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户政七赋役二

译这样却希望上天生育万物、大地滋养万物、各种物品自然产生，即使是圣贤也做不到。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确定田制更优先的了。田制确定了，从事农业的人就多；从事农业的人多，那么十分之三的游民数量就能逐渐减少。百姓都知道致力于根本，而不思去追逐末节。田制不确立，却想要求得财物用度的充足，是不可能的。

译根据时势论述十一均田限田

吴铤

井田制废除后，天下的田地没有固定的数额。于是听任田地在小民手中买卖转移，却不加以规范，那么分配田地的权力就不掌握在君主手中。而居于上位的人凭借至尊的地位，想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乐于政令，下面不骚扰百姓而自己也不劳累，这势必是做不到的。我曾考察古今的田制，没有比唐代的均田法更好的了。凡是天下的成年男子，十八岁以上的，授田一顷；患重病者授田四十亩；寡妇授田三十亩；自己立户的再加二十亩。都以二十亩作为永业田，其余作为口分田。这个制度本源于北魏，与《周礼》不符。唐太宗实行十多年，米价每斗三钱，夜不闭户，治理效果为后世之冠。然而后来实行不久就废除了，是有原因的。唐代的制度，官员授田可以永久作为世业。官员调动没有定数，而授田多的达到百顷，少的也不下数十顷。永久作为世业，难以维持。田地有限，官员无穷，用有限的田地供给无穷的官员，田地就日益匮乏，这是第一点。平民迁徙的，可以卖掉世业田。古代人死或迁徙都不离开乡里，现在听任他们迁徙，又让他们可以卖掉世业田，即使不再授田，也开启了豪强兼并的端倪，这是第二点。狭乡授田，减少到宽乡的一半，那么授田的制度，对宽乡优厚，对狭乡苛刻。名义上是均田，实际上并不均等。如果百姓都离开狭乡而前往宽乡，那该怎么办，这是第三点。古代女子二十岁出嫁，男子三十岁娶妻，户口逐渐增加，足以持久。后世听任人们嫁娶，而不加以限制。现在一个人有四个儿子不算多，儿子又有四个儿子，一个人就有十六个孙子。所以户口众多而财物匮乏，这是第四点。古代西北地区的水道都可以耕种，唐代时西北的水利已经丧失，所以田地都不可耕种。西北的田地不比东南少，白白失去其利益而无可奈何，这是第五点。近世井田制断然不可实行。山川的幽深之处不可划为井田，城郭交错之处不可划为井田，园林宅邸附属之地不可划为井田。必须得到平原广阔的土地，才可以实行。古代人根据时势来制定制度。近世田地既然不可划为井田，而想要确定田制，没有比实行均田法并去除其弊病更好的了。限制平民田地不得超过五十亩，那么拥有田地的人就多了。士人、工匠、商人尤其必须严加督促，使他们不得超过限额。士人、工匠、商人尚且不能多占田地，又何况平民呢。这样百姓怎能不富裕，国家怎能不治平。然而关键尤其在于开凿沟渠。沟渠不开凿，那么西北的田地就无法治理，而田地不足以供给百姓。班固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他知道这一点。

根据时势论述十一均田限田

吴铤

治理土地的方法，贵在公平罢了。得到公平，那么分按郡县，绘制地形，以山川为基准，整顿财赋，确定地理并尽人事的，都有长远的计划。所以功业容易建立而不可更改。州县的疆界，相互依附而形成形状，相互交错而形成治理。土地、城邑、民居，使它们相互协调。如果邻接的边界，近处依靠城墙，治所管辖，远处隔着山岩溪流，那么交错互杂不改变，分合没有定数。军屯有时难以稽查，事变有时难以沟通。这就是疆域不均的原因。有的因为土地贫瘠而夸大亩数，有的因为开垦而放任边界。田制不确立，田亩互相交换，步尺既不能准确，兼并恰好助长了欺诈。这就是经界不正的原因。君王根据土地制定赋税，只取正当的供给。如果公田被籍没，加倍征收赋税；战乱荒废之地，酌情收取租税。沿袭已久，不知道纠正。一州的统率各不相同，一郡的隶属各不相同，一邑的推算各不相同。这就是赋税不均的原因。三代时，形方氏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划定其封疆，没有杂乱的土地。后来只有唐代郡县的地域最为适中。然而也有应当合并的情况。孟子说：“仁政必须从划定经界开始。”经界正确，然后谷物俸禄才能均等。所以虽然有上地、中地、下地的区别，然而亩数，固然不可扰乱。韩愈说赋税出自天下，而江南占十九。后世则是苏州、松江占江南的十九。大概从开国之初，供给有繁简的不同，地方官有能力的差异，派遣官吏查验，说法各不相同。既然不知道变更的开始，制度一旦确定，虽然想要变更也无可奈何。汉唐以来，已经逐渐积累导致弊端的缘由，到了宋元，其流弊就不可挽回了。白白失去平定天下的重要事务而自己不知道。

