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　礼政十丧礼

译吃荤喝酒，是礼制的变通。古人在守丧期间，如果没有疾病，也没有其他事务，都不吃荤喝酒。唉，后世人在守丧期间，灭绝情理、超越礼制的人太多了。守丧期间吃荤喝酒成了常事，难道古今人的本性有什么不同吗？

译读闲传

程德赉

在记载丧礼的文献中，这一篇最为切近且容易理解。求学的人不可忽略而不读。文中论述哀伤之情表现在容貌体态、声音、言语、饮食、居处、衣服这六个方面，大概是明确地告诉人们处理哀伤的方法。然而担心人们混淆施行礼仪的轻重，那么真情反而会被礼制所掩盖。所以在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五种丧服等级之间，分别详细解说，使喜好礼制的人行事有所依据，而不被世俗的礼俗所左右。德赉最喜欢研读礼经，而对于各种丧记的文献尤其喜爱，认为圣人制作的精妙之处都汇聚在这里。因此对各类丧记都作了解说，以向天下有道的君子请教指正。

礼服会通说序

吴嘉宾

秤锤用来衡量轻重，尺子用来衡量长短。先王的道，就像秤锤和尺子一样。传文说：“刑罚有五种，丧服有五种，上等和下等都有排列。”后世治理丧服的人很多，但没有谁能观察其会通之理。先王的制度，固然有时可以改变，但人道则不可改变。丧服属于人道，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区别，从古至今，未曾有过改变。不观察其会通之理，怎么知道先王之所以作为权度（标准）的原因呢？如果观察其会通之理并加以施行，那么先王的道，直到今天，即使想要稍微增减，对于我的心，一定会有惴惴不安的感觉。我曾通观《仪礼·丧服》的经文，用经文中所见到的，推想其所见不到的，推绎其辞义，图示其等级差别，排列其先后次序，知道古人的策划，不是随意而为的。所以不敢广泛寻求历代儒者的议论，而是切实探求众人的情理，比较并使之契合。就像看到那些跳跃痛哭、进献祭品，相互站立而送行的人，然后才知道先王的道，与人心相同。大概人处于穷困时就会回归根本，所以哀悼死者的情感，即使是仇敌，也没有不为之皱眉失声的。先王因而加以整齐规范，以显现人心自然的厚薄。从三年到一个月，都是义理相互关联，有不可解脱的。从入门哭丧，直到送葬、虞祭、祔祭而退，只要与死者有一面之识，都一定有其自然流露的情感。由此可知人与人，没有不相为忍的。那些亲近却相互争夺而遗忘的人，到了哀悼死者时，也有不知不觉而然的。没有薄就无法显明厚，没有厚就无法显明至厚。薄者尚且如此，厚者又怎样呢？所以路人尚且为之落泪，而为亲属服丧的人又怎样呢？众人尚且如此，至亲又怎样呢？所以为亲属服丧的人改变服饰、更换居处，而至亲又怎样呢？三年的丧期，一定要使之合于众人，合于众人一定要使之辨别位次。丧期有期限，足以容纳辨别位次罢了。人没有不相爱的，爱的根本生于同居。同居有时而穷尽，那么亲爱之情由此递减。爱以敬而后长久，敬也足以胜过爱。敬的意义成就于宗庙。宗庙世代相承，以辨别贵贱，那么尊贤由此分等。古代教化百姓的，没有比丧祭更大的了。人道之所以作为权度，无不在此。记录既成，命名为《礼服会通说》，而写下这些话作为序言。

答人问读礼书

邓瑶

昨天收到您的来信，说子弟资质愚钝，各种经书没有必要全部阅读。如《礼记》中的《曾子问》、《丧服小记》、《丧服大记》、《杂记》、《奔丧》、《服问》等篇，都可以删去。既然与科举之学无关，而且双亲在世不宜讲诵丧礼。唉，这话谬误了。《礼经》四十九篇，凡是专门论述丧礼，以及兼论丧礼的，实际上占了一半。古人因为丧礼繁重，所以详细记载于经书中。如果不是平时跟随老师讲习，临时很少有能符合礼制的。难道说双亲在世就不宜研习涉及丧礼的内容吗？况且双亲在世时钻研丧礼，并非特意等到日后遭遇大事，不至于违背古经。从前曾子每次读丧礼，都泪水沾湿衣襟，曾经在一夜之间五次起身，查看衣被的厚薄、枕头的上下。那么读丧礼，在居丧之时，只能使慎终的典礼没有少许缺失；而在双亲健在之日研习丧礼，尤其能使仁孝之心有所激发。现在试着取《问丧》、《三年问》等篇来读，有不声泪俱下，而更加笃定其爱慕之心，尽力践行事奉供养之礼的人吗？大概不必像曾子那样大孝，才开始惊惧地泪水沾襟。从前阎百诗征君与陆翼王的信中说，子张死在孔子之后，而《檀弓》记载子张死，曾子有母丧，穿着齐衰去哭他。这是《曾子问》一篇，都是双亲在世时以丧礼向孔子请教的。曾子在双亲在世时，不嫌以丧礼为问，孔子也不以问丧礼为非。那么世人为什么发出这种庸俗狂妄的言论呢？凡是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因为丧礼各篇与科举之学无关，特意借双亲在世不宜阅读，来掩饰自己的说法罢了。于是乡村私塾的老师，一倡百和。不仅不让资质愚钝的子弟读，即使聪慧秀异的也让他们终身不知道丧礼之书说的是什么。误人子弟，难道不浅薄吗？老师对于弟子，观察其资质中下，难以记诵，只应当宽限岁月，不要相促迫。与其每天取那些腐朽恶劣不堪的时文，责成他们熟读，何不让他们读完六经的文章，以增厚其根基，增加其学识。其成就，孰得孰失，作为父兄师长的人，应当自己知道。您为人师表，应当以长远和宏大的目标造就人才，千万不要为了世俗苟且的学问，贻误子弟。狂妄愚昧的言论，倚仗您能体谅我，所以敢献上我的一点浅见。

译不怪罪，不宣扬。

关于士人与平民丧礼应遵循制度以匡正风俗的议

译李德骞

《大清通礼》说：官员丧事，初祭和大祭，一品官用羊五只，二品官用羊四只，三品和四品官都用羊三只，五品和六品官都用羊两只。可见官员丧祭，只用羊，尚且不敢兼用猪。然而本县风俗在成服时，用羊和猪两种牺牲，这是僭越且违背礼制的。《通礼》说：成服后，亲友宾客各自按照丧服等级来吊唁，备办酒、果、香、烛，关系深厚则加赠财物。然而本县风俗亲友宾客吊唁，用绸缎做挽帐，这是奢侈且违背礼制的。如果尚未完成婚嫁的生亲家，是没有丧服关系的亲戚，不应该报丧也不应该吊唁的。然而本县风俗丧主必定向生亲家报丧，生亲家吊唁的仪礼必定隆重，尤其奢侈且违背礼制。本县风俗，已经完成婚嫁的，称为熟亲，庆贺和吊唁常常互相往来；如果尚未完成婚嫁，称为生亲，则喜事不互相庆贺，而丧事反而互相报丧吊唁，这已经不合情理了。《通礼》明确说各自按照丧服等级吊唁，生亲没有丧服却去吊唁，更是大大违背礼制了。况且本县多在婴儿时期就结亲，亲家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夫妻去世，都报丧都吊唁，有屡次报丧屡次吊唁之后，有的男方死了女方另许配别人，有的女方死了男方另择配偶，不能再称为亲家了。这样之前的报丧吊唁，都付诸虚空。《通礼》说：选择宗族中善于书写的人一人来题写神主。然而本县风俗必定延请官员绅士来点主。俗写“主”字没有点，等待官员绅士加上。前代儒者已经辨明其谬误。摆开宴席宴请客人，族亲亲戚都穿吉服如同庆贺，这是奢侈且违背礼制的。《通礼》说：凡是守丧三年的，百日剃发。然而本县风俗守三年丧的，四十九日剃发，随即除去丧服，这是违背礼制且忍心。《通礼》说：丧事禁止音乐。《大清律》十恶条，第七条是不孝，在父母丧期作乐。然而本县风俗丧事使用鼓吹乐，以哀为乐，这是违背礼制且重罪。请求从今以后凡百姓有丧事，礼制律法可以核查，祭祀只用一种牺牲，或用羊，或用猪，挽帐不用帛，剃发限定日期，音乐全部革除。至于题写神主必定选择宗族中人。况且丧礼不讲究，是民风道德衰薄的根源。曾见过人家有神龛却没有神主的，推寻其缘故，是因为财力不能延请官员绅士，财力不能宴请族亲亲戚。宗族中人题写神主，贫穷也能从容做到。为何拘泥于世俗见解，致使先人的神灵没有安妥之处，而严重蔑视礼制呢？至于富裕之家，以官员绅士点主为荣，以鼓吹宴饮为庆，以绸缎挽帐为光彩，而初祭、大祭、虞祭、祔祭、祥祭、禫祭等礼仪，竟然一次都没有实行。哪里知道所谓耗费金钱竭尽人力去做的，终究是超越礼制的呢。所有这些，都是积习相沿，而没有看到《通礼》中士庶丧礼的缘故罢了。作为百姓的上级，如果援引定下的制度来纠正，出示告示来晓谕，有不恍然大悟而废弃旧俗返回正道的吗？虽然如此，还是不能没有抵触其间的情况。本县有阻挠丧事的恶俗，有的人父母去世，则族属生事；有的妇人去世，则外戚生事，挟持嫌隙挟持权势，刁难多端，不用音乐不肯罢休，不用羊猪不肯罢休，不摆宴席不肯罢休，不多给白衣不肯罢休。《通礼》说：亲友宾客各自按照丧服等级吊唁，这是自带丧服而来，不是等待丧家供给丧服。况且没有丧服关系的宾客，何必供给丧服呢？如果丧家贫穷，财力怎么能供给呢？稍微不遂心意，就肆意阻挠，不许大敛，不许出殡，致使有恒产的家庭，因此耗费而破产；讲究礼制的士人，因此敷衍而失礼。尤其应该禁止这种恶俗，严厉告诫重惩，或许礼教得以通行。那么丧礼的讲明，挽回既倒的狂澜，普及无边的孝治，难道不是对世道人心大有益处吗？

丧礼正俗

潘德舆

病重濒死才移到正寝，急忙换上新衣

礼制规定：生病时，头朝东睡在北窗下，废除日常起居。国君夫人死在路寝，大夫和世妇死在适寝，内子如果没有受命，则死在下室，移尸到正寝，士的妻子都死在正寝。古人死必在正寝的道理，确实彰明昭著。然而绝对没有迁移病人的说法，只说迁移尸体，说明病人就在所居的正寝生病，所以废除日常起居而头朝东睡在北窗下，是当时室内稍微有些不同，没有大的劳苦。为什么呢？国君夫人生病，其不在路寝可知；大夫、世妇、内子、士的妻子生病，其不在适寝、适室可知。至于病危弥留之际，放上芦苇管等待断气，却摇动震撼他，迁移到这里，这就完全不是古人的本意了。所以礼制规定，除非致斋或生病，不昼夜住在内室。注解说正寝之中，士的丧礼中士处在适寝，注解说：不生病时在燕寝，将要有病则在适室。那么病不重时已经在正寝是明显的。《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公死在小寝，就是安适的意思，讥讽生病的人安适，不是讥讽他的臣子，更加可知。生病不在正寝是不合礼的，而不是等到濒死才突然迁移是明显的。有人说：居住不必在正寝，而生病都在正寝，这是第一个难题；病未至于濒死，却一定在正寝，则有死的嫌疑，这是第二个难题。怎么办？回答说：你仍然沿袭三代以后的薄俗，而不是古人的礼意。古人活着不当居正寝的，死了就在下室了。他们居住和生病的地方是一样的，有什么难题呢？如果平时偶尔不在此，而生病则居于此，这不过是恢复平时的常态罢了，又有什么嫌疑呢？那些有嫌疑的，是平时长久废弃礼制了，还值得责备吗？况且你以守礼为难，而以

译在濒死之际突然移动身体，看似方便。但你也没有想过，濒死时突然移动所带来的危害啊。那危害哪里忍心说出口呢？人必定会死，这是天命。人濒临死亡，必定会死，却还没有立刻死去，这也是天命。如今，为了彰显“在正寝寿终”的义理，不能在病势未重时就停止折腾，等到死后迁移遗体也还可以。但却要在病人呼吸断续之时，听从旁人的叫喊催促，如同鬼魂搏击，如同狼虎噬咬，其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因此导致气息急促，内脏摇动，手脚被束缚，从而比正常时间早死几个时辰，这就不是天命中的正命了，而是人为造成的。即使不移动也会死，但夺去他最后一口气，都是人杀了他，而不是他自己死的，罪恶有多么深重啊！况且人稍微有点痛苦不至于死的时候，尚且害怕别人震惊，厌恶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濒死之人，痛苦必定是百倍于此，不必多说。对于亲人稍微有点痛苦时，或许因为寒战不忍触碰，而对于即将死去的人却肆意妄为，这是什么心态呢？况且礼制规定，铺设草荐和枕头，将尸体迁移到厅堂，那么死就是死在卧室的房间里，没听说过死在卧室的厅堂里的。现在有病的人已经住在正寝，而人们一定说必须从卧室移到厅堂才能死，这是非要致他于死地罢了，又是什么心态呢？至于将病人移到卧室已经完成，又有更换新衣这一大祸害。礼制规定，刚死时，迁移尸体，覆盖敛衾，脱去死衣，侍从入浴。据此可知，死了一定要沐浴，沐浴后才脱去死衣。礼制规定，生病时，撤去旧衣，加上新衣，说的是“加上”，而不是“更换”。说的是“撤去”，而不是“更换”。衣服不可以更换，古人固然不只是为了沐浴考虑，也确实是因为濒死之人，心气将绝，不能耐受摇动。现在的濒死之人，幸好没有在移动寝具时死去，到了换衣服的麻烦，又比移动寝具厉害十倍，反复穿脱，横着弄、缩着弄，使得他断不能顺从正命而死才感到痛快，这又是什么心态呢？唉！人们这样做，固然是不懂礼制。然而他们的心并非真的不可理解。大概他们移到正寝，是为了害怕被人讥讽；他们换上新衣，是为了害怕鬼神的祸害。乡村巫师和老妇人的话，认为死了没有穿衣服，鬼就会裸露身体；死了没有穿新衣，鬼就会衣衫褴褛。怎么能不害怕而听从他们呢？即使那些害怕被人讥讽的，还不足以指责其用心险恶。他们只是认为病人死在厅堂，这厅堂就再也无法登入了；死在卧室，这卧室就再也无法进入了。表面上顺从人情，暗中其实憎恶鬼祸。所以为死者设置的床铺，都是粗陋不堪、无法使用的东西，有名无实罢了。唉！送死是大事，古人怀着仁爱孝顺之心来施行，今人却用乡村巫师、老妇人辟邪畏鬼的方法来施行。鉴于今人的愚昧，确实不能使他们不迷惑于鬼神，而一定要迫使濒死而未死的人死去，这是世俗中非常令人痛恨厌恶的。作为父母、公婆、兄弟、夫妻、子女的人，想要死者复生，而生者尚未死，反而仓促烦乱，不能克制自己受乡村巫师、老妇人见解的影响，以至于任人指挥，使得亲人没有正命的死亡，还摇手闭目说：“这是习俗，怎么办？”这都是他们不仁的心早已养成。因为不仁所以不智，因为不智所以不勇。学者如果知道古人在卧室生病而没有迁移到卧室的记载，古人死后穿衣而没有换衣后才死的记载，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那些废弃北窗、沐浴等礼仪，虽然不必遵循古制也可以。像这样残暴不可忍受的，我不得不首先诛斥并详细论述。坚决断绝这些行为，然后送死的习俗，才可以逐步革除。

