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　吏政五考察

译说这样做并不能消除严苛与蒙蔽，反而既损害了宽厚，又损害了严苛。凭什么证明是这样呢？《淮南子》说：“舍弃大道而依赖小术，不足以禁止奸邪，混乱反而更加滋长。”《说苑》说：“聪明而徇私，不如愚笨而公正。”陆敬舆说：“考察过于精细就会多生猜忌，对事物多生猜忌，下属就会防备避嫌，所以苟且偷安的祸患就产生了。”苏子由说：“设置很多堤防来抵御他们的变诈，那么他们的智谋，就会有超出堤防所不能防范的地方。”江民表说：“考察太细就会听到别人的过错，下情不通畅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听到别人的过错，奸邪就产生而刑罚就增多；看不到自己的过错，内心就闭塞而祸患就萌生。”所有这些，都是说多作考察的危害很大。做官的人，果真能清除嗜欲而广泛地观察倾听，那么诚信、虚心、公正而明察就会产生。即使有妖魔鬼怪，也将无处藏身而全部暴露。我只就那些暴露出来的，公开惩处一两个人来警示他们。那些还有所掩盖而没有立即暴露的，终究不是对政事有极大危害的。我公开有所崇尚，公开有所惩处，而不必暗中有所侦察，使得他们能够侥幸我不知晓，从而暗中消除他们的疑虑畏惧和生变之心，以改正错误而趋向善良。这是用极度的严苛来约束他们，用极度的宽厚来包容他们，用他们的智虑所能达到的地方去转移他们智虑所不及的地方。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如果说要多作考察，是要自己运用明察呢，还是依靠别人来明察呢？自己运用明察，那么揣测未必一定准确；依靠别人来明察，那么就要忙碌地每天从事访查询问。访查就会有人伪造，询问就会谗言到来。于是作奸犯科的人封闭禁锢来防备我，结党营恶的人阿谀比附来蒙蔽我，挟带私怨的人飞短流长来欺骗我。即使其中可能有可以寄托耳目的人，开始用揭露是非来取信于我，接着就会夹杂是非来试探我，最终反而颠倒黑白来扰乱我。像这样一一去揭露，有揭露不完的。像这样减少揭露，又何必取法于多作考察呢？况且我已经考察而知道了实情，虽然减少揭露，而不揭露的人怎么能不在言辞神色之间毫无表现呢？他们也知道我知晓实情，却不见我揭露，就会认为我是畏惧他们而不敢揭露，或者是自己有顾忌而不能揭露，又或者是想要揭露的只有这些，其他的都不愿揭露而放任他们去做。那么谁不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像当初那样掩盖，害怕或许被知晓而严罚立至呢？多作考察的危害竟然达到这个地步。有人说：“你的议论很正确，而简斋所说的，是用权术来辅助而容易见效。从前赵广汉的钩距之法，问这个可以得到那个，对于左右的话，符合我心意的不回应，不符合我心意的也不回应，让他们没有途径揣摩探取，而我已经完全知晓实情，然后一举制服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多作考察而少加揭露，不也很好吗？”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汤来止沸。运用权术的偶然成功，哪里比得上推行诚信的恒常有效。自己既然推行诚信，就可以要求别人向善；自己先蓄积欺诈，怎么能期望别人诚信。用欺诈来制服欺诈，是用欺诈招致欺诈。而且一个欺诈能抵挡众多欺诈吗？喧闹的市场，用甜言蜜语来引诱，用诡计来钓取，是因为他们过失过多而互不相闻。而长久设立的店铺不是这样。两军对阵，用欺诈出奇，用奇兵制胜，是因为他们互相攻伐。而共同制作的矛戟不是这样。我所统辖的人朝夕在我身边，又长久相处，却用市井之心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敌国，危险吗？不危险吗？常常见到庸才安然处在众人之上，而用智谋驱使、权术驾驭的人，没有周身的防备。皮革坚硬则兵器锋利，城墙建成则冲车产生，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简斋不是另有话说吗？‘种植荆棘的人，白白遭受刺伤；种植桃李的人，最终饱食甘甜。’为什么这里谈论严苛与蒙蔽却不这样认为呢？我用这些话告诉所有在位驾驭下属的人。”

译先前因时论七巡按

吴铤

汉代派遣刺史巡视郡国，以六条规定来省察治理状况。明代设立巡按御史，官阶仅七品。顾氏认为一年一任是好的，他说：“监临的职务，不可以长久担任。长久则感情亲近而弊端产生，威望轻贱而法律被玩忽。所以一年一任的制度，是汉代的法律所不及的。”我认为监临的职务，巡视四方，访问风俗，能够得知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善恶。既然没有牧养百姓的实权，又没有常驻的驻地，奉君主命令巡视郡县，却掌握着罢免和贬斥的权力。官阶低微足以勉励臣下立功，奖赏厚重足以彰明法度。督察严厉则官吏都畏惧而不敢作奸犯科，见闻贴近则百姓都安宁而不至于失所。这就是巡按的职责之所以能以小制大，沟通上下之情而决断壅塞蔽障的危害的原因。然而也有应当变通的地方。监临足以制约知府知县，如果常设此职，就会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知府知县恐惧于威势，而巧妙地趋利避害，这是第一点。监临巡按，以卑贱临视尊贵，属于特例，如果常设此职，那么权力恐怕会不统一，不符合用尊贵治理卑贱的本意，这是第二点。监临应当有办法使其威望加重，如果每年就省察，那么知府知县视为例行公事而威望也轻贱，这是第三点。巡按在于任用合适的人，每年就迁调更换，难道能都是贤能之人吗？恐怕对治理没有补益，这是第四点。吏治的得失，以巡按为标准，如果一年一任，那么知府知县的升降，其法规过于严苛，这是第五点。所以巡按的制度不必常设，制度凡是三年就派遣一次，以期任期届满，升降官吏，省问风俗。虽然比明代的制度稀疏，但是没有上述五种弊端，而知府知县也有所忌惮而不敢放肆。这也是考察官吏、省视百姓的方法。

