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吏政七守令上

译卷二十四 吏政七 守令上

前因时论八守令

吴铤

天下的权力，分散寄托于知府和知县。然而天下的治理，到了知府知县没有实权的地步，那么即使他们仔细核算文书，粉饰耳目，也不能自主地施行政令。而百姓的疾苦，于是被阻塞无法上达听闻，因而无法振兴。为什么呢？知府知县对于百姓最为亲近，对于民事尤其最为熟悉。兴办利事、革除弊端，往往有参酌情理之中、不能朝夕成就的事情。却束缚他们、苛刻地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施展手脚。革除积弊就被认为是制造事端，裁减横征暴敛就被认为是损害官府，特别创立正当的议论就被认为是妨碍成例，极力从事振作整顿就被认为是专断擅权。他们的形势一旦不足以有所作为，副职分夺他们的权力，监察官员剥夺他们的权力，六部又从而压制他们。他们正且避嫌还来不及，遵循常规、习故蹈常，苟且以求自保。这对于国家大事有什么益处呢？知府知县以三年任期届满调任离去。当他们刚到任时，与百姓起初还不相识，风俗的浇薄、政治的难易，茫然无法辨别。等到时间久了，渐渐有所知晓，正想要有所措施，却又将要调任离去了。曾经不能刷新百姓的耳目，所以必须延长他们的任期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军事、刑罚、财政、粮食，都是知府知县的专职。后世的知府知县不能专司其职，或者分散寄托给他人，或者全部落入官府之手。事务如刺猬身上的毛一样繁杂，动辄受到掣肘。想要尽心于安抚百姓，而催征赋税足以逼迫他们；想要尽力于吏治，而处分文法足以束缚他们。所以必须统一他们的权力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法律，足以束缚贤智之人的手脚，不足以防范大奸之人的狡猾。知府知县专制一方，事情没有固定的轨道，道理没有相同的辙迹，应当懂得法外之意，然后才能治理。强行使英才异士遵循常规，委屈奇才守旧循迹，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必须放宽法律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汉朝时最重视知府知县，都能被召见。后世召见的时机很少，寄托耳目于监察官员，粉饰功绩于文书簿册。知府知县的真实情况，不能充分上达。小民的情状，于是被阻塞在下层。朝廷与基层隔绝，遥远得像万里一样。所以必须沟通情况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至于奖励的方法，又有可以谈论的。知府知县声望轻，不足以达成治理。如果由朝官担任，那么知府知县都会乐于建功、劝勉进取，奋勉行善。而京朝各位官员，没有历任知府知县的人不得晋升拟任，那么吏治就重视而民情更加通达。等到他们任期届满上报政绩，就厚待他们的俸禄品级，使他们长久担任其职务。这样兴利除害，行动就没有阻碍了。至于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制度，也可以采纳实行，用来激发他们的士气。这就是知府知县之所以有权力，而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

论治四

孙鼎臣

天下，是由州县积累而成的。宰相，是治理得以成就的原因，而州县，是治理产生的源头，不可轻视。治理天下的人，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罢了。朝廷有养育教化百姓的政策，而不能惠及百姓，这是州县的过错。四川、陕西、湖北的变乱，百姓都以州县为借口。州县，是百姓所期望如父母般对待的。现在百姓憎恨他们如同仇敌，想要杀了他们，这由来已久了。难道全是州县的过错吗？选拔不精，任用不重，对待不宽，因此败坏到这种地步。州县的途径有四：进士、举贡、捐纳、丞倅。举贡进士，困于记诵之学，而溺于科举之文。一旦临民，腐儒老生，低头听从幕友吏胥。即使是聪明才杰之士，也必须经过岁月的磨砺，然后才能稍微熟悉事务。等到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调任的符命就到了。举贤没有固定的方所，捐纳也是人才之路。然而刚刚出资就立即出任县令，等级跨越了。况且他们出资，究竟是何心呢？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怎么能让百姓的脂膏成为交易呢？从唐朝以来，县令多取自丞倅。然而唐宋的丞倅，是士人。现在则捐纳出身其中，吏员出身其中。这些人也曾毁坏廉耻而自绝于流外。那些被提拔出来的人，都是善于谄媚上官，而忍心虐待百姓的人。千金之璧，让佣人看守，怎么可以呢？所以我说是选拔不精。州县之上还有府，其上还有巡守道，再其上还有藩臬两司，再其上还有巡抚和总督。一个官吏而有五六人监督他。这个人的性情语言动作，其顺逆都足以成为利害。他身边的人以至佐史之类，其好恶都足以成为毁誉。他的居住和出行的供应，都取自百姓。即使是公正廉洁的长官临任，固然已经不胜其弊，何况有所挟持以逞私欲呢？应当兴办的利事，应当去除的害事，这五六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不同意，那么事情就不能举荐。这五六个人，条教所及，意旨所向，心里知道不对而不敢不从。三年而政事有成，是考核官吏的方法。为地择人的说法兴起，多次调动而不能安心任职，首尾不连贯，上下不亲近。往日的行取制度，州县还可以期望跻身清要，中等才能的人可以勉强追求功名。现在士人一握县符，终身被排斥在外。百余年来，公卿中以州县起家的没有几人。虽然俸满大计保举，未曾没有激励劝勉的方法，但按资历升迁，那些到达方面大僚的，往往很难。那些老死风尘的，不可胜计。所以我说是任用不重。国家的本意，以教养百姓责

译州县。督促他们太严厉。防范他们太严密。原本的意图消失了，而条文法规占了上风。在钱粮簿册文书之间。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法规。就立刻受到处分。所以有的人任职几天就因牵连而受到吏议的指责。有的人做官几十年却没有得到一分俸禄。任期届满考核政绩。即使是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这类贤能之人。也不能及格。功过升降。掌握在奸猾胥吏手中。法律规定必须贿赂。一定要满足他们才罢休。况且弦绷得太紧就会断。法律太严苛就会被人玩忽。操持得太过分。走投无路而想逃避的人。这是人之常情。催征不力处罚重。不得不挪用公款。刑名案件判重处罚重。不得不姑息迁就。缉捕废弛处罚重。不得不隐瞒粉饰。刀笔小吏的出入。吉凶祸福随之而来。他们心中每天惶恐不安。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去教化养育百姓呢。除了每年的俸禄之外。额外给予养廉银。多的甚至达到一千多两。非常优厚了。然而前人侵吞亏欠。责令后人偿还。一个人拖欠债务。波及好几任官员。这叫摊赔。公事上名目不清的费用。按例不允许。平均分摊给州县。这叫公捐。都从养廉银中扣除。而养廉银就只剩空名了。父母妻子的供养。宗族姻亲宾客吉凶往来的礼节。从哪里出呢。所以我说道。对待他们不宽厚啊。有这三种情况。所以高尚的人品行。出众的才能。常常被轻视而不愿就职。而官吏开始改变态度想法。甘愿做苟且卑贱不廉洁的事。只求方便自己的私利。而职事的兴废。百姓的休戚就不顾了。州县被轻视积累到如此地步。天下究竟凭什么治理呢。恢复唐宋的制度。县丞县尉由进士举人贡生担任。考核期满提拔为京朝官。再外放做州县官。那么熟悉吏职。而熟知民情。仿照汉代令长太守刺史的制度。州县隶属于知府。知府隶属于巡抚。设置属官分理刑名钱粮事务。废除司道官员。那么事务简单而容易通达。减少苛细的条文法规而提高他们的俸禄。那么人们自然效力而能尽其才。采用明代邱浚的话。九年通考。考核功过升降。一考再考。平庸的继续任职。有特殊政绩的就提升他的官阶。然后才可以要求成功。采纳唐玄宗的诏令。凡是官员不经过州县任职。不拟任省台高官。进取的前途遥远。所以有为的志向兴起。选拔的人精干。任用的人重视。对待的人宽厚。州县得到合适的人。而天下就像网抓住了纲绳一样了。

译读《周礼·地官》二

王效成

百姓的势力本来分散，而法律用来将他们聚集。有户籍来登记他们的数目，有地图来辨别他们的地域。乡遂的官吏轮流稽查，而总由司徒掌管。司徒的政务繁杂，却以这两项为首要任务。因为关系到天下根本的事务确实重大。我曾诵读他的职掌，深知先王的用意，凡是有关人民的事没有不可废除的，参考其制度并加以推演，必定从州县长官开始。境内有村有聚，形成市场称为聚，散居之处称为村。村与聚各有户数，十个十个联合起来，孤弱之人一并依附。依照法律层层统辖，以归于一统。保长管理户籍，有口粮有财产，年龄老幼，亲属尊卑，田地房屋的多少，有无兼营其他行业，都详细记载在户籍中，务必详尽。保长各自登记，副本上报给官吏，累积起来逐一阅览。盗窃诉讼发生，随即举出并查清其人。境内的界限有山川，相对的方向有方位，相距的距离有里程，其中的村聚随之分布。田地让百姓各自以土墩为界，以正南北为准，贯通纵横，用绳索丈量。大约田间小路宽二尺，以现在的亩法折算，减去二十分之一，加上场院屋基蓄水池塘，在百亩中减少七八亩，最多减至十亩为极限。这才是实际数目。田地的样式随变化而调整，步数计算务必平均。每顷立一块石碑，刻上里号，从东开始。十顷的石碑高度加倍，望见就能识别其边界。绘制山川村聚的地图，并标注其中的亩数，依据这个，征收赋税可以均匀，而虚报灾情的情况容易核查。亲近百姓的官员，向来信服于治理，再加上勤恳的态度，分发纸张给保长，备齐户籍以供检查核对。因此，那些巡验中的欺骗与骚扰行为必定受到惩罚。丈量的方法，百姓自己协同比较，既然不容许虚报侵占，石碑确定，而售价以此为准，也必定不容许减少误差。保长综合划定亩界，各自详细记载在地图上。这两项，在闲暇时讲求，没有惊扰的顾虑，而从容地收到效果。这样，奸诈之徒无处藏身，胥吏蠹虫无法自行作恶，良莠容易区分，农田工作容易兴起，而朝廷的补救有所依据，三代的教养可以逐渐恢复。