译敛衣用纩

按礼制，在房中陈列衣物。绞布横三幅、缩一幅。黑色衾被内衬无装饰。祭服排在其次，日常衣物排在更后。总共十九套。依次陈列衣物，不必全部使用。袍子必有外衣，不穿单层。上衣必有下裳，称为一套。在门内铺设席子，下层用苇席，上层用竹席。商祝铺设绞布、衾被、日常衣物和祭服，精美的放在中间。士人抬起并移动尸体。这是小敛时用的衣物，没有使用纩絮的必要。按礼制，在房中陈列衣物，绞布、紟布、衾被各两套。国君用祭服、日常衣物和遮禭。总共三十套，不必全部使用。商祝铺设绞布、衾被和衣物，精美的放在外面。士人抬起并移动尸体。这是大敛时用的衣物，也没有使用纩絮的必要。纩絮对尸体的危害在于，它温暖而容易使尸体发生变化，在盛夏时尤其不利。下面或许盘着冰，上面却盖着纩絮，这是爱护尸体呢，还是毒害尸体呢？况且现在的人都在未死之时就换上纩絮，即使是盛夏也不更换。这说明烦闷郁蒸不一定导致中暑，中暑也不一定立刻致死，但也足以让人迅速死亡。这不是更加毒害吗？有人问：古人小敛用十九套衣物，大敛用三十套衣物，这种层层叠叠的温暖程度将超过纩絮，而您一定要指责现在人用纩絮，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人是为了备齐物品而极尽装饰，这是孝子深厚的心意。现在没有古人的那些物品，却只足以温暖尸体而加速其变化，有什么可取的呢？况且古人将衣物颠倒铺设，数量虽然多，但不过分温暖。现在纩絮不止一件，数量虽然少，但温暖特别厉害。所以古人明智而现在人愚昧。有人问：殡葬时使用石灰，更加温暖而容易使尸体变化，也可以去掉吗？回答说：我担心迅速变化，是在入殓之前，而不是在殡葬之后。见与不见的区别，忍与不忍寄托于此了。况且现在的人只有殡葬，没有见到他们进行小敛、大敛。为什么呢？古代有小敛、大敛、殡葬，殡葬才开始入棺。现在则在活着时换衣，死后就绞束入棺罢了。哪里有什么小敛，何况大敛呢？抛弃古人的礼制，而随意行事，所以加速尸体变化也不是他们所计较的。然而棺材不迅速制成，尸体不迅速入殓，因而导致变化而让人不忍心看见听闻的情况很多了，不是非常痛心吗？延陵季子埋葬他的儿子时，用当时的常服入殓。孔子说：延陵季子对于礼制，真是符合了吧。生活在当今世道，像古人那样备齐物品是做不到的，遵循权宜之计，延陵季子是可以效法的。冬天的皮衣，夏天的葛布，随时准备，事死如事生，贯通幽明而一视同仁的，大概是在未哭完之前以鬼神对待死者，是不可以的。如果皮衣葛布被认为对尸体不利，那么衣物有表里也是可以的。然而哪里像俗话所说穿皮衣而死不利于轮回呢？况且我更奇怪死者必定使用纩絮，而新婚者在严寒盛夏也使用纩絮。使用纩絮而导致嫁娶者生病，生病而或许就不可救药了。以无理的习俗，人们畏惧无理的祸福，不知道礼是小事罢了，而实际上却酿成了无穷的生死祸患，有志之士应该何去何从呢？

成服太速

按礼制，刚死时，穿羔裘戴黑冠的人，只需更换即可。疏解释说：侍奉病人的人，穿着朝服，刚死时就更换而穿深衣。那为什么不立刻更换深衣，是为了回答宾客的来问，也是为了重视送死。按礼制，只有哭丧先招魂，招魂之后才办理死后的事。疏解释说：招魂还希望复活。孝子不立刻认定亲人已死，如此迟缓。按礼制，死后三天才入殓，为什么呢？回答说：孝子亲人死了，悲哀意志烦闷，所以趴着哭他，好像可以复活一样，怎么能夺走而让他入殓呢？所以说三天后入殓，是为了等待他复活。既然还等待他复活，那么丧服就不可以更换。按礼制，入殓完毕，主人括发袒露，众主人在房中免冠，妇人在房中结发。注解释说：将要穿初丧的丧服。那刚死时，将要穿斩衰的人用笄和纚，将要穿齐衰的人戴素冠，妇人将要穿斩衰的去掉笄而用纚，将要穿齐衰的用骨笄而用纚，到这里才括发袒露而有的免冠有的结发。不立刻改变。按礼制，三天后成服，绞布下垂，冠用六升布，外面用縪布，缨条相连，厌服，衰用三升布，鞋外纳，杖下端用竹桐。那三天后就殡葬了，生者的事完毕，死者的事开始了。所以到这里才成服。现在的人刚死不招魂，小敛不一定等到三天，权宜行事而遵循古制，确实不足以驳倒他们。然而病人刚刚辗转于床榻，一息尚存，那么还是我未死的亲人。而丧服、麻鞋、麻绖，累累宣告齐备，丧服将来不及穿，而麻鞋将来不及纳，于是死者眼睛未闭，而丧服已在身上，麻鞋已在脚上，也有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急遽残忍到了极点吗？所以成服之快，初看似乎对义理无害，而不知道这是迅速认定亲人已死的不仁之心，那些事事苟且而不能必定真诚必定守信的人，都以此为契机。那么古人的节次渐变，真是合乎天理人情之极致了。况且古人对于丧服，好像不得已，所以除去丧服，也好像不得已。现在想要穿就立刻穿，想要除就立刻除，把丧服当作旅馆罢了，好像与自己无关，也非常可恶了。为现在人考虑，虽然不必在殡葬后成服，然而节次渐变必定有道理。如果说亲人死了而不立刻穿丧服，这是不认识古人送死的意义，而把丧服当作事亲的一件物品了，不是谬误吗？

丧用鼓吹

按礼制，婚礼不用音乐，是幽阴的意义。音乐，是阳气。婚礼，是嘉礼。

译然而三天不奏乐，是为了思念已故的父母。如今婚礼中使用音乐，已经犯了遗忘亲人的罪过，何况穿着丧服时竟然使用音乐，这真是大逆不道的做法。礼制规定，妻子有丧事，不在她身边奏乐；大功之亲的丧期将至，要收起琴瑟。这是说别人家有丧事，在室内尚且要撤去乐器，何况自己家有丧事呢？难道是为了娱乐宾客吗？礼制规定，这一天哭泣就不唱歌，又怎么能娱乐宾客呢？难道是为了助兴祭奠吗？礼制规定，祭奠时，男子跳跃，妇人跳跃，兄弟哭泣，歌唱和哭泣的声音是不同的。现在的人用音乐来消解忧愁，这是常情。所以即使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也忍心使用音乐。至于平时琴瑟的宁静、钟鼓的和谐，却茫然不知，等到亲人去世反而深沉地奏乐，这是遵循什么说法呢？丧事中供给鼓吹乐手若干人，这是汉魏以后粗陋的制度。然而这也是君主恩宠用来荣耀葬礼，以装饰道路，如同画翣、璧翣等物品一样。这又必定是有功勋爵位且具备武功的人，作为铙吹乐的遗留。现在的人没有爵位，没有武功，甚至不到葬礼，死了就鼓吹入门，有不跟从的，就害怕别人指责他吝啬，以亲人的死亡为乐，而博取一个不吝啬的名声，这还有人心吗？况且现在读书人祭祀，我很少见他们使用音乐，而丧事却使用音乐，颠倒错乱也太严重了。所有轻视亲人的行为都由此产生。大概世上没有哀乐相反却能做人的道理，这是大致的情况，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回煞避煞

《礼》规定，早晚哭丧，不避开子日和卯日。注解说，凶事不避忌，吉事则有所缺漏。既然凶事尚且不避凶日，古人是不取避忌之说的。况且《礼》规定，朝奠在日出时举行，夕奠在日落时举行；大夫在初一和十五举行奠礼，士只在初一举行奠礼。大概因为初一有特备的豚、鱼、腊三鼎，朝夕有醴酒、脯、醢，这都是在下葬之前的礼仪，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不可一日离开。如今却拘泥于阴阳干支这类小说中的忌讳，倾家荡产外出躲避，这难道合乎情理吗？丧煞的说法，始于唐代太常博士李才。然而他的话说，比如在巳日死去的，是雌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岁的女子，雄煞从南方第三家出来，煞气是白色的男子，或者姓郑、潘、孙、陈，到第二十天和第二十九天两次回到丧家。这与现在的说法完全不同。大概是沿袭了俗人的意思，所以迁就不同。由此参看，也断定它不足为据。况且像《夷坚志》《西樵野志》所记载的，有的两只脚在灰烬中，有的形状像猿猴坐在案前吃祭品，这又是另外的凶物，与今人所说的丧煞是鸡各不相同。这就更加知道其支离破碎、随意编造妄言了。亲人去世，正哀痛其不能再相见，即使认为魂魄真的聚合归来，也应当洁净斋戒以迎接他，却反而视为凶邪，躲避唯恐不及，虽然不去别处，但也延请僧道敲锣打鼓以严厉驱赶，这也太不仁了。况且躲避的人穿着斩衰之服，却妄自进入别人的房屋吗？倘若遇到水火等不测的大祸，亲人的骸骨可以安心依靠而无恐惧吗？我见到倾家荡产外出的人，灯火不慎，盗贼窥伺，遗祸无穷，比比皆是。然而即使邻居欢迎，全家平安无事，但孤零零的一口棺材，寂静得像佛寺一样，做儿子的忍心吗？把亲人置于何地？从前陈东山说，哪有执亲之丧，想要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而将灵柩关在空屋中的？又哪有为了父母而害其子的？于是独自卧在苫块之中，安然无事。由此可知阴阳小说的虚妄，即使仁孝一念的真诚也能破除它。在这个时候恐惧不能战胜的，都是仁孝不真诚罢了，这可以掩饰吗？

僧道超荐送葬

《礼》说，仁人侍奉亲人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亲人。孝子尊崇他的亲人到了极点，亲人就是上天罢了，又有什么超荐的呢？超荐的说法出现，而贤人君子以慈爱宽恕拯救溺水者，尊崇僧道，以至于愚昧不肖之人沉沦污秽，鄙视他们的亲人，不仁不智，先儒论述得很详细了。唯独奇怪现在做这种事的人，表面上做超荐的事，而追问他们天堂地狱的虚妄荒诞，他们却说，我难道不知道吗？知道却仍然这样做，只是暗中堵塞路人的耳目，表明我不吝惜钱财用于死者罢了。唉！知道其虚妄荒诞，却以我亲人的名氏，在异端的口角中叫呼而不觉得奇怪，这是一不仁。知道其虚妄荒诞，却以我亲人的英灵，乞求异端邪鬼的怜悯而不觉得羞耻，这是二不仁。知道其虚妄荒诞，却用金鼓的喧嚣，惊扰我亲人的魂魄而安之若素，这是三不仁。知道其虚妄荒诞，却用膜拜的奇丑，委屈我亲人的遗体而忍心为之，这是四不仁。知道其虚妄荒诞，却将亲人贱视等同于俳优，只以表明我轻视钱财用于亲人，这是五不仁。知道其虚妄荒诞，却隆重地比作礼乐，只以掩饰世俗的目光，而又完全与我亲人无关，这是六不仁。具备这六不仁之心，与那些认为超荐确实可信而去做的人相比，其罪加十倍。那么不知道而做，知道而做，都逃不过君子的谴责。而僧道不可为〇〇〇，也大大彰明了。斋醮之事，盛行于元魏梁陈，其无益显而易见，而沿袭千百年不变，是因为礼制灭亡的缘故。虞、祔、练、祥、禫、庙、祧、坛、墠的祭祀，一概废绝，而后浮屠道士的邪鬼神，都能乘虚而入持其弊病。孔子说，生时侍奉以礼，死后安葬以礼，祭祀以礼。孟子说，经术正了，庶民就会兴起，庶民兴起就没有邪恶了。有志于古法的人，不必以口舌取胜，笃行礼制罢了。不然，超荐即使不行，而天堂地狱轮回报应等邪说，久沁心腑，可以突然拔除吗？不能突然拔除，而内则妇人女子之间的交相诋毁，外则亲戚朋友的窃窃议论，哪里能胜得过来？况且僧道迷惑人，不是从超荐开始的。平日对于释迦观音的慈悲，道陵洞宾的灵异，几乎想要等同于圣人，而不敢致一语之谤。他们不做超荐的，只是因为世间都是卑俗的僧道，没有戒行彰明、奇术耀眼的罢了。倘若真有明白释迦观音道陵洞宾之法的人，将泥首求一见而如不可得，难道还会不超荐吗？至于超荐用它，送葬用它，甚至不是凶事而延寿度，一切无不用它。立坛墠，施田舍，印经忏，纷纷如归市。而僧道者，于是拥有夏屋腴田，美衣安坐，居然成为四民的表率了。岂不危险吗？诚有特立之士，断然明白超荐无功，而且有大罪，而一家不做，并其婚友也感化他们，而婚友不做，则一乡都不给僧道钱财。不给僧道钱财，则一乡的僧道，将自苦所为，而做的人必渐渐减少而渐渐断绝。由一家而一乡，由一乡而一国，无形的裁汰，功绩也伟大了。然而

译那么掌握政权的人想要淘汰僧侣道士，必定先从禁止超度荐亡开始。禁止超度荐亡，那么布施捐赠的途径就断绝了，从而禁止剃度出家也就不难了。这难道不是明白且可以验证的道理吗？

