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　户政十六荒政上

译卷四十四 户政十六 荒政上

说赈上

彭泰来

《周礼》用十二项荒政来聚集万民。第一条就是散财施利。财物分散，百姓就会聚集。所以赈济灾荒是平息动乱的根本。然而事情有当务之急，如果不先处理紧急的，那么即使分散财物，百姓也得不到利益，而且分散财物也不容易。汉代的汲黯、刘颂，晋代的王蕴、邓攸、第五访、韩韶，到了唐代的员半千、韩思复，凭借一个县尉、一个参军的身份，都能擅自发放郡县的粮食，使百姓免于饿死沟壑。古代官员赈济灾荒就是这样。宋代富弼任青州知州，河朔发生大水，富弼劝百姓拿出十五万石粮食，来救活流民。赵抃任赵州知州，解下金带劝告富人，施舍的人像云一样聚集。林概任常熟县知县，拿出自己的俸禄粮食劝告土豪捐出几千石，都依靠这些得以保全救济。官方赈济借助于百姓的力量就是这样。以我们这里今天的情况来看，假使汲黯等人再生，耗尽郡县积蓄，百姓能得到一点粮食，官府花费却像山丘一样巨大，不到一个月，哀号求救的人又像原来一样。有关部门出于大府的意思，劝令富人分粮，也是不得已。虽然如此，救济饥荒粮食紧迫而金钱宽松，连小孩都知道。认为今天的富人，都是自发打开仓库粮食来赈济吗？还是不免要买粮食来赈济呢？如果一定要买粮食来赈济，那么粮食的来源应当考虑到。况且富人本来不足以依靠，又非常令人担忧。所谓不纳税而富如封君的豪强，这里没有。里巷中温饱的家庭，能够积累财富自我增殖，这种人一定吝啬坚韧，轻视名誉重视实际，连亲近的人都避其脸色。不幸遇到灾年，生计艰难，正让他们拿出保命的东西，为乡党宗族谋划炊爨，他们头痛皱眉而不响应，是情理之中。他们不敢不响应的，是顾虑祸患。抢劫襄邑的质物，毁坏墙屋，倾覆粮仓箱柜而践踏的，不知有几家了。没有分文来应付有关部门的命令，那么祸患到来无处申诉，就像浇在焦釜上，姑且免于烧灼，烹饪之事就不知道了。能不说是弊病吗？贤者不能急难让夷，而想让贫瘠的土地肥沃，喜好施行恩德，这可以依靠吗？阴寒将冻，粗布衣服也穿完了，空腹伸长脖子，望着不可预知的来年，不久就会看到了。俗话说，灾祸未到就预先防备，灾祸到了再救济。未到的防备，无可多言。到了再救济，也是时候了。救济而符合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大的恩惠不耗费，分散一方而双方得利，只要让邻境不禁止粮食买卖就行了。

说赈下

彭泰来

春秋时期，鲁国饥荒，臧文仲用鬯圭玉磬向齐国请求买粮，齐国归还了玉磬而给了粮食。晋国饥荒，向秦国请求买粮，秦国运粮给晋国，从雍到绛接连不断。他们实际上是敌国，各自巩固自己的边防，还遵循急救患难、体恤邻国的道义。现在天下一家，一个总督管辖的地区，输出粮食的地方，动不动就说封锁江河，这也是霸主所嘲笑的事情。广东百姓追逐山海的利益，不从事农业，田地也不够，又驻扎重兵，满汉家口数十万，比广西几乎多三倍，对外通商夷人，珍奇货物堆积，四方游宦商旅，接踵而至，耕种的人一个而吃饭的人成百上千。肇庆、广州，即使丰收年景，也必然把粮食运到广西。广西的粮食，常种之外还有山禾，水涝不及而耐旱，有七禾、八禾、九禾、十禾，说它们每个月都可以种植，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错过农时，百姓追逐末业的少，从浔州、梧州到南宁，都是东方，泛舟运输必经之地。浔州的贵县，南宁的横州，尤其商贩聚集。然而商贩稍微兴盛，就阻止商人堵塞道路，不让一粒粮食向东运下。官府征收贿赂而阻止，叫官封；奸人聚众煽动而阻止，叫民封。农民的粮食在内死亡，商贩的运输在外废弃，依靠行船吃饭的千余家，失业成为狗鼠盗贼，而两个郡的米价不可问了。广州还可以从洋船运来米，而肇庆只有新江、绥江的米稍多，封闭越急，那么独自受害的就是高要。今年浔州、梧州虽然水灾，而贵县以上都大丰收，南宁以上归德、果化、上林、向武、田州等土司，米以及豆麦都充足。传闻横州米堆积不能运出，蒸郁纠结像李梅一样，假使当权者善于治理，东方的百姓虽然困苦但未断绝。这是分散一方而双方得利的情况。从前黄裳治理抚州，命令禁止粮食买卖的人登记，强行买粮的人斩首；刘清之治理万安，让大户得到钱，小民得到米，都是荒政中最好的。然而还是为境内有积蓄的年份治理。我们县不丰收已经四年了，两年的积蓄，到处都空了，而买粮不通，富人将饿死，哪有空闲谈论赈济呢。桔槔虽然勤劳，不如引水渠；豆区虽然优越，不如运输。斗斛不在市场上涨价，那么砍柴打鱼的百工，妇女小孩佣丐，都有谋生的路，不是赈济而比赈济的利益实在大。唐代崔倰任湖南观察使，湖南旧法，即使丰年贸易也不出境，邻部遭荒不救济。崔倰到任后废除禁令，从此商贾流通，物资更加丰富。广西服用的百货，没有不依赖广东的，东盐十天不到，那么千里淡食。天灾流行，却邻境自封，知道弊端而不改革，难道古今情况不同吗？还是互相管辖的统部，区分百姓比敌国还严重呢？有人说，官封贿赂到了就解除，民封不容易用法律禁止。奇怪啊，当权者，能让富人损害身家来赈济贫民，却不能让西方百姓收取贸易利益来救活东方百姓，这是什么道理呢？诛杀贪官，剔除恶民，打通有无的渠道，然后百姓不想动乱。

酌拟灾赈章程疏

直

译直隶总督琦善谨奏：

查直隶省今年夏季雨水失时，农田遭受旱灾，以京城周边一带灾情稍重。此前臣已预先筹划救灾赈济事宜，上奏禀明，并声明将另行拟定章程，届时奏请办理，已有案可查。

现查明顺天府所属地区，承蒙皇上赏拨米豆用于平价出售和煮粥赈济；此外各州县，臣也已先后奏请缓征赋税、减免徭役，并出借义仓粮食。皇恩浩荡，这些贫民应当不至于流离失所。

然而自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以来，据各州县禀报，接连降雨。已播种的秋粮尚可挽救，未播种的也可改种杂粮。无地的贫民都能受雇做工以维持生计，与未下雨之前相比，情形截然不同。

只是地势有高下之别，雨量有大小之分，其中固然不乏由歉收转为丰收的地方，但也有旱情严重、降雨不足的地区。就目前情况而言，仍有需要勘灾办理的州县。虽然节气尚未到处暑，难以立即确定灾损等级，但一切查灾放赈事宜都关系重大，自应预先确立章程，以求统一规范。

因为若不杜绝虚报冒领，国库资金必然浪费；若不任用得力之人，百姓便无法得到实际救济。因此，臣详细采录旧例条文，参考过往成案，并从前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赈纪》、前闽浙总督汪志伊的《荒政辑要》等书中，选取那些易于施行且无弊端的条款，编纂成册。分为勘灾、蠲免赋税、查赈、放赈、煮赈、平粜六项，并在前面冠以总说六条。恭敬地另行誊录清折，进呈御览。是否妥当，恭候皇上训示遵行。

译关于救灾赈济的总体论述：

第一是安定民心。灾害刚发生时，民心容易惶恐疑惑，而且有携带老幼外出求食的人。如果不设法管理，百姓怎能安定？首要的是停止和减免赋税徭役，以体恤他们。西北各省，赋税轻而徭役重，如押送犯人、运送军饷、修筑堤防等类事务，都不得不借助民力，甚至官署日常所需，也常常摊派给百姓。这在丰收之年尚且感到难以支撑，何况在灾祸将至之时？只有将新旧粮赋先行奏请停征，对于应派的差役，区分公私，将私人的全部革除，公事的酌情减雇。使得百姓节省一分力气，就能免除一天的饥饿，这样民心就安定了。其次是惩治游荡无赖之徒以保护百姓。人即使愚笨，没有不眷恋家庭和田业的。即使因贫困窘迫无法生存而纷纷外出求食，其意图只求谋生，岂会自投法网？凡有聚集多人，强行借贷索取，或抢夺横行无忌的，都是无赖游民及盗窃匪徒。他们本无土地可耕，于是趁机滋事。地方官顾虑他们人多，一味以姑息为能事，势必像细流不堵塞，最终汇成江河。只应指名严加逮捕，按律究办。如果其中确实有耕种的贫民，误听邀约同行的，立即予以释放。同时出示告示，告知灾荒是否成灾尚在未定，各人应当谨守田业，等待补种杂粮；否则也应当保护聚集家庭，静候赈济借贷，不要轻易离开家乡，不要流窜成为匪徒。使他们有法律可畏惧，有利益可图谋，这样民心就安定了。至于消除盗贼是为了保护富户，而保护富户也就是为了救济贫民，所以缉捕盗贼也是安定民心的一方面，尤其应当比丰年更加用心。

第二是革除弊端。弊端之大，没有比救灾赈济更严重的了。书吏、差役、乡保，无不把办理灾荒作为牟利的渊薮。各级地方官养尊处优，对境内歉收的情形完全没有亲眼目睹，只以乡保的呈报为依据。而乡保就按户摊派费用，名为“报荒钱”。等到勘定灾荒等级，照例减免缓征，而承办的书吏又按亩索取钱财，名为“蠲缓费”。然而所摊派索取的，还是在有田的户人家。至于造赈济册子需要“册钱”，发放赈济票需要“票钱”。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欲望，竟然可以遗漏户口，删减人口数量，甚至隐匿赈济票，克扣赈济银。这样即使是真正的灾民，也都受到讹诈勒索的拖累。院、司、道、府各衙门的书吏，明知这些弊端，因而任意苛刻驳斥，勒索分肥，或者竟然上下勾结。凡是赈济册和销算册，都空白送到省城，由司里的书吏代为编造。其公事上的捏造混淆，固不待言。而大大小小的费用，都出自赈济银。其惠及贫民的钱财，还有多少？国家数千百万的库银，一半耗没在这些人的手中，说起来实在令人愤懑。如果不是上下衙门各主管官员振奋精神，严密察访严防，不能革除这些弊端。

第三是坚定心志。作弊在于胥吏差役，而察弊在于官员。然而必须先杜绝自己的弊端，然后才能察知别人的弊端。各级地方官都来自田间，遇到年成不好，难道竟然不知道小民的疾苦？无奈谋取利益的心急切，无暇问心无愧。起初往往害怕办理灾荒，或者在勘灾时少报灾荒等级，希望熟田还可以征收赋税，而不顾民力已经枯竭。查赈时又担心委员、书吏的盘费、口粮、纸张等项，虽然有例可循报销，也不够支给，更有无名杂费，如部、院、司、道、府各衙门书吏的多方需索，都想从赈济银中补偿。于是在放赈之前，就将银价减报。等到换钱折收时，每一两不过大钱一千文。以钱折合银，不到八钱的数目。其他如虚报户口，捏报村庄，更是极不肖的行为。不想口粮纸张，所费几何？如果公事毫无瑕疵，又何必畏惧内外各衙门书吏的挑剔？却剥削饥民微薄的资财，供给长官浮夸的费用。使得每人每月少得大钱数十文，就是少了数天的口粮。这关系到穷苦百姓的生命，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忍心这样做？假如竟然不知道自我检点，那么不但不能察知书吏差役的弊端，而且必须与书吏差役相勾结。将会看到明干的人也被他们欺骗蒙蔽，柔懦的人更受他们挟制。利益有限而祸患无穷，又何必这样做呢？只有爱民的心胜过谋利的心，那么处理事务一概秉持至公，奸邪弊端自然无从发生。用这颗心对待百姓，也就用这颗心对待君主。相在尔室，鬼神鉴之。

第四是选拔人才。办理灾荒没有比放赈更重要的了。必须先将户口查清，然后赈济没有遗漏和泛滥。其中是否应赈，以及极贫、次贫，一个县那么广大，作为地方官即使挨户清查，也不能完全知晓。何况寄耳目于吏胥乡保，其弊端更不可胜言。不如谨慎选拔诚实的绅士长者，为乡里所敬服的，大乡二三人，小乡一二人，作为董事。只取人品端方正直，不论有无职衔。该地方官务必应当屈尊访求，给予优厚的礼貌。先让他们将一乡应赈的户口逐一列出，分别极贫、次贫，以及大小口数，编订草册，存放在内署，不让书吏经管，以杜绝抽换更改。等到一路都开列齐全，该正印官和委员，就亲自前往复核。如果有徇私情滥报的户，就在册内扣除，并将董事更换。等到散放赈济时，仍让董事住在赈厂，协同散放。那么吏胥乡保捏报冒领的各种弊端，都可以彻底断绝。其他如平粜、煮赈、借给种子口粮等项，也都由

