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　礼政九昏礼

译卷六十九 礼政九 昏礼

昏礼摄视议

俞正燮

《仪礼·士昏礼》记载：“主人头戴爵弁，身穿浅红色下裳，系黑色蔽膝。随从人员都穿元端礼服。乘坐墨车，随从车辆两乘。手持烛火在马车前引路。”郑玄注解说：“主人，指新郎。墨车，即漆车。士人乘坐墨车，是借用了更高等级的仪制。”查考《周礼·巾车》篇，大夫乘坐墨车，士人乘坐栈车，可知昏礼所乘车辆属于借用高等级仪制。《唐书·车服志》记载：“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可以假借絺冕，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以及九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可以假借爵弁，平民结婚可以假借九品官的绛色公服。百官的女儿出嫁、庙见时，可以假借母亲的服饰。”《明史·舆服志》记载：“平民结婚允许假借九品官的服饰。”这也是借用高等级仪制。《大清会典·礼部·昏礼》记载：“品官之子，未任职的，礼仪可以参照其父的品级；已任职的，各自按照自己的品级。士人的昏礼可以参照九品官的规格。平民的舆服采饰，都可以参照士人的规格，也就是参照九品官的规格。”这都是借用高等级仪制。《仪礼》说：“杂职人员骑马。”而现在都改为四人抬轿，那么新人乘坐四人抬轿，符合经律。礼制称之为“摄”，典制称之为“视”，没有不相合的。休宁有一位云南人担任县令，士人家庭借官轿迎亲，县令在街上遇到，打了二十板子。此人本习儒学，于是离家出走，不知下落。查考宋代范公称《过庭录》记载：“范忠宣公任洛阳知府时，有百姓因意外争执，应当受杖刑。范公见其容貌恭谨，身体向来完好，便准予罚款释放。这位百姓于是成为完人，全乡受其感化，不再争执。可见成为完人如此艰难。”《王制》篇有“新婚者不服劳役”的规定，大概也是给予宽假。《宋史·曹彬传》记载：“曹彬任徐州知州时，有吏员犯罪，案情已定。曹彬说：‘我听说此人刚娶了媳妇，如果杖打他，他的公婆必定认为媳妇不吉利，早晚鞭打辱骂他，使他无法生存。’于是暂缓处理此事。”《辍耕录》记载：“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字世业，有匠人拖延工期，案情已定，吏员请求判决。罗国器说：‘我听说他刚娶妻，如果责罚他，公婆必定认为新妇不吉利，口舌之争之余，后果难测。暂且搁置吧，以后若再犯，重惩也不迟。’”李翀《日闻录》、杨瑀《山居新语》也记载了这两件事。这位县令难以与他谈论经史，也不足以与他谈论曹彬、范公、罗国器的事迹。《论语》有言：“做官有余力则学习。”《大清会典》本是做官之人应当时时检阅诵读的。

昏礼乐贺

俞正燮

《郊特牲》篇说：“昏礼不用音乐，这是幽阴之义。音乐属阳气。”《曾子问》篇说：“娶妇的人家，三天不奏乐，是为了思念嗣续亲人。”说三天不奏乐，那么他家必定是平时能每天奏乐的。况且《关雎》诗说：“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车舝》诗说：“式歌且舞。”可见古代用乐是有的。婚礼不祝贺，是人的常理。但《曲礼》说：“准备酒食来召集乡党僚友，以加深彼此的区别。”如果不祝贺，为何要赴召呢？只是王侯不把祝贺婚礼作为邦交礼仪，像晋国的少姜那样罢了。《曲礼》又说：“祝贺的辞令说：‘听说您有客人，派某人来进献酒食。’”《诗经》说：“式饮庶几。”而《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诏书说：“如今郡国二千石官员擅自制定苛刻禁令，禁止百姓嫁娶时准备酒食互相祝贺召集，由此废除了乡党之礼，使百姓无所欢乐。”《周书·崔猷传》记载：“当时昏姻礼废，嫁娶之日，多奏音乐。崔猷又请求禁止断绝，事情也施行了。”这些都是妄人罢了。

士庶昏礼遵制正俗议

李德骞

《大清会典》记载：“无品级的人以及生员、监生、军民，不得使用执事人员。平民妇女，不得使用执事大轿。”然而本县风俗，平民迎娶新娘，全都使用执事大轿，这是僭越且违背礼制的。《大清通礼》记载：“品官昏礼请期，准备礼物，三品以上用羊酒，四品以下用鹅酒。平民昏礼请期，用鸭子。”四品官尚且只用一只鹅，而本县风俗却用八只鹅八只鸡，十只鹅十只鸡，这是僭越且违背礼制的。《通礼》记载：“公婆宴请新娘，新娘退下后，再宴请送亲的人。”这是宴请送亲的人，必定先宴请新娘，然后才轮到送亲的人。两次宴请也在一天之内。而且宴请新娘的礼仪详细，宴请送亲的人则简略，因为送亲的人就是铺设席位的媵女罢了。媵女也就一两个人罢了。《通礼》记载：“媵女在东边铺设席位。”注解说：“媵，指女方家送亲的人。”而本县风俗，送亲的人男女十余人，甚至数十人。而宴请送亲的人，摆开筵席，必定大宴三天、四天、五天之久，这是奢侈且违背礼制的。《通礼》记载：“选定日期，带着贽礼拜见新娘的父母，主人以醴酒招待。”这也只是一天的事罢了。而本县风俗，男方必定准备礼物送给女方亲友，而女方亲友也各家设宴，必定延续二十多天或一个多月之久，这是奢侈且违背礼制的。从今以后，斟酌礼俗的适宜之处，请期时，绅士只用双鹅，平民只用双鸭。迎娶新娘时，平民只用小轿。送嫁妇女只用两人。宴请送亲的人只用一天。女方家设宴只用三天。用礼制来统一规范，违犯则有惩罚。这样或许僭越奢侈的风气可以革除了。况且本县有不明的女方父母，因为家贫，就声称请期必须准备八只鹅八只鸡，迎娶新娘必须准备执事大轿。明知对方无力承担，却借此刁难，以致男方到了该娶的年纪而不能娶，女方到了该嫁的年纪而不能嫁，甚至拖延多年，暗中打算毁婚的，实在令人感慨。果真能以礼制作为防范，不仅僭越奢侈可以革除，更能使婚姻及时。这是杜绝离婚的渐萌。况且本县溺杀女婴的风俗，也源于嫁娶的奢侈。大概因为女方送亲的人，必定男女多人，若不妆扮盛饰……

译这不足以作为送嫁者的光彩。又因为家中设宴款待送嫁的人，必定要摆开宴席好几天。如果不妆饰丰盛，就不能让赴宴者高兴。又因为这个女子日后将要出嫁，争奇斗艳的风气盛行，服饰必须提前准备齐全。如果不妆饰丰盛，就不能满足女儿的心意。县里的风俗，送嫁的宾客中，女客有十多人，服饰彼此互相攀比。如果有一个人服饰不整齐，就会感到非常羞耻。况且宴请持续好几天，必定要更换服饰十多次。如果有一次服饰不整齐，就会感到非常羞耻。所以嫁女儿一定要预先准备。因此嫁女儿，妆饰不得不丰盛。因为追求丰盛，不得不负债变卖产业。因为担心嫁女儿而变卖产业，所以县里溺杀女婴的现象很多。如果送嫁的妇女不超过两人，款待送嫁的人不超过一天，那么女儿的服饰就不需要那么多。嫁女儿也就无需担心困难，而生下女儿自然就没有必要溺杀了。这就是清除溺杀女婴根源的方法。只希望百姓的父母官，用确定的制度来开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习俗。崇尚礼法，百姓就会懂得礼节；推崇节俭，百姓就会懂得道义；保护婴儿，百姓就会懂得仁爱。推行一项措施而三种善果都能得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禁止温州坐筵记

戴盘

温州的风俗，新婚三天，张设音乐摆设酒宴，在堂上宴请新娘。众人盛装聚集，分东西两排就坐，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密集，这叫做“坐筵”。见于袁简斋《随园诗集》。甚至有客人敬酒、新娘回敬的说法。这是文人笔下喜欢夸张荒诞，艳称它作为美谈。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事。只有闯入者不被禁止，平视新娘没有嫌隙，这才是确实存在的。讲究礼法的家庭，难道应该这样吗？现在虽然这种风气稍减，但还不能完全消除。如果地方官对此严厉禁止，也是可以制止的。我治理郡县以来，对于教化养育、兴修建设等大事，都悉心筹划，这件事还没来得及禁止，实在是因为礼义修明则廉耻心产生，廉耻心产生则旧习革除，这是先治其根本。今年春天，郡中的各位绅士都请求下令禁止，我说可以。于是告示以惩罚，并允许邻里举报，而坐筵的风气于是平息。确实啊，上行如风，下应如草。地方官如果能随时训诫，没有不可改变的风俗。东瓯古称小邹鲁，然而末流颓废放荡，奢靡成为习惯，甚至相率效仿，无所忌惮。这对于风俗人心，关系重大。前任永嘉县令陈宝善刊印婚丧礼节中奢侈靡费的各项条款，其中有浪费天物、明显违背禁令的，不一而足。已经详细上报上级长官，一律禁止。但至今仍未完全遵行。《礼记》说：“国家奢靡就展示节俭。”我私下仰慕《羔羊》篇的义理，想用节俭正直，教化引导百姓。崇尚朴实摒弃浮华，我已经亲身实行来率领他们了。从今以后不要沾染旧俗，不要触犯刑法。所谓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父兄子弟，互相告诫，使回归纯真返璞归真，上追邹鲁的风气，难道只是坐筵这一节应当痛除积习吗？绅士百姓们要共同勉励。

亲病纳妇论

邓瑶

父母生病不能娶妻，不用智者来辩驳了。乡间风俗，家中有疾病，就让儿子匆忙成婚。意思是新媳妇进门，病人见到她高兴，希望他快点痊愈。《士昏礼》请期之辞说：“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郑玄注：“不虞，谓卒有死丧。”这就是世俗定日期娶妻的意思。顾云说三族，是从主人角度说，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和儿子的兄弟。至于人子遇到父母有病，侍奉医药求医，呼天抢地祈求代替都不暇，却急着娶妻，突然有不测，这难道是人子所忍心说的吗？所以说亲迎时新娘在路上，而父母死了，大概是受命去迎娶时，父母本来无恙，中途突然听到噩耗，不是父母已经病了，就淡然行亲迎之礼。那么父母生病不宜娶妻，难道还待辩驳吗？于是有戚某母亲生病，母亲对父亲说，想为儿子娶妻，催促办事的人，他儿子因为侍奉病母仓皇，坚决不从。母亲病因此稍增。客人路过问说：“是听从母亲呢，还是听从儿子呢？”我说：“儿子不娶，是情分，也是礼法。然而他母亲一定要娶妻，大概是自知不起，还希望在临终之前，一见新媳妇，观察她的容貌举止动静，来占卜能否宜室宜家与否，然后甘心瞑目。她的用意沉重可哀。人子侍奉疾病，如果可以顺从其意而稍减其病的，没有不做的。即使权宜娶妻，也未为不可。只是亲自侍奉汤药，不能执行亲迎之礼。选择族中子弟中熟悉礼仪的，向女方父母传达，告知病姑迫切想见媳妇的意思。当天就上路，请女方母亲及亲兄弟送她来。如果侥幸先灵，新媳妇进门，姑母病随即痊愈，实为两家之福。倘若不幸去世，就援引亲迎新娘在路上而父母死，新娘改穿布深衣、白布总发、快步奔丧的条文。进门号哭，随家人治丧，这是礼法。有人说：“新娘改服，因为亲迎的缘故，虽然未成婚，但媳妇的名分已定，所以闻父母死而奔丧。现在不亲迎，倘若在路上闻变，一定责备她奔丧吗？”回答说：“父母无恙，自不可废亲迎大礼。这是母亲病在，忍死以待。做儿子的，还且委蛇容与，戴爵弁、穿纁裳、缁袉，乘墨车，前往儿子之门。做御轮开始回归吗？即使不亲迎，新娘在路上闻丧，将遂偕其母中道而返吗？这不是准礼之论。又有人说：“新娘既奔丧了，既葬，将如之何？礼经未有明文。意者随其母归，除丧而后成昏乎？”则又回答说：“妇人以夫为家，既入门，无庸归。即若今之童妇，执缝纫浣濯井臼饎爨之役，以事君舅。三年之丧毕，主人乃治酒食，大召乡党僚友，为其子成夫妇之礼。盖昔之以母病纳妻，仓卒不亲迎者，达权也。今之以父命成婚，慎重而合卺者，所以厚别也。如此，则于礼甚宜，而于义亦协。客退，遂书之，以质议礼之君子。”

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考

陈立

郑康成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的，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乱人伦者也。案如后郑之说，则迁葬与嫁殇为一事矣。史浩说迁葬者，谓以死者求妇，嫁殇者