亩制

俞正燮

步弓的数量，著书的人大多不详细说明。查考秦朝商鞅开阡陌，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推行，步弓超过六尺的有罪。大概周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以周尺的六尺为一步，六国及汉初以周尺的六尺四寸为一步。周制一百步为一亩，是八尺步。商鞅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是六尺步。六国东田一百步为一亩，是六尺四寸步。《盐铁论》未通篇说：“古代一百步为一亩，先帝制定田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汉武帝改为东田六尺四寸步。从周代以后到汉武帝以前计算，亩有四种等级。六国汉初东田最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汉武帝东田最大。《魏书·高允传》说：“古人说方一里，现在田地是三顷七十亩。百里是三万七千顷。现在推算这个数目稍有误差。方一里是三”

译顷，七十五亩。方百里为三万七千五百顷，即汉武帝之法。《通典》言唐代制度与此相同。《旧唐书·职官志》户部记载：天下田地，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窦俨《唐书音义》说：小亩为一百步；周制中亩为二百四十步；汉制大亩为三百六十步；齐制，宋代沿用中亩。那么赵宋以前皆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另有小亩、大亩之名，现在也是如此。现在的尺较大，五尺为一步。顺治十一年，规定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会典》说：丈量州县土地，使用步弓；旗人庄园和屯田使用绳子；民间以二百四十步为一粮亩。其大制则是：纵向用黍营造尺长五尺为一弓，方五尺为一步，一亩积二百四十步，一里长三百六十弓，一顷有一百亩，一顷积二万四千步。一亩分为十分，一分积二十四步。河北又有三百六十步的中亩、七百二十步的大亩，与粮亩的数目不同。江南的亩制又有所不同。徽州平原水田，一亩积一百九十步；斛水田，积二百一十步；高原田，积二百六十步；山田，积三百步；屋基和坟墓地，积二百步；次等的积二百五十步；再次等的积三百五十步；山地，积五百步。城中附治等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相当于一亩田。这是第一种清厘等则。另一种清厘等则，步弓方五尺，一亩积二百四十步。凡是土地一亩，歙县折合田五分六厘一，休宁折合七分三厘八，婺源折合六分一厘五，祁门折合六分二厘七，黟县折合五分四厘五，绩溪折合五分八厘三。山地一亩，歙县折合四分三厘四，休宁折合二分二厘一，婺源、祁门都折合二分二厘二，后来祁门摊入田中，黟县折合一分三厘三，绩溪折合二分零二。池塘一亩，歙县充作一亩一分九厘一，绩溪充作一亩零一厘一，休宁、婺源、祁门不充不折，黟县折合六分四厘。其中的户屯田，持有田地而不负责运输的，缴纳津贴银，由州县官员征收解送，分散发给运丁。如果运丁就近直接向佃户收取租子，听任其自便。新安屯田，每亩津贴银八分。

