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吏政四铨选

译如果对待他们不真诚，士大夫又怎能秉持诚意前来效力呢？唐代时，官员的选拔任用并不全在京城，直到东都、黔中、岭南、闽地、江南等地都有选拔机构，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顾亭林说，君主如果开诚布公，臣下就没有不可信任的，即使官员选拔不必专门在京城进行。他的话未免过于激烈。官员选拔是君主掌握的重大权柄，自然应当归于吏部。吏部是用来统一天下人才的机构。将人才选拔统一归于吏部，让各地以距离远近为标准，那么天下的权力就归于统一了。汉代时，士大夫可以自行担任所在郡县的太守或县令，这种风气最为古朴。但后世有无法实行的原因。在故乡桑梓之地，虽然见闻亲近，但如果徇私请托，法律就一定无法执行；如果断绝贿赂，毁谤就容易产生。担任太守或县令的人，既难以任事，又不可避事。这就是古今形势不同的原因。宋代时，诏令规定知县的选拔任用不出三十驿的范围，于是南北分开选拔，既然有了固定的制度，奔波劳顿自然容易，代理职务也就没有必要了。郡县既没有供给接待的烦扰，太守县令也少了借贷的祸患。而且风俗大致相同，利弊也能通晓，那么移风易俗就容易着力，而吏胥也就没有地方施展奸诈。这就是宋代官员选拔制度优良的原因。

译变捐例议

冯桂芬

道光年间，我戊子科的同年、安徽举人朱凤鸣，叩击宫门向皇帝进呈他所写的《尚书题论》。皇上颁下温和的诏书褒奖他。其中关于“任用官员只应选贤能”的论述，在京城颇受传诵。其中有这样的话：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君子和小人各占一半；如果通过捐纳授官，那就专门任用小人。又说：皇上以急公好义作为号召，只是借它作为名义；百姓以获取三倍利润作为契约，将致力于追求实际利益。又说：捐纳出身的人，逢迎必定精巧，贿赂必定丰厚，交结必定广泛，趋利避害必定熟练，上司必定喜爱他们，部院官吏必定庇护他们。又说：与其开放捐纳，不如强制摊派。对百十户富民的强制摊派，其危害是局部的；开放捐纳则将成为对亿万贫民的强制摊派，其危害是普遍的。与其开放捐纳，不如增加赋税。有形有限度的加赋，其危害是近期的；开放捐纳则将成为无形无限度的加赋，其危害是长远的。剖析捐纳的弊端，可以说极其透彻了。平心而论，这实在是苛刻的言论。本朝捐纳出身的人中，也有李世杰、傅鼐等人，怎么能说是专门任用小人呢？然而这只是千百人中的一二人罢了。在千百人中寻求一二人，很难。近十年来捐纳途径增多而吏治更加败坏，吏治败坏而世道变迁更加急剧，世道变迁急剧而财政更加窘迫，财政窘迫而捐纳途径更加增多，这是以混乱招致混乱的做法。在当今谈论治国，确实应以停止捐纳为第一要义。本朝自从招募平民担任知县以来，时常开放捐例，都是暂时实行而非长久制度。道光、咸丰两朝，刚登上皇位之初，就首先停止捐例。后来因为大规模战争和徭役，顺从朝廷大臣的请求，才又开始实行。本来就知道开放捐纳并非历代圣皇的本意。然而如今军务尚未结束，急需费用，该怎么办呢？考察商鞅赐给百姓爵位，是轻视名器（爵位官职）的开端。晁错跟随其后卖爵，比商鞅更甚。至于出资补任官吏，始于汉武帝，泛滥于东汉及晋朝，绵延于唐、宋、元，而在明朝几乎断绝。景泰元年，才命令缴纳钱粮的人授予冠带；二年，命令世袭武职；四年，命令生员纳粟补任国子监生。仅此而已。那么如果一定要采取权宜之计，不得已的话，不如修订赐民爵位的法令。商鞅的法令，贫穷的人可以把爵位卖给别人，汉朝也有百姓可以卖爵的法令。又规定公、大夫以上的爵位，县令、县丞与之平起平坐。如今捐纳的推广，无孔不入，唯独这两点没有涉及。新例中的移奖，有卖与他人的实质，却必须设定中表至亲的限制，明显诱导欺骗，这是为什么呢？至于郎中、道员这样的显贵，一个县令就能坐在大堂上羞辱他们，还指望平起平坐吗？这也是一个区别。应当请求保留封典和虚衔这两项，加倍增加捐纳数额，允许在若干年内转移名额若干次，已有官职的人不参与。再仿照县令、县丞与高官平起平坐的制度，明确制定礼节以荣耀他们。韩菼曾有过此议，实行它没有弊端。那些夷狄以利益为国家根本，富商往往与大酋长地位相等，而完全没有入仕做官的路径。一旦犯法，早上还是座上客，晚上就成了阶下囚。所以富商加倍重视犯法，这也是平起平坐没有弊端的一个证明。其实职、升衔、加级以及贡生、监生，全部停止。现任官员中有政绩的，由上司特别上疏保留，将其籍贯改为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都按照原来缴纳的银两数额，改入民爵，以显示极大的诚信。并且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以往刚停止又开放的情况。捐纳出身的人中如果真有才士，无所期望侥幸，无所需要等待，将会自然而然地在正途上磨砺振奋，这样官场才可以澄清有序，人才可以奋发兴起了。

请更正才不胜任人员改补京职疏

王兆琛

奏报因违反条例奏请将才不胜任的人员改补京城职务，请求圣旨更正，以符合定例并重视部务。查条例记载：各省道、府以下，知县以上的官员，如果有才不胜任，或者才能平庸，以及年老力衰的，由总督、巡抚甄别，将该员应当调任简缺、降职补用，或者应当勒令退休之处，随折说明上奏。同时命令其离任，以免贻误地方。等到吏部批复到达时，送部引见，一概不得奏请改任京城职务。如果有违反条例请求改任京城职务的，吏部请求圣旨更正。道光三年七月，奉皇上谕旨：国家设置官员分工，内外同样重要。外省道、府、州、县等官员固然有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的责任。在京各部司员综核外省奏报咨文事件，政务繁忙，也必须精明干练、勤勉谨慎才能有助于治理。然而近年来，各省督抚大多请求将衰老平庸的人员改补京城职务。将来人数增多必然导致各部门旷职误事，对吏治关系重大。此后外省道、府以下，知县以上如果有才能平庸以及年老力衰的，着令该督抚等遵照定例甄别改任降补及勒令退休，一概不得奏请改补京城职务。倘若违反条例请求改任，该部即奏明更正，仍将对该督抚议处。从前改补京城职务的各员，并着令各该堂官留心察看，如果有衰老平庸不能胜任的，即随时清除淘汰，不得稍有姑息宽容。至于因病解职退休的外任官员，病愈起复时，一概不准呈请改补京城职务，以昭示统一。钦此。已经由吏部恭敬编纂入例。然而在上个月，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报：口北道福全，年老力衰，精神不能周到；宣化府知府喻鸿，性情偏执，恐怕导致贻误。奏请改任刑部郎中、员外郎。至今未经吏部请求圣旨