译所谓以死者求配偶。虽然勉强分为两件事。但本质上仍是一回事。惠半农将迁葬视为改葬。然而礼制中有改葬。本来并非所禁止。况且改葬的礼仪。应当属于墓大夫的职责。没有理由归属于媒氏。惠氏又说后世有图葬之术。通过中枯骨来求取子孙富贵。于是迁葬的人越来越多。然而青鸟之说。在东汉以前并未出现。周代恐怕还没有这种禁令。那么迁葬应当如郑氏所说。史书上记载的。魏武帝为仓舒聘甄氏已故的女儿合葬。唐中宗为重润聘裴粹已故的女儿行冥婚。代宗为承天皇帝聘张氏行冥婚。谥号恭顺皇后。这就是史浩所说的以死者求妇。魏明帝为女儿淑取甄后已故的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以郭氏的从弟为后嗣。继承公主爵位。这就是史浩所说的以死者求夫。这些事都发生在郑氏之后。而郑注已经先提及。可知不合礼制的礼仪实行之久矣。所以魏武帝原本聘邴原已故的女儿为仓舒合葬。邴原推辞说。合葬。不合礼制。我之所以能在明公面前自处。明公之所以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能坚守训典而不改变。这就是禁止迁葬的意思。至于嫁殇的说法。先郑注说。嫁殇者。是指嫁死人。当今娶会就是如此。汉代娶会的礼仪不可知晓。根据司农的说法推测。似乎是指丈夫未婚而早死。而女子仍然跟随出嫁的情况。十九岁以下为殇。古人二十岁行冠礼。冠礼后娶妻。就不算殇。六礼的进行。可能有在十九岁以内的。当时如果有丈夫的丧事。礼仪不过是在安葬后除去丧服。穿着衰服去吊唁。所以曾子问。娶妻有吉日而女子死了。怎么办。孔子说。穿着齐衰去吊唁。安葬后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如此。注解说没有为期三年的恩情。《郊特牲》说。一旦与之齐。终身不改。所以丈夫死了不嫁。注解说齐。是指共牢而食。同尊卑。大概同牢合卺。是为了合体。夫妇之道才开始成立。儿子得到妻子。父母才开始得到媳妇。所以婚礼的第二天。才去见公婆。那么必须与之齐。才丈夫死了不嫁。那些没有齐的允许嫁可知。所以现在的法律未嫁之女改嫁。仍然可以得到封诰。还是这个道理。那么许嫁而死。为守志。她的父母为她立后嗣。都属于不合礼制。礼制所非议的。就是礼制所禁止的。况且古礼女子未见公婆而死。尚且不迁葬到祖墓。不附祭于皇姑。归葬于女方家族。以此来显示未成妇。丈夫死了不可立即入墓。而生者可以立即入其室吗。生时不同室。而死时可以同穴吗。生时是女儿。死后就是媳妇。古代没有这种礼制。先王制定礼制。过分的人俯身就之。不及的人踮脚及之。世间有过情之举。未嫁而丈夫死了守志的。那么必然有不及乎情。不解除丧服就改嫁的。所以一切以礼的中正为准。而以女子的嫁娶为节制。不是这样的。就是礼制所不允许的。这样看来嫁殇的意义。似乎与迁葬相比。然而这只能讨论先秦的制度。后世风俗日益淡薄。夫妇之道艰难。如果真的有一两个守志过情的人振颓救弊。那么又是圣人所允许的。宁厚毋薄。不可以拘泥古经来论世。

译《周礼嫁殇说》

胡培翚

《周礼》媒氏篇有禁止迁葬和嫁殇的规定。我年轻时读到这里，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等到成年后游历四方，看到有孩子幼年夭折且未曾订婚的，就选取别人的亡女，合在一起作为夫妻，迎娶并埋葬在同一处，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周礼》所说的嫁殇，也就是《周礼》所说的迁葬。这是当今的陋俗，而古人就已经有了。周代的嫁殇，汉代称为娶会，唐代称为冥婚。如果不是古人有此习俗，礼制为何会有这样的禁令呢？既然礼制已经禁止，后人又何必明知故犯去效仿呢？郑玄注解说：活着时不依礼法相交接，死后却合葬在一起，这是扰乱人伦的道理。这是解释经文之所以禁止它的原因。有人问：世间有女子已许配但未出嫁就死了，而夫家迎回她的灵柩安葬的，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礼制规定女子许嫁后佩戴缨饰，表示有所归属。等到出嫁后，丈夫亲自为她解下缨饰，那么女子许配后即属于夫家，她活着时已有夫妇的名分了。这不可以与嫁殇相比。又有人问：曾子问女子未在宗庙拜见公婆就死了，归葬到娘家宗族，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礼制为那些没有公婆的女子所说的。因为以在宗庙拜见公婆成为正式媳妇为重，这是圣人论礼的精妙之处。虽然如此，逾越礼制的事情，有的可以顺从，有的不可以顺从。女子许配未嫁，而夫家迎回安葬，这与未婚守志一样，都是风俗淳厚的表现，虽然超过礼制，顺从它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嫁殇迁葬，丧失了人伦的正道，断然不可以顺从。这是纯正与拜上（指不合礼的祭祀）的区别。

《周礼》媒氏禁止迁葬者和嫁殇者。郑玄注：迁葬，是指活着时不是夫妇，死后已经安葬，迁移灵柩使他们相伴。贾公彦疏：认为迁葬是指成年的鳏夫寡妇，嫁殇是指未成年的死者，都是死后合葬的事情。惠氏士奇驳斥说，认为迁葬就是改葬。按照《仪礼》说，改葬穿缌麻服。礼制既然为改葬规定服制，为何要禁止它呢？况且单说葬事，不是媒氏应当掌管的事务，也与嫁殇不类似。仔细玩味经文的意思，应当以注疏为正确。但是成年的鳏夫寡妇，活着时不是夫妇，死后才嫁给他们，似乎不符合情理。确实如惠氏所说未曾听闻。我私下怀疑迁葬与嫁殇，原本属于同一件事，而迁葬尤其不合情理。或许有嫁殇而不迁葬的情况，所以先说迁葬，后说嫁殇。经文中“与”字的含义，或许应当这样理解。

《节妇说》

俞正燮

《礼记·郊特牲》说：一旦与你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所以丈夫死后不再改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说：丈夫有再娶的道理，妻子没有改嫁的条文。所以说丈夫是天。按照妻子没有改嫁的条文，固然如此。但男子，也没有再娶的礼仪。圣人之所以不规定这种礼仪，就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样，并不是说庶人不行礼，大夫不畏惧刑罚。自从礼制的本意不明，苛求妇人，就成了偏颇的道理。古礼中夫妇合体，尊卑相同，却有人贬低妻子。古话说终身不改变，那么男女是一样的。休妻，就是七次改变了；妻子死后再娶，就是八次改变了。男子理义没有边际，却用深奥的文辞来欺骗妇人，这是无耻的言论。《魏志·锺繇传》说：儿子锺毓担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时，听任君父已死，臣子可以为其辩白诽谤。等到士人成为侯爵，他的妻子不再改嫁。《北史·李谐传》说：五品以上官员，妻妾不得改嫁。《北梦琐言》说：士人的女儿没有改嫁的礼仪。然而宋代濮王允让在仁宗时掌管大宗正事务。旧例宗室妇女年少丧夫，即使没有儿子也不允许再嫁。允让说：这不符合人情。于是请求让她们有归宿。查《礼志》十八说：治平年间，命令宗室女子再嫁者，祖父有两代担任殿直，如果在州县以上任职，就允许结婚。熙宁十年，下诏宗室妇女如果不是袒免以上的亲属，与丈夫听任离异，再嫁者，由宗正司审核。那些恩泽已被追夺，而请求与后夫结婚的，降一等。不久下诏宗室女子不得与曾经娶过妻的人结婚，再嫁者不适用此法。这是女子再嫁，与男子再娶同等对待。《元史·列女传》说：郑州霍尹氏丈夫死后，婆婆命令她改嫁。尹氏不忍心，婆婆说：世间的妇女都这样，人们未曾认为不对，你为何独自感到羞耻呢？尹氏说：人的志向不同，妾只知道坚守妾的志向罢了。婆婆不能强迫。这是妇人的节操，男子所不及的。那些改嫁的不应当非议，不再改嫁的，尊敬礼遇她们就可以了。

《烈妇议》

王宝仁

近年的惯例，妇人守节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可以得到表彰。未满五十岁而死，守节已超过十年的也可以得到表彰。现在有丈夫死后苦苦立志抚养孤儿，孤儿还未成年就夭折，而节妇因此死去的，她的年龄未满五十岁，她的节操未满十年。如果说她殉夫而死，那么她并非与丈夫同时死去。这可以得到表彰吗？回答说：在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但道义上应当表彰。丈夫死后不立即死去，是因为有孤儿在。抚养孤儿有成而不死，不能责备她不立即死去。现在因为抚养孤儿不成而死，这是丈夫死时早有死志了。那么给予她烈妇的称号可以吗？回答说：只给予她节妇的称号，那么与年龄条例不符，而且不足以彰显她的志向。为孤儿而死，犹如为丈夫而死，怎么能不给予她烈妇的称号呢。

《与黄蔚雯论裴烈妇祠事书》

潘德舆

蔚雯足下：九月底进城拜访您没遇到，闷闷不乐地返回。近来裴烈妇神主进入节祠一事，城中各位君子议论纷纷，曲折百端，总归为二

译此论有两种说法。一种主张表彰节烈，一种主张区分社会等级。这两种说法从道理上衡量，虽然各有轻重，但起初的念头都合乎情理。等到两种说法争执不下，久久不能决断，于是起初的念头变成了意气之争，意气之争变成了维护面子，维护面子变成了辩论，辩论变成了诉讼，诉讼又变成了调停。大概到了诉讼和调停的说法兴起时，似乎只是借裴氏烈妇作为争胜的借口、和解的工具，而最初表彰节烈、区分等级的念头，恐怕未必放在心上了。

我是仆人，身处局外，意气与面子皆空无一物。私下认为各位君子对此事，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当追求胜利；应当可就说可，不可就说不可，不应当模棱两可。我私下判断说：这件事没有别的，只因为圣旨旌表的是“民人裴广妻周氏”，其中的“民人”二字罢了。“民人”二字一定，那么裴氏烈妇神主入祠的议论也就定了。

有人说：裴广不是民人，是贱役。良民与贱民可以混淆吗？回答说：良贱的区别，应当查考户籍簿册。户籍簿上有名叫做贱，户籍簿上无名叫做良。这是内自六部以下，外自督抚司道以下，万万不能更改动摇的。裴广是县里的白役，户籍簿上有名吗？无名吗？如果说这是贱役中的贱役，那就更是空泛滑头、无稽之谈，不值得辩论了。

命妇守节，不能请求旌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容易做到的，而节操不足以称难。由此推论，那么出身微贱的家庭，得到节烈的妇女，正是朝廷所看重的。譬如腐朽的土壤中长出嘉树，观看的人应当十倍于平常，护持赞叹，难道还要摧折它吗？难道还要摧折它，使得凡是微贱之家的妻女，听到善行而自我阻碍，认为守节是多事，改节是当然吗？

有人说：我不是摧折她，而是贱民的妻子，与各位节妇并列，对于各位节妇的子孙来说，是安适还是屈辱呢？回答说：这是私意，是小孝罢了。大孝是尊崇亲人，凭德行而不凭地位。鬼神依附于人，依附德行而不依附地位。如果妇女的节烈稍有争议，而进入祠堂，那么即使有一品官的妻子，与我高祖、曾祖的配偶同处一室，也是屈辱。如果确实是节烈，那么鬼神已经和谐而没有间隙了。而人却以与寒微之人同列为屈辱，从而摧折她，不也很荒谬吗？

有人说：我不是摧折她，而是不防止弊端。假如府县的隶卒，都得以借口裴氏，以节孝入祠，与士大夫抗衡，那么这些人不是更加横行无忌了吗？回答说：凡是所说的弊端，必定是奸贪邪侈之类。像这件事，如果不防止弊端，而这些人家里，竟然都得到节孝，这是得到节孝的弊端，又何必防止呢？况且节孝自是节孝，横行自是横行。现在不在其他事情上裁抑这些人的横行，而是时常与他们庆吊，时常与他们揖拜，却要在众人瞩目的节烈上压抑他们，在将来的节烈上防备他们，难道节孝就是横行的开端吗？

唉！烈妇已经受到旌表，即使不入节祠，也对烈妇没有损害。而乡党中有如此卓绝的奇节，不能列入春秋祭享，这不是荐绅士大夫的责任吗？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文武仕途是人爵，只有这个应当询问出身、考察等级。所以即使裴广身为贱役，而他的妻子杀身成就大节，仅仅因为区分人爵的等级而阻止她，使她不能充分抒发壮烈之气，听到的人尚且痛心悲伤，何况裴氏之前未登户籍簿，之后已书写“民人”，圣旨煌煌，昭示久远呢？何况各位君子所谓区分等级的，又并非全出于初衷呢？