译丧事到第七个七天便举行卒哭礼。

按照礼制，士人三个月后下葬，就在下葬的当月举行卒哭礼；大夫三个月后下葬，五个月后举行卒哭礼；诸侯五个月后下葬，七个月后举行卒哭礼。所谓卒哭，并非不再哭泣，而是此前哭泣没有固定的时间，等到下葬后举行虞祭，就只在早晚哭泣，不再有随时哭泣的情况了，所以称为卒哭。卒哭，只是一个祭祀的名称罢了。如今下葬后却不举行虞祭，且不论是否下葬，都定为第七个七天举行祭祀，所以七七祭结束后，殡宫就没有祭祀了。这竟然就是古代的卒哭礼。既然说是古代的卒哭礼，似乎于义理没有损害。然而古代的卒哭礼，是在下葬之后举行的。礼制说卒哭意味着丧事已成，这一天用吉祭替代丧祭，第二天将亡者附祭于祖考。如今有的还没下葬就竟然举行卒哭礼，这是吉祭的神事尚未兴起，而丧祭的人事已经结束了。断绝死者的血食供奉，忘却生者的极致哀痛，违背情理、危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礼制规定，因急事而速葬的，也要速行虞祭，三个月后才举行卒哭礼。“报”读作“赴”，意为急速。这里说的是即使急速下葬、急速虞祭，尚且不能立即卒哭以减弱哀痛，哪里有一到四十九天的期限，就竟然撤去殡宫的祭祀，并且修剪指甲头发、沐浴，换上常服，俨然像平常日子一样的道理呢？那七七之祭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认为这是古代七虞之礼的遗存吗？礼制规定，士人举行三次虞祭，大夫五次，诸侯七次。

下葬后脱去丧服

礼制规定，斩衰之服用三升布，虞祭卒哭之后，改用六升的成布，帽子用七升布，去掉麻服改穿葛服，葛带双层。这只是说三升的未成布，并非六升的布就不能做丧服了。去掉麻服改穿葛服，只是带子变了，并非衣服不用麻了。礼制规定，练祭时，练衣用黄色里子、绛色边缘。这是到了小祥练祭结束后，才在内部稍作改变，而外部的丧服依然如故。礼制规定，大夫和士人在卒哭之后，戴弁、系绖、束带，遇到金革之事（战争）可以不回避。这是说遇到重大变故，穿着吊服去从事金革的权宜之礼，然而腰间的绖带依然不除去。如果下葬后就除去丧服的情况也有，鲁庄公的丧事，下葬后除去绖带，不进入库门，就是这样。但那时子般被杀，庆父作乱，闵公年幼，不敢居丧，下葬后穿吉服以确立君臣之位，这已经是非正常的礼制了。如果反哭时改戴免冠则有这种情况，因为远葬的缘故，如果在郊外也就戴免冠了。从来没有穿着丧服下葬，回来时却穿常服戴冠的。然而现在的人，却肆无忌惮地这样做，坟土还没掩埋，男子妇人纷纷脱去丧服，视之如破鞋，从此直到丧期结束，都不再穿丧服。他们与不守丧的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不用白色丝绸罢了。这难道不是除去丧服却俨然像除去了丧期吗？难道不是缩短丧期却俨然像缩短了丧期吗？诸侯的臣子为天子服丧，公子为母亲、为妻子服丧，下葬后就除去丧服，这是除去丧期罢了，没有不除去丧期却先除去丧服的。士人只有在公门之下才脱去齐衰之服，难道把家门比作公门吗？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对亲人的心已经淡薄到极点，而势利喜好阿谀的人，又都想把凶事变成吉事罢了。所以越变越悖理，任意行事的人，违背先王的制度，违反国家的法令，所谓斩衰三年并不是三年，齐衰一年并不是一年，所谓功布九月、五月并不是九月、五月。他们是何等肆无忌惮啊！况且丧服既然脱去，那么饮酒、听音乐、吃肉、亲近妻妾，就可以无所不为了，而人们也不觉得奇怪。这难道是小事吗？

反哭时祝贺

古代礼制散失，可以吊唁的时候却多去祝贺，邪恶还没达到这种地步。邪恶达到这种地步，我也不必引经据典来驳斥了。然而礼制完备且充满恻隐之心，详尽周到，不能不为它诵读。礼制规定，主人反哭时，吊唁者从西阶上去，说：“怎么样？”主人拜谢并叩头至地。反哭时的吊唁，是哀痛到了极点。回去发现亲人不在了，失去了亲人，这时哀痛更加深重。进门看不见亲人，上堂也看不见，入室也看不见，亲人不在了，丧事了，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哭泣、跳跃、捶胸，尽哀痛而后止。心中惆怅、悲怆、恍惚、愤慨，心死志悲罢了。在宗庙祭祀，让鬼神享用，侥幸希望亲人能回来。墓穴已成不敢进入居室，住在倚庐，哀痛亲人在外；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哀痛亲人在土中。如今送葬刚回来，在门口放置火堆，驱除不祥，祝贺的人唱和，声音传到堂室，对亲人而言是凶秽，对别人的亲人而言也是凶秽，风俗可悲啊！我不忍心责备他们了。

忌日宴会处理事务

礼制规定，君子有终身的丧事，指的就是忌日。所以忌日必定哀痛，忌日不享乐。如今因为忌日而祭祀，在古代未曾听说过。然而宋代各位先生有这样做的人，也是可以的。内外宾客参与祭祀并喝胙酒，也是可以的。然而竟然以招待宾客为事，并且邀请他们宴饮欢乐，那就大不可取了。唐代士大夫在这一天穿孝服接受吊唁，如果有宾客，也是来吊唁的。张载（横渠）在父亲的忌日用白巾，母亲的忌日换带子而不换巾，祖先的忌日根据远近有所差别，戴墨布冠、穿墨布缯衣，可见忌日没有不换衣服的。如今主人既然不换衣服，而宾客穿吉服前来，饮酒且主人也参与，这是庆贺，不是吊唁。朱熹在父母忌日，穿白绢凉衫、戴黪巾，在远祖忌日穿墨衣戴墨冠，早起将神主请出到中堂，行三献礼，全家吃素，祭祀的食物用来待客，在无后嗣的叔祖忌日祭祀时，没祭祀前不见客。如今的人在远祖忌日虽然不换衣服，但也应当去掉吉服，如果是父母的忌日，那么改穿素服才是对的。在远祖忌日全家不当吃肉，那么在父母忌日，主人吃肉就更无礼了。有来吊唁的宾客应当拜谢，在未

译祭祀。朱子不在叔祖的忌日实行祭祀，如今却在父母的忌日实行吗？况且今人在父母的忌日，看重周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整数年份，而对每年的忌日则忽略不计。这又是什么礼节呢？周年的祭祀，是小祥；再周年的祭祀，是大祥；三年之祭又是怎么回事呢？忌日，是人子终身的丧期，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如今痛感岁月的变迁，在整数年份更加悲痛，是可以的；但对每年又怎么能忽略呢？人尚且不能守三年之丧，何况终身之丧呢？难怪他们转而将其当作欢聚的礼节而内心毫无触动。《南史·张融传》记载，忌月的三十天不听音乐。这虽然是贤智之人的过分之举，但比起在忌日饮酒听乐的人怎么样呢？于是封演在《闻见记》中认为，古制忌日只是不饮酒、不作乐；到了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是礼制的过分。他不见客，实在是因为不能悲痛哀伤，所以转而自我隐藏罢了。这话虽然想要矫正弊端，但君子不拿不肖之人的心思去揣度别人。封演的说法，恰好方便了那些背弃死者、忘却亲人的人罢了，哪里是通行的论断呢？至于不举行宴会而处理事务，仍然如同举行宴会一样。《礼记》说：“忌日不用”，并不是因为不吉祥，而是说志意有所寄托，不敢尽情追求私欲。因此，自六朝以来，忌日请假。沈约回复庾光禄的信中说：“忌日请假，自晋宋以来，这个制度实行不久。”而宋元丰年间，命令私人忌日给假一天，侍奉祖父母的也照此办理。虽然沿袭六朝的制度，实际上符合古意。有志之士，思考礼经中的悲痛之情，援引六朝的遗留制度，仿效宋儒的施行，这也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译论治丧陋俗应当革除

邓瑶

古人在朋友、亲戚故旧去世时，抚恤他们非常周全，帮助必定到位。这是为了维系风俗，敦厚人心，从而使为人子女者办理父母的丧事，能够表达出捶胸顿足、哭泣哀悼的真诚，尽到含殓、殡葬的礼仪。《礼记》说：“邻居有丧事，舂米时不互相呼应；同里有殡，不在巷子里唱歌。”又说：“凡是百姓有丧事，要匍匐前往救助。”又说：“吊唁别人如果无力赠送助丧的财物，就不去打听丧家花费多少。”所谓赠送助丧财物，大概是担心为人子女者无力操办丧事，而用钱财来帮助他们。汉朝的陈平住在乡里时，贫穷，无力赠送财物，就以先到后离开的方式帮忙，这就是所说的“贫穷的人不以财物作为礼物”。徐赴去吊唁所认识的死者，只用一只鸡、一壶酒作为礼仪，这就是所说的“不因微薄而废礼”。宋朝的范纯仁用一船麦子帮助他人办理三场丧事，世人尤其认为这是美德。大概古人的风义，就是这样笃厚而真挚。

我们家乡的习俗，亲人去世，各位亲戚朋友各自准备祭品前往吊唁，丧主用钱币回赠，根据他们带来的祭品厚薄作为标准。有喜欢奢侈的人，就加倍酬谢，让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众人交口称赞孝子不停。否则就会遭到非议。于是富裕人家的丧事，多准备财物来等待吊客；贫穷的人就不敢前往，各位亲戚朋友也就因此不去吊唁。而中等家产的人，甚至卖田负债，竭力办理丧事，以博取乡里的美名，因此家道衰落，祭祀无法举行，鬼神在九泉之下也感到悲痛了。唉，为人子女者突然遭遇大变，或者家中不富裕，办理丧事的费用有多少，营葬的费用有多少？亲戚朋友既不能资助，反而要求回报，这是把丧事当作市场，我从未听说过。君子不在丧事中谋取私利，现在世上那些住在草苫土块上守丧的人，却小心翼翼地计较助丧布帛的利益，这本来就不是仁人孝子所忍心说的；而拿着微薄的礼仪，却要求丧主厚酬，这又难道是敦厚的人所应该做的吗？孔子说：“丧礼，与其哀痛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哀痛有余。”必定是乡里的俗人，为人子女者尚且来不及补救过错、博取美誉，哪里有空要求他们尽到慎终的礼仪呢？这种陋俗，不可一天不改变。

有人说：“改变它确实是对的，但是不怕人多嘴舌吗？”就回答说：“谁没有父母？也就谁没有父母的丧事。今天别人来吊唁自己，不用钱帛相酬；他日自己去吊唁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酬谢，可以吗？这样，那么在道理上非常公允，而风俗就可以迅速改变了。”往年有亲戚某人的丧事，家父命令我去吊唁，丧主用钱帛酬谢，我推辞不接受。有吊客私下质问说：“您莫非是嫌弃微薄吗？”我惊讶地说：“怎么可以用世俗的心思来怀疑我呢？我与丧家是姻亲好友，现在用一束生刍来吊唁，是家父的意思，难道是为了这几百钱来的吗？”那人惭愧地退下。我回家把情况告诉家父，深受赏识。唉，我们家乡是读书守礼的地方，而这一节却独自违背礼仪。我从束发读书起，听到家父和叔父谈论此事，就私下伤感风俗的不美，人心的不厚，怀着这点心意，已经不是一天了。二三志同道合的君子，大概也有对风俗人心的忧虑，而做出扶衰救弊的举动吧？有的话，请从我们二三个人开始。

论丧事归来应当进入家中

邓瑶

世俗有人习于旧习，忍心悖理，安然不以为怪，丧事归来不进入家中就是如此。虽然阴阳两界相隔，但情理没有不同。现在的人离开家乡远出，有的几年或十几年才回来，而他的子孙住在宅外，不让他进入家中，自己的心能安吗？远归的人能允许吗？那么不幸客死他乡，灵柩抵达里门，作为子孙的，竟然不迎接请入室内，立刻送往荒郊野外，如果还有鬼神，他们能允许吗？子孙的心又能安吗？我知道死者必定不允许，子孙的心也必定不安。然而最终不能改变，也是因为习于习俗，无法用古义来责备罢了。

《礼记》中，曾子问：“国君出国境，带着三年的戒备，带着内棺随行。国君去世，灵柩进入国门该怎么办？”孔子说：“从阙门进入，从西阶上升，如同小敛；灵柩从门进入，从阼阶上升，国君、大夫、士是一样的礼节。”《杂记》说：“诸侯出行而死于馆舍，灵柩到达庙门，不毁坏墙壁，于是进入停殡的地方。大夫、士死于道路，到达家中，用车载着，从门进入，到达阼阶下而下车，从阼阶抬上去，到停殡的地方。”这都是丧事归来进入家门、事死如生的明证。圣人根据情理制定礼仪，是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又《周礼》规定停殡在西阶之上，只有死于外的人，停殡应当在两楹之间，表示不忍心远离。大概对待死于外的人，尤其有加重的礼节，古人用意的深厚就是这样。《左传》记载齐庄公在襄公二十五年被崔杼所杀，葬在士孙的里巷。二十八年齐国人把庄公的灵柩迁到大寝。这是死后三年，因为先前停殡不成礼仪，仍然从郭外迁出而移到路寝为他改殡。齐人最终没有忌讳，认为只有这样臣子的心才能安定。

现在为人子女的，不幸父母死于外，为什么不援引礼仪办理丧事，让父母的魂魄远归，竟然不能一次进入家门，稍微缓解客死的悲痛呢？现在的制度，因王事死于外的人，允许进入城市办理丧事。都邑有城门，就像人家有大门一样。朝廷对于臣子的丧事，格外施恩，允许进入城市；子孙对于祖父的丧事，却不允许进入家中，悖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有人说：“一家之中，有伯父、叔父、兄弟在，而且大多聚族而居，把尸体抬入，担心众人……”

译如果有违背礼制的言论，就另找异宅居住，也不让亲人灵柩进入家门。这难道是担心叔伯兄弟会有违背礼制的言论吗？况且叔伯兄弟不让灵柩入内，问心又怎能自安呢？大概是因为心中存有“灵柩抬进门会对家宅不利”的说法，于是大家相继背离礼制。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免被这种说法迷惑，这难道不是大可悲哀的吗？世俗的说法固然如此，然而也有未曾将灵柩抬入门，那深宅大院却在几年内转卖给别人，甚至有的被夷为田地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家门的兴盛与败落，关系难道在于此吗？是因为仁孝之心不够笃诚，所以利害之见得以扰乱它。况且近代阎若璩在京城的寓所，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你扶着灵柩回淮上，到了就安放在我原本的宅第，安葬要快。”他的儿子听从了。由此可知，客死他乡的人，其魂梦本来眷恋家门游处的地方，必定以亲人到来为满足，即使归葬入土也没有遗憾了。唉，世上那些忍心让亲人死在数千里之外，不让灵柩进入家门的人，是多么刻薄啊！悖谬的风俗，不可不改变。因此援引礼经来阐明他们的迷惑，世上有读书守礼的君子，尚且要敬慎地思考这件事啊。

