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　礼政一礼论

译制定这些礼制，那么平民就不能比拟士大夫，士大夫就不能比拟君公天子。所使用的礼制，总是根据其所拥有的地位而定。遇到凶荒之年则减杀礼制，山泽之地则另设礼制，根据时势和地域来斟酌调节。所以古代百姓没有僭越的罪过，而资产得以经常充足。财物的出入转移，在无形中受到约束，而人们忘记了拘束的痛苦。这难道不是简约而神奇吗？

深究此理的人认为这是陶冶培育民众的工具，浅薄的人则说这只是区分等级威仪的差别。人生在世，衣食供给充足后，善心才会产生；身体和谐美好，快乐利益充满而通达。如果不探究其实质意义，只拿着学士升降揖让的仪节，一概要求所有人，那么讨论仪文与讨论等级威仪，虽然精粗不同，但其过失大体是一样的。

夏商周三代以后，土地不再按人口分配，百姓各自私有财产。富人厚待自己，而穷人早晚吃不饱，不均等非常严重。然而人性喜欢夸耀胜过别人，文饰日益增多而没有止境。亲戚宴饮，动不动就讲究地方特产；往来馈赠，加重金币。丧葬之家，雪片般堆满厅堂道路，僧道依次列队，盛大音乐娱乐宾客，不这样做就被称为不孝。男女婚配，礼仪未结束，讨债的人就挤满门口。豪强之家以此骄纵乡里，无知的人效仿他们，更加羞愧并激励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不耗尽资财不停止。正自以为这是世代沿袭的礼制，不是一个人所能更改的。

现在，禀受的气禀不齐，医生不能为每个人制定固定的药方，那么不如统一让他们保持节制，这样体弱者得以充实，强壮者更加稳固。地位相同而生计参差交错，礼制不能整齐划一，而节俭则可以普遍遵循。节俭本来就是礼的根本。先王制定的制度，牺牲玉帛的陈设，几席章服的器具，钟鼓笙管的演奏，无不力求丰厚。然而使用瓦制酒器，用明水，大飨用生肉，冠礼用黑色布，使用粗布，设置蒲越鞂等简陋之物。观察他们所崇尚的，那么其微妙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人即使非常贫穷，不能具备多种物品，那区区简朴的准备，难道没有可以安身之处吗？有力者知道所贵在节俭而不在奢侈，那么其奢侈之心就不会产生。孔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当井田制尚未废除时尚且如此，何况在没有固定产业的时候呢？

况且过去的人也曾经在此方面讲求。明堂、学校、巡狩、养老、郊社、禘祫等典章，考证古代，争论纷乱。三代创制的精妙，没有比这更大的。议论它而不敢忽视。但最终没有振兴达到三代那样兴盛，为什么呢？详细施行于朝廷宗庙之上，而不能通达于民间隐微之处。增饰视听，形式存在而实质丧失，民气从哪里振作，治理从哪里兴隆呢？

虽然如此，礼乐是人情的体现。这人一日不绝，礼乐就一日不亡。古代的匏土等乐器废除了，但现在并非没有音乐。古代的丧昏祭宴不同了，但现在并非没有礼仪。唯独为什么士大夫行动放纵，误导愚昧百姓的耳目，僭越无等，生活资财坐吃山空。虽然有恭俭的君主，宏毅的主宰，而想在一朝之间求得礼乐的效果，最终不可再得。

贾谊说：“商贾掌握他们的巨额利润，每天游逛都市，没有农夫的辛苦，有千倍的收益。凭借他们的富厚，交结王侯，力量超过官吏权势，以利益互相倾轧。千里游荡，冠盖相望，乘坐坚固的车，驾驭肥壮的马，脚穿丝鞋，拖着白绢。”贾谊又说：“矫伪的人拿出几十万石粟，赋税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行经郡国，这是没有行义中最极端的。”董仲舒说：“积日以求尊贵，积久以致官位。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又说：“自身受宠而在高位，家富而食厚禄，众多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积蓄其积委，致力于此而没有止境，以此来逼迫百姓。”

译天下虽然广大，但在这三种事物充斥其间时，其气力足以驱使役使众人，其权势地位足以震动一时，恶习所波及的地方，流荡没有极限。江湖清澈却被风吹浊，山谷明朗却被雾气昏暗，这真是令人深深痛惜啊。因此，吉凶、宾客、嘉庆等礼仪，没有品级节度。人们忍心因为失时而废弃礼仪，却不敢被亲戚讥笑。男女婚期延误，丧棺停放在室内，终身独居，几代人都浅埋。礼教混乱，这罪责在哪里呢？

过去曾听父老说，我们乡里的风俗在五六十年前，确实没有衰败。衣服都是布匹素色，年纪不到六十岁不穿皮裘。去赴宴的人一定先在家里吃饱，到了之后只喝几杯酒，四样菜略具而已。而主宾之间作揖谦让，情意融洽。虽然是草野的习俗，不完全符合古礼，但礼的精神自然胜过。所以那时物资充足而节俭，一个人的饮食，每天十几文钱，百姓没有困窘痛苦的样子，有康宁和乐的气氛。如果从一个乡推及天下，让这种状况长久不变，即使达到三代那样的礼乐盛世也不难。

有人说朝廷等级威严的辨别，不是不严格，天下人都遵守执行，难道不是很好吗？然而像汉代的制度，命妇穿深衣并镶边，佐祭用皂绢上下，助蚕用缥绢上下，而倡优下贱之人，却穿绣衣丝鞋，不能禁止。商人穿缃缥色的衣服而召请嘉客，墙壁房屋装饰文绣，不能禁止。等级威严的辨别越严格，必定有超出其外，而视等级威严更加严厉的人。上级以此责备，下级以此为例奉行，这对世道有什么帮助呢？没有其他原因，能责备下级，而不能在上位倡导。况且等级威严，是上下的辨别。从上到下，那么等级自然明白；不从上下达，那么什么叫做等级呢？以身作则教导的人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争讼，为什么只徒然用法令呢？

过去海瑞任安邑县令，自己督促两个仆人耕田种菜，对百姓没有索取一毫。本朝汤斌任江苏巡抚，临近离任时，送行的人看到夫人的轿子出来，袖中掉出破棉絮，属吏为此感动流泪。如果让这样的人，放在节度使的位置，那么千里之内都受其恩泽；放在辅相的位置，那么天下都感化其清廉。风流所播扬浸润，都清楚地知道质朴是根本，才以奢侈浪费不知分别为耻，将这些人纳入规矩之中，而人们不觉察，又有什么等级威严不明为患呢？

大概介士，是浊水中的矾石，得到它就澄清，得不到它就浑浊。然而如果不是那个时代崇尚廉洁而罢黜污浊，那么节操从哪里得以伸张呢？世上谈论礼的人可以思考了。严格禁止商人不得穿丝绸的法令，士人经明行修才能做官，考核官吏以贤不肖为进退，没有资历的限制，清白充满朝廷，阴邪收敛，举凡宫室、衣服、饮食、器用、婢仆，一切设立限制，家庭遵守仪范，人们知道自爱，这就叫做廉耻兴起而等级威严辨别，等级威严辨别而风俗清朗，风俗清朗而财用充裕，财用充裕而人心安定，人心安定而刑罚减少。唉，难道不盛大吗？

礼论

杨绍文

凡人得不到公平就争斗，而人的心又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圣人制定礼来平复他们的心。我见过天下的巧诈之人，说这样做我就胜过别人，不这样做别人就胜过我而我失败。唉，那些胜过我的人，必定是智慧和能力不如我的人，如果像我一样，我就不能胜过他们了。胜过我的人，他们又将胜过我，那么胜负还不能决定。况且我的力量能胜过一百人，不能说天下没有胜过一千人的人。推此而上，即使胜过万人亿人，也将没有可依赖的，那么凭什么认为一定胜利呢？

虽然如此，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们大概不知道升降揖让的节度，亲近贵贱的分别，没有谦让，没有等级差别。他们对人，泛泛而谈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谁抚慰他们，谁体恤他们，谁尊敬他们而敬重他们，劳累我知道没有帮助的人，忧虑我知道没有分担的人。劳累没有帮助，忧虑没有分担，那么不得不思考用来抵御忧虑劳累的方法，而千万人张开敌对的，又岌岌乎有不能抵御的趋势。于是奸诈诡诈的念头横生，以至于没有止境。

过去先王制定礼，就人本身所有的道理而文饰它。《礼记》说，在墟墓之间，没有施加哀痛于百姓而百姓哀痛，在社稷宗庙之中，没有施加恭敬于百姓而百姓恭敬。孟子说人都有这四种善端。因为各有其心而施加于应该发生的地方，人们都安心。父母生而知爱，于是制定昏定晨省的礼仪来完成它。兄弟生而知友爱，于是制定随行雁行的礼仪来完成它。君主生而知尊贵，于是制定南面北面的礼仪来完成它。夫妇生而知亲近，于是制定同居同庙的礼仪来完成它。因为他们的心理而制定事情，使他们亲疏贵贱的相互隶属者，情有所联系，义有所结合，乖离淫纵的渐萌，有所禁止而没有发作。所以他们的百姓相依而生，相保而死，相庆以喜，相救以患难，纷争攘夺的情形，不在外面发生，而巧诈奸宄的心，不在里面产生了。

贾谊说，法是禁止在已经发生之后，而礼是制约在未然之前。所以说，礼到了就不争斗。大概先王用来平复天下人心的，依靠有这个器具。天下虽然有杰悍的人，用礼来对待他，没有不驯服的。那么天下用来胜过人的，哪有比礼更好的，而为什么要用巧诈呢？

礼理说

俞樾

礼出于理吗？理出于礼吗？回答说。

译礼制虽然先王未曾有过，但可以根据道义来创设。这说明礼制本来就是出于义理。然而圣人治理天下，是用礼而不是用义理。用礼而不用义理，是没有弊端的道理。比如君臣之间没有诉讼，父子之间没有诉讼，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礼制规定不得争辩。因为礼制规定不得争辩，所以用“无诉讼”来杜绝争辩。如果不以礼制而以义理来治理，那么本来就有是非曲直存在了。君臣父子之间争论是非曲直，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因此圣人治理天下用礼，迫不得已才用义理。为什么呢？如果天下人都遵从我的礼制，那当然是好的。不幸的是，有人不符合礼制，甚至严重违背礼制，不得不以义理来开导他们。这就是古代审理案件的官员被称为“理”的原因。礼制是在诉讼发生之前进行治理，义理是在诉讼发生之后进行治理。然而遇到君臣父子之间的诉讼，仍然不谈义理而谈礼制。舍弃礼制而谈论义理，这是让天下诉讼增多。况且礼制，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可以遵行；而义理，能够明辨的人却很少。孔子说：“用麻布做帽子是礼制，现在用丝帛，节俭，我跟随大众。”这在圣人那里是可以的。如果让天下人都让他们斟酌义理来决定遵从或违背，那么必然有人得利有人受损。幸运的话，遵从丝帛帽子的节俭是可以的；不幸的话，遵从“拜下”这种过于谦卑的做法该怎么办？本来就不如一概用礼制来约束更为没有弊端。天理的说法，已经在《乐记》中出现，并非宋儒首创。然而圣人治理天下用礼而不用义理，义理是迫不得已用于审理案件。舍弃礼制谈论义理，这是审理案件的做法。治理天下不是审理案件。用审理案件的方法来治理天下，人伦关系的变故就会滋生了。如今妇人从一而终，周公将其文字记载在《易经》中，义理本来就是这样。等到制定礼制时，却有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规定，这又是允许再嫁了。由此可知圣人对人，是用礼制来约束，不是用义理来约束。所以中等才能及以下的人都可以努力达到。后来的君子用义理来约束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完美的人了。唉，这是司空城旦书啊。

译崇检论

马福安

从前圣人确立天地的中正之道，并据此制定礼制。这是为了规范人伦关系，整顿不同的风俗，使人能够约束自身、减少过错，而不违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本性。自从魏晋时期，老庄学说盛行，人们把放达旷逸视为高妙，把礼法看作俗人的拘束。一时间，风流倜傥成为风尚，贤者也不能免俗。阮籍在守丧期间饮酒吃肉，谢安在服丧期间也不停止音乐演奏，刘惔任性通达甚至折断牙齿，毕卓在酒瓮间醉卧。当时人们把这些人都当作名士而艳羡称道。以至于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所以王衍临死时叹息说：“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如古人，当初如果不崇尚浮华虚妄，而是竭尽全力来匡正天下，还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桓温北伐到达洛阳，登上平乘楼叹息说：“竟然让神州陆沉，百年间变成废墟，王夷甫等人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西晋都城洛阳时期，王恺、石崇尤其豪奢奢侈，能够坚守礼制、崇尚谦让，保持贞洁朴素的人，只有刘实兄弟罢了。有人向颜含询问江东的人才，颜含推崇周伯仁的正直，邓伯道的清廉，卞望之的气节。然而周伯仁因酗酒失态而招致讥讽，还沾染着中原旧朝的不良习气。只有卞望之议论正直，任职务实，想要以正道匡正当世，不苟同世俗的喜好。当时贵族子弟，大多羡慕王澄、谢鲲的放达。卞望之认为这是背离礼制、伤害教化，想要上奏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笃行礼制、遵守法度，作为臣子刚直不阿的人啊。天下并非百姓犯法获罪值得担忧，而是士大夫抛弃礼制、蔑视道义，不知廉耻才可怕。确实因为士大夫是教化的纲纪，风俗的根源，人心也随之转移。所以朝廷崇尚礼制，百官奉行法度，士大夫以名教相尚，以节操品行相高，那么风俗人心，没有不归于端正厚道的。朝廷抛弃礼制，百官败坏法度，士大夫以浮华虚妄相祖述，以放纵不羁相效法，那么风俗人心，没有不归于邪僻浅薄的。那么天下的关键道理就可以知道了。想让百姓知道道义，没有比崇尚廉洁方正更好的了；想让百姓知道礼制，没有比敦厚规矩更好的了；想让百姓重视诚信，就一定不能用巧诈欺骗他们；想让百姓兴起仁爱，就一定不敢用刻薄对待他们。立身以清白奉公为贤能，当官以勤政尽职为恭敬，立朝以忠厚正直为敬重，行事以秉持礼制崇尚道义为宗旨。一时之间士大夫的风气笃实厚道，凡是骄奢淫逸、自我放纵于礼法之外的事，都小心翼翼地防范其萌芽，杜绝其渐长。因此君子勤于礼制，小人尽力劳作，廉耻在乡里间笃实，礼义在街巷中兴起，而没有奇特不轨的百姓来污染我们的大化。这是上面的人不把防范检束视为迂腐而大力推崇的效果。我曾观察东汉风俗的美好，那时郭有道、陈仲弓、王彦方、管幼安这些人，都以平民身份在家行善，而乡里受到感化。争讼的人望见里巷就返回，盗窃的人全都畏惧他们的知晓。何况以上面的风旨来示范，而士大夫又都亲身作为表率，我看到礼教的兴起，不必等待阅读县里的文书，然后才深入人心。这在于负有风俗人心责任的人加以注意罢了。

读曲礼

程德赉

我读《曲礼》，才知道古人教化方法的隆盛。父亲见到儿子就用这些道理教导，兄长见到弟弟就用这些道理教导，老师见到弟子就用这些道理教导，朋友之间讲论质正的内容也不超出这些。因此家庭可以整治，国家可以治理。古人用来教化百姓的方法，都是用诚心去实行，不仅仅是颁布悬挂诏告而已。天子用来纲纪治理四方的方法，公卿大夫士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的方法，都遵循这些而没有愧疚。所以百姓相信并习惯它，顺从并跟随它。这样可以矫正刚强暴戾的人而化为和顺，可以矫正柔弱的人而树立其廉隅，可以矫正邪僻的人而归于正直。其粗浅的方面安于洒扫应对、起居出入、动静之节，而其精深的方面通达于性命之原。这就是能够致使刑罚搁置不用的原因吧。唉，刑罚不能搁置，以至于滥施且冤屈，难道不是礼制不明的缘故吗？

读内则

谢应芝

礼书的残缺不全并不奇怪。那些列国的君主，因为古礼不利于当时，而销毁其典籍，那么在秦人焚书之前就已经亡失了。而博士诸生，各自挟持所见，杂以当时的说法，又在汉代寻求遗书之日混淆了。那些古经中亡失的不再见到了，幸好从孔壁和鲁淹中出土的，还保存了十分之一二。汉人又从而扰乱它，于是愚昧的儒生竞相说《周官》《仪礼》不是出自周公，大小戴的《礼记》不再有孔子时的书，想要全部摈弃它们以为痛快。而一两个拘泥于古人的士人，又把那些混淆的说法，也当作古圣贤的传承。唉，在今天辨别礼制，能不随众议判断是非，尤其困难了。《内则》是古经，而夹杂着解释经文的文字，因此重复繁杂失去次序。又引用曾子的话，怀疑是曾子的门人传下来的，而朱子认为是古代学校教化百姓的书。大概起初，必定行于士大夫之家而通达于闾巷，由贤智之人施行而普及于庸愚之人。等到观法众多而见为相同，相习久了而出于自然，那么刑罚搁置，兵革息止，古代的盛世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其教化能够实行，不是上面的人先建立井田之法，端正疆界，减轻赋税，使百姓在自身家庭之间都宽裕，怎么能这样呢？至于这样，那么只见上面能够教化，而不再见上面能够养育。所以《周易》中“富家”的吉兆，显象于六四爻，而这篇说降德兆民，则归本于后王。

译是否确实传授给了曾子的门人，那就无法详细考证了。

译读《曾子问》

谢应芝

读《曾子问》，看到礼仪的曲折繁琐，随着变故的发生，没有不有所应对的，才知道如果不是圣贤尽心考察探究，那么学者遇到这种情况，即使百思也找不到恰当的处理方法，何况想要做到毫发无憾呢。曾子善于审察细微、详尽探究了。凭借孔子的圣明无所不知，尚且曾经向老𪫳问礼，大概是为了折中而得出的结论吧。常人与圣贤相差甚远，却不能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详尽审察。那些医卜农圃一类的小技艺，尚且必须预先研究应对变化的方法；童子不懂句读，不明白文字，尚且必须跟随老师学习。礼制不讲究已经很久了。国家即位、郊祀、禘祭，民间墓祭、祠祭的常规，圣贤没有说到的，以及说了但没有说尽的，以及后世与古代不同的地方，博士诸生的立说没有定准，然而用圣贤已经说过的话去推求，未尝不可以折中。《论语》中“信而好古”的老彭，有人认为就是老子和彭祖。孔子虽然曾经问礼，但关尹喜所传的《道德经》五千言，与儒者的言论不类似。孔子在《曾子问》中称老𪫳多次，郑康成注释甚至认为这是古时对长寿老人的称呼，而不认为是老子。那么为学不可不慎，又有这样的道理了。俗话说：“礼失而求诸野。”古代喜欢问的人，未曾一定选择人来询问。跟从可以跟从的，不跟从不可以跟从的，说一定要因人废言，大多显示出其气量不广。即位、禘郊、墓祭、祠祭的礼仪，询问学士大夫，已经茫然不知道缘故。幸好《士丧礼》等篇以及戴圣《礼记》所保存的，塾师又往往不讲授这些。那些老死而始终不明白的人，里巷丧祭的礼仪，于是只听从浮屠（佛教）和老子（道教）。唉，学者读圣贤书，没有不愤恨嫉恶浮屠老子这一类人的，想要全部废除他们才觉得痛快。问他们愤恨嫉恶的缘故，难道不是因为这与我们的儒家教礼不同吗？虽然如此，儒者既然是孔曾的门徒，而与世间的道士和尚比较他们所师承的渊源，相差又能有多少呢？那么圣贤礼意的精微，应当急切地讲求了。

