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法篇第十四

译条法篇第十四

鼒说：接着用抑制奇异精巧的方法来治理，为什么呢？厌恶旧物而喜欢新物，是人情；喜好贵重而厌恶廉价，也是人情。洋布容易朽坏，羽毛大呢容易虫蛀腐蚀，比不上我们中国布帛的坚固耐久，可是人们争相穿着，是因为厌旧喜新。黑色耐脏，不像朱红绿色那样容易褪色，可是穿的人少，是因为好贵恶贱。现在即使禁止苏杭的花绣和外国商船的洋货，这种趋势已经不可行，而且即使实行禁令，人人也会认为这些是奇异精巧难得的宝物，或许会以十倍百倍的价钱来求售，这样禁止反而助长了它的风行。办法在于顺应民众好恶的情感来抑制它。平民以下直到做仆役的人，可以穿洋布、羽毛大呢之类；生员、监生以上的人穿则治罪。普通妇女以下直到做仆役的人，可以穿洋货、花绣以及一切艳丽色彩的衣服；命妇以下的穿则治罪其丈夫。人们穿奇异精巧的衣服，是想自我炫耀。现在不足以炫耀其豪富，反而用来炫耀其低贱，不仅士大夫会以此为羞，即使是倡优隶卒，又怎么会乐于把彰显身体的服饰，当作标识身份的旗帜呢？这样，苏杭的花绣、外国商船的洋货，不用禁止自然就不会流行，而我们中国的布帛就会变得贵重，蚕桑的利益就会兴起。没有突然更改法令的痛苦，却有潜移默化改变风俗的权柄，这就是制定法令者的深意。

军储篇一

魏源

没有良好的政事，财用就会不足。法令没有长久不变的，运势没有只去不回的。作《军储篇》。

魏源说：有以消除弊端来兴利的，有以节省费用来兴利的，有以堵塞祸患来兴利的，有以开辟财源来兴利的。什么叫消除弊端的利益？天下的大政，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必定不利于中饱私囊的人。国家储备所依赖的，没有比漕运和盐政更重要的。实行了两百年，千疮百孔，日夜侵蚀。如果有人提议说：长江、楚地何不改用小粮船呢？江浙地区何不改用海运呢？那么赞同的人有一百，喧哗反对的人也有上百。喧哗反对的人是谁？说在南方是漕丁、水手持异议，在北方是通仓的胥吏持异议。又有人提议说：纲盐何不改为票盐呢？节省改捆的费用，节省岸上的费用，节省私下的损耗，节省等候的时间，节省加派的赋税，节省缓期缴纳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实行？那么沉默的人有一百，阻挠的人有一万。阻挠的人就是那些沉默的人，说岸上的盐商恐怕盐价下跌所以持异议，岸上的官吏恐怕裁减费用所以持异议，书吏、捆工恐怕清除弊端所以持异议。什么叫节省费用的利益？普遍赏赐田租，普遍免除拖欠的赋税，自古以来宽宏大量的仁政，可以在文景时期实行，不能在宣元时期实行。从前宋朝经常遇到郊祀大赏大赦，三年一次郊祀，赏赐动辄百万，赦免动辄数万，后来甚至不敢进行郊祀。苏轼所说的用不急之费，加上莫大的名义，后世的庆典普恩，与郊祀赏赐、郊祀赦免有什么不同？人口繁多了，机变滋生了，有仗着十年普遍免除而争先拖欠赋税的人，那么利于顽民而不利于良民；官府免除赋税而佃户不免除租子，那么利于富民而不利于贫民；海寇攻城，波及不到乡里，却免除四乡的赋税，那么利于安居的百姓，而不利于遭受灾难的百姓。国家正常的赋税，有每年收入数千万的名义，却常有拖欠千余万的实际。将来国家财政更加匮乏，遭遇水旱偏灾，拿什么来减免赈济？那么对无事之民过于优厚，反而无法预备救济那些在缓急时刻盼望救援的百姓。这是应当讨论节省的第一点。直省养兵，花费天下正常赋税的一半，而兵员不足额定数额的三分之一。乾隆中期，又把名粮改成实额，增加六万士兵，即每年增加百余万军饷，而缺额更加严重，冗费更加严重。养兵几十万，却得不到一半的效用，何不先恢复国初的旧额，再核查目前的虚额，或者合并三个士兵的费用来养两个士兵，使一个士兵发挥一个士兵的效用；或者合并两个士兵的费用来招募一个士兵，使一个士兵发挥十个士兵的效用。这是应当讨论节省的第二点。什么叫堵塞祸患的利益？鸦片消耗中国的精华，每年以千亿计算。这个漏洞不堵塞，即使万物都是金子，阴阳都是炭，也不能填满尾闾的深渊。现在不能禁止外国，难道难禁止内地？不能实行重典，何不先实行最轻的刑罚？天下有重典而不算残酷的，惩罚一人警戒百人，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就是这样。有最轻的刑罚而人不敢犯的，有羞耻心并且归服就是这样。我认为禁止鸦片想要申明死刑的法令，应当先实行刺面的法令。刺面的法令，记载在大清律中，以防止窃盗再次犯罪，所谓耻辱的刑罚，又是用来对待怙恶不悛的刑罚。现在下令说：限期三个月戒烟，不戒的刺面。那么那些纨绔温饱的烟民，知道法令必定执行，闻风就改过自新了。有不悔改而被刺面的，再给予三个月的期限，不戒的诛杀。那么被刺面的必定悔改，那些不悔改而怙恶不悛的，杀了他们也没有怨言。十七省各派出巡视烟禁的御史一人，不责成他们做到有犯必诛，专门责成他们做到有犯必黥。已经刺面的人就可以按名册稽查，瘾头可以按期查验。如果有纨绔温饱之家，以刺面为耻哀求免罪的，允许用金钱赎罪，根据其职衔的大小，决定罚赎的轻重。仅免刺面但仍要刺手，刺手超过期限而不悔改的诛杀，不得再次赎罪。只有贩卖鸦片的罪犯则立即诛杀，不在刺面赎罪的条例内。那些贩卖鸦片、吸食鸦片的，必须允许告发，告发不实的反坐其罪。水师整顿，那么外洋没有庇护贩卖的人；绣衣使者四处出动，刺面法令施行，那么内地没有

译拿它来触犯禁令。像这样而烟瘾不断绝的，是没有这种道理的。维持职位的人称为“人”，聚集人的资源称为“财”，管理财务、端正言辞称为“理”，禁止百姓做坏事称为“义”。那么，禁止百姓做坏事，实在是帝王管理财政的大权柄。政令不能推行，禁令不能制止，那些能够侵蚀财政的，难道仅仅是鸦片吗？

