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礼政四学校上

译仓颉、爰历等人博学广识，将文字合编为《三仓》。后来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了《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了《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了《元尚篇》。汉平帝时，扬雄作了《训纂篇》。到了东汉，班固又续作了十三章，其中有《太甲篇》、《在昔篇》。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作了《滂喜篇》。后来的学者，便把李斯、赵高、胡毋敬所作的作为上卷，扬雄所作的作为中卷，贾鲂所作的作为下卷，也称之为《三仓》。所有这些书籍，如今只有《急就篇》尚存，其余的都已散佚。然而它们对小学（文字学）有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大概就源于此。其渊源所在，不可埋没。我私下认为，从司马相如到贾鲂这六个人，应当配享仓颉祠。至于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小学者的宗师，使学者通过文字通晓训诂，通过训诂通晓义理，其功劳极大，应当配享孔庙，所以不列在此处。至于谈论书法的人，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圣人；谈论学问的人，以周兴嗣、沈约为宗师。实际上他们破坏了字体，变乱了古音，这是六艺中的败类，八体中的大害。后来的议论者，不要随意将他们列入其中。

译关于学校应当增祀先圣周公的议论

魏源

谨按《礼记·文王世子》篇：“凡是进入学校的人，必定要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祭。”郑康成注解道：“先圣指的是周公，先师指的是孔子。”考察《礼记》出自周、鲁两地的儒者，郑氏的注解在东汉时期，那么周、汉两代，都已经祭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下至唐、宋两代，都没有启圣殿的祭祀。祭祀启圣的，始于元代，而明代沿袭了它。我朝雍正年间，才开始加封王爵。其实《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左传》中孟懿子的话，都只说孔子的祖先是正考甫，生下孔父嘉，嘉生下防叔，防叔才离开宋国，定居在鲁国。防叔生下伯夏，伯夏生下叔梁纥，总共五代。起初并没有木金父、睪夷父这两代。这两代出自王肃伪作的《孔子家语》，不能作为经典依据。即使启圣四代的祠堂，也只适宜祭祀在阙里孔氏家庙，由衍圣公奉祀，这与天下各省郡邑学校崇尚文治、传播教化的意义不相符。因此本朝列圣祭祀学校，只拜先师，而没有在启圣殿拈香的事。各省学政、地方官在丁祭以及初一、十五行礼，都只到大成殿，而没有祭祀启圣殿的事。既然如同虚设，怎么能说是尊崇呢？考察学校所尊崇的五经，《易》《诗》《书》《礼》，都原本于周公，而由孔子述定。如《周易》的六十四爻，都作于周公，而由孔子传翼；《诗》中的雅、颂、南、豳，都出于周公，而由孔子正乐；《书》中的周诰固然出自周公，而典、谟、虞、夏之书，也是周史收藏，而由孔子编定。至于《周礼》《仪礼》，以及二戴所及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尤其都出自周公一圣之手。只有《春秋》因袭鲁史的旧例，而由孔子笔削罢了。所以夫子自述“述而不作”，大概创作的人称为圣，阐述的人称为明。孔子一生，梦见周公而师法文王，文王已在历代帝王祀典之列，那么以师道兼治道的，只有周公和孔子而已。孟子将周公与大禹并列为三圣。唐韩愈《原道》篇说：“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所以其道得以施行；由孔子而下，下而为民，所以其学说得以长久。”今天下不仅学校所诵习的，都是周公的经典，而且上至朝廷制度，六官分治，都是《周礼》中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职掌；且太常所奏的乐舞，都是周官大乐正的遗制；上自坛庙，下至郡国，所行的吉、凶、军、宾、嘉五礼，都是周公的制度；以及钦天监测算的仪器，都是周官土圭、挈壶、保章及《周髀》算数的遗制；所用的典籍、符印、文字，都是周官保氏六书的体例。《中庸》所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然有那个地位，如果没有那个德行，不敢制作礼乐；虽然有那个德行，如果没有那个地位，也不敢制作礼乐。确实不是德行和地位都隆盛如周公的人，不足以承担这个责任了。国家崇尚德行、报答功绩，凡是历代对百姓有功德的人，都列入祀典。何况作为三代的大圣，在孔子之前，创立万世礼乐制度，朝野无不遵行，而学校祭祀的俎豆却不及他，难道不是重大的缺典，使人心不安吗？况且古制本来以周、孔并崇，现在应请求朝廷恢复周、汉的制度，即将天下学宫的启圣殿改为先圣殿，中间供奉先圣周文公的神位，恭请御书“祖述宪章”四字匾额，悬挂在中央。每年春秋丁祭，只增加一份牲币；地方官初一、十五行礼，只多一拜跽。不改动一根椽子，而崇德报功，尽美尽善。从此礼乐教化的本源，与日月同昭，与天地同久。难道不是一朝盛事必须兴举的吗？那启圣五王的木主，适宜用匣子收藏，恭敬地贮存在尊经阁。至于从祀，那么从祀于先师的，也就从祀于先圣了。束发读书，涵泳圣道，我思虑深远，羹墙在望。不能位列朝班，无望扬言。恭敬撰写此议，以等待后来的智者。

关于孔忠移祀崇圣祠的议论

俞樾

谨按《孔子家语》，孔忠字子蔑，是孔子兄长的儿子，大概就是孟皮的儿子。现在从祀在大成殿东庑，他的位置在狄黑之下，公西蒧之上。《说苑》记载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同仕。孔蔑，就是孔忠。他的贤能固然不如子贱，然而既然是孔子兄长的儿子，那么就是子思的从伯叔父。子思是四配之一，祭祀在殿上，而孔忠祭祀在庑下，衡量伦理，有不顺之处。我想颜路、曾皙，都是孔子弟子，适宜从祀大成殿两庑，而让他们进入崇圣祠的，是为了避讳他们的儿子颜子、曾子。孔忠对于子思，固然不是父子关系，然而《礼》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我私下认为孔忠适宜移祀崇圣祠，以安顿子思的神灵。我在咸丰六年奏请让孟皮配享崇圣祠，而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因此写下这个说法，等待后来的君子。