四礼从宜叙

龙启瑞

古代圣人依据人情来制定礼仪，依照人性来设立仪节。人情所不能安适的，圣人不能勉强。《礼记》说：“不是天子不议礼。”这是说世道有先后，时间有古今，只有圣人出现，才能参酌时宜，而制定为经久常行的道理，使下面的人敬畏而爱戴他，效法他，然后家国和乐，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三代以前尚且如此。其仪节的美好完备，名物象数的详细周备，不是喜欢做文章，不这样，心里就不能尽意。秦汉以来，开始认为无用，而全部去掉。厌恶曲折繁重而乐于趋向简易，这是人情。上面没有引导，还担心百姓习惯而改变；上面有引导，那么百姓有什么害怕而不乐意做的呢？所以古礼不能恢复，是汉文帝、叔孙通等人的过错。这些百姓远离古代，三代以上的文为制度，不接触眼睛，在这里想要勉强他们实行隆盛古代的道理，必定违背人性而有所不安。然而就任其简陋疏略，荒忽谬悠，或者逐渐达到悖弃典常而丧失本性，这是有心于世道的君子，所以忧虑而思挽末流扶世教为急切。清江杨文恪公旧时辑有《四礼从宜》一书，其言论冠、昏、丧、祭各为一篇，斟酌古代准绳当今，通达人情而适应世变。我同年的聊摄安大令宰楚之谷城，怜悯其俗不习于礼，于是与广文蕲水萧君复校此书而刻印，将以此示邑之士民，而问序于我。我说公的书确实好，二君的心意确实美。虽然如此，礼教的不行，不是一天的缘故。婚嫁多蔽于家人妇女的言论，丧与祭多杂以二氏（佛道）之术，求其志于礼的，十无一二。不是毅然自拔于流俗的，不能复古而为众倡。二君先在学校讲明，而劝谕于世家大族，那么闾阎的兴起或许差不多。礼的用处不同，其为教则古今一也。现在的仪节较古代简单了，然而大圣人化民成俗的意思，实寓乎其间。士如果体此书而行之，因博观夫会典通礼之全，以推见夫圣帝明王不相沿袭之义，那么斯民的兴行有由，而古礼至今为不亡了。岂取其仪云尔哉。

绎礼堂记

刘蓉

万物产生而后有伦理，伦理确立而后有法度，法度修明而后有教化。《诗》《书》《礼》《乐》，都是圣人依据伦理事物的显著差异，立法度以垂教化的。我读《仪礼》，郊庙邦国的大，居处服食的微，鬼神祭祀的幽，没有不明着等威，彰示节文的，使各有所遵循而不逾越规矩。由此知道圣王纲纪天下，所以规范民心思耳目，而纳入轨物，意义深了。士之生其时者，有动作威仪之则以闲其外，有道德仁义之训以养其中。其君子被服用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谨守法度，而耻纳于邪。所以成康之治称为至盛，那么礼教的浸淫于人心，积久以成风俗，岂一朝夕之故欤。东周以来，上多失德之君，下无名世之佐，人纪紊而礼

译礼乐之意日渐衰微。然而在那个时候，朝廷的聘问、诸侯的会盟，以及战争交锋之际，仍然必定要诵读讲述先王的教诲，陈述典礼制度以决断得失胜负的理数。至于手持玉器时高低俯仰的仪容，如果稍有失度，君子尚且由此观察其德行的厚薄，而吉凶的征兆，也确实随之应验。由此可知，圣王用来安定心志、凝聚天命，涵养人心和平的方法，在五六百年之后，恭敬懈怠、收敛放纵，仍然能在不知不觉中警醒触动。《易传》所说的“规范天地化育而不逾越，细致成就万物而不遗漏”，是多么神奇啊。

汉朝继承秦朝焚书之后，礼经残缺不全。各位儒生从灰烬中搜集残篇，千百年中仅存十分之一，微言大义几乎断绝了。虽然有渴望治理天下的君主，慷慨地产生恢复古制的念头，但文献缺乏证据，也就无法具备制作礼法的德行。即使他们抄袭前人的见闻，附会经学理论，也是多次陈述而义理丧失，末节相合而根本背离。唐宋以来，得失的理数，可以知晓了。因此政治的兴衰，只是随着世运推移，交替升降，没有能够维持而不败坏的东西。治术之所以趋向苟且简略，民俗之所以趋于浇薄刻薄，不到百年，盛衰截然不同，这也是事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吧。

以前的君子，大概对此有所忧虑，搜集旧有文献，编列为经传，以彰显古代哲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打算以此作为四方的楷模，维系万事的纲领。后来的王者，取来阅读，由树干通达树枝，穷尽源头而究明末流，那么古人制定治理、保卫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本意，就可以坐着而获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盛世治理，就可以端坐拱手而达到。即使圣人隐没、神明逝去，相隔千年，但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乾坤未毁，本来就要等待百世之后的人。

我生得太晚，来不及亲身参与这种文教的兴盛。年少时承受父亲的教诲，非常喜爱礼书。遭遇时局多艰，侥幸窃居禄位，奔波忙碌，无暇安居。但怀抱这点微薄的志向，不曾有一天放下。近来得以退休，私下窥探失传的绪余，遥远的千古，独自契合我的心怀。于是开始建造绎礼堂，选取《周官》《仪礼》的经传，以及杜佑的《通典》、江永的《礼书纲目》、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陈列在几案上，早晚反复研读并咏叹。向上窥探往昔圣人制作的源头，向下比较百代修废的得失。深奥的宗旨、宏大的纲领，豁然心中领会。认为善于阅读的人，抉发其精微，综合其条理，那么就可以进退百代君王，权衡万变而不扰乱我的判断。即使后世事变纷繁复杂，文质崇尚不同，因袭变革损益，不固守旧常，但大纲的昭示不可改变，跨越百世也可以知晓。

世间有杰出的儒者、硕大的德行，笃实好学、嗜好古制，想要崇尚德行而扩大功业，必定在此汇聚其归宿。新学的小生，详察其品级节次，信服并习练，优游于规矩法度的途径，浸润到肌肤骨髓之间，也将由此而不背离。我乐于此而不厌倦，舍弃这个还能去哪里呢？

正值春天和暖，万景汇聚，天空高远在上，大地低垂在下，山川草木鸟兽，繁盛滋生，其文采鲜明，其秩序井然。借此仰思圣王，开始修明人伦纲纪，经世治物的本意，先民有所作为，或许早晚能与之相遇。至于比较马融、郑玄的异同，探求名物的繁杂深奥，喜好奇闻琐事，用来资助证明附会，那是近世小儒所喜好的，不是我志向所在。

译皇上曾给相国写信

刘蓉

京城周边地区苦于旱灾。官吏的事务荒废败落。这确实是贤能之人劳心焦虑的时候。南方却遭受水涝之患。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到处情况相同。阴阳二气乖违争斗，各自偏盛。世间的局势实在令人忧念。

我自回到山中之后，闲居无事，懒得再出门。每天取出先圣昔贤的书籍，端坐诵读。连梦中都与之相伴，仿佛能听到他们的咳嗽声。意趣所至，往往与古人相合。自己怀疑身处两汉、周、秦以前，而非当今之世。

古代距离现在久远，人类繁衍众多。有的人身处同一时代，促膝谈笑，却感觉空旷渺远，至死也不相闻知；有的人时代相隔遥远，悬隔千年，却精神往来，如同共坐几席。所以，没有比同时代的人更疏远的，也没有比远古之人更亲近的。那些记载在简册上的精神志趣，跨越千世而相互感应。

礼书从《周官》《仪礼》《戴记》，下至儒先所述，我都粗略读了一遍。近世江慎修先生，笃志研讨，白头专攻一经，可谓勤勉了。《纲目》这一部书，条理清晰可见。只是他墨守郑康成的观点，颇为袭用纬书的谬误。对于礼的重大方面，往往不明白其由来。秦树沣先生，搜集旧章，另分为五礼，历代掌故，灿烂明白完备，可谓广博了。然而这也只是类书中较为有条理的一种。他所依据以折衷的观点，颇为拘泥于古礼的形制，而不能通达其意旨。只取器物的数量完备，却不揣度其情实，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蔽。

大概先王礼制的完备，不能全部流传于后世。那些仅存的，又颇为传记所混淆，迷失了本旨。学者如果不能探究义理的本源，精思而默识，固然无法通达其意。仪法度数的等级，虽然颇为完备，然而如果不是德行积累于自身，诚意洋溢于外表，也不能符合其情实。所以，不仅懂得其义理的人难，而且袭用其文辞来实行的人更难。

执持先王的礼制，不审察时势、衡量德行，而强迫后世必须实行，是不可以的。取用后代沿袭的类似……

读宋史记礼志论郊配

叶裕仁

帝王的功德必须与天相合，然后才能享受配享天的祭祀。并不是世世代代都可以配享天的。《祭法》《国语》中，都有夏后氏郊祭鲧、商人郊祭冥的记载。而郑康成注解《祭法》，说夏后氏应当郊祭颛顼，殷人应当郊祭契。疏解说康成的意思，正是纠正姓氏代次的先后顺序。夏后氏不应当先说郊祭鲧，后说祖祭颛顼；殷人不应当先说郊祭冥，后说祖祭契。然而鲧不可以郊配，契合乎应当郊配，也寓含在其中了。

后世帝王的德行，距离三代圣人远甚。那么配天的礼仪就应当停止。如果只论功不论德，那么只有建立邦国、开拓疆土、开创华夏的人才能配享天，其余则不可以。

看《宋史·礼志》，方丘及神州地祇，建隆以来，奉僖、顺、翼、宣四祖崇配。太平兴国以后，以宣祖、太祖更替配享。真宗时，以太宗配享方丘，宣祖配享神州地祇。神宗元丰六年，祭祀昊天上帝，只以太祖配享，其余则仍以太宗配享。祈谷、大雩，起初以宣祖配享。太宗时，以宣祖配享祈谷，太祖配享雩祀。真宗时，以太祖配享祈谷，太宗配享雩祀。仁宗下诏两种祭祀以太宗配享。熙宁末年，光宗受禅，奉高宗配享。

按圜丘、方丘、神州地祇、祈谷、大雩，都应当以祖配享，而不应当及于宗。依据《周礼》以后稷郊配，那么宋朝以僖祖为始祖，虽然没有后稷那样的功德，但出于报本追远的意思，非僖祖不足以担当。至于像太祖那样建立邦国、开拓疆土、开创华夏的，固然也没有可疑之处。虽然太宗的功劳同于开创，但不是受命之主。高宗虽然中兴，偏安南方，尤其不能与汉光武帝相比。所以我认为二宗的升配，都不合礼。

至于宗祀明堂的议论，钱公辅、司马光、吕诲都通达经义，他们的说法实在是千古不刊的定论。而当时仍然拘泥于“严父配天”的话，终宋一世，沿袭为定制。虽然徽宗亡国辱身，也奉以升配，正自以为是大孝尊亲，却不知道误解了《孝经》的宗旨。

所以说，帝王功德，必须与天相合，然后才能配享天。其次则是建立邦国、开创受命之主，才能配享天。如前汉的高祖、后汉的光武就是如此。虽然文景、明章，都称为贤君，未曾列入升配之数，最为合礼。从唐到宋，竟然世世配享天，岂不荒谬吗？

裕仁曾经伏读成皇帝遗诏中“无庸郊配”一条，远远超越唐宋君臣之上，与三代圣人尊祖配天的意思，先后标准相同。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能够仰体先皇帝的微旨，苦心顺承，持论坚确。后世议论及升配的人，千万不要被浅儒的言论所迷惑，从而蹈入唐宋的过失啊。

遵议大礼疏 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 曾国藩

奏为遵旨敬谨详议一事。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两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等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

译这是公众的舆论。臣曾国藩也打算顺从众人的意见。退下来仔细思考，已故皇帝反复告诫，其中必定有精深的意旨存在。臣下钻研仰慕高深的道理，如果窥见万分之一，也应当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供圣明的君主广泛采纳。我私下认为，“遗命中‘无庸庙祔’这一条”，考察古制、对照今情，万万难以遵从；“无庸郊配”这一条，则有不敢顺从的两点原因，不敢违背的三点原因。

所谓“无庸庙祔”这一条万万难以遵从，为什么呢？古代关于祧庙的说法，是针对七庙中亲缘关系已尽而言的。其间有亲缘关系已尽但仍不祧迁的，必定是有功德的君主，世代宗庙祭祀，不在七庙的数目之内，就像殷商的三位宗祖、周朝的文王武王那样。已故皇帝对于皇上来说是祢庙，本来就不是七庙亲缘关系已尽可以相比的。而论功德的广博，又应当与列祖列宗一样，同为百世不祧迁的宗庙。难道弓剑之思尚未忘却，而祭祀就立刻分开吗？况且诸侯大夫尚且有庙祭，何况以天子的尊贵，怎敢废除升祔的典礼呢？这就是万万难以遵从的原因。

所谓“无庸郊配”这一条有不敢顺从的两点原因，为什么呢？古代圣人制定礼制，也是基于事实已经具备，而情感文饰随之产生。已故皇帝仁爱的德行，与大地的造化相符合。偶尔遇到局部灾害，立即发放国库银两，年年赈济借贷，四海百姓得以饱食，养育了天下的民众，这是后稷配享天地的原因。治理天下三十年，没有一天的闲暇安逸，没有片刻的不恭敬，纯粹而且不停止，这是文王配享上帝的原因。既然已经具备配享的实质，却想要推辞配享的名义，那么普天之下臣民的心，终究会感到不安。这是不敢顺从的第一点。

历考历代圣主配享郊祀，只有世祖章皇帝是由御史周季琬奏请的，除此之外，都是继承统位的圣人特别下旨举行。这实在是因为上承昊天的眷顾，下合民众的情意，毫无可疑之处。实行久了，就成为定例。像已故皇帝德行盛大、教化神妙，即使没有先例可循，臣下还应当奏请，何况成法昭昭明显，怎敢逾越呢？《传》说：“君主行意，臣下行制。”在已故皇帝自身怀有谦让的盛意，在大小臣工则适宜遵守国家旧有的制度。这是不敢顺从的第二点。

所谓“无庸郊配”这一条有不敢违背的三点原因，为什么呢？坛壝的规模，尺寸有定数。乾隆十四年重新修缮，每一块石头，都考察律吕的正意，按照九五的阳数，增加不能，更改不可。七庙配享的位置，各自设置青幄。当初幄的形制阔大，乾隆三年，酌情收改。现在每个幄内，仅能容纳豆笾。七幄之外，几乎没有空地。我们已故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或许有人议论增广坛壝，或许有人议论裁狭幄制，所以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使世代可以遵循。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西面三个幄的南边，还可以添置一案，暂且作为眼前的计策，不必做长远的打算。哪里知道人不同时代但同心，事情相沿袭而越久越稳固。今天所不敢说的，也是万世臣子所不敢说的。今天所不忍说的，也是万世臣子所不忍说的。经过这次朱谕的严厉切责，满朝官员的集中商议，尚且不裁决遵行，那么后来的人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将来必定导致修改基址，轻率改变旧章。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一点。

自古以来祭祀的典制，兴起废除不常。有的没有那种祭祀却举行，有的有那种礼仪却废止。史册所记载的，不胜枚举。

译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一同配享。后来开元十一年，采纳张说的建议，罢去太宗、高宗的配享之位。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一同配享。后来嘉佑七年，采纳杨畋的建议，罢去太宗、真宗的配享之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在大享殿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奉太祖、太宗配享。此后也废除了这一礼仪。祭祀典章的改议，是古今常有的事。我大行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许有人援引唐宋罢祀的先例，妄行陈奏，不可不预先防备。因此朱谕中有说：不是天子不议礼。认为一旦确定，便巍然如七幄，与天同存。后世增配的建议，尚且不允许，罢祀的建议，又从何兴起。所以对后世禁止得越严，那么尊崇列祖的时间就越久。这种周密的计虑，如果不是制定礼制的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大行皇帝以制定礼制的圣人自居，臣下怎敢以浅薄的见识去窥测，只有尊崇的虚文，没有谋事的远虑，这是不敢违抗的第二点原因。我朝以孝道治理天下，而遗命尤其重要。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说：希望在遵化州孝陵附近选择吉地暂厝。当时臣工都说，遵化距离太宗昭陵一千多里，不符合祔葬的惯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背遗命，又不敢违背成例，所以在孝陵附近建造暂安奉殿。三十多年，不敢最终安葬于地宫。直到雍正初年，才恭敬谨慎地完成丧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说：庙号不必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所以虽然乾隆年间有丰功大烈，但庙号未得称祖。记载在会典中，先后原则相同。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只有第一条森严可畏，如果不遵行，就与我朝家法不符。而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是自处卑屈，而让列祖处于崇高地位。这是大孝大让，古代的美德。与其把尊崇的微薄心意寄托给臣子，不如把莫大的美德归于君父，这是不敢违抗的第三点原因。臣私下揣测皇上仁孝之心，两方面都有欠缺。但不奉升配，仅有典礼不完备的欠缺；如果立刻奉升配，既有违背遗命的欠缺，又有将来的顾虑，这是多了一个欠缺。一经大智的权衡，不难立刻判断轻重。圣父制定礼制而圣子执行，必定在精微之处有默契，不需要臣僚拟议而后定。臣职在秩宗，确实担心不详细不谨慎，皇上日后郊祀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许惊惧不安，那么礼臣无法推卸罪责。因此专门上折具奏，冒犯宸严，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敬陈从权守经疏 咸丰十一年 董元章

