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学术四法语

译卷四 学术四法语

原性

廖连城

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浑然一体，只是一个理罢了。宋代理学家却说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这是把性分析为二了。我认为性只是义理，而气质不可以称为性。性好比是水，气质好比是蓄水的水池，能把水池叫做水吗？性好比是米，气质好比是煮米的锅，能把锅叫做米吗？水池脏了，水就浑浊，那不是水本身浑浊，而是水池脏了；锅脏了，米就变黑，那不是米本身变黑，而是锅脏了。气质恶劣，那么性就被禁锢。人之所以有不善，不是性本身不善，而是气质造成的。怎么能不知道改变呢？改变气质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遏制人欲、保存天理罢了。天理，是性中所固有的；人欲，是顺着气质而产生的。人具备耳、目、口、身的材质，那些能听、能看、能说、能动的能力，是气的灵明，而天理寄托在其中。听时想着要聪敏，看时想着要明察，说话想着要忠诚，做事想着要恭敬，那么天理就占主导，气质就没有权力，而人欲就暗中消解了。喜欢听淫靡的声音，喜好看邪僻的色彩，说话没有信用，行动没有礼节，那么气质就起作用，人欲纷纷产生，而天理就不能做主了。既然如此，遏制人欲、保存天理，难道不是尽性的全部功夫吗？因此，圣人纯粹是天理，没有一丝一毫人欲的私心，就像最上等的金子，洁净光明，没有一丝铜铅的杂质。贤人遵循天理，但难免有几微人欲的私心，就像中上等的金子，坚实朗润，而不无一二丝铜铅的杂质。中等的人，偏离天理，而被人欲的私心所拖累，就像中下等的金子，混合铅铜而成质，昏暗不见其本色。愚笨不肖的人，天理被气质所拘束，人欲随之禁锢遮蔽，就像矿石中的金子，混杂着铜铅，覆盖着土石，砍柴放牧的人经过那里，不知道其中有金子。然而说没有金子，那是不对的。如果挖掘矿石冶炼分离，去掉那些拖累金子的东西，那么就会灿烂生辉，即使是牧童樵夫，也能认出那是真金了。现在从中等人往下，见到圣人和贤人也知道仰慕，却自认为不能做到，甘心自暴自弃，这是把金子混杂在铜铅之内，把金子埋在土石之中，改变了它的本体，忘记了它固有的本质，却只是垂涎于别人的金子，难道不可惜吗？

习说

刘蓉

年轻时，我在养晦堂西偏的一间屋子里读书。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思考不得要领，就起身绕着屋子走动。屋里有一个直径一尺的洼坑，渐渐扩大。每次踩到它，脚好像被绊倒。时间久了，就习惯了。一天，父亲来到屋里，坐着交谈了很久，看着笑着说：“一间屋子都治理不好，怎么能治理家国天下呢？”于是叫童子取土填平它。随后我又起身走动，踩到那里，惊讶地后退，好像土突然隆起一样。低头看地，平坦坦的，已经填平了。过了一会儿，又感到不适，又过了很久才习惯。于是起身感叹说：“习惯对人的影响太深了！脚喜欢平地而不适应洼坑，等到时间久了，洼坑就好像平地一样，不需要眼睛看着地，心里想着脚，而自然适应。以至于反过来回到原来的洼坑，反而阻塞不安，趑趄不前而不安宁，难道不是本性随着习惯改变，从而失去了原来的趋向吗？上位者颁布政令违背民意的，开始时好像非常痛苦，久了就一起习惯了，等到再久，视听转移而心志淫乱，而且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奇怪。因此君子致力于使政令公平，真诚谨慎地引导百姓。从前先王重视学校教育，使士人兴起于学问，修习五礼，敦行六行，使百姓勉励于道义，用来规范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百体，使他们习惯于动作威仪进退俯仰的仪容，方法非常完备，都是为了引导他们恢复本性罢了。等到逐渐磨合久了，礼俗形成，那么百姓趋向道义，就像饥渴之于饮食，不需要劝勉就自然趋向，见到邪说淫辞在面前喧扰，就迅速离开像躲避蛇蝎一样，不需要禁止就自然断绝。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法，用来使百姓纳入正轨，建立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规矩。自从王道熄灭而各种制度废弛，治理教育的正道不正而邪恶兴起，于是百姓心志荡然无存，开始时像堤防决口，泛滥横流而不知道停止。在这个时候，远方不合道义的教化，又闯入我国而暗中煽动，他们窥测象数的精妙，已经足以耸动贤智者的听闻，而功利夸诈的说法，又足以炫乱愚不肖者的耳目而蛊惑他们的心志，浸淫不止，与他们一起变化，虽然想让他们反过来回到原来的状态，却肯定做不到。这更是古今乱辙的明显表现。然而还不为此担忧，哪里知道最终的结局呢？我害怕脚适应了洼坑，所以写下这篇说法。

留不足论

彭崧毓

人不可没有的，是不足的境遇；人不可有的，是不足的心态。境遇有不足，那么终身都在进步；心态有不足，那么一天都没有停止的心。太阳到了中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损，这是天的不足。高原多干燥，低湿之地多潮湿，这是地的不足。天地常常保留这种不足，所以悠久无疆。人厌恶酷暑而讨厌严寒，那么四季有春秋，不可以有冬夏；喜欢平坦而畏惧险阻，那么西北不可以有太行山，东南不可以有江湖。天地不能为人弥补这种不足，而人却想要自己弥补，能吗？不能。况且人在天地间急切追求的，不过是求衣食的充足罢了。穿着破烂衣服而捉襟见肘的人，望着布絮而欣然欢喜，有了布絮的人又望着丝绸

译穿着丝帛就感到羞愧了。丝帛之上还有锦绣，锦绣之上还有黼黻等华丽的纹饰。夏天穿着雪罗风葛，冬天穿着豹皮鞋和貂皮裘。这种等级差别哪里可以计量呢？空腹的人得到一顿饭就可以饱足，这就是韩王孙报答漂母的原因。等到摆列鼎器进食，珍奇错杂的食物罗列在面前，吃腻了精粮肥肉而轻视腥膻香气，这种嗜好的转移，大概不能用常情来推测。然而这还只是用来奉养口腹身体罢了。金玉珍宝奇异之物，对饥寒没有益处；珍禽奇木的观赏，只供玩赏喜好。贫贱的人力量不足而内心羡慕，富贵的人有能够得到的力量，却又苦恼于不能穷尽天下的美好。已经富有却更加追求富有，已经尊贵却更加追求尊贵，人心为什么反而像这样呢？君子说，这不是追求满足的方法。追求满足却没有一样可以满足，不追求满足却没有一样不满足。比如攀登佛塔的人，顺着台阶站立脚部，那么仰望的人都是前进的境界。如果踩着台阶一定要到达塔顶，那么上面就没有可前进的地方，不知道停止就会向下坠落。这就是古人之所以重视留有余地的原因。然而我说留有余地还不如留有不满足。留有余地，那么心中认为有余的地方，就是心中所不足的地方。留有不满足，那么心中认为没有可满足的地方，就是天地所没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不足的心不可以有，不足的境地不可以无。

译正谀

王柏心

阿谀之风的兴起，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起初，是卑贱者引导尊贵者，愚笨者引导贤能者，此时阿谀尚能纠正。后来，尊贵者迎合卑贱者，贤能者迎合愚笨者，此时阿谀便无法纠正了。大凡人们接受阿谀，是逐渐形成的。才高而自傲的人，阿谀就会中伤他；内心柔弱而自我宽恕的人，阿谀就会侵入他；喜好附和而厌恶异见的人，阿谀就会迎合他。人们习惯于阿谀，也是逐渐形成的。轻视对方不值得讥讽，就用阿谀来欺骗他；畏惧对方不可违逆，就用阿谀来谢罪；喜欢对方不违背自己，就用阿谀来回应他。这些情况都还未达到趋炎附势、追逐利益的极致，明智的君子，都能知道其中的过失。然而如果逐渐发展而不加谨慎，就会流于阿谀而不自知。这真是令人恐惧啊！大凡阿谀的人，给予超出常量的施予，将有所针对其欲望。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必定会有所回报。回报之后更加放纵，必定会增加过度的施予。这是诽谤的阶梯，谗言的陪衬，骄傲的根源。明智的君子，怎么甘愿接受它并习惯它呢？况且自己厌恶阿谀却乐于接受别人的阿谀，好比不做都市的大盗，却在箱笼中窃取微利，终究是个有偷窃毛病的人。自己顺从阿谀却想禁止别人接受阿谀，好比用夏桀的党徒去讥笑盗跖的行为。从前张九龄刚正亮直，却畏惧严挺之而喜欢萧诚；司马光与韩琦在朝廷争论，侃侃而谈不阿谀奉承，等到掌权改变差役法时，却压制范纯仁、苏辙的意见，而任用蔡京。他们都是贤者，尚且有被蒙蔽的时候，何况不如这两位的呢？有人说：“谦逊以行使权变，不还是胜过揭发别人以沽名钓誉吗？谦卑以自我修养，不还是胜过高傲以违逆众人吗？”回答说：“谦逊是顺应大道，阿谀则违背大道；谦卑是端正自身，阿谀则歪曲自身。士人行阿谀，砥砺名节之意就衰退；臣下行阿谀，直言敢谏之风就败坏。众人阿谀既盛，孤高正直之人自然沮丧。就像黑丝染了颜色，蓬草混入麻中，不与之一起变化就不会停止。所以，败坏人的善行，助长人的过失，遮蔽是非而掩盖功罪，没有比阿谀更严重的了。明智且身居高位的君子，想要端正人心，矫正时弊，必须从去除阿谀开始。