各位君子如果能公正看待、兼听各方，将一己的转变念头全部清空，那么必定以“民人”二字为定案。以“民人”为定案，那么裴氏烈妇的神主入祠受祭就毫无疑问了。不仅辩论诉讼可以平息，调停和解的局面，也中立而不可用了。

我是仆人，心中空无一物，所以说话似乎痛快，听者悦耳。我年轻德薄，自忖无所作为，只是持空言罢了。请您务必裁断统一，如果有不合情理的话，就严厉删削。因为事情关系到名教，而论事是否得当，也是居心是否纯正的征兆。我敢详细陈述以求指正。

译遵议已故节妇未符年限分别核准请旌疏 礼部

同治十年八月十二日。内阁抄出。奉上谕。御史刘国光奏称，湖北监生彭元善之妻蔡氏，因丈夫去世而殉节，恳请旌表；另片奏称，已故节妇请求比照已故贞女的条例，不拘年限给予旌表等语。均着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

除了彭蔡氏因夫故殉节，应照例归入年终汇总题请外。据片奏内称：节妇请旌的条例，必须严格规定年限，是因为活着的人应当终身守节。至于守志而死，终身保全了节操，与白头到老保持贞洁没有区别。乾隆三十六年题准，直省贞女未符年限而身故的，一体旌表，以显示统一。节妇与贞女事同一律，请饬下礼部核议，将各省已故节妇，援引已故贞女的条例，不论年限，或者限定为三年，使她们都能同样获得旌表等语。

臣等查例开，节妇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或年龄未满五十而身故，但守节已及十年者，均准旌表。又未婚贞女请旌，与节妇条例相同。其有未符年限而身故的，一体准其旌表等语。这确实是因为贞女一旦经过门庭，势难改嫁；节妇刚经历丈夫去世，尚未显现真正的操守，所以必须符合年限才准旌表，是因为她们的节操必须经历长久才能显现。

现在御史刘国光以已故节妇，请求比照贞女条例一律办理。这是说妇人在丈夫去世之后随即身故的，饮冰茹素的日子既属不多，奉养亲人、抚育孤儿的事实又无可记载，遽然以节妇褒奖她们，实在不是核实之道。至于所称或限定为三年，使她们获得旌表等语，查定例，丈夫去世，妇人服斩衰三年。如果以持服之年，作为守节之日，恐怕也不足以教化世风、激励习俗。

只有节妇心志如冰霜般坚定，情愿忍受艰苦，况且抱憾而死，这是她们生之不幸，并非节操不终。自从条例规定十年之限以来，臣部每届年终汇总题请节孝时，常有守节至八九年或五六年而身故的人，因受成例限制，一概扣除。她们柏舟之志，既已发誓不再改嫁，却难以同样沐浴绰楔之荣。她们的节操值得矜惜，她们的情形尤其值得怜悯。

臣等公同商酌，拟将已故节妇准旌的年限，量予变通。在持服斩衰三年之外，再经过三年。历时较久，可证明初念不渝；且守志以终，更可信大节无亏。所有各省节妇，如有守节及六年以上而身故的，拟由臣部核准请旌。其未及六年而身故的，则仍行扣除，以示限制。如此变通办理，庶几潜德幽光，不至于沦没，而也不至于冒滥。所有臣等遵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贞女议

何秋涛

娶女有吉日而女死，穿齐衰来吊唁，下葬后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如此。这是礼制的明文。然而，如果女子死了，丈夫穿斩衰来吊唁，下葬后除去丧服，礼制就是这样罢了。卢氏守志不改，年老后归于夫家，在宗庙祭奠菜蔬，立嗣子抚养她。像这样的人，是女子却执行妇道，不符合礼制吗？回答说：这是礼制的变通，贤者的过错，圣人曾经赞许过。

孔子删定《诗经》，在《邶风》中收录《柏舟》。刘向认为这是寡夫人，今本《列女传》作宣夫人，这是错误的，《太平御览》作寡，现在根据王氏补注改正。齐侯的女儿嫁往鲁国，到达城门时国君死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宫中持守三年之丧。弟弟立请求愿意同吃同住，始终不听。国君派人向齐国的兄弟告状，齐国的兄弟派人告诉女子，女子始终不听。于是作诗说：“我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我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曲。”君子赞美她的贞一，所以举出并列入《诗经》。这些话，则不知道是鲁诗的说法呢，还是韩诗的说法呢？中垒的祖先楚元王学习鲁诗，所以毛奇龄、朱彝尊、锡鬯都认为这是鲁诗的说法。或者这是韩诗的说法呢？中垒所引用的诗，多与韩诗说法相同，所以王伯申先生及马氏都怀疑中垒曾经研习韩诗，怀疑这是韩诗的说法。总之，记载贞妇从此开始，而首先列入经典，所以说圣人曾经赞许过。

圣人既然已经赞许过，又何必议论呢？回答说：不是议论贞妇，而是对立后一事有所怀疑而议论罢了。对立于立后有何怀疑呢？回答说：贞妇的丈夫，是中殇。她的公公为她立了嗣子。已经换牙后又夭折了。现在要为贞妇立嗣子，那么众子中没有合适的人。如果要立孙子，则不知道无服之殇是否允许立孙。回答说：这件事，礼与律不同。礼制没有为殇立后的制度。《丧服小记》说：“为殇立后者，以其服服之。”注说：“言为后者，据承之也。殇无为人父之道，以本亲之服服之。”疏说：“为殇后者，为大宗子在殇中而死，族人为后大宗，而不得后此殇者为子也。注云据承者，既不与殇为子，则不应为后。今言为后者，据已承其处而言也。云以本亲的服服之云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以上都是疏文。

按《曾子问》说：“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弗为后也。”这是殇不立后的确证。所以《小记》之为殇后，郑注不以为人后解释。这是礼制。

译关于礼制的说法，并非只有无服之殇不得立后，即使是贞妇的丈夫若为中殇，也不得立子。这是针对所有殇者而言的，并非专门针对贞妇的丈夫而言。制定礼制的人，记载常规，不记载变通；依据常道，不依据权变。所以不为贞妇的丈夫制定立子的制度。但法律对此却有详细规定。在条例中，已聘未娶，女子能以女身守制，就应当为其子立后。这意味着贞妇的丈夫，虽然未婚，却可以立子，不同于其他未婚而夭亡的人。因为有贞妇存在，夫妇之礼便完备了；夫妇之礼完备，便视为成人，而非殇者。《丧服篇》中有为丈夫的姐姐立长殇服的记载。丈夫的姐姐有长殇，那么丈夫的年龄肯定还未行冠礼。既然已经娶妻，难道不应该以成人的礼仪来对待他吗？法律如果说，对于贞妇的丈夫，不应当以殇者对待，这就是法律中关于立子的说法。至于贞妇所立之子又夭折，那么条例所说的寻常未婚夭亡者，不能一概为之立后。对此是否有说法来通晓变通呢？回答说：有。条例又说：独子夭亡，而族中确实没有昭穆相当、可为其父立继的人，也准许为未婚之子立继。所谓“独子夭亡”，并非专门指贞妇所立之子，但贞妇之子也包含在内。所谓“准许立继”，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多少岁的殇者，但上、中、下殇以及无服之殇皆可立继的含义，也包含在其中。因此，贞妇的丈夫立子，是以成人的礼仪来对待的，这是常道；贞妇之子立继，不以成人礼仪来对待，这是重视宗法、警戒昭穆混乱的缘故，这是权变。常道与权变虽然不同，但其根本依据法律是一致的。

译诗歌是用来阐明教化风尚的本源的。礼仪是用来确立常教准则的。律法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这些都是不可违背的。圣人之所以推崇贞洁的妇女，在《诗经》中已经详细记载，在《礼记》中为何却简略呢？大概是因为未婚而守贞，不是常人情感所能达到的。如果将其定为固定的制度，恐怕会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如果删减其细微的言辞，又会因为顺从情感而损害道义。所以详细记载其事于《诗经》，而在《礼记》中深藏其文。让人知道未婚而丈夫死去的，不一定必须守制；那些能够坚守志向的，本来就是圣人所赞许的。后世圣人兴起，可以援引“礼因义而起”的说法，来彰显成法，那么也不用担心礼仪不完备了。这旨意精微啊。我因此认为贞妇立后，应当依照律文，即立子之律。如果有早夭的儿子而立孙子，也不违背律法。国家继承断绝宗嗣的典章，与表彰善行的道义，是同源共贯的，恪守它是可以的。从前孔子作《春秋》，所记载的节烈女子，只有纪叔姬和宋伯姬两人。纪叔姬作为等待成年的陪嫁女子，始终在纪国安葬，详细记载于史册，大概是因为深深嘉许她。等到纪侯离开国家之后，记载纪叔姬回到酅地；而在纪侯离开国家之前，记载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大概是因为纪叔姬心系纪国。如果不记载纪季献出酅地，那么纪国被齐国灭亡，会让人怀疑纪叔姬没有归宿了。所以记载纪季献出酅地，是为了保存纪国，庆幸纪叔姬有所归宿。宋伯姬守节的事迹没有详细传述，母亲不下堂，等到火灾发生而死。《春秋》记载纳币，详细记录其礼仪以区别于常人。现在卢氏心系夫家，而她的继承人没有确立，将无所归宿，所以为她立孙子来继承，这也是《春秋》的旨意，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续贞女论上

方宗诚

我曾经读归震川的《贞女论》，私下感叹他是危害名教的偏颇言辞。他说女子没有以身许人的道理，男女没有自行婚姻礼仪，这是对的。然而如果父母未曾把女儿许配给人，或者虽然许配了但还未出嫁，而女子不等待父母的命令，自己前往夫家，那确实是私奔，是不合礼的，是丧失廉耻防线的。如果父母所许配的丈夫死了，女子不愿意再次许配给人，或者为他守节，或者为他而死，这正是重视廉耻防线，坚守礼义而笃实的表现。怎么把他比作没有父母命令而私奔的人呢？说聘礼是父母的事，出嫁后夫妇之道才成立，这是对的。然而也没有父母已经接受别人的聘礼，而女子不知道自己属于谁的。即使知道自己属于谁，但未出嫁就死了，那么夫妇之道未成立，顺从父母的命令，自己没有什么参与，这是纯粹遵守女子之道的人，本来不能认为是不合礼的。然而人的禀赋不同，那些刚正坚贞的人，因为已经知道自己属于谁，就不想再属于别人，虽然违背父母的命令，为他守节，为他而死，似乎超过了礼的限度。然而为他守节、为他而死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父母已经许配给他的。怎么能认为是私奔而危害廉耻的防线呢？说阴阳配偶是天地的大义，终身不嫁，是违背阴阳之气，伤害天地之和，这只是论及常理罢了。圣人制定礼仪，必定适中为节，使人人可以守其常而不失。所以让女子未嫁而丈夫死，必须强求人为他守节为他死，而不是出于女子内心的真诚，那么确实违背了阴阳之气，伤害了天地之和。如果秉性纯一的人，他的气清，他的欲望淡，他的性情厚而挚，他的道义严而笃，他自己坚守贞一的性情，不可以有二心，这是得到阴阳的纯粹，符合天地的正道的人。不能强求人人都能做到，又怎么能因为他难能可贵就认为是不合礼的呢？唉，圣人制定礼仪，是用来防止淫乱的；君子立言，是用来端正邪说的。以贞女的行为，圣人都不能要求中等资质的人做到，而君子却一定要立论来非议她，小言破坏大道严重啊！况且女子不嫁二夫，与臣子不事二主，是一样的。已嫁而为夫守节为夫死，是呈递礼物成为臣子，而守节不事二姓的一类；许配未嫁，而为夫守节为夫死，是未曾呈递礼物成为臣子，而守义不屈于二姓的一类。从前伯夷、叔齐，未成为商朝的臣子，而不踏周朝的土地，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下，天下称颂他们。如果按照归氏的论述认为贞女不对，那么伯夷、叔齐将不能成为义士了吗？

续贞女论下

方宗诚

有人说，归氏引用《礼记·曾子问》篇作为证据，那么孔子的话不对吗？回答说，圣人的话，仁至义尽，注疏失去了文义而曲解，归氏又从而错误地引用，不是孔子的本旨。曾子问说，婚礼已经纳币，有了吉日，女方的父母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派人去吊唁，就像父母死了，女方家里也派人去吊唁。已经安葬，伯父向女方传达使命说，某人的儿子有父母的丧事，不能继续作为兄弟（指完成婚礼），派我传达使命。女方许诺而不敢出嫁，这是礼。免除丧服，女方的父母派人请求，不娶然后嫁给他，这是礼。女方的父母死了，也是这样。我试着循着观察其言辞，明白恰当，深深感叹圣人的心，怎么恩义兼尽，而时措从宜如此啊。于是注疏与陈氏集说都误解了，认为父母死了女子另嫁，我试着一一辩驳。所谓向女方传达使命，是传达延期婚期的使命，不是传达退还许婚的使命。所谓不能继续作为兄弟，是说此时不能完成