致事记

周悦让

光绪二年丙子年，京察既已完毕。吏部发文通知各曹司，凡是庶僚年龄六十五岁以上的，在二月初九日丑时，期集于左翼门下，点名带领。这天黎明，被引见至养心殿的，共有十七人。奉旨着照旧供职。啊！周任有话说：“能施展才力就任职，不能的就停止。”而才力随年龄而盛衰，所以《曲礼》说：“大夫七十岁就退休。”如果不能谢职，就一定赐给他几杖。至于士则没有记载。或许也是跟随大夫的例子呢？还是因为其职位卑下而才力容易供给，于是稍微优待宽容他呢？柳下惠三次被罢免而不离去，侯生七十岁而抱关守门，汉代的冯唐、颜驷，都在郎署中白头到老。他们这些人都是怀抱利器，想要施展其未尽的才力，所以强力忍耐，修养自身以有所作为，不是末俗中那些钟鸣漏尽而夜行不止的人所能借口的。现在的京察，只有一等者得以引见，其次则涉及年例。大概大吏所举荐的，未必都能恰当；即使其所留任的，也不能全部合适。这早已在朝廷的明察之中很久了。但是临轩时所见，不过是一拜一起一话一言之末节。如果不是年龄大衰的人，都能尽力做到。大吏已经明知其应当离去，而姑且留任以待皇上察验。作为小吏的不自行引退，又侥幸皇上未必全部察验，见其不能胜任，而借此以求容身。这对于侍奉君主的礼节都有未尽之处。我应当离去已经很久了，恰逢有公事过错尚未澄清，待罪所以留任。等到事情澄清而正好遇到察典，吏议认为此时引退的人是规避。现在察典结束了，下考的小臣，侥幸因年例，得以一睹三圣的清光。退而从容投劾引退，对上以铭记朝廷的鸿恩，对外以成全大臣白驹的雅意，对内以遂行一辞而退的初心。持此归老田里，大概不违背古良史的遗训，而有以自适于没齿而无怨了。礼部祠祭司主事，以员外郎选用，官年六十七岁，实年六十九岁。致事周悦让记。

请饬部臣实心辅政疏 道光三十年

龚文龄

我私下认为，立法并不困难，用法才困难。《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确实是治理的要务。我们皇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凡是有臣工敷陈奏对，无不降旨施行。各部臣如果能仰体圣意，本着忠爱之忱，综核名实，那么天下的治法就从此产生了。为什么呢？天下的治法散寄于督抚，而都总持于六部。部中条例具备，但是司员稍微欠缺精详，就坠入蠹胥的术中而不自知。由此蠹胥权重，外省事件中害怕被部里诘问的，日以贿赂行事，名叫部费。而其中关乎准驳的，淆乱是非；关乎责成的，迁延岁月。司员未能严剔蠹弊，部臣也只据说堂数言，不再精究底蕴。或者几件，或者几十件，执笔判稿，取办于仓猝立谈之间。所以同一复核事件，而各司彼此不同，一司前后互异。虽然说堂官职要，不同于司官，职详而事不经心，弊端由此滋生。这难道是大臣公忠体国的道理吗？立政而不以实，那么文诰虽然繁多，不足以震动天下之耳目。我常看见各省奉到部文，不过以照抄转行为了事，州县也只以出示晓谕为了事。其利不兴、害不除的，是州县奉行之不力，疆吏督率之无方，而实在是由于部臣考核之不严。大概各省奉行诸事，都视部文之缓

译急。认为迟缓与迅速。他们习惯于看到督责期限只是虚有其名。苟且安于眼前。从未有人执法而议论。其后便相继陷入懈怠玩忽的歧途。习惯于懈怠玩忽。天下还有什么利益可以兴办。什么祸害可以消除呢。这种懈怠玩忽的习气。不像贪婪劣迹那样明显可见。言官从哪里得到实情。列入弹劾文书。至于部臣则根据他们咨报的文书册籍。仔细核查。其中的得失真假。没有不知道的。却不据实纠举参奏。恐怕失去人情。自己甘愿推卸责任。那么吏治的不振。固然由于部务日益松弛。臣阅览邸报。知道上年办理清查章程。极切中要害。然而道光初年。安徽巡抚奏明。交代册内。前任得以掩饰虚报。后任敢于通融变通。都以“存库”二字。作为巧妙规避实际亏空的方法。请求此后将征收存留的银两。全部批解。不准开列存库的名目。又地丁、漕项、芦课等款项。多次清查。其中有垫完民欠的名目。早已申令严禁杜绝。为何不到几年间。迁就徇私。凡是册报到部。仍有以垫完漕尾抵充的听之任之。存库不解的也听之任之。又更严重的。地丁二参。有超过规定期限才上报的。有长期超过规定期限最终不报的。部中难道不能扣足规定期限。将该藩司缓报与不报者。分别指参吗。那么亏空酿成巨案。内部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举出这一端。其他事务的颓废。可以类推了。相应请旨饬下部臣大加振作。遇事讲求。存有至公无私之心。遵守画一不二之法。不要避嫌怨。不要怕繁劳。尽一分实力。则各省实行一分实政。其有特旨通行。及议奏准行的。逐案登记。令各省将所属州县是否奉行。及奉行有无成效。立即予以劝惩。仍将所劝惩的某人某事。随时报部。其或玩忽部文。屡催不应。则其督率无方。已可概见。进而指摘纠参。使天下畏惧部臣考核的严厉。不敢虚应故事。然后兴利除弊。自然有月异岁不同之象。而不必担心积重难返了。臣一介庸愚。不知治体。蒙皇上虚怀采纳。敢不愿效刍荛之献。窃谓国家官制。内外相维。言吏治而正本清流。必部臣振作有为。庶疆吏奉法谨慎。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译论因循之病疏 咸丰三年

翰林院孙鼎臣

奏为因循之弊。用法以治其标。用人以治其本，谨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自愧愚陋，忝列清班，仰见皇上三年来励精图治，未曾间断，然而成效尚未显著，积弊尚未清除。众臣不能尽力尽忠，辅佐达到大治。近日特降谕旨，以因循之弊训诫臣工，期望深切，忧虑深重，言辞恳切悲切。凡是有心知血气之人，无不感激涕零。臣虽无知，怎忍不抒发愚诚。

臣以为因循之弊，由来已久。当初人情习惯于安逸，习俗趋向于浮华，只知道徇私情以讨好，避难就易，无人愿意任怨任劳。逐渐导致百事废弛，知道罪责无可推卸，便相继进行欺瞒掩饰。欺瞒掩饰既已穷尽，又进一步变为抗拒懈怠。如今朝廷纪纲肃清，而臣称之为抗拒懈怠，实在是因为近日威令有时受阻而不能施行，谕旨大多被搁置不顾。

廉昌、胡方谷因岳州失守，刚刚奉旨议定罪名，随即奏称病故，那么皇上想要施加刑罚却无法施加了。刘长清、余莫清奉旨解送刑部，至今未见解到。博勒恭武、阿克集阿奉旨查办，至今未见查办奏报，那么皇上严加追究的人无法追究了。

