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　工政二河防一

译正义。在贝州历亭县。《元和志》记载：德州安德县，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平昌县，马颊河在县南十里，贞观元年开凿决口，又称为新河。棣州阳信县，钩盘河，即是九河之一，流经县北四十里。《后汉书·袁绍传》注说：盘河在今德州昌平，流入沧州乐陵，现在名叫枯盘河。《水经·河水注》称之为笃马河。宋人又得到其中一条。欧阳忞《舆地广记》说：洁河在临津，金代《地理志》沿袭此说，称南皮县南有洁河。元人于是全部得到了九条河。于钦《齐乘》说：太史河在东光北、成平南。又说：应当在清、沧二州之间。《明一统志》说：在南皮县北。郑氏认为齐桓公堵塞了八条河流以扩充自己的地盘，虽然本于纬书《春秋纬·宝干图》，但可以证明汉代时已无法考证。世间历经数千年，大禹的遗迹忽然全部显现，考证古代以证明当今，恐怕不符合事实。蔡氏所说的新河沿用旧名，同一地点却有两种说法，似是而非，没有依据。或许是一地偶然指代，辗转相传。《寰宇记》说马颊河在安德南五十里，本于李吉甫；钩盘河在乐陵县东南五十里，本于李贤；《九域志》说乐陵有钩盘河，又本于乐史；阳信县有钩盘河，本于李吉甫。《齐乘》说覆釜河在东光北，《明一统志》说覆釜河从庆云经过海丰入海，又本于蒋相国。执意寻找千里马，难免指鹿为马。

译郑君的话说得好啊。如今河间弓高以东，到平原鬲津一带，往往还有九河的遗迹。《水经注》说：沙邱堰以北，馆陶、廮陶、贝邱、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邑土地尚存，而河流大多已消失。班固认为从那时到汉代，北边已经失去了八条支流，这是对的。大抵如今平原恩德以北，河间沧景、东光、南皮之间，都是古九河的遗迹。《乾隆府厅州县志》说：沧州九河故道，在州及南皮等县境内。又说：河间宁津县的土河，在县城南二十五里，从山东陵县流入，向东进入乐陵界，相传就是笃马河。《舆地记》认为笃马河就是马颊河。《乾隆志》又说：鬲津在宁津县西。又说东光县的胡苏河在县城东南。《献县图经》说：鬲津在县城西二里，马颊在县城东六十里，钩盘在县城东南六十里。如果确切地指出某地就是某条河，名字随主人而定，这决不是可信的历史记载。至于程氏认为沧州之地，北接平州，大禹的九河应当在那里，因而根据郦道元的说法指认为沦海，这又是不对的。《水经注》引用汉代司空掾王璜的话说：过去天常常连雨，刮东北风，海水泛滥，向西南溢出侵淹数百里。所以张揖说：碣石在海中，大概是被海淹没了。这是专指碣石而言。如今天津海口距离沧景还有五百多里，并没有被海淹没的事实，那么海水泛滥的地方只是碣石旁边的土地，本来与九河无关。有人说兖州下游，土地平坦，河流猖獗，分散为九条河，是为了削弱水势。这又是不对的。自古以来河流不会并行，并行的都不可能，何况是九条呢。汉代人甚至说即使不能分成九条，分成五六条，也可以分散削弱水势。不知道河流最为浑浊，如今高堰用惠济闸，蓄积全淮之水来抵御黄河，而两岸又有缕堤、遥堤来制约它，还担心束水攻沙的力量不足。如果大禹时代堤防没有建立，又分成九条，水势减弱泥沙停积，想要它顺流而行，恐怕是空谈罢了。那么九河已经疏导，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道就是疏导。九河都是大河，大禹因而疏导它们流入黄河，借助它们的清流，使它们冲刷泥沙流入大海。播为九河，是说九河像播种一样旁侧展开，不是说水流分成九股。九河在兖州，旧时必定自行入海，如虖池就是徒骇，笃马就是马颊，大连淀就是胡苏，盘河就是钩盘，原本根据老辈人的传说，必定有可考证的。其余的或者是二漳的下游，或者是洺水、滏水的支流，如今的东西二泊、南北二淀之类，追溯水源，自然归于渤海、碣石。大禹因而疏导它们流入黄河，使它们冲刷泥沙罢了。大禹疏导它们使它们同为逆河，所以海口畅通无阻，下游没有壅塞，而上游普遍庆祝安澜。有人说：如今逢到河流盛涨，就利用减水坝作为引河，来分散水势，怎么知道九河不是这样的呢？回答说：引河是为了救一时的急，一旦河流归入主槽，就用埽工坚固地堵塞它。如果九河显赫地列在大名之下，那就不是细小的支流可以比拟的，难道是引河那种随开随关的一类吗？

与叶耘圃论九河书

吴兰修

承蒙您展示《九河论》，大意是说九河决不可分，九河就是九曲之河。大概大伾以下，第一曲为徒骇，第二曲为太史，第三曲为马颊，第四曲为覆，第五曲为扶苏，第六曲为，第七曲为絜，第八曲为钩盘，第九曲为鬲津，都曲折回逆，所以说同为逆河。广泛征引旁证，可以说辨析得很精辟了。但是仔细审查经书训诂，有四点不合，请向您陈述。您根据《尔雅》说：百里一小曲，作为曲河的证据。谨按《尔雅》在“河出昆仑虚至千里一曲一直”下，总称为河曲；在“徒骇、太史至钩盘、鬲津”下，总称为九河。这是河曲，是合全河而言；九河，是分末流而言。这是第一点不合。您引用《考工记》说：凡是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想要成为深渊，就勾于矩，作为曲防的证据。谨按这是行奠水的方法。郑司农读奠为停，说行停水，沟的形状应当像磬，直行三，折行五，以使引水者快速。郑注：太曲则流转，流转则其下成渊，都是为停水而言的。又按《考工记》说：凡是沟逆地阞，叫做不行；水属不理孙，叫做不行。郑注：阞，谓脉理；属读为注；孙，顺也；不行，谓决溢也。大禹凿龙门，播九河，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逆阞与不理孙。由此推之，大禹播九河，是因地之阞，顺水之性，其不等于行奠水也明显了。这是第二点不合。《禹贡》说：九河既道。郑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无岸，故能分为九以衰其势。《书疏》、《诗周颂般疏》引又曰：又北播为九河。郑注：播，散也。《诗周颂般疏》引《史记夏本纪》：北播九河。正义：播，布也。按《说文》、《广雅》，并云：播，布也。《诗周颂笺》：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敷、布、播，皆声义相通，转为训也。如果如尊指，应当说播折也，这是未曾听闻的。这是第三点不合。《禹贡》说：同为逆河。郑注：同，合也。《诗周颂般疏》引下尾合名为逆河，言相向迎受也。《书疏》、《诗周颂般疏水经河水》

译注引。查《尔雅》《说文解字》，都解释说“逆”就是“迎”。自从王安石说“逆河”是预先设置的河道，并非同时分流的河道。罗泌沿袭此说，认为预先设置九条河道以防洪水暴涨，水未到时不妨碍百姓耕种，水到来时不冲毁百姓房屋。推究经书义理，已让人心中不安。现在又对“曲逆”进行曲解，岂不是喜好标新立异太过分了吗？这是第四点不合之处。胡渭说：黄河分散为九条河道，水势到了这里不得不分流，并非大禹有意将其合流。我曾论述过：黄河的水性浑浊，浑浊则泥沙多且容易淤积；海水的水性咸涩，咸涩则泥沙下沉且容易坠落。这两者以力量大小决定进退。潮汐的力量占优，就足以阻挡泥沙；黄河的力量占优，就足以冲刷泥沙。大禹因此设置了二百里的逆河，集中全部水力注入其中，内部的泥沙不停留，外部的泥沙不进入，这就是千年无患的原因。胡渭说：自从逆河变为渤海，潮汐直接抵达九河的河口，九河因分流而力量减弱，不足以冲刷泥沙，黄河的祸患从此开始。由此看来，九河是纵向沟壑的态势，分流是为了宣泄黄河的怒涛；逆河是归于深渊的通道，合流是为了汇聚黄河的力量。有了逆河，九河才可以分流；有了九河，逆河就不可以不合流。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九河产生疑惑，也不必为之曲解了。希望您能明确地教导我。

译关于大禹疏导两条渠道中一条是济水的说法（上）

罗汝怀

后世儒者关于两条渠道的说法，认为其中一条就是向北流去的古黄河。既然不像孟康所指出的在黄河之外分出两道入海那样确切，然而只有漯水这一说是确切的。但所说的出自贝邱西南，实在大有可疑。因为漯水本来发源于东武阳流入大海，大禹不过是从宿胥口开渠，到东武阳汇入漯水罢了。至于贝邱西南的渠道，上游承接河水，而其下游流向却无从得知，难道竟用渠道直达大海吗？还是中途停止了呢？现在从长寿津流入的王莽河，是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由此经过，所以其经过的道路有可考证，不能径直把它当作渠道的故道。反复思考，我私下认为其中一条渠道实在是济水，那么从《禹贡》和《孟子》中就可以得知。《禹贡》兖州的贡道，说“浮于济、漯，达于河”，这是济、漯通河的证明。疏导沇水东流成为济水，总结说“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而《孟子》也说“疏通济、漯而注入大海”，这是济、漯入海的证明。当时东南明显有两条道路引黄河水入海，何必另外开辟贝邱西南的渠道呢？济水溢出形成荥泽，后来称为荥泽，在荥阳县东边。地方虽然靠近黄河，如果不修筑渠道，黄河水怎么能到达呢？所以大禹用渠道在荥阳连通济水，与用渠道在东武阳连通漯水，都是顺应地势而有利地引导。而在济水开渠，与在贝邱开渠，哪个难哪个易？舍弃容易的而去做难的，没有这样不智的大禹。《水经注》说：济水在巩县北边流入黄河，与黄河合流，又向东经过成皋县，又向北向东经过荥阳县北边，又向东到达砾磎南边，向东流出经过荥阳北边。这是济水从黄河分流出东南流，就是王景所修筑的故渎。渠道向东注入浚仪，所以又被称为浚仪渠。又向东经过西广武城北边，又向东经过东广武城北边，又向东经过敖山北边，又向东汇入荥渎。渎的源头承接河水，有石门，称为荥口石门。而地形低洼，大概是古荥播所经过的地方，从这里开始。郦道元所见的，虽然是后代的水道，但黄河水流入济水，汉代已经如此。没有人能说它从哪里开始，那么京璠所说的从黄河分出的济水，以及荥口、荥渎、王景所修筑的故渎，怎么知道不是大禹的呢？又郦道元说从前大禹堵塞泛滥的水，而在荥阳下引黄河水东南流以通达淮、泗。又说：大禹堵塞荥泽，开凿蒗荡渠（各本作荡，错误），以通达淮、泗。淮、泗直到开凿鸿沟才开始通达，大禹时没有通达淮、泗的事，应当是通达济水。但可见大禹在荥阳开渠，当时本来就有这种传闻的说法了。况且淮河上游承接泗水，泗水上游承接菏水，而菏水上游承接济水。黄河水不先通达济水，又怎么能通达淮、泗呢？如果说济水是伏流，隐现不常，没有一定的道路可循，那么菏水怎么能到达？汶水怎么能汇合？大海怎么能进入？经文难道是胡言乱语吗？开始虽然没有定势，疏通而注入它，就有定势了。总之，《禹贡》和《孟子》，都把济、漯并称，这是证据一。济水在漯水的南边，而都从黄河东部分出两道以入海，漯水可以引黄河水，济水难道不能引黄河水吗？这是证据二。它们承接黄河水在荥阳、黎阳之间，都在大伾的西南，这是证据三。而贝邱西南的说法，完全没有旁证。孟康知道其中一条是漯水，而没有考虑到济水。《锥指》主张宋代人的说法，认为一条渠道就是向北流去的古黄河，而对于孟康贝邱的说法，完全不议论，为什么呢？暂且存下我的浅见，向学者请教。

关于大禹疏导两条渠道中一条是济水的说法（下）

罗汝怀

读了苏东坡的《书传》，才知道有先得我心者。然而他的说法不清晰，导致招来驳议。他说：从淮、泗进入黄河，必定经过汴水。世人说隋炀帝才开始开通汴水入泗，大禹时没有这条水道，以此怀疑《禹贡》的话。查《汉书》项羽与汉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等等。文颖注说：在荥阳下引黄河水，东南为鸿沟，以通达宋、郑、陈、蔡、曹，与济、汝、淮、泗会合。这出自《河渠书》及《沟洫志》，苏氏忘记了罢了。就是现在的官渡水。魏武帝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大概从秦汉以来就有了，怎么知道不是大禹的呢？《禹贡》九州的水，都记载入黄河的水道，而淮、泗唯独不能入黄河。帝都所在，按理不应该这样。我猜想必定开辟这条道路以通达它。后来或者叫鸿沟，或者叫官渡，或者叫汴水，上下百里之间不能确定。但都是引黄河水而注入淮、泗。所以王浚伐吴，杜预给他信说：应当直接攻取秣陵，从长江入淮河，越过泗、汴，逆黄河而上，振旅还都。又足以看见秦汉晋魏，都有这条水道，不是炀帝开创。吴王夫差开凿沟通水，与晋会在黄池，而长江才开始有入淮河的道路。所以《禹贡》说：沿长江、大海，达于淮、泗。明显不是从海入淮，那么长江就没有入淮河的道路。现在只说“浮于淮、泗，达于河”，不说从海，那么鸿沟、官渡、汴水之类，从大禹以来就有了，很明显了。议论的人说：《河渠书》说大禹功绩后有开凿鸿沟的，苏氏没有审察书中有“自是之后”四个字罢了。查说淮、泗通达黄河则可以，说鸿沟是大禹所开凿则不可以。而大禹时淮、泗，也不由汴水入黄河。《水经注》：泗水又向南经过方舆县东边，菏水从西边来注入它。《说文》则直接说泗水承接济水，因为菏水上游承接济水所以。那么从泗水入菏水，从菏水入济水，从济水入黄河了。《锥指》

译引用《说文》《水经注》《黄公绍韵会》的说法，认为“河”是“菏”字的误写。古文写作“达于菏”，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然而，即使到达了菏水，仍然需要到达济水才能汇入黄河。于是有人想以此作为泗水不能直达黄河的证据，并另外设立一条贡道，说从菏水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漯水，从漯水进入黄河。但是济水与漯水相通，却没有任何依据，也不能明确指出其地点，这在《锥指》兖州、徐州条下有记载。总之，这是因为拘泥于经文“溢为荥”的说法，就认为黄河与济水本来不相通；说东出于陶北，就认为济水显隐无常。认为贡道到这里，必定要舍船登陆。不知道史家行文简略，是说在疏导之前，济水确实如此。大禹于是使其溢出为荥泽，又使其流至陶地，从而加以疏导罢了。如果任由它隐伏，那就根本不成其为水了。怎么能说是“导”呢？而《水经注》所叙述的济水源头和流向清清楚楚，济水是自然流出的呢，还是后人疏导的呢？如果是后人疏导的，那就是后人的治水功夫胜过大禹了。这里一旦出错，就会纠缠不清，谬误百出。有人说：济水从黄河分出之后，是从哪里开始疏导的呢？回答说：始于荥泽。意思是当时河水在此溢出，像泉水源头一样。从这里疏导到陶地，在无水之处开辟出水道，这就是大禹被称为神明的原因。又自从从黄河分渠到荥口，借此引入黄河水，也为了方便贡道，这就是大禹被称为智慧的原因。有人说：似乎是这样。可惜创立此说却没有证据。回答说：济水、漯水通达黄河，淮水、泗水通达黄河，浮水、汶水通达济水。通达济水，就是通达黄河。经文是这样说的，汉唐诸儒的解释也是这样说的。而开通渠道，则《水经注》说荥渎首先接受黄河水，旧时已有渠道了，并非没有证据。而且漯水通达黄河，也是经传中没有记载的。现在所依据的，也不过是孟康说的两条渠道，其中一条是漯川罢了。孟康的话可以依据而对漯水没有疑问，却唯独对济水有疑问吗？假如孟康当时说一条渠道是济渎，那么到现在人们也会尊崇并相信他了。他却提出了贝丘西南的说法，导致《史记》《汉书》两书不明，并且阻碍了对《禹贡》的理解，实在令人遗憾。有人说：这样的话，黄河已经通达淮水、泗水了，后来开通鸿沟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从淮水进入泗水，就要从极东的地方，向南转折再向北；从泗水通达济水，又要向北转折再向西。路程迂回遥远，其弯曲像弓一样。鸿沟在今开封，地势居中，开通后直接南下，那么其笔直像弦一样。况且其意图是想通达靠近鸿沟的宋、郑、陈、蔡等诸侯国罢了。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因利乘便的事情，却成为后世黄河决口东南的祸端。这与大禹在济水开通渠道无关了。

