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　礼政六贡举

译朝廷举行考试。成绩优异者得以进入翰林院，成为清贵之官；次一等者则分配至六部任职；再次一等者则出任县令。像这样的人才，要么关乎国家政治的得失，要么系于百姓社稷的安危，是不能按照固定的格式去培养，也不能凭借空洞的策略去治理的。人如果专心致力于天下国家的实用之学，他们的才能又有能有所不能的区别，不能用细微的标准去衡量计算。现在却让他们终身沉溺于文章辞藻和章句训诂之中，精力疲惫衰败，所获得的实际知识又很少。侥幸考中后，突然让他们面对政治和百姓社稷的事务，就茫然不知是什么东西。这将如何成就天下的人才呢？所选拔的不是所任用的，所任用的不是所选拔的，像这样却想要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以策论取士，明代以经义取士，事情各不相同。然而历经千百年之久，其间并非没有贤明的君主和智慧的宰相出生，足以改变风气、移易习俗，却依然在这三者之间徘徊而不改变。朝廷选拔士人，本来是想有益于天下国家的实用。现在却归于无用。人禀受于天的资质，古代深厚而现代浅薄，如果不严加督促和严厉要求，不足以获取士人的成效。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本来未曾没有侥幸得到的一两位贤能智慧之士，作为天下国家的栋梁。然而不贤之人，在文章辞藻和章句训诂之间抄袭窃取，侥幸谋求晋升而无人能防范。贤能智慧之士，又因为不擅长文章辞藻，头发白了也得不到晋升。这种弊端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了。我看唐宋科举的方法，不如回归到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这六者，都对天下国家有用。吏部主管选拔任用官员，不能通过事务来测试；其余五部，都有条例和先例。分为五部科目来选拔士人，选择其中优秀者，各自在其所属的部门选用。吏部则从其中明白识人的人中选用。这样，天下的士人，从年轻到老迈，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手脚所练习的，没有不是这些实务的。举荐并施用于天下国家，就像手脚耳目的运动一样，不需要解释就自然无不顺从，这是因为习惯的缘故。习惯所以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行动非常便利。聪明的人竭尽思虑而没有不得到的，愚笨的人也可以逐渐赶上。在上位的人，又各自按照职责考核他们，明确分工以确定职位，根据事务来衡量功绩，那么天下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

译论治二

孙鼎臣

治理天下难道没有法度吗？四海如此辽阔，百姓如此众多，如果没有法度来统摄，尧舜也不能实现治理。治理天下难道有法度吗？自唐宋以来，法度已经非常严密了。如果依靠法度就能实现治理，唐宋的政权应当至今仍然存在。天下的事变没有常态，而人的虚伪欺诈层出不穷。英明的君主不依赖自己的法度足以控制天下，而是依赖自己应对事变无穷无尽的能力。将天下束缚在法度之中，天下人知道我只追求法度，就会暗中设法逃避法度之外，并且拿我的法度来应对我，我就无法责难他们。这样法度就穷尽了。天下有法度，就像工匠有规矩一样。规矩是一样的，使用它的巧妙或笨拙在于工匠。天下的法度是一样的，执行得好坏在于人。天下治理不好，不是因为没有法度的过错，而是因为没有人才的过错。没有禾苗就没有米，没有人才就没有才能。有禾苗却没有米，是因为种植不深厚，除草不勤劳。有人却没有才能，是因为教育没有预先进行，选拔不精当。天下的读书人，都在学校接受教育。现在的学校，不是古代的学校。古代设立庠、序、学校，让读书人居住其中。凡是用来修养身心的，没有不具备的；凡是用来为天下国家效力的，没有不详细的。身为读书人，广泛学习并坚定实行，尊敬老师并结交朋友，经过磨砺和熏陶而最终成就。大概在他们没有做官的时候，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他们考虑的；万物的道理，没有不在心中明白的。所以等到选拔任用他们，就像从河里引水，从燧石中取火一样容易。用这种人来应对天下的事变就不会穷尽。天下的学校，曾经有学官，又曾经有督学的使者。学官的品级低微，选拔标准轻率，本来就不曾要求他们承担成就人才的责任。督学的使者地位崇高，权势极大，每年在州郡召集读书人考核测试，十天就离开，对于读书人的情况并不了解。虽然有教育人的心意，却没有途径实施。选拔隆重，官职完备，与读书人接触，可以实施教育的地方，只有太学。而太学教育读书人，也只是每年召集考核测试。古代读书人用来修身而为天下国家效力的内容，太学并不涉及。上面用来教育的，下面用来学习的，只有科举的文章罢了。道德性命的道理，古今治乱的体制，朝廷礼乐的制度，兵刑财赋河渠边塞的利弊，都认为是与自己无关，而漠不关心。等到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处理政务，心中茫然无法应对，就拱手听任吏胥行事。所以掌管财政的臣子，有人询问查核账目却不能胜任；审理案件的官吏，有人询问法律条文却无法回答。幸好天下没有大事，他们积累日常劳绩等待升迁，看脸色迎合旨意以求苟且容身，而天下的事务在暗中败坏，没有人注意。一旦遇到巨大的利益、巨大的祸害、大规模的战争、重大的案件，就缩着脖子闭着嘴，互相看着不敢先发制人，惊慌恐惧不知所措的人，比比皆是。没有别的原因，不是他们平时没有学习，而是教育没有预先进行。况且天下本来有不等待教育就顺从的人，这是因为爵位赏赐作为招引。所以天下的习俗不只看教育，而只看选拔标准。选拔标准是科举文章吗？那么他们学习的就是科举之学，有什么奇怪的呢？科举文章，依据四书五经，而礼乐兵刑财赋河渠边塞这类内容，无不随着考试要求而定。这些都是修身的要点，天下国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的原因。用这种标准选拔人才，应该能得到人才，然而却不能得到，为什么呢？四书五经的精微之处，不是老师宿儒专心致力，不能穷究其义理；而礼乐兵刑财赋河渠边塞这类，都是专门学术，聪明杰出之士，花费数十年，才刚刚通晓。却要求一个人全部具备，三场考试，要求太难，要求太全面。读书人不能符合这种要求，就拼凑抄袭，苟且应付。上面选拔人才，只要凑够人数罢了。所以即使不符合要求也录取他们。虽然有贤能的人出现在其中，然而很少。不醒悟其中的过失，还以为我所得到的人，本来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事变而不穷尽。治理黄河的人让他掌管军队，审理案件的人让他主管财政，早上在秦国做官晚上就调往越地，春天治理福建秋天就守卫四川。人有苟且简略的心思，政事没有长久的实效。虽然有一些临时之法，恰好成为贪婪懒惰巧诈虚伪者的依托和藏身之处。人败坏法度也败坏。大概起初是过分依赖法度的过错，而轻视人，认为我的法度足以治理天下，选拔的人不一定都是人才，只要能够奉行我的法度遵循而不失误罢了。懦弱平庸卑劣之辈，侥幸接连晋升，而奇才异能，有的困于科举，老死不能自我表现。等到天下已经败坏，所任用的法度，有时穷尽，先前所提拔的人才，不足以备用，于是泛泛地随意选取并杂乱试用。因此天下之大未曾没有人才，而朝廷常有缺乏人才的忧患。这是选拔不精当的过错。舜的五位臣子，各守一职。贤人多的如孔子门下，而孔子评论他的弟子说：可以让某人做宰相，可以让某人治理赋税，可以让某人与宾客交谈。后来的人比舜的五位臣子更贤吗？比孔子门下更贤吗？教育既然没有预先进行，选拔又不精当，却想要无论大小难易都能应对天下的事情而不穷尽，这是向北驾车却想到达楚国。古代做学问专一，而选拔人才不要求完备。专一所以所学必定能尽其才，而素质茂盛器量优良。不要求完备，所以任用他们各因其才，而政事通达事务成功。从前宋代胡瑗教育读书人，分经义治事

译设立两个斋舍。他的弟子出仕做官，大多能适应世务的需要。而司马光曾经提出十科取士的建议，如果确实仿效胡瑗的方法来教导士人，并且按照司马光的意图来选拔他们，以四书为根本，以《易》《诗》《书》《春秋》、三礼、三传、各种史书，以及礼乐、兵刑、财赋、河渠、边塞等事务，各自设立学科，如同汉代设置博士那样，设立众多的科目，如同唐宋的制科那样，根据他们才能所接近的方向而随时研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后分别录用，用来储备国家任用的人才，天下的英才，大概就不会用不尽了，而天下的变故，也可以应对而不穷尽了。

译论士（上）

管同

如今的读书人，不外乎分为三类。上等的是从事诗文创作，次等的是追求科举功名，下等的是谋取钱财。从事诗文的人，剽窃古人的辞藻华丽，却缺乏学习圣人、向往贤人的志向；追求科举功名的人，只图一身的富贵，却没有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建立功业的心意。至于谋取钱财的人，轻则兼营商业，重则兼做吏员，更严重的则挑起诉讼争端，从事欺诈勾当，挟制官府，在乡里横行霸道。百姓畏惧他们如同畏惧虎狼毒虫。纵观史传以来的情况，士人风气的衰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议论的人对此感到哀怜，有人说这是因为教育缺乏具体的措施，有人说养育应先于教育，如今读书人没有赖以生存的资财，即使善于教育，又能如何呢？这两种说法，都只看到了一方面，而不知道其根本所在。

如今读书人作为一种身份，其名分非常尊贵，其品格非常崇高。名分尊贵，那么实际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就不能太多；品格崇高，那么选拔就不能泛滥。三代以前的情况，这里不再详细论述。考察汉代的历史，太学的学生，以及所谓的郡文学、博士弟子员，合计全国来看，人数并不多。因此士人风气的美好，没有比汉代更好的了。到了唐太宗增加生员名额，沿袭到宋元时期，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明朝，于是开了凭钱财进入国子监的先例。直到今天，府州县学每年招收的人数，少的十余人，多的二三十人。大概不到十年，一个县号称是读书人的，就有几百甚至上千人了。唉，怎么这么多啊！山中有金，水中有珠，这些宝物不能一下子得到。如果每天去索取，按固定数额去要求，不问精粗，不论真伪，那么沙石的数量必定会成倍于金玉。如今选拔读书人，每年之间，一个县就增加几十人。一个县那么大，怎么每年就能有几十人足以担当读书人的名分却缺乏读书人的品格呢？上面昏昧地寻求，下面混杂地响应。读书人之所以良莠不齐、无所不至，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世上的人，不深入思考其根本，反而切齿痛恨，归咎于士人风气的衰败。唉，把沙石当作金珠，不好用就说金珠不是宝物，那金珠就受委屈了。把非同类的人当作真正的读书人，他们做了坏事就说士人风气衰败，那真正的读书人也就含冤了。所以为今天打算，不如减少选拔读书人的数量，裁减名额，延长选拔的周期，使一个学校不超过几十人，那么读书人的地位就会尊贵，风气必定会改变。士人风气改变了，对国家有益处就多了。古代的名臣有话说：“希望陛下十年不举行科举考试，那么天下就会太平。”过去我曾怀疑这是过头的话，现在想想，大概是可信的。有人说：“如今选拔读书人，用无用的言论来考核，在一天之内决定命运，即使裁减名额、延长周期，那些贤良和不贤良的人又怎么分辨呢？”回答说：“确实不敢说能分辨。虽然如此，拥有国家的人多得到一个贤人，不如少收一个不贤的人。所以选拔读书人，与其扩大名额使得贤和不贤的人都多，不如减少名额使得贤和不贤的人都少。”

论士（下）

管同

扩大读书人的名额，不仅多收了不贤的人，而且教育和养育都落空；减少读书人的名额，不仅少收了不贤的人，而且教育和养育都落实。教育的虚实，我另当别论，请先从养育方面来说。如今做读书人的规矩，不能经商，不能做吏员，不能挑起诉讼、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横行霸道。那么做读书人的，除了当儿童的教师，大概就没有可做的了吗？儿童的教师，一个县多达几千人，有不是读书人而做这行的，有读书人做了却不够自给自足的。那么做读书人的，难道要让他们关门挨饿受冻吗？读书人固然有坚守道义至死不变的原则，但圣明的君王不拿坚守至死来要求别人。况且坚守至死可以从贤人那里得到，却不能从中等才能及以下的人那里得到。国家知道这一点，所以养育读书人的方法，有公家供给的饭食，有学田的租税，有书院的灯火经费，恩德非常深厚，不必再议论。而天下的读书人，仍然急切地谋取钱财，无所不为，如前文所论。像这样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是因为人太多啊。一个县的读书人，得到公家饭食和学田租税的二十人，得到书院灯火经费的七八十人，合计仅有一百人，而号称是读书人的，多达上千人。那一百人或许能活下去了，而那八九百人靠什么自给自足呢？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志向的，只有读书人能做到。如果是百姓，没有固定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志向。如果没有固定志向，放纵邪僻，没有不做坏事。”如今的诸生号称是读书人，但实际上十分之九都是百姓。以百姓的实质，冒充读书人的名分，却让他们没有固定产业来自给自足，所以轻则兼营商业，重则兼做吏员，严重的则挑起诉讼，从事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横行霸道，放纵邪僻，完全符合孟子的论述。唉，把五个人的食物分给十个人吃，十个人都会饿，不如减去五个人，让五个人都吃饱。公家饭食、灯火经费、学田租税之类，用来养育上千人、几百人则不够，集中起来养育几十人，就可以相当于中等家庭的产业了。那么养育读书人，与其扩大名额使得人人都不够，不如减少名额使得人人都有余。人人都有余，那么养育就落到实处，可以要求他们不做坏事了。周朝的时候，读书人有士田，大概是每个人都养育他们，所以那时读书人尊贵且多贤才。到了战国时期，读书人中有没有固定产业的，纵横捭阖之流，于是兴起而不可再禁止。孟子认为有固定志向，是指其中的贤者而言罢了。沿袭到后世，读书人名额越来越多，于是选择人来养育。选择人来养育，不仅不足以敦厚士人风气，而且足以败坏士人习俗。大概宋代的胡瑗在

译太学旧有的制度，士人每月都有考试。胡瑗说：“学校是讲究礼让的地方，却每月让他们竞争，这不是成就人才的方法。”于是将考试改为考核，不再区分高低优劣。有不听从教导的人，召来教导他们罢了。有考试尚且担心他们竞争，何况在膳食和灯油供给上，有的给有的不给，让他们去争夺利益呢？邓志宏说：“自崇宁年间以来，蔡京把天下的学者纳入学校，考核他们的文章技艺，分为三等。饮食供给，因此有了差别。辨别人才，只落在鱼肉斤两之间。学者不以为羞耻，反而急切地贪图这些。学校的败坏，从崇宁年间开始。唉，这种制度，是蔡京制定的。”

译选拔人才

杨绍文

天下并不担心没有人才。我没有见过当今的人才少于古代的人才。然而为什么天下的人才显得稀少呢？从前周朝的时候，从公卿到小吏都任用得当。《诗经》说：“嗟叹我怀念的人，安置在周朝的行列中。”周行，就是官位。又说：“王有很多贤良的士人，都是君子所任用的。”在那个时候，天下人沉醉于美酒，饱享恩德，人们都有士君子的品行。《诗经》说：“朋友互相协助，以威严的礼仪来协助。”这是说礼乐兴盛，没有不完善的。那些农夫和百姓，无不怀有忠信的期望。《诗经》说：“那都城里的士人，戴着白茅笠，系着黑布冠。”这是百姓的服饰。又说：“行走归向周朝，是万民所期望的。”周朝以忠信著称。山林田野中的野人，没有不可担任股肱、腹心、爪牙之任的。《诗经》说：“肃肃的捕兽网，敲击木桩丁丁作响。威武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肃肃，是恭敬的样子。说的是设置捕兽网而不忘恭敬，这是将帅的选拔标准。文王、周公在上位，而士人的兴盛就是这样。后来政治衰败，德行浅薄，士人随之衰微。诗人哀伤地说：“人才流失，国家衰败。”难道上天对于人才，有时产生，有时不产生吗？或许是上位者没有方法去选拔他们。古代培养士人，在家以孝道为本，在外以悌道为本。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调和他们的音律，节制他们的弓矢。然后从乡里推荐，送到司徒那里。年少时不荒废职责，年长时不丧失品行。我所选拔的，就是我所任用去处理事务的。所以说：“因此成人有德行，年轻人有成就。古人不知疲倦，赞誉这些俊才。”又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因为选拔士人有这样的道理。现在用八股文选拔士人，擅长词句的，就列入上等。对外担任县令，治理百姓和吏员；对内担任部员，处理文书案牍。那些进入翰林院的，就只以诗赋为事。没过几年也出任有司，也转而处理文书案牍和百姓吏员了。上位者是下位者所向往并跟随的。上位者以此要求下位者，下位者就以此迎合上位者。上位者以词句选拔士人，却希望士人以德行、道义、才艺来回应上位者，这必定做不到。上位者要求士人治理百姓、吏员、文书、案牍，却以词句来考核他们，这也必定做不到。

现在南方人驾船，北方人驾车，彼此不习惯。好弓匠的儿子，必定先学习制作簸箕；好冶匠的儿子，必定先学习制作皮衣。这是有所熏陶感化的。孟子说：“有一个楚国的大夫，希望他的儿子说齐国的语言。把他带到齐国都城最繁华的地方居住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让他说楚国的话，也做不到了。”以词句来考核士人，却任用他们去治理百姓、吏员、文书、案牍，这与让楚国人说齐国话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六经是古代圣人用来垂范后世教化的。写八股文的人必定要研习经书，那么圣贤的道理就完备了。”如果用道义来寻求，就应以道义来回应；如果用词句来寻求，就应以词句来回应。上位者说：“这样是工整，那样是低劣。”下位者也说：“这样是工整，那样是低劣。”那么上位者所寻求的，本来就不是道义。所以每天诵读孔子的言论，考察三代的治理，等到见到谈论仁义、坚守廉耻的人，反而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那么哪里还有古代的士人呢？所以为现在打算，不如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方法。但议论的人仍然认为很难。为什么呢？古代的制度，党有庠，州有序，考核严密，比较公正。进入太学，则王太子、王子、公侯的庶子、国家的俊才，都一起求学。考核后出学，如果不合格，就移到郊外，移到遂地，甚至流放到远方，终身可以不齿列于士人。现在如果把选拔士人的权力，交给州县的官吏，这是打开奔走钻营的门路，而真正的人才更加不能出现。我私下认为，效法古代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精神。《尚书》说：“敷奏以言。”文，是士人的言论。选拔士人不在于言论本身，而在于言论背后的实质。现在所谓的时文，就是古代的经义。但是经义是用来阐述道理的，时文是用来玩弄词句的。如果真能把现在的时文，改为古代的经义，那么文章的美好不会废弃，而精通经术的人才或许就能出现了。现在所谓的策论，不是古代的策论。古代以天下政务为问，而以经术为通达。现在以剽窃为事，而上位者选拔时，也以驳杂为宏大。如果完全禁止那些所谓的驳杂言论，而切实询问时事，让他们充分陈述，那么大概人才的优劣，就无法掩盖了。现在能说而不能做的有，能说而不能做却声称能做的很少。言论既已谬误，却说我能实行，这必定没有道理。所以就在他们能做的方面来测试他们，就差不多了。至于词赋之类的文章，也是盛世的装饰。本来不必废除，但也不值得重视。

