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吏政八守令中

译卷二十五 吏治八篇 守令中

从政要言

王凤生

令在必行

政令一旦发出，就必须执行。意思是说，政令必须确保能够执行，然后才颁布。如果只是繁琐地发布文告，而不针对具体事务认真办理，即便是严厉抓捕地方恶棍、禁止赌博驱逐娼妓，也只会让吏役饱私囊，助长刁民讹诈，对地方终究没有益处。我任职的地方，对于娼妓和赌徒，只要侦知他们的窝点，往往不动声色，借查夜的机会亲自拘捕，大多能有所斩获。只是禁令虽然严厉，总不准许差役及非分之人告发娼首赌头。即使告发属实，审讯结案，也务必追究他们因勒索未遂而告发的行为，给予责罚惩处。至于地方恶棍，是街巷百姓的祸害，拘捕一定要抓到人，惩治一定要用尽法律。行动要秘密，执行要有恒心，务必要挫败他们的锐气并铲除他们的根基，断不可姑息养奸。如果罪行严重而处罚轻微，治理与不治理等同，人们就会把法律当作儿戏，更加肆意横行。大概强悍的匪徒，有人把曾经犯案被官府抓获当作好汉的标志。严刑峻法，正适宜加在这类人身上。

刁风宜戢

民气应当使其安定，而不能放纵。有一类刁悍强健的人，往往借端挟制，聚众对抗官府。这虽然是官府平日疏于治理，未能顺应民情所致，然而如果在当场不用威严震慑并抑制他们的气焰，将会导致这件事逞强而别的事随之而来，这个乡镇受创而那个乡镇效仿，相沿成风，一旦败坏就难以恢复。官员能够治理百姓，全在于朝廷的名分。如果法律没有可敬畏之处，而官员更加被轻视，犯上作乱的行径，未尝不是由此开启先例。州县官员赏罚的权力，掌握在大吏手中。地方风气的败坏，往往始于一个端点。这又在于上级官员权衡轻重，固然不可庇护官员而压制百姓，尤其不可损害威严而废弃法律。

相机应变

天下虽然有粗野强悍的百姓，没有不畏惧官员的。现在不仅不畏惧，而且敢于冒犯，这一定是官员表现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或者意图太直露，言语太激烈，也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治理百姓的人如果遇到这种事，断然要有胆量有见识。任凭他们躁动，要用冷静来安定局面；任凭他们轻慢，要用庄重来面对。坐着不要退缩，行走要径直向前。只要自己思量平日治理百姓，本无怨恨毒害，总可以推心置腹、恳切晓谕，拨乱反正。如果神色稍显慌张，必然导致对方乘虚而入，酿成大案。浙江湖州府同知，分防乌镇，兼管嘉兴所属的秀水、石门、桐乡三县。那里风俗崇尚赌博，倚仗衙门作为包庇，甚至有以陋规贿赂官员的。经常在江浙交界、临河空旷的地方，搭盖棚厂，演唱女戏，聚集多人，赌具色相俱全，并招揽苏州、常州一带的花船百余只，继赌博之后又有嫖娼，从早到晚，由夜达旦，名叫“花赌”，几乎与福建的花会相当。富家子弟，往往被其迷惑，败光家产倾家荡产，而且多有盗贼混杂其中，用盗窃的赃物肆意挥霍，成为百姓的大害。而上下衙门的吏役，包庇非常坚固，无从觉察。我代理这个职务时，杜绝贿赂，严禁聚赌。然而这些人阳奉阴违依旧。此前虽然经过嘉兴、湖州府县访查听闻，都未能识破确切地址，无可奈何。我侦知实情，秘密前往亲自抓捕。随从的役吏只有十几人，都是暗中通风报信的人。我也知道却不禁止，让他们听到消息后潜逃。等到到达那里，果然有溃散之势。然而人数尚以万计，汹汹然好像将要拒捕的样子。我挺立不动，大声喝令晓谕，如果是旁观及被诱骗的人，准许他们走散，专门抓捕开设赌场的人严加追究。众人于是退避，纷纷像老鼠一样逃窜。于是将开设赌场的人抓获，发交县衙究办。从此赌风才收敛。这也是因为理直气壮，当场不显露怯懦，自尊而别人不敢轻视。后来我代理玉环县职务时，有个姓程的人喊冤告状，说自己的山上雇人割草，突然遭遇数百名棍匪，持械到山上寻殴，捆绑抢走二十余人而去，生死未知。当时因为控诉事关重大，恐怕差役冒失酿成事端，发文委派巡检率领役吏前往查访，并当面嘱咐要相机抓获解救。过了一天忽然仓皇而归，据称那座山四周悬海，没有船无法渡过，也只有一面有砍柴的小路可以攀登，狭窄曲折，仅容一人步行。官役的船，快到山脚时，就看见山顶人如蚂蚁聚集，乱掷土石，下面的人不敢仰视。船不能停泊，只得从悬崖返回。实际上没有说一句话，也不知晓事情的端倪。而原告更加因为被捆绑的人，恐怕被致死，情词迫切。于是传唤那人复审。反复推究，才据实供吐。那座山刚刚经前任在去冬判决归程姓管业，前次的禀报竟然抹去案件没有叙述。随即调取卷宗仔细核查，才知道玉环恢复之初，地广人稀，山业任人占垦，不计亩分。那座山周围十余里，每年所产柴草，值钱数百千。内除程姓有五分粮税，任其自行划分地亩管粮外，其余荒山，向来是附近五村居民，赖以砍柴为生。于是程姓忽然想以五分的税，妄图笼占全山。上年以粮税是他缴纳，山应归他管控为由告状，官府没有察觉，按照他所说的定断。所以次年割草之际，五村居民，邀集登山，与他争抢割草，将以命相搏。我阅览清楚其情，随即写下简明告示，命令各村天〇山长，黏贴在高高脚牌上，挨村肩谕，各令其家，将在山之人唤回，限两日内全行解散，而以所缚之人

译我将此案移送出去，另行审理判决。否则就先拘捕家属，并会同军营严厉缉拿，从重追究，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仍然亲自前往该村庄的适中地点，召集乡间长老，向他们阐明利害关系，使他们相互感悟，一一听从命令。于是将那些制造事端、纠集众人的罪犯，处以重杖并戴枷示众。那处山地判决仍由程姓按照旧址管理产业，其余山地作为官有荒地，任凭五村居民砍柴采伐，以此划定界限，永远杜绝纷争。这件事于是平息了。如果当时情况仓促到来，不探求事端的起因和末节，激怒他们就会引发变故，那罪责将归咎于谁呢？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警惕不安。

译拦舆呈禀

王德茂

州县处理拦车呈递的诉状，是最为紧要的关键。平时告期的词状，如果言辞激烈或违碍法度，胥吏不予登记，门丁不予传进，民情往往因此被压抑阻塞。凡是官员出署所到之处，车旁一旦有人呈递诉状，必须停下观看。那些可以受理的，令其等候批示；那些明显荒谬错误的，当即斥责并退还；那些应当受理，但必须等待录供的，令其暂时回署守候。因为地方官对百姓如同家人，父子之间近在咫尺，百姓想要表达的意思，无论是非曲直，都不应禁止他们不言。况且敞开倾听接纳的大门，杜绝嫌疑避讳的痕迹，境内豪绅劣绅、积匪巨凶，以及署中官亲幕友、家丁吏役，一切私下勾结舞弊的行为，都可以在所到之处得知。以全境百姓的耳目作为一人的耳目，明察秋毫没有比这更广泛的了。常常见到那些担任百里之官的人，因为拦车呈词没有代书和歇家，担心开启诬告架诈的风气，一概屏除拒绝。这实际上是懒惰图便，给胥吏门丁留下登记传进以索取规费的空间。我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欢喜钱

王德茂

当今世道，地方官职的肥瘠，大都是众所周知、众人共见的。正税之外，有必须依靠来办公的费用，不容易立即革除。其余一切陋规，在到任之初，急应痛切裁汰。保留一项陋规，就留存一个弊端。事情之所以扞格不通，情意之所以受到牵制，就在于这种迟回黏滞、不得解脱的状态。并非本官在此故意沽名钓誉以博取廉洁之声，要知道陋规的多少，实际上取决于弊端的轻重，分毫不能稍有差错。那一方送、一方收，沿袭成为私下的惯例，妨碍公务，固然不能因循沿袭。即使是僚友士民、吏役商贾，时常以诚意至诚相赠的，即使是薄物微仪，也必须在所必绝。因为合抱的大树，生于毫末；千里的堤坝，溃于蚁穴。同僚曾对我说：“做官实在能替人办事，对于无害于道义的馈赠，一概谢绝，实在觉得不通情理。”我说：“那么事后的馈赠，为何明确列入吏治的议论中？况且公事上应该办理的，就是自己分内应该办理的事，哪里关涉酬报呢？巧诈而通达，不如拙朴而耿介。”同僚说：“俗话讲‘怨苦钱’不可受，‘欢喜钱’可以受。您的话则是矫情，并非拙朴。”我说：“官员的廉洁如同女子的贞洁。身为妇女，在本夫之外私通一个普通人便是失节，私通一个品流贵重的人，难道就不算失节吗？”

官箴四则代曾中堂

李宗羲

审理诉讼贵在明察、公正，而尤其贵在勤勉。官员名声的贤良与否，常常取决于听断的勤勉与懒惰。随到随讯随结，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到任之初，首先禁止传唤词状。每逢告期，就应当在堂上接收词状讯问供词。如果情节支离破碎，就将词状掷还，或者加以轻微惩罚。既然准许受理，派遣差役不要超过两名。人证切忌株连。无论自理还是发审的各种案件，官员必须亲手记录一册，注明双方住址、原差姓名，以便随时查阅催促。小县必须每天讯断一案，大县必须每天讯断两三案。立下规矩，始终不懈怠。书吏差役延搁，就限定日期严厉比问；原告逃避隐匿，就照例注销。如果有自愿调处的，也听任其具呈和息。每到季度终了，将已结和未结的各案，摘录案由录报本府及各大宪备查。这样日复一日成为常态，一个月之内，可以结数十案；一年之内，可以结数百案。哪里还会有滞留的狱案呢？狱案既然没有滞留，百姓都会敬服，而缉捕催科，也就不难得手了。

有人说，过去的盗贼多是游民，现在的盗贼多是游勇，缉捕似乎有困难。不知道盗贼没有窝主就不能容留，没有线索也难以追踪。得到线索，盗贼团伙就容易抓获；治理窝主，盗贼的源头就自然清除。今昔情况本来没有特殊不同。然而想要清除源头，必须先弥补缝隙。平时编查保甲，整饬乡团，每条街设立一个栅栏，十家设一个更夫。听说有面生可疑、踪迹诡秘的人，或者改装暗访，或者命令捕快明拿。官员有捕盗的实际行动，盗贼自然不敢窥探其境，而以身试法。如果已经发生案件，通报不要隐瞒。一方面多派干练的差役，购觅引线，明悬重赏，必须全部抓获才罢休。然而总宜秘密迅速，否则盗贼已经远扬。破案之后，赃物供词相符，不论游民游勇，一概置于法度。而尤其必须严治窝主以断绝根株。如果缉捕能够勤勉，街巷安宁，不仅百姓感激，上级长官也必然从优奏请奖赏。如果纵容盗贼殃及百姓，只有被写入弹劾的奏章罢了。不要后悔。

阳城有言，催科是政拙的表现。后来的庸吏，就借此作为借口。不知道国家维正之供，每年有固定的制度。方今天下多事，需用浩繁，与其另外开辟聚敛之门而徒事烦扰，哪里比得上就这自然的利益而实力征收呢？然而想要百姓完纳，必须先禁止粮书浮收；想要禁止浮收，必须先减少自己的羡余。上面不营私，下面自然急公，这也是暗中相互感通的道理。我私下看见江南开征，往往任听书差先截留串票，官员不加查察。等到日久玩生，变成百姓欠变为书差欠，利益归中饱，小民苦于征敛的苛酷，本官承受垫解的累赘。以后州县务必改定章程，使小民自封投柜，庶几积习可以革除。所有额征地芦漕米杂税，逐一开折，注明某项已完若干，未完若干，按忙呈送各上级长官，这就是催科勤勉与懒惰的区别。