译这是夫妇的礼制。并不是说在此之后，就不能结成夫妇，而是让她改嫁他人。所谓女方家长许诺，是许诺她延期婚期的命令。而不敢让她出嫁，是等待她守丧期满，不敢强迫她出嫁。不敢强迫她出嫁，以成全她的仁孝之心，所以说这是礼。守丧期满，女方的父母派人来请求（完婚），男方不娶，是说刚开始守丧期满，余哀尚未遗忘，不忍心立刻转为喜庆。并不是最终坚持之前的说法，不娶而想让她改嫁。后来让她出嫁，是嫁给她（原定的男方）。所谓“如后云者”，是拖延很久的说法。女方父母去世，也是如此。这大概就是《内则》所说的“有故则二十三年而嫁”的礼制。并不是说向男方家传达婚约，拒绝嫁给他。如果按照注疏的说法，父母生前所礼聘的人，父母去世后却断绝婚约，而且坚决断绝，这是违背民心的。圣人竟然认为这是礼，并且把它写进经典吗？况且不孝有三，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女子有家，男子有室，这是礼。现在说父母去世，就断绝婚约，他最终不娶吗？这是不孝。他将另娶吗？这是不义。至于女方父母去世，就断绝女方，更是败坏常理、扰乱风俗。危害教化的言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归氏不能辨明，又引用它来判定贞女的错误，越错越远。他对经义的理解不是很疏漏吗？

译驳斥“未婚女子不宜守节”的议论

胡承珙

未婚女子已经受聘，但丈夫去世，她坚守志节不再改嫁。等到年龄到了，地方官员上报朝廷，请求表彰她的里巷，这已经载入法令之中。然而议论的人大多反对这种做法，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礼记》规定，女子许配人家后戴上缨饰，表示有所归属；士人婚礼中，主人进入室内亲自为新娘解下缨饰，表明所归属的对象不是随意的。假如不幸在未出嫁时丈夫去世，如果要改嫁，必定会重新系上缨饰。阴柔的本性是专一不变的，如果一旦系上就不愿再系，这有什么妨害呢？议论的人说：“女子没有经过庙见仪式就去世，要归葬到女方家族，这表明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既然已经出嫁但未庙见尚且要归葬，那么未出嫁而守贞的人就是不合礼的了。”唉，这就是所谓看似有理实则错误的观点。丈夫去世三个月后庙见然后才成为正式媳妇，这是先王用来强调妇道顺从的重要性。何休在《公羊传》注中说：“一定要经过三个月，是取一个季度的时间足以辨别贞洁诚信。贞洁诚信确立了，然后才完成媳妇的礼仪。这是为了杜绝骄纵的萌芽，成就严肃和顺的德行。所以三个月后才送女子到夫家，三个月后才退还聘礼的马匹，都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是说未满三个月时夫妇的情义就可以废弃。如果一定要援引这一点来申述他们的观点，那么难道让未庙见而丈夫去世的女子也可以改嫁吗？况且他们又说：“夫妇的礼仪，是人道的开始。儿子得到妻子，父母就得到媳妇。所以在婚礼的第二天，新娘才去拜见公婆。”如果这样，那么又为什么未庙见还要归葬呢？《内则》说：“儿子非常喜爱他的妻子，但父母不喜欢，就要休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晋江应元礼议论说：“同牢而食，同衾而寝，这是居室床席间的情义罢了。未庙见的媳妇，去世就归葬到女方家族。由此推论，重视的是成为媳妇，而不在于成为妻子，明确拜见公婆为重，接触丈夫为轻。现在的议论者，却以接触丈夫为重，认为床席未曾相连，而住在丈夫家里，侍奉丈夫的父母是无耻的。婚礼在纳征时就已经完成，辞令说：‘您有命令，赐给某室。’既然称为室了，为什么不可以住在室中呢？《曲礼》说：‘男女如果没有媒人，不相知姓名。’既然已经相知姓名了，为什么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父母呢？竟然认为这是无耻，难道一定要改嫁去接触别人的床席，然后才算有耻吗？《曾子问》说：‘娶妻有吉日但女子死了，怎么办？’孔子说：‘穿齐衰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这样。郑玄说：‘还没有为期三年的恩情。’女子服斩衰，丈夫既然称她为妻，就为她服斩衰。所谓‘没有为期三年的恩情’，正是指这种居室床席之间的情义罢了。然而不服三年丧，是受限于情义；而仍然必须服斩衰，是因为笃守道义。况且难道没听说过妇人不再服第二次斩衰吗？先王制定礼仪，不强迫人做极难的事，也不禁止人独自实现志向。他所言说的，都是人所能做到的。那些他没有言说，而有人艰苦刻厉以独自实现志向的，即使圣人复活，也会赞许。一定要把先王没有言说的就视为非礼，那么礼书上说丈夫死了不嫁，却没说丈夫死了也要死。那些殉夫的烈妇，难道也要认为朝廷表彰她们的墓、旌表她们的里巷是非礼的吗？我非常奇怪那些议论者不知道先王的微意，却用先王没有言说的来禁止人的行为。唉，礼仪不合于先王的很多，却唯独对妇女艰苦刻厉的行为，争辩不休毫不宽假。这就是所谓喜好议论而不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难道不是参与不仁的极端行为吗？

辨贞

朱珔

女子在娘家时丈夫去世，终身不再改嫁，古代经典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礼仪因义理而兴起，不能认为这是不对的。而且足以激励世风、防范民心。先王制定礼仪，是让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可以踮起脚达到，而不用难以做到的事要求人，所以深深隐没其文辞。但如果有人卓然能够自立，就一定会极力赞许。明代谢氏有光独自斥责为非礼，他的论述完全没有明显的依据，只以《曾子问》中女子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方家族作为证据。我私下认为《礼记》是汉代儒者编纂的，容有不纯之处，不如《诗经》和《春秋》，经过孔子亲手审定，千年来没有异议。即使就《礼记》而言，也不是像谢氏所说的那样。请让我详细辨析。《诗经·鄘风·柏舟》，序言说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守义而作此诗。说“早死”，明确是指年幼，如果只是未能成为君主，不必说“早”。所以郝敬、邹忠允都认为这是共姜未嫁而自誓的诗。两髦是童子的装饰，就是“髧彼两髦”的意思。礼制规定，男子加冠后才娶妻。共伯留着两髦，可知共姜尚未出嫁。这种说法固然不是凭空臆造。毛传说：“髦，头发垂到眉毛。髦虽然长大仍然保留，如果已经加冠，应当藏在冠内，不能垂到眉毛。”推究传文的意图，大概是不认为他是成人。正义则认为共伯死时，僖侯已经安葬，去掉髦饰很久了。既然去掉髦饰很久，没有理由舍弃现在的状况，而追溯以前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特别迂曲不合情理。考察《左传》“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杜预注：“童子垂髦。”刘炫以童子垂髦为“髧彼两髦”。这是证据。又曾巩代延安郡王谢表中有：“忘髧髦之至弱。”苏轼寄三犹子诗：“夜来梦见小于菟，犹是髧髦垂两耳。”可见古来称髧髦的，多是指年幼。况且齐地西到黄河，住在黄河以西，现在说“在彼”，应当是由齐地想要前往的词。说“髧彼”，也像是在母家而遥指，不是在夫家而实指。

译也。其中说“实维我仪”，《尔雅》和《毛传》都将“仪”解释为匹偶。共姜尚未出嫁就被称为匹偶，人们不认为这是忌讳，大概是因为妇人从一而终，自从父母答应许嫁之时，匹偶的名分就已经确定了。《邶风·柏舟》一诗，根据刘向《列女传》记载，齐侯的女儿嫁往卫国，到达城门时国君去世，女子入宫守孝三年，丧期结束后，弟弟请求让她与国君同处一室，她不同意，于是作诗说：“我心不是石头，不能随意转动；我心不是席子，不能随意卷起。”梳理这首诗，直到兄弟见面发怒，稍微受到侮辱，最终也没有人能改变她的意志。末章借言奋飞，可知这位女子最终终身未改嫁，没有返回齐国。刘向所传的，大概是鲁诗的说法，更不是凭空捏造。看首句也以柏舟起兴，季氏原本说：“柏舟坚实，用来比喻志节的坚贞。”这与共姜所作的诗意相同，所以辞句也相同。孔子将它列在《二南》之后，一个以《邶风》为首，一个以《墉风》为首，难道不是因为时逢衰乱却能坚守贞节，特意著录作为后代取法的榜样吗？《春秋》僖公九年记载伯姬去世，文公十二年记载子叔姬去世，《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她们是未出嫁的人。但这两部传又提到女子许嫁时行笄礼并取字，死后则按成年人的丧礼办理。一个室女去世罢了，无论未成年还是成年，都可以不记载。根据庄公二十七年的伯姬不记载去世，而这里记载去世，大概也是因为看重她们的节操。不然的话，文中没有依托，怎么知道谁嫁给了诸侯，谁嫁给了大夫，从而区分有服和无服呢？伯姬暂且不详细讨论。叔姬称“子”，先儒认为是先君的女儿。僖公是闵公的哥哥，在位又长达三十三年，年纪应该很大了。而文公十二年，叔姬才去世，未必年老到还生女儿。又恰好与伯姬都是许嫁后立即去世，姊妹二人如此巧合，怎么可能呢？何劭在《公羊注》中说：“笄是簪子，用来系住头发。佩戴这个，表明隶属于他人，用来培养贞一之德。”《曲礼》说女子许嫁时系缨，郑康成说：“妇人有缨，表示隶属。”又说：“许嫁时系缨，有跟随他人的开端。”那么系上缨之后，这身子本来就有所归属，所以婚礼中主人进入亲自为新娘解下缨带，大概是既已出嫁，刚开始解下它，而其他人不得参与。没有既系上又随即更换，而自己却装作不知道的。

译归氏坚持女子没有亲自许配他人的说法。他不知道这是针对尚未许嫁的女子而言的，旨在告诫那些自我献身的行为罢了，并不是说已经受聘的女子还可以漫无约束、无所归属。他又引用男女不相知姓名的说法。查考礼制，男女如果没有媒人传话，就不互相知晓姓名；如果没有接受聘礼，就不交往亲近。郑玄注解说：男女有媒人，往来传达婚姻的话，才互相知晓姓名；重视分别的礼节，才互相确定关系。这就是说，有媒人传话就是互相知晓姓名，接受聘礼就有交往亲近的意思了。凭借父母的命令、媒人的话语，下聘纳礼，恭敬慎重端正到如此地步，却还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归属于谁。假如父母有违乱的命令，像世间看重富贵轻视贫穷，临近婚期改换配偶，甚至将女儿安置在不合适的地方，而身为女儿的，却轻易地前往，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做丈夫，这是什么话呢？况且曾子问道：女子没有拜见公婆就死了，不迁入祖庙，不附祭于丈夫的祖母，不持杖、不穿草鞋、不睡次卧，归葬到女方家族，表示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孔颖达疏解说：因为没有得到公婆的命令，实际上已经成为媳妇，却表示好像没有成为媳妇一样，表示不敢自作主张。虽然归葬到女方家族，但女子的父母为她降服穿大功丧服，为她穿齐衰期服，并不是没有主人。由此来说，父母的丧服已经降低，而穿齐衰丧服，那么本来就有主人了，还能说这是不知道归属的媳妇吗？这又是指公婆都去世的情况罢了。杜佑《通典》记载江统、许遐的议论说：没有拜见公婆，女子死了，还葬到女方家族；如果已经拜见公婆，虽然没有同床共枕的接触，本来就应该归葬到夫家。他们的说法可以补充礼文所未能完备的地方。况且这段文字不足以证明可以改嫁。试着反过来看，女子没有拜见公婆而丈夫死了，已经共同进食、共饮合卺酒，也因为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而跟随改嫁，这合乎礼吗？还是说没有拜见公婆，就让她终身不能成为正式的媳妇呢？曾子又问道：娶妻有吉日，而女子死了，穿齐衰丧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这样。这里说的是除去丧服，并没有说改嫁。郑玄注解说：女子穿斩衰丧服，范宁回答郑澄的问话也相同。那么没有娶妻而丈夫死了，本来就可以穿斩衰丧服去吊唁了。天下哪有不知道归属，却为她穿斩衰丧服去吊唁的人呢？秀水朱彝尊检讨有《原贞》一篇，比归氏的议论更为恰当。但他还犹豫其言辞，并且说没有结婚而丈夫死了，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丧服除去后嫁人，是常事。安葬后除去丧服，引用曾子问的话是可以的；丧服除去后嫁人，出自什么典籍？可以随意添加吗？议论礼制真是艰难啊！《仪礼·丧服传》说：丈夫死了，妻子年幼，儿子没有大功之亲，让她改嫁。这特别针对孤苦无依、不得已而改嫁的人，其情可悯，因此制定继父同居的丧服而言，所谓亡于礼者之礼。如果按照归氏的说法，不就把已经出嫁改嫁当作本礼经，而坚守贞节的人反而属于无谓了吗？唉，读礼而不知道深入探求礼意，只凭单薄的文字互相诘难，其不至于危害道义而伤害义理的很少。如《内则》明确说有变故二十三年才嫁，而曾子问又有婚娶遭遇丧事的条目，议论的人认为不娶而后嫁，是嫁到别的家族，是不等丈夫死就改嫁。让父母聘定的媳妇，父母死了，立刻背弃他们而另娶另嫁，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我不知道他们所谓不娶的人，认为最终不忍心娶吗？那么古代没有丧事完毕而终身不娶妻的记载。如果过了时间仍然娶，为什么抛弃已经聘定的人让她另嫁，换一个人又可以去娶呢？凡此种种都不是礼的本意如此，而是解说礼的人的过错。有人说：《周官》媒氏禁止嫁殇者，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官》的制度，与其他经典隔阂的很多，即使“奔者不禁”一句话，虽然屡次经过解说，终究可疑。然而禁止嫁殇，与上面迁葬一例，只是不合葬罢了，而没有禁止不改嫁。大体上圣人对人情，务必使其可通，所以未嫁的女子，改嫁的不必强迫，而保全节操的断然应该表彰。至于现在世间有年少时就在夫家生活的，必定是女方家穷困，不能自存，又没有亲戚的援助，或者遭遇变故才这样。这既然接受了父母的派遣，涉足夫家的庭院，并且拜见了公婆，尤其不能与一般在室的女子等同。