学校贡举论

吴德旋

古代国家有学，乡有校，州有序，党有庠，家有塾。百姓八岁进入小学，教导他们明白父子之间的伦理，长幼之间的次序，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十五岁进入大学，挑选那些才能可以教导的聚集在一起，不贤能的返回农田。那些成为士人的，老师教导他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知、仁、圣、义、中和的德行，孝、友、睦、任、恤的品行，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艺。他们用来培养和完善士人的方法，详细而且完备。于是闾胥记录那些恭敬、敏捷、仁爱、体恤的人，族师记录那些孝顺、友爱、和睦、有学问的人，党正记录那些德行、道义、才艺的人，州长考核并鼓励他们。三年进行一次大比，乡大夫用宾兴的礼仪举荐他们，并升送他们到司徒那里。

译选拔士人，升入学校称为俊士。司马辨别议论他们的才能，然后授予他们官职，并告知他们俸禄。对他们的教育完备，所以人才容易造就；对他们的考核精细，所以举荐不泛滥。那时，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各级官吏和百官，没有不具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慈爱、恩惠、廉洁、正直这些品德的。而乡、遂、州、党等基层长官，既然治理百姓并作为他们的首领，等到教化百姓时，又作为他们的老师。所以百姓和睦安乐，诉讼案件减少，礼乐兴盛而刑罚搁置不用。唉，多么兴盛啊！

到了后世，乡校、州序、党庠、闾塾废弃而不设立，百姓多流于游手好闲。那些号称士人的人，互相从事记诵章句的末流学问，几乎以此谋求天子的爵位和俸禄。而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被搁置而不讲习。郡县中才开始建立学校、设立老师，设置数百名弟子员。而作为老师的人，又未必一定有德行、道义、才艺可以作为师法。所以弟子有时整年不曾见过老师，而老师也不曾教导过弟子。即使有考核的方法，评定他们的优劣，也不过是用华丽雕琢的词章。由此而在乡试中中选，进而贡入礼部，再在吏部登记名字，却从未考察过他们的德行、道义、才艺如何，就委派他们担任治理百姓的职务。

上级对士大夫所期望的，没有不希望他们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慈爱、恩惠、廉正、正直这些品德的。而上级用来评定和举荐他们的，只是华丽雕琢的词章。那么士人中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慈爱、恩惠廉正、正直这些品德的，本来就没有途径向上推荐；而上级所举荐的，具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慈爱、恩惠及廉正、正直这些品德的，大概也很少了。士人用记诵章句的末流学问在家修习，而用华丽雕琢的词章献给天子朝廷，不知道对于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什么补益呢？那么乡校、州序、党庠、闾塾的设立，以及六德、六行、六艺的教育，乡举里选的选拔方法，难道不可以恢复吗？

译拟朱子学校贡举议一

王宝仁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人才就无法造就。贡举是选拔人才的路径。如果得不到合适的方法，人才就无法晋升。学校是贡举的根本，贡举是学校的成果。两者形势上相互依存，但其弊端却严重地相互妨害。我私下曾经综合考量：古代的家塾、党庠、州序，各自奉一人作为老师，根据年龄差异来教导他们学习。所谓的老师，不通过资历考核选拔，而是由乡里的贤者担任。教导他们既有其方法，又按时在州长、党正面前诵读法令，在乡大夫那里进行大比考核，从而登上贤书，升入国学。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来任用他们。大凡所崇尚的，不外乎德行、道艺等几个方面。在乡学中预先培养，在乡举开始时进行考核。三代之所以人才众多，是因为所教导的在这里，所学习的在这里，而所任用的也在这里。汉代以后，名目逐渐繁多，品级流派逐渐混杂。于是那些进入朝廷的，往往弊病在于得不到真正的人才；而那些在下急于求进的人，往往凭借一技之长来侥幸获取功名。所选取的未必没有杰出奇异之士，但所得不如所失多。人们认为贡举的弊端确实如此，却不知道先前没有把教育搞好。教育的方法从乡学开始，而汉代以后，郡县设立学校，被视为特殊的举荐了。学校虽然设立了，但担任老师的，未必足以成为一乡的表率；又所施行的教育，不详细规定条目，斟酌期限，使他们逐渐积累而有所归宿。士人中那些洁身自好的人，或许也能潜心笃志，从事古代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备国家任用。然而师道不确立，那么中等才能而不能自我成就的人，就会被物欲私利所蒙蔽，局限于功利的见解，而无法扩展其见识，坚定其操守。像这样却希望人才出自学校，怎么可以必定呢？虽然如此，后世想要恢复乡举里选的方法，也非常困难。古代风俗淳朴，人心公正，那些有德行、道艺的人，人们知道尊敬并信任他们。即使有喜欢诽谤的人分歧他们的意见，但一两个人的私心，敌不过千万人的公论。所以朝廷的举措，能够依据它来决定是非。众人说贤，未必立即相信他是贤，但贤者可以得到八九成；众人说才，未必立即相信他是才，但才者可以得到八九成。因此乡举里选的方法可行。后世好恶日益混淆，真伪日益混杂，士人中那些在乡党间特立独行的人，或许有人跟着讥笑他，甚至跟着认为他怪异。这个人如果谈论道德、说仁义，人们认为他迂阔而不切合实际。而那些装饰虚伪来打动众人的人同流合污，寻求取悦众人的心，使人无法非议，无法指责。在这种情况下说乡举里选的方法可行，未必一定行得通。那么怎样使学校可以预先培养，贡举可以适合任用呢？现在考试士人，有经义，有论，有策，有诗赋，起初还像古代以言语宣扬的意思。然而不追求其实质，只学习其文辞。经义拘泥于陈旧的言论，而不知道把握要领；论策罗列众说，而不能决定主旨；诗赋崇尚浮华，而不存留寓意。言语不是从内心发出，却说可以凭言语选取人吗？言语虽然好，那个人果真可以被国家任用吗？然而舍弃这些而另外寻求选取人的方法，也绝对不可能。计策只在于学校的老师，选择那些德行、道艺足以成为众多士人表率的人来担任。而德行、道艺足以成为众多士人表率的人，不能立即知道。征辟既然不能实行，那么在资历考核选拔之中，审慎辨别那些明体达用可以担任此职的人，然后授予他这个职位。老师既然得到了，就把古代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一分析其条目，并将现在考试士人所用的经义、论、策、诗赋之类，定为按次序考核的方法，考验他们是否得力于身心，足以资于治理与否。那些进而应举的人，试官以此区别取舍；那些还未应举的人，学臣以此评定等级高低；那些贡入太学的人，司成以此比较优劣。或许人们追求实学，而朝廷由此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了。有人说，现在何尝不严格制定法律？况且名臣硕士，何尝不出自其中？而一定要多做安排，岂不是喜欢更张而无所成就吗？不知道自古有治人，没有治法。有法律而得不到合适的人，法律虽然完备也没有用。我因此推究其根本说：学校用来培养人才，贡举用来任用人才，而国家用来确立人才，先前没有比知人并善于给予方法更重要的了。

拟朱子学校贡举议二

王宝仁

古代百姓八岁命令进入小学，十五岁命令进入大学。起初熟习洒扫、应对、进退的仪容，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艺。长大以后才进入明德、新民以达到至善的境界。当时司乐、司成专门主管教育事务，又有党正作为一党的老师，州长作为一州的老师，推而广之，比长、闾胥、乡遂大夫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古代做官吏的人，他们的德行、道艺，都足以成为人的师表。因此让百姓推举贤人，出外让他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人，入内让他治理政事。记下贤人和能人献给君王，论辩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学校的教育，没有不与贡举的方法相符合的。秦汉以来，反复更改，反复败坏。虽然有尊崇儒术、重视道义的君主，那些列于学校的，既没有增进德行的次序，又很少有表率的资质，足以规范众多士人。所设立的孝廉、茂才、贤良方正、四行、明

译德宗时期设有“有道直言”和“独行”的科目，以及九品中正的制度。这些并非没有美好的名目，也没有不评定等级，但是那些追求才能而缺乏德行的人，往往侥幸进入朝廷任职。然而，这与古代的制度相比，还没有偏离太远。

隋唐时期专门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所测试的不过是辞藻文章罢了。于是，执笔写作的末流技艺，成为了晋升的阶梯。参加科举的人不过习惯于死记硬背，选取当时考中的文章进行模仿。即使侥幸考中，又受限于人数超过职位的空缺，未必都能被任用；被任用的也未必得当。将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归属礼部管理；将铨选作为举荐官员的途径，归属吏部管理。这两者本来相互需要，最终却相互阻碍了。

现在如果立刻更改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恢复古代制度，巧诈虚伪的现象会更加层出不穷。因此，只有参考古今制度而斟酌其中，结合上下情况而探求其实质。凡是担任教育职务的人，严格考核他们是否足以充当师表，然后才授予这个职位。所设立的考核条目，就以《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并以五经为基础来观察圣贤的体用，参看历代史书来考察古今的得失，增加诸子百家来辨别学术与治术的纯正与驳杂。然后分类进行考试，评定等级。从州县以上到郡，从郡以上到省，选拔不妨过于严格，任用一定要力求恰当。至于特科和武科，也各自权衡其利弊，而使他们务必探求其实质。像这样，天下就没有空谈的士人，国家就有许多有用的人才了。

所谓担任教育职务的人，严格考核他们足以充当师表然后才授予这个职位，是因为古代庠序的老师，都是由当地贤德的人担任，不是等待朝廷任命。后世的征辟制度，还保留着古代的意思，但在今天施行，形势上不可能做到。让本地的人来教育本地的子弟，那些恭顺守礼守法的人，既然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没有不跟随教导的。如果不完全是这样，那么可能因为出入交往的亲近，父兄关系的接近，而不免在其中徇私舞弊。如果实行征辟制度，又恐怕郡守县令不完全出于公正，未必能符合众人的期望。计议只有从应选教职的人中，将教育士人的方法，特别命令大臣进行考试，考中后上报朝廷，分别等级，授予府、州、县的教职。命令大臣和负有学校责任的人，时常加以考核。职责没有尽到的，就弹劾罢免。任职满三年，将他们所教育的成效，甄别高下。那些能够尽职的，用品级和俸禄优待他们，不必立刻更换他们的职位。那些有卓越表现的，从州县升任到郡，从郡升任为分管国学教育的官员。这样人们就知道师位不可随意占据，而士人没有不遵从老师教导的了。

所谓考核条目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是因为孔子教导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守信，爱护亲人，然后才涉及六艺的文辞。六艺的设置，是教导小学的内容，其实也就是大学格物致知的开始。六艺中以礼为先，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每天习惯于礼仪，那么外在可以约束筋骨形体，内在可以持守道德本性。由此意念可以真诚，内心可以端正，自身可以修养。自身修养之后，从自身推广到家庭，从家庭推广到国家，从国家推广到天下，没有不贯穿一致的。

译然而如果空谈性命之理，那么高明的人就会追求广博深远，沉潜的人就会陷入虚无。学者将把精力用在哪里呢？计议只有将《大学》的八条目重新进行分类剖析，以博闻强识作为格物致知，以居敬穷理作为诚意正心。既然端正了修身的根本，那么属于家庭层面的就统归于齐家，属于国家层面的就通达于治国平天下。凡是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所推行的伦理，礼乐、兵刑、钱谷等所关联的事务，没有不讲解明白并切实探究其要点的。这样，施教者有所指示，求学的人有所依据，就不会陷入幽深渺茫、不知所云的言论了。

所谓以五经为根本，来观察圣贤的体用。古代有六经，乐经亡失了一部。《易经》兼含理数，《尚书》记载政事，《诗经》彰显王朝与列国的正变，《春秋》经过圣人的笔削褒贬，《礼经》有《周礼》、《仪礼》和大小戴《礼记》。戴《礼记》是秦汉人编辑的，言语未尽纯粹。然而综合各经来看，吉凶悔吝的原因，盛衰升降的根源，贞正淫邪、美善丑恶的分别，褒贬是非的标准，都包含在这里面。《周礼》布置严密，《仪礼》品节详明，戴《礼记》中所陈述的祭祀、朝聘、冠婚、饮射，以及制度名物的细节，都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汉代经师传授的家法，各有偏重，可以综合汇合以折中其是。又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与圣经互为表里，应当审慎义类。既然将《论语》、《孟子》以及从《礼记》中表出的《大学》、《中庸》，探求义理之所归，再加上五经之学，大概就能做到实事求是，而没有凭空虚构的弊病了。

所谓参看列史以考察古今得失。史书有两种体裁，《尚书》纪事，《春秋》编年，实际上是史书的起源。司马迁、班固以下，历代各有正史，纪、传、志、表，治乱沿革，条理清晰可辨。学者想要审察国家兴衰、人物优劣，除了这些没有别的路径。其余杂史、传记等类，也可以分别参看。只要不盲从他人言论，不固守自己成见，而以至公之心判断是非，大概论事就有见识，而援引古事证明今事，确实可以作为治理的借鉴了。

所谓增加诸子百家以辨别学术与治术的纯正与驳杂。诸子有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说家、天文、历算、五行、古筮、兵法、农医、艺术等各家。他们的言论都出自周秦之间，而纯正与驳杂互见。然而精妙的可以通达性命，粗浅的也能辅助见闻。下至知道正士与异端的区别，上至知道纯王与霸道的不同。推此与五经、列史以及汉魏以后能通经史的著作互相推证，那么学术与治术，都能得其要领了。

所谓分类考试并区分等级，从州县到郡，从郡到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功夫固然有先后，但同条共贯。至于学习经、史、子的多少异同，不能混为一谈。那些通晓一经、二经，一史、二史，以及诸子能通晓多少的人，自行填写在名册上。每逢考试期限，考官分类出题。凡是经义、策论、诗赋，各自就其所占的经、史、子来进献，并据此评定高下。如果有不当之处，州县不得上报到郡，郡守不得上报到省。这样，人们各自尽其所长，而不能隐藏其所短了。

所谓录取不妨严格，使用务必使其才能充分发挥。天地产生人才无穷无尽，国家设置官职有定数。现在既然确立了设师施教的方法，那些在学校造就的人，人人都愿意为国家所用。然而如果在考试时故意放宽标准，年复一年，科复一科，那些未能成才的人，已经萌生侥幸进身的念头，而已经入选的人，又产生拥挤的祸患。那么只有斟酌名额数量，务必选拔真正的人才，不滋生冒滥。使得上报朝廷的人，都有可用的实际才能，而授予官职之初，就准许他从事所占的专业，让他显扬其才能。如果有升迁，总不离开最初所授的领域。这样就不会出现选取与使用相违背，使用违背其才能的情况了。至于现在所称的特科，如贤良方正、博学鸿词，区别于常科之外，应当是德行成就，有以显著不同于常人，而成为魁梧特出的士人。然而核查其所取，也是借助文章词赋的末节，博取美名，最可异的是，营求干进之谋，比起常科往往更甚。

现在如果立即废除这个制度，不符合国家广采人才的本意；又不能不借其言论来观察其行为。那么只有对保举的人，严惩其不当的处罚，而所被举荐的人，即在文章词赋上寻求其言之有本且可见施行，才给予这个选拔。使人不能谬误地承受这个举荐，而所举荐的确实有实在的才能。至于武科，也是选举的一条途径。如果排斥技能而讲究学问，似乎属于儒者的迂腐言论。然而如古代《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等书，也应当考察其本末，探究其得失。历代名臣良将所用的兵谋兵法，正兵奇兵，都归于熟练精通，大概不同于材官技士的做法，而能得到备作腹心干城的用处。这也是应当在未经应举之前，务必端正其教育的。

况且法令实行久了，弊端就会产生。弊端所聚集的地方，法令不能制约。所依靠的是上位者先进行培养，实心实意地寻求下位者；下位者承袭其教化，实心实意地应和上位者。这样风俗因此醇厚，人才因此辈出。这就现在不同于古代，而能跻身于三代的隆盛了。至于详述其细节，防止其流弊，不至于徒有法令而被法令所困，尤其在于执行法令的人得当啊。

育才说 军机说帖

李棠阶

今天下吏治颓败，积习深固，牢不可破，实在是由于士风不正

译端正。而士人风气的不端正，则是因为学术的不纯正。所以治理国家必须先得到人才，想要得到人才必须先培养士人，想要培养士人必须先端正学术。古代的学术，道理在于阐明人伦，功夫在于慎独，没有其他事务。后世的学术，训诂词章，源头深远而流派更加纷繁。如今天下多事，正是穷尽变化、通达长久的时机，旧有的规章应当稍作变通，以求实际的成效。比如翰林院本是储备人才的地方，现在只从事律赋试帖，耗费精神，虚度岁月，而实际上没有用处。私下认为应当让教习庶吉士以实学为课程，从身心修养推及到时务，这正是《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轨。以此为基础，研读经学、史学、实务，以及濂、洛、关、闽诸儒的著作，依次参究，都归于反省自身，总以辨别义利为先，精心研究并努力践行，使脚跟真正站得稳，将来遇到事变，面临利害，大概不至于动摇失守。考核期限仍照旧例，课题及廷试都以论策为主，论题使用经史性理等书，策题使用时事，都令其去除忌讳，畅所欲言，以考察其底蕴。各部院堂司各官，都有公事每日相接见，因此可以了解人的才具。唯独翰林掌院学士，终年不与各位翰林相见，除了门生故旧外，连面都不认识，怎么能了解人的贤能与否？似乎应当令其查明编修、检讨、讲读官共有多少人，除在内廷行走的外，每十人为一班，每十日进署一次，掌院与之相接见，讲论正学，各自陈述所见，都不得无故不到。可以借此了解人的长处，推荐举拔以备任用，大概不至于大错。简便可行，比较有实际成效。新议章程，应请从同治二年殿试后开始。