私下认为事情贵在变通，道理应当坚守常法。什么是变通？现在正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年幼即位，所依赖的一切政务，皇太后日夜忧虑思考，斟酌尽善，这确实是国家的福气。臣认为应当立即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都知道皇上圣躬虽然年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或许人心更加知道敬畏，而文武臣工都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等到数年后皇上能亲自裁决庶务，再亲自处理万机，以天下供养，不也很好吗？虽然我朝向无太后垂帘的仪式，但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这就是所谓事情贵在变通。什么是坚守常法？自古帝王，没有不把亲近亲人、尊重贤人作为急务的，这是千古不变的常法。现在赞襄政务，虽然有王大臣、军机大臣等人，臣认为应当在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让他们同心辅佐，一切事务，使他们各尽心筹划，再请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或许亲贤并用，既无专擅的祸患，也无偏任的嫌疑。至于朝夕进谏，辅翼圣德，则应当在臣子中，选择治理素来优秀的一二人，让他们充任师傅之职，每天进讲经典，以扩充圣聪，或许对于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可以详细知晓，而圣德日益增高加深。这就是所谓道理应当坚守常法。至于行政多端，首要在于用人。外而封疆大吏，则廉洁自身、率领部属，责任在督抚。督抚贤能，则一省赖以安全。军务地方，则训练士卒、操练军队，责任在将帅。将帅良善，则一方赖以抵御。臣认为应当严旨晓谕，命令他们洗心涤虑，不得仍然蹈袭因循欺饰的弊端。如果大吏中有贪黩营私，不能廉正自持，察吏安民的，以及将帅中有退缩不前，不能申明纪律，运筹决胜的，都立即从重治罪，以示警戒。或许人人警惕勉励，而寰宇可望肃清了。臣愚

译浅陋之见，是否妥当，恳请陛下明察并施行。

译关于政权应由皇帝亲自掌握的奏疏 咸丰十一年

贾桢

奏报此事关乎国家重大利益。请求将政权由皇帝亲自掌握，以振兴纲纪并防止弊端产生。伏惟我朝圣君代代相承，从未有过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此前因御史董元章上疏条陈，特颁谕旨阐明甚为清晰，臣等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呢？只是权力不可向下转移，转移则日渐衰替；礼制不可稍有违背，违背则弊端丛生。我皇上年幼登基，钦奉先帝遗命，派遣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个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由该王大臣等拟定谕旨，每次明发谕旨，均使用“御赏”、“同道堂”图章，众人皆见皆闻，内外臣民都恭敬奉行。然而臣等详细慎重思考，似乎这还不是长远且万全的策略，不敢保证日后绝对没有弊端产生。推究“赞襄”二字的含义，是辅助而非主持。如果事情无论巨细，都凭借该王大臣的意思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后施行，这是名义上为辅助而实际上为主持。日久天长形成惯例，中外臣民能没有疑虑吗？今日的赞襄大臣，就是昔日的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办事，事先都要当面奉承谕旨，批准驳斥与否，全部经过皇帝钦定，才开始拟旨进呈。那些不符合圣意的，常常奉朱笔改正。这是掌握大权不可假手旁人的道理。为当今计策，正适宜皇太后宣扬中宫的德化，掌握治理国家的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询决断。不居垂帘的虚名，而收听政的实效。效法前朝，为后代制定章程，不难折中求得最恰当的办法。伏查汉代的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晋代的康献褚皇后，辽代的睿智萧皇后，都以太后身份临朝，史册称颂其美。至于宋朝的章献刘太后，有当今世任姒（贤后）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的美誉。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当时神宗十岁，政事都由两宫决断，命令大臣施行，也未曾居垂帘之名。我皇上聪明天赋，正适宜沉浸于诗书之中，不几年即可亲政。而这几年间，外有贼匪未平，内有夷人逼迫，如何拯救时艰，如何整顿法纪，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若大权没有专属之人，以致人心惊疑，这是目前大可忧虑的。至于皇太后召见臣工的礼节，以及一切办事章程，仍遵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的旧制，或者应当稍作变通，敬祈饬令廷臣会议具奏，请旨酌定，以示遵守。这样行政可免弊端，而中外人心，更加心悦诚服了。臣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关于请求亲理大政的奏疏 咸丰十一年

内阁学士胜保

奏报政柄下移，无法使众人信服，应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选近支亲王辅政，以端正国体而顺应人心，恭敬地呈递奏折仰祈圣鉴。窃惟朝廷政柄，应由皇帝亲自掌握，不是臣下所能专断的。我朝君臣名分极严，尤其不是前朝可比。自从文宗显皇帝驾崩，皇上嗣位，聪明天赋，尚在年幼，全在于辅政得人，与民众好恶相同，才足以资助理政。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人，并非没有多年效力，然而显赫的师长尹正，民众都在注视他们。如今竟然让他们担当秉政的重任，揽取君国大权，以臣仆身份代替纶音，挟持至尊以号令天下，实在无法辜负寄托之重，而满足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人不过以承写朱谕为借口，安然接受而不怀疑，不知道我皇上以宗子继承大统，天意与人意都归顺，原本不以朱谕的有无为定论。至于赞襄政务这一节，则应当以亲近亲族、尊重贤能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据。为什么呢？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身边，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未必不是因为辅政难得其人，等待我皇上自行选择而任用，以完成未竟之志。如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这是政柄全部交付给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并非全部出自皇帝本心。他们托辞抽签简放，请求钤用符信图章，在该王等人原本想以此取信于人，无奈人们都不能相信。民众可畏，天下难以欺骗。纵然可以勉强维持一时，不能长久施行。如御史董元章条陈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只应当断自圣裁，广泛汇集廷议，以决定行止。该王等人果真知道以国事为重，也应当推举贤能、虚己待人，避免陷入危疑境地。却径直拟旨驳斥，已开启矫诏窃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令下达之日，中外哗然。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凡统兵将帅及各省疆臣，都受

译先帝特意选拔。虽然身处权势之中，面临万般艰难，没有不思考竭尽全力图报的。也是因为统属于所尊崇的人，所以能够一心一意，没有二心。如今一旦政权下移，疑虑无法消除。路上的百姓看到诏旨，都说这不是我们君主的言语，也不是我们母后、圣母的意思。一切发号施令，真假难以分辨。众人情绪激昂，都心怀不服。不仅天下人心日渐离散，而且恐怕外国得知，也觉得不合情理，又将因此产生异心。关系非常重大。天下，是宣宗成皇帝的天下，传给文宗显皇帝，再交给我皇上登基继承的。从前周朝的时候，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周公辅佐他。本朝摄政王辅佐世祖，也如同周公辅佐成王。疏远的人不能离间亲近的人，典籍记载都在。凭借周公的礼义圣明，尚且不能避免管叔、蔡叔的流言。等到金縢之书显示风雷警示，忠诚辅佐的德行更加显现。现在近支诸王中，能懂得大体、超过载垣和端华的人，尚且不少。一切离间的话，应该请求不必过分忧虑。又知道垂帘听政的制度，宋宣仁太后被称为女子中的尧舜，情意欢洽，国家根本没有损伤。我们文皇后在国家初建时，虽然没有垂帘的明文规定，却有听政的实际效用。因时制宜，只求恰当不易。为今天的计策，如果不是皇太后亲自处理政务，召见臣下对答，就无法通达下情而端正国体。如果不是另外选拔近支亲王协助处理各种事务，尽心匡正，就无法振兴纲纪而顺应人心。

译只有恳切请求皇上俯顺采纳微贱的意见。立即奉请皇太后暂时代理听政。两位圣上共同尊崇，而在近支亲王中挑选贤能者任用，仍然秉承皇上的旨意行事，以等待我皇上亲政。这样，以前一切用人行政的重大方面，不至于变更紊乱，从而将完美的治理传承到无穷后世。宗庙社稷幸运，臣民幸运。如此，对于亲近亲属、尊重贤才的大经大法，既不相违背，而且对于各位王爷也可以保全始终，享受很多福分。这些都是朝廷内外臣工想要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臣先说了出来。臣愧为大臣，承受国家的厚恩，屡次奉到先皇帝手诏嘉奖勉励，说朕对该大臣的期望至大至远，又奉有忠勇本性已成、赤心报国等谕旨。每次诵读天语，都感激涕零。如今外患固然应当迅速平定，而内忧尤其应当及早考虑。臣受天良所迫，怎么忍心不说，怎么敢不说。伏愿皇上独断乾纲，迅速恩赐施行。并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人，共同阅看。如果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应当让大学士、九卿、科道官集议上报。这样大局可以保全，人心可以安定。谨不揣冒昧，坦诚上陈，不胜激切等待圣命之至。

遵议垂帘听政事宜疏 咸丰十一年 王大臣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皇上谕旨：本日据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上奏，请求政权由皇上亲自掌握，并请求皇太后召见臣工的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请命令朝廷大臣会议；又据胜保上奏，请求皇太后亲自处理大政，并另外简选近支亲王辅政，各一折。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应当如何斟酌古制、参照今情、折中定议之处，立即妥善商议上报。钦此。又经翰林院侍讲学士杨秉�、御史林寿图条奏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各项事宜。臣等共同详细阅读。恭敬地认为，皇上聪明圣明，尚在幼年，正适宜沉浸于诗书，培养圣德，不几年就可以亲政。而这几年间，全靠皇太后亲自裁决各种政务，整顿纲纪。皇上得以专心诵读，早早充实圣贤之学，承受两宫皇太后的慈爱训导，盛大继承宏伟基业，继承历代圣祖的遗谋，显著展现卓越功业。万事没有荒废，使得政事得以共同修明，众人一同钦佩，欣喜地禀承有所依据。臣等悉心参酌，谨将两宫皇太后召见臣工的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共同妥善商议条款，恭敬地缮写清单，呈请御览。伏候钦定。此后如果有应当变通添改之处，容臣等随时酌议，奏明办理。所有臣等会议的原因，谨合词恭敬上奏。伏乞皇上圣鉴。

一、郊坛大祀，拟请派遣王爷恭敬代祭。皇上在宫内斋戒。等几年后，奏请亲自前往行礼。

一、太庙祭享，拟请派遣王爷恭敬代祭。皇上在宫内斋�。祭祀日期前一天，亲自前往行礼。等几年后，奏请在祭祀当天亲自前往行礼。

一、谒陵、御门、经筵、耕耤，均拟请暂缓举行。

一、遇到元旦、万寿、传胪等大典礼，皇上登殿，均拟请照常举行。

一、召见内外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从议政王、御前大臣中轮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

一、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与皇上同御养心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干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份，并将应当拟定的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的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如何简用，皇太后在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传旨发下，堂官照例述旨。宗室亲郡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袭爵袭职，年终大考王公子弟应封授职，在京四品以上、五六品京堂、翰詹、科道，在外道府以上，武职在京年终进谱五等世爵，在外副将以上，以及新进士授职、庶吉士散馆、拔贡朝考、孝廉方正、教习期满、京察人员截取、道府各部院保送京堂、保送监督税差、荫生授职、遵旨保举、劳绩保举、获盗卓异送部、各项查办差满回京、亲老回京、边缺俸满、终养、服满、病痊开复、捐复等，应行引见各员，并奉有特旨交部带领引见人员，以及凡应请旨分别录用文武人员，均拟请照例带领引见。

其陵寝、盛京、吉林、黑龙江各项缺出，由在京各衙门保送人员，文武会试提调、新疆等处办事司员、粮饷章京等差，在京各衙门保送直隶州以下人员，俸满截取应分别内用外用各员，拣发人员，各省理事同知、通判，均拟请由各

译该衙门呈递名单，恭敬等候简拔任用。凡是经由考试按规定应当引见并记名的人员，如御史、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军机章京，以及考列一等、幼官等各类人员，均拟请在考试结束后，由考官开具名单呈递上去，恭敬请求将应当记名的人员名单加盖御印发下，交给议政王和军机大臣起草谕旨。对于参加试差的人员，拟请暂停引见。各部院衙门五品以下拟任陪职的人员，京内外文武五品以下官员，武职三品以下官员，以及按例补缺的人员，月选分发、拣补期满、俸满奏留送部、押运举人、大挑、截取、调简、改简、改教、长史、护等项人员，以及所有按例送部引见的文武官员，均拟请钦派王大臣进行验放。验放工作除封印期内不计外，拟请每月验放六次，以逢五、逢十为周期。若遇月底，则改至下月初一日。事先由各衙门将应当验放的人员名单，咨报内阁。届时，内阁将应当派遣验放的王大臣名单开列，奏请钦派四人，当日前往内阁共同验看并奏闻。

译一、关于任命高级官员及委派各项差事，拟请将要补任、升迁、委派的官员名单列出，由议政王、军机大臣在召见时呈递，恭候皇帝钦定。将任命、委派的官员名单，加盖御印发下，以便起草诏旨。

一、顺天乡试、会试，以及凡在贡院举行的考试，既然是皇帝钦命的诗文题目，均拟参照外省乡试的先例，请由考官出题。至于朝考以及各项殿廷考试的题目，均拟定由各科甲出身的大臣担任，届时听候宣召，恭候皇帝钦派拟题进呈，密封后交由派出的监试王大臣到考试场所宣示。

一、殿试策问的题目，拟照旧例由读卷大臣恭敬拟定。殿试武举，拟请皇帝钦派王大臣阅视，参照文贡士殿试的先例，拟定名次，带领引见。

一、庆贺的表章，均照定例办理。至于请安的折子，拟请令内外臣工谨慎地缮写三份，恭敬地在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以及皇上面前恭进。

一、皇上入学读书，不便让师傅跪着讲授，也不便让师傅长久侍立。拟请援用汉代桓荣授业的礼仪，在御座书案的右侧，为师傅在旁边设置一个座位，以便于讲授诵读。

《晋书·贺循传》书后

沈垚

从天子到士人，经典中所陈述的昭穆次序，都是依据父亲为昭、儿子为穆，世代相继的常理而言的。如果不是父子相继，昭穆的相同与不同，经典中没有明确的条文。于是礼学家有兄弟不能互为后嗣的说法。这种说法，非常便于君主个人的私欲，但如果符合宗庙制度，必然超出昭穆常数的范围，严重的甚至扰乱了君臣的分别。大概宗庙数量的或是七、或是五、或是三，制度一旦确定就是固定的。如果不是父子相继，那么事情就是随着变化而遇到的，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果让事情顺从制度，那么制度确定，事情就有准则；如果让制度迁就事情，那么制度就不统一，事情更加纷乱。考察《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左传》的外传，决断应当遵从服虔关于兄弟昭穆不同的义理，不能像何休那样认为隐公与桓公、闵公与僖公同北面西上的说法。礼学家之所以说兄弟没有互为后嗣的道理，是拘泥于作为后嗣的人必须成为对方的儿子。如果知道作为后嗣而不是儿子的辈分，虽然服最重的丧服而不称儿子，那么兄弟之间就没有互为后嗣的嫌疑了。即使不是兄弟，也没有互为后嗣的嫌疑了。晋武帝制定郊庙礼仪，采用王肃的说法，颍川、京兆与宣帝、景帝、文帝三代作为高祖以下的四亲庙，征西、豫章作为第六世、第五世无服之祖的庙。当时太祖之位空缺，景帝与文帝以兄弟同为一世，所以第六世的祭祀，上及征西，而庙数恰好是七。这就是在创制之初，已经苟且凑数，而没有制定固定的制度了。此后武帝去世而征西迁出，惠帝去世而豫章迁出，到怀帝入庙而颍川又应当毁弃。毁弃则上祭不及第六世，不毁弃则庙数又超过七。于是起初听从刁协的意见，以兄弟算作一世，而迁出颍川；后来又听从贺循的意见，以兄弟不算作一世，而恢复颍川，并且恢复豫章于昭穆之位。已经废除的祭祀，又重新举行；已经迁出的神主，忽然又入庙。而惠帝、怀帝、愍帝三位皇帝，又因为元帝上继武帝，议论另立庙祀。这种失礼，又何须多言。其原因总归是因为起初制度没有确定，子孙无所依据，以至于迁出恢复纷纷扰扰。如果武帝制定制度，景帝、文帝各自算作一世，而以豫章作为第六世的祖先，会有神位满八的情况吗？惠帝、怀帝虽然没有后嗣，但是是故去的亲庙；豫章、颍川虽然是上世，但是是远祖。把远祖留在庙中，而想要把亲庙的神位另出在庙外，这就是应当毁弃的不毁弃，应当祭祀的不祭祀。古人亲近亲庙而迁远远祖，现在却疏远远祖而迁远亲庙，这能说是合乎礼制吗？况且元帝即位与汉光武帝不同。光武帝在已经失去天下之后恢复旧物，元帝在刚刚失去天下时被推戴。他继承统绪应当继承愍帝，而不应当继承武帝。然而当时的大臣，都认为元帝适宜继承世祖，采用光武帝继承孝元帝的旧例，为什么呢？是因为元帝与惠帝、怀帝是从祖兄弟，与愍帝又属于族父，嫌忌他不能为后嗣的缘故。天子以继承统绪为世次，宗庙制度又以天子而定为三昭三穆，哪里像家人父子族属那样论辈分呢？不是天子就不入世数，即使周平王的太子泄是桓王的父亲，桓王必定以平王为亲庙，而泄只在坛上祭祀，不能入庙。既是天子，就必定入世数，周孝王以叔父继承懿王，不能以穆王为亲庙，而必定以懿王；夷王以从孙继承孝王，不能以懿王为亲庙，而必定以孝王。难道不顾天生的亲属称谓而这样做颠倒吗？大概必须这样，然后七庙的数量不超越，先后的次序不逆乱，迁毁的事情不既迁又复，而君臣的分别不混乱。如果武帝以豫章作为第六世的祖先，元帝最终继承愍帝，那么愍帝入庙，而宣帝得以正太祖之位了。元帝入庙，而景帝又得以别立为百世不迁的庙了。像这样，即使康帝以弟弟继承成帝，哀帝以从兄继承穆帝，而世数也不增加。海西公被废而简文帝即位，即使以从祖继承从孙，而庙数也不增加。何至于豫章、颍川、京兆等神主，屡次迁出屡次恢复，像下棋一样不定呢？难道不是贺循的意见，只知道家人亲属的称谓

译不知道天子是把继承帝位当作世代次序呢。

译主张兄弟之间不相为后的说法，如果导致宗庙中的神主屡次迁移、屡次复位，那么兄弟之间就应当分别属于不同的昭穆序列，而不能像何休、范宁所说的那样了。然而，“为人后者为之子”这句话，是针对昭穆相当的情况而言的；如果昭穆不相当，那么依据礼制，对待他如同儿子一样，并不是真的称他为儿子。《曲礼》说：在内廷事务中，称“孝王某”。温峤说：如果不是儿子，可以直接说“皇帝敢告某皇帝”，就是这样。明白了作为儿子的道理，然后作为继承人的道理才算完备；明白了不是儿子就不称儿子的道理，然后作为继承人的途径才宽广；明白了不称儿子但仍然作为继承人的道理，然后君王的礼制就没有了家庭称谓的粗陋；明白了作为继承人不得顾及私亲的道理，然后宗庙的次序才顺当，君臣的地位才端正，朝廷和民间上下才各得其所。因此，元帝建立宗庙的议论，刁协是对的，贺循是错的；哀帝继承大统的议论，江氏是对的，王述、谢奉都是错的。安平穆王去世，让他的弟弟司马敦作为继承人，博士张靖认为司马敦应该服三年之丧，依照鲁僖公为闵公服丧的礼节，这是对的。而孙毓、宋昌认为穆王不臣服司马敦难以处理，这是只知道兄弟之间的亲情，不知道承受重任的人必须服尊长之丧的礼制。康献褚皇后去世，对于孝武帝来说是堂嫂，博士徐藻议论认为凭借父亲侍奉君主的道理而敬意相同。丈夫属于父道，妻子就都属于母道；那么丈夫属于君道，妻子就都属于后道。为皇后服丧应该凭借为母亲服丧的道理，这很好。但不服三年之丧，只说应该服齐衰一年的丧，这是又明白了承受重任服尊长之丧的礼制，却偏偏忘记了父亲去世得以伸张孝道的节义。至于变化的是事情，不变的是礼制。继承统绪的事情，到简文帝以从祖的身份继承从孙而变得极端了。但用义理来裁断，应当仍然使用为人后者的礼制，以哀帝作为亲庙。既然简文帝尚且应该以哀帝作为亲庙，那么怎么会有魏孝庄帝、明帝、世宗尊崇私亲而扰乱大统的事情呢？又怎么会有张璁、桂萼、席书、霍韬的邪说得以趁时取宠呢？