译更正。臣私下思量，刑部是掌管刑法的总汇机构，最为紧要，必须由年富力强、才识明达的官员，才足以辅助治理。这两名官员，一个年老体衰，精力疲惫，必定不能细心审讯；一个固执己见，观点谬误，必定不能公正断案。像这样的官员，在考核官员的大计之年，不归入六法参劾，而在大计之后，却纷纷请求改任京职。这使该总督既落得沽名钓誉、施恩图报的嫌疑，又把刑部视为养老藏拙之地，与制度不符，于情理也不恰当。臣担心此例一开，各省纷纷奏请，将来各部必然充斥冗员，而日常事务日益荒废。况且刑部现任实缺人员中，多有奉旨认为不堪外任，以及由外省调任刑部的官员，按例都不准截取外任。臣听说这些官员大多不能经常到署办公，即便偶尔到署，也不过随同画押，白白耗费厚禄以安度晚年。数年来，也未见淘汰一人。因此，刑部选拔提调及总办秋审人员，因实缺者不能办事，势必要任用候补人员；而候补人员补缺无期，也难以期望他们加倍努力。这样，对于年老庸碌者不足以显示惩戒，对于贤能者也不足以彰显鼓励，对公事实在没有益处。应请皇上敕令吏部更正，将改任京职的成例，永远禁止。并请皇上敕令各部，将改任京职的老弱庸碌官员，随时淘汰，这样对公事才有益处。臣出于慎重部务的考虑，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训示。

译关于慎重选用地方官的奏疏

王道墉

我私下认为，治理天下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安定百姓必须先从考察官吏做起。考察官吏的方法，应当从州县一级开始。州县官员的贤良与否，是天下治乱的根本。近来时局艰难，盗匪遍布，固然由于总督巡抚处置失当，将领弁兵攻剿不力，但追溯酿成动乱、激起变乱的根源，未尝不始于州县。如今的州县官员，来源混杂。第一类是捐纳出身。其中并非没有干练的官员，但大多有市井之徒，借着报效国家的美名，施展贪婪的巧计。报捐只需一千多两银子罢了，所捐的少，而所求的奢。一旦掌握印信，便把经商的方法用于做官，侵吞牟利，掠夺百姓，难以填满他们的欲望深渊。第二类是军功出身。其中并非没有能干的官吏，但也有勇武刚健之人，在军中勇敢作战，未必擅长行政治理。一旦获得缺额，便用治理盗匪的方法来治理百姓，束缚驱使，有妄行严酷刑罚的。更有幕僚这一类人，揣摩最精，窥见捐输的途径快捷，就依附捐输；伺察保举的门路宽泛，就钻营保举。一旦得志，便串通各衙门，多方把持。大官受其欺骗蒙蔽，小民遭其欺凌虐待。这是捐班和军功出身中，危害更加严重的。因此吏治日益败坏，民心日益淡薄，抗官的行为，从贼的阴谋，固然有激怒他们使之如此的原因。而发匪、捻匪、教匪、回匪，于是导致勾结蔓延，天下几乎没有完整的土地。臣愚以为，当今时务，如同久病一样。剿灭贼寇以治疗其标症，尤其必须安定百姓以培植其根本。安定百姓的方法，没有州县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是不行的。州县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没有澄清来源类别是不行的。相应请求圣旨命令京城内外各捐输，如果不是举人、贡生、秀才，一概不准以州县官请奖，以杜绝侥幸滥竽充数而重视民生社稷。州县以外的，凡是非亲民之官，都听任他们照常捐纳，对于捐例仍然不相妨碍。至于军营劳绩，如果不是举人、贡生、秀才，也不准保举为州县官。如果有实在出力，应当承受厚赏的，完全可以保举为府佐、同知、通判等官，何必给予州县官，才算是优厚的奖赏。臣私下思考，州县官与教职官，他们的品级都不高，但一个负责治理百姓，一个表率士人，对于天下的吏治民风，都有很大关系。谨查捐例，教职官非廪生不能捐，即使论军功，教职官非秀才不能保。唯独到了州县官，则漫无限制。难道是教职官重要而州县官反而轻贱吗？况且州县案牍繁多，吏胥蒙混，事事都需要稽查，难道不必读书明理的人，也可以茫然地做吗？臣不敢说举人、贡生、秀才做州县官，果然都是贤才。但念及国家慎重名器之心，与鼓励人才之意，必须澄清来源类别，然后人们思慕自我奋发，或许可以收到保障百姓的效果。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谨奏。

关于道、府、州、县四项无需减少成数的奏疏 同治四年

山东巡抚 阎敬铭

我私下认为，捐例的开设，借以筹备京城内外的军饷粮草，原本是朝廷万不得已的政策。但实行久了弊端滋生，不但对军饷没有补益，而且暗中亏损国家财政。伏见我皇上登基以来，时常以澄清官方为念，对于大学士祁寯藻、顺天府尹蒋琦龄的奏折，下达疏通正途出身的议论；对于给事中郭祥瑞的奏折，严格甄别捐纳的条例；对于湖南巡抚恽世临的奏折，增加实交免除保举的条例。仰见圣明洞察，极其详尽。但来源类别的混杂，名器的泛滥，各位大臣都详细切当地说了，而弊端的极致，以至于侵吞国家财政、危害民生的，则说得不够详细。国家任用贤才没有固定途径，正途出身的，未必都是贤才；输纳出身的，难道都是不肖之人吗？然而捐输原本是为了筹饷考虑，臣请就从筹饷来说。外省从道、府直到佐杂等官，都准许捐纳。丞、佐、杂职，还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道则巡察几个郡，府则表率一方；州县一官，则寄托以地方，寄托以百姓，寄托以城池府库，寄托以钱粮征收，责任尤其重。自古没有不慎重选择地方官而能治理天下的。即使以纳资晋升，也不宜看得太轻。如今计算各省捐输减成的章程，合以筹饷定例，直隶、山东两省，离京城不远，报捐章程，与铜局相等。河南以饷票折收，加一成现银，约占十成之二。湖广、四川、浙江约占十成之三。江西、两广约不及十成之三。云南、贵州约占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饷票，约占十成之一。其余各省均不超过三成。计算由俊秀捐纳州县到指定省份分发，不过千金。到捐免保举一成，长收实银，也仅增加数百金罢了。持千余金的资本，俨然成为数万生灵寄托性命的官员，适宜他们只考虑到州县有钱粮，未必考虑到地方有百姓。以臣所见收纳钱粮来计算，山东一省，大县五六万两，小县也万余两不等。那些把做官当作贸易的人，夹杂其中，稍微侵吞，已超过原捐的数目。即使严查重究参革查抄，而所侵吞的款项已归无着落。国家所依赖的只有正款的钱粮，捐输不过补助于万一。如果这样明面上效忠输将，暗地里亏损帑项，通盘筹划，是得于捐输的少，而失于帑项

译这类人很多。即使从筹措军饷的角度考虑，也不应该降低成数，轻易将州县官职授予他人。道员、知府是督率州县官员的上级，州县既必须照例增加成数，道府也应统一标准。只有恳请皇上敕令，将道、府、州、县四项官职，仍按照筹措军饷的定例，减去二成的章程呈缴实银，都在京城铜局报捐，不得用钞票、现钱折算。这样或许能补救弊端、纠正偏颇，对京城军饷也有很大益处。

有人说，现在部里规定的章程，凡是捐纳人员到省后，都由督抚甄别，立法谨慎严密。如果考察官吏不明了，那是督抚的责任。却不知道善于钻营的官员，往往擅长掩饰弥补，刚到省之初，大都能表现得谨慎，一旦接受印信，眼见可贪之物，就立刻改变操守。等到上官查出并弹劾，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即使对这类人员，到省后严格考试，全都停止委派、停止补授，这既不符合朝廷向人展示诚信的道义，也无法激发人们踊跃捐输、报效朝廷的诚意。而且，被停止的人，这些人难道一定会来吗？即使来了，难道就比从前好吗？对待他们太轻慢，人们就不会自我珍惜，像丢弃器物一样对待他们，不符合政治体制的适宜做法。臣愚昧地认为，仅仅整治末流，不如努力遏制源头。