拟恢复汉儒贾谊从祀的议论

陆心源

儒者可贵之处，贵在修身齐家，推而广之足以治国平天下，不仅仅是讲说章句，空谈性命而已。汉儒承接秦朝毁灭学术之后，抱残守缺，不无功劳。其中能够推究仲尼之学的本源，卓然显现在世用之中的，除了董仲舒之外，就是贾谊

译罢了。唐代开元年间，贾谊被配享祭祀于孔庙。这是适宜的。明代人不考察事情的始末，妄发高论，罢黜他配享孔庙，只让他在乡里受祭，这不是天下万世的公正议论。

臣仔细查考，汉代儒者刘向说：“贾谊论述夏、商、周三代与秦朝治乱的原因，他的议论非常精妙，通晓国家体制，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先臣翰林院庶吉士全祖望在《西汉经师从祀议》中说：“贾生明晓礼乐，谈论王道，在汉文帝时以一位儒者独自崛起，尤其有功。”侍讲学士卢文弨在《新书序》中说：“西汉文武盛世，有两位大儒，一个叫贾子，一个叫董子，都是以经学之士而通晓治国体制的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载贾谊五十八篇，《隋书》《唐书》都同样列入儒家，到了《宋史》才妄生意见，把他归入杂家。拔贡生汪中在《新书序》中说：“刘向叙述《左传》说：荀卿传授给阳武人张苍，张苍传授给洛阳人贾谊。贾生本来就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他的学问擅长礼制，他所陈述的建立诸侯王制度、教导太子、尊敬大臣等，都是先王的成法，周公的旧典，孔子修《春秋》的志向，经世致用的学问就在这里。大概孔子去世后，六艺之学，其中卓然显著并应用于世事的，就是贾生。《传》说：‘称述先王。’《诗》说：‘井然有序的大道，圣人制定它。’贾生具备这些。班固叙述梁王、吴王、楚王、淮南王四人的败亡，对于经国治体的长远影响，既然已经明确列举了他的功劳，却不详细探究他的学问本源，所以这里表而出之。至于五饵三表，秦穆公使用它，于是称霸西戎，而中行说也告诫匈奴，那么已经有证据了。说这些是疏漏，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汉代这本书在世上很流行，司马迁、刘向著书动不动就称述它。汉孝昭帝通晓《保傅》，那么当时用它来教育太子。‘傅职’‘保傅’连语，辅助胎教，戴德采录它，《礼篇》的文字，记载在《曲礼》中。现在这两本书都被尊为经典，而这本书传习的人却很少。道的行废，难道是命运决定的吗？郎中姚鼐议论说：‘太史公说贾生、晁错明晓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公孙弘以儒术显贵，世人多怀疑这一点。宋代儒者认为贾生上书，说‘髋髀之所，非斧则斤’，以此对待诸侯是申韩的法家意图。我认为不是这样。贾生想要立法制来约束诸侯王，使他们受封的土地有定数，不至于陷入罪责而反抗诛杀，这是为了安全。斧斤只是比喻罢了。汉文帝仁厚，而不足之处在于法制。所以贾生劝他建立君臣等级上下，法制确定则天下安定，这是申商法家的长处。申商法家的短处，在于刻薄。贾生的智慧，足以了解汉文帝，一定不像申商那样刻薄，只是担心不能利用他们的长处罢了。贤者观察君主的资质而加以矫正，不肖者顺从君主的欲望。顺从欲望，那么言论虽然正当，也与邪妄者等同。贾生在汉文帝时明晓申商法家，和而不同，哪里像公孙弘、匡衡之徒，虽然名为儒者，诵说的言辞，洋洋盈耳，却正好用来文饰他们的奸邪学说呢？’

臣仔细查考《经典叙录》说：“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人铎椒，铎椒传授给赵人虞卿，虞卿传授给同郡人荀卿名况，荀况传授给武威人张苍，张苍传授给洛阳人贾谊。”那么贾生本来就是孔子门下的第七代弟子。阅读孔氏的书，不拘泥于章句，在汉文帝崇尚黄老之学的时代，唯独能明晓礼乐，谈论王道，不是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吗？看他痛哭陈书，洞中时弊，略微得以施行，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他的政事不在汉代儒者诸葛亮、唐代儒者陆贽之下。《保傅》《傅职》《胎教》等篇，诵法先王，深明礼教，他谈论礼不在汉代儒者后苍、宋代儒者张载之下。《吊屈赋》《服赋》《旱云赋》等篇，忠君爱国，一出于正道，蔚然成为诗教的宗师，他的文学不在唐代儒者韩愈、宋代儒者欧阳修之下。那些洛闽学派的徒众，如果有所长处，宋元以来，无不列于孔庙两庑。贾谊学问本源于孔门，政事、经学、文章，又如此卓著，反而被明代人罢黜，这不是古今的大遗憾吗？刘向是汉代的大儒，对贾谊推崇佩服到了极点。全祖望、卢文弨、汪中、姚鼐是当今的通才，他们的序论足以破除明代人的妄说而堵住他们的嘴。西汉体用兼备的儒者，自古以来并称贾董。董仲舒固然没有异议，贾谊理应一同配享祭祀。臣担任外官，不应议论礼制，恭敬地排列前人的说法，参以我的末议，著录在这篇文章中供采择。谨议。

