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一漕运下

译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一 漕运下

河漕私议

姚椿

道光四年冬十一月，洪泽湖泛滥，山阳、高宝地区的田地房屋大多被淹没，几乎波及扬州。隆冬时节水势退去，幸好没有发生灾祸。事态稍定，有客人问我道：“国家蓄积清水以补充黄河与运河的水量，如今清水全部泄出，明年势必干涸。干涸则运粮船只无法通行，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上天用来启发圣人的时机啊。黄河与漕运不能同时治理已经很久了，想要同时治理，必定会同时败坏。自元明以来，建都北京，依赖东南的漕粮。有远见的人，原本认为古代立国，必定竭尽土地之力以供使用，所以必须振兴西北的屯田，减少东南的财赋，治理黄河使其向北流。这样，就能一举使天下安定。如今即使不能完全如此，也不如商议海运的好处。”客人说：“海运的说法，明代琼山的邱濬曾论述过，议论的人认为道路险阻，万一风水有失，粮食暂且不论，人命如何是好？”我说：“这是迂腐偏颇的言论。自唐虞至汉唐，都建都于关中，西晋建都洛阳，东晋南北朝分域而治，北宋建都汴京，其形势自然不需要海运。假使唐虞帝王建都于今天的燕蓟地区，以统治今天的郡县，其漕运固然不专恃海运，难道也必定排斥海运而不使用吗？《禹贡》中关于扬州的记载，说‘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虽然说当时江淮尚未连通，也可作为海运并非绝对不可行的一个证据。如今内地如洞庭湖、彭蠡湖、扬子江，以至黄河的险阻，每年被漂没的，也偶尔有之。不警惕这些，却唯独害怕海道的不可测度，我没看到这是必然的。如果真能衡量漕河的利害，比较其长短，每年有所盈余，且可以节省开支以惠及东南百姓，这件事难道不是确实有利且恩泽广博吗？况且我所说的海运，并非只依赖海运而已。如今的事，法理上应当选择一位公忠且懂水利的大臣督理江南，又选一人作为副手，专门负责河务，根据形势的可行与否来决定进退，或走河运，或走海运，不从中制约。诏令四川总督准备船只，将籼米运至湖广，经由襄樊到达京师；诏令福建、广东的督抚衡量本省剩余的米粮，经由海运到达天津；否则就用钱财购买江浙的盈余粮食。至于浙江、湖广、江西的粮食，则统归于督理江南的大臣，作为进退的依据。而法理上又必须先诛杀误事的河臣，严厉处置负责事务的督臣，以统一意志并明确赏罚。这样，四方的粮食捆载而至，行之有效，我看到几年之中，将超过往日的积蓄。”客人说：“倾尽海内以充实京师，确实如此。难道不会失去百姓的口粮而危害百姓吗？况且费用广大，将从哪里出？”我说：“采买粮食，取用地方的盈余，而不强迫不足的地方，且百姓得到价值，都能吃饱，而官吏又务求公平，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在于好的官吏去奉行罢了。所以说，法度不可不严。至于所费确实很多，但如果等到水浅受阻再商议盘驳，商议疏浚淤塞，费用将是现在的数倍，而且不能迅速完成。成就大事的人不吝惜小利，国家难道可以爱惜这数百万金钱，而给日后留下无穷的悔恨吗？这样淘汰粮船水手去治理黄河，并且兼治山东的湖河，他们多是当地人，各自安于本土而利于其事，对国家有益。这是古代在大灾荒时以工役作为救济，事情办成而百姓便利的方法。而其道理，非先严赏罚以统一意志不可。所以说，这是上天用来启发圣人的时机。”客人说：“你的话确实如此。但从前有人说过，专行海运，则国家尤其依赖东南，而民力将竭尽，怎么办？”我说：“这确实是不得已的说法。追溯根本，则西北的水利全部开辟，然后太仓才有数年的积蓄，然后东南的百姓得以稍加舒缓。如今圣天子疏浚直隶的水道，难道不是想让西北的百姓都致力于农业，而不让其他地方独自承受困苦吗？实行海运，而一时的漕运得以治理；推行屯田，而日后的漕运将更加治理。观察黄河的趋向，不使其与淮河合流入江，以扰乱天地的常道，而一时与后世的黄河都将得到治理。所以说，这是天意。”客人退下后，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河漕私议》。

海运续议

陈文述

道光五年二月某日，两江总督、漕运总督、江苏浙江两巡抚，奉朝廷寄信，因上年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泄过多，对本年重运漕船有妨碍。经钦差会同总督及河漕诸臣商议办理，因重运即将前进，不便停待，请求引黄河水入运河，借助其浮力运送。这固然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虽然添筑闸坝约束，盛涨时自然可以无虞泛溢，但黄河水挟带泥沙而行，过后必然导致淤积。恐怕目前虽有助于漕运，日久贻患更深，终究不是好策略。漕运是天子的正供，如果将来运道淤滞，帮船迟误，自应未雨绸缪，另筹妥善办理。江浙各府，濒临大海，商船装运货物，驶至北洋，一年之中，往来数次，似乎海运尚非必不可行。如果雇用大号沙船，分起装运，命令舵手、水手、旗丁等人小心管驾，他们熟习水性，定能履险如夷。所有风涛、盗贼，也可无虞。只是此事系创始，办理不易。

译然而不可因畏惧困难而坐着旁观，漠不关心。应各自根据所属地方的具体情况，广泛咨询、多方采纳意见，通盘筹划，仔细商议，不要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将筹议结果上奏。我正好因事来到袁浦，同僚们提到嘉庆十五年曾奉诏讨论海运可行，略知大概，殷切询问，于是又写成这篇文章，供朝廷采择。

译客人问陈子说：“您关于海运的提议，已经讲了十六年了。如今河口阻滞，粮船不能顺畅通行，全部漕粮能否渡过黄河，事情没有把握。皇上颁布诏书，命令商议施行，而您在浦口，却没有献上一条建议，难道机宜在前议中已经穷尽，无法再作增减了吗？”陈子说：“前议不足以穷尽今日的机宜。前议时米粮尚未交予帮运，所以上海船只运输苏松的粮食，形势非常便利。如今粮船装载米粮，已经离开原处，那么受兑的地方应当另行商议。前议时费用尚未发给运丁，所以用发给帮运的费用转而雇船，足以够用。如今公私费用都已全部发给运丁，疲弱的人多，殷实的人少，不是归还旧欠，就是购置新货，不能按数追缴，那么海运的费用应当另行筹措。前议试行不过数十万石，如今在本年漕米之外，加上缓漕洒带，不下五百万石。这五百万石，必须全部运抵北方，那么全漕的数量应当通盘计算。

如果不得已，请先就河运来计划。海运的水脚，每米一石，按八钱计算，那么每千石需八百两。粮船所载，按每船八百石计算，那么多过一船，就节省海运六百四十两；过百船，就节省六万四千两；过千船，就节省六十四万两。按六八串钱计算，省钱四十三万五千二百千，即省银四十多万。应当先筹措款项四五万金存贮河口，作为筑堤束水、关盘缆绳牵挽、赏犒的需要。多过一帮，不仅运丁受一帮之益，北坝也受一帮之益。截至夏至堵闭御黄为止，按两个月计算，每日过船按五十只计算，大约可过三千只。因为夏至后，将届伏汛，黄水盛涨，运河两岸，不能容纳，淮扬两郡，处处可危，所以夏至节近，御黄坝必须堵闭。

这坝一经堵闭，运河水无来源，势必停淤阻浅。到淮的船，令其退回江口，以就海运，势必不能。那么应当先筹措内河驳运之法。应当请求尽调江广、山东、江南的粮驳船，停泊黄河南岸，修缮备用。按一千只计算，每船装米三百石，大约可装米三十万石，在全漕中不过二十分之一，不足以济事。那么请求调豫东回空的粮船，或雇河南西河牛船只四五百只，按每船装米一千五百石计算，可装米七十万石。合之驳船，大约可装米百万石。自彭家马头过河，不过二里许，用麻袋小车装运，其势尚便。仍自杨家庄进中河，自运河行走，足以抵北坝。此种船只，驳船水手，只需给与饭食。西河牛船运脚，与驳船牵算，每石水脚三钱，大约需三十万两。这与内河驳船无异。即使令运丁自行押送北坝交兑，也与粮船抵通无异。或可尽运江浙两省的米。其江广的米，大约不得不议海运了。那么泊船之地应当筹措。

江广系属尾帮，停泊多在瓜仪，宜在上海雇船，驶赴瓜仪受兑。上自仪征的黄连港，下至江都的三江营，沿江空阔，足敷停泊。就船过船，无需脚费。只是海运之事，海船的舵工水手，先须粮船的运丁。因为粮船虽省北行牵挽之劳，实非本愿。一则自置货物，不能带北销售觅利；二则带运的客货，不能到北交代；三则北坝回货，不能携带转运；四则舵工水手身工已给，不能追回；五则回空过早，闲空之日，水手口食无资，不能不为周济。再追其所得津贴，以为海运水脚，不特有名无实，于事无济，且恐情极生变，别滋事端。或不便竟置不论，那么或由该本省分年扣缴，宜责成各该省粮道议详核办。

至于北坝交兑，则旗丁积习相沿，包与舵工，并不亲身赴北。至北坝者，不过办事旗丁数人。漕船系属官家之物，必须责令原来舵工管驾回次，以为下年新运地步。那么江广的米，既经海运，仍责令旗丁赴北交兑。乘坐海船，既恐不谙；令其陆行，途次避匿，孰为管理？即使令其至北，推诿规避之弊，不可胜言。而商船只能运米，不能交官；只能抵津，不能抵坝；只能交米，不能贴费。若吏胥花户，仍照粮船之例，需索挑斥，于事实多隔碍。那么在北方如何兑收，存贮何处，作何驳运，必需钦派公正大员，及御史监察，严禁需索，一破向年积习，俾免累之处，应请筹议具奏，请旨遵行。

至于大小沙船，江南沿海州县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的，会于上海，牙行船埠及该处豆行，熟悉情形，就彼雇募，事有归宿。特恐办理不善，船户人等，不知公平交易，与民间买卖无异，稍为惊惶，即行避匿推诿。或书差牙藉端播弄，坚实之船，得钱

译对于售卖、放逐朽坏船只，以及封雇船只充数，甚至勾结丁役、蒙蔽官府、抬高价格、把持牟利等种种弊端，都难以尽知。必须遴选委派妥帖官员，并延请访求老成持重、熟悉情况的人，前往当地查明当前中等通行的价格，关担与苏担实际多出的数量。向船埠、船商等人恳切晓谕，参酌交易情形，明确制定水脚费用，妥善商议章程。仿照粮船的做法，五船互相担保，十船设立一名船头，五十船设立一名总船头。只责成他们辨认人员和船只，到达天津后聚集停泊在一处，不过问其他事务。水脚在何处先支付多少，由哪个衙门发给执照，船户如何出具认领凭证，由哪个衙门会合上报，是否给予校准的漕斛以及样米桶袋，每船允许携带多少余米、多少货物，免税多少，所免的税款奏明后在关税盈余项目中核实减免，到达北方的执照呈缴给哪个衙门会合查收注销，办理妥帖后如何给予奖励，以及执照格式、领状格式，商人与官府交接终究多有畏惧退缩，在南在北方应如何设立总局，这些都应该预先商议周到。至于这批船只，计划运输江、广两省的米，大约有一百万石，按每石八钱折合实银六八串计算，大约需要五十万两银子。既然无法追缴旗丁，又不便动用正项钱粮，应当如何设法筹措，也应该预先筹划。这些都是先前议定所未能完备的。先前的议定哪里足以应对今日的变化呢？客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呢？”我说：“这是不容易说的。比如行军之事，关键在于任命将领；为将之道，关键在于修养心性。将领必须心定，然后臂指才能相应；必须谋划周全，然后心才能定；心定然后见识定，见识定然后意志定。所以不容易说。心不定的原因，大约有几方面：一是通州仓储的积存情况，没有完全了解；二是粮船、海船聚集则人多，恐怕滋事；三是万一出事，经办官员恐怕遭受赔累。所以不得不慎重行事。大致来说，仓储的积存，足以支撑十年的，扣除雀鼠损耗，变化百出，减去两成，不过七八年了；七八年的米，气头廒底的米蒸湿朽坏，再减去两成，不过五六年了。何况不足十年的情况。京畿地区，百官军民都依赖南漕供给，必须众人安心，然后皇上才能安心。现在仓储未必没有多年的积蓄，但人们不完全知晓，河运阻滞，惶恐之情，一定烦扰圣虑，那么今日的海运似乎应当紧急筹划。粮船水手容易滋事，这确实是应有的顾虑。所以议定中先议定两船兼管，而对粮船的丁舵、水手更加注意。现在计划将粮船事务责成各该粮道，海船事务责成上海道拣派妥帖官员，带领老成的船埠人员一同到瓜洲照应。地方事务，则有扬州府及驻扎瓜洲的京口副将足以弹压，再遴选委派妥帖官员协助办理，似乎也可以没有祸患。至于分摊赔偿、代为赔偿，贻累子孙，是属员所畏惧的，上官体恤恩惠至重。风涛盗贼虽然可以无忧，但意外之事也难以预料。这在于精选坚固的船只、壮健的舵工水手，分派水师护送巡缉。万一恰好遇到，导致损失，在试行之初，似乎应当预先奏明核实，恳请皇恩宽免。因为在不可测度的区域，进行可见的事，必须明确赏罚，而且必须赏重罚轻，然后人们才开始听命效力。”