顾职方郡县论驳议

戴朢

我读顾职方的《郡县论》说：知道封建之所以变为郡县，就知道郡县的弊端而将要再次变化。有圣人出现，将封建的意旨寄托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理。尊崇县令县长的品秩，给予他们生财治民的权力，罢免监司的职务，设立世袭官员的奖赏，实行辟除属吏的法律。后来的君主如果想要厚待民生，增强国势，就必定采用我的话。他的说法是：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担任此职的人，必定任用千里之内熟悉其风土的人。起初称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令。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皇帝下诏慰问。又三年称职进阶增加俸禄。终身任职。年老有病请求退休的，推举其子或弟代替。不推举子或弟而推举他人的听任。既已代替离去，在其县担任祭酒，终身给予俸禄。所推举的人，再次担任试令，三年称职为真令，如上法。每三四县或五六县为一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皇帝派遣御史巡视地方，一年一代。督抚司道全部罢免。县令以下设一丞，由吏部选拔授予。丞任职九年以上可以补任县令。丞以下，有簿、尉、博士、驿丞、司仓、游徼、啬夫之类，完备设置，听任县令自行选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可以使用本邑人担任。县令有得罪于百姓的，小则流放，大则处死。那些称职的，既然安家于县，就免除其原籍。什么叫称职？说土地开垦，田野治理，树木繁茂，沟渠修缮，城墙坚固，仓库充实，学校兴盛，盗贼屏息，兵器完好，人民安居乐业罢了。驳斥他说：这是不衡量古今适宜而说的。周朝制度，封建爵位五等，本来不是就地封人。天子派去监督其国的人，本来不像丞那样可以补任县令。何况井田不能恢复了，那么封建的意旨，怎能寄托于郡县之中？缺额简册不齐，丞以下完备设置的人，有的可以裁减，有的可以增加。赋税的收入不等，那么各自私有其土地，视其民为子民，有的全部使用，而不及现在俸禄的收入，有的使用一半就足够了。至于军师城筑贡赋所需，就说用度不足，用其他县的赋税来增加，名为协济。这样，那么边郡常常不及三江的收入，而将用三江的赋税，协济滇黔塞外的百姓吗？兵不能寄托于农了，怎能不用东饷供给西兵，用南粮供给北驿，而仅以县所余定为解京的数额呢？太守不是方伯占据大国，而可以奉令征讨的。以数百太守所上报的，部寺势不能全部察知，那么即使想将督抚的权力移于部寺，而县令的贿赂嘱托，且充塞于部寺的庭院。百姓咨怨，受县令抑制，而无可奈何。而说处在一城之内，亲故虽然想干扰他而有不可的。这样，那么必定至臣妾其父兄，奴役其族党，而不孝悌和睦的行为，先从担任县令的人开始了。顾虑子弟专权，而用太守举旁县的兵讨伐他，那么县令先自结为婚姻，或结为朋党，不数十年，可以兼并旁县为一，而日寻干戈以相仇杀。以不得尺土的太守，也将胁迫而从之了。如惧怕流放与处死而向太守纳款，太守都相

译以宽容的态度纵容奸恶，这难道不就像唐代节度使的弊病吗？终身不得升迁，只是提高其官阶，不过是空名罢了。每三年增加一次俸禄，那么对于拥有数千户的县令来说，称职的或许十年，或许二十年，而国家财政将无以为继。假使县的百姓土地、城郭城墙、粮仓谷囤，世代由其子孙继承，一旦有罪被流放或处死，难道不会有人拥戴他们造反吗？如果县令得以开采矿藏中饱私囊，而矿藏并非只存在于当地，邻近的县难道不会听说后争夺吗？现在既然允许他们私占本县，又规定每隔一年推举一人到吏部考试，成绩上等的担任郎官，或补任县令，次等的担任县丞，在邻近郡县任用，再次等的回到本县担任主簿或县尉。这导致对外而言，邻县官员；对内而言，郎官，如果不是他们的私党亲信，就是他们推举的人，内外勾结作恶。那么，古代乡举里选的美意，就完全成了奸恶县令培植党羽、藏身固位的工具罢了。所以，井田制败坏后，封建制便不可实行；郡县制确立后，世袭的官职便不可设立。重大的法度，不具备多位圣人的才能不能改变；重大的弊端，不具备多位贤人的议论不能消除。职方氏的说法近乎固执，因此我逐一辩驳，以开导后世那些被其言论迷惑、认为可行的人。

译强忠烈公遗墨赞

顾复初

古人有言，死生也是大事。但回想忠烈公办理贼寇时，难道必定预先知道遭受祸患的惨烈，以及他的功绩在于国家的兴盛，然后才毅然去做吗？贼寇不可不办，地方的祸患不可由我开启。身为百姓的牧养者，尽我的职责和我的本心罢了。日后朝廷论功行赏，推究首倡其事的人，认为没有公的力量不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劝勉忠臣酬谢功臣的典章制度就是如此。计算功利的大小，成功还是失败，然后才动手脚的人，不是纯臣的用心。假使公不治理滑县，或者治理滑县而祸乱不像这样严重，不幸遭遇祸患而死，死了而他的功绩不必显著，名声不必显扬，我本来就知道公必定会这样做。怎么知道的呢？从公评论李忠愍公的话中得知。他说：“正直的人不能委曲求全地侍奉他人。”必定有这样的志向，然后才表现在言语上。所以像公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守卫疆土者的楷模了。况且公是县令，世人往往轻视县令，县令也往往轻视自己的官职。不知道职分有大小，治理的道理没有大小。县令的官职，其责任与宰相相等。怎么知道的呢？从仁宗睿皇帝对大学士朱珪的谕旨中得知。睿皇帝说：“今年戊辰科，我祈祷上天希望得到像师傅那样的人才。不久忠愍因救民而死，而公因办贼而死。公死后，众将才收取了枯朽之功。凭借圣天子精诚祈祷上天求才，所得到的不过是个县令，县令的重要可想而知。况且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与县令分担宰相的职责，治理一个乡一个县，他们的道理是相同的。而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天下的祸乱必定起于一个乡一个县，然后波及天下。所以治理天下必定从一个乡一个县开始，得到治理天下的人才必定从县令开始。县令治理一个乡一个县，必定从尽职尽心开始。而尽职尽心，必定从不苟且委曲开始。所以像公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守卫疆土者的楷模了。”唉，假使做县令的都像公这样，天下怎么会乱，怎么会不迅速治理好呢？既然阐发了这个主旨，并附上一篇赞辞说：只有皇帝呼唤贤才，只有上天保佑圣君。杰出地产生时代的智者，镇压这暴虐横行的人。官职卑微却赋予重任，身死而道义称颂。唉，强公啊，刚毅笃实恭敬。神珠在夜晚明亮，雄剑在秋天强劲。参加礼部考试，顺应时机赴召。皇帝说得到了人才，像我文正公那样。上天赐予我，辅佐美好的国运。手握铜印，执掌玉斧。祸患萌芽，在未兴盛时剪除。一死唤醒众人，公谋应当。皇帝之子监国，主将超乘。神枪如闪电掣动，灵旗在夜间映照。手摘飞彗，重光天镜。旧物没有丢失，神器永远安定。公实在是功首，皇帝褒扬追赠。不是个人的荣耀，而是国家的喜庆。巍峨的祠堂，礼官所祭祀。以及后代子孙优厚地承受恩宠荫庇。光辉的遗墨，刚正的至性。像竹子有青皮，像玉石有光泽。我描绘公的心，深远而无尽。引分尽职，深衷仍然警惕。细微的尘埃聚集如山岳，剩余的波涛如海。聆听言语如同箴言，探寻义理可以警戒。请求刻录芳烈，交付给蒙昧者吟咏。凡是在位的人，敬奉上天的命令。