晋宋之间有拜时之礼，与此大致相当。《通典》陈仲欣议论说：拜时虽然不是古礼，但夫妻的名分已经确定了。如果说还不确定，那么女子可以蒙着红纱，让别的丈夫揭开相见，拜以为，就可以委弃离去，女子的名分，本来是这样吗？谢奉给谢愔的信说：虽然没有入门，今年吉日拜后，岁俗无忌，就可以成为媳妇迎接她，正是以策名委贽有定故。其他如王肃、锺毓、陈山涛、张华、蔡谟等人，都是当时号称知礼达识的人，没有听说非议它。比类而观，也可以概见。伏读钦定义疏案语说：男未娶，女未嫁，总听命于父亲。之前的纳征而受请期而诺的，不是父亲的命令吗？那么死了而父亲改字他族，也是父亲有两个命令，而女子守贞不字，也是女子固守初命，不能说专以身许人。女子果然贞烈，不从后命，即使穿斩衰奔丧，誓死不二，有什么妨害。这个意义，即使万世不变也可以。而近人还有为之说的人，说昏礼有三，亲迎也，同牢也，见舅姑也。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求请期，非礼所由成。请期之后，可改嫁者有

译有四种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五礼便可有可无了。况且即使具备这些礼仪，也不足以作为凭据。从此夫妇之道变得困苦，而争讼的狱案也就繁多起来了。我担心既然有亲迎之后却未庙见之说作为辩解，等到生子之后又有《丧服传》之说作为辩解，那将导致天下没有贞洁的妇女了。所谓节义又是什么呢？《易经》说：“保持恒常的德行，坚守贞节。”《礼记》说：“一旦与她结为夫妻，终身不再改变。”程颐说：“饿死是小事，失节是大事。”关于廉耻的防范，究竟谁得谁失呢？其余的观点都不出归氏的论述范围，而且言辞更加荒诞，不值得相信，所以不再为之辩驳。

译阐贞集序

胡承珙

《诗经》作者的旨意，以忠孝为根本大纲，其次没有比贞节更重要的了。《邶风》中的《柏舟》篇，《毛诗序》认为是共姜自己所作。千载之下，依然让人读后感到哀伤。刘向《列女传》说：寡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嫁到某地，刚到城门丈夫就死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夫家守完三年的丧期。弟弟继位后请求让她与自己同处一室，她便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意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意卷曲。君子赞美她贞洁专一，所以将她的事迹列入《诗经》。这大概是《鲁诗》的说法，虽然与《毛诗》不同，但也必定有所依据。共姜确实是节妇，而寡夫人则是贞女。然而这两首《柏舟》被圣人收录，也可以看出它们的意义并无二致。侍讲朱兰坡先生的母亲汪宜人，幼年许配给昆山先生，尚未出嫁便成了寡妇，立志不再改嫁。亲自纺纱织布，奉养公婆十年，才让侄子过继给昆山先生作为继承人，这就是朱兰坡。宜人对他的抚养如同亲生，日夜勤勉笃实，既供养又教育，使他成长为大人。等到朱兰坡显贵，陈述实情获得朝廷旌表，又按照常规典制受封。于是征集士大夫为此事创作诗歌来宣扬她的事迹，积年成卷，交付刻印，命名为《阐贞》。所谓贞，就是正。如果得到了正，即使是贤智之人的过失，也足以不朽，何况实际上并没有过失呢？古来的忠臣孝子，大体上是士大夫熟读诗书礼义的人所能做到的，然而已经很少见了。何况是一位乡间弱女子，没有保傅的辅助，没有宫室的教化，独自毅然决然地内心坚定，不因岁月的艰苦而改变志向。当她一意孤行时，对于能否生存、是否有子嗣以及子嗣能否成才，都不予计较。而她劳苦身体、忍耐性情，含悲受苦，从青年直到白发苍苍，其中必有他人无法知晓一二的情形。唉，天地间可歌可泣的事情，哪有超过这个的呢？那么宜人的志向，虽然朝廷的旌表尚不是她最初的愿望，又何须借助诗歌呢？而她坚贞淬砺的精神不可磨灭，反而足以让诗歌增重。集中诸作，大多符合《诗经》作者的旨意，后续有投赠的诗篇，将随时编次收录。这部集子，难道不会与彤管的光辉相辉映吗？

书归震川贞女论后

王廷植

这是归震川的《贞女论》。震川是明朝一代文人，谈论古文的人多取法于他。贞女幸运啊，什么原因能得到这样的论述呢？贞女的事迹，没有记载于古代，她的姓氏也不显赫。自从归氏的论述出现，辩驳的人就很多了，而贞女于是流传千古。归氏说：女子没有嫁人，却有的为丈夫而死，又有终身不改嫁的，不符合礼制。这意思是以改嫁为符合礼制了。他在礼制上引用了父母去世和女子未过门丈夫就死两条，却不引用丈夫去世这一条，为什么呢？《曾子问》说：娶妻有吉日而女方死了，怎么办？孔子说：穿齐衰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如此。意思是丈夫死了，女子也穿齐衰去吊唁。或者又说：穿斩衰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经典已经明确说了丈夫去世的情况。既然让她穿丧服，又让她去吊唁，难道说他们不是夫妇吗？她为丈夫而死，或者终身不改嫁，又有什么不符合礼制的呢？如果以改嫁为符合礼制，那么吊唁的是一个丈夫，改嫁的又是一个丈夫，这可以称为礼吗？先王制定礼制，不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经典说安葬后就除去丧服，而没说嫁或不嫁，是因为礼贵在通达而施行。除去丧服后改嫁，是礼；除去丧服而不改嫁，更是礼的极致。所以说礼顺应人情，又说礼中接近人情的，不是礼的极致。那些女子有贵贱、智愚、贤不肖的不同，如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就不是天下的通礼了。归氏认为女子在娘家，只有父母为她许配聘礼，而她没有什么参与，又说女子不知道自己属于谁，又说一礼不备，没有亲迎，没有父母的命令，还是私奔，不符合礼制。这意思是以改嫁为父母的命令了。娶妻有吉日，女子已经二十岁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礼都行了，都是父母的命令。没有实行的只有亲迎罢了，难道女子还不知道自己属于谁吗？孟子认为亲迎是礼中较轻的，亲迎就成就了夫妇，这是婚嫁的常礼。现在不幸发生变故，不能亲迎而丈夫就死了，丈夫死了，对于女子就毫无关系了吗？以前父母的命令都算没有了吗？又要请媒人，写庚帖，在家亲迎以等待父母的后命吗？礼所说的齐衰去吊唁，也是因为女子虽然没有出嫁，但对于丈夫的死不能无动于衷，即使改嫁，也必须等到丧服除去。现在未嫁而丈夫死了的，有穿齐衰去吊唁的吗？不穿齐衰去吊唁就立即改嫁，她对丈夫也太淡薄了，为什么归氏不指责她不符合礼制呢？天地阴阳之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女子中贞烈的人，她的正气自然足以壮山河而光日月，难道会违背伤害它吗？那些改嫁的人，只说阴阳之气有待于调和，不是这样就不改嫁，未免话说得太苛刻了。归氏又认为这是廉耻的防线。对于未曾见面的丈夫，哀悼他的死而殉节，或者守节，这是礼义廉耻，本于天性产生，纯粹是天理，绝没有一丝情欲的私心。她前往夫家，是听到丧讯而捐躯赴难，并不是私奔

译这是妾的身份。却竟然诋毁她为私奔。这难道不是诋毁伯夷、叔齐为篡位吗？为什么言论违背常理到了这种地步呢？天地赖以确立的，只有三纲罢了。君臣的名分，没有人敢冒犯。那些拜见君主成为臣子的，都是名字登记在吏部的官员。等到国家破败、君主灭亡的时候，枢密大臣却打开城门投降了，宰相却劝进拥立新主了，百官和有司却投名接受新职了。天地颠倒，哪里还有君臣之分？而那些名字登记在礼部的生员，却凭着微薄的一领青衿，发誓不与新朝共存，像普通百姓一样坚守气节、效忠旧主的，数不胜数。他们难道不能称为君臣吗？父子的亲情，没有丝毫虚假。必定有了生育，然后才有子女。现在有的族人男女已经去世，后代已经断绝，而亲属为他们立了继承人。这继承人的名字是某某，而族人活着的时候并不知道。而做继承人的，只是在神主牌位上写上奉祀的名字，在祠堂里祝告。那么这继承人的子孙，就是族人的子孙。他们难道不能称为父子吗？

译先有婚嫁，然后才有夫妇。至于势穷事变，未嫁而丈夫已死的，那女子来到夫家，那么她的丈夫便算是有了妻子，因此女子坚守夫妇的大义。对于世俗中已婚有室而死的，便为他立后嗣；没有妻室的则不立后嗣。因为立子继承，不能只有父亲而没有母亲。现在丈夫死了，这是公婆没有儿子；丈夫死了因未结婚而不能有后嗣，这是丈夫断绝了香火。女子如果说：我的姓氏年月，我的父母写在彩帖上，经过媒人送到夫家了。下聘礼奠雁，这就是聘礼；又接受了夫家的首饰衣帛，这是我的丈夫，是父母之命，有夫妇的名分，有夫妇的大义。现在丈夫死了，我没有丈夫了；我可以没有丈夫，但丈夫不可以没有妻子。有女子归入夫家，那么丈夫虽死而有妻子，公婆无子而有儿媳，丈夫无后嗣而可以立后嗣了。这难道能说不叫夫妇吗？天崩地裂的时候，必定依赖有作为的柱石，乾坤才能得以不毁坏。君臣的大义断绝而诸生坚守它，父子的大义断绝而嗣子坚守它，夫妇的大义断绝而女子坚守它。国家灭亡了，家庭灭亡了，自身灭亡了，但都有使之不灭亡的力量，这是用人事来补救天命的困穷。而这事情极其痛苦艰难，没有比女子更甚的了。听到死讯自缢，或见到丧事自尽，这是舍生取义的人。在娘家终身不改嫁，这是明哲保身的人。至于归入夫家，持守丧服，侍奉公婆，抚育幼小的孤儿，支撑夫家的门户，这是树立大节，成就大义，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在至难至苦的事情上，做出至中至庸的行为。听到丧事哀痛，这是仁；不改嫁，这是义；为丈夫持守丧服，这是礼；发誓以死相殉，坚定地知道这是对的而那是错的，这是智；盟书在前，生死不二，父母不能改变她的志向，公婆不能阻止她的到来，舜不告而娶，未婚妻不告而嫁，君子认为这如同告知了一样，这是信。曾子听夫子说：“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我们完整地归还身体，可以称为孝了。”这话，只有古今的贞女，才配得上啊。纵观书册所载，这类女子都秉性温良，懂礼法，专门以贞洁自砺，虽然处境艰难，却甘之如饴，履之如常。凡是世间的富贵贫贱，祸福利害，欢戚忧惧，患难死生，都不能动摇她的心。而发誓一日，便坚持百年，可以赴刀兵，可以蹈水火，可以感动天地，可以泣鬼神。难怪与忠孝节义一同被国典褒扬，被地方志收录，被文人学士传述，而被鄙薄顽懦之夫感奋兴起。三纲确立了，五常植立了，即使是圣人也赞许他们是天地的完人。而归氏却说：“先王的礼，不必以此来激励世人。”唉，妇女如果不以贞节来激励，又哪里有所谓的先王之礼呢？有人说：“现在改嫁的不合乎礼吗？”回答说：“合乎礼。父母因为她未嫁而嫁她，那么嫁她就是了。礼并没有说嫁她是不合礼的。不改嫁的人，重在以身许人，既然许了，不必有夫妇之事，但一定要坚守夫妇之义。改嫁的人，重在以身嫁人，一定要嫁她去行夫妇之事，然后成就夫妇之礼。夫妇之义无可逃避，夫妇之礼也不可废弃。但改嫁的人，事情多有曲折，也不免有所忌讳。她娘家的庚帖，必定要向夫家收回；订婚的首饰仪物，必定退还给夫家；改嫁的家庭，必定与前夫的家庭，不是亲戚，也不亲近厚谊。不这样，就不免有隔阂，而心中有所不安。但认为改嫁不合礼也是不可以的。”