译近来有人说海运绝对不可行，他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费用没有出处，二是人员没有归宿。殊不知这不过是海运难以推行的地方，并非绝对不可行。譬如人身体患病，必定要思考治疗的方法，绝不能因为患病就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如果在平时讨论海运，就把粮船的费用作为海运的费用，费用有了出处，但人员没有归宿，就应当筹划安抚他们的办法。去年江浙发生水灾，停运的船只占十分之八九，人员没有归宿的也占十分之八九，比起今天，何止多几倍。筹划他们的口粮，陆续遣散，也没有见到发生事端。如果在今天讨论海运，水手的工钱已经在水次领足，仍然需要驾驶空船返回，口粮不愁没有着落。他们所苦恼的，是所带的私货无法销售，以及不能携带北坝的回货谋取利润罢了。然而这终究是过剩的问题，而不是不足的问题。况且那些货物不过是瓷器、夏布、竹木之类，沿途都可以售卖，沿途的货物也都可以转贩。河渠通畅便利，新漕粮很快就要到达，那么人员就不愁没有归宿了。最难的是费用没有出处。我私下认为，皇帝明诏命令推行，是为了为京畿地区筹划民众的粮食，国家绝不会吝惜这笔巨额费用。但经费有定数，不能不多方筹划。那么两淮商人向来急公好义，现在听说奉旨传询，商议增加盐价。因为江广口岸正在减价以抵制私盐，不便商议加价。他们深知工用繁多，愿意筹划报效五六百万两，分年带缴。那么或许可以成全他们报效的诚意，作为现在海运的费用，不过十分之一，就足以使用了。万一运库现有的银子不够数目，就就近从藩库、关库各库先拨用，由运库陆续解还归款。这似乎可以同盐政使臣商议，询问商情，上奏请旨遵行。这不应该拖延观望，坐误事机。筹划经费以运送粮船，准备驳船以辅助驳运，雇佣沙船以辅助海运，三者并行，以期全部漕粮抵达通州，以安定京畿地区的人心，也就以此安慰皇帝日夜操劳的圣心，实在是目前的急务。至于国家如天般的福佑，河神显灵，两月之间闸口通顺，按期渡过黄河，不仅不需要海运，也不需要驳运，那么这两者所花费的水脚饭食之资，或许归通省摊捐，对于事情来说也不是很难。这是先前议论所未备，而今天应当议论到的。至于风汛的顺逆、水程的远近，先前的议论已经略微提及。其中未备的，有高培源的《海运备采》、谢占壬的《海运提要》、董国华的《海运事略》、齐彦槐的《海运南漕议》、孙义均的《乙酉筹运议》、师亮采的《瀛槎答问》、沈涛的《沪渎客谈》、钱轼的《海运蠡测》、魏源的《胶莱海运议》，都足以供采择。虚心采纳，实心处置，知人善任，和衷共济，不要过多顾虑，不要被浮言迷惑，在不知不觉中安定人心，在无形中消除隐患，上为国家建立长久之规，下为京畿地区兆示丰盈之象，安慰皇帝日夜操劳的圣心，而个人的功名也显赫了。功勋载入史册，福泽延及后嗣，这在于掌握大权的贤者，要有卓越的远见和坚定的见识。

海运水脚，谢占壬的苏斛每石八百一十文，这是以极贵的价格，每石三两，每两折合实钱六百七十六文，关担合苏斛二石五斗零。齐彦槐的苏斛每石四钱有余，这是关担九三兑银一两二钱，合苏斛二石四斗二升。这与现在牙户所开的关担合苏斛二石，每担水脚一两四钱，苏石每石折合漕纹七钱的不同。也与我所议每石八钱折合实六八串钱的不同。大约船户所得水脚，每两都是六八串钱，而价格的低昂，则视船只货物的多少而增减。现在拟定每苏斛水脚，给予漕纹五钱，再加免税二百担。那些妥协出力的船商船户，仍然加以优厚奖励。民间雇载，论货物的多少，不论船的大小，所以有装土压钞的事情。现在则尽量装载，即使论平价，比起民雇，已有盈余，足以让牙户等人沾润。其中应如何酌提行用，听他们自己商议，官府不干预。这些人食君之禄，具有天良，应当无不踊跃从事。即使是胥吏牙行等人，选择那些驯谨诚实的，开诚布公，与他们共同从事这件事，应当不至于囤积居奇而肆意侵渔，导致掣肘而败事。至于驳船麻袋，本来就没有用处，详细见于回复齐彦槐的信中，这里不再赘述。趁现在做这件事，船只七八百艘还可以得到，风候五六两月也正好可行。如果过了这个时间，那么就只能保留这个说法以待将来罢了。四月朔日又记。

海运北坝交兑议

陈文述

海运这件事，只有北坝交兑最难，因为沙船的耆舵过于畏缩。他们害怕被挑剔斥责羁留，导致耽误关东豆汛。为沙船打算的人说，只要能让别人代为前往交米，沙船只管运送至天津，使得随到随卸随行，那么水脚的多少就可以不计较了。于是筹划海运的人说应当使用运丁，因为他们与北坝熟习。那么州县必定照旧给予运丁津贴，必定在津贴之外，增加沙船的水脚。州县出双倍的费用，而沙船得以快速行驶，这已经是不好的计策。

译而运丁，是以河运为职业的人。那些不喜欢海运便利的人，是出于情感和形势。即使不至于像仇敌一样看待，而不休戚相关的，也是出于情感和形势。那么沙船抵达天津，必定多方勾结书吏、花户、经纪来刁难沙船，公然不敢刁难的，就在暗中设法刁难。或者扣留驳船，使不能源源不断地接济；或者压搁回照，使不能及早开行；或者故意让人与之寻找借口，殴打、辱骂、嫖娼、赌博、酗酒，甚至结讼。表面上是困住运丁，暗中实际上是刁难沙船。既然由运丁交兑，那么沙船被扣留，就不能向官府陈诉；即使陈诉，官府也有言辞来推卸。必定导致沙船倾箱倒箧来救济运丁。等到开行时，关东的豆汛已经延误。那么运丁交米对沙船无益，甚至有碍于沙船，就是这样的。于是有人提出变通办法，说应当由州县派人自行交兑。州县以中等缺额计算，漕米约五万石，需要沙船五十只，每船一人，需要五十人。州县哪里能有多少心腹干练之人？那么或者酌情派几个人，让他们乘坐沙船前往吗？没有人的船或许先到，有人的船反而在后，或者十天，或者半月，不可预料。那么未到的日子，都是先到船只停泊等待的日子。或者让他们由陆路前往，那么米未上船，人须先行。所派的人，贤愚不一。即使得到合适的人，而州县肥缺官员，漕务是利益聚集之地，北坝的人，想要得到并甘心已久。他们的需索刁难，必定比运丁更甚。费用大而赔累多，最终终究归于亏空库项。而遭受他们刁难勒掯的日子，都是沙船守候待兑的日子。假如遇到不肖之人，他们的智计未必在运丁之下。那么州县派人交米，即使无碍于沙船，而实际上对沙船无益，就是这样的。那么不如委派官员。历年河运，各帮有运弁，各府有通判，各省有粮道，官员并非不多。而北坝交兑，仍然责成旗丁。刁难勒掯，官员未曾过问，并且也不能过问，是不敢过问。而旗丁，并不全在船上。南北兑运，包给舵工，那么舵工，是旗丁出官代驾的人，与旗丁无异。那些舵工虽然交米，但之所以交，舵工不能自作主张。每帮有几个熟悉南北办事的旗丁，出来承担总责，所谓尖丁就是。费用多少，按照旧章增减，各船以所得于南方的分肥。如果有彼此争较，那么官员不过让旗丁多出钱给北坝，得以早日交卸，买静求安罢了。而北坝的花户经纪口不言钱，只以米色为词。米色的美恶没有定准。钱到了，糠秕都是精凿；钱不到，珠玉都是泥沙。说米色的人说，干圆洁净。干与洁净，米所能做到的；圆，则是米所不能做到的。做经纪花户的人说，即使粒粒珍珠，也需要打眼钱。这是运丁在南方讹诈州县而苦害百姓的方法。这是慎重米色，功令所以重视天庾，而这些人就把它作为挟制取财的工具。所以米色愈重，苛索愈多，而米色也愈坏，形势相互因循。如果沙船运米，委派官员前往交兑，不过是坐在河边，互相观望。委派官员中任事的人，不过是明面上出力，公文禀呈，暗地里调停，敛钱给费。不任事的人，不过是拼一个官职来殉职罢了。这是委派官员对沙船无益，又是这样的。

译那么海运终究不可行吗？回答说：这又不对。我朝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以来，船商享受国家恩福，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了。稍有转运，便畏难推诿，这是船商所不敢做的。那么不如推究其利弊的极致而权衡它。北坝的费用，历经内外臣工条陈奏报，虽然不尽不实，每船约在百金上下。每石的费用，约及一钱有余。江苏漕粮，正兑本有加四耗米，二五的耗米，随正粮归仓；一五的耗米，随船给丁。改兑加三耗米，一七的耗米，随正粮归仓；一三的耗米，随船给丁。浙江漕粮，正兑耗米，与江苏相同。改兑耗米，也是加四，一七的耗米，随正粮归仓，二三的耗米，随船给丁。运丁在屯田领款赠五行月之外，又加上每石若干的耗米，难道真是仓中之鼠，饮食加倍吗？也是用来调剂旗丁罢了。现在沙船载米，数量是粮船的数倍，而行走便捷，期限确实快于粮船。水脚之外，耗米全给沙船，未免过多。那么不如就耗米的数量而酌情分配。以一斗给与沙船，除浙江杭州府属各县、江苏常镇两府属各县，距离上海较远，历来津贴旗丁帮费也较轻，五升的耗米，拟归州县贴补水脚外，其余州县，照现定价值，征收折色，解入粮道库，仿照轻赍的格式，解入仓场衙门，以作天津剥船水脚，及北坝一切不能减少的费用。那么以一百七十八万石计算，可得耗米二万余石。北坝得到这些，不无小补。而沙船在水脚之外，得到加一耗米，除实在折耗外，似也尚有盈余。即使北坝有一二万不能省的费用，也可以在此挹注，不致耗及水脚。于公于私，似皆有益。其北坝如何预备，北仓共有若干，如何存贮，驳船共有若干，作何给与水脚，沙船到天津何处停泊，如何次第起驳，至迟不得过几日投文领批，至迟不得过几日，何处设立总局，委员如何给与薪水，书吏如何给与纸张，花户经纪如何给与饭食，以及一切芦席麻袋油火烛之需，均应奏请敕下直隶总督会同仓场侍郎筹议章程，咨商江省，请旨遵行。仍请钦派公正御史一二员，稽查沙船到津及起剥开行日期，按几日具奏一次，何处压搁，许董事带同船户具禀，稽查究办。似此情法兼行，或可不虞掣肘。抑更有请者，验米者，所以核实米色，而沙船载运粮食客货，从无验色之事，非舵水尽诚实也。巨海汪洋，风汛利便，不须停泊，既无偷漏，即无短绌，自无搀和。祇须在南不收潮米，至北自然不致霉变。此次试行之初，在南责成粮道，亲验米色，在北应请暂宽一切科条，尤以秉公验收，不挑斥米色为第一关键。少有霉变，尚堪食用者，另廒存贮，先行按成搭放。万一竟有收藏不慎，一仓之中，有发变结成巨块，颜色青黯，不堪食用者，该船户耗米宽余，或同帮邻船协济，抵补足额者无论。否则短缺之数，于批回注明，会总咨覆，于公局存贮提厘银两内买补，下运带交。如海运停止，即行交价。无款可筹，再行奏请豁免。不收之米，船户或在津粜卖，或带作回空食米，听其自便。此次试行之后，或有章程未尽妥善，应令筹议者，随时斟酌更正，以期无碍再行。至耆柁不谙文里，不娴公事，或公延一二董事出官，代为经理，亦听其便。似此分别定议，沙船或不致畏葸，而海运得以安行，河漕可以并治矣。