译什么叫做开辟财源的利益？粮食的来源，没有比屯田垦荒更好的；货物的来源，没有比开采金矿和改革币制更好的。如果谈论“金生粟死”的训诫，重视根本、抑制末节的道理，那么粮食就优先于货物；如果谈论当今缓解根本、急于治标的办法，那么货物又优先于粮食。请让我先说那紧急的方面。人们知道中国的白银，泄漏到了外洋，却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大半是来自外洋。外洋使用银币，也早于中国。为什么呢？宋明以前，白银不作为货币，货币只有黄金和铜钱。而《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安息、条支等濒临海洋的国家，都用金银作为钱币。正面铸有骑马图案，背面铸有人面；有的正面铸有王的面像，背面铸有夫人的面像。“幕”指的是钱币的背面。《大唐西域记》记载，龟兹国、贺罗国、迦毕试国，它们的货物都用金银钱币，以及小铜钱。印度还兼用金银、贝壳和珍珠。这说明西域上古时期就使用银币，比中国早几千年。这是第一个证据。《通典》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城以及三吴、荆湖、江湘、梁益地区使用钱币，其余州郡混杂着谷物和丝织品进行交易，交州和广州则以金银作为货币。韩愈和元稹的奏状，都说岭南以南使用金银，巴蜀以外交易使用盐和布。宋仁宗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的钱贯，福建和两广改为缴纳白银，江东改为缴纳布匹。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旧时通商番邦船只，所以使用白银特别早。这是第二个证据。《文献通考》记载，国家在两路设置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固然不少，但是金银铜钱，通过海船大量流失，损失非常多，而铜钱的泄漏尤其严重。法律禁令虽然严厉，奸诈的手段却更加隐蔽。商人贪图利益，在夜间进行贸易；狡猾的官吏收受贿赂，放纵不管。民间用度日益凋敝。又说，国家在浙江、福建、广东设置市舶司，海商往来，钱币宝物由此泄漏。因此从临安出关有禁令，下江入海有禁令。凡是商船刚要出发，官员必定检查，监督送行放洋。然而商人大多提前用小船装载铜钱离岸，官员查验只是走形式。于是允许同伙告发，用查获钱币货物的一半作为赏赐。沿海州军，将铜钱带入海船的有惩罚。那些番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离岸五里的，依照出境的法律处理。这说明宋代禁止铜钱下海，与今天禁止纹银出洋没有区别。大概过去番船装载白银，用来交换中国的铜钱。铜钱出海的数量既然众多，那么白银进入中国的数量也一定众多。所以过去不听说禁止白银出洋，就像今天不听说禁止铜钱出洋一样。事情本来就没有，祸患正好相反。这是第三个证据。《职方外纪》说，南美洲各国，多产金银，而秘鲁国、加西腊国所产的，尤其冠绝天下。那里的矿场有四个坑，深度都达二百丈。役夫常有三万人。国王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每七天，大约获得税银三万两。各种物品都很昂贵，只有白银极其便宜。贸易用银钱五等，金钱四等。欧洲年年交易，所获金银非常多。而中国银矿的开采，在唐代以前，史书中从未有过记载。唐宪宗二年，甚至下诏说，有银的山必有铜，铜对鼓铸钱币有用，银对百姓没有益处。那从五岭以来，凡是开采银矿的，都应该禁止。想要封闭银矿而推广铜矿。洪武、永乐年间推行纸币，禁止民间用金银作为货物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的，就把那物品赏给告发者。想要轻视白银而重视纸币。《通典》记载唐代度支每年的收入数目，除了粟米、布匹、钱币、丝织品之外，从来没有白银。只有两广各州的土贡，每州贡银三十两，或二十两，作为贡品，不作为货币。苏辙《元佑会计录》以及《元史·成宗纪》，每年的收入数目，白银只有五六万两。《洪武实录》记载，每年的收入数目，白银只有二万四千余两。这说明从明代以前，重视铜钱、轻视白银到了这种地步。开采白银、进贡白银如此稀少。而在近几百年间，钱粮改为缴纳白银以后，白银遍布天下，如果不是闽粤番船的到来，哪里能得到呢？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开矿，开采铜多而开采银少。现在云贵地区的铜矿大多枯竭，而银矿正旺盛。白银出自开采的占十分之三四，来自番船的占十分之六七。中国银矿已经开采的占十分之三四，未开采的占十分之六七。天地之气，一呼一吸，一涨一落。白银来自番船几千年，现在又被番船收走，那么中国山川中蕴藏的宝气几千年，也必定在今天应当开发。中国争相使用西洋的银钱，价格高于内地的银价，那么中国银币行用几百年，也必定因时势而应当变革。所以说开辟财源的利益。

裕财策

杨象济

如今天下困乏到了极点。百姓日益贫困，风俗日益奢侈，这是不可预测的忧患啊。观察其原因也有缘由，是百姓自我消耗造成的。我曾经思考目前救急的策略，得到了十件事。第一，禁止酿酒。桐城方苞曾经提议用《尚书·酒诰》中的文字来代替文酒，说：“饮酒，我就杀了他。”不仅担心其浪费费用，也早早就制止其淫乱放荡。从周朝到唐宋，酒政都由官府掌管，国家用度就依赖它支出，大概没有教人酿酒的了。阳湖洪亮吉所著《寿生篇》说：“我年轻时，一升米值六七文钱，二十年间，涨到二十文。现在即使遇到丰收年景，也以三十文为标准。如果禁止酿酒，那么米一定会增加，而且可以禁止淫乱放荡。禁止的方法是，让各地的酒政各自隶属于布政司，每年酿酒的量限定数目，每年赐予大脯三天，大致仿效汉代的遗意。那些官员也不得无故饮酒，也差不多能让米稍微充裕些吧。”第二

译严禁。无益之物，没有比鸦片更严重的了，这已无需多言。一天之内所耗费的钱财，多得无法计算。明朝末年曾经禁止过它，如果一天之内断绝吸食，难道会有极大的痛苦吗？过去有人提议将种植鸦片的土地改种水稻，因为三年内没有租税收入而作罢。鸦片性质恶毒，凡是改种的土地，新苗必定枯死，必须等到三年后土壤性质才能恢复。由此也可以知道它是能害人的恶物。如果命令新垦的田地，等到庄稼成熟后再开始征税，难道有什么难以推行的吗？

三、辨别服饰颜色。现在的衣着装饰，上下等级没有区别。即使是士大夫家庭，也不以穿着像优伶倡女那样艳丽为耻。童仆奴吏，与读书人没有差别。百姓贫困，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近几年的新奇怪异装饰，都是父老辈未曾听说过的，这难道是五行志中所说的“服妖”吗？东汉时期，女子流行啼眉堕马妆，最终导致了董卓之乱。援引古事证明今事，令人深感痛心。

四、裁减优伶倡女。如今在京城之下，优伶俳优不受禁止，妖冶容貌、狐媚姿态，到处皆是。人道不能确立，人与禽兽没有分别。阴气过盛成为灾祸，所以近年来大水、凶荒之事，没有一年不发生。这是关乎风化教化的问题。

五、去除塑像。古代国家没有淫祀，庙宇都供奉牌位。后世设置人形塑像，狰狞凶恶，变化百端，借此震慑迷惑愚民，勒索钱财。一座庙宇之中，其衣冠器用，大的动辄耗费万千金钱，小的也耗费数百金。明太祖时，曾下诏去除各地城隍的塑像，事情没有执行，反而日益严重，以至于妖邪厉鬼，无不穷尽土木之力来供养。淫祀没有福报，这是王政应当断绝的。

六、减少庙社。古代祭祀不追求繁多，现在庙社连绵成片，跨越街道，所占用的都是民居和王土。现在除了祀典规定的之外，其余全部改为民居，那么事奉鬼神的歪风，就可以稍微衰落了。大概是用有用的土地，供奉无知的木偶，这是明智的人所不做的。

七、纠察赌博。禁止赌博，本就在律令之中。现在上自公卿，下至舆台奴仆、优伶倡女等卑贱之人，没有不好赌的。只有无赖聚众赌博的，官府有时拘捕治罪，而官员赌博的，百个中没有一个被惩处的。自身不正，怎么治理别人？古人说，执行法令要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八、革除斋醮。祸福的到来，不是祈祷禳解所能避免的。应当规定士大夫不得营建施舍，无故兴作佛事。各地的寺僧，不得聚众开戒。宋朝时的戒牒，都由官府主管，并征收费用，违者以诱骗论处。这样就可以消除靡费而安定人心了。