译拟顾炎武从祀议

陆心源

圣人去世后，精微的言论便断绝了。七十位弟子的门徒，各自将所听到的传授下去。其弊端在于，沉溺于章句训诂，对大义茫然无知。到了五代时期，这种弊端达到了极点。宋代儒者出现，圣人的道术再次显明。程朱的学问，由广博回归简约，从粗浅深入精微。体认明白了，必定通达于应用；经义通晓了，必定修养于行为。其弊端在于，空谈心性，不追求实学。严重的甚至把聚集门徒当作市井之道，把讲学当作获利的阶梯。到了明朝末年，这种弊端达到了极点。顾炎武出现，圣人的道术再次显明。炎武不争辩讲席，不树立门户。他的学问一律以朱子为宗，深深赞同胡世宁关于“阳明多一讲学”的言论，在华阴建立朱子祠以表明自己的趋向。他曾说，经学就是理学。自从有人舍弃经学来谈论理学，便堕入禅学而不自知。他在与人论学的书信中说：所谓圣人的道，就是“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就是“约束自己要有羞耻心”。从个人到天下国家，都是学问的事；从子臣弟友到出入往来、辞让接受、获取给予之间，都有羞耻心的事。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而以普通百姓不能蒙受恩泽为耻。所以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了，反省自身而真诚，士人不先讲求羞耻心，就是没有根本的人；不喜好古代而多闻多见，就是空虚的学问。用没有根本的人，去谈论空虚的学问，我见他一天天从事于圣人之道，却离圣人越来越远。又说：圣人的道，是下学上达的方法。它的实行在于孝悌忠信，它的职责在于洒扫应对进退，它的文献在于《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它用于自身，在于出处、辞让、接受、获取、给予；它施用于天下，在于政令、教化、刑法。他所著的书籍，都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从而逐渐达到太平盛世为旨归，没有益处的不谈。他对于尽性知命的学说，必定归结到有物有则、五行五事的常理，而不陷入空虚的议论。炎武自述他做学问的宗旨就是这样。伟大的言论啊，即使是圣人也不会改变。他生平耿直孤高，超脱世俗，尤其笃守忠孝的大节。母亲王氏遗命告诫他不要做官，于是他屡次被征召也不出仕。自认为曾接受过明朝的官职，曾六次拜谒孝陵，六次拜谒思陵，以抒发他对故国的悲思。他痛恨明朝末年的学者陷入狂禅，于是选取黄氏《日钞》所摘录的谢氏、张氏、陆氏的言论，以朱子之学作为折衷标准，写成《下学指南》。他屡次阅览各种史书、《明实录》以及天下的图经说部，凡是有关民生利害的，随时记录，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又写《日知录》三十卷，尤为他生平精深的著作。他自称如果有王者兴起，将把这些见解付诸实行，使当今社会达到古代治世的隆盛，但不敢对近世的人说。我私下认为，自汉唐以来，儒者有的精于训诂，有的明于性理，有的擅长文章，各得圣人道术的一个方面。至于经学与行为并修，体用兼备，求之于往昔，每代不过几人。清初的诸儒，只有炎武可以担当此任。皇上中兴以来，丰功伟绩有一半出自名儒，这大概是炎武开启了先河。有人议论说炎武是明朝的遗臣，按理应当避忌。我认为明朝臣子黄道周负隅顽抗，抵抗我军，儒者孙奇逢曾螳臂当车，我宣宗成皇帝特别批准礼臣的请求，让他们从祀孔子庙廷。炎武虽然抱持不仕的气节，实际上是盛世之民。恭读《国史儒林传》，他列在诸儒之首；《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他的著作很多。儒者保全自己的高节，圣世宽广而公正，将他列入祀典，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谨此议论。

遵议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疏

潘祖荫

我私下接到礼部咨文，以前任江西学政陈宝琛上奏，请求让已故儒者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钦奉谕旨，命令我等到内阁会议。我等恭敬地查考从祀的典制，古代没有所见。《礼记·文王世子》说：凡是学校，春季由春官在老师的神位前祭奠，秋冬也如此。又说：凡是刚开始设立学校，必定先祭奠先圣先师。郑玄注：先圣，是周公或孔子；先师，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大概可以这样理解。这是谈论从祀的开始。汉魏以来，缺而未举。唐贞观二十二年，诏令左丘明等总共二十二座，春秋二仲举行释奠之礼。接着就以周公配享成王，而以孔子为先圣。这是确定从祀的开始。推究事情的起源，大概本于乐祖瞽宗的意义。凡是跟从先圣学习的，都是博士弟子所承袭学问、辗转传授的本师。去世后各自以老师附祀，所谓将要学习其道，必定各自祭祀其师。验证古代的道义，这最为契合。濂洛诸贤，杰出地生于宋代，卓然成为世间的老师。元明以来，增加祭祀，也是因为士人学习他们的教化，所以以崇尚德行为报功，追溯契合初始，并非相悖。后来请求祭祀的纷纷扰扰，与这个意义无关。我朝礼教昌明，行动遵循古法。道光九年，特旨不准李容从祀，大概是害怕空谈心性的人冒越界限，实际上与唐人创始的心意，如同符节相合。我等远遵其义，近敬畏圣谟，恭敬地核查黄宗羲、顾炎武的生平，以及素来所服习的该已故儒者的遗书，私下认为宗羲、炎武都有传经之功、明道之力、崇正遏邪的实效，敢列举他们符合从祀道义的地方，分条列出。

译皇上听闻后，不嫌烦琐渎扰，一一为我皇太后、皇上陈述。我朝文治昌明，经学大师辈出，各经各有专家，各有疏义注解。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贯通经学的人，尤其难以数尽。大概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经学到本朝达到极盛，而上溯其渊源，并推崇至黄宗羲、顾炎武为止。即便是辨明古文经书的真伪，发掘古音韵的细微之处，深通天文历算，广博考察地理，凡是朴学的专门学问，都包含在这两位儒者的遗绪之中。至今他们的著述，光辉照耀人间。传授既已繁多，渊源有所在。因此凡是读他们的书、习他们的言论的人，都以这两位儒者作为辗转授受的根本老师。所以道光年间，京城各官员，特意在京城建立顾炎武祠，春秋两季祭祀，直隶各省的学者，都参与执事，至今不绝。这大概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了。臣等认为，人心所向，即是定论所凭借的依据。各省的名臣达官，实际上并不缺乏，为何唯独祭祀这两位已故儒者？这就是所说的将学习他们的道，必定各自祭祀他们的老师，都是发自人心不自觉的。臣等依据古义，认为黄宗羲、顾炎武应当从祀，这是第一点。然而仅符合古义，却与当今制度相违背，臣等也不敢妄自请求。恭读道光九年的圣训：先儒升附学宫，祀典极为重大，必定是此人学术精纯，经纶卓越，才可以用俎豆馨香，用来昭示崇德。又咸丰十年，议准从祀先儒，应以阐明圣学、传受道统为标准。臣等查考黄宗羲编定《明儒学案》，综合两百年学术升降的渊源，融会贯通，虽然出自蕺山学派，但对于姚江末派，痛加斥绝。所以河东、姚江两派都得其正统。创修《宋元学案》，条分派别，只斥邪扶正，不攻击异己而结党营私。他称赞朱子说“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推崇可以说到了极致。顾炎武不立讲学的名号，而有践行大道的实质。他论学的宗旨，说圣人之道，一是“博学于文”，二是“行己有耻”。又说现在的理学，是禅学。不取法于《论语》五经，而只凭借语录，是不知根本了。所以他所学的一以诚恳笃实精纯，而没有嚣张之气，门户之私。至于推崇朱子，他所著的《日知录》，都可以覆按验证。这也足以符合学术精纯的标准了。然而还没有验证于实际功效。