请试行海运疏道光五年 王赠芳

窃照本年借黄济运，原属权宜。既虑贻患于全河，仍难全登于天庾。现在极力趱行，臣核计之，总有二千余只未能北渡。剥运之难行，臣前折已详言之。是则舍海运更无良策也。惟是我朝二百年来，河运相承，忽议经涉重洋，事原创始。虽考元史所载，江南之粮，岁分海运二次，旬日可达京师，民无挽输之劳，官有储蓄之富，计耗损率不过百分之一，诚一代良法。究之今昔各有情形，举动不无顾虑。即上海沙船，每岁出洋率三四次，商人往来，数十年无恙。究之沙船为民货，而漕运为官米，民行之，官仍未行之也。臣愚以为南漕重计，宜出万全。海运之行，莫如先试。试行之而无患，则暂行之而奚疑。以常理言之，便于海运者，江浙帮为最。现今业已入运渡黄，姑无庸议。惟此江广

译帮船既然不能向北渡河，就必须筹划抵达通州的方法。海运固然需要费用，但比起剥运，其费用必定节省。即使同样需要费用，何不借此机会试行海运，从而获得两全其美的好处呢？

臣请求将江广各帮的米粮，仿照薛向招募客船的方法，将粮船运至镇江口，命令运丁各自雇佣小船剥运送到上海县，原船则命令空船返回原处。随即在上海由官府招募沙船，令其装载。那些能容纳二千石的船，令其装载官米一千石、私货一千石，运至直沽口交纳。简派文武官员中干练且熟悉海况的二三人，督率催促前行，并记录海上航程，以备圣上阅览。

如果沙船现已陆续开洋，船只较少，就根据现有船只，估量其运载米数，进行交兑装载。本年不过是试行，事情容易办理，费用也不多。只在于体察商情，不让商人困苦劳累，公私双方都能得到救济，才算是有益。如果确实试行有效，那么来年暂时实行海运就可以毫无疑问了。

查各帮粮船在受兑时，州县各有津贴银两，作为安抚运丁的费用，多的有一千多两，少的也有六七百两。如果就近前往海口，那么舵手、水手的工食，以及北河提溜、打闸的费用，都属于可以节省的，哪里还需要安抚运丁呢？因此，安抚运丁的款项，就可以提取作为海运的资金。

本年江广各帮改行海运，时间较晚，其银两已归运丁，必定已经动用购买货物。如果一定要追缴，也会滋扰累民。自然应该将剥运的费用，转移用来招募船只。如果来年已确定海运，就可以提前命令各州县将安抚运丁的银两解送至上海，用来招募沙船，自然足够使用。

这样，漕运固然便利，而国库更没有浪费的费用了。总之，有担当事务的人，就有挽救时局的成效。这在于身为大官的人，肩负重任、深思熟虑，公正无私地协力救济，为国家建立长远的谋划，不以求取眼前的迁就为安，不以推卸事外的责任为智。那么政事没有不兴办的，法令没有不推行的。

查嘉庆十二年，前任浙江巡抚阮元曾经遵照圣旨筹办海运，妥善斟酌一切，已有成例，商人无不乐意遵从。后来因为运道已经畅通，事情就停止罢办了。可见筹划商议虽然周全，施行却不容易。

恳请敕令两江总督、漕运总督、江苏巡抚筹议施行的方法，谕令事情必须实行，以免观望。同时诏令两广总督阮元，将当日妥善斟酌的章程，咨文交给两江总督，以备采纳选择。令南河总督专心治理河道，不必兼顾漕运。

大工程完工后，仍按照河运旧章，永远遵行。这样河防坚固而粮仓充实，祸患消除于今日，而利益遗留给万世了。

译遵议御史朱琦奏请海船带运京仓米石的疏，户部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奉皇上谕旨：朱琦奏请储备京仓米石一折，着户部议奏。钦此。由内阁连同原折抄出送到户部。根据该御史原奏内称：我见京中十三仓的米石，每年依赖南方漕运粮食。每年支取发放，盈余很少。必须及早设法购买补充盈余，才是有备无患的办法。在寻求购买补充之中，不致使经费受损，又不妨碍百姓粮食的，只有海船带运这一办法。臣听说福建、广东两省，向来有海船带货到天津贸易。往年每省各有几十只，或一百多只不等。近年来来的船只日渐稀少，只是因为贸易利益微薄。如果让商人有可获利的地方，仍然应当来的船只日渐增多。而闽广地区谷物多且价格低廉，倘若允许这两省在这些海船上，准许装载米石，到天津交付，以弥补漕运的不足，从而充实京仓，对于国家根本大计，确实有益。只是领银采买，以及到天津交付，必须严格制定章程，使官吏无法把持，书吏差役不能勒索，商贾得以权衡资本而计算丰厚利润，才不至于损害商力，才能长久推行。而每年帮运多少，也让京仓斟酌虚实盈余，约定固定额度，那么对于江浙各省的漕运，也可以有协助救济的功效，没有互相侵夺的祸患。臣认为此议有七点便利：国家在东南正供之外，借此广泛谋求储备，逐渐达到丰盈，得到深根固柢的办法，这是一便。商贾能获得利益，带米必然增多，兑交之外，并允许与百姓交易，那么京城附近也必然有所资益，这是二便。南粮运到京城，每石需要脚价银十余两。京仓正运，每年有固定额度，如果因为匮乏而商议增加运输，所费恐怕更加巨大。现在闽粤稻米，每石中等价格约需银一两，最高价格不过一两五钱，加上水脚运费，每石价格比南粮少一半还多，不损害经费，上下两方都受益，这是三便。闽粤既然招募商人采买，丰收年份，可以充当当地官府籴买，民间没有谷贱伤农的祸患，这是四便。闽粤米如果不敷，允许商人领银，向各处海口兼行采买，如浙江的镇海、江苏的上海、山东的登州，都是海船停泊取水的地方，任凭商人买米弥补短少，那么商农均受益，这是五便。海船水手，都是无业游民，无处谋食，势必流为洋盗。现在让他们运米渡洋，船无废弃材料，人无废弃劳力，顽劣之人可化为良善，这是六便。运米既得厚利，商船可以不私带违禁货物，对百姓有利的既多，而流毒日渐减少，这是七便。有此七便，似乎可以施行。或由该省藩库发银，或由该商自备资本买运，到天津交米领价，务必使商人有加倍获得的利息，官吏没有侵蚀的弊端，那么海船源源而至，京仓米石不担心缺乏等语。臣等认为积储是制用之急务。近六七年以来，因为东南各省灾荒频繁，岁入漕粮，只够岁出之数，所以仓存米石，固然不担心匮乏，终究未见其充盈。现在该御史所奏筹划仓储，确实属于事先预图。臣等不敢稍存成见，也不可不再四仔细商议。私下认为海船商运，相比漕粮北上，自然便捷。只是采办少则无助于仓储，收买多又妨碍经费。查道光四年采买台米十万石，奏拨银三十六万两。如果想要长久推行，补益京仓，必须预先筹划米价，款项繁多，而重洋往返，诸多弊端丛生，闽粤海疆，米粮腾贵，更难保证一定没有。全在负责封疆大吏，权衡轻重，就近察看情形，方有把握。应请皇上旨意饬下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福建广东巡抚悉心妥议。如果真如该御史所奏，米价商船，易于招徕，是否永无流弊，参照道光六年苏松海运之案，试行有效，自然可以救济漕运而充实京仓，应令各该督抚据实覆奏，请皇上旨意定夺。

请将滞漕改由海运疏 咸丰二年 张祥晋

私下认为丰北漫口，未能合龙，本年南漕，艰难于挽运，早已圣虑。臣于上年九月二十五日，恭折奏请将江苏的苏松常镇太五属漕粮，参照旧章，改由海运，并推广浙江杭嘉湖三属，一体遵办。确实因为江浙两省八属漕额，已居全漕十之六七，如果能都改海运，那么其余江广等帮，仅十之三四，即使河道阻碍，也容易变通。后来听说浙江没有成议，是海运米数仍然少，河运米数仍然多。现当漕船全数渡江之时，河运既然不能行，自然应当急切筹划变通，以免贻误。臣思考筹办滞漕的办法，大约有三端：一是盘剥，二是变价，三是海运。三者之中，不能不熟思审处，择善而从。查道光四年，高缺口，运道受淤，盘剥滞漕，耗费国库达九十余万。现在经费支绌，固然没有款项可筹，而且恐怕剥船不多，不够装运，势必寻找地方暂囤，等候船轮载，辗转

译转运漕粮，损耗固然很多，又恐怕河道淤塞、路途过于遥远，耗费数石的代价，才能转运一石的漕粮，这简直是得不偿失。这种层层盘剥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黄河以南地区，米价向来低廉；江西、广东等帮的米质向来粗糙，当时的价格不过一两银子多一点。如果按照市价变卖，所得价值并不多。如果估算出银两数额，强行命令旗丁补足差额，想必一定会遇到阻碍难以实行。况且如果在当地变价，米的数量太多，哪里能找来这么多米商，在限期内承接领取呢？而且京城粮仓缺米严重，京城米价暴涨令人担忧，百姓的粮食问题尤其紧要。这种变价的方法也是不可行的。

我反复思考，在变通之中寻求稳妥迅速的办法，似乎还是海运最为妥善。现在江西、广东等帮的漕船，既然不能渡过黄河北上，必然停滞在扬子江一带。那里距离海口很近，如果广泛招募海船，到粮船停泊的地方，只需将米装载上去，就可以扬帆起航。这样既没有路途迂回遥远的担忧，也没有转运损耗的弊端。

有人会说，扬子江下游的海口，向来少有海船往来，恐怕米船出入困难。殊不知该处海口，向来没有贸易码头，所以海船很少到达，并不是海船不能到达的地方。查考道光三十年江苏新造的各种战船，从上海调往扬子江验收，就是从该处海口驶入的，可以作为明确的证据。

至于水脚（运费）这一项，向来听说海船运米到达天津，每石运费约四钱银子，数额有限。即使责成该帮旗丁支付，这些旗丁已经收取了兑费，却可以节省从扬州到通州往返的费用，想必他们一定乐意服从。而且比起变价不足被命令补足的数量，相差悬殊，旗丁的财力也不会捉襟见肘。

如果担心海船不够用，那么江苏海运的船只，已经陆续安全抵达天津，卸货之后，就可以命令它们折返再运一次。如果担心南风季节已过，等待已经太迟，殊不知海船从苏州到天津，顺风只需几天。入秋以后，南风也常有，仍然可以放行。查考前年江苏捐输的米石，九、十月间才由海运前往天津。如今计算日期，在中秋以前，完全可以全部起运，确实不算晚。