有人说，同样是捐资，未必捐项多的都是可用之才，捐项少的都是不肖之辈。不知道从前捐纳州县官职，一个官职不下万金，如果不是家道殷实，以及自估才器尚堪任使者，必定不敢冒昧呈报捐纳。他们的父兄也不会让子弟急躁进取。即使任职后，经手钱粮，想要染指贪污，自忖身家很贵重，也不敢尝试做坏事。所以我朝屡次开设捐纳事例，权宜救济一时，都没有大的弊端。唯独今天不是这样，实在是因为捐一个州县所费不多，有力者的子弟沿袭争夺垄断，无力者借贷而来，容易偿还。官员不安于低微职位，士人不安心读书，众人心志纷乱，趋向利益，想要他们自我爱惜，怎么可能呢？不是开设捐纳的害处，而是降低成数的害处，显而易见啊。

译有人说各省军务尚未平定，需要军饷正迫切，京师八旗营饷，等待使用尤其紧急，突然商议增加捐纳，恐怕捐纳的人观望，导致军饷无着落。不知道现在办理军务，各直省都不专门依靠捐输，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的军饷，出自地丁税；江苏、安徽、湖广的军饷，一半出自地丁税，一半出自厘金税；广东、福建的军饷，出自地丁、盐、茶税；陕西、甘肃的军饷，出自地丁税和协济；四川、浙江的军饷，出自地丁税和厘金税。只有云南、贵州两省，军饷没有出处，稍微依靠于此。合计一年，收入无几，终究对军资没有益处。现在仅将这四项官职，改归京局，其余仍允许照例减成报捐，那么各省都可以弥补，不必过于忧虑。只是京饷所需非常紧急，怎敢不慎重计议。臣在户部，详细知道铜局每月收入，出自封典、职衔、贡监生的占十分之七，出自实职官阶的占十分之三。这四项在实职官阶中，尚且不到三分之一。即使上缴的少，对捐务原本没有大损。况且拟定新章，照筹饷例定银数收纳实银，以多补少，捐一名，仍可抵从前三到四名。而且外省不得报捐，那么此项必全部归铜局。京局也一律不准减成，那么捐生无所希冀，人知道名器可贵，自然更乐于输将，京饷将日渐增加而没有损失，这是臣急于请求变通办理的原因。先前批准部咨，议覆湖南抚臣恽世临的奏折，拟等军务稍平，再行更正。部臣综计盈亏，实为慎重军饷起见。臣所请求的，不是不敢兼顾利害，实在是看到这四项官职减成收捐，对军需没有益处，反而有损于国计，所以敢冒犯圣慈，妄献末议。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请禁书吏捐保知县疏

于凌辰

私下认为知县这一官职，刑名钱谷，实有专司，安抚百姓、催征赋税，都应当尽善尽美。我朝设官置吏以来，首先严格这一选拔，非科甲、官荫、明经正途出身者，不得滥授。近来因为军饟浩繁，暂开捐纳一途，原本属于权宜万不得已之计。又恐怕贤愚混杂，有害百姓，所以设立甄别之法以防之，考虑深远了。至于书吏在该衙门当差，十几年后才得以充任经承，经承役满后，其能干者，仅得从九品未入职衔，而且也不能立即选任。其已登仕途者，并非永无升转之例，或者经督抚保举，也必定其曾任佐杂佐贰，论资计俸，着有能声，才准升转。从未听说有以尚在本衙门当差之书吏，并未充过经承，也未选过从九未入，而即骤选知县实缺者。有的话，实自近来之保举递加始。查书吏派遣充任各项差使，并非事务繁多，反而劳于本衙门，也并非自备资斧，甚苦于本衙门。赴差有口费，住差有津贴，较在本衙门已偏得多多。而且又非若军营差使，并无所用其奇才异能。试问所司者何职，也不过供奔走，管书记耳。以书吏争趋之捷径，即保以佐杂佐贰，已不为不优了。而保者竟递保至正印，选者即铨选一实阶，殊与慎重名器之道，未甚允协。而且各衙门书吏，久惯作奸作伪，非精明上司，无不堕其术中。所以每恭逢恩诏，蠲租减赋，振灾救荒，凡有关民瘼者，天语煌煌，必切诫毋任吏胥舞弊，仰见朝廷洞烛靡遗，刻刻防杜至意。若一旦而令若辈骤然担任亲民之任，故习复萌，势必多方掊克，以谋饱其私橐，何暇为国，何为民。书吏县令，断非小民福星。况且当此兵燹之后，地方半多凋残，何堪再事朘削。全赖为司牧者，廉明公正，恺恻慈祥，以与民休息。至于如何安集，如何抚绥，更如何而始可以为民父母，在书吏平日既未讨论讲求，临时必至错置颠倒。纵使督抚不时举劾，其间爱惜功名者亦所或有，然求什一于千百之中，窃恐官方之日坏，而民生之日蹙也。县令一官，所关实非浅鲜。可否请旨饬下该部，按册逐一检查，将书吏由保举层层递加至铨选知縣一条，永行禁革。其已选知县实缺，并已经指省分发试用知县，或由得保举知县后加捐者，概行撤销，另为酌核奖叙。更拟请嗣后除了铜局捐输、军营保举外，凡系派书吏差使，永不得层层递保至正印官阶，以示限制而杜冒滥。庶于国体官方两有裨益。臣为慎重名器、抑制侥幸进身起见，据实直陈，是否得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请饬停止增附捐教疏 咸丰元年

汪元方

奏为增附捐教，士气易颓，请旨饬下停止事。

译我私下认为，《易经》强调启蒙教养的重要性。天下的生员和童生，是国家启蒙教养的对象。他们的志趣趋向必须端正，这样道德品性才能逐渐确立。显达时能成为忠纯的大臣，困顿时也能成为正直的士人，其关系非同轻浅。而这一切的功绩，都从启蒙教养开始。

自古以来，捐纳制度的开启，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然而，道员、府尹、州官、县令与生员、童生并不十分亲近，捐纳的人虽然很多，但对于士人的风气本来没有妨碍。与生员、童生最亲近的，莫过于教官。他们在学业上，每月有考核，每季有考试；在品行上，优秀的有保举，劣等的有举报。教官如果选任得当，士风的整顿就系于他们，人才的培养也系于他们。

过去的惯例，是用举人以及各类贡生分班选补。其中只有新科拔贡选授的，有时不限年龄，其余的都是资历深、年龄大的官员，才承受这个选拔。从前捐纳条例中，有一条是廪生可以捐纳教官。这是因为各学的岁贡，都是由资历深的廪生充任，岁贡按例可以担任教官，廪生先通过捐纳获得资格，所争的只是年限的早晚罢了。况且附生补为增生还比较容易，补为廪生则较难。如果遇到廪生没有空缺，即使屡次考中高等，也得不到补录。因此，生员、童生看待廪生比较重视，而廪生担任教官，大多也能称职。

查河南河工捐例中增设了增生、附生捐纳教官的一条，起初还限制年龄超过三十岁，顺天捐输条例沿袭了这个规定，于是就没有了年龄的限制，并且出现了“遇缺尽先”等名目。导致刚进入学校的人，纷纷担任教官。资历深、年龄大的举人、贡生，无力捐纳“遇缺尽先”，全都失望。于是使得各学的生员、童生，有志向的人堕落了勤学向上的心，没有志向的人产生了图谋利益、快速成功的念头。