赏罚出自朝廷，执行则在督抚。如今判词已定的，放纵他们侥幸逃脱显赫的杀戮；严旨催查的，让他们苟且拖延时日。徇私情而废国法，这难道不是抗拒懈怠吗？军营事机紧急，尚且如此，此外办事懈怠，更难穷究诘问了。

如今敢于欺瞒掩饰、抗拒懈怠的人，逆料皇上课验功过、论定罪责，一律依照成例，所以他们营私枉法，无事不与成例相违；等到他们取巧附会，则无事不与成例相合。甚至有陈奏在前，似乎有把握，等到事情将要中途生变，又能托词借故，巧妙地推卸责任。大概他们习知皇上待下宽仁，所以全无忌惮。

伏读上谕，“猛以济宽”乃是今日之急务。圣人之言，洞察情弊了。只在于断然施行而不犹豫罢了。

如今办事拖沓懈怠，贤与不贤没有区别。贤者按资历晋升，不贤者也按资历晋升。不贤者巧滑圆滑，似乎有才；贤者方正严肃、朴实真诚，近于迂腐拙笨。贤者容易显露短处，而不贤者容易显露长处。风气浇薄，人才日益败坏，因循之弊实在由于此。想要从而转变它，又不仅仅在于用法严厉，而在皇上以知人之明作为用人的标准。

知人没有比勤于考察更有效的，考察没有比勤于召对更有效的。从前唐德宗说奏对的人，少有忠良，多探察意旨，试着加以质问，便立即理屈词穷。陆贽因此请求多次召对臣下，允许他们论述事状，他所说的接纳士人的道理、听取言论的方法，极为详尽。

近日臣僚每逢召对，大半揣摩预备，就事敷衍，多游移之语，无切实之言，无益于圣聪，辜负了延访之意。然而考察之法，舍此无由。倘若清问所及，旁推博举，反复曲折，务必穷尽其情。一次不够就两次，两次不够就三次。从部院以至九卿科道，轮流入对。不出一年，各衙门人员，才品优劣，没有谁能逃脱洞鉴。

至于引见州县及月选官员，皇上如有欲问的情形事件，时常选择一二赐予对答。既以考核贤否，又得访问地方。纵然不能立即得到全貌，彼此互相参证，久而久之，天下利弊，都在圣心之中，人才也无不归于照察了。

至于用人，除三年考绩及随时甄别外，我朝列圣曾屡次降特旨考察臣工。顺治八年，谕吏部具列部院堂官职名，亲自裁定；又因吏治弊坏，谕各督抚严行甄别。十七年及康熙元年，甄别在京部院官员及外省督抚。雍正元年，乾隆元年，谕各督抚甄别所属知府。康熙五十一年，雍正元年，甄别翰詹官员。顺治十八年，康熙二十年、三十四年，雍正四年，乾隆二十二年，甄别各部院司员。

大概考察不嫌于密，所以在照例甄别之外，又时常用特旨举行。成宪昭垂，诚为澄叙官方的令典。

此外又时常有特诏褒奖，破格迁除的。如于成龙以清操优赏官衔，郭琇以骨鲠擢至九卿，陆陇其以廉吏授之谏职，杨名时以宿儒特赐宣召。多方鼓舞，庶几职得其人。

皇上操持磨砺人才之权，用舍所在，四方观听。昨日谕各督抚将属员实力甄别，以振纪纲。察吏安民，计无过此。

臣以为大吏是属吏的表率，京官又是外官的表率。诚仿从前故事，将在京部院各官，及在外各督抚，特行甄别，则纲举而目易张。淘汰一番，风气立变。而又随时择其廉直公正，为圣心灼见，众论翕服者，褒擢一二，以为之劝。使天下晓然于圣意所在，顾禄位

译那些只顾保全自身家业的人，也应当考虑改变志向，积极向上。人心逐渐转变，人才自然就会涌现。总之，因循守旧是弊病，运用法令是治标的药物，任用人才是治本的药物。治标与治本必须兼顾，法令与人才必须并用。如果只依赖法令而不任用人才，那么整顿不久之后，欺瞒掩饰的情况依然如故，抗拒懈怠的情况依然如故，法令的功效或许也就穷尽了。臣恭敬地体悟圣上的谕旨，私下看到皇上渴望治理好国家的愿望非常殷切，因此敢以浅陋之言，冒昧地呈上以烦劳圣听。这些愚昧浅陋的看法，是否得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译奏为京察届期，请旨申严旧典，举劾并行，以昭核实，仰祈圣鉴事。

伏思京察是三载考绩，与外省大计、武职军政，关乎升降黜陟，实在是朝廷进退人才的重大典制。然而外省大计和武职军政，都有保举和弹劾，而近年六部办理京察，除了保举一等数名官员外，其余不论贤与不贤，一概列为二等，偶尔有三等数人，仍准许留任。

臣愚以为，六部是天下各种政务的发源地，各堂官事务繁杂，每当案件送到部里，怎么能全部看清并识别？其批准或驳回的出入，全由司员起草。如果不是操守清廉、通达治理体制，外省有应当保举的人，或许拘泥于苛细，应当批准的却不批准；那些稍近弊端、混淆是非的，又或许草率迁就，应当驳回的却不驳回。得失之间，关系尤为重大。

况且今日的督抚藩臬，大多是昔日曾任京职的人；今日督抚所保举的道府各员，又大多是昔日由京职外放，且曾任部员的人。因此，今日部员的贤与不贤，又关系到日后外省人才的盛衰。

伏查道光四年七月，刑部司员恩德在侯际清案件中撞骗大量钱财，奉旨因该员被保列一等，特将原保举的堂官议处在案。圣谕谆谆告诫，不啻反复再三。然而五年京察，仍有保列一等的安志，在坐粮厅任内枉法营私。可见奉行此事的诸臣，尚未能仰体圣意。

所保举的既然不能没有滥竽充数，所弹劾的必定失之过于宽纵。况且有举有劾，就是古代的黜陟幽明，用来使贤者知道勉励，不肖者知道惩戒，新进的中材之人，都懂得勉力向善而警戒于不肖。如果像近年办理京察那样，六法不施，一概留任，有劝无惩，贤能者认为例有升进，不肖者认为例无放逐，而中材之尸位素餐者，也恬不知耻，不思有所振作，对于吏治人心，大有关系。