译国子监原本是用来教育士人的。应当谨慎选择祭酒、司业等官员，督率各堂，认真训导课业。除了文章诗歌之外，兼课论策，也以经史性理等书出题。平常应当分日讲说，奖励精勤，惩罚游惰，戒除浮华，务必躬行实践，要以逐渐敦务实学为归宿。国家设立教授、教谕、训导等官，原本是用来教训士子的。如今却滥充人数，只知道索取贽礼修仪，贪婪卑鄙，毫无行状，鱼肉士子，诸多不堪。学校是士人进身的阶梯，今天的士子就是日后的官员。如果不慎于开始的教育，凭什么要求他们日后有良好的治理品行？应当谨慎选择各直省的学政，让他们倡导阐明正统学问，督饬各教官认真教导，从事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要求实用，不要徒然遵循旧例。那些能尽职的教官，随时保荐；不称职的，随时甄别弹劾，不必一定等待大计年分，使他们都知道自爱，互相切磋砥砺。并饬令各教官，分日在本县、市、镇地方，设立公所，宣讲圣谕十六条，反复开导，使愚民稍微懂得道理，趋向有定，一切邪教自然不能侵入。所谓经术端正，庶民就会兴起，对于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的方法，不无裨益。凡此种种，看似迟缓实则紧急，认真办理，必有成效。这是培养士人的根本，储备人才的方法，似乎不可忽视。

恭敬查考恩诏内，有各省地方官公举孝廉方正的一条。如今将及一年，被举荐的人寥寥无几。一县之中，不下千百万家，一郡更难计数，难道竟没有一人足以当选？只因为实在能称得起这四个字的人，必定不求人知晓。地方有司，又没有虚心求人的诚意，以及相士的见识。像子游所称赞的澹台灭明那样的人，于是只根据宁缺勿滥的例子，含混了事。偶尔有被举荐的，又每每通过攀附关系得到，名义上是，实际上不是。应当令中外大臣各举所知，只要实在名实相称的，不论绅士布衣，皆可入选，不必等待地方官而后举荐。举荐的根本在于实行，不在于文词，也更不必考试。那些原本通过科举出身的，较原资稍优录用；其余的都酌量以教职任用。年老及文理不通的，不要让他们来京城。如同汉代存问耆老的意思，使有司赐酒米以劝勉士民。使天下知道国家用人，不拘一格，必定更有瑰玮卓荦的人才，出于其间，以备任使。比起特开别科、更张创始，较为简便。

科场议一

陈澧

文章的弊端，到八股时文而达到极点；八股时文的弊端，到今天而达到极点。应试的士人，又有的不自己写文章而抄袭旧文，考官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割裂经书来出题。于是题目不成题目，文章不成文章。所以朱熹称八股时文是经学的贼，文字的妖。那割裂出题，则是经学贼中的贼，文字妖中的妖。既然如此，考试废除八股时文，而用经说史论，不也很好吗？八股时文的弊端已经极点了，但不能骤然废除；经说史论很好，但不能骤然实行。大凡变法的人，渐进则能行，骤然则不能行。如今的士人，不习惯写经说史论，一旦用来考试，束手不能下笔，必定哗然认为奇异，而俗士中身居高位的，出来阻挠。因此八股时文不能骤然废除，经说史论不能骤然实行。八股时文的弊端有二：一是代替古人的语气，不能引用秦汉以后的书，不能引用秦汉以后的事。于是写八股文的人，都不读书。凡是诸经先儒的注疏，诸史治乱兴亡的事迹，茫然不知，却可以考取功名得到官职，这是第一个弊端。二是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从古以来的文章没有这种体格，却妄立名目，私下沿袭。心思耳目，束缚既久，锢蔽既深，凡是骈文、散文、诗赋，都不能写，这是第二个弊端。前面的弊端大，后面的弊端小，应当先去除大弊端。考试仍用八股时文，但去掉代替语气的方法，以能援引诸儒之说，引证诸史之事的人为优等。况且八股文家对于题目中有“子曰”“孟子曰”的，本可以不代替语气，为何还不引用后世之言，证明后代之事呢？如今八股文家也用书卷，如用三礼，现在特别一并引用三礼注疏；用左传，现在特别一并引用史记汉书。那所谓的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后比，仍然不变，虽然想委曲求全而不能，也不得不如此。而又没有可抄袭的文章，那么割裂的题目，都不必出了。这样，士人逐渐读书，到考试三科，读书逐渐增多，于是让他们去掉破题、承题、起讲八比的陋格。于是出经题，就成为经说了；出史题，就成为史论了。自然而成，其势容易。于是选取古人经说史论中精醇的，刻版颁示作为法度。又三科以后，经史之学兴盛，文章之道昌明。这样，士风醇厚而人才出现了。

科场议二

陈澧

如今考试士人，第一场考四书题八股文及八韵诗，第二场考五经题八股文，第三场对策，其方法完备了。然而实行久了就有弊端，有应当改法的。其一，五经题应当考经解。八股文代替古人的语气，古人的文章，本来没有

译这是身体（指科举制度）的问题。四书文的格式不能骤然改变。应当改变的，是五经文的考试方式。

撰写经义文章，必须依据前代儒者的学说，然后才不会流于凭空捏造；必须广泛考证前代儒者的著作，然后才不会陷于固陋浅薄；又必须辨析前代儒者学说的异同并择取其中的精善之处，然后才不会显得驳杂混乱。现在让考生代替古人的语气，又不能引用前代儒者的学说作为证据，应试的人，只要携带一本坊间刻印的五经标题书就足够了。这正好使真正读书的人陷入困境，而使不读书的人占便宜。所以说，五经的题目应当改为考试经义解说。

第一，应当恢复专门研习一经的旧例，又应当增加《周礼》《仪礼》《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九经。《礼记》是《仪礼》的传注，这是朱熹的话。现在只拿《礼记》来考试士子，这是用传注而废弃了经文。孔颖达说：“《周礼》是根本，《仪礼》是枝末。”那么《周礼》《仪礼》又不可废弃。朱熹论述《春秋》三传，认为《左传》长于叙述史事，而《公羊传》《谷梁传》长于阐发经义。那么《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传注又不可废弃。

班固说：“古代的学者三年通晓一经，三十年通晓五经。”这大概只是凭主观臆断说的。试问自从汉代以来，兼通五经的人有几位？在两千年中寥寥无几，却把这样的要求强加给天下科举的士子，难怪他们粗疏浅薄，有名无实，有通晓五经的名声，却没有通晓一经的实质。如果说不是这样，试问阅卷的人，曾经见过五经都通晓的试卷吗？

研习五经而不能通晓，不如研习一经而能通晓。现在认为适宜用九经来考试士子。会试十八房，每一经两房；乡试试卷多的也照此办理，试卷少的九房平均分配其中的录取名额，以杜绝士子避难趋易的弊端。过去各经的录取名额，都以试卷多少为标准，所以士子都研习《易》《诗》《书》，而不研习《礼》《春秋》。如果平均分配录取名额，那么经文少的，研习容易但试卷多难以考中；经文繁多的，研习困难但试卷少容易考中。这样就没有避难趋易的弊端了。

像这样，那么经学必定兴盛。试看乾隆以前专门研习一经的时候，经学比今天兴盛，其效果是可以预见的。

第二，将对策改为史论，而命题以《御批通鉴辑览》为标准。对策，是用来观察一个人是否博通古今的。然而古今的书籍浩如烟海，即使问十题答五题，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考官都举出浅俗常见的问题来问，使人容易回答。明知能回答的也不足珍贵，就置之不阅。而士子也抄袭习见的语句来等待提问，并且又明知主考官不审阅，都信笔空写几行来敷衍塞责。这种制度如果不废除，非常没有意义。

士子不可不知道史事，前代的治乱兴亡，以及典章制度、前人的言论行为，对人有益处很大。但是二十四史的书太多，《资治通鉴》也繁博，而且写史的人并非圣贤，不能没有偏见。只有《御批通鉴辑览》，书不多而史事完备，又经过圣人的论定。以此命题写论，那么士子必定通晓古事，对政治有益，与陈陈相因的对策相比，相差天壤之别。

又问策一道，往往列举十余件事，容易铺排成篇。史论则以一人一事为题，不通晓此人的事迹、此事的本末，不能成篇。论述一事而精通，固然胜过回答数十事而抄袭。

第三，考试诗改为考试赋，或者不废除论，但增加考试赋。士子通晓经史，原本不必以赋见长。然而八股文、经解、史论，或许可以在考场外预先拟作，因为它们没有韵脚。诗虽然有官韵，但一个韵脚也可以预先拟作。赋则限定八韵，虽然同题但韵脚不同，就不能直接抄袭。这在鉴别真伪方面最为容易。应当在第三场考试它。如果他的赋不通晓，那么四书文、经解、史论，就不是他自己写的可知了。

像这样，那么四书文为一场，经解为一场，如果不废除诗，那么第二场一并考试它，史论及赋为一场。这个方法尽善尽美。

又历来将四书作为第一场的，是因为尊崇朱熹的缘故。然而朱熹所写的是注疏。以经书而论，五经是孔子诵述的，而《论语》《中庸》《大学》，是孔子与弟子的言论，《孟子》又在其后。五经先于四书，在义理上是恰当的。朱彝尊曾经有将五经题目作为第一场的建议，采纳并实行，是极好的做法。

译科场议三

陈澧

如今的科举考场，考生多的时候多达一万多人。每人要写十四篇文章，考官无法全部阅完。于是三场考试只重视第一场，认为第二场、第三场无关紧要，甚至有人根本不阅。所以士人都专心致力于四书文，从而形成了荒废经学、蔑视古道的风气。欧阳修在《论更改贡举札子》中说：“科举取士的方法，沿用已久，弊端应当改变。但我认为必须知道产生弊端的原因，才可以谈论变法的好处。现在担任考官的人，不是不想精细地考核考生的才能，而是常常遗憾不能如愿。问题在于诗赋策论混合在一起考试，人数众多，试卷又多，使得考官心神劳累而更加昏乱，是非混杂而更加迷惑。应当随着每场考试的结果决定去留，然后才能使学者不能滥竽充数，考官不至于疲劳。他的方法是：凡是科举旧法，如果两千人参加考试，通常名额不过选拔五百人。现在我请求放宽日期限制，先考策论，可以淘汰五六百人；把留下的人接着考论，也按前面的方法考核，又可以淘汰二三百人；留下来考诗赋的不过一千人，在一千人中选拔五百人，那么人数少就容易考核，不至于劳累昏乱，考核精细恰当，那就完美了。即使考核不精细，选拔的人也不会太滥。我私下认为欧阳修所说的，是最好的考试方法。现在学政以及府州县考试士子，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乡试、会试，确实应当仿效实行。第一场淘汰文章不好的，留下的人数以录取名额的三十倍为标准，然后考第二场；又淘汰文章不好的，留下的人数以录取名额的十倍为标准，然后考第三场；然后按名额录取。欧阳公以两千人为基数，所以考策论时，淘汰的都是四分之一。现在科举人数多达万人，如果第一场、第二场仅淘汰四分之一，那么试卷仍然很多，考官不能全部阅完。况且文章好的，也断然不可能达到四分之三。第一场、第二场录取必须限定人数，是担心考官苟且图便，在第一场只取够录取名额，而第二场、第三场没有淘汰。现在学政考试正是这样，所以第二场、第三场都是虚设。这种方法实行，那么考官对于第二场、第三场的试卷可以全部阅完，而且第二场、第三场都是用来决定去取的，也不能不全部阅完。而士子对于第二场、第三场，都是用来决定得失的，他们用力一定会更加专注。十年之后，通晓经学、博古通今的人才，一定会逐渐增多。况且三场一起阅，考官固然劳累；三场连续考，士子也非常劳累。那些进入第二场、第三场的，都是疲惫不堪之后，往往有学业精熟、文章工巧，却不能发挥的人。如果每场之后得以休息，那么也可以让他们尽展其才。这种方法对考官和士子都非常便利，一定可以实行。

变科举议

冯桂芬

往年我在先师林则徐公府上陪饮，有客人说：“用八股文取士，所取的不是所用的人。”在座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向来有狂放的名声，是林公的老朋友，已经喝醉了，漫骂说：“您被明太祖欺骗了。明太祖以枭雄阴鸷的手段，猜忌驾驭天下，害怕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来与他作对。他认为经义诗赋，都将借由读书稽古的途径，无异于给老虎插上翅膀，最终将不可控制。寻求一条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让他们再成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的途径，没有比八股文更好的了。所以他毅然采用它。其事是孔孟明理载道的事，其术是唐宋英雄入彀的术，其心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心。用点名搜索防弊的方法来压抑他们，以折损他们的廉耻；用鹿鸣琼林优异之典来宣扬他们，以产生他们的羡慕。三年一科，今年落榜明年还可以考，一科又一科，转瞬之间那个人已经老了，不能成为我的祸患，而明太祖的愿望就实现了。他的意图是败坏天下的人才，不是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您发表这种议论，明太祖在地下难道不会笑出声吗？”于是林公举杯相劝，说：“奇论，应该干一大杯。你的狂态果然像从前一样。”一笑而罢。我年少末坐，不敢说一句话。退下来思考，洪武年间曾经停止科举十年，后来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提拔为都御史，秀才提拔为尚书，监生提拔为布政司，登进之优厚几乎超过科举。专用科举，是在隆庆以后，所以知道饶孝廉的话不是正论。而且有明初年的八股文，未曾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不是可以马虎对待的。嘉庆、道光以来，渐渐不如从前。到近二三十年来，竟然像抽签一样。极工巧的不一定得中，极拙劣的不一定落榜。谬种流传，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断然不可恢复。用它来取士，穷尽变化而变通，正是时候了。广泛考察前古取士的方法，屡次变化而人才辈出，不能分出高下。议论的人说：“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无论用什么方法取士，所得不外乎这几类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以说是通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概用考试取士，不过是辨别聪明智巧的高低罢了。所考的是经义，聪明智巧就用在经义上；所考的是词赋，聪明智巧就用在词赋上。所以方法不同而所得仍然相同。然而所考的事情太容易，那么聪明智巧的高低，就不太容易辨别。考八股始于王安石，命令吕惠卿、王雱所撰写的熙宁大

译科举考试的形式。元佑年间，中书省就曾说文章的优劣相差不远，难以通过考试来甄别。这大概是说考试太容易了。到了今天的时文，更容易到了极点。顾炎武说科举考试的方法，应当让它难，不应当让它容易。这话确实说得对。因为难，那么考生能否胜任就可以自己知道。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会有衡量德行、估量能力的念头，不能不因为知道困难而退缩，这样心存侥幸的人就少了。难，那么文章的优劣就可以让众人看清。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会有实至名归的效果，更加愿意在困难中展现巧思，这样奋发努力的人就多了。况且，多一分刻苦攻读的时间，就少一分荒废嬉戏、冶游享乐的时间；多一个闭门苦读的人，就少一个四处钻营、奔走竞争的人。文风因此振作，士人的习气也因此端正。而主持评卷的考官，优劣容易识别，不至于像采碧玉那样迷离不清；高低难以凭主观心意判定，不敢颠倒黑白。这也是考试难的成效。至于所说的“难”，大体不出功令中的经义、古学、策问这三项罢了。适宜将经义作为第一场，以经学为主，凡是考证三代以前的内容都算在内，小学、算学附在其中。经学应当先汉后宋，没有别的原因，宋代空疏而汉代扎实，宋代容易而汉代困难。以策论作为第二场，以史学为主，凡是考证三代以后的内容都算在内。以古学作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类诗各一首。宋高宗设立博学宏词科，共有十二道题，包括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三场各有一位主考官，并设分校官协助。

译大概合并校阅就会有所偏重。其弊端必然导致以一门技艺的优劣作为取舍的标准。不如分校阅那样好。应当命令由科举正途出身、七品以上的京官，每场各推举能够胜任考官、同考官的人选三人，呈交军机处进呈御览，发给吏部汇总成一册，以得到保举人数的多少作为先后顺序。到了期限，吏部拟定前列且籍贯不同者十人听候简拔，多拟定一些以备简拔，以杜绝流弊；不拟定的不简拔，以示大公无私。考试事宜，一如旧制。只是体制既然已经繁多，夹带作弊就没有益处了，搜检可以比照旧制更加严格，搜出的作弊物品予以焚毁，驱逐出场而不加处罚。三场考试各自编排各自的号数，分送给三位考官，各自按照原录取名额加倍录取，送给监临官，审核其中三门都优秀者作为举人，两门优秀者作为副贡，一门优秀者按照廪生、增生、附生的旧例而作为廪贡、增贡、附贡。下一科副贡获得一门优秀，廪贡、增贡、附贡获得两门优秀，都准许递升。不论经义、策论、古学，统一计算。大概专精与兼长，也足以相互抵偿。会试一切按照乡试的办法，而以三门都优秀者为贡士，两门优秀、一门优秀者为副榜，如同中正榜誊录的办法，下一科准许计算。殿试也分为三场，而删去覆试和朝考，仍然能够相互抵偿，只是减少篇数，让穷尽一天的精力足以办到。钦派读卷官三人，各自分别取舍，部臣汇总审核，首先列出三门都优秀的，其次列出两门优秀、一门优秀的，都以经义、策论、古学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传胪授职如旧礼仪。至于学政，命令大小京官推举通晓三事且兼长的人担任，也不论省份和官职的大小。童生县试、府试三场不覆试，以归于简易。学政考试三场，都分别录取加倍于原名额的人数，提调汇总校阅，以三门都优秀者为附生，两门优秀、一门优秀者为佾生，仍然登记在册，与下一届计算。生员则在新章初试后，就按三门优秀、两门优秀、一门优秀的顺序造册，以后历次考试，都一并计算优秀的多少，随考试而变化，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确定名册，由学政主持。只是山长不保优者不予贡生资格。遇到拔贡、优贡、恩贡、岁贡以及廪生、增生缺额，都按册序补。拔贡、优贡、恩贡、岁贡的考试，都省去。经过岁科十次考试，各自按照廪生、增生、附生的旧例，而作为禀监、增监、附监，准许出学。其捐纳贡生、捐纳监生，一概停止。生童游历京师者，命令寄居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准许计算原资，咨回原籍者也是如此。凡是国学、天下学校、书院，都用三事考试。通籍后，不得再试。国家进用贤才，将用来治国安民，而在文字中寻求，只是因为常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已经登载于朝廷了。试以事理了，正将磨砺，以经世致用的器具，却还让他们留恋于书册，是为什么呢。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还是虞廷赓歌的意思。至于京朝官而命题封闭考试，古代所没有的。二三品的官员，五六十岁的年纪，系着眼镜，练习楷书，非常没有意义。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正等试，可以一切停罢。