译在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后作序

邵懿辰

唐代李翱写了《平赋书》。方侍郎对此加以辩驳，认为李翱所估算的百里之地的赋税，粟米多达三十四万五千石有余，丝帛多达一万五千匹有余，即使是吴越那样肥沃的上等地，也不能每年从百姓那里征收这么多，而李翱却糊涂地自以为正确。我读靳辅的《生财裕饷第一疏》，其中所估算的天下实际田地，多达二千四百三十万顷，粮食多达二千四百三十万石，白银多达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比起当今《会典》所记载的已开垦田地及每年征收的粮银数量，多了三倍，而靳辅也糊涂地以为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必定能得到的数额。李翱和靳辅都是杰出的儒者和名臣，为当时人所信任，他们所说的话想要流传后世、确立制度，却几乎给天下后世带来不可预测的灾祸。追究其原因，都是《王制》中“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占去三分之一”的说法误导了他们。试着用天下的地图来对照，所谓中原地区，不过是燕赵的南郊、梁楚以北，西到大行山、中条山，东到淮河，从四方计算，不过千里。其他如晋地的太原、平阳，秦地的关中，豫地的南阳，以及江浙、四川、湖广、福建、广东的都会地区，稍微宽阔平坦、山川开阔的地方，最终也不过几百里就停止了，而其余的都是山和水罢了。山脚水边，百姓也居住在那里，但占地的面积不及十分之一二。天下如此广大，山水实际上占据了七八成。《汉书·地理志》记载说，全国登记的土地为一亿四千五百一十三万余顷，其中不可开垦的有一亿二百五十二万余顷，可开垦与不可开垦的有三千多万顷，确定开垦并实际称为田地的只有八百多万顷。将确定开垦的田地与可开垦和不可开垦的土地相比，只得到四分之一；与不可开垦的土地相比，只是十四分之一。古代的步亩比现在小，而现在的疆域比古代广阔，所以用现在确定开垦的田地七百九十万有余顷，与《汉书·地理志》大致相等。从汉朝到现在两千年，中间增减盈缩的数量相差不远，那么从今往后有九成的情况，其比例也应该参照这个，怎么可以用“去掉三分之一”作为比例呢？制定《王制》的人，是汉朝见识浅陋的儒生，凭主观臆断决断事情，注疏家习以为常，而李翱和靳辅更加依据他们的说法加以引申，自以为是经世济民的要务、独家掌握的秘诀。假使后人采纳并施行，造成的祸患将会怎样。我不能不加以辩驳。

绘地图议

冯桂芬

《周礼》中的大司徒，掌管建立国家的土地地图，详细知晓九州地域的广狭长短。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这本来就是王政的首要事务。《史记·萧何传》记载，汉王之所以能详细知道天下的险要关塞、人口多少、强弱之处以及百姓疾苦，是因为萧何全部得到了秦朝的图书档案。《宋史·袁燮传》记载，袁燮任江阴尉、常平使时，命令每个保绘制一幅地图，田地、山水、道路，全都记载在上面。合并保为都，合并都为乡，合并乡为县。征收赋税、发生争讼，差役拿着地图就可以立刻决断。这是说都图之始。《嘉定县志》记载，图就是里，因为每个里的图册籍首列一幅地图，所以名叫图。都图应该有地图，这是旧制。现在江南州县有鱼鳞册，还沿袭这种制度。只是在明朝以前，绘制地图不知道计里开方的方法，地图与实地不能紧密吻合，没有什么大用处。大概是不了解偏东偏西的经度、北极高低纬度，就不能绘制千里万里的大地图；不了解罗盘三百六十度的方位，以及弓步丈尺，就不能绘制百里十里的小地图。而绘制小地图比绘制大地图更难，因为没有明显的天度可以依据，全在于辨别方向、确定位置、测量丈尺。如果有差错，就不能做到严丝合缝。阳湖人李兆洛制定了十八枚定向尺，地图绘制颇为准确，但还是嫌其繁重。现在确定一种简易的方法如下：请下达给各直省州县，按照这种方法绘画。任意选取本州县一个城门的左侧，立一根石柱作为主柱，柱子就是起算的根基。依照这个作子午卯酉纵横线，以一里三百六十步为度，各立一根柱子，让四根柱子之内为一幅图，容纳田地五百四十亩。各图的乾、坤、艮、巽四个角落，都有一根柱子，而以艮角的柱子为本柱，用《千字文》作为编号，刻在上面。柱子直径一尺，高一丈，埋入地下和露出地面各一半。露出的部分，尺寸有标记。如果正对着山水市舍，就省去柱子，或者向西，或者向南，退后若干步补立柱子。绘制地图则用大约二尺见方的纸，十步为一个格子，纵横各三十六格，那么一里内的田间小路、房屋，细微之处都可以全部具备。这样，土地的广狭就明确了。再用水平仪测量高低，就以主柱旁边的城门石槛，作为地平起算的根基，来测量各图的石柱，从而得到各图立柱之地相对于城槛的高低数量。又测量本柱前后左右四里的高低，从而得到四里内相对于本图的高低数量。又测量东西南北相邻州县城槛的高低，从而得到各城槛相对于本城槛的高低数量。把这些数据画入地图，就用着色来识别。凡是相对于城槛高低在一尺以内的不着色，其余按分数着色，以一尺为一色，到若干尺以上，就统一为一色。高山土丘，另外用一种颜色，仍然在上面标记若干尺。这样，土地的高低也就明白了。这幅地图制成后，用途很大。一用来平均赋税，一用来考察旱涝，一用来兴修水利，一用来改道河流。