病说示景枚

李宗传

你现在多病，我不忍心用学业督促你。然而病的是身体，心志却不能生病。在生病的时候，应当休养身体，而不可使志气颓废。况且怎么知道病久了就不会痊愈呢？同样的病，生病的人却不同。古人有生病的鹤，有生病的马。鹤与马虽然生病，但它们凌云的气概、追风逐电的心志依然存在。鸡狗难道一定不生病吗？古人没有提及的，是因为它们即使不生病，本来也不指望它们有高远的志向。我从前抱病十余年，志气没有丝毫衰退，而且病快要恢复到无病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立心坚定确凿，阴阳之气也退而听命了。你努力吧，要像鹤和马那样生病啊。

念石子

潘德舆

百姓的心，我寻求它的变动；士人的心，我寻求它的不动。百姓的心颓废了，不动就会死；士人的心确立了，动就会散乱。儒家和佛家也是如此。佛家动心就回归伦理了；儒家动心就陷入世俗了。兀兀然把不动心作为教条的，百姓和佛家，以及告子都两样对待了。盛世之士伟大在于取义，衰世之士伟大在于取利。那伟大在于取利，以此来标榜自己才能的人，必定嘲笑别人不能这样做。于是用丰年时的倡优，去嘲笑凶年时的农夫。我不担心倡优嘲笑别人，而担心那些从事农耕的人，也担心被倡优嘲笑。天下的农耕将要废弛了。

以道义选择朋友的人有利于一世，以才能选择朋友的人有利于一身。有利于一世的，子孙庇护他；有利于一身的，仇敌伺机而动。现在那些击掌而言、挽臂而趋的人，是结交才能的朋友，将要以结交利益为目的。念石子说：这样的人，是以朋友为害罢了。以道义引导的人，人们躲避；以交往技艺引导的人，人们争先；以利欲引导的人，人们争相趋附。这不是人们的错误，而是自己以利欲引导确实真诚，自己以交往技艺引导也可以真诚，自己以道义引导则极不真诚。如果道义真诚，却没有追随其引导的人，万世没有一天。

喜欢的我就喜欢，厌恶的我就厌恶。本体是作用，我所喜欢的，眼睛就以此为好；我所厌恶的，眼睛就以此为恶。作用是本体，君子以本体为作用，所以作用完备；小人以作用为本体，所以本体亏损。世上有人说某人喜欢某人厌恶某人，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洞察。只能洞察那些喜欢好人厌恶坏人的人罢了。

各种役使巧妙而农业衰退，各种技艺巧妙而大道衰退，各种官吏巧妙而治理衰退，各种言辞巧妙而文章衰退。大才不显露才能，次才让人看见才能，下才自己显露才能。不显露才能的人安稳，让人看见才能的人生病，自己显露才能的人死亡。

不爱桃李而爱松柏，是为一年打算的；不好阿谀奉承而好名节，是为一世打算的。桃李不害松柏，而阿谀奉承必定戕害名节。然而那些外表像桃李，内心像荆棘的人呢？

懿公喜欢鹤而忘记了国家。鹤是洁净而无用的，所以用它而亡国。巢父、许由，是尧舜的鹤。尧舜以无用之用使用他们而天下安定。后世以有用之用使用他们而天下危亡。

东家的父亲死了，西家的儿子前往哭得很哀伤。等到他的父亲死了，却没有悲戚的样子。天下人认为这是大奇的节操，必定是虚伪的；超过情理的美好，必定穷尽。

知道就立即说的人浅薄，知道却不说的人阴险，不知道却说的人浮躁，不知道也不说而托辞于知道的人狡猾。君子审察其知道与不知道的区别，以观察其说与不说的时机，而受其欺骗的就很少了。

急于做事的人，是胁迫我的人；缓于做事的人，是固执

译这是关于我的。使实变虚、使虚变实的人，是利于我且紧迫的人。使虚变实、使实变虚的人，是利于我且迂回的人。表面从容的人，要观察他的行为。表面紧迫的人，要观察他的视线。表面阳刚的人，神色不专注。表面阳刚而应答的人，面色不张扬。表面清高的人，必定厌恶衣食。表面正直的人，必定矫饰文辞。最终廉洁的人，必定在开始时争斗。最终恩惠的人，必定在结束时后悔。最终厚待我的人，必定在中间赞誉。最终疏远我的人，必定在中间进谗。将要排挤我的人，没有明显的仇敌。将要引诱我的人，没有切近的比喻。将有求于人的人，目光不远。将有吝啬的人，面色不舒展。外表勇武的人，不开始行动。外表谋略的人，不空闲。外表亲近的人，言辞必定浮夸。外表诋毁的人，道理必定短浅。赞誉他人达到金玉般程度的人，必定结交小人。在言辞神色上侮辱他人的人，必定远离君子。口头孝顺的人，玩弄亲人。口头爱国的人，玩弄政事。口齿伶俐的人，能窃取他人的言语。体态卑微的人，能窃取他人的神色。喜好高谈阔论的人，必定偏颇。喜好卑下议论的人，必定贪婪。喜好变动的人，必定多疑。喜好安静的人，必定隐忍。善于谋求爵位的人，必定滥交。善于谋求财富的人，必定少亲。谋求名声的人，没有美好的不讽刺。谋求利益的人，没有规劝的不阿谀。观察诋毁他人的人，要寻求他的恶行。观察赞誉他人的人，要寻求他的欲望。神色贪婪的人，目光专注。言语贪婪的人，目光泛泛。气盛的人，多怒。形跳的人，多喜。发怒而不动的人，谋略必定深远。欢喜而不动的人，欲望必定巨大。言辞亢奋的人，必定有所倚仗。言辞琐碎的人，必定不知满足。常常不言的人，思虑坚定。常常泛泛而谈的人，机巧熟练。常常谐谑而言的人，没有骨气。常常庄重而言的人，没有奇策。常常妄言的人，心志放肆。常常私语的人，心术险恶。君子如果想要选取朋友，那么只要考察他的行事就可以了。没有事情时，考察他的精神。有事情时，考察他的能力。事情未发生时，考察他的智慧。事情发生时，考察他的勇气。事情结束后，考察他的仁爱。事情纷乱时，考察他的简练。事情简单时，考察他的恭敬。事情危险时，考察他的奋起。事情艰难时，考察他的从容。有害的事情，考察他的过往。有利的事情，考察他的未来。神妙的事情，考察他的见识。人事，考察他的行为。细微的事情，考察他的周全。重大的事情，考察他的镇定。选择辨别他的行事，清浊就分明了。深入探究他的行事，隐显就符合了。屡次试验他的行事，才能就昭著了。节制选取他的行事，亲爱就长久。

译每日功课四条

曾国藩

第一条是慎独就能心安。自我修养的方法，没有比涵养心性更难的。心既然知道有善，也知道有恶，却不能切实用力去行善去恶，这就叫做自欺。内心是否自欺，大概是别人所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独自知道。所以《大学》诚意章两次提到慎独。如果真能喜好善就像喜好美色一样，厌恶恶就像厌恶恶臭一样，努力去除人欲以保存天理，那么《大学》所说的自我满足、《中庸》所说的警戒谨慎恐惧，都能切实地实行。也就是曾子所说的自我反省而觉得理直、孟子所说的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所说的涵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都不外乎这个道理。所以能够慎独，就能内心反省没有愧疚，可以面对天地质问鬼神，决不会有行为不合心意而感到气馁的时候。人如果没有一件内心愧疚的事，那么主宰身体的心就安泰，这颗心常常快乐满足、宽厚平和。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找快乐的方法，也是守护身体的首要任务。