宋明两大疑案论

李祖陶

根据《宋史·濮安懿王传》，濮安懿王赵允让，庆历四年，封为汝南邵王。嘉祐四年去世，追封为濮王，谥号安懿。仁宗在位期间，很久没有儿子，于是将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赵宗实立为皇子。仁宗去世，皇子即位，这就是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人奏请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该举行的典礼。下诏说必须在大祥之后商议。治平二年，于是下诏让礼官与待制以上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上奏说：谨按《仪礼·丧服》篇“为人后者”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三年之丧呢？承受重任的人必须用尊长的丧服来服丧。对于所继承者的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都如同亲生儿子一样。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之丧呢？因为不有两个斩衰，承受大宗的重任，就降低小宗的丧服等级。为人后者为其兄弟的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之丧呢？为人后者，降低对兄弟的丧服等级。先王的礼制，尊位没有两个最大的，如果恭敬之心分给了那边，就不能专一于这边，就是这个原因。因此秦汉以来，有从旁支入承大统的人，有人推崇他们的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的人讥讽，被后世议论。臣等不敢引为圣朝的法则。况且前代入继的人，大多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拥立的计策，有的出于臣下，不像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思宗庙的重任，恭敬地秉承天地的意志，在众多的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授予大业。陛下亲为先帝的儿子，继承皇位，拥有天下，所以端坐冕旒，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德行。臣等私下认为濮王应该与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相同，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都称太夫人，考察古今，这样称呼最为适宜。于是中书省上奏说王珪等人的议论不够详尽，濮安懿王应该称什么亲属，称名还是不称名。王珪等人议论濮王对于仁宗是亲兄，对于皇帝应该称皇伯而不称名。中书省又上奏说礼令以及五服年月敕令规定，过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承者和生身父母，都称父母。又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亲为皇考。现在王珪等人议论称濮王为皇伯，在典礼上没有明确的依据。请求下诏尚书省集合三省、御史台商议上奏。正在商议时，皇太后手诏诘问责备执政大臣。于是下诏说：听说集议意见不一，暂时停止商议，命令礼官考究典故上报。礼官范镇等人上奏说应该像之前的议论。从此御史吕诲弹劾欧阳修首倡邪说，韩琦、曾公亮、赵概附和不正当之罪的罪名，于是请求像王珪等人的议论。不久皇太后手诏说：听说臣下议论上奏皇帝追尊濮安懿王，至今还没有举行。我查阅前代史书，自有旧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君任氏可以让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都称后。事情正要施行，而英宗当天手诏说：称亲的礼制，谨遵慈训；追尊的礼制，岂能轻易得当。况且想要以陵墓为园，在园中建立庙宇，让王的子孙主持祭祀。第二天吕诲等人因为所论列弹劾的事情，没有听到采纳，缴纳御史诰敕，在家待罪。而濮议也就停止了。这是宋朝濮安懿王追尊而最终没有追尊的始末。又查《明史·世宗本纪》，世宗皇帝，是宪宗的孙子。父亲兴献王朱祐杭，封地在安陆。正德十

译嘉靖四年，明世宗去世。十六年三月，明武宗驾崩，没有子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共同决定继位人选，依据遗诏迎接兴献王朱厚熜入京，即皇帝位。戊申日，命令礼部官员集会商议兴献王的封号。秋季七月壬子日，进士张璁上言，认为继位是继承大统而非继承宗嗣，请求追尊生父，并在京城建立兴献王的宗庙。起初，礼部官员商议尊孝宗为父，改称兴献王为叔父，援引程颐关于濮王礼仪的意见进呈，未被允许。至此，皇帝将张璁的奏疏下发，命令朝廷官员集会商议。杨廷和等人上疏极力争辩，皇帝都不予采纳。

译冬季十月己卯日初一。追尊父亲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献宗贵妃邵氏封为皇太后，尊兴献后为兴献皇后。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下令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三月，尊兴献后为兴国太后。嘉靖三年正月，南京主事桂萼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将此事下达给朝廷大臣商议。夏季四月，尊兴献太后的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嘉靖五年四月，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翰林院编修邹守益请求停止称献皇帝为“考”并立庙祭祀，被投入锦衣卫监狱。五月，蒋冕退休。翰林院修撰吕柟上言说大礼尚未端正，被投入锦衣卫监狱。派遣使者去安陆迎接献皇帝的神主。六月，御史段续陈述相请求治席书、桂萼的罪，吏部侍郎薛蕙上呈《为人后解》，鸿胪寺少卿胡诗指出张璁等人议礼的过失，皇帝下诏将他们投入监狱。七月，更改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去掉“所生”的称呼。大臣们伏在宫门前哭泣争辩，员外郎马理等一百四十五人被投入锦衣卫监狱。不久在朝廷上杖责马理等人，死去的有十六人。甲申日，将献皇帝的神主供奉于观德殿。己巳日，毛纪退休。辛卯日，在朝廷上杖责翰林院修撰杨慎、检讨王元、给事中刘际安、张原等人，张原死去，杨慎等人被贬谪戍边，程度各有不同。九月丙寅日，确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慎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嘉靖四年五月，建立世庙，祭祀献皇帝。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编成，颁布示天下，确定议礼诸臣的罪责，追削杨廷和等人的官籍。七月，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穆纯圣献帝。嘉靖十五年，将世庙改定为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确定明堂大飨的礼仪。九月，尊太宗庙号为成祖，献皇帝庙号为睿宗，神主附祭于太庙，位次排在武宗之上。辛卯日，在元极宝殿大享上帝，以睿宗配享。这就是明世宗追尊兴献王的前后始末。

我闲暇时常对此进行推究论述。礼，是人心中的堤防，稍微不谨慎，就会决裂，导致无所不至的后果。情，又是典礼的关键，稍微过于固执，就会拘泥不通，无法自行。只有君主一定要伸张私情，而大臣们则用礼来裁断；君主不能坚守礼法，而大臣们也略用情理来通达，这样才能权衡得当，事情得以通行。大概议礼必须依据古制，但事情往往不完全同于古制，况且古代处理这类事情也有遗憾之处，怎么能拘泥古制来应对今天呢？

比如宋代濮王的争议，王珪等人原本依据司马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他们的论点是对的。前半部分依据《仪礼》中“为人后者”的传文，本于经典；后半部分说陛下亲身是仁宗皇帝的儿子，动不动就用私情，所以欧阳修另持异议，人们都视其为邪说。然而仔细玩味欧阳修《为人后议》，他的说法也不值得过分指责。他的意思是古人对所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但不断绝关系，引用《礼记》中“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为期，而不绝其父母之名”作为证据，各位公卿都无法驳难。赵瞻则认为这是言辞穷尽时的直书，不足以援引来判断大义。黄氏《日钞》也说“所生父母”，是依据最初的情况来称呼，并非有两个父母。在未为人后时，以所生为父母；既为人后，以所命者为父母。立言者在既被命之后，而追称本生，自然应沿袭旧称以父母相称，未必是那个人一时称呼两个父母。这个说法辨析得很清楚。然而《五礼通考》中记载方尚书观承的说法，说濮议各位都是君子，只是所见各有偏颇，一时之间如水火不相容。司马光专门重视承统的意义，而没有说应该薄待所生父母；欧阳修虽然依据礼经的文字，而没有说应该扰乱所承之统。只是因为“皇伯考”的称呼没有依据，所以想要正名罢了。赵瞻说礼文是言辞穷尽时的直书，不可援引以断大义。然而既然说是言辞穷尽，可知是理屈；既然说是直书，何必曲意讳饰呢？

我的意思是，英宗是贤君，不同于明世宗的刚愎自用，如果斟酌得当，没有不允准实行的。可惜程子是大学问家，他代彭思永上奏，也想改称皇伯考，最终导致王陶攻击韩琦，蒋之奇攻击欧阳修，而濮王也归于两无所称。

从现在看来，对于仁宗称考称子，如同父子相继的常理，本是定典，彼此原本没有别的议论。而对于濮王，应当称本生考濮国大王而不称“皇”，自称降服子皇帝某而署名，这样既不蔑视所生父母，也不扰乱所承之统，岂不是恩义两全，名实俱正，可以作为万世为人后者的至公至正的常法吗？方尚书大概是协助侍郎编纂《通考》的人，侍郎极力主张司马光、彭思永的两份奏疏，而认为欧阳修是错误的；方尚书则认为濮议各位都是君子，只是各有所偏，因此斟酌折衷而提出这个说法，可以作为这件事的断案了。

至于明朝的世宗，虽然也是以旁支入承大统，但因为是依据遗诏行事，与英宗亲为仁宗之子不同。又因为他是属于武宗的兄弟，而不是以子辈身份行事，所以遗诏说“皇考敬皇帝亲弟，与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遵循祖训“兄终弟及”的文字，告于宗庙，请示慈寿皇太后，迎嗣皇帝位，那么他的即位与英宗不同。

译而追尊兴献王的礼仪，自然应当与濮王的情况略有不同。于是当诏令商议时，杨廷和查考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交给尚书毛澄说：“这足以作为依据，应当尊孝宗为皇考，尊兴献王为叔考兴国大王，尊其母为皇叔母兴国大妃，自称侄皇帝并署名。另立益王的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祀兴献王。有异议的人，就是奸邪，应当斩首。”这是只知道定陶议出自师丹，濮议出自司马光、程颐，因为是两代的大贤名儒，他们的说法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定陶王实际上是成帝在世时就被征召立为太子，与仁宗抚养英宗为太子相同，而世宗的情况与他们并不类似。所以张璁、桂萼等人得以窥见皇帝旨意，用“继统不继嗣”的说法来迎合他。礼制为大宗立后，是看重宗统；看重宗统不可断绝，于是为他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是因为宗统可以断绝，那么嗣续就可以不断绝。这就是因为继统的缘故而继嗣，继嗣正是为了继统。所以礼制说为人后，讲的是继嗣；说后大宗，讲的是继统。宗统与嗣续并非两回事。薛蕙撰写《为人后辨》，本来足以驳倒张璁、桂萼等人的邪说。然而世宗是兴献王的儿子，出生在孝宗去世后的第二年，一旦被征召为天子，于是就不以生父为父而以他人为父，这固然是礼制不得不如此，但对于生父竟然好像未曾生过自己一样，这也难以合乎人情了。所以张璁、桂萼等人的说法，比冷褒、段犹更加巧妙；而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的争辩，实际上比司马光、范纯仁、吕诲等人更加迟钝。难怪他们像冰炭一样不相容。假如当时斟酌情理，像方尚书所说的那样稍加变通，称兴献王为本生考兴国大王，自称降服子皇帝某并署名，并允许他在奉先殿旁边设立一座别庙，以满足他瞻仰追慕的私情，这样就可以平息世宗刚愎自用的性情，而张璁、桂萼等人也就无法施展他们的奸计了。至于后来改称孝宗为伯考，而兴献王最终进入太庙称宗，地位排在武宗之上，那么继统的君主就等于创业的君主，世宗实在是千古罪人。然而这也是因为起初的议论过于固执，有激怒他而促成此事的因素，所以倒行逆施，虽然违背天下后世的公论，他也不惜代价。秦汉以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有什么所谓的私亲。到了汉代，第一次见于宣帝，以武帝曾孙继承昭帝，有所后于祖而无所谓后于父，所以魏相奏请悼园应当称皇考，并在陵园立庙。第二次见于哀帝，以定陶共王为成帝后，即位那年，就追尊共王为共皇帝，在京师立庙，排列昭穆次序。第三次见于平帝，以中山孝王子为哀帝后，对于本生父母没有追尊。到后汉光武帝以布衣身份崛起而中兴，在父子辈分上，对于成帝是兄弟，对于哀帝是叔父，对于平帝是祖父，都不能作为他们的后嗣。虽然祖述高祖，而为皇考南顿君以上设立四亲庙，也没有不可的。然而最终听从张纯的建议，继承大统而不顾私亲。后来安帝以清河王子继承殇帝，质帝以渤海王子继承冲帝，桓帝以蠡吾侯子继承质帝，灵帝以解渎亭侯子继承桓帝，虽然追尊父亲为皇，但不称帝，也不立庙。

译到了魏明帝时，才特意下诏说：“按照礼制，王后没有子嗣，就选择旁支的儿子来继承大宗，这就应当承继正统以奉行公义，怎么还能再顾念私亲呢？命令公卿及有关部门，深深以前世为戒。如果后嗣万一有诸侯入宫奉承大统，就应当明确‘为人后’的道义。敢用邪说引导谄媚，妄自建立非正统的称号，称父亲为‘皇’，称母亲为‘后’，那么股肱大臣就诛杀他而不赦免。”所以后来高贵乡公、常道乡公被拥立，都没有在外尊奉生父，可以说非常卓越。根据他们所说的，都是禁止称‘皇’称‘后’，而不禁止称‘考’称‘妣’。因为称‘皇’就干犯了大统，不称父母就无法表达私情。

宋英宗是宋朝的贤君，曾说：“我从几岁起就在宫中抚养，怎么可以称濮王为‘考’呢？”然而皇太后的手诏，已经允许他称生父为‘亲’了。即使刚愎自用的宋世宗，也说：“我从亲藩中继承宗庙祭祀，怎么敢逾越礼制呢？”然而生父的陵寝，远在安陆，对你们来说安心吗？体味他们所说的话，那么后来入庙称‘宗’，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是生长在藩邸，一旦成为天子就忘记了，实在不能无动于衷，所以私情比英宗更加真挚罢了。所以我在此可以主观判断：濮议只可以争论称‘皇’，而不必争论称‘亲’。欧阳修的说法固然没有过错。兴献王只应当争论入庙称‘宗’，而不应当争论称‘皇’称‘考’。即使张璁的话，怎么可以严厉指责呢？大概父亲固然不可以有两个，而用‘本生’来区分就没有嫌疑了。‘皇’固然不可以随意加封，而吝惜使用‘帝’的名号就有隔阂。况且汉宣帝在悼园，已经有了‘皇考’的称号了。难道一定要像《通考》所说，‘皇’是美大的称呼，而不像后世那样称‘皇’吗？宋朝的失误在于臣子过于执着礼法，不容许丝毫超出情理，所以后来濮园竟然没有任何称呼。像欧阳修所说的‘未曾生我’的说法，就是拘泥而不能变通。明朝的失误在于君主一定要伸张私情，而臣子又用难以遵从的礼法来激怒他，所以后来兴献王竟然入庙称‘宗’，比汉哀帝仅仅在京师立庙更为严重。这就是决裂以至于无所不至。所以我反复研读《通考》的文字，而采纳方敏恪公的说法，认为可以标举它来决断濮议，就可以推演它来定兴献之议。大概明朝的事情与宋朝的事情略有不同，固然不可以拘泥古法来应对今事。后来的阅览者，或许会对这些话有所采纳。

又按：兴献之议，到现在争论还没有停止。毛西河、李穆堂、段若膺各位先生，都各自持有一种说法不相上下。《明史》中杨廷和、蒋冕等人的传记评论，则直接说各位公卿只见先贤名儒的成说可以依据，不敢得罪天下后世，而不知道天性之亲是不可割舍的。在张璁等人的传记评论中，则说这些人只是借此谋求进身，而不是真正想要阐明礼法。两边都看到了，可以作为这件事的断案了。方尚书说：“濮议都是君子，那么兴献议中不都是君子就可以知道了。”言语因人而显重要，难道不确实吗？自记

明大礼说

朱琦

明朝的大礼议，如杨廷和、毛澄以及受杖贬谪的各位大臣的说法已经详尽了。他们都想要尊孝宗为考，尊武宗为兄，而怀疑以弟弟继承哥哥。考察礼制，承受重任的人，一定要用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所以‘为人后者为之子’。先儒说所继承的人不一定，凡是孙子继承祖父、弟弟继承哥哥的都是这样。春秋时，兄弟继承的有两个，一个是鲁僖公，一个是婴齐。僖公是闵公的哥哥，却为闵公之后。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祭祀，提升僖公的位置。《左传》认为是逆祀，说儿子不可以排在父亲前面，这是把闵公和僖公当作父子。夏父弗忌主持宗庙祭祀，将要提升僖公，而说‘明者为昭，次为穆’。《公羊传》也说提升僖公，是先祢而后祖。《谷梁传》说‘跻’就是‘升’，所以说逆祀。这都是说闵公对于文公是祖父，僖公对于文公是父亲。所以又说‘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耳’。婴齐是归父的弟弟，却继承归父。《春秋公羊传》说：“仲婴齐者，公孙婴齐也。公孙婴齐为什么称为仲婴齐？因为是为兄后。为兄后，为什么称为仲婴齐？因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他称‘仲’是什么意思？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解说的人说：“不称孙，是不掩盖他的实际身份。”又说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不继承公子遂而继承归父，是因为公子遂有杀害子赤的罪过，所以废掉他而继承归父。这是以弟弟继承哥哥的例子。明世宗对于武宗，就像僖公对于闵公、婴齐对于归父一样，他可以作为武宗之后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应当穿什么丧服呢？回答说：承受重任的人如同亲子一样，丧服都是三年。天子诸侯用同姓的支子作为儿子，本来是臣子却作为儿子，如同亲子一样，所以说‘臣子一例’。考察闵公在二年秋八月去世，僖公在二年除服。晋代张靖的话说：“僖公为闵公服丧三年。”这是哥哥为弟弟后服丧三年的证据。那么祭祀应当怎么称呼呢？古代称为‘先君’、‘先王’、‘先帝’，庙号称为‘某皇帝’。如宋穆公称宣公为‘先君’，汉文帝称孝惠皇帝，都是弟弟称呼哥哥。他们在庙中只称谥号。如果是这样，那么世宗对于武宗的牌位，宜书写为‘武宗毅皇帝’，对于孝宗的牌位，宜书写为‘孝宗敬皇帝’。他自称‘孝皇帝’，就是《曲礼》所说的‘内事曰孝王某’。《礼记》说‘入庙则全乎臣，全乎子’，祭祀尚且如此，何况继承统绪。那么世宗对于兴献王，称‘考’呢，还是降低礼制呢？经书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文说‘不贰斩也’。