译汉武帝堵塞黄河，恢复大禹故道考

毕亨

《史记·河渠书》记载，孝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巨野泽，连通淮河、泗水。此后二十多年，才最终堵塞决口，修筑宣防堤。于是引导黄河向北分流为二渠，恢复了大禹时代的故道。《汉书·沟洫志》沿用了这一说法。考察元光年间黄河决口时，武帝命令汲黯、郑当时去堵塞，但随即又溃决。当时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田蚡的封邑在鄃县，鄃县位于黄河北岸。如果黄河南岸决口，鄃县就没有水患，田蚡的收入就会增多。因此他对武帝说，认为黄河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望气数的人也都认为如此。于是停止堵塞。此后连年歉收，梁、楚地区灾情更加严重。武帝才命令汲仁、郭昌征发数万士兵，堵塞瓠子口，修建龙渊宫。计算从黄河开始决口时，已经历了二十多年，才开始恢复故道，所以说“恢复故道”。然而史书将此故道称为大禹的故道，则是不对的。汉司空掾王璜说，《周谱》记载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那么现在黄河所走的河道，并非大禹所开凿。当时的人有人把正在通行的水道当作大禹治理的水道，所以又把黎阳山当作大伾山，这都是错误的。考察大禹疏导黄河，《禹贡》中从华阴以下都说是向东流，大伾以下都说是向北流。如果把黎阳山当作大伾山，那么还没到大伾，黄河就已经折向北流了，这是第一处不合。《禹贡》下文说到达大陆，大陆即巨鹿，在今直隶平乡县境内。黎阳即今浚县，在大陆的东南方。如果按上述说法，那么黄河从黎阳再向西北流，才到达大陆，这与地形不符，这是第二处不合。又，黄河向东改道的记载，见于《周谱》。如果把汉代通行的水道当作大禹治理的水道，那么定王五年的改道，又将改向哪里呢？这是第三处不合。黄河改道之前，殷王河亶甲居住在相，祖乙居住在耿，都靠近黄河。如果从成皋一直到达滑台、黎阳，那么耿、相两地怎么会有黄河水呢？这是第四处不合。大禹治理的水道，本来是从西山下向北到达高地，即史书所说的“北载之高地”。如果像汉代的水道，从成皋向东北到达滑台、黎阳、白马、繁阳，直到馆陶，这些都是平坦低洼之地，怎么能说是高地呢？这是第五处不合。又，《汉书·地理志》记载，魏郡邺县，故黄河在东北方入海。这是大禹时代的故道，从耿、相径直经过这里到达大陆。如果像汉代的水道，邺县以东怎么会有故黄河呢？这是第六处不合。质疑的人可能会说，《春秋宝干图》记载，齐国的吕尚堵塞八条河流以扩大自己的领地，《尚书大传》相同，所以郑玄也说齐桓公堵塞黄河是对的。现在说黄河自成皋向北流，河水不到齐地，齐桓公怎么能堵塞它呢？回答说，这些是纬书，也是汉代人所作。他们的意思是将《禹贡》中“九河既道”的记载归属于兖州，汉代平原郡属于青州，渤海郡、河间郡属于冀州，只有东郡以南才是兖州，所以错误地怀疑九河应当在齐地。考察《禹贡》中兖州的土地不止于此。《传》说，两河之间叫冀州，河东叫兖州，意思是自从东河徒骇以南，如勃海、河间都是兖州的分支。兖州土地低洼，信都、勃海、清河、河间等郡国都低洼，难以役使劳作，所以经文也说“劳作十三年才成功”。郑玄回答赵商的话说得好。赵商说，《禹贡》疏导黄河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流为九河，那么大陆以南本来就没有分流。在兖州怎么会有九河？到什么时候又合为一，然后从大陆以北再次分流为九河呢？他的意思是怀疑兖州在大陆的正东及东南，不应当有九河，这也是根据汉代的兖州来说的。郑玄回答说，看你的说法，似乎只看到现在兖州的边界，不到九河，而青州、冀州分开了，所以怀疑罢了。既然知道现在，也应当知道古代。所说现在兖州的边界不到九河，那么齐地没有九河是明显的。所说青州、冀州分开，那么从渤海、河间到平原，是青州、冀州分开九河的缘故。所说既知道现在也应当知道古代，意思是既然知道汉代的十三州，又应当知道《禹贡》九州的土地不同，不可以用现在来证明古代。

总之，九河的位置，应当以许商所说的为准。许商说，古书记载九河，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还在成平、东光、鬲县的边界中。成平属于勃海郡，最南边的鬲县属于平原郡，与郑玄青州、冀州的说法相合。他的说法是确切的。质疑的人又说，汉代有两条渠道，一条是北渎，王莽时干涸；一条是漯川，难道不是大禹的两条渠道吗？回答说，这出自孟康对《汉书》的注释，郦道元沿用了它，也是把当时的两条渠道当作大禹的两条渠道，远不及司马迁、班固了。考察《河渠书》《沟洫志》，叙述大禹疏导黄河到大伾，才开始说，大禹认为黄河来源的地方地势高，水流湍急猛烈，难以在平地上通行，多次失败，于是分流为二渠以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到高地。实际上是因为成皋、大伾以东，地势平坦难以行水，于是利用河流冲击大伾的形势，分流渠道向北流。阳嘉年间，司马登碑也说，伊水、洛水合流入大河，南边沿着山东过大伾，回流北岸，波涛汹涌，所以大禹利用形势以利疏导。这应当在修武、武德边界中，不是汉代的二渠。《河渠书》《沟洫志》在下文才说，经过绛水到达大陆，那么二渠又在绛水、大陆的南边，很明显。怎么涉及到北渎、漯川呢？而且所说分流二渠，引导黄河承载到高地，是说大禹之所以分流二渠，是为了引导它到高地。如果北渎、漯川以下，应当到达平原、千乘、勃海边界中，能称为高地吗？其错误的原因，不用智者就能明白。

译这不过是后来的辨析罢了。那么史书说恢复了大禹的旧道，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汉武帝时黄河决口，从元光年间到元封年间，历时很久。而且当时连年歉收，梁、楚地区尤其严重，危害极大。皇帝既然已经采用万里沙来治理，又亲自来到河边，沉下白马和玉璧，命令随从的官员从将军以下，都背着柴草填塞决口，又作《瓠子歌》来哀悼，他的心情也非常急切。于是工程完成，臣子们歌颂他，认为引导黄河向北分作两条渠道，恢复了大禹的旧道。这不过是当时臣子歌功颂德的话这样说罢了，并不是真实的记录。司马迁是汉武帝时的人，写史书怎敢有不同的说法。然而他叙述大禹疏导两条渠道的文字本身就很明白，只是读者没有仔细考察罢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黄河在济水、漯水以北，分流注入大海。又说：现在所断流的，只有漯水罢了。那么孟康认为黄河所流经的就是漯水，也稍有错误。后世谈论黄河治理，如果真能根据成皋、大伾回流的水势，疏导两条渠道引导它，径直从西山下流过，经过安阳、邢台，到达大陆泽，然后再分流减弱水势，共同作为逆河注入大海。这项工程一旦建立，恢复了大禹的旧道，万世都依赖它。与汉武帝堵塞黄河相比，又不足一提了。

译河工则例

凌江

查考河工则例，在雍正年间拟定成规并上奏，奉命由兵部刊印颁布，责令遵行，案卷可查。近来因为物料随时涨价，购买使用的价值与上报核算的数额不符，我每次静心思考，并征求舆论，有人说法令没有百年不变的，有人说人口日益繁衍只有增长没有减少，有人说应当核实情况予以更正，有人说兵部核算遵守旧例，地方核算则权宜变通，有人说应当按照市场实际价格报销。这五种说法各自依据一种观点，似乎都可行。然而衡量事理情势，有不敢完全信服的地方。请逐条陈述：如果说法令久行必变，这是为法令弊端而言的。如今物料因时价而贵，这是时弊。时弊应当救治其弊端，不应当擅自更改法令。如果说这是人口日益繁衍所致，古人聚集人口、养育教化，于是达到富强。如今让人口繁多的地方各自谋生，那么物料产出必然增多。河工如果没人，那么虚耗浪费的就少，物料价格将会下跌而不会上涨。如果说应当核实更正，那么就应当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刊定。其中有的增加一倍，有的增加数倍。此后贪图利益的奸徒，机巧欺诈更加严重。再过几十年，价格又将上涨数倍。势必又要请求更正。推而广之，有什么尽头呢？这是人们容易明白的，只是拘泥于眼前，没有考虑到其流弊罢了。如果说兵部核算遵守旧例，地方核算权宜变通，那就是用超出旧例的数额，来欺骗那些遵守旧例的人，将会高低随意，虚报冒领日益严重。如果说按照市场价报销，这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方法。以市价作为数额，尤其容易蒙蔽欺骗。几天之内，涨跌难以统一；百里之间，贵贱各不相同。文书上下往来，不胜其烦。假如厅级官员初次详报，按照市场价，院道级官员减少数额驳斥审查，而厅级官员遵从所驳斥的数额再次详报，方才批准。这样，就是等待驳减之后才批准执行。如果如实上报则会被削减而难以办理，那么厅级官员势必不得不舍弃真实而采用虚假，预留被削减的余地。差官巡查，反而增加骚扰。将会看到事情越紧迫就越虚假，价格越查越贵，实在不是长远可行的策略。即使以地方官每月上报的粮料价值，督抚上报兵部的数额，互相比较核对，似乎没有弊端。然而近来州县把河工当作谋取私利的捷径，正想身入其中，哪里会显露自己的短处？而督抚也不过依据他们所报的数额，转而上报兵部罢了。对于负责此事的人，如果确实寻求物料致贵的根源，自然能得到便宜而且充足的方法。柴草在湖荡中，木石在山上，灰砖在窑中，禾草泥土在地上，如果不是人为，不能致用。路途遥远，舟车费用，全靠人力。所以物料价格的低昂，只看食用情况如何而制定准则。年来陆地因水灾受损，近地失收，河口时常淤塞，远方粮食难以聚集，米麦价格昂贵，食用日益增加，都加入物料价格之中，这是致贵的原因之一。河工应当先询问用料的多少，再讨论价值的轻重。假如用量少，即使贵又有什么伤害？如果用量多，即使便宜也为害。河水的流势，既然已经旁侧趋向，自然生出新的工程以及口岸。每年物料，使用的过多，而储存的无几，那么物料缺乏而价格更加昂贵，这是致贵的原因之二。过去购买物料，都在农工刚刚结束时，这是未雨绸缪，所以价格减半而物料加倍。如今则是临时急用，才开始采办，农事正忙，车牛无暇，所以价格十倍而物料只有三成，这是致贵的原因之三。我听说为政在于制度，建立起来就能事理公平。使黄河疏浚有所归宿，堵塞容易防守。河心日益加深，即使是盛涨之年，何须担忧其泛滥？农人得以尽力于田间，自然获得庄稼丰饶。河口畅通，远方粮食容易聚集，米麦从此日益增多。购买柴草则趁时积贮，湖荡柴草则由厅转运，全部运到工地，桩埽合乎法度，水流不旁侧趋向，新工程自然稀少，想必口岸也少。每年物料，使用的既少，而储存的自然多了。大概物料积存粮食充足，工程没有烦扰的政事，每家供给每人充足，官府有余财。这样而物料价格不便宜，没有这样的道理。

河工料宜

凌江

工程物料的性质，各自有适宜的用途。适合其适宜之处，则使用均匀，收获实际济事。只有海柴性质柔韧，适宜用于埽坝。年久入土越深，工程底部越坚固。在水中的，即使百年仍然黄色，越柔越致密。取出见风，刚要腐朽。这是前贤谆谆教导以海柴为重要的原因。秫秸做工，容易断裂。四五年之后，就变成霉烂的草茎。茅草三年，稻谷的草二年，水荭一年，便都糟烂。可以暂时筑坝以及盘做裹头之用。江柴粗大，不可做工。清水尤其难以闭气。仅可用于无关紧要之处。其质地贫瘠虚浮，不能经久耐用。桩橛的木材，务必均匀直通梢头。如果大头蛇尾的形状，取材不便。光缆务必用石砣压熟柴绞做。熟则柔韧。又必须放长至十二丈足，方才免除两条充一条的祸患。旧例长十丈，实际得到九丈。工程使用尺寸不够，又结上一条。其结扣处，大大地像栲栳一样粗大。其余截下的，随手零落。如果有十二丈长，则无需用结扣了。河砖须将土筛细，坯要多盘数次，再入制模。火力均匀充足，质地细密而坚硬，则不致侵蚀开裂。石料以山东台庄的花山石质地最好。其次江宁的大小青龙山、豆村、龙潭，镇江的枣林，徐州的南山等处，都可以开山。所

译开挖的石头都系于荒石。必须选取六面方正、尺寸宽厚的石料发运。不可像近来那样只图价格便宜，草率了事，仅保留一面方正而已。查乾隆十九年，山东省金乡县办到的协济石料，每一块都是六面方正、尺寸宽厚，可见认真办事并非难事。这是各类石料的大致准则。至于派往徐州所属的海柴，旧例是运至皂河总厂，分拨给各厅，再由黄河转运到工地。后来一到王营，竟然全部变卖，用海柴的价钱购买骆马湖的茸草和高粱，勉强弥补亏空罢了。这是该工段不能耐久的原因。积习虽然深厚，但纠正它有何难？只盼望贤明通达的人来做罢了。

译河工桩埽

凌江

查考康熙初年至乾隆年间，凡是遇到工程，都随时增减调整，唯有桩埽这一项，仍然遵循古法。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堵塞山安厅的汤工时，正值冬季，水位下降归入河槽，几乎没有什么水流，于是采用了软厢法。这是顺应时机、因势利导的权宜之计。后来的人不懂得经权变通，一味偷工减料，把软厢法当作常规做法，全部使用软厢。这就导致那些需要堵塞的河口，每每在即将成功时失败，耗费了多次国库资金。至于每年例行维修时拆除的软厢，更是有名无实。刚在春季报告完工验收，一到伏秋汛期，接连塌陷，文武官员奔走聚集，形势危急，国库资金和物料都白白浪费。惊魂刚定，虽然侥幸保全，也已疲惫不堪。这样节省下来的很少，而耗费掉的却很大。况且黄河治理的要领颇像行军打仗，军队靠制定谋略来取胜，必须剿抚兼施，没听说过只靠防守就能胜利的，更何况是退让呢？所以前代贤人千方百计在迎击水流的弯道处，设立大埽和长桩，与水势抗衡。那万里奔腾的水势，一旦遇到大埽，就无法动摇，于是水流向下牵引，挟带泥沙前行，埽工发挥作用，人人振奋精神，水流走中道，河身日益加深，能够成就功业，百姓很少遭受水患。如果说，当时也有决口的情况，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是因为执行者不力，偷减工料，导致错失良机的缘故，并不是桩埽和水势的过错。等到乾隆三十年以后，忽然创立了“让水”的方法，裁去了大埽和长桩，获取了弩箭末端和鲁地薄绢那种微弱无力的利益。水流的怒势既然解除，就变得迂缓优游，所挟带的泥沙，随处停滞。久而久之，河底日益抬高，上游既因下坐而迁移，下游自然改道而改变。水流既在弯道处停滞，偏重于对岸，必定形成大滩，旁侧趋向的态势形成，新的工程也就出现了。弊端由此日益增长，事务由此日益增多，几十年来河道不安定，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这仅仅成为不肖河官衣食的来源、开销的地方，其损耗国库资金的情况尚有限制。倘若一旦力量不足以抵御，导致百姓漂没，田舍漂荡，城郭郡邑都遭受灾难，势必加以抚恤赈济，以及堵塞河口的费用，合计起来，或许耗费上百万，或许耗费上千万，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现在如果在迎击水流的地方，趁着冬季仍然修筑大埽，比较盛涨时的水痕，高出几尺，多打长桩，加固坝台，宽留挂脚，像鱼鳞一样依次屹立四五六座，使挑开水流，不至于在弯道处停滞。水流不偏斜，那么水力均匀，泥沙随水流走，中泓日益加深，河床既然承受有余，异常涨水也没有危害。埽工只维修旧的，工程有余财，这是转危为安的上策。又必须从下游开始，逐渐向上游推进，这才是治理一尺得到一尺、步步收效的方法。从安海以外，经过桃宿，再到邳睢以及铜沛，再到萧丰，推广以达到青州、豫州。这样实行二十年，比较今天每年维修以及另案开销一年的数目，合计起来，哪个耗费多，哪个节省，哪个危险，哪个安全。如果有效验，难道仅仅可以实行于一时，而且希望实行于万世。