第二条是主敬就能身体强健。敬这一个字，孔子门徒用来教导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也常常谈论它。到了程颐和朱熹，千言万语都不离开这个主旨。内在专一宁静、纯粹一致，外在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功夫。出门好像去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重大祭祀，这是敬的气象。修养自己来安抚百姓，诚恳恭敬而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果。程颐说上下一致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气息没有不和顺的，四种灵兽全部到来，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用这种态度侍奉天神祭祀上帝，大概是说敬就没有什么美德不具备。我认为敬字切近的效果，尤其在于能坚固人体肌肤的交会、筋骨的束缚。庄重恭敬每天就会强健，安逸放纵每天就会懈怠，都是自然的感应。即使有年老体弱的人，一旦遇到坛庙祭祀的时候，战场危急的关头，也不觉得精神为之震动，气息为之振奋。这就足以知道敬能使人身强了。如果人不论多少，事不论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怠轻慢，那么身体的强健，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第三条是求仁就能使人喜悦。凡是人的出生，都得到天地的理来形成本性，得到天地的气来形成形体。我和百姓万物，其根本源头都出自同一本源。如果只知道自私，而不知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这是对根本同一本源的道理，已经违背而失去了。至于身居高位厚禄，位居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救济百姓于饥荒的责任；读书学习古训，粗略知道大义，就有启发后知者、唤醒后觉者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了结，而不知道教养各类人才，这是对上天之所以厚待我的辜负非常大。孔子门徒教导人，没有比求仁更大的，而其中最切要的，没有比“想要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想要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这几句话更重要。立，是自立而不恐惧，像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借外求；达，是四通八达而不违背，像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面响应。人谁不想要自己立身自己通达，如果能推己及人去立人达人，那就与万物同享春意了。后世论述求仁的，没有比张载的《西铭》更精辟的。他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伴，广泛救济伦理，都是侍奉天理所本分应当做的事。必须这样才配称为人，不这样就叫违背道德，叫作贼。确实像他所说，那么即使让天下人都立身，让天下人都通达，也毫无辛劳可言。人有不喜悦而归附他的吗？

第四条是习劳就能得到神灵钦佩。凡人的性情，没有不好逸恶劳的。无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安逸而害怕劳苦。这是古今相同的。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与一天所做的事，所用的力气相称，那么旁人认为他是对的，鬼神也赞许他，认为他是自食其力。如果农夫织妇，整年勤劳工作，才成就几石粮食，几尺布匹，而富贵人家，整年安逸享乐，不经营任何事业，却吃饭必定珍馐美味，穿衣必定锦绣华服，沉迷酒肉高枕安眠，一声呼唤百人应答。这是天下最不平的事，鬼神所不赞许的。他们能长久吗？古代的圣君贤相，像商汤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大概没有什么时候不以勤劳自我激励。《无逸》一篇，推论勤劳就能长寿，安逸就会早亡，清清楚楚没有差错。为个人打算，就必定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求知勉力实行，操心危虑，然后才能增加智慧而增长才识。为天下打算，就必定把别人的饥渴当作自己的饥渴，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就引为自己的罪过。大禹的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都是极其节俭以奉养自身，而极其勤劳以拯救百姓。所以荀子喜欢称道大禹墨翟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勤劳。军兴以来，每看见人有一材一技，能忍受艰苦的，没有不被别人任用，被当时称道的。那些绝无材技，不习惯劳作的人，都被当时唾弃，饥寒交迫而死。所以勤劳就长寿，安逸就早亡。勤劳就有才能而被任用，安逸就无能而被抛弃。勤劳就能广泛救济百姓而神灵钦佩仰慕，安逸就对别人无补而神灵不享祭。因此君子想要被人神所凭依，没有比习劳更大的了。

我年老多病，眼疾日益加深，万难挽回。你和各位侄子，身体强壮的少。古代的君子，修养自己治理家庭，必定能心安身强，然后才有振兴的景象。必定使人悦神钦，然后才有吉祥汇聚。现在写下这四条，老年用来自我警戒，以弥补过去的过失。让两个儿子各自勉励，每晚用这四条互相考核，每月末用这四条互相稽查。仍然寄

译各位侄儿共同遵守。期望能够有所成就。自我记述

译学习纲要五条

汪廷珍

第一条，辨别途径。孔子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懂得利益。”人品的区分，全在于此了。孔子又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学术的关键，全在于此了。现在如果有读书人在此，行为求无愧于心，学问求有益于世间，那么即使从事记忆背诵，本来就是探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的要领；从事辞章写作，也足以作为言论流传远方的凭借，难道不能说是为了完善自己吗？如果他希求当世的显赫官位，期望身后的好名声，那么即使亲身实践东汉高士的卓越品行，也只是徒然获取世俗的资历；诵读宋儒的精微言论，最终也没有心得，难道不能说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吗？如果真能立心为了完善自己，就会知道圣贤的一字一句，都是为了我安身立命而设立的。从此虚心沉浸玩味，切合自身进行体察，读书自然有真实的收获，行文自然有内在的底蕴。出仕则成为名臣，隐居则成为通儒，随着所达到的境界深浅，都有成就。如果只是想要粉饰世俗、博取名声，那么途径就已经错了，即使从事学习，不免自欺欺人。用这种心态侍奉父母一定不孝，侍奉君主一定不忠，用来建立功业，一定不足以救济时世，用来著书立说，一定不足以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说的“不真诚就没有能够成功的”。《易经》说：“起初相差毫厘，结果谬误千里。”审慎地端正开端、顺遂途径，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了。

第二条，端正根本。士人是四民之首，天下的事务，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国家从公卿到最低级的官吏，都由读书人来担任。那么作为士人，从人伦道德、事物法则，到天文地理、兵农礼乐、阴阳律历，下至农圃医卜等细微之处，哪样是不应当知道的呢？如果他不通晓古今，不了解世事变化，即使终身隐居不出，而在修身处事上，毫无依据；对人情物理，毫无认知，名义上是秀才，却像面对墙壁一样度过一生，这难道不是极其可耻的吗？况且仅从行文写作来说，如果没有一点学问，专门依靠几篇时文，东涂西抹，好比无米之炊，痛苦也太过分了。学问是没有穷尽的，资质禀赋各不相同，谦逊志向、及时勤勉，循序渐进，如果不是极其没有才能，都可以有所成就。然而现在的学者不是这样，不论什么才质，专门追求快速见效，拔苗助长，杂乱施教而不循序渐进，天资卓越的人，往往被摧残而变得渺小；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以至于心像废弃的井一样。以我在江西各郡多次考试所见，童生中有很多文理颇为通顺的，问他们四书的白话文，不能记忆；五经和三传，竟然从未见过。还有十一二岁的童子，五经尚未翻开，而试帖和考场范文，已经背诵很多。败坏人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天分稍差的人，往往到了四五十岁，连一个秀才都考不上，而教的人反而把这当作捷径。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当老师的，本来也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舍弃这个就没有办法教学罢了。三年的陈艾，储存起来也不算晚，那么何不回到根本呢？

第三条，敬业。制艺这一道，自从明朝至今四百多年，大儒名臣，名卿重臣，都出自其中，从未有敢轻视它作为获取科名的工具，而改变心意去尝试的。到现在读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性情学术、人品事业，就像将要见到一样。唯独近二三十年来，士人都厌弃鄙薄时文，凡是天资英敏的人，有的从事诗赋古文，有的夸耀训诂小学，对于时文，只认为是朝廷法令所在，不得不写，草率马虎，不再致力。只有那些资质愚钝、才能低下、不足以有所作为的人，然后才早晚吟诵翻阅，剽窃涂抹，以为时文就像唐代的乐工，不能学习坐部立部技艺的人，才去习雅乐。这是极大的迷惑。朝廷用这个选拔人才，士子凭这个显达自身，所代替的是圣贤的语言，所阐述的是仁义的宗旨，难道可以鄙薄它吗？在这里苟且，其他还有不苟且的吗？时文是古文的一种体裁，就像碑志、传记、表疏、论序一样。因为剽窃腐烂的文章不足以称为好文章，就连带鄙薄时文，这就过分了。试以本朝的先贤来看，深研经学的，没有谁比李文贞光地；擅长古文的，没有谁比方侍郎苞；精通诗律的，没有谁比王文简士禛。这三位公对于制艺，从未苟且过。传授汉学的，没有谁比惠学士士奇；讲习宋学的，没有谁比陆清献陇其、蔡文勤世远。这三位公对于制艺，也从未苟且过。现在厌弃鄙薄时文的人，他们的经学古文词，果真能超过这几位公吗？恐怕也是说大话而没有实际内容吧。我曾论说文诗的流派有两种：有专门写时文的文，有经生儒者、古文家、诗人的文。如果使者根据才能甄别选拔，不拘泥于一种格式，简而言之，断没有深于经术理学、诗古文词，而时文竟然一无可观的；也没有眼睛没看过完整经典，手没翻阅过古籍，而擅长写时文的。《曲礼》说：“不要不恭敬。”先资拜献，尚且要谨慎啊。