译释哭

汤金钊

哭，重在声音而不重在眼泪。泣，是流泪而没有声音。所以泣称为泣血，是说像血流出一样，湿润而没有声音。哭则是号叫而已。哭泣兼有，则声音和眼泪都有。专说哭，就不一定都有眼泪。孔子遇到旧时馆舍主人的丧事，进去哭他，出来让解下骖马作为赙礼，说：“我刚才哭他，遇到一种悲哀而流出眼泪，我厌恶眼泪没有缘由地流出。”这是起初没想到会流出眼泪，这是不流出眼泪不妨碍其为哭。孟子认为哭死者而悲哀，是性善者的圣人。如果不是至圣，本来就不能自然地悲哀。伯高死了，报丧给孔子，孔子说：“我在哪里哭他呢？兄弟，我在庙里哭；父亲的朋友，我在庙门外哭；老师，我在寝室哭；朋友，我在寝门外哭；相识的人，我在野外哭。在野外已经疏远了，在寝室已经太重了。因为子赐来见我，我在子赐家哭。”圣人从容合乎中道，不可得知。如果论常人的情感，听到报丧时考虑如此，未必一哭就流出眼泪。陈庄子死了，报丧给鲁国，鲁国人想不哭，县子说：“现在的大夫，在中国交往政事，虽然想不哭，怎么能不哭呢？况且哭有两种方式，有爱而哭的，有畏而哭的。”于是在县氏家哭。既然想不哭，怎么能流出眼泪？畏惧所以不敢不哭，怎么能流出眼泪？然而君子不认为这不是哭。这是哭不一定有眼泪的明显证据。古人，吊丧一定哭，听到丧事一定哭。情感有亲疏，情谊有厚薄，本来不一定想要流泪就流泪。至于执行亲人的丧事，从刚死到小敛到大敛到成服，到朝夕奠到迁奠祖奠遣奠，到安葬到反哭到虞祭，到卒哭到祔祭到小祥大祥到禫祭，哭不知有多少次。开始没有定时，接着有定时，实行无数次，归于有节制。怎么能人人流出眼泪，每节都流出眼泪？然而君子不认为这不是哭，不认为这不如不哭。唉，现在看礼的人我疑惑了。看见哭没有眼泪，认为是假哭。哭的人也就担心别人讥议，而且自己哭不凭真情，与担心分散哀心，而眼泪更加得不到，而声音于是不敢从口中发出。即使悲哀到了流出眼泪，也忍着不放声。于是礼应当哭而不哭，而丧礼或许几乎断绝了。不知道哭重在声音不重在眼泪，不必论其有眼泪没有眼泪。就像应当拄杖而拄杖，不一定他果然身体病弱。应当穿丧服而穿丧服，不一定他果然身体不安美。应当吃粥粗食而吃粥粗食，不一定他口果然不甘味。应当住在倚庐睡草垫枕土块而住倚庐睡草垫，不一定他果然哀亲人在外在地里。所以人可以勉励。如果用眼泪要求哭，这是兼用泣来解释哭。这就像解释饮而兼用食，解释衣而兼用裳。这是不通的言论。有人说，那么不就是相率而为伪吗？回答说，先王制定礼，超过的俯就，不到的跂及。贤如子张，还说先王制定礼不敢不达到。于是中道房皇周浃，本来不能期望大贤以下的人。而责备人无已，人将背离而思去。这是不可以不辨明的。

哭为礼仪说

俞正燮

圣人的礼，至周密。礼的不行，由俗士妄议论。南史王秀之传说，遗令说：“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老子说：“礼者，忠信之薄。”这王大概是老氏之徒。唐李匡乂资暇集约说：“丧筵伎婢，唱悲切声，助主人哀，谓之扬声。当为羊声，义取羔羊跪乳。不惟助也。”其解甚谬。扬者举也，扬声，举哀也。士丧礼代哭不以官，则使亲疏更迭而哭。周官挈壺氏悬壺以代哭者，礼未大敛，代哭悬壺，明时刻更迭均也。肆师说：“大丧外内命妇序哭。”丧大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哭以次序更代，则不备官之家使仆妾宜也。大概大敛日久，哭绝声则不安，不绝声则孝子死矣。虽老，王秀之亦不得活。王阳明年谱说：“父卒久哭暂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则客退不哭，饰情行诈也。’”是不守代哭之礼。客匍匐举衰，而主人默尔，且必客退而哭，客进反不哭，是饰情示矫也。君子表微所当举，以告俗士好议论者。不达之人，又以哭无泪为作伪。按哭于礼为衰之文，衰者固哭，其于礼当哭者，即不哀亦当袭衰之文而哭。如羊为告朔之仪，即不告朔亦当袭告朔之仪而具羊肉。礼说公父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是未尝不哭。传说：“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则哭何必有涕也。礼又说：“有畏而哭之者。”亦不当有涕也。礼又说：“孔子哭旧馆人，出曰吾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使子贡脱骖赙之，曰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子贡言未尝脱骖赙他人，则圣人哭他人，不出涕。故礼不云泣涕，止云吊哭。今人以无涕遂不哭。

译《说文》说：“哭”是悲哀的声音。只是有声音罢了。君子彰显细微之处，应当举出这一点，来告诉那些不通达的世俗之人。

译题主说

李棠阶

世俗题写神主牌位，都虚留“王”字的一点，临时请显贵的人来点上去。查考各种书籍，都没有这种说法。明代儒者吕新吾以及本朝刘山蔚都驳斥其谬误。今年仲冬，张云阶先生安葬他的母亲，因为尊长神主已经用朱砂点过，此时如果用墨，一个棺木两个神主，朱墨不同，心里不安，命我题写神主，仍然用朱墨。云阶先生是我的父辈，我怎么敢违背。但他援引唐宋题主用墨书写完毕后，用光漆重新描摹作为依据，则有可疑之处。《通典》所载乃是天子之礼，宋代朱震引用它，也是天子之事，并非士大夫的礼制。唐宋士大夫的礼制不可考，而当今世人遵用朱熹《家礼》。朱熹本来就是南宋的士大夫，《家礼》中只有题主，并没有说点主。如果用朱砂，那么必定像《通典》那样特别指明，不容许一概而论。根据《家礼》，那么宋代的士大夫不敢援引光漆重模的说法是可以知道的。至于本朝《通礼》，品官只说题主，即使是国丧也只说大学士题主。如果用朱砂，那么也必定像《通典》那样特别指明，不容许一概而言。用墨是常规，用朱是变通。宋代的士大夫不敢援引当时大丧的礼制，而今天却使用它，现在又不援引当时的制度，反而援引唐宋大丧的礼制，恐怕不可以吧。又说平常素色书写，遇到诰敕字样，用朱砂书写以示尊敬，确实如此。但必须全书其字，哪有只用一个朱点来表示尊敬的呢？只用一个朱点，那实际上是上级对下级牌票告谕所用的，此外没有别的。这是山蔚先生的话，似乎没有错误。现在题主只用一个朱点，果真是出于尊敬吗？还是仅仅随俗沿用呢？习俗固然不能立刻改变，一个人又怎么能改变习俗呢？只是考之于古今都没有依据，问之于内心则不安，究竟应该遵从什么呢？

丧礼题主，必定请达人名德书写。大概是孝子慎重终礼尽礼，也有求仁粟以祭祀的意思。推究礼制的本意，所书写的本来应该封爵、讳字一并题写。因为字体繁多，典礼矜持，担心有遗漏错误，所以预先书写神主，而特别虚留“主”字的一点，等待成礼时命笔。世俗又叫做点主。开始用朱砂，其次加墨，大概是慎之又慎，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世俗遵用既久，就忘记了礼制的本意，以至于延请贵显之人以为光宠，那么流变更加失当，适宜被通儒讥讽。特别附记以质问知礼的人。

答人问妇丧归期书

邓瑶

承蒙告知，贤妻有母亲丧事超过一个月，想召她回来，恐怕于义理不安，殷切下问，好啊，足下的提问。礼制规定，女子出嫁为父母服丧一年。传文说，不贰斩也。《丧大记》说，丧父母既练而归，期九月既葬而归。注解说，归，谓归夫家也。那既葬而归，是妇人为祖父母、为兄弟之为父后者。先王的意思，认为女子舍弃其父母而跟随他人，已经易斩为期了，如果不让她在家持服，薄情更加严重，所以有既练而归的条文，用来通达她的私情。朱子门人叶味道的妻子，丧母既葬而归，味道后来读《丧大记》，才知道自己错了，让她返回终其月数。大概古人用情之厚如此。足下的妻子新丧母，超过一个月就催促她归，对照古制，未免过促，适宜足下的心有不安。但是妇人有主中馈之义，而且足下有父母在，妇事舅姑之礼，不宜久缺。如果一定要等到既练才归，形势也不方便。无奈，就以三虞卒哭为期，不还是比超过一个月就归好吗？从前味道也有话了，认为妇在母家久，彼此多未便，想不待练而召之归，朱子说或有未便，归而不变其居处饮食之节可也，衣服则不可不变。此论未为害理，足下其遵行之。虽然，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妇人遭父母丧，若遇舅姑有病，或夫病且亟，则不俟逾月，但已视含敛，宜即遄归，所谓权也。如夫家幸无事，酒食之役，有娣姒能代，而舅姑又许其循古礼以达私情，则为之夫者，又何必不使之既练而归，而必令其衔恤蕴愤，遽离父母几筵乎？盖视他人之父母甚重，然后视己之父母不敢或轻，而谓人之待亲无庸过厚者，必于己之亲待之至薄者也。风俗之盗久矣，有识者能勿思所以矫之，使之日趋于厚乎。辱承下问，敢布区区，惟足下察之不宣。

仁言

易佩绅

现在读书粗晓《论语》的人，都知道痛诋宰我想缩短丧期。难道知道宰我对三年之丧，本来就有期年之能尽其实而称其服吗？他说期可以已者，以为既期而哀渐忘，无可以称其服者，即不必虚有其服而废礼乐也。大概宰我赋性较薄，而徒习于礼乐之末者也，因梏于末而益歉于本也。然而其期年之内，固已不为礼乐矣，亦食稻衣锦之不安矣，则不饮酒不食肉不御内一切之节，固皆已尽其实矣。现在士大夫，三年之丧，能尽其实者几人乎？能于

译在守丧一年内能真正尽到实情的又有几个人呢？我见过父母刚去世就饮酒吃肉、亲近妻妾的人。这样的人连一天的丧礼都称不上符合，更何况三年的丧礼连一天都不符合，哪里还谈得上为期一年或更短的丧礼呢？丧礼现在存在的，只是制度罢了，只是名义罢了。然而做官的人尚且苦于因父母丧事而离职三年，习惯科举考试的人，尚且苦于三年不能参加科举。于是就有隐瞒丧事的人了。这不仅是违背了空存的制度，也是断绝了空存的名义。那些有丧事不必隐瞒却像往常一样做官的，叫做夺情。关于战争时期不必回避丧礼的议论，孔子尚且不完全赞同，何况不是战争时期却夺情呢？人子如果有万不得已的情况，朝廷又怎么能强行剥夺呢？情感根植于本性，本性也可以被剥夺吗？那些可以被剥夺的人，与隐瞒丧事的人相比，其不仁的程度相差无几。如果不是朝廷一定要剥夺的人，而是出于那个人自己的营求和希望，那就只与隐瞒丧事的人相比，有高下巧妙之分罢了，其不仁或许更严重。这些都是宰我的罪人。那些作为宰我罪人的人，他们读《论语》，也知道宰我的罪过。难道身为宰我的罪人而不自知吗？还是知道却因嗜欲和荣利不能自我克制？不能自我克制却甘愿陷入极其严重的不仁之中，怎么能不思考呢？

译请禁止夺情疏

汪朝棨

我私下认为，人臣尽忠守身的道义，与孝子爱戴双亲的诚意，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朝廷对于陈情乞求留任奉养父母的人，放宽了时间的限制；对于遵守丧制、守孝终丧的人，则将其确立为固定的典章制度。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对人才的需求非常急切。带兵的大员以及各督抚，有的因为关系到全局，需要依靠他们来镇守安抚；有的因为重要城池刚刚收复，依赖他们来维持局面。我们皇上顾念边疆安危，往往特别下旨允许他们夺情起复。这是变通权宜之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道、府、州、县各级官员，以及随营人员，关系相对较轻，才能出众的人，也正是不乏其人。怎么能贪图欢愉的小利，而毁坏名教的大堤呢？然而近来外省的道、府、州、县官员以及随营人员，一旦听到丧讯，就千方百计地营求，谋求夺情起复。各督抚往往为他们上疏代为恳求。随营人员则以防剿紧急为理由，守土官员则以士绅百姓爱戴为理由。于是奏请留任之后，推荐文书屡次呈上，州县等官员，有的不到几年就保荐升任监司大员。这是把哀痛的身体当作晋升荣路的阶梯。他们不知道古人穿着黑色丧服从军，是出于君主和百姓的挽留，并不是出于私意的营谋。这些天性凉薄的人，却希望他们能将孝心转化为忠君，怎么可能做到呢？相应地请求圣旨，命令各督抚，除了军务省份中带兵人员防剿紧急，不便立即更换生手，允许他们奏请夺情，但仍须等到军务结束后，再返回家乡守孝之外，其余随营的粮台、文案等官员，以及非军务省份的道、府以下各级官员，一概不准代为恳求夺情。如果有在听到丧讯后，营求奏请留任，拖延不立即返回家乡守孝的，就着令据实弹劾，以不孝之罪论处，以此作为对违背伦理者的警戒。臣是为了维持社会风化才提出此议，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

