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治体九用人下

译而这次失败惨败的程度比广东更严重。江苏负责事务的大臣们，沿用了浙江的旧办法，而他们的失败惨败又比浙江更严重。把前车之鉴当作既定惯例，认为朝廷必定不能宽恕那边而责罚这边。为何皇上如此爱惜各位大臣，而各位大臣却如此不爱惜自己呢？臣听说长江入海口地势非常险要，狼山、焦山等地都有驻军，也可以坚守。近来敌船深入，竟然没有一人迎敌，就已经失守，那么国家平日养兵设险，意图何在呢？如今如果只查办逃兵，不诛杀官吏将弁，将来纷纷效仿，轻易抛弃职守，无耻苟且偷生之徒，臣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私下见到没有见识的人，都说国家没有人、没有兵、没有粮饷、没有器械，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臣认为没有人就应当寻求人才，没有兵就应当训练军队，至于粮饷器械，也应当估量现在所有的，多就持重，少就用谋，振奋三军的士气，安定边疆的危局，这在于皇上授予他们事权，与负责事务的人同心协力罢了。国家凭借全盛的形势，如果作战或许需要时日，如果防守自然稳固有余。现在中国的财富，消耗在异族的掳夺和负责事务的大臣们的浪费上，几乎以千万计算，对于事情毫无尺寸之功，却有无穷之害，坐视皇上节用爱民，数十年的积累，为之耗尽，说起来令人寒心。皇上圣德如天，每件事都引咎自责，各位大臣倚仗皇上的仁慈，肆意欺瞒，已经失败却求赏，未战先言功，如今抛弃险要之地不守，借敌人要挟，耗尽亿万百姓的脂膏，保全一两个庸臣的性命，这又是天理所不容的。臣愚昧地希望皇上以职守责罚各位大臣，以功罪端正各位大臣，纲纪肃然则朝廷尊严，朝廷尊严则国本稳固，各位大臣知道畏惧皇上，自然不敢畏惧敌人，而且不能胜任的退下，就能胜任的进用，普天下的臣民，承受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二百余年，稍有知识，岂敢为非作歹，振奋他们的士气则莠民可为良民，晓谕他们以义则财物皆为军饷，虽然海疆一隅，稍有警动，实在不足忧虑。臣不胜愤懑，谨呈愚诚，冒昧详细陈述，伏乞皇上圣鉴。

译壬寅年秋季，海上的战事波及金陵，朝廷内外震惊骇异。我撰写了这道奏疏，准备呈递上去。大理寺少卿金公见到后说：“你无法直接通达皇上，恐怕长官会阻挠压制。”于是便代为入宫禀告。随后外省也有传抄的人，因此将其记录保存下来。我私下里效仿魏郑公将谏言草稿交给史馆保存的意义，特此说明。吴嘉宾记。

刑赏失措疏 道光二十三年

监察御史陈庆镛

私下认为，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比刑罚和赏赐更重要的了。刑罚和赏赐的权力由君主掌握并向百姓明示，这是用来向天下展示大公无私的原则。《大学》论述平定天下的道理，在于“絜矩”。什么是“矩”？就是百姓的好恶。百姓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就是喜好贤良而厌恶不善之人。倘若见到贤良而不能举荐，举荐而不能优先任用；见到不善之人而不能斥退，斥退而不能远离，其开端不过是优柔寡断，而其后就会给国家带来祸害。经典的意思深奥精微，不可不仔细体察。自从海疆发生战事以来，从总督、将军，直到州县的佐贰官员，像受惊的禽兽一样奔逃，纷纷扰扰，只知道战船足以令人惊恐，谁还畏惧国家的法纪？去年秋后，敌船退出大江，烽烟稍息，我皇上赫然震怒于那些失律之罪难以宽恕，才命令沿海的疆臣，将所有败将逃官详细查核确证，移交刑部治罪。于是最辱没国家的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两江总督牛鉴、浙江提督余步云，先后被逮捕。刑部官员依据律法判处斩监候。余步云情节较重，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执行死刑。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拍手称快，都说国法以前虽然没有伸张于琦善，如今却在余步云身上伸张了。从此以后，前车之鉴令人凛然，谁还会蹈入必然被诛杀的境地，而不求在一战中求生呢？然而二十六日，就奉皇上谕旨，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京报传出，人心震惊骇异。随后慢慢解释说，古代圣王对待罪犯，有将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鬼怪的方法。如今的琦善，大概与此类似。不久又以三品顶戴担任热河都统了。接着又任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那些异族之所以甘于猖獗，沿海兵将之所以敢于逃窜，以至于今日海水翻飞，鲸鲵跋浪，随心所欲，无人敢问罪的原因，实在是因为琦善在异族入侵之初，首先显示出软弱，懈怠了军心，助长了敌人的毒焰，致使海内糜烂到了这种极点。即使罢免斥退琦善，终身不予齿列，还恐怕不足以振奋士气而满足民心，何况还要再次授予官职，让他从俘虏中解脱出来并沐浴熏香呢？至于奕经的罪过，虽然比琦善稍轻，文蔚的罪过，比奕经又可稍轻，但我皇上任命将领出兵，是何等慎重。奕经却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驻扎军队半年，并未亲身列阵作战，驰骋其虚骄之气，志得意满，指望一鼓作气收复三城，最终机密不密，被敌人嘲笑，杀将覆军，一败涂地。这还不必另外列举他骚扰百姓、供应军需、招权纳贿的罪过，其罪已经不可胜诛了。臣也知道奕经是天潢贵胄，我皇上笃念亲情，必定不忍心立刻施加显眼的杀戮。私下以为即使侥幸获得宽典，也应该圈禁终身，销除册档，以免给宗室带来羞辱。哪里想到收禁不到三个月，就弃瑕录用。况且这几个人，我皇上大概还不知道他们被百姓厌恶之深罢了。倘若俯察舆论，谁不切齿痛恨琦善，认为他是罪魁祸首？谁不疾首痛心于奕经、奕山、文蔚、牛鉴等人，认为将他们抛弃不容迟缓？正直之道尚存，公论可畏，这不是臣一人的私言。侧耳听闻琦善意气骄横，行为放荡，跋扈如常。前往叶尔羌之行，本就不情愿。如今果然未到出关，就蒙召还担任热河都统，靠近京城，有识无识的人，无不抚胸叹息，认为我皇上向用琦善的意思，尚不止于此。万一有事，迷惑皇上圣聪的，必定仍是此人。履霜坚冰，深足畏惧。近来皇上在翰詹考试中，以“烹阿封即墨”为题。所有臣工，能不警惕畏惧吗？而如今的刑罚赏赐如此，臣愚昧无知，不知皇上所说的“阿”是谁，“即墨”是谁。假如圣意高深，偶尔有所偏差，把即墨当作阿，把阿当作即墨，难道那些赞誉者和诋毁者会因此混淆是非吗？希望皇上奋力振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察《大学》絜矩的宗旨，鉴察满朝毁誉的真伪。国法稍得伸张，舆情便可安慰。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上谕：本日据御史陈庆镛奏称，琦善等三人起用，是刑赏失措，无以服民等语。先前因为琦善、奕经、文蔚先后办理夷务未能奏效，应当将琦善等人革职治罪。因想到从前办理不善，总归是因为朕没有知人之明，致使琦善、奕经、文蔚等人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怎敢推诿罪责于臣工以自我宽解？琦善等人韬略不熟，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所以弃瑕录用，给予自新的机会。如今据该御史剀切指陈，请求收回成命。阅览其所奏，亢直敢言，朕并非饰非文过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无成见，岂因业有成命就不便收回？

译自存、回护、邪琦善、奕经、文蔚，均着革职，即令闭门思过，以昭示赏罚的公平。至于升降官员的权力，由皇上亲自掌握，本来就不是臣下所能干预的。倘若该御史所奏之事，在情理上未能持平，朕也不能曲意顺从，以博取中外臣民的赞誉。中外臣民应当明白朕反省自身、承担罪责，虚心接受劝谏的至诚之意。钦此。

译应诏请求讲求用人疏 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 曾国藩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中有言事责任的人，对于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陈，密封奏章秘密上奏。仰见圣德谦逊虚怀，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臣私下认为，用人和行政，自古以来都被相提并论。唯独到了我们朝，各种政务都已经有了成法，既完备又详细，不可以轻易议论。当今应当讲求的，只有用人这一方面罢了。方今天下人才并不缺乏，想要培育并激励他们，完全依赖皇上的妙用。大体上有转移风气的方法，有培养人才的途径，有考察人才的手段，这三者不可废弃任何一项。请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风气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朝历代圣君治理政事，大体上都是针对时俗的弊病，加以矫正使其归于中道。顺治年间，战乱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康熙帝）继之以宽厚。康熙末年，长期安定导致官吏松弛，刑罚搁置不用而百姓苟且偷安，所以世宗（雍正帝）救之以严厉。乾隆、嘉庆年间，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所以大行皇帝（道光帝）以镇静收敛他们，以改变他们浮夸的习气。一时之间的人才，都遵循规矩法度，没有敢以才智自傲、锋芒毕露的人。然而有操守的人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渐渐觉得少了。大抵把畏缩当作谨慎，把柔弱萎靡当作恭敬。以臣看来，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个：一是退缩，二是琐碎。外官办事的通病有两个：一是敷衍，二是糊涂。退缩的，是同僚互相推诿，不愿承担怨责，动不动就请示圣旨，不愿承担罪过，就是这样。琐碎的，是斤斤计较细微利益，不顾全大体，明察秋毫，却看不见车旁的大木柴，就是这样。敷衍的，是装模作样，只顾眼前，剜肉补疮，不问明天，就是这样。糊涂的，是表面完整，而内部已经溃烂，奏章粉饰，而话语没有着落，就是这样。有这四种弊病，习俗相沿，只求苟且安身无过错，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巨任务，国家必定有缺乏人才的祸患。我们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急切地想得到一个有用的人才，以大力挽回颓废的风气。去年京察人员，几个月之内，提拔为臬司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的有一人，大概也是想要打破常规越级提拔，整顿积弱的风气。无奈风气所趋，势难骤然改变。现在如果立刻寻求振作之才，又恐怕浮躁争竞的人因此侥幸进用，反而不足以收到实际效果。臣愚昧地认为，想要使有用的人才不出规矩范围，不如让他们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说：“才必须学，学必须识。”这是极正确的言论。然而想要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从皇上以身作则开始，才能掌握转移风化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每天进讲，寒暑不停。万寿圣节，也不允许间断。三藩用兵，也没有停止。召见朝廷大臣，就与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多。到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都是圣祖教导劝谕而成就的。现在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的年龄相似。臣的愚见，想要请求等到二十七月后，举行每天进讲的惯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他们从容论辩。见到无才的人，就勉励他学习，以痛惩模棱两可、懈怠的习气。见到有才的人，就更加勉励他学习，以化解他刚愎刻薄的偏颇。十年以后，人才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典领学问，英气鼓舞天下。其关键在此，其效用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昭昭可观。以今天的委靡因循，而期望振作，又担心他日的更张败事，而用诗书来润泽。只期望默默运作而潜移默化，不矫枉过正。大概转移风气的方法，其大略如此。