明年是举行京察的年份，就臣的管见，谨拟两条，敬为我皇上陈述：

一查京察条例，一等二等以外，三等停升，其应去职的官员，照六法例注考议处。这是考绩的典制，本不是专为保举而设。为什么近年办理，触犯六法的，一概不见？如果说随时甄别，不待三年，那么如刑部办理侯际清案件，工部私窃硝磺案件，司员徇利营私，屡经发觉，该堂官又没有事先纠参的。况且京察定例，守谨而才政俱平，以及才长政勤而守平者，已应列为三等。在各部堂官受恩深重，自不敢一味瞻徇，只是对于司员中科甲出身的，或许因其资历较深，不无顾惜，因而捐班杂项，也给予优容。试思名器至重，岂是为贫老而设？庶司至繁，岂能任庸劣久玷？至于有虚耗廪禄，而终岁未尝到署，或常川在署，而案件全不留心，或文理未能通晓，或奔走仅事趋承，此等人员，留之徒增食禄；更有浮躁不谨，屡经记过，徇庇书役，声名平常，此等人员，留之且恐误公。如果说人才难得，未可以一眚废弃，应请敕下部臣，于该员平日居心，及所办之事，辨其过失之公私。因公者尚可姑容，以策后效；涉私者断无迁就，何用包荒？如此，则吏治庶几责实矣。

一查近日多有不胜外任选用部员者，缘该员服官外省，虽未能称职，而部司政务，皆系公同办理，较之外任惟本员一人专主者，其事权既分，其责备亦可稍宽。然如初任未谙吏务，及守谨而才不足者，藉可于部务观摩，冀资造就。若历任繁剧，声名平常，只因劣迹未彰，幸免革废，一旦置之政事之地，复任恋栈，其于内外例案，较多熟悉，诚恐串通胥吏，流弊益滋。且既为公论所摈，彼自知迁转无阶，更难望其振作。应请敕下部臣，于外任改部人员，加意察看，其知愧知奋，勤慎在公者，照常供职外，如有始终怙习不悛，及精力衰颓，办事迟钝者，该堂官权其轻重，分别黜惩，毋稍为之姑息，以致贻误公事。如此，则人心庶几务实矣。

以上二条，申明旧章，厘剔锢习，惩而知劝，严以济宽，举错必核公平，嫌怨勿存私见，则联常弥肃，趋向日端，似于吏治人心，较有裨益。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

奏为请申明京察旧章责成枢臣事。

窃本年又届京察之期，十月间有旨通谕部院各衙门，谆谆训诫，仰见圣朝澄叙官方至意。然而臣窃以为，诸臣仍将视为故事具文，何也？积弊已深，非空言所能改变也。近年风气，

译情况一天比一天败坏。每逢京察之时，各部院堂官、司官上下钻营，全国上下如同疯狂一般。顾念私情、照顾面子，还是弊病中较轻的；暗中行贿受贿，恐怕也未必没有。不论才能操守，不论资历深浅，不论成例先例，不论文理通顺与否，所保荐的人，如果不是权贵近臣的子弟，就是浮华浅薄的年轻人。只借“当差勤奋”一句话来掩饰耳目。其实平时点派差事，大半是由请托而来，预先铺好了一等的位置。他们并非熟悉部务、确有勤劳，而是把黜陟幽明的大典，当作攀附权贵、追逐势利的捷径。既然举荐不能公正，弹劾又怎能严厉？浮躁不谨慎的官员，到处都有。这类人都善于钻营，往往受到堂官的喜爱，不仅不弹劾他们，反而想要举荐他们。历届京察所保荐的才长政勤者，有一半是这类人。又怎能期望举劾都恰当呢？

操守的清浊，暧昧难明，不容易知晓；才能的真伪，仓促之间，不容易看清。而资历的深浅、成例的熟稔与否、文理的明白与否，则是容易知晓、容易看清的。在当今世道，内外大臣中求才能操守兼优的人能有几个？何况是司员。现在所谓的才能，不过是奔走勤快、应对敏捷罢了。像这样的人，哪里算得上才能？而且往往没有操守。习俗改变人，人才难得。汉族司员对成例文理，尚不至于不熟悉，但气节操守，未必都能刚正。满族司员则成例未必都明白，文理甚至可能不通，操守清廉或许还有人，才能出众却极难见到。如今在满汉司员中，求才能操守都平庸的人，已经不多得了，又何况是兼优的人呢？

恭读嘉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的圣谕，以及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的朱谕，谆谆告诫，以资历、成例、文理作为标准。仰体圣训，大概是知道积弊已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挽回的。“任职不滥”只是空话，有举无劾，已成为顽固的习气。全才难得，与其求全责备，导致以伪乱真，不如核实选取，可以收到得人的效果。现在想要整顿京察，不详细申明旧章，严格规定处分，责成枢臣认真考察是不行的。

恳请再降下严旨，通谕各衙门堂官，严格遵守历次圣训来进行考察。各自准备一册，秘密记录贤良与不肖，共同商议后一起阅览，作为举劾的依据。首先选取才能操守兼优的官员，以备提拔任用。如果找不到，就选取资历较久、谨慎厚道、朴实无华的官员。资历过浅的人，如果不是才能特别出众，不允许借口差事勤奋就随意滥保。文理不通、成例不明的官员，不允许滥保。看似有才但轻浮浅薄的官员，尤其不允许滥保。如果有这类弊端，一经查出，或被参奏，就严格遵守圣训，按例实降，绝不宽贷。

听说近来京察，堂官大多不准备册子秘密记录。应当命令京察结束后，将册子封送军机处备查，以观察各堂官取舍的公私偏正。皇上正值年幼，皇太后垂帘听政，被保为一等的人，在开门引见之后，虽然可以通过引见观察其年力，通过召见考察其言语，但在片刻之间，怎能考察详细？那些应该弹劾而没有弹劾的人，更无从全面知晓。应当责成枢臣，广泛采纳时论，秉公考察。恳请命令枢臣，将保列一等的司员，分日传唤到，详细查验诘问。如果有不符合的，就参奏撤销一等。原保荐的堂官，严格遵守圣训，按例实降。这样核实举劾，认真考察，大家才有忌惮，稍微消除积弊，不敢视为例行公事、徒具形式了。

然而这还只是小事。部院的京察，不可不公正不严格；内外大员的京察，难道就可以不公正不严格吗？甄别的权力，虽然由皇太后、皇上掌握，但实际上是由枢臣代为行使。弹劾一个不称职的司员，不如弹劾一个不称职的大员。我私下担心，顾念私情、照顾面子的弊端，不仅仅在各部院堂官身上。枢臣果真能心地光明，破除情面，不仅能考察各部院司员的贤否，也能考察内外大臣的贤否。

