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　户政二十七榷酤

译严厉地禁止就可以了。农民，是应当体恤的人。如今如果让农民中有能力耕种、收成加倍且不出乡里的人，恢复赐予爵位的旧例，放宽他们的徭役，那么趋向务农的人必定更加振奋。商人中那些流通有无、辅助衣食的人，仍像往常一样。那些敢于役使游手好闲之人、贩卖海外货物，以及从事游手好闲行业的人，要严厉禁止。禁止后仍不遵从的，就列入下等户籍，区别他们的衣冠，徭役不得由他人替代，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命令官吏按时检查市场上的各种物品，有奇异且不符合法度的，出售者和购买者都有罪。州县举出要点，以此来评定官吏的政绩优劣。实行十年，或许末流（商业投机之风）会稍微衰退吧。如果不这样，我担心公私的财力，最终都会流入漏卮（比喻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后想挽救就来不及了。

译征商论

俞正燮

孟子说古代设立市场，由官吏管理。有个卑鄙的男人钻市场空子谋取利益，于是开始征收商税。孟子认为仁政本来就不征收商税。商鞅则说加重赋税来抑制商业。《垦令》篇说：“加重关卡市场的赋税，农民就会厌恶商人，商人就会产生疑虑和懈怠之心。”《外内》篇说：“如果不禁止商业活动，那么从事技巧行业的人就会获利；如果市场租税太重，百姓就不能不靠田地吃饭，从而买贵粮。如果饮食不利又加重征税，那么百姓就不能不抛弃商业和技巧，而去从事农业了。”

按：商业是百姓的正业。《易经》称先王通商贾，《尚书》说虞、夏让百姓交换有无、流通货物。《周书·酒诰》说拉车经商奉养父母，可以快乐地饮酒。建国如郑国，不侵犯他们的职业，不能认为他们卑贱，又斥责他们为末业。战国时期士人没有固定产业，于是开始发愤骂富人。《战国策》鲁仲连说：“商人的行为不忍心去做。”又有商鞅的策略，这些都是所谓的横议，嫉妒贫穷、羡慕富有，也是他们的见识不够宏大。

周朝时，太宰九职中，商贾负责充实流通货物。闾师让百姓从事商业以贡献货物。征收商税方面，经收入中有九赋，包括关卡、市场、山泽的货币剩余。司门征收他们的货物，廛人收取绳索、总布、质剂、廛罚的市场布。如果没有店铺而站立手持货物，则由肆长收取总布。又有泉府征收市场的布税。经支出方面，大府的职责，是用来供给膳食、服饰、丧纪、赐予。廛人的布收入膳府。到了凶荒、瘟疫、丧乱时，司市说市场不征税，司关说国家有凶荒瘟疫就不征收关门税。这就像农业凶年不取满一样。

孟子却说仁政是关卡只稽查不征税，市场不征收廛税也不征税。或许是因为他不熟悉周朝的制度。后人读不懂经书，折衷得当，分别持孟子、商鞅的说法。有人说不是仁政，有人说抑制末业回归本业。天理烂熟，让天理和仁政两者不能并立。四种行业的人都是君王的人，君臣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不应该唯独商贾因为仁政而不侍奉君王，专门用苛责的赋税对待农民。上下以道义相接，商贾如果是末业，那么圣王遵循天理，就不能因为末业而获利。如果说用重税来抑制末业，那么为什么不禁止它呢？反而引诱他们并征税呢？

楚汉战争时农业荒废，财富在商贾手中。汉朝杂用王道霸道，想要商贾输送钱财，找不到名义，直接说困辱他们罢了。到了桑弘羊窃取商鞅的说法，开始修饰言辞说：“富商大贾没有谋取大利，就会回归本业，万物就不会暴涨。”郑康成注解关卡、市场、山泽的货币剩余赋税说：“这些都是末业应当增加赋税的，就像现在商人加倍计算。”

圣人仁政固然征收农业税。仁政难道不应该授予田地、督促种植农桑而不征税吗？农民难道也是末业钻空子获利，应当征税让他们回归本业、遵循天理而受冻挨饿吗？那么不征商税不是仁政，征商税也不是抑制末业。征商税和征农税，其道理是一样的。

墟市论

高崧

洪迈的《隆兴职方乘》说，岭南村落有市场，叫做墟。因为它不经常集会，多有空闲的日子。到了白居易的诗，则称亥市鱼盐聚。有人说西蜀叫痎，说像痎疾一样，隔一天做一次。江南厌恶以疾病称呼，所以把痎改为亥。有人说不对，荆吴习俗在寅、申、己、亥日聚集在市场，所以白居易的诗也称亥日。总之，不离乎不经常集会、多有空闲日子的意思，但都不如嘉禾墟的好。

嘉禾有十几个墟，在南门内的是丰和墟，以三、六、九为期。乡村男女，各自背着米谷豆麦、苎麻瓜果、韭薤葱蒜、竹木盐油、棉花布匹，互相通商贸易。不是日常所需的东西，不上市场。早上聚集晚上散去，百姓都感到便利。这也是所谓不经常集会、多有空闲日子的。而城东北各墟，有的相距十里，有的相距十五里，有的以一、五、七为期，有的以二、四、八为期。从一个墟来看，市场不经常集会；从几个墟合起来看，这个墟空着那个墟就集会，远近各得其所，男女各遂其欲。所以市场的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孟子说：“市场征收廛税而不征其他税，依法而不征收廛税。”解说的人说廛是用来抑制的，那些不得不征收廛税的，是怕他们把市场当作利益的渊薮。法是用来平衡的，那些不必再征收廛税的，是怕他们把市场当作畏途。现在看嘉禾，所交易的是布匹菽粟的常用品，所往来的是男女老幼之类。韭薤葱蒜，没有山珍海味的奇特；竹木苎麻，不是珠玑玉贝的奇异。甚至鸡鸭所孵化的，也可以换几升粟米；纺绩所剩余的，也可以换几合盐。小人靠近市场，朝夕能得到所求的就满足了。童子没有欺骗，精粗价格相差不多可以吗？这本来就不需要征税、不必征收廛税，连法也没有用处。所以说，市场的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我看通都大邑，商贾辐辏，征收贵贱，权衡子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认为奇货可以囤积，只有秋毫之利必析。究其根本，相竞于末业，其实不利于民。列肆所陈列的，是农夫所丢弃的；贾客所珍视的，是匹妇所轻视的。又何况偏僻在乡村，离城多里，抚摸这钱袋，算计没有盈余。即使有一尺布、五只母鸡，恐怕也因路远无法送达，货物卖不出去。怎么能像嘉禾的物品，各自相互资助，在墟市上彼此交换，粟米换器物不成为厉害，予取予求，没有人挑剔呢？

有利于民的事情很多，不是见到就不能知道，不是知道就不能实行。墟市的设立，第一次听到是洪氏，第二次听到是白居易，不知道它有利于民的

译像这样广泛推行，我却又有所疑虑。我怀疑那些不经常集会、虚耗日子的做法，其施行必定不能长久。如果真像这样，以十里为一个墟市，十五里为一个墟市，这里虚设则那里集会，远近各地都能得到适宜的安排，男女各自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这难道不可以说是好的吗？我所说的“好”，是因为有利于百姓的缘故，不是有利于富人的缘故，而是有利于穷人的缘故。那些有利于穷人的事情，难道只是说它好就完了吗？我将告诉各位志同道合的人，各自在自己的乡里推行这种做法。

译请求严令禁止崇文门税务人员勒索的奏疏

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

我私下认为，征收税赋向来有固定的准则，本不允许例外地苛求。恭读道光二年的上谕：“御史许乃济奏请严禁崇文门税局勒索弊端的折子，所奏甚好。崇文门税局对于寻常往来行李，不论有无货物，每只衣箱勒索银二两四钱至八两之多；或者偶然携带常用物件，不知是否应税，一经查出，动辄以二十倍议罚；即使有照例申报纳税的，又以税课不多为由，仍百般刁难，否则押赴官店守候，不准放行。京师是四方汇聚之地，竟任经手书吏役卒任意贪婪勒索，苛待行旅至此，不可不严申禁令。着该监督遵照定例，在崇文门及分口巡查的芦沟桥、东坝、板桥、海淀等处一律添设木榜，仍着顺天府刊刷科则定例，每年颁发，使众人皆知。并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真稽查，如有滥行勒索、扰及行旅的情况，即据实参奏，不得日久视为具文，务必革除积弊，以惩治关吏蠹虫而便利商旅。”钦此。