所谓培养人才的途径是什么？凡是人才没有登上仕途的，暂且不详细论述。那些已经登上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最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这八个衙门。这八个衙门，人才数千，皇上不能一一周知。培养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大约有几项：一是教诲，二是甄别，三是保举，四是超擢。堂官对于司员，一句话嘉奖，就感动而图谋立功；一两句责备惩罚，就畏惧而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榛棘不除去，兰蕙就减色；害马不赶走，骐骥就短气。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部院各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戴花翎，放任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任翰林，进入南斋，这是超擢的先例。曾经议论过，人才好比禾稼，堂官的教诲好比种植耕耘，甄别就是除去稂莠，保举好比灌溉，皇上超擢，好比甘雨适时降落，禾苗勃然兴起。堂官常常到衙署，好比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事。现在各衙门堂官，多是内廷行走的人员。

译有的人甚至几个月都不能到衙门办公。与各司官员往往互不熟悉。除了掌管印信、主持起草文书的几个人之外，大半人连面都认不全。这就好比嘉禾与稗草，听任它们一同生长在田亩之中，一同枯萎，而农夫却不加过问。教导的方法听不到，甄别考核的制度也废弛了。近来奉到皇上明诏保举人才，却又只涉及外官，而不涉及京官。培养人才的方法，不还有未尽善之处吗？

自从近年以来，六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有的人二十年得不到补缺任职，有的人终身不能主持起草文书。内阁、翰林院的员额，也增至以前的三倍。往往十年得不到一次差事，不升迁一次官阶。英才的志气已经被摧折了。而各部堂官又多在内廷值班，终年不能见上一面。比如吏部六位堂官，有四位在内廷值班；礼部六位堂官，有四位在内廷值班；户部六位堂官，都在内廷值班；翰林院两位掌院，都在内廷值班。各位大臣随侍皇上在御园，本来难以分身到衙门办公，而又有的兼管两部，有的管理多处事务。作为各司官员，画稿时只见到一面，禀报事务时只有寥寥数语。纵使才德都很优秀，也不能得到堂官的一次垂顾，又怎么能让天子了解呢？

这么多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以用心培养，非常可惜。臣的愚见，恳请皇上稍加斟酌，每部必须有三位或四位堂官不在内廷值班，让他们每天到衙门办公，以便与各司官员互相切磋砥砺。翰林院掌院，也必须有人不在内廷值班，让他们与编修、检讨等官员互相熏陶感染。务必使下属官员的性情心术，长官一一详细知晓。皇上不时询问，谁有才能，谁正直，谁有小聪明，谁有大器量。不仅下属官员的优劣，会清楚地全部呈现，即使长官的深浅，也可以互相显现。多方考察参照，那么八衙门的人才，就一同往来于圣明的君主心中了。那些各司官员，只要让姓名上达天听，不必升官迁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然后保举的方法、甄别的制度，依次按照旧章施行。皇上偶尔有破格提拔，那么就像树木得到滋润，草木的精神都会振奋。大概培养人才的方法，就是如此。

译所谓考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是询问政事、考核言论，这两者同样重要。近来各衙门办理事务，小事遵循旧例，大事请示圣旨，本来就没有才能谋略可以显现，那么就不如从考核言论入手。而在召对时陈述言论，天威近在咫尺，又不适宜喋喋不休地阿谀奉承，那么不如从奏折中考核了。国家定下的条例，在内有九卿、科道，在外有督抚、藩臬，都有进言的责任。各省道员，不允许专门上折谢恩，却允许专门上折进言。然而十余年间，九卿中没有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中没有一折议论地方的利弊，相继保持沉默，当时的风气，让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科道偶尔有奏疏，却从未有一言涉及君主品德的兴衰，没有一折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大臣都是稷、契那样的大臣吗？当时的风气，也让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臣考察本朝以来，规劝君主品德的，孙嘉淦以不自以为是规劝高宗，袁铣以少欲规劝大行皇帝，都蒙受优厚的圣旨嘉奖采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察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后来这四个人都成为名臣，也至今传为美谈。自古以来直言不讳，没有比得上我朝的。如今皇上刚即位，又特别下诏求取言论，而答复倭仁的谕旨，臣读到了手舞足蹈、感动流泪的地步，这确实是太平的景象。然而臣还有过分的忧虑，实在是因为看到皇上求言非常急切，恐怕众臣纷纷上奏，或许条陈各种政务，有很多雷同的话，不免久了产生厌倦；弹劾大臣，害怕助长攻讦的风气，又不免久了产生厌倦。臣的愚见，希望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远不产生厌倦之心，涉及雷同的不必交议罢了，过于攻讦的不必发钞罢了。除此之外，只看到有益，起初看不到有损害。人情习惯于旧常，大多有所顾忌，如君主品德的兴衰、大臣的过失，不是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进言，谁敢轻率冒犯不韪？如藩臬的奏事、道员的具折，虽然有定例，长久不遵行，不是皇上再三逼迫他们进言，谁又敢标新立异以触犯督抚的怒气呢？臣也知道内外大小言论并进，即使浮伪之人也不能不混杂其中。然而没有根据的言论，其手段可以一次得逞，却不能再次尝试。明察高悬，怎能最终隐藏。当今考核九卿的贤否，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否，只凭三年的京察；考核司道的贤否，只凭督抚的考语。如果让人人进言，互相参证，岂不是更为核实吗？臣所说的考察方法，就是这样。这三者互相需要，并行不悖。臣本来愚陋，近来因为议礼的一疏，蒙受皇上天语嘉奖，感激思报。只遗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

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 咸丰元年 王茂荫

臣认为治理平定的道理，在于用人和理财两方面，而用人尤其重要。用非其人，财就无法治理。但是用人必须贵在得人，而得人，尤其必须先依靠造就人。造就人是什么呢？举天下聪明材力之人，而鼓舞振兴他们，使他们致力于有用的学问以济实用。聪明材力世间不缺，致力于有用，就用得其力；致力于无用，就用不得其力。我国家雅化造就人，二百余年，教养的方法、选举的法度，非常详细完备了。然而立法本来好，奉行久了逐渐失去真意，积习相沿，揣摩工巧而遂以成俗。臣私下看到今日的聪明材力，都专门致力于磨墨卷作小楷，而深深惋惜其无用。自古以来非常之才，有不必从学校出来的，然而从学校出来的千百，不从学校出来的只有一二。即使后汉臣诸葛亮，也有学须静才须学的话。现在一专功于墨卷，那么书就束之高阁不看了；专功于作字，那么读书直至于无暇。这两者废学，以作字为尤甚。而士子的致力，则于作字为尤专。合天下聪明材力，整天握管濡毫，尚怎能济实用？臣听说上年皇上特诏广言之时，内外大臣，也深深以士习空疏为无用，于教育人才、挽回风气，有奏请。然而其教育挽回之术，言者多责之教官，议者也就责之教官。士子正见墨卷小楷，为升荣的快捷方式，虽然教官日督以实学，又复何益？所谓所令反其所好民不从也。真欲使庠序之士，咸务实学，必先使选举之士，皆属真才。是在我皇上于各途考试之中，严行核实；于各途考试之外，更切旁招。使有才者不终掩，而无才者无所幸。然而承平日久，人皆狃于故常，习于便安，以纷更为多事，以远虑为迂图。从而议者，必谓国家取士之制，自来不易，名臣循吏，咸出其中，曾无乏才之虑，岂至今日而犹待他求。

译只需将既定条例加以申明，自然无需再作议论。这在安于常态、顺乎常理之时，确是老成持重的见解，这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然而臣下观察当今的天下，似乎不能安然视若无事。对外，异族怀有祸心，不知何时发作；对内，广东一省的贼势蔓延滋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山野之中有土匪，江河湖海中有盗贼，那些被隐瞒粉饰、未能完全揭露的情况，每月都有几次听闻。治理盐政，盐利未必能振兴；治理漕运，漕运费用未能完全革除；治理黄河，河堤决口又再次报告。这难道还能说没有缺乏人才的忧虑吗？况且臣下曾经看到，在海疆战事紧急之时，成皇帝下诏访求才能出众、深通韬略之人，而下面却无人应诏。急迫时寻求，缓平时搁置，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如果不积蓄人才，终身都得不到”。臣下又曾看到，朝廷内外的臣僚，每当遇到复杂棘手的事务，总是说没有办法。国家之所以倚重臣僚并给予特殊恩宠，是因为他们有所作为的方法。如果都认为没有办法，为什么不访求有办法的人来任用呢？天下难得的是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真的想要访求有办法的人蓄积起来以备任用，似乎不设法振兴人才，使天下的聪明才智都致力于有用的学问，是不行的。聪明才智误用可惜，真正的经世济民之才难以迅速期待。从今以后加以振兴，还担心太迟缓，似乎不应该仍然固守沿袭下来的积习，而只说整顿的空话。百年的大计，没有比培育人才更重要的了。臣下自恨浅陋无策，无法辅助国家推行教化人才的举措，仅就自己有限的见识，不揣冒昧，恭敬地拟定五条建议，向皇上陈述。