译就可以评定官吏政绩的优劣。你们各自努力吧。

译做官没有不节俭而能廉洁的。如果事事奢侈，势必侵吞仓库财物，增加钱粮赋税，剥削百姓的血汗，放纵自己挥霍，直到身败名裂才停止。然而节俭并不是鄙陋的意思，只是量入为出罢了。州县的收入，不外乎廉俸和余平。收入既然微薄，支出自然不能不节制。车马衣服，不宜过于华丽；古玩字画，尤其忌讳酷爱。每天进出的账目，必须亲自检阅。幕友则根据职位的繁简来酌情聘请。大县请一名刑名、一名钱谷、一名书启；小县刑名和钱谷兼办，或者再请一名书启。其余如朱墨、号柬、征比等席次，可以节省的就节省。官亲不可多留，应当酌情资助，早点送回家乡。大县的家丁不过十二人，小县六七人，只要足以使唤即可。这些都是节用的方法，也是切身的事务。确实能在自己身上少用一分，就能对百姓少取一分，而精神意念自然能专注于听讼断案和缉捕之中，哪里还会因利欲熏心而昏聩呢？

以上四条，言语都浅显易懂，事情并不难实行。不要表面奉承而暗中违背，不要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努力成为好官，以不负厚望。至于防微杜渐、明体达用，则有前人的官箴在，这里不再赘述。

论居官十一则

郭昆焘

清、慎、勤，是自古相传的官箴。然而如果不以“明”为主导，那么清廉只是自我坚守，那些假借威福来放纵贪婪的人，就无法觉察和禁制；谨慎只是处理事务，那些因迟疑而导致积压的人，就无法洞察和决断；勤勉只是办理事务，那些遇到繁杂困难而滋生纷扰的人，就无法清晰和有序地处理。有的人因为清廉而流于刻薄，因为谨慎而归于畏缩，因为勤勉而多有差错。不明察的弊端，势必会与不清廉、不谨慎、不勤勉的人殊途同归。而美名既然已经占据，罪责就无法追究，后来补救的困难，或许更严重。这是不可不辨明的。只有真诚才能产生明察，只有明察才能扩充才能。有诚心，就一定有真意；有真知，就一定有实力。实力所到之处，见识就充实；见识所通达之处，才能就显现。天下安于无才的人，一定是未曾真诚对待任事的人。

人人都以退让为贤德，朝廷设置官员是为了什么？任事是做官的责任，是当世所依赖的。同僚的嫉妒猜忌，也往往由此产生。君子坚守道义罢了，道义应当任事就任事，不因困难而自我阻止，也不因有能力而自我炫耀；道义应当退让就退让，不因有能力而自我炫耀，也不是为了隐藏才能而故意晦涩。先贤有言：心胸开阔而大公无私，事物来了就顺应。从古以来没有躲避祸患的豪杰，也没有收敛怨恨的圣贤。

一旦有自私自利之心，那么对国家大计和民生所期待的，愧对辜负的就多了。君子做官，上顾念君主，下顾念百姓，中也顾念自身。所谓顾念自身，不仅仅是善于保全宠荣利禄而已。他视自身为朝廷所倚任、百姓所依赖，就不能薄待自身，堕入一切苟且的行为。自我肥私的人就是自我污损，自我满足的人就是自我减损。循吏不为身家打算，而身家常常安泰；贪吏专为身家打算，而身家常常倾覆。君子在这里，可以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世俗官场有三种反常现象：对公事有益之举，往往规避处分，瞻前顾后而不敢做；等到经营私利时，即使触犯大典，冒着严厉谴责，也毅然去做而不惧怕。差役书吏倚仗他们为心腹，话必听，计必从；而对于朋友绅士的话，还没开口就已经格格不入，甚至视如仇敌。铲除一个蛀虫，惩治一个匪类，就借口好生之说，百般开脱，曲法保全；至于良民被株连拖累，颠沛流离，却漠然不动心。官箴的松弛，习尚的苟且，这最不可理解。必须去掉这三种反常，才可以谈论吏治。

勤奋能弥补笨拙，节俭可培养廉洁。这两者各自相辅相成。勤奋用于任事，那么精神就不向外驰骋，世俗的繁华就无法干扰；节俭用于持身，那么心境常常淡泊安定，闲暇逸乐的征逐就不是所追求的。只有勤奋然后才能节俭，只有节俭然后才能勤奋。上等的人充实它可以有所作为，次等的人遵循它也不失为有操守。按此条语意尚有未尽，大概勤俭二字，也不外乎以明察为主导，以真诚来实行。否则像俗吏所为，卤莽纷纭，越勤奋越显露笨拙；吝啬算计，越节俭越不能廉洁。正与第一条的流弊相同，尤其不可不辨明。

巧言令色、机巧圆滑的人，语言足以取悦人，使令足以如意。然而信任太深，必定受其累而不觉。虽然应对机变，有时不能不用这类人，但必须是我使用他们，而不能是我顺从他们。胡文忠公有言：使用贪婪欺诈的人，最终必定被贪婪欺诈的人所驱使。这个道理确实不易改变。知道他们是贪婪欺诈而使用他们尚且不可以，何况不知道他们贪婪欺诈而只喜欢他们巧言令色、机巧圆滑呢？朴实笨拙、木讷的人，平时好像无可取之处，而在紧急时刻可以依赖，始终不渝，常在这类人身上。不可不察。至于用朴实木讷来施行巧诈，世上也多有。这又在于察言观行，静心审察了。

知府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但他对百姓来说，比州县稍远；有考察官吏的责任，但他对官吏来说，比司道稍近。民间词讼，受成于州县；乡里愚民，对州县尚且

译获得公正的裁决。哪里还敢奢望其他好处。凡是控诉到府衙的案件，如果不是极其冤屈受压，必定是刁诈强悍、喜好诉讼的人，意图牵连拖累他人。所以上控的案件不可以轻易提审。州县受府衙的节制，但其上还有本道、两司、督抚。知府的是非判断，不能从督抚司道那里得到必然的支持，那么州县对待知府的态度，不过是表面恭敬以尊崇他，而未必内心存有严格的敬畏。身为知府，应当以正道要求自己，先有使人信服的心意。曾经用手写书信，互相劝勉，虚心接纳他们，用积累的诚意感动他们。上下同心，即使政治公平，诉讼也能治理好了。所以知府的职责，是率领州县宣布道德教化，教养士人百姓，推己及人，竭尽职责，这才是知府的目标。

译如今天下的官府衙门，没有不有陋规的。陋规是不合道义的，但沿袭日久，习以为常，即使有贤能之人，也无法禁止革除。这是因为其中也有不必革除的情况存在。依据情理衡量道义，权衡义利之间的适宜，对于那些危害极大的，即有害于人而不仅仅是有害于己的，必须拒绝，绝不能存有迎合世俗的见解；对于危害不大的，则保留下来，也不占据裁革陋规的名声，常常让自己得以安宁，别人也不至于嫉妒。

天下的弊端防不胜防，而仆从书吏尤其严重。事事都信任他们，他们固然能施展伎俩；事事都怀疑他们，他们又会反过来用相反的方法来试探。所以与他们作对，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因此，作为上级的人，不可轻易喜怒，不可预先存有定见，要平心静气，只以道理来衡量，让人无法窥测心意，也就无法试探。天天查究弊端，弊端反而更深，正是由于急于消除遮蔽，而不能自己澄清源头罢了。

下属官吏的劣迹，应当惩处；下属官吏的困苦，也应当体恤。不惩处他们的劣迹，无法伸张国法，缓解百姓的困境；不体恤他们的困苦，无法彰显公道，顺应人情。

有人能当面指出我的过错，其中必定不是毫无见识。一旦居官，前后左右都是私心讨好我、畏惧我、有求于我的人，即使诱导他们说话，还恐怕不能尽言，如果稍微露出不悦的脸色，谁还会进献直言呢？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是自身的忧患；言论没有人违逆，是政事的忧患。

候补宜随时留心，逢人咨询访问。省会见闻较广，关键在于能自得良师，不要急于署理事务补缺。正因为候补时间长久，才能立定脚跟。

首府，即候补州县的上司；首县，则是全省的领袖。这些人如果不是德行度量浑厚，必定是材识超拔，或者熟谙公事，或者练达人情。只要有一项长处，就应当请教。协助审理案牍，更是分内应当做的。

如果有空闲时间，就应当读书。先看省志，大概全局在心中，做事才有把握，不要因为纸上空谈而轻视它。至于律义精密，例文繁杂，不潜心探究，终究难以贯通。如果能加一二年工夫，那么公事到手，先有成竹在胸，不仅刁徒不能把持，奸胥有所忌惮，即使幕友也必定分外留心，受用正不可限量。如果不能全部通贯，那么名例、田宅、婚姻、钱债、盗贼、人命、殴讼、诈伪、犯奸、杂犯、断狱、诬告等条，必须参究。省志律例不可不读。

十户人家中有忠信之人，三人中就有我的老师。何况省垣是人才荟萃之地，仕途是人才争赴之所。我如果先施以礼，必定能获益。尹文端公所谓“虚心何患同心少”，真是阅历之语。同僚宜虚心咨询访问。

唐代以九品用人，宋代以十科取士。同心协力，哪里没有人才。科甲进士，自视甚高；其他途径进身者，依阿顺从他人。这是两方面的失误。总之，读书人未必都能成才，不读书人未必都是弃才。爱众亲仁，取长舍短。有志之士，自责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同异之分呢。

言语随地都应当谨慎沉默，何况官廨，而官廨更是众属耳目之地。放言高论，最容易犯忌，最应当谨慎。所说的话不当，不仅被识者鄙视，而且足以招怨惹祸；即使所说的话得当，忌恨者也会环集。官廨言语尤宜谨默。

在老成同官处，虚心求访贤友，再加以真知灼见，必定有所收获。如果纷纷推荐者，终究难以尽信。幕友须平时延访。

推荐长随的人极多，不妨从宽收录。先立一簿，写明荐主何人，并详细记录其住址、家属、年貌。择其老实稳练者，在寓所随时试用。如果有过错则遣散，大概多中选择，或许能得到指臂之助。然而终究不可假以事权，关键在于驾驭有方。长随宜随时体察。

随同审理案件，是候补的分内之事。至于面禀上司，斟酌轻重，则自有主事者。越俎代谋，既属非分，且恐先入为主，后难更移，尤不可不慎。案件未讯定不可先禀上司。

对本收呈词，侍香班，上衙门，乃候补分内之责。虽无与于公实，而有关于体统。如果鄙夷不屑，便失之矣。而且奔走习劳，终胜于闲居无事。至于代阅课文，更须精细。笔下刻薄，尤属非宜。衙参陋习不可厌烦。

差遣委用，有事为荣。上司每以此考核人材，所以为试用。寻常事件，固宜诚实。至于查办灾赈、访拏命盗案件，尤须于诚实之中，加以谨密。或不解事，不妨商之首府首县，及老成同寅。遇有差委，奉行宜谨。

候补官无所进益，今日多一分糜费，即来日多一分亏累。凡事争入手，节俭为尤急。寓中度用务从节俭。

今日候补所用之人，即将来得缺所用之人。须先示以准则，约以法度。即不可过从苛刻，亦不宜稍有纵弛。安静整肃，庶为得之。其要在自治始。寓中要整齐肃穆。

信友为治民获上之本，则择交宜慎。非声气结纳之谓。择其识见高明。

译处理公务干练通达的人，应当先加以任用，以获取他的益处。至于那些在紧急关头可以倚仗的人，往往大多诚恳朴实、不事浮华，言语质朴直率，尤其应当恭敬地对待他们，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选择交往的对象，不可以不慎重。

译候补官员没有地方行政的责任，却办理地方的事务。本地的绅士，不能断绝与他们的交往，那么形势之间，确实应当留意。言语尤其需要缜密，并且用人也应当防范为宜，嫌疑不可不回避。

上司的公文，或者会同印官申报回复，或者单独署名申报回复，固然可以。至于往来的书信，常常懒得回答，这也是因循守旧的开端，不可开启。提笔写信，顷刻间的工夫，就能跨越遥远的云山，在几席之间商量事务，怎么能废弃这种做法呢？如果得到实缺后，应当将平日交好、应当通信的地方，分别亲族、年辈、各种情谊，开列一个册子，详细注明其家属的名号、排行，保存在书启幕友处，才不至于出现差错。〇应当亲手修改，誊写正本之后，也必须过目，以防讹误。通行的书信必须详细谨慎。

游玩嬉戏、追逐享乐，每天挥霍万钱，奢侈之风渐渐打开，人们也困于酒食之中。朋友来往，一杯清茶，就足以助长谈兴。好友投契，不在于宴饮聚会。宴饮聚会应当节省。

有来无往，是失礼。客人来了却用其他借口拒绝，更是失礼中的甚者。况且与人交往，可以广博见闻，增长才识，获益更不浅。预先告诫守门人，不要蹈袭习俗，客人应当每日拜访，客人来了应当相见。