圣训光辉，理应永远遵守。臣听说近数年来，崇文门在应征税课之外，遇有送税车辆，虽无货物，也必索要银两。若是外任及出差回京的官员，不论有无税货，也不论行李多少，辄量其职位差事的肥瘠，勒令交银若干，名曰“报效”。即使是候补候选的微末官员，进京也皆不免。税局的设立，有货则纳税，无货则放行。遵例纳税，何得称为报效？所谓报效，大概是本无应纳之税而强令输银的意思。官员果有余资，报效也固然是本分。但崇文门并非捐局，纳税并非捐输，“报效”二字，已非税局所宜言。然而尚未听说扰及会试公车。近日竟有会试士子进京，除随身行李外别无一物，并无衣箱，到税局后再三恳求查验，坚不允从，仍每人勒索银十余两及四五两不等，方准放行。稍不遂意，即置之官店。更可异者，刚抵城门，门上官役先勒取多金，方许送税。各该士子本多寒素，跋涉数千里来京，又当贼氛未靖，时虑道路梗阻，或先期数月赶到候试，或中途闻警绕道前进，川资旅费已属不易，何堪复受此扰累？况且国家抡才大典，多士踊跃观光，而若辈敢于辇毂之下肆行贪婪勒索，于政体大有关系。臣访闻既确，不敢缄默。应请饬下崇文门监督，申明定例，严饬官吏巡役人等，凡遇送税车辆，只有行李并无货物者，立予查验放行。如敢留难勒掯，恣意勒索，查出按律惩办。其各城门向无收税职责，讹诈银两，情殊可恶，尤应一体严禁。仍遵照道光二年谕旨，责成五城御史认真稽查，如有前项弊端，随时参奏。至于税局惟应按则收税，严查偷漏，“报效”名目，亦宜革除，以杜绝影射侵欺之弊。臣为剔除关蠹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疏 光绪十一年

宝鋆

臣等奉旨详改崇文门章程，已将尚贤、刘恩溥所奏各节，遵议具奏。私下认为，崇文门征收税课，系国家维正之供，正额盈余均有定制。京师为四方汇聚之地，地称首善，惠商便民，尤属当务之急。近来劣员猾吏、蠹役奸商，因缘为奸，遂至上亏国课，下累民生，为害不可胜言。亟宜设法整顿，以重税务而除积弊。臣等谨于尚贤、刘恩溥原奏内所未经议及者，酌拟十六条，恭呈御览。

一、嘉庆五年，钦奉上谕：“各关税局如再有讹索扰累等事，从重治罪”等因；又道光二年，钦奉上谕：“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弊端”等因。应令该监督将这两道上谕，敬谨缮写，悬挂该衙门大堂，俾资永远遵守。

一、奏派宜择本属也。向来正副监督到任後，事皆责成奏派委员总理一切，文职用印稿司员，武职用印务参佐，其人率以明白干练、心地端直者充选，故能上顾国家正课，兼可钤制验货家丁，免滋流弊。近来或参以亲故等人，以致堂官家丁狎熟牵掣，种种弊端在所不免。正本清源，必自奏派委员始。

一、堂委宜戒滥派也。奏派向止二员，恐有别项差故，则堂官派委员以佐之，此项委员亦当以一二员为是。缘廉正朴实之品格本不多见，而人多则牵制亦多。近闻堂委人员多至十余员或二十余员不等，非浮薄少年酒食征逐，即艰窘末吏或喜事生风，实于公务无益。

译应当迅速裁减淘汰，以端正浮躁嚣张的风气，杜绝违抗扰乱的行为。

译一是各税口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员。崇文门向来设有分局，按规定设置在芦沟桥、东坝、海淀、半壁店、南口、穆家峪、张家口等地，派遣人员驻守以谨慎管理分司。因为需要的人员众多，势不可能全部选取本属精明干练的人员，全部派去担任税差，从而导致本职事务荒废。所以向来监督官总是选择平时熟悉的人，根据才能任用。然而也不允许纯粹出于私情，因私废公。况且张家口、东坝两处，中外商人交错于途，查核并非易事。奸诈狡猾的商人，借端影射牟利，应当详细遴选明白晓事的人员，长期驻守分局。中外茶商交涉，倘若存有疑点，立即禀报监督，迅速行文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查察办理，不得随意任用冗员，妨碍税务。

二是芦沟桥、东坝、半壁店、穆家峪、海淀、张家口等口岸，向来设置委员分驻稽查。近年监督所派的委员，未能一律在局内住宿，一切公事，全由家人书吏经手，导致滋生弊端。应当立即申明旧章，由监督命令分司税口的委员，轮班驻宿，督同书役家人认真办理，以消除积弊。各口委员，每处只需四人，由正副监督各派两人，以免人浮于事。

三是京城十三门，向来监督只派家人书役分驻巡查。但各门距离较远，委员耳目难以周全，导致有勒索刁难等弊端。拟请此后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永定、德胜、西直、阜成、西便、广安、右安十三门，均由监督挑选廉洁勤勉的人员，每门两人，轮班驻宿稽查，不准旷职误事，违者参劾治罪。十三门委员所需的饭食津贴银两，由监督酌情筹给，奏明办理。

四是海巡宜调派营弁。海巡向来使用家丁，世家大族，世仆老练，或许不敢肆意妄为。近来仕宦之家，大多招募人员，派一名海巡，只知道借端滋扰，得财卖放，比比皆是。未能革除偷漏的弊端，反而滋生勒索的端由。营弁终究是官属，完全可以行文步军统领衙门调取来署。该衙门将巡役清册点交给该弁，该弁也可获得海巡津贴当差，并且能够勤奋矢志。倘若仍然不得力，即由该监督自行参劾惩处。

五是光绪九年给事中楼誉普上奏，崇文门海巡，请按名发给号衣腰牌。后来该衙门上奏称，如果给予号衣腰牌，反而恐怕倚仗有官物，四出招摇，弊端更甚，而且对于密查偷漏，更加多有阻碍等语。我认为该巡役没有号衣腰牌，则倚仗无查考，肆意妄为；有号衣腰牌，则奉命缉拿，被拿者既不敢拒捕，往拿者也不敢诈扰。至于巡役借词密查，实在搜求攫取，无所不为，仍请命令该监督，将巡役每名各给号衣一件，并各给印花腰牌，均写明某门海巡姓名，有讹索者，准商民指名禀告追究。这样真伪可辨，而棍徒蠹役不得冒充。如有伪造号衣、腰牌冒充巡役者，严行究办。制造号衣、腰牌的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至于巡役向来没有定额，散漫无稽，无法追究，拟请命令崇文门监督，将巡役酌定额数，每门若干名，务必统计十三门共若干名，造册咨报户部查核。此后每届年终，造册咨部，遇有更换，随时咨报。

六是条例规定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细刻制木榜，竖立于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任行户颁发遵照。倘若该管官不设立木榜，或书写小字悬挂于僻处，企图操纵税额高低者，查参治罪。又条例规定已革除的税，一概刊榜晓谕等语。现在崇文门未将税则及已除之税，刻榜竖立，地方官也未将税则刊刷颁发，以致商民无从周知。应当立即申明旧例，略加变通。所有征税科则，应由该监督认真详细刻制木榜，其例应免税的货物，逐款开明，另刊木榜，一并悬挂于税务衙门门外，以及十三门和各税口。并由该监督将商税则例、现行比例增减新例及免税各条，刊刷成书，于每年八月初三监督到任后，发给各行户经纪一本，使商民共见共闻。刊榜刷书的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

七是条例规定乾隆四十九年奏定，丁梨脆枣，是最下等的物品，不过是近京所产，即使有兴贩，也仅限于肩挑背负，此后应豁免税银，使近京小民不无所补等语。此后除水梨属于客货仍照例收税外，至于近京西山等处所产丁梨，无论是否肩挑背负，应一律免除送务征税。芦沟桥及各门也不准私收税钱、饭钱，违者惩办。

八是条例规定各关商民输税，填写收税红单二纸，一给商人收执，一送部查察。其有不给红单，或纳银数多，给票数少，及私将红单撤回多征勒索者，许商民首告究拟。此后崇文门收税，拟请用三连票根，一给商

译一份留存于该衙门，一份送交户部，以备稽查。如果出现上述舞弊情形，一经商民举报，便依照惯例追究定罪。

译有一条规定记载崇文门的税课，命令本商自行缴纳。如果货物到了而本商未到，允许店铺代为申报纳税等语。但往往有几家的货物，该行到税务所呈递验货凭证时，只写一家字号，容易滋生弊端。此后货物报关，无论几家共用一辆货车，都必须各自分开单据，不得将几家合并为一张单据，仅写一家字号，导致混淆牵连。至于各门每天送到税务所的手本，也必须将各铺的字号一一分别写明，不准笼统含糊，以杜绝行户借机影射漏税，以及巡役蒙混诬告抓捕等弊端。

一条是加重对行次的责成。商贾纳税，必须通过行次，原本是为了事情简易，责任有所归属。但日久相沿，竟然成为作弊的首要原因。平时串通本地的书吏，临事贿赂指使验货的家丁，卖放私情，视为惯例。而该衙门所查办的漏税案件，不过是偶尔抓捕一两个贫民，或是背负私酒，或是卖鸡蛋的人，反而用刑杖拷打以显示官威。行次的弊端，反而置之不问。因此应当奏请委派司员随时逐行详细稽查。倘若敢仍像从前一样作弊，立即予以严惩，不要稍有轻纵。

一条是崇文门查获漏税的客商货物，该委员过堂审问时，并不言明罚银数目，就先令画押供认罚款。等到画押供认后，委员在原供状内批注罚银多达数百两甚至数千两，交给坊羁押勒令缴纳，实在不成体统。拟请饬下崇文门监督，此后遇有应罚的案件，除按照例定倍数拟罚外，务必先将应罚银数告知该商，并在供状内写明，令其心服画押，不得刑逼勒罚。所罚既然有限制，那么商民财力能够缴纳，罚款也不至于虚悬无着。每月实收罚款多少，分列货物款项案由，分别注明本税银多少、罚款几倍银多少，明示于税务衙门门口，咨报户部，这样既能警戒偷漏，又有稽核。