至于风浪和寇盗，有人说令人担忧。然而多次办理都平安无事，成效显著，自然不应该因为害怕噎住就停止吃饭。

总之，海运这一方法，原本出于不得已之举，但比起盘剥和变价，终究觉得稳妥且迅速，变通且可行。筹划办理滞留在途的漕粮，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因此请求圣旨，命令两江漕运、河道各总督大臣，仔细商议。如果事情可行，一方面上奏，一方面迅速改办，以免延误。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

译关于河运难以恢复而应扩充海运情形的奏疏

江苏巡抚 丁日昌

国家每年从东南地区漕运粮食以充实京师。转运的途径有两种。道光朝以前，专门实行河运。道光朝以后，河运与海运兼用。近来经过战乱，河道阻塞变浅，江浙地区的漕粮，全部改为海运。历年办理，都没有延误。费用轻便，运输迅速，其成效非常巨大。只是议论的人认为事情重大，不敢轻易提议变革。明知河运难以恢复，又担心海运沙船数量不足。因此，有漕粮任务的省份，虽然有转运的诚意，最终却只能发出望洋兴叹的感慨。如果不是朝廷制定统一的章程，我私下担心，主张河运的人，只知道固守成规，而没有扩充海运以济事的实效。年复一年，外界的议论日益增多，对天子的正供毫无益处。不仅河运毫无把握，即使海运也将逐渐耗费精力去经营。这就是微臣每次考虑到此事，不禁辗转反侧、彷徨不安而不能自抑的原因。现在请综合计算得失，并阐明我的观点。

战乱以来，有漕粮任务的州县，改征折色并减少损耗，从前的浮费，一概裁汰。想要恢复河运，必须增加费用。百姓计较每一分钱，减免漕粮的恩惠，他们已经习惯并安于现状，突然提议增加费用，愚昧的百姓恐怕会产生很多疑虑。况且流亡的百姓刚刚返回，正应该委婉地让他们休养生息、抚慰安抚，似乎不应该多取以消耗民气。这是河运难以恢复的第一个原因。

近来漕运帮船很少留存，屯籍旗丁，也已经涣散消耗。想要恢复河运，必须建造数千艘船，招募数万旗丁水手。公私耗费，没有尽头。在这官民交困的时候，突然增添巨额款项，从哪里筹拨？这是河运难以恢复的第二个原因。

黄河向北迁徙，运河长久失修。同治四年试行河运，回程的空船，因为沿途淤塞，没有一片帆南下。想要恢复河运，必须疏浚泉水、挖掘河道，才能蓄水济运。眼下燕赵齐地之间，元气尚未恢复，突然兴办大工程，供应繁多苛刻。这是河运难以恢复的第三个原因。

河运不能立即恢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然而上海从前有沙船三四千艘，所以海运不担心缺乏。现在减少到四五百艘，即使是苏浙的漕粮，尚且不够周转，怎么能接济其他省份？这又是海运的困境。

事物没有穷尽而不变化，事情要因时制宜。臣又请求将扩充海运的说法，进一步阐明。沙船之所以日渐减少，都是因为夹板船日渐增多的缘故。沙船和货物都要缴纳厘金，而夹板船不需要，这是沙船的利润不如夹板船。沙船不是顺风不能行驶，而夹板船侧风也能开行，这是沙船的速度不如夹板船。沙船有风涛的危险，有盗贼的忧虑，而夹板船火力齐全，船身坚固，都没有这些顾虑，这是沙船的安稳不如夹板船。沙船的利润，起初被夹板船分割，后来被夹板船夺取。日子久了，就变成废弃。自从李鸿章裁减厘金，曾国藩增加水脚后，沙船虽然稍有转机，尚难完全恢复元气，这是因为受病已深，积重难返。

臣愚以为，为海运考虑，必须逐渐将沙船的厘金通盘筹划，酌情核减，以舒缓其困境。沙船驶过五条沙之外，就可以不担心盗贼。其以南的畲由，以北的十效，应该时常派遣轮船、师船妥善保护。运米到京城之后，随验随收，使周转可以迅速。这样沙船没有以前的危害，就可以与夹板船平分那三种利益。不出几年，元气可以慢慢恢复。这是专门就沙船扩充的情形而言的。

天津东等船，船身宽大，本来可以运漕。因为与沙船稍有界限之分，加上苦于厘金沉重，近年来到上海的于是又寥寥无几。似乎应该广泛招徕，使其有宾至如归的快乐。如果津等船不久见少，那么米数也不久嫌多。这是兼就类似沙船而非沙船扩充的情形而言的。

夹板船都是闽广人租赁的。闽广人可以租赁，那么上海商人也可以租赁。应该立即劝谕上海商人，如果沙船无利可图，就可以改行夹板船。载货之余，兼以运米。况且上海、福建，都陆续制造轮船，常苦于养船的费用。如果兼用轮船运米，就可以用海运的水脚，津贴轮船的经费。而运漕的卒丁，也可以作为海防的军队。即使目前自制的轮船，尚且不足，也可以租赁来辅助。这又是举出不与沙船相类而足以帮助沙船所不及的扩充情形而言的。

将来沙船元气逐渐恢复，船数必然增加，又有津船、夹板船、火轮船辅助其不足，以济全局，海运应当可以不担心缺乏。只有漕粮各省，临江的地方，与天津收漕的地方，似乎应该建设漕仓，随到随收，随收随运。然后内河外海运米的船，免致停泊稽留，可以辘轳输转。这样，各省全部漕粮，都可以渐次起运。即使偶尔发生局部灾害，东南的粮食，也可以源源转运京师，以巩固根本。这确实是百世之利。至于各处所建的漕仓，必须宽筹经费，优给薪水工食，以免刁难克扣，致使正供落入私囊。这又不完全关乎立法的好坏。

关于会议海运交米的奏疏

曾国藩

臣私下认为

译奉到军机大臣传旨寄信。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皇帝谕旨。关于海运交卸一事，该部拟请按照河运章程，改由粮道官员前往通州直接交割，这是为了消除长期积累的弊端。着曾国藩、李鸿章、英桂、张兆栋、张之万、杨昌浚根据实际情况详细妥善商议，会同审核议定后上奏。原折和片单都分别抄给阅看。钦此。

臣曾国藩当即发函命令江苏粮道英朴，会同藩司审核议定后详细回复。臣杨昌浚也立即发函命令浙江粮道如山，会同司道审核议定后详细回复。

不久据浙江粮道如山等人会详称：海运章程，始于道光六年。从上海运到天津，责成南省委员负责；从天津运到通州，责成北省委员负责。界限分明，分为两半，各有专门职责。实行已久，制度并非不好，但弊端却随之丛生。现在想要大幅修改章程，不外乎消除弊端、节省费用这两件事。然而运往通州的弊端，全在于驳船。如果改由粮道委员押运，让对异地人事不熟的委员，去稽查在异地长期习惯作弊的船户，恐怕呼应不灵，弊端会更加严重。至于海运经费，是按照米数准备并带到天津的，力求节省，才够使用。向来北省押运米粮的官员多达一百几十人，现在如果改由南省带官员去北方，薪水既多，路费更巨，仅这一项，就已显得浪费，其余各项费用，也必然突然增加，恐怕于事未必有帮助，而所费更属不堪承受。

又，天津局以起驳装船为重，通州坝以交卸米粮为重。粮道专门驻扎在天津局，则交米之事，就没有专门负责的人；先赴通州坝，则起驳装船之事，又恐怕拖延。而沙船在天津等候太久，耗费更多，尤其担心船户畏难避事，影响下次招募。种种阻碍，不敢轻易议论更改等语。

由臣杨昌浚函商臣曾国藩察核，所陈述的各点，都切中事理，并非有意推诿，就据此详细会奏了。

恰好又接到江苏粮道英朴禀报称：近来海运的弊端不在商船运往天津，而在驳船运往通州。

译剥船舞弊，固然由于积习相沿，也由于水脚费用过少。船户平时已经亏损，临事又需费用，于是偷漏掺和，无弊不作，致使干圆洁净的米，一交剥船，米色顿时变坏，实在可惜。现在想要大力纠正以前的过失，只有遵照部议，由南省粮道直接运往通州。从天津过剥以后，慎重选派委员押运船只，分设关卡地段负责稽查，严格规定偷漏的罪名来约束他们，节省经纪等费用来优待体恤他们，或许可以彻底洗刷剥船的弊端。至于封雇弹压等事，仍由直隶地方官妥善照料。南北统筹，恩威并用，漕务应当会有起色。现在已草拟章程十四条，虽然不能十分周密，请求试办一年等语。臣国藩认为该粮道英朴，在浙江办理海运两次，调任江苏，又办理九年分一次，一切情形，早已熟悉。既然他勇于任事，果能除去漕米掺水潮杂的弊端，岂非大有裨益。又经函商臣之万、臣昌浚斟酌办理。臣昌浚随即回函，认为运通之弊，果能改弦更张，实为中外所共同愿望。只是改章而仍用额设的经纪、向有的剥船，则以前的积习，牢不可破。若欲重立新章，另行雇船，另行派人，则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划，确有把握，方可试办。接到闽浙总督英桂来函，也深虑骤然改章，诸多阻碍。现在米船将次放洋，为期已迫。粮道如由议请等下届再行试办，与其仓猝改章，不如从容集议。臣之万回函，也称直隶总督李鸿章覆奏海运事宜折内，业已声明今年新漕，只能在天津验收。谕旨允派仓场侍郎一员，赴津会办。若改为直接运往通州验收，则南北办理两歧，奏咨商改，多费周章，殊觉不便。臣国藩参考众论，斟酌时势，本年海运，应仍在天津验收。江苏粮道英朴，既有创办径运赴通之志，浙江粮道如山续行核议，也有下届试办之请。臣等公同议定，檄饬英朴、如山，在驰抵天津后，先将本年粮米，查照旧章办理，再将下届粮米运通改章之处，面禀李鸿章，应将经纪如何更换，剥船如何整顿，各项经费如何核实动用，一一筹度，不厌精详。等下届漕粮海运，由臣等先期议定新章，奏明办理，以昭慎重。所有海运米石，改由粮道赴通径交，拟俟下届试办缘由，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英桂、漕运总督臣张兆栋恭折覆陈，伏乞圣鉴训示。

江北新漕改行海运疏 同治十年 江苏巡抚张树声

奏为运河节节浅阻，粮艘碍难试行，拟请将来年江北新漕，查照成案，暂归海运，以重仓储而免迟误，恭折仰祈圣鉴事。私下臣准户部咨文，江北来年起运新漕，应饬江安粮道循例办理河运，务必将起运米数，设法多筹，冬兑冬开，乘来年伏汛赶赴张秋，渡黄北上，奏奉谕旨，恭录抄片，飞咨到臣。即经转饬江安粮道王大兴钦遵办理去后。随即据该道禀称，运河年久失修，本年漕运，绕坡走险，待汛未通，势已竭万状。若来年再办河运，约举其端，盖有三虑。黄水散漫，多从冲缺之口，分趋大清河，势愈分则力愈弱，运道间段，淤垫日多，可虑者一。经年绕行之坡，河内八里庄一带，忽又淤塞，不能再行，可虑者二。大汛乏水，偶藉天雨灌引，未可习以为常，可虑者三。如果冒昧循办，必致徘徊中道，欲进无由，办理殊形掣肘。查上海现议购造轮舟，招商转运，以之派装江北新漕，两有裨益。请将同治十一年江北漑米，暂归海运，以俟运河修复，再办河运，禀请核明具奏前来。臣查河渠系南来北往之脉，漕运乃国家经久之规。但能设法试行，俾一咽喉，随时疏瀹流通，源源不绝，方能规复承平旧制，何敢避难趋易，率议更张。惟漕运河工相为表理，未有运道艰涩，而漕船得以畅行，即未有黄水漫流，而运道可无梗阻。自丰工溃决，黄河北徙之后，始因军务孔亟，继因工费巨繁，年复一年，修防久废，故道几不可复办。同治四年，部臣建议规复河运，行令江北漕粮雇船试办，阅今四次，不得已而为借黄济运之计，业已节节阻滞，艰险备尝。近则黄水日益泛滥，运道愈形淤塞，由安山至张秋八里庙，河流穿运，缺口分歧，水落沙停，渐成平陆。本年漕船绕行坡河，竭力磨浅起剥，以达八里庙，复由八里