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大抵是靠科举功名来振奋精神的。天下的老教师、资深学者，以至于连补一个教官都不可得，他们激励子弟的方法于是就用尽了。对士气的伤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我去年到京城，就想为此请求。听说部臣已经议定，增生、附生中年轻未满三十岁的，仍然扣除选期。又阅读邸报，看到陕西巡抚张祥河有请求更改佐贰官的陈奏，部臣因为银两数额不符，班次没有归属，没有议准。听说打算等到大捐条例中裁撤。大捐没有开启，这个提议于是搁置。

现在听说两广捐输，仍然按照顺天条例，各省增生、附生捐纳教官的，势必纷纷又起。我愚昧地认为，一次已经过分了，断不可再有第二次。

皇上新政之年，培育人才是急务。相应请求圣旨，命令两广捐输局停止这一条，仍然遵循旧例，只允许廪生捐纳教官。

有人说增生曾经列入优等，不妨允许他们捐纳。不知道教官有岁贡这一项，几年后的廪生，就是岁贡。旧例允许捐纳，道理非常清楚。增生既然不能充任岁贡，就应当不允许越级捐纳。

又有人说增生、附生捐纳教官，前次就非常踊跃，希望捐纳款项较多。即使最多也不过数十万金罢了。而天下的生员、童生，也不下数十万人。用数十万有限的金钱交给军需，而让数十万有造就的人颓废沮丧，谁得谁失，不用分辨就明白了。

况且我还有请求。条例规定，教职补缺后，除了大计参劾外，六年俸满，无论举人、贡生以及廪生的班次，允许督抚、学臣分别保举升用。那些没有被保举升用的，一概留在原任。现在“遇缺尽先”的增生、附生，刚刚捐纳不久，就获得选授，已经超越了大挑教习等正班。况且他们都年轻力壮、家境殷实，无不极力谋求保举，导致开启攀附钻营的风气，对士人的习俗关系重大。

我愚昧地请求，在任期内能考中举人、副贡的，才允许与举人、贡生两班一体保举升用。那些没有考中的，督抚、学臣在年终严格甄别，任满时不允许一概保留，不允许藉口保举，以杜绝谋求侥幸晋升的途径。像这样明确限制，在调剂正途之中，仍然寓含激励捐班的意思，对学问和功名，都有益处。

我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圣鉴。

译关于酌核保举章程以示限制的奏疏，咸丰四年，宋晋上奏：

我私下认为，自战事兴起以来，凡是粮台文书，以及劝捐、团练、铸钱、捐米等事务，处处都需要人员。凡是有微小功劳的，自然应当酌情奖赏。但军务终究以披甲执锐作战为优先。此外各项事务，不过是核算文书的辛劳，动口跑腿的效用。既然担任职务有难易之分，那么请求奖赏就应当有所区分。臣观察近日保举的各案，有候补知府、同知却越级请求升选道、府官员的；有已选任同知但未经到任，却请求以知府选用的；有编修请求选任知府及升补春坊缺额的；有庶吉士请求授任编修的；有内阁中书请求升任侍读的；有候选佐杂官请求越级升用的。虽然屡次蒙受圣明鉴察，并未全部批准，但种种破格保奏，实在大多不是常例所允许的。

查考道、府官员是地方的表率，责任不轻。定例规定，在六部学习的官员，必须由实缺员外郎、郎中，遇到京察考核截取记名，才能仰承简拔授任。这些官员奔走于各司，若非积累十余年或二十余年的辛苦，不能获得这样的升迁阶梯。即使是翰林出身的人，也必须俸满三年，京察符合规定，才能保送。至于春坊各官，只有遇到大考特旨升补，其余都比较资历俸禄，也必须积累十余年，进入前二十名内，才能开列请补。大考记名升用的，也依照此例。庶吉士留在翰林馆，则以考试等第作为鉴别去留的标准，更不可以其他途径侥幸进入。内阁侍读，也是由中书中俸禄深厚的人，拟定正陪名单请升。推究制定制度的本意，考核政绩选拔人才，是何等慎重。

如今却凭着几个月的辛劳，一件事的委派，不是连篇累牍地保举，就是特别请示优厚待遇。对于得到的人，既然以快捷获得为能事，争相寻找攀附之路；对于保举的人，于是以施恩讨好，不顾专断擅权的嫌疑。像这样冒滥相沿，互相奔走钻营，实在对名器官位大有关系。况且这些保举的人，多是奏请留任差委的，等到已经选补，又必定以经手未完的事件，再次请求留任。这是本员徒占实缺的名额，署任又存有暂时的想法，尤其恐怕贻误地方。况且这些事务，绝非亲身冒着箭石作战的人可比。即使等到一省一局经办完竣，确实有劳绩成效，再行奏请保举，已经是不埋没他们的功劳了。如果事情未过半就纷纷上奏，功效未收就一概加予优厚叙用，将与效命战场的人有何区别？似乎应当急忙加以综合考核，以示限制。

是否可以请旨饬令吏部，分别核定。此后如果确实是领队打仗杀贼立功，以及守城抵御击退贼匪的，准许随折保奏，等候圣旨超擢。此外如粮台文书，以及一切局务人员，一概不得越级奏保。如候补候选各员，只准许请求以原班优予补选，不得骤然越级请升。又选补各省实缺，未经到任奏留差委的各员，只准许酌情请升衔级项带，不得指名何官，骤然请升授任。又候补候选各员，请求尽先补用选用的，由何处军营保奏，即等候该处军务完竣，再行饬令赴部赴省候补候选。翰林保举春坊局务的，应请依照大考记名的例子，等候历俸至前二十名再行开列请补；如保升知府，奉旨允行，准许作为双月知府，等候军务完竣，再予选用。员外郎、郎中及外省同知请升知府的，也照此办理。庶吉士本是在馆教习的人，如今既然办理地方事务，应请酌情改补地方官。内阁中书只准许依照俸满截取同知的例子，以同知请补用。佐杂等官，只准许优予班次，也不得越级请升。

如此分别限制，奏明请旨饬谕各路带兵大臣，以及中外督办军务大员，使他们各自凛遵办理。如果再有任意滥保的，就将保奏的官员，依照违例议处。这样在鼓励之中，仍不失慎简的本意，甄别叙用明确了，奔走钻营也就平息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遵议军营劳绩不准保至藩臬两司的奏疏，同治九年，吏部：

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阁抄出。本日奉皇上谕旨：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奏称臬司责任极重，不宜轻授一折。先前因为曾国藩覆奏直隶臬司史念祖为人尚明白，可望陶养成器，当时谕令曾国藩等候该臬司到任后随时查看，在造就人才之中，实在寓含慎重刑名之意。现在据锺佩贤奏称，与其事后查看导致贻误已多，不如事前审慎，所保全的并不少等语，所奏也不无道理。史念著即开缺，以原官留于直隶，交曾国藩差委，以便资助学问。如果能谙练公务，即由该督随时奏闻。至于所请军营保至藩臬人员，查非科目出身及曾任实缺道、府的，仍令先补道、府，查看称职，由该督抚奏明后列单请简的地方，着吏部妥议章程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查臣部内选外补人员，下至佐贰起，上至道、府为止。至于藩臬等官，臣部并无选补班次，遇有缺出，均由特旨简放。自军兴以来，论功行赏，往往以