重刻居官寡过录序

陈用光

从前魏弱翁做丞相，喜欢观看汉朝的旧例，以及便宜行事、章奏，多次条陈奏请施行。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所说的，他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的事务在于奉行旧例罢了。我曾经惋惜弱翁所奏的二十三件事，班固没有详细记载其文字，想要广泛采集其他史志传记，考察其年月，以探究其施行的情况，而没有空闲。地位高的人致力于大体，职位近的人察访庶务。天下的治理从州县开始。州县难以治理，不亲身实践以求宪章，虽然有爱民的真切心意，不足以自我效验。汉朝距离古代近了，它所实行的旧例，不一定与三代相同。现在距离汉朝远了，它所应当实行的旧例，又不一定与汉朝相同。所谓旧例，是因袭变革损益的大端。我认为现在做州县官的，暂且把因袭变革损益作为后图，而先勉力真诚地寻求对百姓的用心。其心如果不真诚寻求，即使是朝夕常行的吏事，害处存在却不知道去除，利益存在却不知道遵循，哪里还问其他的事情。其心如果能真诚寻求，即使是朝夕常行的吏事，害处存在就立即知道去除，利益存在就立即知道遵循，于是就可以慢慢涉及其他的事情。大概区别于大端的旧例，又有所谓常行的旧例。君子勤于为民，应当以这个为兢兢业业。山右胡格臣衍虞，著《居官寡过录》一书，他所说的，都是州县常行的吏事。他所采录的言论，都是前明和本朝有守土责任者的条教。大概从制府中丞，以至州县司李，以及未仕者的论著，条举件系，都冠以格臣自己的解说。简约而完备，切近而符合情事。即使今天的州县，都可以朝夕奉行它，作为真诚寻求的方法。我从仙游明府刘肖庵功杰那里得到它，急忙劝他刊印以公之于世。肖庵是湖南人，做仙游知县，有政声。我先友袁易斋先生，曾经做湖南知县，以治行最优擢升礼部主事，曾经著《图民录》一书，也深深论述真诚寻求的方法。我先父曾经刊印收藏他的书，现在拿出来赠给肖庵，于是谈到格臣的这本书。寡过，是真诚寻求的阶梯。能寡过然后能真诚寻求。勤于为民的君子，其

译从我所说的话中有所采纳罢了。

译《学治体行录序》

吕璜

士人追求有实用价值的学问，旨在恩泽百姓。其中，地方长官（牧令）相对容易施展。然而，关于治理百姓的旧有典籍，不计其数，即使全部读完，如果本人不做地方长官，没有机会实践，又怎能算数呢？等到真的担任了这个官职，才开始感叹古人能够践行他们的学问，而我的学问果真足以践行吗？于是发现，践行与学问难以统一。六经和四书关于政治的论述，学者没有不研习的，就其中一两句，引申出千万句话，尝试了几十年，最终却不能穷尽其内涵。难道是因为太平盛世不可恢复吗？还是未必真正能够践行呢？曾经考察史册中记载的循吏，事迹不多，但各自都有其施政的精神流传于后世而不朽。大儒如程伯子，对于文书法令，精密详实熟练，即使是管理仓库这样细微的事，无不尽心竭力。这才叫做能够践行吗？而所践行的又有精粗、纯正驳杂的不同，这各自取决于所学，不可以勉强一致。至于神妙变化，随着时地而日日更新，则又取决于个人，不可以用固定的形象去寻求。竹屿通守，出身名门，光明磊落，他的器量见识足以承担天下重任。曾经小规模地尝试做县令，事情无论大小，一律用坚定的意志和实际的效力去处理，一定要推行尽善尽美才安心。这本书大概是他治理县政的谱录，他谦虚地说是遵循汪龙庄先生的学说罢了。汪龙庄的书，同辈中也有很多，像通守这样确实将其付诸行动，并且斟酌古今以推广其中未备之处，能有几人呢？有人怀疑汪龙庄的话平易，不符合取法高远的原则，那么回答说：最平最易，神奇就由此产生，关键在于践行的人。假使郑子产、鲁子贱做今天的地方长官，他们能轻视汪龙庄而超越他的言论，独自践行古人的道义吗？通守仰慕汪龙庄并效法古代循吏，可以说是善于学习前人的人。古代循吏的学问，难道不是从经术中来吗？同僚中的各位君子，阅读通守的这本书，仍然像通守对待汪龙庄先生那样，从而逐渐达到古代循吏的境界，那么也就是循吏传中的人了。

《牧令书辑要书后》

丁日昌

皇帝登基的第七年，日昌由江苏布政使蒙受恩典提拔为巡抚。奏请在省城开设书局，首先刊印关于吏治的各种书籍。既然奉旨同意，于是将安肃徐氏徐栋所辑的《牧令书》，删减保留十卷，详细加以评语，揭示关键要点，作为所有负有州县责任者的先导。积累州县成为府，积累府成为行省，积累行省成为天下。所以天下是州县的积累。从古至今，天下的治乱，没有不起源于州县的。州县没有不治的，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江苏战乱之后，只有里下河一角未经蹂躏，又有堤坝决口泛滥的祸患，其他州县，都是残喘未复，荒地未开。因此，抚慰创伤，铲除祸害，希望贤明的地方长官来治理的愿望尤其迫切。综合现在两布政使所属的实任和候补官员，将近几百人。其中学问优秀而从政，斟酌古今以求治理的人，固然不敢说没有。但是，鉴于吴中仕宦，习惯于奢侈放荡，无论公事私聚，只谈论某人的声气通不通，车马服饰华丽不华丽，应对进退工巧不工巧。其中一两个人谈及民生利弊，就遭到嘲笑，被指目为矫情且迂腐。风气所趋，牢不可破。于是有志之士，也闭口不敢发言，随风倒伏。等到身负治理百姓的重任，茫然不知道刑名钱谷是什么事，催征赋税和安抚百姓是什么东西。凡是与上级交接的，不能不听从幕友；与下级交接的，不能不听从门丁。发文行令则由书吏主管，勾摄审讯则由胥役主管。时间一长，受其引诱越深，牢笼越坚固，虽然想自我图谋振拔却有所不能。衡量当初出仕的初心，难道愿意碌碌无为如此吗？而最终到如此地步，是因为平时对于从政的体用纲目并未讲求，所以一旦有所凭借，就像盲人夜间行走，不能不听从他人的指挥。治理宫室一定要聘请工匠，治疗疾病一定要聘请巫医，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在让工匠去治疗疾病，不仅病人脸色惊恐，工匠也一定推辞不敢前往。技艺的细微尚且如此谨慎，但是对于治理百姓的大事，举荐完全不熟悉的人，也毅然接受而不推辞，其发之于自己而施之于人的效果，不用问就知道如何了。唉，我们的百姓困苦如此，学问优秀而从政的人，已经不容易见到一两个，即使以政事为学者，也寥寥无几。这就是我在《牧令书》上不得不急切刊出而与学习治理的各位君子共同勉励的原因。这本书所载，都是我朝名臣循吏的美好事迹和嘉言，施行于当今，不用担心抵触。太史公说，选取接近自己而风俗相类似的，这就是比物的志向。私下希望志同道合的人，潜心玩味推究，身体力行，由此而采精去粗，沿流溯源，勤求民间疾苦，用经术来修饰，起初以这本书为楷模，最终而且不仅以这本书为界限。濡染所及，将以前嘲笑的人，也视此为切身的学问，那么所有的州县就没有不治的，难道只是我们江苏吗？工程竣工，恭敬地在后面写几句话。

这是为所有学习治理的人说法，不局限于一省的风气，所以仍然列在上卷。

《赠费耕亭知府河南序》

董基诚

明察秋毫并不是明智，不被外物役使而明智就产生了。矫健勇猛并不是勇敢

译也。不被外物牵制，勇气就能达到极致。因此，不聪明就不能谋划事情，不勇敢就不能成就事情。不先明白那些拖累自己的因素，就不能谋划事情并周全地对待万物；不先勇敢去除那些拖累自己的因素，就不能成就事情并成全万物。我曾作四句话来告诫自己说：淡泊以保养生命，静默以涵养正气，温和宽厚以培养福分，简朴庄重以树立威严。从前我在江都做客，俞陶泉都转见到这些话后说：“这固然足以用来求道了。虽然如此，但还没有达到极致。”那宫保绎堂先生曾经书写楹联相赠，说：“一诚不动如山静，百故悉恬若海涵。”大概这些话，足以增进我的修养吧。我赞同并牢记在心。耕亭与我同乡，自幼相识，后来同在京城做官，交往更加投合。每隔几天必定见面，见面时未曾不以修身治国之道互相勉励。耕亭由礼部员外郎升任御史几个月后，天子认为他有能力，特别选拔他代理河南开封府知府的空缺职务。耕亭因为我知道他很久，来向我索要赠言。知府的职责是用来汇总州县的成绩，而上级官员依靠他来治理地方。不聪明就不能识别州县官员的贤能愚笨，那么上级官员就失去了依靠；不勇敢就不能承担对州县官员的举荐或罢黜，那么百姓的疾苦就不能得到安抚。因此，知府既有亲近百姓的责任，又有联络上下情谊的作用。耕亭的才能足以周全地对待万物，不像我被外物役使；耕亭的智慧足以成全万物，不像我被外物牵制。我自我告诫的话，不足以增进耕亭的修养，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将说什么呢？耕亭出自宫保门下，在师生传授之间，渊源有自。我敢借用都转所称引的宫保的话，作为我用来增进耕亭修养的话来赠送给他。耕亭如果能衷心信奉这些话，那么将来他恩泽百姓、接受上级考核，断定是可以成功的。于是写下这些话来赠送他启程。