译明朝末年，心学盛行。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人，标榜狂禅，放纵无度，无视礼法，小节不谨，束书不观。学术既已败坏，国运也随之衰微。黄宗羲排斥其根本，顾炎武痛绝其枝蔓。自从这两位大儒兴起，禅学便衰息了；禅学衰息，朴学便兴起了。在学术绝续交替之际，固然得益于盛世运数的隆盛，也归功于前代儒者教化恩泽的力量。这难道不就是所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的人吗？至于经纶卓越的评价，这两位大儒都以经世济民之才互相推重。只是因为他们身处末世，心系前朝，自然无法在盛世奋发，各自施展宏伟的谋略。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载，正定管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管辖一州七县，而苏州的赋税达三百三万八千石，正定仅有一十万石。王者根据土地制定赋税，怎会有如此大小轻重的不同呢？后来的王者，审察形势以制定郡县，依据土壤来征收赋税，这是平定天下的首要事务。这正是历代圣君减免苏州、松江浮粮，以及增设直隶州、改并州县的议论。其他借鉴明朝人的过失，开创我朝法度的事例，不可枚举。而《肇域志》《宅京记》等书，都蕴含深意，尤其不仅仅是舆地之学。它们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样，都是经世济民之家必读的书籍。空谈经世济民，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流传后世。直到流传二百多年，读者仍然想效法，这就可知他们并非空谈经世济民了。臣等依据当今的制度，认为黄宗羲、顾炎武应当从祀文庙，这是又一个理由。凡像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历代圣君钦定的评价，臣等也不敢轻易定论。黄宗羲、顾炎武被《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原案中已经详细列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褒许的话语，学者无不周知，臣等无需再为引叙。只是钦定的《国史儒林传》，在黄宗羲传中，称他贯通古今，穿穴言论，自天文、地志、九流、百家之学，无不精研。又称黄宗羲的学问，出自蕺山，听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在顾炎武传中，说他收敛浮华，归于务实，扶正弊端，挽救衰败。又说本朝学问有根基的，以顾炎武为最。至于篇末特别记载，说他在华阴于云台观侧建立朱子祠，这就隐然将紫阳嫡派归于他了。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一二纠正的话语，就因此搁置议论，这正是不对的。《提要》是叙录的体例，意在解题，是专为一本书而发的，不是统论全书。譬如诗有正变，书有真伪，而至今并著为经，未曾有所偏废。远的不说了，臣等就本朝得以列入从祀的人而言，如陆世仪的《思辨录》，《提要》说它不免迂阔之失；陆陇其的《问学录》，《提要》说它过于主持；孙奇逢的《四书近指》，《提要》说它不免高明之病。至于张伯行所著的理学各书，被斥入儒家存目，一字不登。假如当时的礼臣必定依据《提要》的话，作为论定诸儒的案据，那么陆世仪等人，就不应配享两庑了。汤斌，是本朝从祀儒者中最纯正的，而推崇黄宗羲的话说：“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是我们党人的北斗。”他与顾炎武的信中说：“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阐明，岂非斯人之幸。”这几句话，如果不是黄宗羲、顾炎武，谁敢当此？如果不是汤斌深知黄宗羲、顾炎武，又怎能发出此言？况且汤斌在史馆，得到黄宗羲的一本书，说《宋史》的道学传，是元人的陋见，于是示于众人而立即去除。其志同道合略见一斑。圣君的评价如此，贤臣的评价如此，几乎无可置疑了。这是臣等依据成宪，认为黄宗羲、顾炎武应当从祀的又一个理由。以上三点，容有未尽之语，而初无溢美之词。配享文庙，馨香祷祝，确实无愧色。然而礼臣具稿，极力驳议，臣等实不敢苟且立异同，也不敢随事附和。即如陈宝琛疏中，有“宗羲倡于前，炎武继于后”二语。查二人生既同时，初无先后之分，学又异派，更无倡继之说。该学政措词偶有失误，臣等也不曲为之讳。然而因此而遂谓其不明学术，因并斥其所请之人，则固不可也。臣等稽之古训，求之舆论，认为该故儒的从祀，实顺人心而不违成例。况且我皇上缉熙典学，正当审辨学术，以风示天下，将因以求所谓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以为平治天下之本。是该故儒从祀的典制，似亦系乎时政，而非徒滋议论者已。臣等公同商酌，拟请旨准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倘若因祀典重大，未能骤定，应请旨饬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详议具奏。

浏阳学祭议

吴敏树

凡是州县的学宫，虽然非常崇饰，但礼乐常不备。而浏阳的人多富，士人知道学习，而近来尤其奋于科举，所以其事独甚。然而其间事类殊别，其明伦堂之前，有曰礼器局者，于后又有曰乐舞局者，皆高屋连栋，局各有董事者十许人，司先