译董事参与事务。如果经理得当。始终不懈怠。由当地官员分别评定等级。禀报请求奖励。因为董事与灾民。同生于乡里。地域相近感情亲近。对于灾民平日的状况。都熟悉了解。假如董事申报稍有偏颇。灾民也必定互相指责。这样董事可以辅助官府的手臂。而灾民就成为董事的监督者。得到合适的人来管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只在于当地官员认真访察。不要把平日在官府走动干预公事的人。滥竽充数。导致他们与差役串通一气。并使诚实的各位董事。退避不及。那么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了。

译第一条是疏通粮食供应。各户家中很少有存粮储备。一旦遭遇灾荒，完全依赖米谷流通，来供给日常饮食。然而奸商和囤积户，往往在灾象尚未形成之前，就关闭粮店不卖粮食。又有粮食聚集的地区，本来可以源源不断地贩运，但当地的无赖之徒，总是以“买粮多导致粮价贵”为借口，私自设立关卡，拦截粮食不让出境。于是，本地的粮食聚集而不分散，邻境的粮食被阻断而不能通行。因此，中间商囤积居奇，市场价格飞涨，甚至出现有价无粮的情况。即使贫民凑齐了买升斗粮食的钱，也无从买到食物。此时，地方官员或者严禁商铺抬高粮价，或者开仓碾米平价出售，未尝不能解救一时的急难。但是，市场粮食苦于没有来源，仓库储备按规定有定额，恐怕平价出售难以持续，减价也属于空谈。况且行商米客，唯利是图，探知低价地区，怎会兴贩前往？因此，市场价格越是压低，粮食反而越少。只有将奸商和无赖一一访查捉拿究办，那么囤积和阻挠购粮的弊端，不用禁止自然消除。再在关津隘口，对米客按规定免税，并严禁书吏家丁暗中敲诈勒索，使商贾获利较多，闻风而至，那么粮食自然流通，价格自然平稳了。

第二条是劝募捐款。地方发生水旱灾害，按规定有正赈，有加赈。国家用来恩惠贫民的措施，只有增加没有停止。然而经费有常额，赈济期限有规定。夏季受灾须等到当年谷物成熟，秋季受灾须等到来年麦子成熟，时间很长，势不能全靠官府供给。只有成灾之后，先由地方官员倡导劝募殷实户捐款，这样才能在官府赈济之余，稍作接济。只是灾害有轻重之分，地方有贫富之别，这在一个州县之内，尚且不同，何况十数个州郡那么广阔。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实行统捐和分捐的方法。如果某县地方狭小，百姓少有殷实，而受灾又不严重，就各分各乡，设立董事劝捐。先将一乡的户口核算清楚，每天需要银米多少，或者两个月或三个月总共需要银米多少。如果捐出的银米，足够使用，就在官府赈济期满后，由董事接续发放。如果不够使用，就或者改为平价出售，用车转运，或者改为煮粥赈济，节省均分，总以捐款用完为度。这是分捐的方法。如果遇到受灾较重，灾民较多，势不能靠一乡所捐，供应一乡所用，就在捐款宽裕的地区，计算其贫户不需要这么多开销，就把余资酌情分拨。先由各州县督同董事核算，已捐多少，尚缺多少，用这一乡的有余，补那一乡的不足。大概看待一个州县，就像看待一个乡一样。再有不敷，就向郡府申请，郡府不敷，就向省里申请，总期望调节盈虚，使百姓粮食不缺。这是统捐的方法。至于捐款无论多少，都必须将捐户姓名，以及银谷数目，造册汇报，并在通衢大道张榜公示。捐款数额在三四百两以上的，就专门呈报，以便汇总后按规定奖叙。

勘灾

第一条，凡是州县查勘受灾田地，必须依据灾户自行呈报。应先制定简明的呈报格式，首行开列灾户姓名和居住村庄，次行即列被灾田亩多少，坐落在某区某图或某村某庄，又次行开列男女大人几口、小孩几口。某姓名、田数、区图、村庄、大小口数，都留空格，后开年月。每张只需像册页样式，折叠两次。预先刊刻分发给灾户。只是恐怕各灾户未必都能识字，难以照填，就令灾户转告该乡董事代为填写送交。总不许经过乡保之手。地方官员查对粮册相符，就各归各庄，分别装订成册，用印存档，作为勘灾的底册。

第二条，灾户开报齐全后，该印委各员，就携带前述灾册，亲自到各村按田踏勘。将勘实被灾的成数和田数，在册内注明。如有多报或少报，以及原本就是版荒、坑坟、无粮废地，以及只种麦子不种秋粮，名为一熟地的，都在册内扣除。那些勘不成灾、收成歉薄的，仍按户登记清楚。如果原册无名，临勘时报到的，勘明被灾确实，也注明灾分，附在该庄册后。

第三条，灾分轻重，应当按照被灾村庄的实际情况，不得以全境成熟田地的总数来统计成数，导致灾区有失望之苦。至于一个村一个庄之中，大抵情形相似，不必过分区别，反而导致零碎繁杂，难以查办，且容易滋生上下其手的弊端。应当各就一村一庄计算成数，使没有偏颇不均。等到勘齐之后，一方面核造总册，一方面先将受灾村庄的轻重情形，开折通报，并绘制本地地形全图，注明村庄，将受灾之处，用颜色渲染清楚，随折一同送交，以便查核。

第四条，按规定秋季受灾不出九月，原本是指题报的期限而言。本年直隶省旱灾，是由渐而成，有收无收，在七八月间已可定局。各该州县应当在处暑节后白露节前，将被灾情形，勘确通报，以便汇总上报，不得延至九月，才详细上报，导致延误规定期限。受灾田亩成数的蠲免缓征册结，按规定应当自题报情形之日起限，四十五天内具题，迟则按日处分。而这四十五天中，按规定由

译协查的厅员以及该管道的知府、知州在文书上加盖印信后，送至布政使司。再由布政使审核清楚后，详细禀报巡抚衙门。这才能够正式上奏。由于环节层层拖延，往往导致赶不上办理期限。应当命令州县一旦勘验完毕，就立即编造受灾程度、田亩面积、赋税等级、减免缓征的总册，并编造受灾地区地图和田亩册，出具加盖官印的结状。一方面直接送往布政使司查核并转造汇总，一方面分别送给协查的厅员。并由该管道的知府、知州加盖印信后移送汇总转报，以求迅速。至于赈灾的公文，都关系紧要，应当在封面上写明“赈灾公文”字样。要么通过驿站传送，要么派遣专人投递，不得交给铺兵转送，以免延误。

译蠲免赋税

一、因灾蠲免钱粮。规定受灾十分者，蠲免正赋十分之七；受灾九分者，蠲免十分之六；受灾八分者，蠲免十分之四；受灾七分者，蠲免十分之二；受灾六分或五分者，蠲免十分之一。蠲免后剩余的钱粮，属于受灾九分、八分的，分三年带征；属于受灾七分、六分、五分的，分两年带征。至于先前已报灾，但经勘查未成灾的田地钱粮，有奉旨缓征或题明缓征的，各受灾州县应一并查明实际科则顷亩，另造一册，随同成灾田亩报送布政司，以便酌情办理。

一、入官旗地受灾，该管官员将该户原纳租银作为十分，按灾情申请蠲免。受灾十分者，蠲免原租十分之五；受灾九分者，蠲免十分之四；受灾八分者，蠲免十分之二；受灾七分者，蠲免十分之一；受灾六分以下，不作成灾分数。其原纳租银，一律缓至来年麦熟后起征。

一、扣除灾户钱粮，应按实际受灾田亩数目验算，应蠲免、应缓征的，在额征解册内分别注明扣除。其未被灾田的钱粮，不应统扣蠲缓，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从前竟有州县误认“统征分解”之说，混将灾田蠲缓之项，照全县田粮额数，不分灾熟，一概摊扣，以致追赔，可作为鉴戒。

查赈

一、各庄饥民人口，向来凭地保开报，固然难以凭信；即使印委各员携带烟户册查对，其中迁移变故，也难以完全确切。在有田灾户，尚有灾呈开报家口；其无田贫户，更无户口可查。现已分饬各该州县按乡推举诚实董事，据实开报。待一路报齐，由印委各员亲自复核。极贫、次贫户及大小口数，如无冒滥情弊，即当面登册填给赈票，并在赈户门外壁上，用灰粉大书“极贫、次贫某人大几口、小几口”字样，以便上司委员不时抽查。再于该村公所，将赈户姓名口数出榜公示，使众人共闻共见。查完一庄，再查下庄，按五日一次开折通禀查核。

一、饥民人口在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十六岁以下至能行走者为小口，尚在襁褓中的，不准入册。

一、贫民极贫、次贫最难分辨，全在察看情形。如实在贫乏的民佃，专靠数亩薄地，被灾无收，或房倒业废，孤寡老弱，面黄肌瘦，朝不保夕的，是为极贫。如田虽被灾，或尚有微业可营，而只能自顾一身，不能顾及全家的，是为次贫。极贫则无论大小口数多少，俱须全给；次贫则老幼妇女全给，其少壮丁男有力能佣趁的酌给。

一、业户中有一户之田散在各里的，应统一查核。如系熟多荒少，或田虽被灾，家业尚可支持的，无需给赈。如系荒多熟少，实系贫苦的，应归于住居村庄，按照灾分给赈，不得分庄混冒。违者究治追赔。

一、地方遇有灾赈，常有奸民希图冒滥。或父兄子弟同居，捏报分数户；或将粮食衣物藏寄，故作贫穷；或以邻村老幼，认作亲丁；或本有雇主可依，冒称无靠。种种情伪，难以尽举。此次均由董事开报，当不致再有此弊。但恐经官覆勘时，该奸民等或扶老携幼，遮道哀求；或暗使妇女混行哄闹；更有刁生劣监、书吏兵役及屯居旗人从中把持，以冀必得。该地方官应密访姓名，先期示禁。如有违犯，严拿究治。一业户之田，类多佃户代种。内如本系奴仆、雇工，原有田主养赡的，无需给赈。如系专靠种田为活的贫佃，田既遇荒，业主又无养赡，并查明极贫、次贫，及所种某某业主之田，按其现在灾地分数给赈，不得分头冒领。

一、寄庄人户，须查明实系本身贫乏，方许给赈。否则恐其身居灾地，田坐熟庄，易滋冒滥。或人居隔县，田坐灾邑，本系田多殷户，其管庄之人，自有业户接济，也可无需给赈。

一、被灾村庄之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之民，除有力自给，或亲族可依，及已入养济院的，无需给赈。其无业无依，遇灾乏食的，悉照所住村庄灾分轻重，分别极贫、次贫，一体给赈。其余不被灾村庄内的四茕，概不准给。总以被灾不被灾分清界限，不得以附近灾地牵混。

一、被灾村庄内有无田贫民，或藉工佣趁，或手艺餬口，因被灾失业，无处营生的，应随住居村庄灾分轻重，分别极贫、次贫，一体給赈。无灾村庄，不得滥及。其余有本经营，开铺贸易的，务须严禁混冒，察出从重究治。

一、查赈之时，如有贫户因灾外出，未经给赈，自必有烟户原册可查，空房遗址可验。承查委

译员。应当立即查明。在赈济名册内逐一注明。以便该户听到赈济消息归来时。查明后予以补发。汇总造册报销。如果向来在他乡经商。以及在灾前外出的人。不准列入名册。如果一个州或一个县之内。外出的贫苦户多达数千。即使没有一人混入冒领。也可见该地方官安抚百姓没有方术。除了准许其补发赈济外。仍要将该地方官记过并弹劾查办。

译一、赈册与赈票。都使用坚韧的棉纸制作。赈册以一百页为一册，每页正反两面登记十户，刊印编号，加盖骑缝印。用“天、地、元、黄”等字样作为委员的编号标记，每人占一个字，印在册子封面。所查勘的某个村庄，就摘取庄名的一个字，编入册内的编号中。委员手持册子挨户登记灾民的人口数量，并对照州县的草册核查是否相符。如果某项人口没有，则填写圆圈。按户注明“极贫”、“次贫”等字样。查完一个村庄，合计大小人口的总数，注明在册子末尾。如果一天查过数个村庄，就通计这几个村庄男女大小人口的总数，注明在册子末尾。封存后送交总查的厅印官员复核，再移交地方官办理。

一、赈票须按照两联串票的格式，在票幅中间填明编号，加盖印信。每百张钉为一本。票头使用委员的编号标记，依据册内所开的极贫、次贫户的大小人口数量进行填注。如果某项人口没有，则填写圆圈。将票截断发给本户，票根留存官府以便比对。各灾民持票前往赈济厂，监赈官员点名验票相符，即按照票面发放银两或米粮。另外制作月份图记，发放满一个月，就在票上依次加盖某月发放完毕的图记。赈济结束后收回票证。那些外出后归来的住户，查明后录入册中。