译送顾太守序

龙启瑞

做天子的臣属，治理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下面有丞、倅、令、长等官员辅助，还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吏员，抱着卷宗簿册来汇报的，从早到晚在庭院里络绎不绝。外出时，州县提供帐幕车马，直到管辖区域的边界。官位到了这个程度，按理说可以自行施展权力了。然而，上级藩司、臬司的使者，有阻碍其权势使其无法作为的；再往上，总督、巡抚又不给予权力，让他们能在法律条文之外自行方便行事。于是州县的官吏，预先知道太守不足以依靠，命令下达就违背，政令出台就诋毁，又欺骗百姓说太守的权势对他们稍有阻碍。那些来到太守面前的，都不出我已经治理过的范围。于是他们当面顺从心里违背，就像手臂拘挛一样，不能协调配合。所以如今做太守的，对上不能像督抚、藩臬那样拥有大权，而身份又不能自降与下属平齐；对下不能像州县那样自有权力，而百姓又不能让他们与我隔绝。像这样，应对上级很难，而驱使下级尤其难。虽然如此，上级中有人怀疑我揽权，难道就没有人怀疑我独自治理百姓而稍微给予我权力吗？下级中有人怀疑我侵犯他们的权力，难道就没有人怀疑我与你共同治理百姓却担心我过度使用权力吗？对于权力来自上级的人，我尊重他，他乐于我尊重，就会互相信任而不忍心忌恨；对于权力与我共享的人，我划分清楚，他感激我划分，就会互相爱护而乐于服从。像这样，大概就能在上下之间实现我的志向，做我想做的事。道光二十五年六月，某某出任浔州太守。先生是名门子弟，留心经世致用。任命下达那天，他兢兢业业地以不熟悉吏治为忧虑，每天咨询我在京城做官的同乡，利弊细节，必定全部告知。又担心初次出外，对待上级和下属的情况，有所不融洽，不能自行施展权力来达成志向，于是向下请教我这个愚陋无知的人。我说先生慷慨有志于古代做官的道理，他诚恳的志向，殷切的神色，足以感动远在数千里外故乡的人，难道不足以取信于同僚下属并结交上级大吏吗？因此我说太守之所以难，而根本在于真诚可以自我确信。恭敬地献给先生，希望先生选择可行的，舍弃不可行的，那么我受到的治理不也就很多了吗？

送张梧冈序

梅曾亮

法律的正道，千古不变。但运用法律的方法，古今不同。古代做县令的，在百里之内，刑罚政令自己专断。通晓经术、熟悉名法的，可以自己辟用为属吏。追捕的吏卒，不需要搜索就齐备。下面有啬夫、乡老、亭长分担职责，上面只有一个太守仰仗他们的成效。权力专一，形势便利，所以政事容易推行，文治容易文治，武功容易武功。然而终汉一朝，循吏不过几个人，大多以鹰击毛鸷般的严酷作为治理。这没有别的原因，威严产生于政事容易推行，权力便利于独断专行。法律不足以胜过人，人失误了法律也随之失误。所以能遵守法律以便利百姓的，是古代的循吏。后代的制度，大吏多而小吏少。县令下面有丞、尉，只是备位而已。而有六七级上级官员，层层凌驾其上。士人分属学校，而教官与行政官员不兼任。士兵分属军营，而文武不统属。所能指挥的只有胥吏，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职业，自己传授，不是官员所能专断的。上下之间的情意，与路人没有区别。权力分散，形势阻隔，即使是武健恣睢的人，也不能公然肆虐。这是制度之所以得当的地方。然而人不足以胜过法律，等到法律败坏，人也随之败坏。那些能执行法律以安定百姓的，就是如今的循吏。那么怎样执行呢？说：如今的法律，固然足以困住贤者不能实现其意图。那些借法律行私的人，固然没有绝迹于世。然而法律所能困住的，是我意图中如果可能停止就停止的部分。我的意图不因为可能停止就停止，法律固然不能困住我，反而为我所用。执行法律的人，也不过是善于运用方法罢了。我的朋友张梧冈，参加铨选得到仁化县令的职位，将要出发。有人告诉他，那里靠近南海，风俗强悍轻率，应该用刚强来克制。然而循吏，就是遵循法律罢了。法律是这样，什么叫做刚强呢？不善于运用方法而有意于刚强，又不是所说的能执行法律的人了。古人论书法，说结字古今不同，而执笔千古不变。法律也是这样。梧冈是贤者，而且深通书法，那么在这件事上一定能推演而契合。

送叶雨垞令宝应序

凌

秦汉以郡县制统治天下，用县令、县长取代古代的诸侯，而考核他们的标准越来越周密，供给他们的俸禄却越来越微薄。人们看到微薄，却未曾不供给，就认为考核的标准还像以前一样。天下的士人也庆幸可以乘此机会，于是欣然乐于前往。大概大臣知道其中的弊端，不敢明确告诉天子；天子知道其中的弊端，不忍心明确告诉大臣和百姓。不忍心与不敢的心情，使得百姓受困于县令、县长的很多。百姓怨恨县令、县长很厉害，那么天子和大臣，又将厌恶他们手段不精进而谴责斥退他们，并且明确宣布他们不能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的原因，向天下公布。天下于是都知道感激天子和大臣，而聚集的怨恨对于做县令、县长的日益严重。县令、县长的困境既然这样，然而史传中著称的循吏，像古代诸侯那样对百姓有功德的，又代代不乏人。为什么呢？难道长官庆贺应酬的费用，捐款摊派的款项，僚属幕僚的饮食费用，以及所进行的馈赠、差徭、帮贴上司、内外交际等，本来都

译供给在诏令规定的俸禄之中，难道不需要向外寻求吗？还是另外有所取用，而不至于重重地累及百姓呢？如果不是这样，暗中计算他的收入以及支出，在奉养父母、养育子女之外，尚且不足以养活童仆，又怎么能赡养其他的人呢？孔子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成功。”后世考核县令的，大率以圣人的成效来期望他们。唉，为什么天生圣人那么多呢？我的足迹从南到东，从北到西，寻求里巷中歌颂称道的，像前代史传所记载的那样，或者千里才见到一个，或者千里也见不到一个。难道只是县令吗？嘉兴陆清献担任嘉定、灵寿的县令时，乐于圣人的道，实行圣人的行为。然而当时长官考核他，认为他操守绝尘，才能不具备四德，德行有余而才能不足，吏部议定降职调任。后来又因为盗案牵连，吏部议定革职。魏敏果上疏称现在的主管官员，只有操守和德行是难以做到的罢了。既然知道他的操守和德行，为什么不立即留任他来养育百姓呢？这样的话，所谓考核更加周密，舍弃圣人的操守和德行，而另外寻求所谓三年取得成功的方法，我不知道他所取得的成效是什么。如果看现在百姓的生活大大违背古代，那么现在治理百姓的人，也应当大大违背圣人的道，而圣人的经典为什么至今独自存在？而且上面用来教导的，下面用来学习的，又不完全违背圣人的经典。叶雨垞先生，是陆清献的同乡，喜好古代文化，擅长写文章，先前由庶吉士出任江西新喻县令，县里的士人百姓都拥戴他。我常常担忧现在的县令不学习就做官，做官后挟持权术过于精巧来困害百姓，每当观看古代良吏的一传，又未尝不感叹他们学问优厚，而后行为宽裕。先生本来就学问优厚了，而且听说陆清献自我供养的方法，以及当时考核陆清献的情况，思考得很成熟了。现在在宝应做县令，他的上官都是一时贤能的公卿之选，如果能把爱护新喻士民的心推广到这里，陆清献的德行和操守，有不能接近的吗？先生将要出发时，当时的士大夫都以破格提拔、不要长久滞留为先生祝福。我独自为宝应的士民祝愿，希望他长久担任这个职务，以观察德教化成，而不必在乎官秩的高低、俸禄的厚薄。因为县令最接近百姓，而可以作为天下教化的关键，都根本于此。士人如果不想要大大违背圣人，那么就乐于实行他的道罢了。先生出发了，我将把在宝应士民那里听到的写下来，作为天下做县令的劝勉，使他们不被考核的周密、供养的微薄所迷惑。

译送族兄鲁珍序

陈运镇

我们宗族中的鲁珍考中了进士。出任蜀县县令。向我询问处理政务的要领。并且转述他的座师莫宝斋先生的教诲说：“做官的人，不谋求丰厚的俸禄，也不羡慕高位，那么他的心志就能安定。心志安定，政事就能公平。政事公平，百姓就可以得到治理了。”我说：“先生确实知道您淡泊欲望而坚守节操，可以接近古人的境界了。所以直言相告，如果官吏的治理都能像这样，难道会有自身不安定而大道不昌隆的情况吗？曾经听您说，人各有心，没有不能向善转化的地方，这是盛德的表现。古人所说的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必定是怀着这种恳切诚挚的念头去实现的。可惜您没有把这些向先生请教，进而探求其中的道理。如今官吏的品类更加混杂，那些有才能的，大抵谨慎地处理抓捕和审判，不接受馈赠，不滥用鞭打，也足以获得好官吏的名声，从而让那些贪婪残暴的人感到羞愧。至于致力于教化引导的源头，推崇师儒的教育，温和地感化他们，使迷惑的人忽然觉悟，使萎靡的人重新振作，世人一定会讥笑这是迂腐荒谬、不切合时务的。大概三代的治理，很久就不能再施行了。虽然如此，现在还没有人长久地治理并取得成效的，也没有人专心任职而不扰乱政务的。做官的人，大抵到任几个月，才能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优劣利弊，依次进行修治，还没有见到头绪，就已经调任离开了。那些有惠民政绩、稍微亲近依附百姓的，终究不能免于官吏的议论。掌管簿籍会计的，以不足额为由弹劾他们；掌管文书档案的，以逾期为由弹劾他们。厨房和驿站不符合客人的心意，就加以责备；徭役不充裕工用，就急切地搜刮。所有这些，都与民事无关，是庸俗官吏所争竞的，而循良官吏或许不愿意效仿。然而想要用虚名来抗衡，是困难的。试问某位县令能养育他的百姓，能放宽禁令吗？某位县令能训导他的百姓，能区别赏罚吗？设立官职是为了安顿百姓的身家，是为了开导百姓使他们没有邪恶罪过。于是沿袭旧俗久了，作为上级官员的用命令督促，好像忘记了是为了百姓；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奉行命令都来不及，也好像忘记了是为了百姓。于是想要他们尽心于百姓，谁能反其道而独自这样做呢？以至于俗人[说]败坏，[说]人心本来就是这样，滔滔下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譬如让医生治愈废疾，稍微服用药方就废弃，又用平庸的技术治疗，不能充分发挥良苦的作用，没有效果，就认为这本来是不可治愈的。唉！难道不是极其不仁吗？然而这都是上级官员的过错。如果百姓确实蒸蒸日上地仰慕教化，那么诉讼必定平息，赋税必定缴纳，盗贼必定停止，可以免除烦扰而治理混乱，消除诽谤而招致和谐，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却甘愿从事纷乱纠纷呢？现在唯独为您感到庆幸，大概您所前往治理的地方，是蜀邑。蜀地的制府长官，是蒋公。蜀地僻处西南角落，地方少有冲要剧务，土地肥沃而百姓淳朴，比较起来容易治理。蒋公明智贤达知人，能够考察官吏的贤与不贤而决定升降，不被旁人的毁誉所蒙蔽，确实是仁爱的人。必定不会认为您的话迂腐荒谬，而不让您成就治理。必定能专任您而不扰乱您的事务。必定不会用庸俗官吏所争竞的能力，来要求您做您不愿意效仿的事。不仅为您祝贺，而且为蜀地百姓祝贺。将来教化施行而风气形成，应当有所回报以禀命宝斋先生，以显示官吏如果淡泊欲望而坚守节操，治理没有不能接近古人的。我拭目等待。