译关于祭祀先圣的事宜。我刚到任时见到这种情况，就感到奇怪。我认为祭祀是礼仪之事，礼和乐本是一体的。况且每年只举行一两次，与官府共同办理，为什么要有两个独立的机构呢？等到我仔细审察其缘由，原来起初是由官府办理春秋两季的丁祭，而浏阳的士人，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圣诞辰，且在乡试年份，正值揭榜之前几天，于是向官府请求，在那天增加举行一次祭祀，并私自置办田产来充作费用，因此设立了礼局。后来商议兴修乐舞，乐事繁重且费用尤其巨大，所以另外设立了乐局。等到乐舞制成可以使用时，丁祭便取用它们。而八月一个月内，既然应当有两次祭祀，日期相近而事务紧迫，乐局的人对此感到为难，于是每年在后一次祭祀时，有时就停止演奏乐舞。两局的人开始互相辱骂，产生了许多烦扰的言语。我有意想要为他们商量辨析，合并并纠正此事，但还没有发表意见。今年秋天，有人以虚名状投书请求于府衙，他说先圣生日的祭祀，见于礼部则例书中，而乾隆年间，曾有御史请求在太学增加举行此祭，高庙的谕旨，斥责其不符合经典，不可以亵渎先圣，此事见于岳麓山长丁侍讲的祭议中。现在浏阳的这次祭祀，不知应当举行还是应当停止等等。府衙将此状下发给县衙与学令详细商议。一时听闻此事的人议论纷纷，有来向我询问的，我也婉言解释。唉，那投书人的话是对的，但他的用意是不对的。如果真认为此祭不宜举行，浏阳的人自行停止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设疑而上请呢？恐怕是有暗中挟持同党以争胜负的人吧。虽然如此，那投书人的用意是不对的，但他的话是对的。国家在州县设立学校，学校有先圣庙，有司在春秋仲月的上丁日祭祀，这本是古礼中春秋入学释菜的意义。生日的祭祀，是做什么的呢？古代的祭祀，即使是王者对于其先祖，也未听说以其生日祭祀的，而现在敢妄自用于圣人吗？我所见的世俗淫巫丛祠，多称生日，相聚会歌舞，说是为神者称寿。大概是后世人重视生日，所以祠鬼的人也因循此俗。儒者以道奉先圣，岂宜与他们相同呢？先圣的话说：“不是自己的鬼而祭祀它，是谄媚。”不是自己的鬼而祭祀它，固然是谄媚了，即使是应当祭祀的，不在其时而频繁祭祀它，也是谄媚。先圣厌恶那些谄媚鬼神的人，而会接受别人的谄媚吗？科名的盛衰，取决于读书人的多少，圣灵的福享不在此，不可以用祈祷来求得。《春秋》记载鲁国郊禘，讥讽其僭越礼制，至于非时再烝、壬午犹绎之类，所失也小了，还必定谨慎地记载它，大概圣人对祭祀的严格就是这样，而可以苟且吗？昔日御史的请求，高庙斥责它，正是典纪的大纲，破除小人的私惑，遵今准古，有什么嫌忌和疑惑呢？况且浏阳一邑的士人，因祭事有争执，尤其是不可以的。现在如果停止此祭，合并两局为一，而通以丁祭礼乐作为其局名，其事则由县中的长者同心承担，难道不好吗？然而圣诞祭名，见于颁行的则例书中，为什么呢？礼官的文书，或革除或举行，未能统一。如果执此以相难，则拘泥的人受阻于文字，懦弱的人怯于议论。我忝为学官于此，念及是非之论，不可以两存，且惧怕违背先圣谨礼重祭的意义，便为此议，先质询于明府赵侯，或许可以与浏阳人士商定，且作为复议于府衙的意见。

译南汇县禀报尊经阁崇祀经师批代

蒋曰豫

据禀报。该县令的已故祖父曾任浙江教官。曾在尊经阁内崇祀汉宋传注家二十一人。该县令拟在南汇县学。沿袭此例。开具应祀名单请示前来。查尊经阁。专备存放圣贤遗籍。本朝列圣御纂说经训士诸书。其规制实在与庙中殿庑崇高。其名亦非传注诸家敢受。即使有注疏之本。也因附刊已久。姑且取类而从。而推寻尊经阁命名之义所在。断非末学经生所能僭越参与。本部院现就该县令请祀之说。仔细推究。实在觉得有几处不便。愿详细陈述。以使明白此意。追溯明嘉靖年间。核议从祀之位。经师二十一人。议留公羊子高九人。而何休十二人。改从乡祀。本朝雍正同治年间。仅恢复郑康成、范宁、毛亨三人。其余均未议及。今拟举而列于尊经阁下。虽非配享两庑。究在宫室之内。且欲在春秋仲丁日。一体致祭。即与实列附飨无异。似乎不符合废弃则不敢举之义。这是第一处不便。礼部定例。从祀贤儒。以阐发圣学、传授道统为标准。即使是乡贤名宦。也必须确有功德惠及他人的事迹。今诸家以训诂为宗旨。难以言传道。即使复生有功德。也不是此处应祀之人。既然于义理无可遵循。即属例所不许。这是第二处不便。况且诸家中。如晏以傅粉见讥。圣以受�致败。乔固诸史。大书特书。韩王为庄老支流。其玄虚之旨。实为晋人清谈所祖孙宣公撰孟子音义二卷。其原本单行。今之正义。是邵武士人所作蔡元定犹及见其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及朱子全集。也复班班可考。这些人的谐俗败常。好作伪。都与名教相违。前人议撤之。故未必不是由于此。今若去掉这四家。则诸儒合祀。易孟子不过少了一二人。尚有当祀专位。而论语去掉何休则无人。礼记去掉戴圣则无人。毛亨业已复祀。则诗也无入。敦盘升荐之时。而仰视享位错落如晨星。阙逸如断简。何以壮观瞻之肃。而慰将事之怀这是第三处不便。惟一行作吏。此事遂废。该县令在簿录堆中。独能计议及此。其绳武崇经之念。似乎也不可无以示通。计惟有就学官斋室。或书院正厅将拟祀诸家。商明设位。在春秋丁祭后。会同学官山长执事生前往致祭。可查仿前贤学规月定若干期。选择明朴生童届期同诣。师生各将所习最熟的经书。互相讲贯。务以明理达用为该令亦可不时前往稽查勤惰。如此办理。于祀既不相妨。而经术可收实效较为妥贴。可即酌行。再从祀始称先儒。此祗宜称经师。以示区别汉河间刘献王德。宜称汉献王刘德。此位不宜加经师字。也是以示区别如尚未奉督学批示。即将此批录候核。缴。折存。

江宁府学记

曾国藩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鸿章公。改建江宁府学。在冶城山作孔子庙。正殿门庑。规制粗略具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新贻公继督两江。赓续完成。凿泮池。建崇圣祠。尊经。及学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程竣工。主持此事者。为候补道桂嵩庆及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饬且周。初终无懈。冶城山巅。吴宋元。皆为道观。明代曰朝天宫。盖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之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声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除秦时诸畤。而渭阳五帝庙。甘泉泰一坛。皇帝皆亲往郊见。由此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于天子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帝。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箓禁忌。征召百神。捕使鬼物等异术。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住之宫。名曰朝天。亦犹如称上清紫极之类。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道士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百姓。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取泰西诸国绪余。焚烧诸庙。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祷祝。道士及浮屠弟子。见被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猪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推究方士称天帝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等到粤贼称天帝以恫吓神灵而毒害四海。则又是道士辈所不及料了。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杀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也以时勘定。乃得以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