一条是崇文门照例验货纳税放行，不准留难勒索。此后每天各门送有行李货物到税务所，无论天色多晚，必须当天验完，不准押送客店，延至次日才验。违者，即将委员监督参劾治罪。

一条是崇文门监督到任，向来是出示晓谕严禁官店。至于每天税务所上未经验完的行李货物，押送店内，有押至数日之久者。其查获漏税的货车，有押至数十日之久者。没有官店之名，却有官店之实。该店串通差役，借机渔利，商民受累不堪，是历年未除的积弊。此后崇文门附近的客店，如果敢容留税务所交押的车辆，准许被押之人赴城喊冤控告，即由该城御史将委员查明参劾，并将该店勒令封闭，店商从严惩办。

以上各条，有的参核旧例，有的酌拟新章。总之立法必须先防弊端，任事尤其贵在得人。应请旨饬下崇文门监督，随时督饬委员，认真办理，实事求是，期望对国家税课和民生都有裨益。所有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的缘由，谨恭折具陈。

会查辽阳税课酌拟章程疏 光绪十年

奉天将军庆裕

窃查接管卷宗内，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准钦差吏部尚书徐桐、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来咨，奉命查办奉天事件，奏称辽阳以税课盈余作为每年办公之用，旧章相沿已久，势难一律裁革。只是市卖马牛等税，每价钱五千，作银一两，收市钱五百文，按照时价，属于十分税一。以及每年派差分赴乡屯查税，名曰海查，既任听旗民举报漏税，往往查传十余家，仅止一二家应罚，未免过于扰累，诚恐其他城池也不免如此等情。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奉皇上谕旨，着该将军府尹会同盛京户部将各城税课章程详加厘定奏明办理等因，钦此。钦遵知照到奉天。臣庆裕到任后，当即会同臣启秀拣派委员分赴各城，将各项牲畜税课，确查具报。不久据先后查明分款开单禀复前来。臣等逐款复查，所有漏税罚钱一节，现经查明各城，均无勒罚情弊。海查一节，现经查明各城，或于每年年底派差分赴村中催令报税，或随时派差查催，均无海查名目。只有辽阳城守尉衙门，于每年秋后，查照向章，派差分赴四集镇油粉豆房客店查催牲畜税款，该商民等按照历年包纳的数目呈缴，是否与置买牲畜实数相符，税局从不查问，这就是所谓的海查，是辽阳税课与各城不同的情形。其买卖牛马骡头税课一节，现经查明广宁、益本、牛庄、铁岭、华州、锦州、熊岳、复州、金州等九处，均以买价东钱五千作银一两，收税银三分余，另有票钱、牙纪多寡不等，与辽阳以钱五千作银一两，收钱五百不收票钱、牙纪钱者，不甚悬殊。开原以六千作银一两，收税钱四百文。岫岩、昌图、宁远、凤凰城、新民厅、中前所、中后所，均以买价十千作银一两，收税

译从三分到六分不等。另外还有票钱、牙纪钱，也是多寡不一。统计这些税钱，以辽阳等十个地方较多。至于猪税，则以岫岩、宁远、复州、金州、中后所、中前所较多。羊税则以宁远、中后所、中前所较多。这就是辽阳收税与其他各城相同或不同的情况。查核户部则例，奉天这一省，唯独没有税则。衙门所征收的牲畜税课，有的始于康熙年间，有的始于乾隆年间，有的不知始于何年。年代久远，沿袭成习，各有定章。在此想要强行统一标准，如果准许按最少的数额征收，恐怕此后各地征收难以足额；如果想要以适中数额为标准，那么向来少收的各项都须增加。法令改得越多，弊端滋生得越甚。自然不如仍让各地沿袭旧制，以避免纷乱歧异。就像斗秤厘捐，各城收支数目，都有不同。当初创办之时，原本就是因地制宜，本来不只是税章如此。徐桐等人查办税务，并未提议改为统一标准，想必已经考虑到这一点。这些税课，除了按定额上报户部外，盈余用来补贴办公经费，并支付薪水、工食、房租、心红、纸张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款项。徐桐等人在奏折中声明，税课盈余用于每年办公之用，旧章沿袭已久，难以一律裁革，自然是确切的论断。至于税课十分取一，以及派差海查和漏税罚钱等事，经徐桐等人奏请，奉到谕旨，命令详细厘定，奏明办理。臣等应当迅速遵旨共同核查，以制定章程，避免弊端。

译臣等查考各城收税，既没有强行勒索的弊端，也没有“海查”的名目，应当请求不再对此进行讨论。辽阳税局向来有“海差”（包税）的做法，虽然这不是核实纳税的方法，但每年只纳税一次，比起限期缴税、频繁稽查的做法，还算简便。商民已经习惯这种状况很久，没有产生弊端。况且辽阳所属的刘二堡南北两堡，商民有数百家，每逢单日就有集市，买卖牲畜，每年固定不少于百余匹，仅包纳东钱一百七十千，折合白银不过十七八两。油粉、豆房、客栈都饲养猪，每家每年多则宰杀百余口，少也有七八十口，仅包纳东钱十千，折合白银不过一两。比起核实纳税，非常轻减。如果一定禁止“海查”，不准包纳，不仅恐怕滋生烦扰，而且税钱反而会增加，商民必定遭受其害。似乎不必嫌弃“海查”包纳的名声，而留下增税扰民的祸患。只有辽阳所收的牛马骡头税，以买价东钱五千折合白银一两，收取东钱五百，属于十分税一，是应当酌情减少的款项。广宁等九处，也以东钱五千折合白银一两，虽然每两税钱不及五百，但另有牙票等钱，与辽阳相差无几，也应当一律酌情减少以显示公平。查奉天省从马税银中，有按照东钱六千一百折合白银一两解送户部的款项。臣等共同商议，拟将辽阳等十处收税折银的章程，统一改为六千一百折合白银一两，每两照例收税银三分。愿意交钱的，准许按当时市价折成钱投税，各自方便。但以银两解送户部，都必须符合库平库色的标准，而且解银的运费，也是必不可少的款项。而薪水办公费用，也应当筹划。拟令在正税三分之外，酌情收取税银二分，用一半添补平色费用，一半作为饭食公用。此外一切名目，全部删减，永远不准再收一文，以免变本加厉。各行牙纪，在市场上取用，应当听任买卖双方酌情给予，不便由官府随课征收。仍将办理漏税的章程，照例申明以杜绝胥吏借端滋扰。至于岫岩等处所收的牛马骡税，向来以十千折合白银一两，开单向以六千折合白银一两，按其每两所收税银，都比新章轻，请求仍按旧例。如果蒙皇上批准，臣等即会同出示晓谕，使各城永远遵守。如果有额外多收、违例勒索的，就从严惩办。这样税务都有定章，而征收可以避免弊端。

浙江北新关暂缓开设的奏疏 同治三年 浙江巡抚左宗棠

据查杭州北新关，向来设在武林门外，其水旱城门以及附城的水陆要口，都设有税卡，每年定额征收正余税银十七万二千六百余两，铜银水脚银一万五千三百余两。今年二月省会攻克收复，前任织造鹤昶奏明等到三月后再设关试办。后来在七月十一日开征，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征收的数目寥寥无几，而厘税也显得减少。推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向来关书巡役，把这里视为利益源泉，借端刁难勒索，任意抽收，商民久已视为畏途。现在正值公私财力枯竭之后，突然设关，书役故态复萌，以致商贾裹足不前，抱怨更甚。接连据各商呈控，说厘捐与关税，虽然都是商民应当缴纳的，但交给厘局的，没有留难诈索的烦恼；交给关口的，有守候掯勒的危害。列举十款，详细陈述苦况。臣知道他们的情状并非虚妄，咨商织造恒延，拟以厘金划抵现收关税，会奏暂停关口征收，以顺应舆情。恒延认为事情不符合定制，未免被关吏所挟持，不敢直接决定。臣认为杭州省会，向来称为繁富，自从经过战火，凋敝不堪，至今市肆萧条，未能恢复旧业。即使设法招徕，也难以期望立刻恢复旧规。如果让竭泽而渔，各怀疑虑畏惧，不但百货昂贵，商贾无利可图，就连这幸存的百姓，谋生艰难，必定更加困窘。这固然是事理上不容坐视的。然而如果关税能像以前那样兴旺，下面有所损失而上面果然有所收益，臣又怎敢擅自议论更改呢？可是自从八九两月，正当关期兴旺之时，而该关口极力搜刮，所得税项，每月不过三千数百两而已。即使按此数推算，一年所获，也不过四五万两，而亏欠正余各款，常在十万以外。这是暂时复设关口，下面有所损失而上面并没有所益，又何必这样做呢？臣与在省司道从长集议，谨拟在浙江各属厘捐项下，按月划拨钱一万串，解交织造，作为采办一切工料的费用。月拨银一千两，津贴织造司库库使等办公，以及该衙门书吏匠役纸张饭食各项费用。其向解部科饭食，即在每月拨解钱一万串内，由织造酌量解给。计每年厘局共拔解钱十二万串，市价约合银九万两，又津贴银一万二千两，以抵关税。较该关现征银数，已加倍多。于该关公私，均有裨益。嗣后如果饷需稍裕，厘捐有余，尚可量为加拨，以补正额。统俟军需一律结束