赠刘干亭序

冯志沂

庚子年春天，外甥刘干亭来拜见。车马服饰儒雅朴素，进退恭敬谨慎。与他交谈，发现他非常熟悉世事。干亭年轻，家境丰厚，而意识与寻常富家子弟不同。大概他的父亲南圃先生，修身齐家方面有过人之处。先生幼年聪慧异常，刚跟随老师学习，就有才华出众的话语，让塾师惊叹。未满二十岁，补为秀才，于是贡入国子监。按例得到翰林院待诏的职位。后来因恩例晋升为通判，封赠三代祖先，于是回家奉养亲人，不再做官。性格慷慨，喜欢施舍。有借他千金外出经商的人，亏损殆尽也不与他计较。曾经拾到遗失的金子，坐着等待失主来归还，问姓名始终不告。他在乡间行事多此类，远近的人都称他为长者。今年干亭奉先生命令，按例担任知县。临行前经过我这里，并且因为先生六十寿辰，向我求序。我认为序有赠言的意义，而先生德行高尚，行为美好，不需要我的言语。所以将要对干亭说：干亭所得的官职，是知县。知县容易做吗？不容易做吗？当今的士人，正穷困居住，没有升斗俸禄，如果让他们做知县，就欣然无不乐意接受。他们心中迫切期待于知县的事，不知道是什么。等到做了之后，才能困窘于事务，力量屈从于权势，连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也往往不能实现，于是又以州县为必不可为。至于知州县必不可为的时候，那么即使想离开也来不及了。然而州县固然不可为，只是起初不知道它难为，而轻率地去做，所以一旦陷入困难，就不能再改变。现在先生所居的官职，清闲散适，不像州县那样难为，而不久就决然舍弃。何况像知县这样，而不知道它的难呢？知道它的难，而决然让干臣去就任，那么朝廷设置这个官职的意图，与百姓对这个官职的期望，必定要为干亭告知了。古代名臣起家担任县令的，不可胜数。干亭努力吧，我知道他没有困难。从前欧阳詹离开亲人身边，宦游京师，韩公

译没有什么可讥讽的。为人子者出仕或隐居的难易，并非自己选择而为之，只是遵循父母所愿罢了。干亭确实知道所承担责任的艰难，这就足以造福一方百姓。将来官职升得越高，所造福的人就越多。先生看到这种情况而高兴，寿命也就不可限量了。所以在干亭出发时，写下这些话送给他，让他回去禀告父亲，以此作为给先生的祝寿之辞。

译巴江廖侯还蜀序

叶裕仁

当今天下的弊病，没有比没有吏治更令人担忧的了。没有吏治，是因为没有人才。没有人才，是因为没有学术。这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论断。大概没有吏治，那么政令就会松弛，教化就会废止，赋税征收就会急迫，刑罚就会繁杂。善良的百姓就会困苦，而奸恶的百姓就会昌盛。风俗就会变得苟且轻薄、放纵流荡，贪图利益且不知羞耻。于是奸邪之人滋生，盗贼同时兴起。像这样，一个县就败坏了。所有县都这样，那么一个郡就败坏了。所有郡都这样，那么一个省就败坏了。所有省都这样，那么天下就不可为政了。然而，把握其关键则在于朝廷，寻找其开端则始于一个县。朝廷是天下的表率准则。一个县是朝廷分封的土地和百姓。朝廷治理得好，那么百官就治理得好。百官治理得好，那么外地的方伯连帅（地方长官）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方伯连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郡守县令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这是由根本通达枝条的趋势。寻找开端于一个县，是因为县令对于百姓最为亲近。那里的疆域山川，可以亲自经历而了解。那里的户口多少贫富，土地肥沃贫瘠高低，可以亲眼验证而计算。那里的士人习气民风的好坏，接近而容易察觉。在高位的人，选择有才能的人来任用，延长他们的任期来宽待他们，增加他们的官阶来宠信他们。那些做县令的人，拿出他们的学问来施行于政治，他们的县没有不治理好的。一个县治理好而所有县都效仿它，那么一个郡就治理好了。所有郡都效仿它，那么一个省就治理好了。所有省都效仿它，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这是沿着水流追溯源头的趋势。虽然如此，由根本通达枝条是顺理成章且容易的，沿着水流追溯源头是逆势且困难的。不寻求顺理成章且容易的，却寻求逆势且困难的，这是必然无法实现的。现在姑且从一个县寻求。一个县，是朝廷分封的土地和百姓。当今天下之大，府的数量有一百七十五个，直隶州厅州有二百一十九个，县有一千二百九十六个。在这一千六百多个府州厅县中，得到有才能且贤良的几十个人，或许一个县治理好，或许一个州治理好，或许一个郡治理好。贤良官吏所在的地方，纲纪振作，教化推行，民俗淳朴，邪恶之人不敢作乱，盗贼不敢侵犯，外敌不敢侵扰。一旦内外交相战乱，像蝉鸣般喧闹，像羹汤般沸腾，百姓还有逃避死亡的地方，来延续喘息。就像躲避水火的人，还有水火不到的区域；躲避罗网的人，还有罗网不及的地方。现在却不能做到这样，那么就是大家一起沉溺罢了。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我凭什么知道不能做到呢？在什百人中选拔得到一个人，他的学术明达了，将要拿出他的学问施行于政治了，却逼迫他的时间，使他不能完成他的施行，扰乱他的形势，使他不能竭尽他的才能。那些贤良的人难道是贪恋俸禄，一天苟且容身于世吗？从前巴江廖侯养泉在吴地做官，同治戊辰年，代理苏州的新阳县令，以端正人心、敦厚风俗为治理方针。刚上任，就礼遇年长的儒生和硕学之士，虚心向下请教，探访百姓疾苦，教导士人以立身敦品为勉励，谆谆劝勉，即使是父兄对子弟，也不过如此。怜悯贫民拖欠租税，不施加鞭打，饮食教诲他们，使他们自己悔悟，恢复自行投纳租税的旧制，以杜绝吏胥的中饱私囊。北乡地势低洼，仿效前贤筑堤的方法以防备水涝。怜悯贫农缺乏粮食，变通社仓的方法来救济他们。严格推行保甲制度以清除奸邪，防止盗贼。微服私访城市，贩夫走卒没有不广泛咨询的。远的就乘小船前往，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县令。所以有所设施，胥吏无所施其奸诈。痛恨异端邪说，巫师蛊惑人心，驱逐他们必定彻底。表彰先贤，倡导阐明正统学问。他的治理蒸蒸日上。不幸因守丧离职。他再次在吴地做官，同治甲戌年，代理常州的金匮县令。金匮的治理，和新阳一样。到期后接替的人到来，调任代理无锡县令。无锡的治理，和新阳一样。到期后接替的人到来。侯在这年六十岁了，于是潇洒地称病离去，说：“我将回去教育我的子孙了。”唉，侯修习程朱的学问，将要用以扶持程朱的治理，应用于世间，却使他不能完成他的施行，实现他的志向，这罪责将归咎于谁呢？假如再出现像侯这样的人，也只会像看待侯那样看待他罢了。难道不是天下的大患吗？侯将要离去了，一天晚上梦见与父老送别侯，哭着告别后醒来。醒来后，于是写下这些作为赠别。

上汪尚书书

梅曾亮

曾亮从小喜欢阅读古人的文章。以及自文书契刻以来，治乱要旨的归结，立法取舍的辨析，认为士人生在世，不可以苟且而生。上等的就辅佐天子治理万物，役使民众；次等的就像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以治理天下为己任。那些等待时机而行事的人，大概很难有了。那些不等待时机就可以言说的人，虽然不能达到，但我私下有这样的志向。现在曾亮又甘愿隐居草野，屏退闲处，难以有所陈说，侥幸得到避嫌的便利，所以敢竭尽我诚挚的愚见。当今天下担任封疆大吏的贤良官员，比比皆是。担任州县贤良有司的，也不缺乏。然而圣人立法，不依赖人的自然如此，在于我们的法律有办法帮助其不得不如此。天下事，由督抚办理。督抚的事，由州县办理。州县在天下，担任什么官职呢？而现在做州县的，都苦于没有权力。州县并非没有权力，擅用拘禁人的刑罚，敲