至亲的亲属女眷，自然应当往来。如果是普通的交情，何必奔波劳碌。不但花费钱财，而且滋生口实。即使是仆妇也可以不必往来。女眷不宜往来。

内宅的话传出外门，多由本地女仆传话。候补期间固然不可用，得到实缺后更应切戒。不可用本地女仆。

寓居之地与家没有两样，一切任用仆辈，则事事废弛，求整肃也难了。有眷属的，责任有所归属；无眷属的，分内之事应当亲自料理。寓中的事宜。

吏治的好坏，系于州县。朝廷的选拔授职，大吏的甄别举荐，看待其他途径尤其重视。他们起初都由科举进入仕途，每省分发不过数人，随即依次得到实任，没有终身候补、徒供奔走的人。所以谈论吏治的人很少涉及他们。自从军功竞相进用，捐纳条例广泛开放，杂流壅塞堆积，大省动辄以数百人计。补缺没有期限，严重的甚至求供奔走而不得。旷日持久，坐废无用，逐渐陷入重困。于是钻营倾轧，无所不至。他们自己对待自己既轻贱，而在上者也就鄙夷地看待他们，一概衡量，不加整饬。把有土之长的官吏，等同于无业的游民。官方的尊严被玷污，吏治被毁坏，相习成风，积重难返。今天谈论吏治，必定要从候补官员开始。这篇文章所说的，还没有完全涉及近时的流弊，而学习之后从政，略具大端，急切记录它来作为初仕者的勉励。

蜀僚问答

刘衡

有人问治理政事以什么为先。回答说：天下的祸患在于贫穷。百姓贫穷无法生存，就会轻率地触犯法律。我们儒生身列仕籍，有牧养百姓的责任，道理在于体恤百姓的贫穷罢了。能够体恤百姓的贫穷，使他们不触犯法律，就治理好了。

有人问如何体恤贫穷的百姓。回答说：只要谨守《周礼》中“保富”两个字罢了。大概富民是地方的元气。县里有富民，那么贫民就依靠他们生存。县里富民多，就省却了官长体恤贫民一半的心力。所以保护富民就是体恤贫民。

有人问如何保护富民。回答说：只要力图兴利除弊罢了。大概兴利那么富人更加富裕，除弊那么富人不会贫穷。所以都是保护富民的要务。然而兴利不容易说，我所见到的只有现任陕西巡抚杨中丞以前任汉中知府时，督促百姓栽种桑树亿万株，几乎真是能实心爱民、为长远打算的人。除此之外不多见了。那么我们所能勉强自主张的，只有除弊吗？

有人问除弊以什么为先。回答说：禁止棍徒蠹吏诬扰良民罢了。大概富民多孱弱，害怕吏役如狼虎。棍徒蠹吏等窥探他们的底细，相互勾结，视他们为鱼肉。严重的甚至暗中串通官员的门丁，诬陷恐吓，以夺取他们的钱财而破败他们的家。这种弊病所在皆有，依赖主管官员，有办法除其弊而保护他们。

有人问富民涉及诉讼，为什么竟然破败他们的家呢。回答说：富民涉及诉讼，不必是命盗大案被诬陷，即使是寻常小事，列名邻居证人，就可以破家。假如有家累千金的人在这里，古人有话说：百金是十家中等的财产。千金十倍于百金，近乎富裕了。然而千金之家，其每年产业，所得利息不过三五十金，多也不过七十八十金。而每年事务、牲畜、衣食，以及工匠雇佣，与亲戚朋友往来应酬，处处需要钱。这样每年的利息，仅能敷用。一旦涉及诉讼，往来盘费，在城饭食，以及书差临时的索诈，私锁私押，百般凌辱威吓，不给钱不行。有事后之酬谢，案件结束后仍然私押，不释放让他们回家，种种花销，大约一次诉讼的费用，至少也需要数十金。而这数十金，富民未必储存在家中。必定临时借贷。那些放债的人，难得仁厚之人，大率乘人之危急，多索利息，扣去本钱，往往七折八扣。良民需用甚急，图救目前之厄，不得已含泪写借据。大抵诉讼者借得实在钱不过三五十千文，而借据必定虚写八九十千或百数十千不等。这债既借之后，变为附骨恶疽，偿过本钱，又将尾欠之利息卷算作本，勒令另换一借据。不出十年，积至四五

译花费百金。而富户变卖产业了。产业一旦变动。不到家业彻底断绝不会停止。那富户的贫困窘迫、产业断绝。虽然在十年以后。而导致他们贫困的原因。却在十年前进城涉讼的时候。还能说这不是破家吗？这都是父母官未曾研读律法。不能禁止讼棍蠹虫扰害。而在接收诉状时。不能批驳诬告言辞的过错啊。能不慎重吗。

译有人问：驳斥呈词，也是保全富户、安抚良民的方法吗？回答说：这是最紧要的地方。地方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自然应当在大堂亲自接收呈词，及时批示。如果拖延到三天或五天后才批发，那么这份呈词还没批示，另一份状纸又来了。在这几天内，书吏、差役、讼棍、蛀虫等人便趁机作奸犯科，甚至有用贿赂买通批语的说法。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哪里比得上在大堂亲自接收呈词，在接呈时，向告状的人逐一详细审问，即运用“五听”的方法，有时用盛怒震慑他们，有时用游移之词试探他们。那些打官司的人大多是乡间小民，初次见到长官，讼师的浸染还不深，他们的本性还朴实，胆量还怯懦，说话也迟钝。真假是非，不难立刻剖明。比起传唤案件集中讯问的时候，真情更容易获得。那些理由不充分的人，在批语中逐层指斥驳斥，文字不厌其烦，当时就张榜公示。那些情节支离破碎、有心挑拨的人，立刻取保立案，立即给予轻微惩罚。自然可以破除刁民的胆量了。

有人问：做官的三字诀是清、慎、勤，以哪个为重要？回答说：三者都是做官的要领，而勤尤其重要。不勤，事情就会多有拖累。百姓害怕拖累，不必是命案、盗案等重大案件，即使是寻常的户婚、田土等小事，也不必名列被告，只要名列证人，就足以破家。衡先生所拟的理讼十条中的第三条，曾谆切地讲明了“勤”字的道理。其余九条，无非是推广“勤”字的意义。至于官员如果真的爱民，那么还有一个字最要紧，叫作“简”。因为官员以一人治理一县的事务，即使是最小的职位，案牍也必然很多。讼棍、蛀虫趁着官员事务繁杂冗杂，便敢作弊害民。最简便的方法，自然是以前面所说的多驳斥呈词为第一要义。其次，不如在传唤人证时，挑选那些不太要紧、牵强附会的人，酌情摘出，免除他们传唤到案。在传唤票上，其姓名旁边，钤用“此人不必定令到案”的印章一颗。又在票尾写明“今将不必定令到案的人证共若干名开列在后”。然而仔细想想，与其在差票中摘出免除到案，不如在批呈时，就将某人不太要紧、似是牵强附会、可以免除传唤到案的缘由，批在词尾张榜公示，尤其简易，尤其能保全富户、安抚良民。

有人问：前面所说的，我们谨记在心，已经得其要领了。然而这些都是为百姓谋划的，也有为自己谋划的方法吗？我们既然求得一个官职，家有父母不能奉养，子弟不能教育，敢问方法如何？回答说：这没有比节俭更好的了。曾经看到穷书生到任后，轻信门丁捉弄，任意挥霍，衣服车马仪仗随从，件件讲究，又好馈赠往来。他们以为广交馈赠，可以树立党援而邀取上级青睐吗？不知道圣人在上，各级长官洁身奉公，我如果能尽心爱民，整顿地方，上级长官自然应当给予特殊恩遇，哪里会计较各属馈赠的有无丰薄呢？至于衣服车马仪仗随从，则尤其不必讲究。我们既然已经得官，即使穿着千金之裘，对我有什么增加，又能打动谁呢？即使穿着破衣破轿，对我有什么损害，又怎么会招人厌恶呢？如果性好华丽装饰，但须每年将补服换用新鲜的，就足以显示观瞻了。如果认为讲究衣服车马随从，或许可以打动百姓的敬爱吗？不知道百姓对于长官，勤勉而清廉的，就爱戴他、尊敬他。至于外表装饰衣服车马随从，百姓反而厌恶他、非议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百姓的血汗。这都是无识门丁卑贱下流的鄙陋见解。曾经看到有人刚刚得官上任，任意挥霍，事事以华美丰腴相尚，只求好看，最终入不敷出，私债渐多，不至于亏空挪用公款，连累亲朋不止。最终自身遭受监禁追缴，家产被抄没，子孙贫乏，以至于不能自存。这都是不节俭所导致的。试想我们做馆舍糊口时，每年所得不过数金数十金，也须度日养家。一旦做官，养廉银所得，至少也有六百金，多的则有千金八百金。何不追想居馆时的寒俭，仿照实行呢？何必自投于债窟，甘受法网呢？况且不节俭必然不能廉洁，不廉洁恐怕招致奇祸，岂止是监禁追缴、抄没家产而已呢？我们做外官，节俭是第一关键。这个关口持守不严，那么一切都不值得观看了。再想想，节俭这一字，不但外官应当谨畏，部院京官，俸禄不多，尤其应当恪守。须知衣履稍不华丽，君子爱人以德，同僚中绝不会嘲笑我。即使嘲笑我，也是嘲笑我酸腐罢了。酸腐是秀才的本分，况且家风如此，有什么害处呢？那些嘲笑人节俭的，都是卑贱下流无识之人。我们是京朝官，难道为了博取下流人的欢喜，而堕落素守、改变家风吗？

有人问：陋规可以收吗？回答说：有可以收的，有必不可收的。大抵出自百姓的，或牵涉讼案的，必不可收。如命案夫马钱，两造出结钱，代书戳记钱，以及坐堂礼之类，都出自百姓，而又牵涉讼事，则分毫不可收受。必须彻底革除，才能保全富户而安抚百姓。又管理钱局，局内炉头等人所出的陋规，虽然无关民讼，但关系钱法，也必不可收。至于典当烧锅，与行户验帖，旧

译巴县向来有规钱的陋习。既然不向百姓征收，而且对诉讼事务完全不干涉，似乎没有妨碍，接受它可以用来补贴公家费用。然而，巴县向来有行户查验帖子的旧例，每次可以收取三四千两银子。我担心行户因此拖累客商，便毅然废除了这一陋规。因为我们做官，一切用度，有随着官职而来的固定开销，名目繁多，势必要减少节省开支。如果将看似无害的陋规立刻裁革，必定不够使用。倘若将来陷入窘迫时，又想恢复这些陋规，那就是出于开创而非沿袭旧例，反而会让民心惊骇诧异，从而导致民怨沸腾。所以不能立刻废除。况且废除陋规，绝非易事。官员想要废除陋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恐怕地痞恶棍听到风声，反而转向那些缴纳陋规的人勒索诈骗，谎称：“我出若干钱给我，我有门路，能让官府永远裁革这条陋规。”那人听到后，欣喜过望，没有不落入他们圈套的。官员不知道内情，以为是自己裁革陋规，为民除害。却不知道地痞恶棍已经先勒索到大量钱财到手，那些原本缴纳陋规的人，反而多出了钱财。我以往在外省游历，深知其中的弊端。所以在巴县废除行户陋规时，默默记在心中，不与任何人提及，也不让任何人知道。仍然唤来书吏假装对他说：“我要传令行户领取帖子，你可以将行户领取帖子的旧案卷送来核对。”等到书吏送来案卷，我抽出卷宗进入密室亲自核对，得知旧领行帖有多少张，现存行户是谁，开设在何处，录下一份清单。于是亲自撰写免除查验行帖的告示，召集衙门中的亲戚朋友在密室里誊写正本，亲自加盖印章。发出一道票令，挑选一名年轻、刚当差、不会勒索诈骗的人承办，将告示分发给各行户，每行一张。地痞恶棍没能诈骗到一文钱，都咋舌惊讶，认为这位官员办事老练厉害。从此地痞恶棍丧胆，前任遗留十几年难以结案的案件，经我提审，没有不立刻结案的。因为地痞恶棍不敢像以前那样从中作祟、挑唆刁难了。而新审理的案件，更是势如破竹。