河工例销流弊说

赵廷恺

做事不审察难易轻重缓急，只固守常理而放弃权变，流弊必定成为天下的祸患。权变通达的重要性，真是大啊。朝廷根据事情制定条例，这是常理，不可改变。怎么敢轻易谈论权变呢？书吏抄写旧案，最终拿着这些来玩弄颠倒，援引新旧条例的区别，附会比照的说法，随意抬高或压低，不可穷尽。而河工尤其严重。水没有常态，黄河水更没有常态。水的平缓险急没有常态，消长没有常态，黄河水的平缓险急消长更没有常态。如果让水流顺河道而行，长久不变，有什么困难遵守条例固守常理，共同遵循旧制。但形势本来就不能这样。大水流有时趋向南方有时趋向北方，偶尔争上游有时争下游，几年一变，或者一年一变。一概用条例来限制，那么饱厅官的口袋，而书吏役夫互相勾结，滥费国库资金，粉饰工程，在维修防守引导方面，毫无裨益关系的地方，却动不动说有条例。实际的条例并不是所谓的条例。可惜啊，没有通达权变的人。河工设置土石砖料，作为每年维修增加、临险抢护的用途，方法非常完备。条例规定斤两方丈，即使是麻橛、韦柳、刀工，都准许估价。每年按价发给。这是条例价格，一定的规矩，以示止步而不超过的标准。条例领取，一定的需要，以昭示有备无患的意思。然而现在看条例价格条例领取，全部发放，未必全部按照条例办理；全部销账，未必全部按照条例使用。我私下认为，按照条例领取价格是可以的，按照每年条例销账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物品的远近贵贱，前人斟酌其多少盈缩，用条例定价，可以说公平允当到了极点。不必计较锱铢，以致伤害政体，使奔走的人乐于从事。而其所销账，如果以年份论，那么这一年遇到险情，用砖石料达到八九分，往年只用六七分五六分的，为什么一概全部销账呢？以整个工程论，那么某厅遇到险情，用砖石料八九分，而别的厅只用六七分四五分不等，又为什么一概全部销账呢？况且防风埽有名无实了。大吏境内，厅官铺料百十束在巨河遥远的地方，名叫防风。如果真的风可以防，那么全河都有风，何必风只聚集在一隅几十步之内？大概明知其事

译这属于虚报冒领。姑且说这是为了调节平衡。防范险情的经费，如今只剩下一个名目罢了。过去每逢汛期，各个堡寨都储备五十千大钱，预先应对突发情况，其制度最为周密。如今巡视两岸，每两里设一堡，却丝毫未见这些储备。至于春季加筑堤厢、夏秋季抢修堤厢，都列在修缮的名目之下。近来所见加筑的堤厢，不过是敷衍了事；抢修堤厢则因循怠慢，酿成巨大险情，不得已才去处理。如果春季工程扎实，增修得坚固完备，哪里会有夏秋季堤身蛰伏走水的忧虑？如果夏秋季水流湍急，迅速抛投砖石加以护卫，哪里会有坝体坍塌、堤岸被冲刷的祸患？大概官员们无非是想把节省下来的钱据为己有，而不是想为国家节省。不然的话，为何一律按例报销呢？

译有人说：并非不愿据实节省，而是如果今年削减了，明年就会以此为惯例。日后若产生新的工程，请求恢复原额，必定会引发繁琐的驳议，无可奈何，只好沿袭旧例。难道没有考虑到，国家在经费短缺之时，若能尽一分人力，稍减君主日夜操劳的辛苦，这就是臣子即使手足沾泥涂足也不推辞，众人诽谤猜疑也不顾惜的，哪里还顾得上顺从积习而隐忍，听任浮靡浪费呢？通达权变的人常善于运用权变。按例领取经费是可以的，但按例领取的项目，在规划开支时，要辨别难易。抵御水势的力量难，那么上游挑浚水道的力量就较易；捍卫堤防的形势难，那么对岸切坡的形势就较易。情况缓和的就慢慢筹划，那么物资就没有涨价的忧虑；情况紧急的就预先储备，那么事情就没有掣肘的弊端。一段工程吃重，就集中力量扼住要害；其他汛区稍轻，就转运物资以济其功。审度时机和适宜，总能获得节省。这并非说苟且行事来运用权变，而是期望工程坚固、用度确切，奖赏公正、惩罚严明。用各厅所领取的经费，核对其所消耗的经费，必定有参差不齐的不同。综合计算，每年能节省多少，存入公库。年年积累，直到积累满一年例领的数额，就可以请求停止领取一年。不仅如此，纵然越积越多，也能以备不测，永远资助河务清平。这就是按例领取经费，不至于有时增加有时减少，从而阻碍前规，而唯独不容许按例销账，任由全额报销完工的原因。试想今日淮盐改行票盐，尚且征收盈余；粤地战事未平，尚且筹划运输。理财裕国，确实是重大要务。哪里能有治理人才出现，权变归于最恰当，不被厅员所蒙蔽迷惑？那些胥吏，又从哪里施展他们的欺骗呢？《传》说：“公家的利益，知道该做就去做，这是忠。”各人秉持良知，身处脂膏而不被润泽，那么以公事完成公事固然是忠，即使以私利留存公利也是忠。我用一句话概括：按例领取可以，按例销账则绝对不可以。这就是权变。

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

阮元

黄河挟带泥沙入海，一年之中，泥沙之多不可计量。这些泥沙堆积垫高在海口，越积越多，越垫越远，拦门沙也越推越远，这是必然的趋势。乾隆初年的海口，不是康熙初年的海口；嘉庆初年的海口，不是乾隆初年的海口，大概已经远了几百里。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而清口与黄河交汇、漕运通行的地方，却没有尺寸移动过原来的地方。那么运口昔日清水高于黄河，如今常常黄河高于清水，难道不是因为海口日益变远的缘故吗？用日益变远的海口，排泄陕州以东的黄河水，从中州到徐州、淮安两府，逐里逐步，无不日益增高，低的地方填平，凹陷的地方填高，这也是必然的趋势。而湖水的堤堰，不能再加高，这又是一定的趋势。像这样却想让数千里程平行的黄河水，唯独在徐州、淮安一带，独自冲刷使其深而且低，再仰出海口，我私下担忧这很难做到。譬如楼梯斜下十三层，梯脚占地一丈。如果乾隆初年的海口如戊癸位置，是第十层，离地高三尺；如果运口如乙位置，如今在梯脚接添三层成为十六层，要使楼梯态势不倾斜，必定要多占二尺余地。如果如今海口如庚癸位置，是其第十层离地的，必定要加高尺许；如果如今运口如丁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梯脚占地远了。“远”这个字，如今谈论河务的人都没有提及。我私下揣测，姑且画图来观察。道光七年记。

附图未打。

附河流合勾股弦记

凡是水流经山石不平的地方，随地形而有高低。如果黄河出陕州之后，从陕州到海口，数千里之远，数百年之久，必定平坦没有高低，像弦一样直。为什么呢？地势本来平坦，而且沙填又久。所以从河南到淮南，海口则日益垫高日益变远，河身必定日益增高，低的地方填平，凹陷的地方填高。像弦一样直，像水准仪一样平。加上屡次决口，屡次挑浚为引河，稍有丈尺之高坳的，也没有不平的了。这符合勾股弦定理。右图中，癸庚是股，甲癸是勾，甲壬是弦。股与弦同样日益增长，却唯独想让丁处的弦屈曲低落如丙乙的旧貌，使乙处的水仰出于庚，这绝对是做不到的。这个道理容易明白，人所共知。方寸之间的图，这个道理和数值，数千里之远，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和数值。大概测量天地，没有勾股直而弦曲的，也没有大股已经加长改位而弦不加长改位的。如戊改庚，乙改丁。

治黄运两河议

柳应墀

天下的水，善于向东南流去的，是它的趋势；而弱水独自向西流。喜欢漂浮而柔顺的，是它的本性；而济水独自沉潜。兼具这两者的只有黄河。黄河的趋势向北，而它的本性独自刚强。刚强不可以防范，所以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而没有成功。向北不可以向南，所以元代治理黄河反而滋生了弊端。古人顺着黄河来漕运，不只是大禹的贡道，即使考察汉唐转运的成功也可以知道。后人壅塞黄河来辅助漕运，不只是黄陵冈的工程，即使会通河的开凿，也是巨大的变革。虽然说是由于幽燕地区的漕运使得然，然而也不知道顺应它的本性和趋势的缘故。所以治理黄河就妨碍漕运，保护漕运就妨害黄河。没有旷达卓越的见识的人才，不拘泥于旧常，又怎么知道黄河

译难道不是顺应不相违背的道理吗？议论说：治理黄河而不必治理运河，是上策；治理黄河而兼顾运河，是中策；治理黄河而专门照顾运河，甚至只顾运河而不顾黄河，是下策。黄河连通淮河，始于汉代，严重于今天。汉武帝时，瓠子河口决口，水流注入巨野泽，连通淮河、泗水以及宣房。汉元帝、成帝时又多次改道。当时如果急切采用贾让的上策，哪里会留下祸患直到今天？王莽时，黄河改道从济南千乘流入大海。东汉明帝命令王景治理它，从此没有黄河水害达八百多年。五代晋朝时，黄河在滑州决口，泛滥数百里。等到宋朝，黄河在河北决口三次。当时的奸臣，一定要让黄河东流，直到南宋南渡，黄河大半由淮河入海。然而北流尚未断绝。元朝会通河修成，虽然为了漕运考虑，仍以海运为主。为什么明朝又疏浚它，为东南几个布政使司的长距离漕运打算，而不考虑黄河日益南移呢？起初借黄河来补充运河，最终借淮河来对抗黄河，黄河难道可以对抗吗？于是淮南有被水淹没如鱼之困的忧虑，运河有沙淤的阻碍，那么黄河失去其气势，而运河不能保全也就明显了。然而黄河终究不南移，往往在北面决口于张秋以破坏运河。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有穷尽则思返回的意思，而果然如此。本朝咸丰年间铜瓦箱决口，直接由大清河入海了。大清河到利津口，是古代济水的水道，就是汉代的千乘。黄河既然破坏了运河，从安山到八里庙的决口，漕运艰难，可以绕行盐河二百里到达张秋。张秋以上到开州境内，有古代大金堤可以依靠。以下到达利津，应该加筑长堤。其南岸从安山以下多靠近泰山山麓，以上到曹州境内是古代巨野泽，应当放宽堤防，使河身不宽不狭。河旁筑石堤，借水流冲刷泥沙。距离黄河数里，观察地势，修建遥堤以防洪水。用机器随时疏浚，或许黄河水患可以平息，而运河的治理，功效也容易达成。所以说治理黄河而不必治理运河的是上策。有人说：您以填塞水流为戒，却屡次提到堤防，难道不矛盾吗？不是的。是时势使然罢了。从前大禹时没有人地阻隔的障碍，所以黄河能够宽阔地向北流。现在黄河北面有临清，中间有济宁，南面有徐州，都是转运的道路，处处牵制黄河的气势。邱仲深认为不是黄河不容人，而是人不容黄河罢了。如果不顺着它的气势而曲折地设防，怎么可以呢？说：那么废除运河而专门治理黄河怎么样？也不是。国家虽然改行海运，河运也不可废除。何况江北每年仍有漕运呢。不得已，就只治理黄河而兼顾运河。运河经过山东一千多里，每年修堤、管理闸门、开浚的费用，不使其短缺。而又多开泉河厅所辖的各泉水来补充运河，如果担心它干涸，只防黄河来增加它，那么横溢决口的忧虑必然更深。因为运河一半依靠山东各水，一半依靠黄河，专门依赖黄河而黄河的性质又相违背，所以说治理黄河而兼顾运河的是中策。黄河是纲而运河是纪，纲举则纪整。如果治理黄河而专门照顾运河，甚至只顾运河而忘记黄河，这是纲纪倒置啊。

译元朝人开辟河道，使黄河水向东北方向流去，这一河道尚有部分留存。明朝徐有贞仍然疏浚分水的渠道，在濮水与汜水之间，从黄陵冈筑堤，截断黄河向北的流向，疏浚贾鲁河故道以分流，新开河道七十多里，又修筑长堤三百多里，动用民夫十万余人，这样张秋的决口才开始堵塞。这名义上是治理黄河，实际上是治理漕运。然而迫使黄河向南迁徙，刘大夏的做法，本来就知道是不容易的。等到又担心黄河淤塞漕运时，潘季驯于是创立了蓄积淮水以抵御黄河、束水攻沙的策略。不久清口就淤塞了，由此可知黄河水性刚猛，是不可抵御的。兼顾漕运是可以的，但为了兼顾漕运而导致黄河愤怒反扑是不可以的。假如采纳宗减黄清的说法，让洪泽湖全部承受黄河水，不仅向北的漕运河道日益干涸，而且黄河将挟带淮水入江，合为一条水道。然而前人深思熟虑而侥幸避免的，不是天意，也是黄河形势使然。所以大清河的流向，使得黄河的形势与水性显露无遗。后来的人如果还有衡决那样的变故，千万不要效法刘大夏、潘季驯的旧智，致使纲纪颠倒。这样黄河就不会溃决漕运，漕运也不会激怒黄河。所以说，治理黄河只顾及漕运，甚至顾及漕运而不顾及黄河的，是下策。

又听说，引漳水灌溉邺地，是史起的谋略；开渠灌田，是贾让的策略。如今河南一个布政使司辖区，黄河经过的地方超过一半，土质松脆而水流浑浊，不可以开渠。只有曹、濮、济、阿之间，不妨多开支流，像江南的潴泽支港一样，可以每年获得漕粮，可以预先制约横溢的洪水。至于决口每年修缮的弊端，顾炎武有“端正人心比抑制洪水更紧迫”的说法，可以考察借鉴而知晓。那么治理黄河的大致方针就可以知道了。以前的黄河，有漯川、屯氏津来分流，有巨野、梁山泺来蓄水，所以它的形势顺当。现在的黄河，想向南却受限于堰坝，想向北却受阻于堤防，又牵引它进入漕运，拉扯它进入淮河，所以它的性情逆反。孟子谈论大禹的功绩，说“疏通引导，排除决口”，确实是采取上等的策略。而变通它，徐徐图之，每年疏通疏导它，那么即使说大禹复生也可以，即使说黄河与漕运并行而不相违背也可以。

筹河篇上 道光十二年 魏源

我出生以来，黄河决口十数次，难道是黄河难以治理吗？还是治理黄河的方法拙劣？或者是贪食河工利益的贪婪所致？作《筹河篇》，只谈防御黄河，不谈治理黄河，所以黄河成为今天的祸患。只筹划河工费用，不筹划国家财政，所以造成今天财政的匮乏。用今天的财政额度来应对今天的黄河祸患，即使是管仲、桑弘羊也不能谋划。沿用今天的黄河状况，不改变今天治理黄河的方法，即使是神禹也不能成功。所以今天筹划河务，只问决口堵没堵，以及堵口后开没开，这样的人都不值得和他们谈论治理黄河。无论堵在南岸，难保不在北岸溃决；堵在下游，难保不在上游溃决；堵在今年，难保不在明年溃决。即使一次堵塞之后，十年几十年不溃决，而每年耗费五六百万，耗尽天下的财赋来从事河工，古今有这种填不满的漏壶、填不满的深谷的政策吗？我现在要谈论改道黄河，请先说今天黄河为患、财政困窘的原因，然后效法我的说法。人们知道清朝以来，没有一年不治理黄河的，也知道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的河工费用，已经是清初的几倍，而嘉庆十一年的河工费用，又比乾隆年间大几倍。到了今天，河底增高、淤积深厚，一天比一天危险，其费用又超过嘉庆年间，远远超出宗室俸禄、名粮、民欠之上。河费增加的事情，有出自上层的，有出自下层的。什么叫出自上层？清初靳文襄公承接明末溃败决裂的黄河，八年修复，用国库不过数百万。康熙年间堵合中牟杨桥大工程，不过三十六万。那时全河每年修缮不过数十万金。这是因为河槽深通，而且征发劳役，沿河协助补贴，物料价格都便宜，工程官员实报实销，所以工程大而费用省。乾隆元年，虽然皇帝下诏免除各省海塘河堤派民工的十余万，而例价不足的部分，仍然摊派征收归款。到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冈大工程，三年堵闭，除动用国库一千多万外，还有夫料加价银一千一百万，应分年摊征。那时国库充盈，破格豁免，而从此沿袭为惯例，摊征仅属空名。每逢决口，沿河商民，就预先囤积柴苇，加倍抬高钱值，趁官府急切以取利，这是河费的一大漏洞。然而乾隆末年大工程，虽然不派夫，但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到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理南河，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他所借口的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时加倍。岁修增加而另案跟随，名义上是如实开销，而司农的度支更加匮乏，这是河费的第二大漏洞。计算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共三十八年，姑且以每年增加三百万计算，已超出旧额万万。何况意外大工程的费用，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胜数呢。这就是说费用浮滥出自上层。那出自下层的浮滥呢？自靳文襄公以后，河臣不治理海口，而只致力于排泄涨水。涨水越泄，水流越缓，海口逐渐淤塞，河底也逐渐增高，于是又只从事增筑堤防。自下而上，自一两年以至十年几十年，河高而堤也随之增高。从海口到荥泽、武陟，两堤绵延二千多里，各增至五六丈。将水束缚在堤内，将堤隆起于天际。试着用每年加高堤防的丈尺案册来计算。