为曾侍郎论金革无辟

吴敏树

古今来在军旅中遭遇丧事而重新起用的事情，必定要依据《礼记》中“金革无辟”这一条来决断。子夏问道：“三年的丧期，刚哭完，遇到战争之事就不能回避，这是礼制吗？还是起初就有这样的规定呢？”孔子说：“夏朝人三年的丧期，在灵柩入殡后就离职；殷朝人则在安葬后就离职。《礼记》说：‘君子不剥夺别人对亲人的哀思，也不允许别人剥夺自己对亲人的哀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子夏说：“遇到战争之事就不能回避，这不对吧？”孔子说：“我听老聃说过，从前鲁公伯禽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样做的。现在如果为了私利而遵循三年丧期，我就不知道了。”我仔细研读这段文字，大概春秋时期的大夫，刚哭完就从军，是习以为常的事，所以圣贤严格辨析并纠正它如此。然而孔子既然说了不可以，子夏又问，孔子又引用鲁公伯禽的事来回答，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国家有急难，而担任职务的人，或许没有人可以替代，在这个时候，君主有不得不命令的理由，臣下有不得不接受的义务。像鲁公伯禽那样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可以的。贤能的人少，不贤的人多。“金革无辟”，虽然是礼制的变通，古代有实行的人，但决不可以允许别人随意效仿。圣人的意思，大致可以从言外看出来。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而为之，不是为了私利，这还是圣人所允许的。后世无缘无故的夺情之事，纷纷出现，而“金革无辟”，几乎成了正当的理由，动不动就可以援引。然后才知道圣贤考虑防备之深远，礼制不可以有丝毫的假借。现在兵部侍郎湘乡曾公，在江西讨伐贼寇，却遭遇父亲去世的丧事。已经听到丧讯赶回，却以不能请求守完丧期为疑虑，写信与左郎中季高商量，并嘱托我也参与讨论。在此之前，曾公本来因为母亲去世在家守孝，被朝廷命令参与办理河南的防堵事务，于是招募勇丁起兵。曾公的事迹，天下人都知道，人们都知道他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而为之，不是为了私利。现在贼寇固然还没有平定，军队还没有稍微休息，而他接连遭遇家庭变故，仍然希望守完丧期，大概他的内心确实有不安的地方。曾公确实不可以没有这种心意，他有这种心意而不是虚伪的言辞，人们也知道。然而他的事情确实有所不能如愿。所谓君主有不得不命令的理由，臣下有不得不接受的义务，不就是今天的情况吗？如果朝廷旨意仍然命令他，那就无可推辞了。我听说曾公前几天曾多次向朝廷请求，乞求不要加官赏赐，奏折中曾经因为不填写官衔，导致被圣旨责备。他的心事明白，实在不是寻常所见。左季高评论现在的事说：“曾公守完丧期的请求不能得到批准，应当请求免除兵部侍郎的缺职，而亲自讨伐贼寇如故。”这个论断与曾公先前自我处分的想法正相符合。我又私下认为，“金革”是国家的变故，不是吉庆的事。凿开凶门而出，战胜后用丧礼来处理，与居忧守孝的道义，还不是很相远。所以古人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这与那些夺情起复、公然担任朝官的情况不同。丧礼的废坏已经很久了，只有丁忧的名义存在，而古人守丧的实质全都失去了。丧服也没有不穿黑色的了。曾公平时讲究礼制，现在不得已而从军，所还可以私下尽心的，是哀痛的实质，以及寝居饮食的事情，与世上那些名义上住在庐墓的人相比，相差必定很大。像这样也可以没有讥讽了。我不自量力，写下这些来向季高请教，并附带给曾公。

自书金革无辟论后

吴敏树

曾侍郎对于两次夺情感到疑虑，大概是因为他从前丧期从军的时候，曾经有过事情平定后补行心丧的请求，所以想要遂行请求守完丧期，而向人询问。回答他问题的人，都说应当依照朝廷

译这是天命罢了。我独自认为这话说得并不全面。大概《礼记》中说“君子不夺人之亲”，意思是君主不因公事而命令他（离职），也就是不能剥夺他侍奉双亲的权利；又说“亦不可夺亲者”，意思是即使君主命令他，他也可以不接受。君主与父亲的地位同样重要，因为同样重要，所以不能互相剥夺。如今身在军队的人，即使父母健在，也不能回家奉养，而必须拼死一战，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君主的地位重要，可以剥夺儿子奉养父母的机会，父亲不能因为私心而偏爱自己的儿子，这种道义并不取决于儿子。如果是丧事，那就是儿子的事，儿子原本可以以道义为由向君主推辞。有因为君主地位重要而不能偏爱儿子的情况，却没有因为君主地位重要而不能偏爱父亲的情况。那么曾公一定应当守满丧期吗？回答说：应当守满丧期但一定做不到。然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命令。曾公招募勇兵建立军队，至今已有六年，东南地区的战事，曾公实际上是倡导者，兵勇将佐跟随他起事的，实际上是由他主持。而江西各郡正处在危急时刻，如果放下战事离开，忧患将更加严重。假如真的让他守满三年丧期，他最终能内心安宁吗？起初曾公在军中听到死讯，上奏后立刻骑马赶回，左郎中因为他不等待朝廷的命令，极力反对。我认为江西离他家近，而军事暂时有所托付，虽然不完全符合礼制，但他的心意是可以原谅的。奔丧的急切，急切在于他作为儿子，而不能不稍微缓和一些作为臣子的责任。既然已经安葬并哭祭完毕，那么像曾公这样的臣子，作为臣子的责任又比作为儿子的责任更急切了。古代臣子有大丧，君主命令三年不召唤他上门，而《礼记》又说：君主安葬后，王政进入国家，哭祭完毕后就从事王事；大夫士安葬后，公政进入家中，哭祭完毕后戴上弁帽、系上绖带，金革之事没有避讳的。我私下曾经思考，古代天子居丧三年，百官听命于冢宰的礼制，从周代起就已经不能实行了，而天子对于各国，以及各国君臣所共同处理的事务，也一定不能因为守丧而不参与，这本来就是时势使然。这就是金革之事没有避讳之所以通行，而子夏之所以疑惑的原因。如今像曾公这样的事，在百日之后，再次从军出征，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近来听说朝廷旨意已经给予三个月的假期，并且赏赐白银四百两办理丧事。圣恩高厚，不是寻常所说的剥夺亲人所能比拟的。而曾公对于战事实在不能推辞，这就又不是剥夺亲人了。他作为儿子，作为臣子，其实是一件事罢了。如今曾公确实有不能守满丧期的心意，而我幸好对曾公没有其他的私心。然而我议论这件事仍然感到畏惧。司士贲告诉子游说：“请在殡宫中给死者穿衣。”子游说：“好。”县子听说后说：“叔氏太轻率了，专门用礼制来许诺别人。礼制，本来就是士人所能议论的。在殡宫中给死者穿衣，是礼制，又是礼制中细微的地方。而子游却专门许诺并蒙受议论，何况是不守满丧期，违反礼制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是什么人，敢议论这件事呢？所以再次写下这些说法，来向当世懂得礼制的人表明。”

译回复曾侍郎的信

吴敏树

此前呈上我的浅见之后，又写成后一首书，一并申述阐明起复这一礼义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自认为对于礼的本意并没有很大的违背，但尚未将此上达于您左右。现在承蒙您的回信，审察推度极为详尽。如果您仍然认为我的浅见未免有瞻前顾后、徇私情之嫌，而不肯直言相告，我就恭敬地将后篇抄录呈上，希望您能阅览裁断。

大概说来，在战乱兵革中从军出征，本是古今极其重大且难以实行的权宜之事，圣贤尚且难以言说，何况众人呢？如果参与议论的人稍有犹豫不决，那么他得罪天下后世，与亲身实行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对此事兢兢业业，害怕无法自我辩白。那么您在此事上自我怀疑，确实是理所应当的。然而我的意思所要归结的，实在是因为您今日在军事上的形势，前世几乎没有可比拟的。而您的内心必定有想要守完丧期，却又不能心安的矛盾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可行与否，也就取决于您的内心了。

丧礼有制度，通行天下，贯通古今，是不可改变的。大概有起复而出征却还可以被接受的，却没有守完丧期反而不可以的。您的内心，如果顺从所安，而没有所不安，那么也就无需等待别人的言论了。看您前日自报丁忧的奏折中，虽然主张请求守完丧期，但仍有“给假”一语。您之所以说到这一点，是顾虑罪责而勉强说出的吗？必定不是这样。既然已经自己请求，朝廷又命令您，而您自己却后悔了，这几乎是不可以的。然而您又说，军队有所托付，有人可以倚靠，贼寇的势力比前日稍衰。如果军饷不足，而军队不振作，又不是我能做到的。像这样最终为了成全哀痛而继续请求，又有什么不可以稍微心安的呢？

或者您又会说，军事不结束就不安，丧事不完备也不安，同样是“不安”，顺从我一人所特别看重的，这些都是义理上可以审察的。唯独您今日对于君亲，似乎不能将二者分开，为什么呢？君主的命令在此，亲人的意志也在此，自己之所以痛惜亲人，而更加思慕报答君主的，也在此。所以我私下认为，只应当用圣人在言语之外的意思来决断，所谓“有为为之”，不是顺从私利，就像我的浅见中所陈述的那样。

现在军中官员中遭遇丧事而请求留下的，那些不肖之徒，本来不知道有父母，上级的人也因为是权宜之急而暂且容忍他们罢了，这不足以谈论。如果您，前日官位已经显赫，兵事刚刚兴起，人们都想苟且保全自己，而唯恐没有借口离开，您却在之前的丧期中奉朝廷命令冒着艰难险阻而出征。四五年间，百死一生，而自身未曾晋升一个官职，家中未曾多赚一文钱，可以说是不顺从私利了。如果不是“有为为之”，必定不会是这样。现在即使不自我标榜功劳，而东南数年的战事，本来就已经概括归因于您的倡导招集。唯独不幸接连遭遇两次丧事，在呼号悲痛之中，真让贤者无法自处。我认为您的志向，必定会伸张那无穷尽的哀痛，只等待贼寇平定后，委托官员而去，在墓旁结庐守孝以终其身，这差不多可以说是古今未有的奇节了。

那么别人的讥讽弹劾，意料之中必定不能避免，就应当隐忍承受，又怎么可以推辞呢？虽然如此，这件事重大，是人子自己应当做到的，不是别人最终能谋划的。您如果真的认为离开没有害处，而内心可以自安，那么尽力请求守完丧期，即使得罪也不后悔。我又怎么敢喋喋不休呢？敏树叩首。

您信中所指出的近代名贤夺情的事，如李文达、李文贞，都是在太平无事之时，为大义所决不容许；张江陵的去留粗略地有些关系，但他是朝官，金革礼中本来不曾有这种情况，而江陵又忿戾无状，他的心思可想而知。只有卢忠烈，始末清楚，终究无可非议。劝人起复，是什么不肖之人做的事，我万万不敢触犯。以古准今，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回复友人论夺情的信

许宗衡

承蒙来信说，自从东南寇乱以来，跟随军幕的人多被夺情，大概就是古代金革墨绖的义理。然而为什么如此普遍呢？我很久就怀疑这一点。礼制对于父母的丧事，有星夜奔丧的条文；而对于期功之丧，古代尚且请求急假。金革变故，不得已而夺情，但必定是戎事极其紧急，居位又是当权者，或者受有重托，天下所系，一身关系成败，不能违背王命而亏缺法纪。卑官末职，责任仅是参佐，就援引这个义理，是看重功名而轻视天性，急于富贵而礼教衰微，人伦断绝了。

宋王安石说：“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丧失，那么夷狄就会横行而窥视中国。现在夷狄居住在中国，横行得很厉害，这并非一日之故。有责任维护世道的人，尚且忘记了，而对于父母的丧事，竟然借辞戎事，不再星夜奔丧以求心安，这是愿意与夷狄同流合污直到永远啊。”

晋代温峤因为母亲去世正值寇乱，没有亲临殡葬，想要营办改葬，没有拜受散骑侍郎的命令。元帝下诏让朝臣议论。当时天下丧乱，议论的人认为温峤过去遭遇灾难，立志洗雪仇耻，万里投身，归附朝廷，将要趁此时机竭力，凭借王威以施展他的情志，不能因为道路未通，军队未进，中途解除王事，留意家事。应当遵照明诏，要穿着丧服应对金革之事，不是为了营求官位。大概王事有缓急，而且桀逆尚未枭首，平阳道路断绝，奉迎诸军，未能径直前进。温峤只是一人，如何能救济他的私艰？以理阻隔而自我怀疑。于是温峤才接受任命。当温峤未接受时，并非矫饰情志。即使矫饰情志，而元帝诏言，深切时势，事处万难，温峤也可以被君子谅解了。

译如今情况如何呢？现在竟然有亲身遭遇沦陷，却模棱两可、沉默不语的人。有人说，这也是形势所迫，难以避免，就像那些被夺去丧期的人也是不得已一样。从前贺循说过这样的话：“双亲生离，吉凶未定。若守丧，则凶事尚未确定；若随吉礼，又似乎父母已不在世。心中忧虑，生活简朴，这才符合人之常情。”然而现在为什么还有人担任官职呢？回答说，庾蔚之说过：“双亲被戎狄攻破，存亡不明的，应当尽力寻找。三年之后，就应当结婚做官，因为子嗣不能断绝，王政不能废弃。只以哀痛简朴自处，不参与喜庆之事。等到境内贼寇平定，寻找无果，然后才能守丧。”然而现在曾经有人尽力寻找吗？还没寻找就结婚做官，又不守丧，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被夺去丧期却仍戴黑色丧带，也是遵循古制，本来比这稍好一些吗？我非常担忧人伦纲纪断绝，天理就会消亡。夷狄的横行，灾祸还没有停止。只是我不敢明说，害怕伤害做儿子的人的心，并且彰显朋友们的罪过。而负有维护世道责任的人既然已经忘记了，您却感到奇怪并来询问我。我虽然不敢说，也不忍心说，但不得不思考名分义理，顾念伦理常道，为此抒发愤慨写下一篇文章。您看到后，把它撕碎烧毁就可以了。

译关于安葬的议论

周济

土地有吉凶之分，但安葬本身并无祸福可言。安葬是为了死者，而不是为了生者。自从掌管墓地事务的官职被废除后，安葬就没有固定的地点了；自从七月、五月、三月以及逾月安葬的制度被废除后，安葬就没有固定的时间了。于是，关于祸福的说法便乘虚而入，把父母的遗体当作子孙谋取侥幸利益的资本。风俗和人心日益败坏，争夺和诉讼日益繁多，这是有志之士所深深痛惜的。做子女的对于父母，本来应当有无穷尽的爱，让父母的遗体有所依托以得安宁，如果草率从事，就是不孝。凡是葬书所说的：土壤深厚而温暖，没有风、水、虫、石的侵害，那么用来安顿亲人遗体的措施，只要量力而行去做，也就足够了。土壤不希望直接接触亲人的皮肤，而棺材不可能不腐朽，这本来就是天地自然的规律，是子女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设立祸福的说法来愚弄迷惑天下人，而学士大夫们却往往盲目跟随，怎么能不为此采取措施呢？负有言论责任的人，为什么不公开阐明说：凡是尚未安葬父母的子孙，已经做官的不得起复任职，未做官的不得捐纳官职，仍然按照弃尸不葬的法律惩处。如果因此遭遇水火或其他原因导致遗体毁伤的，按照残毁尸体的法律惩处。如果有子孙众多，有人想安葬有人不想安葬的，想安葬的人告发，单独惩处不想安葬的人；如果不是山崩水蚀导致棺材已经暴露，却擅自迁葬的，按照发掘棺材、暴露尸体的法律惩处。不想迁葬的人告发，单独惩处想迁葬的人。风水先生宣扬邪说迷惑众人，导致子孙获罪的，按照教唆引诱的法律惩处。因为风水问题而引发田宅诉讼的，在原本罪责之外，还要追究起因。如果说祸福是偶然发生的，那么本来就不需要这些措施；如果说祸福是有原因导致的，那么带来福分没有比仁孝更大的了。违背仁孝去求福，没见谁能得到的。父母对于子女，他们最希望的是不要损害自己，我们尚且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给予他们，却想在枯朽的遗体上寻求报答，给予他们非常不愿意的东西，却希望他们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世上真有如此仁孝的人吗？而那些奸邪之人的勾结由此产生，兄弟间的争斗由此产生，灵柩长期未安葬，而富裕家庭的资财荡然无存的情况，指不胜屈，这也是政理上应当急于处理的。