译厘捐停止，再恢复旧制办理，这样关卡税和厘金就不会同时征收，商民得以稍作宽缓，这也是用缓一方而急另一方的道理。如果蒙圣上批准，就请命令杭州织造，迅速将关口各项税收一概暂停，不要听从关书怂恿，另生枝节，这样关税才能有着落，而杭州商民将永远感戴皇上的恩德于无穷。

译关于闽省征收运销茶税的奏疏 咸丰五年

福建巡抚吕佺孙

查闽省商贩茶叶，向来不颁发执照，征收税款。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以商人贩运闽茶，官茶私茶难以分辨为由，议请由产茶的崇安县发给执照，经过关隘，纳税后放行。后来因为出产茶叶的地方，不仅崇安一处，近来茶商多分散到各县购买，绕道出省贩卖，又经总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起，凡产茶的沙县、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律就地征收运茶税，由各县发给执照贩运，先后奏请奉旨交部议准在案。前年因粤匪窜扰江西、湖北，茶贩不敢前行，深恐借茶谋生的人失业生事，奏准暂时放宽海禁，各路茶贩于是都将茶运到省城售卖，不再从往日纳税的各关经过。不仅本省崇安等处的关税日渐减少，恐怕浙江、广东、江西等省的关税，也无不逐渐短缺。臣去年到任时，从江西河口进入福建，取道崇安，沿途体察，已略知大概。到省后，每次接见僚属及地方绅士时，都悉心咨询访查，大家都说自开放海禁以来，闽茶的利润，较从前不止增加数倍。因为从上游运到省城，由海路贩往各处，水路畅通，节省了不少运费和税银。所以商利越厚，国家正税反而亏损。若不设法变通，亟加整顿，何以抑制追逐末利而充实国家税赋？况且现在粤逆尚未平定，军饷军需，繁重筹划。先前奉部议征收房店各租，因闽省情况不同，未能照议办理。茶是闽地所产，类似于滨海的盐。茶商拥有厚资，取十分之一作为利润，起初并无损害。而且向贩客征税，不至于扰累贫民；由华商完税，不用担心纠缠；以天地自然之利，作为国家正当的供给，绝非添设科条、加增田赋可比。臣等督同在省司道再三审度，计议征收运销茶税这一方法，是充实税赋、公平商利的善政。只是闽省的茶叶，各府属均有种植，不止崇安数县。现在既然开放海禁，商民趋利如骛，无不贩运来省。若在各处分征税课，不仅无法稽查，且恐怕狡诈之徒，百计绕越，希图偷漏。必须在靠近省城的扼要处所，设立关口，并添设税卡，拟定税额，颁发印照，严立法制，以便稽核。即与江西、浙江、广东交界，可以贩茶出省各处，也应一体设立关卡，加增税课，以免商民趋避。请自咸丰五年起，凡有贩运茶叶，一律征收运销茶税。所征税银专款，解存司库，报部留支本省军饷。只是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料，应俟试征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据藩司、臬司会同粮道、盐道罗列章程条款，详请具奏前来。除未尽事宜，容再督饬司道悉心妥议，随时奏明办理外，谨会同闽浙总督王懿德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粤海关志序例

方东树

《周礼》天官冢宰掌管建立六典，第六项是事典，用来富国强兵，任用百官。九职任用万民，第六项是商贾，使货物流通。九赋敛聚财货，第七项是关市之赋。小宰调节财用，以八成经费供给官府，听取给予以书契，听取买卖以质剂，听取出入以要会。九府掌管接受货贿币赋，都谨慎其出入之用。司徒设立十官，治理市场以教化商人，各掌其买卖之事。司门正定货贿，举发犯禁的财物。司关掌管国家货物的节制，掌管货贿的出入，掌管其治禁。司马九法，曰施贡分职，制畿封国，设仪辨等，诘禁均守，比小事大。掌固分其财用，受法以通守政。职方氏掌管夷、蛮、闽、貉的人民，与其财用，制定九服的贡赋，各以其所有。怀方氏掌管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迎之。合方氏掌管通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训方氏掌管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氏掌管制定地域，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匡人掌管达法则，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撢人掌管诵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秋官的大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等职，大抵于九经皆属怀柔之政。所以终其词曰，以谕九税之利，九礼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看周朝设官，所以制财用、绥邦国者，何其若是之繁重周详也。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自是以后，肇开九郡，舟车辐辏矣。而海舶犹未通。据《汉书·地理志》，有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是中国商贾入海往市，而夷舶未来。海舶通市，起于隋唐之际，而盛于宋元明。宋初置市舶使，以知州兼使。元置市舶提举，衡其职守，不过与茶盐坑冶大使

译同伦。明朝也设立了三个市舶司，但由宦官主持政务。洪福齐天，我朝驾驭外邦、控制内政，法制严明。自粤海设立海关以来，有时由高级官员兼管，有时由亲信大臣监督，都是经过皇帝亲自简拔任命的，尊崇其体制统属。口岸的稽查责任归于水师，发放执照、引航等事务由澳丞掌管，安抚驾驭、筹划大计则由督臣主管。这与周朝六官大小相互维系、共同流通的意义，是同一条脉络贯穿的。这是因为圣明的君主制定法律，体制宏大、思虑精微，前后标准一致，远远不是前代所能比拟的。现在正值编纂海关志书之初，我私下仰观创立制度的精妙，阐明这一义理，用来与历代帝王并列而垂示典范。宋潜说友撰写的《临安志》，将诏令列在卷首，但冠以了前朝的内容，不符合尊崇本朝的原则。只有郑居中等人编写的《政和五礼新仪》，首先列出御笔指挥，最为值得效法。现在采用它的体例，恭敬地记载历代圣主的谋略训示，专门针对通过粤省通贡通使的外国，以及相关的告诫训诫，用以昭示国家安抚南方、怀柔远方、设立官职制度的大法，同时也表明本书的断限。国家一统的盛况，超越前代，各国外国归顺纳款，虽然远在万里之外，却如同咫尺之遥。然而，会同馆的接待、职贡图的绘制，并非一部地方志书所应大肆记载的。只有那些贡道经过、惯例由粤东入境的国家，对于其国土、姓氏、封号、来贡年月，以及过去由粤省入境后来改由闽省入境的情况，都简要概括，以彰显粤海关的职责标识。至于具体事例，详细记载于《大清会典》，不再完备收录。其来贡的国家，一律以本朝为断限。如果事情发生在前朝及历代，则各自具备史志，另外设立“前载”一门。

译进贡与贸易是相互依存的。既赞美其君主归顺天朝的风尚，也满足其百姓的需求欲望。内地不需要外洋的货物税收，外洋必定依赖内地的物资用品。允许他们通商，是为了顺应夷人的情理，包容爱护养育，体现上天覆盖万物没有偏私的恩德。所以凡是通商国家的名称、来通商的年份、通商的事例、互市的货物，以及夷船的制度和数量，都详细罗列在这一篇中。至于蕃夷居住在澳门，虽然事情始于前朝明朝，但现行制度没有改变，与历代市舶司不同，且是关市管理的根本，所以不把它归入前朝旧事，而记载在这一篇的开头。

《周礼》设立十位司市官员，因为市场而设置官职，有市场就一定有治理它的方法。兼领和专设官职的改派，文武职司的分工，品级仪制的不同等级，以及大小总口设置官员和委员的增减，胥吏书役的数量，都记载在这一篇中。官员调任离任的年月，录入官职表中。

官员用来治理政令，然而没有商人就不能完成交易。十三行商人的名号起源，以及事例条件，还有商人报效、恩赏品衔，都记载在这一篇中。至于通事的名目，在周代官职中相当于象胥的职责，在汉代称为译长，翻译传达语言，是蕃汉交易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终究不是正式官职，所以不列入设官篇，而附在这一篇中。

有市场就有货物，有货物就有征税估价。征税估价高低没有依据，就制定科则，使有一定的制度，这样上下就不会迷惑。宋朝初年立法很轻，后来屡次因为抽解太重，导致上奏陈述。元世祖时，凡是沿海各郡，与蕃国互易舶货的，按十分取一，粗劣货物按十五分取一。明朝洪武年间诏令海舶贸易都免征。永乐年间西洋刺泥国等国来朝，附带装载各种货物，与百姓互市，有司请求征税不被允许。后来立法大多达到十分抽二。万历年间末年，宦官李凤增加广东税收二十万，广东商人困苦求免不得。我朝损益适中，凡是则例中所记载的，历来有增减。追溯自乾隆五十一年清理关务条奏事宜以后，近年又有更改。现在以现奉嘉庆年新修《会典》及户部则例关册为准。

既然设立了税额，就有课额。课额有增加有盈余。道光十四年前总督卢坤奏称，比较近年粤海关征收银两，每年多达一百六十余万两有余，而商民安乐，外夷欢欣感悦，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这都是因为历代圣主深仁厚泽，涵育培养，招徕怀柔所致。虽然对国家财政总数没有增加毫末，但货物丰富流通，均安无患，固然是治理人民、节制用度的大法。参价搭解，每年发运解京的事例，都附在此处。