译有人问：上级官员不必馈赠，那些旧有的常规开销可以节省吗？回答说：绝对不可节省。就像道台、知府不直接处理民事，原本不必聘请幕僚，但因为各下属州县有申报详情的案件，还有下发审理的案件，不得已才聘请幕僚。所以上级官员聘请幕僚，是为了各下属州县。如果一定让他们自己出这笔幕僚的薪水，不仅于理不合，于情也不协调。所以绝对不可节省。我从前见过有削减知府幕僚薪水的，遇到疑难大案，知府的幕僚袖手旁观不办理，那位知府是个君子，也冷淡看待，不太关切。那人竟然因此被降级罢官。这是旧规绝对不可节省的明证。我们也不必额外增加，只沿袭前任的旧例执行即可。因为这样既不妨碍施恩，施予者不能说是行贿，而收取者不损害廉洁，接受者也不能说是受贿。况且数目不多，又有什么妨害呢？

有人问：州县的仓库中，以什么为重？回答说：粮仓为重。因为百姓以粮食为天，谷物就是性命，粮仓就是百姓的天，百姓的命。贤能的同僚将来得到官缺，与前任官员交接时，如果库银稍有不足，还可以设法弥补。粮仓的粮食不足，如果有急需，用什么来应对？恐怕会妨碍民生，决不应马虎接收。即使以谷价抵充，也不应接收。如果已经接收了谷价，在两三个月内，必须买补完足，才算有备无患。否则贫民无法生存，富民必然不能安居乐业，难保没有意外变故。如果前任粮仓内既缺粮食，又没有移交谷价，那么或者筹款，或者劝捐，总之以迅速买补为要。

有人问：近来各处官员，偶尔修缮祠庙、桥梁、道路等工程，遇到富民犯法，就罚令出钱赎罪，罚得的钱，用少许充作公用，而大半装入私囊，这种做法可行吗？回答说：绝对不可行。借充公之名，作为攫取私利的开端，又明目张胆地施行，这是小偷小摸的手段。我在四川到任时，曾发誓并告示，恳切地陈述这个意思。况且条例规定，罚谷若超过十石，罚钱超过一万文，就必须奏报朝廷。如果隐瞒不报，另经发觉，将严加议处，重的革职，仍按赃物科以枉法之罪，轻的也降职调任。又在道光四五年间，钦奉皇帝谕旨，申明旧例，严禁各州县罚赎。皇上的话语光辉，法令严切，自爱爱民的人，能不谨慎吗？我担任地方官数年，同僚中有称赞我廉洁的，管辖的士民中有夸耀我清廉并写成歌咏的，我不敢当。唯一可以自问无愧的，只是这一节没有罚人分毫。二十年来可以无愧于衾影，上对得起君父，下对得起民生。因为我治学的宗旨在于保护富民，罚赎的钱都出自富民，所以毅然有所不为。希望各位君子不要堕入时下的流俗。

鄂吏约同治二年代严中丞作

方宗诚

从来气运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风俗；风俗的淳厚与浇薄，取决于吏治。吏治是用来维系风俗、巩固气运的。所以善于谋划治理的人，一定端正其根本；善于消除动乱的人，在于清除其源头。高级官员重视考核的常法，那么四海就能蒙受和平的福泽。我不才出身于地方官，遭遇时局艰难，愧蒙特殊恩宠，屡次担任疆域重任。虽然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任，但志向急切于匡正时局，常击楫中流而兴起悲愤，也枕戈待旦以等待天明。所愿的是集思广益，开诚布公，同僚间协和恭敬，同心协力共渡难关。鄂省处在江汉的要冲，西通秦蜀，北达河淮，南扼沅湘的咽喉，东踞吴越的脊背。用兵十年，才刚刚廓清。然而风俗败坏，百姓疲敝，邻近的烽火尚未平息。不安抚内部不足以抵御外患，虽然处于安定也不可不忘记危险。治理盗贼必须先治理百姓，端正自己才能端正外物。所以官阶序列应当有序，官箴应当遵守，官场应当肃清，官邪应当警戒。难道只是占据职位、领取俸禄，随大流进退而已吗？凡是我同僚，必须念及朝廷授予职任的心意，黎民百姓急于公事的原因，无非是希望他们保护百姓、保卫国家，大力救济艰难。况且如今皇上宵衣旰食、忧劳勤政，盗匪充斥，民间受苦，士卒冲锋。我们各自都有天良，岂能忍心坐视百姓饥溺，而不思为民除害、为国培元呢？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古来寇乱之际，那些平日图谋富贵、沉溺安乐而对人世无益的人，哪里见过能自保的呢？晋代骆统说：“天下都饥饿，怎忍心独自吃饱。”宋代范文正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然不聪明，愿与各位君子以实心行实政，以修养自身来修养他人，以仁厚确立治理的基础，以明敏寻求治理的方法，以强毅承担治理的术数，以贞固成就治理的功业。上行下效，大官法度严明，小官廉洁自律。平时培养元气以平定内忧，临变鼓动正气以抵御外侮。然后上不愧为君主的臣子，下不愧为百姓的父母。举荐不酬报功劳，是大吏的过错；惩罚不滞后于时，是大吏的责任。各位如果能竭诚奉职，为国忘家，我断不忍心遮蔽贤才，使人才久屈于下位。如果只顾自身便利，不体恤民间疾苦，我也一定奉公执法，不稍加徇私。现将吏治切要之处，恳切申明，条列如下。各位君子尚且努力吧。

一、操守不可不严。做官的道理，首要重视清廉。清则能明，廉则能正。不清，则利欲熏心，理的是非、人的邪正、情的虚实

译事实的利害关系，都不能辨别，必然会有把直的当作曲的、把曲的当作直的。不廉洁，小人就会用利益引诱他，并且能够控制他。身居高位就受制于下属官员，担任地方长官就受制于门丁和书吏差役。自己不能端正，凭什么端正别人？罪恶积累在上层，怨恨聚集在下层，祸害归于百姓，利益却填满私囊。自己所得不过一分，百姓所受的拖累却不止千百倍。近来州县官员刚到省城，就打听哪个职位油水足，哪个职位清苦，巧妙地趋利避害。一到任上，一听到减免赋税的诏令，或者偶尔遇到发放赈济，先存有含糊不清、侵吞克扣的心思，作为偿还旧债的手段。居心实在不可问。更有嘴上不说钱，遇到案件就罚款，名义上充公，实际上落入私囊，这与贪婪赃物又差多少呢？不知道贪污致富，不过是为了暂时的宫室华美、妻妾侍奉罢了。终究贿赂公行，必然败露，白白损害自己的德行，败坏自己的名节，而且使子弟陷入骄奢贪婪，不知艰苦，必将淫乱放荡，无所不为。官囊虽然充实，怎能长久保持？况且如今寇乱四起，金钱充盈的家庭，往往遭受祸害最烈，而以贪婪致富的人，尤其被众人侧目。与其成为身名的拖累、子孙的灾难，不如清白自守，身名都安泰呢。

译把关防不可不严密。大凡名列仕版，难道都是甘愿受污名、不愿做清官的人吗？但是一旦做了官吏，一举一动、一言一默，周围窥伺的人不知有多少。稍不留心，就会被人钻空子，弊端丛生。对内，子弟、官亲、幕友，应当防止他们干预公事、在外招摇；对外，书吏、差役、门子、约保，应当禁止他们倚仗权势吓诈、借端勒索。门印、签押，必须选择质朴诚实的人担任，不可给予丝毫权力，并且不准与刁顽的生员、劣等的监生交往。如果绅士因公来见，必须请进公所，与他们讨论是非，虚心采纳意见，而不引入私室。这样既避免了信息闭塞的祸患，又杜绝了勾结的根源。然而必须勤勉谨慎地自我约束，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人们才无法趁机作弊。如果不是这样，处处都是弊端，防不胜防了。

仆从不可不裁减。大凡州县官的任命刚刚确定，同僚无不共同推荐家丁，甚至辗转托付，不了解其性情，也不清楚其籍贯，这是通病。不知道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费用，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弊端。等到人浮于事，无处安置，闲散之徒往往产生不满，拂意而去，散布谣言。上级官员不察，信以为真，官员的名声因此败坏。这在于未出省之前，酌情考虑职位的繁简，以确定人数的多少。简缺不超过八人，烦缺不超过十二人。派定专职，名单贴在墙上，使众人清楚。那些无名者，自然不能跟随赴任。而且人少，约束就容易周全，防范就容易严密。不然，广收滥用，有不成为地方祸害的吗？至于差役的数量，尤其必须严格核查卯簿，不许过多，更不准有“白役”之名，依附在总役之下。只要能裁革一两个害民之役，就能保全无数良民。这都是正本清源的要务。

听讼不可不勤勉。做官的人想要获得民心，先从审理诉讼开始。积案不断，刁诈之人得以欺弄愚懦，拖累殷实之家，使贫者旷日持久，富者耗费钱财。讼师、猾吏，从中牟利，百姓的元气耗尽了。这在于作为牧令的人，勤于听断。命盗重案，允许随时喊禀。一切婚姻田土案件，都在三、八日放告。断不准传唤词状，以杜绝诈伪的弊端。也不许拦轿喊冤，以杜绝搭台之风。每逢告期，亲自接收诉状，虚心审问。理屈词穷者，责骂驳回不准。即使有理但非大不得已者，也必须委婉劝解，告知利害，不让争讼。如果遇到原告递交词状，而被告恰好也来诉冤的，就将双方的词状提出，让双方站在堂下，等接收词状完毕，传唤对照词状质讯，登时即可了结，省却无限纠缠。那些真有疑难冤屈的，立即发出传票传唤人犯，载入差票簿中，按规定计算日期，宽限限期，不许拖延以从中取利。超过期限的，立即惩罚原差，毫不宽贷。至于人证株连，这个弊端尤其应当痛加革除。每份诉状到手，仔细阅览，无关紧要的人证，立即删除不传。传到的人，在取具供结之后，立即释放，不许留难。又如牵涉妇女的案件，非必须到案的，不可轻易传唤。传唤到即审问，断断不可轻易羁押，以保全人的廉耻。总之听讼一事，随准随审，随审随结。结案以后，洞开大门，目送双方都出去，不准衙役私自羁押，那么讹诈的根源就断绝了。至于骨肉亲戚涉讼，总以婉劝为主，或者责令其族长、姻亲尊长调处，以免伤害天性之恩。只有欺压孤独、侮辱鳏寡、讹诈富室等案件，官员必须为之主持，一一依法处置，即使是权贵也要不避。每日新案，立即扫除以清理案牍。从前滞留的囚犯和积案，尤其必须随时清理。查明承票的原差，限期送案，违者重罚。双方自愿和解的，也允许销案。这样，大概就没有滞留的狱事了。

命案不可不慎重。人命重案，衡量情理定罪，固然以供证为凭，而尤其以尸伤为准。一接到报案，立即下乡相验，越快越好。快则尸体未发生变化，伤痕容易辨认。金刃、手足、他物，比对要符合。而且必须亲手揣按，不避臭气，才能使尸亲心服，不至于翻控，遭受蒸检的惨状。那些地主、邻右，无辜牵连的，当场开释，免得入城受累。至于下乡之前，传谕地方，先予以告示，不准搭盖尸厂，预备公馆。所有夫马、火食，一概由本官自备，不准书役讹诈分文。验毕，回至中途，或者突然呼喊某书役的名字，未来者，一定是在后面需索，务必加重惩罚。总之下乡，则令书役随后而本官居前；回署，则令书役向前而本官在后。虽有伎俩，也无从施展。至于定谳，应当平心静气，逐细研鞫，不可失入，亦不可失出。如果只拘泥于“救生不救死”的说法，一味开脱，生者或许漏网，死者不免含冤。只有不设成见，持法公平，务必使供证相符，情罪相当，然后生者死者，两无所憾。所有相验的方法，都记载在《洗冤录》中。公余之暇，最宜潜心玩味。南丰刘廉舫所著《庸吏庸言》，相验一条，尤

译可以当作效法的榜样。

译捕役不可不惩处。大凡捕役，起初大多都是盗贼。甚至有已经当了捕役，却故态复萌的人。让做盗贼的人，授予他们抓捕盗贼的权力，这就是让盗贼去抓盗贼。让盗贼抓盗贼，那么盗贼就无法被抓，而盗贼的风气反而更加猖獗。所以想要平息盗贼，必须先治理捕役。每当报案一起，随即发出票证侦查缉捕，设定的期限必须严格，另外登记在簿册上。或者每五天核查一次，或者每三天核查一次，务必期望盗贼和赃物都抓获后才停止。如果有盗贼却没有赃物，必须仔细审问。如果所供述的赃物，与所报案的赃物，一一吻合，这就是真正的盗贼。至于误买赃物的情况，在所难免。其中有必须追缴赃物的，就在发出票证的时候，用红笔注明，只准取回赃物，不许带走人，以节省牵连拖累。如果一案牵连十几家，这叫“开花”。如果不是挟私报复胡乱攀扯，就是捕役教唆。官员只就案件本身结案，断不可按照名字签发传票，以致落入圈套。并将该捕役立即给予重杖。至于窝藏赃物的家庭，固然应该彻底查究以清除盗贼的源头。但必须赃物证据确凿，才可以惩办。否则恐怕是株连无辜。这样，捕役的手段就会穷尽，盗贼的风气也就稍微平息了。