译第一项请求：乡试和会试务必核实，以选拔真正的人才。

按照定例，乡试和会试的头场，除了考制义和试帖外，第二、三场考经文和策问。原本是想在通晓义理之中，进一步寻求那些精通经术、通达治国道理的人才。无奈近来的考官，只专取头场的第一篇文章，第二、三篇文章只要能通顺，第二、三场只要能敷衍应付，都能被录取。因此，近来各省刊刻的考场范文，头场的第一篇文章还有二三十篇，第二、三篇文章已经寥寥无几，至于经文和策问大多不刊刻。这是考官明确告诉士子，这些科目无足轻重。磨勘官对于头场的文章，偶尔有签注评议，而对于第二、三场则极少评议。这是磨勘大臣又明确告诉考官，这些科目无足轻重。如果不重视经文和策问，怎么辨别学问的虚实呢？应当请求敕谕考官，从下一届乡试和会试开始，务必将经文和策问同等重视，不是经文和策问能出色的人，不得选拔进入前列。进入前列的人，就刊刻出来作为广大士子的榜样。并将此意令各直省学政和教官立即宣示，使士子早日知道向学的方向。又按定例，策题以三百字为标准，而对策满篇三百字，就可以考中。空疏的人往往就题目敷衍，就能完成答卷。请求以后策题改为以百余字为标准，用来杜绝敷衍的弊端。

另外，臣还有请求。听说道光二十二年两广总督祁寯藻奏请变通考选、选拔真才的折子中，对于策问五道题，请求定为五门出题：一是博通史鉴，二是精熟韬略，三是制器通算，四是洞知阴阳占候，五是熟谙舆图情形。因为士子兼通很难，专门研究较易，照从前本经的例子，在册内分别填注。议论虽然未实行，但评论者多认为切中时务，确实足以选拔真才。应当请求敕令部臣检录原奏进呈，恭候圣裁。

第二项请求：殿试和朝考务必重视文义，以规范广大士子。

上年御史戴絅孙、候补京堂张锡庚奏称，殿试不宜只崇尚楷书字体，并请求删去颂联，奉旨交礼部议奏。后来部臣对于楷书字体这一节，似乎没有议论到；颂联这一节，也只是将旧例申明，令贡士恭敬谨慎地遵照，说浮华既然被黜落，而实学不至于沦丧。士子的趋向，看的是取舍。黜落浮华，选拔实学，自然由读卷大臣决定。伏读乾隆二十五年上谕：“廷试士子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向来读卷诸臣大多偏重书法，而对于策文则只取其中没有瑕疵、不妨碍充选而已。敷奏以言，特为拜献先资；就文与字比较，则对策自然重于书法。衡文尚待观人，而阅卷时竟然先抑文重字，可以吗？”等语，钦此。圣训煌煌，已经深切着明了。然而近来殿试、朝考之后，考列前十卷与一等者，只传颂其字体工整，不曾听说以学识传颂的；考列在后的卷子，又只听说某书法极劣，某笔有误，不曾听说以文义黜落的。这就是士子专门致力于写字的原因。写字必须不间断才能工整，读书于是荒芜而不顾。士子空疏的习气，确实由此而来。请求以后令读卷、阅卷大臣，不论字体工拙，笔画偶尔疏忽，专取学识过人的卷子。进呈钦定以后，即将前十卷与一等卷所以过人的地方，批明刊发，使天下明白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几士子都知道所向。至于考试试差，以重视主持衡鉴的选拔，使如果不是学业素来充裕，怎么能衡鉴不迷？然而臣听说考差的人专门在诗和字上求工，而文艺似乎可以不讲究。考官如此，士子可知。制义尚且如此，策问可想而知。应当请求令阅卷大臣，一并以文义为重，庶几能选拔真才。

第三项请求：遴选岁贡，以勉励人才。

按定例，各学的岁贡，以食饩年久者挨次递补，每次一正一陪，严加考选。正贡不堪，准取陪贡，及次陪，在挨次之中，仍寓有遴选人才的意思，务必选取明通淹贯之士，将原卷解送部里磨勘，有文理荒谬者斥革。法令非常完善。现在却只用正贡充补，而所谓取陪贡及磨勘，都成了具文。查各学岁贡之外，有十二年一考的拔贡，有三年一举的优贡。士子得到这些，较乡试颇难侥幸。因为乡试仅凭一日之短长，而优拔必比较历次考等的等第。士子能历次考等皆列前茅，则其学有素了。请求以后令各学政在该学当贡之年，就各生中比较其历次考等的等第，以考列优等最多者充贡。查士子由食饩至出贡，约须经历岁科试十余次二十余次不等。应将历次五次以上者比较，未历五次的不予比较。庶几侥幸进身无由，而士子食饩以后，更加知道奋勉。贡入成均者，都能及时造就。即将来选授教职，也不致有荒疏衰老的人员。

第四项请求：广开保举以求真才。

上年曾奉特旨，令内外大臣各行保举。然而所保举的，都是已登仕版的官员，而草野未及。已登仕版，则才具终有表见之时；若伏处在野，或不工制义，或力难应举，则虽有怀奇负异之士，恐怕终被淹没。拟请令各省州县并教官留心访察，或博通今古、才识非常，或专门名家、精通一艺。

译有的人膂力过人，胆识勇气具备。经过查访验证确实如此，无论士人还是平民，准许在学政按临之时，备文将该生擅长的方面申报送考。学政就其擅长之处进行考试，如果确实优秀，擅长文事的就奏明送往国子监，擅长武事的就奏明送往督抚标营，都允许官府提供盘缠和廪饩。在国子监和督抚标营考试一年，如果确实有过人的才能，就奏明送往吏部引见，根据才能酌情任用；如果不称职，就发回原籍。州县教官与士民最为亲近，查访考察试验，既容易又真实准确。学政考试，只是一时之事；国子监和督抚标营则为期一年，才能的真伪，断难蒙混过关。

此外，臣还有一事请求：举荐贤才应受上等赏赐，所举荐的人如果确实有才能，应当根据其才能的大小，酌情给予议叙，以示奖劝；如果所举荐的人毫无长处，则必须加以议处，以杜绝请托求官的弊端。人才并非代代都有，原本不敢说到处都有人才，然而臣听说海疆初受侵扰时，浙江有野人捕获敌人大船的，有捕获敌方头目的；现在广西团练的士民，也有能出力的人，这就不能说在野之人竟然没有才能。天下如此之大，哪里会没有人才呢？这也在于地方官员留心查访考察罢了。

一是请求培养宗室八旗人才以济实用。自古以来，立法必先重视亲近尊贵之人，亲近尊贵之人，是四方所效法的榜样。我朝以神武开基，当时宗室八旗将相林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因此能威震四夷，功勋垂范万世。他们并不以笔墨技艺自夸，但近日宗室八旗之人，往往沾染时俗习气，有的以吟咏诗赋夸耀风雅，有的以书画竞争品题。这种风气沾染日益加深，实在担心筋力懈怠松弛，日渐趋向衰弱。一旦有事，他们怎能胜任国家的任使？

恭读嘉庆二十一年上谕：“本日特召见诸皇子、军机大臣等，明白宣谕：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即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至深且远。臣见宗室八旗大多有过人的资质，如果能致力于大事，讲求兵机将略，作为腹心干城，即使科第文章，也不值得珍视，何况雕虫小技呢？应如何培养振作他们，不是小臣敢妄自揣度的，只仰赖皇上圣神妙用，使以有益实用为贵，以徒尚虚华为耻。将见人才蓬勃兴起，追美开国之初，而四方闻风，也必定争相磨砺，追求有用的学问了。

以上所拟五条，臣是为振兴人才以济实用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时势危难，请任用缓急可恃之人疏 咸丰二年 何桂珍

我听说君臣之间有义，不是以利相连接的。如果只看重利益，就会不知道有义，即使见到义也不会去做了。宋朝大臣张栻曾经说，仗义死节的臣子，应当在敢于冒犯天颜、直言进谏的人中去寻找。明朝大臣袁继咸也说，士人有廉耻，然后才有风格；有气节，然后才有事功。大概崇尚节义的人，一定不擅长迎合，不善于攀附权贵，所以平时大多不被容纳，但遇到事情时却深深可以倚赖。追求荣华利益的人，一定是希望顺承意旨，阿附权要，所以平时常常能固宠，但遇到事情时却毫无担当。这是人品邪正所由区分，也就是国家治乱所由判定的原因，不可不仔细考察。

如今粤匪猖獗三年，滋扰两湖地区。从前酿成乱局的地方各官，罪行多得无法追究；现在纵容贼寇的文武大吏，情状确实明显。他们大概以拥兵自重作为自卫的谋略，以耗费军饷作为肥己的计策。贼寇来了就退避三舍，贼寇走了就早晚偷安。祸及难民，而且虚报胜仗；阵亡的官弁，也掩盖袭扰防备不周的事实。内外互相蒙蔽，民财交困。皇上虽然屡次颁布严谕，臣下仍然玩忽懈怠如常。甚至盗劫之风，在京城肆意横行。这不必等到逆贼互相煽动，人心的震动，已经无法支撑了。