译在庙筑坝抢蓄，以达临清。沿途奇险百出，尚赖天雨浮送，仅而获济，实未可恃以为常。且坡水无源，八里庄一带，又已干涸。来岁漕行，即八里庙亦不能到，何况临清。该道所请暂归海运之处，揆时度势，实非获已。查东河督臣乔松年复奏黄运两河折片，内称黄水至张秋八里庙，仅一股来源，故难分流入运。借黄济运，固非善策。将来欲求借黄而不可得，恐坡河亦难试行等语，诚为洞悉利害之言。原奏议请先堵霍加桥等口，并于南北两岸筑堤束黄，奉旨敕议。至今能否兴办，尚无把握。现已十一月中旬，新漕开兑，为日无多。若不速议变通，实未敢以天庾正供，再行尝试。通盘筹划，不得不将迫切情形，缕陈圣主之前。所有同治十一年江北淮、扬、通三属新漕，相应仰恳天恩，俯准查照同治六年成案，暂行归并海运，以免贻误。即乘此停运一年，专力治河，庶几运道疏通，一劳永逸。是否有当，伏候圣明训示遵行。至海运以雇船为先。上海新购轮船，能否试装米石，有无窒碍，即经饬据苏松太道沈秉成复查，并据招商局委员朱其昂等禀称：奉委购办轮船，配运漕粮，以补沙宁船之不足，业经禀由直隶督臣李鸿章附折奏明。此项轮船，现已购定三只，自明年正月至六月，约可装运三十余万石，除承装浙江漕米二十万石外，兼运江北新漕，不致临时延误各等语。是雇船一项，业已无虞缺乏，可期迅速抵通。除饬将起运米数，宽为筹备，妥议章程，另行会详核奏，并咨户部查照外，所有运河淤阻，拟请将来岁江北新漕暂归海运缘由，先经臣与署督臣何璟往返函商，意见相同，谨会同署漕运督臣文彬合词，恭折由驿驰陈，伏乞圣鉴训示。

译同治十一年，李鸿章上奏：派遣人员设立机构，招募商人试办轮船，分别运输来年的江浙漕粮，以此作为将来官船造成后雇佣领用的基础。恭敬地呈上奏折，恳请皇上圣鉴。

私下查考，今年五月间，臣在议覆制造轮船不可裁撤的奏折中，考虑到福建、上海现造的轮船，都不适合商船使用。将来间或制造商船，招募华商领用雇佣，必须准许其兼运漕粮。随后总理衙门奏覆，认为间造商船由华商雇领这一节，李鸿章、沈葆桢都认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善筹划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

接着总理衙门来函嘱托，遴选通晓时务的人员，妥善商议章程。等到官船完工，成规具备，承租的人自然争先恐后，这确实是力求实际效用的做法。臣反复筹划思考，现在尚无船可供领用，空谈章程而不立即试行，终究是空话无补。

因此想到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多次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提议华商置造洋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命令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岸试办。日久因循，没有形成定局，仅在同年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随即又中止了。

今年夏天，臣在验收海运的闲暇，遵照总理衙门来函指示，商令浙江海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人，斟酌拟定轮船招商章程。随后又据他们称，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供领用。这些人员籍贯松江、上海，熟悉各省在上海的殷实商人，有的购置轮船，有的携带资本到各口岸装载贸易，向来都依附在洋商名下。如果由官府设立商局招徕，那么各商人的轮船股本，必然逐渐归并到官局，似乎足以顺应商情而彰显国体。

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作为官商融洽的基础。等到机器局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入，推广通行。又江浙沙船日益减少，海运米石日益增加，本届因为沙船不足，诸多棘手。应请利用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弥补沙船的不足。将来即使米数再增，也可无缺船的忧患等情。

臣命令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等人复核，都认为知府朱其昂所议正确。请求按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当商人的章程，准许该商人借领二十万串，作为设局商本，以向众商表示信用。仍预先缴纳利息钱款用于赈灾，所有盈亏，全归商人承担，与官府无关。

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对商情极为熟悉，人也明干。当即命令派他回上海设局招商。多次据禀报称，会集素来熟悉商业、殷实正派的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人，共同筹划商议，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所有天津、上海所需的栈房码头，以及保险股份事宜、海运米数等项，均办有头绪。

并禀报经臣咨商江浙督抚，命令拨明年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往天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船定章办理。至于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办理，以免借口。

昨日据浙江粮道如山详称，该省新漕米数较往年增加，正患沙船不足拨用，请求令朱其昂等人招募轮船分运浙江漕粮，较为便捷。又准署两江总督张树声函覆，认为海运难在雇船，今有招商轮船以救济沙船的匮乏，不但无碍漕运，实于海运大有裨益。应当严饬江海关道等人和衷协力，勿使善举中途停止等语。

这样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可以期望就绪。目前海运，固然不至于竭蹶。如果从此中国轮船畅行，福建、上海各厂造成的商船，也能随时租领，庶几使我内江外海的利益，不至于被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在非浅薄。

除由臣随时会同南洋通商大臣，督饬各口关道妥善商议照料，并切谕该员绅等人体察商情，秉公试办，不得把持滋生弊端，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查照外，所有试办招商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的各缘由，理合缮折具陈。伏乞圣鉴。

此为办理轮船招商之始事。而漕粮海运，实相维持，遂为定制。故仍系之于漕运，以竟数十年来筹海者利济之全规焉。

同治十三年，户部上奏：京仓需米紧迫，所有江广等省应征同治十三年冬漕，请命令各督抚酌办本色，由海运津，以充实仓储。恭敬地呈上奏折，恳请皇上圣鉴事。

私下查考，京师例给俸甲米石，向来依赖东南各省，每年输送漕粮数百万石，储存在京仓，以供支放。自从咸丰年间，南漕停运，仓库长久空虚。同治四年以后，河海并运，历届循案经理，尚无贻误。然而海运只有江浙二省，河运只有江北各属，每年进仓米数，自数十万石及百万石不等。

译仅够支付俸禄和甲米的减成开放数额。如果新粮入仓稍晚，常常会有青黄不接的担忧。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历年办理折色征收，导致仓库存粮毫无盈余，俸禄和甲米的款项难以骤然恢复原状。我部在历届奏请催促新漕的文书中，命令江、广等省按规定运输实物粮食，但各该省总是以暂时办理折征为由请求。

译上年臣等在关于河运、海运及采买各项事宜的奏折中，曾请求命令江、广各省的督抚，督饬藩司、粮道等官员，将同治十二年的新漕粮提前谋划，本折兼筹，务必分成起运本色米粮。仿照江浙海运的章程，沙船、海舶以及商局轮船均可装载，船只数量自然不用担心不足。奏请获准后，行知遵照执行。此后，江西巡抚刘坤一上奏称，酌情办理本色米粮确实难以实行；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也因骤然难以做到本折兼筹，先后奏请照旧折征银两。奉旨允准照办，已有案可查。

臣等私下查考，定额征收的漕粮，征收本色米粮是长久之良法，折征银两则是临时权宜之策。现在京城粮仓急需米粮，江浙的漕粮征收和运输尚未达到足额。江西省的漕粮定额最多，湖北、湖南两省米谷充盈，价格较贱。如果酌情办理本色米粮，通过海运运至天津，对于充实仓储和军饷都有裨益。只是根据该督抚们奏陈的分成征收之难，以及粮仓尚未修建等情况，自是实情。臣等查阅上年李瀚章等人的原奏，声称酌情提取漕折银两用于采买，雇佣轮船运至上海再海运北上。其漕折每石的价格，不足以购买米粮，或请求将现今解往通州的款项酌情通融挪用，以便资金周转等语。

查江浙采买的成例，或是动用额征漕粮抵征钱文，或是酌情提取漕项银两买米搭运，以此来弥补正供的不足。除了轻赍等项照章起解外，仍然是以漕粮办理漕务，不动用其他正项款项，与寻常采买不同。其买米价值，连同运费在内，每石折合银二两三钱至二两五六钱不等。江西、两湖是产米省份，且出产的是籼米，与粳米质地大不相同，米价出入，更可节省，办理起来自然不至于困难。至于转运事宜，江广各省都以军船未恢复、江湖远隔为借口。查近年江浙海运案中，因沙船短缺，在起运的漕粮中分拨米石，交给招商局轮船分装运往天津，已经办有成效。各该省如果能仿照办理，江西或在九江装兑，两湖或在汉口镇装兑，由长江入海，直达天津，最为便捷。

再查江北漕粮，历来办理河运，抵达通州的日期，每年比海运早一年。如果江广援引此例照办，也有成例可循。应请饬下两湖、湖广各总督，江西、湖北、湖南各巡抚，体察情形，竭力筹划。或酌情征收本色米粮若干，或试办采买若干，无论海运还是河运，均由各督抚酌情制定妥善办法，总之以明年春季有米起运为准，以巩固根本、充实仓储。一旦办出头绪，立即详细议定章程，迅速驰奏，以便复核。臣等为筹备仓储起见，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商号拟购轮船试行漕运札并加函

江苏巡抚丁日昌

据商号吴南记等禀称，现集资购买轮船四只，试行漕运，以弥补沙船的不足。其水脚等一切费用，悉照海运定章，无须加增，禀请核示遵行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沙船如果足够装运，自然应先尽用沙船。只是将来楚、皖等省，河运难以恢复，恐怕都不能不酌情改为海运。米数日益增多，船数日益减少，也断不可不未雨绸缪，急图补救。本部院此前本有轮船分运的提议，事关重大，必须详慎妥筹，以期对大局有益。合行抄录禀文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会同苏藩司、江藩司悉心参酌，核议后禀复察夺，不得迟延。

加函

海运兼用轮船，听起来似乎骇人听闻。然而目前沙船日益减少，势不能不图变法。况且现在议定在上海制造轮船，如果不为它们筹划生计，试问将来养船的费用，出自何处？杜挚有言说：“利益不到百倍不变法，功效不到十倍不更换器具。”《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目前正是穷极而通之时。多办轮船，一可收回利权，二可精习水战，断断不可拘泥于时论，以致错失事机。我昨日与缘仲熟商，不过是借商办作为开端，比较没有痕迹。并将急办此事的实情，恳切函达爵相、伯帅，以期坚持此议，使事情迅速达成。务祈尊处接信后，迅速议复。敝处拟加上关于廉洁并饷的封事，也即顺为陈明。

上江苏巡抚陆公论海漕书

魏源

前日当面陈述江苏漕运的弊端，非海运不能消除；京城粮仓缺额，非海运不能补充。请求将苏、松、常、镇、太仓五府及江宁一州的漕粮，酌情实行海运。私下认为，国家建都西北，依赖南方漕粮供给。如果使年年全漕北上，那么除了支放俸饷外，尚有余粮。三年余一，九年余三。因此乾隆中期，每当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时，屡次有普免南漕的诏令。只担心有余，何患不足。近日京城粮仓缺米，支放不足，皆因南漕岁岁缺额。而南漕之所以缺额的原因，则是因为岁岁报灾。之所以报灾的原因，则是因为兑费逐年增加。之所以亏短的原因，也是因为兑费逐年增加。这种情况，历来不敢上达。若不彻底直

译向圣明的君主陈述，那么致病的根源与救治的方法，终日徘徊在犹豫不决、似是而非之间，无法破除浮泛的议论以坚定果敢的决断。请简要陈述如下：

查考江苏漕船兑取漕粮的费用，拿道光初年与近年相比，相差已经高达一倍。道光初年，江苏兑取漕粮的费用，在苏州、松江地区每船尚不过洋钱五六百圆，江北地区每船不过制钱四五百缗。

第一次增加，是在道光三年水灾普遍蠲免之后，漕丁和船户以停运为苦累；第二次增加，是在道光四五年高堰溃决之后，漕丁和船户以盘坝剥运为苦累；第三次增加，是在道光六年减坝尚未合龙之时，空船被截留在河北为苦累。

在这几年中，漕丁和船户每借一次口实，就增加一次费用。今年所增加的费用，明年便成为惯例，于是又在惯例之外要求增加。当时漕河阻塞隔绝，上游严厉发文督促催办，州县官员唯恐耽误运输，于是几年间，苏州、松江的费用已增加到洋钱一千圆。