征收不可不诚实。国家的赋税，本来有固定的常规。现在正值边境局势未定，湖北省的军饷，每月不下五十万两，形势不得不从民间收取。只应当在催缴赋税的过程中，仍然寄托安抚百姓的心意。查考湖北省各州县，漕粮和南米，经过前部院胡文忠公奏定章程，刊立碑记。地丁钱粮等款项，也已经由各州县开列征收数目，责令各按照旧章征收。计算扣除批解上缴外，都有盈余，足够办公费用。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还忍心额外多收吗？这是在开征之前，张贴告示晓谕，漕粮、南米、地丁各款项，都遵照刊立的碑记，以及向来定下的章程办理。而又限定时间，告知大义，让他们自行封包投入柜中，不必等待拘捕追缴。如果下乡催征，凡是遇到公正的绅士老人，不妨以军饷急需为由，让他们转相告诫，早点完纳。至于户书、漕承、里差，尤其应当随时秘密观察，严格防范。往往有本官清廉自爱，而百姓仍然不免遭受追呼之苦的，是因为书吏差役舞弊的缘故。唉，小民谁没有良心？像这样，还有抗粮不缴的，我不相信。

弊端不可不杜绝。天下的事，利益所在，就是弊端聚集的地方。只有田赋这一项，它的弊端尤其巨大。查考向来湖北省各州县，或者不屑于查核，或者厌恶簿册，养尊处优，任凭户粮总上下其手。起初说征册散失，从而隐瞒田粮；接着说版券烦重，从而擅自使用活券。飞洒诡寄，没有不做的弊端。于是有捏造借口拖延缓征的，说某垸被水冲沙压应当缓征，某户逃亡故绝难以征收。官员想要顾全自己的考成，不得不为之向上禀报。不知道所谓水冲沙压的，多半是成熟的区域，而真正被冲被压的，没有得到恩泽。所谓逃亡故绝的，实际上多见的还在，而真正逃亡绝户的，没有除去名字。等到灾情已经办成，而弊端恐怕败露，又有“挖征”的名义来混淆，又有“急公”的说法来掩盖。而且更有例灾的名目，说某乡民情顽梗，从未完纳钱漕，每年必定借灾来弥补。而狡猾的绅士劣等的生员，于是得以起来挟制。种种弊端，实在令人发指。我认为想要除去这些弊端，大约有几种方法。一是谨慎丈量。征册虽然丢失，田亩还在。在这个时候想要将一个州一个县的土地，全部进行丈量，谈何容易。而且也不容易筹措这笔经费。只选择最刁钻顽劣的地方，访察几位公正的绅士老人，切实劝督，随时抽查丈量，选择最严重的示众惩处，逐一注明。这样没有册子的地方可以有册子，而瞒粮隐户的弊端就可以除去了。二是严格推收。凡是买成契约以后，限定时间投税过户，违者照例罚一半入官，仍科以隐匿的罪名。勒令房书随时推收，不准刁难。或者责成保正乡约，循环来报；或者责成堤头垸长，随时举发。这样飞洒诡寄的弊端就可以除去了。三是清理户柱。一户分为几十个花名的，意在逃避大户的实情，就应当合并为一。一块田多次易主的，每多冒用老业主的名义，就应当确切地更改。总之户名可以变更，而田地断难搬迁。拿着田地去找人，拿着人去查粮。这样有田的人就有粮，而捏造灾情枉顾缓征的弊端就可以除去了。大抵湖北省大小衙门，都有底缺，世代守护其业，换官不换吏。州县户粮书这一项尤其严重。起初勤劳刻苦自立，版册亲自掌握，拿着它追索，尚能年清年款。传了一两代后，骄横懒惰日益显露，沉溺烟酒，一切征收等事，委托给各乡各里各图的狡猾之人代为催纳，坐享其肥，而总吏绝不过问。久而久之债务累累日益加深，生计日益窘迫，连同世代相传的底册，辗转售卖。而册书、户书、里书、里差的名字由此产生。权益逐渐增大，房科的籍册，只拥有虚名，乡团的册子，反而成为实户。甚至以册作为嫁女的资财，问册作为择婿的工具。学校的俊才，窜名里胥；簪笏的绅士，入卯银匠。让公家每年的收入常规，任其流失败坏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感慨。这是在座的各位君子抖擞精神，随时随地留心。

译尽力挽回衰败的风气，难道不可以吗？

译一、堤防工程不可不加固。查湖北一省自辛卯年以来，屡次遭受水灾，因此堤防工程遂成为湖北的重大政务。从高级官员到地方守令，无不加以重视并讲求方法。自战事兴起以来，逐渐觉得无暇顾及此事，加之水势不大，修防工作未免稍有松懈。殊不知堤防工程，需在干旱之年进行修补，才能在多雨之年发挥作用。若不思患预防，随时整修，一旦水势浩大，便来不及应对。田舍漂没，百姓沦为鱼鳖，谁来承担罪责？那些负责堤防工程的守令，到任之后，务必亲自全面巡视勘察，仔细体察情况。由官府修建的，亲自经营管理；由百姓修建的，严格督促告诫。单薄之处酌情培厚，低矮之处酌情加高，务必使夯筑坚实，工程切实有用。到了伏汛、秋汛期间，水势上涨，要亲临工地，督率防汛人员，严密划分段落，昼夜巡查，务必确保即使水势异常，也无溃决之虞，这才算不负职责。那些赴堤防工的夫役、马匹、伙食，都应由官府自行预备，不花堤防局半文钱，从而杜绝影射侵吞等弊端。如果视为平常，草率从事，修筑不合规范，防守不尽全力，倘若出现差错，玩忽百姓疾苦，罪责自有归属。堤防经费关系到万民性命，官府修建的若落入私囊，百姓修建的若被中间人中饱私囊，丝毫侵蚀，都会殃及子孙，能不谨慎吗？

二、粮仓储备不可不积蓄。常平仓及社仓、义仓，收储粮食，原本是为了以备荒年平抑粮价及赈济之用。从前偶尔有州县亏短缺额、社长侵吞肥己的情况，无不随时追缴赔偿。自粤逆窜扰之后，粮储为之空虚。那些未被贼寇侵扰的地方，州县官竟视仓谷为畏途，有的担心交接之时盘查粮食有折耗，彼此推诿；有的惧怕贼寇突然到来，抢掠焚毁，责成赔偿，大多借故折变，碾磨粮食接济军需，或者出陈粮换新粮，盈余取自民间；或者出实粮入折色，买补不能及时，徒有良法美意，却废置不举。倘若遇到荒年，百姓依靠什么？只是正值库款短缺之际，未能请款采买，这就要求贤能的牧令捐出俸禄倡导率领，切实劝导好义的绅士富人，因地制宜，成就这一善举。先建仓廒，再议储备。常平仓由官府稽查，社义仓由绅士自行管理，出纳谨慎，不使缺额。纵然遇到灾荒，也有所依靠而不恐惧。这是目前的急务，望各位君子不要畏惧烦难，勤勉实行。

三、学校教育不可不振兴。在当今谈论谨守庠序，修治学校，敦厚诗书，明晓礼义，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迂腐的。然而试想昔日文教昌明，民情为何朴厚；今日礼乐废坏，民俗为何浇薄。大概是民风的变化，在于士人习气的苟且；士人习气的苟且，在于学校的败坏。士人习气不正，那么日后做官如何率领百姓，在乡里如何为子弟做表率？我先前治理河南，凡是学宫以及名贤名臣、忠节乡贤、名宦各祠，破败的都责令修理，严禁兵丁践踏。又制定学规颁布全省，以教导诸生。书院课试，在科举业之外，另外考核诗歌、古文、策论，以观察其实学实用。率领属员印发陈文恭公五种遗规，分发给诸生，使他们奉行。如今调任治理此地，也希望牧令们在案牍之余，整顿学校，诱导奖劝，如同名师教导子弟，如同慈母爱护婴儿。在考课文艺之时，谆谆告诫孝悌忠信之道，潜移默化，那么学术人才自然渐渐磨砺而出。那些文行兼优的人，不妨荐举以待奖励。士人心意既得，士气既振，那么小民也必受感动而兴起，有不知其所以然的。倘若遇到烽烟告警，知义的人多，自会赴义的人众。人们说当今所急的是整顿兵戎，不必讲究学校，我说修治学校就是治理兵戎。经术正则庶民兴，庶民兴则无邪恶。古人的话，难道欺骗我吗？

四、劝课农桑不可不勤勉。近来风俗败坏，百姓刁钻，偶尔有围逼衙署，挟制官长的习气，如果不是循良的官吏，施以信义，以结其心，怎能以德善俗？因此做县令的，听讼完毕，即趁众人耳目都在，恺切劝导，示以法戒。稍有余暇，就应当轻骑减从，亲自到乡村与绅民接见，访求民间疾苦，以及地方善恶邪正。那些公正的绅士，特别加以尊礼，以树立风声。乡间细小的诉讼，就让他们劝解消化，不让其到官府。那些讼棍地痞，列名榜示，讽劝他们改正，令其怀德畏威，不敢作恶。或者选择其中特别恶劣的，惩治一二，以儆其余。那些秀美而有文采的，则在文艺之外，兼劝勉其品行；质朴而忠厚的，则在力田之外，并勉励其孝悌。又考察其土地适宜，可植桑的，就教他们养蚕；考察其水利，可溉田的，就令他们开堰。凡是遇到教读的先生，治经之余，劝其以朱子《小学》及诸儒所著有益身心的书，教戒子弟以培养人才。诚恳恳切，日以教养百姓为事，百姓也必体谅官之心，两相团结。一旦有事，有不可倚为干城腹心者吗？

五、游民不可不禁止。自古以来盗贼的兴起，多出于游惰之民。起初父母溺爱，任其游荡，一无职业，惟日以赌博烟花为事

译放纵乖僻、邪恶奢侈，积习成性。既然不能安于贫困，也就不能安守本分。小的方面表现为偷窃，大的方面表现为抢劫，而背叛反叛的事情，也将无所不为了。所以做官的人，对于辖区内的百姓，一定要查访他们是否有固定的职业。每当审理案件的空闲，或者因公与百姓相见时，一定要反复告诫说：子弟无论贤能还是愚钝，都应当先读书。如果读书不成，务农、经商、做工，或者从事医生、占卜、星相等行业，必须让他们各自掌握一门职业。大概有了固定的职业，就有了生计，自然不至于堕落到下流。如果发现有借赌博、娼妓等事聚众闹事的，就要严厉禁止。而在官府内部，仆役、随从、胥吏中那些游手好闲、参与赌博的人，尤其要严密察访，以清除根源。这是最为紧要的。

译严禁邪教，是不可或缺的。历来奸民聚众作乱，必定先创立邪教，煽惑愚昧百姓，用祸福来迷惑他们。愚夫愚妇不了解实情，喜欢其荒诞之说而受骗，认为信奉其教就能获得福报。于是舍弃本业、抛弃家财去跟随他们。被迷惑得越深，跟随的人越多，其中有一两个不安分守己、行为悖乱的人，就会一呼百应。自从正统教化衰微，异端邪说兴起，有的假借宣讲圣谕之名，妄谈吉凶祸福；有的借持斋吃素之事，蛊惑乡间愚民。弊端流传已久，逐渐成为动乱的阶梯，这是人心世道令人忧虑之处。这就要求为官者严格禁止革除，毫不宽纵。平日爱护百姓以凝聚民心，教化百姓以端正习俗，告诉他们孝悌忠信是根本，安分守己、安居乐业是生计。从士人到平民，从衙役到保甲，都要反复告诫，勤勉查访。凡是信奉邪教的人，都必须斩草除根，这样才能杜绝寇乱之源，遏制嚣张气焰的蔓延。但根本在于弘扬正道，正道确立了，邪教自然就会消亡。