皇上默默盘算此时，担任京畿辅佐的人，可以借以作为保障吗？统领军队的人，可以倚靠作为干城吗？参与枢密的人，可以资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吗？即使说这三者取决于才能，难以勉强，然而就其心意所至、力量所及，究竟是勤勉为义而不为利呢？还是表面上装作老成持重，实际上却苟且因循，公忠体国的诚心，将敌不过其徇私取巧的智谋呢？审察这些，那么国家所倚仗以共度缓急的人是谁，皇上也没有深信了。岂止圣心有所难信，即使臣私下忧虑叹息，也认为彼善于此的情况虽然有，但要求决疑定乱、专利于社稷、而不为自身谋算的人，大概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作为臣子死忠，作为儿子死孝，不一定等到临难捐躯时才这样。平时有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益而愧疚的操守，那么临事就有舍生取义、效死不离的气节。立下必死的志向，然后精神才力由此产生，智名勇功由此成就，家国由此而安全，生灵由此而安定。这是宋朝的韩琦、李纲，之所以被圣主看重，而得以从祀于孔庙的原因。现在想要寻找像这两个人一样的人来任用，确实不容易得到。然而即使接近这样的人而加以历练试用，未尝不可收到这两人的功效。

我观察前任太常寺卿唐鉴、现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倭仁、署理直隶河间府知府吴廷栋，三位大臣都秉性忠贞，见解明决，处于危疑之中而不惧，面临利害而不摇。考察他们平生的言行，一一不负所学。在庸俗之人未能测度其深浅，而圣明的皇上早已精于鉴别。如果委以艰巨的任务，一定能尽言竭力，生死以之。倘若任用他们没有效果，有一丝一毫辜负君国，臣甘愿伏受斧钺之诛，以谢天下。又前任陕西布政使朱雘，实心办事，才能胜任繁难，现在虽然告病回云南，精力正恢复可以使用。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素有血性，能忍受辛苦，虽然用兵不是他的长处，但让他查缉盗匪，也可以肃清地方。

臣并不是想让皇上一定使卑贱超越尊贵、疏远超越亲近，只是朝廷之上得到一两位公直任事的重臣，即使是平庸之辈也可以增加胆识而砥砺志节；京畿之内得到一两位勤干有为之能吏，即使是疲玩之辈也可以振作积习而整饬防闲。这固然是皇上所乐于做的，也不是臣所大不便的。

至于在军前效力，难道缺乏人才吗？祸患在于统帅迁延，疆吏观望。进退既没有监察，赏罚也难以施行。臣考虑前任礼部侍郎曾国藩、前任兵科给事中苏廷魁，都明于大节，胸有经纬，现在丁忧在籍，是否可以饬令湖南、广东巡抚，让他们驰赴湖北，与钦差大臣徐广缙商办防剿事宜？又前任广西巡抚周之琦、降调太常寺少卿李棠阶告病在籍，前任礼科给事中陈坛丁忧在籍，三位大臣都清刚正直，一向享有乡望，是否可以饬令河南巡抚，或者让他们筹办团练，或者让他们襄理粮台？以上五位大臣，按例应当专折奏事，借以考察军情，使文武官员，各自知道警惧，不敢欺罔宸聪，那么功罪分明，对军务确实有裨益。

有人说任人不一，恐怕事情多有牵制，那么五位大臣平素品行，固然不是各执己私、而不顾公事紧急的人，似乎也可以不必深虑。臣职分没有言责，如果不是国事孔棘之日，又怎敢蹈越职言事的过错？只是念及济变需才，万万不可迟缓；忠良难得，错过可惜。回忆十余年前，林则徐直隶水田之议，宣宗成皇帝意在必行，如果不是当权者阻挠，等到查办海口完竣，让他从容经理，那么漏卮既可永塞，南漕亦可折收，何至于国计民生，困乏如此严重？即使云南汉回之乱，耽延四年。

译林则徐受挫后重新起用。当时掌权者仍多方牵制。幸赖先帝坚决任用他。侥幸取得成功。最终导致他引退。那时广西的祸端已经爆发。尚且还能内外补救。倘若能早让皇上知晓。使林则徐从云南前往广东查办。还能有一年多的时间。为何竟让事态蔓延难以控制。以至于到了今天。臣听说林则徐奉命前往广东时。抱病兼程赶路。不费一兵一卒。绝无拖延要挟的行为。如今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未来的事岂能再延误。用兵和理财关键在于用人。人如果真正懂得道理。怎敢回避嫌隙。虽然职位有大小之分。但臣子侍奉君主的道义。不因职位大小而有区别。各位大臣义不容辞。并非为了私利而去做。臣也并非为了标榜什么才这样说。因此披肝沥胆。冒死秘密陈述。冒犯了天威。不胜惶恐等待圣命。

译密奏关于直隶、山东军务建置需人的奏疏，同治四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臣于五月二十四日，接到兼署总督瑞麟的通知。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日，奉到皇上谕旨：“直隶、山东军务紧要，曾国藩统带各路兵勇北上剿办，所需军饷甚多，应迅速拨付直隶固本军饷的积欠银两，按期起运解送，务必顾全大局，不得再分彼此界限。”等语，钦此。由此仰见皇上筹划大局，思虑周密详审的深意。臣近日听闻僧格林沁在曹州战死，悲痛哀伤多日，心中无法释怀。恭承圣谕，筹拨军饷，暗自思忖时局危急，更增皇上宵衣旰食、焦心忧虑之情。臣无能效力，深感愧疚。

臣认为，曾国藩接手统领这支军队，有三点值得忧虑。僧格林沁剿办各股贼匪，专门依靠马队纵横驰骋。近来听说捻匪的马队多于官兵，其气势因而变得猖獗。曾国藩所部的楚军，专门练习步战，适宜在山径崎岖之地作战，而不适宜在平原广漠之地作战。况且楚军攻克金陵后，精锐士兵多半已散归家乡，却要让步兵抵挡骑兵，让新招募的军队抵挡气势正盛的寇贼，恐怕难以取胜。这是第一点忧虑。

曾国藩接手统领各军，恩义情谊不足以感动他们，威望不足以使他们信服。在仓促之间决断，指挥驾驭，进退随心，力量也有所不及。这是第二点忧虑。

曾国藩出身文臣，部署将帅，争胜一时，之所以能建立功绩，铲除大恶，都是将帅听从命令的效果。十余年来，将帅凋零殆尽，仅存的杨岳斌、彭玉麟、黄翼升、刘蓉等数人，都各自独当一面，无人能与他一起驰骋作战。曾国藩身处重任艰巨之地，却没有威名素著的将帅与他同心协力，共同渡过时艰。这是第三点忧虑。

曾国藩起初担任军旅职务，一切自立规矩，艰难筹划，军情利弊，亲自与将官商议。而营务处没有别的文书往来，军饷发放，酌情节省，由他一人决断，而粮台没有别的报销手续。凡此种种，实在是因为将帅都是他所提拔，兵勇都是他所招募，军饷一切都是他所经营，所以能在紧急时相互维系，在丰歉时相互体谅。如今统辖步兵骑兵众多，以备征讨，转运数省的军饷，以资供给。规模既已不同，事势更加艰难。而又正值兵乱频繁兴起，各省一律穷困之时。这是第三点忧虑。

臣愚昧地认为，曾国藩此次办理军务，大致需要建置的有两项。一是设立翼长。曾国藩规模宏大深远，居中运筹有余，临敌指挥实有所不足。应当选择地点驻扎，作为各营的根本。行军的节度，临敌的操纵，一概责成翼长。臣愚昧地认为，曾国荃担任此任，尤为相宜。因为他的名望已经确立，与曾国藩是兄弟，各营将帅都能共同信任，也依靠他权衡事势，通达军情，辅助曾国藩所不及之处。应恳请皇上命令曾国荃前赴曾国藩军营，帮助办理，以资共济。

二是设立粮台。协饷中应当催缴的，军需中应当筹备的，以及收支的繁杂，制造的取给，另外选派廉洁干练的大员主管。这样使曾国藩不被粮台事务纷扰心神，专心经理军务。臣愚昧地认为，降调的湖南巡抚恽世临担任此任，尤为相宜。恳请皇上命令恽世临督办曾国藩直隶、山东军务的粮台，凡有可以筹划军饷之处，听从其便宜办理，于事必多有益。

曾国荃攻城野战，功劳最为显著。他攻克金陵城池，环绕攻城数昼夜，攀城而入，巷战相持又一昼夜。兵勇之所以利于攻城，利在得财罢了。水陆四五万人，争先登城，谁都知道他们所得之财，运回私宅。又曾国荃所部不过数千人，其余将帅黄翼升、萧衍庆等，都另带一军，又怎能掠夺诸将的利益而独自占据。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么诸将必至愤争，军士必至怨怒。而臣询问黄翼升、李鸿裔等，都极力辩白其诬蔑。臣在军中久，见攻克城池，没有能以利归公的。处在饥乏之时，驾驭招募的军队，其势尤难。无故被加上贪污之名，致令恐惧忧虞，无以自解。臣私下为此感到哀悼。

恽世临久仕湖南，廉明精干，无论贤不肖，都深知其为人。他清理积弊，破除人情，立场严峻，躬任劳怨，而无一毫邀名见好之心。臣唯独信服他，勉力企及，而自愧精力百不能逮。却因偶尔违例的细故，致被有意蒙蔽的污名。臣认为，国家无事，一切以成例绳治天下，积久法敝而名实渐渐背离。整齐变化，责任在封疆大吏。如果于例无甚乖忤，不能不稍示变通，以求实有补济。只辨别其心之公私而已。臣往日见胡林翼、张亮基用人行政，一切破格行之，两楚转旋的大机，实在于此。稍一违例，而责以蒙蔽，使其心终以不白于朝廷，臣尤感哀悼。自古平大乱胜大任者，宏亮之才，忠贞之节，常不能见谅于流俗，而持议者遽取反复无稽之言，从容一节之失，加之苛论，消沮