译投效之人，不几年便保举至知府，不几年又保举至道员，奖励已经极为优厚。然而又有保举以布政使题奏、以按察使题奏的。起初是破格提拔以激励军心，后来便相沿成习成为风气。无论其褒奖过于冒滥，而以皇上特简之权，臣下皆得指名保荐，不仅名器太轻，且衡量政体，也觉得不妥。虽然由军营崛起者，其中不无奇特之才，但终究全才不可多得。长于韬略者，未必长于治政；善于治兵者，未必善于治民。查臣部奏定章程，知县题调要缺，军功初任人员，不准请补，原恐其初登仕途，于烦要之务骤然难以胜任。以一知县补缺，尚且宜如此慎重，何况藩司为钱粮统宗，臬司为刑名总汇，国计民生，关系甚巨。而以折冲御侮之人，强居其任，既非素所讲习，安能经理裕如？今该侍读学士奏请由军营保举布政使、按察使人员，查非科目出身，及曾任实缺道、府者，仍令先补道、府，钦奉谕旨，交臣部妥议章程具奏。臣等公同商议，拟请嗣后各省督抚暨统兵大臣如有保举劳绩之案，仍应按照章程，不准保记名请简，及指项题奏等项名目。其从前已请记名题奏藩臬者，查该员如未曾任实缺道、府，无论其是否科目出身，及曾任丞倅州县等官，均请准令戴用原衔，一律先补道员，以资练习。其中系本省人员，仍准留于原省；非本省人员，俟领咨赴部时，由臣部签掣省分，均以道员归候补班酌量补用。待得缺到任后，再由各该督抚详加察看，如果留心民治，实能称职，准该督抚出具考语，将该员等可否升用之处，奏明请旨。如有不能称职之员，亦应随时奏请罢黜，不得迁就徇隐，遗误地方。至盐运司一项，从前如有保奏记名者，拟请照此办理。如蒙俞允，即请旨饬军机处将从前保举记名藩、臬、运司各员，开列清单交部，由臣部查明并未曾任实缺道、府各员，行文各该督抚详细查明该员等出身、履历、三代、年貌、籍贯及历保官阶，造具清册报部，以凭照章办理。所有遵旨议奏缘由，谨缮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甘肃新疆保案请从宽核议疏 光绪四年 左宗棠

我私下认为，治乱安危虽然关乎天命气数，但拨乱反正、扶危定安，则必定是人事努力所致。人事既已竭尽全力，即使天命气数，也会退处于无权地位，而局势转变的契机，才开始有迹可验。这就是所说的：战事兴起而常规法度废弛，常规法度废弛而人才涌现，人才涌现而事功成就。在安于常规、习于旧例的时候，那些只知拘泥条文、钻营案牍的官吏，奉行成例，也可以从容各展其能。等到变故接连发生，那就不是合适的人选和才能，不足以担当重任了。上天造就人才不容易，人顺应时势并非偶然。古今以奇才异能著称，而大名盛业足以震动当时、流传后世的人，又有几个？如果能补救时局，卓然有所表现，就不能说不是当世之选。然而即使这样也已经不易得到，何况时局正紧急，等待人来治理，急需人才且数量众多。如今陕甘的情况，比各省更严重；如今新疆的情况，又比陕甘更严重。怎么可以苛刻地要求他们呢？要建造广厦，必须购买众材；要合力做事，必须呼喊号子。不储备三年的艾草，怎么治疗七年的疾病？不带上旧识伙伴，怎么进行万里之行呢？将士远道从征，劳苦超过内地，又都是昔日谪戍的地方，他们服役艰难，他们的名声也不甚美好。之所以争相奔赴前线，誓死效力，是感念朝廷长期豢养、深切体念，两次批准发放部款，又正当征军待发之际。将士怀忠抱诚，急于赴敌，以求缓解皇帝日夜操劳的忧虑，这是明显的成效。论功请奖，为什么唯独不行呢？近来保举案件过多，臣又何尝不担心浮滥？只是用兵日久，战事又多，保奖频繁，既然无法避免，那么奏咨两案，不得不放宽。局外人虽然惊讶其多，局内人则还觉得少呢。追溯同治五年二月，钦奉谕旨：“从前南省勇丁因为甘肃地方贫瘠艰苦多不愿前往，如果将调赴甘肃的勇丁酌增饷银若干，或者再将员弁勇丁中从征西路的人变通章程从优保举，应当可以乐于从事，更加奋勉等因。”臣入关度陇，奉行周旋，不敢有失。军队行经寒苦荒瘠的地区，又正值兵燹之后，物产匮乏，陆运又极其艰难。正饷之外，必须分途设局，采运军火、军械、粮料、草束、棉衣、单袷、巾履，以及军中必需的物品，不另外筹款采运不行，不另外筹款津贴不行。客军饷需由各省给领的，越境以后，各省只照旧供应额饷，饷数本来微薄，军粮、马干、驼干为数极微，万难敷衍，又不由臣另外筹款津贴不行。因此甘肃新疆与内地的情形，本来就不相同。采运劳费，既与各省内地悬殊，而又非人不理，非才不办，那么劳绩的优劣，也因此而有差异，这是势所必然。部臣意在显示限制，选拔真才，导致多被驳斥，这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外间难以遵照，理有固然。衡量重内轻外的常规，外僚自应恪遵部议，以收和衷共济之益。汉臣诸葛亮所说的赏罚臧否不宜异同，正是此意。臣对于部章，固然不敢坚持异论，然而遵照办理，实在苦于窒碍难行。恳请天恩饬下吏部、兵部，甘肃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照甘肃现行州县补缺部章，酌予通融，以广搜人才，期收实效。只要能做到拔十得五，对于时局必定有所裨益。部臣对于外省汇保各案，奉旨交部议奏的，按照新章分别准驳，本是职分所当为。至于已奉旨允准，见诸施行的，部臣只当钦遵办理，不可再加指驳。否则部章反尊于纶綍（皇帝诏令），事近颠倒，实非所宜。恐怕开启下陵上替的渐端。往代封驳之事，由黄门、给谏担任，也是因为阶远秩卑，不像亲近大臣那样地逼势疑。所以令制御史风闻言事，给事中主封驳，秩仍五品，可以覆按。唐臣颜真卿说朝廷纪纲须共存立，臣故不能无言。应恳饬下部臣，一熟思审处，以免自干咎戾。伏候圣裁。臣因部章难遵，体制宜慎起见，据实陈明，伏候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鄂省员缺久悬请变通办理疏 咸丰七年 湖北巡抚胡林翼

我私下查考，湖北军兴以来，吏治废弛，已非一日。各郡州县，被扰较广，丞倅牧令，或阵亡殉难，或参劾病故。中间院司迭更，道途梗塞，每一缺出，未能随时详报，均由该管道府暂委代理。兼以文卷毁弃，并不能查其因何出缺，及出缺日期，年复一年，无从清理。现在悬缺既多，为时又久，大兵之后，望治孔殷，必得贤有司休养生息，宽猛兼施，方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然而或人地相宜，而格于定例，一经迁就，位置稍失其当，即施展莫称其才。臣胡林翼于上年谨陈兵政吏治之要，请饬部臣暂勿拘