《清芬集》后序

张文虎

明代归熙甫认为女子未婚守志是过分讲究礼节，近世江都汪容甫又作议来辅助他的说法。太严重了，这两位先生是不懂礼啊。古代圣人依据人情来制定礼法，衡量中等人所能做到的而确立下来，而不要求他们做到卓绝过高的行为，这就是礼之所以能通行于天下万世的原因。然而其中有些隐微疑似之处，不能明显地颁布命令，那就等待懂得其意的人去妥善选择。哀公问孔子说：“礼规定男子一定要三十岁才有妻室，女子一定要二十岁才有丈夫，难道不晚了吗？”孔子说：“礼说的是极致，不是超过这个限度。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有做父亲的道理；女子十五岁许嫁，有出嫁的道理。由此推论，礼的文辞不可拘泥是明显的了。所以三年的丧期，是礼。世间有像刘瑜那样服丧除去二十多年，穿布衣吃蔬菜常住在墓旁的人，君子不认为他不对。不能喝粥，用菜做羹，有病喝酒吃肉，是礼。世间有像张敷、杜栖隐那样不吃盐菜，哀痛毁伤身体的人，君子不认为他们不对。老师去世心丧三年，是礼。世间有像子贡那样三年以外，筑室独居的人，君子不认为他不对。汪踦是未成年而死，但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所以按成人的礼节安葬他，君子也不认为不对。如果像两位先生所论，那么这几个人的行为都可以被议论了。况且两位先生所坚持的，是《曾子问》中的文字。那文字说：已经纳币定了吉日，男方父母死了，已经安葬，派人告诉女方说：‘我的儿子有父母之丧，不能继承兄弟之位，派我传达意旨。’女方许诺而不敢出嫁。免丧后，女方的父母让……

译有人来求婚，（女子）不答应，然后才将她嫁出去。丈夫之所以不敢娶她，正是因为女子已经许配给别人，因而看重这份承诺。不答应求婚然后才嫁，却不苛责女子必须坚守旧约，这就是所谓考虑到普通人所能做到的程度。然而，（如果）嫁出去后（丈夫去世）再改嫁，是难以推辞的。

又说：“女子服斩衰之丧，是服谁的丧呢？”（回答是）服齐衰之丧去吊唁，安葬后就除服。丈夫去世也是如此。注解说：“娶妻有吉日，但女子在吉日之前死了，（丈夫）服斩衰之丧，那么女子俨然就是他的妻子了。”却不苛责女子必须守节，也是考虑到普通人所能做到的程度。

假如当时有立志不再改嫁的，或者以身殉夫的，或者愿意侍奉公婆的，君子也会哀怜她们的情意而允许这样做。但容甫先生却将这种情况比作齐楚的国君去世，鲁国的臣子号哭自杀，那必定是精神失常、失去理智的人。唉，这是什么话呢！

婚礼纳采时，主人在门西边铺设筵席，西边为上，右边放置几案。注解说：“因为要将先祖的遗体（指女儿）托付给别人，所以在祢庙接受纳采之礼。”《曲礼》说：“女子许配人家后系上缨饰。”注解说：“女子许配人家后系上缨饰，是有归属他人的开端。”许配之初，其郑重程度就像这样，却将女子改嫁比作鲁国臣子对齐楚国君的死节，这难道不是精神失常、失去理智的言论吗？

从前，齐侯的女儿嫁给（某国），到达城门时国君去世。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宫中服三年之丧。弟弟请求与她同吃同住，女子不听，向齐国申诉。齐国派人告知女子，女子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意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意卷曲。”此事见于《列女传》，大概本于《韩诗》的说法。

又有女子嫁给齐太子，半路上听说太子去世，问傅母说：“该怎么办？”傅母说：“应当前往服丧。”丧期结束后，不回家，最终以死殉节。此事见于《乐府诗集》引用的扬雄《琴清英》。

译这两位女子，难道不知道有安葬后除去丧服的礼制吗？她们立志不再改嫁，节操显耀于千载。容甫（王昶）又将她们比作鲁国那些呼号自杀的臣子吗？高子问孟子说：“嫁娶之事，并非女子自己亲自操办，女子为何能被编入《诗经》呢？”孟子说：“有女子那样的志向就可以，没有女子那样的志向就会懈怠。”（见《韩诗外传》）这就是所谓卓绝高远的行为，不可以要求普通人做到的。用卓绝高远的行为，却称之为疯狂失常，我不知道容甫的心是怎么想的。

熙甫（归有光）说：“女子在娘家时，只有父母答应将她许配给人，而自己并不参与。自己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许嫁的是父母。父母答应了，却说自己没有参与，这又成了什么说法呢？况且礼制并不是强行束缚、驱使人的，也是寻求内心安宁罢了。微子、箕子、比干，都被谥为仁；伊尹、周公、伯夷、叔齐，各自成就他们的正确。孔子听到孔悝的祸难，说‘柴大概会来，由大概会死’，而在其中没有褒贬。这就是所谓各自寻求内心的安宁。礼制，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古今适宜不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媳妇为公婆服丧，古代都只服一年，而现在都服三年。这两位君子难道能坚持古礼来反对现在的做法吗？孔子说：‘礼制，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仪式周全，宁可内心悲痛。’因为现在世俗风气败坏，日益浮薄，如果有卓绝高远的行为，确实足以激励人心，而这两位君子，又加以非议，这也不同于孔子论礼的观点了。然而熙甫也自知自己的话有过头之处，所以在《张氏女贞节记》中加以调和，举三仁、伯夷、叔齐作为比喻，而容甫却坚持到底。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去世，在娘家守志十五年，听说婆婆生病，哭着请求回到徐家，侍奉婆婆，抚养继子得以厚道成长。事迹上报给学政，表彰她的房屋，士大夫有歌咏她事迹的，徐得厚汇刊为《清芬集》，向俞樾求取文章。俞樾读了临川、昆明两位学政的序言，辨明熙甫的错误，引而未发，又来不及涉及容甫所议论的，所以推演并详细论述，不知不觉言辞冗长了。

俞樾

我的同年生应敏斋观察，拿出他所记载的张贞女事迹给我看。我在卷首大书“奇贞苦节”四个字。有人问我：“未嫁而为丈夫守节，符合礼制吗？”我回答说：“《礼记·曾子问》篇，曾子问：‘娶妻有吉日而女方死了，怎么办？’孔子说：‘穿齐衰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这样。’郑玄注说：‘没有为期年、三年的恩情。’女子服斩衰。孔颖达正义说：‘因为（丈夫）服齐衰，所以知道女子服斩衰。妇人没有两种斩衰。在娘家时为父母服斩衰，已嫁后为丈夫服斩衰。现在听说死了，穿斩衰去吊唁，这本来就是用丈夫的丧服来服丧。只是圣人制定礼制，本乎人情。如果一定要斩衰三年，终身不嫁，那就是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中等以下的人，不能仰望追随的很多了。所以制定礼制，安葬后就除去丧服，除去丧服后女子可以嫁到别的家族。这礼制，是为了保全中等以下的人，而使天下可以通行。世上的儒者，拿着这个来衡量天下的女子，见到有未嫁而丈夫死了为之守节的，就指责为非礼。唉，错了！《士昏礼》郑玄注说：‘妇人十五岁许嫁，行笄礼，因此系上缨，表明有所系属。’这是许嫁之后，这身体已经有所系属了。所以必须等到成婚的夜晚，丈夫亲自为她解下缨。现在不幸丈夫死了，这缨由谁来解呢？将一直不解而又系于别的家族吗？这是一系再系。将自己解下，等待许嫁别的家族，而又系上缨吗？这是系而不系。由此说来，假设有死，去吊唁而遂不归，侍奉公婆，抚养继子，数十年如一日的人，圣人必定深深赞许他，必定不会指责为非礼。《列女传》说：‘寡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嫁到某地，到了城门而君主死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宫中行三年之丧。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曲。’圣人收录她的诗于《邶风》，不以为非礼是明显的。况且圣人的礼制，难道只是未嫁夫死可以改嫁吗？即使已嫁夫死也可以改嫁。所以礼制有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如果拿着这个说丈夫死了改嫁是礼，可以吗？不可以吗？有人根据《曾子问》篇，婚礼有吉日，男方的父母死了，向女方家传达说：‘某的儿子有父母之丧，不能继续作为兄弟（指婚约），派我传达。’女方家许诺而不敢嫁，这是礼。丧期结束，女方的父母派人请求，不娶然后嫁，这是礼。男方的父母死了，尚且可以改嫁，何况丈夫死了呢？这本来不是这样。礼经晦涩很久了。这段经文两次说‘礼也’，具有深意。女方家许诺而不敢嫁，这是礼，这是礼的正统。不娶然后嫁，这是礼，这是礼的变通。说‘不娶然后嫁’，可知娶了仍然归于此。古人婚礼，从纳采问名，到请期而成礼，时间起初不太久，不像后世在幼年论婚。所以遇到父母之丧，等到三年之后，已经旷日持久。圣人知道久要不忘的道义，不可以一概要求中等以下的人。所以制定礼制，委曲如此，也是为了保全中等以下的人，而难道是说女子必须改嫁吗？

译我所撰写的《经平义》，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世俗的儒生不通晓礼制的真意，于是认为婚礼在亲迎时才算完成，在亲迎之前，男女双方就像路人一样，女子改嫁也不算过错。唉，哪有像路人一样，圣人却为她制定斩衰这种最重丧服的道理呢？推究“不二斩”的原则，女子既然已经为丈夫服斩衰，假设丈夫尚未安葬而她的父母去世，她必须降低丧服等级为齐衰期年；等到丈夫安葬之后，又恢复为父母服斩衰。圣人制定的礼制，哪有如此飘忽不定的呢？斩衰之服，是三年的丧期。圣人既然为她制定了斩衰之服，必定是希望她服满三年的丧期；如果不想让她服满三年的丧期，必定不会为她制定斩衰之服。所以，在丈夫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又有人说，礼制规定，女子没有拜见公婆就死了，灵柩不迁入祖庙，不附祭于丈夫的祖母，不执丧杖、不穿丧鞋、不睡草垫，归葬于女子娘家宗族，这是表示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这是说没有拜见公婆，尚且没有成为媳妇，何况没有完成婚礼呢？这又是错误的。媳妇，是相对于公婆而言的，没有拜见公婆，所以没有成为媳妇，并不是说她没有成为妻子。妻子的名分在亲迎时确立，而实际上始于许嫁。许嫁之后，女子已经有了丈夫。传文说：“六礼不完备，贞洁的女子不嫁。”这是因为丈夫还活着才这样。如果不幸丈夫死了，那么她当然应当奔赴奔丧。况且她穿着斩衰去吊唁，是见公婆呢，还是不见公婆呢？既然已经去吊唁了，她必定会见公婆是可以知道的。既然见了公婆，她已经成为媳妇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女子没有拜见公婆就死了，不迁入祖庙，不附祭于祖母，是表示她没有完成媳妇的名分；没有完成婚礼而丈夫死了，穿着斩衰去吊唁，是表示她已经具备了妻子的名分。圣人制定礼制，有时疏远，有时亲近，怎么可以拘泥于一点来论断呢？从前延陵季子连一把剑的小事，都不因生死而改变心意，何况女子以身许人，却忍心辜负他呢？

国家定制，凡是未婚而守志的女子，都按例予以表彰。考察礼经，就有斩衰之服的规定；查考法令，就有旌表贞节的典制。那么，我对贞洁的女子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我既然已经回答了别人的提问，于是依次叙述这些道理，写在这篇文章的后面。