译为什么说绘图可以均平赋税呢？赋税不均，是由于田界不正，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宋熙宁五年，重新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税。（见《宋史·食货志》及《王沬传》）明万历八年，丈量民田使用开方法，以直径和周长进行乘除截补。（见《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令两名御史前往河南、山东实地丈量清丈。山东明代藩王的田地，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现在按照民田标准，一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见《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重申弓步伸缩的禁令。部议认为只有直隶、奉天遵照部定弓尺，并无参差。至于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的举措仍属虚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有的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甚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有的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以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如果命令各省都以部定之弓为一亩，倘若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必须履亩加征。一时骤然难以更改，应无须议论。此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必遵照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见《大清会典》）这不仅体现了朝廷宽大的恩德，卓越不可及，也可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只是旧田与新田截然分为两类，终究不符合统一度量衡的本意。可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全部用工部尺丈量，从而增减赋税以适应，这不更是善中之善吗？如今吴地一亩田，多数不足二百四十步，甚至有七折八折的。（见林文忠公疏稿《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指的就是这个。大概自宋代以来，所谓的清丈，无非都是虚文罢了。这都是因为不知道前议中罗盘定向、四隅立柱的方法作为规范，导致有零数而无总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至隐匿，弊端丛生。丈量文书拘泥于梯田宽窄折半的方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变成十一亩，其余可类推。又遇到险峻的山地，适宜用圆锥求面积的方法，这也是丈量文书未必知道的。《苏州府志》记载吴县办理清丈，长久以来因山多难丈而中途停止，可作为笑柄。所以丈量田地也必须懂得算术，不可专门依赖丈量文书。不能像网在纲上那样条理分明，必然导致治丝益棼。确实如前议绘图之法而使用它，然后明确定下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晌、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也应删除。采用顾炎武所议，以一县丈量的土地，敷一县的粮税。（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的方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的谕旨，不得借口田多，丝毫增额。这样豪强就无法欺瞒隐匿，良善懦弱之人就不会遭受赔累了。又旧例中，各县税则多达数十等，对国家无益，对百姓不仅无益，反而对吏胥隐射转换大有益处。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清晰在目。应请各州县在境内采用宋法分五等定税，这也是杜绝弊端的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距离治所三四百里的，有城门外即邻境的，有县境隔越的，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的。按图核查，一并改易很容易。这就叫做平天下，这就叫做天下国家可以均平。

译为什么说绘图可以核查旱涝呢？州县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吏胥便会有“注荒费”这一名目。有费用就报荒，无费用就报熟。即使官员亲临乡间亲自勘查，四顾茫然，寻找踪迹、指示方向，完全听凭吏胥摆布，虽然勘查了也等于没有勘查。先前讨论绘图之法，所说的石柱，就是如今水则碑的制度。吴江垂虹亭有两块水则碑，并没有遍布各乡，又没有比较的比率，那么它的用处仅仅与石步相当，有这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实行在四方角落立柱的方法，查验石柱，翻阅地图，今天不下雨，就知道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旱；明天又不下雨，就知道又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旱；水位增加一寸，就知道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淹；水位又增加一寸，就知道又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淹。坐在宽敞的房屋、细软的毡席之上，本来就已经对情况了然于胸。舟车既已出动，勘查一处水情，百处水情便可知晓；勘查一个乡，四个乡的情况便可知晓。倘若有不合之处，那一定是高地阻隔，港道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哪里还会有以前的弊端呢？