第四条，裁抑虚伪。人心不同，就像面貌一样，文章风格也是如此。平正奇特、浓烈清淡，各不相同，期望达到这个境界罢了。喜欢甜的忌讳辣的，喜好红色的非议白色的，开始于一偏之见，酿成门户之争。这种见识理解，最为狭陋。如果衡量文章选拔士人，而执着一隅之偏，那么被压抑的人就多了。理法与才情，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然而自从临川派与云间派争竞不已，徒然结党附和，于是成了水火不容。以我看今日江西的文字，大半平庸肤浅草率，稍有波澜意趣的，常苦于选词不雅；才情可取的，几乎百

译不能得其一。而贪婪常规、嗜好琐碎的人。还沾沾自喜地用陈腐的道理、僵死的法则来约束它。好像只有剔除才情，才符合理法；背离理法，才是才情。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主考官评论文章，完全打破束缚。各位考生只要能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本题旨意，其才学见识、笔力文情，稍微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使纪律稍有疏漏，字句不够纯净，都予以酌情选取。只有抄袭旧套、剽窃陈词，对照题目义理和结构位置，完全不切合的，一概不予收录。去除虚假、保留真实，希望在这件事上能有一点补益。

译第一条：确立志向。关于风气影响的议论，由来已久。如果不能自我树立，很少有人能不随风倒伏。官办织锦坊的花样，不必有意违背。然而用诡诈的手段猎获禽兽，也是君子深深感到羞耻的。有志向的人，只求不违背圣贤著书的宗旨，不辜负国家选拔人才的心意就可以了。至于得失，那是命运决定的，何必忙碌地迎合世俗的容貌和举止，去侥幸追求不可预知的结果呢？况且风气转移，每月每年都不相同。大抵开始于京城附近，流传到都城，逐渐波及偏远角落。正如市场上鞋帽的款式，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等到这种风尚流传到偏远角落，京城附近早已厌弃了。而愚昧的人却还拿着已经废弃的刍狗沾沾自喜地模仿，难道会有好运吗？归有光说：考场中只是碰巧符合程式，并没有贯穿虱子、射穿杨柳叶那样的绝技。使者长期在科举场中，跟随学习的人很多，对于文章的得失，阅历最多，深信这句话，确实不可改变。那些揣摩迎合的说法，不过是庸俗妄人欺骗世人罢了。从前八代文风衰微，韩愈起来振兴它，当时的人认为怪异可笑，后世却敬仰他如北斗泰山。本朝康熙年间，文风逐渐卑弱萎靡，韩文懿有志于复古，每出一篇文章，俗人就喧哗反对。最终他得到圣祖的赏识，成为艺林的准则。那么文章不能不变化，这是时势决定的；或者挽回变化使其回归正道，或者顺应变化而更加精妙地契合正道，这是学者的责任。韩进士梦周教导人说：关于风气的议论，人们牢不可破。比如把归唐派当作正德、嘉靖年间的风气，那么正德、嘉靖年间的人都归唐派吗？而归唐派为何能流传？把邓元锡、黄宗羲当作隆庆、万历年间的风气，那么隆庆、万历年间的人都是邓黄吗？而邓黄为何能流传？大概这些之外的黄茅白苇，古时和现在是一样的。我也是普通人，难道不能开创风气吗？这话意味深长，学者应当深思。

劝士条约

李棠阶

士人是社会风化的源头，敦厚根本、勉励学问，一天也不能拖延。云南自明朝以来，如兰延秀、杨存诚、胡左艾、邓川等先生，都潜心研究道理，精通经史。本朝如刘复吾、景传等人，也都积累学问、磨砺品行，节操义行著称。今天英才贤士间或出现，追随往昔哲人的，固然不乏其人。但不能自我树立，以贫穷为病痛的，也不免存在。使者奉天子之命，在此地视察教育，士人的责任，也是使者的责任。士人的习气稍有不端正，文风稍有不纯正，我怎么能心安呢？现在选取最切近的事项，列为十条，展示在学校，用来勉励各位学生。各位学生各自努力践行，不要自欺，不要懈怠，不要认为迂阔而忽视它。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第一条：立志。不只是立志于科举科目，揣摩墨卷罢了。必须振奋精神、磨砺意志，认为圣贤是一定可以做到的，认为不做圣贤就决不能做人。不被势利迷惑，不被境遇牵制，不因时间间隔而中断。这样之后才叫立志。不是说日夜刻苦攻读，孜孜不倦于八股文。况且即使就八股文而言，也必须有志向的人，期望效法圣贤，存养本心，使义理充足，才能有佳作。否则浮光掠影，终究没有好处。

第二条：明理。人的脉络叫理，树木的纹理叫理，有条理不紊乱，这就是理得名的原因。圣人用一心的理贯通天下的理。学者必须用事物的理，扩充一心的理。比如人各有耳目手足，人各有父子兄弟夫妇的伦理，这些之所以如此的理在哪里？又如读一卷书，这一卷书的理在哪里？读一句书，这一句书的理在哪里？其他日常往来，极细微极详尽的，没有不有理的。随事穷究，日积月累，以至于通达无滞碍，那么疑惑的事大概就少了。

第三条：博学。博学不只是夸耀繁多，崇尚无书不读的名声。不仅淫词小说不可看，凡是对学问身心无益的，都不应枉费精神。穷究经书是首要的，读史书次之。因为事物的理，都具备在经书中。反复详细推绎以求其体要。但经书的话浑厚而深奥，史书的事广博而详细。所以练习见识必须在史书中。其余子集，以及名臣大儒的著述，都可以取来阅读。虽然或许家贫无书，或者僻远之地难以购买，如果真心不安于固陋，那么亲友的藏书，以及学校中有藏书的，都可以借来观看。但总须切实理会，不可只是摘取作为时文的资料。

第四条：反己。大概学问都是为了明理，而理不只是明白而已。既然明白了耳目手足父子兄弟夫妇的理，而自己耳目手足以及处理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果真尽到了这个理吗？既然明白了所读之书的理，而自己日常的身心果真能体现这个理吗？知与行合一，必须时时检点省察，悬挂作为目标，而努力奔赴，才有益处。

第五条：安贫。古人有话说：咬得菜根，则百事皆可做得。这就是安贫的意思。现在的各位学生，有的甚至干预诉讼，包揽钱粮，不怕国法而为之的，也大半是贫穷所迫。然而试想我们读书人不贫穷的有几个？因为贫穷的缘故，以至于以身试法，或者被斥革功名，幽禁监狱，给父母留下耻辱，被乡党嘲笑，所遇辄穷，比起以前的贫穷有更甚的。即使不到此，也不免被官吏轻视，否则只受其怜悯罢了。清夜自思，如何自立？各位学生切宜猛省，忍耐一时的贫穷，而专心攻习本业，那么禄位在学问中，自有不贫穷的时候。即使最终贫穷

译而他积累学问、喜好古制，修养身心、磨砺品行，卓越超群，成为众人敬仰归附的对象。与那些忙忙碌碌、多事多扰，以致贫困日益加剧、悔恨纷纷聚集的人相比，谁得谁失，大概也就显而易见了。

译第一是要能忍。修养心性的功夫，没有比忍耐更重要的；平息事端的办法，没有比忍耐更切要的。近来有人身在官学，因为田产的小事，不忍一时的小忿，竟然导致失去兄弟骨肉间的亲情，互相控告审讯，最终弄得倾家荡产。看到这类事情，实在令人痛心。兄弟一同出生、一同养育，小时候同吃母乳，长大后同住一室，就像手足一样不能分离，他们的亲情是多么深厚啊！却因为一时的不忍，导致如此决裂。窥探父母的心意，必定会忧愁不乐。作为儿子却让父母的心不乐，这不仅是不友爱、不敬顺，而且是不孝。况且你自己也有儿子，如果你的儿子兄弟相争，你的心必定不安；而你的兄弟先相争，又拿什么来教导儿子呢？不为兄弟考虑，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儿子考虑吗？至于乡里朋友之间，都不可以因小忿而留下后悔。如果遭到势豪的欺凌、仆隶的侮辱，总应当反省自己、修养自身，在开始时忍耐。用力久了，逐渐归于自然。这是处世的要诀，养心的根本。