译朴实的惩罚，中等人家的财产，一天之内就能耗尽，还绰绰有余。乡民见到胥吏，就像遇见怪物一样，惊恐震慑而退后脚步。像这样却说他们没有权力，为什么呢？

如今天下的州县有一千多个，民事的利弊、修缮废弃等应当做的事，即使竭尽官吏的聪明才智去寻求，也未必能全部做到。然而他们却安然无事，好像没有什么可做。这并不是不想做事，即使事情万全无害，但假如倡议推行，那么文书上报的簿册中，有六七级上司在上面监督，又有六七级胥吏在下面阻挠。这边迎合那边抵触，往返拖延时日，紧迫之下造成过错失误，功劳不获而罪责聚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钳制不法的官吏，使他们不能妄为以困苦百姓，不能说措施不够周到。

然而有万不得已必须做的事，有足以有所作为的人才，却因文书层级的烦扰而受阻，从而挫败了自己的心意，任其在暗中破坏的，大概十有八九。因此，这种权力足以骚扰善良的人，却不足以惩治奸邪的人；可以造成弊端，却不能显现功效。所以说他们没有权力。

而担任外县县令的，又大多经过首县或冲要之地，才能升迁。而在一天之内，因为六件事侍奉过境的上官宾客：刮风时不能躲避尘土，下雨时不能躲避泥泞，琐碎事务不能躲避浆水，困顿时不能躲避饥渴。终日奔波劳碌，耗费精力精神的大半。勤苦如此，然而惠及百姓的却没有一件事。

上官宾客本来是与我在同等级侍奉君主的，又曾经与我一同策名仕进。而现在却如此严厉傲慢。坚守高尚节操的人固然有所激愤而不这样做，那些这样做的人，将拿什么来责备他们的不肖呢？为什么呢？卑尊的礼节，有固定的制度；馈赠供给，又有明确的禁令。自从人们认为尽礼不足以表示恭敬，从而更加过分，又因习以为常而安之若素，反而把尽礼的人视为傲慢而忘记了初心。这固然是州县官员的罪过。然而冒着不是而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州县到府，还算是属吏；从府到司道，还算是属吏。从州县升到司道的，不过千百中之一。那些面黄肌瘦、老死在风尘之下的，乃至数不胜数。况且，如果供给不周全，馈赠不充足，礼节不严密，上级并不明确责备下级，而是用其他罪名来治罪，州县官员无法辩白。

越礼的人一个人没有被罢黜，那么守礼的人已经恐惧而改变节操了。而喜怒又随之作为风向指示，并且颠倒黑白。那些大吏，知道他们不能越过自己而另谋进身，所以用难以言说的威势来胁迫。州县官员则说：我通达上层的道路太难了，我只要免于罪责，志向只求温饱罢了。

人们已经在进取的道路上艰难，并且自外于清流了，却一定要说没有改变志向，士人自我处身固然应当如此，但这不是国家磨砺人才的方法。所以说无法责备他们不肖，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怎样才可以呢？方法莫过于让担任州县官的，考核最优者进入担任御史，如同国初的制度。御史是显要的职位，但担心他们言论不符合实际情况。让他们经历州县事务，那么经历的事情多而少有阻碍。州县官是外吏，他们知道可以进入担任京职而不限于资历，那么精神振奋，而大吏不能以此相困。所以当时像陆清献、郭华野等人，都由此选拔，成为当时的名臣。

如今天下太平，法度完备，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盛世这样隆盛的。而万世之后，可忧虑的只有奸民。赌博饮酒，在街巷中暴横，称为豪民。豪民容易治理。制造异端，暗中迷惑愚众，他们平时恭顺，与官吏没有隔阂，而他们的志向却敢做豪民不敢做的事，这样的人称为奸民。奸民难以了解。担任大吏的人，地位尊贵，地域隔绝，无法了解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了解他们的只有州县官。然而也因为权力不存以及志向不在此，也相继不了解。所以州县的职位不重，那么奸民就不能消除。而加重州县职位，没有比中外互用更好的，以打破他们庸碌不自奋的心。

曾亮自从出门下，接见颜色，私下认为忠清亮节，有古大臣学问的，没有比明公更合适的了。那么在殿陛之上，与圣天子相都俞吁咈的，不是明公还有谁呢？所以敢陈述我的愚见，希望执事采纳选择。

译给林小岩的信

胡承珙

去年在京城收到您的一封惠信。今年又两次收到您从关中寄来的赐书。在数千里之外，您对我这衰老之人念念不忘，这份情谊的深厚真挚，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由此得知您起居安好，政绩日新月异，令人欣慰。州牧一职责任重大，如今上级官员奉行法度，侍奉上级尚且不算困难，真正困难的是治理百姓和统率下属。现在那些谈论做官的人，动不动就说为了国家而忘记家庭，这不过是虚美之谈罢了。其实必须先治理好家事，才能治理好官事。《左传》中子木说：“夫子家事治理得好。”这个道理古今相同。治理家事，应当使官署中上下内外，从亲朋好友到仆役，各自安守本分并胜任其职。精简冗员，剔除浮费，消除歪曲不公，疏通壅塞，堵塞漏洞，使财政收支有常规，不出现漏洞。这样大概就能在任时无后顾之忧，离任时无遗留的拖累。这样之后才能一心一意地处理官事。我没有见过家里一团糟而官事却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萧山汪年丈焕曾，著有《学治月〇〇说》一书，虽然多为做县令的人而写，但其中道理也适用于所有做官的人，往往足以作为借鉴。不知道您是否曾见过此书。

回复门生高子佩的信

路德

杜君到来，当面转交了您的来信，详细叙述了您在荆溪任职以及调任元和之后的宦海经历，尚能掌握宽严相济的道理。但我还有想说的话。捐献俸禄倡导义举，并非不好。但所捐献的果真是廉俸吗？况且这种事只能暂时为之，不可长久；可以在富庶地区实行，不能在凋敝之地实行。等到积蓄耗尽之时，即使勉强为之，后来也将难以为继。圣人谈论政事，一定以“施惠而不耗费”为美。这句话最须参透。施惠没有比狱讼得到公正审判、不冤枉也不放纵更大的了，解衣推食（物质救济）次之；没有比端正人心、维系风化、清除盗贼根源、消除反叛之心更厚重的了，培植学校次之。做次要的事情耗费多而效果少，做重大且厚重的事情不费一钱而见效多。水旱灾害，是天造成的；战乱灾祸，是人事招致的。不幸恰逢其时，竭力匡救罢了。至于使社会康乐安定，需要具备大的才德，也有运数，不是县令所能改变的。只有地方的人心风化，取决于审理案件时的几句断语。使善良之人没有冤屈不得伸张，那么人人都乐于做善良之人；使奸恶之人没有罪行不得伏法，那么人人都畏惧做奸恶之人。今天平反一件大案，就不亚于捐献万金廉俸；明天平反一件小案，也不亚于捐献数百金廉俸。没有捐献廉俸的累赘，而造福大于捐献廉俸，有什么可顾虑而不做的呢？明智不足的人，不能断案。子佩能清理积压案件，明智并非不足用了。将来无论身处何地、担任何职，总应当以此为第一要务。断案时不担心不明智，担心的是自恃明智，略观大意就下达判词，使百姓有无法上达的隐情，这其中就难免没有冤屈。“耐烦”二字，有才能的官吏尤其应当急切讲求。听说您在衙署中奉养母亲，愿您像隽不疑治理京兆那样，以平反冤案来安慰亲心。自身能做百姓的父母，那么您的父母就是百姓父母的父母，尊崇亲长、显扬亲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过去俞陶泉从荆溪调任首邑，接连升任监司，循吏的名声日益增高，是因为用心越熟练越精妙，久而久之作用越发显现。而且退路宽绰有余，毫无赔累之苦。固然因为那时地方情形远胜于今日，而陶泉节制谨慎，其筹划的精当、权衡的适宜，也由此可见。做官吏的人不可不深思熟虑。

回复易晴江同年的信

邹鸣鹤

收到您的手书垂询已经很久了。张梧冈来，详细传达了您的盛意。元宵节后又读了您的来信，诚恳真挚地反复提及，好像真的认为我鹤是前车之鉴尚未翻覆的人。唉，我鹤本来就是破旧的车、瘦弱的马。瘦马破车在宽阔的大道上奔走，不被驾车人所嗤笑，不被行人所嘲笑的情况是很少的。而您还认为我是前车之鉴吗？虽然如此，知道并不难，实行才困难。我既未能实行古代的治国之道，却连不知道都推托，这是以鸣谦（自谦）为名吗？恐怕大大违背了您的心意吧。况且您的来信对本末洞悉如此，我不过是引申罢了，指证罢了，怎敢吝惜陈述呢？您的来信说：“屏除嗜好，那么根本就确立了。”嗜好难以去除，清心寡欲就容易去除，而仕途则难以言说。为什么呢？不是炫耀我，就是诱惑我。而且不只是炫耀诱惑我，即使是至亲至近、素来与我同甘共苦的人，知道做官的快乐，不知道做官的忧虑。我以无嗜好的身体，孤独地行走其中，或许还有讥笑跟随，这也说为何太自苦，那也说为何太自苦。听久了果然觉得自苦得很厉害，于是也稍稍随俗，日渐沉溺其中而不知返回。更何况那些多炫耀我、诱惑我的人呢。一国非议也不顾，一家非议也不顾，然后才能去除嗜好，然后才能确立根本。我极力论述至此，您一定认为话说得太过了，到时候自然能识别罢了。您的来信说：“约束左右，去除蒙蔽防止壅塞，使官与民常相通。”以无嗜好的身体，约束左右，似乎容易用力。然而意在嗜好，就用嗜好来迎合我；意在求治，就用求治来干扰我。左右本来自有办法。事情应当严厉，而左右希望宽容，就说人们认为冤枉；事情应当宽容，而左右希望严厉，就说人们认为是贿赂。时机应当停止，而左右希望行动，就用众人喜悦羡慕来打动；时机应当行动，而左右希望