译为什么不能对兴献王行两次斩衰之礼？因为重视大宗，所以要降低小宗的丧礼规格。像这样，不称兴献王为“兴献”，是适宜的。这是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礼节。自从张璁、桂萼提倡“继统不继嗣”的说法，方献夫、霍韬等人随之煽动，世人都归咎于张璁、桂萼，却不知道杨廷和与杨澄也有给他们可乘之隙的地方。杨廷和不以武宗为后，而以孝宗为后。既然武宗可以不立为后，那么孝宗也可以不立为后。于是世宗高兴于自己猖狂放纵的行为，不忌惮地尊考兴献王，尊称兴献王为帝，将他入祀太庙，而在尊称兴献王为帝与废黜孝宗、武宗为帝之间，兴献王本是臣子却尊为帝，孝宗、武宗本是皇帝却废黜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废黜孝宗、武宗，但不为他们立后嗣，那就是不废而废了。张璁、桂萼的说法导致祸乱，而杨廷和废黜了一代正统，也有预示这一点的因素。正统系于嗣子，没有嗣子，正统依附在哪里？杨廷和不知道嗣立武宗会导致正统断绝，张璁、桂萼甚至不想嗣立孝宗，导致正统再次断绝。怎么能说是“继统不继嗣”呢？张璁、桂萼又说这不同于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情况，这也是不对的。礼制重视大宗，所以为人后嗣就不能顾及私亲。那些汉哀帝、宋英宗、宋孝宗，固然是在宫中抚养长大的。然而在他们死后定议立他们为帝，与生前抚养而立他们为帝，作为他人后嗣这一点是一样的，作为儿子这一点也是一样的。并不是生前称为继嗣，死后称为继统。请再以汉朝以后的事例来验证。汉宣帝追尊自己的生身父母，只称悼考、悼后罢了，不敢不嗣立昭帝。

译光武帝中兴汉室，如同开创革新。当时有人怀疑是否可以尊奉其先世为帝。他设立宗庙，采用了张纯、朱浮的建议，既并立了三个祖宗庙，又以平帝、哀帝、成帝、元帝为四亲庙，代替现在的亲庙，另外为南顿君设立考庙，上溯到春陵节侯。这是尊崇大统而抑制私亲，成为万世的法则。又如在魏明帝太和二年，下诏说：“各位藩王入继大统，应当明确作为继嗣者的道义，不敢妄建非正统的称号，称父亲为皇，称母亲为后。”这也是最正确的，可以依据它来驳斥王琼、张璁的错误，并且也可以纠正毛澄、杨廷和不让世宗继嗣武宗的错误。近世儒者徐氏在《读礼通考》中说：王侯之家，当他们在世时，以伯父、叔父、兄弟为臣，他们死后难道不可以让伯父、叔父、兄弟作为儿子吗？况且兄终弟及，是殷代的礼制。《史记》记载从仲丁到阳甲九世，从太伯到寿梦十九世，从幽王到敬王十四世，都是将兄弟、祖孙合在一起论述的，为什么说伦常次序相当与不相当呢？因此段玉裁解释说：圣人的道，有常经也有权变。没有权变，常经就不能长久。传位给儿子，是常经；不传位给儿子，天下必然争夺。作为继嗣者，是权变；没有作为继嗣者的法则，那么争夺必然更大。没有儿子而在同宗中过继儿子，是权变；过继为子而昭穆次序不相当，那么兄弟可以相互继嗣，也是权变。这是《春秋》的道义，用来补救传子之制的困境。不了解《春秋》，处理变故时就不会懂得权变，必然导致像世宗那样自陷于不臣不子的境地，并且也陷兴献帝于不臣不子的境地。不参看汉代以后的制度，就不知道汉代还比较接近古制，即使是汉宣帝、光武帝，也不敢尊崇他们的私亲，何况尊奉兴献帝为帝、称兴献帝为考，像明世宗那样纷纷扰扰呢？有人说：武宗淫乱放纵，不应当立后。然而依据《春秋》，为万世的礼制定案，不是为了武宗。有人说：像全绍衣那样只持继嗣者的丧服而不称儿子，这也是一种说法。然而宗庙中称谥号不称考，段玉裁本来已经说过。只是在濮议中认为欧阳修正确而反对司马光，这是他的蔽病。欧阳修的说法是：丧服是外在的事物，所以可以降等。不知道礼制所重视的是丧服，丧服降等，名分也就降等。如果说丧服是外在的，名分难道就不是外在的吗？“礼为其父母”这句话，是跟随起初的说法。拘泥于这种说法，而在所继嗣的人那里强行纳入，可以吗？况且本来作为父母而降等父母的丧服，与称为大宗，是屈从。丧服降等而名分仍然沿袭，这是没有区别，是不统属于所尊崇的人。这即使是庶民之家也不可以，何况承受统绪而称帝的人呢？可惜司马光不能依据这个来争辩，以至于至今对礼制仍有疑惑。然而即使博学通达如段玉裁，也有蔽病。总之，段玉裁所得到的正确之处较多。段玉裁所写的论述共有十篇，他的言论非常详细。我摘录其要点，附上自己的意见，而折衷各家之说，以供懂礼的人考证。

读段集明世宗非礼论

黄式三

作为继嗣者就作为儿子，这是正确的礼制。然而后世的君主，有的以弟弟继承哥哥，以堂兄弟继承堂侄子，这种礼制于是就不能实行。作为臣子的人，又用兄弟同昭穆的说法来迷惑他们，而礼制的晦暗就更严重了。明世宗的伯父是孝宗，父亲是兴献王，他的错误本来是人们所能知道的。作为继嗣者就作为儿子，按次序应当继嗣武宗。当时杨廷和、毛澄还没有来得及议论这个。如果不是段大令广博考核经典，依据《仪礼》《丧服》经传、《春秋》经及《左氏》《公羊》《谷梁》传，又引用《史记》《汉书》《魏书》，来证明这件事，怎么能决断这个疑难问题，使人心明眼亮呢？国家议论重大典礼，如果没有博学精通考核的儒者，那么忠诚正直的议论，就不能关闭谄媚阿谀的嘴，以夺其气势。士人遭到杀戮由此而起，国家元气的丧失也由此而起。像明大礼之议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像段玉裁这样好古博学、精于考核的人，可以缺少吗？有人说：兄弟昭穆的异同，汉代儒者的注解解说已经互相矛盾，而《左传》孔颖达疏、《周礼》贾公彦疏，又分辨它们。段玉裁的说法怎么一定可行呢？回答说：这不是段玉裁一个人的说法。唐彦思辑录《伊川杂录》，富弼问程颐说：兄弟可以做昭穆吗？程颐说：国家以弟弟继承哥哥，这是继承君位，可以做昭穆。朱熹《禘祫议》《周九庙图》，宣王时穆、懿、夷三昭，共、孝、厉三穆。孝王是共王的弟弟，懿王是孝王的叔父，而他们的定为昭穆如此。朱熹《祧庙议》说：第七世钦宗为穆，第八世高宗为昭。高宗是钦宗的弟弟，而他们的定为昭穆又如此。朱熹难道不知道兄弟同昭穆的说法，而妄作这种议论吗？兄弟同昭穆的说法，用在兄弟相继上，还说是同堂异室，所以大新小旧。如果以堂兄弟继承堂侄子，也说兄弟同昭穆，那么新大旧小，正如夏父弗忌的说法了。不仅这样，凡是继承先君君位的人，起初必定作为他的臣子。当他作为臣子时，北面朝见，拜揖如礼。死后而接受他的君位，大权在握，而不愿意继承他的嗣位，这就是臣子两种身份，生死不同心了。况且世宗想要不继承嗣位，为什么不先辞让君位，让选择一位能继承嗣位的人立为君主呢？假使说武宗的后嗣等待世宗的儿子来继承，那么现在庶民没有虚悬等待继承的道理，而唯独对天子施行这个，难道可信吗？

继统论上

方宗诚

天子，是代替天治理万物的人。三皇称为皇，五帝称为帝，三王称为

译称王。也称天子。也称天王。自秦朝以后称皇帝。都是对上主持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的祭祀，对下统御百官、总揽万机、养育教化亿万百姓的人。五帝以上实行“官天下”，三王以下实行“家天下”。“官天下”传给贤人，“家天下”传给儿子。传贤的时代，也有传子的情况。儿子贤能，传子也就是传贤。世代传子从大禹开始。大禹并非私心独占天下，而是因为启贤能，恭敬地继承大禹的道统，而且当时又没有像尧、舜、禹那样具有大圣勋德足以使百姓信服的人可以传位。大禹治水的功绩，遍布四海，明德深远。天命保佑他，人心归附他。大禹虽然曾想传位给益，等到禹去世，天下前来朝见、诉讼、歌颂的人，不去益那里，而去启那里。启怎能不起身来继承父亲的统绪呢？等到启去世，益没有圣贤可以传位。从此世代相承，于是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典。韩愈说：“传位给人，那么争夺的事事先没有定论；传位给儿子，那么不争夺的事事先就定论了。事先定论，即使不传给贤人，还可以遵守法度；事先不定论，如果不遇到贤人，就会争夺且混乱。与其传位给不得圣人而导致争夺混乱，不如传位给儿子，即使得不到贤人，还可以遵守法度。所以说尧舜利民的大，大禹虑民的深。为什么呢？天子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必须对上能主持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的祭祀；对下能统御百官、总揽万机、养育教化亿兆黎民，然后才能成为天子。圣帝明王，传贤传子，他们的心都是为了百姓罢了。传位不当而开启争端以危害百姓，传子固然自私，传位给人也自私。三代以后，人心不如上古淳朴了。传位给人则争端多，传位给儿子则争端少。因此，传子，是万世的常经，百王的大法。传子，就是传统。什么叫统？统就像丝线一样，总括联络，没有断绝可以接续的。所以称为统纪，也称为统绪。天子，活着就登基即位，死了就进入宗庙。所以活着称为帝统，死了称为庙统。活着得到帝位的统绪，然后死了才能得到宗庙的统绪。活着得不到帝位的统绪，那么死了就得不到宗庙的统绪。因此，开创基业、垂立统绪的人称为创业垂统，继承帝位、遵守法度的人称为继统。不是创业垂统的人，不能称为皇帝；不是继统的人，不能称为皇帝；不是创业垂统者的祖父，不能追尊为皇帝。因此，舜在文祖的宗庙里接受祭祀而成为天子，是继承尧的统绪。他对父亲，活着就用天下奉养，死了就在宗庙祭祀他，但没有听说追尊瞽瞍为帝。禹在神宗接受天命而成为天子，是继承舜的统绪。对他的亲人，虽然说是孝敬鬼神，但没有听说追尊伯鲧为王。商汤也是这样。《尚书》说：“奉养祖先，思念孝道。”然而没有听说他追尊祖先或父亲为王。古人至诚配天，至孝不欺骗祖先。祖先或父亲没有做过帝王，却称他们为帝王，这是扰乱帝王的统绪，欺骗祖先而以不诚欺骗上天。那么为什么契被称为玄王呢？回答说：契辅佐尧舜，敷施教化，阐明伦理，开创万世五常的宗祖。上天保佑商朝拥有天下，功德实际上从契开始。契是商朝创业垂统的祖先。所以《商颂》称玄王，而商汤的祖先和父亲，则不敢用追王来表现孝道。这就是所说的只有圣人才能祭祀天帝，因为他以诚心侍奉天帝；只有孝子才能祭祀亲人，因为他以诚心侍奉亲人。所谓夏朝崇尚忠、殷朝崇尚质，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周武王灭商，才开始追尊父亲为文王。周公成就文武之德，才开始追尊太王、王季为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三位先王虽然没有亲自成为王，但王业的兴起，是从这三位先王开始的。《尚书》说：“太王开创基业，王季勤劳王家，我的父亲文王能够完成功业，承受天命，安抚四方。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统没有集齐，我小子要完成他的志向。”孟子论述太王的事说：“君子创业垂统，是为了可以继承。”这也是把太王看作周室创业垂统的君主。不然的话，武王、周公虽然是孝子，必定不敢用王爵来尊称祖先，而以不诚侍奉祖考。所以说，侍奉死者像侍奉生者一样，侍奉亡者像侍奉存者一样，这是孝道的极致。

译后世开创基业的君主，追尊祖先为皇帝，实际上是从周武王、周公追尊先王开始的。而非开创基业的君主，断不敢以此为例。为什么呢？因为开创基业的君主，虽然与前朝正统相承，但改换了姓氏和宗庙，前朝的正统已经断绝，所以可以追溯其得天下的缘由，而追尊其祖先为皇帝，自立太庙，并不会扰乱历代相承的帝统和庙统。

汉世祖光武帝，当汉室正统中断时，从南阳崛起，讨伐消灭盗贼，从而登上皇位。虽然说是中兴，但功绩实际上等同于开创基业，自立七庙，追尊南顿君以上为皇帝，没有不合适的。然而他没有实行这种礼仪，为什么呢？因为汉室的帝统，实际上是由高帝开创并垂范的，中途被王莽篡夺，已经讨伐贼寇平定叛乱，以继承其正统，不能将自己比作开创基业的君主。如果自立七庙，追尊南顿君以上为帝，那就是自成一朝兴王的大业，而断绝了高帝以下相传的正统。况且南顿君以上，本来没有像周朝三位先王那样奠定基业的事实，如果以儿子爵封父亲，以孙子爵封祖父，不仅是以不诚之心侍奉亲人，也是以不敬之心侍奉亲人。不敢以不诚不敬之心侍奉亲人，是尊崇亲人的极致。所以先在洛阳建立高庙，四季合祭高祖、太宗、世宗，接着在洛阳建立四亲庙，祭祀父亲南顿君以上直到舂陵节侯，这本来也可以说是合乎礼制的了。

接着又自认为按照昭穆次序，应当作为元帝的后代，尊孝宣皇帝为中宗，在太庙祭祀元帝以上，在长安祭祀成帝以下，将四亲庙迁移到章陵，在礼节上似乎谦让太过。然而不敢扰乱帝统与庙统的心意，则本来不违背前代君王，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不仅如此。太丁是殷汤的长子，太子泄父是周桓王的父亲，都没有即位就死了。那么在殷周帝王纪年与殷周宗庙位次中，都以太甲继仲壬，桓王继平王，而太丁、泄父不得列入。这难道是太甲不思念父亲，桓王喜好祭祀祖父吗？生前没有得到帝位的正统，死后没有得到宗庙的正统，礼法之道就是这样。明白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天子的正统不可以随意干预。不是开创基业垂范正统的人，不得称皇帝；不是继承正统的人，不得称皇帝；不是开创基业垂范正统的皇帝的祖父，不得追尊为皇、为帝。皇帝是天子的尊号。生前未曾代天治理万物，上承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的祭祀，而下临御百官、教化百姓、养育民众，那么即使是天子的父亲，尚且不敢尊他为帝，以扰乱历代相传的正统，更何况其他人呢？

所以汉宣帝作为武帝的曾孙，昌邑王被废，霍光奏请太后下诏让他入宫继承昭帝之后，继承祖宗基业，作为万民的子孙。宣帝即位后，只追谥戾太子为戾，戾夫人为悼孝悼后，设置园邑。后来又追尊悼考为皇考，建立寝庙，而不敢追尊为皇帝。为什么呢？因为继承昭帝的正统，固不敢追尊本生父母，以扰乱帝王正统，而使祖父陷入不义。那么帝王继承正统不也是很重大的事吗？

有人说：“传位给儿子，是继承正统。如果不幸没有儿子可以传位，帝统不就几乎断绝了吗？”回答说：古代的继承正统，有传位给儿子的，有传位给弟弟的。夏、周传位给儿子，传位给儿子行不通时，然后传位给弟弟，如周匡王没有儿子，立弟弟定王就是这样。殷商传位给弟弟，传位给弟弟行不通时，然后传位给儿子，如中丁传位给弟弟外壬，外壬传位给弟弟河亶甲，到河亶甲没有弟弟，然后传位给儿子祖乙就是这样。传位给儿子的，嫡长子为正统；传位给弟弟的，同母弟为正统，没有则传位给同父的弟弟。所以《礼运》说：“大人世及以为礼。”世，是指父子相继为一世；及，是指兄终弟及。《公羊传》说：“一生一及。”生就是世。

到汉成帝没有儿子，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皇帝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哀帝。宋仁宗没有儿子，将濮王之子宗实养在宫中，后来立为皇子。皇帝去世，皇子即位，这就是英宗。明武宗没有儿子，皇太后根据遗诏派遣官员迎接兴世子厚熜入宫继承皇帝之位，这就是世宗。这三位皇帝，没有儿子可以“世”（传子），也没有弟弟可以“及”（传弟）。汉成帝预先立兄弟的儿子为太子，宋仁宗预先立兄弟的儿子为皇子，等到皇帝去世，太子即位，皇子即位，名正言顺，那么与传位给儿子没有区别。

明武宗没有预先立嗣子，也没有兄弟的儿子可以立，由此通解没有儿子的困境而立弟弟，又通解没有弟弟的困境而立同曾祖的弟弟，这也与兄终弟及没有区别。虽然没有预先立为皇子的文书，而皇太后根据遗诏让他入宫，就是君命。入宫继承皇帝之位，就是继承孝宗、武宗的帝统和庙统。因为武宗在世系上是世宗的哥哥，不能由世宗继嗣，所以杨廷和说：“应当以孝宗为考。”这也是名正言顺的。

那么世宗，奉皇太后遗诏入宫继承皇帝之位，自然应当继承孝宗的嗣子地位，以继承武宗的正统，这才符合天的常经地的道义。然而他刚入宫时，说遗诏让我继承皇帝之位，并非皇子。兴献王听到朝臣议论以孝宗为考，愤怒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作别人的儿子。”这难道是懂得大义的言论吗？世宗对于孝宗，所谓兄弟的儿子如同儿子。以兄弟的儿子入宫继承大统，继承正统就应当继承嗣子地位，不继承嗣子地位就不能继承正统。世宗对于武宗，是君臣关系。即使兴献王对于孝宗、武宗，都有君臣之义。作为臣子的身份，听从君父。君主选取他的儿子入宫继承大统，怎么能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作别人的儿子”呢？