《周礼》中理财的各种职官，都谨慎地管理要务和出入，不只是职岁、职内、司会、司书而已。前面的科则课额，都是用来管理收入的。至于禄俸工食，存留支给的数额，内除澳门同知、香山县丞及武职营弁归布政使司奏销，都有确定的均节格式。事关奏报，稽查不可不当。至于捐助军需、工程、灾荒、善举等一切在经费之外的支出，虽然用数很少，也不可不计录其实情，存备稽查考据。

《会典》及户部则例，在关市一类中，都记载有禁令。确实因为利益所在，弊端丛生，不可不申明严正法制。然而如走私漏税、官侵吏蚀等弊端，都是各关的通例，不是粤海专条。粤海所严禁的，如夹带华人与违禁货物出洋，以及贩卖鸦片、拖欠夷账，兵船驶入内港，都是外海洋禁的大项。因为它们关系到外蕃，按事类辑录，统一归入市舶篇。其在内地民夷杂居，良奸混处，或者澳夷滋事，或者汉奸勾引，暗中唆使煽惑，恣意不法，处处都需要防范。所以出入有讥察，去来有定规，种种明文，悬挂作为法令之首。不仅使夷商海贾，敬畏遵守天朝法度，谨慎不违，也用来遏制内地商民，使他们知道统一的刑章，森严难犯。虽然其职事由疆吏地方有司掌管，但实为本关专责，固当特别著为一门。

有一个官署，就有一个建置。其时间地点，不可不详细识别。凡是衙署务所建于设关之初，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及各岸口前山寨文武官廨、十三行夷馆、台神庙等，凡因关市而建置的，总为一篇，以区别于地方及营伍的制度。

粤关所辖之地，各郡县都有把截隘口，不只是省城大关及海舶所来，与前山、濠镜、黄浦、虎跳门等地。如果迷失方向，就糊涂无法分辨。各作地图，使开卷而千里如在几席之间。

凡是志书都分史体，史有纪、志、表、传，地志有图、表、志、传。现在撰写榷志，有表有图，没有传。而历任官司，在位名数先后次序，虽然在档册中，但稽核繁杂，只著为官表，这样一览易显。

著书固然应该知道有限断，但得不到事迹的本末，得失何据而稽考。而事迹本末，有在于前朝的，不得不追溯其由来。现在设立前载一门，凡是涉及贡市本末的都记载。然而也不取繁称寡要，阑入冗长。

志乘之书，为了纪人物，所以有列传。而其传

译大多采录历代正史。政书不同于地方志，按体例不应设立传记。如果事迹值得记载，议论值得采纳，也大致采录其事，编入本篇。至于各藩国居留澳门，将近三百年，繁衍子孙，恭敬奉行朝廷命令，其风俗物产、语言文字，确实也不可不记。然而终究与关税政务无关，况且印光任的《澳门纪略》已著成专书，本志不再混入记载。这“杂录”一门，收录的是确实与关税政务相关，却无处附载的内容。

译以上是目录。总共分为十四篇：曰训典，曰职贡，曰市舶，曰设官，曰行商，曰税则，曰课额，曰经费，曰禁令，曰建置，曰地图，曰官表，曰前载，曰杂录。其中同属一门，但事类较为繁杂的，分别列为上、下两卷。总共大约有几十卷。其卷目详细列于左侧。

复曾沅圃观察书

胡林翼

收到您的亲笔信，得知浮梁大捷，迅速收复城池。叛军果然受到重创，那么南岸的军情就稍微稳定了。胡林翼（涤帅）那里兵力非常单薄，似乎非增募不可。水师难以增添人员，现在杨军门这一支部队，拖欠军饷的情况比陆军更为严重。至于在安庆设立海关这一节，我的意见是断不可行。设立海关则官派繁重，部费众多，弊端不可言状，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能够奏请笃实明白的人专门办理，尚可为之。否则处处浪费，处处落空，一文钱也无法接济军饷，而大利全归于衙门蛀虫、部书部吏的无度搜刮，实在不能分出点滴来接济水陆军队的实际所需。尚祈您公将此意迅速寄给涤帅。涤帅深知海关官场的情伪，也不待林翼的盲说了。总之，设立海关不如设立局所，委派官员不如委派士人。委任得人，尚且足以有所接济。如果奏请设立官督，移建公所，大局就支撑不住了。请您高明详察。

重酒酤议

冯桂芬

酒禁由来已久。大禹疏远仪狄，《酒诰》惩戒饮酒，周朝司虣禁止在街市游荡饮食的人。汉初饮酒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开始榷酒酤，而酒禁废除。只有武侯治理蜀地时，禁酒严格，道路上没有醉人，其余没听说过。王应麟说榷酤的危害，甚于鲁国初税亩，没有别的原因。粮食是百姓的天，酒是粮食的蛀虫。统合五谷约以升计算，粟制成酒一斤半为比率；统合万民约以十人中有一人饮酒，饮酒也是一斤半为比率。这是十人消耗十一人的粮食。亿万民众中必定有十分之一的人受其饥荒，怎么能不禁酒呢？然而不能禁。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以为常的，一旦想要改变它，即使以天子的尊贵临之，以大辟的重刑威之，也最终不能实行。不考察古事，不采纳近闻，不通达人情物理，或者任性，或者恃才，都不知道其不可禁。不知道其不可禁而禁之，正好扰乱它而几乎不能禁之。雍正年间，曾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后来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年尚书海望上疏说禁铜无效，请求弛禁。也曾严酒禁，乾隆初年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说直隶省一年中被拘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信服，应该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这就不能禁了。都是前事的教训，又何论近年烟禁呢？我私下认为像酒这样的东西，只宜加重酒税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唯独酒可以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加倍处罚。经过三四厘捐，而酒值加倍了。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的。至于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沈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于孙疏有云，不酿酒，则梁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辨。

榷酤说

金文榜

自从仪狄造酒，传入中国，浸淫日甚，历代都有明禁。等到汉唐用榷酤法，官自造曲，置店酤酒，民间不得私酿，有买私曲者，罪至弃市。是酒已通行不讳，特必由官司制造耳。厥后奉行不善，重扰民间，遂请罢榷酤法，听民自造，但增课钞，酒禁于是大弛。明太祖洪武三年，令蹋造酒曲货卖者，须赴务投税，方许货卖，违者并依匿税科断。是酒禁虽开，而征税不易也。今官中烧锅之禁未嘗不严，而实则毫无限制。虽钞关酒税颇重，军兴后厘捐一款，亦以酒为巨项。然钞关未可盡憑，厘捐断不能久。以管见论之，似可别立章程，重其税，一其例，严其禁，破格行之，于筹费中兼寓节流之意，庶乎其可。何则。酒为祸泉，天下之至可省者也。可省而不省，税宜重而不宜轻也。凡一切货捐，无论重轻，商民同受其病。惟酒税一重，病商反可以利民。盖税重则价必貴，价貴则售必滞，售滞则酿必稀，酿稀则米之耗费少而存积多矣。請言其益。米乃万物之宝，农人颗粒必珍。造酒家上品用糯米，次用粳米，又其次用碎米，或另造小酒则用麦

译都用清水浸泡透彻，提取其中的精华，剩下的糟粕用来喂养猪狗，这种浪费天物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用重税来困窘他们，浪费天物的现象不用禁止就会自行停止，这是第一个好处。

我们郡县是产米的地方，而消耗在酿酒上的粮食，数量极其庞大。仅以西南乡横金一处为例，方圆二十里，共有七十多个图（基层行政单位）。道光年间，有“横金一万”的谣传，说的是每天出产烧酒一万斤。何况春冬季节酿造的大酒数量，又是烧酒的十倍。核算每年消耗的米麦，附郭各乡，总共不下数十万石。

大军战事之后，荒年歉收令人担忧，穷苦百姓怎能不挨饿？现在用重税来困窘酿酒者，无形中劝勉他们积蓄数十万石粮食作为防备荒年的打算，这是第二个好处。

酒能改变人的性情，一切作奸犯科的事情，遇到酒就会变得疯狂。物品罕见珍贵，不能大量获取，人们各自保持安静，可以省去无数的诉讼案件，这是第三个好处。

乡民以酿酒为业的，常常用自己的田地雇人代耕，因此农田耕作粗疏，收获不多。酒税既然加重，他们的酿酒业必然减少。横金等地，可以节省出一半的人工，专心从事农业，这是第四个好处。

有这四个好处，本来就应该决意推行。况且这件事并不难做。凡是民间细小的事务，一旦遇到摊派，总是苦于胥吏的勒索骚扰。如果酒是可以不酿的东西，一听说重税，懦弱的人一定不愿意做；那些敢于酿酒的人，也不惧怕胥吏的凶悍。再加上有酒缸、有酒曲，一样一样都可以作为凭证，又有什么可忌惮而不做的呢？

最紧要的关键，没有比迅速裁撤米捐这一项更巧妙的了。把米捐的数额，全部摊入酒税中征收。因为米有捐税，危害百姓并非轻微。二十年前，钞关豁免米税，十年中常有四五年。即便咸丰四年，议定每石米捐钱二十多文，当事者还担忧太重。后来等到城池陷落于贼寇，逐渐增加，甚至达到一百文。现在听说北乡的米，运进城经过两座城门，缴纳的捐税几乎达到二百文，这难道是应该效法的吗？