译贤明的先儒，将要贬斥邪僻邪恶而回归正道，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呢？也不过是推崇礼制罢了。先王制定礼制，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从年幼时起，就设立制度防范。洒水扫地、洗手洗脸有固定的仪节，羹汤饮食、菜肴肉块有确定的位置，帽带、佩玉有恒定的法度。长大之后，就教他们冠礼，以要求成人的道理；教他们婚礼，以明确男女有别的大义；教他们丧祭之礼，以厚待终事而报答本源。他们出仕应对世事，就有士人相见之礼以讲求谦让，朝见觐见之礼以劝勉忠诚。他们在职务上，就有三物以兴起贤才，八政以防止淫乱。那些深远的方面，就教他们乐舞以培养和顺之气，具备文武的仪容；教他们大学，以通达本末终始的次序，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教他们中庸，以尽人性而通达天道。所以他们的才能成就，足以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次一等的人也能遵循规矩法度。三代的士人没有敢遁入奇诡之道的。人没有不出于学校的，学校没有不遵从礼制的。老子起初，本来也精通礼经。孔子告诉曾子、子夏，阐述老子关于礼的言论，非常精妙。后来他厌恶末世的苛细，追逐浮华而违背根本，破坏自然的和谐，于是矫枉过正，以至于讥讽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和动乱的开端。这大概也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罢了。圣人并非不知道浮文末节不符合精义，只是认为礼的根本在于太一，起源于细微之处，不能对所有人都讲清楚，那么不如就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常事制定制度，修习它作为教化，习以为常就形成风俗。风俗一旦形成，那么圣人虽然去世，而鲁国中的诸儒，还在旁边演习乡饮酒礼和大射礼，直到数百年都不断绝。又怎么会有幽深荒诞虚妄的说法，混淆百姓听闻的呢？我看江宁的士大夫，才能智慧虽然有长短，但都不诡随迎合世俗。对于清静无为的宗旨，祭祀天地的事情，本来就已经严拒而不迷惑。孟子说没有礼没有学，贼民就会兴起。现在战争已经平息，学校已经建立，互相讲求阐明这个义理，上以辅佐圣朝匡正直道的教化，下以辟除异端而引导贤士。这大概已经接近向往圣贤的境界了，难道仅仅是人文荟萃，在东南地区鸣奏盛世之音而已吗？

译永康县学碑记

孙衣言

夏商周三代盛世，从天子都城到基层的比、闾、族、党，没有不设立学校的地方。从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长子，到士人和普通百姓，没有不从事学习的事情。而入学校时，必定要向先师释菜、释奠。老师，是教化赖以确立、大道赖以彰显的根本。三代的圣明君王，无不尊崇大道而敬重老师。所以荀子说：“君主和老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曾子说：“君子行走在道路上，他有父亲的样子可以看出来，他有老师的样子也可以看出来。”老师受到尊敬，所以大道受到尊崇；大道受到尊崇，所以学业端正。孔子出生在周朝末世，以平民身份阐明了尧、舜、禹、汤、文、武的大道，著书立说垂范后世，成为万世的师表。到了汉朝的贤明君主，才开始建庙祭祀他。历经魏晋隋唐，对他的祭祀几乎遍布天下。宋仁宗命令各郡县都可以设立学校，就在学校里祭祀孔子，这件事于是延续至今。金华在浙江属于东南的山地郡县，永康又是其中的山地县邑。土地贫瘠但民风淳朴。明朝正统年间，县民应士濂曾用私人财产独自修建县学。弘治年间，他的孙子应尚端重建了县学。成化、正德年间，应尚道、应天泽相继重新修缮，并且储备经费作为每年修缮的打算，让子孙两支分别掌管这件事。这大概已有四百多年了。咸丰辛酉年，广东贼寇扰乱浙江，攻破了金华，永康也遭受寇乱，学校毁于火灾。到了同治癸亥年，城池才收复。现在应尚端的裔孙应参申独自修建大成殿，应尚道的裔孙应宝时等人变卖常产、拿出私财，重建明伦堂。应思超、应振绪、应荥祖等人合力筹办，经过两年才完工。永康刚摆脱兵火战乱，县里的读书人就已经殷切向往学习，可以说懂得根本。而应氏子孙又能继承先人的志向，使几百年的盛大举措没有废弛，那就更加贤能了。设立学校，难道仅仅是为了建庙祭祀来尊崇我们的孔子吗？大概孔子、孟子时代，所谓偏颇的言辞、邪说，使人沉溺的，只有杨朱罢了，只有墨翟罢了。降及后世，也不过是佛教罢了。到了今天，那些蛮荒绝远、自古不通人性的地方的人，带着他们不合常理的说法，在中国纵横驰骋。用财物引诱他们，用声色引导他们，用奇异淫邪的技巧迷惑他们，用酒毒之类的媒介使他们成疾。中国人像流水一样趋附他们，即使是儒生学士，有时也贸然落入他们的圈套，不知道他们用心之毒辣，以及造成的祸患之深重。那么大道不被彰明，真是严重啊。天下的豪杰、有智谋术数的士人，寻求抵御他们的办法，认为必须讲求富强，利用器械，使我们的功力足以抵挡他们，然后才能战胜他们。却不知道根本在于致力于学习。孔子的学问，不需要向外寻求。其人，就是士、农、工、商这四民中的人；其事，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中蕴含的道理；其书，就是《易》、《礼》、《诗》、《书》、《春秋》这五经中记载的内容。而引导人们入门的途径，就是义与利的辨别，视听言动不能不符合礼，是非羞恶各有其发端。如果使天下的人，敬畏地认识到不可没有义，不可没有礼，不可没有羞恶是非，那么怪诞不经的说法，就像粪秽臭腐一样不可片刻容忍，又怎么会纷纷跟随他们呢？所以我说不让孔子的教化一天不明于天下，而用来挽救今天的人心风俗，这件事尤其迫切而不能延缓。为什么呢？杨朱、墨翟、佛老，他们扰乱我们的道，还依托于我们的道。至于今天所谓怪诞不经的教派，则显然与孔子为敌，而与今天好利无廉耻的人心，恰好相互契合而相互牵引。那么用来矫正它的方法，就不能没有术数了。现在东南刚刚平定，圣明天子正在修治中兴的政治，内外的士大夫，也逐渐有意于儒者的事业。这大概是人心困穷而将要有所转变。而金华本来就是吕成公、王文宪讲学的地方，陈同甫是经世奇才，确实产生于永康，他们独自率先奋起振兴学业，本来就很适宜。这也可见孔子的道，无日不在人心，而不是怪诞不经的教派所能淹没的。这在于主管地方学校事务的人，倡导率领并激励罢了。所以我不怕极尽议论来作为这篇碑记的说明。