第二是要恭敬仪容。约束外在行为是为了涵养内心。圣人告诫颜回，尚且在视听言动上兢兢业业，何况其他人呢。凡是箕踞、跛倚、手足动摇之类，都应当恭敬地戒除。出入起居、侍奉长辈、接待晚辈之间，必须时时检点，用礼法来约束自己。到了应试的时候，茶坊酒肆，断不可轻易进入，以致招致意外的侮辱。每次走出寓所，总应当衣冠整齐严肃，使自己区别于众人，不得因为酒食应酬、仪容举止张扬狂妄，而丧失自身以至于丧失本心。这些都是仪容方面粗浅的要求，然而在这些方面做到谨慎，也大体上没有过失。

第三是要虚心。天下所有的器物，只有空虚的才能承载物品，满了就无法再增加了。做学问的道理，最忌讳一个“满”字。天下自满的人，简直就是狂妄罢了。不仅有志于成为圣贤的人，沉潜反复，道理的境地无穷无尽，没有可以自满的；即使像书籍，我们眼前所见的，尚不及万分之一，其他有关日常身心、国家民生之书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怎么能自满呢？所以一定要保持虚心，无论胜过自己的人还是不如自己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即使是农工商贾的事情，也可以旁通互参。随地留心，随地自我反省，进步的境地是没有边际的。

第四是要敦睦邻里。一个里巷之中，必定有读书入官学、被众人所尊敬的人，士人是百姓的表率。如果愚民无知，或者因为口角小事，愤怒争执殴打，不懂刑法，敢做非法之事，以至于邻居的情谊，反而像仇敌一样，这就依赖士人来劝化。凡是岁时伏腊、日常往来之间，偶尔选取《圣谕广训》的意思，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委婉地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利害祸福，源于善恶。积累久了，善良的人更加勉励，不善的人逐渐改正，那么邻里和睦，积德无穷了。又听说滇南近来多疾疫，听说有一人病了，家人都避开离去。病不一定就会死，而一切无人照料，虽然想不死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听任他死，即使是路人也不忍心，何况家人骨肉，竟然忍心到如此地步，实在伤害风化。这在读书稍明白的人，固然断不会这样。但也应当恳切委婉，劝谕乡里，以革除这种风气。也可以稍微挽回厄运。因为讲述敦睦邻里的意义，附录在这里。然而在当今实在是最紧要的，各位生员不要忽视。

第五是要有恒心。以上各条，都适宜用恒心。所谓不被势利迷惑，不被境遇牵制，不因时日间隔而间断。立下这个志向，时时提醒这颗心，反躬自省，偶尔有懈怠时，就痛加自我责备。那么敦厚根本、勉励品行，每天都有进步。端正初进的根基，储备为有用的人才，将来为国家倡导阐明正道，维持世道，对各位生员有很高的期望。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曾国藩

人才随着当地的风俗而转移，确实如此吗？回答说：这不完全是这样。但大体上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前史称燕赵之地慷慨悲歌，敢于在他人危难时急相救助，大概有豪侠的风气。我观察直隶的先代贤人，像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等各位贤人，他们后来所达到的境界各不相同，起初都接近豪侠。即使今天的士林，也多刚强而不摇摆，质朴而好义，还有豪侠的遗风。才质本于当地的风俗，大概不假吧。豪侠的才质，可以进入圣人之道的大概有几点。侠者轻视财利，抛弃万金而不看一眼，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离，痛恨那些坟间乞食、垄断牟利的人。虽然精粗不同，但轻财好义这一点，则大致相近了。侠者忘记自己以济助他人，不惜苦志将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圣贤以博济天下为胸怀，邹鲁（指孔孟）的汲汲皇皇，以及禹的视人溺如己溺，稷的视人饥如己饥，伊尹的视人推于沟中如己推，没有多少差异。那些能够力救穷困朋友的人，就是可以进而援救天下的人。侠者轻死重义，圣贤很少谈到这一点，然而孔子说成全仁德，孟子说选取大义，坚确不移的操守，也未尝不与侠者相类似。前人讥讽太史公喜好称颂任侠，以我看来这几条，并不违背圣贤之道。那么豪侠之徒，不可深深贬低。而直隶的士人，他们做学问应当比其他省份容易，怎么可以不致力呢？致力怎么做？做学问的方法有四种：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在孔门是德行之科，今世称为宋学者。考据，在孔门是文学之科，今世

译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理，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今与直隶诸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

译其中或许在众士子之中，因天性所近、师友所熏陶，有人偏重于考据之学，有人偏重于辞章之学，也不必急于改变前人的路径。因为这两条途径都可以通向圣人之道。他们的文章涉及经史百家，他们的学业在于学问思辨，他们的事功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流派各异，何必一定要相同呢？只要最终都能汇入大海罢了。至于风气没有常态，随着人事而变通。有一两个人好学，那么几辈人都想努力追随先哲；有一两个人好仁，那么几辈人都想安顿救济百姓。倡导者开启头绪，附和者延续波澜。倡导者可以传给志同道合的人，附和者又可以传承给无穷的后世。倡导者如同有源头的泉水，流向江河；附和者如同支流沟渠，交汇旁流。先觉悟者与后觉悟者，互相劝勉诱导。好比大水与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地区的士风，如果真能得到有志之士，引导走在前面，不过几年，必定会有体用兼备的人才，文采斐然地四处涌现，如泉水涌出、云彩兴起。我愧居此地的官位，自愧学问没有根本，不足以作为众士子的楷模。欣喜这里的人有刚正方正、质朴诚实的资质，乡贤多有坚苦卓绝的品行。粗略叙述旧闻，用以勉励士子，也希望通达才识的硕彦，告诉我高明的言论。上下互相劝勉，仰慕古人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轨范，对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之道，或许不无一点补益。

示鳌书院诸生

士子学习古人以立身，必须首先重视廉耻而敦厚礼让。重视廉耻而后才有气节，敦厚礼让而后才有法度。文艺功名，不过是末节罢了。利欲争夺则廉耻丧失，傲慢滋长则礼让消亡。不知道重视廉耻是为了自贵，敦厚礼让是为了自尊。自贵自尊都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了他人。羞恶之心，根植于天性，扩充它即是践行仁义的行为。孟子说：人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除去那些不洁的念头，保持良善高贵，那么就能光大高明。凡是世间的污秽，都沾染不到他身上。这不是自贵又是什么呢？动作威仪的准则，是受生于天地而具备的。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也不牢固。端正衣冠，尊重瞻视，那么懈怠傲慢之气，就远离身体了。揖让之道，约束于朋友之间，所谓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尊敬他。这不是自尊又是什么呢？然而礼法虽然人们容易忽视，谨慎厚道的人尚能遵循而不失。廉耻则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力量来持守，很少有不改变的。我本性浅薄，资质愚钝，德行微薄，学问荒疏，闻道恨晚，年龄随时间流逝，惭愧无以裨益于众士子。然而我的一点诚意，还是愿意与诸生互相切磋，磨砺廉隅，习知名教，以求不被君子儒所抛弃罢了。因此叙述《义利辨》《科举论》《知耻说》三篇，作为诸生警醒心志的辅助，希望共同勉励。

义利辨

从前孔子厌恶乡愿，孟子辟斥杨墨，韩愈辟斥佛教，程颐、张载、朱熹辟斥禅学，都是为了端正人心，拯救流弊，挽回狂澜。虽然如此，杨墨以下的人，大都能严格取舍，谨慎出处，与那些浅陋的儒生、鄙俗的人，相差千里。可惜的只是学术上的偏差罢了。现在则都没有这些担忧。这并不是他们的学术胜过从前，而是举世之人熙熙攘攘，为了利益往来，贪婪注视，没有止境，哪里还有闲暇去伪装忠信，假扮廉洁，标榜为我兼爱，以及讲明心见性的学问呢？那么当今世道的良药，就在于明辨义利罢了。古时候义与利未曾分开，所以《易经》这本书多言利，说“元亨利贞”，说“利见大人”，说“利建侯”，说“利用刑人”，说“利御寇”，说“利涉大川”，说“利用行师”，说“利用宾于王”，说“利用狱”，说“利有攸往”。谈利似乎很详细了。《尚书·盘庚》说“视民利用迁”，《周官》说“主以利得民”，《春秋传》说“礼序民人利后嗣”，又说“上思利民”。六经没有不善谈利的。大概古时候利与义相合，所以《易经·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只有以利于万物为利，没有利不符合义的。春秋时期利开始与义分开，《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孔子很少谈利。战国时期只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义，所以孟子极力屏绝它，说“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然而又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那么仁义何尝不利呢？后世只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害，然而利己必定会害及他人，害人的没有不害及自己的。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程颐说：“利者众之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贪婪太甚，就会昏蔽而忘记理义；追求到极点，就会争夺而导致怨仇。那么后世所谓的利，都是祸患罢了，与六经所说的，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现在天下汲汲于求利的人很多了，他们的得与失不是单一的情况，有立谈之间就猎取的，也有穷尽老死、耗尽精力而无一获得的。这不是得失有命运吗？然而如果告诉人说利不可得，那么人漠然不应；如果正告他说，你所做的都是祸患，那么人就会变色而内心恐惧。变色而内心恐惧，然后才能去除利而返回义。义与利，争辩细微，则平旦时分舜与跖；坚持勇敢，则懦夫成为伯夷、叔齐。古时候的人修养天爵而人爵随之，难道内心有所动摇吗？仁义