劝葬说

凌

古代的葬礼，大夫安葬在死后三个月，士安葬在死后逾月，都有固定的期限。世俗迷信堪舆的说法，既选择山水形势，又讲究年月日时，辗转拖延，甚至有终身不葬的，或者几代人不葬的，或者子孙衰微，忘记了安葬的地方，于是弃置不葬的，这难道不让人深深叹息怜悯吗？人们之所以看重死后有子孙，是因为能藏匿他们的形骸。像这样，还不如没有子孙。死在道路上的人，还有仁爱的人看见而掩埋他。礼制规定，未安葬则不改变丧服、不改变饮食，哀悼亲人没有归宿。如果亲人未归就除丧，到四方做官，吃稻米穿锦缎，饮酒作乐，心里能安吗？孝子慈孙，重视先人的遗体，只求不被虫蚁侵蚀、不被风水侵害、不被耕地触及，日后不被道路沟池践踏就够了。如果论及吉凶祸福，那么地道承受天道，天道福佑善人，想要为祖宗坟墓考虑久远的，只有致力于积德以自我结好于天。一念合乎情理，百神归向，选择地点、议论穴位，只是次要的。不修养德行却指望先人的遗骨见效，正好足以招致造物主的谴责，有什么益处呢？又有兄弟越多，计较越厉害的情况，不知道这是自家培植根本的道理。身外之财，可以去可以来，人生大事只有这一节。力量能独自办理的，为什么不引为己任？或者拘泥于分房的说法，怀疑风水偏向，难以选择地点确定日期，那么父母多生一个儿子，反而多一天暴露遗体了。何况世事无常，终究难以预料，一旦遇到名利牵制追逐，滞留他乡，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安葬故土的指望。或者遭遇水火焚溺，痛苦何可言说。暂时安放在野外的，尚且不可长久，长久则雨水侵淋，日光下蒸，未及入土，棺木已经腐朽了。做子女的，能不痛心吗？安葬的厚薄不一，总期望量力而行，迅速谋划安葬，生死都得以安宁。安葬之后，应当时常省视，春秋祭扫，不要流于虚文。至于乡僻贫家，不知道例禁，沿袭火葬，深可痛骇。因为子女只爱亲人的尸骸，所以收敛而藏匿它。如果先用柴火炙烤关节烧断筋骨，碎首分骨，化为灰烬，对别人尚且残酷，何况是我的亲人。仁人君子，应当广泛晓谕而极力制止。入土为安，难道可以推托力量不及吗？四周上下，用炭末填充，厚七八寸左右，以辟湿气。又截断树根，遇到炭都生长转向。三和土，用樟叶汁，胶粘胜过糯粥。糯粥造罪，戒勿用。

读葬书杂说

姚莹

黄州有话说，入土的尸骨棺木腐朽后，捡拾起来放在小盒子里，其残酷不亚于焚烧，哪里比得上安于故土以免受戮尸的虐待呢？即使不吉利也不可迁葬。这大概是为那些被风水迷惑而改葬亲人的人说的。然而之所以说不异于焚烧，未详其故，世人或许怀疑。过去亡兄想要迁葬祖父母，我在海外写信说，死者入土，骨肉没有气息吗？那么休咎就不应当通达于子孙，而地师的书可以全部焚毁。如果认为骨肉有气息，那么安葬已经十几年，骨肉之气与水土之气已经融合，骨气入地、地气入骨也已经很久了。从而迁葬，这是断绝骨肉的生气。这与析骸有什么不同？

译唉！况且骨骼内的地气无法再次清除，而地内的骨气也无法重新聚合。如果再混入新地水土的气息，就会糅杂混淆，无法分辨剖析。想要求得没有凶险，怎么可能做到呢？即使不论吉凶，将先人骨肉的气息分割断绝，仁人孝子于心何安呢？我见过世人迁葬，灾祸随即而至，甚至导致断绝后嗣的人很多。固执一人的见解，自认为对亲人尽孝，却不深思其中的危害，这哪里算得上是仁孝呢？亡兄看到此书，迟疑之下最终没有迁葬。莹当时未曾读到《州读葬书问对》，其中也有这样的言论。再次感伤亡兄的心意，于是记录在此。兄长如果泉下有知，或许会认为我说的对吧。

译徐健庵撰写了《族葬考》。他认为古代埋葬不选择地点。他举出《周礼》中墓大夫的职责：凡是邦国墓地所在的区域，都要绘制地图。如今国人的族葬，也像冢人那样按照昭穆次序定位，并预先绘制地图。新去世的人就授予他墓穴。因此，从天子以下，无论是七月、五月、三月还是刚过月的丧期，都没有延误的。这是因为墓穴已经确定，没有余地供人选择。只有《孝经》说占卜墓穴而安葬，占卜则有吉凶取舍。但这不是后世人们为每一块墓地占卜的意思。他因此历数抨击汉代以来的堪舆葬书，说它们流毒天下，以至于为人子孙的，被祸福所吓，延请葬师，寻求吉壤，选择年月，选择得太详细。于是祖父的遗体，暴露在野外，有终身累世不埋葬的。他非常赞同司马温公作为谏官上奏禁止天下葬书，以及张无垢以左道乱政、假借鬼神时日卜筮迷惑众人的罪名来惩处葬巫。他又怀疑程子所说的“患当避”，以及朱子关于形势拱揖环抱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县一个乡，寻求形势拱揖、五患永绝的地方，不可多得。旧坟尚未埋没，新坟日益增多，哪里能得到千百亿块美好的土地呢？即使按照周官的法度也是不可得的，而宋代赵季明的族葬图不可不研究。我认为徐氏论葬，不必像地师堪舆那样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说族葬不可每人占卜一块墓地，这是不对的。北方土厚水深，平原宽广，容易实行族葬。南方低洼潮湿，不是山岭就是江湖，那些宽广的平原，则是田园耕种之地。哪里能人人都有可容纳一族之地来埋葬呢？偶尔有有力好善的人，广泛购置义冢，必定是无子孙，或者子孙赤贫，才埋葬他们，否则就不埋葬。这是不能不每人占卜一块墓地的原因，是形势使然。只是人口日益繁多，不能人人都葬在吉地，更没有世世代代都能得到吉地的道理。地师的说法，不一定全错，但不可太拘泥。听凭有德之人自然能得到吉地，其中自有天道。虽然仁人孝子之心无所不至，但不能强迫天道顺从人。譬如人子供养祭祀父母，无不希望有三牲五鼎的供奉，但爵位贵贱有等级，不能以用五鼎者为孝，用三鼎者就为非孝；准备甘甜美味者为孝，喝豆羹饮水者就为不孝。那么又怎么能以得到吉地者为孝，得不到吉地者就为非孝呢？长期停尸不葬，这才是真正的不孝。向地师问吉凶，如同《周礼》中占卜墓穴的意思。地师的说法，未必人人都精通；蓍草龟甲的灵验，未必事事都准确。但问卜筮，其中尚存天道；问地师，则全凭人为。与其被人为所误惑，不如听命于天数更为得当。蔡文勤为丧葬解惑说得真好啊。蔡是闽地人，且笃信程朱之说。他说：风水之说，何尝不是？但人们被它迷惑而不修人事，专门依赖吉地作为获福的资本，于是有拖延三年而不埋葬的。停柩不葬是不孝。世间有不孝的人，却能获得福报吗？

朱子在绍兴十三年三月丧父韦斋先生，第二年葬于建宁崇安县五夫里的西塔山，是奉行韦斋先生的遗命。这时朱子十四岁。乾道五年九月丧母祝孺人，第二年正月葬于建宁县山天湖的南面，朱子四十二岁了。世上喜欢诋毁朱子的人，认为他迷惑于风水，不让双亲合葬，痛加诋毁。友人方植之为朱子申辩，说周朝以前本来没有合葬的事，周公制礼后，才开始实行合葬。朱子不合葬，大概是遵循唐虞夏商的制度。并且说体魄无知，不像生前夫妇那样，应当谨守男女之别，而把合葬看作不必要。我说：三代的礼制，到成周时大为完备，品节极繁，或降或隆，不免文饰超过质朴。所以孔子说：多么丰富多彩啊！又说：后进于礼乐，是君子。但孔子既说“我遵从周礼”，又说“如果用礼，我遵从先进”。两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呢？我遵从周礼，是遵循王制的制度，是下不倍上的道理。我遵从先进，是继承周礼的损益，斟酌百王的事。不说先王后王，而说先进后进，是有避嫌的意思。但这都指繁文缛节的事，那些重大重要的事，哪里能有所变革呢？丧葬祭祀，是大事也是重事。礼始于谨守夫妇之道，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是夫妇之始。合葬于墓，共尸同几而祭，是夫妇之终。作为子孙，怎么能因为父母已死，就说体魄无知，断绝他们的夫妇之道呢？合葬的礼文，见于《檀弓》，称孔子合葬父母于防，又称合葬非古，自周公以来，未曾改变。《诗经》也说：活着则异室，死后则同穴。那么此礼制自周公始，孔子遵从它。三代以下言礼者，本于周公，折衷于孔子，是不变的道理。怎么能因为朱子不合葬，就说合葬是不必要的呢？既有中古圣人的制作，那么上古的事必不可反。现在丧亲者，舍弃衣衾棺椁，而委弃于壑中以从上古，可以吗？既有合葬之礼，那么不合葬的就是变礼了。譬如孔子葬伯鱼，有棺无椁，后人缘此，虽不贫者亦皆无椁。但怎么能去掉棺呢？孔子合葬于防既可信，为什么又对孔子赞许鲁人合祔的话而怀疑呢？朱子不合葬，

译自有其不得已的缘故。只要详细考察并加以阐明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说合葬并非必然，那就未免道理偏颇而言辞冗赘了。

译宅经宝鉴序

李兆洛

天地，是人类的临时住所，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圣人尊崇天而亲近地，依据地来顺应天，规划土地以安置居民，以此恭敬地奉养天气，就必须观察阴阳，调和五行，审察形貌与德行，这样人就不会夭折，万物也不会妨害生长。所以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此能知晓幽暗与光明的缘故，这就是太乙运行九宫的方法。墓地古时称为宅兆，是为了安顿逝者；生者居住的地方称为宅，是生者寄托身心的所在。墓地不迁移而生者的住宅可以迁移，死者归于幽暗而生者处于光明，死者静止而生者活动。因为光明所以知道方向，因为活动所以能顺应时机，这也就是太乙不固定居所的原因。天子效法它建立明堂，百姓效法它建造门窗，禽兽效法它构筑巢穴，昆虫效法它蛰伏与苏醒。九宫是五行的散布，阴阳的交错，圣人不出门户就能知晓天道，就是运用这个原理。都城的人通达但浅薄，乡村的人愚钝但忠厚，山谷的人质朴但强悍，江湖的人轻捷但放纵，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进入人家，门院开阔通达的，子弟多气宇轩昂；居住幽静闲适的，子弟多清秀美好；庭院狭窄闭塞的，子弟多愚昧浅陋；房舍曲折隐蔽的，子弟多邪僻自私；房屋零散破碎的，子弟多乖张分裂，这是住宅风水造成的。有的起初兴盛而中途衰落，有的先前沉沦而后显扬，有的那边有福而这边有祸，有的忽然微弱忽然显赫，这是气数造成的。明白了往来伸屈的缘故，那么阴阳五行的作用，就可以穷究根本而预知变化了。所以精通义理以应用于实际，利用实际以安身立命。谚语说：“建造住宅、命名儿子，足以观察士人的品行。”辨别方向、端正位置，是天子的职责；辨别事物、安居方位，是君子的职责。五行九宫，是用来辨别事物的；盈虚消长，是用来安居方位的。地山先生已经完成了《地学源流》，又编写了《宅经宝鉴》，向我求写序言。我不能像数白道黑那样精通术数，但在天人关系的道理上，私下曾有所听闻，所以举出我所知道的来回复他。

选择宝鉴序

李兆洛

一阴一阳叫做道，用五行来传播它，用十天干来充实它，用十二地支来辅助它，阴阳的道理就完备了，即使是天也不能违背。古代选择日期用占卜，使用刚日或柔日，只选戊日或午日，这有固定的常规。褚先生补写的《日者传》，提到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这些都是择日的人。堪舆，就是现在的建造住宅和安葬；建除，就是现在的通书；丛辰，就是现在的星煞禁忌；历家、天人家，就是现在的推算命理；五行、太乙，则是它们的根本方法。能够历数十天干、十二地支的运行，以贯通五行的变化，并在阴阳的适宜中把握消长，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智虑神识，探索得不精深，精深了却没穷尽，细微的差错，谬误就会相差千里，追求利益反而招致祸害，所以圣人不依赖术数而归于占卜，这是极其谨慎的表现。从唐朝以来，这方面的学说日益繁杂，局限于术数而不追求大道，迷失真意背离根本，苟且哗众取宠以谋取利益。地山先生对此感到忧虑，罗列各家学说，旁及外国的说法，驳斥其错误，纠正其谬误，折中于正确的道理，可以说是劳心以济世的人啊。司马季主说：“太阳到了中午必然西斜，月亮圆满必然亏缺，先王的道理，似存似亡。要求占卜者的话必定可信，不也太糊涂了吗？”又说：“引导迷惑、教导愚昧，言语不厌其多。”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亲近却不可亵渎，以微小彰显宏大，圣人尚且觉得困难，而神谋鬼谋，引用于日常使用，藏于本性之道，大概是引导迷惑、教导愚昧，圣人尽力罢了。那些精微的道理本来就不能全部写进书里。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凭空施行。”地山先生将要保存这本书以等待合适的人吧。我知道这本书不会废弃了。