拟请郡县广行乡饮酒礼议

陈寿祺

三代的法度，有留存百世而可行，实行一天就立刻见效的，乡饮酒礼就是如此。古代圣王知道百姓聚集在一起就不能没有争执，又担心百姓忙于收获而荒废孝悌之道。于是趁着农闲，制定乡饮酒礼，以端正长幼次序。时间是在春秋两季，以及十二月，以及三年大比的时候。主人是乡大夫、党正、州长。宾客和介宾是在野的贤者。座位安排是主人坐在东南，僎（辅助主人的长者）坐在东北，宾坐在西北，介坐在西南。牺牲用狗。音乐方面，工歌《鹿鸣》等三篇，闲歌《鱼丽》等三篇，笙吹《由庚》等三篇，合乐《关雎》等三篇、《鹊巢》等三篇。酒尊放在房户之间，菜肴从东房取出，洗在屋檐东端。乡里的大夫、士，必定来观看礼仪。一命之官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再命之官在父族中按年龄排序，三命之官不按年龄排序。所谓乡里的卿大夫士，按年龄与宾、众宾相次。不按年龄排序的，席设在尊的东边。《周官》族师，每月吉日，就召集百姓宣读国家法令，记录那些孝悌和睦且有学问的人，春秋祭酺时也是如此。郑氏注解说，族没有饮酒礼，借着祭酺与百姓进行长幼相献酬的礼仪。

译明堂礼规定，仲秋时节便命令国人合钱饮酒。大概是因为不能动用官府物资，所以合钱饮酒。这说明在周代，百家以上的聚落，都有饮酒之礼。其宣读法书、表彰贤者的做法，类似于党正的职能。古代乡饮酒礼，对于不敬者予以惩罚，鞭打其背部。闾胥，负责掌管比较、鞭打、惩罚等事务。贾公彦说，乡饮酒和乡射礼的惩罚，轻者以酒罚，重者则鞭打。可见乡饮酒礼确实有对失礼者的惩罚。《周礼》说，用阳刚之礼教导谦让，百姓就不会争竞。《礼记》说，结合乡射礼，教导乡饮酒之礼，孝悌的德行就能确立。孔子说，我观察乡饮酒礼，就知道王道是容易施行的。谈论治国的人无不重视教化，谈论教化的人无不首先重视学校。然而后世学校所教导的，没有父师、少师、门塾那样的方法；所选拔的，又大大不同于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唯独乡饮酒礼，可以多次举行以树立德行。自从周朝衰微、礼制丧失，秦朝废弃诗书，汉高祖率兵包围鲁地时，鲁地人还在弦歌诵读、习练礼仪。于是诸儒才开始讲习饮酒和射礼。到了东汉永平二年，才下诏令郡国在学校通行乡饮酒礼。郑康成在《仪礼注》中说，现在郡国在十月举行饮酒礼。《汉官仪》说，春季三月和秋季九月，习练乡射礼，礼生都使用太学生。太初元年，下诏在乡射之月每月举行一次飨宴。应劭说，汉朝的飨宴和射礼，都假借士的礼仪来举行，悬挂的乐器、笙磬、笾俎等，都按照士的规格。可见汉朝的乡饮酒和乡射礼，都是约略依据古代州长、党正的礼仪来制定的。晋代束皙与同业的畴人研习修习乡饮酒礼，补充笙诗以弥补不足。唐代以后，乡射礼废止，而乡饮酒礼仍然存在。贞观年间以及开元六年，都颁布乡饮酒礼于天下，命令地方长官每年十二月举行。《选举志》说，乡贡考试结束后，长官以乡饮酒礼会集属僚，牺牲用少牢，歌唱《鹿鸣》诗，借此与年高德劭者排列长幼次序。这是宾客贤人、排列齿序合并为一的开始。而《礼乐志》说，州郡贡举的明经、秀才、进士以及被旌表的孝悌者，举行乡饮酒礼，刺史为主人，季冬时排列齿序；县令为主人，则本来就已井然有序地分开了。宋代元祐三年，礼院详定乡饮酒仪，未能实行。政和三年，将州郡的鹿鸣宴改为乡饮酒礼。绍兴十三年，采纳礼部的建议，取用明州已实行的乡饮酒仪制，与比部郎林保所奏定的规式，参酌修定，刻版颁行。其制度兼有九项约束。绍兴十七年，国子监请求令郡县在科举之年，在学宫举行。绍兴二十六年，下诏允许在里社举行。明朝初年乡饮酒礼，下诏天下每年举行两次。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制定图式，坐席分为三等，听读律令以责罚顽民。其方法变得繁琐苛刻而不可行，与古代经典颇有违背差异。然而我曾观察汉代以来循吏、儒林效法古人的成效。韩延寿任东郡太守时，修治学宫，春秋举行乡射礼，陈列钟鼓管弦，隆重地升降揖让，三年间断狱大幅减少，为天下之最。伏湛在平原时，仓促之间必以文德为先，认为礼乐是政治教化的首要，即使颠沛流离也不违背。