译堤高必定有二三十丈。实际上如今的堤坝高度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二。不说是汛期洪水淤积垫高，便说是风吹日晒侵蚀剥落，以此来掩盖他们偷工减料的行为。实际上汛期洪水只能淤积堤内河道中的河身，无法淤积堤外的官地。试着用堤外平地的高低尺寸去质问他们，他们就会理屈词穷了。仅仅这加高堤坝的费用，就已经不下三万万两。河身既然已经淤积，主流偶尔发生弯曲，就会形成新的险工。于是又增加了额外专案的费用。河堤既然已经加高，清水无法溢出，高堰石堤也逐年加高。于是又增加了湖泊堤堰的费用，也不下三五千五百万两。因此每逢汛期必定上涨，每次上涨必定出现险情，没有一年不号称异常涨水。每年两河额外专案的岁修费用，南河大约四五百万两，东河二三百万两。堤坝溃决堵口的费用，人们能够知晓，能够担忧；那些没有溃决却白白浪费的费用，人们却习以为常，不仅不知道，也不能够担忧。

译堤坝日益增高，工程日益危险。一位河道总督无法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东、南两河河道总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年，东河只有四厅，南河只有六厅，如今东河有十五厅，南河有二十二厅。凡是南岸、北岸，都将一厅分为两厅。厅设立后，军营随之设置，文武官员数百人，河兵一万多人，都是过去的数倍。那些不贤良的人，甚至把有险工、有额外开支当作自己的幸事。像黎襄勤的石工、栗恭勤的砖工，就已经有了“浪费费用罪小，节省费用罪大”的诽谤。这就叫做费用从下面增加。因此，国家全盛时期的财赋，四千万两的收支，与乾隆中叶之前没有不同，皇帝巡幸、土木工程的普遍免除费用，而且比乾隆旧制更加节省，但过去浩浩荡荡地支出却用不完，如今斤斤计较地节省却不够用。这是夷狄，是民财的大漏洞；而河工，是国家财政的大漏洞。那么，今天舍弃防御黄河而谈论治理黄河，可以吗？惩罚浪费而谈论节约，可以吗？回答说：来不及了。南河十年前，淤积堵塞还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如今从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积。以前的淤积高于嘉庆以前的河床三四尺，所以御黄坝不打开，如今淤积高二丈以外。以前议论的人还打算改道安东上下绕弯避开淤积，或者打算接筑海口长堤，对坝逼迫水流，以期达到疏通上游的效果。如今中间充满倒灌，越坚固越厚越长，两堤中间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尽力疏通海口，也不能在一个月之内疏通千里长河。下游固守，则上游溃决；上游固守，则下游溃决。所以说，按照现在的河道，不改变现在的方法，即使大禹再生也不能治理，决断地认为不改变河道就不能成功。人力预先改变河道，是上策；否则等待天意自然改变，虽然不是下等士人敢议论的，但怎么忍心不议论呢？

《筹河篇》中

魏源

黄河决口南岸与决口北岸哪个更好？那么一定都说南决祸轻，北决祸重。北决而在上游，其祸尤其重。决北岸上游的，如乾隆青龙冈的决口，历时三年，用国库二千万两，又改道仪封、考城而后堵塞。嘉庆封邱、荆隆工的决口，历时六年，后因暴风而后堵塞。武陟的决口，用国库千数百万两，也幸坝口壅塞淤积而后堵塞。南岸则即使在上游，也不过数百万两可堵塞。这是地势北岸低，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所以挽回故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问：那么河的北决，不是顺应就下的本性吗？每次上游豫省北决，必贯穿张秋运河，张秋，即今寿张县，趋向大清河入海，不是天然河槽吗？挽回南道既逆而难，何不因其就下的本性，使顺而且易？为何反而难其易而易其难，祸其福而福其祸？那么一定说：恐怕妨碍运道。唉，现在的南运河，果真能不灌塘而启坝通运吗？既然可以灌塘于南运河，独不可灌塘于北运河吗？明知顺逆难易，利害相百，却必不舍逆而就顺，舍难而就易，难道是地势水性使然吗？审察地势水性如何？回答说：不如南条行南，北条行北而已。近日黄河屡次决口，都在南岸，确实无益，即使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也无益。只有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为什么？河、济是北渎，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所以自封邱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济运。这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强使冒干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势也。北条有二道，一为冀河故渎，《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漳水，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皆禹河故道，其地亦高，故不可用。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小清河，即漯水，皆绕泰山东北，起东阿经济南，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即禹河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故道，即夺济入海，东行漯川，故后汉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汉千乘，即今武定府利津县，行之千年，阅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盖不用禹冀州漳之故道，而用禹兖州漯川之故道，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障其南，大伾山障其北，既出即奔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皆古不变不坏，其善一。以水性，则借至清沈驶之济，涤至浊淤之河，药对证而力相敌，非淮泗恒流不足刷黄者比，其善二。北宋河益北徙，几复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其弊在于以河界敌，志不在治河也

译到了南宋绍熙、金明昌年间，黄河于是从阳武向东流至寿张，注入梁山泺，分为两支。北支经由北清河入海，南支经由南清河入海。南清河，就是泗水汇入淮河的水道，也就是今天从汶上县到淮安府清河县这段的会通河。北清河就是济水与漯水，也就是今天的大清河，从运河滚水坝开始，经过东阿、平阴、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直到利津海口。当时金国人把邻国当作沟壑来排泄洪水，所以放任黄河向南流，与北清河并行。其弊端又在于利用黄河来祸害敌人，也没有治理黄河的意愿。等到元世祖至正年间，开凿会通河，完全截断了北流的河道，专门让淮河承受全部黄河水，于是黄河水患才开始变得急迫。

译元朝末年，至正年间，黄河又在北方决口。贾鲁起初提出了两条对策：一是建议修筑北堤来遏制横向溃决，这样用工较少；二是建议疏浚与堵塞并举，将黄河从河南引回故道，这样耗费巨大。脱脱最终采用了后一条建议，强行将河水向南引导。当时，畲阙就指出，黄河在宋朝时流经京郊，地势南高北低，黄河向南改道困难，向北改道容易。议论的人担心黄河向北流，会阻碍会通河的漕运。他们不知道，即使黄河向北流，会通河的漕运也不会废弃。为什么呢？因为漕运依靠的是汶水，而不是黄河。贾鲁不能坚持最初的提议，他的见识还比不上畲阙。明朝以来，像潘印川、靳文襄等人，只在清口用力，却不知道将清口迁移到兖州、豫州一带，他们的见识又比贾鲁差。各位大臣修复的黄河，都没有几年或十几年，总是随着决口随着堵塞，从来没有像王景治理黄河那样千年无患的情况。难道各位大臣的才能，都不如王景吗？为什么他们所依据的地势和水性，都不如王景呢？弊端在于为了漕运而治理黄河，所以没有闲暇按照黄河的自然规律来治理它。今天看康熙年间的黄河，情况又不可同日而语。海口原来深七八丈，现在不到二三丈；河堤内外的滩地原本相平，现在淤高了三四五丈；而堤外的平地，也屡次被洪水漫溢和淤积。比如徐州、开封城外的土地，现在都与城墙的垛口一样高。那么河底比起清初必定淤积了数丈以上。洪泽湖的水，在康熙年间，只有中间一条河道，宽十余丈，深一丈多，就能顺畅流出冲刷黄河。现在则汪洋一片达数百里，蓄水深达二丈多，还不能流出。难怪湖泊年年淹没，黄河年年决口。然而，历来决口在北岸的，想要挽回复原都很难，都是事倍功半。这说明黄河的水势利于向北而不利于向南，这是明如星日的事实。黄河向北决口，必定冲击张秋，贯穿运河，汇入大清河入海。这是大清河足以容纳全部黄河水，也是明如星日的事实。假如当时的河臣通晓古今，审察地势，把开渠塞决的费用，用来作为因势利导的谋划，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黄河再三想要向东流入济水，人们却再三强行让它向南流入淮河。强行约束而黄河不受控制，就说治理黄河没有好办法；治理黄河兼治漕运，更没有好办法。唉！运河贯穿黄河，南北贯通是一样的；黄河贯穿运河，南北贯通也是一样的。汶水从南旺湖北行一百三十多里，到张秋流入大清河，顺势而下。因此南岸通漕很容易，所应考虑筹划的只有北岸。但从寿张到临清二百多里，全部堵塞减水坝，利用倒塘辅助漕运，而在寿张黄河与运河交汇处修筑石闸，这样北岸通漕，也比南河的御黄坝容易得多，何必担忧漕运呢？况且今天的黄河，也不担心它不向北改道。如果南河还有一丝可治之处，十几年不决口，还可以拖延时日。现在则是年年溃决，无药可治。人力纵然不改变它，黄河也必定自己改变。然而改道不能在南岸，也不能在下游徐州、沛县的北岸。为什么呢？因为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然可能决口向南。只有一旦决口于上游北岸，夺走主流流入济水，像兰阳、封邱已经发生的那样，那就太好了。如果更在上游，决口于武陟，那就更是好中之好。黄河已经无法挽回复南，费用又筹措不出，如果不因败为功，计策将从何而出？因败为功怎么做呢？回答说：趁着冬季河水归入沟壑的月份，修筑堤坝约束河水，引导它向东北方向流。计算一下，张秋以西，上自阳武，中间有沙河、赵王河，经过长垣、东明两县，上承延津，下归运河，这就是汉唐旧河的故道。只要修筑遥堤来节制它，就是天然的河槽。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就顺着大清河两岸展宽，或者开创遥堤。即使像王景花费百亿钱，共一千万贯，折合白银五百万两，还不及兰阳、武陟决口费用的一半。黄河既然在地势低处流动，没有高低不平，自然没有冲决的危险。即使盛水时偶尔溢出，而堤内堤外相平，一堵就能封闭，不过像永定河堵塞决口的费用，一二十万两银子就足够了。新河北面不跨越太行山脉，南面不跨越泰山山脉，介于两脉之间，所冲刷的都是尘沙浮土，日益深通。而且南岸有旧河淤积的河身一千多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北岸作为南岸，新河断然不能再侵越向南。虽然从考城以下的旧河，蜿蜒越来越向南，距离新河逐渐变远，难以完全借用北堤作为南堤，但如果黄河向南决口，就断然不能冒越截断而过。北岸从辉县以上，西面紧靠大伾山，从辉县以东，地势平坦，没有洼地，加上使用砖工护堤来抵御大溜，黄河必定不会舍弃深流而侵越向北。大禹治理的黄河从冀州入海，史书记载它流经高地，这是冀北不洼地的证明。即使几百年后河流偶尔向北，像北宋恢复禹河那样，也没有必要再强行把它向南引导了。暂且不夸大王景治理黄河千年无患的长远功效，而在几百年间，大型工程的费用必定可以节省。平时的岁修，就暂时恢复清初的旧制，由一位河道官员驻扎张秋，督管南岸、北岸、上游、下游的几个厅官，以及河标武职数十员就足够了。可以裁减一半以上的人员。每个厅管辖的范围，不能超过百里，因为盛水时鞭长莫及。如果水在地势低处流动，就没有险工需要抢修，所以不需要多设官员。岁修以及利用倒塘辅助漕运，最多以数十万计算，像清初的旧额，每年可以节省五百万两银子，十几年就可以逐渐恢复乾隆年间的库藏旧貌。这是第一大利益。河北从辉县南境开始，凡是沙河所经过的地方，如原武、阳武、延津、封邱、考城，一直直通山东，都是历年黄河决口

译正被水流冲击的地方，不是被沙土掩埋，就是盐碱荒芜，都是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没有车马汇聚、市场繁荣的景象。而从南面的开封，一直到淮海地区，旧河道干涸后露出的淤积土地长达一千多里，用来安置河北失去生计的百姓，舍弃贫瘠之地而获得肥沃之土，不必花费钱财购买土地，这是第二个大利益。洪泽湖畅通无阻地流入大海，高堰就不必蓄水，干涸出淮西上游数万顷百姓的田地，这是第三个大利益。五座水坝不打开，下河地区就不会受灾，淮扬地区变成安乐之乡，这是第四个大利益。黄河不再经常发生水患，国库不再白白浪费钱财，而后国家得以全力整顿边防，兴修水利，彻底废除一切权宜之计的政策，这是第五个大利益。新河每年修缮需要数十万两银子，但只要从旧河旧湖干涸露出的淤地增加赋税的项目中收取，就绰绰有余，国家不再花一分钱治理黄河，这是第六个大利益。这六个利益，是天造地设的自然之利，不是非常之事，也不需要非常之人。只需要朝廷在上决心商议，几位通晓事理的官吏在下传达执行，晓谕河北州县处于水流冲击几十里范围内的百姓，用兰阳、武陟已经发生的事例，让他们从危险的地方迁往安全的地方，从有害的地方迁往有利的地方，舍弃贫瘠之地而前往肥沃之土。天下没有不知道利害关系的人，断没有甘心待在危险之地，等待一同毁灭的事情。这难道不是顺应形势、引导利益的最容易的策略吗？然而事情一定做不成，为什么呢？河工官员害怕被裁减职位、裁减经费，一定会大声喧哗阻挠；畏惧事端、规避责任的臣子，害怕因为无效而承担罪责，一定会坚持旧例大声喧哗阻挠。一个人提出建议，众人侧目而视，还没有兴起天下的大利，自身却先触犯了天下的大忌。盘庚迁都到殷，流言蜚语嘈杂不断，所以堵塞洪水泛滥的缺口容易，堵塞众口铄金的议论难。如果不是有一天黄河在开封以上向北决口，国家无力挽回淤积高出的旧河道，浮议也没有办法阻挠顺势而下的新河道，怎么能因败为功，获得这不幸中的大幸呢？唉，国家的大利大害，应当改变的难道只有一条河吗？应当改变而不改变的，难道也只有一条河吗？

译这是山东济南府、武定府的大清河，并非直隶天津直沽口的大清河。两地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一条是济水水系，一条是海河水系，截然不同。虽然两条河道都是大禹治理黄河的故道，但燕蓟地区的水流都向南流，这是北方地势高的明显证据。况且这里紧邻京城，绝对不可使用。只有东边的河道是天然的大深沟，而且历来是黄河向北决口的正流，天造地设，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胡渭还指责王景不知道恢复大禹在冀州的黄河故道，认为不能尽善尽美。难道殷朝五次迁都的患水之河，反而胜过汉唐千年无患的河吗？只是盲目崇拜古人，对实际用途没有帮助，这就是书生的通病了。