一、一律发给票证领取赈济。如果有赈济未领完而原票遗失的情况，查实后补发，仍在册内注明“票失换给”字样，以防拾得票证的人冒领。

放赈

一、定例规定：受灾十分严重的，极贫户赈济四个月，次贫户赈济三个月；受灾九分的，极贫户赈济三个月，次贫户赈济两个月；受灾七八分的，极贫户赈济两个月，次贫户赈济一个月；受灾六分的，极贫户赈济一个月；受灾六分的次贫户以及受灾五分的，按规定不给赈济，只准许酌情借给口粮，春季借出秋季归还。酌情借给的月份、银两或米粮，随时酌情办理。

一、发放赈济宜多设分厂，使饥民分散而不聚集。除城关外，各按受灾附近村庄二三十里适中的地点，使领赈之人可以半天往返的地方，设为一厂。或借用寺院，或搭建棚屋，务必场地宽大，分别男东女西。每厂须设两个门，以便一出一入。先发放远村的，再发放近村的，务必让灾民像鱼一样依次而行，不要造成拥挤喧哗。该地方官将某某村庄在何处厂内、何月何日发放，事先明白晓谕，并令地保、庄头传知各户，以便灾民按期前往领取，避免往返守候。

一、定例赈粮每月大口给米一斗五升，小口给米七升五合。如果银米各半兼放，大口每月给米七升五合，小口每月给米三升七合五勺。各州县应在每厂各设七升五合的桶三只，三升七合五勺的桶三只，并准备斗三张、斛一张。由该管道府按照仓斛校准，在桶口四面烙印，分发各厂使用，以免零星计量拖延时间，以及截短桶口偷减赈粮的弊端。如果吏役、斗级等人敢有短少克扣，轻则在厂所枷号示众，重则当场杖毙。该管官员失于觉察，一并参劾究办。如果银三米七、银四米六搭放，均照此办理。

一、折赈米价。定例直隶省每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历奉恩旨加增，准折给银一两四钱。计算每月大口应给银二钱一分，小口应给银一钱五厘。如果银米各半兼放，计算每月大口给银一钱五厘，小口给银五分二厘五毫，数目更加零星。如果以原银按人口秤剪，不仅折耗增多，而且封裹不止一人，又怎能逐个包裹查看？况且穷乡僻壤，并无钱铺，贫民领银换钱，也有很多不便。自应按照历次章程，由官府按照时价，公平兑换铜钱，将每一两兑换多少铜钱补足串底，核明大小口数应给多少，事先详细上报。一方面按人口用绳串好，不许短缺一文，以便临期随米散给。遇到小建月份，即钱米并计，在铜钱内总共扣除一日，不必银米分别扣除。倘若州县官故意将钱价报高，希冀换多给少，定即严参示惩。如果全放折色，也照此办理。

一、被灾州县中，向来居住的旗人，应与平民一例赈恤。都应当查明，如果有同居的兄弟叔侄披甲食粮，以及家奴有主人可以资助的，均不在应赈之列。其余闲散下屯，专靠种地并无其他生计的，应令有旗各属并理事丞倅逐一确查，照例给赈。其住户居住在灾地的，也令地方官会同场员，查明极贫、次贫户口，分别给赈。

一、驻扎在灾地的营分兵丁，原有粮饷资生，但家口多的，难免遇灾拮据。令该管营官查明，除本身及家属在三口以内的，不准给赈外，其余多余家口，分别极贫、次贫开册移交给县。该地方官会同该营官亲自查实，汇入民户一体给赈。

一、灾地贫生，按规定准许给赈。应令该学教官查明确实贫乏，照依旧章，每户以三大口为率，造册移交给县。复核明确，核明应赈米数，每米一石折银一两，移交教官，传齐各生。

译在明伦堂唱名分发。如果有遗漏、滥发或侵吞克扣的情况，就立即揭发参奏该教官。

译关于赈灾案中的各项银两，有由府级转发者，往往导致时间延误，且因绕道而行多费运费。今后应由各州县直接备文前往布政使司请领。该司衙门一方面发放银两，一方面行文通知该管道府州知照。如果司衙书吏有刁难勒索的情事，允许该州县禀明追究惩办。至于勘灾查赈的员役盘费饭食，除按规定现任正印官及丞倅等官不准支给外，其余候补试用等官，以及现任的教职、佐杂各官，自查灾之日起，每名每月发给盘费银八两。每官一员，拨给书办二名、跟役二名，每名每日发给饭食银四分。放赈时，每厂书办二名、衙役四名、斗级四名，每名每日发给饭食银四分。如果遇到车马难行的地方，每官一员，应乘坐官船一只，水手四名；书役小船一只，水手二名，每名每日发给饭食银四分。按日计算，核实报销。

煮赈

对于受灾较重的地方，定例在常规赈济之外，允许在近城处所，于冬季煮粥兼行赈济。江苏省大口每日用米二合，小口每日用米一合；江西省无论大小口每日用米四合。米数多寡不同，似应以大口三合、小口一合五勺为适中之数。但恐怕管理不善，则或偷减米粒、搀和糠秕，或节省柴薪、搅用石灰，不仅难以下咽，且易致人生病。因此应选用诚实的董事，分项经管。从淘米下水，直到起锅贮缸，都必须亲自督率夫役料理，以防滋生弊端。那粥必须稠厚，足以吃饱。至于发粥时，则须将人员登记处与粥厂分为两处。人员登记处内再分男女两厂。先让领粥的贫民齐集厂内，按名发给凭证，再赴粥厂领粥，以杜绝重复冒领。那舀粥的铜铁勺，都按大小口的米数校准，并在勺口刻字分发，使分派得以均匀，夫役无法偷减。

对于受灾较重的地区，如果有绅士富户，实心好善，自愿捐资设厂，煮粥赈饥的，应立即通详批允，听任其举行。固然不需要吏胥干预，也不必由官府经理。只在厂所酌情派员弁弹压巡查，以防奸匪滋事。如果只是一村一里，捐项不多，来吃粥的不过数十家，都是该绅士富户所熟识的人，则不必派员巡查，反而多生烦扰。统一等到事情结束后，查明捐户姓名及银米各数，造册详请，分别奖叙。

平粜

平粜食粮，原本应在青黄不接、米少价昂时举行，所以能平抑市价，便利民食。如果遇到灾地秋冬正放赈粮，小民有米可资，原本无需平粜。况且灾邑食粮有限，如果赈济与平粜同时并举，势必仓箱尽空，来年春天反而没有接济的物资。自应在放赈时暂缓平粜，节省留有余粮，作为青黄不接时平粜以济民食，不得早图出脱，以致留下仰屋忧叹的隐患。

平粜向来是听任百姓自行前往购买，并不查核开户名，因此奸商蠹役得以乘机舞弊，替贫民往复购买，积零成整，高价转售。这样是这类人饱贪囊橐，而贫民仍无实惠。自应照放赔之例，责成董事，查明生计艰窘、应籴平米之人，给予照票，令其持票往籴。每户不得有两张票，每张票不得过三升。仍在票内填注日期，不准一日再买。如此，则户名可考，而冒买之弊除；米数有定，而囤积之弊绝。再于各乡多分设平粜厂，以免贫民奔波道途，则其恩惠愈均。所用量米的升桶，也应一律校准验烙，以防偷减。如果有州县先将仓谷亏空，于平粜时虚报籴数，希冀用存价弥缝的，严参治罪。

条陈荒政事宜疏

彭世昌

臣认为荒政，是国家的仁政。有预备于未荒之前的，有补救于已荒之后的。全在于大小官吏，因时制宜，多方筹办，庶几对民生有益。然而如果不博采旁询，确有定见，则布置难期其周妥；且如果不准今酌古，都编为一书，则查考者困惑于分歧。臣不揣冒昧，谨遵我朝成宪，广取古今之说，悉心融萃，期于篇幅不繁，而纲目悉备，辑为备荒事宜十四条，救荒事宜四十二条，另缮进呈，恭候钦定。拟请饬发各省循照办理。不但已荒之区应力图补救，即使未成灾地方也应先事预防。有备无患，固非止为一时计也。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备荒事宜十四条

第一条曰重农事。自古为政莫先足食，足食不外务农。我朝念切民依，重农贵粟，屡颁谕旨，诚二帝三王之用心，而万世兆民所永赖也。有司牧职责者，凡劝课之方，允宜实力奉行，并讲求区田代田诸法，以厚民生，毋得徒事虚文。此为备荒第一义。

第二条曰勤开垦。

译人口日益繁多。等待吃饭的人很多。过去所耕种的田地，能够养活一千人的，现在却要用来养活一万人，或许担心粮食供应不足了。想要寻求使粮食充裕的方法，不如在各省空闲荒凉的地方，让百姓选择土地进行开垦。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由官府借贷提供耕牛和种子，并且不立即增加赋税。这样百姓有利可图，愿意前往的人就会很多。这样每年可以增加百万石粮食，而且没有人口过剩的祸患，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译第一，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用来资助蓄水和泄洪，防备旱灾和水涝，将歉收之年变为丰收之年的。各直省的高级官员，应当命令查访各属境内的地形形势，仔细加以筹划估量。哪里可以疏通渠道，哪里可以修筑堤堰，哪里可以开凿水井、挖掘池塘，或者劝导百姓自行办理，或者动用公款，由官府办理。务必期望事情必定能够实行，那么成效必定能够达到。这难道仅仅是暂时的利益吗？

第二，紧急补种。古人说，地方遇到水灾旱灾，种植必定不能适时，就应当先考察土地的适宜性。如水多，就紧急种植不忌水的作物；旱久，就紧急种植不畏旱的作物。失去那一种，得到这一种，尚且可以支撑一半。这确实是防备荒年的紧急措施。

第三，储备杂粮。杂粮如豆类、麻类、荞麦、芋头、薯类等物，种类很多。不论南方北方，都应当广泛地储备。虽然地气或许不均衡，但能随时种植，多少必定有所收获。这足以用来接济，这是第一点。大抵南方人以稻谷为大粮，北方人以粟麦为大粮。此外往往多不留意，一遇到歉收之年，就难以支撑。因此应当预先为此筹划。

第四，整治菜园。百姓不可以面有饥色，不可以不兼种菜园。因为萝卜、莴苣、菠菜、葱、韭、瓜、瓠之类，平时可以辅助饮食，荒年也足以充饥。方法是用几亩地，用短墙围起来，或者用枳树篱笆隔开。先种长生韭二三十畦，其余种植时令蔬菜一二十种。只务求勤加灌溉。每种菜一亩，八口之家，四季都可以取用供给。如果靠近城市，其利益尤其加倍。

第五，广泛植树。除了谷物之外，可以供食用、备饥荒的，没有比树木更好的了。雍正二年皇帝谕旨说：“舍旁田畔及荒山不可耕耘之处，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资用，即使榛楛杂木也足以供炊爨。”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地方官应当责成乡绅、里长，广泛劝谕，就适宜种植的树木，随处种植，不要视为不急之务。

第六，充实仓储。积储粮食，是天下的重大命脉。常平仓的制度很好，此外如义社各仓，也都应当一律兴办。凡是设立粮仓，不论多少家、多少人，总以乡村附近联络者，公设一仓。如乡村零散住户有难于联络的，或者每族各设一仓，或者一族中每房各设一仓，均听其便。如在建议之初，仓廒未立，或者神庙，或者公祠，或者殷实之家仓屋有余者，暂行借储。一俟积谷稍充，便可另自置仓。又募集粮食不拘一法，总以没有强迫、没有假手他人为要。宜于秋熟时，州县官设立印簿，派遣绅衿、耆老数人转相劝谕，听捐户自登姓名、谷数多寡，各量其力，银米悉从其便。出者不要吝惜，劝者不要强迫。或者每年一捐，或者数年一捐，或者一捐不复再捐，均酌度情形，随宜办理。捐谷既有成数，即赴地方官呈明立案。更有推广劝募的方法，如称寿开筵、酬神演戏等事，节省其糜费，捐入义仓。这是祝寿酬神的上策，也就是备荒的长策。又主管出纳，宜择老成殷实者一人总管，再择一二人逐年分管，仍设立四柱册，登记明晰，互相稽查。不经官吏之手，州县官核实转报而已。至于遇到歉收之年，即以本地所积之谷，散给本地之人。先尽极贫者，次中贫者，至家计稍可自支者，不必散给。仍以岁之上下，分别赈贷、赈粜、赈济。又积谷尚未充盈，不妨变通办理，创质谷法，于东作方兴之时，听农民以物质押，资其工作，秋后加利清还。于仓储有益，于民亦便。臣父大忻，道光年间，曾仿此法，捐谷千余石于族，并置仓廒一座，择人经理。今行之数十年，积谷颇裕。不但本族可无匮乏之虞，且逐渐可以及远矣。至于日积日多，谷不胜用，又宜划分若干，为恤嫠育婴等会，以广任恤。此亦计虑之所必及也

第七，禁止种植罂粟。栽种罂粟，大为农田之害。例禁綦严，民间傥有仍前栽种者，应从重议罚，以备里社之荒。并责成该族长、里长，立令拔除，改种五谷。如有顽梗不遵者，该族里长禀究。盖少一废谷之地，即多一产谷之地。不得以积习难除，致妨民食。