所谓“谷贱伤农”，原本是在全盛时期逐渐出现弊端的说法，不能作为常例。如果“谷贵伤民”，那么今天游民最多，已经实际遭受其害，绝对不能没有方法来挽回。圣人治理天下，正希望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哪里会有常设捐税的道理呢？况且战火刚刚平息，饿死的人遍布道路，赈济抚恤正急切，又怎么忍心剥夺穷苦百姓的口粮呢？

那么，确定酒捐来罢免米捐，也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做的了。

译酒课考

陆心源

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

唐德宗贞元二年，每斗酒征收专卖税一百五十文钱。

查杜甫诗云：“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如今征税一百五十文，则是十分中抽取五分了。

宋太宗至道二年，两京及各州征收专卖税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余贯，京城卖酒曲的钱四十八万余贯。

宋真宗天禧末年，专卖税增加铜钱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加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卖酒曲增加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查《会要》记载，十文铁钱相当于一文铜钱。

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开始征收增加的盐酒税利钱，每升增加一文，称为“王福部一文添酒钱”。

宋仁宗皇祐年间，每年税课合计铜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九十六贯。

宋神宗熙宁五年正月四日，命令官营酒坊每升增加一文。

宋徽宗崇宁二年十月八日，命令官营酒坊，上等酒每升增加二文，中下等酒增加一文。

崇宁四年十月，酌情增加两种酒的价钱，上等酒每升增加五文，次等酒增加三文。

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命令各路依照山东的酒价，每升增加二文。

宋高宗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纡申请暂时增加酒税，每升上等酒四十二文，次等酒十八文。

宋高宗绍兴元年，命令增加酒税，每升上等酒二十文，下等酒十文。

绍兴三年四月八日，命令煮酒酌情增加三十文，凑足一百五十文。

查从庆历到绍兴年间，总共增加了一百一文，而说凑足一百五十文，那么旧税应当是五十文了。

绍兴五年闰二月，每升各增加五文。

绍兴六年二月，暂时增加每升十文。

绍兴八年六月，命令两浙各路煮酒，增加十文凑足，连同腊蒸酒，增加六文凑足。

绍兴九年，因都督府申请，暂时增加十一文。

又有发运使制造船只增加酒税，每升上等酒三文，次等酒二文；提举司酌情增加酒税，又以上下等酒每升增加一文，不知始于何时。

查酒税由来已久，而获利之厚，没有超过南宋南渡之后的。四川一省，每年税收高达六百余万贯，所以能够凭借江南半壁江山，支撑抵抗强敌，战马奔腾，士兵饱食，延续了一百多年。其生财之道真是高明啊。大概酒是嗜好之物，而非日用必需品，不喝酒的人即使强迫他也不能喝，嗜好喝酒的人即使禁止他也不会停止。所以即使加价十倍，也不会导致百姓负担过重。与向田地加赋、向人口抽税相比，相差岂不遥远吗？

南宋浙江酒课考

陆心源

杭州，即今杭州府，有十个酒务，税收三十万贯以上。

越州，即今绍兴府，有十个酒务。

湖州，即今湖州府，有六个酒务。

秀州，即今嘉兴府，有七个酒务。

婺州，即今金华府，有十个酒务，税收十万贯以上。

明州，即今宁波府，有五个酒务。

温州，即今温州府，有七个酒务。

台州，即今台州府，有八个酒务。

衢州，即今衢州府，有四个酒务。

睦州，即今严州府，有七个酒务，税收五万贯以上。

处州，即今处州府，有八个酒务，税收三万贯以上。

这是《宋史·食货志》所记载的庆历年以前未增加酒税时的收入。当时每斗酒税不过五十文，而收入已经如此，那么南宋时增加到一百五十文，每年应当得到三百万贯了。查《文献通考》记载南宋浙江人口四百余万，我朝太平二百余年，人口日益增多，相比南宋大约增加一倍有余。这千万人口中，喝酒的人应当占十分之二。以每人每天喝一斤酒计算，每天可卖酒二百万斤。每斤加税五文，每天可得钱一万贯。一年即可得三百六十万贯。土地没有新开垦，人口也没有新聚集，如果能参考古今适宜的做法，得到廉洁干练的人来经营管理，对于国家财政，岂止是小小的补充而已呢。

召见恭纪奏结私酒案事

吴廷栋

咸丰壬子年，臣廷栋由刑部郎中在京察中获一等。当时部堂官员，满族尚书为恒公春，左侍郎为全公庆，右侍郎为书公元，汉族尚书为周公祖培，左侍郎为曾公国藩，右侍郎为彭公蕴章。此前书公元兼任崇文门副监督，奏报查获长兴店私酒三十六家，人犯数十名，交由部分司审办。那五万余斤私酒，全部交给缉捕役卒充作赏赐。各位堂官知道案情尚未确凿，书公元坚持认为是漏税，想要严惩。承审官员拟判人犯满杖，书公元还认为宽纵。恰好案犯上诉问官枉法断案，各位堂官认为控告涉及本部问官，应当回避，奏请钦派大臣审办。奉朱批，以先存成见、有意推诿为由严加申斥，不准回避。堂官于是改派廷栋等满汉八人复审。查出书公元的家仆借查拿私酒之机，远至城外诈骗赃款，未满足欲望，才将人犯送交刑部等情。先行具奏大概情形，并请旨转饬监督将委员及家仆交出归案质讯。奉朱批严斥，昏愦糊涂，显存成见，又谕示城外片壤皆国家之地，何分远近，饬令委员听候传质，家仆送部归案等因，钦此。皇上意向偏向书公元，怀疑他孤立无援。

译同官故意标新立异。随即调任全公至吏部。书公转任左侍郎。以基公溥署理右侍郎。调任曾公至吏部。彭公至工部。以吕公贤基署理左侍郎。陆公应谷署理右侍郎。随后三月京察引见。廷栋蒙受皇恩，记名以知府、道员任用。初九日奉召见。仰瞻天颜，微微含着怒意。首先问道：“你承办了私酒案吗？”奏对说：“臣是续派复审此案。”皇上说：“案情如何？”奏对说：“此案不能称为私酒。长兴店距离彰仪门四十里，归宛平县管理，起初不归崇文门管辖。而且他们所卖的酒，都是从各处有官方执照的烧锅买来的，有发票为据，也不能称为漏税。至于崇文门收税，应当以城门为界限。进入城门而不纳税，才算是漏税。既然没有进入城门，怎么能叫漏税。如果一定要把距离城门几十里外的酒称为漏税，那么哪里不是私酒。小民该遵循什么标准。这不过是徒然被差役借机影射，从而开启讹诈的端绪罢了。监督大臣，只以国家税收为急务，恐怕有偷漏，不得不任用家人作为耳目。家人不能遍行城外，不得不任用差役进行巡逻。差役有定额，又不得不借助白役供其驱使，俗名所谓的‘圆扁子’就是这类人。这些人都是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既然没有工钱饭食，却甘愿效命奔走，他们的意图究竟为何。无非是为了利益罢了。监督本欲整顿税务，却不知道被家人蒙蔽。家人即使不完全欺骗主管、谋取私利，也不能不受差役的诓骗引诱。以至于将权力下放给‘圆扁子’，那么民间遭受的骚扰拖累，就不可问了。况且监督的家人，敢于到长兴店索诈的，也是因为崇文门兼收城外半壁店的酒税。立法不完善，所以得以借此为借口。去年九月间，崇文门奏报查获冒充官役妄自抓捕私酒的案件，就是臣审办的。臣认为收税只以城门为限，才容易稽查，不用担心偷漏。自从有了城外收税，远至离城十八里的半壁店，巡逻难以周全，实在容易滋生弊端。定案时，曾拟奏请皇上敕令崇文门另议章程，以城门收税为限。当时书元阅览奏稿，深深认为此议是正确的。可见缉私而远及长兴店，并非监督的本意。”皇上听奏未过半，便收敛了怒容，连声应答。廷栋又奏道：“长兴店既然不能称为私酒，那么其人就没有罪可判。所查获的酒，自然应当发还。行诈的家人，自然应当按照条例惩办。这样才合乎公平。”皇上应允并点头。当时一同被召见的，是刑部满族郎中多山。皇上随即问多山几句家世，便一同退出。廷栋回到刑部，谨遵所奏办结此案，缮写稿本呈交堂官。还没来得及具奏。