译臣等依据法律条文和资历资格，恳请允许臣等分别委派署理，通过试验来追求实际效果。奏折已蒙皇上批准，并有案可查。臣等在接见下属官员时，详细加以考察访问，对各官员的优劣，一一牢记在心。又与司道官员反复商讨，确实没有符合条例可以补授的人员。然而官职空缺，有的长达五六年，有的三四年不等。如果不灵活变通办理，反而恐怕会耽误地方政务。查条例记载：知县以上的官员，题报补缺，升迁调任并行，听候督抚酌情具题。此外应当调补的空缺，都令该督抚照例在属员中按品级改调等语。至于简缺请补，条例规定有轮班补用，又哪项规定指出何种空缺出现，以何种人员拟补呢？立法极为周全完善，原本不容许丝毫违背逾越。但这只是针对太平无事之时而言。如果像湖北地方，接连遭受战火，总计通判、同知、州、县等官，空缺多达二十九员，历时长达五六年之久。现在拣选分发、即用、大挑、军功保升等各类官员到省，大多在官职空缺之后才到任。实任人员，除了新选者外，仅存两三人，而任职满三年的尤其稀少。这是不得不斟酌变通，难以照例办理的实际情况。所拟定的各员，有的目前正被委派署理，职位与其人相当；有的才略较优，适当调动才能充分发挥其用，人与地都属相宜。只是在调补、请补的条例上，多有不符合之处。但官职长期空缺，地方事务紧要。朝廷设官分职，有一个空缺就应有一名官员；臣等因材器使，补授一名官员就应收取一份成效。而且一旦补定，此后按顺序轮流，即可轮班依次补授。至于各员调补之后，仍应随事随时，考察甄别。臣等固然不敢在前存有私意，尤其不敢在后预设成见。此外候补人员，尚有班次在现拟各员之前，以及前后相等的，或人与地不相宜，或才力不及，应再另行考察办理。据布政使马秀儒、按察使罗遵殿会详前来，臣等共同复核，谨将各该员调补、请补与条例不符，以及湖北现在难以照例办理的各项缘由，据实陈述说明。恳请皇上天恩，命令兵部核议。如果蒙皇上批准，各员中有应送部引见的，等楚省军务结束后，再照例发给咨文。各员履历，另缮清单，咨送兵部查核。臣等出于官职急需、因地择人的考虑，是否妥当，谨合词具奏。恳请圣鉴训示。

译请求变通外官回避章程的奏疏 同治十二年 湖南巡抚王文韶

奏报关于外官回避章程中，祖孙父子这一条规定未尽妥当，拟请酌情变通，以重视伦理纲常，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

私下查考吏部奏定并颁布的回避章程，其中规定：祖孙父子，从道员、知府直到佐杂官，各省现任以及候补、试用各员，如果官职不同，命令官阶小的回避；如果是同官，因为祖孙父子名分关系重大，无论补缺到省的先后，都应命令其子、其孙回避等语。历来都遵照办理，已有案可查。

我曾详细思考这一规定，私下觉得有些不安。所谓名分关系重大，确实是因为父亲不能回避儿子，祖父不能回避孙子，伦理纲常极其重要，起初并不取决于官阶是否相同。如今同官的，既然因为名分关系重大而不论先后次序；不同官的，却又好像名分可以忽略而只计较官阶大小的差异。这是子孙因尊贵而凌驾于祖父之上，祖父因卑贱而屈从于子孙之下。如果是孝子慈孙，必定会局促不安而有所不忍。即使我们这些人愧受朝廷重托，遇到这类案件，也往往不能不内心触动。

在部臣制定章程之初，也说在家则父子，在外则君臣，在家以父亲为尊，在朝以君主为重。国家设置官职，大小自有定分，不能全凭父子之恩，掩盖君臣之义。

我因此权衡其轻重，并酌情商议变通：凡是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特旨简放的道员、知府大员，朝廷择人任用，选拔擢升决断出自圣上心意，臣子在其中没有容身插手的余地。像这样以君命为重，应遵照章程，命令其祖父、父亲中官阶小的回避。

至于道员、知府以下，铨选各缺，以及随时拣发、分发，从前指省、留省各员，按班次本来有定章，而任职并非由特旨简拔。像这样以天伦为重，应允许在赴部注册之日，自行陈明，无论官阶大小，一概命令其子孙回避。

像这样酌情变通，凡是为人臣、为人子的，大概能理得心安，在君主与亲人之间，两无遗憾。

臣愚昧之见，是否妥当，伏乞圣上鉴察训示遵行。

请求变通委署州县章程的奏疏 光绪二年 湖南巡抚王文韶

臣认为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必须长久担任其职务，才能对地方有益。现在奉部定章程，委署有人之缺，只准许十分之一，这自然是为了整饬吏治起见。然而其中不无窒碍之处，想要推行尽力，不得不量拟变通。

查考州县署理事务，一年期满，各省沿袭为旧例，其实本非定章。湖南早已不拘泥于此说，遇到有留心民间疾苦的牧令，往往不轻易更调，使他们得以从容施展抱负，与百姓相安无事，从未敢因调剂私情，致使涉及偏袒。那些未经分发的人员，不仅不准委署代理，也不令其报到当差。知府是州县的该管上司，从不委署知州、知县，更没有佐杂滥署州县之事。遇到缺出，应须依限请补，并无空缺久悬，借为更署地步。这些部臣所指的各项弊端，都是臣与藩司等日夜兢兢业业，恪守限制，而不敢稍有逾越的。奏咨文书都在，部臣固然可以按档案稽查。

只是现在规定的新章，州县除调署，以及委署无人之缺，并暂时代理外，其委署有人之缺，每年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这在办理上不免有窒碍。其情形有可以条分缕析指陈的：

实任调署别缺，州县与佐杂并计，例准十分之二。此项调署遗缺，都应委员接署。现在委署不及调署的一半，那么其余非互相更调不可。假如遇到更调的官员，人地或许不相宜，想遵例则有误地方，想择人则有违功令。这是窒碍之一。

凡是遇到委署，有人之缺较多，无人之缺较少。无人之缺，不能久悬，或由外按限拟补，或由部按月归选。接准部覆，及领凭到省，均不过半年数月间。随时见缺，既不能不即委署理，选补有人，又不能不即饬赴任。辗转更替，为期更促，为治愈难。这是窒碍之二。

实缺例应引见人员，均有交代，或因正款杂项未清，或因患病措资乞假，交卸起程，远省往返，动辄需时。若一概作为有人之缺，此项人员，正复不少。限以十分之一，其它委署，更属无多。设有应行撤任察看之员，势不能以额满而多所迁就。这是窒碍之三。

湖南地杂苗猺，素称难治，散勇之多，尤甲于他省。州县一不得人，其患可以立见。新选人员，情形未熟，留省学习，往往有之。又或准补之员，先期承办重大差使，一时未能竣事。若因委署额满之故，不论情形之是否熟习，差使之曾否完竣，克期饬令赴任，诚恐无益民生，有妨要务。这是窒碍之四。

臣于此次接奉部文后，督同藩司通筹综计，业将人地不宜各员，或开缺另补，或彼此对

译调整。核实清楚，分别详细上奏在案。本应查照部里的议定，一一遵照执行。无奈限额过少，牵制掣肘太多。竭尽全力去适应这个范围，实在难免会有超出限额的情况。因为湖南州县共有六十七个空缺，按十分之一计算，每年委任代理且有人的空缺，最多只有七个。既不敢勉强迎合新章，因噎废食；又不敢坚持旧见，阳奉阴违。只有据实详细陈述，恳请皇上恩准，命令吏部再次复核商议，是否可以稍作变通。将州县委任代理且有人的空缺，查照实缺调署的例子，一律办理，与佐杂官合并计算，不得超过十分之二。那些已经领取咨文到达省城，接到部里批复，但尚未到任的官员，按定例不领取廉俸；另外，调取引见的人员，也应该停发养廉银。以上各项，都请求免除将其并入“有人之缺”进行计算。像这样稍作变通，在严格限定数额之中，不至于有特别难以推行的地方。臣仍然应当督促饬令布政使，互相研讨，实事求是。绝不敢为人挑选空缺，实在不能不为空缺挑选合适的人选。总期望对吏治和民生都有益处，以符合朝廷整饬地方的深切用意。

译山西巡抚张之洞奏：知县外补壅滞，请量予变通片，光绪三年。

臣私下接到吏部咨文，议覆前给事中戈靖等人条奏。其中写道：此后各省知县因参革而空缺的职位，令归吏部铨选。并将知县因终养父母、降补两项所出的空缺，以及修墓等项，比照终养之缺，一并改归内选，不得扣留用于外补等因。奏准通行，自应遵照办理。