九、确定婚丧制度。近世人心喜好奢侈，江浙地区尤其严重。男女婚嫁，甚至有破家弃产而不知道的人。送葬也是如此。张灯设彩，合乐酗酒，不这样做就认为对亲人薄情。所以作为子孙的，有累积几代丧葬而不能安葬的。世道的败坏，风俗的腐化，很少有不是由此引起的。

十、节省金银费用。妇女首饰，本有定制，现在一切都不执行。金的耗费，有的用于漆器，以及包裹装饰银器，纸绢洒金，一经销毁，永远无法恢复。近日主管官员也曾议论到此事，事情竟然拖延。如果银子从海外流出的多，中国就会更加缺乏。三十年前，每两银子只值一千三四百文钱而已。以我亲眼所见，六七年间，骤然贵到二千文。现在如果严禁众商，凡是交易以货物相抵，不得随意使用银钱，也可以消除内奸的勾结了。

以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但不难施行。积累几年，天下必定会受益。

译医贫

汤鹏

浮邱子说：医治贫困有方法吗？回答说：古代百姓大多安分守己，其中从事农业的占十之八九。如今百姓大多漂泊不定，从事农业的不过十之三四。因此，从事农业的人不一定有饭吃，有饭吃的人不一定从事农业。如果让有饭吃的人都去从事农业，那么不从事农业的人就一定会努力务农。不从事农业的人努力务农，那么事业就能有所开拓。如果让从事农业的人都有饭吃，那么不从事农业的人就不会侵害农民。不从事农业的人不侵害农民，那么弊端就能有所止息。弊端有所止息，那么百姓就不敢制造奇谈怪论、奇异服饰，发出奸邪之声、扰乱之色，居住在野外而不遵循训诫典籍。事业有所开拓，那么百姓就不敢坐享朝廷的豢养，子孙繁衍，却不亲身参与耕种的艰难。没有不遵循训诫典籍的百姓，那么淳朴的风气就能保存。淳朴的风气保存，那么百姓就知道勤勉。知道勤勉，那么物资财富就会丰裕。没有不亲身参与耕种的百姓，那么生计就能充足。生计充足，那么百姓就能自我供养。自我供养，那么国家的根本就能稳固。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女子不纺织就会安逸，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败坏风俗。女子不种桑养蚕，那么蚕就无法饲养。蚕无法饲养，那么茧就无法结成。茧无法结成，那么布帛就无法出产。布帛无法出产，那么就要依赖他人的丝絮才能穿衣。依赖他人的丝絮才能穿衣，那么花费加倍且无法长久。因此，君子种植蚕桑不应受地域限制，教导纺织不应受家族限制。不受地域限制，那么东南适宜种植，西北也适宜种植。不受家族限制，那么贫贱的妇女适宜从事，富贵的妇女也适宜从事。如果让富贵的妇女都从事纺织，那么不劳而获却穿着锦绣的人就会受到惩戒。如果西北都种植蚕桑，那么布帛就会用之不竭，百姓就能享受其利。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井田制不能突然恢复，何不限制百姓的田地呢？疆界担心过于广阔，何不核查户口呢？核查户口就能区分多寡，区分多寡就能总体控制节制，总体控制节制就能详细规划生聚。限制百姓田地就能均衡贫富，均衡贫富就能抑制兼并，抑制兼并就能减少流亡。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百姓的命运由天决定，有亨通也有困顿。谷物产于土地，有丰收也有歉收。赋税上缴君主，有艰难也有容易。因此不要逞强有余，不要忘记不足。不要逞强有余，那么储存起来以备使用。不要忘记不足，那么使用起来以补充匮乏。储存起来以备使用，那么内部就不会贫弱。使用起来以补充匮乏，那么外部就不会骚动。内部不贫弱，外部不骚动，那么水旱灾害就不能造成灾荒，盗贼就不能使百姓困顿。水旱灾害不能造成灾荒，那么百姓就能获利。盗贼不能使百姓困顿，那么宗庙社稷就能安定。百姓获利，宗庙社稷安定，那么这就是万年的大计，而不是一年的计策，不是一天的计策。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天下都是君王的土地，百姓都是君王的子民。都是君王的土地，那么肥沃贫瘠大致相同。都是君王的子民，那么甘甜苦涩大致相同。因此赋税没有偏重，贡品没有偏轻。偏轻的不要增加，以表明有恩德。偏重的不要沿袭，以表明有制度。因此拯救急难，缓解困顿，一定要出于恩德。有恩德一定要出于制度。有制度一定要出于大公无私。大公无私一定要出于独断专行。能够独断专行，那么百姓就会依靠。能够大公无私，那么百姓就会信服。百姓信服，那么就没有背叛。百姓依靠，那么就没有饥寒。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古代向百姓征收的是粮食，如今向百姓征收的是白银。因此白银的势力积重，粮食的势力积轻。白银的势力积重，那么督征就越急切。督征越急切，那么百姓就越恐惧。百姓越恐惧，那么持有白银的人就抬高价格以躲避百姓。抬高价格以躲避百姓，那么百姓就要典当妻子、卖儿卖女然后才罢休。粮食的势力积轻，那么缴纳赋税就越窘迫。缴纳赋税越窘迫，那么百姓就越怨恨。百姓越怨恨，那么粮食不足以供给而田地不足以守护。粮食不足以供给而田地不足以守护，那么百姓就要作奸犯科然后才罢休。因此，君子不要索取百姓所有的，不要苛求百姓所没有的。不要索取所得非所输，所需非所出。不要索取百姓所有的，那么粮食就不会贬值。不要苛求百姓所没有的，那么白银就不会昂贵。不要索取所得非所输，所需非所出，那么百姓就不会穷困而赋税就不会短缺。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平常时节不要违背农时，荒年不要索取百姓的租税。不违背农时，那么百姓就忙于耕种，不忙于徭役。不索取百姓的租税，那么百姓就困于年成，不困于君主。百姓困于年成，那么君主就用仁政来补救。不困于君主，那么百姓就能用剩余的力气自我供养。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财物聚集那么百姓就会离散，财物分散那么百姓就会聚集。百姓聚集那么天下的财物都是他的财物，百姓离散那么天下的财物就不是他的财物。因此府库的储藏不要私占，山海的利益不要掠夺。不掠夺山海的利益，那么宽大的气度足以达到中和。宽大的气度足以达到中和，那么天与人就共同感应变化。不私占府库的储藏，那么慈爱的德行足以消除患难。慈爱的德行足以消除患难，那么君主与百姓就共同感应变化。君主与百姓共同感应变化，那么百姓都相信君主是为了他们。天与人共同感应变化，那么人必然享受天的福禄而不停息。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国家一定有费用，费用一定有冗杂，冗杂一定有积累，积累一定有裁减。积累在年度上就是定例，积累在人员上就是活计。作为定例，那么裁减贵在抓住体要。作为活计，那么裁减贵在遵循次第。遵循次第就不混乱，抓住体要就不偏倚。不混乱不偏倚，那么政事一定能推行而治理一定能成功。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宫禁的费用不要滥用，官府的费用不要滥用，兵卫的费用不要滥用，边疆的费用不要滥用，凶荒的费用不要滥用，仓促非常时期的费用不要滥用。不滥用那么费用就不会伤害财力。费用不伤害财力，那么就有流通。没有耗废，没有耗废那么就能堵塞毒害。堵塞毒害那么就能长久。有流通那么就能得其理。得其理那么就能广大。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译国家贫穷。一件器物的价值是多少？不要超过它的价值。一次役使的需求是多少？不要超出它的需求。凡是超过价值、超出需求的，那么一次增加到十倍，十倍增加到百倍，百倍增加到千倍，千倍增加到万倍。如果不超过价值、不超出需求，那么万倍减少到千倍，千倍减少到百倍，百倍减少到十倍，十倍减少到一倍。去掉那些增加的部分，欺诈虚伪就会屏除；欺诈虚伪屏除，廉洁清白就会彰显；廉洁清白彰显，官场常规就会清明。保留那些减少的部分，积累就会增多；积累增多，财政支出就会充足；财政支出充足，国家势力就会强大。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宫阙不要高大，园林不要广阔，饮食不要珍贵，服饰不要艳丽，宝玉不要奇异，图画不要精巧，田猎不要驰骋，祭祀不要杂乱。像这样，财物就有固定的收入，用度没有额外的支出。去掉那些额外的支出，内心就不会淫乱；守住那些固定的收入，势力就不会削弱。内心不淫乱，那么动静威仪，就可以使人信服；势力不削弱，那么安危难测，就可以自立。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钱币由官府铸造，不要由私人铸造；货物出自市场，不要出自官府。货物出自市场，就便利；出自官府，就不便利。由廉洁自守、管理市场的官员掌管，就便利；而由贪婪狡猾、庸俗污秽、制造烦苛的官员掌管，就不便利。对贪婪狡猾、庸俗污秽、制造烦苛的人，用刀墨惩罚他们，教导告诫他们，就便利；而天下利权所在，不让读书明理的人掌管，却让腹中无实的人轮流掌管，就不便利。钱币由官府铸造就便利，由私人铸造就不便利。百姓不敢私自铸造就便利，而敢于私自销熔，使流通有用的钱币，逐渐都熔铸成笨重无用的器物，就不便利。对私自铸造、私自销熔的一切禁止限制，就便利；而官钱不能斟酌轻重，母子相权，来衡量万物的平衡，就不便利。去掉那些不便利的，就能制止奸邪；遵循那些便利的，就能强固根本。能制止奸邪，蛀蚀就不会侵入；能强固根本，丰硕就不会停止。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不要计算商车，不要计算缗钱，不要对入市征税，不要对房屋征税，不要对农具征税，不要对青苗征税，不要对谷物征税，不要对酒征税，不要对酒曲征税，不要对醋征税，不要对书籍纸札征税，不要对蔬果竹木柴薪征税，不要对金银珠玉铜铁沙矾征税，不要对食羊乳牛征税，不要对鱼鸭埠征税。不要收取债务，不要放贷取利，不要因囚犯入狱而征收绢帛，不要买奴输估。所以，税收适宜减少且适宜轻薄，这是大治的政治；税收越来越繁杂且越来越厚重，这是衰世的政治。大治的政治不可遗忘，衰世的政治不可沿袭。所以君子取之于民有固定的物品，使用物品有元气。有固定的物品，百姓就不会厌烦供给；有元气，物品就不会枯竭。百姓不厌烦供给，那么少取就会生出多取；物品不枯竭，那么少用就会生出多用。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国家正当的赋税，不久百姓就拖欠了，不久吏胥就侵蚀了，不久州县就侵占了。君子要责备州县，不要责备吏胥；责备吏胥，不要责备百姓。百姓不得已而拖欠，这是非常值得怜悯的。于是吏胥剥取百姓，而借助州县来施展他们的威风；州县剥取百姓，而驱逐胥吏来施展他们的毒害。这难道可以不加以惩戒吗？于是州县饱食侵占正供，而把罪责推给吏胥作奸；吏胥饱食侵蚀正供，而把罪责推给百姓拖欠赋税。这难道可以不加以严断吗？