第八，戒除浮靡。谚语云：“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此言奢靡之蠹也。不独富者，即家无担石之粮，往往亦染于习气，有效尤者。此辈虽在丰年，已不能给，一遇饥岁，立饿死矣。地方官宜剀切出示劝喻，富者务宜图匮于丰，省无益之费，为有用之地；贫者愈当量入为出，力求撙节。庶几家给人足，可恃无恐也。

第九，酌情禁止远粜。禁止卖粮固然不是善政，昔人谓收成之方，仰屋而叹；荒俭之地，顿足而呼，是也。然以本地足谷，遂任四方多粜，则本处之粮必尽

译贫民难免于饥饿而死，这也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现在有一个办法：凡是地方丰收，以及旧存粮食足以支撑三年的，酌情留下两年的粮食作为自备储备，其余一年的粮食，任凭其运往远方高价出售。如果贪图高价，任意大量出售，导致本地粮食突然变得昂贵且耗尽的，允许人们揭发举报，没收其粮食分别存入义仓。

译第一条是预先筹划从外地购粮。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地方遇到水旱灾害，如果等到灾害形成之后才商议购粮，那么粮价必定暴涨，而且恐怕来不及救济急难。必须在灾象刚刚显露时，全面计算本境户口有多少，需要粮食多少，现存仓粮多少，不足多少，预先在粮食多的地方购买储存，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防备荒年的先行之策。

第二条是安置流民。流民是百姓中的蛀虫。平日游手好闲，生计无着，往往三五成群，借端生事。一旦遇到饥荒，大多成为盗贼。因此应当设法安置他们，或者劝他们学习各种技艺，或者借给他们资本，让他们经营小本生意，或者让他们充当闲杂差役，或者让他们看守庙宇，这些都是可以的。

第三条是保全富裕人家。《保食六条》最终以安定富人为结尾，实在是因为富人是穷人的依靠。一个县有富人，那么这个县在紧急时刻就有依靠；一个乡有富人，那么这个乡在紧急时刻就有依靠。如果富人衰败，穷人依靠谁呢？假如遇到灾荒歉收，又依靠什么呢？这就要求贤能的官员在太平无事时特意加以保护扶持，这样在有事时才能依赖他们的力量，比如平价售粮、协助赈灾、施粥等举措就是这样。

救荒事宜四十二条

第一条是勘查灾情。勘查灾情务必亲自踏遍田地，准确勘查受灾程度的轻重，比如八九分、五六七分等。轻重既已确定，将来核定赈济及钱粮减免缓征等差别，就以此作为依据。但是事变没有定数，有现在勘查本来属于轻灾，等到十天半月之后，竟然变成重灾的情况，这又不可不加以考察。至于灾区有人主张应当特别派遣大员前往勘查，这是为了慎重对待灾伤起见，不派遣官员不足以专责成。又有人主张派遣官员没有益处，而且多出一层供应的烦扰，不如让地方官自行勘查，这些都不能执定为定论。我私下认为，中等荒年，受灾只在一方一隅，那么仅仅让地方官自行勘查较为便利。如果遇到大荒年，千里赤地，数百万饥民，那么必须特别派遣大员会同总督巡抚办理，才可以期望有所成效。只是巡历所到之处，必须自带资斧，轻车简从，然后才能不扰民。

第二条是上报灾情。隐瞒灾情的，罪责无可推卸。即使已经上报，如果稍有迟延，可怜这些穷苦百姓，朝不保夕，还可以稍微等待片刻吗？地方官在踏勘之后，务必遵照规定的期限，详细上报给上司，上司立即批准题奏。如果有迟报超过期限的，照例扣算月日议处。查阅乾隆六年的上谕：“向来各省上报灾情原本有定期，如果提前题报便不合例。我认为按期题报是指其根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作为督抚应当察其端倪，早作筹划，随时密奏，那么我可以加倍修省，而人事也可以有所准备。如果过于拘泥成例，未免会错过时机。”恭敬地体悟圣训，这是说即使依限题报，尚且恐怕错过时机，何况任意迟报呢。

第三条是停止征收。地方遇到水旱，灾象已经形成，就应当一面停止征收，一面极力请求总督巡抚具题请求减免。如果奉准减免，就刊刻誊黄，为百姓明白豁除。倘若不给予豁除，仍然蒙混私自征收，这是使实惠不能惠及百姓，而且加重流离失所的痛苦。还配称为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吗？

第四条是审查户口。林希元的荒政，首先说审查户口难，实在是因为户口不清，那么各种弊端从此产生。但是办理也有要点，应当仿照保甲之法，挨门逐户查验，丁口多少，从事什么职业，有无残疾及田粮等项，编排确实。然后发放赈济时，大口小口，极贫次贫，都可以按籍处置，没有滥发也没有遗漏，岂止是消除盗贼而已呢？惠士奇说厘清户口的办法，应当仿照韩琦河北救荒政，而选择有资财充当甲户的人，宪司礼请他们，委托他们按口均户而分五等，每县多少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再接受粟米，委托他们亲自到某乡，聚集百姓均给，每人每天一升，幼小减半，十天一周，终而复始，到麦熟为止。仍然分设卖粟的地方，给粟的地方，让均主管理，而有司总其成。此法也可以采用。

第五条是开仓。各省常平仓的粮食，原本是为了备荒年之用。时当大饥，地方官应当申请开仓，以充裕民食。那些有义仓社仓的地方，也令一律开放。至于开仓之时，或者出三成存七成，或者出四成存六成，或者全部粜贷，或者全部赈济，都酌量轻重情形，随时办理，务必使实惠惠及百姓。

第六条是截留。大荒之年，仓粮不足，除了停止解送本地粮米外，如果有他处官粮经过，不妨权宜截留，一面上报，一面赈济。因为救饥如救火，稍微迟缓片刻，恐怕来不及了。何况朝廷深切念及民间疾苦，必定蒙允从。上年山西河南奇荒，经各大吏奏请，无不立刻施恩。还有不等陈请而施恩至三四次的，确实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

第七条是挪借购粮。万口嗷嗷待哺，截留的粮食又告罄了。此时想赈济则没有米，想购粮又没有银，计策只有暂时挪用公款，选择诚实能干的人，急忙前往他处采买，循环周转，以资接济，等到丰年设法补还，这也是权宜之策。

第八条是招引商贾。地方偶遇局部灾害，全赖各商运贩米麦。

译源源不断地提供接济。谨按乾隆元年，议定准许命令总督、巡抚转饬管理关务的各关卡，凡是有米船过关，立即查问该商人如果前往受灾各县贩卖粮食的，免除其纳税，发给印票，责令在到达灾区之日，呈送地方官加盖印信，以便回程空船时核销。如果有免税米船偷运到别省，并未到达受灾地方就先行贩卖的，将宽免的税款加倍追缴，仍按照违禁条例治罪。这用来鼓励招徕的手段可谓极尽了。负有养育百姓责任的人，还早做打算吧。

译第一条是不压制物价。商贾云集，市场价格不刻意求平也会自然平衡。如果米价正大涨，强行命令压低价格，那么大户中有积蓄的人就不卖米，而商贩听说后，也害怕亏损而不来。所以古人有遇到饥荒时提高米价，米价反而降低的情况，他们的见识确实远超常人。但也必须审时度势。倘若我方刚提高价格，而商贾还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时之间贩运的米也还没到，唉，那些贫民怎么能吃得起这昂贵的米呢？不如在产米的地方，张贴提高价格的榜文来招揽商人，而对于本地的米价，仍然听任其自然涨落，这样就没有弊端了。

第二条是禁止囤积不卖。收成歉薄，米价昂贵，店铺因此囤积居奇，富户因此观望牟利，这是难免的。应当严格制定章程，店铺除了流通所需的米外，囤积在三百石以上，富户除了自家口粮外，存余在一百石以上的，允许人们举报，借出粮食赈济饥荒，诬告者反坐其罪。那么囤积不卖的人有所畏惧而不敢这样做，又不会开启人们借端报复的祸端。

第三条是禁止强行买米。禁止囤积不卖有惩罚了，而强行买米的人也应当严格其法律。因为时值大饥荒，百姓容易生乱，强行买米虽然是出于索食的目的，但动乱之心已经萌生。如果不严格禁止，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从此就会抢劫掠夺、掳掠杀害了。所以过去施行荒政的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榜文说：强行买米者斩首。现在虽然怜悯他们情有可原，但立法不可不严。

第四条是禁止烧锅酿酒。烧锅以酿酒为业，耗费谷物极大。在平时准许其开烧，还说是为了增加商税。如果遇到特大荒年，万众待哺，自然应当暂时请求停止，以充裕百姓的口粮。

第五条是开设捐纳。灾伤过重，虽然朝廷屡次施恩，但尚缺的款项仍然巨大。而且正赋已经蠲免，恐怕也没有国库资金可发。这必须极力请求开设捐纳这一途径，不拘是输米还是输银，或是半米半银，总期望对赈灾事务有帮助。又必须减轻数额，推广章程，然后符合规定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多且快，而百万生灵得以保全的就不少了。

第六条是劝募捐献。人都有不忍之心，当地方大饥荒时，难道没有乐善好施的人吗？应当恳切地劝他们量力捐献，以捐献数额的多寡，分别给予奖励。如果有破格多捐，做别人难以做到之事的，就专案上奏请旨，格外旌表奖励。劝募捐献，也应当先出资以倡导。又劝募捐献应当先访求与殷实大户关系好的人，让他去劝募。殷实大户乐意资助就罢了，倘若确实有积蓄而不乐意资助，或乐意资助但数额极微小的，有司官才亲自前往劝募。前往必定以礼相待，循循善诱，以同乡互助的情谊开导，以阴德获报的说法感动，不可强行勒索。又有零捐的方法，不论在城在乡，劝令各户每天捐钱四文六文，或捐米四合二合，积少成多，也可以稍微资助赈济。因为数额少则人们容易遵从，而办理很容易。其钱米或一天一收，或几天一收，都听其方便即可。又近来有塔捐的图式，其法以京钱五千为一愿，或捐一愿，或捐数愿，以至十百千万愿，各随心力，多寡不拘。愿捐的人将姓名捐数，书写在塔图内，集腋成裘，也简便易行。

第七条是请求协济。地方大饥荒，本处实在形同支绌，就不妨写信给邻省丰收的地方，借拨银米，以资助协济。救灾邻，是古来的道理。各省果有盈余，断没有彼此疆界之理。况且现在皇上已有令各省协济的谕旨呢。

第八条是确定期限。不论是赈贷、赈施、赈银、赈米，都应当事先出示传谕，确定在某月某日开赈，不可失期，致使穷民空劳往返。其开放的期限，确定以五日十日为限。因为一天一给则太烦琐，如果一次性全给，又恐怕饥民领到赈济后，不知道节省。有人说十天给升斗，官员不胜其劳，百姓不胜其病，不如计算地理远近，口数多寡，每人给两个月的粮食，回归治理本业，可以不伤害生计。又说凡是城市每给五日，乡落三十里内的，每给十日，三十里外的，每给半月。这在于因时制宜。

第九条是张贴榜文。办理赈灾最忌讳马虎草率，百弊由此而生。应当在赈饥地方人多的场所，张贴榜文，领到恩米多少，截留漕粮多少，收过捐输多少，各省协济多少，发放多少，实存多少，一一揭明，使大家共同看见听见，互相考核。这样发放赈济的人可以没有侵吞欺骗的担忧，受领的人可以避免冒领的弊端，确实是良法。

第十条是设立赈厂。凡是办理赈灾必须设厂，设厂必须选择本城及四乡适中的地方，使领赈的人路程相当。倘若一乡一厂，相距仍然远，就应当添设一二个厂，这样老弱之人不难前往领取，雨雪天气也可以无阻。如果能男女分厂就更好了。

第十一条是赈贷。稍贫的人适宜赈贷，即所谓借用粮食是也。但也有本来不是贫户，攀附多借，辗转卖米以图利的人，不可不查察。应当照审查户口的办法，查明应贷户口多少，每天需谷多少，准借多少，核实办理。如果赈贷不敷，或自己出谷，或劝富民出谷接济，都适宜推行。

第十二条是赈粜。次贫

译这些人应当赈济卖粮，也就是所说的减价平价卖粮。然而必须查实确实是贫民，才允许他们购买减价的米，仍然要规定限制，发给印票，凭票领取。如果是富人以及家境稍能自给自足的人，一概不允许购买。这样，贫民就能得到实惠，而冒充贫民谋取利益的弊端就可以避免了。有人说文彦博任益州知州时，减价卖粮不限定数量，怎么样？查考此事必须依靠粮食充足才行，否则不如限定升斗的数量，还算是稳妥的办法。

译一是赈济。对于极度贫困的百姓，买粮没有钱，借贷难以偿还，不靠赈济就无法保全他们的性命。有的赈米，有的赈钱，有的赈粥，具体分条列在后面。赈济的难点不在于饥饿的人一定得到赈济，而在于得到赈济的人一定是饥饿的。得到赈济的人未必饥饿，那么饥饿的人未必能活下来。为什么呢？用有限的财物，应对无穷无尽的冒领，必然无法救济。明代高攀龙常有此议论。然而也没有其他巧妙的方法，仍然离不开挨家挨户查核务必真实，不让不饥饿的人冒领，那么饥饿的人受到的恩惠就不会少了。