但查定例，知县班内，即用、候补两项，遇有升调、病故、休致所遗选缺，各按轮次序补。又知县因终养改教撤回、降补、回避所遗空缺，以即用、候补两班相间酌补。又知县丁忧、参革所遗空缺，专以军功候补人员酌补。原本因为即用、候补两项，班次最优；军功人员，劳绩最著。而即用、候补、军功各班，人数亦最多。所以较各项试用人员，于轮补外更有酌补、专补之缺，原本是为了区别而优待他们。

追溯自军兴捐纳广泛以来，捐保人员接踵而至。而即用、大挑人员各班，故自签发无期。近年因疏通选法，各优贡、截取、孝廉方正、教习教职各班，复皆得呈请分发。班次愈多，轮补愈滞。升调二项，为各班轮补之途。晋省缺少人稠，数十年尚未一转。其中即用、候补两项，自光绪四年七月分班请补以后，非数年、十数年不能轮到。病故、休致三项，每年虽出数缺，然以即用、候补、大挑三项并正班之员及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挨班序补，即用、候补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历年以来，惟恃有终养等五项杂缺，藉以疏通。

至军功一班，以丁忧、参革之缺并归此班专补。自同冶七年，部议将丁忧一项拟归部选后，缺数已去其半。兹以疏通选班，续将专补军功之参革，并即用、候补应补之终养、降调、修墓等项之缺，一并改归内选。则外省即用之补班更窄，而候补、军功之补班，殆将无期矣。

在部臣所议，以降补、参革、终养、修墓数项拟归内选，以撤回、改教、回避数项留为外补，似欲使内外各得其平，无可畸重。然撤回与修墓较，则修墓略少，撤回略多。降补、参革、终养与改教、回避较，则降革、终养出缺甚多，而改教、回避者，往往经年无一焉。用意虽欲持平，核实太形轩轾。

方今捐例甫罢，需项仍多。窃惟吏部古号铨司，今日亦言铨选。铨者，称也，谓立法量才各称之平也。臣愚认为，外补难则害官方，内选滞则困寒畯。选补并重，斯为大公。且即用一班，乃国家取士抡才，为民社择人之上选。军功、候补两途，皆由历练辛苦而得。滥竽虽不能免，每自干练为多。若事急则优其阶資，时平则扼其仕进，亦无以昭大信而劝将来。

因查保升、捐升及大计参劾，本为内选之班；升调、病故、休致，本为外补之班，均可毋庸更议。其余外出之丁忧、参革、终养、降补、修墓、葬亲、撤回、改教、回避各缺，拟请统改为一咨一留。于咨报开缺一时，随案声明，再行照例截缺，自可无虞轇轕。即使一时一项，略有出缺多寡之不同，而选补各不偏枯，自无觖望。既以昭平允之定发，亦以示易简之宏纲。其遇留归外補之缺，按班请补，一如旧例，毋庸更张。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饬部核议施行。

再，知县丁忧起复，选缺极难。是以言官建议，部臣改章。查此项人员，以礼去官，非有过谪。考之汉魏以来，弃官行服者，史册称美。今若如吏部所称，应补者册逾百员，百年不能选毕，则是一遭大故，永远沈沦。谨厚者自无怨尤，浇漓者竞思取巧。现经部议，增入单月五缺后插选一条，具见力筹疏通。特插选有限，终无大益。

窃思外省丁忧起复人员，自以仍回原省归候补班序补，毋庸另捐分发、指省、补班、加成各银，于理为长，于事亦顺。虽非旧例所有，当此选法壅遏，庙堂百司，事事整顿，何不可因时变通。至于户部所虑，免交银两，有碍常捐。是则同一无过之官，有用之才，有力者进用，清贫者投闲，似尚未极平允。我皇太后、皇上奋然停捐，圣政卓越，知必不惜此区区也。

大抵外省牧令，奇士罕觏，中材居多。要在洞悉一方民情，多识本省成案，则驾轻就熟，其信易孚，其政易成。古语有之，大巧绌于熟习。若起复者仍歸原省候补，于吏治亦有裨益。夫停有限之常，而可以全无穷之政体，此亦厚风俗、惜人才之一道也。

译况且原本就是本省有缺额的官员，即使获得官缺也很容易，同僚们不会因此忌恨他。如果这样全部归入外补，不占用选缺，对于其他各类选班来说，疏通的情况就很多了。此外，从府、州官员下到佐杂官员，事理相同，似乎也可以类推酌情商议。谨附上我的浅见，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译关于变通正途与捐纳州县选补班次的奏疏 光绪七年

监察御史李肇锡

臣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方法，没有比选拔好地方长官更优先的。地方长官的贤良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福祸。所以，想要谋求保全人口、聚集财富，重视安抚百姓，必须从谨慎选拔地方长官开始。自从战事兴起、筹措军饷以来，官员来源的混杂已经到了极点。我皇太后、皇上洞察其中的弊端，在国库款项匮乏的时候，毅然停止捐纳制度。四海臣民，无不仰颂圣明，共同认识到这是正本清源的深远用意。而臣私下认为，停止捐纳，是为了肃清吏治；肃清吏治，是为了期望恩泽能够下达于百姓。亲近百姓的官员，有谁比州县官更重要呢？几十年来，各省通过捐纳等待补缺的人员，本来已经不少；近来领取执照到省城的人，又纷至沓来。这中原地区并不缺乏杰出的人才，但要说用人兴盛，未必超过正途出身的人，而弊端对地方造成的危害，则以州县最为严重。大致列举起来，主要有两点：追溯自从捐纳条例屡次降低成数以来，殷实之家，凭借几千两银子，就已经俨然居于百姓之上。他们积累财富之余，并没有丝毫损失，只是把做官当作荣耀罢了。而豪奢成为习惯，侥幸分到肥缺，就肆意挥霍；如果不幸分到稍差的缺分，势必导致亏空公款、剥削百姓。这是弊端在于有余的人。而那些耗尽家资捐官的人，又往往陷入日暮途穷的境地，把一官职当作偿还债务的手段。一旦上任，计算本钱、谋取利润，不装满自己的口袋就不罢休。纵然最终因贪污败露，但凭借宽大的法典可以求得宽恕，也不过是降职调离罢了，革职罢了。坐拥厚资，仍然不失为富裕人家。这是弊端在于不足的人。臣不敢断言正途出身的人员确实没有这些弊端，但我朝科举取士，历久不废；捐纳事例偶尔开放，因时制宜随即停止。这两者哪个是常法、哪个是权宜，孰轻孰重，本来已经昭然可见。既然以前准许他们捐纳，自然不能一概不用，使有才能的人有向隅而泣的感叹。而选择其中最重要的环节，进行裁制和损益，本来也不是没有办法。查吏部奏定的章程，各省道、府由吏部选缺出缺时，本省题奏咨报所开列的各缺，等到本省留补两次后，就应咨报吏部铨选一次，以三个缺额为一轮，不得参差越级等语。这是担心选补两项稍微有所偏废，所以用限制来达到疏通的目的，方法非常完善。臣私下请求仿照这个意思，各省州县缺出，无论繁简，留补和部选，每个缺额先用正途人员两次，才开始闲用捐纳人员；如果留补和部选都没有人，才准许用捐纳人员借补过班。如果捐纳人员应补选班也没有人，也照此办理。这个方法对两途都持平，毫无偏颇。只是选补的缺额，正途人员多一次，累计起来似乎稍微优待。不知道实行十几年后，捐纳人员日渐减少，而正途人员依旧；再经过几十年，将不再有捐纳人员，而只存在正途人员，得到缺额多于捐纳人员，起初并没有什么滞碍。拟请饬令吏部详细核定商议，除了军功人员，以及丞、倅、簿、尉等没有参与地方治理责任的人，仍照旧章铨补外，此后州县缺出，可否如臣所拟变通办理，务必在驾驭官吏之中，寓含挽救弊端的意思。