译不考证孝宗而考证兴献王。因此奸邪谄媚之徒，趁机而入。帝位传承与宗庙统绪，因此变得混乱。如果说这是开创基业呢？那么世宗并非开创基业的君主。如果说这是继承皇帝之位呢？那么殷朝的太甲以嫡孙身份继承统绪，却不敢追尊其父为王；汉宣帝以皇曾孙身份继承统绪，却不敢追尊其祖父和父亲为帝。即使是光武帝中兴汉室，本来并非继承元帝的嗣位，却仍以高祖以来的正统相承，不敢追尊四位亲人（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为皇帝，以免扰乱高帝相传的统绪。太甲、宣帝、光武帝都是贤明的君主，天下后世从未认为不追尊所生父母就是不孝。因为孝道在于以道义侍奉双亲，以诚心侍奉双亲。双亲并非皇帝却称为皇帝，这就是不诚；双亲并非开创基业、垂范统绪的君主，也不是继承统绪的君主，却称其为皇帝以扰乱大统，这就是不义。使双亲陷入不义，这是最大的不孝。孔子说：“生前依礼侍奉，死后依礼安葬祭祀，就可以称为孝了。”何况大统可以紊乱吗？天子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继承大统，应当以能够承继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统御百官，教化万民为孝，不应当以非礼的方式追尊所生父母为孝。汉哀帝不听师丹的劝谏，天下并没有听说将哀帝视为圣明君主；宋英宗谦让不敢尊奉其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天下后世多将英宗视为明君。因为舜的大孝，首要在于德行成为圣人；武王的大孝，只在于善于继承和发扬先王事业，不在于用虚浮的礼仪来尊崇。更何况是非礼的称呼呢？问：继承大统，对于亲生父母的祭祀该怎么办？答：从前汉定陶恭王是成帝的庶弟，宋濮安懿王是仁宗的庶兄。成帝选取恭王的儿子入宫立为太子，而恭王没有其他儿子，于是立楚孝王的孙子景继承恭王作为定陶的后嗣。仁宗选取安懿王的儿子入宫立为皇子，而安懿王自有儿子，就用儿子宗朴继承安懿王作为濮王的后嗣。这确实是仁至义尽了。哀帝想要尊崇亲生父母，师丹上疏引用礼制：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祭祀时用天子的礼仪，但代表死者受祭的尸穿着士人的服饰。儿子没有爵位化父亲的道义，这是尊崇父母。作为过继给他人的人，就是他人的儿子，所以为所过继的人服斩衰三年的重孝，而降低为生身父母服期年一年的孝服。这是为了明确尊崇祖先和重视正统。陛下既然继承先帝之位，承担大宗的重任，承继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道义上不能再奉祀定陶共皇。正名定分，圣人再生，难道能改变吗？为什么呢？继承先帝的大统却又尊崇亲生父母，这是断绝先帝的统系。宋英宗下诏商议崇奉濮王的典礼，司马光上奏认为：作为过继给他人的人，就是他人的儿子，不能顾念私亲。仁宗皇帝深思宗庙的重任，在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授予大业。陛下作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大统，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对陛下有天性之亲、养育之恩，但陛下之所以能负扆端冕，子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我们私下认为濮王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尊以高官大国。

译考察古今，以适宜称为宜。中书省议论濮王应当称什么亲属。是称名还是不称名。王珪等人议论认为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父而不称名。这也是名正言顺。圣人再世兴起。难道能改变吗。韩琦、欧阳修认为不是这样。欧阳修引用《丧服大记》。认为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三年之丧降为期年之丧。但不抹去他亲生父母的名称。以此表明丧服可以降等。但名称不可抹去。如果亲生父母。改称为皇伯。考察前代。都没有典章依据。进封大国。则又礼制上没有加爵的道理。我私下认为欧阳修的话似乎有理。但实际上不符合经义。上天化生万物。使它们有一个根本。国家没有两个统治核心。人没有两个根本。所以《公羊传》说。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就必然称所过继的对象为父母。《礼记》说。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父母降低丧服等级，三年之丧降为期年。所过继的是什么人。是大宗继承人。古代大宗没有儿子。必定立他的兄弟的儿子来继承大宗的祭祀。所以为所过继的对象服斩衰三年。与为父母服的丧服相同。而降低为亲生父母服的丧服为期年。与为伯叔父服的丧服相同。既然降等为伯叔父的丧服。自然应当改称为伯叔父的名称。《礼记》说。过继给他人做后的人为他的父母服期年之丧。这是记录礼制的人穷于言辞。不得不说是为他的父母。如果说为他的伯叔父母。那么辞意就不明确了。并不是说过继给他人做后的人仍然称他的亲生父母为父母。仍然称他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就不能降等为伯叔父母的丧服。既然称所过继的对象为父母。又称他降服的对象为父母。这不是两个根本吗。既然可以有两个根本。又为什么要降等丧服。古代圣人。不是让人轻视他的亲生父母。万物根本在于天。人根本在于祖先。家中没有两个至尊。父母虽然尊贵。不能比祖先更尊贵。所以继承大宗。就为所过继的对象服斩衰三年。而降低为亲生父母服的丧服为期年。这是被祖先压制。何况旁支入继大统。天没有两个太阳。民没有两个君王。至尊没有两个上级。亲生父母。乃是所过继对象的臣子。这怎么能不降低丧服改变名称。仁宗既然立英宗为皇子。英宗自然必须称仁宗为皇父。仁宗去世。自然必须称为皇考。濮王在道义上。自然不得与仁宗并称为皇父皇考。称皇伯父而不称名。虽然在前代没有依据。但实际上符合古代圣人制定礼制的精义。王珪的议论。出自伊川程子。这就是程子之所以是传道的儒者的原因。当时韩琦在中书省。上奏请求明确诏告内外。以皇伯没有依据。决不可称。现在想要确定的只是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建立宗庙。扰乱统纪的事情。都不是朝廷的本意。随后皇太后手诏中书省。应当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生父母。皇帝下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亲生父母。就在园陵建立宗庙。以王子为濮国公。奉祀祠事。仍然命令臣民避讳王的讳。唉。这也可以说是选择了中庸之道。权衡得最恰当了。到了明世宗的事情。所不同的是。在没有预先立为孝宗儿子的情况下。然而皇太后以遗诏派遣官员迎入继承皇帝之位。继承皇位就是继承统绪。如果不是用来继承宗嗣。怎么能说继承皇帝之位。杨廷和等人议论认为应当像定陶王的旧例。以益王子厚火〇岂主后兴国（此处原文可能有误，依文意推测指相关人物或事件）。他的称号应当像宋英宗濮安懿王的旧例。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这也是正确的议论。世宗非常愤怒。认为父母的名称。不可以互相替换。由此张璁于是上疏。请求尊崇亲生父母。在京师建立兴献王宗庙。接着又追尊为兴献帝后了。又接着尊兴献后为兴国太后了。这样也可以停止了。于是接着桂萼进献邪说。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又接着称亲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亲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了。又接着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圣母皇太后为圣母。去掉“本生”二字。又接着建立世庙。章圣皇太后在太庙世庙举行祭祀。于是张璁、桂萼之徒都被重用。削去杨廷和的官籍。凡是争辩大礼的人。有的死有的被贬。善良正直的人被排挤殆尽。各位大臣虽然也有执意太过之处。但只是另外在京师建立兴献庙。尊为兴献帝、兴献后。像汉代定陶恭皇、定陶共皇后。称亲生父母像宋英宗称亲生父母。或许还可以。竟然称孝宗为皇伯。那么所谓继承皇帝之位。继承的是谁的位置呢。去掉“本生”而尊兴献为皇帝。这是扰乱帝王统绪了。先议入太庙。后立世庙。这是扰乱宗庙统绪了。遗诏迎入继承皇帝之位。原本是为了继承孝宗、武宗的统绪。这样。就是夺取皇帝之位。而断绝孝宗、武宗的统绪了。不仅自身犯下不义。而且使他的亲人陷入不义。这可以称为孝吗。商太甲、汉宣帝、汉世祖、宋英宗不逾越礼制来尊崇他们的亲人。天下都称赞他们是守成的贤君。中兴的令主。享国长久。上天的眷顾不绝。汉哀帝、明世宗自以为尊崇亲人至孝。而实际上都是末世之君。衰乱之政。不过三两个朝代。国家命运就灭亡了。后世继承统绪的人能不以此为鉴吗。有人说。期年之丧。通达到大夫。三年之丧。通达到天于。过继给他人做后的人为他的父母服期。公卿大夫以下可以。天子废除期年之丧。那么宗亲入继大统的人。对于他的亲生父母虽然服期年之丧。不

译难道最终会回归到没有服丧礼制的状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子断绝为期一年的丧服，是断绝旁系亲属为期一年的丧服。至于对本生父母为期一年的丧服，是由三年的丧服降等而来的，应当仍以三年丧服为例。三年丧服不分贵贱一律相同，那么作为继承人，为父母将三年丧服降为期一年，也是不分贵贱一律相同的。降为期一年，是为了继承帝王的正统；降为期一年却不与其他为期一年的丧服一同断绝，是为了安抚大孝之心。圣人制定礼制的精妙，其仁爱达到极致而道义也已穷尽了。有人问：公卿以下，都能请求用他们的官爵来封赠父母，继承大统的人，反而不能追尊本生的父母，可以吗？回答说：公卿以下能够用他们的官爵请求封赠父母，是天子的命令。天子可以封赠他的臣子，但不能用爵位尊奉自己的父亲。君主封赠臣子，是臣子的荣耀；儿子用爵位尊奉父亲，并不是用来尊崇本生父亲的做法。况且封赠臣子，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天子如果厚待自己的私亲，追尊本生的父母，就会扰乱继承正统的道义，这难道是圣明的君主和大孝之人敢做的吗？

译继统论下

方宗诚

我朝自太祖、太宗在北方开创基业，确立法统。世祖、圣祖继承太祖、太宗的遗志，又在中原大地重新开创基业，确立法统。此后，圣明的君主代代相传，父亲创立，儿子遵循，深厚的仁爱与恩泽，广泛地施及国内国外。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正统代代相传，直到我穆宗毅皇帝，历经十代，三百余年。自古帝王仁爱百姓的德行，没有像我朝这样深厚的。自古帝王承受上天的使命，也没有像我朝这样坚定的。我穆宗毅皇帝以年幼之龄即位，仰承两宫皇太后的教诲，任用贤能毫不迟疑，铲除奸邪毫不犹豫。派遣将领出兵，平定了十余省的祸乱，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天下进入仁德长寿的境界。天下大定之后，穆宗驾崩。功德成就而不占有，功业完成而不居功。自古中兴的大业，没有像我穆宗皇帝这样恢弘的。自古中兴的贤明君主，也没有像我穆宗皇帝那样迅速舍弃臣民（指早逝），使得海内外百姓悲痛思念而不能忘怀的。当时，两宫皇太后因为穆宗皇帝没有确立太子，降下懿旨，让醇亲王的儿子承继文宗皇帝为子，进入继承大统，成为嗣皇帝。等到嗣皇帝生下皇子，就承继穆宗皇帝为嗣。我两宫皇太后面对重大变故突然降临，不惊不慌，通晓经义并懂得变通，明智且处理得当，执守两端而取其中道，使天下安定如泰山。所谓符合道义而协调，那么即使礼仪是前代君王所没有的，也可以根据道义来创立。如果不是具备圣哲的资质，对古代帝王制定礼仪的精义有神明般的领悟，怎么能做到权变不违背经义，变化不失正道呢？大概礼仪有世统，有庙统。世统，是血缘伦理的次序。庙统，是君主历数相授的次序。《国语》说：“工史记录世系。”这就是取血缘伦理的次序来记录，比如虢仲、虢叔属于王季的穆位，鲁国的毛伯属于文王的昭位之类就是这样。又说：“宗祝记录昭穆。”这就完全以君主进入宗庙的先后为次序。比如桓王继承平王，那么祖父为昭而孙子为穆；定王继承匡王，那么哥哥为昭而弟弟为穆；孝王继承懿王，那么侄子为昭而叔父为穆；夷王继承孝王，那么曾孙为昭而曾祖父为穆。一昭一穆，不敢紊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天子有七座宗庙，三昭三穆。无论兄弟还是旁系，伦次不齐，但都限制在四亲两祧的世数之内。穆宗皇帝继承文宗皇帝的大统十三年，以继承皇位的君主身份，成为中兴之主，而没有确立太子。两宫皇太后纠正前世的失误，明确降下懿旨，让嗣皇帝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进入继承大统。这是以血缘伦理的次序，应当继承文宗的世统；以君主历数相授的次序，应当进入继承穆宗的庙统。等到嗣皇帝生下皇子，就承继穆宗皇帝作为嗣子。这是以血缘伦理的次序，应当继承穆宗的世统；以君主历数相授的次序应当继承嗣皇帝的庙统。古代没有将继嗣与继统区分开来的，不继嗣就不能继统，不继统就不能称为继嗣。天子继嗣与公卿大夫士庶人不同。公卿大夫士庶人继嗣，主要是主持祭祀。天子则只有继统者才能主持祭祀，如果不继统，又何必继嗣呢？嗣皇帝现在承继文宗皇帝为子，以继承穆宗皇帝的大统。将来皇子出生，承继穆宗的嗣子身份，就继承嗣皇帝的大统。继承嗣皇帝大统的人，就承继穆宗的嗣子身份。嗣皇帝以一人之身既承嗣又承统，将来皇子自然也以一人之身既承嗣又承统。两宫皇太后的懿旨，确实如同日月运行于天空，江河流淌于大地，万世不变。

我恭读邸报，光绪五年吏部稽勋司主事、前河南道监察御史吴可读，以死哭请懿旨预定大统的归属。他深忧远虑、防微杜渐的心意，可以说是忠诚且笃厚的。可惜他对历代传授的典故大多没有考证清楚，而误会了我两宫皇太后之前的懿旨。自古天子没有立嗣的事情，立嗣都是为了承继天地宗庙的大统，而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懿旨让嗣皇帝承继文宗为子，进入继承大统，继承的是穆宗的大统，而不是文宗的大统。虽然穆宗的大统，就是文宗传授的大统，但文宗的大统，已经有穆宗继承了。嗣皇帝进入继承大统，只是以伦次应当继承文宗，不能说大统是受之于文宗的。如果认为继承的是文宗的大统，那么穆宗皇帝十三年的大统，之前从何所受，之后从何所承呢？这是吴可读误会懿旨，应当申明的第一点。懿旨说等到嗣皇帝生下皇子，就承继穆宗皇帝为子。承嗣就是承统，没有两样。然而继承

译穆宗的继承人，应当继承嗣皇帝的统绪，不能说继承穆宗的统绪。穆宗的统绪，已经由嗣皇帝继承了。如果说继承穆宗的统绪，那么嗣皇帝今日所继承的大统，又将继承什么呢？嗣皇帝今日的大统，是继承穆宗的大统。将来继承穆宗嗣位的皇子，就是继承嗣皇帝大统的人。这是天经地义，不用多说就很明白的道理。这是吴可读误会懿旨，应当申明的第二点。

我朝世代相承，都不预先确立储君。懿旨只说等嗣皇帝生下皇子，就让他继承穆宗皇帝为嗣，而没有说大统归属的问题，这是遵循历代圣祖相传不预先确立储君的法度。然而自古天子的儿子，有不继承大统的；但天子所过继的儿子，没有不继承大统的。这又是不用多说就很明白的道理。这是吴可读误会懿旨，应该申明的第三点。

我朝最重视效法祖先，历代圣祖都不预先确立储君，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大法。先前两宫皇太后的懿旨，等嗣皇帝生下皇子，就让他继承穆宗皇帝为子，这也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懿旨。我朝圣圣相承，都是儿子传给儿子。嗣皇帝生下皇子，继承穆宗皇帝为嗣，将来就继承嗣皇帝的统绪。嗣皇帝的统绪，承自穆宗皇帝；继承嗣皇帝的统绪，就是继承文宗、穆宗以来相传的统绪。儿子传给儿子，孙子传给孙子，也是万世不变的大法，不用反复强调就很明白了。吴可读竟然以死哭泣请求，这不是误会了之前的懿旨吗？

虽然如此，他忧虑深远，防微杜渐，不爱惜自身而爱护君国，确实可以说是忠诚笃厚啊！确实可以说是忠诚笃厚啊！

译请预定大统遗疏 光绪五年

吏部主事前任监察御史吴可读

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之事。

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

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之死。凡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

乃天崩地拆，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

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能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傥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

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〇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辑辑，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由都察院转进，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业已降，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亲臣重臣大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疏臣远臣小臣，则为干进希名。又思在廷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待。

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矣。此五六中，环顾在廷，仍未有念及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

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

译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悯其哀鸣，不要将其视为无病呻吟、不祥之举，那么罪臣虽死也无憾。宋代臣子曾说：“凡事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确实显得过于谨慎；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却又来不及补救，此时进言有何益处？可以让朝廷听取事前之谏言，不可让臣等留下事后无法挽回的悔恨。”如今罪臣真心希望日后臣的预言不验，让天下后世嘲笑臣的愚钝；不愿日后臣的预言应验，让天下后世称颂臣的明智。这如同杜牧的《罪言》，虽然超越了职分，效仿史官的尸谏，只是竭尽愚忠。罪臣尤其希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察圣祖、世宗的心意，调和宽严，涵养忠厚和平的福泽，任用老成持重之人，不与外国人争夺他们独占的利益，为中华留下不尽的资源；不创立祖宗未曾创立的事端，为子孙留下余地。罪臣的话到此为止，心愿到此为止，生命也到此为止。再者，罪臣曾任御史，所以敢于冒死陈述。上奏折又因现任职务不能直达天听，恳请由臣部堂官代为呈进。罪臣先前因臣衙门所派随同前往行礼的司员中，未派遣罪臣，所以罪臣再三向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四处恳求，才添派前来。罪臣之死，是宝鋆所料想不到的，想必宝鋆并无不应派遣而误派的过错。时值盛世，岂能容许怀疑古来殉葬这种不合情理之事？只因我先皇帝龙驭上宾，普天同悲，所以不禁哀痛迫切。谨以皇位继承所系，冒昧陈述这些琐碎之言，自称罪臣以闻。

译遵议预定大统疏 王大臣

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钦奉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吏部奏称，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留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先确定将来皇位继承归属”等语，此前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已降旨，待嗣皇帝生下皇子，即承继已故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次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善商议后具奏。钦此。臣等遵于本月初一日，齐赴内阁，将吴可读奏折共同阅看。据原奏内，有“恳请我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皇位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等语。臣等恭敬查考雍正七年上谕，有曰：“建立储君关系宗庙社稷与百姓生计，岂可轻易言说？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确立太子而后登上帝位，从而开创万世无疆的基业，是我朝国本至为深厚之处，愚人固然不能知晓。”钦此。跪诵之下，仰见我世宗宪皇帝谋划之善，超越古今而训诫后人。圣谕森严，理应永远敬畏遵行。伏思继统与建储，文义似乎不同，而事体则一。建储大典，非臣子所敢参议，那么皇位归属，岂是臣下所能擅自请求？我皇上继承大位，上天眷顾而承受，以文宗的统绪为重，自必以穆宗的统绪为心。将来神器归属，必能斟酌尽善，遵守列圣的成宪，向天下显示无私。这固然是海内所共同钦佩的，而非此时所能预先拟定的。况且我皇太后养育恩深，对宗社考虑深远。此前穆宗龙驭上宾时，业经明降谕旨，待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懿训煌煌，周详慎重。穆宗毅皇帝将来继统之义，已早包含在皇太后前次所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吴可读以皇位归属为由，请旨预先确定，似乎对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对皇太后前次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体察。臣等共同斟酌拟议，应请不必置议。