译忠信积累于自身，所以地位、俸禄、名声和荣誉在世间显得轻淡。道德学问推崇其实质，所以肥肉美酒、锦绣华服等外在的华丽就显得粗劣。廉洁、羞耻、名节珍视其光荣，所以腥臊污浊畏惧其玷污。即使有人用利益来引诱他，又从哪里能改变他的志向呢？因此，求学的人对于义与利，不能不早早地加以辨别。怎么辨别呢？孔子说：“古代的求学的人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无论做什么无不是合乎义的；为了向别人炫耀的人，无论做什么无不是追求利的。在义与利之间精细地考察，不做不该做的事，不贪求不该贪求的东西。在动静变化的细微关头，害怕恶臭掩盖了香气；在毫厘之间的界限，害怕黑白相互混淆。义所存在的地方，即使有害也不顾惜；义不存在的地方，即使有利也不图谋。这样内外都有力量去运用，每天补救过错都来不及了。等到存养既深，真诚地洞悉了义的安乐和利的危险，就能安于贫贱，坚守进退的原则，不同于那些智穷力竭而自我毁灭的人。这样的人只知道有义罢了，哪里知道什么叫做利呢？然而穷困时不胡作非为，富贵时不骄奢淫逸，威武不能使其屈服，灾祸不能加害于他，那么就只有利而没有害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乡里被称颂，恭敬诚信在边远地区得以推行，言论成为天下的准则，行动成为天下的楷模，那么就没有不合义却有利的事情。端正道义、阐明大道的学问，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的呢？如果不这样，做读书人的，担忧得不到而追逐利益，担忧得不到越严重，追逐利益越炽烈。我担心舍弃义而追求利的人，涉足羊肠小道去开凿险峻，踩踏荆棘丛而伤害小腿，所想要的不能实现。即使让他实现了所想要的，然而不合义的利，如同饮下毒酒，开始虽然觉得甘甜，最终必定会肠裂胃溃；如同聚集盗贼赃物，虽然吃饱了，转眼就会受刑丧命。它的危害有说不尽的。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利呢。

译科举论

我已经写了《义利辨》，希望借此端正人心、挽回风俗。然而我认为，后世天下沉溺于利欲的人，没有比学校科举的士人更严重的了，而农、工、商、贾并不在其中。为什么呢？农夫以收获为利，不努力耕作就无法养活他人；工匠以完成器物为利，但不整治材料就无法做好事情；商贾以获取丰厚利润为利，但不使物资流通就无法均衡运输。这些人贤与不贤，并不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轻。他们整天忙碌，固然说是只追求利益，但他们所追求的利，还是有利于天下日常用度而不自私，这也算是未曾不带着道义一同行事的。

士人则不然。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圣贤的书籍，但他们的行为却和市井小民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都是国家所倚重、期望能举荐贤才、发挥股肱耳目作用的。可是从少年时期接受经书教育直到出仕做官，错误地说是追求名声，整天忙碌，很少有不为了利益而忘记道义的。怎么能指望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材能，对气节功名有所裨益于世呢？况且他们凭借聪明才智，竭尽谋利的手段，比农工商贾多出十倍，而他们的祸患中伤天下国家，则对国家、家族、天下极为不利。苏秦祸害齐国，李斯祸害秦国，孔仅、东郭咸阳祸害汉朝，元载、包佶祸害唐朝，王安石、吕惠卿祸害宋朝，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陈新甲祸害明朝。他们的行迹各不相同，但全都是被利欲所迷惑蛊惑。

虽然如此，汉朝的选举制度，清正的舆论尚存。陈汤借贷无节制，不被乡里推举选拔，这就是明证。当时选举的标准，必定以尊敬长辈、顺从乡里、严肃政教、言行不违背所闻为称首。魏晋九品中正法，还稍微接近古法。自隋唐以后，设立科目专门以文章辞藻取士，于是驱使天下人都纳入追求利禄的道路了。计敏夫说，贞元以来，文学科第所荣耀的，等到弊端出现时，士子们豪气冲天、口出骂言，游历诸侯门下，诸侯望而生畏，像刘鲁风、姚杰、柳棠、平曾这些人，他们的文章都不值得取法。李益是一时的文坛宗师，还说“感恩知道有地方，不上望京楼”。后来像李山甫这类人，因为失去一个名位或一次科举，甚至挟持藩镇，劫持宰相，那就更加严重了。科举兴盛于唐朝，而弊端极盛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竟像这样。

朱熹在《贡举私议》中说，太学只是声名的场所，掌管教育事务的人，只选取那些擅长写科举文章的人，士人奔走聚集而来，只是为了录取名额的泛滥、选拔的私弊罢了。师生之间漠不关心，未曾用德行、道艺的实质来开导他们，而每月记录、每季考核，又只是促使他们嗜利苟得、冒昧无耻的心。又说举子讲习，专门致力于剪裁经文，巧作拼凑，不仅不能成为经学，也不能成为好文章，却让学者终年穷年，白白耗费精力从事其中，非常可惜。

文天祥在御试对策中说，士大夫家教子，年幼时就教他们句读，选择那些不违背时俗喜好、不震惊有司的，让他们熟读背诵。等到长大了，以细密书写为工巧，以篇幅累牍为丰富，参加乡贡考试凭这个，科举较艺凭这个，获取高官厚禄和车马凭这个。父兄所教导的，师友所讲明的，不过是利罢了。归有光说科举的弊端，士人正埋头沉浸其中，不再知道人世应当做的事，荣辱得失，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于老死而不醒悟。

前人论述科举的弊端和文字的浅陋，深切明显，千载以来，没有改变。更严重的是行险侥幸，作奸犯科，欺诈愚弱，乘隙而动，流弊败坏不可究诘，廉耻道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概是因为进身的开始，已经沉溺于浮薄鄙陋的潮流中而不能自拔了。然而其根源，是因为义利不明。

有人问说，像您所说，科举的事业，将不可为吗？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科举是人生的显达或隐晦借此作为途径，怎么可以废除呢？虽然如此，做它有方法。程子说，一个月之中，十天为举业，其余的日子就可以做学问。朱子说，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根据我所见的，写文章来应对，得失利害，置之度外，即使每天应举也不累。北溪陈氏说，躬行心得有素，那么体现在商讨时事、敷陈治体上，自然能合乎人情、中于物理。潜室陈氏说，应举求合法度，是道理当然。如果不合程度，而萌生侥幸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为之念，那就妄为矣。由此观之，科举之道可知也。

年少在塾中，用德行、道艺的实质来引导，不要迎合时俗喜好以希求速成，像文天祥所讥讽的那样。长大后升入学校，考核躬行心得、时事治体的端绪，不要巧作拼凑以耗费精力，像朱子所讥讽的那样。壮年参加有司的科举，置得失利害的私心于度外，不要违背尺寸而图谋冒进，不要争夺名第以恣意狂悖，像计敏夫、潜室陈氏所讥讽的那样。这样就是义，不这样就是利。义植其基，而利绝其萌；义正其轨，而利塞其涂。其人能敦善不怠，笃志好学，殚精乎经术之窔，而研究乎当世之务。它日委质立朝的，执义而绌言利者，必是人也；行义而利社稷者，亦必是人也。士何负于庠序，而科举何病于义哉？舍此不务，而使以弦诵之躬，为世诟病，谓儒以诗礼发也，可哀。