译想要惩戒并坚决打击贪腐，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政令必定贯彻，罪行必定惩处。罪行必定惩处，州县官员就会恐惧；州县官员恐惧，就会懂得洗心革面；懂得洗心革面，就不敢侵吞公款；州县官员不敢侵吞，吏胥就会恐惧；吏胥恐惧，就会懂得畏惧法律；懂得畏惧法律，就不敢侵蚀公物。政令必定贯彻，那么对于已经侵吞、侵蚀的，责令其弥补；对于尚未侵吞、侵蚀的，责令其谨慎。弥补已经侵吞、侵蚀的，并非为了充实私库，而是为了维护天下赋税收入的公正；谨慎对待尚未侵吞、侵蚀的，并非为了苛待财物，而是为了堵塞天下蛀虫侵吞的私欲。堵塞天下蛀虫侵吞的私欲，那么众多匪盗就会消亡；众多匪盗消亡，那么偷盗行为就会停止。维护天下赋税收入的公正，那么众多正直之事就会兴起；众多正直之事兴起，那么赋税缴纳就会充实。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凡是军队长期驻守而军饷匮乏，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田；百姓过于繁多而供养不足，最好的办法就是垦田。凡是屯田，就蕴含了无事时务农、有事时当兵的意思。因此可以让士兵耕种，不要招募百姓来耕种。垦田，则有土地成熟与不成熟的区别。因此可以让成熟的土地征税，不要让不成熟的土地征税。不招募百姓耕种，就应当根据士兵数量授予田地；根据士兵数量授予田地，就会勤于耕耘；勤于耕耘，那么每年必定丰收；每年必定丰收，那么边疆就不会缺粮；边疆不缺粮，那么国家就没有疲惫的军队。不让不成熟的土地征税，就应当迁移成熟地区的土地来补充荒地，并鼓励开垦；迁移成熟土地补充荒地并鼓励开垦，就会消除赔累；消除赔累，那么事业必定成功；事业成功，那么野外就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荒废的土地，那么国家就没有流民。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古代有贡道而没有漕运，现在有漕运并且兼用河运和海运。当它装载东南的粮食，从海上运到西北时，海运便利；后来从河上运到西北时，河运便利而海运停止，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北的土地虽然广阔，却不产粮食；东南的粮食虽然丰富，却不能不使百姓困顿，这是积弊所及之处。形势发展不可逆转，但积弊还可以有所作为。如何作为呢？回答说：西北的土地，可以屯田也可以垦田；可以屯田垦田，就可以产粮；可以产粮，就可以供养军队；可以供养军队，就可以充实西北；可以充实西北，就可以减轻东南的转运负担；可以减轻东南的转运负担，那么东南数百万石的粮食，可以一半运到京师，另一半谨慎地储存在东南；另一半谨慎地储存在东南，就可以充实东南。西北充实，那么心腹骨干就充足；心腹骨干充足，那么骨骼就强健；骨骼强健，那么就不易被拔除。东南充实，那么肢体就充足；肢体充足，那么气血就丰润；气血丰润，那么就不易枯槁。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东南地区的土地苦于水涝，西北地区的土地苦于干旱，这是因为沟渠水利不讲究，蓄水和排水不及时；这是因为官吏不谋划百姓的生计，而朝廷不考核官吏的爱民养民。考核官吏的爱民养民，就使得官吏不在厅堂上壅塞视听，而在田野中熟悉情况；谋划百姓的生计，就使得百姓不把灾难归咎于年成，而努力于人谋。因此君子役使百姓就想着救济他们，治理土地就想着适宜的方法。观察阴阳，规划高低，根据土壤肥瘠，考量通畅与滞塞。东南不担心沟渠不宽广，担心的是不顺从水的本性来减缓水流；西北不担心沟渠不能修筑，担心的是固守狭小土地的陋习，不疏通水道以增进利益。能减缓水流，那么水涝之地就有办法排水；能增进利益，那么干旱之地就有办法蓄水。水涝之地有办法排水，那么田舍就不受风涛侵害；田舍不受风涛侵害，那么百姓就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那么覆盖养育就像天地一样；覆盖养育像天地一样，那么万物就没有不能生长的。干旱之地有办法蓄水，那么豆麦就不受焦枯之苦；豆麦不受焦枯之苦，那么百姓就能繁衍子孙；百姓繁衍子孙，那么慈爱就像父母一样；慈爱像父母一样，那么仁政就没有人能阻挡。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天下最溢出的只有盐利，最繁多的只有盐吏。官吏多，商贾就受累；商贾多，私枭就竞争；私枭多，百姓就动摇。君子如果想要整顿盐政，那么盐吏应当裁减十分之八九；盐吏裁减十分之八九，那么只保留管理钱粮和管理户籍的若干人。管理户籍的，计算盐场以知晓情况，计算盐法以知晓盐量，计算盐量以卖给商贾，不要过问商贾的去向；不要过问商贾的去向，那么流通就迅速；流通迅速，那么低价就能获得厚利；低价获得厚利，那么私枭就失去手段；私枭失去手段，那么私盐就转化为官盐；私盐转化为官盐，那么每年的税收额度，盈亿累万而不可穷尽了。