为什么说绘图可以兴修水利呢？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人口比干嘉时期增加数倍，而生产粮食的土地并没有开垦，于是就有遭受饥荒的人，弱者死于沟壑，强者逃入山林。小的方面是掏口袋、撬箱子，大的方面是砍树木、举旗帜。有人对我说，英国纵横不过数百里的小国，只因为能够跨越重洋，不远万里，开垦田地、拓展疆土，所以人口繁衍愈多，国家用度愈足。中国没有这样做所以贫困，这话是对的。虽然如此，近处的尚且将要舍弃，哪里还谈得上远处呢？一亩稻田，可以养活十人；十亩高粱和小麦，也仅仅可以养活一人。直隶省的田地总共七百四十余万顷（这是《会典》乾隆四十三年统计的数字）。《通典·田制》记载，大禹平定水土，九州之地，确定开垦的有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数目反而更多。只是九州的疆域，以及步法、亩法没有确切的依据，不可以匆忙加以比较。至于汉朝以下，历代开垦田地的数目，多少悬殊很大，杜氏说史书记载失实，这话接近事实。种植水稻的田地占一半，其余难道都不适宜种稻吗？《职方氏》记载适宜种稻的州有七个，如今仅存荆州和扬州，这也是后世各种制度废弛的确切证据。西北地脉深厚，胜过东南涂泥般的土地，而所种的只有高粱和小麦，所用的只有高亢的土地，那些低平适宜种稻的土地，雨水一到就汇聚成水，一片汪洋，不适宜种高粱和小麦。适宜种稻却种高粱和小麦，已经把十人的口粮折算成一人的口粮了，何况并不能种高粱和小麦呢？那么土地被废弃的太多了，我们百姓夭折受阻的也太多了。人口众多而谋求富裕，没有比推广稻田更好的了。林文忠公辑录《西北水利说》，广泛采纳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的言论，我曾参与编校的差役，文忠公又自己撰写奏稿，大意是说西北可以种稻，即东南可以减轻漕运负担，应当从直隶东部多水的地区开始。奏稿说：“我私下考虑，国家建都在北方，转运粮食从南方来，京仓储备一石粮食，常常耗费数石的费用。奉行久了，转运本来就不穷尽，但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务必为万年做打算，我私下希望更有进一步的建议。恭敬查考雍正三年，命令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出几年，开垦成六千余顷田地。后来工程虽然没有完成，但当时的效果有明确的证明，至今议论的人慨叹想象遗留的痕迹，称道不绝。大概近畿水田的利益，从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等人，历历议行，都有成绩。本朝各位大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都详细地论述了。以臣所见，南方地亩，比北方狭窄，而一亩田地，中等收成的年份，收获谷物大约有五石，那么就是米二石五斗了。苏松等属正耗漕粮，每年大约一百五十万石。如果使原来开垦的六千余顷田地，修治而不废弃，其数目就足以抵当。又曾经统计南漕四百万石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地，就足够产出。倘若担心每年收成不齐，再得到一倍的田地，也必定不会有短缺。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以作水田的地方，听说还很多。有的居于洼下而沦为沼泽，有的接纳海河而延伸为芦苇荡，如果实行沟洫之法，似乎都可以成为肥沃的土地。臣考宋臣郏亶、郏乔的议论，说治水先治田，这是确切的论断。直隶地方，如果等待众水全部治理好然后再营田，那么就没有成田的日子。以前在道光三年，举荐后又停止，就是这个缘故。如果仿照雍正年间的成法，先在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然需要酌情给予工本。如果开垦有成效，那么利息一年增加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就得到米二十余万石。或者先酌情改征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送京城，而疲帮九运的船只，就可以停造十只。此后每年收获北米多少，一概令核其一半的数目，折征南漕，作为归还原来开垦工本，以及继续开垦田力的费用。实行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的漕粮，都得以从畿辅取得。如果能够多多益善，那么南漕折征，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而粮船既然不需要报运，凡是漕务中例给银米，所节省的也应当相当。而且河工经费，因此可以更大为节省。对上以充裕国家，对下以便利百姓，都是成效可以预料的。至于漕船由逐渐减少……”