译这是停止（某种状态）的方法。那么就用内心不依附于恐惧来对待它。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顺从或违抗，往往取决于名声的得失。他们以为我不贪图利益而贪图名声，所以用名声来击中我的要害。我如果确实有横亘在心的名声之念，就正好被他们击中而不知道醒悟。曾经有廉洁的官吏自恃明察秋毫，却导致是非颠倒、秩序混乱，反而比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更糟糕，正是这个缘故。只有断绝了求名之心，不询问荣辱，也不询问毁誉，才能杜绝他人的窥探和自身的蒙蔽，哪里还需要明察秋毫呢？来信又说，审理诉讼时要平心静气以化解偏见，断案时要细心谨慎以求得当。平心和细心，可以作为对刚猛作风的针砭。然而所谓的“平”，是指各自符合事理。事理上应当从轻，那么从轻就是平；事理上应当从重，那么穷尽法律、施以极刑，那极重的刑罚，正是极致的公平。专门把宽大减免当作公平，是错误的。所谓的“细”，是指深入探求实情。有的实情必须深入探求，有的实情深入探求反而会使真相迷失。当机立断，各种弊端显露无遗，这种独断专行，正是极致的细心。专门把深入探求当作细心，是错误的。因此，刚猛的风气不可助长，应当用平心和细心来补救；平心和细心不可被误认，应当用果断来持守。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苏味道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译来信又说，兴利除弊，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预先规定。其实，兴利除弊说起来非常困难，关键在于采用古人已经制定的成法，切实去执行罢了。古人制定一项法令，必定有一个用意；制定一项法令，必定有一个效果。比如劝课农桑，是为了促进养育百姓，而不只是签发差役督促耕种而已；宣讲法律，是为了推行教化，而不只是每月初一宣讲而已；实行保甲制度，是为了缉捕匪盗，而不只是按保甲登记造册而已；审理诉状，是为了平息诉讼，而不只是按诉状询问姓名而已；设立书院义学，是为了崇尚文风、培养士人，而不只是考核课业、给予奖励而已。现在的人不懂得古人的用意，只模仿古人的做法，泛泛地执行，急切地等待成效，等待而没有效果，就颓然放弃，说古法不值得实行。这难道真的是古法不值得实行吗？试着随便举出一个法令，考察其用意所在，亲自践行以作表率，制定条例以示规范，恳切地加以引导，根据缓急先后，依次推行，法令没有不生效的，生效的没有不切实且长久的。至于县里大的利弊所在，稍微振作精神，谁不立志兴利除弊？但有人中途受阻说，兴利而弊端已经潜伏，除弊而弊端更加滋生。利益中潜伏弊端，固然如此。知道弊端潜伏的原因，在兴利之前，预先杜绝这利益中的弊端，这就是所谓节制其流弊。弊端外滋生弊端，固然如此。知道弊端滋生的原因，在除弊之初，预先杜绝这弊端外的弊端，这就是所谓防止其蔓延。节制流弊，防止蔓延，还有什么利益不能兴办，什么弊端不能清除呢？但有的人，看似利益却不是真正的利益，看似弊端却不是实际的弊端；又或者利益小而弊端实大，利益少而弊端实多，这时就应当力守常规，谨慎再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个人的名声不可顺从，一个人一件事的便利不值得顾惜。所以说，兴利除弊，说起来非常困难。阁下来信，对事物的本末洞察得如此透彻，我不过是引申罢了，指证罢了。但我私下还有进一步的意见。从前乡里的先贤秦筠谷先生，是江西的循吏。我刚出任县令时，他曾提出“清、慎、勤、和、缓”五个字互相勉励。我请求进一步指教说，“清、慎、勤、敬”我领命了，但“和”则接近流俗，“缓”则更恐怕耽误事情。先生说，“和”则双方都没有猜忌，“缓”则从容不迫。没有“清、慎、勤”三个字作为根本，“和、缓”两个字就显得浅薄。在“清、慎、勤”之中做到“和、缓”，才是真正能做到“清、慎、勤”的人。阁下天资志量，远超过我，立身不担心不卓越，但立身不可太矫情；任事不担心不尽力，但任事不可太急躁。愿将先生的五字诀进献给您。

答周仲和书

张士元

去年听说您代理泾县事务非常勤勉，处理政务之余，整理文书毫不疏忽。这确实是读书人的本色，也是为政之道应当如此。从前欧阳永叔担任夷陵县令，斋中没有书可读，于是取出积年堆积、装满箱子堆满屋子的案卷，全部阅读。因此得以深入探究人情物理，后来对他的宰相事业很有裨益。他接引后辈，也不多谈文章，往往与他们谈论政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也因为年轻时做官，不关心事务，只是雕琢几句不唐不汉的诗文，深深后悔。看这些，就知道古人做学问、入仕途的要点了。来信说，一旦做了官吏，各种事情都荒废了，不知道所谓荒废的是什么事情？难道是诗词文章的旧好，今天还不免手痒，而以不能亲近笔墨为遗憾呢？还是在上司与下属之间，受到掣肘而不能实行自己的意图呢？承蒙告知漕运事务经历，拖累很深，这是我耳闻目睹的，不仅当事者难以干好，即使旁观者也难以说清。大概治理县政，各种事情都难办，而漕粮尤其严重。虽然急公好义、爱护百姓，也要看自己的力量所能做的去做罢了。我私下曾说，做官所依靠的是廉洁，之所以能廉洁的是节俭。而现在治理县政，又不是细微节省所能办成的。因为左支右绌的情形时时都有。但也应当用节制谨慎的意思去推行，期望能办成事就停止。如果事情不能办成，那直接可以离开了。闲读《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告诉梁松、窦固说，做贵人应当使可以变贱，像你们想要不可再变贱。我私下感叹这是名言。因此增加一句话说，居于富贵应当使可以变贫，居于贫困应当使可以不富。兄长仕途刚开始，愿常存此心。

寄贺石农明府书

彭洋中

正月，李松友孝廉从益阳回到邵阳说，因为道路阻塞，犹豫不决向南返回，而唯独我的亲家毅然向北出征，让人听后感到振奋。六月间，欣喜地听说亲家大挑一等，这才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所以败坏半天下的人，都是畏缩怯懦、趋避的人造成的祸患。得到我亲家果敢有为、不避艰险的志气，上天所以成就他，让他为国家肩负重任，宏大的谋略，以拯救百姓于饥溺之中。他日卓越的品行和异乎寻常的政绩，由此可见。孟子听说乐正子执政，高兴得睡不着觉，我则不禁跳跃三百次了。立即想写信祝贺，估计您正〇〇必定请假回家。但不知道分发到哪个省，又在哪一天到家。我偏僻地处边郡，虽然只有二百多里近，没有途径询问。近来才得知签掣四川，顺路回家部署，于是更加为亲家高兴。我曾持论，现在的做官者大半是因为贫穷，但往往被贫穷所累。刚做官时，衣帽车马、道路旅食应酬的费用，大多由借贷而来。奢侈的人不顾后果，姑且以快慰自己向来厌恶贫穷的心情，借贷

译于是（亏空）便接连不断地出现。于是就有通过贿赂钻营来谋求肥缺的人。得到官缺之后，旧欠的债务反而更多。于是就有挪用库款的人，有向民间滥行勒索的人。大概他们初任时名声已经败坏，就像臣子东家的寡妇遭遇强暴而被玷污，因而不再自爱自重的人，到处都是。等到任职久了，亏空越来越深。有人倾尽家财也不足以偿还，想回家却回不去；有人习惯于奢侈，回头看看家中积蓄，不足以供给使用，却不想回家；有人侥幸得到升迁，并且拥有巨额财富，但欲望没有满足，直到年老也不知道回家。这些人当中，大概没有败露的占十分之二三，而败露的占十分之八九。在这十分之八九的人中，他们的子弟能够读书成名、成就事业并相继崛起的，又只占十分之一二；而骄奢淫逸、安于享乐、沉溺于毒害，权势一去，就堕落到下流而不可救药的，更是比比皆是。这些弊端都是由因为贫穷而出仕这一基础造成的。现在我的亲家出仕，就不是因为贫穷了。不是因为贫穷，就可以免除一切牵累，从而专心致志地救治百姓的疾苦，而且进退从容，没有牵挂留恋。家中的子弟，学习他持盈保泰的做法，不因此而有暴富的迹象，如令侄辈们就会争相奋发为家族打算。这是值得高兴的第一点。古人说，士君子在政治清明的朝廷做官，德行就会日益增进；在政治混乱的朝廷做官，德行就会日益衰退。弟弟我认为，现在州县官所分发的省份也是如此。弟弟之所以不敢做州县官，确实是担心被分发到缺额贫瘠艰苦而又亏空累累的省份，无法保全自己。现在四川就没有这种担忧了。这是值得高兴的第二点。凭借这两点值得高兴的事实，而蜀地又得到贤人君子，在其中一展宏伟抱负，知道召父甘棠那样的美政，必定有让士民歌颂怀念的地方，而不是那些贪图荣华、羡慕俸禄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我微薄的诚意，欢喜得无以复加。亲手书写以表达祝贺，只是明朗地照见，不再多言。