二是米赈。赈济的方法，没有比散米更好的了。前人对此论述得非常详细。大概是因为发放谷物，百姓未必家家都有碾米的器具，而且一升一斗地碾，一龠一合地碾，也受不了这种繁琐。散米则不用担心这些。另外百姓得到米，可以和野菜一起煮食，一天的赈济，可以支撑两天；一个人的赈济，可以供给两个人。这种方法不仅可行于赈济，而且可行于赈粜。如今朝廷已经实行并证明有效了。

三是钱赈。散米确实很好，倘若核算米石不够赈给，又应当酌情变通。或者先尽量发米，再用钱；或者钱米搭配；或者全部用钱代替，都可以。有人说赈银也有几种便利，何不拿银代替？不知道银质地坚硬厚重，毫厘之间难以分割，而且秤有轻重偏差，成色有高下之分，容易滋生蒙混欺骗。况且贫民得到银，又要换钱，辗转之间，损耗不少。如果用钱就没有以上各种弊端，而且三五零钱，取用非常方便，也是很好的方法。

四是粥赈。关于粥赈，议论的人说煮粥多搀和石灰，不是救人而是杀人。又说壮年人能喝到，而老弱残疾的人喝不到；近处的人能吃到，而荒村僻壤的人吃不到。又说聚集万千饥民在一处，热气蒸腾容易染上瘟疫，人群聚集容易滋生奸盗。又说管事的人多克扣，百姓没有实际得到救济。这几点，确实不能不担忧。关键在于办理得人罢了。如果就近多设粥厂，选择诚实的绅士，委托他们负责钱粮煮赈的事，不准吏胥经手。粥煮好后必须先亲自品尝。放粥的时候，专门设立两人监理，一人在厂外，一人在厂内。敲锣一声，让领赈的人鱼贯而入，男的归一处，女的归一处。敲锣两声，按人次第均匀发放。得到粥的人立即让他们散去，不准停留。第二天也是这样。多准备苍术、艾叶等物，随时熏烧，并不时稽查饥民出入，告诫他们不要滋事。这样还有什么弊端呢？另外张伯行有担粥法，每天煮粥一担，让人肩挑，随处散发，粥完了就停止，明天再煮。担粥的人多，那么救活的人就多，而且没有争挤的祸患。这个方法也极简便。另外长期饥饿的人，肠胃枯细，突然吃饱就会死。魏禧分次给粥的方法，可以酌情采用。饥民到粥厂的，随其先后，来一人就坐一人，依次挨坐。已坐的人不许再起来。一行坐满，又坐一行，面对面坐，背靠背倚，中间留空路，可以让担粥的人行走。坐定后，敲梆一声，高声唱给第一次食物，让人次第轮流散发，有吃快先吃完的，不得混入。一次散完，然后敲梆两声，高声唱给第二次食物，如前法。三次就停止。另外陆世仪说长期饥饿的人，不能吃干饭，即使是糜粥也不可多吃。因此想到施米汤法。早晚炊粥饭时，少加一勺米，汤沸腾时，一定要舀取几盏盛在大瓮中，越多越好。明早用汤再炊，量入少许麦粉，使其成为稀粥，再用三四块水姜，捣碎调和，各在门口施舍。或一次，或早晚两次，以汤尽为度。用来稍微滋润饥民的肠胃。

五是展赈。展赈，是圣朝仁爱有加、永无止境的表现。或者增加赈济口粮，或者增设粥厂，或者延长赈济期限，本来就是这样。对于那些孤苦无依、老病无法自存的人，尤其格外厚待。以及天寒没有衣服的人，为他们提供棉袄；露宿没有房屋的人，为他们谋划栖身之所；生病的为他们提供医药；病死的为他们准备棺木。方法良好，用意美好，凡是担任地方官的，能不尽力奉行，妥善管理吗？

六是止流民。饥荒接连发生，怎样使百姓不轻易离开家乡，抛弃生计呢？地方官应当遵照嘉庆七年的谕旨，提前出示告示各乡村，告知即将有赈恤，让他们安静等候，不得远离。一方面设厂平价售粮，以安定民心。实在是因为，在百姓流离失所之后去安抚，不如在未流离之前去抚慰。那些饥民既然知道本地可以糊口，又怎么会乐意流离失所呢？

七是抚流民。至于本乡没有食物，不得不辗转迁徙到其他地方的人，所到的地方，地方官应当不分界限，加倍抚恤。选择宽广的寺院，或空闲的房屋，分别安置。每处设一人管理，稽查出入，官府按人口供给粮食，并严明约束，不得藉端滋事。有亲旧可以依靠的，让他们依靠亲旧；有健壮可以佣工的，让他们佣工。

八是收养遗弃幼孩。饥民在路上遗弃子女，如果有愿意收养的人，呈报官府，某日某处，收得幼孩几人，官府发给印票，日后长大，任凭养主役使。如果有父母及亲属抱着孩子来的，收养家酌情给钱

译文书上写明两纸字据。听任他们自行商定领取的期限。何时领回。并写明如果孤儿病故或逃亡。与养主无关。一份交给该孤儿的父母或亲属收执。一份留存于收养人家。倘若期限届满而不来领取。超过两年的。就由养主妥善安置遣送。仍然上报官府存档备案。倘若无人收养。地方官员就应当设立机构抚育。使孤儿得以免于饥饿而死。这也是对年幼者予以关怀爱护的意思啊。

译第一条是禁止购买良民子女沦为贱籍。遇到大荒之年，百姓甚至卖儿卖女来维持生计，悲惨到了极点。而娼优之家，竟然趁危之机借贷购买，仍让他们从事贱业，这应当立即禁止。饥民计穷路绝，原本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但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就不想想保全他们的办法吗？应当立即发布告示晓谕：凡是乐户不得再购买良家子女，违犯者按律治罪；对于已经购买的，想办法代为赎回，这才是仁人君子的用心。

第二条是禁止抢夺。饥民抢夺，仅限于食物，还可以说是得到就能活，得不到就会死。但如果抢夺的不只是食物，那么他们的情状也就难以宽恕了。如果一概纵容，势必会演变成盗窃抢劫，而向来从事盗窃抢劫的人，难保不混入饥民中掠夺财物。因此应当不时巡察，如果在城乡之间，有白昼任意肆意抢夺的，就按惯例追究惩处。惩一儆百，这也是荒政中不得已的措施。

第三条是资助返乡。以往的惯例是，在春初耕种之时，有愿意返回本乡的人，就资助他们送回原籍。然而资助返乡的惯例，并非都有益处，有时反而滋生弊端。有已经离开又回来的，有离开东方却去了西方的。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成例，反而会导致冒领虚耗，对灾民没有益处。因此乾隆二十八年皇上谕旨说：流民故乡既然没有生计，四处佣工谋生，推究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的条例，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共同生存繁衍，又何至于束缚驱赶，强迫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呢？我认为与其资助返乡而没有实际救济，不如增加赈济，以期让百姓获得实惠更为妥当。然而法律贵在因时制宜，道理在于变通。所以光绪四年，皇上又有将各处饥民妥善资助遣送回籍的谕旨。大概有时是移民就食，有时是移食就民，总之是期望实惠能够惠及百姓罢了。

第四条是发放种子。粮食是百姓的天，小民终年所依赖的，全在于及时耕种。饥荒之后，颗粒不存，纵然有田地可耕，却没有粮食可种，坐误耕期，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地方官应当遵照历年的谕旨，将州县所存的仓谷，酌情发放籽种，以供耕作。或者劝导富有力者，在本乡内借贷给农民，等到秋收之时，允许他们加利息偿还。查考种植一石谷子，可以获得新谷一二十石，借种的人虽然付出利息，仍然获利十倍，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五条是兴办工程。救荒的策略，没有比以工代赈更好的了。如开渠筑堤、修葺城墙等事，酌情举行，让百姓通过劳役获得报酬，作为糊口的生计。那些不能去工地劳动的老弱残疾者，仍然供给口粮。至于民间应当兴办的土木工程，也应当劝导及时修举，彼此都有益处。

第六条是清理积压案件。东海杀孝妇，导致大旱三年，地方大饥荒，难道不是因为冤狱无法伸张吗？不然的话，或者审理案件时任意积压，以致拖累无辜，上干天和。急应当及时分别清理，除了罪行严重者，告诫狱卒不得凌虐，仍按期限讯问结案外，罪行较轻者，或者让人取保，或者交人看守。如果审明是无干之人，立即释放，以消除戾气而招致祥和。

第七条是赎罪。除了罪大恶极者外，即使是重罪也允许纳粮赎罪。因为粮食是饥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犯人能够拿出大量粮食来救济饥荒，这所损害的只是一人的性命，而所救活的却是百十人的性命，罪行足以相抵。朝廷接受他的粮食来赈济饥荒，是因为体恤千百人的性命，从而宽曲保全了一人的性命，法律也不算冤枉。权宜之中含有常理，这哪里是汉代入粟赎罪所能同日而语的呢？即使永久定为法令也可以。其章程拟即参照《吕刑》规定，每锾折合谷若干。

第八条是放宽禁令。饥荒接连发生之时，流离失所的人布满道路，竟然还有宴会作乐，以及搭台演戏的人，于心何安？《周礼》十二荒政聚万民，第九条是“蕃乐”，注解说：闭止音乐演奏。这类行为自应严加禁止。只是从事劳役的人，依赖此谋生的很多，如果一概禁止，岂不是断绝他们的生路吗？昔日范仲淹镇守杭州，正值大饥荒，放任百姓竞渡，在湖上张设宴席，从春到夏，富人空巷出游，大概是发动富人的多余钱财来惠及穷人，这是救荒得其权宜之道。现在又有一种办法，凡是荒年仍有演戏宴宾的，按日令其出谷若干来赈济饥民。不禁之禁，似乎更为平允。又山林川泽的利益，流民可以借此谋生的，暂时应当放宽禁令。

第九条是暂时质押。大荒之年，贫民有拿着衣物换食物的，往往一千钱的物品，只卖得百文十文不等。饥饿不免，而又寒冷无衣、做饭无锅了。此时地方官应当暂时挪用钱粮，听任百姓质押，等到秋后赎回即可补足亏空。并广泛劝导富人各自出资本，开设当铺，允许他们收取利息。如一千钱的物品，酌情质押五六百文，贫民虽然加利息赎回，尚不至于受大亏，而富人也不无微利。

第十条是选拔人才。有治理的法度，更在于有治理的人才。人的贤良与否不易知晓，总以平日存心为判断标准。官吏存心爱民，就是官吏中的贤者；绅士存心济人，就是绅士中的贤者。官吏贤良，应当加意委任以专责成；绅士贤良，应当优礼延请以资助理。这是最重要的。

第十一条是访察。得到人才了，又须不时访察，吏胥有无克扣隐瞒

译混杂在一起。户口有无遗漏或重复冒名。斗秤有无高低不平。米钱有无短缺。办理是否得当。始终是否不懈怠。今天到东边，明天到西边。循环往复，周遍历览。同时将穷苦百姓的艰难困苦状况，以及古来救人济人所得报应的故事，与他们谈论解说。使他们各自激发出同情怜悯之心。这是最紧要的。至于外出访查的时候，应当穿着便服前往。出其不意。不要让人得以预先防备。

译第一条是劝善惩恶。经过访察之后，贤良与不肖自然显现，就可以实施劝善惩恶的措施了。负责事务的人，如果确实廉洁能干、公正无私，切实奉行职责，对于官吏就分别奏请奖赏晋升，对于士绅就分别给予奖励。如果有克扣、侵吞等弊端，无论官绅，也立即根据情节轻重，或者予以严惩，或者责令罚缴谷物。务必使奖赏足以鼓励善行，惩罚足以遏制恶行。