保甲制度必须落到实处。保甲制度始于周代官制，历代实行，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因为十家牌挨户编联，田土钱粮、年岁生业，无不详细记载。统计田土，贫富可以查考；清理钱粮，征收可以办理；辨别年岁，壮丁可以选拔；核实生业，游民可以禁止。凡是消除盗贼、兴办学校、查察邪教、防备饥荒，以及缉拿要犯、抚恤孤寡、养育婴孩、禁赌逐娼等事，都因此得以推广。然而近代以来，奉行却鲜有成效，是因为地方官疲于案牍，不得不假手于书吏差役。而一切工料、饭食、夫马的费用，不免有开销。大概书吏差役从约保处获取供给，约保向甲长收取，甲长向牌头索取，牌头则向花户敛财。层层索取费用，处处需要钱财。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至于村里多有漏报的户口，户中有漏报的壮丁，白白耗费民财，竟成了废纸。这是办理不善的原因，确实如南丰刘廉舫所说的那样。贤明的地方官真正讲究吏治，务必以刘廉舫《庸吏庸言》为主，不要假手书吏差役。传谕各地绅士耆老，公举老成持重、众所信服的人，仿照周代比闾族党的制度，推举为保正。按照甲的大小，分别划分段落。每保正一人，先发给草册一本，并每天供给饭食钱文，让他将所管段落各户的丁口，查照刘廉舫所定的章程，分别填注册内。填毕呈验，查核无误，然后填给门牌。其牌头、甲长，听保正举报，实时批准，绝不令书吏差役干预。本官仍不时轻装前往各乡，以及因公相验履勘的便利，随意抽查。或在审理诉讼时，向双方查询。如果有不符的，随时更正。这样，就不会只有保甲之名，而无保甲之实了。贤明的地方官请勉力去做。

邮政必须严肃整顿。驿站设立，原本是为了递送公文，不容许延误。战争兴起以来，各省奏章部文，以及军营来往的文移札禀，有关军需军饷、调遣兵马等项，都注明了限行的里数。向来州县官接递这类公文，一旦有延迟，知道会遭到吏议，必定向上下站通融时刻，以求免处分。然而与其央求他人，不如掌握在自己手中。马匹务必保证足额，喂养不可克减，小费尤其不可吝惜。管号丁书，必须识文字、明利害、勤实可靠的人，才可以派任其事。遇有限行公文到站，立刻挂号驰递，不可压前等后，稍有稽留。更不准丁书私送本官拆阅，他们的心意不过是想知晓近事，不知道泄漏军情，纵脱要犯，关系更为重大。其寻常公文，也随时递送，不可稽迟。冲途州县，或在适中之处，安设要站，或添设步拨，以节省马力而加速邮传之处，都由各地牧令斟酌情形，酌情办理。

求才不可不急迫。为政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居官者，在候补之时，务必留心人才。见到幕友中有品行端正、公事娴熟者，与他结交。一旦邀请他共同办事，然后才能实心商办。即使偶尔固执偏见，也必定能委婉改正。如果习气太深、骄乐佚游的朋友，不可邀请以免误公事。到任后，对于地方绅士以及同僚中，尤其须暗中访察。果真有德行学问、望重一时者，务必登门请见，以师友之礼相待，以资切磋。那些有志气不凡、才华英迈、可以造就的人，也务必以优厚的礼貌对待，尽力延揽，以成就其才。又或才能足以济世、心地忠诚，以及素来通晓韬略、武艺超群的人，就推荐给当道，以待举用。或敦行孝悌、门内无愧、可为子孙表率的人，就据实禀报，奏请旌表。当今时局艰难，非人才不能挽回。但取人的方法，都必须仔细考察其实际行为，不可只采其虚名，以致损害知人之明。

节义不可不重视。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而忠孝节义，就是用来支撑天地气运的。孝子、贞女、节妇、烈妇，在通州这样的大邑之中，名门右族，尚且有……

译朝廷旌表乡里的方式。至于那些地处偏僻的小县城，以及穷乡僻壤中贫寒士人的家庭、田野间普通百姓的门户，他们中节孝贞烈、操守品行更为艰苦的人，往往被埋没得更多。如果不是地方官员劝谕乡绅极力访求，怎能发掘潜藏、阐明幽微，以彰显风化教化呢？如果有呈报上来的人，不准书吏勒索费用，随即上报详情，以便汇总奏请。这样然后才能使义行显著，听闻者振奋兴起。其中尚在人世的，如果是孤苦无依，更应赐金周济抚恤，并劝令其宗族亲戚收养，以推崇高尚的节操。

湖北省自遭受贼寇侵扰以来，士人百姓中的妇女，有的奋力作战殉难，有的痛骂贼寇牺牲，有的因惧怕受辱而自尽。凡此种种，都是正气所凝聚、纲常所维系。丙辰、丁巳年间，我在武昌府任职期间，捐出俸禄延请乡绅，创立节义局，亲手制定条款，分头采访，随时据实详报，分别旌表抚恤。历任武昌太守，如冠九、李午山以及现任的黄虎卿，接连办理，累计已奏报数十次在案。但恐怕仍有较多被埋没的，希望担任守令的人，勤奋寻求、广泛访查，造册送交节义局，务必使没有一男一女的义行被埋没而不彰显。

至于忠孝节烈者的后裔，如果有寡妇孤儿无所依靠的，各地方官员倡导捐助金钱，令其宗族亲戚与地方公正的乡绅收养。义骸未葬的，设法殡葬。如贼寇所过之地，坚守团寨，并能杀贼的，事后，地方官员应当据实禀报，或给予匾额，或赏赐功牌，以彰显其义。正气既已伸张，邪气逐渐消弭，这都是拨乱反正的大关键啊。

译一、形势不可不熟悉。凡是担任州县官的人，必须对所属地区的山川险要、城池关隘、村庄集镇的路径，命令工匠绘制地图，某处到某处多少里，详细注明，经常悬挂在心中。各村各团的绅士头目，都有簿册登记，以便随时访察，记住他们的贤良与否。至于与邻近地区相通的关隘，以及邻近匪徒出没的路径，都必须周知情况，然后才能会商合办。即使是担任府、厅、州官的人，也必须将一府、一厅、一州所辖的州县、山川关隘道路绘制成图，经常省视阅览，心中了然，才有把握。并希望各属官员，都用方尺厚的纸，绘制所辖地方的全图，附上说明寄呈，以便察阅。

一、防守不可不重视。值此多事之秋，固守城池最为紧要。况且湖北屡经战乱之后，失守的地方，官民都困苦，前车之鉴可鉴。现在虽然全境肃清，但邻近的战火未息，不能不防患于未然。无事之州县，固然应当稽查奸细，整顿保甲；那些距离邻近战火较近的，则应当预先设置垛口，派定户丁，以备临时上城之用。尤其在于地方官平日实心爱民，勤于听讼，差徭赋税不苛求，勤求民隐，兴利除害，以结民心。而又时时劝导绅士，同心合力。其中有品德有才能的人，以优厚的礼遇对待；那些常协助官兵拒贼的人，立即给予奖励。官民联为一心，城乡联为一体。贼在乡间，城中出兵勇攻击；贼扑城，城中固守，乡民合力相助。总期望固守，以待大兵援剿。贼有不被消灭的吗？

一、识见不可不广博。识见不广博，怎能通达政体，周知民隐？古人学古入官，胸藏经史，然后能体力用行。现在仕途杂进，岂可苛求？加上政务纷繁，还想让他们留心文史，难矣。然而择要读之，书不必多，而时常体会玩味，未为不可。如历代名臣传、循吏传，朱文端、蔡文勤二公所编，简而有要，都是我们的老师。元济南张希孟《牧民忠告》，明吕新吾先生《实政录》，我朝陈文恭公《从政遗规》、《居官法戒录》，汪龙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刘廉舫《庸吏庸言》，徐笑陆《牧令书》等书，都浅近易行，切要易读。而我朝所定律例、会典、通礼、洗冤录等书，尤其仁至义尽。凡需次人员，以及实任各官，岂真刻无暇晷？与其摩金石，徒负光阴，沉溺诗酒，深妨政务，何如常读此诸书之有益于吏治身心？至于用兵之道，如陆宣公、李忠定、王文成诸公，尤为命世之才，其所布置，皆具于集中。有心济世者，尤宜熟读而精思之。

一、才识不可不扩充。人的资性，有长于治军的，有长于理财的，有长于断狱的，有宜于安静之地而为良吏的，有宜于烦剧之区而为能吏的。然而秉性过刚，或伤操切；居心太厚，或近优容。尺有所长，不免寸有所短。在大吏固然贵在用人不违其才，始能各得其用。而在有才之人，尤贵勤学好问，读书穷理，克己去私，补偏救弊。加之以阅历世变，熟察人情，必使识见益深，志虑益远。有可经可权之学，斯有可常可变之才。而后有可大可久之业，不以一得自矜，一长自满，则才之所成，岂可量哉。

一、躁进不可不戒。人之富贵，升降早迟，自有一定之命，何必强求？君子尽其在我，随分尽职，不必暮夜干求，上游自知器重。若徒夤缘求用，纵遇好谀上官，得遂所求，清夜自思，亦属可耻。若遇清正上官，反有因干求而弃置者矣。近见有两种小官，专好钻营，与长官之门印交结往来，以通声气，甚有称兄道弟，金兰订交者。不知居官所以求荣，非以求辱。与此辈交通，纵得一缺，辱孰甚焉？且此种小人，本无伎俩，居官者不自贵重，与彼交结，彼愈妄自尊大，内窃长官之风声以卖其权。其实我能自重，彼固不能为害，亦并不能为益。况我真严气正性，居官有名，彼小人者，未尝不畏之。如使不法，我更可得而制之。出处进退，士人之大节，安得不慎。

一言路不可不通。余虽鄙闇，喜闻己过，从善如流。各府州县，离省稍远，凡有民间利弊，吏治勤惰，以及余所为有不合者，皆不妨直陈。诸葛武侯所谓愿诸君勤攻吾short，私心实愿学焉。而诸君亦须下采风言，博访周谘，凡遇父老诸生，皆必殷殷下问，俾下情得以上达。惟听言必察实则可行，不可轻听而妄举耳。

以上二十四条，不能尽居官之道，然于致治之要，已思过半矣。

译没有高远难行的事情，没有矜持奇特、标新立异的言论。上等智慧的人固然不需要多费口舌，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努力达到。探究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的原因，不过就是“实心”二字罢了。州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事务虽然繁杂，总应当亲自处理，尤其贵在耐心细致。万万不可厌恶轻视文书簿籍，将权力假手于衙役胥吏。如果能够勤勤恳恳，为国家、为百姓着想，对于民间疾苦、地方利弊，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广泛采纳舆论，以求得实际效果，不畏惧辛劳，不回避怨恨，不贪图眼前的安逸享乐，不做粉饰太平的虚文，即使才能并非优秀，最终也会有明显的成效。真诚可以感动金石，诚信可以感化豚鱼，这就是所谓的“实心”。如果没有真实不欺的内心，一味从事装饰智巧、惊吓愚昧的举动，纵然才能足以应付各种局面，时间久了也会真情暴露、势单力薄。在公事上不被他人谅解，在私利上也对自己无益，名声与实际都丧失殆尽，哪里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不才，做官十多年，心思才力不及古人的万分之一，所自信的，只是不浮夸、不虚伪，每天勤勉不懈，用爱护子孙的心去爱护百姓，用谋划身家的心去谋划国家，仅此一念，向上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毁誉得失，都不暇计较。凡是我所说的话，都源于亲身实践和心得之余，并非只是取悦一时的言论。只希望与各位君子共同讲明并深入探究。