请定乡试校阅章程并防剿袭诸弊疏

林则徐

我私下恭敬地奉承皇上谕旨：本年壬午科江南乡试特派林则徐入闱监临。我到达苏州接任印信后，已接近考试期限，当即遵照科场条例，将监临应办的事宜，预先布置。查考本年四月内，恭敬地奉承皇上谕旨：三年一次的乡试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各直省主试由我特别加以简任，应当如何涤除杂念、洗心革面，认真校阅，务必求得为国家得到人才。顺天同考官及会试同考官都是翰林、詹事府、科道、部属官员，这些官员甲第本来高，又经过我亲自校试，尚无荒谬之人充选，所以得到人才较多。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必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阅卷，即使有近科进士，也不免经手簿书钱谷，文理日渐荒芜。各省督抚虽然照例考试帘官，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格取舍而拔擢真才。嗣后各直省督抚务必将帘官认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谬之员滥行充数。又上年十月内，恭敬地奉承皇上谕旨：着各直省督抚将书肆小木版片一概营销毁，其贡院左右如有公然售卖小本文策者，枷责严办。倘若士子尚有不知检束、怀挟徼幸者，即着斥革。其恃众逞强、不服约束者，枷号示众，治以应得之咎。士子中式后，除策学援引经史语句相同毋庸议外，其四书经文有全篇剿袭旧文者，一经磨勘官签出，立即斥革，务期永绝此弊，以端正士习。仰见我皇上慎重抡才、清厘积弊的至意。查江南为人文渊薮，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稍有草率，即恐遗滥交讥。我听说近科房官，每有争先荐卷的弊端，以为荐早则获隽者多，荐迟则中额已满，难于入彀。故于头场分卷到手，辄将首艺中幅略观大概，谓之望气。其合意者汇为一束，以备加圈呈荐，稍不称意即置落卷之列，不为下笔。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荐完，再将落卷覆加细

译看。以决定取舍。于是头场推荐的试卷尚未完毕，而第二、第三场的试卷已经陆续送入内帘。因此又急忙寻找已推荐的字号，连同经义、策问一并加圈，随即跟随头场呈报推荐。大概是害怕其他考房的推荐试卷，三场都已齐全，而该考房仅有头场，不能尽早供给考官比较，那么录取的人数就不如其他考房多。所以互相效仿，总以尽早推荐完毕，作为分房录取的诀窍。直到三场推荐试卷全部完毕，然后将先前略观大意的落选试卷，批点塞责。那时录取的试卷已经确定，兴致低落，纵然见到好的文章，也推托说是那人命不好。于是分段落选的情况有，读破句的情况也有，甚至有文章并非荒谬，仅仅点出首篇开讲几句就摒弃的。那些批阅的词语，不说欠精警，就说少出色。这类批语，竟然可以预先写好，不论什么文字，都能以此贬低。像这样的校阅情况，在片刻之间决定取舍，在恍惚之际判定升降。确实如圣谕所说。回想未中进士之前，与众多士子有何不同。却对落选试卷漠不关心，设身处地，于心何忍。臣以前担任京官，曾两次担任乡试考官，一次担任会试同考官。自认为学识浅薄，只有细心勤阅，才能少委屈压抑人才。历来在考场中刊刻批语板片，刷成批纸，分别首篇、次篇、三篇及诗。凡是头场四篇，逐篇都有批语。被黜的试卷，必将如何瑕疵之处，分篇批出。自己记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此次臣担任监临，除了考试帘官，必定选择文理优长、精神振作的官员，不敢以年老荒庸滥行充数。

译我私下拟定了将臣子逐篇分批批阅的章程，责令该帘官依照办理。除了第二、三场的批语不拘泥于格式外，首场四篇文章，必须逐一批阅。凡是泛泛而不切题的字样，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一概不许使用。因为三篇文章统批，往往借口概括全面，反而不切实际。逐篇分批，那么对于这一篇文章的得失利弊，不是心里清楚，就不能口头上明白。该帘官受到这种约束，不敢草率了事，对于衡量人才似乎有好处。等到揭晓之后，我仍将落选试卷再次查核，如果首场文章，没有大毛病，仅仅批点数行就停止的，据实参奏，给予处分，尤其足以警戒懈怠之心而避免舆论非议。只是考虑到头场三篇文章加一首诗，每卷大约有两千多字，如果认真校阅，那么穷尽一天的精力，只能以四十本为限度。每房试卷八百多本，大约需要二十天才能完成首场的批阅。查条例规定大省在九月十五日揭晓，不得催促赶办等语。近年揭晓的日期，往往赶早。此次钦遵新奉谕旨，主考官须将落选试卷全部校阅，江南试卷最多，那么揭晓的日期，自然应该照例以九月十五日为限。如果临时尚且担心仓促，或许再仰恳圣恩，宽限几天，总不出九月中旬的期限，这样主考和房官都能悉心细阅，真正的人才自然不至于遗漏了。至于士子中注重品德、自爱的大多，但企图侥幸得中的也不少。科场搜检，自然应当从严。只是人数多达一万几千人，难以保全无遗漏。而且往往因为搜检而更加拥挤，因为拥挤而不免延误。查嘉庆癸酉科江南乡试，因为首场封门太迟，奏请议处。这是在认真搜检之中，又必须不耽误时间，才得体。我查夹带的弊端，大约有三类：一类是专门携带文中典故，以及经解策论资料，虽然有所取资，但尚须运用；一类是坊间刻印的小本成文之类，明知不可抄袭，只求采撷成篇；一类是分别请多人，将四书题文全部写好，携带入场，见题即抄，不费思索。听说近年因此侥幸得中的，颇不乏人。所以平时谈论馆地的人，除了教读之外，另有作文的席位，每写一篇，从二三百文到洋钱一元不等。文名越著的士子，揽作越多，那么众人争托其名以售卖文章，大半脱胎于旧作，并非独出心裁。而一篇文章或许售卖给两家，一稿又传抄数手，像这类，必然雷同。但帘官眼力不齐，雷同者未必都在一房，所以有通篇一样的文章，这里录取而那里黜落的情况。我前在江西典试，取中的文章，已经发刻，等到搜阅落卷，竟查出许多雷同，将已刻的又经黜去。虽然当时未被侥幸得中，但事后没有惩戒，终究恐怕不知自爱的人，仍存侥幸万一的想法。查录旧侥幸中的，条例有斥革的条款。但闱墨只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后即已解部，未必人人得见。即使听说有录旧雷同之卷，而事无左证，谁敢毁坏其已成之名？所以剿袭侥幸得售，仍无忌惮。只有在场内阅卷之际，对出雷同，即记档册，于撤闱后加以惩儆，庶可杜绝其恶习。且本科钦遵谕旨，将落卷通行校阅，雷同剿袭者，更无所逃。我请求移行主考帘官，记其字号，揭晓之后，移我查办。除了策学援引语句毋庸议外，其四书经文雷同至三行以上者，正途贡监生员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罚令对读。若系俊秀监生，以后不许应试。至于全篇雷同剿袭者，无论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这样，那么士子皆有畏惮之心，不敢录旧，而请人作文者，恐其无益有害，那么怀挟之弊端似乎可以立即消除，而真才出现了。

上曾节相议江南不可分闱书

方宗诚

我私下认为江南自古以来为人文渊薮。十余年来，粤逆盘踞金陵，长江上下，南北两岸数千里，民人受其蹂躏，士气因此凋丧。近数年间，赖我公秉节，选将练兵，知人善任，凡所位置，莫非俊杰，凡兹调度，动合机宜，始能拨乱而反正，转危以为安。又于修明武备之余，振兴文教，尊贤重士，乐育人才，意在培养善类，以期渐复国家之元气。今东南数省，递告肃清，民困获苏，士气亦渐渐振奋。苏皖两省士子，幸脱兵戈之祸，而怀抱利器，久郁郁不得一试者，谁不想乘时进取，而仰赞执事治化之成？乃近日传闻江苏绅士有建议乡试分闱的请求，不知信否，情骇然。想执事总理庶政，主持大局，其是与非，自有卓然定见，权衡于其间，原不待某等妄参末议。然而某等细察形势，博访舆情，私下认为决然不可的，大约有数端，谨为执事陈之。一曰旧制不必改。前者执事初克安庆，念安徽

译失陷已久，而金陵、苏州、常州等地收复无期，因此打算创建贡院，以便两省依次举行乡试，以此激发士人好学之心，转化战乱乖戾之气。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想要制定千百年的长久规制。然而最终因为赣江的木筏两次漂流东去，未能开工兴建。这其中虽然上天默默主持，但执事者鉴空衡平，毫无成见，必定不会认为分设考区是合理的，由此可知。如今上下江所属州县全部收复，只剩金陵一城。从军事角度论，大功即将告成，必定以剿灭首逆为先，而考试之事并非当务之急。从考试之事论，如果不等金陵收复就先行分设考区举行乡试，那么这不符合执事者忠诚报国、救民于水火的心意；如果等金陵收复之后补行乡试，那么自有数百年的旧规，何必取用分设考区、新建贡院呢？况且改弦更张之举，必定有重大的利害存乎其中。如今圣主继承大统，正值年轻，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图谋，都应当杜渐防微，不可轻易更改祖宗的旧制。何况东南数省在大乱之后，应当兴复的事情不知有多少，而分设考区考试，还不是必不可免的。

第二，地利不可丧失。金陵龙蟠虎踞，气象宏阔。我朝定制，两江总督驻节金陵，上下江的贡院，就合建在其中。确实因为金陵是适中扼要的地区，也因为它占据江山的全胜之势。正因为江水清美，地脉雄厚，甲于天下，所以孕育的人文，也是天下的精英。如今如果两省分设考区，苏州或许可以创建贡院，然而距离淮徐已经太远了。安庆城小，万万不能容纳八府五州的士子，而且其形势是潜山、岳州的边支，不足以汇聚钟灵毓秀之气。假设分设考区后，安徽贡院单独建在金陵，那么地方官供给差使，不能不分畛域；假设江苏贡院单独建在金陵，那么当日贡院的基址，本是两省公地，过去号舍颓坏，徽商不惜捐出巨万资金，独自修葺，上江人士，难道会将数百年的公业拱手抛弃吗？当粤贼占据金陵时，两省同受其祸，忠臣义士，资助军饷、尽力东征的，两省都竭尽财力。克复之后，两省共同分享成果，这才是平允大公的道理。天下的气，聚集则深厚，离散则单薄。两江遭受贼祸之后，似乎应当趁现在力图汇聚，以巩固正气，岂可自相离散？圣人排列《易经》，师卦之后必定继以比卦，程传说：“相亲辅然后能安”，意义深远。何况上江录遗考棚，各郡县会馆公所，各大姓宾兴试资产业，都在金陵，将来都盼望修复，也断断不忍轻易抛弃。过去桐城张文和、歙县曹文正两位公卿不主张分设考区，老成的见解，后贤未必能远远超过他们。

第三，财力不易筹措。

译金陵尚未收复。昔日贡院是存是毁，大概难以知晓。然而地基一切如常。两省合办，不像单独一省那样困难。因循旧制修复，也比从头创建容易。安徽被贼寇陷落十年，遭受的祸害天下最重。各府县的文庙、衙署、书院、考棚，忠义名贤的祠宇，以及各族的宗祠、义学，至今无力兴复。即便是安庆这样的省会重地，府儒学尚且成为废墟。如果放弃数百年的贡院成规，而在安庆选择基址，引江水，备材料，招工匠，大兴土木，势必不能做到。即使能做到，建成也在数年之后。国家武功已经平定，科举选拔这一途径，难道适宜过于迟缓吗？假如江苏人士独自沿用旧制，事半功倍，可以先行乡试，这实在不符合舆论的安定。如果一定要限期分别建设，那么各县摊派捐输，操之过急，尤其不是体恤民间疾苦的做法。况且两省合闱乡试，相沿已有数百年。乡大夫、乡先生宦游交际，大都以道德文章相互砥砺，他们情谊的联络融洽，两省简直如同一省。现在一旦分为两省，即使财力十分充裕，尚且觉得这种情谊难以割舍，何况实际情况确实不能做到呢。

第四，公论不可违背。此前湖广分闱乡试，因为有洞庭湖的险阻横亘其间，所以楚南的公论，不愿到楚北应试。现在金陵位于两省之中，下游府县应试，都不过五百里内外，上游也是如此。而且都有长江内河可通，没有阻碍。凤阳、颍州、徽州、宁国，距离安庆较远，距离金陵较近。安庆江水直下，少有停泊船只的港口，城池狭小，少有安居的住所，不便之处，数不胜数。况且士子读书稽古，在草野之中，也一定要登高涉远，开阔地览阅江山文物的盛况，才足以广博胸襟而增进学识。与其让两江人士各自固守一方，不如两省英才杰士，三年一聚，互相观摩感受，争相自我磨砺更为优越。如果说南闱从前号舍较少，士子往往因为名额满员而被遗漏，不能参与科举考试，那么请在修复贡院之日，多购买民地，扩大规模，估计此时空地很容易得到，不像往日增加号舍那样困难。如果说南闱录取名额较少，不足以尽揽英才，那么请在收复之后，以两省捐输的总数，援引成例奏请分别增加名额，这也是容易实行的事情。谨按《钦定科场条例》、太学题名碑录、两湖通志，雍正年间，湖广分闱，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并没有增加，有人说分闱可以作为增加名额的途径，也是考察得不审慎罢了。鲁国人要扩建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制，怎么样？何必重新建造呢？”我私下认为，今天分闱的议论，也正与此类似。恭敬地认为执事者是人伦师表，众多士子归心，今天的事情，实在关系到两江文教的兴衰，不忍缄默，冒昧呈上末议，恳请鉴察。

请陕甘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奏疏 同治十二年 左宗棠

我私下认为，甘肃地处西北边荒，旧时隶属陕西行省统辖。康熙年间，开拓土地日益广阔，才开始设置甘肃巡抚，驻扎在临洮。乾隆年间，又将临洮改为兰州府，后来设置总督驻扎于此，兼管巡抚事务。这里地处西陲冲要，南北连接藩属，汉、蒙、回、番杂居其间，风俗适宜不同，习尚各自有别，汉人崇尚儒术，回人习信天方教，蒙番崇信佛教，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设置行省以来，各种建设，有的开创有的因循，对武备尚且详细，而文治却单独缺失。与各省不同的有两点：各省除了与安徽接壤、一水可通的安徽一省，乡试归并江南录取，士子久已习以为常，此外都在全省适中、督抚驻扎的地方，设立贡院，届时考官入闱校阅，按定额录取。唯独甘肃距离陕西，道路险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西。陕甘学政远驻陕西三原，三年一度到甘肃，举行岁试、科试，都与各省不同。所以自从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通晓经义、品行修养，能够自我完善其乡里的，尚且不乏人；至于考中高科，以文章经济，被当世看重的人，一概不多见。这并不是各省都知道稽古的力量，争相自我磨砺，而甘肃士人独自安于固陋，不求显达。计算甘肃府厅州县，距离陕西近的，平庆泾巩秦阶两道，八九百里到千里，兰州一道，近的有一千三四百里，远的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的凉州、甘州、西宁，以北的宁夏，远的有二千多里，有的三千里，到肃州、安西一道，则是三千里，有的四千里，镇迪一道，更是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加上惊沙乱石，足以阻碍奔驰，比起中原行路的艰难，何止加倍。士人赴陕西应试，不是一个月多两个月久不能到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草料等各种费用、旅费、卷费，少的数十金，多的百数十金，他们赴乡试，大概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所以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终生不能赴乡试的，穷究经书直到白头，一次考试都没有机会，实在令人感慨。军兴以来，学臣不到甘肃按临的，已经超过十年。幸好前任学臣许振祎不避艰险，依次按试，生童踊跃欢呼。

译迎接拜见于马前。计算补充参加历届岁试、科试等考试，录取的新生不下万人。而从前录取的生员，尚且不在其中。只是因为路费无处筹措，不能远行。加上夏秋暑雨，水患纵横，有无法问路前往的人。有中途困顿受阻，导致期限已过，失望而返的人。有路费耗尽，甚至生病而死的人。那些能够抵达陕西完成考试的人，不到三千人。那么甘肃士子去乡试的，合计新旧生员计算，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臣从肃州凯旋，经过甘州、凉州各郡，途中看见诸生迎候拜见在道路左侧。起初怀疑他们是秋试被录取的人。等到询问考试的事情，则都说无力去陕西，不知详情。说完叹息不止。安慰劝告后让他们回去。先前接到学政许振袆咨送甘肃赴试士子公恳分闱的呈词，当时让两司议定详文。昨天从肃州凯旋后，又据绅士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员曹炯以及汉回士绅等联名呈称，捐建贡院，选择袖川门外地基，筹备瓦材木料，已有头绪。请求参照湖广、云贵乡试分闱录取的先例。并称甘肃武试本来就是分闱，文试应当可以仿照，恳求上奏。臣认为湖广、云贵等省乡试，道路险远，历来蒙受列圣恩旨分闱录取，士林感颂至今。现在甘肃去陕西乡试，道路远较各省数倍有余。皇上视同仁，怜悯士人赴试艰难，倘若恩准分闱录取，使边疆寒微之士，能够按照各省一样就近应试，那么放下武器研习学业，士气振奋兴起，文治的兴盛，可以按日期待了。