译不考虑突然解散水手的困难，漕运的弊端自然就会杜绝，也不再需要调剂旗丁的苦楚。我朝万世的长远大计，似乎就在于此。是否请旨命令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此事，恭候圣上裁决。我将去述职，上报给宣庙，当时国某尼加以阻止，召对时也未提及，事情于是未能实行。只是草稿中有说：“如果等待所有的水患都治理完毕之后才经营农田，那么就没有成为良田的日子。”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即使不能将所有的水患全部治理，也应当选择紧要的先治理。因为没听说过水患不治理就能成为良田的。怡贤亲王曾经尝试实行并取得了成效，为什么一旦废止就不再推行呢？是因为水患没有治理好罢了。水患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是因为没有区分水源和流向，没有分清脉络，测量高低时，顾此失彼，不能选择紧要之处进行治理罢了。水患没有治理好就去开垦农田，或者开垦高处而水淹不到，或者开垦低处而大水涌来，一旦不见成效，就因噎废食，文忠公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真如前议绘制地图，那么水源流向、脉络分布，屈指可数。然后考察其高低，适宜疏浚的就疏浚，适宜筑堰的就筑堰，适宜放弃的就放弃。不仅平坦的地方能成为肥沃良田，低洼的地方可以蓄水，即使高原的水也有处宣泄，高粱小麦也能加倍丰收了。湘阴郭中丞嵩焘说，天津的水是咸的，每年必须灌洗三次，才能成为良田。这个说法是前人没有提到的，应当参考。而且不只是这样。就以东南地区来说，同样是高处，靠近水的容易排水，远离水的难以排水。我家乡西郊贞山脚下，先父墓地的左侧，有田约一顷，地势高且远离水源，有一条旧河长久堵塞。我居住在那里时，考察得知，于是在乙卯年冬天劝告乡人疏浚恢复旧河。第二年大旱，田地获得了中等收成，乡人非常高兴。这是行之有效的事例。收成差异很大，甚至有所谓“镬底潭”的地方，低洼且不连通外水，一下雨就泛滥，不下雨就干涸，这都是沟渠不修的弊端。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疏浚，贫瘠之地变为肥沃良田的很多。