第二条是广纳众议。谈论荒政的，从古至今，最为详尽完备。《周礼》中荒政十二条聚集万民之外，宋代董煟的《救荒全策》中，有君主应当实行的六条：一是恐惧修省，二是减膳撤乐，三是降诏求贤，四是派遣使者开仓放粮，五是减少奏章而听从诤谏，六是散发积藏以厚待百姓。宰相应当实行的八条：一是以调和阴阳为己任，二是以百姓饥溺为己任，三是启发君主敬畏之心，四是忧虑社稷倾覆的危险，五是进献宽征固本的建议，六是建立散财发粟的策略，七是选择监司来考察守令，八是开放言路以通达下情。监司应当实行的十条：一是考察邻路丰收歉收的情况，作为借粮的准备；二是查看本部内灾害的大小，施行赈救的策略；三是通融有无；四是纠察官吏；五是宽缓州县的财赋；六是发放常平仓的滞积粮食；七是不崇尚禁止粮食流通；八是不引发物价高涨；九是不厌烦奏请；十是不拘泥于法律条文。太守应当实行的十六条：一是稽查常平仓以赈济卖粮，二是准备义仓以赈济施舍，三是根据州县三等饥荒的情况来谋划，四是根据邻郡三等丰收的情况来准备，五是申明禁止粮食流通的禁令，六是宽缓抑制粮食流通的命令，七是计算州用度的盈虚，八是考察县吏的才能与否，九是委托各县各自施行赈济的方法，十是根据民情各自施行赈济的技术，十一是派遣官员祈祷，十二是存恤流民，十三是尽早检放以安定人心，十四是预先筹措准备以宽缓州用度，十五是利用有利条件来救济百姓饥荒，十六是散发药饵来救治百姓疾病。地方长官应当实行的二十条：一是刚旱时诚心祈祷，二是已旱时一方面申报州府，三是报告县情不可邀阻，四是检验旱情不可延误，五是申报上司请求常平仓以赈济卖粮，六是申报上司发放义仓以赈济施舍，七是劝告富室开仓，八是诱导富民兴起贩运，九是防止渗漏的奸弊，十是遏制虚文的弊端，十一是听任客商买卖粮食，十二是任由米价高低，十三是请求提督，十四是选择监视，十五是参考是非，十六是激励奖赏功劳，十七是表彰奖赏孝悌以激励风俗，十八是散发药饵以救治百姓，十九是宽缓征榷，二十是清除盗贼。这些都是留心荒政的人，应当广泛采集、多方询问，兼收并蓄，这样在面临灾事时确实有把握，可以依次施行。

第三条是通权达变。大饥荒之时，既然心中已有成见，不至于束手无策。但如果拘泥于一种格式，像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一样，仍然无济于事。古人之所以必定告诫不要拘泥于条文，是因为时势不同，有适合过去而不适合现在的，有适合这里而不适合那里的。这必须随时制定法规，因地制宜，期望对灾民有益，荒政的能事就完备了。

备荒议

陈廷经

从来救荒的好方法很多。然而有通有塞，必须看其地方；有利有弊，必须看其时机；又或行或不行，必须看其人。大概是没有固定方法的。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筹划当事的策略，必定筹划事先的策略。事先的策略，没有比开水利更重要的，其次建立义仓，再次设置营寨修筑堡垒。从前大禹治水有三项：开始疏导以去除祸害，就是引导河流入海；接着蓄水以兴利，就是积水成泽；最后治理以播种，就是疏通沟渠直到河流。所以孔子称赞他尽力于沟洫。沟洫的方法，就是《周官》中遂人的方法。现在的江南水利，有符合遂人方法的。三江的两旁，或十里，或五里，就有纵浦。纵浦，是江的支流。纵浦的两旁，或三里，或二里，就有横塘。横塘，又是浦的支流。塘的两旁，又有港。港的两旁，又有沟渠。而所有江、浦、泾、塘之上，没有不有岸的。万夫有川，就是三江。川上的路，就是江岸。千夫有浍，就是纵浦。浍上的道，就是浦岸。百夫有洫，就是横塘。洫上的涂，就是塘岸。十夫有沟，就是港。港上有畛，就是港岸。夫间有遂，就是沟渠。遂上的径，就是塍圩。这就是遂人的方法。按照《禹贡》扬州的地域，所称田地上等下等，而至今都成为富饶肥沃的地方，是因为得到水的利益。用堰来蓄水，用坝来阻挡，用堤来约束，用圩来围护，用闸来适时启闭。水至时有办法宣泄横流的溃决，水退时有办法灌溉高仰的田地。所以雨多时不溢出，干旱时不枯竭，田地有秋收而财赋居天下之首。然而东南水多而不能完全得到水的利益，西北水少而常常不免水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沟洫不修的缘故。因此沟洫的制度，没有地方不适合，而西北尤其迫切。考察西北各郡县，或有支河流经，或有涧泉流出，都可以引来成为田地，以削弱水势。那些最低的淀泊，都可以留来蓄水；那些稍高的淀泊，都可以……

译这就像南方人修筑圩田的方法。水利兴修起来，水患也就消除了。大体上，天下的地理形势，靠近山地的，关键在于开辟泉眼、引导水流；临近河滨的，关键在于挖掘渠道、疏导水流。至于高山和平原等水利难以到达的地方，关键在于多开挖池塘水库，多凿井来供给灌溉。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有的疏通它使其流通，有的蓄积它使其汇聚，有的清洗它使其通畅，有的阻挡它使其回旋。不限制形状是方是圆，不规定数量是多还是少，不拘泥于形态是弯曲还是笔直、横向还是斜向，顺着地势来有利地引导，依据古法来灵活变通，总以水量的蓄积和排泄为标准，这样无论是旱灾还是涝灾，都一定可以有所凭借。西北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每年的收入不多，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兴修水利，才会使土地肥沃得与东南地区没有差别，这是第一大利益。东南地区转运粮食，一石的运费高达数石，古人说西北有一石的收成，东南就能节省数石的赋税，这是第二大利益。河南要防备黄河堤岸，湖广要防备长江堤岸，南直隶和浙江要防备海堤，有了沟渠来容纳洪水，涨水时就不必担心冲决堤岸，逐年抢修的费用，可以逐渐削减，这是第三大利益。军政中没有比屯田更重要的了，沟渠畅通有利，荒地得以开垦，都可以耕种，因此招募人员开垦屯田，不耗费军饷而兵员充足，这是第四大利益。邪教的兴起，大多是因为游民，百姓都从事于农田耕作，风俗日益安定，这是第五大利益。沟渠纵横交错，战马无法跨越，足以作为阻隔和巩固的屏障，这是第六大利益。由此推论，难道还会再有像尧时洪水、汤时大旱那样的忧患吗？

译虽然如此，义仓的制度却不能不建立。古时候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仓人储藏粮食，遗人堆积物资，都是预先做好准备，作为散发利益的地方。所以朱子设立社仓，用来保护富人、安定穷人，这与王安石的青苗法不同，制度极为完善。后世实行这种制度，有的弊病在于挪用，有的有利于豪强专断而不能惠及穷苦百姓，有的收取利息而遇到荒年则本金难以偿还。这不是立法的弊病，而是执行法律者的弊病。

其方法在于每个乡都劝谕实行。有的一个乡自建一个仓，有的几个乡共建一个仓。乡绅老人有愿意资助的，不规定固定数额，以成全他们的善举；豪富不资助的，按照他们应当出的数额，加重惩罚。向官府登记，户口有册籍，出入有专人掌管，开仓闭仓有定时，发放领取有凭证，量具合乎标准。次年春夏，推陈出新，根据人口多少，借贷给农民，利息加收两成。小荒年则借贷给穷人并减少利息，必须经过公众商议酌情实行；大荒年则全部捐出救济穷人，必须计算众人平均分配。即使有公事急需，也不得轻易挪用导致耗散。如果有豪强强行购买，不得宽容放纵以引起纷争。日复一日地积累，年复一年地积累，百姓就没有大饥荒的祸患了。

大概官府为百姓谋划，不如百姓自己谋划。所以依靠百姓而不依靠官府，那么吏胥就没有机会滋生事端。在城里专门储备，不如在乡下多处储备。所以储存在乡下而不储存在城里，那么散发和收敛可以随时进行。这种制度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病。

虽然如此，寨堡的制度却又不能不设立。《周官》中救荒的政策，防备盗贼排在最后；后世备荒的策略，防备盗贼排在首位。义仓设置在乡下，没有城墙可以依靠，如果有劫夺骚扰，那么义仓的粮食就会荡然无存，断难重新聚集。因此，巩固守御的措施，正不可缺少。

过去北方居民，常常修缮寨堡居住，依靠高楼作为坚固的防御。十里五里的地方，三家五家的村落，合并成团居住，互相保卫。内部既已巩固，外患就不敢侵犯。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大抵村镇有墙壕，就像州县有城池。挖掘壕沟的方法，一要深，使不容易填平；二要宽，使不容易跨越；三要暗，使不容易渡过。壕沟内挖出的土，就可以用来筑墙。地势宜于险要，地基宜于坚固，修筑宜于厚实。墙壕之外，用栅栏门关闭，用角楼巡逻，用瞭望台观察，用吊桥开合。无事时努力耕作兴作，有事时闭门守御。至于其中清查户口，则由保甲专门负责；督促工程，则与水利工程同样修筑疏浚。这样可以巩固人口聚集，可以保护积蓄储备，可以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来困住敌人。所谓一举而众善具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都是备荒的大要。

然而愚昧的人可以乐于享受成果，难以谋划开始。这个建议一出，必定有人反对。一是嘲笑它迂腐迟缓，却不知道成就大事的人，必定不能追求眼前的功效；二是担心费用太大，却不知道有大利益的人，必定不能吝惜小费用；三是畏惧麻烦困难，却不知道天下没有难成的事，只怕没有担当的人。

作为上级，与其焦虑于征收赋税无处着手，罪责贬黜将至，何如召集父老在事先谋划？作为富人，与其叹息租税无法征收，寇盗更加猖獗，何如消除鄙吝之心而谋求长久之策？作为小民，与其指望收割无望，借贷无门，流离失所，陷入牢狱或死于沟壑，何如竭尽全力于挖土运土，忍受疲劳于乡里呢？这三者应当讲求，显而易见是正确的。

至于禁止远地贩卖粮食，禁止流民，教导人们提前在其他地方贩卖，教导人们多蓄养其他作物，随着时地和情况善于运用，那就在于用人了。良好的方法已经具备，可以按照它来实行。

备荒说

赵元益

备荒的策略有八条。第一条是种植。所谓种植，不仅仅在于粟米。凡是适宜种植的，都可以看作粟米。《周礼》太宰以九种职业任用万民，第二条是园圃培育草木，第三条是虞衡制作山泽的材用。孟子在教导惠王农时之外，就进言洿池山林等重大政事。古语说：“木奴千，无凶年。”诚然，备荒的方法，宜广不宜狭，宜全不宜偏。杂粮借以辅助谷物，那么年终就没有忧患，而粮食就不艰难了。巨木郁结成茂密的森林，那么地气上升，而天气下降。

现在天下也竞相谈论务本了。然而南方习惯种稻，豆麦次之，谷种则不多。北方习惯于种黍，豆麦次之，水田则仅见。又竞相谈论重农了。然而内地关陕、襄邓、许洛、齐鲁多肥沃的土地，却弃置荒芜，依赖从邻境购粮是为什么呢？外地朔方、五原、云代、辽西都是耕地，却委弃空旷，专门仰赖运输转运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地利不足，果然有不可通变种植的吗？还是安于偷惰，而不愿舍弃旧法谋求新法呢？

有人说，山多田少的地方，田地贫瘠，功夫费用大而利息薄，那些沙质贫瘠不堪种植的地方，岂能强迫它们变成肥沃之地呢？持这种说法的人，只是不知道转移土脉的方法罢了。如果能够讲求种植，那么天下实在没有不可利用的土地。关键在于格物的人善于观察其性质。英国挪佛一郡，过去是荒地，后来审察其土宜，广泛种植萝卜，居民用它来牧羊而获利特别丰厚。撒里司白厘平原土地本来贫瘠，自从用鸟粪施肥，而百谷滋生。

译伊里岛田地向来苦于低洼潮湿。后来使用机器排尽积水，土壤变得特别肥沃。其他如种植树木以招引雨水、植树以防备荒年，西方的方法与古代的制度相通，确实有很多值得采纳之处。可以预见，种植栽培的学问日益精进，旱涝灾害必定因此减少，而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供民用，这是防备荒年的重要事务。

第一是绘制地图。水旱灾害，由天造成的明显可见，由地造成的分散难查。可见的无不试图在预料中避免，难查的无不淡然置之，放在心外。如今北方的土地，干旱时千里沙石荒漠，水涝时一片汪洋，必须雨水调和，才能成熟。有幸得天时却失去地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不明白地形的高低、水道的源流，拘泥于成见，不能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罢了。那么想要利用地利来补救天时的不足，不先绘制地图就不能成功。现成的方法具备，其利益没有边际。巡视田间小路，观察形势，常常苦于阅历难以周全，眼目容易昏花。有了地图，哪里可以疏通沟渠，哪里应该修筑堤坝，土地的高低，哪里蓄水哪里排水，水流的源流，哪里去哪里来，不出家门，已掌握要领，这是第一个好处。

凡是兴办大工程、大役事，必定广泛考察各种说法，选择好的来遵循。然而恐怕舆论纷纭，不能确定哪一种是对的。有了地图，那些说法一一可以验证，不能寄托于空谈，这是第二个好处。水旱灾害上报荒情，县令下乡勘察，四顾茫然，即使想要区分等级差别，也恐怕无从下手。推诿给书吏差役，勒索牵混，弊端繁多。有了地图，则田地道路村庄，无不详细记载，哪里先旱，哪里先涝，如同展示在手掌上，没有隐瞒也没有粉饰，这是第三个好处。

丈量土地清查田亩，是为了均平赋税而缓解百姓困苦。然而旧用的弓尺与部定标准的弓尺参差不齐，有的多有的少，弊端丛生。有了地图，则像网挂在纲绳上，有条不紊，按亩均匀征收，分等定税，豪强不能欺骗隐瞒，这是第四个好处。绘制地图必须使用计算开方的方法，测量精详，悉心定准。有总图，有分图，凡是细小的港口支流，以及地势的高低，水流的顺逆，潮汐的通塞，都必须实事求是，一一详细记载，那么地利就不会丧失了。这是防备荒年的良好器具。