译只是这分闱录取的名额，应当定为多少，难以拟定。因为陕甘乡试，向来是两省合并录取，从未分开。现在刚刚议定分闱录取，如果将两省的名额平分，各占一半，那么陕西应试的人员，向来多于甘肃，现在且有增无减。甘肃如果占据名额的一半，导致陕西录取名额顿时减少，实在不符合情理之公平。如果按照我初到甘肃时，奏准甘肃录取二十一名这个成案计算，无论当时因为贼寇气焰正盛，赴考的人稀少，是一时权宜酌定的，本来就不是甘肃的定额。况且现在陇地已经肃清，应试的士人，必定会增加数倍，而录取名额只有这么多，反而导致落榜者众多，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按照永广中额的部章计算，甘肃自军兴以来，各府厅州县派捐粮料饷银，都是在人物凋残、物价昂贵的时候。核查各厅州县历年按卷稽核，捐输的款项，数额巨大。而又限于部议永广中额不得超过十名的定章，无从推广。这就是拟定中额时，缺乏依据的实情。追溯考查从前两省合并录取时，道光丁酉、己亥，咸丰壬子等科，甘肃每榜曾录取三十多名。同治九年庚午科乡试，我接到陕西巡抚蒋志章的信说，主考评定试卷，甘肃特别优秀，只嫌名额已满。本年癸酉科乡试，据陕西布政使谭锺麟禀报，主考所论也相同。可见陕甘文风，没有高低之分。而甘肃分闱后，人文日益兴盛，更在意料之中。可否恳请皇上天恩逾格，特准比照各省中额最少的贵州，每科录取四十名，满营应试士子每科录取二名，合计四十二名，作为定额。遇到简放主考、学政的年份，另外简派甘肃正副考官各一员，甘肃学政一员，使全省士子得以就近乡试。而岁考、科考按期举行，学政可以免去跋涉的辛劳，生员、童生得以时常亲近接受教诲，温习旧学而开启新知，不仅边远地方的士习文风，可以期望大为振兴罢了。我自西征以来，目睹民俗衰败，混乱日益严重，不但杀人争夺，视为平常，动不动就聚集多人，肆意犯法。而民间伦理纲纪不明，礼教长久败坏，干名犯义的案件，诛杀不尽。因为地域混杂华夷，习俗渐染日深，正担心华夏变为夷狄，没有止境。不得已设在湖北的局，影印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发到各市各府州厅县。军队所到之处，命令设立汉回义塾，分别负责训课，希望耳濡目染，逐渐改变陋习，恢复华夏风气。近来汉民尊崇儒术，诵读六经，回民也很知道向往，争相请求设立义塾，聘请老师教授儒书。前学政许振祎依次巡视，多方激励，回民生员得以附入学籍、贡入太学的，所在多有，更加欣欣然以能附入学宫为意外的荣幸。吃桑黮而怀念好音，正是时候啊。如果承蒙皇恩，允许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那么经术端正、民众兴起，边疆百姓长治久安的功效，就基于此了。我也知道圣贤之学不在于科名，士人志于学问，不是因为科名才开始劝勉。然而没有科名无法劝学，不劝学就没有读书明理的人，期望他们转移风化，同享太平，无法达到。固然不是说科第文章足以吸引庸俗耳目，兼可博取民誉。愚见所及，谨此附陈。如果蒙皇上批准，每届乡试经费，应由甘肃筹划，学政衙署，应在兰州建立，一切未尽事宜，容待续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请推广文武科试疏 道光二十一年

两广总督祁〇

我于上年钦奉谕旨，命我对于所属文武官员勤加访察，如果有才能出众、民心爱戴以及洞悉夷情、深通韬略的人，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等因，钦此。我因此留心体察访查广东文武各官，凡是久任其职的，都还可以熟悉夷情，而深通韬略的人实在难以选拔。已将无员可保的缘由，另折覆奏。伏思内外文武臣工，多以科举为策名之始。文场乡试、会试第三场，考对策；武场乡试、会试内场，考默写武经。主司果于是取人，士子果于是考究，本足以考察实用。只是相沿日久，不免视为具文。其弊端在于文试只重制艺声律，武试只取命中挽强，士子以后场无足重轻，漫不经心，相率流为剽窃抄袭，侥幸进身。等到做官以后，无暇讲求，文则只论钱谷簿书，而不知经济；武则仅讲弓马骑射，而不习韬钤。循分供职，即可晋秩除官。猝然有事之时，所学非所用。这就像不识药性医方，而责以生切脉；不习规矩律吕，而责以制器和音，怎么能程功奏效呢？现在只请文武两科，申明功令，尚恐积习既深，仍属有名无实。我愚以为有文事者不废武备，现在要在武备上收得人之效，即须就武备开取士之途，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

译略微调整变通考选制度。例如文科第三场的策问五道题，请规定为五个门类出题：一是广博通晓历史鉴戒，二是精通熟谙军事韬略，三是制造器械通晓算术，四是透彻了解阴阳占候，五是熟悉地图地理情形。让士子在报名应试时，依照从前本经的惯例，在名册内分别填写注明。考官仿照元朝经疑的做法，以两本书的异同来设置问题。如果士子能够贯通阐发，且前两场文章尚属平顺，就一律录取。因为经学已在第二场出题考试，所以策问不必再问；史学则对古今成法无所不包，最能考察器量见识。其余四门，如兵书则详细考察水战阵法，图志则通晓外域夷情，都足以充实深远的谋略而掌握胜算。至于武试，除默写武经外，请增加一道策问，分为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个门类，仍像文试一样，让考生指明项目注册。进入内场时，也以此为题提问。回答不必深论文理，也不必限制字数。如果能各自就所习科目，确切地指陈说明，且骑射与膂力尚属合格，也一律录取。仍请钦派大臣，对文武两科的策问进行核实审查，以避免抄袭剽窃的弊端。如此认真遴选，士子自然必定争相磨砺自己。恐怕一时难以施行，请从下届乡试、会试开始。经过几科之后，日新月异，人才或许可以期待辈出。或许有人会说，现行的乡试、会试策问本来已经周全完备，何必专门限定五个门类，使人容易夹带侥幸得中。不知道求全责备，淹贯古今很难；专门名家，讲求起来较易。现行的名义虽然美好，其中优秀的仅以考据见长，其余大多临时敷衍成篇，毫无实际益处。如果各自就专门之学，主考官临时针对其各种说法中可疑之处提问，又从何揣摩夹带呢？或许又有人说，以此取士，恐怕会陷入能言不能行的弊端。然而能言不能行的人固然一定有，但绝没有不能言而能行的人。考核虚名责求实效，未尝不能拔十得五。

译又有人说，兵法占验之事，按理应当保密。况且术数以及拳棒教师，向来是被禁止的，不可以列入策问之中。然而，这只是为了防范奸邪之人，而不是用来对待优秀良才的方法。况且，将那些放荡不羁、没有才能的人，纳入朝廷的掌控之中，使他们遵守规范而听从驱使，似乎也是收揽人才、防止他们误入歧途的一种方法。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值得担忧。至于现在的文武官员，虽然一时难以得到合适的人选，但是文职的低级官员，以及武营的末等武官，难保没有因为职位卑微，无法向上通达，以致没有机会表现自己。还有士人和百姓，隐居在民间，即使有奇才异能，因为不攻读科举学业，没有途径被任用，未免会感到失望。考察唐宋以来，广泛设立科举科目，名臣接连涌现。是否可以将在史鉴等方面博通的五门学问，分立为五科，特别下诏举行考试。无论现任或退休的大小文武官员，以及军民百姓，都允许凭借自己的专长，由地方官申报送给督抚考校。如果所说的内容足以被采用，以及技击精强的人，就分别通知吏部和兵部，调取进京，详细加以考试。选拔那些才具真实的人，奏明皇帝引见，分别酌情任用。这样鼓舞振兴，才不至于出现任用的人所学非所用的情况，日益建立功业，可以稍微安慰皇上遴选才能、整饬军事政务的深切用意。

请停止武闱片 光绪四年 沈葆桢

再则节省经费，各省情况不同，但从大局来说，就是节省无用的开支来补助有用的开支罢了。国家文武并重，论及求取人才的方法，原本是说选取的人多则任用的人就多。但是文职以科举为正途，而武职科举晋升的阶梯，却排在行伍军功之后，那么祖宗立法的精妙用意，不能不深思熟虑。历次武闱报部的经费，每省已达数千金，而不符合部例的，又不能直接裁减，归于外销的不在此列。其中的院试、郡试、县试，则是地方官亏空累赘的一大原因。如果选拔出来的人，是朝廷抵御外侮必不可少的人才，即使花费再多，也不应当吝惜。但是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我私下计算，国家之所以能收到得人的效果，多半是从额兵和练勇中得来的，科举科目的荣耀，远远不及于此。就以京旗来说，人才辈出的，首推火器营和健锐营，现在则是神机营出色当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习的是实际所用的技能。臣到任时，武举人联名诉苦，说投营几乎十年，得不到一个差事，心里怜悯他们。但是详细察看，他们通晓营务，实在不足以与行伍出身的人相比；他们奋勇耐劳，实在不足以与军功出身的人相比。为什么呢？因为实际所用的不是他们所学的。那些归入标营效力的，尚能约束自身，勉强遵守规范；而无事在家居住的，往往凭借顶戴作为护符，在乡间武断专横。他们名义上是士人，实际上是游民，有章服荣耀，却没有操练防守的辛苦。所以，因不遵守卧碑而被定为劣等的，文生少而武生多，这又不仅仅是无用了。如果确实奉朝廷旨意饬令停止，将武闱例销的款项，提解到部库，每科合计各省也可得到数万金，而总计州县所节省的亏累，尤其不少。为州县省一分亏累，就是为民间留一分元气。那些有志向上的人，无论是当兵还是当勇，任由他们寄托，早点得以窥见行阵的真实情况，以在功名上自我奋发；朴实愿做农夫的人，归农后无从沾染不良习气，那么财与才都化无用为有用了。是否可以请旨饬令下部臣通盘筹划定议，出自圣裁。谨就管见所及，附片上陈，伏乞圣鉴训示。

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笺 咸丰九年 徐鼒

我私下认为，国家乡试武生，院府县试武童，首场用马步射，次场用弓刀石，不再测试火枪技艺，是因为挽强命中的人才，束缚在志正体直的事情上，原本在讲武之中，显示不滥用武力的意思。法度良好，用意美好，怎么可以更改。但是衡量近日的情形，似乎应该变通以救济急务。弓箭属于金行，而火枪兼用火力，危害猛烈而奏效也特别。前史叙述战功，说神臂弩、克敌弓、连珠箭，近日军营奏报，凡是我将士杀贼，以及不幸死于贼手的，火枪占十分之七，刀矛占二三，至于弓箭几乎听不到了。黑龙江三姓、吉林的士兵，都是关东劲旅，黑龙江习弓箭，吉林三姓习火枪。现在关东兵在江南北的，吉林三姓屡建战功，黑龙江则没有听说。大概铁骑劲弩，驰骋射击，利于旷野，不利于险阻，形势如此。我们福建全省无处无山，无山不峻，数里之内，向背已经不同，数步之中，高下不及。贼人乘我者，往往潜伏在岩谷，突然出来搏斗，而我们拒贼者，也利于居高临下，形势如同压卵。这就是骑马不能行，弯弓不相及的情况。我认为利用火器，比其他省份更为迫切。但是在此经费支绌的时候，添制火器，增募枪手，月费数万金，势必不能。我私下认为，因利乘便，有益无损，不如就武场试士的方法稍作变通。其利益有三，敢为大人陈述。福寍五属，除乡试武生不计外，武童几乎近千人，漳泉各属加倍，计算全省不下万余人，应该可以备作爪牙。一遇有事，反而想要招募别项的人，他们之所

译可以。但这并非当今所重视的。生员童生的身份优于兵勇，而兵勇的技能却比生员童生更切合实用。因此，在太平无事时，他们参与科举考试；一旦有事，反而成了耗费钱财的无用之才。如今如果在马射、步射之外，增加火枪的考试，并兼及刀矛等器械，合乎实用者予以选拔，不合乎实用者不予选拔，那么他们追求功名的心切，父亲会督促儿子，老师会传授给弟弟。一两年后，就能得到数万精通火器的人才。他们本就习武，并非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他们衣食本来自给，并非依赖官府供养；他们的籍贯本来可以查考，并非外来奸细可以冒充。这样既有增加枪手的益处，又没有其弊端，这是第一个便利。况且，增加枪手必然要增加制造火枪，无论费用多么巨大，历来官府配置的器械，一定不如私人配置的精良。火枪要么火药不过门，要么一两次就炸裂。如今他们依靠火枪作为考试工具，那么制造必定极其坚固良好，考试结束后必定谨慎收藏。这样增加了数万支火枪，而官府没有监制的劳苦，没有库存的困扰，这是第二个便利。前年粤匪来犯，各属地依靠联甲保卫，却有看到敌情就溃散的人，有容易聚集的人，却没有抵御敌人的技能。如今参加考试的生员童生，没有哪个县没有，也没有哪个甲没有。只须让地方官善于倡导率领，挑选技艺精良且品行良好的人，任命为队长、团长，定期让他们演习，根据勤惰来实施赏罚，那么人们自然会互相学习，家家户户自然会为保卫而战，甚至连甲的人也会互相竞争勉励。依次裁撤兵勇，节省粮饷，这是第三个便利。以上这三点，都是因利乘便，有益无损。虽然与科举条例不符，但在有事之时，似乎可以通融办理。鼒出于武备的考虑，是否妥当，恳请上级明鉴。

译条陈请禁楷字以挽颓风疏 同治二年

桂文灿

在贡士策问时务时，这是临轩大典。上年三月，钦奉皇上谕旨，准许他们陈述政事的得失，不必避忌，也不准专门崇尚楷法等，钦此。这法令极好。陈述政事的人，纵然不能像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刘蕡、宋代的文天祥那样慷慨恳切，也应当像我朝康熙年间马世俊、缪彤，乾隆年间洪亮吉，嘉庆年间王引之等人那样条理通达、详尽明白，才不辜负拜献先资的意义。然而奉到谕旨，三令五申，无奈陋习沿袭，前半部分填写策冒，后半部分全部抄录策题，每行必须写到脚，每卷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考察往昔古代，没有这种文体，流传于史册，实在是笑柄。这种弊端兴起于近五十年，嘉庆中叶以前没有这种情况。那些陈陈相因而不改变的，是因为专门崇尚楷字的积弊太深。楷字精工，与政事文学有什么关系？对国计民生有什么补益？即使精妙到如同锺繇、王羲之，也属于小技。然而想要它精工，不每天临摹，寒暑不休息，经历多年，不能取悦阅卷者的眼睛。既然每天临摹楷字，人的精神有限，光阴也有限，致力于此，就不能不荒废其他。既然在楷字上耗精疲神，难道还能多读经史，讲求时务，勉力成为贤良，以期济世吗？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把有用的精神，放在无用的地方，具备这种无用的技能，都是将要大用的人，埋没聪明，消磨岁月，非常可惜。这种弊端兴起于近三十年，道光中叶以前没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只有誊录可以杜绝它。乡试会试都发誊录，原本是为了防止认识士子字迹。乡试会试考官，都是朝廷亲信大臣，尚且糊名易书，以显示慎重。一切殿廷考试，其读卷阅卷大臣，都与乡试会试考官相同。倘若另选精工书手，将各卷誊录后，再请钦派大臣校阅，以显示严密，那么锢习可除，而颓风自挽。殿廷考试，概发誊录，不崇尚楷字，那么士子儒臣，都能得以从容余暇，讨论经史，讲求掌故，或者分别学习礼乐、兵刑、财赋、水利、天文、舆地之学。考试时，按他们所习，分别命题。专精者固然值得嘉奖，兼能者也可以一并录用。人材自然有起色了。倘若书写诏命，应由南书房翰林敬谨遵办，本来不必人人都习楷字，置一切学问于不顾，以致人材不振，天下多故。盖取悦一时之目者其事小，而废弛庶政者其事大也。

上戴大司寇书

包世臣

撤棘后，承蒙您屈尊来访，索取领回败卷，藏在怀袖中。我说话间提到长洲宋翔凤、于庭黟俞正燮、归安凌厚堂、阳湖赵申嘉芸酉的试卷，都出自我的门下。阁下询问清楚住址，轻身先行。远的到庐陵，近的到大兴，艺林佳话，至此而三。我将归去，分俸资膏秣，又往送作竟日谈，咨嗟叹息，若不自胜。以我对您的辱知之深，且久而被放，这也足以激励躁进之俗，适当无用之用矣。况且荒落之余，本无可采录者，即使道如退之，文如方叔、敬舆、子瞻，斯有前事，何阁下悔憾之深耶。原夫科目之设，所以网罗天下人材，分资治理，而仅决以一日之文，是虽使前明名家，自黄子澄迄黄耀，皆登道光壬辰之牓，于治道何增。即获售诸君子，文尽尘腐佻达，于治道复又何损。方今幅员万里，治安且二百年，而人心岌岌常若无以自存，岁计常懔懔若难乎为继，其病果安在哉。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见于事，廉耻存于心，则廉耻尤礼义之本也。讼狱者万民之所命，而有司以为市。正供者聚人之本，而有司以为利。甚至疆埸告警，河防为灾，而自大吏以及任事人役，莫不趋之如骛。岂真忠义奋发输忱自哉？乘危抢夺，不忍为方。然则民生之所以日蹙，国用之所以不支者，凡皆廉耻道消，见利忘义之所致也。近世用人虽有三涂，曰科目，曰差使，曰捐输。而差使捐输两涂，究不敌科目之广。而但重进士，每试放二百余员，上者立隮侍从，其下乃膺民社。大都一榜之中，任监司当方面者，不啻百人。假令每试得有耻之士四分之一，约有十年，则中外有司，能自爱者，且数百人矣。君子之道有不长，仁圣之泽有不究乎。夫周孔之书，儒先之说，举子皆童而习之。学宫所布，无非遗经正史。即八比小技，亦有颁发程序，要以清真雅正，固未尝有束经史不寓目，祗揣摩近科墨裁数十篇，摘句套调，乃为入彀之令也。其仿本经提策略，并在禁例。而阁下谓今年