答某问合葬书

王运枢

承蒙询问合葬的制度，知道您打算将母亲附葬在父亲墓旁。《檀弓》记载季武子允许杜氏合葬的请求，说：“合葬不是古制，自从周公以来，没有改变过。”又说：“周公大概是附葬。”那么合葬确实始于周公。只是考察古人合葬，不仅必定同穴，而且必定同棺，取的是相亲之意。推究其制度，人死后，无论先后，相隔或许几个季节，或许几十个季节，直到合葬之日，才将两具棺材合并为一来安置。所以人的附葬是分离的，鲁人的附葬是合并的，而孔子唯独赞赏鲁人的做法，因为分离的中间有一物隔开两棺，合并的两棺放在中间没有别物隔开，这正是所谓的“同”。等到后来朱子说：“古时合葬是用众木拼合而成，大小随人所为。现在用整木，就没有那么大的木头可以做棺材了。所以合葬者，只是同穴而各自用棺，那么同棺的制度就不讲究了。”司马温公撰写程夫人墓志，说他们同垄异圹，那么不仅不讲究同棺的制度，而且不拘泥于同穴了。现在时人只有将两棺合葬的，因为那块地不是吉壤，有水蚁之患，恐怕棺材已经朽坏，必定新制一棺，中间用木板隔开，将骸骨检拾安置妥帖，不至于混乱，如同两棺外面套一个大棺，同穴埋葬，稍微合乎古制。现在您以母亲附葬父亲，说父亲棺材埋葬已经三年，不敢轻易动摇，打算在左侧穿穴，安放母亲棺材，中间留一尺土作为间隔，上面则大大地封土，如同殿堂一样，这就是温公所记陈夫人墓的同垄异圹。又何必拘泥于同棺同穴的制度呢？请您妥善办理此事。

复贺柘农侍御师论速葬书

邓瑶

本月二十六日，接到您的手书，承蒙您垂念我这孤苦无依的孤儿。

译慰问之礼极其周全。又附上给家叔父的单独信笺。想到先父的安葬之事，嘱咐我们兄弟尽早办理丧事。看到老师殷切教导孝道的苦心，我们叩头伏地，感激涕零，无法用言语形容。近来宁乡的马秋耘学博、湘潭的罗研生明经，来信也持同样的观点。老师和朋友诚挚关怀，悲痛地挂念着九泉之下的先父。不孝的兄弟，心并非木石，怎忍心让父亲久殡不葬，从而辜负老师和朋友恳切真挚的深厚情意呢？

瑶族祖先的墓地，距离所居住的宅院不到百步。从始祖以下，在此合族而葬的已有七代了。没有昭穆左右的区别，也没有贵贱等级的差异，坟墓排列紧密，令人心中悲伤。然而先父在世时，曾说日后应当附葬于祖茔，以示不忘祖先的坟墓。晚年颇为喜爱岳麓山，于是隐约流露出乐于在此安葬的意思。不孝的兄弟打算在此选择一块吉地，恭敬地安顿先父的灵魂。叔父也认为这样很好。宗族亲戚们则认为长沙远在数百里之外，不能让亡父的遗体轻易离开乡土。而风水先生称先茔的右侧，那块地尚且平坦宁静，没有水湿、风蚀、蚁害等弊端。各位叔父和兄弟们，因此说那块地距离先祖父祖母的墓地仅几步之遥，使父亲早晚能在地下相伴，得以伸展平生仁孝的情思，这确实非常好。

不孝的兄弟孤苦无依，沉浸在悲痛中，昏乱不知所措，于是恭敬地听从各位叔父的话，奉先父安葬于此。不孝对于风水之说，向来未曾学习。常看到世人长久暴露亲人的遗骨，苦苦搜寻吉地，不求让逝者的遗体得到安宁，只求利于自己的富贵，匆匆忙忙，只图私利。而且一旦迁葬不利，以至于再次迁葬，甚至三四次迁葬仍不停止，我心里暗自悲伤。古代葬期有规定，长久也不会超过七月。大概人死后以回归泥土为安，怎忍心拖延太久，不让逝者早日得到安宁呢？大夫三个月、诸侯五个月下葬，是等待同等级位和同盟国家的到来，没听说为了营求墓地，以至于旷日持久的。如今的人经年不葬，有的甚至迟至数年、十几年，自己的富贵未必就能得到，而亲人的骸骨却非常不安，为人子的心安不安呢？

不孝曾信服陆朗夫中丞的话说：人子从孩童嬉笑到成人，哪一件事不连累父母？乃至顺应自然变化而死亡，却还不让遗体有一日的安宁，吉凶荣辱，都归咎于不可知的遗体，又怎忍心这样做呢？如今不幸突然遭遇大变，安葬之事大致完成，我亲人的遗体，或许能早日得到安宁了。虽然如此，地下是否真的安宁，实在不敢知道。摧心裂肝，不能早晚入地探望，又何必留着这不孝的身躯，厚颜无耻地在人间苟活呢？在草席土块中度过余生，沥血陈述情况，恳请怜悯鉴察。

译守庐记

陆继辂

古代孝子为父母办理丧事，安葬有固定的期限，墓地有确定的位置，而没有那些关于阴阳禁忌、吉凶朝向的说法。有人说周朝成王时代，葬法尚未流行，所以这样做只是简易罢了。他们不知道堪舆之学出自黄帝，以周公那样的多才多艺，难道会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事情，却毅然决然地制定法令如此吗？唉，圣人的思虑真是深远啊！况且礼制本来就有比古代简薄而比今天隆重的。古代不在墓旁结庐守丧，而现在结庐守丧符合朝廷表彰的典制；古代不在墓前祭祀，而现在墓前祭祀从天子到百姓都通行。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墓，是孝子思念仰慕的地方。”思念仰慕不已，于是祭祀，于是结庐守丧，这是圣人所哀怜的，礼制所不禁止的。郭璞说：“安葬，是乘借生气。”意思是乘借地气，使祖先得以安息。用地气的厚薄，来辨别我们亲人的体魄是否安适，孝子的心情，难道不惶惑不安吗？然而体魄是否安适无法得知，那就不得不通过子孙的祸福来验证。凡是做子女的，其初心大概很少有不是这样的。至于追求不止，变得怠慢、急切、争讼，导致兄弟离异，弊端丛生而没有止境，这是圣人所不忍心明说的。圣人不忍心明说，却未曾不预先料到这一点。于是毅然确定了昭穆的位次，五月、三月、逾月的期限，使天下统一，孝子的情感就不再有过分或不及。唉，这就是圣人的深远思虑啊。桐城的习俗，沉溺于寻求风水宝地。汪正鋆、汪正荣，仍然遵守他们贤母成太夫人的教诲，不被风水家的言论所迷惑。安葬后，在墓旁建造房屋，作为上坟斋戒住宿的地方，题名为“守庐”，并征求我为它作记。汪先生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懂得礼制了。对于比古代隆重而有弊端的，就顺从今制；对于比古代隆重而没有弊端的，就顺从古制。我不难汪先生尽他的情感以符合礼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汪先生抑制他的情感以符合礼制。至于祸福之事，操持在人自己招致，上天尚且不能主宰，何况那块然不动的土地呢？以后凡是认为这守庐做得对的人，都坚守汪先生所坚守的，以求永远保持家族的恩泽，是可以的。

答人求墓志书

龚巩祚

安葬幽穴要有文字，又进而修饰其辞藻，自炎汉以来，没有改变。但礼制本意是什么呢？我遇到有人请求写安葬的文字，总是心动不安，面容忧伤。如果来人不是带着忧伤的神情和描述死者状况的言辞，我就不答应。带着忧伤神情来的，我也忧伤地应答，惆怅地铺陈叙述。文章写成后，心意还不能平和。为什么呢？古代开始制定这种制度的人本意是什么呢？即使是大富大贵，又加上贤圣之名，到了殷汤，尚且不能以争夺天下古今之势来抗衡，所以《诗经》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仁爱的人姑且尽我的爱，以附合“不欲速朽”的意义，认为功德、文章、品行、事迹，以及有美名的子孙都记载在文辞中，希望人们哀怜而掩埋他。掩埋他的是谁呢？至于希望掩埋他，还忍心过问吗？仁人孝子，难道忍心逆料到这一步吗？还是忍心不逆料到这一步吗？这是请求者和写文章者都难以言说的。却竟然兴高采烈、愉快地命令写文章，顺从乞求写传记、写诔文的义理相同吗？更有人说：“有的赐给诔文，有的赐给传记，有的赐给志铭。”文体如此，如此容易而没有选择吗？您家有世德，按法理应当写文章，又辱没您委托责任，不可推辞。但我实在不忍心写志铭，恭敬地撰写呈上墓表。

劝速葬示

江苏布政使黄彭年

为了晓谕百姓的事。雍正十三年，钦奉皇上谕旨：“朕听说汉地人多迷惑于风水之说，讲求风水以致多年停放灵柩，渐渐导致子孙贫乏，几代人都不能安葬，愚昧悖逆的风气至此达到极点。此后地方官员必须多方劝导，使他们按期埋葬，以安顿灵魂，以尽做子女的职责，这是厚待人伦、美化风俗的重要事务。务必各自凛遵，不要违抗，钦此。”定制官员和百姓三个月内安葬。如果迷惑于风水，以及借口停柩在家，长年暴露不葬的，按律杖打八十。详细推究圣训及律意，士民将已死的亲人，作为未来的利益，不孝已极，论心应当诛杀。而一定让官员劝导，罪止加杖，施罚从轻，是因为朝廷厚待臣民，希望他们惩改，以为掩埋尸体、不忘安葬，尸体寒冷未安，额头出汗难以忍受，亲人丧事固然是自己应尽的本分，人心可以恢复初始。如果道理开导能感动他们的感情，不靠刑罚驱赶而迫以权势，难道要烦劳督责严厉，才知道送死的道理吗？吴中停柩极多，本司先前因为旱灾瘟疫，思考治理幽滞之气，告示命令速葬，希望消除疹灾。如今几个月，风闻停柩尚多。推究其故，在于贫寒人家送葬无力，情实可怜；在于有力之家，邀福有心，风气稍薄。愚民可恕，士林可羞。只是旧俗相沿，已非一日，不明大义，难望立刻改变。本司思息邪说以正人心，不惮考古证今，先以正告。青鸟之术，择日择地，趋吉避凶，不足信的，大约有三端。宫宅地形之书，见于《汉书·艺文志》而不传。今所传葬书，谓始于郭璞。郭璞自身遭受显赫的杀戮，子孙衰微，他的术数不能自善。郭璞受《青囊书》于郭公，谓出自赤松子，赵载窃读未毕而焚。今葬书所引用的经文，注家谓

译这就是《青囊书》。像“气感而应，鬼福及人”这类话语，颇为浅薄俗陋。不仅不像汉代的文章，而且也不像晋代人的言语。这本书在史书目录中没有记载，推测也是伪托之作。追溯其始作俑者，真正的传承早已断绝。而世俗的盲巫，沿袭并煽动迷惑世人，这是它不值得相信的第一点。

《孝经》所说的“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不过是像《周礼》中确定墓位那样，用来辨别昭穆左右次序罢了。程子认为这是占卜土地的好坏，因此提出了“五患”的论述：不成为道路，不成为城郭，不成为沟池，不被权贵势力夺取，不被耕犁所触及。朱熹也有山水环绕略成气象的论述，稍微偏离了经书的本意，后来的儒者已经多有议论。世俗之人附会牵强，于是专门把它作为谋求富贵显达的工具，这是它不值得相信的第二点。

古时候，诸侯五个月下葬，大夫经过一个季节下葬，士和庶人超过一个月下葬。既然礼制有所限定，就不选择年月。春秋时丁巳日安葬定公，因下雨未能下葬，直到戊午日才完成丧事，礼经对此表示赞许，说明不选择日子。灵柩不早早出发，不晚晚住宿，说明不选择时辰。周代的葬地，由冢人和墓大夫掌管。诸侯居前，卿大夫士居后，庶民按族埋葬，各自排列昭穆次序，说明不选择地点。然而，传承爵位和俸禄，秦汉以后，士大夫家族福泽长久延续的很少，这是它不值得相信的第三点。

况且，如果子孙修习学问、喜好古法，贤良而有建树，孝悌之心可以通达神明，那么祖先享用祭祀并降下吉祥，道理就像拿着券契一样确定。如果忘记亲人而贪图利益，表面上被舆论所轻视，暗地里也被天理所不容，怎么能期望健康强壮、逢凶化吉呢？死者如果能手脚舒展，完整地接受并归还身体，对于身体发肤，难道能不爱护吗？如果长期停放在殡亭，不能安葬于封土之侧，风雨凄迷，既非常寒冷，水灾火灾，尤其令人警惕。生者能不感到悲痛吗？幽魂应该也含着悲伤。人如果有子孙显贵，应当大事办理，现在只求遗骸安宁，却迟迟不土葬，这哪里比得上死在道路上，被仁人善士收殓呢？

宋代司马康伯安葬亲人，不相信葬师的话，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年月日时和葬地。而他的兄弟年事已高，官位达到卿相，宗族子弟中做官的有二十三人。所以司马光（字君实）担任谏官时，上奏请求禁止天下的葬书，又撰写《葬论》说：“想要知道葬书不值得相信，看看我家就行了。”由此思考，迷信大概可以消除了一些。

译本司亲眼所见，心中反复思量，深感叹息与怜悯。转眼即将进入春季，又到了掩埋尸骨的时候。于是制定章程，颁布给各下属地区知晓。吴郡是文化昌盛之地，士人都通晓经书，百姓都识字，希望互相劝勉，共同破除陋习。从风水气脉来说，这里地势广阔，山川环绕，山冈重重阻隔，多是好的墓地，何必过分挑剔？从门第家世来说，古代所称虞、魏的后代，顾、陆的子孙，世代显贵，也没听说他们的祖先曾占卜寻找吉穴。希望大户人家带头倡导，学子明白事理，不要让愚昧的百姓，借口某官员或某人，说某家某人的丧事不埋葬。这样人伦道德才能深厚，风俗才能美好，官吏也为此感到荣幸。

第一，要先按地图造册。各州县分别告知乡绅董事，督促他们会同地保，先将本地图内停棺未葬的有多少具，查明编列号数，分别男女，插牌标记。同时按照清册，注明是有主还是无主，主人是有财力还是无财力，有地还是无地，以及是本籍还是客籍等字样，送交县里核办。一图的人，各办一图的事。地方小，停棺数量就少，容易核查得到真实情况。该州县官员在明年清明节后，将城厢及四乡劝办掩埋的棺木数量和未埋的棺木数量汇总造册，加盖无捏造印结，送呈本司，以便派遣人员访查。

第二，应筹设义冢。一个县中，义冢不过几处，多也不过十几处，应让官绅酌情增设，划定界碑。凡是有主但无力置地，以及无主的棺柩，由董事、地保查明，分别男柩女柩，列号标记，代为掩埋。棺木如果腐朽，应用绳索捆绑，或者另换木匣，盛放尸骨掩埋。入土要深，筑土要实，以免野兽打洞伤残尸骨。