关于开复人员不宜仍发回原省的奏疏

四川总督崇实

臣认为，国家没有断绝人为善的念头，而人臣有执法不移的道义。这是为了澄清整顿官场，使政令归于统一。查各省官员，既有三年考核的典制，又有随时甄别的条例。这类人员，一经罢免斥退，按例不再录用。近来因为战事兴起急需人才，往往破格仍然给予开复。但必须显示限制，才能符合政体。然而臣最近看到那些被革职的人员，有去军营投效，经各路统兵大臣以及各省督抚，以劳绩保举开复原官的；有去京城局所呈请加倍捐缴银两，准许其开复的。往往奏请仍然归回原省补用。在朝廷宽大为政，不追究既往，允许他们自新，以观察后来的成效，原本与随时参劾的条例并行不悖。只是命令他们仍然归回原省，则对于治理体制，大有关系。因为这类大计考核及甄别的人员，如果没有十分恶劣的行迹，不过止于降职调离，还可以容留在原省。至于竟然被罢免斥退的，多是声名狼藉、众人指责的官员。如果准许他们仍然归回原省，那么大吏弹劾的权力几乎成了空文，而贪婪之士攀附荣禄的道路巧妙地得以转圜。况且既然已经开复，就应当委以任用，而恶劣行迹明显，全国都知道，百姓传言作为口实，以前的屏弃几乎成了虚设。何况仕途很宽，哪里不可以立足，而一定要眷恋原省的呢？如果不是想施展其故技，就是属于谋取私图的便利。种种鬼蜮伎俩，不问可知。臣认为这类人员，虽然准许开复，断不可仍然归回原省。如果是立功军营保举的，就令其在立功的省份做官；如果是由京城局所捐复的，就应归吏部铨选。倘若遇到原省，也应改换签掣。这样办理，似乎在广泛延揽人才之中，还寓含着力分泾渭的意思，使举荐黜退更加昭示慎重，而政体仍然属于两全。臣查四川一省，既有这类人员，想必各省当也不免。相应请旨敕令下部臣，除了因公过失奏请开复的人员，不在此例外。如果遇到身被计典考核，以及由督抚特行甄别斥革

译这样。即使有功劳可以陈述，并且加倍捐缴银两，都不允许仍然发放回原省。那些已经发放出去的，都查明改归其他省份。明确制定章程，以示限制，这对于吏治大概会有些益处吧。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

译请求停止报效以保全政治体制的奏疏 光绪十四年

监察御史屠仁守

我私下认为，近年来创办海军，费用浩大繁多，筹措款项没有良策，奸佞之徒趁机进身，于是借报效作为邀取皇恩的手段。起初还观望犹豫，颇为畏惧清议；后来看到尝试报效的人果然如愿以偿，便将其视为捷径，争相趋附。其弊端有五项，而大患有三项，其罪责归于扰乱政治、危害百姓、蒙蔽上级、徇私舞弊，且无法制止。所谓五项弊端：凡是报效的人，不追究资金来源，不要求担保认账，平庸之流、商贾之辈混杂其中；金币早晨缴纳，官服傍晚就到，品级混淆，这是弊端一。下级官员突然提拔为监司，丞佐虚衔随即授予州县实职，没有班次可叙的人突然位居班次之上，没有缺额可选的人俨然在首选之中，名器冒滥，这是弊端二。革职人员杨某，是谕旨所说声名平常、不应调办要差的人，却因万金而被录用；革职人员姚某，因置房租赁作妓院被参劾，是谕旨斥责为卑鄙无耻的人，却因万金而恢复原职。所以像马某那样诬陷他人、像陈某那样侵吞公款，本是不准捐复的人，都通过报效得以洗刷。定章规定无论何种劳绩，不准奏保记名简放，确实是重视此事。如今道员周某、沈某等人，都因捐纳万金，竟蒙受旷世恩典，劝惩倒置，这是弊端三。由主事捐纳郎中分部遇缺先用，计算实银一万四千余两，延某却以五千金得到；由郎中捐纳道员分省遇缺先用，计算实银二万余两，岑某也以五千金得到。其他无不如此。名为竭诚报效，实则比捐纳还不及一半，或只有三四分之一；名为不敢仰邀议叙，实则越级晋升数等。并且京平银、松江银皆可交易，以致捐纳人员相形见绌，裹足不前，部捐因此减色，求益得损，财计反而亏损，这是弊端四。报效者不能无缘无故来到面前，便百计钻营；经手者不能空劳而无获，便多方需索。听说报效万金，其营谋关通的费用常达三数千金不等，而副都统恩某侵吞独多，甚至有由木厂商人及吏胥等类攀附进身的人，奸商朋分侵吞，无法究查，这是弊端五。五项弊端既已滋生，三项大患随之而来。三项大患是什么？皇恩无先于爱民，报效之人，大多猥琐贪利，具有心计，挟持奢望，举债而来的人，顾眉急以偿还债务；倾尽资财而得官的人，图谋苛敛以百倍收回资财。一旦位居百姓之上，巧取豪夺，恣意诛求，本为身家，哪里知道君国？这无异于让狼去割草，百姓立即受害，这是大患一。治国无急于进用贤才，而贤才则非正道不进。所以巨鱼必有绝大之力，骏马必无恋栈之心。如今看到报效得官容易，循规蹈矩登用困难，安分而寡交的人沉沦，有才而无力的人坐困，那么道德之士、忠义英杰，恳切报国之心，势必招之不来，未挥鞭即离去，人才消乏，国家空虚，这是大患二。国家赖以立国的，是纪纲法度而已。品级混淆，官方何由澄清叙用？名器滥授，典则何由昭示垂范？劝惩倒置，又何以激励世风而磨砺钝才？理财而财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余年未有的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违背定制，又拂逆情理，使天下怀疑朝廷惟利是视，而不顾心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义悖逆。纪纲法度，全部堕入昏暗之中，虽想振兴，也将来不及，这是大患三。况且国家频繁开捐例，是因万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有资格限制，有识认结保，有加倍加五捐复之例，有加倍半不准捐复之例，所以多加防范，也是为深杜绝流弊。若可一扫而空，那么自祖宗以来有事开捐之时，何不竟取诸报效，又何必用此纷纷条例呢？如今海军之设，事体重大，宜本着卧薪尝胆的苦心，为未雨绸缪的至计。但章程所定，措施所及，外界无法尽知，则也不能轻议。唯独此报效一事，街谈巷议，众说纷纭，士大夫相与私语，也无不私下尤怨窃叹，心中戚戚。特因由海军衙门而达之，奉懿旨而行之，无或敢苦口忠心，冒昧入告，遂使谤议腾于道路而朝廷不闻，祸患伏于隐微而朝廷不知，小人得志，宠赂滋长，若不急行停止，则妨贤病国，播恶殃民，即平安无事之时犹将召乱，况时局艰难而复益之以疾，以坏天下之事有余矣。臣待罪谏官，职司风纪，台规所载，奉以兢兢，不敢稍存揣摩之见，不敢稍怀死辱之私，谨斋戒沐浴，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刚断施行，臣无任悃款愿望之至。

卷二十二 吏政五 考察

驭下论

李联琇

袁简斋论严蔽，而曰多其察，少其发，此驭下者之法也。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