译贞女议 【王效成】

晚近时代不及古代，却有过激的行为。女子因守贞而闻名。君子说：柔弱的资质却刚强的节操，足以激励那些萎靡不振的人。有人说：女子的妇道行为，并非符合道义的适中做法。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没有能够折中调和的。唉，各自有其处境。事情不超出情理之外。道理达到极致必然与情感相协调，情感达到极致也足以胜过道理。情感任由人自然达到，道理务必穷尽情感所能通达之处。两位少者的道义象征《咸》卦。咸，就是感应。名为一感应，内心就相应，不一定需要真诚的交接。身体永远断绝而意志缔结，用意志殉于意志，这就是所谓不自欺的人吧。然而执着于道义的身体处境无法获得。如果穿着衰裳前往夫家，那么亲戚党羽会惊愕怀疑，举动稍有不当，指责毁谤就会接踵而至。公婆妯娌，没有中介引导而情感不通。白帷幔下荧荧灯火，顾影自怜，孤独相处。凄惨郁结向谁诉说？含泪度过长夜。当她们仓促行事，习于风尚，率领年幼者走捷径，内心没有审慎考虑，而做出这种举动，等到受伤憔悴甚至死亡，姑且说是顺应天命还是人为呢？虽然父母无法施以援手，更何况后来者没有恒常，违背常理，死丧导致根基脆弱，依靠什么？全邑里所传闻目睹的，那些不郁结幽怨而伤害天性的有多少呢？既然已经这样，固然已经成就了她们的美名。等到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教化，这是仁者的责任。女子没有庙见，还不成其为正式的妻子。夫家顺从女子，难道违背礼制吗？凡是被乡里所礼敬信任的，推究情感的穷尽以协调道理而大大彰显它。年幼时熟习听闻家训，最终遭遇变故，导致被胜心所激，而蹈入过激的节操。她们所保全的其实很多，这是天地之心啊。不然，贞木的忍冬，毅羽的死愤，是纯粹出于天性的情感而这样的吗？又何必用道理来限定呢。

贞女说 俞正燮

《列女传》说：丹阳的罗静，是广德罗勤的女儿，被同县的朱旷聘娶。婚礼没有完成，罗勤遭遇疾病去世。邻里断绝往来，朱旷冒着风险经营，不久也病亡。罗静感念他的义气，于是发誓不再嫁人。有个叫杨祚的人，带领很多人，亲自前往纳聘礼。罗静于是逃窜。杨祚劫持她的弟妹，罗静害怕被杨祚所害，于是出来见他，说：“实在感念朱旷为我的父亲而死，所以托言自己已死，发誓不再二心。辛苦之人，愿您哀怜而放过我。如果不这样，请让我守节至死。”于是杨祚放了她。后世女子不再接受聘礼的，称为贞女。这个道义实在难以心安。没有同衾却同穴，称为无害，那么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准备酒食来召集乡党僚友？世间又何必有男女之分呢？这大概是贤者没有深思的过错。必定像罗静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女士了，可以称为贞女了。曾经见过一首诗说：闽地风俗生女孩多半不抚养，长大后期望她们成为烈女。死得没有缘由女子也亡，鸩酒在杯，绳索在梁。女儿贪生无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子死，请旌表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早晨树立在门前，夜里听到新鬼求返魂。唉，男儿以忠义自责是可以的，妇女的贞烈，难道是男子的荣耀吗？

遵议 旌表贞女按照节妇年限酌量变通 礼部疏

同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内阁抄出，奉皇上谕旨：御史薛斯来奏请将旌表贞女按照节婦年限酌量变通一折，着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查原奏中说：风化的开端，守节为重。节义的笃厚，守贞尤难。守节的人，为名分所拘束，为恩义所逼迫。守贞的人，并没有一面之缘，就抱持百年的遗憾。即使另求配偶，也不能以失节讥讽她，然而却发誓终身，甘愿承受荼苦。她们的天性尤为笃厚，志节尤为坚定。查礼部定例，守节的妇女，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或者年龄未满五十而去世，其守节已及十年的，准许旌表。未婚贞女，按照年限，与节妇例同。那些在夫家守贞去世，以及未符合年限而去世的，一体准许旌表等语。礼部历年题复贞女旌表，每每按照节妇年限扣算。私下认为守贞与守节不同。守节的人迫于情，必须及年而后征验其节操的坚定；守贞的人严于本性，只要过门就已经窥见其意志的笃厚。在母家守贞的，还属于可以许嫁的例例；在夫家守贞的，断无再婚之事。定例中在夫家守贞去世，有未符合年限，一体旌表的条文。而身体未故的，可否不拘年限之处，条例则未详细规定。查嘉庆年间，原任公安禄的女儿，以及宗室果齐斯欢的女儿，都听说丈夫去世，过门守贞，先后奉旨加恩旌表，无需拘泥常例年限。诚然因为条例所未备，不妨量为变通。拟请饬下礼部，对于未婚夫故过门守贞者，无论满汉，均按照节妇年限酌量变通等语。我们私下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开始，节义实在是风化的先导。礼经详细记载婚礼，而从亲迎以后，仪文尤其重要。对于妇人，恩礼兼隆。因此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这是妇道的正道啊。至于未婚的女子，礼制既未完备，恩义也未孚众。礼经说：娶女有吉日，女子死了，穿齐衰而吊唁，既葬而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这样。所谓这样，也是既葬而除去丧服啊。至于既除之后，经书没有提及。大概既然不加以三年的丧服，自然不责以从一的道义。又说：女子未

译女子在庙见仪式后去世，便归葬于女方家族，以此显示她尚未正式成为媳妇。女子出嫁，需经过三个月的庙见仪式；未经庙见，尚不能称为正式媳妇；何况是已许配但尚未出嫁的女子，更不能用媳妇的规矩来约束她。因此，媳妇有改嫁的嫌疑，而未婚女子却没有改嫁的讥讽，这是为了体察人情而厚待两者的区别。然而，女子因听闻变故而发誓不再嫁人的，君子也怜悯她的志向，所以臣部则例中，将守贞的女子附在节妇的条例下，也准许请旨旌表，这实在是基于礼经的本意，权衡斟酌后做出的规定，并非将偏激的行为视为高尚。至于条例规定旌表的年限，贞女去世的，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准许旌表，相比节妇已有所变通；若是活着的，则无论节妇还是贞女，必须以年满五十岁为界限。实在是因为艰苦的行为，是人之常情难以做到的；激烈的气节，随着时间推移容易改变。守贞与守节，事情稍有不同但心意相同，所以必须等到五十岁，此前如冰霜般自誓的坚贞，才能显现出历久弥坚；此后年岁渐衰，才可相信初心不改。事情以实际为证，制度符合中道，定例已无可再议。更何况考核越严格，名节就越显贵重；如果旌扬的典制太宽泛，反而觉得坚苦的操守不显著。而且贞女守贞之时，只是践行志向，并非为了求取名声；过早给予名声，恐怕有人羡慕名声而勉强为之，反而失去性情的纯正，这也不是整顿纲纪、维系风俗的做法。

译到了嘉庆年间，有公安禄的女儿以及宗室果齐斯欢的女儿，一听说丈夫去世，便在过门后守贞，都奏请奉到特旨加恩旌表，不必拘泥于常规年限。近年来，宗室八旗也有援引此案奏请获准的，都是特恩，与我部的则例并行不悖。臣等共同商议，此后除了宗室满汉为贞女请旌，声明不拘常规年限，援引先例恳请恩准的，出自圣裁，不是臣下敢议论拟定的之外，所有臣部题请旌表的，无论宗室满汉，拟请仍按例照节妇年限扣算办理，以符合礼经而尊崇定制。该御史所请变通年限之处，应不必再议。

况且臣等还有请求。礼经说：女子许嫁行笄礼。又说：十五岁行笄礼。大概未行笄礼之前，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她。此后有过门守贞，奉特旨不必拘泥常规年限的，如果未满十五岁，就由臣部登记，等到行笄礼后，再行办理。这样在鼓励节操之中，仍寓含核实之义。所有臣等遵议的缘由，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补昏义说

杨彝珍

天地广大，人尚且有遗憾。然而依赖君子来弥补。如果任由遗憾存在而不弥补，那么人们将不仅归咎于天地。试就婚礼而言，男女性情差异极大，如同天壤之别，他们的门第悬殊也是如此。如果说早已缔结婚约，一定要强行结合，能靠道义和命运自我安顿的，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两个。对于普通人，则暗中忧愁自责，以至于轻生的人也有；即使不这样，平时也常常争吵产生嫌隙，而夫妇之道也就痛苦了。人情爱惜子女，必定为他们做长远打算。他们看到所嫁的不是良配，最终将不得其所，于是难免产生悔意而诉讼发生。而掌管司法的人说，这按律法不允许离婚，不如让他们结合，还可以种下我的德行。如果贫穷不能备齐六礼，不惜从而资助他们。哪里知道强行让他们合卺，退下后却独自悲伤，这是驱使他们进入危苦死亡的境地罢了。还有什么德行可言呢？

有人对我说，拿着你的说法来断这个案子，似乎可以听任他们悔婚。然而这在古代也有证据吗？我说，曾子问不是说过吗，婚礼已经纳币有了吉日，这时父母去世，安葬后，向女方家传达消息说，某人有丧事，不能继续作为兄弟（指婚约）。女方家许诺而不敢嫁。丧期结束后，女方父母派人请求，不娶然后才嫁。如果女方父母去世也是如此。这也是悔婚。那么因为所配的不是良人而悔婚，为什么不可以呢？先王根据人情制定礼法，人情不惬意的，不强迫他们顺从。如果执守一成不变的法度，而不酌情变通，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宗旨相违背。况且考察律法，男女未成婚有犯奸盗的，听任他们另嫁娶。他们悔婚，必定以此为词，说他们起初因为轻信媒妁之言，慢慢观察后，才发觉对方不成器，担心最终不流于奸盗不止，所以不如早点断绝，以免日后后悔。这应该不拘泥于成法以成全他们的美事，或许有体现曲成万物的仁爱吧。

有人说，世上有因为贫穷而悔婚的，审问他们的女儿，如果能自我安于道义命运，自然应该判决让他们结合。如果不这样，那么也可以拿着你的说法来处理吗？我说，责令他们拿出钱财资助另娶，并且委婉地开导说，他倚仗门阀高多金，又习惯于骄横，将把你视为奴隶，你怎能成为丈夫呢？不如抛弃他。如果自我奋发必定不会长久贫穷。世上本来有很多美好的人，何必一定要嫁给他。在这里各自满足所愿，必定两全其美。我因为执守一端的儒生，不想弥合天地的遗憾，所以作这个说法来开导他们。

嫁议

周济

古人对夫妇，各自表达真情，而没有强求。一旦与之齐等，终身不改，所以确立常道。媒氏掌管男女的判合，私奔的不禁止，所以抵御变故。不这样，那么夫妇之道痛苦，而淫乱邪僻的就多了。情，是性情的发动。欲，是情情的流露。上等士人恢复本性，其次用情，下等顺从欲望。欲望不追逐外境，是情接近恢复本性的。低于此很少不转移的。转移则情变，变则亲近逐渐疏远，真实逐渐虚伪。只因为地相近，内疏而外伪，尤其不能一天相处。而又顾惜名分，含忍包容，彼此互忍，而互有所不平，于是不可测度的危机潜伏在肘腋之间，而其危险不能终日。况且中等智慧以下，没有不依赖外物的。所依赖外物，那么当他自恃时，已经不足恃了。境遇过去而不居，欲望赊欠而不偿还，情隐匿而不宣，本性大概危险了。

我认为应该扩大妻子不跟随丈夫的条例，设立丈夫断绝恩义离异的律法，以平复人情而消除变故。何必旌表节操，奖赏人情所难的。难在所奖赏，那么不能为其难者在所宽恕。宽恕则不应该示以惩罚。妾不受丈夫封号，因为她私奔不备礼，而没有断绝她儿子的封号。只有再嫁才断绝，还不如妾。所以素封以上，没有不丑视而强制的。这是节操可以伪装的。更有担心不能终老，断绝父母翁姑之恩，而压抑逼迫自杀的，这不是怜悯寡弱。我认为再嫁的妇女，应该同妾的条例。

译断绝丈夫对妻子的封赏，却不断绝儿子对母亲的封赏，使得父母公婆没有羞耻之心而强行逼迫，这样保全的生命必然很多。坚守苦节的贞操，上奉养父母，下哺育子女，积累数十年；为丈夫殉节的刚烈，顷刻间就决定了。确实有所不同。为了警戒轻生的人，因此有“表彰节妇而不表彰烈女”的说法。然而每当看到改朝换代之际，有见识以上的人，沉默无言地献出生命，对事情并没有帮助。不同时代的英明君主，仍然会表彰他们，以激励风俗。至于烈女却说：“你为什么不替她承担艰难？为什么要轻生而追求名声？”这是用褒奖自杀于沟渠的诚信来要求士大夫，却用托付孤儿、寄托性命的全才来要求普通妇女，这多么是不思虑的极端啊！我认为为丈夫殉节的刚烈，凡是在丧服期限以内，以及刚脱下丧服的人，都应该加以表彰区别，在道义上是宏大的。先王的教化非常宽厚，宽厚所以多数人能够成就而少数人越轨。拘泥的儒者见识浅薄，搜求瑕疵，刻薄深入的议论，力求做到申不害、韩非子所不能施加的程度，于是驱使天下人走向虚伪。虚伪一旦在教化中形成，固然没有越轨的了，但其流弊到了极点，将会激起产生特殊的变故，能不恐惧吗？能不谨慎吗？