译第一是农学。古代设立农官，亲自巡视田间，教导农事。《月令》中记载，君王颁布农事命令，善于观察丘陵、山坡、险地、平原、低湿之地等土地适宜种植什么，五谷适宜生长什么，以此教导引导百姓，必定亲身参与，农民才不迷惑。命令有关部门催促百姓收割，务必积蓄蔬菜，多作积聚。夏商周三代圣王养育百姓的制度，保护百姓的用心，还能从典籍中推求得知。如今国家将财政用度委托给司农，而四方贡赋由户部掌管。凡是各部、各寺、各监，都能根据财政的盈虚，来决定留存、起运解送、拨补，都能掌握财政的伸缩。自从用兵以来，边镇紧急呼救，兵部督促派遣，主管军事的人动不动就以延误军饷的罪名责备司农，主管财政的人尚且不能用收支的数目来衡量民力了，又哪里还能谈论百姓多寡虚实的情况，以及农民补助救济的事情呢？名实不符，不是小事。有人说，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责任极重，凡是先王预备的政令，农部不能实行的，州县应该体察时势和地理，因势利导。然而怎么可能做到呢？如今州县的官吏，只知道掌管钱粮的出入罢了，有谁能关心沟渠、耕作、除草的事情吗？只知道催缴赋税的缓急罢了，有谁能关心食物的使用、节约、积蓄的事情吗？幸而有这样的人，所用非所长，最终不得志而离去。为当今谋划，不如选择精明敏捷、仁爱惠民的大员，赋予他们总督农务的权力，像汉代赵过担任搜粟都尉，元代姚枢担任劝农使，专门教导百姓耕种，给予宽裕的时间，委托他们灵活处置，那么责任有所归属，成效有所依托。或者仿效西方农学馆的方法，借助化学的道理，查究地脉，何种土壤与何种作物相宜，借助植物学和动物学，使栽种和畜牧各自顺应其本性，那么不但原有的物产，产出比以前更加丰美，而且可以广泛采集各地的优良品种，汇聚于一处，散布到全国，从而农务因农学而更加兴盛。这是防备荒年的根本政事。

第二是铁路。采买米谷用于赈济饥荒，路近就容易用力，路远就难以成功。想要使运米的器具良好便利，而运米的价格又低廉，除了仿造铁路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古人说，千里运送粮食，百姓面有饥色。又说，防备荒年需要粮食，没有奇特的策略，只有考察道路的远近，就近转运，以互通米粮的有无罢了。在粮食匮乏、财力枯竭的时候，运输救济米粮，必须考察道路的远近以便行事，否则就近的人幸运而遥远的人不幸了。何况大旱成灾，整月不下雨，内河干涸，船只不通，几十里之内，都依靠人力背负，稍微迟缓片刻，百姓的困境就更加严重。谚语说，救荒如同救火，救火的人，必须取水迅速而且多，才能灭火，救荒的道理也是这样。用这里多余的，补充那里不足的，有了铁路，就多而不费，快而不劳，确实是极大的利益。有人说，如今国家用度短缺，如果勉强筹措巨款来建造铁路，恐怕所得抵偿不了所失，况且沿江沿海的省份，已有轮船往来，运载也很便利了，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唉，说这话的人，大概不曾综合计算其利益罢了。想要成就非凡功业的人，怎么能被浮言所迷惑呢？考察西方国家初创铁路的时候，议政院中的人都认为不可，甚至有讥讽为发疯的。等到后来实行有成效，人们都惊讶认为奇特。人们难以共同谋划开始，中西是一样的。如今中国创造铁路，已经先选择要道小试开端，使百姓习惯于见闻，知道其利益，然后逐渐推行，无往而不利。水道有轮船，内地则有铁路辅助它，而且与电线互相配合，这是防备荒年的新政。

第三是保商。古代人占有百亩土地以自给，后世则富人田地连成片，农夫没有田地，往往租种别人的田地，自备牛种，缴纳租税，自身所剩无几，而城市里的富人，安坐而吃他们的租税，大半从事吝啬，凭借有余的优势，谋取加倍的利息，而农民因此更加困顿。补救这种弊病，想要划分井田授予田地，各得其分，势必有所不能；想要努力劝导分发粮食以损害有余，事情又有所不便。前人之所以有安富救贫的议论，作为通权达变的方法，就是重视农业、积蓄粮食的微妙用意。然而我认为如今的富户，大半在商业而不在农田，平日积蓄加倍利息，掌握其奇异的赢利，凭借有资财，结交当权者，有寻常富人所不能做到的，富商毅然去做，当权者就借助他们的力量以成就大功，就像前年左文襄出师西征，军饷不足，借助富商胡道设法接济，最终成功。推此而论，水旱偏灾，暂时借助富商的力量，办理一地的赈济，又有什么困难。如果得到执政的各位公卿，诱导有方，奖励有法，哪有不以此为荣，而裹足不前的呢？虽然富商中慷慨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不用真情取信，而逼迫太急，那么怨恨抱怨就纷纷产生了；不衡量其能力，而索取太奢，那么他们就吝惜固守其财产了。这就是保商不可不讲究的原因。听说欧洲各国，以商务为本，上下一心，尽力保护，并设立商务大臣专门管理此事，设立商埠要区，都设立领事，停泊兵船，以资助翼护而壮大声威，所以商民踊跃，日益富强。如今中国对商情尚多隔膜，亟宜以礼貌相待，以信义相

译诚信。用繁华奢靡相互警戒。用忠诚恳切相互勉励。既然在平时已经培植好基础，那么在临事时就能像手指和手臂一样协调配合。这是防备荒年的微妙权宜之计。

第一点说治理黄河。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有，这固然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至于历代黄河决口的祸患，其原因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大禹治水，顺应水的本性，看似无所作为，人们本来没有不知道的。水往低处流的特性，不能强行让它顺从人的意愿，人们也没有不知道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治河方法，不顺应水的自然本性，而只依靠人力去制约它呢？贪图眼前的利益，却留下无穷的祸害。从前汉代贾让提出的治河下策说：修补旧堤，增高培厚堤岸，劳民伤财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患。当今治河却把这当作上策，耗尽天下的民脂民膏，供给河工繁杂的费用，国家受害，百姓也受害。更可笑的是，官员借河务升迁，吏胥借河决谋取私利。所以他们宁愿让水患频繁发生，也不顾民生大局。功利之心侵入人心，其危害真是说不尽。

在当今筹划水患，必须寻求最恰当且不可改变的策略，制定一劳永逸的计划。衡量地势的高低，探寻水道的归宿。山陵挡路的就开凿，城郭受冲的就迁移。宣泄积水，疏通归路，不和水争夺咫尺之地。这样之后，百姓才能安居，水才能归入正道。然而这不可以贸然行事。必须使用测绘的方法，测量靠近黄河的各州县的面积和高低，合并成一张图。应当请求按照前议的绘图策略，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详细测绘平面图。又辅以直剖面图，那么河道的分合，水面的高低，上下曲折的形势，就清晰可见了。而河工也有了可以凭借的依据。这是防备荒年的重大计策。

译第一是蚕桑。贾谊在论述积蓄储备时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有人因此受冻。汉景帝的诏书说：农业受损，是饥饿的根本；女红（纺织）受害，是受冻的根源。古人谈论防备荒年，没有不是将饥寒一并考虑、将农桑同等重视的。吴中地区的田赋之重冠绝天下，除了夏秋两税之外，还要加上漕粮的费用，百姓没有多余的积蓄。幸好有蚕桑的利益，实际上辅助了积蓄物资。自从海禁开放后，西洋商船往来贸易，数量何止百万。吴地的丝绸衣被天下，其利益无穷无尽。等到道光己酉年、咸丰丙辰年水旱灾害接连发生时，吴越地区的百姓，粮食全部耗尽，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但不久之后便安定下来。有见识的人认为，蚕桑的利益，确实有扭转局势的力量。然而我考察古人所说的蚕桑利益，如《尚书》《诗经》《孟子》及《春秋左传》所载，都在郑、晋、楚、齐、鲁等地之间，从未提及吴越地区。为什么今昔的情形如此不同呢？说是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吗？那么西北各省千里万里满眼都是平原，任其荒芜的地方为何那么多呢？说是人力无暇顾及吗？那么如今江北只有通州、海门还知道纺织罢了，至于淮安、扬州之间，妇女儿童整天游玩嬉戏，依靠一个人吃饭的人，到处都是。说是他们不熟悉这件事吗？那么邻境相望，只需雇佣养蚕妇女和种树的工人，教导丁男幼女去做，并没有南北风土的隔阂。想要兴办这件事，应当由官府倡导，选择地势稍高适宜种桑的地方，招募嘉湖地区的人教导种植桑树、养育蚕茧，并仿制机具供给百姓，招募江南人教导织造。每乡一人，几年之后，百姓稍微获得利益，将不需要劝诫，而争相去做的人就会很多了。这是防备荒年的兼办事务。

第二是制造。《周书》说：农民不出产就缺乏食物，工匠不出产就缺乏器物。《周礼》中太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第六是事典，用来富国强兵，任用百官，养育万民。又有九职，第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第五是百工整治八种材料。古代圣王兴造事业，为百姓开辟衣食的来源，那么工匠与农民也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我考察三代以后，工匠虽然位列四民之一，但比起农民来尤其被轻视。只有《考工记》一篇，专门补充司空职官的下属。此后《管子》说安定百姓的居住，工匠设立三族。后世的营造书籍，寥寥无几很少见到。难道不是因为把工匠当作末技而轻视他们吗？然而不可以偏轻。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货物厌恶被丢弃在地上，力气厌恶不从自己身上发出。百工能够用力于五种材料，辨别并使用它们，与农夫用力以生长地里的材用，没有两样道理。中国与西方交往以来，看到他们的铁舰、轮船、枪炮的利益，设立工厂制造以图自强。而制造洋布、开矿等各种机器，无暇讲求，不得已从外洋购买，漏洞无法堵塞，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忧虑。又有人说中国人口日益繁多，小民依靠各种技艺来谋求衣食，如果改用机器制造，必然导致夺取他们的旧业，反而使百姓受害。不知道创行新法，都是中原本来没有的事情，与寻常的工作无关。况且洋布、羽呢，本来就是外洋进口的货物，仿造它可以兴办民利。开矿则是取用地下的宝藏以供人使用。如疏通水道，则有挖泥的机器船；平坦空旷的地区，可用风车等方法，来代替人力的劳苦。遇到旱灾则挖掘深井用桔槔取水，灌溉田地；遇到水灾则开通水道用气机排水，引导注入江湖。这些各项机器，如果能够专心精思，不惜工本，自行制造，那么对于国家经济民生，大有裨益。又西方规定，凡是能别出新裁，制造奇特器物，确实有益的，必定给予保单，限定年数，准许其独自制造。期满之后，别人才可以仿制。创始者名利兼收，所以不惜苦心孤诣，巧争奇胜。中国如果能沿袭实行，必有才智之人，出现在其中。这是防备荒年的旁系职务。

按这八项，应当与古人的成法相辅而行。自古以来如农务、仓储、荒政、惠政等大端，都有实效可收。只有能在平时预备，就是为日后的补救做打算。而临事的补救，大半是从平日的预备中形成的。所可恨的是，古人的良法美意，多败坏在因循废弛的人手中罢了。

防备荒年使用西法，虽然是创论，但确实可见之施行，不是揣摩风尚的人可以比拟的。存之以备一格。

宝山筹赈事略

章谦存

第一是缓征。乾隆六十年灾荒不重于今天。当时县令只请求缓征灾田，而熟田则照常征收，又用重法约束。等到民间死亡相藉，再实行捐赈的命令。于是有变卖田宅来缴纳赋税，卖儿卖女来缴纳捐款的。至今父老谈论此事，还流泪如绳索缠绕般悲痛。极度歉收的年份，穷民入口的资粮，已经无处筹措，何况缴纳赋税呢？即使富民略有积蓄，既然已经缴纳公帑，哪里还能更有余力出资来救济别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今王明府独出己见，分毫不征。当时有嘲笑他的，有阻止他的。我那时脚病不能出门，独自听到后叹息说：抓住要领了。才敢参与商议这件事。

第二是行籴贵早。籴法宜精。七月份以后，本地出产既已耗尽，而常熟、昆山一带，陈米尚多。阻止不让出境，苏州的枫桥，浙江的长安，都是上江籼米汇聚的地方。而沿河的恶棍，又藉端勒索诈骗。于是市价