译为什么要说通过绘制地图来改变河道呢？汉代贾让治理黄河的下策中说：“修缮加固旧堤坝，加高矮堤、加厚薄堤，劳民伤财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患。”如今治理黄河，恪守这几句话，将其视为不可更改的准则，耗尽天下的民脂民膏来供奉它，国家困顿，百姓也困苦。为万世着想的人，怎么忍心安于这种状况呢？唉！把催缴赋税、审理诉讼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导致天下败坏；把加高矮堤、加厚薄堤作为治理黄河的方法，导致黄河败坏。庸人误国，道理是一样的。最近十年三次决口，前所未闻。这是因为云梯关淤积变浅，入海不畅，近一二十年来尤其严重。我家乡王熙文司马说：“道光末年时，我年少侍奉父亲兰仪同知在衙署。衙署临近黄河，堤坝比门槛高一二尺。童年之事，如在眼前。三十年后我代理此职，衙署门外东西两侧，都要在半里外的低平坡地上行走，才能进入衙署。堤坝巍然矗立在牌坊之上。据此逆向推断清初，难道水流是在地中流动吗？那是不可能的。询问老吏说：‘这三十年中，起初每年增高三寸，逐渐增加到现在，每年增高一尺左右。’这是近年淤积加重确凿可信的证据。看来不仅不是在地中流动，甚至也不是在地上流动，简直是在城上流动了。修缮加固旧堤坝的方法，到今天已经万万不可用了。计策必然出于改变河道。既然要改道，应当寻求一劳永逸的方法，那么改道就决定了。癸丑年以来，决口的河水由大清河入海，这就是夺占了济水的水道。大清桥边有牌坊，康熙年间刻有对联，其中有‘岳色河声’字样。这是借用韦庄的诗句‘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以泰山为岳，以济水为河，却不知道济水不能称为河。在今天，当地人将其视为谶语，认为河流从此安定，不必另求改道。但也应该审察其高低，才能知道是否适宜沿袭。如果适宜沿袭，就可以采用西方人的刷沙方法。方法是用千匹马力的大火轮置于船旁，可上可下。在潮退时放下轮子，使其附着在沙上转动，沙子四散飞溅，随潮水而去。凡是通潮的地方都适宜使用。黄河水性湍急，更没有不适宜的地方。从下游逐渐向上游，积日累月，锲而不舍，即使想要恢复水流在地中流动的老样子也不难。这不仅黄河可以使用，北河也可以使用，即使南运河、徒阳等地也可以使用。况且东南水利久未治理，连续几天下雨，积水数月不退，适宜在通潮的各海口，按照此法疏浚，使下游水流迅疾，那么上游即使不疏浚，也会自然形成一落千丈的强劲势头，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治理黄河的书籍，如《行水金鉴》之类，数量极多，大多都是纸上空谈，难以作为实用参考。治理下游必须依据山川湖泽，没有不先审察高低就改变河道的。这些书偶尔提到测量，只说想要施工的地方，从来没有普遍测量的说法，也是因为不知道这种方法罢了。应当请求将之前议定的绘图法下达给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测量各州县的高低，缩绘成一张地图，然后选择低洼且远离城郭的地方，连接起来通向大海，这确实是数百年的利益。近代论述治理黄河的人，靳辅、夏骃等人，极力诋毁贾让的策略。夏骃不值一提，靳辅以治理黄河闻名，为什么这样说呢？也不过是文饰自己不能做到的事罢了。至于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坝，那么禹又是一个鲧了。考察《说文解字》，‘陂’是山坡，一说‘沱’。《诗经》‘彼泽之陂’，毛传‘陂’是泽障。泽障就是沱，大概是水旁浅滩，所以蒲荷生长在那里，难道是堤坝的意思吗？至于‘高平曰原’，与治水尤其无关，这不足辩驳了。《周髀算经》说：‘所以禹用来治理天下的，这些数就是由此产生的。’汉代赵君卿注释说：‘禹治理洪水，疏导江河，观察山川的形状，确定高低的气势，消除滔天的灾害，解除昏垫的困厄，使水向东注入大海而没有侵溺，这就是勾股定理产生的原因。’可见赵君卿本来就知道治水必须使用算学，但他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元代郭守敬是算学名家，史书记载他熟悉水利，巧思过人，陈述水利六事，又十一事，又曾经以海面比较京师到汴梁，确定地形高低的差异，又自孟门向东，沿着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之间，分别测量地平，有的可以分泄河势，有的可以灌溉田地。可见郭守敬也知道治水必须使用算学，但他的方法也没有流传下来。然而也可以看到古代有人实行过这种方法了。

附绘地图法

方法制造反罗经，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两个空隙，也可以看作一个向。这是七十二向，实际得到一百四十四向的作用，不必再分三百六十度，转换容易错乱。○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其余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又制造定向尺，如界尺样式。首部用圆盘，即正罗经，边分若干，与反罗经相准。中间作十字，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钉合在尺上，仍令活动，可以旋转。尺上作中如甲乙，尺边任刻细分，如丙丁。又制造图纸，用朱丝，作正方格。格的大小，准定向尺细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量地的方法，用反罗经居子向午，对所

译想要测量的土地，观察针头所指的方向，就知道朝向哪里。这是运用反罗经的技巧。使用软步弓，测量出多少尺，到转弯处停止。随即记录某方向共多少步，这算作一节。之后转向其他方向都照此办理。每转一次方向就算作一节。清丈田亩时，每一块田的四面，都运用这种方法来驾驭。其简便的方法又有三种。第一种叫人行计步，先校准本人行走多少步，相当于弓步丈尺多少，就以行走步数的多少为准。第二种叫车行计轮，先量准车轮周长多少尺，在车轮的一根辐条上做标记，只计算车轮行驶了多少周。这三种方法中，这一种最为准确。第三种叫舟行计橹，先校准摇橹多少次相当于多少步，只是因风水顺逆造成的误差很大，应当随时斟酌调整。这种方法只能驾驭直线，不能驾驭弧线。遇到弧形的土地，应当在弧线旁边做标记，将其拉直，纵横构成直角三角形，代入算术计算。这里不再详细记载。大体上如果只是绘制地图，这三种方法已经足够。如果是清丈田亩，则必须用弓步实地测量，得到的数据才精确。至于画图的方法，先在图纸上确定位置，做一个定点，作为起始的地方。再在定向尺首端的圆盘上，取所记录的某方向，移动指针至甲乙，并将尺边的丙位，移到定点上。仍然审视上层十字上的子午线，地图原本上北下南，与纸格不要稍有偏斜。于是沿着尺边，从定点上的丙位开始，按比例绘制。甲乙为方向，丙丁既然与甲乙平行，也就是方向了。这算作一节。继续绘制下一节，就在前一节的末端，接续后一节。以下都照此办理，地图就画成了。