管理钱粮的，计算盐场以招致商贾，计算商贾以招致税收，计算税收以贡献给公家，不要侵吞税收的收入；不要侵吞税收的收入，那么法律就严格；法律严格，那么浮费就立刻革除；浮费立刻革除，那么官府就掌握权柄；官府掌握权柄，那么利益就不生蛀虫；利益不生蛀虫，那么天家的经费，左右适宜而不可穷尽了。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马政方面，驱逐有罪的官员，进入不毛之地，土地不足以生财，官员不足以考察事务。土地不足以生财，那么土地就不得不荒芜；土地不得不荒芜，那么官员就不得不拘束困苦。官员不足以考察事务，那么官员就不得不罢免；官员不得不罢免，那么土地就不得不衰败。因此君子不要追求广阔，不要追求众多；不要追求广阔，就不迁移中原的粮食，去供养沙漠无际的百姓；不要追求众多，就不耗费巨万的俸禄，去供养闲旷不职的官员。粮食不迁移到沙漠，那么百姓在粮食上就有剩余；粮食对君主有剩余，俸禄不耗费在闲旷官员上，那么官员在俸禄上就有剩余；俸禄对国家有剩余。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困。

译对外设防，不可以不严密。获取与给予的节制，不可以不严肃。因此君子不贪图远方荒服之地的利益而随意索取，不损害中原地区的利益而随意给予。不随意索取，就能使言辞正直以铲除不顺从者；不随意给予，就能扩大堤防以堵塞贪得无厌之心。堵塞了贪得无厌之心，就没有觊觎之心；没有觊觎之心，名分与实际就合理；名分与实际合理，正大光明就显现。铲除了不顺从者，杂乱梗塞的局面就转化；杂乱梗塞的局面转化，百姓与万物就安宁；百姓与万物安宁，丰盛亨通就到来。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

侠少谈论利益，利益常常枯竭；老成之人不谈论利益，利益常常存在。计臣谈论利益，利益常常短浅；大臣不谈论利益，利益常常广阔。因此保存利益没有比有见识更好的，扩大利益没有比有体制更好的。有见识就不会开采土脉、挖掘金银以触犯天忌；有体制就不会出卖官爵、削减实质以积累人的罪过。不挖掘土脉金银，贫穷的人就不会与祸乱争夺险路；不触犯天忌，阴阳就调和而风雨应时；不出卖官爵削减实质，卑贱的人就不会与尊贵的人争夺道路；不积累人的罪过，礼乐就兴起而兵刑就治理。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万物就治理昌盛；礼乐兴起兵刑治理，万民的生命就确立。万民生命确立，就润泽丰美；万物治理昌盛，就生长繁荣。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

四海成为财富，就不做匹夫那样的算计；礼义作为重事，就不在心里设置货财。不在心里设置货财，政治就革新；不做匹夫那样的算计，术数就宏大。因此君子诵读《周礼》，就想着用礼来节制欲望；诵读《大学》，就想着以义作为利益。用欲望灭掉礼就放肆，用礼节制欲望就恭敬；以利作为利益就凶险，以义作为利益就吉祥。放肆的人使自身肥厚而使国家危险；恭敬的人使自身危险而使国家肥厚；凶险的人追逐小利而丧失大局；吉祥的人举重大局而保全小利。像这样国家就不会贫穷。

译袁胥台父子家书跋

冯桂芬

我们家乡明朝佥事袁裘（字胥台）、副使袁鲁望（字尊尼）父子，都以风骨节操著称。佥事不依附张璁，副使不依附高拱，先后遵循同一准则。如今读他们往来的两封家书，如布帛菽粟般质朴，纯然是寒门素朴的本色，虽隔世远，却可由此推想他们的人品。信末三句话，将节制欲望、减少事务作为第一要义，勤奋学习、修养品行次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再次之，尤其足以作为传家的格言。信中叙述米价非常低廉，浙江地区米价每石七钱，江西四钱，湖广三钱。题写跋文的人士，都认为是奇闻。我因此想到，市集贸易中细微琐碎的事物，实际上与国家食货（粮食与货币）的盛衰升降这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典籍极为广博，却不能全部记载清楚。请就近二三百年以来有证据可查的市价，加以论述说明。