筹河篇下

魏源

有人说：史书记载王景治理黄河，征发士兵数十万，修渠筑堤，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海口，长达一千多里。千乘，就是今天的利津县。他衡量地势，开凿山丘，打破石碛。原注：砥绩是山名。按：绩应当是碛，大概是山脚的石矶插入水中，必须凿去，才不阻碍水道。他截断沟渠，遇到弯道就取直，在冲要之处设置防遏，即现在的扫坝，挑开水流抵御险情，疏通决口和淤积。在原来没有河槽的地方，另外开挖引河。每十里设立一个水门，让水流相互回旋灌注，没有溃漏的隐患。详情见下文。节省劳役费用，然而仍然以百亿计算。十万称为亿，总共花费钱千万贯。第二年夏天，渠道建成。工程在头年霜降后开始，过了春天完工。皇帝下诏让沿河的郡国设置河堤官吏，如同西汉旧制。原注：引用《十三州志》说：汉成帝时，河堤严重损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于是派校尉王延代替河堤谒者，秩级千石。有时称这个官职为护都水使者。东汉中兴时期由三府掾属担任。这些方法都与后世治河相似。只是每十里设立一个水门，恐怕会分散水力，水流缓慢导致泥沙淤积，重蹈贾让多开渠门的失误，违背潘季驯、靳辅束水攻沙的主张。回答说：潘季驯治理黄河，也有闸坝涵洞，用来削减洪峰并淤积洼地。王景的水门，就是潘氏的闸洞。让水流相互回旋灌注，使没有溃漏，那么水门外必定还有遥堤来约束它，就是汉人所说的金堤，又称为石堤。潘氏的遥堤相距千丈，里面有缕堤相距三百丈，河槽常年在缕堤中间流动，日夜冲刷泥沙。如果水门不在缕堤之外、遥堤之内，那么一旦泄水就无法回流，怎么能相互回旋灌注而没有溃漏呢？估计王景新开的河道，初年渠身尚浅，伏秋两汛，往往溢出内堤，荡漾到大堤，所以设立水门，让游荡的水波有所停息。不过三四天，就退回到河槽。所以说相互回旋灌注。如果几年后，新河冲刷加深到五六丈，那么大汛就不再溢出内堤，而水门可以形同虚设。所以能够千年无患。那么每十里一个水门，大概是在开通新河时，让水流都回旋灌注在内堤左右，而不是向外堤泄水吧。花费钱千万贯，不到近代兰阳、武陟大工程的一半，却建立了千年的功绩，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呢？回答说：王景筑堤一千多里，花费钱千万贯，那时的物价与现在贵贱悬殊。果真能用今天的银价，折合古代的铜钱价吗？回答说：王景的费用，一是由于初创新河道，所以有开凿山丘、打破石碛、截断沟渠的劳役；二是由于每十里设立一个水门，让水流相互回旋灌注。现在则利用原来的河道，不再需要开凿山丘、打破石碛的功夫，这是费用可以比旧时节省的第一点。水门的石工，比缕堤的土工费用加倍。大概那时荥阳以东，没有高厚旧河身的节制，担心河南侵，所以堤防用力如此之大。现在则有高厚的旧河身作为南岸，就不必设立水门，不必使用缕堤，而只筑遥堤。北岸也只需要偶尔抛砖来护堤御洪。这是费用可以比旧时节省的第二点。因此今天的事情，效法王景却比王景更省力。考察河堤土工，每方按规定给银一钱九分或二钱一分。现在想要改道，必须筑新堤高丈五尺，顶厚三丈，底宽十丈五尺。计算堤长每丈，需要土一百方，折合银二十两。每堤一里，需要银二千六百两。除去旧河上游，即以原北堤作为南堤，无需新筑；以及下游大清河两岸遥堤，高宽减半，实际上比节省更多。统计新河一千多里，不过花费国库银五六百万。只需目前黄河例行的岁修一年的费用，就可以一劳永逸。用今天的银五百万，抵汉代钱千万贯有余了。

至于东汉沿河的官吏，秩级不过千石，而且隶属于郡国，相当于掾属，与今天两位总督、八位道员、数十位厅营相比，相差悬殊。那么其岁修工程不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不仅险工比后世减少十分之九，其浮费也一定不及后世的十分之一。险工减少，所以官员可以大幅裁减；浮费核实，那么工程归于实用。所以古代河官的多少，常看河务的盛衰。官员越多费用越滥的，河务必定越坏；官员越少费用越节约的，其河道必定越深。如果说不是这样，近请看本朝初年，远请看前代史书。有人说：本朝孙文定、裘文达都曾主张北流之议。然而孙公的提议，是想让漕船抵达临清后，就由大清河入海，转运天津。所经过的海道仅四百多里，都是平静的内海，而不是大洋。并以乾隆三年运送登州、莱州米三十万石，由利津到天津，一天就到了作为证据。

译裘公则认为，在汉明帝时期，德棣之间，黄河分派为八道，王景因此取得成功。如今这八条河道湮塞难以疏浚，不如改道经由六塘河那样省力。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自元明以来，知道北流有利的人，如畲阙、胡世宁以及近日的胡渭、孙星衍，不止一人，但都对漕船直达的问题没有办法。如果说盘堤，说海运，终究不能不使船只分道而行，也就无法堵住那些阻挠者的口实。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灌塘济运的方法。所以谈论改河北流，必定要等到道光年间实行，才万无一失。这也是事势穷尽则变化，千载难逢的时机。至于后汉书王景传，只说修渠筑堤一千多里直到海口，并没有分河为八的说法。明帝纪说，汴渠决坏六十多年，王景治理它，黄河与汴水分流。那是时候黄河决口分为二道，一道由汴，一道由济。王景堵塞汴口使水流归入济水，并不向北经过德州，也没有德棣之间先前决口为八道的事情。不知道裘文达从哪里得到这种没有根据的话。大概是误认德州的老黄河和九河的故道，当作王景治理的黄河。而且想要扩大尾闾，宽达五六十里，任凭黄河泛滥溢出，这与潘季驯、靳辅的长堤束水主张正好相反。地理方向都没有辨别清楚，哪里还有闲暇去议论方略。德州的老黄河，就是所谓的王莽河。有人问：兖州的大清河，是王景的故道，既然可以千年无患，为什么大禹的黄河不专门走漯川，而一定要兼走故道，导致殷都五次迁徙的祸患？难道大禹的智慧不如王景吗？回答说：史书记载，大禹因为黄河来源的地方地势高，在平地上行水多次失败，于是从冀州引导黄河向北行，承载在高地上。这就是洪水正分割大地的时候，兖州一片汪洋，水中无法施工，所以从大陆开凿向北行，承载在高地上。既然称为高地，明显不是天然的沟壑。等到兖州水退，人们从高地迁居到低地之后，河槽露出，才知道济渎的地势，优于冀州。所以另外开辟两条渠道，兼走漯川。实际上是以漯川为主流，而暂时保留冀州的故道作为分流。后来冀州高地的九河日益淤积，主流逐渐趋向低地，所以殷室有五次迁徙的祸患。等到周定王之后，九河故道全部堵塞，于是专门趋向济渎。后汉王景才开始因循大禹的方法而取得成功。不是王景的智慧超过大禹，而是他所处的时机，所因循的条件，超过大禹。这是大禹最初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在高地上的，是洪水时期未完成的功业；接着又开渠引导黄河向东趋向漯川的，是洪水之后讲求尽善尽美。而王景才完成了大禹的志向。效法王景就是效法大禹。这不是一时的功业，实在是百世的功业。

译有人问：明人有利用沁水通航的议论。因为沁水从河南武陟流入黄河，向北与黄河相近。那里的水冬春清澈而夏秋浑浊。打算在木栾店修建分水的闸坝，冬春引清水进入运河，夏秋放浊水进入黄河。这样沁水就可以兼顾南北通航。如今议论改道河北岸，何不令漕船逆黄河而上，由沁水进入通黄河，作为南北运输的枢纽，可以免除灌塘济运的权宜之计吗？回答说：沁水浑浊猛悍容易冲决堤岸，如果让它向北流入运河，那么辉县必定有被淹没的担忧。且不说七分入黄、三分济运的闸坝未必能够建成，即使能够建成，而漕船既然已经到达张秋以后，却不直接前往临清，反而让船逆黄河上行数百里，绕道一千多里，去希求未必能成功的功效，比起临清灌塘济运，劳逸和迂直相比相差百倍。智慧厌恶这种穿凿附会，这不是因势利导所崇尚的。

有人问：两汉、晋、唐时期黄河向东北流，那时长安、洛阳等帝都都在河南。金、元、明及本朝黄河向东南流，那么燕都（北京）就在河北。有人说冀北建都的形势，黄河适宜向南流而不适宜向北流，是这样吗？回答说：治理黄河没有比唐尧虞舜时期更兴盛的了，那时河北由冀州入海，而平阳、蒲安邑这些都城，是在河南呢，还是在河北呢？北宋时河北决口而金国因此兴起，明昌年间河南迁徙而金室日益困窘，黄河适宜南流的道理在哪里？元末贾鲁恢复黄河向南流，而明太祖兴起于凤阳，定都金陵，那时元朝正定都燕京，有利于北都的道理在哪里？况且从形势来说，河北流则对燕都形成环抱拱卫之势，南流则对燕都形成反弓之形。从符瑞来说，我朝国号大清，而河工奏疏动不动就说黄河强盛、清水微弱，清水抵挡不住黄河，毫无忌讳。只有改归大清河，那么黄河水流就受到大清的约束，以大清为百川汇聚朝宗之地，其吉祥与不吉祥又哪个更胜一筹？总之，仰赖河工吃饭的人害怕黄河向北迁徙从地中流过，那么南河、东河数十上百名官员、数百万费用、数百年的巢穴一旦扫荡无存，所以大肆鼓噪、张牙舞爪、恐吓挟制，使人们恐惧而不敢议论。从前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巨野泽，连通淮河、泗水。丞相田蚡的封邑在鄃，位于河北岸。黄河决口向南，那么鄃地没有水灾，封邑收入增多。田蚡就对皇上说：“黄河决口都是天意，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所以决口很久没有堵塞。唉！有利于国家的公事，就妨碍臣下的私利，这本来就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啊。

军储篇二

魏源

问：您说节约用度却没有提到黄河，难道今天治理黄河的费用，全都同于国初，而在宗室俸禄、民欠、名粮这三项之外，更没有比乾隆时期耗费更大的了吗？回答说：国家的耗费，哪有比黄河更大的？黄河的耗费，哪有比近日更严重的？人们知道本朝以来，没有一年不治理黄河的，却不知道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的河费，已经是国初的数倍，而嘉庆十一年以后的河费，又比乾隆时期大一倍。这两项耗费，远远超过宗室俸禄、民欠、名粮，不但史册上没有记载，也是国初未曾听闻的。考察国初靳辅承接明末溃败决裂的黄河，入朝修复，用国库不过数百万。康熙中期堵合杨桥大工程，在中牟县境，不过三十六万。因为那时征发劳役，沿河协贴，实用实销，所以工程大而费用省。乾隆元年，虽然下诏豁免各省海塘河堤，派民夫十余万，但例价不够的，仍然摊征归款。到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冈，三年堵闭，工程浩大，除动用国库千余万外，还有夫料加价银一千一百多万，应分年摊征。其中有九十多萬，是以前大工程的余款。那时国库充盈，所以破格豁免。而从此以后就沿袭成为惯例。每逢决口，沿河商民，就预先囤积柴苇，或者抬高钱价，反而趁官府急需来取利。这是河费的一大漏洞。然而乾隆末年大工程，虽然不派民夫，但寻常岁修，尚不过二百多万。到嘉庆十一年，戴均元督河南，奏称工料价格高于旧时，请求按当时价格开销。他所借口的不过一两点，而摊及全局，于是南河、东河，岁修顿时翻倍，每年五百多万。名义上是从实开销，徒然增加成千上万的私囊。这是河费的第二大漏洞。计算从嘉庆十一年到现在，共三十八年，暂且以每年增加二百五十万计算，总共超出旧额已达万万。何况意外大工程的费用，从乾隆四五十年来到现在，更不可估量呢。如果当时只豁免大工程的派夫，而不虚增岁修的料价，那么这三十八年中，还可以节省国库万万，可以免除十多次的开捐。毕竟夫料价格增加，而河堤的溃决更加严重，省也决，不省也决，哪里比得上每年节省数百万的划算呢？然而前篇不说的原因是，治理黄河应当治理其根本，不仅仅从事其末节。治理根本在于疏通河槽，使没有溃决的大工程，然后才可以稽核河费，以节省岁修的工料。不治理河槽而只厘清河费，无论定额增加不可再减，习惯沉重不可骤回，即使挽回节省，也无助于每年的溃决。十年前还可以修补，现在则中满倒灌，病根更深更固。以现在的黄河，不改变现在的方法，即使大禹也不能治理。所以今天只应当先议论河身，而不暇顾及河费。议论河身，则必须筹划一劳

译这是图谋永久安逸的根本大计，绝非寥寥数语能够说尽，所以另有《河渠篇》详细论述，这里便来不及涉及了。至于世俗的议论，还认为乾隆之后新疆每年增加经费三百万两，这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详情详见《乾隆荡平准部记》。

译嘉兴范玉琨说：前任宿南厅通判，加同知道衔。本朝黄河，自康熙二十多年靳文襄公修治以后，已经完全恢复潘印川时的旧貌。后来不遵守成规，而海口的水原本深七八丈，逐渐淤塞垫高，河底增高，由下而上，不得不从事堤防工程。凡是靳文襄公两岸未曾筑堤的地方，也一律补筑。南岸从荥泽的广武山，北岸从武涉的青枫岭，下至海口，长达二千里。两岸土堤连接，才像宋人所说的把水储存在堤坝里了。于是分为东南两河，设立两河总督，增设道厅佐贰文武官员，不下数百人。官员虽然多，却不谈论治理黄河，不谈论海口。于是河口日渐增高，堤防工程日渐增加。偶尔出现弯道，用厢埽抵御，于是在人员之外，又增加了埽工的费用。每年修缮堤防增加，遇到溃决，堵合有时花费数十万或数百万。到乾隆年间，奉旨裁革民夫民料，凡是堵塞决口的工程需要，全部发放国库正银。于是遇到漫口，非三五百万及千余万，不能完成工程。到嘉庆八年，豫省衡家楼大工程，共用一千二百余万。其余东南两河，没有十年不决口的，每次三五六百万。就我所亲耳目睹的，如河南的三次减坝，郭家房、陈家房、马港口、李家楼、于家沟，豫东的曹工，睢州上汛五堡，睢州下汛二堡，仪封三堡，祥符工，中牟工，不下四五千万。竭尽天下的财赋，全部供给河工使用，而库藏开始没有积蓄。自靳文襄公治河之后，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了。河底淤高五六丈，两岸堤防工程也增加到五六丈。试着以每年加高堤防的尺度计算，按照册籍稽查，必有二三十丈，都说是因为偷减材料被风雨剥蚀了。仅这加高堤防的费用，已有五万万了。埽工则是它的数倍。河身垫高之后，清水不出，高堰石工堤，也逐年增加，又不低于三五万万。何况嘉庆十一年岁修工程材料奏定加价一倍呢。自古以来，没有本朝河费这么大的。此后水行走在山阜之上，偶有异常涨水，立即溃决，恐怕每年都有大工程，耗费国库更无底止，其祸患不堪设想。然而今天即使恢复文襄公的旧制，接筑海口长堤，仍然使用混江龙铁篦子往来疏通，黄河能恢复原貌吗？回答说：不能。文襄公的时候，内外滩地相平，河一刷深，清水即出。清水一出，积沙全去，容易治理。现在堤外河滩，比内地高三四五丈了。自御黄坝以至海口五百里，积满的沙，已经坚硬厚实。即使仍然恢复旧制，非十余年的工程，不能有效。而这十余年中，上游必有失事之处。一经失事，全功尽弃。而且每漫口一次，则中间积满的沙，淤积更厚，收效更难于一次。已成不可救药的痼疾。这都是数十年来只说防河不说治河所导致的。然而将怎么办呢？回答说：旧河已无可治，非改道不能成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非黄河自己改道不能成功。这在于天意，而不是下士所敢议论的。

治河论上

胡发琅

黄河是人的祸患吗？还是人成为黄河的祸患而已。以今天来说，黄河确实是人的祸患。寻求祸患到来的原因，未尝不感慨于人为的因素。黄河作为黄河，弊病只有两点：决口与泛滥。决口是因为河水湍急，泛滥是因为河水浑浊。而让它湍急逞强于堤坝而决口，不也是因为浑浊的缘故吗。黄河源头远而束缚久了，这力量疾速，古今是一样的。至于它的浑浊，潘氏季驯说：大禹时的黄河未必像现在这样浑浊。以今推古，知道这是不易的论断。《禹贡》说九泽已经筑堤，九川涤荡源头。川不言筑堤，大禹时的黄河没有堤防可知。所以殷都五次被黄河侵犯，只是迁徙来躲避它。而贾让说堤防近起于战国。假如黄河像现在这样浑浊，虽然说大禹时的黄河宽广，能使之不横出奔溃，有什么办法去除堵塞而禁止它不盈溢呢？而千余年不失故道。黄河浑浊而海口必有积沙。现在沿海千里依靠无边恐惧，而碣石九河之地，却被海水侵蚀，沦没无遗迹。如果有积沙能这样吗？秦汉虽然逐渐浑浊，但仍然大大优于现在。河滩经常引水灌溉田地，像现在的黄河，逆流而没，可以灌溉吗？况且天地不变，水土未易，而黄河有古今清浊的不同为什么呢？季驯的话说：豫州土最疏松。大禹时的黄河只经过河南一郡，而现在并经过开封归德数郡。这是大不然的。豫州的黄河，失去大禹故道的，都是严密的堤防，水无处向上流入。如果只有河身土疏松，冲刷几年就尽了，怎么能数千年越来越严重呢？况且豫河土疏松，而下流受其浑浊，那么豫河应该日深，为什么积高无已呢？议论的人又说：井田坏了，沟洫废了。然而现在开垦沟洫如井田，仍然无救黄河的浑浊，为什么呢？沟洫用来行水，不是能容纳它不去。淫雨发生，水有所归，而不淹没农田，这是沟洫的利益。如果泥雨而下，终归