译罢了。

译知耻说

人之所以成为人，凭借的不过是羞耻心罢了。孟子说：“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然而，如果没有这羞恶之心，四端就无法确立；仁的萌芽如果没有它，就会陷入为了结交和博取名誉的境地；礼的萌芽如果没有它，就会陷入巧言令色、过分恭敬的境地；智的萌芽如果没有它，就会陷入同流合污的境地。所以，羞恶之心是人心之义的根本，也是仁、礼、智得以形成的基础。教育别人的人，法令严明细密，不如激发他们的羞耻心那样善于转化人心。孔子论及士人时说：“行为要有羞耻心。”羞耻心是人天生具有的，也是士人应当严肃对待的。孟子说：“羞耻心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又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的那种羞耻，才是真正的无耻。”士人起初要有羞耻心，最后才能免于无耻。丧失羞耻心有两种情况：软弱的人成为像籧篨、戚施那样的人，强硬的人成为像饕餮、梼杌那样的人。自己制造污秽却自以为是，厚着脸皮安然处之，这就是所谓玩弄机巧的人，他们觉得羞耻心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到了认为羞耻心毫无用处的地步，那么名节就无法维系，刑罚也无法使人警醒，这种事还能问吗？虽然如此，那些丧失羞耻心的人，难道是陷入无知吗？现在集市之间，如果有盗贼经过，众人就会唾弃并远离他；街巷之中，如果有娼妓混杂其中，人们就会指着并驱赶她。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羞耻。你踢给别人吃的食物，路上的行人和乞丐，即使饿死也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自我羞耻。现在人们日夜所追求的，与盗贼、娼妓所获取的没有区别；所沾染的腥臭污垢，或许比路上行人和乞丐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却像苍蝇狗一样营营苟苟，不知道回头，难道他们看轻自己的身体还不如盗贼、娼妓和乞丐吗？只是思考得太少了。古代的圣人有善于知道羞耻的，伊尹就是这样的。不符合他的义，不符合他的道，一丝一毫也不给别人，一丝一毫也不从别人那里获取。用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不予顾惜；用四千匹马系住他，他不予观看。天下的平民百姓，如果有谁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到了沟渠之中。他懂得羞耻到了如此广大的程度。所以后世没有不颂扬伊尹的勇毅的。古代的圣人又有善于知道羞耻的，伯夷就是这样的。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与坏人说话，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之中一样。想到与乡人站在一起，如果帽子戴得不正，就怅然离去，好像怕被玷污一样。他懂得羞耻到了如此严峻的程度。所以后世没有不颂扬伯夷的清高的。古代的圣人又有善于知道羞耻的，柳下惠就是这样的。做官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一定要按照正道去做；被遗弃而不怨恨，处于困境而不忧愁；不歪曲正道去侍奉别人，不因三公的高位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他懂得羞耻到了如此诚信的程度。所以后世没有不颂扬柳下惠的直率的。三位圣人的道不同，但他们的趋向是一致的。遵循这种趋向而成为圣人，违背这种趋向而成为狂人。取舍的界限，荣辱的主宰，利与善的分别，舜与跖的区别，能不慎重吗？孔子想要得到不虚伪不污浊的士人与他交往，因为狷介的人有所不为，这就是知道羞耻的人。士人不先致力于知道羞耻，而能与他一起走向正道的，从来没有过。那么，求学的人怎样效法圣人呢？回答说：崇尚志向。崇尚志向就会知道羞耻。做儿子以不孝为耻，做弟弟以不悌为耻，做臣子以不忠为耻，做朋友以不信为耻，同族以不和睦为耻，亲戚以不和睦为耻，乡里以不信任不体恤为耻，居处以不仁为耻，行为以不义为耻，言语以无礼为耻，选择方法以不智为耻。以垄断为耻，就不去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以穿墙挖洞为耻，就不去探听别人的隐私；以钻穴为耻，就不急于做官；以乡愿为耻，就不谄媚世俗；以妾妇之道为耻，就不盲从君主；以小人为耻，就不行险侥幸；以鄙夫为耻，就不患得患失；以禽兽为耻，就不在白天丧失本心；以像夏天在田里劳作那样生病为耻，就不耸肩谄笑；以像沟渠那样很快干涸为耻，就不让名声超过实际；以齐人替妻妾感到羞耻为耻，就不追求富贵利达。不要自我暴弃，不要自我放弃。操持保存自己的本心，慎重地思考它，明确地辨别它，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奉行它，这就叫做君子。

晴川书院规约

彭崧毓

国家选拔士人，是为了求得贤才。选拔士人崇尚文章，是为了考察学问。士人努力学习，是为了学以致用。用人必须得当，是为了成就治理。治理天下不在于文章，但文章能够阐述治理天下的道理。大用则有大效，小用则有小效，这就是士人之所以宝贵的原因。朝廷供养士人，极其优厚。学校之外，又有书院，用来储备杰出人才，而不是用来收纳平庸之辈。士人如果不能从平庸之辈中自拔，那么杰出人才就不会出现。崧毓没有学问，不足以教育士人，但曾经听老师朋友说过，知道古人教育士人的方法，以及今天重视士人的用意。凡是士人应当自我勉励的，我私下制定规约如下，愿意告诉各位士人，使他们知道共同勉励。

一、读书不知道追求大道，就是平庸之辈的志向。志向不专一，那么对道的信念就不坚定。孔子说：“道不远人，人去做道却远离人，这不可以称为道。”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知道吗？”圣贤所说的，如此平易。后世争相树立道学的名声，舍弃切近而务求高远，歧路百出，于是难免流入异端。曾子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孟子说：“尧舜的道，不过是孝悌罢了。”韩愈说：“由此而到达那里就叫做道。”朱熹说：“道是日常事物中理所当然的道理。”指点都非常亲切，并没有奥妙。人如果能守定这个解释，用心不分散，那么趋向既端正，一切邪说怪行，就可以不迷惑。

一、读书不分辨义利，就是平庸之辈的见识。从前陆象山先生在湖上会见朱子，讲解“君子喻于义”这一章，反复推论，恳切动人，听者

译心中惊惧。朱熹感叹佩服。所谓义，就是事情应当做的样子。行为符合应当做的标准就叫做义。做了不应当做的事就不是义了。孔子说：“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孟子说：“如果不合乎义，一根草也不给别人，一根草也不从别人那里获取。”如果舍弃义而把利放在首位，不夺取就不会满足。如今书院只知道有膏火奖赏，却不思考设立膏火奖赏的意义所在，忙忙碌碌地追逐利益，这难道不是陆九渊所深深指责的吗？

译第一，读书如果不追求实用，那就是平庸之辈的学问。胡安定先生在湖州讲学，设立了经义斋和治事斋，天下人都以它为准则。如今谈论经义的还不少，但谈论治事的却听不到了。从前孔子门下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和种菜，大概是误解了“执御”“执射”的意思；至于陈相宣扬许行的主张，那就是错上加错了。诸葛武侯读书，只是略观大意，但在隆中隐居时，早已具备辅佐帝王的才能。范文正公在做秀才时，就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所学的，哪里是小儒所能比及的？周濂溪、程明道，都通过治理政事来彰显德行。朱子没有得到重用，但他创立的社仓法，至今仍在流传。王阳明讲授良知之学，很多人非议他，但他平定南赣、平定思田的功绩，书籍都在那里。哪里不是基于他所学的学问，转化为实际的功业，而没有一句空泛肤浅的话呢？既然如此，高谈性命之理尚且不足以称为学问，何况在文章技艺上争强斗胜呢？

第二，读书如果不树立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平庸之辈的行为。古人磨炼品行以树立名声，品行不成就名声不立。孔子说：“君子如果背离了仁德，怎么能成就名声呢？”孟子说：“喜好名声的人，能让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夏商周三代以后，人们只怕不喜好名声。名声是实德的附属品，实德到了，名声自然归附，没有实德不到而名声能凭空树立的。《汉书》说：“盛大的名声之下，实际难以相称。”所以名声超过实情，君子以此为耻。如今书院也是争夺名声的地方。争一时的长短，哪里比得上争一生的荣辱？窃取名声的人欺骗世人，败坏名声的人侮辱自身，士人不可以不谨慎啊。