译考中进士的士人，在后场策问的回答中，卷卷内容相同，错误也相同，这显然是夹带抄袭，毫无疑问。我（世臣）自从参加乡试以来，共考了十一次，在狭窄的考棚里挨着坐，没有谁不携带小字本子的。可以相信没有夹带的人，只有阳湖的张琦（字翰风）、吴县的沈钦韩（字小宛），以及我已故的弟弟世荣，加上我本人，仅此四人罢了。而这四个人，都被列在落榜的行列中，那些考中的人情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以前曾偷看邻座的书，翰风呵斥我说：“别人冒险夹带，而你坐享其成，这与盗贼窝主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君子所为。”于是恭敬地谢罪说以后不敢了。现在听到阁下的言论，不禁对冒险夹带容易得手感到感慨。效法古人，文章遵守规范，是士人的光荣行为；夹带坊间刻本，迎合时俗的八股文风，是士人的丑恶行为。凡是读书人，都认同这个观点。然而丑恶行为接近利禄诱惑已经很久了。如果有人言行一致，把际遇得失置之度外，这一定是他廉耻之心较厚的人。将来他一定不会剥削百姓来肥己，也不会亏空国库来讨好上级，必定是这个人。如果他唯利是图，不知羞耻，甘愿从事丑恶行为，这一定是他廉耻之心较薄的人。将来他参与政事，我无法估量他会走到什么地步。举子与分校考官之间，仅隔一层帘子而已。分校考官们，大多是最近几科的进士，衣钵相传，每况愈下。因此，评判文章的得失，关系到治道的兴衰，这是因为与国家纲纪的关联非常深远啊。

译我又听说，上天创造人，都有让他发挥作用的地方。世臣从少年时代起，就不从事追求功名利禄的学问。几十年来，他和同道之人谈论学说，必定依据这个原则。起初人们对此感到非常奇怪，接着就不缺乏志同道合、信奉追随的人。这说明他虽然处境困窘、地位低下，却不愿将自己抛弃在无用之地。阁下年轻时就在儒林中享有重望，理应长久地主持文坛纲纪。〇〇同僚，门下人才济济，相信没有谁不渴望得到真正的贤士来增添光彩。希望阁下大力坚持这个原则，广泛倡导宏大的议论，或许能使人们闻风而起，不辜负自己的职责。在几届科举考试中，有羞耻心的士人日益增多，缺乏廉耻的风气逐渐远离，聚集人才来维护国家的根本，这作用难道不很大吗？阁下在刑部任职几十年了，清廉的操守天下第一，尽心权衡决断，不冤枉也不放纵，本来应该获得巨大的变革和休美，取得刑罚搁置不用的功绩了。然而被处死刑的人前后相继，后来审理的案件，仍然和以前一样。法律日益严厉而犯罪的人反而更多，难道不是因为官吏出自士人，士人是百姓的表率，廉耻之道不昌盛，而不是靠伤害肌肤肉体所能奏效的吗？至于夹带作弊的风气，实际上是由于乾隆年间浅陋的儒生妄自认为士人兼通五经是文治的兴盛，于是删减摘录〇起，逐渐导致士人不读原本的经典。主考官又认为夹带终究无法禁止，把第二、三场考试看作虚设。《诗经》三百篇，圣人的教诲明确记载；《论语》半部，彰显在史册中；孟子是亚圣，尤其擅长《诗》《书》；荀子是老师，只阐明《诗》《礼》。汉代儒生兼通五经的，不过几个人，何况在近世。阁下学识渊博贯通，天下共同推崇仰慕。如果在从容进见、膝下陈情的时机，详细陈述利弊，必定蒙受圣明的采纳记录，不因固陋而产生疑虑，得以恢复五百年专攻一经的旧制。后面的场次，则专门以史事中的疑难问题以及与时务有类比之处来发问。治乱兴衰，只以《资治通鉴》为准；制度文为，只以《通典》为准。让学者有所效法遵守。又召集馆阁中那些有经术的各位公卿，依照江都贤良对策的意图，各自坚守所长的一经，精心撰写进呈。挑选其中特别优秀的几十篇，详细校订，刊印颁布作为策论的范式。废除搜检的命令，听任士子自己选择住处。稍微增加誊录、对读的人数，严厉责成外帘官员，务必在三月、八月的二十日完成事务，不可草率错乱。稍微放宽校阅和进呈的期限。头场上堂的主考官不得立即批阅录取，必须等到三场都推荐上来，共同校核，才决定取舍。公布结果后，落选的试卷送到部里，责成堂官分派司员查核。如果分校官对第二、三场竟然不看，以及让随丁对照黄点断句出现错谬的，严厉参奏重处。覆奏下达后，才发放落选试卷。士子领回试卷后，如果有怨言被证实的，一并治部员的罪。主考官仍将第二、三场中优秀的文章，同头场一起刊行，批明取舍的原因。虽然不免有侥幸进身的逸才，但比起现在的情况，相差很远了。像这样，那么致力于学问的士人必定可以得到，浮靡的风气必定可以挽回。那么世臣即使老死在山岩洞穴中，难道值得惋惜吗？

与鲁通甫书

潘德舆

郡中客人到来，将到六月，收到您的来信，深感惭愧于您过分的推崇。说我将继承大儒断绝的学业，来激励当世。我是什么人，敢担当这样的话？年纪增长，才能拙劣，精力大半损耗在无用的学问上。只有本心微微明亮，尚未完全消亡。半夜奋起，痛改前非，以追随古人。所以在朋友同辈的言论中，不敢苟且追随时俗的喜好，希望多得志同道合者的引导、扶持、辅助，拯救世人的蒙蔽锢结，而将古人的心意传于无穷，不是妄图以一人之力对抗狂澜。然而这种恳切的心意，即使穷困至死也不后悔。因为我认为，我一个人的心，就是天下人的心。我害怕穷困至死，而此心自己拥有、自己挖掘，还指望什么天下呢？来信所说的贵在自我修养，确实是这样啊。自我修养和治理他人不是两件事。我们安居饱食，不取天下的事务勤加思考讨论，预先为日后所用，与做官尸位素餐有什么不同？虽然每天端坐诵书，也不是圣人的用心。可以说是不自我修养了。足下学问茂盛而气量宏大，慷慨有志于天下，认为人事的败坏，由于人才；人才的败坏，由于人心。真是高明的言论啊，洞察了症结所在。不过鄙人又进一步思考这症结产生的原因。现在天下的人，所读的虽然是圣人的书，但从少年到老，圣人的微言大义，未曾用心探究过。上面校阅录取的，是八股文，那文章不是圣人想要表达的。下面舍弃科举而以文学自命的杰出者，从事考据、词章。现在考据虽然托名经学，实际上都是泛泛引用细枝末节陈说，用来互相夸耀，不问经典垂训的本意是什么。那些词章英隽的，更加泛泛夸耀，离圣训更远。综合来说，能用考据词章阐发圣人之心的人，前几十年或许有，现在没见到了。合四海之众，几十年之久，争着从事考据词章，与八股文都不同于圣人之心，士大夫安然视之，不以为怪。以这样的学术，而要求他们的心必定厌恶利欲、必定喜好道义，这就像射鱼却指着天空一样。所以曾经妄论，想要挽救人事依靠人才，想要挽救人才依靠人心，想要挽救人心，则必须依靠学术，想要挽救学术，则非恢复取士的制度不可。不恢复取士的制度，士风所趋向，如同众水汹汹向东流下，想以孑然一人的修身正言，力挽四海浇薄的习俗，这又像是用一筐土去阻挡黄河。虽然身为卿贰开

译朝廷以及主持文柄的人，必定低头推辞说不能胜任，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关于选拔人才的制度，苏轼曾说，学校的贡举，只是君王细微的法度，与国家的治乱无关。他的言论太过轻率，这正是苏轼学术不纯正的左证。然而立足于今天，如果一定要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像《周官》中兴起德行道义，以及两汉举荐贤良孝廉的制度，那么世俗的虚伪风气会更加严重。我私下认为，当今三场考试选拔士人的制度不必改变，改变它只会惊骇世俗，对治国之术没有益处，只需改变所考查的内容罢了。第一场考查经义，而经义不仅仅要扫除明朝所制定的八股文的各种琐碎法式。题目要求多阐述从汉代到明代儒者的成熟学说，最简略的也要包含三四种说法，也不专主汉儒或宋儒，但最终必须陈述自己的见解，用经典来折衷判断是非。这样人们必定会多阅读儒先的著作以探求圣人的本意，而不敢用浮浅的言辞来敷衍塞责。第二场考查史论，论题或关于一人一事，或关于数人数事，或关于一国天下，衡量其学识广博与决断得失的情况。这样人们必定会研习历史，而不敢以空疏的学问来钓取名声。第三场考查时务策，专门询问时事，审察利弊，不要求远引古典，只擅长考证的人不予录取，必须选取见解深刻、有经世济民之才、足以供当权者采择的文章。即使极力直言时弊，也不忌讳斥责。这样人们必定通晓世务，没有迂阔泥古的过失，并且能激发敢于直言的气概，上层的听闻也将不再被阻塞。三场合考都可以录取的，就列入前列；两场可以录取的，也予以录取；只有一场可以录取的，则不予录取。这样也不担心抄袭剽窃，就不必像唐代那样用孤僻冷僻、狭窄偏颇的题目来考查帖经，那样只会损害经学的大义，而不足以选拔人才。

译第一场考经义共三题。采用朱熹的分年法。四书、《孝经》、《尔雅》在子年考。《大学》、《中庸》不必再列入礼类，因为它们是阐明大道的关键。《易》、《书》、《诗》在卯年考。《春秋》三传在午年考。《三礼》在酉年考。第二场考史论共四题。《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子年考。《晋书》到《旧唐书》、《新唐书》在卯年考。《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在午年考。《元史》、《明史》在酉年考。第三场考时务策共五题。这是乡试的科目。第二年会试也沿用此制。这样人们就能按年份诵读学习、访求资料，而没有急于求成、敷衍塞责的弊病了。出题的范围和事项宽泛且多，士人无从揣测，那么搜检夹带作弊的禁令就可以废除了。其他如糊名、易书、回避亲党等条款，全部取消。以宽大坦易的态度礼遇士人，从而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并且以此尊崇政体。然而必须选拔有威望的重臣，审核各省的试卷。会试也是如此。那些录取而不称职的，审核要严厉震慑，比照以前的罪行加重处罚。举荐人和被举荐人都不能苟且脱身，那么人们也不敢存有侥幸心理了。那些考核童子以求进入县学的，只用一天时间，考经义和史论各一篇。县学学生以及国子监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才开始用一天时间，考经义、史论、时务策各一篇。常规考试则询问经史，分年方法与乡试、会试相同。丑年、寅年则跟随子年的安排，以下类推。这样学习就有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少年入塾，专心经史，不学习写文章，不必教他们其他书籍，那么时间充裕，人们也不会感到痛苦畏惧了。那些会试考中的举人，以及在殿廷参加选贡考试的，举人中应考教习、学正的，都在一天内考核经义、史论、时务策各一篇，而不计较书法的工整拙劣。那么从入学开始，到出仕的途径都统一标准，而号称士人的人，就不会沦为抄写文书的小吏了。考核诗赋，对身心和民生有什么益处？况且也不是古人诗赋的正体，必须废除。即使是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也不以此评定高低。选取经史、时务，每年考试，随即根据结果升降官职，不要让他们安坐不学，却获得清贵美好的官职。如果经史、时务博通，也不担心不擅长诗赋，而风雅的微妙旨意，反而因为废除排比声律的诗赋而更加振兴。取士的制度一定，天下的学术就会争相趋向它。学术以经学为根本，以史学为辅助，以时务为验证。没有浮浅空疏、迂腐固执、缄默不语的人，没有剽窃抄袭、存有侥幸心理、急于求成、敷衍塞责以及痛苦畏惧的人。士人不以小吏自居，风雅且大大振兴，确实如此。心术将日渐归于务实而不自知，而人才和事务必然都能得到治理。纵然考核士人者未必都能得到贤才，不能兼顾优劣，废除夹带禁令，有人或许靠剽窃得中，但这只是大无耻之徒，并非人人如此。大概学术不明，天下的高材生也将颓废。学术明，那么中等才能的人谁忍心自绝于善道？不变的，只有立志处于下流的人罢了。不能以一二人概括千百人，损害其大纲。学术既然明了，敢再提出六点建议：第一，开设征辟。天下之大，难道没有道德纯正、通经致用、韬光养晦、自我修养、不喜欢参加官府考试的人吗？请求备礼征召他们，入朝为侍从之臣，也是盛朝的文采仪表。不制定为固定制度，或许十年或二十年才征召一次，征召不过一二人，让大吏考察并举荐，举荐后才征召。大概这种人极难遇到，恐怕遗漏德才兼备之人，才给予这种特殊待遇。况且考核士人的制度，参用唐宋之法，而废除诗赋，必须兼仿周汉制度。虽然只有一二人，且年份间隔疏远，然而天下更加震动欢欣仰望，如同凤毛麟角、灵芝仙草，知道道义的珍贵了。第二，减少士人名额。名额广则录取必然泛滥，泛滥则人们不尊重士人，而仕途浮躁竞争、拥塞阻滞的弊病丛生。减少旧额的三分之一，也足以等待任用。继承学业的人更加知道自重了。第三，尊崇教职。学校中师儒的官职，关系到学行风俗，非常密切且重大。得不到合适的人，容易诱导士人走向不义，不仅不能约束他们。自明朝以来，被视为无能无用的官职，做官的人不想尽职。请从今以后，教职不等待大吏保举，都可以与县令互相调动。那些保举的人，在内地可以转任国子监官员，并且可以任命为中书、评事、博士。在地方可以直接提拔为府丞、副职，或者府属州的长官，与县令同等。其俸禄增加到县令的一半，使他们没有饥寒之忧而尽职。每月底将他们的名次上报郡守，郡守奖赏告诫学生，并且考察教师的勤勉懈怠，懈怠的以失职论处。他们考察学生品行的优劣，每年向学使者报告一次，学使者立即考察并加以赏罚。那么师儒的权力加重，得到升迁到清要职位，争相以风采表现自己，不甘于疲庸，激励众多士人，必然胜过过去万倍。第四，停止捐官。纳粟得高位，不是用来教化的。即使是卑官也将让他们临政理民，不得已的话，富人输纳资财得到七品以下的衔，只是区别于平民的冠带罢了，没有小的事权。仕途清静平易，官员将逐渐可以淘汰，而士人不力学就无法进身，他们的心更加安定了。第五，打破成例。南宋以来，治理国家的权力，全部归于胥吏。六官的长官属员，拱手听从。稍稍有所作为，那么老吏列举条例格挡其后。尤其狡猾的，看贿赂的有无轻重，作为引用例子的准则，出入变幻，无法预料。长官压抑得快要死，最终睁眼无可奈何。不是胥吏尊贵，而是成例太多。现在如果请求取六部的则例，全部斟酌删改，实在来不及，不如每断一事，不必拘泥成例，只以礼的典章为准。

译制定刑罚的律令，使朝廷内外各级官员遵奉并酌情执行。遇到极其重大的事情，请示上级长官，上奏皇帝裁定；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办成后上报给长官，长官再咨询中央各部。如果处理不当，部院大臣可以依据法理进行参驳，也不拿旧例作为借口。那么，普天下胥吏把持文书、玩弄法律的弊端就都破除了。士大夫得以舒展手脚，年轻学者的学问与治国之术融为一体，不再被废弃而毫无用处了。

第六，废除佛教和道教。前二十年间，白莲教等邪教滋扰数省，杀害良民，耗费兵力财力，不可胜计。如今虽然已经扑灭，但愚昧百姓私下修习的仍然很多，难以全部诛杀。即使每天用圣人之道教导他们，他们必定固执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佛道的邪说，与那些邪教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他们窃取佛道的残余言论，亲眼见到僧道受朝廷职衔，获得尊贵殊遇，拥有良田华屋，超过达官显贵和大商人，内心怎能不动摇？怎能相信圣人之道呢？必须废除佛道二教，使他们无可羡慕，又知道邪道确实不被世道所容，那么无需刑罚杀戮，人们都会改变心意了。只是僧尼道士承袭久远，一旦让他们恢复本业，大体上也没有可恢复的本业。强壮的人会铤而走险犯下大恶，弱小的则会走向死亡。请求设立一条法令：现在身为僧尼道士的听之，未曾出家的不得剃度出家。违者，师徒皆处死刑。不出几十年，天下的僧尼道士，侥幸无罪老死的，其田宅财货，由地方官查报给上级大吏，大多作为其郡邑乡里的养济院。这对僧尼道士没有丝毫扰虐，而穷苦百姓有了归宿，其利益无穷。又将两千多年的佛道二教彻底清洗断绝，不仅白莲等教无所依凭以煽惑人心，士人学习圣人之道，心思更加专一了。

这六项措施，按顺序推行，在确立取士制度之后，取士的制度才不至于成为具文，更加坚固不可动摇。因为它们都对学术有深远的帮助，是平治人心的关键。然而只有宰相、卿尹、台谏等官员，或许能议论此事。我穷居草野，说了有什么补益呢？只是出于野人的忠爱之心，古人并不非议。宋真文忠公著书，对人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拿着这本书去实行。”这预言了今天的情况，而等待良友裁正，这也是学术中的事情。志士立言，不为了一时，怎能因为没有职位就沉默自弃呢？平生笃爱陆敬舆的文章，通达时务事物之情，而没有一句话不合乎圣人之道。前人认为他是唐代的孟子，并不虚妄。自我衡量没有那样的识度，然而像苏氏那样喜爱敬舆的文章，却喜欢发表无本之议论，我也是不敢的。这或许也是本心的一点微明，可以借此告诉古人。

足下先前有五篇关于胥吏的论述，气势峥嵘，曲折绵延，我私下既敬畏又喜爱。粗略浏览，未能尽悉其曲折之处，希望抄录给我。荒溪淫雨连绵，整月不出门，承蒙足下盛情期许，便纵论写下这些。不要给世俗之人看，徒增拙劣者的诟骂。渐渐冷淡下来，只为保全道义，自我保重不尽。