银价，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四五。郡志记载漕运费用每石六分，按照当时市价每分折钱八文，共折钱四十八文。又如今乡民沿袭旧俗，以钱七百文为一两，七十文为一钱。银价有证据可查的情况就是这样。各种物品的价格，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二、三不等。明末《同文算指》、清初《数理精蕴》等书，多有“或问”各条，所列价格，必定与当时市价相差不远。查得夏布每尺银六七厘，棉布每尺银七八厘至一分，豆麦每升六七厘，羊每头银一钱八分。如今丁祭编银，不足现价十分之五，以一头羊计算，如今价格一两有余，大约六倍，其他物品以此类推。有人说编银征收苛刻，知道这是不对的。士兵一名每日饷银五分。明朝邵经邦《读史笔记》记载，弘治年间刻书费用九百余金，计算字数三百四十多万，每百字为银二分七厘，折合钱二十文。如今刻字中等价格每字约一文半。范文正公治理黄河，每人每日供给米六升。又《义庄规矩》说，遇到荒年米价贵到一贯以上，应当供给米一石的，只供给钱一贯，实际七百七十文。那么丰年米价不过四五文，所谓六升，折合钱在三十文以内。我们家乡韩桂舲尚书家，顺治年间旧账簿记载，瓦木匠每工二十八文，小工减半。道光初年，每工八十四文。如今匠人每工二百二十文。《苏州府志》记载徐士林《万年桥碑记》，建造费用一万六百余金，以当时银价计算，折合钱八千缗左右。同治九年，重修桥面，费用万缗，匠人说全部工程非十万缗不可。朱用纯《毋欺录》记载，留客吃饭用酒一壶，钱一文，豆腐一簋，也钱一文，鸡蛋一簋，钱二文，总共用钱四文。各种物品价格有证据可查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米价，大致从一递增到十。宋朝范文正公时每升四五文，到明朝则每石银二三钱。如《明史·周忱传》，京师百官俸禄折支七八石，仅换银一两。周忱请求两税折纳金花银一两，相当于米四石，解送京城兑换俸禄，百姓支出很少，而官员俸禄常足。既然说俸禄充足，可见一两当四石是宣德年间的市价。又如袁胥台跋文中，所引正德二年州县文书报告，每石二钱，是正确的。不久变成三四钱，如书中所述，以及袁胥台跋文所引申文定家书，是正确的。申文定与儿子申用楙的信中说吴中米价每石七钱，百姓不能忍受，你身为御史，应当请求朝廷赈济。以七钱为不能忍受，那么常价必定是三四钱。只是书在嘉靖年间，申文定的信应当在万历年间，或许中间又曾经由贵变贱。不久变成五六七八钱，如算书所列不下十数处，都是正确的。不久变成一两以上，如郡志记载乾隆十五年，雅尔哈善奏疏称雍正二年，规定镇江驻防兵粮，每石折银一两二钱，如今米价逐渐增加，购买拮据，是正确的。不久变成二两内外，如乾隆五十五年，彭二林跋文所称四五倍直到如今，都是正确的。米价有证据可查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致自宋朝以来千余年，逐渐变化，而现今更加急剧变化，正不知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我因此深感感慨。谷贱伤农，自古如此。百物之中，只有米不宜过贱。以往苏松地区困于浮赋，雍正、乾隆两次减银而未减米，论者每每怀疑，认为重赋在于米而不在于银。怡亲王奏疏，却说米尚能缴纳，银多拖欠，不知其原因。如今考察当时尚未减银，苏松田赋，每亩米约二斗，银约一钱五六分，以肥沃贫瘠平均每亩收租五六斗、石银七八钱计算，正供之外，不能没有剩余费用，不是已经耗尽收入仍然不足吗？

乾嘉年间，漕运奖赏颇为宽裕，不是因为银稍减，实在是因为米逐渐变贵。大致二两以上。如今米价一两四五钱，视近年骤贱，农民也骤然困苦。至于百物则无不宜贱的，而现今百物之贵，都视清初十倍上下。棉衣一套，值银二两，已耗尽一亩的收入，其他物品以此类推。米贱病农，物贵又不只是病农，而且普及于士农工商四民。同样是八口之家，过去需百钱，如今需数百钱；同样是百金，过去可支一年，如今只支二三月，而百姓怎能不贫困？贫民日益增多，奸邪之事由此兴起，能说不是物贵导致的吗？又不只是病民，而且上及于官，内外大小臣工，养

译廉俸米粮，没有改变旧制。而宫室、车马、衣服以及早晚日常供养所需的费用，都增加了数倍。官员怎能不贫困呢？于是官场邪恶、宠幸贿赂，弊端滋生蔓延，这难道不是物价昂贵导致的吗？

这不仅仅是官员的弊病，而且上连国家。贡赋有固定的常例，而物价没有确定的数额。皇上服用的器物、官府制造的物品，以及大型工程、重大劳役，还有意外的战争和灾害，凡是各项开支，动不动就成倍增长。比如清初兵饷每日五分，现在勇粮每日二钱左右；清初黄河大工程，一次不超过百万两，包慎伯对此对我讲得很详细，但他所著的《中衢一勺》却不敢明说，其他治河的书也不记载乾嘉年间几乎增加到千万两。国家怎能不贫困呢？于是用节省来养痈成患，用聚敛来酿成毒害，进退之间无非都是弊政，这难道不是物价昂贵导致的吗？

物价昂贵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天地间的物产，只有这么多。物价低廉时，不盈余却盈余，盈余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物价昂贵时，不短缺却短缺，短缺则捉襟见肘、纳屦踵决（形容穷困窘迫），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贵征贱、贱征贵，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形成，尧舜的仁德不能感化，桀跖的强横不能强迫，将用什么方法来善后呢？或许通过减少事端、节约用度，体恤商人、便利百姓，警戒懒惰游荡之人，惩治贪婪渔利之徒，作为培植根本的事务，或许能挽回万一吧。

佥事十世孙宝璜拿出这本册子嘱托我题写。我闭门山中，连日下雨感到无聊，偶然触动了所见所闻，杂乱地写下这些，用来向关心世道的人请教。

译赠汪孟慈序

姚莹

汪孟慈在户部担任郎官将近十年。多次参与制定考核官员的大计。因刚直不阿而闻名。他的言论大多深刻切中时弊。执政者加以施行。天下人没有不称赞其便利的。中间因丁忧回家几年。更加用心研究东南地区的事务。守孝期满后。将前往京师。向他的朋友姚莹请求指教。姚莹回答说。你是南方人。却在户部做官。地方的疾苦。国家财政的盈亏。你都知道了。何必需要我的话。但我私下奇怪。以当今天子的英明圣哲。宰相公卿与督抚大吏的贤能。而朝廷内外的议论。时常有分歧不同之处。难道不是上下之间的情意。还有未能完全沟通。而官吏百姓的隐痛。还有未能完全上达的缘故吗。国家近年来。西方叛乱者被斩首。湖南广东征讨顽抗的苗民盗贼。再次劳师动众。灾荒蔓延于七个省份。财政支出本来就不能不短缺了。而海塘河工。每年修缮动辄花费数百万。不得已而有筹备的惯例。议论的人都说。与其向外筹措。何不寻求于常规赋税。常规赋税中最大的。莫过于地丁、漕粮和盐税。因此征收责成稍显急切。三吴地区多次歉收。赈济安抚未曾停止。而壬辰年仍然运输全额漕粮。又附带运输截留的漕米二十多万石。癸巳年秋季受灾。漕粮尚有一百多万石。两淮盐法败坏之后。改弦更张。不到四年。而上缴的税课。每年都有三百多万两。连带缴纳旧欠。又有几十万两。运输库长期空虚。一旦积存达到三百多万两。这都是依靠大吏的智慧才能。耗尽下级官吏的喘息。而榨取百姓脂膏的结果。三吴自古称为财赋之地。然而八府四州。面积不到千里。而上供的赋税常超过几个省份。规定全国各省赋税银五千四百四十五万七千五百九十二两。而江苏两藩司的地丁三百九十九万八百余两。漕粮款项六十一万二千三百余两。两淮盐税杂费三百二十二万两。又帑息七十余万两。上海、浒墅关、龙江、扬州、淮安关税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余两。总计九百六十七万多两。大约六分中占其一。全国各省漕粮行月米五百一十一万九千二百余石。而江苏漕粮米一百五十三万七百余石。行月米二十万二千二百八十余石。总计一百七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余石。大约三分中占其一。在丰收之年。尚且有困苦的人。何况创伤未愈。物产长久耗损。他们能承受吗。民力不足。拖欠地丁的十人中尚有一二人。拖欠漕米的十人中竟有三四人。中等人家。常常借贷缴纳。州县催税缺乏办法。上畏考核政绩。都借助私人责罚。挪用公款。弥补凑集办事。大概苏松常镇之间。没有不困窘的官吏。没有不痛苦的百姓了。孟慈游历东南。他看到当今的大吏。还有倚仗权势而接受贿赂的吗。州县之中还有纵情享乐以自肥的吗。不仅没有。在任的官吏则以征收解送不及为忧。罢官的则以交接亏空为惧。官吏疾首痛心。百姓呻吟憔悴。这是孟慈亲眼所见的。至于盐务。税课出自商人。商人出自盐业。现在沿海盐场。不是水涝就是干旱。盐产不旺。几乎到了土地爱惜其宝藏的地步。这是盐的短缺。徽西大商。昔日拥有数百万家产的人。现在没有一人。百计招徕。小商仅够应付税课。又因积压的旧引。侵占新纲。所以完税不能如额。这是商的短缺。然而按积引计算。则每年所完税数。也大致相抵。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减少根窝。节省浮费。减轻税课。顾惜资本。缉拿私贩。堵塞邻私。便利他们。惟恐不至。因此诸商资本虽然微薄。尚能努力奏销。而不致亏空国库。现在议论的人。对于漕粮必定要求全额。而且责成其快速。地丁每到奏销。必定以三年比较。而责成其多。对于盐税不问正杂。而只责成其每年缴纳都盈余。这是往昔全盛时期都难以做到的。而在凋敝之后要求做到。难道是谋国者有遗漏的算计吗。还是对内明白而对外糊涂。只看到上面的需要。看不到下面的困苦。没有深知官吏百姓隐痛的人。在公卿宰相面前深切陈述。事理如何能上达。孟慈努力吧。把你所见的。以及你所闻的。全部上达于卿贰。卿贰上达于宰相。宰相上达于天子。为东南官吏民商。休养几年。以舒缓他们的气息。官民的气息舒缓。然后财赋的根本可以稳固。国家用度难道会有不足吗。孟慈是南方人而在户部做官。职位可以进言。进言必定能被听从。以当今天子的英明圣哲。以及宰相公卿的贤能。如果听到这些话。朝廷内外的议论。必定有豁然贯通、深刻中肯的。哪里还会有分歧不同的忧患呢。