译士庶百姓的心。而挫伤办事官员的士气。这又是圣明君主应当援引古例、印证今事，深深防范其弊端的地方。臣曾跟随僧格林沁在天津军营办理文书工作，从事一年多。又与曾国藩是至交好友。对于这支军队应当办理的事务，如果有所见解，不敢不竭尽自己的愚诚。至于曾国荃为人，颇具心计，居家治事，都很有条理，心怀忠义，见识理解尤其超出常人，决不是苟且贪利之人。恽世临曾在京师相识，并无深交，在湖南任职时，很少相见。但对于曾国荃、恽世临办事的才能，以及派往曾国藩军营必定有所裨益，则也了解得很清楚，信任由来已久。谨就愚见所及，详细陈述。臣自知声望浅薄、言论微末，冒昧进言，必定会遭受严厉谴责。然而像臣等这样的人，去掉一两个人，无关朝廷的轻重；而像曾国荃、恽世临这样的人，任用他们，必定对国家有益，废弃不用，只是让士人惋惜。因此愿意最终进言。至于奉旨协拨直隶军饷一事，先前因为直隶全境已经肃清，广东军务层出不穷，没有依据可以协拨。如今东匪猖獗，直隶筹办防堵，京畿重地，自然与其他省份协拨不同。臣应当会同督臣，从此次奉旨之日起，酌情筹解，以期望报答皇上的恩德。所有密谋大局的情形，谨写奏折呈报。恳请圣上鉴察训示施行。

译请求内外官员互相调用的奏疏 同治元年

给事中高延祜

我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是用内部来驾驭外部。内部权重则权势趋向内部而政治兴盛，外部权重则权势趋向外部而政治衰败。在内外权重的平衡之间，人才的聚集与离散取决于此，治道的升降也由此产生，不能不慎重对待。曾经考察历代盛世，其形势都是内部权重而外部权轻，所以外部官员被召入朝廷，被称为登仙。我朝建立政治制度和使用人才，内外均衡。近来因为财政不足，京官的俸禄收入不多，办公的饭银也短缺。情况随时间变化，于是出现了重外轻内的趋势。因此京官中有才能的人，都期望外放任职；外官中有才能的人，不愿调入京城升迁。况且京官获得保举通常很难，外官获得保举通常容易。日积月累，人才散失到外部，甚至内外隔绝，内部官员不了解外部事务，外部官员不体恤内部忧患，因循守旧、推诿责任，是有原因的。奇才不是每代都有，至于办事之才，内外都适合的，本来并不缺乏。只是在内部任职的人分担事务而无法自我表现，在外部任职的人独自承担困难而得以自我效忠罢了。现在京职从七品到五品，能够外放的，不过府道级别。但必须经历多年，或凭借京察考核，或凭借截取资格，都是按资历获得的。就像阎敬铭在户部，也只是按本分供职。如果不经过奏请调任，此时应该还滞留在郎署。而外官一旦获得保举，不出几年，就升至两司乃至封疆大吏。探究那些才能卓越、名望素著的人，如胡林翼、沈葆桢等人，屈指可数。其余也不过是认真办事而已。而这些人随保随用，未曾一次觐见天颜，于是只感激大吏的特别推荐，几乎忘记皇上的特殊恩宠。况且各大臣见识迥异，即使秉公保举，也未必都是良才。《尚书》说：“能够知道三种居心，灼见三种俊才。”孟子说：“见到贤人然后使用他。”这是说君主用人，应当广泛搜求并详细考察，不仅仅寄托耳目于他人。近来军务紧迫，各大吏保举的人员，从道府以上破格提拔，并免除引见请训，体恤他们到了极点。但对于古圣王真知灼见的道理，似乎还有未尽之处。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不可不核实其实情。臣愚昧地认为，对于外部保举的各员，如果一概命令他们进京察看，未免琐碎。不如内外互相调用来测试他们的才能。考察内部的人才，就任用部院大臣所保举的人测试外部事务。钱粮、军事、刑狱，都是考核政绩的凭借。将来功勋卓著，不妨仍然给予内部升迁。考察外部的人才，就任用督抚大吏所保举的人测试内部事务。谏官机构、机密院署，也是考察言论、询问事务的凭借。如果学识兼优，自然可以逐渐承受疆域重任。这样稍作变通，人才必然周知，任用不违背才能，不仅内外没有偏重的弊端，朝廷也能收到得人的效果。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伏乞圣鉴。

拟举荐人才奏疏

吴嘉宾

臣按《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君王的号令，如同出汗一样不可收回。《礼记》说：“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意思是君王的话，说出后影响越来越大，是众人所共知的。臣私下看到今年六月间，皇上特别降下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保举府厅州县属员。后来因为河南巡抚臣杨国桢保举十人，其中又有不堪保举的人员，蒙皇上降旨申斥，并通谕各督抚保举，不许冒滥。臣私下思考，国家想要保举得到合适的人，尤其需要慎重保举。圣训光辉，本末前后，非常周密。倘若各督抚都知道仰体皇上公听并观的心意，仍然严格遵守皇上循名责实的义理，自然能秉持公正和谨慎，没有人才就不敢错误地列入荐牍，有人才就不敢壅塞不上达。但臣看到近来臣下，确有见识的少，苟且迎合的多。刚看到皇上谕令保举，就轻率推荐多人，不知道精心选择。如抚臣杨国桢，就是明显的验证。等到蒙皇上训谕申斥，臣料想各省听到后，又将避免滥举的罪责，因而不敢保举一人，甚至以私心揣度圣意，姑且举荐一二人敷衍塞责罢了。臣虽然不敢说都是这样，但这确实是当今臣下的通病。如果他们果真如臣所料，对于诸臣持禄避嫌的计谋来说算是成功了，但对于圣主勤求治理、博访才能的宗旨，不又归于有名无实吗？追求保举却只得到滥举，开启侥幸的私门，这是一个弊端。禁止滥举却只得到虚举，阻碍敷求的明诏，这是另一个弊端。臣愚昧地认为，两者相比，滥举的弊端还轻。这是什么原因呢？督抚保举属员，他们的权力仅限于一次保举罢了。是否任用，决断于圣衷。以实缺的属员，获得虚名的保举，纵然在知人方面昏暗，所失尚浅。而皇上确实可以根据所举荐人的贤与不贤，辨别督抚的公与私。如果所举荐的人合适，就加以委任试用，既收得这几员干才的效用，又可以更加知道该督抚的贤明而信任他们。如果所举荐的人不合适，就加以诘责，既除去这几员庸劣之人的祸害，又可以显见该督抚的偏私而废置他们。这就是以小见大，因少验多，其所以彰显我皇上纲纪四方

译这样做的成效，难道不显著吗？近来各省的吏治稍微松弛，百姓疲敝，法令被玩忽。想要加以整顿，却常常感到缺乏人才。如果搜求不贤良的人加以剔除，那么官吏就会畏惧；如果再得到贤良的人来振奋激励，那么官吏就会勤勉。畏惧与勤勉并用，治理的方法才能彰明。古人曾说：“拔十得五”，意思是选拔十个人能得到五个人的效用，就已经算是很多了。既然如此，那么臣下所举荐的人，固然不可能完全得当，关键在于如何使用他们罢了。臣追溯查考雍正二年保举道、府、州、县官员的上谕，曾经命令总督保奏三人，巡抚保奏两人，并且不得将特用的人员进行保举。私下认为，此次督抚保举，是否可以斟酌限定人数，令该督抚出具确实的考核评语，密封保奏，归入本年卓异官员之列，送交吏部引见，恭敬等候皇上酌情分别记名或不记名。也不允许将曾经特用的人员保奏。这样，就可以杜绝滥举的弊端，仍然可以收到得人的成效了。

译我听说唐朝大臣陆贽说过：寻求人才贵在广泛，考核官吏贵在精密。寻求不广泛，那么任用时常缺乏人才；考核不精密，那么职责事业就不能办好。如果提拔任用容易，而宽容苟且不易，那么容易提拔正好足以广泛获得人才的资源，不会造成危害。如果不精通法制，而仅仅精通选拔人才，那么所精通的正好足以阻塞进用贤人的道路，不会带来利益。现在的保举之事，是为了广泛寻求人才。然而举荐之初，必定由总督巡抚负责。总督巡抚如果没有知人的明察，即使少举荐也不免出错；总督巡抚如果有知人的见识，即使多举荐也各有可取之处。

谕旨不许冒滥，而总督巡抚知人的见识，不可勉强，那么何如一切禀承于我皇上虚怀公正、明察秋毫的鉴视为得当呢？况且我还有进一步的意见，认为在保举之前求其详细，不如在保举之后求其详细，这就是唐朝大臣陆贽所说的“考核贵在精密”。保举的各位官员，如果蒙受引见，一经圣明洞鉴，自然必定立刻知道贤与不贤。但我仰体皇上慎重人才、至公无私的意思，认为考验的方法，不厌烦精密详细。《尚书》论述观察人的方法说：“通过言论来接纳，通过功绩来明试。”这两点，衡量当今，也有可用的。我愚以为保举的各位官员，在引见后，随即就在各位大臣的直庐，给予笔纸，令他们条陈地方利弊、风俗美恶几件事。只取事理明晰，不崇尚文采浮词。既因此看出这个人的才能，如果有片言值得采纳，也可以稍微扩大圣聪的万一。倘若言论谬误狂妄，就明白所举荐的人不对，严重的立即罢退。这样，那么外表装作能事的人，就没有理由滥进。这就是所说的“通过言论来接纳”。