《人范须知》自序

盛隆

天位在上，地位在下，人位在中，这就叫做三才。人是万物的灵长，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德，切身相关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人的名分非常尊贵，而人的责任非常重大。从前刘念台先生撰写《人谱》，想要让学者验证做人的道理，首先揭示证心的学问。冯山公曾经为之刻版印刷，并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体会实行。君子行善，尽力做应当做的事，务求人的实质罢了；他去除恶行，断绝不可做的事，区别人与禽兽的不同罢了。福善祸淫的说法，不去计较。然而《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易经》说：“积善的家庭一定有余庆，积恶的家庭一定有余殃。”道理和定数本来不容欺骗。君子衡量道理而不衡量定数，道理足以规范天下的君子；而谈论福报，然后足以引导天下的中等人；谈论灾祸，然后足以威慑天下的小人。陆宗楷说得好：“不追求回报而行善，不畏惧报应而除恶，这是圣贤的心；知道善恶没有不报应的，因而更加不敢不行善、不敢不除恶，这就是我们努力成为圣贤的心。推究我们不敢不行善、不敢不除恶的心，极力谈论因果，旁征博引，只怕人们不追求回报和不畏惧报应，这就是体察圣贤与人为善的心，而感动人更容易深入。我生平没有其他爱好，最喜欢观看古今名人的善书。凡是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的事迹散见于史传语录，以及各自成集的，有足以维系世道、端正人心，被后人敬仰效法的，我都收集起来，放在座右，每天必定阅读几篇，觉得身心收敛，逐渐趋向道理，不仅改变气质，还能涵养精神。今年我七十八岁了，视力尚好，心中牵挂不敢放下，想要把它付梓印刷，以公之于同好。于是根据从前手辑的内容，划分门类，详细列出条目，先以广义开头，继以征引事例，命名为《人范须知》。范，就是法度、楷模、常理的意思。天下的事，只有知道了然后才能实行，这就是朱子所说的知行并进。浅显到愚夫愚妇都可以知道并能做到，而推究到极致，也是贤人智者所不能超越的。人想要行善，谁不如我？希望世间阅读这本书的人，广泛流传宣扬，使天下人都明白人的名分不可辜负，人的责任必然归属，统一道德而同风俗，这也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一条准则啊。

先父平生著述没有专门集子，晚年手辑《人范须知》六卷，分门别类，各具精义，已经刊印放在家塾广为传播。自序一篇尤其揭示做人的要旨，恭敬地录入学术法语一门，略存常训。这本续编也符合先父的志向。儿子康恭敬地记下。

答倭艮峰先生书

吴廷栋

昨天接到回信，承蒙教诲益处。敬想您的德政日新月异，诚心所感化，自然有妙于潜移默化的地方，不胜仰慕。来信剖析仁义互为体用，足以证明近日精进的功效。自我省察严格，确实有所心得，不是仅仅依托空话的人可比。我私下认为孟子首先将仁义并提，虽然本于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话，但处处提出“义”字，用来破除“利”字，尤其对人心大有功劳。大概后世人心陷溺之深，都是由“利”字侵入所致。受病的深浅，就是人品高下判定的原因。如果不能将这根源拔除干净，恐怕立身终究不坚牢。虽然平日砥砺名节，讲求经世济民，有时见到美食美色，失声破釜，识者早已预料到他们智浅力薄，难以期望承担艰巨任务，不必等到突然面临事变才知道他们不可依靠。这并非有意作伪，而是正因为往昔立心制行，在“义”字的界限上抉择不精，持守不力，心髓中暗中被“利”字所夺取，于是不知不觉浸淫到这种地步。

译这真是令人非常恐惧的事情。况且名声与利益虽然存在清浊的区别，但作为追求利益的心则是相同的。如今那些陷入利益中的人，人们或许知道要警惕；而那些用名声来骗取利益的人，人们很少知道要警惕。至于谈论明体达用的学问，却怀着急于求取功效、博取名声的心，人们甚至不知道这是需要警惕的。求学的人如果不先打破这个关卡，恐怕这一生实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了。斗胆向先生请教，您认为怎么样？

译回复高旭堂的信

罗泽南

先前承蒙您亲笔来信，详尽知晓您对我的深厚情谊。并且认为我前日所论述的观点，可供采纳选择，又询问我的浅见以医治旧有的习气。这可见旭堂胸怀虚怀若谷，更可见旭堂学问的进步境界。我们下功夫修养，以治理内心为关键。心，是统帅；耳目口鼻身体，是士兵。统帅强大，士兵就听命行事，指挥无不如意；统帅软弱，士兵就骄横强悍，肆意妄为而不可控制。所以人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那么耳目口鼻身体，没有不足以成为内心祸害的。虽然如此，内心确立了，耳目口鼻身体都想要退居其次听命于它，但如果修养不得其法，也就无法去除私欲而保全天性。为什么呢？大道的内涵，极其深奥微妙，得到了粗浅的必须探究精微的，得到了表面的必须探究内在的。偶然涉猎，就以为领会了主旨要义，其中的奥妙不再详细考察，这样即使每天阅读几十卷书，内心也一无所得，等到体现在行动上，没有能够缜密细致的。这是内心粗疏。圣贤的境界，不是一步就能接近的，必须持之以恒，需要时日积累，一寸一寸积累，从容地沉浸体会，然后才能成功。以远大的功业，急于在朝夕之间见效，不再循序渐进，依次达到高明的境界，那么走远路不能从近处开始，登高山不能从低处起步，超越等级的弊端产生，拔苗助长的毛病出现了。这是内心浮躁。一颗心的细微之处，天下的道理无不具备，必须扩大度量，广泛汇集众善，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却不见其满溢；像深谷一样，投入万物，却不见其填满。参考各种学说，以求至善所在，才足以穷尽我的心性而了解我的本性。所以谦虚就受益，自满必招损。如果固执一种说法而其他说法就不能进入，偏执一种见解而他人的见解就不能接受，必定导致主观自用，停滞在一隅，而不能汇聚大道的全貌。这是内心狭隘。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成为圣人贤人，只是尽好自己的本分。只有学问成就德行确立，发出言论来启发世人的蒙昧，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是为了阐明大道，不是为了争名。刚窥见宫墙，就想留下著作给后世，这都是从表面看问题，用功虽然超乎流俗，立心实际上却中了功利的毒。况且立言必须先知言，格物致知不深，就想着编集众说，针灸庸医，何异于婴儿嘴里含着刀刃，就想议论天下大事呢。这是内心杂乱。粗疏就不能精纯内心以穷尽一己的道理，浮躁就不能持久内心以完成一己的功业，狭隘就不能宏大内心以汇集一己的善行，杂乱就不能专一内心以恢复一己的本性。况且那些进步迅猛的人，退步一定迅速，开始凭借壮往之气，想一时成功，长久没有收获，就必定厌弃而不肯前进，而耳目口鼻身体，无不趁虚而入，成为一心的祸害。粗心、躁心、隘心、杂心不去除，而怠惰之心又因此产生了。就像军令严肃，士兵畏惧威严，但大将暴虐，终究不足以服众，必定导致离心离德，军令有所不能执行。旭堂凭借聪颖的资质，加上果敢的力量，确实是我们辈所深深敬畏的。只是观察道理或许粗疏，追求效果或许浮躁，采纳善言或许狭隘，用心或许杂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现在自己知道这是痼疾，广泛搜集药石来医治它，那么就有不难一朝起死回生的可能。旭堂努力吧！格物致知，是用来穷尽此心的道理；诚意正心，是功夫下手的地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源于心而依次施行。精纯内心而对事物的道理无不想要穷尽，持久内心而对道德的功业无不想要完成，宏大内心而对天下的益处无不想要汇集，专一内心而对天命的本性无不想要恢复。发愤修习学业，从容等待成功。像这样我的心日益扩大，我的力量日益巩固，怠惰之心不产生，道心更加存留，这样就可以去除我的私欲而保全我的天性，以进入圣贤的境界了。旭堂努力吧！知道病不难，知道病而能求药难。我受病最深，怎么能医治您的病呢？然而先圣先贤的书都在，没有不可按照证据来寻求方剂的。古人说君主用兵，不难于带兵，而难于带将领。我们进德，不难于应对事务，而难于修养内心。内心得到修养，又有什么疾病不可去除，什么病不可医治呢。旭堂努力吧！令叔云亭先生去江西的行程果否确定？想家中事务日益增多，此时也难以突然前往。凭借令叔沉静的胸怀，高明的识见，清洁的品行，深足以作为旭堂的药石。如果能让旭堂每日侍奉在他身边，亲耳聆听教诲，我知道旭堂的受益，必定有无穷尽的。离别之情缠绵，言语不能尽意。

卷五 学术五广论

默觚上节录

魏源

“学”的意思是觉悟，用先觉悟的人使后觉悟的人觉悟，所以伊尹在田野中乐于尧舜君民之道。“学”的意思是效法，让后人效法前人，所以傅说在傅岩以稽古陈恭默思道之君，觉悟伊尹所觉悟的，这是尊重德性；学习傅说所学习的，这是追求学问。自周朝以前，谈论学问的没有比伊尹、傅说两位圣人更早的，君子观察他们的会通之处。

深沉潜藏的人用刚强来克制，高明的人用柔顺来克制。《尚书·洪范》谈论学问，开启了孔子关于贤者、智者、愚者、柔者过与不及的先河。恭敬胜过懈怠则吉祥，义理胜过欲望则顺从。《丹书》陈述道理，概括了《周易》中“以敬来端正内心，以义来规范外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