吗？以前在罗田设立的礼中营，联络乡团，身体和手臂互相配合。让各县仿效它，各自设立一个营，责令他们守卫碉堡、挖掘壕沟，与乡团互相友爱帮助。每月花费万金，就可以收到屯军阴平的成效。再让一个营总统率各营驻扎在巴河，以策应安陆、黄州；让提督策应襄阳、郧阳。这样我们留守防御的军队不多，而东征的力量就雄厚了。”曾国藩采纳了他的话，增设了礼字四营以及英字、恭字各营。不久湘军回援湖南，于是用新营轮流替换。前路边防因此开始空虚。

您又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储备不容空虚匮乏。请求咨文两江总督，在淮北运河的水次建仓，购买淮扬里下河的米，准备拨船经由惠通河北上以充实通州粮仓，从而弥补海运所不及的地方。然而在吴楚异地，况且当时铜瓦厢黄河决口，东北贯穿曹州、郓城，流出汶上，运河已经大坏，不能实行您的策略了。”

译十年春。外省协饷已绝。军队更加饥饿。有人提议对民屋间架征税。文忠斥责了这一建议。您请求在盐厘上每斤加征二钱。于是毫不费力就获得了百余万缗钱。当时楚军围攻安庆十分紧急。您说图谋安庆必须同时图谋庐州。而图谋庐州必须用水师控制巢湖。文忠都赞同您的策略。其余如筹划大局、恢复淮盐、崇尚节俭、改设碉卡等建议。虽然受形势限制未能实行。但人们未尝不啧啧称赞您才识宏大且思虑周全。文忠去世后。您失去了依靠。更加坚定严谨地砥砺名节。唯恐辜负知己。您任荆门知州时。恪守旧制而钱粮漕运率先完成。疏浚泉源而水利畅通。焚烧淫祠以安定民心。拿出仓谷以惠及百姓。州中人士歌颂您不止。然而您的施政还未完成。您就已经去世了。可悲啊。您名照。字文若。以优贡生的身份考中举人。历任崇阳、蕲水知县。己未年担任湖北乡试同考官。逐步升任现职。随即补任知府。享年五十九岁。祖父名某。任某官。父亲名某。任某官。都因您而显贵。追赠官阶为朝议大夫。娶顾氏。诰封恭人。儿子名应。国学生。湖南候补知县。女儿二人。嫁给了同邑某某。因为道路不通。而本州百姓爱戴您深切。将您的灵柩暂厝于州中某乡。您侍奉父母孝顺。兄弟四人。您处在两位兄长和两位弟弟之间。能够谦让没有闲话。家道虽然中落。但对乡里人有恩义。交友能始终如一。韩体震任江夏知县时。因公事亏欠官银将近百万。九年秋。韩体震因丁忧离职。他的朋友环顾四周无人敢代为偿还。您毅然向文忠请求代为偿还。不到几个月。各项政务全部完成。韩体震的债务也全部解除。您长啸一声空手而归。您急人之急都是这类情况。您担任同考官时。能暗中识人。修养自身读书所积累的学识。后来所录取的果然是知名士子。您可以称述的事迹很多。而我特意揭示被文忠所嘉赏的事迹。来告诉世人。评论说。您的才识广阔。吞吐百川。岂止以言辞见长。然而您提出策略匡正时弊。大多被采纳录用。所谓依附骥尾而行迹更加显赫吧。老虎依靠森林而威势更盛。桂树生长在岭上而香气更远。假如文忠担任宰相。您担任侍从。您的谋略应当大大施用于天下。却只在军旅间得以施展。这固然不足以完全展现您的才识。

卷七十九 兵政五 马政

请求查禁邮驿弊端的奏疏

金应麟

我私下认为各省驿站。关系紧要。应当革除积弊。切实稽查。臣以前在刑部时。在道光八年、十年两次担任审案随带司员。经过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等省。随时访问。有不可不大加整顿的地方。比如供应马匹这一项。查驿站中的马匹。一半都缺额。剩下的也疲瘦不堪。遇到差使聚集的时候。前站的马。后站强行扣留。让它支应过境。名叫打过站。那些马夫因为不是本驿的马匹。并不喂养。以致受伤倒毙的极多。按规定支取的马干等项。上下分肥。视为常例。这是第一个弊端。比如预备车辆这一项。州县在差使未到前三四天。胥吏差役传知四乡里长。抓车供应。名叫协济乡车。那些乡民将车辆赶到旷野地方。或三四百辆。或二三百辆让他们自行喂养。不准出入。给钱才准放走。稍有不服。鞭打立至。有等到十余日。差使已过。仍不放走的。民间不堪其苦。这是第二个弊端。比如折差经过这一项。近日折弁被劫。以及遗失公文案件。不一而足。查折差这一项。多是强壮武员。外省发给盘缠。让他们奔走。该弁往往包送银两。图谋津贴。有一人装至六七百两的。自恃力气正壮。收藏不谨慎招致盗窃。又因贪图赶路。不肯白天行走晚上住宿。等到被劫之后。地方官害怕受处分。代为赔补。以致盗贼肆无忌惮。竟将折奏官文全部掠取。实在不成体统。这是第三个弊端。比如上司往来这一项。查上司亲友家丁。以及医卜星士等项。凡有书信。无不借用车马。州县畏惧他们的声势。不敢不给。并有馈赠银两的。有四四六六八八的说法。所谓八八者。菜用八色。银子用八两。其余依次递减。看那人的声气。来增减。这是第四个弊端。比如公牍文移这一项。外间官员私书。无不假公济私。交给驿站投递。首府首县到任。与各省上司。以及首府首县。无论认识与否。互相通信。信上加用印封。交给驿卒马上飞递。封套注明日行五百里、六百里字样。并有幕友长随。在私书家信上。也擅自用印封。让他们投递。马夫奔走。日夜不休。官文较少。私信最多。那些夫役疲于奔命。不免逗留。遇到公文。反而导致搁置。地方官因为私信。真伪难分。于是不再深究。这是第五个弊端。其他如公馆结彩悬灯。供应山珍海味。家人多索要门包。豢养私乘驿马。或用银两结交仆从。或用奢华取悦上官。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