遵议预定大统疏 礼部尚书徐桐

奏为阐明圣意，恪遵祖训事。闰三月十七日，发下主事吴可读一折，命王大臣等妥善商议。臣等谨于四月初一日齐赴内阁共同集议。窃思吴可读所陈预先确定皇位继承，这是窒碍难行的。我朝家法不建储君，这是万世应当敬守的。臣等恭敬推演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懿旨，关于皇子承嗣一节，为统绪考虑的至深且远。圣谕煌煌，原本无需再三推阐。今吴可读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复有“即是此意”之谕，特命廷臣集议具奏。若不将圣意明白宣示，恐怕天下臣民，反而不能深切理解慈衷。臣等认为确实应当申明列圣不建储的常训，将来皇嗣蕃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继承大宝的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的圣子。衡量前谕则相合，准照家法则相符。使薄海内外，都清楚圣意所在，那么谋划久远，亿万世无疆的福祉，实基于此矣。

另议预定大统疏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

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吴可读留有密折，请预定皇位继承归属，前次降旨时即是此意，命诸臣妥善商议具奏。窃以为为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这出于两宫皇太后的意思，合乎天下臣民的心意，而即为我皇上所深愿，乃是万古不磨的道义，将来必践行的诺言。臣敬重吴可读的至忠至烈，然而认为他对于不必忧虑的事而过度忧虑，对于应当忧虑的事却未能顾及。恭敬查考为穆宗继嗣之语，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闰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明亮如日星。从来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继承大统而言。天子诸侯，并同一理。盖人君以国家为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称嗣？下至三代的世卿大夫，汉魏以至本朝的世爵世职，但云以某为嗣，即是绍封袭荫。故继统毫无分别，稽考经史，从无异说。其将继统继嗣分为两事的，乃是前明张璁、桂萼的怪妄谬说，高宗纯皇帝钦定《仪礼义疏》，早已驳斥之。

译罢了。如今皇上的旨意反复申令，已达再三。金匮中的宝箓，何必再去别处寻求。假设有迷妄的小人，舞文弄墨翻案，那么朝中凡是读书识字的大臣，都能拿着奏章来争辩。这就是所谓不必担忧的第一点。前代君主权力交接之际，变故确实很多。但就该主事所举的两件事来说，宋太宗违背太祖遗命而杀害其侄魏王赵德昭，赵德昭并非太宗之子；明景帝违背英宗遗命而废黜其侄太子朱见深，朱见深并非景帝之子。如果皇上让皇子继承穆宗，名义上是先朝的继体，实际上却是今日的麟振（指穆宗之子），有什么嫌疑，有什么吝惜呢？凭借皇上仁孝的圣质，承受两宫皇太后高厚的殊恩，从宗室支系中选拔，托付以神器，不忍心辜负皇太后，必定不忍心辜负穆宗。况且遵从慈命，是孝；厚待天显（指穆宗），是友；让皇子广施孝思而不匮乏，是慈；亲自承受宝位而将大统名分归于先帝，是让。这无损于实质，而四种美德俱全。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能勉力做到，何况圣明的君主呢？这就是所谓不必担忧的第二点。该主事所担忧的赵普、黄潜善之类的人，确实难以保证一定没有。然而忠奸不齐，数年前曾有请求颁发铁券的广安了。大小臣工，难道就完全没有激发忠义之心的人吗？明世宗扰乱大统而亲近私亲，是因为兴献王已经去世，所以得以借口亲恩，肆意逾越礼制，臣下不能抗争。假如兴献王还在，必定尚能以礼自处，稍加裁制。如今醇亲王天性最厚，忠直恭敬。该主事既然知道他的贤德，万一果真如他所虑，日后有人妄进异言，醇亲王承受累朝的厚恩，必定能出一言来救正。这就是所谓不必担忧的第三点。然而如果完全按照该主事的请求，明确降下懿旨，将来大统仍归于穆宗的嗣子，意思固然无法更改，但言辞却未尽完善。因为先前奉到的懿旨，说生下皇子即承继穆宗为嗣。现在如果参用该主事的说法，是一出生就定为后嗣的意义，也就是一出生就定下大宝的传承，合并为一，将类似于建立储君。我朝列圣，以立储为大忌。高宗九次降下纶音，万分恳切。现在如果建立储君，有违家法。这就是所谓未及考虑的第一点。前代储君，谗言构陷争夺嫡位，流弊已多。现在赋予绍统的高名，加上承继的形式，比起寻常的主器，更容易产生嫌疑。这就是所谓未及考虑的第二点。

译然而这还不是弊病最严重的地方。皇位的传承，早已明察在皇帝心中。之所以慎重托付，是为了宗庙社稷的长远考虑。尧帝多子，并非只生一个，圣意所归，知道会在谁身上，此时早已确定，难道不是太急促了吗？这就是所谓来不及考虑的三个原因之一。如今奉命集会商议，伏读此次懿旨中“即是此意”四个字，言简意赅，极其坚定确凿，天下万世，谁敢不遵从？这是不可更改的。唯独是圣意应当遵从，家法也应当遵守。今天这件事，大约有两种说法。浅显地替穆宗考虑，那就只如各位大臣所议，并请求一道包容宽厚的懿旨，略谓历次懿旨，都已概括无遗，皇上孝友天性已成，必定能处置得尽善尽美，似乎没有什么妨碍了。然而“生即承继，即是此意”这句话，字字都应当遵从。寄托在文辞上，可以避开建立储君的名义；体现在实事上，却俨然形成建立储君的格局。将来诞下皇子，命令承继，朝廷大臣中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不可知，都必将援引祖训来争执，那么承继之事就会中止。今天因为害怕类似建储而承统的说法不能确定，将来又因为害怕类似建储而承继的旨意不能宣布，这就让皇上更加难以处事了。那么深刻地替穆宗考虑，也就是替宗庙社稷考虑，只有采取“因承统者以为承嗣”这一办法。皇子众多，不必立即指定何人承继，将来继承大统的人，就承继穆宗为嗣。这既符合圣意，又合乎家法，而皇上处在此境，也不至于感到为难。伏请两宫圣裁，就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亲政之初，阅览慈训，感伤恻隐，自然必定仰体圣意，再颁谕旨，恭敬地告知郊庙，宣示万方，那么这就已经昭示于天地之间，坚固于金石之上。这样大约有五种好处：遵守常训，是一；等待宸断，是二；没有嫌疑，是三；没有更变，是四；精心选择贤能，是五。至于精心选择贤能，那么它的好处就宏大了。在两宫慈爱的念头中，只期望于继嗣继统，久远遵行，难道一定要急切地指定一个承继的人才能欣慰吗？即使穆宗在天之灵，也应当愿意后嗣圣德，永远安享洪福，又难道一定要斤斤计较地早早标出一个嗣子的名目才能安心吗？这固然是我们国家亿万年的至计，即使专为穆宗嗣子谋划，似乎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或许有人说礼制精深，动不动就关系到名义，由此以承统为承嗣的说法，怎么保证日后没有拘泥古法聚讼不休的人？那么臣请求逐条列举其说法而预先辩驳。第一说，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之子，三代君主，继承先君大统的人，就是先君的后嗣，虽然没有父子之名，却使用父子之礼。皇上承继穆宗的大统了，为什么又要另外立后？不知道父子的说法，从汉唐以来久已不实行。况且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那么穆宗就没有子了吗？难道有在位十三年，功德遍布四海的先帝，却不为他立后吗？这是不值得辩驳的第一点。第一说，礼制规定嫡子不得继承大宗，不知道这是为臣民百姓说的，不是为皇家说的。古来选取亲属入承大统，那么本宗不敢私留其嫡子，这是尊重尊者的缘故。如果嗣君为先君立嗣，那么嗣君也不得私留其嫡子，因为嗣君与先君，当日本来就有君臣之分，也是尊重尊者的缘故。然而入承大统的人，既然承继累朝的大宗，那么本支应当自成继别之宗，并且不得以小宗论，于礼于法，应当立别嗣的。嗣君既然为大宗，那么即使以子为先君后，于礼于法，不能别立嗣的。那么就今日事势论之，将来皇子虽然为穆宗的嗣子，仍无妨为皇上的嫡子，尊重尊者也就是亲近亲人。皇朝律令，对于承继的文字，则称本生父母，他日称谓区别，圣心自有权衡。两宫以圣而行权，皇上以圣而制礼，一举而忠孝慈友的人伦具备，尊重尊者亲近亲人的礼意概括无遗，义理协调而礼制兴起，为什么不可以？这是不值得辩驳的第二点。第一说，《春秋传》说君子重视居正，所以兄弟叔侄，辗转授受，每每难以贴切。不知道从父从子，乃是产生嫌隙的原因。如果皇上承统先朝，只存名义，难道要判明亲疏吗？这是不值得辩驳的第三点。凡此都是经典的精要言论，而实际上不切合今日的情事。假设有迂腐儒生引用这些来扰乱国是，奸佞小人借用来支撑其邪说，大智聪明，难道能被迷惑吗？如今往事已矣，惠陵永远封闭，帝后同归，既没有委裘遗腹的儿子，又缺少慰情胜无的女儿，伤心千古，还有什么可说的。承嗣承统的说法，不过是在礼制典册之中，留存这几个字的空文，使穆宗在天之灵，虽远而不远，几忘而不忘，庶可稍慰两宫鬻闵之

译恩。且彰显皇上友爱兄弟之情。吴可读不过是一个被贬谪的小臣罢了，尚且直言不讳以发起此事，冒死进谏以期望获得准许，何况是兼尽孝道与悌道的圣明君主呢。从前汉景帝为了迎合窦太后的心意，甚至说出千秋万岁之后将皇位传给梁王的话，而梁王并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宋高宗身为宋太宗的后代，却怜悯宋太祖的子孙凋零，于是立宋太祖的七世孙孝宗为继承人，而孝宗也没有预先约定继承统位的条件。皇上圣明，远远超过这两位君主。我私下认为，当今之时，只在于责成毓庆宫侍奉教导的各位大臣，尽心辅导，培养皇上天生的善性，阐明至高无上的道理，使皇上孝悌之心自然油然而生，尊卑亲疏的等级井然有序而不混乱，任用贤能、斥退奸佞，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外侮，那么用来仰体两宫圣意、上慰穆宗在天之灵的做法，本来就不仅仅在于继承皇位这一件事而已。即使仅就这一件事而言，其从根本上端正心志的方法，也在于彼而不在于此。恳请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经确定，恩情情谊日益深厚，皇太后看待皇上所生的皇子，无论是否继承穆宗，都视同为自己的孙子；皇上看待所生的皇子，无论是否继承穆宗，都视同为自己的儿子。君臣同心同德，共同渡过艰难时局，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也是臣民的心愿。臣恭敬地推究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这两句话的文义，“是”者，是肯定将来皇位应当归于嗣子的意思；“议”者，是商议继承嗣子与继承统位并行不悖的方法。臣子应当奉命陈述意见，怎敢用模棱两可的游移之辞，给朝廷日后的筹划带来顾虑。因此谨尽愚诚，专门上折陈述，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译另议预定大统疏

宝廷

我私下得知，闰三月十七日，吏部代为上奏已故主事吴可读的遗折，请求皇太后明确降下懿旨，预先确定将来皇位继承的归属。奉皇太后懿旨：“此次吴可读所奏，之前降旨时即是这个意思。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吴可读原折，妥善商议后上奏。”等因，钦此。这仰见皇太后慎重对待皇统继承，广泛采纳言论的本意。臣私下认为，皇位继承的归属，本来早已确定，本无异议，无须再降懿旨诏命。皇上只应当引申之前的旨意，来晓谕天下臣民。恭敬地推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皇太后懿旨的意思，是说穆宗毅皇帝没有确立储君，无人可以承继，将来就以皇上所生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非说生下皇子时立即承继。说的是血脉延续，而皇统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引申来说，是说将来就以皇上传承下来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因为皇上刚刚继承皇位，所以用词含蓄宽泛，深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留待皇上亲政时亲自下达明诏。这是皇太后不忍心区别对待的慈爱之心，想要将孝悌仁让的美德归于皇上。可惜天下臣民不能完全理解。广安侯不能理解，所以在前面产生争执；吴可读不能理解，所以在死后极力抗争。吴可读遗折的意思也是如此，但言辞意思不够详细明白。吴可读难道没有自称，临死之身神智昏乱吗？不然的话，我朝向来不预先建立太子，吴可读难道不知道吗？臣私下痛惜吴可读以死殉职的忠诚，却又惋惜他遗折中的言语没有完全表达出意思。吴可读没有理解懿旨言外之意，而他遗折中未能表达的意思，皇太后早已洞察到，所以说之前降旨时，就是这个意思。而且皇太后的意思，也就是皇上的意思。即使没有当时的懿旨，皇上亲政时，必定首先降下将来传承皇位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的谕旨，何况明明有懿旨在前呢？皇上天生圣人，入承大统，岂忍心辜负皇太后抚育的深恩，穆宗毅皇帝托付的重任，而自私地占有神器呢？遗折以忠奸不齐、意见不一为忧虑，这固然是吴可读的忠心，但实际上是过虑了。宋太宗违背杜太后的遗命，明景帝废黜太子见深，虽然是因为臣下妄进邪说，终究是由于两位君主有私心占有天下的念头，所以谄媚奸佞之言，得以乘虚而入。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说太宗传位给儿子的私念，不等待赵普赞成，而早已在心中确定。见深被立，旨意出自太后，到了废黜的时候，则不再请示东宫，这是蔑视其母。圣明智慧深远，洞察细微隐情。推而广之，明世宗对于兴献王，忘记所后而重视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也不能专门归咎于张桂等臣。我朝圣圣相承，远远超越前代。即使有赵普、黄○之类的人，皇上仰遵祖宗常训，远鉴宋明，不仅他们的言论不能进入，而且必定重重治罪。何况两宫懿旨，高悬于上；孤臣遗疏，存留于下。传遍九州，载入国史。皇上如果竟然相信奸臣谄媚的话，违背慈训，弃置忠言，拿什么昭示天下后世？背义自私的事，乡里自爱之人都不做，难道说圣人会做吗？这固然是吴可读的忠心，但实际上是过虑。此次廷臣上奏，皇太后降旨时，只请求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的意思，详细引申，使天下臣民永远没有疑义。我皇上孝悌仁让，必定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反复申令。并请求将前后懿旨，与广安侯、吴可读以及此次参与商议诸臣的奏议，保存在毓庆宫。等到皇上亲政时，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敬呈上御览。自必明确降下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承皇位的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使天下后世，都知道我朝家法，远远超越宋明。皇太后至为慈爱，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并且可见穆宗毅皇帝至圣至明，托付得人。难道不美好吗？这样则纲纪端正，名分确定，天理顺畅，人情安定，伦常骨肉，没有嫌隙没有疑虑。又怎么会违背我朝家法，蹈前代覆辙，在母子兄弟君臣之间留下遗憾呢？本月初一日，恭敬前往内阁会议，因为意见稍有不同，事关重大，不敢迁就，谨另折陈述，以备采择。再，王大臣等所议，也并非不得体，可惜未尽妥当。之前降下的懿旨，因为词意含蓄宽泛，导致有吴可读的请求。这件事不议则已，既然下达廷议，岂可仍然词意含蓄宽泛。廷议说将来穆宗毅皇帝继统之义，早已包含在皇太后之前降下的懿旨之中，将来神器归属，皇上自能斟酌尽善。

译罢了。然而皇太后的旨意意蕴深远、言辞简练，真意存在于言语之外。如果拘泥于其字面词句，难免损害本意。如果不趁此时引申阐明，将来皇上生下皇子，是立即承继穆宗为嗣呢，还是不立即承继呢？不立即承继，则似乎违背了皇太后的旨意；如果立即承继，又嫌接近于建立储君。即使只说继承宗嗣，不标榜继承大统的名义，而天下臣民，也暗中把他视为储君。这是不立储而实为立储啊。如果这皇子贤明，固然宗庙社稷之福；如果他不贤明，将来还是继承大统呢，还是舍弃他而另传他人呢？另传的皇子，仍然继承穆宗，这也是不废立而实为废立啊。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美事吗？至于此时就想要皇上斟酌做到尽善尽美，不也太难了吗？朝廷议论的意思，或许认为皇上亲政时，皇子应当尚未出生，不难预先斟酌出一个尽善尽美的规矩。然而国君十五岁就生了儿子，假如皇子诞生，恰好在撤帘归政之前，又该如何处置呢？与其留下这种两难的局面，留给皇上处理，何不趁现在斟酌做到尽善尽美呢？况且皇太后的旨意，不是皇上所应当擅自更改的。此时如果不引申阐明，将来皇上虽然能够斟酌做到尽善尽美，敢自行变通吗？我认为各位大臣既然奉命会议，应当将先前颁布的旨意引申阐明，预先拟定一个尽善尽美的规矩，以备将来皇上御览，借此消除今日天下臣民的疑虑。如果含糊其辞，何必在朝廷上举行这次会议呢？这是不妥当的第一点。朝廷议论又说，继承大统与建立储君，文义似乎不同而事体则相同。似乎如此。然而历代圣祖垂下的训诫，原本说的是继承大统的常规。如今则是属于开创的局面，旨意在于保存穆宗的大统，与无故擅自请求建立储君者有区别。文义的不同，不必多说了。可是朝廷议论不分别词句含义，随意说对朝廷家法未能深知，那么日前皇太后的旨意即是此意又作何解释？天下人听闻后，不是更加滋生疑虑吗？四海九州，无不观听，立言似乎未尽得体。这是不妥当的第二点。臣并非有心标新立异，因为朝廷议论确实有未能详细阐明、公允协调之处，不顾繁琐冒犯，附片陈述。

译遵议升祔典礼疏 光绪三年 李鸿章

臣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钦奉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本日据礼亲王世铎等上奏，遵议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位升祔位次的一折；又据醇亲王奕𫍽、詹事府少詹事文治、鸿胪寺卿徐树铭、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鸿胪寺少卿文硕、国子监司业宝廷另行陈奏的各折片，已明降谕旨，令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侍郎翁同龢、夏同善、礼部、太常寺将王大臣等所奏的各折片详细阅看，再行妥善商议具奏。

宗庙制度关系重大典礼，必须考核精详，才足以显示慎重。着再派李鸿章悉心妥善商议具奏。礼亲王世铎等的折子一件，醇亲王奕𫍽等的折片九件，并侍郎袁保恒等的说帖五件，均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悉。

仰见皇太后慎重重大典礼，力求其中正之道的至意。臣查礼亲王等提议增加龛座，意在斟酌时宜；众臣请求改定庙制，意在考求古礼。这都是出于尊崇祖宗的诚意，难以折衷定论。

据臣所闻，礼文残缺，古制难以详知。七庙五庙的说法，汉代已无定论。都宫别殿与同堂异室，前人也有互相非议。即使朱熹的《宗庙图议》，马端临、邱浚等都批评它过于拘泥。臣考察《周官·匠人营国》篇，世室明堂都只供奉五世。郑玄注解说五室并在一堂。据此，朱熹所图的世室亲庙，依次向南排列，似乎也未必完全符合古制。至于特建寝殿、增修方殿等说法，更是古制所没有的。