接着在道光十一、十二、十三年，苏州、松江粮道陶廷杰苛刻挑剔米色，骄纵旗丁，于是三年间，苏州的费用遂增加到洋钱一千二三百圆，松江增加到一千四五百圆，而白粮则每船高达三千圆。而江北刁钻的漕丁，也效仿此例，陆续增加，数额不等。

如今已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然而道光八、九年间，虽然帮费巨大，但银价尚未大幅上涨，每两银子兑钱一千二三百文，每圆洋钱兑钱九百文。假如银价如常，尚且可以勉强应付。

近日则纹银一天比一天昂贵，即使帮费又一年比一年增长，这暗中几乎又增加了一倍，确实是历来所没有的。然而每年不至于耽误漕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上报灾荒。

每增加一次帮费，就减少一次漕米的征收。因为州县征收漕粮折色，不能随之一起增加，不得不听从小民呼吁请求上报灾荒，用那部分缓征漕粮的米，来贴补那部分浮收折色的米。

于是每个大县额定漕粮十万石的，只能办理六万石。因此连年丰收，而全数漕粮却决不敢办理。不只是州县兑取漕粮的费用无处筹措，即使旗丁年年减少运输，船只也早已变卖得无影无踪。

总计江浙两省，每年缓征的漕粮不下百万石，一年复一年，皇家粮仓怎能不空虚？这就是京城粮仓缺米的由来。

译然而议论的人仍然认为江苏州县因漕运而遭受的累赘是不实的。试想漕运如果真的有利可图，那么州县官员只怕不能全额完成漕运任务，怎么会反而甘心减少呢？况且民风较为刁悍的元和、常熟、华亭、娄县、丹阳、丹徒、金坛、句容、上元、江宁等地，百姓所缴纳的实物和折色，还不到兑运费用的一半，那么州县完全是靠赔钱垫付。而且不仅仅是缴纳漕粮如此，即使地丁钱粮，也不随着银价的增长而增加，那么州县又是赔钱垫付。钱粮和漕运都这样赔钱，然而上下忙时却不致耽误奏销，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漕项的缘故。按照旧例，藩司的地丁钱粮，每年奏销；而粮道的漕项，则两年才奏销一次。如果到了两年而州县官员离任去其他地方任职，那么又可以免除处分。州县虽然挪用公款垫付，但不敢亏空地丁钱粮，只敢亏空漕项。因此江苏的州县，几乎没有任职两年不调动的缺额，而漕项的亏空，竟然达到二三百万之多。这就是清查漕务的由来。漕运的弊端既然已经如此严重，却认为海运就可以消除弊端，这是什么道理呢？军船航行在数千里的运河上，剥浅有费用，过淮河有费用，屯官催攒有费用，通州粮仓交米有费用。所以上面既拿出数百万漕项来治理公事，下面又拿出数百万帮费来治理私事。海运则不经过内河，不经过层层盘剥，所以道光五年运米一百六十多万石，费用只有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其中还有可以节省的二十万两。计算苏松太仓二府一州的粮食，可以用粮道的漕项银米来办理而没有不足，可以不取丝毫的帮费。既然没有帮费，那么州县就没有借口向百姓多收，百姓也没有借口向官府报灾。年年可以收清漕粮，也就是年年可以办全漕粮。每年为百姓节省数百万两银子，为国家节省数百万石粮食，而太仓永远没有缺粮的忧虑了。既然没有帮费，那么州县没有借口挪用垫付，只需将地丁正杂税课，收钱或收银，酌情增加火耗，以资助申解办公的费用。百姓既然高兴突然摆脱漕运的困扰，必定不会刁难上下忙时的银两。倘若州县再有向百姓多收、向官府亏空的行为，上司依法执行，坦然没有顾虑。吏治、民风、国计，一举三善，而清查后永远没有亏空的祸患了。只有海运可以再造东南的民力，只有海运可以培养国家的元气。况且二府一州，不过是南漕的一小部分，其江北及浙江、湖广、江西、安徽的漕粮，仍然由运河运输，对大局并没有变更。此外还有漕务极弊的三县，如镇江的丹阳、金坛，江宁府的句容，或许可以提出附归海运，这也是救民生之急的策略。合并附陈其条款，分别陈述如下：

一、回空船，仍令照常归次，不必援引上年截留河北的旧案。查四府一州，额定粮食一百五六十万石，额定漕船二千数百只。自从连年报灾，多次减运，不过存留一千余船。其水手有两种，一种是沿途随雇的短纤，回空时照重船约少一半，而且随雇随遣，不烦安置。只有常年在船的头柁篙工等，每船不过数名，冬月分归各次，合计不过万余人。道光六年，试行海运时，减坝尚未合龙，所以将空船截留河北，作为接运来春江广重船的地点。然而第七年仍然实行河运，丁船即以截留苦累为借口，增加费用。现在再实行海运，与上年河道梗塞的情形不同，如果也截留河北，那么事出无名。况且漕运衙门，必定预防地方官有常行海运、永停河运的意思，先持异议，甚至暗中唆使水手滋事，铺张入告，恐吓阻挠，势所必至。不如照常归次，不露形迹，既免漕帮借口，而且既归次以后，那么权在地方官，总可设法办理，较之截留中途，全由漕运衙门专政的情况，主客有所不同。以千余船分泊二十余处，其势既分，弹压也容易。况且受兑苏松常镇各帮均有，尖丁殷实居其大半，无难责令暂行约束。即如现在各县，均有减歇之船，每船不过留一二人看守，并无别烦安插之事。至于其全局散遣的提议，应俟本年夏季海运平安抵通，交兑全竣，明效大验之后，再奏请划出四府一州，永行海运，无难别筹散遣。如此时即奏请筹散遣漕船水手的提议，是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皮，不惟无益而反有碍也。至于其章程，与道光丙戌所行，宜随时变通，谨条陈于左。

一、海运全漕，宜一次运津，不必援引旧案分两次。

一、海运北仓交米，除存津仓五十万石外，其余亦应以到津收验为竣，不能再赴通州。

一、海运船价经费，今昔银价悬殊，应查照上年银价作钱，不能照今春揭米之例。

一、漕项银款，仅敷海船水脚，其南北二局经费，将漕项米款，半解折色，以资办公。

一、海运全漕外，尚有海船耗米十二万石，到津应听其自行变卖，毋庸官为收买。

一、海运经费，但用漕项银米，即敷办漕，毋庸再提帮费。

译这是用来滋生流弊的。

再次回复大学士蒋公关于南方漕运的书信（代笔）

译魏源

奉命以灌溉池塘来辅助漕运。此事难以长久维持。明年应当实行海运与河运并行，以分别接济江苏、安徽等地的漕粮。这确实是为国家长远考虑周全之策。我私下认为，明年重新办理海运，与去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去年是初创试行，章程尚未确定，不得不照常筹措费用，作为恢复河运的备用。只是用海运来应对河运的变化，终究无法挽救漕务的困窘。这不是长久完善的方法，也不是回归根本的策略。道光五年，海运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一百六十多万石粮食，南北开支，都出自州县帮费，共计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其中还可以节省一二十万两。与河运帮费相比，每石节省一两多银子，已经大大节省便利。州县也还有盈余。然而仍说这是权宜之计而非正策，暂时施行而非一劳永逸。这是因为江苏粮道管辖的四府一州，每年发给旗丁的漕项银米，比其他省份最为宽裕。即使丝毫不提取州县帮费，也足以接济全部漕运。计算漕项银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两，行月米四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计算米折价银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两。总共发给旗丁银米两项，为银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两。屯丁既然不运漕粮，就将漕项作为海运的费用，绰绰有余。何必再保留帮费的名义，让州县借机向百姓多收，让百姓借机要挟官府，不做一劳永逸的打算。然而必须将这四府一州永远实行海运，才可以推行。如果只试行一二年，仍回归河运，那就不可行。即使常州、镇江二府不实行海运，而苏州、松江、太仓三属，除了此法再无其他良策。关于永远实行海运的提议，人们不敢主张，一是军船上的旗丁难以遣散，二是天津、通州的收兑难以保证，三是海商的长期依赖难以依靠。不知道军船难以安置的，不在旗丁而在水手。因为旗丁自有屯田，大多以运粮为累，以军籍为苦。如果让他们不出运，正是他们祈祷所求的。计算江苏全省各帮，每年都有例行的造船、改签旗丁。只要先将漕务最困难的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改归海运，就将三属的旗丁船只，移派到全省，以补充其他府县改造改签的数量。不过两年就分配完毕。既免除了造船的费用，又免除了签丁的骚扰。事情两便，心情必然欣然。至于水手随船去留，既然省下了其他属县造船修船的费用，还可以拆卖材料变价，用来津贴安置资本营生。这是可以不用担心的一点。天津去年收兑，全靠钦差大臣主持全局。此后永远实行海运，怎能常有这样实心稽查的大臣？而且从天津到通州二百多里，拨船难免潮湿损耗，反而以海粮霉变为借口，受仓库胥吏的要挟，尤其不是口舌所能争胜的。只有仿照明代陈暄提议在天津建造百万仓来接收海粮的方法。船到直沽，仓场侍郎验米交仓，就与商船无关。等到通州需要米时，由仓场随时拨解。其出纳稽核，则由江苏奏请委派同知二员专门负责。三年轮换，由本省出具考语，送部引见。这样才可以永远免除仓库胥吏的要挟。今天津已有四百万石的仓库，再建百万仓，以五十两银子建一间仓容纳三百石粮食的费用计算，不过十五六万两银子，足以容纳三府的粮食。这是可以不用担心的第二点。国家严防海盗，曾禁止商船出海。自从康熙中期开禁以来，沿海百姓才开始有起色。他们的船只由海关发给执照，稽查出入，南北快速航行，四季获利。百余年来，共同沐浴清平盛世之恩泽。况且朝廷优厚给予运价，比民间雇佣更高。因此各商闻风鼓舞，争相效法，如子来朝。去年秋天上海增造沙船三百多艘，以备今年海运之用。而且大洋瞬息千里，侵吞漏损无从下手，沿岛文武稽查催促，不敢淹留。如果担心事情久了弊端产生，官府克扣价值，商情受阻畏惧，这是人存政举，是地方大吏能够整顿厘清的事情。有治人没有治法，不能预先以将来废弃目前。这是可以不用担心的第三点。

古人议论河海并运，比作富家另开旁门。然而必须行之有素，相习为常，然后船数的多少，价值的低昂，收兑的迟速，虽有不利于私利的人，也不能暗中阻挠巧计。现在以苏州、松江三属常行海运，即使一旦浙江、湖广等省的漕粮，或因河患阻塞，或因陆运艰难，想借道海运，立刻就能办理。国家永远没有误运的担忧。这是有利于国家的。计算军艘行驶二千多里的运河，层层有费用，旗丁不得不向官府索取，官府不得不向百姓索取，导致官府与旗丁相持，百姓与官府相持，已成为百多年的痼疾。现在以海运代替闸河，以漕项节省帮费，州县既征收清漕粮，吴地百姓都登上安乐之国。只要奏明将夏秋地丁钱粮，改钱收银，酌情增加火耗，绅民一律，以恢复乾隆年间钱价的旧制，以资助火耗申解一切办公费用。与征收漕粮时的浮勒相比，相差数倍。百姓与官吏必然都欢欣服从。可以避免要挟赔累的积弊。倘若再有借词额外浮加的，上司执法而行，坦然没有丝毫顾虑的私心。使每年藏富于民者百余万，减少诉讼