译这一篇的条目虽然繁多，但内容切实详尽，都可以施行。因为这不是专门论述湖北事务的文章，所以仍然列入中卷，仿照《蜀僚问答》的例子，为讲求吏治的人提供规劝和准则。

谕令州县亲近百姓的札子

江宁布政使 贺长龄

查得：州称知州，县称知县。现在各位州县官，果真能对您管辖地区的情况，细微之处都完全了解吗？国家设置的官员很多，而只有州县官被称为亲近百姓。现在各位州县官，果真能与百姓亲近吗？政令必须根据当地情况来施行，不了解情况怎么能施行呢？而且恐怕贸然施行，反而抵触更加严重。事情必须亲身接触才能了解，不接触又从哪里了解呢？即使略微知道一些，但隔阂已经很多了。那么想要达到了解，必须先亲近百姓；而真诚想要亲近百姓，就必须每天坐在公堂上，亲自巡视田间小路，这样才可以。公堂是政令发出的地方，田间小路是政令落实的地方。百姓来诉讼，一定是在大堂，这是官员与百姓见面的地方。只是担心深居简出，那么小百姓想诉讼却没有门路，吏胥就会从中舞弊。堂上距离百里，堂下距离千里，堵塞蒙蔽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不仅仅是有冤屈不能申诉，或者申诉了不立即审理，审理了不立即结案，大的导致倾家荡产，小的也耽误时间荒废生计。即使是非曲直分明，也已经因等待受苦了。如果再把是非颠倒，更是委屈压抑难以忍受。对于当事人固然濒临死亡也不推辞，但邻居和证人尤其无辜受牵连。如果州县官每天坐在大堂上，那么小百姓又怎么会有这种祸害呢？况且大堂是万众瞩目的地方，如果审判公正允当，那么结案一案，不仅双方满意，即使旁观者也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这样折服的不只是一案的人，以后有诉讼，都可以迎刃而解。更能在结案之后，将案情的曲直是非，反复晓谕，那么言语更容易被接受，而政令更容易推行。这样不拖累百姓就是养育，善于晓谕就是教化。只要能够勤于坐在大堂上，就已经百事俱兴了。果真以民事为心，那么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然而这只是有事进城的人，才能见到官员，而终老在乡里的百姓，仍然不认识本官的声音笑貌像什么样子，而官民之情仍然不通，那么还是没能把百姓都亲近起来，也就没能把一州一县都完全了解。这就尤其必须亲自巡视田间小路了。州县的地方，小的不过百余里，大的也不过数百里。划分东西南北为四乡，每月必须到一乡，四个月轮一遍，一年就可以三次。即使有事不能时常巡视，一年之中，总共也可以两次。真诚能够轻车简从，以父母自任，而把百姓看作子弟，百姓亲近他，没有不像父母一样的。至于百姓都把官员当作父母，那么还有什么情况不倾诉，什么事不办理呢？由此来察看情况作为措施，那么措施没有不恰当的。时常询问疾苦作为补救，那么补救没有不稳固的。因事而宣讲圣谕，一定指出弊俗作为警戒，那么教化容易推行。随地而抽查保甲，一定不让奸邪之人有容身之地，那么稽查容易严密。凡是贼盗、地痞，以及一切习教结会、唆讼、窝赌、窝娼之类，都畏惧本官的耳目很近，而又不时下乡，那么一定不敢落脚在那里，而且将会改过自新。如果有小的争讼，就可以立即集合审讯，而百姓不必进城了。如果钱粮拖欠抗拒，就可以摘取欠户，立即惩处，而缴纳不敢落后了。这样州县只要时常巡视田间小路，与百姓亲近，那么听讼断狱、缉捕盗贼、安抚百姓、催征赋税，以及教化养育、保甲等各种善政，没有不兴办的。果真以民事为心，那么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而其关键不外乎一个“勤”字，而勤又必须由于少嗜好。真诚如果一心趋向公务，又哪里有空闲旁骛呢？开始或许不免勉强，久了就会习惯而忘记疲劳。不久就会看到名声登上上等考核，赞誉充满神君，州县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有的人却推托说没有空闲。现在当权的大吏，只讲究公事，不喜欢趋附承迎，如果没有重要事情禀报商量，即使衙门可以不上，哪里有空闲去省城奔波，哪里有迎送的劳累。现在是聚精会神，努力做好官的时候。各位州县官各自设立堂事簿，用来自我考核，将每月巡视哪一乡，做什么访察，办理什么事，按月据实禀报，以备查核。希望共同达到实效，千万不要空谈。如果知府、直隶州对于所属，也应当在因公过境的时候，虚心采访，屏退随从以免打扰，考察政事所适宜的地方，借查吏而亲近百姓，即亲近百姓以考察官吏。舆情的向背，官声的优劣，诉讼的稀少或繁多，治具的修明或废弛，经过的地方，一定勉励勤勉而警戒懒惰，风声所树立，自然官吏畏惧而百姓怀念。这是平常近切切实实的事情，不是迂远难行的。如果能够持以实心，必定能取得成绩。各位同僚请共同勉励，不要辜负本司谆谆的至意。

整顿吏治以澄清政治根本的札子

云贵总督 贺长龄

查得：安定百姓的关键，考察官吏是首要的。本部堂以前在贵州任职，就听说云南事务很熟悉。最近又恭敬承受恩命，到任以来，没有一天不以各属共同做好官，报国爱民为期望。等到体察近日民风，似乎不如以前醇厚，总因为吏治未能齐心振作，民情无所观感，日益骄横放肆。古人风草的比喻，确实不易改变。牧令是亲

译百姓的官员，果真能端正自己、端正他人，勤勉谨慎，那么百姓中坏的就少，好的就多。他们怎忍心辜负清正廉明的父母官，而甘愿做恶人呢？这样的人曾有几人？查访现在各属地的州县官员，尽心爱护百姓的，原本不乏其人；庸碌不称职的，也难免存在。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我本堂官就无法报答国家。只是如果立即参劾，我心里感到不安。因此亟需宣布我的肺腑之言，为全省的州县官员申明警戒。

大凡做州县官员的，不要说官职卑微、职位渺小，必须时时体味“亲近百姓”这两个字。去除贪婪、去除懒惰、去除奢侈，是最先要务。官吏舞文弄法，向百姓勒索钱财，固然是贪婪中最严重的；即使百姓平常打官司，带案卷有费用，结案有费用，云南全省多半贫瘠，所得几何？民间已经说这个官员不清正，家丁书吏借官员的名义，必定索取数倍，怨恨全归于官员，非常不值得。奸民因此诬陷善良百姓，只想要被告倾家荡产，不必原告理由正当。况且如果主官不清正，那么分厅官员、汛防武弁以及乡保等人，都能欺凌愚懦百姓，有恃无恐。又或许因为生辰收取份子钱，借苦差事告求帮衬，百姓贫穷且吝啬，徒然污损官员名声，歌颂勉强刊刻，控告随即而至，百姓将仇视官员，亲近百姓何在？

深居高卧，玩忽百姓疾苦的，固然是懒惰中最严重的；即使如听讼断案、缉捕盗贼，稍存懈怠，呈词到了眼前，交给幕僚，数日不批示，书吏便索取买批费；又隔数日不出票，书吏便索取出票费；又隔数日不审案，书吏便索取升堂费；一堂未结，改日再审，又须守候。民间原被告争执，旧案改为新案，一案添为数案，小案变为大案，愈大则愈难结，于是有拖至十余年者。云南民情，虽然强悍但不刁钻，那呈词有何难批？虚心细致询问，有何难结？事情或许细微，全家荡尽，命案尤其严重，造孽何穷？至于云南盗贼，原本难以骤然除净，然而往往一案报官，数日后才出票，差役又敛财才行动，盗贼已远去无踪，难免隐匿不报，因此贼胆愈大，盗案日多，百姓知道官员不抓贼，见贼也不追问，盗贼知道官员不体恤百姓，稍有空隙又来抢劫，究其根本，贼少民多，官员不与百姓同心，便觉得贼多难制，百姓将抛弃官员，亲近百姓何在？

纨绔习性已成，恣意暴殄天物的，固然是奢侈中最严重的；即使如日用起居，不知节俭，僚属亲友，家丁差役，顺从欲望媚奉官员，声色犬马、肥甘厚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士庶渐染成风，丧祭嫁娶，皆增浮费，云南瘠缺虽多，而官场局面甚侈，再不更改，变本加厉，负债日多，终为民累，百姓将鄙视官员，亲近百姓何在？况且云南近年风气，尚有甚于此者。或许因为案件需索不遂，立即杖毙，这是既贪且酷；流娼有打洋琴之名，出入公馆衙署，省中候补各员，有公然开赌者，各属在任之员，有官幕家丁同赌者；又或许吸食鸦片，暗违禁例，俾昼作夜，阖署瞢腾，这是既惰且昏；纵酒任情，喜怒不时，饮食宴乐，多品相耀，到省之初，无论有缺无缺，有子无子，先置姬妾，嫡庶不分，一到实任，官亲塞署，或兼外嬖，扰乱是非，幸获优缺，债利更迫，归休无资，遂成寄籍，初为赘婿，后为鼻祖，伤天害理，相习为常，这是既奢且滥。

译以上各条，虽然没有明确指名道姓，但各位地方官应当有所见闻。本总督所说的，可曾切中要害，想必是不言自明的。本总督从刑部官员出任府道，又屡次升任封疆大吏，非常羡慕各位地方官能够亲近百姓，造福百姓最容易。像这样玩忽职守、敷衍塞责，难道不可惜、可恨吗？至于在省城等待委任的各位官员，正应当讲求公务，站稳脚跟。如果清廉勤勉，知府、知县乐于相助，本总督也高兴他们将来实任后一定是好官。即使是查监、查街这类名为闲散的差事，也要精神振作。如果像以上各条所说的那样，怎么能指望他们尽职呢？官职无论大小，同样承受皇上的恩泽，并寄托着百姓的生命。本总督求贤若渴，疾恶如仇。听说有好官，高兴得睡不着觉；听说有劣迹，恨之入骨。各位地方官念在本总督的一片苦心，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共同洗除积弊，立志清廉勤勉，那么与本总督就是同僚的情谊，本总督必定随时举荐，以效忠国家。倘若仍然执迷不悟，置若罔闻，那就是辜负皇上、辜负百姓，本总督岂能姑息，从而失去本心？此前接见各属官员，已经谆谆训诫。但恐怕各位地方官未能完全知晓，除了命令各该管上司严密查访外，为此特别推心置腹，反复申诫。务必希望有错就改，无错则更加勉励。在省城等待委任的人，不要沉迷酒色，不要赌博，不要游手好闲，留心地方公务，勤奋承担现派的差使，多阅读前贤的治政谱录以及律例案例等书。得到委任后，幕友如果有吸烟、纵酒、不明公务的，委婉辞退，谨慎聘请；酌情根据事务繁简少带家丁，借此节省夫马费用，也避免杂生事端。到任后，询问百姓疾苦，去除过于苛刻的做法；收到的呈状随到随批，提出的案件随到随审；有空时巡察乡里，教导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驯服善良，以及守望相助的方法。在衙署中居家，务必遵循伦理，节俭自奉，扫除一切浮华；严厉察治舞弊的差役；殷勤教导士子并加以奖励，不让他们出入衙门干预公事。大略不过如此，这已经是正本清源了。至于因地制宜，全凭存心去做，难以详尽叙述。总之，少一分耗费才力的地方，就多一分办公的才力；少一分耗费精神的地方，就多一分办公的精神。言语虽然浅近，但移风易俗、报答皇上恩德、积累子孙福气的，其实不外乎这些。如果能同心协力振作，不久就会看到吏治日益清明，民生日益富足，本总督不会说空话，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如果这次申诫之后，仍然重蹈覆辙，一经发觉，就是伤害本总督的心，必定严厉参劾，照例惩办。不要后悔，务必谨慎，务必谨慎。特此命令。

这篇是凡是为地方官的条教，不专属云南一省的事宜，所以与《鄂吏约》连类及之。对于贪、惰、奢三者的情弊反复曲挚，尤其足以令观者警省。而《亲民一札》是公开藩江宁时手牍，依次先列于前。

庭训述

张澍

我在屏山任职时，迎接父亲到官舍侍奉供养。父亲事事教导，我遵循他的言教，借此免除书信往来之劳。而我性格严厉刚毅，审案时不免斥责呵骂。父亲常常教诲我说：“看你所为，是没有得到读书的好处。试看《汉书·循吏传》序言，说‘与民休息’，又说‘禁网疏阔’，又说‘宽厚清静’，又说‘谨身帅先，居以廉平’，又说‘政平讼理’，这都是宽厚的意思。如文翁则仁爱好教化，王成则劳来不怠，黄霸则明察内敏，特用宽和为名，持法公平，只去除那些过于苛刻的。朱邑则未曾鞭打侮辱人，存问年老鳏寡，对待他们有恩惠。龚遂则选用良吏，安抚牧养。召信臣则爱民如子，为民兴利，务在使百姓富裕。这五个人，何曾束缚百姓，使他们畏惧屏息呢？即使东汉循吏十二人，都不以严急为心，而推惠及人，所以说我风爱也。小子你要努力。”父亲说：“为官须要明察，然而不可倚仗明察。倚仗明察就会偏颇，狡猾的差役胥吏必定窥探官意以中伤他人，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必须用虚静来驾驭，用公正来持守，才可以。然而今世却有明察而不公正的人，贪恋贿赂，顾惜情面，不难颠倒黑白，遂使孤立无援之人，受其荼毒。这是百姓的蟊贼。你小子要谨慎。”父亲说：“现在的地方官，谁不想激励士人，敦崇风俗？而士习终究不端正，民风终究不醇厚，为什么呢？徒有虚名以市誉，没有实心以行政。试看古人训导士人，学校谨教，申以孝悌；古人教导百姓，农桑勤课，厉以廉耻。因此城阙没有轻浮荒游之人，乡里泯灭农具之德色。现在怎么样呢？然而匹夫行善闾里，守剑于涂而不去，脱骖于路而不名，是由熏其德而善良也。何况地方官握权，宣化承流，自属容易。乃士有偭矩，则曰劣衿，民有嚣呼，则曰败类，岂果士民之过乎？你小子能诚心督率，吾知害马自去，威凤自来矣。”