译至于那些不能避免的徇私情面，不用说无法察觉出来，即使察觉出来，也不能秉公甄别。试问上一届各部院的京察，果真都公正且严格吗？内外大臣的京察，果真都公正且严格吗？各部院徇私的弊端，果真都察觉出来了吗？所察觉出来的，果真都严厉处理了吗？这样看来，枢臣已经先把京察当作例行公事的虚文了，又怎么能责备各部院的堂官呢？再恳请严令枢臣，预先将内外大臣的才能、操守、名声，谁优谁劣，谁应当举荐，谁应当弹劾，谁应当照旧任职，秉公详细考察，开列清单进呈，不得徇私庇护，应当弹劾而不弹劾，尤其不得仅仅以年老体衰没有过错，以及官职较小者，休致几员来敷衍塞责。如果不公正不严格，被人纠举参劾，只追究枢臣的责任。而考察枢臣的功过，则在皇太后与皇上。枢臣日夜在公，都有微小的功劳，但其中优劣，也很不同。如果不加区别，一概给予议叙，这是朝廷先以京察为例行公事的虚文了，怎么能为下属做出表率呢？这在于圣明的独断，不是臣下敢随意参预的。

请整顿八旗人才疏 光绪八年 宝廷

我私下认为，本朝制度，满汉并用。从前八旗人才辈出，凡是汉员所不能办理的，满员往往反而能立功。现在则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外省尚可以不区分满汉，京官满汉并列，不能通融，把十八省的汉人全部选取，还未必人人称职，旗人的数量，抵不上一个府，也一定要勉强备齐员额，岂能避免滥竽充数的讥讽？现在如此，日后可知。近年八旗文风，未见大大逊色于从前，为何匮乏到如此地步？推究其根源，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没有方法，虽然不乏读书应试的人，但专攻科举之业，所学皆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容易，捐一个笔帖式，谋求进入档房，只要能奔走攀援，即使目不识丁，不到十年即可富贵。纵然有聪明可造的人才，沾染陋习，也渐渐趋向轻浮卑佞。所以有人说档房是淹没人才的深渊，话虽近于激烈，并非过论。现在想要培养八旗人才，必须从整顿官学和笔帖式开始。整顿官学，先前已有旨意交议。至于笔帖式，则是更不可缓办的图谋。八旗走这条路的人，比其他途径更多，必须急加整顿。如何整顿？只有教他们学习条例罢了。查考试笔帖式，定制极严，现在则枪手代考、传递作弊，无弊不有。清理并非易事，既然未能立刻清除其源头，似乎不可不赶快疏通其支流。近来堂官看待笔帖式如同吏役，往往不加整顿，即使有心整顿的，也不过是严格考察，勤于簿册，让笔帖式每天到署，迎送堂官，所习仍是奔走伺候，对公事有什么好处？对笔帖式有什么好处？这仍然是引导他们变得轻浮卑佞。考试难于核实，不如在到部时核实。拟仿照外省分发佐杂、佐贰官到省考试的方法，变通试行。凡是笔帖式到部，不论实缺、候补、捐纳、考取，一律用满汉文考试，必须大致通顺，才准许作为到部。那些太荒谬的驳回，令其自行学习三年，再赴部考试。如果仍不通，仍驳回，学习一年，再赴部考试。必须能通顺，才准许留部学习。三年期满奏请留任，也必须遵例认真甄别，不准虚应故事。如果到署考试，与奏留甄别不认真的，堂官以徇私论处。各部设立学例馆，挑选深谙条例的司员，派充教习，不分满汉，把一署的笔帖式，都让他们学习条例。汉文浅薄的，先教他们学习汉文。每月堂官考核，分别优劣。每季再考，年终大考。优秀的酌情给予乌布，劣等的酌情开除乌布。三年京察，以条例案件的生疏熟练，以及差使的勤惰，分别等第，题升主事。那些不愿学习条例的，纵然翻译精通，差使奋勉，即使保举一等，也只送别项差使，不准题升主事。主事，是员外郎、郎中的阶梯，即将主稿掌印，哪有不通条例案件，而能胜任的？近来满司员中，一半都是备员，公事只依赖汉员与书吏主持，不习条例的缘故。听说直隶按察使刚毅在部时，专心学习条例，跟从学习的人很多，等到外任，很有政声，这是学习条例的效果。果真能认真学习条例，不到十年，六部当增添许多干练的满员，日后府道封疆，何至于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呢？有人说满人有笔帖式，如同汉人有书吏，无须学习条例，只重视满文。如果终身只做此官，固然不必深求，如果想做司员，则不可不学习条例了。何况积累资历俸禄，内可以正揆席，外可以领兼圻呢？学习的方法，在某司行走，就学习某司的条例，日后精通，即可掌某司印，主某司稿。如果才力有余，愿意兼习的听之。那些限于才力，不愿学习条例的也听之。有人担心因此恐怕有翻译废弛的弊端，不知道汉文不通，没有能通满文的。从前笔帖式重视满文，是怕他们追求文词工巧，而导致荒废满文，并非说不必通汉文，不必谙熟条例。现在责成他们通汉文。

译熟悉条例案牍，便说我们学习满文；等到用满文考核时，却又完全不通晓。私下不知他们究竟学了些什么。三年的考试制度原本就存在，只要能够认真甄别，又何必担心翻译事务的废弛呢？

译我恭敬地阅读乾隆二十九年的圣谕。近来听说各部院办事，只听从司员在堂上陈述并画稿，而各司的笔帖式常年不能常见堂官，他们所熟悉的不过跟班的几个人罢了。笔帖式将来都可以升用为司员，如果该堂官未曾谋面，遇到保举题奏升用的时候，只以司官的话为凭据，于情理不相符合。该堂官自然应当在笔帖式中间留心察看，遇到有可以造就、尚能办事的人，时常加以训诫勉励，以期有所成就等因，钦此。又恭敬地阅读雍正五年的圣谕。各衙门的笔帖式都是办事人员，将来升用为堂官、司官的人，虽然经过考试选取，必须慎重拣选人才补用，才对部务有益等因，钦此。仰见历代圣上培养人才的深切用意。足以证明笔帖式不仅应当学习满文，而且必须讲求部务。那造就的方法、拣选的法则，也只是教他们学习条例，而区别他们能习与否罢了。八旗人才，关系甚大。培养的要领，就在这二者。而笔帖式积习过深，尤其应当赶快加以整顿。恳请命令军机大臣详细斟酌妥善商议，决断于圣上心中。如果可取，就恳请严厉命令切实施行，不许敷衍了事。似乎不必再下交部议。六部堂官，差事繁忙，多此一举，未免更增加劳累。然而各位大臣都蒙受国家厚恩，满族官员固然应当以培植后进为己任，即使汉族官员也不至于有漠视之心。想必都认为此说正确。