译在黄河停止罢了。沟渠该怎么办呢？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回答说：古代的黄河不浑浊，是因为井田制之外，草木繁茂，根茎纠缠，与土地紧紧抱合牢固。田间小路开辟，即使不是井田的土地也被锄头翻动。后来人们登山临水，从事挖土运土的工作没有片刻空闲。对于木材的需求，柴草的采集，不需要等到大禹开山、伯益烧山的猛烈手段，放眼望去就已经光秃秃的。土壤失去了遮蔽，雨水一来就随之流失了。只有山区尤其严重。西北地区土质疏松且多山，今天想要黄河不浑浊，即使是造化之力也无能为力。而那些禁止不了、改变不得的原因，在于人口日益繁衍，求取食物和物资的需求无所不至。即使这样，每天仍有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是时代造成的。虽然说是人为造成了黄河的祸患，也不算过分。现在谈论黄河治理的人，却喋喋不休地动不动就搬出大禹来说事。说大禹将黄河分流到漯水，在兖州疏浚九条河道，黄河利于分流。又说，大禹治理黄河只是疏导它罢了，不与水争夺土地，黄河应该宽阔。这是知道大禹治理黄河的方法，却不知道大禹时代的黄河；知道现在治理黄河的方法不同于大禹，却不知道现在的黄河不同于大禹时代的黄河。拿着古代的方子来医治现在的病症，怎么会不误导天下呢？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古代的黄河祸患在于水流湍急，现在的黄河祸患在于水色浑浊。祸患在于浑浊，那么水流湍急既是祸患也可以成为利益。严格遵守潘季驯用堤坝约束水流、用水流冲刷泥沙的方法，不要以复古为尊贵，不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那么即使人为造成了黄河的祸患，黄河仍然能够自己治理它的祸患。

译治河论下

胡发琅

上天虽然爱护世人，却常常降下祸患，以此作为君臣的忧患、百姓万物的灾难，从而激励那些懈怠之人。然而，当这些祸患处于兴盛之时，天下没有人能够奈何得了它们；等到时势变迁，终究没有不出现弊端的，发展到极点就会自然反转。像外戚、藩镇、宦官、后宫女子、戎狄、寇盗等趁机窥伺挑衅，他们的兴盛衰亡，本来就很清楚地可以考证。唯独黄河，耗尽民间的脂膏，竭尽亿万民众的体力，希望求得片刻安宁，却从未有过停止的时候。那么，难道黄河就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最终不再决口泛滥吗？回答说：这不容易说清。我不敢断定它绝对不可能治理，只是贫穷时难以商议罢了。黄河的决口泛滥，没有不是由于泥沙淤积导致河床抬高。孟津以上的河水，和孟津以下的河水是一样的。自大禹疏导以来，从未听说有溃败改道的祸害。这是因为两岸陡峭逼束，有力量激荡水流，使得泥沙必然无法淤积。自从潘氏提出“束水攻沙”的主张后，虽然孟津以下可以不发生决溢，但决溢接连不断未曾停止的，并不是他的学说不可依赖，而是没有那种高得绝对无法逾越、厚得绝对无法冲破的堤坝，像孟津以上的崖岸那样，来应对异常的涨水。于是上面决口下面就会淤积，淤积了最终还是会决口。如果真的趁着百姓安居、国库充盈的日子，测量最近的海口，开辟最笔直的水道，按照潘氏近堤距离三百丈、遥堤距离千丈的方法，混合三合土并覆盖泥土或石块，选取最平缓的坡度，修筑最高最厚的堤坝，用柳树芦苇保护，用对岸坝束水，用放淤加固，并严格防守，勤于修补，即使像孟津以上那样也是可以办到的。有人说：堤坝虽然高大厚实，终究怎么能让它像山一样呢？回答说：不同的是防守和修补罢了。如果堤坝不可毁坏，本来就有明显的验证。土壤只有豫州最为疏松，自明朝以来，增加堤坝的高度和厚度，道光以前数百年间，很少见到灾患。灾患在于徐州、邳州以下。徐州、邳州以下最险要的地方，没有比得上王公堤的。自从明朝人加高加厚堤坝，也始终平安无事。这难道不是依靠堤坝吗？那么，就完全没有灾患了吗？回答说：不，不。堤坝能约束散漫的水流，但不能禁止潮汐的上涌。潮水上涌而水流缓慢，水流缓慢而泥沙停滞。海口淤积了就依次向上游淤积。本朝黄河没有北徙以前，灾患常在宿迁、桃源、清河一带。云梯关外虽然屡次修筑长堤，却对海口的淤积毫无补救。这是去除河流淤积，堤坝的力量有余；去除海口淤积，堤坝的力量不足。那么，海口终究不可治理吗？回答说：不，不。潮汐往来，人无处立足，只是不能用人力去疏浚罢了。那么，西方人的铁箕呢？回答说：淤积汪洋数百里，用升斗去输送，不过是比喻用瓢去测量大海罢了。大海自然容纳泥沙，何必舀取它？何必装载它百十里去迁移它？那么，铁篦、混江龙呢？回答说：那是三岁孩童的游戏罢了。千石的大船，放下百斤的锚，惊风怒涛也不能动摇它。想要凭借区区几个人的船桨，拖着数百斤的铁器在泥沙中前行，前人屡次尝试过了，哪里值得称道？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水有巨大的力量，万物没有能与它相比的。潮汐上下，自有往来的作用。然而石堤十丈，水却能冲垮它；泥沙虚浮，水却不能带走它。这是因为堤坝激荡水流，水流全部趋向堤坝；泥沙退让水流，水流顺势而下，并不专门趋向泥沙。水流进入深处就更快，立起陶罐盛水，从上面开孔泄水，水流一定缓慢；从下面开孔泄水，水流一定迅疾。这是积压之势造成的。有利于天下的，没有比顺应自然更巧妙的了。想要治理海口的淤积，应当在截断水流、腾空下方，顺应水流下趋之势来攻沙，顺应潮汐往来依次加深冲刷。其方法是：结扎木筏，宽约二十丈，中间设置横闸，闸宽一丈，高度视想要疏浚的深度而定。闸有三足，足高二尺，每足有一个铁爪，镇以巨石而下沉。进入淤积处木筏就停止，水被闸阻挡，就愤怒地冲向闸足。淤积去除露出底部，木筏就前进。遇到淤积又停止，露出底部又前进。对于长久淤积坚硬、水不易攻取的地方，用渐进的方法，用力耕掘，而水流乘其空隙。左右斜置闸像翅膀一样，以承接水流并禁止其旁注。潮水到来，提起闸随之上升，想要停止或向左向右就用锚固定。由浅到深，由下到上，依次冲刷。数十里设置一个木筏，分地谋划其功效。以此对比人力所能及的，我知道费用不到十分之一，而其功效却相差千百倍。过去谢氏想要让船尾悬挂披水板，拖拽铁篦辅助水流攻沙，他的心意很好。然而几尺的板子阻挡水流，水流必然旁趋；而且铁篦滞留在几丈之下，板子阻挡在几丈之上，铁篦想要停止而板子想要前进，没有办法让它们相互支撑以稳固，板子必然折断，船只必然危险。又想要用它来治理潮汐不及的河流，并且乘风向上游，那么也应当知道它的困难了。按照前面的说法，河流的淤积免于上游；按照后面的说法，河流的淤积免于下游。虽然每年的修缮不能完全去除淤积，但百姓沉溺的忧患、堵塞不可估量的费用，从人事的角度来说，大概会逐渐衰减少息吧。

附因浚图说

一、因浚的构造：结扎木头做成木筏，中间的木筏悬挂闸板，旁边斜向后方的作为翼闸。闸板有三足，每足有一个铁爪。闸板底部悬挂长石。前面的木筏系着绳索，向上抱住闸板顶部，越过后面的木筏，后面的木筏设置绞轴牵引它，这叫做面索。闸板底部系着绳索，一端悬挂在后面的木筏上，后面的木筏也设置绞轴牵引它，这叫做底索。

一、因浚的作用：横闸用来阻挡水流直冲，翼闸用来约束水流旁注，用来停止木筏前行而激荡水流，也用来破除长久淤积的坚硬泥土，开辟冲刷的通道。用镇石下沉闸板，牵引面索。

译帮助它。用底索来拉起闸门。并且防止怒涛折断闸门。

译一只木筏由二三层木板构成。长度和宽度为二十丈，或者十六七丈。结构坚固以抵御风浪。

一只闸门宽度为一丈。高度为一丈五六尺。随着疏浚逐渐加深，还会制作三四丈高的闸门。闸门前后，各立大柱作为支架。支架高五尺。各有斜柱支撑护卫。前面的支架是活键，可以拆卸以便修理闸门。闸门之间不要过宽，过宽就会泄水。用数块铁板，厚度约一寸，用来连接前后的支架与木筏。闸底横贯长石，凿孔以卡住闸足的底部。闸门上都刻有尺寸，用来记录入水的深度。横向的闸门有十五六只，左右两侧的翼闸各有二三只。

一只闸足整体高四尺，长约三尺，都用铁制成，合为一体。闸足作为主干并生出分支。闸足上部二尺处为管状，卡住闸门的一根木梁。二尺伸出闸门外，下端削尖，形状呈三棱形，脊棱向下，下端也削尖。

一只闸门顶部设置小滑轮，以便牵引面索。闸门中的闸足系着底索，而左右闸足各伸出小索汇合在一起，以防脱落丢失。后闸门后方约三尺处，各设一个转轴。转轴一端设置踏轮，轮上有三个踏位。转轴直径一尺，轮子直径四尺。这样三人踩踏，就能发挥十二人的力量。每个踏位，都配有攀轮，让人手脚并用发力，获得的力更多。面索和底索共用同一个转轴，交替使用。只有底索仅用这个转轴来提起闸门。如果放下闸门之后，紧紧拉住闸底，以抵御怒涛，则后退约三丈处，另外设置一个转轴来牵引，这样才能得力，不必使用踏轮。木筏留一道缝隙，作为底索进退的空间。

一个大锚四方各有一个，小锚四角各有一个，都有转轴。想要停止时放下大锚，想要左右移动时放下小锚。

一只木筏两旁设置候潮钟。它的构造是横轴贯穿木头，下端入水，上端设置机关。潮水涨落都会自动鸣响。

两只测水船，前后测量水深，以确定放下闸门的尺寸，考察疏浚的深度。同时插上竹标，以标记疏浚的路径。

一只木筏上负责号令一人，守护指南针，指挥行进停止、左右升降。负责闸门十八人，每三人举一只闸门，从中间到外面，左右对称动作。放下闸门也是如此。负责锚具的，每个小锚两人，大锚三人。木筏前进时，后面负责两个小锚的人始终坚守；木筏后退时，前面负责两个小锚的人始终坚守。大锚使用较少，都是临时召集人员。测水两人，木工铁工各三人，以备修理。除了负责号令的人外，各类人员都由负责闸门的人兼任。事情不同时发生，可以兼顾。如果要想节省费用，即使只设六七人，也未尝不可。只是风涛危险，不妨稍多配备，以备救护罢了。

一种驾驶方法。先下锚测量水深多少，放下闸门，牵引面索，按照指令压入沙中。等到水流冲击闸门下的沙子约一尺多深，闸门再入沙数寸，就系紧面索，使闸门只能下不能上。向后拖曳底索，紧紧拉住后轴。潮水将要到来时，提前一刻钟向前拖曳底索，在前轴处牵引闸门提起，澄清沙子等待随着潮水退去而上浮。想要停止时放下大锚，或者不想停止，则放下小锚等待潮水。潮水落下时放下闸门。

这种疏浚的方法，在各大河流入海口都可以实行。如果潮汐达不到，那么只有黄河，某一段偶尔淤积，想要开辟引渠的或许可以使用。因为沙子细，喷射出去，可以数里不沉。但也只能使用一二只闸门，到了目的地就卸下并用船载运上去。木筏使用活键，是为了容易拆卸。

河防刍议

刘成忠

在河水平稳的年份治理黄河，只需防备险工罢了。自古以来防备险工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埽工，二是坝工，三是引河，四是重堤。这四种方法中，重堤花费最大，但效果也最大。引河的效果，仅次于重堤。然而有时不能建成，又有刚建成随即废弃的祸患。所以古人对此谨慎谈论。坝工的花费，比重堤和引河节省，而它的用途却广泛。用它来挑动急流，则与引河相同；用它来保护河岸，则与重堤相同。一件事而兼具两种好处。埽工能在仓促间抵御变故，而且花费又节省。所以防备险工以埽工为首。但它不能持久，又有引导急流产生新险工的大害。从一时来说，花费似乎节省；从几年来说，花费极其奢侈了。现在重堤和引河，既然不能迅速办成，黎襄勤公的碎石坝、栗恭勤公的砖坝，又都毁坏殆尽。河工营伍所传习的，只有镶埽这一件事。本来已经不足以应对变故，却又全部暗中破坏前人的埽工制度，力求苟且，使之容易沉陷、容易走移、容易腐烂，以此作为请求拨款加修的借口。积习相沿，不知始于何时。虽然有贤能的官员，也不能与众不同。幸好咸丰三年以后，黄河从山东入海，下游宽广，因而河南省的河面，比道光年间低四五六尺不等。即使遇到伏秋盛水期，出槽的时候也很少。所以二十年来每年的修防费用，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二三，而全河得以平安无事。近年山东的黄河，自北向南，淤积垫高，渐渐不如以前那样通畅，而河南省伏秋的涨水，也就难以消泄。霜降已过，险情报告频繁听闻，而每年的抢护和岁修，于是再三请求增加费用而不能停止。现在久经河务的人说，治理黄河没有别的，只是多准备材料罢了。如果真的能多准备材料，难道不是事前预防的上策吗？然而河工的变化层出不穷，有耳目心思所不及的。没有材料不可以治理黄河，而治理黄河的困难，本来不是说我有材料就能完成事情。如果一切机宜考虑不周，只依赖材料作为镶埽的准备，埽工沉陷就加高，埽工走移就修补

译在没有修筑埽工的地方，水流冲刷而至，便又增添埽工来抵御。积累久了，处处都是埽工。舍弃旧的谋划新的，经过几年必定更换一次。即使有不枯竭的饷银来源，怎能知道这漏卮般的消耗何时才是尽头呢？成忠的管窥之见，私下认为河工防守险要，好比兵家防守城池。善于守城的人，不等到敌人已经逼近城墙，才开始凭借女墙来攻击他们。有时将敌人驱逐到境外，使其转而攻打其他地方；有时在城郊附近抵御敌人，使其停止而不再前进。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然后才环城坚守。实在是因为防守在近处坚固，不如防守在远处坚固。埽工，是环城坚守的防御；引河，则是将敌人驱逐到境外；坝，则是在城郊以内、内墙以外抵御敌人；修筑重堤，这是放弃外城而防守内城。如果既有重堤，又先进行放淤，那么这不仅是防守内城，简直是放弃平地而防守高山了。既然我们已将敌人驱逐到境外，又抵御在城郊以内，而且从外城到内城，步步为营，层层设险，敌人即使强大，没有不疲惫而想要撤退的。意外的祸患，从哪里产生呢？这就是埽、坝、引河以及重堤这四者缺一不可的原因。

译然而引河工程动用国库资金动辄数以万计。如果不是地面有吸纳河水的形态，地下有居高临下的地势，那么即使引河也无法成功。如果不是开放引河后，有持续数日不消退的盛大涨水，那么即使成功也会很快废弃。耗费军饷多而收效少，如果不是合龙这样的大工程，不要轻易行动。成忠查阅旧案，发现乾隆、嘉庆年间有包滩下埽的方法。凡是主流冲刷导致滩地坍塌，虽然滩地坍塌但堤防尚远的情况，就在堤外下埽包裹滩地。这虽然不如引河那样能改变河流主流，但在抵御水流于境外方面是一样的。开河困难而守滩容易，如今南十六堡、中河头堡、二堡都有可以守滩的地方。如果滩地不流失，堤防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堤外没有滩地，就应当多筑挑坝，或用石、或用砖、或用柴、或用土，所有临近黄河的堤防，都应当及早这样做。如今上南八堡至十一堡、中河二堡至四堡、下南二十堡就是这样。如果滩地不可守，坝来不及筑，那么办法必然在于下埽。埽是治河的常规方法，南河都使用它，但唯独不适合河南。靳文襄公所说的“河南土质虚松，下埽难以存立”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南岸三厅临河的地方，无处不用埽，而且这些埽又远不如古代的好。如果不加以变通，一旦遇到顶冲的主流，祸患将立刻出现。雍正以前，河南各工程极少使用埽，只有荥泽北门外护城堤上有几处埽工，其余每当主流逼近，都预先修筑里堤、月堤来应对。现在虽然残缺，仍有留存，如上南的裴昌庙、中河的头堡至四堡、下南的十七堡至二十六堡就是这样。古人防范险情，在修筑挑坝、镶埽、加高堤防之外，首先采用引河。如今不使用引河，而改为守滩，其余三件事都沿袭旧制，这也是由远及近的道理。谨将上述说法分条列于如下：