父亲说：“老子训人以柔，谓舌柔则长存，齿刚则易缺，诚保身之挈令也。然而正有分别，有坚忍之柔，有巽懦之柔，有果毅之刚，有暴厉之刚。若见事畏避，则近于怯；遇人夸毗，则近于佞。”

译这并不是柔和。如果像对待汤火一样必定要践踏，那就接近于昏昧了；如果瞪眼必定要报复，那就接近于残暴了。这并不是刚强。所以箕子陈述《洪范》时，就说：“深沉潜隐的要用刚强去克服，高明显达的要用柔和去克服。”吉甫歌颂仲山甫时，就说：“刚强也不吞食，柔和也不吐出。”

译顾行人沈光禄札跋

王宝仁

顾札说：有几句话奉赠，可以放在座位旁边。承受上级命令应当勤勉而严密；结交同僚朋友应当谦逊而坦率；驾驭吏胥应当在严厉中加以安抚；对待士人百姓应当在宽厚中施行。对于宾客老师正直诚信的劝告，越是迂腐憨直越要听从；对于宵小之徒甜言蜜语，越是合乎情理越要排斥。心地虚空自然明白，不必探索；耳根坚硬自然自强，不在搏击。又说：在忙碌中偷闲，在喧闹中取静，有空就把一切放下，使心境澄明回归气息，不拘行住坐卧，一天之中有如此片刻，便足以支撑一天的劳动，积累久了自然对养心养身都有大益。沈札说：依小弟愚见，处世不过一个“诚”字，最为稳妥恰当，跌扑不破。显露才学卖弄巧智，牢笼驾驭的权术，乃是自生荆棘。在是非对错之处，必须坚定执着；吃苦任劳，以身作则；美名厚利，置于身后，那么怨恨嫉妒自然消亡，人们自然归心。钱君似山寄赠顾抱桐行人的札子四封，沈敬亭光禄的札子一封，是家父古岩太守任县令时两位先生所赠。太守曾受业于顾行人，沈光禄则是幼年同学，后来同中乡荐。如今看札子中所说，师友敦厚勉励之意，溢于言表。然而这种风气已经古远了。今人捧受任命便自喜，往往比较地方的优劣，判定缺额的良劣，作为师友的，甚至附和这种心态，把古人一切规戒的话视为陈词滥调而不提及，即使提及，对方也不能听进去。如今看两位先生的札子，切近处真实而言，道理无不周全，师友之道尽在其中了。太守接受简命出行，永远示警不丢失，最终成就循声美誉，等到他归田之日，收集成册，以昭示将来。确实，善人能接受尽善之言，而这种风气不常见于今世。因此记下这些以寄托我的感慨。

答人问作令第一书

陈文述

国家设置官员分配职事，从督抚到司道府厅，都是为了治理外部，而与百姓切近的，尤其在于州县。称为地方官，那么安顿聚集的责任就托付给他们了；称为父母官，那么抚育教诲的任务就寄托给他们了。父母对于子女，不只是养育，还应当教化。如今官民不相融洽的原因，养育失当的有四点，教化失当的有六点。劝勉农桑，寻求水利，救济灾荒，抚恤孤寡，这是养育的事。对儿子讲孝，对弟弟讲恭，对兄长讲友，对父亲讲慈，尊崇贤能俊杰，表彰贞节烈女，这是教化的事。每月初一十五宣讲圣谕，尤其以孝悌为先，并随时随事进行教化。书院校阅文艺，兼以敦厚行为为本，没有人没有地方不受教化。天下没有人不孝悌友爱，天下没有事不合情理。用孝悌友爱引导，人没有不遵循的，这是本性使然；用情理感化，事没有不行的，这是共同使然。如今国家贤才众多，刚柔互见，笃实的人动不动就称整顿，整顿不外乎情理，情理到了法律就实行了，整顿不陷入苛细；武健的人动不动就称风厉，风厉不外乎情理，情理到了威严就显现了，风厉不流于酷暴。史书有循良的传记，朝廷有报最的荣耀，多福集于自身，余庆流传给后嗣，这是牧令所应当知道的。

答人问作令第二书

陈文述

客人说：您说做县令，以孝悌为先，以情理为本，固然正确。然而只说了纲领而没有说条目，它的方法，可以听听吗？回答说：有的。地方的要害，首在狱讼。狱讼的烦扰，首在案牍。如今的地方，积案多的以万计，次之的六七千，少的也不下三四千。久的有阅二三十年未结的，近的也有二三年。其中书吏各有承行，差役各有经办，把这当作肥沃的产业。令甲虽有原呈三月不到注销的规定，然而隐匿卷宗不呈报的十之八九。况且原被告互相控告，更易情节，一案两歧，歧之中又有歧。清理的方法，让书吏各将承行的案子，造册呈送，一案两歧的，在案由中注明，或者以前案并归后案，或者以后案并归前案，选择诚实的吏员，总司其事，商议归并的途径而由官府确定。或者十案，或者五案，排日悬挂榜文，而示期集讯。两造必有曲直，直的愿意讯问，曲的不愿意讯问。或者原告到而被告不到，或者被告到而原告不到，或者原被告到而中证不到，或者中证到而中证中重要的不到，或者重要证人到而心存偏袒，左右其词，讯问而不结案如同不讯问。这就要虚衷研鞫，酌理准情以断之。大概这种，都是户婚田土钱债细故，鼠牙雀角之事。到案真情毕露的，十无一二，其余都各执一词，以干证为凭，而干证也不尽可凭；以契券为据，而契券也不尽可据。这就是所以要依靠研鞫，这就是所以要贵在断案。断结之后，招书录供叙断，当即阅看，有错误的，实时更正。因为州县事烦，稍迟则易遗忘，书吏舞弊，往往有所录，非所讯非所断者，稍不慎重，即伏后讼之根，故不可不慎也。而又莫

译如果发布告示晓谕百姓，劝导他们和解息讼，并严禁家人、经承、差役、代书等人借机勒索，那么和解的文书应当当庭投递，立即批示销案，不必追溯查考原案。因为彼此互相控告，没有不捏造言辞来耸人听闻的。如果一律按照原案苛刻驳斥，那么后来想要和解的人就会望而却步了。

还有一类惯于唆使诉讼、领取讼状、帮衬诉讼的人，盘踞在附近地区，勾结书吏差役，诱人告状。平民百姓落入他们的圈套，没有不倾家荡产的。这固然需要发布告示严禁，认真缉捕，但尤其在于留心察访，并在遇到案件时追究唆讼之罪。抓获一人就戴上枷锁示众，等到再抓获一人就让他顶替前者的枷锁示众。这样那些人才会闻风远逃，诉讼就可以减少了。

至于新发生的案件，则限定差役，依期限传唤当事人到庭。理直的一方予以支持，理屈的一方予以惩处。手足、亲族、邻里之间的争讼，即使有曲直之分，也应当劝导他们互相宽恕保全。钱财债务可以减免让渡的就减免让渡，田产可以酌情调剂的就酌情调剂。用刑罚来规范，不如用礼教来规范。用诚心去感化，用勤勉去坚持，灵活变通地处理，那么用简短的话就能判决案件，三个月内实现大治也就不难了。

译回复询问如何担任县令的第三封信

陈文述

客人说：“按照您的说法，治理中等或小型的县城，应该没有不胜任且不愉快的情况了。如果是交通要道，或者是首府大县，应酬奔走的事务，比公事还要烦扰加倍，那该怎么办呢？”

我说：“交通要道有交通要道的办法。驿站马匹有多少，草料饲养的费用有多少，喂马的人有多少，工钱伙食有多少，骑马送公文的人有多少，工钱伙食有多少，风雪雨夜公文紧急时的犒赏有多少，书吏的纸笔费用有多少，家眷的饭食费用有多少，官马不足时捐资备养的有多少，上官衙门喂养马匹由县里提供草料的有多少，费用有多少。核算这些数目，量入为出。不够的数目，也核算清楚，登记在册。马头、船只、车辆的费用，有的由行埠取用发放，有的由地方官自行发放。大船每站的水脚费有多少，次等的、小的每站有多少，逆流而上每船的纤夫费用有多少，顺流而下有多少。命令行埠斟酌商议，详细制定并刊刻公示。过往的钦差大臣、外藩使节，本省上官因公往来，亲自到马头核实后发放。本省委员的差事，酌情给予资助。除此之外，一概推辞不办。不是公事，不抓一艘船、一辆车。百姓雇佣的，也不让价格过高。所用的费用设立簿册登记，使遭受赔累的人有所查考。有的从钱粮漕运的盈余中取资，有的从盐当的陋规中取给。够用就罢了。不够，就向上官明言，或者借助优缺的帮贴，或者在两三年内请求量移调剂。

迎送方面，对于钦差大臣、外藩使节，拜见应当恭敬。但也只能差遣家人持帖代为迎送。他们到了，就穿公服拜见。本省上司，则在交界处迎送，以备询问地方公事，并且恐怕有控诉的人发交案件。

首府大县的烦扰，在于奔走。寅时出门，未时才回，有限的精神，一半消磨在听鼓应官的地方。去省城，去藩司，去臬司，去道台，去知府，去马头，拜客，庆吊，会客，饮食宴乐。唯独把民事置之不问，这难道是设官为民的初衷吗？国家又何曾有这样的政体呢？告诉上官，如果不是五天十天不上门拜见，有事就传唤，其余不到。自理的案件，亲自审讯；发审的案件，会同委员审讯。应酬之间必须不能省去的，偶尔去一次，其余一概删减。有责备的，听之任之。大概必须把一己的功名富贵置之度外，然后才能实行一己的志向。如果把奔走当作干练，把应酬当作循良，自有能人，不是我所能胜任的。

至于钱粮，丝毫为重，存放在属库，容易挪移。征收有成数，就立即批解。漕务则各就地方情形，旧有章程，酌情损益。没有多求盈余的心，然后才能有盈余。大概自从火耗归公以后，额设的养廉银不足以资助捐款，而州县才开始不得不借助钱漕盐当作为自然的利益，这也是州县无可奈何的。岳武穆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我也曾说：“上官不令属员办差，则吏治澄清矣。”然而势所不能，也就只能徒存此说于天地之间罢了。

回复询问关于家人的问题

陈文述

州县官与百姓，最近却又最远。堂上百里，堂下千里，古人曾经说过。其中隔阂的原因，由于书吏差役的占十分之三，由于门上签押的占十分之七。文书进入，官员不得见，其弊端尚且容易察觉。一句话出口，官员不及知，其弊端无从明了。州县官的家人，并非向来有固定的名分。一旦赋予他们掌管钥匙的职责，任意延搁，广作威福，地方的恩怨系于他们，主人的声名系于他们，却不知道其实一己的祸福也系于他们。难道没见过有及身积德而子孙发达的吗？又没见过有敛怨成家转瞬乌有的吗？做家人的可以醒悟了，用家人的可以借鉴了。

李忠愍公传后

管同

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因为冒振想要揭发山阳知县王伸汉，王伸汉派仆人包祥，与李毓昌的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谋划勒死李毓昌。事情败露。

仁宗皇帝震怒，杀了王伸汉、包祥，以及淮安知府王毂，将顾祥、马连升处以极刑，并命令押解李祥到李毓昌墓前摘心祭奠。天下人称快。石士先生为此作传，叙述得很详细了。山阳的事已经是定案，世间虽有异辞，不足取信。我唯独奇怪李君是正人，却一下子死在四个仆人手里。那包祥不值得论说，而那其余三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唉，士人辛苦得到一个官职，不必发誓做俗吏，而长官亲戚推荐的仆人无数。这就像率领数百头虎狼，出山林入城市，放纵它们就吃人，让它们饥渴就必然反过来咬死主人。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元和顾涧苹曾经对我说：“古时大户人家的仆人，都是卖身给主人的，杀了他们没有抵罪的法律，所以仆人随着主人的势力盛衰，不敢放肆。现在则是早上去晚上来，把主人家当作旅馆，士商工贾混杂其间，这简直是白天的盗贼罢了。攫取金子够了就走了，而主人遭受其害却无可奈何。我曾拟定一个办法，愿意跟随官员的，就同卖身的家奴一样，主人杀了他们置之不问。如此。”

译这样贵贱的界限就分明了，而廉洁与羞耻的道德准则也就确立了。涧苹说这番话，大概也是有所感触而发出这样的感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