密陈司道府考语疏 道光十二年

江苏巡抚林则徐

私下认为司道以及知府各员贤良与否，按例应当在年终出具切实的考语，秘密上奏一次。臣仰蒙皇上委任封疆大吏，考察官吏是我的专责，如果有庸劣不称职的官员，就应当随时参劾，原本不必等到年终。如果同在循规蹈矩之中，而才能各有长短，器量见识各有深浅，不是时刻留心察看，不容易全面了解。查上司之所以考察属员，不是在公文中观察其事理，就是在接见时询问其言语。然而各属员禀报谒见的时候，谁不能搜集地方的一二情形，以备应对？即使公文事件，有实在耗费心力者，有专任幕友吏胥者，只从表面看，很少不被其掩饰。臣私下认为考察官吏没有比先自我考察更重要的。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其心，然后能举以检验属员是否尽心。大概徇私的人浮夸，任事的人实在。凡事未经悉心筹划的，纵然能说出梗概，而将其中曲折，反复推究，粉饰的技巧立刻穷尽。如果上司的心事先未贯彻于此事的始终，又从哪里察知其真假？那么表率就很难说了。臣愚昧无能，只凭此不敢不尽的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半年来，随时考察，虽然不敢说洞察无遗，而司道府的立心行事、人品官声，还可以陈述其梗概。除扬州、徐州二府，刚刚请求补任，尚未到任，不便注考外，其余各员，谨就臣管见所及，出具切实考语，手缮清单，恭敬呈上御览。恳请皇上圣鉴。

严惩贪墨疏 咸丰四年

韩锦云

私下认为今日吏治废坏，由捐纳出身的人，逢人迎合；由科甲授职的人，也遇事干求。捧持檄文刚出，就揣测肥瘠，较量迁转，对国家设官为民的意思，漠不相关。官不爱民，民不畏官，盗贼蜂起，实由于此。自古弭盗之术，不过说安抚胜过战胜。战胜在于选择将才，安抚在于选拔良吏。大军所过，户口流离，得到良吏以善后，如同解倒悬，功劳尤其加倍。不仅被害的地区，应当急苏民困，即使安堵之所，也应当体恤下情。皇上将澄叙的权力，寄托于督抚。各州县距离省城，远近不一。督抚履任后，州县官不能远离职守，来省晋谒，贤良与否未能尽知。道府对所属有表率之责，而且耳目尤近。倘若在因公接见时，观其趋向，察其才能，又复详阅文案，暗访舆论，那么州县官的勤惰贪廉，都可以得其实际。现今审断辞讼，州县有权，而道府无权。翻控的案件，道府多不提究，而且有欲提究而州县官抗违不遵的。推原其故，皆因道府收受苞苴，事事被其挟制，甚至已经发觉，且代为掩护。此等积习，非督抚破除情面，并加参处，不足以惩颓玩。即如闽浙总督王懿德上奏请求将福建漳州府知府金崇勒休一案，实因金崇需索陋规，每因所属未能馈送，即行遇事挑剔。是公事的准驳，一视馈送的有无，骫法营私，莫此为甚。查律载监临官挟势求索要所部内财物，计赃论罪。乃该督原参折中，只说声名平常罢了，只说年力就衰难期振作罢了，所参不实不尽。此金崇所以肆意咆哮，哓哓置辩也。又如钦差大臣载龄等上奏请求将四川建昌道俞文诏革职一案，实因俞文诏在首府任内，把持公事，各官奔走其门，则其钻营

译那些通过贿赂拉拢、结党营私作恶的人，必定不止一人一事。经查，俞文诏是通过捐纳出身，器量狭小容易自满，若不善于巴结上司，不敢如此大张声势。该大臣等奏请将俞文诏免职斥退，对于结党营私、贿赂拉拢的各种情状，未能彻底追究，这早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臣私下认为，只有治理好人，才能有治理的法度；而执行法度必须先从上层开始。如今想要随时整顿，难道一定要把所有人都诛杀吗？总督、巡抚的风向旨意，是众人所向往的方向。只要明确显示赏罚，那么那些不可任用的人都将有所转变，乐于为我所用。高级官员坚守正道，然后秉持正道的人才会来；高级官员没有私心，然后营私舞弊的人才会退去。那些坚持到底、贪婪无度的人，是自己招致罪过，不可宽恕。现在各省有盗贼的地方，大多以官员的贪婪蛮横为借口。治理盗贼，法律上无可宽贷，尚有拟加重处罚的条款；治理官员，罪责归于其源头，怎么能听从从轻处理的议论呢？应请皇上旨意，命令各省督抚，对所属官员详细谨慎地甄别。如果有贪污的迹象和赃款，就应当据实严厉参劾，按照法律惩治，不得以革职或勒令退休了事。这样，被参劾的人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不敢藉口挟制；未被参劾的人也可以震慑他们的心，必将勉力成为守法良吏。从此吏治和民风，就会蒸蒸日上。这是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译请求严格淘汰劣等官员以整顿吏治的奏疏 咸丰十一年

监察御史朱潮

私下认为，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议论时务的人，说筹办军队，说组织团练，说商议军饷，这三项是当今的重大计策，朝廷内外聚集谋划，不遗余力了。有以爱护百姓的说法进言的，有人认为是迂腐空泛而没有近效。然而臣愚昧地认为，现在的时势，尤其必须以爱护百姓为急务，不是敢逞虚词而沿袭陈言。国家为百姓设置官员，现在的州县官，严重地使百姓困苦，真有令人流泪长叹的。弊端说不完，臣请揭露其中严重的弊端，向皇上陈述：

第一，横征暴敛为害。军饷不足，不得已而劝捐。如果真能使点滴归公，怎么会致使士兵和百姓都困苦？不肖官吏，视为利益聚集的地方，没有充入公库，先填饱私囊。等到一经染指，受人把持，反而对绅士、宦官、大族，畏惧他们势力强大，无可奈何。而压制勒索、侵吞渔利，总是从中下层户人家取足。至于设立局所捐税厘金，尤其倚仗无从查核，重复征收合并计算，那么一斗粮食一尺布，处处拦截。任用匪类，那么恶役蛀虫，层层剥削。大官难道都毫无察觉？知情放纵，上下分肥，归于公库的十分之一，入于私囊的十分之九，百姓无法生活了。