译给罗椒生先生的信

戴钧衡

我在京城承蒙您的教诲，仅仅见过一面，我微薄的心意，有很多想要陈述却没有能够实现。又因为当时圣主正在居丧百日的期间，对于天下的事务没有进行大的变革，我这草野之人的愚拙诚意，怎敢登门拜谒并提出越职的请求呢？如今圣人大明升降官员的标准，各项制度全面革新，有血气的人，都在街巷中歌唱舞蹈。于是关心世道的人，认为时机已经大大转变，事情有可为。现在天下习俗的败坏，制度的毁坏，积弊深重难以挽回，如果不是贤才俊杰布满天下，这种局势不可能迅速扭转。而想要贤才俊杰大量升任朝廷，如果不改变选拔士人的方法，也必定无法得到。世上的议论者，有的想要废除时文，有的想要把八股文改为论说文，有的想要在时文之外广泛设立多种科目。我私下认为事情既然有必定行不通的，而那些议论也没有完全得当。现在只有仍然遵循国家的法令，针对其中的弊端进行变革，那么事情就不难推行，而人才也就因此涌现。现在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专门重视时文，第二、第三场的经义和策论视为凑数。有一两个留心经义和策论的，又特别选取深奥博富的词藻，章句注释的琐碎，名物象数的细微。不知道这种记忆背诵的学问，是堆砌抄写的人所能做到的，与心得和经世致用无关。追究其由来，不是士子的过错。第二场的经义，也使用时文的体裁，虽然有才学，不能贯通古今，畅所欲言，又一天要写五篇文章，不能像四书文那样切中脉理，势不得不以肤浅宽泛的词藻，加上华丽的修饰，来炫耀考官的眼目。策题所问，头绪太繁杂，对于经书不问大义微言，却列举字句传本的差异；对于历史不问兴衰治乱，却列举正史别史的名称；对于军政不问简练韬略，却列举弓矢戈矛的制度；对于学术不问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却列举音读训诂的末节。推而广之，无不舍弃大而询问细，抛弃有用而诘问无用。使得天下的士子，在糟粕中耗费精神，即使有深厚的学问，也不能不从事于抄录册子。为什么呢？一个人的见闻，怎么能记住古今数万年琐碎不经的事情呢？命令全部记住，这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吗？现在拟定第二场的经文，改为论解，义理政事的题目叫论，典章制度考辨的题目叫解，务必选择援引经书证明史实，确实有发明，关系到人心世道、经制学术的，录取它，不是这样即使好也不选。第三场的策问，经书则列举要义三四条，历史则列举某代君臣的贤否，某代政治的得失，或者某代的大事，某君臣的始末二三条，其余三策没有固定题目，主要以关于国计民生、典礼风化、人情利弊为问，不允许列举琐碎不急的事务，隐僻少见的书籍。问事少，那么士子可以根据所见发表见解，切合时务，那么就可以洞悉天下的利害。三场都精通的是上等，不能都精通，必定有一场最精通，而两场都不雷同剽窃，定为定制。第二、第三场所选拔的名额，与第一场相等。主考官，凡是所录取的时文经策，都必须刊刻颁布示谕直省，副本存在礼部，礼部大臣就可以在其中留心人才，以备日后保荐。同考官，顺天府由钦命，不敢议论了。外省则事先由督抚藩臬道府在一城的，约定日期会选，各举所知，不是素有声望的，不得调取入闱。揭晓后，同考官得士多的，监临奏请从优议叙。三科之后，人才必定有起色。五科之后，士人还不务读书，务为有用之学的，必定是下愚自暴自弃的人了。乡会试的方法既然实行，那么廷试的典礼尤其重要。钧衡曾经观察宋元名臣，如宗忠简、文信国、谢文节、畲忠宣等公廷对的策论，慷慨直言，大概即使是衰世的君主，还听任士子陈述他们的意见。现在圣圣相承，朝廷没有缺政，而士子却相沿成习，排偶颂扬，任凭天题咨询所及，都有现成的词藻，敷佐字数，长短格式大小，千手一律。

阅卷的人只以楷书工整劣拙、破体有无等作为高下，无论所习都是俗书，即使钟王颜柳再生，他们能凭字治理天下吗？先前御史戴絅孙、候补京堂张锡庚曾奏及此事，而礼部诸臣，认为国家成宪，本来不限字数，不许颂扬，请求不要议论。试想一想今天的试策，有一个没有颂扬联语的吗？有一个不计算字数的吗？再想一想圣人在上，求言正急切，如果举国初马世俊、缪彤、储方庆等策，与今日熟烂习见浮言并进，圣意将取什么呢？昔日宋高宗绍兴二年，诏令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于是得到张文忠为首选。理宗亲拔文信国第一，考官王应麟奏贺得人。现在皇上德配舜文，何难以高理二宗之事期望他。在朝方多贤者，又何难以王应麟之事责备他。刘蕡的下第，宗泽的置末甲，胡铨的移置第五，千秋之下，犹太息痛恨于当时考官的蔽贤。现在的君子，难道效法他们吗？所以钧衡私下想要当代大人奏请皇上廷试时，不再限制四策，只垂问时务一二大者，听贡士各陈

译正直的言论。否则就依照魏叔子所说的，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务来命题。每个职务列举一两项大事，让贡士选择作答。专才的人只答一科，通才的人答多个职务。阅卷大臣仔细参看审阅，务必选取通晓治国根本、贯通古今的人呈报给皇上。其余的分别交给各部大臣校阅，评定名次，等待皇上根据才能选用。这样，那么登上仕途的人，没有不事先留心经世致用之学的了。

乡试、会试、廷试的制度既然已经更改，那么各省督学的方法也应当稍作改变。士人的习气与文风，往往随着学政的更替而变化。其他省份的朝廷重臣不了解情况，请以安徽为例。过去朱竹君担任学政时，考证之学大为兴盛；汪文端担任学政时，诗古文之士大为振作。最近我的老师治理安徽，用朱子的学问教导人们，用《小学》考核士子，用《史记》《汉书》的文章来考核策论，用诗赋来考核。一时间，朱子全书、《小学》、《近思录》、《史记》、《汉书》、《文选》，家家户户购买诵读。

恳请我的老师将自己所实行的措施，酌情选取几项，上奏作为固定的准则。考核士子时命题，不得割裂圣人的言论，以及截取轻慢而不合常理的话语。岁试、科试的经义策论，完全依照乡试、会试的标准。每月考核颁布题目，一定要重视。尤其重要的是，在评定文章、教导士子之余，融入乡举里选的方法。每到一个省份，预先命令各教官详细考察诸生平日的学问品行。贤能的人加上考语，不贤的人列出劣迹上报。临近考试时，如果访查属实，分别给予奖励或斥责革除。教官如果不留心人才，或者考语、劣迹上报不实，立即参奏罢免。优贡、拔贡，一律以考察品德学问为先，不以时文、小楷为崇尚。督抚、藩臬、道、府、州、县中有不贤的人，一概命令密奏弹劾。那么学院不仅仅成为掌管文章的官员，吏治和人才，都以此为基础了。

朝廷重臣自幼读书，不甘心做无用的学问，常常为人心世道担忧。隐居田野时，凡是一省、一郡、一县的利弊，有所见闻，就写文章来谈论得失。父亲和老师担心招致时忌，就命令取来烧掉。等到进入京城，私下想说的话，更不止一件。既然想到事情没有难易，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成功；国家没有安危，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虽然有严令，但只靠法令不能实行；虽有大贤，但势力孤单不能成功。所以参考前人的言论，揣度时势，因弊病而救衰败，期望广泛进用贤才，稍微补益于圣天子造就人才的万一。而私下敢以刍荛（草野之人）的意见，献给我的老师。临写书信，不胜瞻望惶恐之至。

译停广额议

金文榜

唐天宝十年，皇帝驾临勤政楼，对怀才抱器的举人进行考试，结果全场没有录取一人。宋元祐初年，苏轼担任知贡举，因为恩科命官太多，特意上奏说，在皇帝即位之初，有这样的过度举措，称之为恩泽，这不是臣子所认识的。由此可知，国家为天下选拔人才，秉持绝对公正，臣下固然不能借此乞求恩惠，君主也不能借此收买人心。这不仅仅是重视名器和官位。士人是四民之首，居处时能教化乡里，出仕时能治理百姓。选拔精严，那么得到的士人必定才德出众，名实相符。既然尊重其选拔，也就培养了他们的声望。后世以文章取士，士人的品格已经降低。近年来文章日趋浮薄，而万寿及纪元恩榜开启，各省捐输多的人，文武大员又奏请分别增加名额，生员增加到一倍，举人也增加了数十人。他们的意思是说寒士困苦多年，没有出仕的路径，所以特意举此以示恩惠，又因为残破的郡县刚刚收复，借此收拾人心，未尝不是盛大的典制。哪里知道今天的士人，真正是有用之学的，百人中难得一个。即使长久困顿在底层，郁郁不得志，也只是谨守廉隅值得怜悯罢了。王者甄别陶冶万物，岂能让人人都满意。只是让良莠混杂，流品更加杂乱，那提拔一两个孤寒之士，使他们扬眉吐气，恩惠很小；那开启千百个侥幸之路，使他们伤风败俗，祸患很大。昔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都是一时的才俊，而裴行俭还轻视他们。聚集轻浮巧诈之徒于学校，岂能端正士风而敦厚人心。听说明初风俗朴素，生员家才开始有方桌，凡是乡里有不公之事，都争着到方桌上讲理，想见当时的士人，还能恪守古道。现在生员之多，车载斗量，乡里都把他们看作平常人，而生员还安然不以为怪，自命为斯文，甚至乖谬荒诞，种种违背情理。因此忠孝的教化衰微，乱贼的萌芽动起，小人之道兴盛，以至于异端邪说并起，而不可遏制。整饬的方法，宽不如严，泛不如精。在学校中，一一敦促勉励实行，而后激励劝勉才有效力，教化才能兴盛。不然的话，名为士人而实际不是士人，一旦出仕加于百姓，殃民误国，反而被捐官所笑。这是有志之士所以不能起来与他们争辩的原因。捐输这一途径，怎么奇怪它纷杂不已呢。

请变通广额章程片

张之洞

再者，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捐输，都蒙圣恩准许扩大学额，仰见嘉惠士林，至优极渥。只是人才有限，捐数无凭。近年楚省加广学额，日增月盛，往往一学进额，两倍原数。虽然定例加额不得超过正额，然而防剿捐输，既允许不用并计，永远暂广，又属相并而行，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辄六十之多。楚省文风虽然优秀，不再期之间，取士逾百，虽然说是拔取优秀，实际如同竭泽而渔。大学已多节取，小县更难求精。恐怕几届以后，必定导致三耦不备。而且得到过于容易，根柢浅薄，文艺粗疏。初学者略识之无，便怀徼幸之想。侥幸中者未曾学问，更没有求进之心。将向来文物荟萃之地，渐渐变为荒芜谫陋之习。不学者以为得计，老成者深有隐忧。况且人数过众，则官师之约束难。取额过宽，则士林之流品杂。这对于士习文风，关系重大。定例虽有可缺勿滥之条，然而朝廷增其名，而使者减其实，既非臣子所当为，也违背立法之本意。伏思一县菁华几何，开报动辄数万，谁用谁销，但凭口说。接踵而来者方多，在议奖时不过刻者，朝廷宽大之深恩，而呈报时不无虚滥者，胥吏朦蔽之故智。伏乞敕下各省督抚于捐输团练经费呈请加广学额者，必须切实核减，再为入告。并饬部臣将原定章程，量加变通，稍为从严。庶名器无过轻之虞，人文无日下之患。臣为培养楚省文风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推广拔贡议

陈澧

取士的方法有二：荐举和考试。论者说：考试好，糊名易书，至公也；荐举不好，夤缘奔竞，多私也。我私下认为不然。现在的拔贡，不是荐举吗？举人进士中，夤缘关节的人，难道没有吗？举人进士中，文理不通的人很多，而文理不通的拔贡确实很少。那么荐举的方法好了。其原因是什么呢？拔贡始于教官，必定尝试高等而无劣行者，否则惧怕学政诘责。学政三年一任，其试士也再，又合前任所试以稽其高下，而三年中于士之知名者，亦必有闻焉。及教官之举之也，又一再试而后拔之，非如乡试会试，以一日之短长而去取之也。而且一县而拔一人，苟文行庸劣，即不能服一县之士之心，非如乡试会试，可谢以糊名易书，而文字之真伪，素行之善否，皆不得而知也。此拔贡之法所以善也。

停广额议

金文榜

唐天宝十年，皇帝驾临勤政楼，考核怀才抱器的举人，结果全场没有录取一人。宋元祐初年，苏东坡担任知贡举，因为恩科任命官员太多，特意上奏说，在皇帝即位之初，有这种过度的举措，称之为恩泽，这不是臣下所认识的。由此可知，国家为天下选拔人才，坚持绝对公正，臣下固然不能借此乞求恩惠，君上也不能借此收买人心。这不仅仅是重视名器。士人是四民之首，居处时能教化乡邻，出仕时能治理百姓。选拔精严而录取严格，那么得到的士人必定才德出众，名与实相符。既然尊重其选拔，也就培养了他们的威望。后世以文章取士，士人的品格已经卑下。近年来文章日趋浮薄，而万寿及纪元恩科开榜，各省捐输多的人，文武大员又上奏请求分别增加名额，生员增加到一倍，举人也增加了几十人。他们的意思是说寒士困苦多年，没有出身的路径，所以特意举此以示恩惠，又因残破的郡县刚刚收复，借此收拾人心，未必不是盛大的典制。哪里知道今天的士人，真正是学有可用的，百人中难得一个。即使长久困顿于底层，郁郁不得志，也只是谨守廉洁值得怜悯罢了。王者甄别陶冶万物，岂能人人都满意。只是让良莠混杂，流品更加杂驳，那提拔一两个孤寒之士，使他们扬眉吐气的，恩惠很小；那开启千百个侥幸之门，使他们伤风败俗的，祸患很大。昔日王勃、杨炯、卢昭邻、骆宾王，都是一时的才俊，而裴怀俭还轻视他们。聚集轻浮巧诈之徒在学校，岂能端正士风而敦厚人心。听说明朝初年风俗朴素，生员家才开始有方桌，凡乡里有不公之事，都争着到方桌上讲道理，想见当时的士人，还能恪守古道。如今生员之多，车载斗量，乡里都把他们当作平常人看待，而生员还安然不以为怪，自命斯文，甚至乖谬荒诞，种种悖理。因此忠孝的教化衰微，乱贼的萌动，小人之道兴盛，以至于异端邪说并起而不可遏制。整饬的方法，宽不如严，宽泛不如精严。在学校中，一一敦促勉励实行，而后激励劝奖才有效力，教化才能兴盛。不然的话，名义上是士人而实际上不是士人，一旦出身加于百姓，殃民误国，反被捐官所笑。这是有志之士所以不能兴起而与他们争辩的原因。捐输这一途径，怎么怪它纷杂不已呢。

请变通广额章程片

张之洞

再者，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捐输，俱蒙圣恩准许扩大学额，仰见嘉惠士林，至优极渥。只是人才有限，捐款数目没有凭据。近年楚省加广学额，日增月长，往往一学进额，两倍于原数。虽然定例加额不得超过正额，但是防剿捐输，既然允许不用并计，永远暂广，又相并而行，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辄多达六十人。楚省文风虽然优秀，在不到一期的时间里，取士超过百人，虽然说是拔取优秀，实际如同竭泽而鱼。大学已多节取，小县更难求精。恐几届以后，必定导致三耦不备。况且得到过于容易，根底浅薄，文艺粗疏。初学者略识文字，便怀侥幸之想。侥幸中者未曾学问，更无求进之心。将向来文物荟萃之地，渐渐变为荒谬浅陋之习。不学者以为得计，老成的人深有隐忧。况且人数过多，则官师之约束难。取额过宽，則士林之流品杂。这对于士习文风，关系很大。定例虽有可缺勿滥之条，但是朝廷增其名，而使者减其实，既非臣下所当为，也违背立法之本意。伏想一县菁华几何，开报动辄数万，谁用誰销，但凭口说。接踵而来者正多，在议奖时不过刻者，朝廷宽大的深恩，而呈报时不无虚滥，胥吏蒙蔽的故智。伏乞敕下各省督抚，对于捐输团练经费呈请加广学额的，必须切实核减，再为入告。并敕部臣将原定章程，量加变通，稍微从严。庶名器无过轻之虞，人文無日下之患。臣为培养楚省文風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推广拔贡议

陈澧

取士的方法有二：荐举和考试。论者說：考试好，糊名易书，至公；荐举不好，夤缘奔竞，多私。我私下认为不然。现在的拔贡，不就是荐举吗？举人进士中，夤緣关节的人，难道没有吗？举人进士中，文理不通的人很多，而文理不通的拔贡确实很少。那么荐举的方法好。其原因是什么呢？拔贡始于教官，必定尝试高等而没有劣行的，否则惧怕学政诘责。学政三年一任期，其试士也再，又合前任所試以稽其高下，而三年中于士之知名的，也必定有闻。及教官举荐时，又一再试而后拔取，不像乡試会試，以一日之短长而去取。而且一县拔取一人，如果文行庸劣，就不能服一县之士之心，不像乡試会試，可以谢以糊名易书，而文字之真偽，素行之善否，都不能知道。此拔贡之法所以好。

译如今乡试、会试弊端丛生的案例已经显现。制度沿袭日久，弊端便多。防范也防不胜防。不如推广拔贡制度，分散士子晋升的途径。一个县的读书人中，文章和品行优秀的人必定有几位。现在只选拔一人，而且每十二年才选拔一次，这样能得到的才俊有多少呢？不如仿照乡试的惯例，每三年选拔一次。选拔的名额根据州县的大小来区别对待。他们在殿试后授予官职，与进士同等。让天下的读书人能够通过两条途径同时晋升，难道不是好事吗？至于优贡，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殿试惯例中没有一等。同治初年，官文恭担任湖广总督，奏请优贡殿试参照拔贡的惯例，从此才开始有一等。这篇文章写于同治之前，所以这样说。如果每三年选拔一次拔贡，那么优贡就可以废除了。