第三，应筹定经费。无主无地的棺柩，既然需要掩埋，有地无力的棺木，也需要补贴。埋葬时所用的人工、石灰、绳索杠木、木匣，以及捡骨盛骨的器具，都必须筹备经费。除了各州县原有善堂自行管理外，官绅商议，有款项就提取款项，无款项就劝捐，不可借机扰民。选择端正廉洁勤勉的人，负责收支，使资金真正用于救济，不可虚耗中饱私囊。

第四，葬期不要再拖延。限定明年三月为截止期，将停棺数量掩埋。有力有地的家庭，催促下棺；有力无地的家庭，催促置地。那些客籍无主，或有主但远行的人，代为标记暂时停放。客籍有主但不立即扶回的，让其自行暂时停放。如果有主有力的家庭，超过三月不埋葬，董事、地保查明后，令本家自行呈报，将以后的葬期报县备案。到期再查。希望保全他们的体面，感化他们的仁心。如果仍然抗拒不埋葬，那就是天良丧尽，该州县先将丧主姓名，以及所停哪一家的丧事，在通衢大道张贴告示，以惩戒薄俗。如果仍不自改，按应得的罪行治罪也可以。风水术士，妄称山向不利，劝人缓葬，一经访闻，以左道惑人治罪。

以上四条，是为贫民谋划，为绅衿劝诫。过去张清恪公深切痛恨东南的这种陋习，著《亲丧不可久停说》，拟定酌情定为常例：童生、生员亲丧不葬者不准应试，举人、进士亲丧未葬不准入仕。凡是生童的考试，科甲的迁选，都要求邻居出具甘结，地方官出具印结，证明并无停丧，才算符合规定。如果有停丧，那么应试、谒选都不准进行。本司则只推崇圣上的训诫，先以教化劝导。因此详细考察古义，恭敬陈述朝廷规章，想让学校共同观看，性情相互感化。如果经过一年以后，停柩仍然不少，积习不肯清除，那就只能详细请示巡抚，按照张清恪公的说法，奏请定为法令。只是不想由我首先发起哭会。凡是绅商士庶军民人等，应体察此意，顾全大义，为家乡百姓做表率。为此出示晓谕，望各凛遵勿违。切切此令。

坟茔禁步应遵定制疏

骆秉章

臣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到广东巡抚蒋益澧的咨文，转达户部咨行会议广东督抚等奏请官山茔葬请照山粮升科的折子。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奏，当日奉旨依议，抄录原奏知照前来。臣在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五日，曾奏报粤省坟山禁步，应遵照例定丈尺，不宜以省章断案。六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坟茔禁步自应恪遵定例办理，若概用本省章程等语。仰见圣明洞察，谕旨煌煌，自当钦遵办理。不料郭嵩焘固执己见，重提前说。臣本是广东人，见闻有素，私下认为升科固然足以彰显天地之公，但禁步仍应遵守皇朝的制度，不宜舍弃定例而使用省章。臣祖茔被邓辅廷盗葬一案已经结案，不敢屡次以私事冒渎圣聪。只是以前署广东巡抚郭嵩焘陈奏各情，涉及回护矫强，既然舍弃朝廷向来通行的定例，而使用未经奏定统一的省章，那么官吏无所遵循，可以高下其手，民间愈多侵占，不免争端日繁，有关通省大局。况且因为臣一人祖茔之案，郭嵩焘就改变定例，使粤民受无穷之累，臣不敢缄默，敬请为我皇上缕析陈之。如原奏谓

译广东籍贯的条例规定，官民禁止逾越界限，倚仗权势强行侵占。地方官员甚至因此无法结案。乾隆年间，详细制定了横向纵向各二丈、穿心四丈的章程。不论士绅还是平民，统一以横向纵向各自获得二丈为限。此前来的咨文中又说，广东省穿心四丈的章程，计算从坟心到边缘，每一面实际只有一丈。这与定例中庶人墓地九步、穿心十八步的说法，不仅尺寸截然不同，而且当时如何使用“穿心”二字，已经无法追究查问等语。这是郭嵩焘故意将“穿心”二字视为不可理解，强行附会其每面各得二丈的说法。不过是想为侵葬者开脱罪名，于是臆断穿心四丈前后左右应各得二丈，改为每面实际只有一丈。固执地依据省章来废除定例。我认为，定例规定墓地尺寸，正是为了杜绝强占。地方官员按照定例规定的尺寸断案，怎么会无法结案呢？难道依据朝廷的定制断案，反而不敢遵从；依据本省的章程断案，却能相互慑服吗？如果说广东省的墓地，都列在官山之中，与其他省份情况不同。臣详细翻译定例中关于墓地禁步的规定，正是为官山而设。如果是契约购买的产业，那么凡在四至界限之内，无论前后左右多少尺寸，都不是他人所能进葬的。又何必以禁步为限呢？所以定例对于有主的坟地，在紧挨坟旁盗葬，以及在田园山场内盗葬，定罪各有等级差别。可见契约购买的产业，不必限制以禁步。这表明禁步专门指官山而言。郭嵩焘对定例的本意未免有所误会。原奏又说，以省章作为断案依据，尺寸多少，出价承受，士绅平民还可以通融办理。以定例禁步作为断案依据，则直接授予豪强兼并的资本等语。查定例中墓地禁步的规定，大概是展示一个确定的限制，而后争端可以平息。如果说依据省章断案，那么尺寸多少，出价承受，还可以通融。这是富人有力气出价，就可以超越省章尺寸之外；穷人无力出价，必须拘守于尺寸之中。这是以贫富作为强弱，而不以曲直判定是非。仅这“通融”二字，实际上是授予豪强兼并的资本。势必导致大启争端，无法禁止。哪里比得上有定例可循，官民都知道遵守呢？事情必须考察其虚实。定例中墓地禁步的规定，颁行天下二百多年，四海臣民，无不遵守。没听说另有豪强，借此兼并。向来广东一省，也没听说有借此作为兼并资本的。难道朝廷的制度久已通行寰宇，如今唯独在广东受阻吗？

译原奏又提到，近年来捐纳官职的途径广泛开放。一个低级官职的荣耀，都能通过捐纳请求获得封典。按照品级，援引成例争论禁步（坟墓周围禁止他人占用的区域），那么富强且有势力的人，其侵占行为比从前更加严重，贫民又怎能安身立命等语。查考坟墓禁步，官员和百姓各有规定的尺寸可以遵循。衡量“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大夫，下葬按士人规格，祭祀按大夫规格”的道理，总以死者生前是否有官职作为判断标准。怎么能凭借捐纳获得的封典，去争夺禁步的尺寸，进而侵占他人的地界呢？原奏又提到，广东的绅士富豪，有势力的很多。如果都依据规定的禁步为借口，在祖坟附近新葬的人，都可以援引成例指责他们侵葬；已经安葬的，也可以呈请官府强制迁移。诉讼将没有尽头等语。查考死者如果没有官职，其坟墓禁步，应按平民九步的规定来判定。倘若被人侵葬在禁步之内，自然应该控告官府强制迁移，照例办理。至于多年前安葬的旧坟，彼此已经相安无事，也没有人胡乱呈请强制迁移。如果有逞强耍赖、妄加控告的人，官府可以依法制裁，又怎么会诉讼无休呢？现今奉旨升科（将官山土地纳入征税范围），既然已经升科的，官山就变成了私产，自然没有豪强侵占的弊端。至于无力升科的人，其禁步仍应遵照规定，平民墓地九步、穿心十八步为限，以显示公平并平息争端。不适宜用省里的章程来决断，以免助长侵占和盗葬的风气，导致酿成发掘毁弃坟墓的案件。总之，官山固然应该升科，禁步必须遵守规定。省里的章程流弊极多，必然导致纷争不息，妨碍大局，终究不可采用。郭嵩焘所上报的省章，不过是维护一己的偏见。臣请求仍遵守规定，这确实关系到全省的风俗。应当请旨命令广东巡抚体察民情，申明规定，妥善商议后覆奏。那么全粤军民都会感到幸运。臣不胜恐惧战兢之至，理应恭敬上奏。伏乞圣上鉴察训示。

请严禁火葬积习疏

钱宝廉

私下认为，圣朝治理天下，以教化孝道为优先。人子侍奉双亲，慎重办理丧事尤其重要。自从世俗创立了火葬的方法，竟然有毁坏坟墓、焚烧尸体，对亲人残忍而不顾念的人。这种风气臣虽然常听说，但未得其详情。最近在家乡的同乡聚会中探访，发现情形更加悲惨，沾染此习的人更多。这确实是灭绝伦理、违背天理中最严重的，不可不迅速禁止。查考火葬的习俗，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都有，而以嘉兴所属的石门、桐乡等县最为盛行。那里百姓多从事养蚕业，因为（种桑）不便于种植（其他作物），于是就在中元节和冬至节前后，相继进行火葬。那些挖开坟墓、打开棺材然后焚烧尸体的，叫做明葬；那些挖开坟墓、焚烧棺材而看不到尸体的，叫做暗葬。将祖先的遗骸付之一炬，火刚点燃时，棺材中发出呜咽的声音；火熄灭后，骨头已经烧成灰烬，尸体也化为飞灰。偶尔有年代久远尸体僵硬的，就用斧头劈碎，仍然投入烈焰之中。伤心惨目，不忍言说。而为后辈的人，却还在延请僧众，召集亲友，饮酒作乐欢呼，挥霍金钱。绅士百姓劝告他们也不听，官府禁止他们也不悔改。深深迷惑于火葬能迅速发财的说法，认为这样做可以获得福报。冥顽愚昧，荒诞不经，举国像发疯一样，实在是风俗人心的祸患。何况从嘉兴推及其他府，从浙江推及其他省，逐渐沾染效仿，其遗害将到何时为止？查考律例规定，子孙在祖父母、父母的坟墓烧棺椁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年；烧尸体的，绞刑。又规定，在他人坟墓烧尸体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年；如果是缌麻以上的尊长，杖打一百，流放二千里。规定本来就很严密。但乡野愚民无知，不了解律例禁令，而地方官员又认为这不是紧急事务，玩忽职守，放纵不管，于是导致积久盛行，酿成浇薄的风俗。如果不严厉申明禁止，恐怕顽劣固执的乡民，不知悔改。可否请旨命令各直省督抚通令所属各州县，晓谕严惩，并责令绅士、耆老、地保、衙役等人分段访查，多方劝谕。如果有仍然像以前一样火葬的，无论父母尊长以及卑幼他人，都立即上报，按律治罪。至于实在无力殡葬的，查考各省州县中，向来都设有义冢。战乱之后，废弛的尤其多。每当绅士富豪等捐建公共墓地，应由地方官再查各乡中抛荒的绝产，增设义冢，听任他们上报附葬。那些不愿附葬的，有地的就劝谕他们及时安葬，无地的就权宜捡骨浅埋，都不准私自火化，以挽回浇薄的风俗，激励孝思。再臣查考嘉兴府各属，还有一种刁恶的棍徒，往往遇到丧葬之事，纠集无赖多人，抢夺物件，讹诈勒索，阻挠安葬，致使贫富善良的人，都以安葬亲人为难事，而停尸暴露，无可奈何。这种阻葬的刁风，更是地方的祸害。相应请旨一并命令地方州县官严厉告示，查获后重惩，使乡邑良民，得以及时安葬，这也算是教化孝道、施行仁政的一种辅助。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伏乞圣上鉴察。

宣化府义冢记

查揆

沈西雍太守以经学为政，凡是所修举的事情，必定追求符合古制，有非寻常官吏能通晓其意旨的。道光十年春，代理宣化府事务，刚三个月，州县胥吏都乐于他的治理。郡中废弛坠坏的事物，急切地寻求恢复旧观。可惜他任职短暂而未得实现。

译这是太守想要大力施行的举措。府城东城门外，旧时有一处义冢，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太守对此感到怜悯，于是捐出俸禄，在城东七里台另买土地十亩，并委派教谕余珽主持这项工程。土地开辟平整后，席子、畚箕、铁锹、石灰、钉子等所需物品，无不齐备。这片土地预计安葬的人数将不可胜数，可以长久使用而不致荒废。于是，太守将此事告知同乡查揆，请他撰文以记录年月。查揆考察安葬埋葬的政令，在史传中记载的很多。然而，有的因囚犯病死于狱中，有的因孤寡无人赡养，有的因荒年战乱导致路人饿死或战死，这些都是针对一时一事的临时措施，并非固定的制度。直到宋代才开始颁布法令，规定贫穷无地安葬者，允许使用官地埋葬，后来又有漏泽园，于是各郡县都实行了这一制度。如今太守的做法，是效仿世俗官吏的作为呢，还是希望符合古人的做法呢？《月令》记载孟春时节掩埋枯骨腐肉，许慎、郑玄都认为这包括鸟兽的骨骼。人固然最为重要，但一定要温和地惠及禽兽，我私下认为仁政的大义未必如此。如果不深入钻研经典，精细探求其用意，就不能通达其中的道理。古代的儒者，通晓天地，明辨阴阳，将其作为政事的根本。等到流弊达到极点，竞相谈论祥瑞图谶，于是经学衰落，治国之术也变得疏漏了。按照《月令》和《明堂》中关于阴阳的论述，郑氏对于掩埋枯骨腐肉，说是因为死气逆反了生气；吕氏《览》中高诱说是顺应木德而崇尚仁恩。这才是经典中所谓的仁政，已经与史书记载不同，又何必怀疑许慎和郑玄呢？前代儒者董仲舒、刘向父子等人，他们论政必定辨析五行阴阳，由此通达天人的奥秘，探得教化治理的根源。如果死气郁积蒸腾，逆反了方生之气，那么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等祸害，都由此而起。那么，掩埋之事所关联的意义就非常大。太守的做法是希望符合古人的做法吗？《易经》中泰卦对应正月，象辞说：“君主以此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规律，来左右百姓。”天地的道理，就是阴阳的道理；天地适宜的规律，就是阴阳适宜的规律。天子在上裁成辅助，三公宰相在下恭敬辅佐调和，士大夫以学问政事在当下协助，使得寒暑不偏差，四季和平，都是遵循这个道理。这些事详细记载于《月令》，如掩埋只是其中一项。而孔颖达援引大司徒及职方贡物的适宜，已经不符合扶阳抑阴的根本宗旨。至于伪《子夏传》竟以结网罟、制作耒耜来对应，认为这是裁成辅助，可以吗？宣化府是苦寒之地，山谷幽深险阻，水泽冰冻严寒，其严酷凝滞足以遏制阳气，招致阴邪灾祸。况且暴露的尸体又从而酝酿恶气，这确实是太守应当格外注重的。如果说仅仅是慈爱恻隐罢了，那么凡是做官吏的都能轻易做到。太守精通经学且善于施政，所以揭示太守的本意，如此记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