译建武五年，上奏施行乡饮酒礼，于是推行实施。李忠担任丹阳太守时，兴建学校，修习礼仪容止，春秋两季举行乡饮酒礼，选拔任用通晓经学的人，郡中百姓向往仰慕。秦彭担任山阳太守时，敦厚明达学校教育，每逢春秋举行飨射之礼，修习升降揖让的仪节，百姓遵奉，没有欺犯法纪的。鲍德担任南阳太守时，修建学舍，备齐俎豆黻冕等礼器，行礼奏乐，尊崇款待国老，宴请诸位儒生，百姓观看的人全都劝勉信服。刘昆在陈留时，教导学生，飨射之礼具备典仪，用素木和瓠叶制作俎豆，用桑木弓和蒿草箭来射兔子头，县令每每率领官吏属员观看。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时，与百姓行礼奏乐，直到《白华》《华黍》《由庚》《南陔》等篇章，讲述孝子奉养亲人以及万物遂其本性的意义，有人感动得哭泣。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大力兴建学校，堂上绘制孝友传给诸生看，举行乡饮酒礼，登堂唱歌，降阶饮酒，人人知道劝勉，改变风俗移易风气，其效果就是这样。

况且这乡饮酒礼之所以善于改变风俗移易风气，为什么呢？人性虽然不同，没有不固有仁义之本的；人情虽然乖戾，没有不在礼法场合屈意顺从的。如今从宾主相接，介、僎相辅，先礼后财，不是为了饮食，就知道尊崇谦让而不争夺；盥洗扬觯，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就知道洁净恭敬而不轻慢；坐立有等级，那么尊崇长者的道义就明确了；加豆有数目，那么养老的道义就显著了；主人催促宾及介，拜宾及介，与众宾有差别，那么贵贱的道义就区别开了；揖让献酬的节度，宾、介、众宾，繁简不同，那么隆杀的道义就辨别清楚了；乐工报告乐器完备，于是设立司正，就知道能和乐而不放纵；宾主交替酬酢，少长按齿序，直到沃洗的人，就知道能敬爱兄长而没有遗漏；早晨不废朝礼，晚上不废夕礼，节文终遂，就知道能安于宴饮而不混乱。尊崇谦让而不争夺，洁净恭敬而不轻慢，尊崇长者的道义明确，养老的道义显著，贵贱区别开，隆杀辨别清楚，和乐而不放纵，敬爱兄长而没有遗漏，安于宴饮而不混乱，所以争夺暴乱的祸患由此平息，而入孝出悌的行为由此确立。这都是把人约束在礼乐的领域，而引导他们走上端正自身安定国家的道路，因此其教化容易成功。

如今百姓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邪说偏行日益兴起，奸恶莠草日益蔓延，抛弃忠信，制造虚妄，偏爱妻儿，轻视父母，蔑视长幼的次序，毁坏尊卑的界限，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诉讼案件繁多，哄抢争斗放纵，江南的风俗尤其喜好斗殴，杀人像割草一样容易。然而紧急时出卖尸体买凶，善良的人不能自己脱身于罗网，恶人更加肆意施展爪牙，放纵他们就像狼吞虎咽，捕捉他们就像狐狸逃窜。有关部门担心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叛乱的迹象、盗贼的踪迹，动不动就动用军队，鸡犬惊扰，累月穷年，得不到要领，抱薪救火，政事怎么能平定？然而想要端正根本，只有用道来制约，回归到礼教罢了。礼教中上下相亲，长幼相爱，使百姓有所观感而兴起的，没有比乡饮酒礼更好的了。俗话说：“用言语教导的会引发诉讼，用行为教导的会使人顺从。”朔望读法，旗亭悬令，虽然都是给百姓看的准则，不如让百姓亲身纳入规范之中更好。学者与士大夫不急于修身尽职，而每天从事博弈娱乐，以此虚度岁月，武生不懂诗书，却往往在乡间武断专横以扰乱官法，也不如让他们闲习威仪揖让的节度更好。

如今《会典》中的乡饮酒礼，只是具文罢了，除了顺天府学之外，没有施行的。古代五百家有庠，如今全县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一，庠不足以容纳，取近遗远，那么四郊的百姓，没有办法习得礼仪。如果真能让三年贡士之年，就以鹿鸣宴作为乡饮酒礼，又命令天下学校，以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的地方，都举行乡饮酒礼，大致仿效《周官》州长、党正、族师的意思，而参用《礼经》《会典》的仪节，制定规约。郡中，太守作为主人；州县，牧令主持；四郊，丞分别主持。年老退休且德望显著的人作为大宾，处士贤能的人作为介和三宾，其余作为众宾，教职作为司正，生员作为赞礼执事，设置乐、设置馔、设置律案。

其仪式依照《大清会典》，其坐序依照《大清会典律例》，年高德劭者居上，年高且笃实者并列，按年龄依次排列，违反者按律论笞。其中有曾经违条犯法的人，列在外坐，不得扰乱超越正席，违反者按违制论处。每年在孟春、孟冬举行。其酒肴器具，仿效古代闾供祭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礼器的做法，不要奢侈靡费，预先选择贤者告诫演习仪节。到了期限，官长亲自率领乡人行事，不失去度数，不视同虚文，上下相亲，长幼相爱，父兄的率先顺从，子弟的观摩深刻，既有以产生逊悌之心，而消除粗鄙桀骛之气，又可以考察乡中的贤否，因而设立乡正、族正并寄托于他们，以区别淑慝的适宜。这样哪里还有诉讼不息、风俗不成的呢？

近来奉明诏，命令天下举行保甲法，联结风俗查究奸邪，非常明密。如果再举行乡饮酒礼，以通达物情，以寓含教化，而且甲长之中，就可以举为宾介，择为乡正、族正，没有爵秩名器的授予，而有官司尊敬的荣耀，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百姓谁不乐意劝勉顺从，久而不倦呢？所以说实行就能立见成效的。

译就是这样。有人说：对于粗野强悍的百姓，应当使用威严，不能单纯依靠道德礼教。却不知道文翁改变了蜀地蛮夷的风俗，长公消除了颍川百姓怨恨的道路，礼教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何尝不是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见效呢？况且《周官》的法度，迂腐空泛难以实行，而韩延寿、伏湛、李忠、秦彭、鲍德、刘昆、裴耀卿、李栖筠等人所做的事，被记载在史册上，难道是欺骗人吗？世俗之人即使不想高谈阔论夏商周三代的事，为什么不去寻求汉朝以来的先例，而尝试施行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