译三月十五日，廷栋奉旨补授直隶保定府遗缺知府。次日谢恩，蒙召见。皇上问：“直隶官员中，有你的同年吗？”奏曰：“只有藩司陈启迈，是臣拔贡同年。”皇上说：“你常读什么书？”对曰：“臣曾读程朱之书。”皇上说：“为什么学程朱的人多迂腐拘泥？”对曰：“这正是不能善学程朱的缘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是由体达用的学问。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之处，必是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腐拘泥不通，正由于平日不能像程朱那样格物穷理，而只凭记诵，并非学程朱的过错。”皇上说：“明朝的杨大洪这类人，难道能说不是程朱之学吗？”对曰：“明朝开国，即崇尚程朱之学，人人奉为法守，故能培养一代人心廉耻，而节义最著。杨大洪是节义之士。程朱并非无节义，只是自尽其性分之常，而不得仅以节义名之。若节义之士，深以涵养，亦即程朱之学。但其至性勃发，迫于忠爱，每近激烈，非容纳直言之君，不能谅其心。皇上深取于杨大洪，是崇奖节义之士，而人心将自此振矣。”皇上说：“你认识曾国藩吗？”对曰：“曾国藩曾署刑部左侍郎，臣实早与相识。其人励志不苟，亦是杨大洪一流人材。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皇上说：“你认识倭仁吗？”对曰：“臣亦早与相识。是笃守程朱之学的学者。平日专在身心检察，日自记载，以为考验。臣尤佩其笃实。其守道虽似近迂，而能知大体。”皇上说：“其记载所著是何书？”对曰：“此非著书，乃每日自省课程。盖学问不从身心上讲求，则根本不立，其用处即不能无弊。昔宋臣程颐进说于君有三：曰立志，曰责任，曰求贤。志不立则规模不定。皇上高居九重，天下之所瞻仰，意有所向，莫不如响斯应。若此志一定，何为不成。志在尧舜，斯为尧舜矣，初无难也。任不专，则大臣得以谢其责。奉皇上以干纲独运之隆，称自处于奉令承教，而得失两无所预。天下事谁与皇上分其忧？古所谓君逸臣劳，正惟各受其任，即各专其责也。天下事无大小，首在得人。不急于求贤，则无与共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归本于人君之一心。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而又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深宫寤寐旁求，则辅相得人。辅相进贤待用，则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得人。部院督抚各择其屬，则内外司官州县无不得人，斯贤才出矣。”皇上说：“如某者才亦可用。”对曰：“小人无才，不足以售其欺。如某者，成皇帝赦其重罪，畀以重任，复敢罔上行私，其才何所赖乎？”皇上闻奏默然。廷栋乃悚然而退。

廷栋已离部，至十八日，始具奏所结私酒案，奉朱批严斥，荒缪坚执成见着再细心审讯等因，钦此。得严旨后，部中情悚惧，惟吕公贤基谓此案无可再讯，谨申明案情实已确凿，无可再讯，仍照原拟于二十二日具奏，始奉旨依议，钦此。此审办私酒案奏结之原由也。

越日，廷栋往谒彭公。公告廷栋曰：“皇上尝垂询军机大臣，今之留心理学者，祁春圃相国以倭仁及君名对，予亦以曾国藩对。君昨召对后，皇上告我等曰：‘吴某学问结实。’”廷栋闻公言，为之悚惕无已。窃念逖小臣，一念爱君之忱，发于不自知，不觉言之越分，乃圣主不以为忤，反虚怀开纳，诱之尽言，得邀非分之知，正不知所以图报也。然则吾君之聪明天亶，听言如转圜，尤独留心正学，岂下所能窥测哉。苟欲稍裨高深，当知所先矣。己未仲冬月，臣吴廷栋追忆恭纪。

请暂禁烧锅片 光绪四年 李鸿章

直境粮价增昂，固由秋成歉薄，亦因耗费太甚。通省烧锅约计千有余家，每日需用高粱两万余石，每月共需六七十万石。即以每人日食一升论，该烧锅等一日之费，已占二百数十万人之食。境内及外来之糧，往往被其购用，遂致民食缺乏。虽招徕远近商贩，源源运粜，价不能平。查永平、宣化、顺天各属，烧锅最多。其在永遵者，并用海船运赴奉省大宗采买。今直、晋灾区，皆指奉粮接济，势难任其争购。夫酒可终年不用，日不再食则饥，轻重原自有别。

译那些烧锅每年应当缴纳的税银，总计不过三万多两，对国库收入的增益有限。但它们占据并掠夺穷苦百姓的口粮，给民间带来的祸害却非常深重。自古以来，荒年赈济的政策中，本来就有禁止酿酒的规定。山西近来已经奉旨严禁烧锅。直隶省作为京城周边的重地，值此粮价日益上涨、民生困苦之际，更应当舍弃次要的、急迫的优先处理。因此恳请，除了热河承德府因年成丰收、粮价低廉，可以不议禁止外，凡是直隶、顺天府所属各处的烧锅，从明年正月开始，暂时停止酿酒，以救济百姓的口粮。等到秋天丰收之后，再允许恢复酿酒，依旧照章纳税。如果蒙皇上批准，就由臣发布告示晓谕禁止。如果有在期限内私自酿酒的，按照惯例治罪。并普遍命令地方官员秉公查察，不准胥吏役卒从中牟利、包庇纵容，或者借机骚扰勒索。如有违犯，则从严参劾办理，分别予以重惩。

译关于筹议闱姓利弊、请求暂时弛禁以堵塞财源漏洞的奏疏

张之洞

奏报广东闱姓一事。遵奉圣旨仔细权衡利弊。拟请暂时放宽禁令。收回利权。恭敬地补呈密折。仰求圣上明鉴。

窃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上的谕旨：翰林院代递检讨潘仕钊奏折《变通挽回巨款》，称广东闱姓赌局多次申令禁止，如今据该检讨奏称，澳门开设闱姓公司，利益归于外族，现在海防急需军饷，请饬令体察情形，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抑或暂时将省城闱姓弛禁等语。着张之洞、倪文蔚妥善商议具奏。至于所称副将彭玉伙同奸民何贵等人私自收取闱姓各节，并着确切查明究办。钦此。

又于十一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三日奉上的谕旨：据御史何崇光奏称，省城开设闱姓厂，比澳门开厂流弊更甚，请饬令申明严厉禁止等语。着张之洞、倪文蔚归入潘仕钊前奏，仔细权衡利弊，一并妥善商议具奏。另一片奏请将闱姓赌匪陈恒等人严拿惩治，并着查明究办。钦此。

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初六日奉上的谕旨：据翰林院侍读梁耀枢、顺天府府丞杨颐奏称，闱姓诡谋复开，详细陈述科场舞弊、商贾受累、奸民纵恣、赌匪横行四大害，请旨严禁，并声明澳门僻居一隅，比起从前闱姓已减少十之六七等语。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但须一律禁止，不让利益归于外族，方为上策。若如该侍读等人所奏，不仅省城不便弛禁，即使澳门也可逐渐禁绝。应如何设法办理之处，着张之洞、倪文蔚悉心筹商，妥善商议具奏。钦此。

臣等广泛访查咨询，仔细权衡利弊，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奏请旨。随即承准总理衙门电开，十一月二十九日奉旨：彭玉麟等人电称，粤省闱姓请暂弛禁以济军饷等语，着依议施行，仍随时体察，如有流弊即行奏停。钦此。钦遵查照，先后咨行在案。

伏查广东闱姓一事，自从前任巡抚张兆栋奏请申禁以来，遂成为澳门的利益渊薮。于是主张堵塞财源漏洞的人，大多以此为言，并非因筹饷而起。海防既然紧急，筹划澳门防务和军饷的人，说得尤其恳切。臣彭玉麟上年五月条陈广东事宜的疏文中，有一条关于闱姓弛禁。臣张之洞到任之初，曾经抄录稿本给他看。自八月奉到妥善防御澳门的电旨，九月奉到能否弛禁的寄谕，当即分别会饬司道府县各官妥善筹划详细商议。

随即据布政使龚易图、按察使沈镕、盐运使瑞璋、督粮道益龄会同善后局，转据广州府知府萧韶、署南海县知县危德联、署番禺县知县侯甲瀛详称：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历经地方官查拿闱姓，罚认军需，多次共罚缴银四十余万两，均经奏明在案。光绪元年申禁之后，奸民私下在澳门设局，输送资金给葡萄牙人，澳酋为之庇护，官府力量于是穷尽。借此巨资，购买船只装备，近来且接济异族，窥伺省城。澳门为广东之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

现经绅商具呈，如果蒙恩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处可得，也可借此缓解目前之急。即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人，呈请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其余二百九十万元，按年分缴。当即邀集省城大绅及各书院山长，前往明伦堂团捐局公同面议，再三咨询，一致认为可行。并据署水师提督方耀、署陆路提督郑绍忠咨呈，称防务甚急，断绝澳门的援助，增加我们的军饷，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应请速办等情，会详请奏前来。

臣等会查潘仕钊所奏，言弛禁有利；何崇光、梁耀枢、杨颐所奏，言弛禁不利。两说截然对立，如同水火不相容。恭读九月初八日谕旨，说“熟权利害”；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旨，说“不使利归他族”。圣上这两句话，精要无遗，实为此事的权衡断制之准绳。

谨先言资敌之害，外族暗中勾结，确有明证。上年七月二十一日电旨，十二月初二日曾纪泽在伦敦的电信，香山县丞的密禀，以及港澳各项探访员绅、洋商的密报，都确凿可查。海防正殷紧之时，接济之苦在于不能断绝，口岸之苦在于不胜防守，岂可再丰其羽毛，资其巢窟？这是第一害。

有人说，中外兵事，有时平息，外族相助有何妨碍？那么请言养寇之害。粤省大患，首在香港澳门，一东一西，堵塞我门户，百事不得自由，藏奸犯法，伏戎乘虚。香港尚隔洋，澳门则接壤。所幸澳门尚贫弱，商业萧疏，近年茶商颇为减色。自闱姓移设之后，游民云集，贾贩争趋，各项公司，日增月盛。澳