各省地方吏治的繁简，今昔未必完全相同，适宜令总督巡抚并将亟须整顿的府厅州县确切查访，分别奏闻。如教匪勾结，由于保甲废弛，就选择教匪最多的州县；枭匪充斥，由于督捕废弛，就选择枭匪最横行的州县；水旱灾害凋敝，尤其需要安抚辑治，就选择征收最疲软的州县；军旅多次兴起，应当致力于绥靖，就选择冲要险隘的州县。像这类情况，断然由圣裁，随时发往试署，责令整顿地方，将原缺之人酌情改补。如果保举的官员，在这些地方，确实能治理有效，条教可观，舆情允洽，总督巡抚随时奏闻，优诏奖厉，加以升衔，或者展其器能，立即给予特殊提拔。如果不胜任，仍须改归简缺，以及因私罪被参劾的，将保举的总督巡抚照例议处。这样，那么仅托空言的人，也没有理由滥进。这就是所说的“通过功绩来明试”。以上两件事，是我书生迂腐谬误的意见，一并祈请圣明采择。总之保举的典制即使出自殊恩，考察的方法应当不拘常格，那么有才能的人更加知道鼓舞，没有才能的人不敢夤缘求进。而且把所称能事的人，放在现在多事的地方，不仅才略容易显现，实在对治理有裨益。这是皇上在保举中求绩效，而没有立即给予升迁，那么总督巡抚也必定在保举中选拔人才，而不敢稍徇私情。我的愚虑，总期于我皇上求保举得人，与慎重保举的意思，两者均收实效。如果有所得，不敢不竭尽诚意，为此陈奏。伏乞训示。

答陈寿卿太史书

吴廷栋

接到您的手书，借此得知您进修日新，欣慰之情难以言表。东省黄河泛滥为患，已成为每年的惯例，小民逃亡相继，捐赈日益枯竭，抚恤没有资金，深感内心愧疚。今年旱蝗，竟然没有成灾，实在是出于侥幸，您却错误地以此相夸耀，实在使我惶恐无地，深深自我警醒反省。如果萌生邀取名誉的念头，就会贪天之功，不仅自欺，也是欺天。只是这里吏治相沿，弊病痼疾已深，不大力激励廉耻的防线，从人心挽回，无法补救。我刚到任，只坦诚相待，凡一言一动，无不可使人共见。律己虽严，待人则宽恕，时常存有与人为善之心。只要能自己改正以前的过错，不追究既往。那些困苦的缺额必定加以调剂，要使下情可以上达，而兼听并观，虚怀纳善，起初并不一念自以为是。只有害民废事的人，则绝不敢稍自姑息，以博取宽厚之名。这是我耿耿不昧的衷肠，勉强可以让人谅解的。

我私下认为天生一世的人，自足供一世之用。培养固然在平时，而惩劝则在临时。确实使升降得当，好恶公正，即使处在积弊之余，只需去除极端，以激励其余，那么人心可以不崇朝而转变。那些工于揣摩迎合的人，必将移其营求奔竞之智，转为趋事赴公之计。只是絜矩之道，必求之上下左右之际，以证明所厌恶的，正不徒责之于人，而不知反诸身。那些殃民的人，确实应当嫉恨，利害也是人所共明的，贪而必黜，他们岂甘蹈之？这必定有所恃以无恐的，而且惩而不知儆，也必定有不能服其心的。这怎么可以昧于藏身之恕呢？我自愧力薄才弱，不能自副其言，只此张皇补苴，初无实济。如果竟知难而退，诚不忍上负特达之知。若稍迟回观望，又深惧下亏生平所守。这就是夙夜难安，而自

译深知自己无法胜任，辜负了朋友们的期望。只是目前因为陈〇夫都转暂时代理臬司职务，我深深得到了他的帮助。此前兰山、郯城的捻军气势嚣张，我们共同物色了几个人，调派前往办理，大加惩处打击，局势逐渐肃清，这也是他知人善任的验证。可惜他不久就要回原任，所以我难以越俎代庖。我只要一天没有离任，就会尽一天的心力。倘若最终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那就决不敢长久阻碍贤能之士的前程。您深知我的为人，对我的期望殷切，所以我敢直抒胸臆。这些话终究是不宜对外人说的。

译复张石卿中丞启

胡林翼

十四日奉到赐谕。开诚布公。如同武乡侯诸葛亮的心迹与本领。钦佩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贼匪于六月二十四日放弃道州。并舍弃永明、江华。传闻已到达桂阳州。而林翼接到二十五日军中将领的信。尚不知有此事。劳中丞接到二十六日道州诸大将的书信。说不仅不能追剿。也并不知道贼匪去了哪里。时势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谨就钧示下问的事项，简要陈述如下：

一、揆帅左右。没有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个有谋略的人。他们的忌刻倾险。全是内务府的气习。这确实不可与他们争权。从乌都护、江岷樵的话不被采纳。而把过错推给锺泉。就知道他无能了。不如暂且隐藏锋芒。等待他自取败亡。以败局来推算。应当就在现在了。我私下认为，阅历之深没有人比得上仲绅。揆帅一天不离开粤西。仲帅就一天不干预粤西的事务。拿古人极致的忠义来衡量。固然有不协调之处。然而委曲求全。保全自身也就是保全国家。如果操纵得宜。指挥镇定。能像胡默林笼罩赵文华那样。也是行军的高明算计。

一、坚壁清野。不用士人不用百姓。不能成事。士人百姓中难道没有欺骗我的人吗。难道没有败坏事情的人吗。然而兵将中狡猾的占十分之九。士民中朴实的占十分之六。近年官场混杂。地方官既少真才。佐杂官尤多庸碌狂妄。他们的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民本性未失。可以用忠义激励。楚地官员与百姓结仇。楚地百姓与官员结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疾视长官而不救助。只有勤于接见。决断壅塞蔽障。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官员。看待官员如同看待百姓。不论众寡大小。推诚相待。咨询谋划以观察他的见识。告知灾祸以观察他的勇气。面临利益以观察他的廉洁。托付事务以观察他的信用。了解人、任用人。不外乎这些了。近日人心逆乱，千头万绪。也难以穷究其去向。只有诚信到了极点。可以挽救欺诈的穷途。欺骗一事不能欺骗所有事。欺骗一时不能欺骗以后。不可不防备他们的欺骗。不可因为欺骗而对所办之事灰心。所谓坚贞稳固足以成事。况且赏罚分明。督促劝勉顺应时势。以大权驾驭。何愁不成功。没有注重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没有成效的。

一、卢忠烈公督兵大名、郧阳。他的得力在于坚壁清野。他的制胜在于亲兵能杀敌致果。傅重庵用碉堡制伏苗人。而训练丁勇一千五百人。趁机剿杀。兵威才振作。钧示招练如何可信。时日已迫。训练岂能一蹴而就。确实是深谋远虑。我私下认为襄毅治理广东。陶鲁参军所领的三百人。都是当时应募。而所向克捷。边战边练边守。练一天得一天的力量。练一人得一人的力量。百金之士。千金之士。确实难得。然而三年的艾草。也在于积蓄罢了。至于训练勇丁不可依赖。则在于驾驭的方法如何。统领的人如何罢了。国威长久不振。人心思乱。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是到今天停止。除了天天练兵。人人讲武。别无补救的办法。此说与专言守御的。确实可以互相为用。而共同成功。

一、间谍是行军的关键。而此事最难。其弊端由于安乐日久。没有能耐劳苦、壮胆智的人。甘愿蹈白刃的。更不可得了。来谕说我们一举一动。贼匪必定知道。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匪的举动。我不能知道。这是没有得到间谍的缘故。物色此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粗劣的食物。付给他金钱而不怀疑。野利枣龟。杖打至垂死而不后悔。他们用人之妙。用智之巧。实在值得玩味。我私下认为谋划于荒野则能获得。积累诚意可以通达。虽然不是一两个月所能突然办到的。然而没有求而不得的。

一、江岷樵昔年在京城乡试。背负死友的棺材而归。第二次在邯郸道上。送一位不曾谋面的浙江举子的棺材。他的品行节义。即使在汉代《独行传》中。也不多见。昨天已写信给岷樵。他风节优于天下。应当有感奋不能自已的诚意。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这是文忠公一流的人物。假如他真知。必定翻然应命。现在已经写信给他了。林翼才力极劣。伏望河海不择细流。刍荛不遗微言。所以敢就我所知。上陈于座右。一代伟人。必能宏济时艰。我们楚地幸运。天下幸运。

再者。所陈述的各条。其要点仍以用人为先。即使一技一能。也不可抛弃。不龟手之药。勾践借以破吴。善于挖地道。李光弼因以陷敌。信陵君得到侯生。石勒得到张宾。苻坚得到王景略。都是以一两个智谋之士。战胜攻取。然而必须不拘资格。然后丹书契中的斐豹。得以献其能。也必须宽其文法。然后怒攻主将的邓羌。得以立摧强敌。伐曹一役。晋文公诛杀颠颉而赦免魏犨。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格。实在是因为奇才难得。不容不对其间加以委曲罢了。

致汉阳府刘冰如书

胡林翼

林翼每念治理之要。贤才为本。如果不知

译寻求贤才，即使费尽心机、焦虑思虑，也属于荒废正事。您应当在日常事务中留心留意，如果发现有某一方面值得称取、某一行为值得称赞的人，请写信告诉我。国家寻求人才，就像鱼寻求水、鸟寻求树木、人寻求空气、口腹寻求食物一样。没有水、没有树木、没有空气、没有食物，就会一天不得安宁，进而走向灭亡；得到水、得到树木、得到空气、得到食物，就能生存。这个道理极其明白，只是人们自己不去体察罢了。