译在官府积压的案件数以百计甚至千计。为官府节省的亏空达数十万两。上下官员百姓欢欣鼓舞，融为一体。这与周文襄公、汤文正公裁减虚浮粮赋相比，功效还要加倍。这其中的益处在于吏治，在于民生。所以如今谈论苏松海运，却仅仅把它看作是变通河运困境的手段，这是河道官员只知河道而不知漕运啊。或者说是漕运官员只知担忧江楚地区的漕运，而不知担忧苏松地区的漕运啊。苏松太仓的运船轻便，抵达淮安较早，汛期之前尚可筹划渡河，这与江楚地区运量大、行程迟缓的情况不同。即使漕运不经过河道，河道未必因此就能治理好；即使河道不阻塞漕运，漕运未必因此就能清明。两者互不协调，各自为一件事。只是在钱粮最为重要的地区，正值漕务极其困顿之时，商议八折征收，商议丁税，禁止浮收，禁止闸费，说得口干舌燥，却毫无成效。幸逢圣明的君主和宰相，勤勉探求民生疾苦，顺应天时人事，穷尽变通之道。除了海运，别无其他事半功倍的方法。用来补救弊端、纠正偏失则尚嫌不足，用来一劳永逸则绰绰有余。如果蒙皇上通达圣明的听闻，仰承恩准，所有细微繁杂的事务，还需与督理漕运的各位官员，共同筹划奏报办理。从此东南百姓，实在将永远蒙受恩赐。

译重修尹山桥记（代作）

曹堉

道光六年，实行海运。第二年，元和县令何士祁请求用经费的结余，修复县里的尹山桥。桥在葑门外十八里，因尹山而得名。用石缆贯穿，往来平坦可乘。百姓、仆役、商人，携带物品上下；漕运船只、轻便车辆，水陆转运。自从明天顺年间建桥以来，数百年间便利了百姓。道光三年夏天大水泛滥，水流壅塞不通，冲击桥墩石料，日渐崩塌，以至于大桥倾覆。路人舟子，都因此感到危险患难。有关部门担心费用巨大，一概不过问。何君担任县令的第二年，看到了这种情况。不久将情况上报，我立即下达命令，让他恢复旧制，以方便百姓。于是召集工匠，计算劳役，凿石铸铁，排木抹灰。选用善良谨慎的估价师，往来修复栏杆。在桥的两端建瓮形结构，高近丈余，宽近尺余，东西长近丈。用夫役几人，耗费金钱几两。从七年四月开始，到八月，修补朽木粉刷墙壁，全部完工。桥面平整，比旧时更加整齐。仍然命名为尹山桥，是因为以前有桥而倒塌，遵循其初始名称。何令请求撰写刻石文章，不埋没这件事。我认为道路阻塞，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然而柳宗元有话说：贤者兴起而愚者废弃，废弃后又恢复，事情取决于贤者。推究这类事情，可以顺应政事了。这次工程，官吏不疲倦，百姓没有被迫劝勉。行走的和停留的人，乐于享受过去的便利。唉，海运开始的时候，或许正庆幸费用不足，在后世议论长短。哪里想到有结余，并且为地方兴办废弃的事业呢？像今天这样，必须依靠百姓的力量，然后有所作为。这座桥不是几乎再次困扰百姓吗？所以我乐于记载这件事，刻在石头右边，以永远让行人怀念，并且向官民宣告海运的恩德。

贺公耦耕编纂《经世文》，稼山曾参与校勘工作。这篇文章大概是稼山在贺公幕府中代笔之作。稼山生平无可考证，所著《仪郑堂残稿》中，仅录得此篇。对于当时讨论海运事宜，颇有关系。附上他的名字，以不磨灭他的功劳。

海河并运论 光绪四年

朱其昂

谨按：讨论漕运的人，不是主张恢复河运，就是主张继续海运。主张恢复河运的人，恪守旧章，却没有完善恢复的方法；主张继续海运的人，注重近期的成效，却没有看到继续海运的危害。虽然言论都有依据，其实都不是万全之策。海河形势，今昔迥然不同，控制的机宜，关系尤其重大。只有因时制宜，才能变通而尽善。在历代海河兴废中，只论利弊；在当今变置措施中，直接关系到安危。与其临渴掘井，何如未雨绸缪。我滥竽充数负责漕运二十二年，近来创办招商局事务，粗略看到成效，幸免陨越之虞，不负委任之意。现在将历年承办运务所见所闻有所心得的，写成海河并运、制造机器治河、建造小轮船承运的说法。不揣愚昧，恭敬呈上，希望执事者采择。主张恢复河运的人，用意是好的。但是运河节节淤塞，军船片板不存。处于不能骤复之时，却持不可不复之议。于是借用良窳不齐的民船作为军船，各处无源之水通运道。旷日持久，能在通州到达，尚属幸事。如果张秋一带淤塞成陆之处，粮船到达那里，等待水渡黄河，而伏汛不发，雨水不多，等到七八月，河底依然枯涸。不得已换船陆运，辗转递剥，费尽无穷之力。运到静海、天津等处，运河已冻，米色已霉，起囤无仓，回空无日。如同治十年之河运，不仅疲民伤财，且几乎贻误正供。这就是所谓未善复之之法，一之为甚，不可再试。主张继续海运的人，说自从道光六年、咸丰三年江浙漕粮相继改归海运以来，抵津早而交仓速，脚费省而折耗轻，公私称便。虽然近年沙宁船生意渐衰，船只渐少，往往不敷承运，且船身较逊，米色亦间有蒸变之虞。但有招商局轮船协运，以补沙宁船之不足，而利便过之。海防日有起色，洋面尚属安靖，循而行之，足以持久。何必去易就难，舍便捷之海运，复艰难之河运哉。不知天下事无远虑，必有近忧。患须防于未形，机须见于先事。今海防虽备，洋面虽安，万一洋面不靖，海防戒严，纵不至防无可防，靖终不靖，而当不靖之时，严防之际，京仓岂可一日空虚。这固然是百年未必有的事，而一日不可无此虑。这就是所谓未睹仍之之害，规小利而忘大患。窃以为今之计，趁洋面安靖畅行海运之时，试行河运，办有成效，或以十分之五，或以三分之二，拨归河运。无事则海河并运，有事则专归河运。此为最便。但是欲行河运，宜先治河。欲治河，宜先讲治河之法。治河之难，非狃于成见，即误于因循。今运河虽多阻滞，究不至全行淤塞。若再拖延，必至无从下手。现在淤塞成陆之处，如张

译秋天到达临清。南北数百里。河底裸露可见。尚可用人工挑挖。只有那些水浅受阻的地方。河身较长。既不能排水开浚。又不能带水疏通。取得成效实在不容易。至于军船既然已经不存在。自然应当用民船转运。然而米数少还可以招雇。米数一多。极难应对。形势上不能不由官府增造粮船。如果沿袭旧例。不但花费太大。费用浩繁。而且往日的弊端层出不穷。有案可查。又往返拖延。不能以备缓急之用。所以拘泥于成见无济于事。只有制造机器来治理河道。建造小轮船来承运粮食。智力兼施。河道与漕运一并治理。经费节省而用时迅速。看似创论。实则可以考核功效。

译河道既然疏通，轮船既然备齐，就应当从江北开始试行。江北有漕运的州县，有一半濒临运河，如高邮、邵伯、宝应、汜水、仙女庙一带，大都是产米的地方。近年江北漕运，都在这些地方买米兑装起运，比起江浙等省尤为便捷。等到江北漕粮全部改由河运，然后接着推行到湖广，再推广到江浙，由近及远，自少至多，南北纵横贯通，江河周流无阻。将会看到运河上的商贾逐渐聚集，两岸居民日益增多。这样河运就会日益增多，海运日益减少。河运多则内地兴盛，海运少则海口衰落。海口衰落则外人无可图谋，海防也因此巩固了。

只是治理河道、建造轮船，处处都需要费用。值此军饷短缺之际，势难两者兼顾。而治河与造船互为表里，既不能一气呵成，又不可偏废其一。只有在有漕运的省份按漕粮数量先行借垫，或者从各新关两成洋税项下借拨若干，通融使用。河运的规模，仿照招商局协运章程，先造十只兵商兼用的新式小轮船，每船动力胜过二百匹马力，吃水三四尺，可装米二千石，一天一夜航行五百里，一个月运两次，每年从二月到九月，可运米三四十万石。回程空船所载货物，以北方煤铁为主。在运漕之余，协助防务，即以水脚费作为补贴。奏请委派妥帖官员，授予事权，以便施展抱负。不出几年，必定能船米递增。如果造船达到百艘，那么米可运三四百万石。转运不停，巡防如织，南北数省，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内防更加严密，外防更加坚固。况且江海往来的货物，已有招商局大轮船分担其势，又设小轮船以揽其全，不仅海防有事有备无患，而且洋商的生意不难使其空手而归。

至于有漕运省份起运之处，有通州交米之处，都应设立公局，由小轮船往运至通州，一方面杜绝掺水的弊端，一方面省去转运的周折，比起现在海运由天津转运，更为便利。

有人说此事不难于造船起运，而难于治河利运。运河绵延二千九百余里，既受地势高低限制，深浅不一，又受黄河险阻阻碍，泛滥顺逆无常。而且运河自临清州以南，闸门重叠，启闭有时，而轮船往来，利于迅速，如果节节等待闸门，则耽延时日；如果随到随启，则水源不足。况且下水放闸尚易，上水盘闸更难。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世俗泛论，实在未曾深思。

从清江到临清，共有闸门六十一个，即使耽误三天，也可以过去，闸门虽多何碍于运？至于河浅之处，可以疏浚加深；水源不足之处，可以引支流补充；黄河水涸之际，可以开渠疏通；汛期涨水之际，水势汹涌，其他船只不能截流而过，凭借轮船机器的猛烈锋利、船身的坚固、行动的灵便，又何难在一两个时辰内克期飞渡呢？

只是河北地形卑下，处于下流，如果开浚运河出口，而不修筑堤防，一旦黄河水陡涨，横注北趋，那么自阳谷、茌平而下，其祸患不可胜言。但也有制服其患的方法：开浚利津铁门关外四十里淤塞的海口以畅通下流，加高北岸堤坝，坚固运河闸坝，那么桃花汛的浪涛、竹箭般的急流，都不必担忧了。

又有人说恢复河运而使用轮船，能保证外人不借此借口，开启通商运道之心吗？不知道那些外国人唯利是图，从前各口利的权柄被他们占据，是因为国内没有轮船以制其先，遂致被他们所夺。现在兴办内地之利，先有轮船以制之，即使他们想争，我以运漕为名，明断其争辩之口；以防江为义，强行遏制其争辩之心。这样外人起初不可争，继则不敢争。听说东洋内地都设有小轮船，所以西方人的火轮船到东洋通商，只在海口往来，不入内河驾驶，不像进入我国，既得通商江汉，又欲驰骋川滇。这是明显的证据。

又有人说外人窥伺边境，如云贵四川等省，或驾轮船，或开铁路，他们狡诈逞强，层出不穷，而我们只专注于小轮船，实在不是当务之急。不知道事情有看似缓慢而实则紧急，看似微小而实则重大的。他们窥伺我边境，其志向本来就不在边境。沿海各口，久非净土，所依靠的是内地。然而自汉口通商以后，天堑的雄关已被突破。如果云贵四川再开铁路，衣带般的形势全归无用，表里山河大半被其牵制，一朝有事，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现在设小轮船以通河运，使东南财赋可以由运河输至京师，巩固根本，然后在海江要隘设防，在滇蜀咽喉驻兵，南北无隔阂之虞，运输有自如之势，声色不动，而形势已成，这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

又有人说设小轮船，恐怕妨碍招商局大轮船的生意，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大轮船尽有海运可支撑，即使

译后来全面恢复河运，尚且可以前往南洋各港口争夺并恢复利权。况且招商局以揽载货物为主要业务，并非专门依赖运输漕粮来维持生计，这又有什么妨碍呢？

又有人说，如果海运改为河运，那么沙宁船的生意就会断绝；如果河运使用轮船，那么运河民船就会失业，这些都关系到华商的根本元气。殊不知沙宁船依赖运输漕粮，原本是近年来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果各港口的轮船逐渐减少，那么沙宁船的生意就会逐渐恢复。运输漕粮的利益有限，而贸易的利益无穷，怎么会导致生意断绝呢？

小型轮船往来装载货物，主要以漕米、煤炭、铁器为主，这本来就不是运河民船的生意。即使稍有侵占，但通往运河的支流和别港，口岸非常多，也足以维持生计，又怎么会失业呢？

又有人说，这样恐怕新关税项会减少。然而新关税项减少一分，常关税项就会增加二分。只要将常关平时征收的税则，改为新关每百抽五的税率，截长补短，对公家并没有损益。如果能够调配资金，填补亏空，固然不必因为害怕噎住而停止吃饭。