一、外滩应当守护。黄河的特性，喜欢弯曲而厌恶笔直。弯曲向北，则南岸生成滩地而北岸危险；弯曲向南，则北岸生成滩地而南岸危险。因此防河的方法，只防备危险地段，那些有滩地作为外部屏障的，无需防备。然而河流善于变迁，几年中必然有一次变化。伏秋季节，一天中甚至变化数次。这种变化而产生险情，必定从滩地坍塌开始。滩地耗尽而逼近堤防，逼近堤防而险情必然出现。河工惯例，有守堤而没有守滩。每当主流逼近冲刷，一天可能坍塌滩地数丈，甚至达到数十丈。负责河务的人，互相瞪眼束手无策，只能等待其逼近堤防然后镶埽罢了。至于未雨绸缪，固然无暇顾及。滩地是堤防的屏障，滩地存在则堤防稳固，滩地流失则堤防危险。幸好滩地流失而堤防尚远，即使一再坍塌，不至于有侵蚀堤防的忧虑，那么确实可以不考虑。如果顶冲埽湾的主流，已经坍塌到距离堤防百丈的地方，那么不出十天，堤防将随之完全坍塌，怎么能不为此做打算呢？咸丰以前，黄河从徐州南下，地势狭窄而水容易壅塞，河水溢出河槽的情况，十年中常有七八次。每逢水涨之时，滩面低于水面，水从滩上攻击堤防。虽然有保护滩地的埽坝，但只能使滩地不再继续坍塌，不能使堤防不受攻击。所以守堤常显得紧急，而守滩似乎迟缓。然而主流力量的轻重，取决于水势的深浅。越深则力量越重，渐浅则力量渐轻。假如中泓水深二丈，滩地比堤防低一丈，河水越过滩地而上，仅有一丈水的力量。如果外面没有这个滩地，那么堤前水深三丈，而攻击堤防的主流，挟带着三丈水的力量。用三丈主流的力量，对比一丈主流的力量，其防守的难易程度如何呢？滩地远的无需守护，滩地低的不足以守护，滩地本来不坍塌，那么无论高低远近都可以不守护。如果坍塌的形势已经显现，地势渐近而滩地尚高，那么即使在咸丰以前水容易上滩的年代，古人也未尝不设置守护。《治河方略》说：抢救顶冲的方法，在外滩地面，距离堤防三四十丈处，快速挖掘丈许深的槽，卷下钉埽。这是守滩的一个证据。乾隆十一年，高文定公上奏说：近来有包滩下埽的，水未近堤，在河滩近水处作坝台下埽。这是守滩的又一个证据。嘉庆十九年，黎襄勤公上疏说：王平庄河势坐湾，十天坍塌滩地一百七十丈，应当立即在堤外老滩上，赶镶包滩大埽，挑开主流使其改道。这是守滩的又一个证据。旧案中清晰可考的如此之多。况且如今的黄河，与古代更加不同。水漫上滩的时候少，坍塌滩地的时候多。往往滩地高于水面五六七尺，主流一到，坍塌不止。水漫上滩，看水面的高低；主流坍塌滩地，则看主流头部的朝向。不能漫上滩地的，未必不能坍塌滩地。在滩地保留几丈之地，就可以作为堤防；减少几丈的水深，即使漫上滩地也不足为患，何况它不能漫上呢。这就是如今的黄河，必须以守滩为要务的原因。守护的方法，用埽不如用坝，或用石、或用砖，都足以消除祸患。如果主流势头不大，那么挂搂防风，也自然可以使用。在祸变初生时补救，在境外遏制敌人，比起坐视其坍塌，直到逼近堤防才商议防守的人，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不至于濒临危险。

二、挑坝应当修筑。挑开主流、稳固堤防的方法，没有比坝更好的了。坝，是水中的断堤。而它的作用，

译那么就有比堤坝大几倍的效果。堤坝能够抵御水流，却不能挑拨水流。而且它所抵御的是平缓漫溢的水流，用埽工镶护，用砖石保护，然后才能抵御有急流的水。然而这仅仅是抵御而已，终究不能改变急流的方向而使其远离。坝的形制，斜插在急流之中，急流被坝阻挡，转而向外。既能让坝前的堤岸没有急流，又能让坝下的堤岸没有急流。十丈长的坝，能保护二十丈长的堤岸。因此层层加重，依次加长，第二道坝比第一道坝长，第三道坝比第二道坝长。坝建到三道之多，那么急流就被它们挑拨，由直下变为斜射，已经形成成熟的路径，终究不能中途自行返回。不仅六七十丈之内没有急流，即使二三百丈之内也没有急流了。十丈长的堤，只能遮蔽十丈的地面；二十丈长的堤，只能遮蔽二十丈的地面。而坝的作用，却能以三十丈长的断堤，来保护三百丈临河的地面。事情一样，功效却十倍。治理河流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况且堤，是外挡水而内护田的。万顷波涛，仅仅依靠这一重屏障，一旦摧毁陷落，那么堤内就没有可以据守的险要了。帮助修筑里月堤，费用既大，时间也迂缓，在仓促之间，往往来不及。坝则在堤外，即使完全坍塌，还可以退守大堤。多一道外坝，就多一层遮挡隔离，又可以延缓数日，作为修补埽工和加固堤岸的时间。这又是其中最好的好处了。至于想要让水流归入河槽，就修筑长坝来逼迫它；想要让河中心加深，就修筑对坝来激荡它。一切作用，都出自于坝。坝的功效真是伟大啊！现在的河道厅官，并非不知道用坝胜过用埽。历任河工专家，时刻挂念宣防，深思一劳永逸的计策，尤其孜孜不倦地注意于此。然而承办的营员，动不动就估算到万金或者八九千金，度支不足，增添款项很困难，所以屡次想要建坝却没有成功。成忠以理度之，一坝的长度，从七八丈到十丈，宽约二丈，高约高出水面四五尺。它最初镶护时，三面都是水，只有背靠大堤的一面是实地。现在用捆镶的方法，来建造柴土坝，从堤前开始，也是三面临水，一面以堤为实地。捆到第二占，就以背靠的第一占为实地。由此第三占、第四占、第五占都是如此。到第五占，长度已达十丈而坝就建成了。核算它的尺寸，不过是五段埽工罢了。埽高出水面五尺，坝高出水面也不过五尺。埽宽十丈，上下都一样。坝则面宽六丈，底宽十六丈，比起埽来，只不过宽了八丈而已。新埽一段，费用约五百金，以五段埽工为一坝，那么价格不过是二千五百金。加上绳缆的价值，雇船的费用，外面镶护边埽，中间浇筑土坝，到四五千金足够了。哪有万金的道理呢？然而工员承办，必定说五千金不够用。现在暂且不与他们争辩，请改用砖坝代替。柴土坝容易倒塌腐烂，所以面宽估算到八丈。如果是砖坝，四丈就足够了。它的底约宽十丈，高约二丈。计算长十丈的砖坝，应用砖一千四百方。下南的砖价，每方七千五百文，计算每坝用钱一万零五百，折合银六千两。这是实际砌筑的砖的方数。砖抛入水中，倾斜堆叠，多有嵌空之处，断不能用足一千四百方。那么有五千金国库资金，在下南就可以建成一坝了。上南不用砖，也没有旧砖可以购买，开制造，每砖约需十文十一文，比下南每方约加银一两五钱，总共约加银二千两。总计一坝用银七千两。以每年购买材料石料的费用，节省二万，就可以建成砖坝三座。三年之后，坝多了而埽工自然节省，断不至于再有加价之忧了。这也是变通的一种方法啊。

译还有进一步要说的。凡是砖石以及柴土所筑的坝，只有在水中才存在。如果在滩地上筑坝，那么只用土就足够了。然而滩地有老滩和新滩的区别。老滩的表面，比伏秋季节的水面高出二三尺到五六尺不等。如果在上面筑坝，那么坝在滩上，水在滩下，坝与水两者互不接触。只有坝头临近水面，可以镶埽抛石，而上游和下游则不能。大水一冲，滩腹被淘空，动不动就塌滩四五丈，滩塌了坝也随之倒塌，即使坝筑得再高，也毫无益处。只有那些形成二三年的新滩，冬春季节水不上滩，可以筑土坝；伏秋季节有水流就镶埽抛石，没有水流就听其自然。比起老滩来，较为有用。有人说，既然已经长出新滩，这是水流之势已经离去，哪里还用得着这土坝呢？不知道黄河的工程地段，在不确定之中原本也有确定的规律。比如下南险工，从十七堡到二十一堡，是历年抢险的地方。其中有时堤岸抬高有时坐落，小有变迁。如同治十年、十一年，险情在二十堡到二十一堡，而十八堡以上无事。等到十二年、十三年，险情在十七堡、十八堡，霜降清冷之后一直延伸到十六堡，而二十堡到二十一堡无事。总计这一厅的河势，不出黑冈上下六堡的范围。已经离去的未必不会再来，正在来的未必不会离去。至于十五堡以上、二十二堡以下，如魁星楼、回回店，未尝不是著名的古险工，但这几十年中，淤积闭塞已久，即使置之不理也可以。现在二十堡下面的新滩，高于水面三尺，进入伏汛以后，水必定会上滩。有险情还是没有险情，难以预先确定。趁着现在还可以筑坝的时候，建成三座坝，作为水流离去后又回来的防备，这是未雨绸缪的上策。其他各厅有相同情况的，也依照这个方法施行。每年可以建成几座坝，一旦水流到来，防守就容易了。这些砖石柴土，难道不是效果相同而费用节省吗？

一说是埽的制造应当更改。河工使用埽，从汉代就已经如此。明朝潘印川宫保和我朝靳文襄公治理黄河，凡是险要的地方，都依靠埽来防守抵御，不曾把埽当作引导水流、生成新岸的工具，也不曾抛弃埽而抛掷砖石。自从用柳改为用秫秸，古法于是发生了一次变化。自从横埽全部变为直埽，古法于是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从此以来，越变越坏，直到今天，埽就成了利少害多的东西了。成忠查阅旧案，私下认为古埽变为今埽，弊端有六条，请允许我详细论述。《治河方略》说，埽必须柳占七成而草占三成，为什么呢？柳多则沉重而能沉入河底，然而没有草则又稀疏而漏水。所以必须用柳做骨架而用草做填充。又说，柳遇到水就会生长，草入水就会腐烂，这是因为土性适宜，而且节省费用容易办理。乾隆十九年，两江总督尹文端公继善上奏说，河工材料，柴柳为最好，其次为秫秸。柴柳入水，耐浸泡而经久耐用。柳的质地尤其沉重，压埽沉着有力，入水经过一二十年不腐烂。至于秫秸，一两年后就朽坏无存。柴不如柳，然而仍然胜过秫秸。这些都是说镶埽的材料，没有比柳更好的，而草是用来弥补柳的疏漏的。明朝一代埽都用柳，每座高五尺的埽，用草六百斤，柳三百六十斤。柳少就用芦苇代替，没有用秫秸的。康熙二十年，民间的柳逐渐减少，开始劝谕各官种植柳树。二十六年以后，河工用柳，大半取自官柳。当时有时不足，也用芦苇代替，没有用秫秸的。河工使用秫秸，见于章奏的，从雍正二年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开始。那时每斤秫秸，开销银一厘。这一年云南布政使李奏言，前三十多年黄河不为患，实在是河臣靳辅的功劳。那时沿河种植柳树，现在河官把两岸产柳的土地变成田地，收租分肥，而材料仍然摊派给百姓。奏章呈入，于是重申官地种柳的命令。历经乾隆、嘉庆两朝终究不能恢复。然而如乾隆十八年张家马路漫溢工程，还是草柳并用的。从道光朝到现在，竟然不知道埽有用柳的说法了。柳的质地既沉重，历年又多不用柳而用秫秸，于是就没有三年不换的埽了。这是埽易柳为秫秸的第一个弊端。埽，是河工常用的，《治河书》只称它为埽而已，不说它是横是直。以卷埽及捆镶的埽推论，那么它的形体适宜一定是横向的。不横向则埽台不能卷，不横向则船不能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现在河工的埽，都以秫秸的头向外，从顶端到根部，只有直的没有横的。询问年老的兵弁，都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成忠详细考察验证，才知道河工口号，凡是镶埽筑坝，都有丁顺的区别。直的是丁，横的是顺。乾隆四十七年，阿文成公堵塞青龙冈漫口，两边进占，地势不顺，上奏说应当在上游南首，从南钉桩，向北进占。进占七八占后，仍向西进占。这样丁顺交替施工，似乎较为稳妥。那么所谓丁顺，就是一直一横的意思。全河工所习以为常的，不只是镶埽如此，即使筑坝也是如此。《治河书》没有直埽横埽的说法，而有丁埽顺埽的名称。《治河方略》说，抵御冰凌的埽，必须丁头而没有横向。为什么呢？冰坚硬锋利，横向下埽则小擦而靡，大磕必折。然而埽湾之处，则用丁头埽

译又因水流湍急且容易冲刷，必须使用顺埽。将其像鱼鳞一样紧密排列着向下铺设，然后才能抵挡急流并稳固堤岸。又说，抢救堤防顶冲部位的方法，是在外滩地内，距离堤岸三四十丈的地方，快速挖掘深约一丈的槽沟，卷制高一丈左右的丁埽，提前埋入其中，或长百丈，或长七八十丈，一直铺设到水流稍可舒缓之处为止。如果距离堤岸很近，就在大溜中先用顺埽进行保护，同时在顺埽外侧卷制铺设丁埽，都要根据大溜的长短，来确定埽的数量。将《方略》中的说法与阿公的奏折相印证，那么丁埽和顺埽就是横埽和直埽，而今天的直埽，无疑就是古代的丁埽。

译正对着主水流的冲击。一年中难得见到一次。现在所谓的险工，大多都是埽湾以及绞边处的顺流罢了。埽湾处的水流，其力量也能造成坍塌，然而其深度不过二丈，只用丁字埽来兜住它，然后才达到三四丈深。如果是顺埽，则仍然只有二丈深，绝对没有太深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凡是顺流而下的埽，不是卷埽就是捆埽。卷做的埽，上面必定加上散料，并压上大土。埽被料土所压，圆形的变成扁形，上面宽一二丈的，其底部必定达到三四丈宽，逐渐向下延伸，形状如同平缓的斜坡，这就是埽有收分的原因。捆镶的埽，最初镶上的第一坯，虽然也是平铺，但上面有船拦着，而下面则任其随意。一旦加上料土，加上众人一起跳跃夯实，越跳越开，越往下越远，其收分比卷做的埽更大。所以埽湾处的水流，到这里斜着漫上来，也斜着拖下去，其向前冲击的势头正盛，所以横绑的缆绳能够稳固；其在下部的力量不重，所以靠近埽的土没有损伤。有抵挡水流的功用而没有兜住水流的危害。埽湾如此，绞边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除了顶冲之外，河工所用，大多都是顺埽的原因。有人质问说：水流没有比顶冲更大的，丁头埽既然能兜住水流，那么顶冲的水流，其被兜住的效应应该更大，为什么不能用于埽湾的，反而可以用于顶冲呢？况且顺埽既然没有兜住水流的祸患，为什么可以用于埽湾的，又不可以用于顶冲呢？不知道顶冲，是险工中最险的。向来出事，多是由于这个原因。必须加倍于寻常抢险的方法，才可以抵御它。推究顶冲的由来，有时是因为对岸嫩滩，兜住了水流之势，不能顺遂其向下的本性，转而横走，直冲本岸；有时是因为鸡心滩外，原来有大河，原本也是顺流东去，忽然在滩面水涨之时，冲开一道，如同峡口。峡口越长则力量越大，从滩的对面卷地而来，波澜虽然好像排空，攻击实际上已经透底。横安放的顺埽，用千百根柴柳排比而成，所依靠的，是包裹肚部的各条缆绳，插入腹部的长桩，来约束它。一经顶冲大溜的奔注，只要揭去迎面的一二排柴柳，那么缆绳松弛而依附不牢固，也是桩孤立而签钉都空虚，逐浪随流，势将全部散开。即使没有散开，而水力太猛，必定将埽底的土淘空，巨浪一撞，翻身入水。这是因为溜势长而埽身短，虽然有收分，固然不足以相抗。丁头埽则森然排列，左埽与右埽，两两相依，顶冲所不能折断，只害怕搜根淘底。所以前人对于顶冲的丁埽，必定卷到一丈多高。既然高一丈多，那么其长必定达到十丈，其次也必定七八丈。用七八丈长的埽，挺入河心，大溜能淘深河底三四丈，然后能钻入埽底三四丈，前面虽然悬空，后面自然贴实，又有顺埽来承接其后，重关键，这就是它虽然兜住水流而最终能抵御冲击的原因，因为它直而且长。现在的丁埽，本来是从节省缆绳、节省人工着想，散乱抛掷，有的距离堤岸一丈，有的距离堤岸二三丈，既然没有入河七八丈之长，徒然效仿其根向外，变横为直，屹立如同峭壁。凡是顺堤绞边，以及埽湾的水流，一旦被屹立的埽所逼迫，洄漩而入，彻底掀翻，水深达到三四丈，那么进入埽底的也是三四丈。用二三丈长的埽，寄居在三四丈的空窝之上，后面又没有顺埽，怎么能不随着水流走呢？栗恭勤公说：埽能压激水势，俯身啃噬堤根，意思正是指这个。而且不只是俯身啃噬堤根，埽根处的水深，那么埽上的数丈，与埽下的数丈，也因此而都变深。水深则又加埽，加埽则又加深，辗转相寻，费用没有止境。这就是自乾隆中叶以后，姚、高、黎各位河帅之所以都有“埽能引溜生工”的奏章，认为非不得已不可以用埽的原因。而不知道这不是埽的本性如此，只有丁埽是这样。这埽由横变直的弊端，是第二个弊端。