况且孔子教导说，各自推举自己所了解的人；周公训诫说，对人不要苛求完美。大抵圣贤之人不一定能求得，应以志向、气节、操守为主要标准。我曾论述过孔孟的教诲，注重狂放与狷介之人。狂放体现的是气概，狷介体现的是节操。有了气节，根本就已经确立，无论长短高下，都没有不合适的。

昨天读了听孙寄给您的家书，其中说苏州人做善事，只是羡慕名声；如果去除奢侈崇尚节俭，把虚浮的作为转化为实际的用途，还可以多养活一两万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致力于仁德，力量就不会不足”的道理。又说到旅居生活清苦，一分一毫也不贪取，不辜负父母的生养之恩；又说到豪富之人奢侈安逸，州县官员沉溺享乐、懈怠傲慢。这些话真是意味深长，这确实是立志守节的人。我内心向往之情，无法用言语尽述。

译与曾涤生侍郎书

分别已逾三个月，思念之情日益加深。书信往来频繁，只是徒劳往返。起初以为您的旗帜将驻扎在会城，应当可以稍微慰藉我渴慕思念之情，而关于腐朽宿弊的谈论，也能时常呈献在您左右。后来听说义军起兵，且等待来年春天，而战舰水师，未见成效。每当看到公文流传，想象您感怀世事、忧虑时局、焦心劳虑的深切心意。既钦佩您忠勤许国的诚意，也私下担忧您心力过度耗损，格局不够宏大，对于时局的艰难或许没有补救的办法。不能默默无言，姑且效法愚见。

如今天下共同担忧的，是军队没有平时训练，军饷没有预先充裕，所以没有依靠来作为铲除凶恶敌人的资本。这两点，人人都能说得出，而老兄今天急切地竭尽智虑、穷尽日夜来筹划的，大概也不出这两点。蓉愚昧地认为，当今的事势，妄自揣度所谓应当务之急、重要图谋，还有根本所在，不仅仅这两点为急。凡是兴办大事，应当先确定格局，抓住纲领，集中策略力量来谋划，使人人发挥他的智能，勤勉他的职事，竭尽他的材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所以用力不劳苦而事情已经全部完成。如今天下军队虽然疲敝，军饷虽然匮乏，得到合适的人任用他们，不难治理。所谓合适的人，不一定需要奇特伟大、非同寻常的才能，只要他忠实干练，粗略有才干，就可以根据他才能的大小，来配备器物使他用。如果确实委任适宜，优劣各得其所，即使不必有显赫可记载的功劳，而比较他的成效，即使是所谓奇才，也不能超过他。

私下认为现在招募的五千人，既然不能全部得到智勇双全的人，来充任将帅的选择，那么不如分为四大营，让罗山、璞山、伯韩、季洪等人统领他们。营官以下，听任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即使才具稍显疏浅，其势本来也可以兼管。其他转运军饷、督造战舰、支放口粮、修备器械之类，都选择贤能的人，区分而专门委任他们。纲纪既已颁布，职掌有所分工，大小人才，振奋兴起、归附，那么比较优劣而考核政绩，以安坐指挥就绰绰有余。所以虽然求才辛苦，但常因任人而安逸。

现在建议剿灭贼寇，也已经几个月，而格局部署，没有设施。计划已经穷尽于细微之处，而宏大的纲领没有举起。忧虑劳苦几乎表现在梦寐之中，而远方没有听闻。这是我之所以担忧您用心徒然辛苦的原因。

经营营务，既然依靠人才，谋划军机，尤其需要众人的思虑。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教导说：“各位只要勤勉攻击我的缺失，那么大概可以少犯过错。”他在政务闲暇之日，所忧虑所求的，尚且如此，何况在戎马倥偬的时节，万变纠纷，策划军事的机宜，争夺得失于顷刻之间，怎么能不广泛借助智慧，来辅助卓越的谋略？如今天下英杰瑰玮的人，远在千里之外的，既然不能迅速到达，近处的如郭伯琛、左季高、邹叔绩、吴南屏之类，本来应当罗致到幕府，以广开忠言益策。近来听说书信招延，偶尔涉及一两个人，但是没有人起来响应。私下奇怪老兄光明俊伟的见识，豁达渊深的度量，大概不是当时俊彦所能比及的，而豪杰之士，反而不乐意为您所用，即使往昔有相知之雅的人，也有的想引退躲避，而没有景仰归附的情意，能不思考一下其中的缘故吗？

求才不竭尽诚意，对待人不优厚礼节，用人不尽其才能，这三点是古今失去人才的大端。而有的人认为神机独运，颇缺乏虚己下问的诚意，成算自优，或许没有与人为善的意思，瑕瑜有时一并抛弃，清浊也苦于太分明，所以贤者没有途径输诚，不才者无处隐藏短处。考察众人的议论，往往这样说。认为应当稍微减损聪明，俯拾肤浅末节，大概怀奇者尚且乐于自效，输忠者不怀疑被轻视，众多士人景仰跟随，事情才能成功。不然，那么军队未起而势力已经孤立，军队未成而人心先涣散，孤孑一身，将和谁共功名、济艰险？这是我之所以预先担忧您辅佐之车缺乏助手的原因。

干事的是才，任事的是气。才的聚集，就可以役使天下的智能，而没有职事不举；气的旺盛，就可以战胜天下的艰巨，而没有功劳不成。现在贼党既多，贼气更加锐利，令行禁止，其势颇足以自我张扬，而我们用来应对的，人各一心，不相亲附，甚至彼此嫌隙，推刃相仇。以此较量，大概不待临敌对阵，而胜负的数，已经大概可知了。

近来中丞倡导四省合剿的议论，衡量事会，确实是重要图谋。然而不是当事者，共同矢忠诚，交相劝励，怎么能结千里之契，联数省之心，以倡大义而济时艰呢？晚近人情，只竞私意，语言文墨的细微，仪节周旋的细节，稍有违忤，动辄猜嫌，而国家艰大之图，疆圉安危之计，遂可置之不问。每有闻见，辄用喟然。彼浅量狭中之辈，所见固宜如此。尊兄度越时贤，识超等辈，而意气之竞，时或不免焉。此则区区之所深惜者也。

近来听说与当事者书信往来，多忤少谐，小有异同，辄相争执，或细故之失检，而督过之已深，道路传闻，颇乖夙望。蓉之不敏，尤所兢兢。私下认为国步艰虞之秋，君父焦劳之际，为臣子者，义当蠲除私忿，务矢公忠，况于小嫌。

译这哪里值得耿耿于怀。反而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我们同党所珍视的，若是小事上不能自我克制，那么大事又怎能成功呢？况且人们想要行善，谁不比我更迫切呢？用忠义互相勉励，即使是不贤之人，也将改变心意向善，努力依附于君子之道。若以苛刻的标准追究过错，即使是志同道合的人，也可能产生嫌隙，激化而演变为意气用事。所以说，用善行去征服别人，从来没有能让人心服的；用善行去涵养别人，然后才能使人信服天下。希望尊兄扩大谦虚公正的度量，来包容培育同辈；推广忠诚的心意，来奖掖末世的习俗。德行光辉所洋溢之处，众人的期望都会信服。那么仰慕道义的人，经过鼓舞会更加振奋；即使心怀私念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变。如果不这样，将会人人视彼此为秦越之人（互不关心），步步陷入荆棘困境，违背心意的遭遇，不仅仅是一方面而已。虽然孤忠自赏，但持守德行不够宏大，这也不是用来诱导众人共同走向大道的做法。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完备，所以其他人或许可以宽容，而对于老兄我则不敢宽恕。言语琐碎繁多，出于真诚恳切。只求您这位善于集思广益的君子，俯身赐纳，不要认为这些是陈腐、肤浅而一并抛弃。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译致恽次山中丞书

曾国藩

南坡兄近来安庆。呈递一份禀帖。详细陈述过去在江苏任职时。并没有不良名声。我逐一询问了元长、吴武阳、上江等县的士绅。都说南叟当年在这些地方任职。无可指责。只是寄谕并没有命令回复奏报。如果立刻附片辩解。反而多出一层雕琢的痕迹。只好批回复信以安慰他的心意。得空时再为他疏陈一二。大抵承担事务的人。决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诋毁。只有恩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节不逾越。不可因为讥讽议论而消沉坚毅的气概。衡量他人的人只求有一长处可取。不可因为微小瑕疵而抛弃有用的人才。如果对孤高的人过分苛求。那么平庸的人反而得以侥幸保全。我的见解如此。不知道您认为怎样。

致两司书

胡林翼

宜昌由陈守洪锺代理是合适的。安于常规顺应时势。本分供职。必定不会辜负期望。佐杂官员必定不能不遵循资历。不遵循资历。那么司中的吏胥。就会上下其手。从而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司中在遵循资历顺序补缺挨次委派之余。只需访求提拔那些名声特别美好的。参劾那些贪鄙太过严重的。就可以整顿。只是州县负有治理百姓的重任。决不可仅仅固守资历。重要缺额必须遴选人员。差遣委派按规定可以酌情考虑。如果说林翼等人有私心。林翼愿意承担罪责而不敢推辞。林翼早年从政。看到天下的督抚藩臬。每一个差遣每一个缺额。没有不照章办事的。也就没有不挟带私心徇情的。而且贫瘠艰苦烦难的地方。人们所抛弃的。还有轮候补缺轮候委派的人。而肥沃美好轻松的地方。都是捷足先登者所得。悬挂一个例子预先在例子之前谋划。变更一种说法以便在例子之外圆通。例子实际上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而不能杜绝所有的弊端。大概轮候补缺酌情补缺。轮候委派酌情委派。本来有两端可以趋避。而颠倒的心思。上下其手的行为。仍然在于督抚藩臬。过去在黔湘。看到藩臬某某。开口就说例子。比如某公在湖南。没有一件事不照例子办。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正照例子办。凡是京官有所嘱托。或者属吏有所贿赂请求。像鼓槌敲击鼓面。回应如回声。京城的信件早上到达。司中的牌子晚上悬挂。贿赂夜间传递。委任状早晨发出。甚至有不走出省门。就抓获盗贼十名。或者数十名。专门请托。而记功十次。或者数十次的。所以说遵循例子正好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林翼愿意破格而以一人承担罪责。