第二，诉讼案件不审理。民间词讼，递入官府，就有值日差役到被告家，恐吓需索，名曰差使费，多的数百千，少的也数十千，其余勒索名目，不一而足。倾家荡产，比比皆是。双方废时守候，多次具状数十次，哀词吁恳，求其审理而不可得。即使牌示审期了，到期忽然收牌中止。即使坐堂听审了，或者有请托者到而案件仍不结案。那些吸食鸦片的人，白天当夜，白日昏睡，半夜坐堂，案牍尘封，盈千累百。虽然完结有定限，而上司漫无觉察。弱者含冤，强者上控，这样求百姓信服不可得了。

第三，刑狱滥施。监狱是用来禁闭重囚的。外省各府州县另设私所，杻锁禁锢，累月经年。那些违例的刑罚，枷重百斤，笞打以千计，堂下的呼号极惨，堂上的盛怒难平。更有胥役串通门丁，所传唤人犯，先行羁禁，名曰私押。索诈则百般凌虐，得贿则竟行释放。至于捕役诬陷良民，擅自拷打，反背压磨，缩顶立笼，尤其惨酷不忍见闻。谁不是百姓，而残虐至此。以上三项，害民更甚。伏思百姓都是皇上的百姓，官吏所荼毒的百姓，都是皇上忧痛在怀的百姓。我朝二百余年来，深仁厚泽，遍及民生。小民具有天良，认为国家对待我们，至优极渥，而横被摧残，万里君门，无从呼吁。言念及此，能无痛心。方今四郊多垒，兵燹余生，流离播徙，官不恤民，而民受贼裹胁，遂反致为贼用。酿乱的原因，罪在司牧。实在情形，不是臣的激词。自从捐纳的例子开，流品混淆，贤邪杂进，都在圣明洞照之中。全赖地方大吏随时甄别弹劾，登进之途从宽，澄叙之典必严，激浊扬清，督抚的责任。然而各省大僚，每于初到任时，参劾庸劣数员，以示风厉。久则情面习熟，通同一气，重案代为消弭，经年绝少弹章。积习相沿，大抵皆是。吏治一日不振，寇患一日不平。所以惩治劣员，实与治兵相为表里。请旨严饬各省督抚，激发天良，力除徇庇。不负僚属，何如不负朝廷。不得罪于劣员，何如不得罪于百姓。除寻常公罪照例纠正参劾不计外，仿周官岁会月要的意思，每届年终，将参劾劣员事迹名数，或者实无可劾之员，奏闻一次，以昭慎重而凭核实。别经发觉，只问该管上司。但去一贪酷之员，即进一循良之吏。风声所树，争自濯磨。补救时艰在此，长治久安亦在此。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请求慎重简选大吏考察僚属的奏疏 同治元年

监察御史寻銮炜

臣私下看到皇太后、皇上朝干夕惕，勤求治理，而在用人行政之际，尤其期望正本清源，力挽积习。忧虑人才被阻抑，多次命令各大臣对平日真知灼见者秉公慎保。忧虑仕途混杂，多次命令部臣明定章程澄清流品。忧虑疆臣大帅不能正己率属杀敌制胜，多次饬令各将吏激发天良杜绝营求贿赂体察民隐患力殄贼氛。然而上以实求，下以名应。议论者对于人才，说必须胪举事，分晰注明，意思不是不善。臣恐各大臣惧异日保举不实获罪，荐章愈形寥寥了。议论者对于仕途，又恐有碍捐项，吏部甫准之奏，司农旋复改议。正印佐杂的不同，科甲捐班的差异，始若分别选用，终仍辗转洊升了。想要清仕途，首在得人。

译只是了解人非常困难。人不容易被了解。那些卑鄙下流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使是那些有才干、见识开阔、应对敏捷的人。听他们说话则便捷可喜。试着让他们做事也时常取得一些小成效。然而他们柔软谄媚、圆滑熟稔。阴险狡诈、诡谲多变。善于做官。手段层出不穷。办理公事正好借以谋取私利。体恤国家正好借以肥己。这类人员。京城和地方都不乏其人。而地方官员尤其严重。他们贪婪残忍、侵吞公款。每天都在欺压百姓。而贪欲像山沟深谷一样难以填满。他们逢迎拍马、奔走钻营。善于博得上级的欢心。而频繁获得优异的评价。臣认为当今吏治的败坏。败坏在能吏身上。比起庸吏危害更大。为什么呢。庸吏即使无能。地方尚且不会受到大的骚扰拖累。能吏则便利巧诈。敢于做奸邪之事。只趋附利益罢了。那么一定要怎样然后才能得到人才。人的品类不齐。但概括其要点。不外乎真诚与虚伪而已。真诚的人办事可靠。不失为君子。虚伪的人逞能效用。最终沦为小人。臣愚昧地认为，或许通过多次考核来验证。或许通过保荐来获得。只要考察那些诚恳朴实、没有浮华。质朴迟钝、正直。实心实意办公。敢于担当任事的人。虽然未必能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迅速奏效。但选拔十人能得五人。按月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则有余了。臣恳切希望皇上秉持这个意思来慎重选拔大吏。大吏也就仰体这个意思来考察僚属。明确颁布谕旨。训诫朝廷内外。务必使摒弃浮华、崇尚务实。风气示以羞愧激励。或许吏治和人才。日渐好转了。至于边疆大臣和大帅。关系尤其重大。州县官员的贤良与否。将领士兵的勇敢怯懦。百姓的利益损害。盗贼的聚集离散。都看大吏的转移。对大吏多一日姑息宽容。就在地方少一日整顿。近年来。臣看到有督抚在这个省份把事情搞垮的。调到那个省份却依旧因循守旧。剿匪前几天没有功效的。等待后面却畏缩如初。在皇上看来人才难得。弃瑕录用。具有深意。然而已经一再试用了。不是退缩延误。就是张皇掩饰言辞。一切劣迹。长久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臣愚昧地认为当今救时弊。希望皇上明确以考察众官。尤其在于严厉惩罚大吏。雷霆雨露。示以不可预测。罪过没有通融宽贷。恩惠难以侥幸求得。纲纪统一。使大吏都知道警惕畏惧。那么臣下激励勤奋。而民生可望安定。盗贼不难削平了。臣知识庸俗愚笨。冒昧沥陈。是否有当。恳请圣鉴。