译民众每增加一商贩，澳门首领便增加一份赋税。澳门首领每年收取闱姓税数十万两，其他税项也有数十万两。澳门商人的年收入每年增加数百万两。于是他们扩充军队编制，添置炮台，用二十万两向海外租赁战舰。其声势日益嚣张。他们的商业不足以自给自足，而我们却驱使华商缴纳租税来使他们富裕。白白地在肘腋之间增加了一个强大的邻居，广州从此永无安宁之日。这是第二害。

有人说，他们虽然富强，但也无能为害。那么请让我谈谈自我损耗的危害。财物只有这么多，枝节强盛则主干衰弱，外部溢出则内部空虚。三十年来，广州的商业利润，有一半转移到了香港，这已无从追究。澳门与内地陆路相连，逃匿尤其方便。闱姓赌博率先开设，公司随后效仿。洋界日益富裕，省会日益贫困。损害境内有厘金、有税收、安分守法的良商，而利益界外法令不及、不征收赋税的奸富。这是第三害。

有人说，为何不按照进言者的说法，责成分馆和兵役禁止呢？那么请让我谈谈妨害政事的危害。自从明文申令禁止以后，大吏避开“闱姓”这个名称，却又想攫取开设闱姓的利益。于是编造出截获缉捕的说法，委派官员和士绅，在各路搜捕截获。爪牙四出，白昼横行。分馆之家，能行贿的便免于查禁。佛山是近郊的大镇，侦知那里的赌馆最兴旺，利润最丰厚，便委派士绅陈桂士作内应掩捕。官府得到罚款七万两，兵役和地痞流氓所得，可想而知。民间大受骚扰，于是被言官参奏。上年七月初六日，钦奉寄谕，命令臣之洞查办，已有案可查。数年来，肇庆、韶州、清远等地的分厂照旧，官商投买照旧，士绅地痞和衙门蛀虫的陋规照旧。对上编造子虚乌有的谎言，以欺骗朝廷；对下实行告发没收的法令，以欺骗百姓。名实相违，进退无据，成何政体。这是第四害。

有人说，进言者所陈述的还有责成巡船禁止渡船的方法。那么请让我谈谈骚扰百姓的危害。有膻味蚂蚁就会前往，有市场商人就会到来。澳门赌馆大开，利益驱使，怎能阻挡。卖闱姓的人，每人发给几页纸的券；买闱姓的人，每人携带几寸纸的券。各县都有，每天都有。必定要在各属通往澳门的水陆各路，岔道支港，设置巡船数百艘，驻扎巡役数千人。凡是往来的商旅良贱，都要解衣倒箧，人人搜检。终年无休。在王道太平的时代，哪有如此政体。即使这样做，巡逻人员的卖放，赴澳洋人的夹带，北自京城、上海，南至暹罗、吕宋、新加坡，中外轮船的递送，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禁绝。查澳门赌馆初开之年，其首领每年责收税饷十余万两，上年递增到三十余万两。必定是利润丰厚，然后税收才多。如果说近年已减少十之六七，为何澳门商人争相认缴赋税，反而增加三倍。那么禁令实行与否，投买减少与否，也就大致可以知道了。禁止是没有的，骚扰却是有的。这是第五害。

有这五害，即使没有捐饷助军的举动，也应该解除这虚悬的法网，以堵塞这切肤的漏卮。

译况且单就筹措军饷来说。自去年秋天以来。强敌兵临城下。军营连绵遍布野外。对外援助台湾、福建、云南、广西。对内防御广州、潮州、廉州、琼州。军械、工程、台湾、河道等各项事务。繁杂费用层出不穷。京城拨给的军饷已经断绝。借款已经用尽。厘金税收不足。劝募捐款无人响应。自从进入冬季。事态更加紧急而军饷更加枯竭。起初是停工。接着是拖欠军饷。臣等与司道官员、将领。对外疲于安抚。对内困于四处搜刮。日夜忧虑焦灼。那时正值岁末天寒。各营将士。枕着兵器等待天明。如果不是有幸蒙受圣恩。得到这笔百余万的巨款。勉强救济眼前之急。广东的战事简直不堪设想。筹措军饷的事。哪一项不是取自百姓。征收捐税。哪怕是一丝一毫都难以获取。即使每年筹集数十万。又谈何容易。军饷多一个来源。民间就少一次搜刮。这供养军队与体恤民生。显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至于何崇光等人的奏疏。大意大致相同。立意何尝不美好。陈说的义理何尝不高尚。然而只论述应当禁止闱姓赌博。却不考察历年未曾禁止的情况。并且不思考禁止省城而不禁止澳门，不如完全不禁止。各位大臣都是广东人。却不考察广东的实际情况。这恐怕不是核实情况、平心而论的言论吧。这件事自从奉旨下令商议后。臣等立即悬挂告示。严禁官吏借机索取费用。收受者与给予者同罪。责令该商将向来各衙门的规费数十万。全部归公。并入正项收入。于是正项收入由三百万增加到一百四十万。似乎已经堵住了所有的漏洞。广泛咨询询问。官绅士人百姓。舆论一致。如果说这成千上万的文武官员、绅士百姓。人人都被赌匪役使。句句都怀着请托私情的意图。断无此理。如果说商贾受到拖累。奸徒得以索取规费。那么省城与澳门有何区别。禁令越严厉。索取规费越凶暴。按陈桂士因索取规费被参劾。他所索取的是省城禁止、澳门开放的规费。彭玉也因索取规费被参劾。他所索取的也是省城禁止、澳门开放的规费。这些都是各位大臣原奏中所说的。至于科场弊端。自然应当严格杜绝。只是制造弊端的人。在省城与在澳门是一样的。广东向来有匪徒。名为闱棍。包揽闱姓赌博。招摇撞骗谋取利益。历年都有。只要学政、考官在阅卷时明察。监临、提调在防范上严格。自然没有弊端的空隙。查广东主管文衡的人。议论纷纷。恰好在光绪元年禁止闱姓之后。潘仕钊的奏疏中已经详细记载。不必多言就能明白。现在经过臣张之洞、臣李瀚章等严格章程明示。凡涉及学政、考官及各衙门人员等。不准投买。责成该商稽查。如果投买的人。与中标的人。有可疑之处。立即举报查究。将所得的彩金充公。该商隐瞒不报。就查封其赌场。不准开设。使棍徒无法获利。弊端自然断绝。臣等学识才能。未免迂腐拘谨。如果仅仅依靠这个作为防御海疆的良策。理财的上策。臣等虽然浅陋。也不至于如此。然而当此安定内乱、抵御外侮都极其紧急的时候。而有暂时消除祸患的方法。既然已经详细考察、广泛议论。利害分明。断不敢用空泛的言论来欺骗圣明。追求虚名而滋生实祸。关于闱姓暂时放宽禁令一事。现在已经命令司局。严格遵守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旨。妥善办理。以后仍随时体察。如果有流弊。立即奏请停止。况且臣等还有进一步的意见。此举原本属于权宜之计。不得不如此。最终必须禁绝根源。才是长久之计。以后广东防务。自必日益强固。只有等到我方兵力逐渐强大。战船充足。先向澳门首领发文。约定他们不得阻碍法令、庇护匪徒。违者断绝通商。然后省城与澳门一律通禁。保护伞既已削弱。法令下达如风行之速。或许才能说到做到。确有实效。这是臣等竭力谋划。日夜不敢忘记的。至于副将彭玉、澳门商人陈恒、何贵等在澳门设厂收取规费等情由。臣张之洞、臣李瀚章另行查明奏报。再何崇光等人的奏折。是交给臣张之洞、臣李瀚章商议奏报的。因此这次商议原本是由司道具文详报、绅士商人具禀。经臣彭玉麟与总督、巡抚共同下令商议批准。先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联名电奏。所以这次奏折。仍然联名列衔。合并声明。

征收闱姓赌场的款项。广东总督英翰曾因此获罪。当时提建议的各位大臣。如邓承修、何崇光、杨颐、梁耀枢。都是广东人。极力陈述其弊端。后来海疆发生战事。彭刚直公彭玉麟奉命防御广东。联合上疏请求放宽禁令。借此收回利权。作为一时救济变故的计策。这也是榷酤（专卖酒税）一类的极端做法。所以附列于此。

卷五十六 户政二十八 厘捐

罢关征议

冯桂芬

谚语说。关卡没有好的政令。现在验证确实如此。货物经过而不滞留。分散而没有条理。主管关卡的人不能一一亲自查看。即使能查看。却不熟悉丈量。不辨别货物价值。隐匿转换的情况不可预知。即使查看也如同没看一样。于是依赖各种人的耳目。从随从到吏胥再到差役再到拉纤人等。商人与官吏不相识。他们中间的人。叫拉纤。千百人的身家性命。都靠一个关卡养活。听说广东海关的旧例。守门人两个。每月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减半。其他办事人员及各小口长随数以千计不等。这固然不是其他关卡所有的。然而浮费之多。没有超过关卡的。也可以想见。至于完税的方法。试着以所听到的浒墅关一端来说。运送米一百石的人。关吏教他申报三十石。查验过后却说实际是米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