译日腾。唉！百姓两番播种，两番劳作，所剩下的不过是皮包骨头罢了，怎么能吃得起这昂贵的米呢？等到筹集费用发放赈济，那时皮骨都已耗尽。所以实行平价售粮不可不早点进行。宝山社仓的米霉烂无着落，只有常平仓大约存米五千石，本来就不够全县十一个厂区的售粮需求。如果立刻实行减价售粮，那么转运接不上，怎么支撑几个月的时间？于是亲自前往各镇，邀请绅士富人量力捐出米粮，按原价售粮，每升三十五文钱发给印有官印的旗帜，行文经过的州县，层层转运，而市场价格因此没有上涨。然而售粮时间一长，本钱必然亏损，船费工价，也不能没有拖累。到十一月二十日，商议捐款的局面，已见大概。于是全部发出常平仓的五千石米，在十一个厂区，大幅降低价格，每升二十八文钱，使贫富两方的力量都得到缓解，而商议捐款也就更加有依据。如果当初顺从绅士的意见，只商议捐款而不商议售粮，只怕捐款还没筹集齐，民生已经不堪问津。如果先公家售粮而后义卖，那么公家售粮先减价，义卖不能强迫减价，反而在后增加价格，哪里知道由重而渐轻民心安定，由轻而加重民心疑惑。只有先义卖，价格不比其他地方贵，民心安定了。接着公家售粮而价格大减，民心更加安定了。然后发放赈济，所以半年以来，菜色不现，和气洋洋如常年。大概行事次序本来应该这样，不是朝三暮四的权术。赵清献公任越州知州时增加米价，文潞公在成都则降低米价，曾子固兼用两位的方法，他任越州通判时，命令所在地的富人出粟，比常平仓价格稍高，百姓可以方便地买到粟米，不出乡里而有余粮。现在则是参用三种方法而使用的。刘晏说：“善于救荒的不等待赈济售粮，方法得当罢了。”

译第三点，要仔细衡量灾情的轻重。灾情轻，则贫困的人口少，赈济的时间短；灾情重，则贫困的人口多，赈济的时间长。这是必然的道理。嘉庆二十年的灾荒，还有三四成的收成，多的有五六成。只是因为米价高昂，人心惶恐罢了。当时一石米价五千多文，劝捐的数额是三万多文，赈济期限三四十天就停止了。如今因为四川、广东的米粮熟稔，一石米价三千多文，年初四千文，然而本地的粮食，却分毫都没有了。如果本地有出产，那么即使米价贵，也有转运的资财，而且可以用这些资财购买大麦、番薯，都可以充饥，不必全靠吃米，所以米价贵而灾情反而轻。如果本地没有出产，即使米价贱，也没有资财去买米，更没有资财去买大麦之类。况且宝山没有米，要从别处购买，常熟、昆山一带禁止米粮出境，地方恶棍借此沿河敲诈勒索。船脚费既有开销，敲诈勒索又无限度，所以米价不得不贵。再加上一年田间的劳作，两番的工力，都被风雨席卷而去。因此核算灾情的轻重，比嘉庆二十年重了三倍甚至四倍。用重三四倍的灾情，却没有三四倍的捐款数额，那么药力就不及病症，与药不对证的情况，相差无几。然而宝山不是富饶之地，想要达成十几万两的大局，如果没有一两个人以一万八千两为首倡，那么全县富人的心就不会被触动，事情怎么能成功。所以说，斟酌衡量灾情，是商议捐款的根本。巨大的费用不可以再次发起，救人不能半途而废，参与这件事的人要详细考虑。

第四点，要考察衡量邻近的县界。宝山的广福地区邻近嘉定，那里的办理有章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盛桥六图，灾情重而富户少，又邻近镇县的刘河，月浦人察知这种情况，不愿意和他们合并设厂，因此调剂了三百石米，又增设粥厂约用米百余石，所以人心安定。真如邻近上海，那里的混乱尤其严重，依靠董事同心协力，赈济和购粮并行，赈济的数额比其他厂更厚，使得本地的人不被邻近县邑的乱民所蛊惑，功劳很大。虽然说是侥幸成功，但担任这个责任的人，不可不考察。

第五点，要根据能力劝谕捐款。劝沈家捐一万，劝朱家捐八千，应该很难吧。人们以为这是靠口舌功夫，却不知道不是这样。那些财产名声显赫的人，心里本来就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数额，不足以服全县之心而保全家业。况且典当铺更是招祸的媒介，战战兢兢地恐惧，是本来有的情况。只是不经过官府劝捐，虽然有这种心情，既不会自己说出来招致贫民的祸患，也不会带头招致富人的怨恨。极力劝勉，极力推辞，而心意已经在不言中相投了。这个局面一定，那么全县富人，那些数额依次递减的人，他们的多寡都自己心里明白了。所以察见他们的心情，没有不容易的。难的是恰如其分。一是典当多于田地，凶年虽然有亏损利息，终究不会大亏；一是田地多于典当，虽然说连年的积蓄多，但今年亏损就大了。这就是一万八千两之所以这样分配的原因。假如都是一万，都是八千，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斟酌衡量身份，与斟酌衡量灾情是相等的。又今年棉花衣料，春夏每石三千文，秋后每石十千文，积存棉花的人家，多的有几千石，少的有三四百石，每劝捐十分抽一，所以人不痛苦而事情容易集齐。曾经有同宅同田，一家有棉花，一家没有棉花，捐款数额判若天渊。关键在于无意时访得实情。门下有学生嘲笑我说：“先生是忠厚长者，却也用策士胁迫人的手段吗？”我说：“这是行仁术，不是胁迫人的手段。”相视一笑。

第六点，调剂城厂与灾情较重区域的捐粮。本地中等产业的人家，可数的寥寥十余户，并入一家典当铺，总共捐二千多金，已经力尽筋疲了。而贫困无业的百姓，不下六七千口，每口约需一千文，按四月计算，大约短缺三四千金。又今年盛桥有问等六图，受灾更重，向来与月浦同厂，月浦人计算灾情的轻重，捐款数额必定不够六图赈放，于是想推入罗店厂，罗店已成之局，必定不能再增加六图，彼此争讼，我不得已，另外约集六图的人，到城里会计搜罗，将贫民与捐户仔细较量，大约缺少三百多石米。这都是不能不借助别处富厂通融调剂的。富厂首推罗店，其次是真如，再次是大场，再次是江湾，或提取二千，或一千五百，或一千，通盘筹划，以归于均平。然而这只有在奇荒极歉时才实行，如果寻常荒歉，又在临时斟酌轻重，多寡进退，与时消长，不能执一例例之也。

第七点，主持主张。劣等生员、顽民之类，品行不端的人，不得列入董事之列，无从插手分肥，捏造流言，贻害董事。这种风气在江湾、大场最盛，往年诉讼案件累累，使得董事疲于奔命，所以稍知自爱，与有力者大多退避。只有地方官与身任劝捐的人，明白晓谕，说凡是劝捐是官府奉上级命令办理，并非董事的责任，有以苛派勒捐等词控告董事的，全部由官府承担，不让董事一人到官府。又必须亲身到厂，杜绝一切供应，不让有浮费。访查董事之中，如有徇私包庇，及事外勒派者，严行禁止，或径直斥退其人，以杜绝祸根。

第八

译说量厂要分察人情。另设总董以收拢人心。捐款数额大的，不得不授予董事的职权。为什么呢？自己出钱，自己管理，与那些不知轻重的人相比，相差甚远。然而人情难以整齐划一。有人因为自己捐数稍大，侥幸希望日后手头宽裕，作为退还捐款的打算。于是出现了缴纳不踊跃的弊端，出现了苛刻摊派的弊端。或者董事偶尔有事，不能每天到厂。一天如此，天天沿袭；一人如此，人人效仿。加之年终收账结账，竟然可能无一人到厂。即使厂差传唤捐户，无人与之协调；总甲催逼捐户，无人与之收钱。而厂内有涣散的弊端，厂外有流言之弊端。刻意整顿，终究棘手。其他厂有条理的，固然不用担心这些。应当察看某某厂人情多推诿、无慷慨任事者，须访得公正的一二人主持其事，专掌其事权，那么号令统一而人情安定。如真如的姚剑方捐数多且董事得力，这是最好的。江湾的盛东序以教书为生，不捐也不董，我勉强让他出任。任事之后，自己书写告示，贴在厂前，说某奉父师指派任总董，如有丝毫苛刻偏袒，定遭雷击火焚。观看的人为之惊恐。广福须豁如也如此。明林佥事著《救荒丛言》，首列两难，一曰得人难，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第九条，关于贫民口数的陆续张贴。先核定日期以确定贫民口数，每人应得多少钱米，这本是容易的事。但贫民中有起初不在家，听说赈济才回来的人；也有年内自以为力量可以支撑，到年外形势窘迫，势必领取赈济的人；还有编造总册时遗漏未开列的人。这三类人，应当补录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编造总册的人常常趁机冒领滥报，一单就开列数千户或数百户，挟制董事。董事不想得罪小人，便如数录入册籍，导致原来捐款的数额，不够赈济发放。这种弊端在今年也颇为存在。明代林公所说的两个难点，一是审查户口的困难，确实如此。只有将初查的贫户，用白土写在门上，按数张贴出来。如果有后续增加一户或一口，由董事禀报官府查验，分别确定是否应当增加，随即继续张贴出来。这样，冒领滥报口数的弊端，自然应当稍为清除。而捐款数额不能立即张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如果早点张贴出来，恐怕散捐的人核对贫民口数后，认为已足够使用，于是大多退缩回避，而贫民口数后续增加，必然导致资金枯竭；二是大捐户身任董事，希望散捐多，将来后手有盈余，可以摊派退回捐款，这是董事的居心。现在有了后续张贴的方法，原来捐款的数额先张贴出来，与原来张贴的贫民口数相比，是盈余还是短缺，已经人人共见，而后续数额又相互对照，大约每半个月张贴一次，这样既没有藏匿的弊端，流言也没有由头产生，即使已经捐款的人，也不能找借口不缴纳了。这件事责成勤敏的厂书一人负责，每三天报告一次。城中设立总书一人，随到随核随报。厂差必须勤干一人，督率编造总册的人，催捐催缴。这次也未能各厂都按命令执行，因为劝捐稍迟，协助太少，未免顾此失彼，稍有参差，不免产生弊端。时间久了反而多费心力。后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第十条，严禁厂中的浮费。这次差役，一切轿伞夫役，都由本官自行发动，即使伙食也是自备，不许以丝毫扰害厂局。本学因为众门生陈请，说老师下乡，门生辈不备一餐之供，关乎颜面，于是允许两簋，终究不能食用，其合口的菜点，仍然自带。至于宝山书差，只有劝捐赈济这一节，尚知畏惧，不敢妄为。其饭食都由本官给发固然好，即使不能，厂中开支，也很少。如果贫民没有炊火之光，而厂局却辉煌灿烂；贫民没有一餐之饱，而厂局却酒肉流溢，岂止体制不符，而且居心如何？现在幸好各厂都听从教条。要知道这都是流言的根本，构讼的根源，不可不谨慎。

第十一条，劝捐必须使用教官。凡事气味相近，则语言容易进入。知县为一县之主，绅士中高品者不肯交接，仓促间交谈，抵触不入；其卑劣者结结巴巴，怎么能倾吐肺腑之言呢？又其下等人，想借此来取悦，其话岂能再可信？只有教官常与士大夫相接，其话对的就采纳，其话错的就摒弃，一无忌讳，彼此得以尽情。天下没有情意不能通达而足以建立事功的。至于嬉笑怒骂而人不怨恨，有人说，这在平日居心行事，诚信相孚，不是临时取给的。这种说法，我惭愧未能做到。然而他的话多么接近道理啊。

第十二条，贫生分别文武，归厂给散。其文生则令总甲代为领取，以养士气。武生则须查其是否安分，分别给予。都到学署报名，传知各厂办理。

第十三条，十一厂之外应当增添四厂。刘行向来与广福合厂，多有抵触，二十年分开，现在已经见效了。城厂向来与吴淞口合厂，虽然不抵触，但贫民不便，现在也分开了。只有大场一厂四十五图，统辖数十里，江湾一厂，西南一带也远离厂十余里，倚仗其旷远隔绝，不受节制。盛家桥六图，与月浦人情抵触特别严重。应当在彭王庙设立一厂，以收纳江湾西南隅各图，收纳大场东南隅各图，真如东北隅各图。陈家行设立一厂，以收纳大场杨行相远各图。胡家庄设立一厂，以收纳蕴藻南北各图。总之厂的范围宜小，小则捐户不能逃避，而贫民易于查核。只有罗店四十四图有怡善堂作为总领，而且也和洽，似乎可以不用分晰。应当分设的是彭浦厂、胡庄厂、陈行厂、盛桥六图厂。现在未能实行，告知将来。

第十四条，各捐随多少以赡养各图。现在川沙抚民同知，小轿一乘，书一人，役二人，按图设立董事，书写捐款查核贫民口数。其图的捐款数多的，多给几文；图的捐款数少的，少给几文。人情都信服。此后有某某图分立意阻挠的，官府作为经纪，此法可用。

卷四十五 户政十七 荒政中

遵查畿南灾歉酌拟赈疏 同治五年

曾国藩

我私下接到十月二十八日寄来的谕旨。给事中陈鸿翊奏称直隶西南各属本年雨水稀少，灾歉已成，听说有报灾未遂、人怀乱萌的说法，又广平属的清河、威县毗连河南安阳等县，大名府则与曹州接壤，捻匪余党难保不潜伏其中，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