译请求提拔任用优贡的奏疏

湖广总督官文

臣私下考察历代选拔士人的方法，不外乎选举和考试两条途径。自战争兴起以来，议论者大多担忧科举制度的弊端，请求筹划变通的方法，于是有了开设特科、选拔人才等各种建议。臣认为我朝立法，原本蕴含着周代、汉代乡举里选的制度，这就是优贡这一途径。科举甲第的晋升，都实行糊名（密封姓名）；拔贡的考试，也重视文章才学。只有优贡是由各地方学校出具考核评语，并将品行优良的各项条目造册上报详述。学政官员访查核实无误后，先行送交吏部，又会同总督、巡抚一起考核，选择那些文章和品行都优秀的人，联合署名保举上报。每三年选拔一次，大省不过六名，中省不过四名，小省不过二名。其考察极为详尽，其选拔极为慎重，还担心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历经议定准许任职空缺没有滥竽充数。况且是在学政官员任期届满之时，其接任不久尚未真正了解的人，等到下一届再选拔。这就是皇上派遣近臣巡视各省，对于考取优贡极力慎重的心意。然而时间久了形成习俗，只是凑数，选拔时大多漫不经心，被选上的人也不以此为荣。推究其根源，是由于朝考的时候，向来沿袭惯例都列为二等。优贡诸生，没有机会展现自己，那么只是徒然在贡监中增加一个名目罢了。臣愚昧地认为，如今访求人才，与其另外设立特科，不如就按照优贡的旧章，核实选举，务必选取乡里间没有非议、名望都优秀的人。如果寻求将才，就可以访求熟习兵法的人；寻求史官，就可以访求博通古今的人；寻求博学鸿词，那么诸生中难道没有学识渊博典雅的人才吗？寻求孝廉方正，那么诸生中自有笃行实践的人。所举荐的人数少，真正的人才容易得到，时间非常充裕，采访自然周全。严格规定举荐人的赏罚，以便日后可以参照，明确显示求贤的详尽慎重，使州郡都树立风气，那么举荐必定是合适的人，章程只沿用旧制，无需烦劳特科而都能得到人才了。只是朝考的日子，似乎应该仿照拔贡的章程，也在殿廷考试，分别提拔任用，立即给予出身。或者分配在京师或外地的官职，或者授予佐贰之职，使品德学问优秀的人，得以施展效力。那么互相观摩感化，学校中更加自我磨砺了。臣等再三商议，意见相同。恳请皇上命令吏部妥善商议章程，以资激励劝勉而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谨共同上奏，恳请圣鉴。

请求慎重对待名位的奏疏 道光十三年

朱嶟

臣私下认为，赏赐是劝勉善行的常道，科举是求取贤才的途径。我国家设立科举选拔士人，每三年举行大比，录取文章才学优秀的人，贡举给礼部，称为举人，这是很盛大的典礼。上年京城附近地区遭遇荒旱，收成微薄，百姓嗷嗷待哺。即使承蒙皇恩浩荡，频繁施赈卖粮，小民已经不用担心失所。随后因为时间长久用度繁多，各官员倡议劝捐。本年二月，据潘仕成报捐银一万二千两，蒙恩赏赐举人，准许他一同参加会试。这是皇上破格的宏大施恩，也是一时权宜的极好计策，原本未曾定为常例。况且潘仕成本来是副榜贡生，距离举人只差一步罢了。赏给举人，是在破格之中，仍然寓含衡量才意的意思，斟酌而行，哪里是随意呢。后来叶元、黄立诚等人陆续报捐，经巡城给事中、顺天府府尹奏请议定叙录，事情下达给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于是比照银数，请求赏赐举人。虽然说为了显示统一，但对于圣主慎重对待名位的心意，根据才质权衡的道理，终究未能深切体会和详细考究。如果因此就形成定例，臣私下认为正好足以滋生富家子弟侥幸的心理，而阻碍寒门儒生进修的志向。查向来捐纳的条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知府以下，都准许捐纳。至于清要衙门，不是举人出身的人不得参与。官职可以捐纳而出身不可以捐纳。现在因为输银助赈的缘故，而得以成为举人，那么尚未登仕版的人，将可以报捐中书；已经位列部曹的人，又得以保送御史。纷纷然竞相走捷径，滥竽充数清要班次，想要肃整官阶，也已经很难了。况且准许他们一同参加会试，那么得陇望蜀，认为举人既然可以侥幸获得，进士何难猎取。于是趁着这种势利，买通关节，雇佣枪手代替，种种弊端，在所难免。臣所以说滋生富家侥幸心理的就是这个。至于单寒下士，既然不能穿鲜衣华服，奔走于权势之路，又不能按例纳财，达到显贵之地。他们之所以系属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不倦以穷究经义、砥砺品行为务，而没有很厌恶抛弃的，实在是因为举人这一途径是进身的阶梯罢了。现在如果把众多士人进身的阶梯，作为一时劝捐的计策，不论学问的深浅，只比较输银的多少，如果能累积万两，不啻于升三级，一经报呈，便如同登第，那么人们将说富者无所不可，贫者又能做什么。文章不足为贵，科名也显得轻贱。识趣日益卑下，术业逐渐废弃。臣所以说阻碍寒儒进修志向的就是这个。颇失士人望，徒长侥幸心，以为故常，未见其可。议论者只认为请求赏赐花翎，不便率行议准，而请求赏赐举人，不知道花翎、举人，都是圣朝的名位。而细按之，那么花翎实为器物，举人虚名也。实器以

译等待有功之人。用虚名来彰显有德之人。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那些出资助赈的人，急公好义，固然不可不酌情加以奖励。然而在士人百姓中，或许酌赐匾额，或许议定职衔；在官员绅士中，或许准许加级，或许给予升迁的机会。这已经足以表示鼓励并劝导人们踊跃捐助了。至于请求赏赐举人功名，所得到的益处很少，所造成的损害却很多。应当请求圣旨，命令顺天府五城以及各省直省的总督巡抚，此后地方偶尔遭遇水旱偏灾，如果有真诚捐助应当嘉奖的情况，一概不准援引旧例，冒然请求赏赐举人功名。这样制度确立而人们断绝非分之想，阶层分明而士人多能磨砺意志，而对于劝善赈济百姓的大道，也就没有妨害了。

译请求停止推广捐纳军功举人、附生事例的奏疏 咸丰二年 季芝昌

臣等接到户部咨文称：推广捐纳事例，请将捐银五千两的恩拔副优贡生、廪生、增生、附生，以及曾经乡试录取的贡监生，恳请皇上赏给军功举人出身；捐银三百两的俊秀童生，作为附生。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臣等遵旨咨行到臣。

查近年以来，河工军务，费用浩大。国库既未充盈，捐输又难踊跃。户部大臣尽心计算，竭力筹划，又因读书人终年苦读，却无途径进入仕途。若能急公好义，报国效力，即是同仇敌忾。因此在无可筹划之中，采取优加鼓励的办法，调节盈虚，确实是一举两得。

但历届事例，内从郎中、员外郎，外从道员、知府等官，都允许捐纳。唯独举人、附生，从未议及。确实因为捐纳与科举，同属仕途。既然为富家子弟广开登进之门，就应为贫寒士子保留出身之路。两者并行，实不相容。

士子读书应试，争相自勉，以求为国家所用。而必须限定名额，严格选拔，使人们知道科名值得尊重，无才者不能混淆。激励士气，谨慎品行，都在于此。如今广开捐例，使人们得以进入仕途。朝廷特别施予殊恩，庸才或许多有误会。荒疏者可以冒滥，躁进者得以遂其侥幸之心。不仅有碍士风，更恐损伤吏治。

虽然军功事例，原属暂开，随时恳请皇恩，不占正额。但须知天下人心，爱名与爱利相等。举人、秀才因考取而得，则人们知道学成有用，并足以成为乡里的荣耀。若由捐资而得，则凡是家计充裕者，无不可获得此名。这样科举也就不足为贵了。

这违背了朝廷求贤的本意，堵塞了士子上进之心。恐怕此例一旦实行，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况且举人这一途径，允许参加会试。明年赶赴春闱，一经考中，即可得官。新例招徕，其势尚便。俊秀捐监，只需银一百八两，允许参加南北乡试，无须月课岁考。如今以三百两捐作附生，捐项既增加两倍，又有月课岁考的拘管，且只准参加本省乡试，不准兼赴北闱，则乐从者恐怕很少。

臣等具有天良，深受皇恩，当此皇上宵衣旰食、忧勤国事之时，深恨补救乏术，岂敢对户部大臣筹定之事，妄加议论。但于士习人心，确有关系。既有所见，即不敢缄默。因此竭尽愚诚，冒昧陈述于圣听，仰祈皇上斟酌决断。

臣等又思，前次臣王懿德请求发行钞票，原虑及财政不充，为因时变通之策。当时臣季芝昌尚恐不免流弊，未敢会同。如今两弊相比，只取较轻者。与其徒损国体而无甚裨益，孰若姑且采纳前奏而渐冀流通。在朝臣工，曾有行钞条议。如蒙皇上敕令户部大臣悉心筹划，妥为试行，或别有良法美意，使物力可丰，国储日裕，臣等不胜愿望之至。

请求停止推广捐纳军功举人、附生的奏疏 河南学政俞长赞

咸丰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准署理巡抚陆应榖咨行户部具奏推广捐纳事例一折，奉旨：依议。钦此。并将条奏抄出到臣。

臣查该部原奏，系因楚粤等省军饷紧要，不得不于无可筹划之中，暂为万不得已之计。军务告竣，即行奏停。在户部大臣之意，岂不知名器必不可假，定制必不可变哉。徒以时势所迫，无策可为，为此得寸得尺之计，以冀其有益耳。

然以臣臆见度之，非徒无益，害且有不可胜言者。请为我皇上陈之。

世所贵乎科名庠序之荣者，原以其读书明理，秀越凡民，以是登之学校，继以宾兴。朝廷既爱之重之，斯士乃不敢自轻耳。若不以学进，而但以资进，其怀才而未遇者，臣知其必深以为耻，甘心终老于牖下，而不以枉道求荣。其挟财而思进者，臣又知其多内不自安，或恐见鄙于乡闾，而不免以观望自阻。

又况以言乎名，则银数五千两者，尽可立登仕版，何途不可就，而必就此正途中之异途。以言乎实，则监生附生，乡试同一中式，又谁以加倍之数，博一青衿之虚号。是推广例本属于无益，其理显而易见。

户部大臣特以度支支绌，一旦苟且之政，适以病民而生变。又深知我皇上痌瘝在抱，万不为朘削百姓之图。惟此暂济当前而无关民事者，意谓新令一下，人必乐输，似亦不妨从权。不知涓滴之润，无补江河。国之大体，一失莫挽。

臣所虑者，军事从此不可问，民事从此不可问，天下大势亦从此不可问也。所谓军事不可问者，军兴以来，官所恃者招募，乡勇团练居民，甚至婴城固守者，大

译这不过是半吊子绅士的力气罢了。他们难道仅仅是为了家乡和身家计谋，各自顾念私利吗？也是因为圣朝深仁厚泽，养育士人、尊崇儒学，二百年来，百姓生活在皇恩之下，那感动深入肌肤骨髓的情意至深。又因为凭借文学出身的人，就是众人期望所寄托的对象，所以慷慨地亲身承担而不推辞。其中协同尽力的人，贫寒的士人尤其多。现在如果让富家竞相依附清流，而贫寒士人气愤激动、心灰意冷，局势将会纷纷瓦解。在紧急关头，必定导致呼应不灵。官吏的势力，愈发变得孤立。其危害不止于士兵不服从命令。即使想要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呢？更有甚者，臣听说逆匪所张贴的伪示，只列举贪官污吏的罪状，没有一句话提及朝廷。确实是因为我国家元气充沛，毫无破绽。我皇上继承大统，兢兢业业，他们更没有什么可以借用来作为名义。现在一旦采取这种权宜之计，让他们得以援引作为借口，奸诈狡猾之人煽动，无知的善良百姓，纷纷跟随，那祸患就会更加深重而无法解脱。想到这些，令人寒心。所谓民事不可询问，是因为小民的愚昧，只以士人的看法和听闻作为判断标准。道光十三年，升任御史朱嶟奏请停止赏赐举人，奉旨允准之时，臣还在学宫读书，侧面听到感激颂扬的声音，溢满学校。下至平民商贩，无不欢欣鼓舞，都说先皇帝振兴士气，体谅士人的心情。探究其来源，都以士人的舆论为标准。大概士人是百姓的期望，而士人进身清贵，又是百姓都知道的。臣每次巡视考试经过城市村镇，看见张贴劝捐告示，就有许多人聚集议论。捐纳的例子百姓本来就很熟悉，流言蜚语尚且很多。如果举人、贡生、附生忽然有了这一条捐纳的途径，必定导致喧哗嘲笑。臣恐怕所谓喜好正义、急公好义的人，终究寥寥无几，而在旁边私下议论的人，却是天下皆然。况且地方学校各官，所依靠来激励学校、教化引导民俗的，恐怕也是想说却又吞吞吐吐不敢直言。又何况各省把持官府、在乡间专横武断的人，举人、贡生、生员固然也不免其中，而武举、武生，不知道诗书是什么事务，乡间愚昧之人纳监，专门把顶戴作为护身符，为害尤其严重。

译如今如果突然增加军功、文武举人、附生这一途径。这些人进身不正。况且将凭借权势压迫百姓。地方官考虑到他们已有功名。往往不再深究。臣知道含恨忍气的人日益增多。都将归咎于法律不善了。天下是由百姓积累而成的。军务是由民怨逐渐引发的。臣说军事民事的危害到了这个地步。天下大势不问便可知晓。汉代臣子徐乐曾说。天下的祸患。在于不安定且容易变动。所以贤明的君主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了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修明政事。从而消除尚未显现的祸患。如今楚粤的祸患已经显现。尚未显现的祸患也不少。正想着如何安定它。反而可以激怒他们使之变动吗？恳请皇上果断确立纲纪。命令下部臣无论章程是否已议定。迅速通令各省一概停止。这样国家体制不至于丧失。人心更加坚定。军务最终不愁不能平定。否则求利未得。祸害已经随之而来。臣深受两代厚恩。极其优渥。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值此皇上宵衣旰食、焦心劳虑之时。如果对国事稍有裨益。怎忍心妄发阻挠之词。无奈政体关系重大。实在非同小可。是非利害。分明难以歪曲。不揣冒昧。恭敬陈述愚诚。不胜惶恐急切等待圣命之至。

卷六十七 礼政七 宗法

宗法议

成毅

本邑先贤旸谷黄氏撰写《家礼》一书。首先讲求宗法。详细记录程朱的学说。并加以裁断。认为大宗主持全族的祭祀。小宗主持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祭祀。居住必须有祠堂。祠堂必须供奉四代祖先。亲尽则迁入祧庙。祖先迁移、宗子更易。完全符合古礼。我愚昧地认为宗法确实很好。然而如黄氏所说。以及他所引用的先儒礼经。似乎只有拥有封国和家族的诸侯大夫。才可以谈论。施行于士人和平民。必定有所不便。试详细论述。古代有世袭的贵族。有世袭的贱民。贵族如果不以等级严加约束。其势必相争。平民没有这种忧虑。所以贵族主张尊尊。尊尊所以祭祀隆重而丧葬简略。贱民主张亲亲。亲亲所以丧葬隆重而祭祀简略。祭祀隆重而丧葬简略。所以三庙五庙。关系越远。期功以下丧服就断绝了。丧葬隆重而祭祀简略。所以缌麻、袒免。都必须严格。而父亲以上祖先的祭祀就断绝了。贵贱的区分各自不相混淆。这是不可不辨明的。况且从命士以上。才开始有土地、俸禄、名位可以世代相传。有土地、俸禄、名位可以世代相传。那么他们的力量可以世代守护。不废先人的祭祀。平民从官府受田。百亩的收入。仅够养活自身而已。未曾听说国家另有厚待平民中作为父亲后人的措施。而唯独责成嫡长子孙敬宗收族。不是太难了吗？至于后世。尤其不能做到。百亩的田地。不能世代拥有。而平民留给子孙的财产。又没有特别厚待嫡长子孙的惯例。几代以后。不能自存。比比皆是。却说嫡长子孙。能独自凭借土地、俸禄祭祀先人。世代不废。有几家呢？就像宋明以来。贵族可以设立五庙。而朝廷没有世禄。那么其后代必定衰微。作为宗子的人。必定有财力不足的时候。况且既然推举为宗子。必定是贤智且尊贵优越于族人的人。贤智必定教育完备。尊贵优越必定供养丰厚。能必定嫡长子孙。世代足以自给自足吗？不能自给自足。那么必定由族人代为谋划。这也是不可持续的。况且再举出古礼经来证明。《礼记》说。平民没有宗庙。又说平民在寝宫进献祭品。凡是平民不能世代祭祀先人。就在父亲的神位前进献祭品。由嫡子主持。终身兄弟听从命令罢了。这就是汉诏所说的“民为父后者”。现在说设立大宗以主持全族祭祀。百世不改。设立小宗以主持高祖祭祀。五世则迁。这是平民都得以拥有宗庙。都得以祭祀到五世乃至百世。不显然与经典相违背吗？又古代治理百姓的方法。详细记载于《周礼》。族师、比、闾、邻、酇的长官。宣读法令谆谆告诫。为何没听说委托给宗子。让他治理族中的政令祭祀呢？又如命令国民合葬。掌管政令的是墓大夫。为何没听说由宗子掌管呢？那么古代宗法未曾施行于平民。尤其明显显著。况且宗子有君道。有君道。那么凡是作为宗子的人。都能使伯父、叔父、伯兄以及伯叔祖、曾祖臣服于他。如今法律论断亲属。为何只以尊长卑幼及丧服的疏密亲疏作为定断呢？大体上谈论礼制的人常常拘泥于古法。而不深入探究古人议礼的本意。以及后世时势所不可行的地方。不敢变通。无怪乎礼教越来越衰微了。我们家乡旧俗。各族有一个祠堂。祠堂选择一人作为族长。上主持族中的祭祀。下治理族中的教诫。衡量礼制。并不违背。而议论的人或许说体统不够尊贵。以及多有不公正败坏家事的人。急切援引宗子之说认为更好。然而能必定教育无素的宗子。定为贤智吗？似乎确实不如族人共同选择推举的人尚足以称为家督。我固然认为宗法确实很好。无奈时势有所必定不能施行。

复宗法议

冯桂芬

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井田制和封建制。一旦废除就不能恢复。后人颇有议论恢复的。我私下认为恢复井田制和封建制。不如恢复宗法。宗法。是辅助国家养民教民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