译寡妇改嫁的义理

王绅

从前圣明的君王担心百姓行为不谨慎，便为他们制定礼仪；又担心礼仪有时无法实行，便为他们设立刑法。行为超出礼仪的范围，就落入刑法的制裁之中。所以说，礼仪用来统一民心，刑法用来辅助礼仪，这是大概的原则。然而，有些行为虽在礼仪之中，却不触犯刑法，这就需要根据时势权衡，通达人情，帝王并不禁止。《昏义》说：“妻子，就是‘齐’的意思，一旦与她齐等，终身不再改变，所以丈夫死后不再改嫁。”这是礼仪，也是道义，是贞洁专一之道应当如此。然而，人类品行参差不齐，情势也不单一，天下不可能没有孤苦贫贱的人，那么天下也就不能没有再次改嫁的妇女。圣人顺应人情而通达变通，为此制定制度，对于同居的继父要穿丧服，不同居的继父也要穿丧服。继父尚且要穿丧服，何况是出嫁的母亲呢？这也是亡故之人所遵循的礼仪啊。夏商周三代以上的事情，已无法得知。到了春秋时期，地位尊贵者也难免，所以公叔室有再嫁的妇女，狄仪家没有贞洁专一的母亲，穆姜将妾室嫁给管人，子叔从施氏那里夺走妹妹，郑国归还堵邑的妻子，楚国收容息国的女儿，更甚者，蔡国嫁出荡舟的姬女，秦国接纳捧匜的息女，没有限制，习以为常的风俗，由来已久了。所以孔门的大贤，对于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有穿大功齐衰丧服的疑问。女子对于丈夫，就像男子对于君主一样。节义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贞洁专一岂能泛泛地要求所有人？《礼记》说：“饮食男女，是人最大的欲望所在。”人情不能遏止的，圣人不禁止，于是制定礼仪制度，使人们分辨结合与分离，从而避免翻墙私奔之类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强行束缚驱使，紧急时就会败坏，放纵检点、逾越界限的事情就会时常发生。等到秦始皇时，才开始严厉禁止，说“有儿子却改嫁，违背死者是不贞洁”，又说“妻子逃亡改嫁，儿子不得认母亲”。这起初并非没有防范百姓、端正风俗的意图。但从汉代以后，这种礼仪也未能实行，失节的妇女，在礼仪之家、显贵门第中往往都有。汉世宗以田蚡为舅舅，魏太祖以何晏为儿子，薄皇后正位东宫，甄氏母仪天下，范文正公由朱氏恢复范姓，杨东里因母亲冒用罗姓，直到制定为典章，给予推恩，说明这里没有忌讳。程子阐发大义，认为继父是父亲的仇敌，并且说“饿死是小事，失节是大事”。这话伟大啊，对于从一而终的道义，毫无遗憾。然而，这不能要求愚昧的男女，与古代圣人制定礼仪、通达人情而周全保全的做法略有不符。这就是经与权之道之所以需要辨析的原因。然而，不是圣人不能制定礼仪，不是大贤不能坚守道义，两者结合，道理更加明白。后世的贤者，应当秉持程子的道义，中等以下的人，自然可以遵守古代圣人的礼仪，这样世道人心于是得以端正。

昏问

钱仪吉

道光十一年，山东两位县令约定结亲。此前，前任县令与继任县令争夺官粮，父亲杀害了女儿的亲生父亲，女儿的父亲因此死去。女儿不忍心侍奉仇人，自缢身亡。朝廷下诏表彰她的孝行。有人说，女子不死，应当离婚。请问这样处理是否合适？

回答说：这是百姓极度的困境，也是王政所应怜悯的。为亲人复仇，不反戈相向；躲避海外，官府代为和解。《春秋》子沈子说：“臣不讨伐贼人，不是臣；子不复仇，不是子。”如今以柔弱孤苦的女子，怀着悲痛站在庭院中，却让她戴上簪子去朝见，拿着笲篮去祝祷，忘却亲人而侍奉仇人，生存的道理就尽失了。又告知婚期请求吉祥，必定要称呼先人，这已经言辞穷尽，如何能完成礼仪？有人说《昏义》说“一旦齐等，终身不改”，又说“妇人内属夫家，外属父母家”，又引用先儒的话说“丈夫有恶行，妻子不能离开”，因为大地没有离开天空的道理。这个女子，虽然承受终身的悲哀，也将无处逃命。不知道女子没有专断的行为，有三从的道理。当她未嫁时，不受制于丈夫，所以丧服制度规定，在室女子为父亲穿齐衰三年。未嫁而丈夫死去，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本来没有三年的恩情，也没有双重斩衰的嫌疑。《春秋》中，女子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如果这样，终身不改，是施用于同牢之礼的；疏远本亲，是责成于成为妇人的。至于妻子侍奉丈夫，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如果所依靠的丈夫失德，必定依靠规劝谏诤；如果确实坚持过错而不听从，即使号哭也难以断绝关系，这大概是所谓至亲没有离去的意思，在于感动对方吧。所以赵阿自杀，情义上似乎过于中道；庞娥为父报仇，世人称颂她的纯孝。这样看来，丈夫的恶行与亲人的仇杀，权衡轻重，又不在同一等级了。查考离婚的条款，前代史书中多有记载。过去在曹魏时期，犯大逆罪的人，诛杀已出嫁的女儿；丈夫的党羽受刑，又有随姓被杀的。当时就有特别允许离婚从而宽贷性命的。丈夫背叛家庭宣布断绝关系，系于君主；仇家宣布离婚，系于父亲。平时资敬是相同的，面临危难时，内心怎能不同？《白虎通义·嫁娶篇》说：“悖逆人伦，杀害妻子父母，废绝纲纪，是最大的混乱。义绝才可以离去。”《唐律·户婚章》说：“凡是义绝的，必须离婚。”又说：“凡是违律结婚，条款中称离婚或纠正的，即使遇到赦免，仍然离婚或纠正。”义绝的，长孙无忌等人注释说：“如果夫妻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互相杀害，即使遇到赦免，都算义绝。”那么，断罪的条文，罪行有应当赦免的，但恩义断绝，绝不恢复。况且寻究汉代议礼和唐代律法的文字，都关乎已出嫁的女子。何况某县令的女儿还在室，仇人不能同戴一天下的天，如果不离婚，如何能教导孝道？我私下认为某县令……

译（她）是女儿。以死来成就名声。没有（可供）评议的余地。后来有类似的情况。主管官员审理案件时。应当请求解除婚姻。

译昏问 【林伯桐】

谨按：昏礼，是将两个姓氏结为友好关系。如果两个姓氏不友好，就不能结为婚姻。父亲为女儿选择归宿而将她嫁出，妇人称出嫁为“归”，这是因为女子进入夫家，便疏远了父母家，只是秉承父亲的意志罢了。倘若有人亲手将刀刺入父亲的腹部，却与仇人的儿子白头偕老，侍奉仇人如公公，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呢？《春秋公羊传》说：“礼制规定，仇敌之间不互通婚姻。”《谷梁传》说：“仇敌之间的人，是不可以用来通婚的。”鲁国与齐国是仇敌，却让鲁国主持王姬嫁给齐国的婚礼，尚且被《春秋》所厌恶，何况去侍奉仇人呢？《谷梁传》又说：“不让齐侯得以与我们行礼。”仇敌的国家尚且不可与我们行礼，仇敌的家庭反而可以与我们通婚吗？这应当离婚，似乎没有疑问。谨此回答。

有人说：“许配婚姻，是父亲的命令；一旦与丈夫结为夫妻，终身不再改变，这是父亲的意志。父亲生前命令她，难道父亲死后就可以违背吗？”回答说：“礼制有常规，也有变通。父亲命令女儿嫁人，终身不改，这是常规；先结婚后结仇，这不是父亲所能预料的，这就是变通。推想父亲的意志，必定不允许女儿侍奉仇人；推想女儿的心意，更是与仇人不共戴天。《传》中说：‘违背天意的，天会断绝他；违背人情的，人会断绝他。’婚姻中互相残杀，不顺理到了极点，不断绝关系还做什么呢？”

有人说：“礼制规定，妇人不再为父亲服斩衰之丧，所以为丈夫服斩衰，而为父亲只服期年之丧，丈夫的地位更重，又怎么能离婚呢？”回答说：“女子在家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所以在家中的女儿，为父亲服三年丧；如果已行亲迎之礼，而女方的父母去世，女儿就要返回娘家；如果女子未行庙见之礼就死了，就归葬到女方家族，表示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对于未出嫁的女子，怎么可以用已出嫁的例子来类比呢？”

有人说：“杀害你父亲的是你父亲，不是你的女婿，为什么不考虑这一点呢？”回答说：“文姜对于鲁桓公，只是参与了弑君之事，并没有亲手用刀杀他，而《公羊传》却说：‘思念母亲的人是被赞许的’，那么为什么在思念母亲这件事上被贬斥，不赞许她思念母亲呢？母亲参与了弑君，不允许她的儿子思念；仇人成就了杀害之事，难道可以让尚未成为正式媳妇的女儿去思念吗？”

有人说：“昏礼是千古的公义，不侍奉仇人是私恩。没有私恩不是孝，没有公义不是忠。君子不因为私恩而损害公义，如果有上级主持，就可以离婚。”回答说：“鲁国主持王姬的婚姻，是周王的命令，而《公羊传》所说的‘以我主书’，其意图在于厌恶周王。既然有命令尚且不可以，公义并不认为这是对的。”

有人说：“臣子重视接受命令，父亲死了，离婚的命令又从哪里接受呢？”回答说：“鲁庄公娶了齐国的夫人姜氏，她进入鲁国，《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娶仇人的子弟，让他们在宗庙前荐舍，这在道义上是不可以接受的。更何况用先人的遗体，嫁给仇人的子弟，怎么向宗庙交代呢？用这个道理来贯通，接受命令的地方就有了。”

有人说：“那么雍纠的妻子，庆舍的女儿，应当离婚吗？应当死吗？”回答说：“她们都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应该有补救的办法。用好的方法两全其美，是上策；如果不能，就死，不必等待归家。女儿只知道有父亲，仇敌不是她愿意见的。这是不同的。”

有人说：“女儿不死，还可以改嫁吗？”回答说：“婚姻未离，是常理；婚姻已离，就是仇敌。即使改嫁，也没有嫌疑。倘若痛惜父亲非命而死，而怨恨自己生不逢时，不侍奉仇人也不改嫁他人，穿着白色丧服终身，君子必定深深哀悼她，认为她没有违背志向。”

卷七十 礼政十 丧礼

读《丧服小记》 【程德赉】

丧服的制度，在天下不明晰已经很久了。古代的圣人，制定礼制来治理天下，决定轻重的标准，权衡亲疏的关系，衡量常规与变通，明确尊卑的等级，使情感不超越理智，恩爱不掩盖道义，人人都能实行，人人都能安心，然后才罢休。所以古人实行丧礼，遵循理智而表达情感；后世实行丧礼的人，却只是为了装饰耳目的观听罢了。大概只有丧服制度在心中不明晰，才会有灭理纵欲的行为。那么制定礼制是为了引导人的善行，制定刑罚是为了遏制人的恶行。做人一天不思考立足于礼，就一天会陷入刑罚；一天不思考远离刑罚，就一天背离了礼。能不恐惧吗？能不恐惧吗？

读《杂记》 【程德赉】

唉，居丧的人不能一天不读《杂记》，而凡是做儿子的人，都应当深思。《杂记》记载衣服的制度，麻丝、免髽的节度，大致与其他篇章相同。然而它说做儿子的，不能不哀痛父母的情意，不能不思考父母的用心，即使经历千百代、更迭千百人也不会改变，可以说是善于形容了。读了《杂记》的文字，难道还有不激发孝悌之心的人吗？父母在世时不能顺从父母的欢心，等到父母去世后才后悔，这也太晚了。幼儿，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妻子儿女齐全后，孝心就衰微了。想要恢复固有的善良，产生心中不能停止的念头，读礼的功效，怎么可以缺少呢？

读《丧大记》 【程德赉】

我读《丧服小记》知道亲人有不同情感，尊卑有固定制度；读《杂记》知道做儿子的厚待父母，而不能停止的，出于天性的自然，而不是矫饰的行为。等到读《丧大记》而更加知道居丧不可不谨慎。在小敛、大敛的时候，哭踊的节度，说得非常详细。大概从此以后，父母的面容终究不能再看见了，怎么能不在心中伤痛呢？又详细论述食肉饮酒的文字，大概居丧都有哀死之情，而可以用酒肉为美味吗？居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