复何竹芗同年论会计书

魏源

承蒙您展示所撰写的《皇朝会计录》。商讨体例。充分显示出您关心国家用度。志向思虑远大。与俗吏的行为截然不同。我私下认为。考察财赋的源流。不难在于收入数目。而难在于支出数目。天下赋税收入数目。自雍正以后。至今一百多年。未曾增加赋税。未曾改变税法。总共不过是岁入四千万两的数目。只要翻阅《会典》户部一门。立刻可见纲领。即使因银贵钱贱。有今昔民欠多少的差异。也不甚悬殊。用历次捐输来弥补。有盈余无短缺。所以收入数目不难查考。所难查考的

译不过是每年的支出数目罢了。军需和河工的费用，乾隆年间也不是没有。普遍免除赋税的诏令，乾隆年间反而更多。开捐纳，乾隆六十年间仅四川漕运一次，不及嘉庆以来十分之一。为什么过去大量支出却不枯竭，现在却斤斤计较却捉襟见肘？世俗或许归咎于新疆经费，每年支出关外三百万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乾隆中叶，国家用度就应当匮乏，为什么国库充盈，都在二十年间平定西域之后，到末年常存七千多万两呢？我曾探究其中的缘故，大概不出河工、宗禄、兵饷这三项。只有兵饷这一项，乾隆四十年，曾增加各粮及赏银共二百万两，嘉庆十年仅裁汰四十万两。这是兵饷出入的一个大关键。至于河工，康熙以前，沿河州县拨派民夫，乾隆中叶才开始全部发放国库银两，而每年的维修费用也不过一百多万两。到嘉庆中叶加价，南河费用遂增至三百万两，再加上东河二百万两。这是河费出入的一个大关键。宗禄方面，人口日益繁衍，一年比一年增加，这与八旗生计不同。因为旗兵马甲有定额，而宗禄没有定额，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口粮。计算从乾隆至今六十年，其繁衍不知增加了几倍。这又是国家用度的一个大关键。然而这三者中，只有兵饷可以查考。至于河费，户部、工部所存的档案，都只限于嘉庆以来，乾隆以前的河费，曾托祁大司马询问司员，都认为没有案卷可查。宗禄方面，询问宗人府丞刘宜斋，名谊也推托说由满员掌管，汉官不知其数目。这两者都不能考证，又从哪里议论国家用度的丰俭、财赋的消长呢？至于救时务的书，应当简易而不宜繁难，而钱谷事务琐碎繁杂，尤其使人厌恶畏惧。与其抄录簿籍，没有文采难以流传，似乎不如简要列举大纲，写成几篇论述，容易阅览且有益处。大雅以为如何？原书奉缴，不宣。

译道光二十九年，给祁相国论军储事宜的信

汤修

私下认为，聚集人心的道理，根本在于管理财政；治理国家的谋略，首先应当控制支出。何况当前战乱尚未平息，国库已经空虚，怎能不未雨绸缪，多方筹备呢？然而创造财富只有这么多，取用却往往没有穷尽。并非一定是放纵奢侈没有节制才会损害财政，只要不能根据时势调整丰俭，就已经不是节约用度了。其弊端必然导致损害百姓而增益上层，其危害必然导致聚集财富而离散民心。起初是为了清除盗贼而筹划军饷的方法，最终却因为筹划军饷而助长了盗贼的势力。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圣贤谈论政事，认为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百姓信任这三者，到了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减损的办法，没有增加的办法。难道他们的智慧不如后人吗？实在是因为不合道义地获取利益，势必会失去民心。《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损害财政，不伤害百姓。”《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古代训诫明确垂示，确实值得考察。我朝圣圣相承，心怀天下疾苦。皇上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宫内宫外，服用的物品都有固定规格，每一次出游或休息，制度都遵循旧章，从来没有骄奢淫逸的事情。但是，当经费短缺时，如果还沿袭过去丰裕安乐的规划，那么时局窘迫却举措奢靡，必然苦于无法维持；当军饷繁杂时，如果不节省平常浮泛杂乱的开支，那么支出多收入少，必然导致无法支撑。大概因为因循守旧太久，期望振兴，而振兴之难如同创业。如果不是仿效创业的显著谋略，就无法建立振兴的大业。如果认为所图谋的过于迂缓，那么治疗七年的病，寻找三年的陈艾，还胜过不积蓄；如果认为所得到的过于细微，那么每天计算不足，每月计算有余，还胜过不作为。与其做苟且一时的计策，以伤害国家元气，何不效法神圣万年的道理，不违背治理世间的常理呢？条款的细节，不敢妄自拟定；纲领的大致，略可陈述。一是军国的重要需求不可吝惜，应当核查虚报冒领，而动用款项必须期望有功绩；二是中外的费用不可滞留，应当裁减缘饰，而使用钱财只以紧急为主；三是征收解送应当每年清理每年的款项，不要导致影射旧亏空，反而增加新欠款；四是弊端应当逐渐消除逐渐革除，不要任由因循中饱私囊，暗中损害正税。这就是清理财政收支，而在数年之后收效的方法。至于目前应急的办法，也有说法。或者责成粮台，核查军营浮滥消耗浪费；或者命令将帅，淘汰军营疲弱士兵和冗员；或者转运随地制宜，米麦布帛，都可以利用，不必拘泥于使用银子，以免辗转兑换折算的损耗。至于发放内库的积蓄，拿出宫廷的金币，减少内廷的费用，停止宫廷工程的修缮，这又是圣主忧勤天下、克制自己以宏大外物的盛德，足以感动臣民惭愧奋发的心理，消除盗贼怨愤之气。至于创造财富的根本，在于小民乐于从业。如果不考察官吏是否清明，那么贪婪庸碌的人就能趁机谋取私利；如果不体恤官吏周全，那么循规蹈矩善良的人就无法施展才能。所以县令的贤能，取决于郡守；郡守的贤能，取决于总督巡抚；总督巡抚的施为举措，取决于朝廷大臣；而根本在于君主清心寡欲。如果官吏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章程虽然严密，只是以文书互相欺骗；法令稍有偏差，必然导致侵吞渔利没有节制。又怎么能得到财富呢？至于选拔将才，严明军令，惩罚退却怯懦，体恤饥饿劳苦，宽容结社之人，铲除作乱首领，守卫疆土的人保护完好地区，使盗贼无处掠夺就自然散去；统率军队的人勉力袭击的策略，使盗贼无处占据就自然衰弱。这些事似乎与筹划军饷无关，而转运不至坐吃山空，实在是筹划军饷的首要任务。自古以来谈论治理的人，一定对君主提出高要求，而将重任委托给大臣。所以主持治理的人，如果怀有“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的心，而震动恭敬以迎接上天眷顾；辅助治理的人如果深切体会“别人饥饿如同自己饥饿，别人溺水如同自己溺水”的意思，而循名责实以激励人才，那么福祥自然聚集，功业自然成就。这固然是整顿弊端振兴衰败的根本，而理财也不能脱离这个根本。难道值此明君良臣欣喜奋起之时，不回到正道而立刻见效吗？不致力于此，而多设名目，另辟途径，用巧言打动圣听，借托说辞剥削民财，私下担心其祸患不至于财政枯竭。祖宗谋略训诫都在，神灵凭依，自然应当没有忍心做出这种事的。忘记本分僭越，谨陈管见，伏望钧裁，不胜感激惶恐之至。