译请整饬吏治疏 同治四年

给事中周恒祺

私下认为，自从战争兴起以来，百姓生活的凋敝已经到了极点。各省筹措兵员和军饷，忙得没有空闲，吏治难免有所废弛。现在中原地区已经平定，但散兵游勇和投降的贼寇，仍然潜伏在各州各县之中，那么用来办理善后各项政务的措施，不能不切实讲求。恭敬地陈述我个人的浅见六条，向皇上敬献。

第一条是重视诏令以严肃纪律。君主用来整顿四方政务的，只有这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罢了。有时考察斟酌时势需要，有时修明旧有制度，凡是见于普遍谕令的，没有不是斟酌得尽善尽美的，关系到地方利弊的事情。如果奉行的人，一一向百姓传达，那么有什么政事不能兴办，又有什么弊端不能消除呢？然而朝廷励精图治，不亚于三令五申，但究其最终目的，仍然不免被视为具文，用空话搪塞责任。就像清理积压案件、推行保甲制度等事，屡次经过圣上谕令谆谆教导，试问各省的积压案件和保甲制度，究竟清理推行了吗？上面以实情要求，下面以名义应付，臣担心良法美意不能下达。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各省大员，凡是接奉普遍谕令的事件，务必严令所属官员，破除积习，切实奉行，不得用一纸公文敷衍回复。仍然不时访查，倘若敢像以前一样拖延玩忽，立即严加参奏。因为上司的精神多周到一分，下属官员的精神就多振奋一分。颓废的风气挽回，法度就能施行，天下的耳目就焕然一新了。

第二条是核实名实以选拔人才。事情无论大小，得到合适的人就能从容管理。求才是当前的急务。只有器具必须试用才知道其锋利或迟钝，马匹必须驾驭才知道其劣或良，用人也是如此。如果听说他有才能却不让他做事，让他做事却不考核他的成效，一列入荐举名单，就给予破格提拔，臣担心朝廷逾格的恩典，正好成为巧宦钻营的计谋。是否可以请旨命令中外大臣，凡是保举人才，必须举出一两件事来证实。或者品行足以成为世俗的楷模，或者勇武足以治理军队，或者廉洁爱民，或者凭片言就能断案。凡是操守、文章，以及处理繁杂事务等各类，必须确实有一方面的长处，才授予相当的事务。一两年后，如果确实名实相符，不妨破格超迁。如果所行与所举相违背，举荐的人也难辞其咎。这样上面能收到得人的效果，下面就没有侥幸进身的心思了。

第三条是珍惜名器以等待有功之人。品级官阶，固然不可以滥竽充数，那么一命的荣耀，一级的赏赐，也是用来记录微小功劳的。然而近来军营保举人员，往往在实官上并加升衔，而州县这一途径尤其严重。推究其原因，州县官阶虽然低微，但利权较重。求保举的人想要揽取那较重的利权，又嫌弃其官职低微，于是无人不求升衔顶带。现在各省候补实任人员，不下数万，而求其五品的州、七品的县，寥寥无几。等级威严无法分辨，凭什么尊崇体制而激励人心？至于佐杂微员，每每先谋求一个五品六品的功牌，在报捐时填入执照中，冒充军功保奖，更不是慎重名器的道理。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兵部核议，军功的升衔，如果是保官后另案加保，或自行加捐的，允许其随带；如果一案中官衔并得的，那么衔可以注销。佐杂的升衔，如果是到省后加捐特保的，允许其随带；如果未得官前的衔，也可以注销。这样人们就知道爵赏的珍贵，而互相鼓励了。

第四条是减少捐纳以严肃官场。科举出身的人员，虽然未必都廉洁，但自念读书考试，历经数十年的辛苦，偶然得到一个官职，一旦因为贪婪去职，那么所得不如所失的大。即使是不肖的州县贪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做。如果是捐纳的州县，不过花费一二千金，得到原本容易，一旦出任地方长官，无不肆意其搜刮之谋，作为取偿之计。等到宦囊既饱，就用其余的钱捐升道府大员，比较为循吏而以卓异待升，不是更便捷吗？纵然被发觉严参，但他们已经成为富家翁了。从前军饷浩繁，朝廷实在是不得已之举。现在军需稍减，厘金可以补苴，地方既平，京饷渐能全解，似乎应该权衡轻重而斟酌去留。

而且查近年铜局，一年所入，统计不过百余万两，其中报捐道府州县的，尚不及一半。少这数十万金，对库款应当没有损害。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兵部核议，将道府州县中最关系吏治的，立即停止。其余事例，不妨暂留。所去除的只是一时的小利，所坚持的实在是图治的大原，关系实非浅鲜。

第五条是综理厘局以征收实数。恭敬阅读邸抄，厘金一项，曾蒙谕令各督抚体察情形，酌留大宗，撤去分局，零星杂贩，概免抽厘。这确实是圣主体恤商民的至意。然而恩惠必须期望于实逮，不可以虚行。是否可以请旨命令有厘金的省份，将从前所设的局，悉数开陈。奉旨后已撤的某局，共计若干处；暂留的某局，共有若干处，报部以便稽察。所有应捐应免的货物，也必须详细开列，刊刻告示，遍贴各局之

译此前。让商民共同看见、共同听见。以避免委员差役含糊其辞、私自收取的弊端。仍然不得在外部分设关卡。逃避名义而保留实质。这样良好的政令才有望广泛施行了。一是减少差徭以缓解百姓的困苦。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非常沉重。曾经有税银一两。而差费却派发到制钱五六串的情况。这是因为战事已经持续很久。所有过境的兵车。以及协济的车辆。数量繁多。地方官不得不借助民力。然而查访河南等省的陋习。凡是州县官的子侄、亲友。无不擅自使用差车。上一站发出一张印帖。或者发出溜单。下一站就按数应付。甚至家丁的仆役。幕友的亲友。俨然乘坐驿车往来。相沿成风。实在不成体统。应当请求圣旨饬令各督抚严格禁止革除。如果地方官有发出印帖、溜单擅自用车的情况。以及滥发、滥应的官员。都按应得的罪名处罚。至于正式的差事。应当使用的车辆。也必须严禁差役借端多索、讹诈、勒索等弊端。官府减少一分骚扰。百姓就受到一分恩惠。这就是培植地方安定的一项措施。以上六条。是臣愚昧的看法。未必对高深的治国之道有补益。但用人、行政、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确实是当前的急务。是否妥当。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