礼亲王等上奏称侍讲张佩纶请求建世室，事情涉及更张，应不必议等语。宗庙事情重大，不便轻易议定改作，该亲王等所奏，并非没有见解。我朝庙制定于国初，祖宗神灵，会合在一室，已二百余年。一旦迁改，神明必有不安。太庙重垣，周长二百九十一丈，殿陛庭墀，各有定式，都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想在其中增加几室，位置必定难以得当。又升祔吉期，礼仪不宜延误，《礼记》所称不忍一日有所不归。准古酌今，改庙实在难以实行。

礼缘人情，可以义起。因时立制，自以仿照奉先殿成案增修龛座为宜。议论者或以简略为嫌。臣考古礼祔庙迭代迁移，也只是改涂易檐，并不大更旧庙。现在的龛座，略如晋宋以来的坎室。晋太常华垣建议，庙室以容纳神主为限，不拘常数。后来王导、温峤等往复商讨，议增坎室。宋代增八室，蔡襄绘图。这都是通达礼制的君子，度时之宜，以成一代之典。他们难道没听说过世室亲庙的说法吗？也是认为礼乐不相沿袭，事异殷周，礼从而变。现在增龛，实其比例。

或又谓奉先殿乃古原庙之制，与太庙事体不同。查《会典》所载，雍正十一年奏准奉先殿神牌供奉，与太庙理应画一。是太庙如奉先殿制，久有成宪可循。不得谓奉先殿可以增龛，独不可仿行于太庙也。

仰维列圣家法，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今日援案增龛之议，事属权宜，意从俭朴，未必不当于列圣降鉴之心。廷议既已允谐，似应无烦疑虑。

至祧迁之礼，虽古之常制，而藏主之室，则礼无明文。郑康成礼经大师，其言周制祧主藏于太庙及文武世室，是已祧之主，与不迁之祖，同处一庙，故庙亦名祧。晋代之制，藏于西储夹室，当时已疑其非礼，后世竟沿为故事。儒家每谓祧于夹为古制，殆臆度之辞。庙既与古不同，祧亦未宜轻议。

惟太庙规制有定，国家统绪无穷。醇亲王议请明降谕旨，晓示天下，自今以往，亲尽则祧，并请以后殿东西二稍间，永藏祧主。此则导皇上以太让，酌庙制以从宜。礼贵因时，让为美德。非天子不议礼，应否允行，自应一秉圣裁，非臣下所敢妄拟矣。

答吴挚甫论祔祧书 方宗诚

承示大作《祔祧议》。这不是愚贱所敢参与议论的。只就文章而言，您的意思主张增龛之议，极合时措从宜之道。而文中立论，则似尚有未尽恰当之处。

盖上古清庙一宫，是圣王制度未备之时。至虞夏商周，以贵贱为等差，以亲疏为隆杀，创立五庙七庙之制，与禘祫祔祧之礼，则于尊祖隆亲，天理人情，确实仁至而义尽。始祖不祧，自二世以下至

译七代亲属关系穷尽，则将其神主迁入祧庙。子孙厚待所生之父，这是仁德。丧服制度中，父亲的服制重于祖父，祖父重于曾祖和高祖。五代以上无服制，便将新逝君主的神主升入七庙之中，而将亲尽的祖先神主，迁入太祖庙的夹室，这是义理。况且将祧主放入太庙夹室，是因为子孙附祭于祖父之庙，并非抛弃他们，这也是仁德至极而义理尽善。

再说七庙的制度，各自独立建庙。虽然将七代以前的祖先神主迁入太庙夹室，但太祖对于祧主，仍然是世代相承；即使七庙中未祧的神主，也是世代相承，不显得缺少，也不显得间断。在尊亲敬祖的道理上，没有不尽善尽美的。

如果东汉以后，实行同堂异室的制度，接近于简朴质实。虽然看似舍弃了七庙的繁华，遵循一宫制的深远旨意，如晋朝臣子所说的那样，但实际上不如夏商周三代文质适中、礼义完备。为什么呢？七庙制度，各自独立建庙，太庙居中，各庙以左右区分昭穆，那么尊卑就有伦理秩序，男女就有区别。在禘祭、祫祭、时享之祭，以及新主入庙、远祖迁祧时，疏密就有次序，亲疏就有伦理。天子的尊贵，怎能等同于士人百姓？即使极尽尊崇的规格，也不能认为是繁华。如果同堂合室，在礼制上多有未尽之处，怎能认为周室的七庙，不如魏晋的一宫制为好呢？这样的言论似乎是不恰当的。

只是后世的庙制，既然不同于三代，那么祧庙之礼自然不必拘泥于古制。如今穆宗毅皇帝升祔大典，因为议论者认为太庙神龛已满九代，有人想另外建立穆宗的庙，这是不让穆宗进入太庙，万万不可行。有人请求创立世室，将太宗文皇帝迁入世室，那么必须像三代七庙九庙的制度，然后才可实行。如今是同堂合室，却忽然将一代迁入祧庙，这就是中间隔去了一代。将来神龛满了，又将迁谁呢？迁世宗吗？不像中间缺少了一代先帝吗？况且古代七庙九庙分别享祭，即使将一代迁入太祖夹室，仍然跟随太祖受祭，臣子的心，没有不安的。如今同堂合室的制度已久，春秋时享，长久以来都在太庙中合食。忽然将一代迁去世室，恐怕不是神灵所安的吧。神灵不安，臣子的心能安吗？

况且三代的制度，由祖宗创立。殷商的制度由成汤创立，周代的制度由周公创立，成就文武的德行来制定这些礼制。七代亲尽，后王遵循始祖的制度，将亲尽的祖先迁入祧庙，这不是子孙的意思，也不是臣子的议论。成、康、昭、穆在世时，早就知道有七代以后亲尽则祧的礼制，对于神灵无所不安。况且成、康、昭、穆，对于后世是祖宗，对于文、武则是子孙。子孙遵循先祖的制度，礼制没有不顺的。

如今同堂合室已久，章皇帝、仁皇帝并未制定祧庙之礼。而二百多年以后的子孙臣子，忽然议论将文皇帝迁入世室，这是子孙臣子，援引古制来裁制祖宗的祭祀，于礼不顺，于心何安？文皇帝生前不知道有这个制度，章皇帝、仁皇帝生前也不知道有这个制度。而忽然在八代之后，迁去文皇帝，怎能说不是僭越妄为呢？

如今阁下主张增加神龛的议论，意思深远，极为恰当。但文中只宜就事论事，说今制不同于古制，不可拘泥古制而不适合今制。不应当尊崇魏晋的制度，认为胜于三代。君子立言，似乎不可不慎重。请阁下察知。

译预先杜绝妄议的奏疏 光绪元年 醇亲王

奏为陈述愚见，预先杜绝奸佞妄议，恭敬地折子具奏，仰求慈鉴的事。臣曾见历代继承大统的君主，推崇自己亲生父母的，史书都有详细记载。其中有的做得非常恰当，宋孝宗不改变“子”的称呼、不废除秀王的封号就是如此；有的则导致大乱，宋英宗的濮议、明世宗的议礼就是如此。张璁、桂萼之流，不值得评论。像韩琦那样忠诚的人，竟然与司马光议论抵触，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非常之事出现，立论的人势必纷纷扰攘。虽然有心维护王室的人，也不乏其人，但把此作为攀附荣宠的工具，逼迫君主不得不将其视为庄重议论的，正不少。恭维大清受天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至隆极盛，旷古罕见。岂料穆宗毅皇帝正值壮年，突然舍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又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厚蒙特殊恩遇，感激恐惧难以言表。原本不需要再生过虑。只是想到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然持守中道，邪说自然必定潜藏。倘若将来亲政后，或有草野新进之徒，想走六年拜相的捷径，用危言耸听的故事惊动宸聪，不幸稍有迟疑，那么朝廷徒增多事。可否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在宫中，等到皇帝亲政时，宣示廷臣世袭罔替的原因，以及臣恭敬畏惧的本意，千秋万载，不要再更改。如有拿治平、嘉靖等朝的说法进言的，务必视之为奸邪小人，立即加以排斥。如果蒙受慈命严切，皇帝怎敢不钦遵。这不仅使微臣名节得以保全，而且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实在至大且重要。所有微臣陈述愚见，预先杜绝奸佞妄议的缘由，谨恭敬折子具奏，伏乞皇太后圣明洞鉴。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本日据吴大澄奏请饬令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文宗显皇帝继承大统，醇亲王奕𫍽谦卑谨慎，小心翼翼，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无不竭尽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都再三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不仅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预杜妄论一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的，以宋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为最恰当，虑皇帝亲政后，奸佞幸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肆其奸邪，预先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使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诚，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深宫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澄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竞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抄，使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遵议醇亲王饰终典礼疏 王大臣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后太后懿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于所生，而礼有经权，尤必折衷至当，方足以昭示来兹。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濮议辨》，援引礼经，殊为定论，称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殁则称本生考，立庙于其邸第，为不祧之庙，祀以天子之礼，合乎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则尊亲之谊交尽，而于公义私恩两无遗憾。圣训煌煌，昭垂万世，洵协于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文宗显皇帝，诞承大统，光绪元年正月，醇亲王奕𫍽密陈豫杜妄论一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的，以宋代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为最恰当，将来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力加屏斥等语，持论正大光明，敬征高宗纯皇帝御论，正相吻合，其志虑之忠诚，防维之深切，方之古纯臣，何以加兹？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吴大澄之奏，特降懿旨，将王之密疏宣示中外，使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轶前代之，而醇亲王寅畏之本心，从此昭然若揭。岂意天不假年，遽尔溘逝，痛惜之极，悲感弥深。醇亲王着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所有一切饰终典礼，自宜懔遵祖训，详定彝章，用遂皇帝恩义交尽之忱，兼表贤王终始不渝之志。着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妥议以闻。钦此。钦遵钞出前来。臣等伏查，礼经齐衰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又通礼内载，齐衰不杖期，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是为，本生父母，应服齐衰期

译醇亲王去世，恭敬地奉到懿旨，命令臣等将一切丧葬祭祀的典礼，会同商议妥当。臣等共同商讨，恭敬地遵照懿旨，关于醇亲王定称号为“皇帝本生考”的意义，拟请皇上守丧一年。服制确定后，一切典礼，拟即按照此次详细制定。臣等仔细斟酌，恭敬地将丧葬各项典礼，分别条款，列单呈上，恭候皇上请旨遵行。此外未尽事宜，仍由臣等随时酌情拟定，奏明请旨。所有臣等遵议的缘由，是否妥当，恭请圣鉴。

译二十三日奉皇上谕旨：朕恭敬地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后太后的懿旨，本日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上奏，遵议醇亲王去世后的丧葬典礼，分别列出条款请旨遵行，这一折子。皇帝服丧的制度，就定为守丧一年，穿白色丧服十一天，停止上朝十一天。在一年守丧期内，除了请安以及听政召见外，在便殿时仍穿素服。在坛庙举行大祭祀时，皇帝亲自前往行礼；中祭祀都派遣官员恭敬地代为行礼。元旦前往堂子行礼，仍穿礼服；前往慈宁宫行礼，穿礼服并奏乐。太和殿朝贺，穿礼服升殿，不宣读表文，音乐摆设但不演奏。蒙古朝正来京的王公，按惯例赐宴，照旧举行。宗亲、朝廷大臣的宴会，都着令停止。祭文、碑文都书写皇帝的名字。此后臣工奏疏中，凡是遇到“醇亲王”字样，都用双抬书写。其余着令照所议执行。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

同日奉皇上谕旨：朕恭敬地奉皇太后懿旨：皇帝本生父亲醇亲王去世，已经降旨加恩，以显示隆重的礼仪。因为想到丧葬的典礼，首先重视的是赐谥号。醇亲王亲近贤良，声望隆重，内外交相信服，功绩宏大，谋略深远，增光史册，确实应该特别加赐谥号，以昭示后人。醇亲王着赐谥号为“贤”，以彰显功勋德行而垂范久远。钦此。

国恤私议

杨象济

咸丰辛酉年，象济躲避寇乱，流寓湖北。七月二十七日，先帝驾崩。邸报先传消息，臣民哀痛。当时皇帝车驾西巡热河，官方礼仪还在京师。一应典礼，按例由众臣具议奏请，在皇帝所在的地方执行。皇帝所在的地方距离京师数百里，往返需要时日。这时京畿、山东尚未肃清，汴梁、安徽之间，道路也阻塞。按旧例，诏书应当按驿站行程，日行九十里。以此推算，过了两个月，诏音未到。九月初一，先得到礼部的行文，遵旧典说：诏书到达之日，该省官吏穿素服跪迎，举哀二十七天，蓄发一百天除服。其余军民人等，以宫中大事之日为始，一百天不剃头、奏乐、婚嫁。军营中在事文武官员，闻诏至成服哭迎，三天除服。于是官吏都先穿素服，等待诏至举哀成礼。有人问象济说：现在道路阻塞，假如诏书到达在一百天之外，应当如何？回答说：在部文到达后，穿素服不剃头。如果到了一百天，就先剃头，仍穿素服等待哀诏。诏至则举哀出迎，如军营之例，三天除服。不仅如此，边疆荒远之地，凡在三年之内，都可以依据这个作为判断。问：这在古代有证据吗？回答说：有的。那么为什么不著于律令呢？回答说：律令只说常规罢了。礼制规定未安葬不除服，凡在三年之内，固然可以执此作为判断。军营之内，三天除服，则本于古代墨衰之义，军中本来没有丧礼。情有伸张而无委屈，即使在二十七月之后，仍可使用。所以礼有追服，而今律职官丁忧，也有以闻讣之日为始的条文。而礼不达于天子者，因为家国事异，王者之礼，不能下同于庶人。越綍行事，在卿大夫家尚且如此。诚以典礼不能旷废，所以天子绝期，只施于后，而臣子不能引以为例。至于说丧毕闻诏，而犹成服举哀，事固不至此，但极言其变罢了。古者师败凶荒，皆素服而哭，而改葬亦服缌，则变服不皆因丧也明矣。由此而言，虽律文止言诏至举哀，不及部文，盖诏书重于部文，不应部文至而诏书不至也。部文亦奉诏旨，部文到日，逆知诏书之不能即至，何独不可举哀。但按令格，祗应跪迎诏书，不当跪迎部文。其当举哀则一也，于部文到日，先行成服举哀，恭候诏书之至，率属跪迎。如尚在百日之内，仍可遵行二十七日之典。明臣方孝孺所言凡事为古礼所无，而今人加隆者，吾从其厚，亦为得其实焉。夫未可与权，不足以为礼。曾子问所载变礼，论者以为得圣人时中之妙。亡于礼者礼，正所以为礼之至也。

书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后

俞正燮

宋真宗陵，礼志云：山陵按行使蓝继宗言，据司天监定永安县东北六里曰卧龙冈，堪充山陵，诏雷允恭覆按以闻。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自干兴元年四月十六始事，至十月十三掩皇堂。中有变革，志多遗漏。仁宗纪云：干兴元年二月己未，真宗崩。庚申，命丁谓为山陵使。六月己酉，命王曾按视山陵皇堂。庚申，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诛，丁谓罢。甲子，改命冯拯为山陵使。七月丁卯，贬丁谓。九月己卯，命以天书从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丁谓传云：为山陵使，雷允恭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既而咸请复用旧地，王曾复视，遂诛允恭，乃降谓。雷允恭传云：为山陵都监，驰至陵下

译邢中和说：“如今山陵选址在百步之上，按法度应当利于子孙，类似秦王的坟墓，恐怕下面有石头和水。”允恭说：“皇上没有其他儿子，如果像秦王的坟墓那样，有什么不可以？”邢中和说：“山陵之事重大，实地踏勘复查，动辄经过数月，恐怕赶不上七月的期限。”允恭说：“只管移到上面的穴位，我骑马入宫向太后禀报。”不久上面的穴位果然有石头，石头挖尽后水涌出。允恭被赐死。《王曾传》中没有提到复查之事。《冯拯传》中说任山陵使，但没有说重新选定何处。大概是仍然使用卧龙冈下的穴位。然而那里也有水，又不利于子孙。所以仁宗深仁厚泽，在位长久却没有儿子。又孝宗攒宫，《礼志》说：“在永思陵下宫的西侧，修奉攒宫，陵名叫做永阜。”《朱子传》说：“赵彦逾勘察查看，说会稽的土层浅薄，下面有水石。孙逢吉复查，请求另寻吉兆。有旨意召集商议，奏疏中说应当广泛访求名山，不应偏信台官，将陵墓置于水泉沙砾之中。”查阅朱子文集，说赵彦逾称原来选定的神穴，开挖深五尺，下面有水石。台官荆大声称：“宋制赵姓，纳音宜丙山壬向。新选定的东头穴位，比先选定的神穴高出一尺一寸五分，开挖深九尺，就没有水石。穴位已挖掘很多，地气发泄。近年地理之学，江西、福建尤其兴盛。请下令帅臣、监司搜访，命令他们查看。”然而绍熙五年十月初九日得到旨意召集商议，十一月乙卯日就进行攒宫之事。在宁宗时，宁宗也没有儿子。明孝宗陵，也实在有地下水。《九朝野记》说：“起初建造泰陵，京城盛传那地方有水。吏部主事杨子器上言。当时督工太监李兴坚持己见，于是将杨子器下锦衣狱。有起复知县邱泰上言：‘万一梓宫安葬后，想要打开就会泄气，现在查看是否有水，疑虑就可以消除。’于是派遣太监萧敬押送杨子器前往查看。回来奏报无水。众人认为杨子器必死。太皇太后说：‘没有水就算了，何必治他的罪？’”《无用闲谈》说：“泰陵金井内，有水孔像大杯子，水向上喷涌不停。杨名父看见后，上疏请求易地。工部尚书李鐩说杨子器多言妨害成功，让人堵塞那个孔，以杨子器诬谤为由，奏请命锦衣官校押送杨子器前往查验，说没有水。杨子器有诗说：‘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其后王衡也有诗说：‘千〇泰陵抔土湿，登台北望一沾裳。’此事史书纪志中没有记载，散见于《日下旧闻》。其后孝宗的儿子武宗也没有儿子。又嘉靖时，锦衣指挥赵俊查看承天显陵元宫有水，最终没有更改。因为太后祔葬，难道因为显陵发祥，不忌讳看见水吗？万历时，李植、江东说大峪有石头，庞尚鸿说大峪开挖时，元宫有水，工部大臣用火烤干，不让皇上知道。这是神宗的定陵。其后荒废了。《日下旧闻》又说龚佳允称思陵墓穴开挖时地气很湿，其中的衣被等物大多发黑〇每黑。按田贵妃在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安葬，四月初四日打开，物品已经发黑〇每变。其葬骨不安可知。由此可知术数不可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