给陈芝楣同年论清查交接账目的信

徐宝善

少穆前辈勇于承担责任，而才能足以济事。得到我兄作为辅佐，何事不能兴起，何事不能成就。只是奏请核查地方官交接账目，这件事长久以来因循守旧，害怕引发大难的开端，于是有空缺都连累。像痈疽一样，积久无不溃烂的。及时发作，固然是智者的事情。然而如果不办就算了，如果办了却像没办一样，那么以后更难着手。一定有作茧自缚的祸患。私下曾经揣度时事，断不可追求显赫的功绩，必须先将各空缺所亏欠的，一一知道实际数目。然后宽限岁月，勒令完成期限，加以调剂，使积累者得以逐渐弥补，不要任由一朝溃决。将扭转乾坤的手段寓于不大声色的之中，庶几元气不伤而国库有济。然而如果稍存姑息，不选择一两个顽劣不称职的人严厉惩处，那么威信不立。威信不立则命令不行，而长官苦心调剂

译这方法，恰好只够作为满足私欲、充实个人腰包的手段，这仍然是自我束缚的做法。宽严之间的把握，在于有大才能的人去权衡。我见识浅陋，不知能否效法愚者的一点心得。

译致何青耜户部兆瀛论米折算的书信

汪本铨

浙江的赈灾事务，委曲求全，都已安排妥当。统计各项费用不超过一百万两，可以说煞费苦心。军粮缺额很多，先前商议以本色和折色搭配发放，实行数月后，各方都已相安无事。如今奉部文规定九成本色、一成折色。如果十余万石米粮可以筹划，又何必吝惜这一万余石，而一定要商议给一成折色呢？至于部议筹米的方法，说是采买、捐输、仓谷。采买则需要加倍价格，捐输则没有定期，仓谷实际储存不多，尚须留作明春粜卖救济。种种阻碍，无法辩明。太仓空虚，我私下认为八旗甲米，也应当参杂发放折色。虽然对国库有损，但比起采买，不过半价，这不是表面受损而实际受益吗？如今一定在米价昂贵的时候筹米，且在米粮短缺的地方取米，既耗费国家储备，也妨碍百姓食用，似乎不是便利的计策。我管见所及，敢以此陈述。

洵幼年丧父，又经历丧乱，先父遗文散佚无存。这封信是道光己酉年先父任浙江巡抚时所作。洵后来从何青耜先生处求得，因关乎时事，谨手抄编入。尚有绪论，保存在钱币类中。吴子序、冯林的两篇议疏，以及吴文节的一封书信，合而观之，略见大概。臣子为国谋划，集思广益，在救弊补偏方面尤为困难。男洵附识。

卷三十 户政二 理财中

条陈国用事宜疏 道光十三年

那斯洪阿

奏为：国家用度应当清源节流，严格管理收支并确定常规事务。我私下认为《礼经》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危急。古人在防备预备的道理上，言之谆谆，是为了防止有事之时，聚敛钱财而损害百姓。因为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即使是盛世也不能没有荒年；三苗、玁狁的侵扰，即使是大治也不能免除战争。所以要思患而预防。我国家车书一统，疆域之广，自古未有。地方既大，财赋自然应当日增，理应钱串朽坏而粮食陈腐。况且皇上躬行节俭，中外皆知，而国库不见充盈，没有其他原因，一在于理财之臣不严格管理财赋收入，一在于用财之臣又滥于财赋支出。我朝赋税定额，鉴于明末加派钱粮的弊端，体恤民商，税赋轻减。所以一年所入，统计地丁、盐课、关税、耗羡等各项，不过四千数百万两之数。而俸禄、军饷、廪食、杂支等款，约有三千数百万之多。假如地丁没有拖欠，盐课税务没有亏空，所余虽然不多，尚可久而自裕。然而近年以来，地丁无岁无欠，盐课税务无岁无亏，所入已不敷无事之用。加之新疆、湖南、广东、福建连次军需，两河屡兴大工，直省频年灾赈，一经有事，动辄增加数百万，难怪户部一筹莫展了。每见军需、河工等事，有议开矿利的，有议加盐价的，有议开捐纳及劝商捐的，上烦圣心，权衡利害，或驳斥不行，或暂行即止。这都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实在不可作为久远的计划。臣伏思充国家用度的大端有三：曰地丁，曰盐课，曰税务，这是财之源。应当严加催征、督课、推广，使应有的不使其缺失，那么财之源就清了。耗国家用度的大端有三：曰河工，曰亏空，曰费用，这是财之流。应当变通、修补、裁汰，使本无的不使其产生，那么财之流就节了。臣不敢在拜章之初，就作为言利之臣，也不敢避不韪之名，而缓当急之务。谨就臣管窥所达，敬为皇上陈述。一经征地丁正项钱粮官员的处分，应照旧例从严办理。查户部田赋，例载赋额丁额，通共各直省所入，共约计银二千七百余万两。国家经费，大半依赖于此。然而必须各省皆遇丰收，各州县全无积欠，始有此数。近年以来，各省州县经征钱粮，求其全完无欠及欠不及分数的，往往难之。为什么呢？处分的名目虽有，营脱的计策甚多，所以玩忽懈怠日甚。盖地丁钱粮，拖欠的有两种：有欠在民者，有欠在官者。究之其过皆在于官府。我朝赋税本轻，各直省上则之地，每亩科银不过二钱三四分，中则下则止于一厘数毫。至于甘肃省分，有科银二毫者。虽地之肥瘠不同，然较古人什一之法，又轻甚矣。所以遇丰收之岁，寻常百姓，未有不愿早输国课，幸免追呼。即有一二疲玩之户，该州县果能实力督催，亦何难于完纳。无如不肖州县，懦者缓于催科，强者敢于擅用。迨至积欠已多，或营谋升调别缺，离任即可议结；或赶紧加捐级纪，抵销仍可居官。此钱粮所以日见不足。查吏部旧例，内载各省督抚应行保题各缺，承追督催停升征收之案，不准保题。又调补调署官员，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