译论裁定州县规费书

吴嘉宾

当今正值大乱之后，确实是挽救弊病的时候。节制相国想要减轻赋税以体恤百姓，又裁减那些浮滥无名的费用以体恤官吏。古代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宰相，他们的用心也不过如此罢了。只是担心议论不够精当，将来仍然不免有名无实。我谨就自己管窥之见所及，详细陈述以供采纳选择。

私下认为，正常的赋税收入，各种用度都从中支出。应当根据收入来制定支出，更应当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如果收入不足以支付支出，就不能禁止官吏从其他途径巧取豪夺；如果支出漫无节制，最终就不能缓解百姓的困苦而断绝动乱的根源。这是必然的。因此，上年制定的新章程，一切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使其有明确的遵循。又先令试行一年，然后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以归于公允。这可以说是极其慎重了。

然而，这件事如果与局外人谋划，那与制作千金皮衣却向狐狸商量剥取它的皮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削足适履，既然势所不能，而各地方的情形不同，各主管官员的意见有别，歧路太多导致亡羊，也是必然的结果。我认为，这应当辨别其根本和枝节罢了。节制相国以体恤百姓为心，下属官吏体察节制相国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谁敢不体恤百姓呢？节制相国的心意，是根本；所制定的法律，是枝节。只要先以至诚的心意引导，而不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法律驱使他们，那就好了。古代的君子，变法以挽救时局，那些首先奉行法律的人，未必都是正直的人。所以司马光改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令，而蔡京却能立即奉行。这是不可不考察的。

赋税出自百姓，百姓出自土地，有田地而后有赋税。所以今天的拖欠赋税，应当寻求导致这种拖欠的原因。现在的青壮年，第一次耗尽于掳掠，第二次耗尽于流离迁徙，第三次耗尽于征召招募。耕田的百姓，百不存一。至于那些依靠收租纳税生活的家庭，既不能获得像往年那样的租税收入，而劝捐派费，所缴纳的有百倍于正常赋税的；躲避寇乱迁徙，所用的又有十倍于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殷实的户主还可以勉强借贷来缴纳赋税，中等户主则借贷典当都已穷尽，只有逃亡不再回来罢了。地方主管官员，困于催缴赋税的困难，而催解赋税的紧急，虽然变化各种方法，未必能迅速征收、迅速解送，这也是明显的。所谓的减轻赋税，只是稍微延缓百姓须臾的死亡罢了。

赋税虽然出自田地，然而现在有田地的人，都是富户。他们先前本来是凭借做官或经商以致富，富有之后才寻求田地住宅留给子孙。所以田地的租税收入很微薄。凡是富户缴纳赋税，不一定全部出自田地。到了今天，做官和经商都不能获得盈余，而富户缴纳赋税，有不能按时期的，何况贫苦下等的户主呢？因此拖欠的赋税日益积累。州县征收钱粮，其公家和私人的收入，都依赖于此，哪里有所谓的懒惰征收呢？所以征收不能按时期，都是想要做到而不能，不是能够做到而不想要。

江西的情形，与湖广不同。湖广是大江贯通运输的枢纽，上通巴蜀，下达淮扬，商人固然富裕，农民也容易富足，因为物价低廉而粮食流通。江西土产很微薄，又三面背靠大山，一面汇聚湖泊，各种物品必须通过陆路运输才能到达，而米谷不出其乡。所以江西的富人，都在外省致富。大乱之后，十室九空。幸而得以肃清，民气十分中还没有恢复一分。命令他们支撑过去的用度，又应付各军营百万的军饷，这犹如压制弱者让他背负重物，驱赶跛脚的人让他走远路，其弊端可以立刻等待看到。然而六七年间，得以勉强效命的，是因为人心厌恶动乱、思慕治理，情愿竭力以供奉军需，认为官军确实是拯救我们的。然而就像树木的脂膏，逐渐取用逐渐消耗，以至于耗尽。我们等同为地方的百姓，对此深知。如果像过去缓急之时，深思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现在则由亲及疏，没有一处可以商量的，这是明显的验证。

所以为今天江西的百姓考虑，不只是取用应当缓和，应当寻求生养保全的缘故。我认为为今天考虑，应当在地方绅士中，设立劝农的职务，考察百姓田地中有不耕种的，代替他们耕种，或者借贷给他们牛力、种子，教导他们通力合作，先使野外没有不耕种的田地，或许赋税可以有所出。至于正常赋税之外，不能没有所增加。这在太平之时，还认为是严令禁止而忌讳的。现在如果公开作为惯例，固然可以革除过去掩耳盗铃的积习，而得到实际所增加的多少，作为制作用度的依据。然而其名目不可占据，流弊也很可忧虑。因为过去所增加的，只是用来填满州县的口袋，而现在连监司的官员，都得以分取其中的收入。篱笆一旦决口，什么地步达不到？此后凡有所取用，都可以按比例计算，加在赋税之外，以期取足罢了。

况且上级向下级取用，不是法律所能禁止的。赋税之外的重征，法律极其严厉，尚且相互冒犯而实行。现在又加上比例，有超过所定比例的将弹劾他吗？那么我所定的比例已经非法了。将用其他事情弹劾他吗？又怎么足以示警。所以不如只去除其太过分的，而谨慎选择州县官员，使得他们能够施展手脚，这才是得当的。如果一定要稍加限制，就应当因地制宜，使得各地方官员，与本地绅士会合禀报确定方案，也差不多可以了。节制相国的意思，又想要体恤官吏使得他们能够安抚百姓，这更是探求根本的说法。然而体恤官吏的方法，应当使得他们各举其职，各尽其情，而不一概用条文法令苛责他们罢了。如果再用条文法令治理他们，那么他们将更加不知道所从。

译天下的枢纽，在于州县，也就是古代的邦君诸侯。然而今天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自我看待的地位极不如人，稍有志向节操的人，都不愿意担任。深明利害关系的人，则不愿意做州县官，而愿意做他们的上级。所以如今担任州县官的人，都是把这一职位当作晋升的阶梯罢了。唉，这难道是短时间的缘故吗？起初重视州县的权力，让他们专享利益，要求他们承担所有责任。接着看到他们的利益超过了所承担的责任，于是上下共同分享利益，却仍让他们承担责任。之前的责任最终结束后，又一并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施加的责任却更加没有止境。所以今天的州县官，都冒着风险追求利益、逃避责任，与上级官员用条文法规互相牵制。上级官员虽然想像以前那样用条文法规苛刻地对待他们，希望他们勉强把事情办成，也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所有的事情都由大吏亲自承担。大吏不能亲自承担，就派遣委员四处奔走，百姓几乎无处安放手脚了。所以大吏急切地希望得到贤能的人担任州县官，百姓也急切地希望得到贤能的人担任州县官。然而如果不改变过去剥夺州县权力的做法，让他们能够履行职权，竭尽实情，那么贤能的人谁会去担任呢？假使今天的大吏，任用州县官像任用委员一样，那么州县官也可以胜任了。为什么说呢？比如今天筹措军饷，捐厘局的委员是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决没有大户不捐款，却要求委员先解送捐饷的情况；厘票尚未发行，却要求委员先解送厘饷的情况。唯独对州县官，却要求他们先解送税款，然后再向百姓征收，并且要先汇集各种事务，然后才略微给予他们所解送的税款。还有允许给予和不允许给予的区别。那些不允许给予的，命令他们自行设法解决，又不允许他们损害百姓；那些允许给予的，又多方辗转核查，使得经手的人都能抓住他们的短处来索取费用。那么为什么对委员如此宽恕，而对州县官如此苛刻呢？然而还说州县官向百姓征收有定额可以依赖。向百姓征收有定额，那么支出也有定额。现在四郊多有战垒，各军营四处出兵援剿，而州县与士民商议防御，抵御祸患是一样的，其用度不来自经费也是一样的。各军营筹措军饷的数量，只增不减，而州县士民所捐的军饷，却都被怀疑不真实。使得州县无法取信于士民，突然发生不测，将和谁一起承担呢？又为什么如此信任各军营，而不信任州县士民呢？那么体恤官吏的方法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应当放宽对州县的一切处分罢了。吏部的处分则例，条款极其严厉，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不过是用来加重胥吏的权力，而大吏逞威风、报恩怨的，得以借此来掩人耳目。如果朝廷的升降黜陟，不依据处分则例，而依据封疆大臣，那么这不是多余的吗？现在国家任用巡抚、藩台、监司，一切不拘泥于格式，这是明知格式足以埋没人才了。既然用不拘格式的方式提拔他们，却仍然用格式命令他们遵守，他们一定不愿意，那么何不趁此机会，破除文网的束缚，以期望收到大小官员都得人的效果呢？我私下认为，用人者，应当考察他们的成功罢了，其他也不暇细致地代为谋划。如私情馈赠、公事需索等各种弊端，应当让他们自行裁汰。大概任用得当其人，那么弊端将不禁止而自行消除。否则徒然增加条文法规，做官的人本来还是那样。俗话说，能看清深渊中鱼的人不吉祥。如果一一为他们指摘而杜绝，也是看清深渊中鱼的一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