上胡宫保书

汪士铎

一只兔子的毫毛很少。其余都是绒毛。并不是整只兔子都适合做毛笔材料。昆仑山坚硬而空虚。采玉的人前往那里。曾经得到夜光璧。但是说它每一沙每一石都是玉。那是不可能的。咸丰以来。作战的都是楚勇。都桀骜强健有力。如果不编入军队。也必定揭竿斩木作乱。所以能所向有功。但也渐渐死去了。现在新集结的士兵。是莠民中贪婪懒惰的人。他们安于将帅的持重。以肥己其身。哪里有先登致果的气概呢。现在谈论军事的人动不动就说楚勇。难道也是沿袭过去的虚名。而没有深入考察实际吗。统帅士兵的是将帅。不是书生。谈论礼乐。敦厚诗书。现在不是时候了。考察古代。只有宋人喜欢谈论儒将。而宋的兵政最为虚弱。我曾经认为得到一百个韩范。不如得到一个韩岳。史册所载文人战绩。如果核实实际。不是武臣的力量。那又是谁的力量呢。现在因为罗李的缘故。而统领必定使用文人。却没有想到太平世道的英雄。即使他们的兄弟父子也不能继承他们的轨道。而想要一概求之于读书之士。不也太拘泥了吗。而重视临事恐惧的人。而不招募暴虎冯河的勇士。那些豪杰之士。怎么会低头下心于词章儒雅之前呢。乌乌鹊鹊。也是其中之一。善于谋划而成功的。美好的言辞可以交易罢了。现在营务处的谋划如何。无非认为静以待动而使敌军疲惫吧。这是主以待客的话。而现在我们是客。无论自我挫伤锐气。我们的军饷。怎么能源源不断呢。攻打一座城动辄两三年。而十余座城在一个月内失守。天下哪有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多的军饷呢。况且楚地的军饷从何而来。难道不是钱粮厘金盐课捐输所出的吗。上天固然曾经赐予多次丰收年。商旅也曾经出现在道路上。而日复一日。天时人事。怎么能常恃而无变呢。况且北方有捻匪。腹内有教匪。这些都是观察衅隙而动。等待我们的空隙。于是兵贵神速。反而主张迟滞。军队老迈军饷匮乏。不蹈江南徽宁的覆辙吗。疑信者不两立之势也。现在不信任人。那么不如不接受投降。既然接受他们的投降。就推赤心以待之。使他们为我们尽力而收其用。医生使用乌附。不是责备它参苓的补益。鸟的矢。马的勃。田夫孺子见到而不顾。等到使用得当。收效更快。没有其他原因。察病之机审也。良贾的懋迁也。必定选择市场上少有的。预先储存以博取利润。虽然不中度量。犹以备不时之需。而常能得到的人。则姑且置之。现在所缺乏的。是贩缯屠狗的雄豪。而汗牛充栋的是文人。也愿意急收刚决爪牙之用斯可矣。彼此。势之可知者也。成败。机之难决者也。我与贼不两立。我灭贼善矣。我不灭

译他们本是贼寇，却又无法招降他们，这无异于驱使他们继续为贼。他们身为贼寇，难道能安然地把我放在心外吗？我们的战争一定能必胜吗？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却凭空揣测他们日后会叛变，因此树立了眼前的敌人，这是第一种弊病。况且那些跟随逆贼的党羽，并没有为我效死的决心，不过是贪图掠夺的财富罢了。既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也想带着财宝回到故乡，做富家翁了。然而赦免跟随者，却未曾听说赦免他们携带资财返回，那么他们的党徒怎么能解散呢？

译赏罚是激励英雄的工具，而不是树立私情的工具。战国时期，秦国的风俗崇尚首功，于是开始设立武功爵，所以士人在外奋勇作战，冒着刀箭而不顾惜生命。如今士兵奋力在阵前作战，文官却坐着享受福分，水晶、孔雀石等珍宝数以千计，前史中对都督、职方官的讥讽，也不过如此罢了。这开启了不肖之人侥幸的心理，摧毁了武夫杀敌的志向。这使得名位器物变得苟且轻贱，有志之士羞于与他们为伍。这是以个人的爱憎来进行赏罚，而不是遵循大公无私的原则。这使得得到奖赏的人不知道荣耀，而攀附请托的人日益增多。这必然会把奖赏滥加于仆隶车夫身上，使士大夫与役使的下贱之人等同。这使得人们不奋发于忠义廉洁，而只求在长官面前求得宠幸。这使得朝廷用来招揽贤才的手段，被我用来苟且偏爱私人。这些都是极其不可取的。

如今湖北的官员，大多穿着破旧的车服在大营中，却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骏马去拜见其他将领。有的人表面上装作质朴无华，心里其实非常狡猾；有的人借宽大之名来施恩，却没有节制。他们掠夺我们的君主，盘剥我们的百姓，用来饱足他们的仆从。有的人把这里视为太平地区，又蹈袭以往松懈散漫的积习。一旦滥加保举，他们的欲望就没有满足的时候。从州县到道府，从道府到两司，从两司到开府，稍有不如意，就怨恨愤慨，无法终日安宁。一旦得志，就恣意妄为，自以为在皇帝心中，不反过来咬人，就已经是幸运的了。尾巴太大就难以摇动，花朵太繁果实就稀少。这也是在豆羹箪食之中，细微地察看他龌龊的内心。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呢？外面纷纷传言税收涉及到闲置的房屋和烟税，这不知道是否属实。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因为军饷不足吗？百姓的力量只有这么多，割取他们的皮毛来养兵还可以，剜取他们的脂膏来养兵，兵祸将没有尽头，百姓的心甘情愿吗？假如有奸民借机滋事，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呢？况且钱粮是正税，厘金是盘剥商贾，捐输是盘剥富户。如果是这样，那么贫富贵贱都难免，能不混乱吗？谈论利益的人不致力于进战，只谈论剥民。贼寇就在附近，如果军队前往其他道路，即使有军饷，又有什么用呢？甚至有官员借机盘剥，家丁胥吏上下其手，得以中饱私囊。所得的很少，所损失的巨大。对于这种说法，将如何解释呢？吃人参的肉能吃饱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是古人的往事。如今从京官到文士布衣，庇护在宇下的数以百计，估计都有见闻计议，而不是仅仅以迎合取悦为事。如果让人们进献他们的说法等待采纳，未必没有刍荛的一得之见。然而每月需要奉钱，手被钳制，口被封闭，或者只是斗筲之劳，吏役之事，求贤之心，未必是这样的。安居闲谈，不涉及公事，苟且偷惰，积累成为风俗人心的痼疾，而不加考虑。所收入的虽然微薄，都是湖北百姓的膏血。这是清谈废务的流弊。贤者如果真是这样，即使称之为不贤也可以。官职是用来处理实事的，而不是徇私情的工具。循善者是平时的良吏，而不是拨乱反正的用人。如果认为他不才，罢免他可以；重的话，治罪他可以。如果知道他不合适，却又姑且让他做事，这是爱国家的事不如爱私人。离开战争而谈论从军，土偶也能做到；离开战争而谈论谋略，土偶更能做到；离开战守而谈论保民，土偶也能做到；纵容恣意而谈论治民，土偶且乐于此了。亲兵是士兵中尤其勇健的，营务处是官员中足智多谋的，统带是才智勇力超出众人之上的。古人选拔士人，陈列三百斤的石块，一丈的宽度，五尺的距离，如果仿效这种方法，而一一吹竽，那么滥竽充数的人就少了。设置疑阵，临之以威严，蛊惑以利，置于危险之中，那么他们的才能、技艺、勇怯、机变就显现了。大将是无情的人，像农夫除草一样，不是种子一定要锄掉，怎么能以稗草妨碍嘉谷呢？

卷十七 治体十臣职

臣事论

梅曾亮

天下的祸患，不是事势盘根错节的祸患，不是法令不预先具备的祸患，不是财力不足的祸患。做官的人有不做事的心态，而把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这才是大祸患。如今四民之中，士人比农工商贾尊贵，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农工商贾都有急切成为士人的心思，那么当他们做农民时，田地必然不能开辟；当他们做工时，技艺必然不能精通；当他们做商贾时，有无必然不能调剂。然而天下的百姓，有自乐于农工商贾的职业，而把士人作为畏途的。那些士人有考试场屋的痛苦，有文字声病的学问，违背了程度，又有褫夺扑责的刑罚跟随其后。凡是士人深深忧虑以为大辱的，百姓都脱然而无患。那些百姓估量自身而苦于其事，有万不可以尝试的，所以甘心绝意，乐于其业而不迁移。如今做官的人则不然，没有愚智贤不肖的区别，而都有必定成为公卿大夫的心思。官吏的升迁，有的以年计算，有的以十数年计算，不是早上拜官晚上就能超擢的。然而他们的身体羁縻于此，而他们的心离开这个职位向上，不可以层层累计。有人做官十年而官职不调升的，那么乡里嘲笑他，而亲友为他减色。忘记本分苟且求得，相率成风。爵禄是廉耻的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