洋商进入中国，由南向北，深入长江，追溯其根源，未尝不是由于河运废弛，内地的大商大贾聚集在海口，于是各港口逐渐兴旺，而洋商趁机逐渐进入。把金银财宝放在门外，使小偷产生歹心，这就是所谓“收藏不慎招致盗窃”的由来。而前代海禁严厉，也是因为有见于此。

如果真的能够恢复内地的利益，也就是分割了海口的利益；分割了海口的利益，也就是分割了洋商的利益。从北到南，渐渐地利益都归于我们，采用“泻子补母”的方法，不久就会看到熙熙攘攘的利益全都被我们所得。

国势因此而强大，元气因此而恢复，而数十年来外来的祸患，也可以无形之中消弭了。总之，外国人以通商为名，窥探我国中原；我们就以运输漕粮为名，制约他们不可测度的图谋。其中的关键，不必明说。

但是非常之举，就是大难的开端。如果任用的人不当，就很少能取得成效。因此，对于任用的人不要怀疑，对于怀疑的人不要任用。专门负责他们的职事，给予他们行事的便利，不要因为一次过失就发怒，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论就改变主意。倘若政令早晨颁布晚上就更改，就像在路旁建房一样，那么关系到经权变通，关乎成败，不可稍有疏忽。

治理河运漕粮的章程十条，附列在左边。

译治理黄河应当全面考察整条河流的地势形势，分别进行处理。按照运河的情况，北起通州石坝，南至扬州瓜州口，全长二千八百八十二里四分。河道弯曲与笔直不一，通畅与堵塞不一，地势高低起伏不一，水流顺逆不一，堤岸危险与平坦不一，桥梁完好与废弃不一。必须逐段勘察，处处丈量，透彻了解整条河流的地势形势，然后绘制地图估算工程，划分清楚段落，酌情确定期限。有的使用人工挖掘修筑，有的使用机器开浚，派遣官员分路办理，同时并举。希望能在期限内完成工程，使工费不至于虚耗。

治理运河应当同时治理黄河，以免发生冲决的祸患。按照运河的情况，从戴家庙到安山，穿越黄河而过。当黄河水流安定时，船只固然可以顺利通行；即使在水位枯竭的时候，还可以开通支流，引汶水渡河。只是在汛期涨水时，水流汹涌奔腾，北岸常有泛滥冲决的危险。如果仅仅依靠高堤坚固来抵御，虽然这是不可缺少的工程，但还不是治本的办法。查考黄河泛滥，都是因为下游淤塞，不能容纳和疏导水流所致。因此应当开浚东河以下黄河淤积浅滩的区域，以及利津铁门关外四十里淤阻的海口，以畅通其入海的水流。这样黄河回归正道就可以期待，自然不至于造成祸患了。

小轮船的式样要兼顾军用和商用，以求适用。将来制造小轮船，应当采用双暗轮、铁壳、兵商兼用的式样，以便在和平时期运输漕粮，在战时调用。并计划每艘船配套制造一艘带机器的拖驳船。查考江海辽阔，大小拖驳船都适宜；而运河河面狭窄，桥梁较多，桥门宽度仅二丈二尺，船身受尺寸限制，本来较小，便于兵商兼用。然而除了装载大米外，不能多载客货，多搭载乘客。而运河一旦通航，轮船南北货物沿途搭载乘客，势必应接不暇。所以应当配套制造拖驳船，多设置客位，以便装载。平时只需拖带以节省煤费，如果遇到江湖坝闸水流湍急之处，也可以生火开轮，或拖或驳，相辅而行，以免阻滞。这样，造船的资本既轻，又适用于用途。运河轮船的制度大致都在这里了。舵工和水手全部使用中国人，不准雇用外国人。

以免惊骇内地人的见闻，另开缺口，一方面杜绝外国人经历，导致谣言四起。至于船上起货起锚，以及往来盘查，都使用机器转移，取其省力而便利，事半功倍。

制造机器应当斟酌变通，格外灵巧。运河狭浅，坝闸较多。如果机器大而河身小，不仅有不容纳的趋势，而且多有转折的阻碍。必须测量河道深浅，桥门宽窄，向外国订购适合开挖内河的灵巧小型机器，订立合同。如果不适用，说明包退包换，以期利器善事，费用不致浪费。

拟请增设运河常关，按照新关则例征税，以弥补新关的不足。运河既然通航轮船，南北搭载货物必然增多。内河货物多，则海口货物少。海口货物少，洋关税项必然减少。而现在军国重要开支，一半依靠关税。一旦减少，阻碍很多。因此必须增设运河常关，以弥补新关的不足。然而常关税则，征收很轻。如果按照常关税则征收，仍然没有多少。所以又必须援引新关百分抽五的条款，照章完纳，以期关市征收，有益无损。只是轮船运输漕粮北上，装载货物，仍须遵照旧章，免除二成税收。如二成以外，以及回空装载的货物，一律纳税，不准遗漏丝毫。所收税项，也应当照新关章程，八成解送户部，二成留存，以备不测之用。

治理河道和造船应当先筹款。治理河道的费用，拟请在各新关二成洋税项下，陆续借垫。或者在有漕粮省份，按漕粮数额先行拨借，以便设法疏浚河道，一面制造小轮船，禀请派漕试运，以观察成效。

海运逐渐转为河运，拟请将节省的运通剥费拨为治河经费。查考海运米石，由天津转运通州，每米一石，需要剥船水脚银一钱六七分，毛米八合，食米一升一合五勺。合计每万石，应需水脚银一千六七百两，米一百九十五石。如果用小轮船直接运往通州，前两项都可以节省。如果小轮船承运至百万石，则每年可节省银十六七万两，米一万九千五百石。应请将此项节省的经费，拨归治河项下，以偿还借垫的款项。其银两即与承运水脚银两，一并按数支发，无须另文领解，以归简便而省繁文。

拟筹岁修运河经费以垂久远。河运恢复，河道通畅，必须设立常例，筹定岁修经费，以便随时疏浚修筑，河道无淤塞之虞，堤坝无倒塌之虑。查考海江轮船，装运货物之外，尚可搭载客位。此项小轮船实行，既可通内地数省的商贾，又可免外洋艰险的风波。货物搭载乘客，自必日渐兴旺。拟于装货搭载乘客的水脚项下，由局按照九五扣例，扣提河道经费。其河工坝闸一切

译那些每年例行修缮的经费，都从这一项中开支。倘若遇到重大的工程，经费不足，再向二成税项下申请拨用。这样费用就有了来源，永远没有荒废松弛的祸患。

译试办河运，应当革除从前河运的积弊。查考河运经费，名目繁多。现在既然打算使用小轮船，那么在南岸受兑、在北岸交兑，以及承运水脚二成免税等一切事项，都应当依照近年招商局协运苏浙漕粮的章程办理。凡是办理漕粮的省份，通坝正杂各项费用，都必须奏报备案，仿照海运的先例办理，以求统一规范并杜绝弊端。

关于小轮船装卸漕米的地点，拟请设立公局。轮船承运漕粮，一切交兑事宜头绪纷繁，内部应当派人照料。拟请在轮船受兑之处，以及通州交米之处，设立公局，专门委派员董管理此事，以示慎重并明确责任。

卷五十 户政二十二 盐课一

前因时论二十五 盐法

吴铤

自从管仲谨慎地确立盐法之后，后世便将其作为法则。以蜀、广、浙几个州县计算，其盐税收入不及两淮的一半，但天下的赋税，却依赖盐税而不可或缺。盐法的实施，第一次变革在孔仅，第二次变革在第五琦。孔仅的法令，是招募百姓自备费用，利用官府提供的器具煮盐，官府提供牢盆（煮盐的大盆）。第五琦的法令，是在山海井等靠近利源的地方设置盐院，让游民从事煮盐业成为亭户，免除他们的杂役，对私自贩卖者依法论处。这些都是与民争利而不烦扰百姓的做法。后世划分销售区域的方法，略有变通，大体上仿效这些做法。根据地域的远近，制定行盐的法令，各有方位界限，不能互通。舟船运输的费用，白白耗费财力；远距离运输的劳苦，又不断扰民。转运繁重，盐价飞涨，这是弊端之一。盐官众多，那么赋税的出入，层层增加耗羡；商贾的市场交易，徒增烦扰，这是弊端之二。地域有远近之分，近处的人利用官盐，远处的人利用私盐，兴贩私盐的人获利必定丰厚，虽然设置巡捕的关卡，下达缉私的命令，终究无法禁止，这是弊端之三。大概盐法的利益，不归国家所有，就会归于百姓。如果严厉禁止，严格防范，设置官员以杜绝奸弊，划定地域以设置盐税，只是在无用的地方耗费财力，那么对国家百姓都有损害。刘晏认为，设置盐吏则州县受到扰害，只在产盐之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处。距离产盐地远的地方，就转运官盐储存起来。所以国家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盐，军国之用，因此充裕而有结余。李雯认为，盐产于盐场，就像五谷生于土地，应当在盐场定额征税，一次征税之后，不再过问运往何处，那么国家与百姓两利。这是吸取刘晏的意思而加以变通，事情尤其简单容易实行。这样，盐就没有公私的名目，地域没有远近的区别，设置官员不必很多，巡捕的关卡也没有用处。这是盐法可以长久施行而没有弊端的方法。

论盐一

孙鼎臣

利用天地自然的利益来造福百姓，而国家也依赖这种利益的，是盐。虽然如此，大利之中，潜伏着大害。古代专卖盐的方法不一，官府自己煮盐并自己贩卖的，是汉代的武帝、明帝，宋代的太祖，元代的顺帝。设立官府机构而征收盐税的，是陈代的文帝，北魏的宣武帝，后周的文帝。招募商人将银钱粮食输送到京城和边疆，给予他们所在地的盐的，是宋代的天圣年间，明代的洪武年间。商人输送银钱到运司购买盐引，前往盐场支取盐的，是元代的至大年间，明代的弘治以后，以及现在的制度。自从汉代至今，盐专卖的法令，随时增减调整。法令兴起得越繁杂，那么弊端产生得就越滋生。善于制定法令的人，将百姓的利益分散给百姓，控制其出入，不致力于与民争利，而其利益最终归于国家。人们只知道严厉禁止才是禁止，不知道不禁止的禁止才是无形的；知道多征收才是征收，不知道少征收的征收才是无穷的。宋代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请求官府在边疆自行贩卖解盐。内殿崇班杜承审说，过去鄜、延、环、应、仪、渭等州禁止青盐，命令商人输入草料粮食，运输解盐到边疆，价格与青盐相差不远，因此蕃部的青盐想卖却无处可卖。现在官府运输解盐，想要与内地同价，边疆百姓必定进入蕃部贩卖盐，那些图利而居住的人，也乐于因为价格便宜而与他们交易，这是帮助敌寇而结下民怨。事情于是停止。后来黄河决口，运输艰难，增加江淮、两浙、荆湖的盐价。两浙转运使沈立说，本路盐税钱，每年增加七十九万，官府估价高而私贩反而更加猖獗。如果体恤亭户，裁减官府估价，让人能够到盐场取盐，那么盐质好而价格平，人们不冒犯禁令私自售卖。皇帝采纳了他的话，而每年的盐税比旧额加倍增加。元代至大、延佑年间，一引盐增加到一百五十贯钞，积压而卖不出去。明代初期实行开中法，每引折合银八分，商贾利润微薄，边疆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禁止蕃部私盐，与禁止内地私盐，其难易程度可想而知。而宋代之所以能杜绝私盐，只在于平价增税以供给用度，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于是官府估价裁减而年收入反而超过旧额，元代一百五十贯却卖不出去，明代八分而边疆军饷充足。由此看来，盐专卖的利益，难道在于严厉禁止防范和沉重征收吗？谷物和盐，都是百姓赖以生存而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五谷没有地方不生长，盐也没有地方不产出。拥有天下的人，制定田赋，五谷的买卖从未有禁令，而盐独有官私的区别，划定地域来限制它，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