有了这两个弊端，根本之地已经败坏，仍然沿袭错误，弊端更多。《治河方略》说：刚下埽时，依靠揪头、滚肚等绳索来拉它，一个多月就腐朽了。全靠长桩将埽钉在下面，而管束镶垫在上面。乾隆三年，白庄恪公上奏说：卷下大埽，如果不密钉长桩，深入老土，无法关束而借助稳固。江南河工，杉橛、杨桩并用，豫东两省，全用杨桩，每年大约千百余株，在洛阳、偃师、巩县、孟津、济源、温、盂等县购买。这是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没有不用桩的。后来因为借桩冒销的人多，于是合龙大工，不准用桩，而岁修则仍然使用。现在自从丁埽之法实行，埽前的水，动不动深三四丈，虽然有长桩，不能到底，而签桩的方法于是废止。埽之所以经得起击撞而不走，是靠桩固定的。现在将埽浮置于堤外河内之地，在中间的，还有左右两埽的夹辅，工头工尾，则水流一到就走了。这是埽不钉长桩的弊端，是第三个弊端。明代潘印川《河防一览》说：埽以土胜为主，谚语说：镶埽没有方法，全凭

译用土压盖，这是河工中不可更改的普遍准则。软镶的规范，是从几寸厚的花土开始依次增加，直到表面土层达到三尺厚为止。如今用秫秸所镶的丁埽，材质本来就容易腐烂，河水又容易变深。水流冲击之后，往往会出现两三次下沉。假如埽面的土层高三尺，多次下沉之后，土层都会没入水中，被波浪冲刷淘洗，顷刻间就会全部流失。必然又要增加三尺的物料来填补，这是白白浪费。河工官员不压大土，原本也不是没有理由。然而埽如果没有土压就会轻，轻就不能沉入土中而容易危险，轻就不能抵御水流而容易移动，动不动就会导致埽体漂流，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不压大土的弊端四。河工的埽，过去都使用卷埽。明朝一代，没有捆船兜缆的做法。只有靳文襄治理黄河的策略，在堵塞支河时，曾使用这种方法。在奏章中记载的，是从乾隆十八年大学士舒赫德督办铜山县漫溢工程开始才有的。直到即将合龙时，仍然使用卷埽。嘉庆、道光年间，才开始全部使用软镶，认为它胜过卷埽。大概是因为它的物料都能着底，没有虚悬偏重的弊端。这种方法确实好，但它的费用却比卷埽更重。河工官员只急于节省费用，于是每年抢修的埽，又变成了推枕镶，使用丁埽而不使用顺埽，没有包裹腹部的绳子，没有提起头部和梢部的缆绳，只依靠两旁的埽来夹持。埽的草率偷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捆镶流行而卷埽被废弃，推枕流行而卷埽更加被废弃。现在八九十岁的老兵，不知道卷埽是什么样子。假如遇到顶冲的大浪，船只不能捆扎，那将如何应对呢？这是卷埽失传的弊端五。设置骑马，是为了拦住迎面加镶的物料，使它们不散落，实际上最适合用于顺埽。只有捆镶的埽，常常占据承接的位置，迎面上没有安置骑马的地方，所以在上下水处使用，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两头使用。捆柴的人不捆柴的腰部，却在首尾加上十字架，能不散落吗？现在自从丁埽流行以来，骑马都用于迎面，每年所花费的，与顺埽大致相同，但起到的作用却远远不如顺埽。这是骑马无用的弊端六。

译所有这些弊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乾隆五十五年，有江南老民汤干学伏阙上书，称近年河工多灾多难，皆因不遵循古法所致，并条陈了卷埽、种柳等事宜。由此可知，当时的埽工，已不是康熙年间以前的埽工了。如今想要逐渐消除这些弊端，必须从将丁埽改为顺埽开始。然而，如果不使用柳枝，那么埽工虽然是顺埽，但历时不能长久，最终也无法妥善善后。种柳之事，非三五年不能成事；顺埽则随时可以更换。但是，将推枕改为捆镶，其费用不止加倍。厅级官员既无此财力，况且已经建成的埽工，也不可一朝就废弃。成忠悉心筹议，认为对于旧埽之前水流冲击着重之处，没有比多抛砖石以加固其根基更好的方法了。以深二丈、厚三尺计算，每一丈长的埽工，应当用砖石六方。抛至四五十丈，水流冲击之势必然可以稍减。然而用砖石已达三百方了。如今砖石堆，大抵多虚少实，那些在岸上有三百方堆积的，入水之后，不知要用到多少，而后才有三百方的实际效用。这是第一个难题。那些原本没有埽段的地方，一旦水流冲击到，没有比改镶顺埽更好的方法了。然而顺埽所需的绳橛、人工，都是丁埽的数倍，其费用固然不可估量。又加上卷埽之法，没有一个人能胜任；捆镶则非用船不可。新生的险情，急如星火，即使缆橛也苦于不能应手，又哪里能得到船呢？这是第二个难题。如果不得已而考虑次一等的办法，只有留磴一法了。这种方法，对于新生之埽，原本计划面宽一丈的，头坯加宽至四丈，其后每加镶一尺多，就收进一尺。大约计算埽高二丈，可收进一丈五尺，埽面之宽只保留一丈，层层收缩，如同磴道一般。乾隆年间曾实行过，节省镶埽的费用，用来培高堤岸。实行不久，有人称其无益，此事遂罢。以今日看来，节省费用确实也不多。然而逐层留磴，那么即使是丁埽，也有收分，不至于有兜溜淘深的恐惧。这是没有易丁为顺之名，而有易丁为顺之实。埽前的水，断不能深至三丈。成忠曾询问营员，有的认为可行，有的认为不可行。姑且试行一下，与将推枕改为捆镶相比，其费用终究可以大大减少。如果确实无益，那就只有捆镶及砖石了。百年的弊端，非一日所能消除，也非一言所能尽述。逐步施行，或许还有复古之日吧。

一曰重堤宜筑也。自从明代潘宫保治理黄河，就有缕堤、遥堤的制度。《河防一览》所载河图，自荥泽、武陟以至云梯关，没有不修两堤的。又兼筑月堤、格堤于其中，略如现在的圈。我朝靳文襄公沿袭此制。虽然徐州以下，地势太狭，间有不筑遥堤以节省费用的，然而遥堤、缕堤并见的，固占十之七八。当明末及我朝顺治年间，黄河之患，以河南为最甚。此说见于顺治十八年十月总河宫保朱梅麓的奏疏中。等到靳文襄公总督南河，其时为康熙十六年，距离朱公上疏时，仅十六七年而已。而见于文襄公书中的记载，一则说：徐州以上，堤固河深，绝无河患；再则说：治河之事，莫难于保险。开归以下，堤多者至四五重，无甚险。前后情形，其不同竟如此之大。成忠查《河南通志》，自顺治八年总河杨茂勋开始，筑堤的工程，无岁无之。朱宫保在任十年，设立因地远近以次调夫之法，百姓信服其公正，所筑尤多。从此岁以为常，起顺治八年，终康熙二十九年，计四十年中，筑堤共一百八十三处。这就是靳文襄公所以羡慕中州黄河两岸遥堤、格堤、月堤之多，而自堤成之后，所以直至康熙六十年，仅决詹家店一处的原因。重堤的大效如此。如今河南南北两岸，旧堤犹有存者，然而残缺已甚，稍完整的不及十处。想要一一修而补之，诚非容易。然而每年砖石麻之外，例有土工银三四万两，营汛各员，赖此自效。这是已有的款项，不待加增的。现在有工之处，堤面宽皆八丈十丈，并有过十丈者。这是近年整顿河工的成效，迥非四五年前之比。既已高厚坚整了，岁支土工之银，尚有盈余，正可加筑重堤。先从有工之处开始，其次及于虽无工而不可恃者，然后再于最要之处，修其重堤后之重堤。如下南十七堡外圈之外，又有十七堡至二十六堡的大圈即是。期以十年，旧堤尽复，然后再议其它。如此者有大利二焉。一曰水戗。凡是堤防危急之时，抢筑堤里，谓之帮里戗。水戗者，不戗以土而戗以水也。不是大溜不能塌堤，既塌堤矣，多筑二三丈的里戗，是否有济，殊不可知。惟于重堤之处，预筑格堤，以成圈。一旦事急，竟从堤之下游开口放水，使内塘先为水据，则外堤有所凭以为固，所谓戗也。《河防一览》图内说之甚详，以为治河之法

译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如今的人不深入考究，往往心生疑虑和畏惧。却不知道南河险工，依靠这种方法得以保全的有很多。而且不仅仅是在南河。《河渠纪闻》说：江南遭遇大水，缕堤承受压力极大时，常常开挖倒钩将水放入内塘。河南地区沙土松软，大多不敢轻易放水。然而像铜瓦厢，古来就称极险，加筑月堤，每年增培加固，到了乾隆乙卯年，主流弯曲冲击，危险异常，开挖倒钩将水引入内塘，顿时灌满，水依然向外流出，顶着主流施工，这就是它的验证。黄河的水流，短促则力量猛烈，绵长则气势衰弱。凡是顶冲埽工和河湾中最危险的地方，其对面兜住水流的沙滩，以及出峡的出口，大都是一望可见的，因为距离近。如果将水放入内塘，那么水流经过的地方，又增加了百十余丈，水流已经舒展，其危险自然平息。况且倒钩引入，一定是在不太迎击主流的地方，片刻之间，水已灌满，以水挡水，外堤未必会再次坍塌。即使坍塌，也没有跌塘的危险，混茫一片，仍然从所开的缺口流入河中。有什么危险不能保全呢？一是放淤。其方法与水戗相同，只是水戗在主流冲击之时，多在下口开挖，不敢在迎击主流之处又开上口。而放淤则多在没有主流冲击之处进行，从上口灌入，从下口放出，每年可以淤积高三四尺，积累三五年，内塘的地面，与河床持平，可以永远没有河患。

译康熙三十一年，靳文襄公再次担任河道总督。他上呈关于河工守成的奏疏说：“臣辅佐前任期间，曾在邳州董家堂、桃源县龙窝两处险工，选择埽台上下，建设涵洞，引导黄河水灌注；又在月堤上建设涵洞，使清水流出月堤之外。堤内的洼地，不久便淤积成平坦陆地。这不仅使堤根牢固，而且每年取土也变得容易。”又说：“臣辅重新任职以来，看到邳州旧城以西，周围约有百里，地势低洼，四面高起，导致被淹的水永远没有出路。臣认为这里也可以借助黄河水来淤填。”“臣辅在任时，徐州长樊坝险工，堤内洼地很多，涵洞不足以淤灌，于是在埽台下首，掘开约一丈宽的口子，引黄河水向内灌注。伏秋汛期一过，口子自然合拢，仍将掘开的地方堵塞，几个月间已淤高两三尺。如今邳州也适宜仿照此法施行。那里的清水也可以引导至运河排走。有人担心掘堤会有危险，不妨建设小闸，这样更为万全。”自从公上此疏后，历经数十年，放淤之法大行其道。乾隆二十一年在石林施行，二十九年施行于夏家马路，三十年施行于孙家集，三十一年施行于蔡家楼，三十三年施行于徐家庄，嘉庆二十一年施行于李家庄。还有贾家庄、七里沟、朱家坝、曹工大坝等处，见于大学士吴松圃公的奏疏中，其具体年月如今已不可考。

伏查黄河的祸患，在两堤之中的，没有比积水损害堤防、且无寸土可取更严重的；在两堤之外、距离河道数十里至百里的，没有比田地遭受沙压、无地可耕更严重的。如今如果施行这种放淤之法，如上南的郑州十堡、十一堡，中河的中牟上汛四堡、五堡，下南的二十堡至二十六堡，或者开凿倒钩渠，掘堤放入；或者砌筑涵洞；或者建设小闸，从大溜背水的地方施工，断不会导致水流改道之患。一两年后，两堤之间，水退去而淤沙留下，即使不能高到与堤平齐，也可以免除无土可取的祸患。至于利益更大的，如如今郑州、中牟、祥符，凡在贾鲁河以北的地方，历年遭受河工漫口经过，飞沙极目，杳无居民，昔日的肥沃土地，都成了弃地，百姓疾首蹙额，却无可奈何。如果审度形势，在有圈围的地方，内外都设置洞闸，使堤前平缓漫溢的水，从闸洞放至平地，其水归入贾鲁河，所挟带的淤沙，必定留在经过之处。谚语说：“急流带沙，漫水留淤。”凡是漫水，没有挟带沙土而行的。沙压之地，都是昔日急流冲刷的结果。如此施行，数年之后，盐碱地变为肥沃土地，每年增加百姓口粮和官府租税以巨万计，真是无穷的大利啊。

以上四件事：守滩必须购买砖石，盖坝则砖石、柴草、泥土都可以使用，因时因地，以节省费用为宜。埽工的弊端最多最久，一朝改变它，谈何容易。近代名臣如黎襄勤公、栗恭勤公，对于埽工的利弊，了解得很深。他们之所以改用砖石，实在是因为多年的积弊，不是朝夕可以消除的。变埽为坝，又变卷埽之坝为内填土、外砌砖石的坝，这是前贤救急的良法，想要追求速效，只有这个适宜。其次是以砖石加固埽根，再次是试行留磴之法。循序渐进，或许会有成效吧。重堤的保险放淤，不仅免除河流的祸害，还想收取河流的利益。治理黄河没有上策，这大概算是上策吧。然而知道的人认为这是大利，不知道的人或许且认为这是大害。暂且保留此说，等待时机的契合罢了。保险之法可以言说的，大略不外乎这四件事。至于治河的根本，还有更远大的，那就不是浅见所能知晓的了。

卷一百六 工政三 河防二

会奏黄河历年淤垫竭力筹防疏

琦善

窃臣琦善接奉谕旨，现当伏秋大汛，如何防御，海口如何刷畅，河身如何疏通，饬令通筹妥酌，奏明办理等因，钦此。当即恭录咨会臣严烺一体钦遵。我们先后跪读，仰见皇上垂念河防，训诫明切，钦服感激，莫可喻名。查江境黄河，自上年倒灌后，节节淤高，均经臣琦善、臣严烺先后据实奏闻在案。臣嚴烺前于查勘海口下游各厅后，复至上游各工逐细履勘。自丰县、萧县以至宿迁、桃源，堤高出水面一丈六尺。往下各厅水势，较上游渐大，堤工出水，也逐渐卑矮。等到折回外南、外北两厅，较量堤高出水不过八尺余寸。之所以高下悬殊，并非全由堤身卑矮，实因河底逐节淤高。而自外南、外北、山安、海防以至海阜厅水陆社数厅，河道二百余里，淤垫更甚。即黄河入海之处，虽未停淤，只以中段高仰，海口自然显深，亦非顺理流行之畅。回浦后，与臣琦善详细推寻其故，盖缘上游河势，连年挑滩取直，徐州北门河面至窄之处，又展宽四十丈，是以每遇长水，即能直泻下注。而清口以下，坐湾本多，流行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