译本页为图形，上图是反罗经的样式，下图是定向尺的样式。

启肃毅伯李公论清丈书

冯桂芬

清丈的差事，承蒙您手书慰勉借资，情意远超常情。读来令人感念恩义、增添勇气。我正庆幸不至于辜负使命，正踊跃从事。上个月末，我整理行装登上船只，等待潮水上涨尚未出发，忽然收到方伯的公文，意思是主张停止清丈。于是我舍弃船只回到住所，另外派人前往撤销清丈局。昨天回来统计，已经测量并绘图完成的有一万亩，已经测量但未绘图的也有一万亩。耗费钱财七百多串。近日拜读您的大作，嘱托我核议并回复。看来停止与否，尚有待于我这样的末流人士发表意见，充分显示出您虚心下问的盛情，不胜钦佩感激。

当方伯锐意推行清丈时，议定在夏历五月开始，松江府的官员和士绅极力阻挠。我广泛征求官员和幕僚的意见，几乎没有人认为可行。因此懈怠迟缓、顺从众议拖延了半年。方伯坚持得越来越坚定，才成就了这项拖延已久的差事。刚接受事务时，我惶恐不安，担心筹划无方，连累您的英明。直到奔走忙碌了十几天，成效才初步显现。方伯忽然听信别人的话，趁我不知情，飞速发文请求罢免，如同儿戏。经费超出原议，是因为我误信他人之言，致信方伯，已经深深自责了。然而复信却加以讽刺，照会更是严厉。现在看到详文，指责更加厉害。我对方伯，讲学之席尚未冷却，曾荣幸地担任宾客之师。王命使者虽然地位卑微，也不隶属于行省，为何竟然像对待皂隶一样使唤我，像玩弄股掌之物一样戏弄我？至于虚文不值得辩驳，但事理所关、是非所系，有不能沉默不言的。冒昧向您陈述如下：

照会以每亩三十文计算，担心民力无法完全缴纳，可以说是仁者的用心。然而听说南汇县空发印单，并不实际丈量，每亩名义上定六十文，实际出一百多文不等。为什么空发印单，六十文至一百多文不伤民力，而实际办理丈量，三十文就伤民力？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一点。

经费超出三倍，我确实有过错。至于拙作《绘地图议》，则事情与绘制田图不同。一县的地图，每方十里，直径半寸已成为巨幅，河道干支，寥寥数笔而已。现在绘制田图，则一里之中，凡是直径半寸的方格，有一千二百九十六个，纵横界画以百计，蝇头小字以千计，其详细程度何止千倍。方伯将两者等同看待，难道只是“大鞋小鞋同价”的说法吗？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二点。

我私下曾经议论，现在的法规重矩，远超常法。如果实行，则费用相同而事情反而容易。常法易于测量，而难于绘图计算。今法难于测量，而易于绘图计算。常法容易出错，出错也不知道。今法难出错，出错立即显现。常法容易舞弊，今法难舞弊。这是它们的差异。一县只要得到一人精通勾股、熟悉测望，以应对山水阻隔疑难之处，其余众人，能做的事不过三项：一能分辨罗经一百四十四向，一能作纵横界画，一能做乘除法。其方田法即在乘除之中，可以临事学习。宜选择诸生中能做乘除者，旁及地师、画师。大难之后，诸生多失所，每月修金数千，已可大大庇护欢颜。一县百人，不难招致。又曾熟筹深计，需人过多，虽轮班办理也不能没有生手，不如同时并举。方议博求知算者十余人，又于川沙局练习丈绘好手十余人，为苏松太十余城分办之用。期望甲年春招董试丈，甲年秋开局，乙年夏断手，一年为限，至迟则一年有半而已。方伯屡次会晤，不一询及，却自说数十年、五六年之说。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三点。

清丈正是为了田有多少而设。清丈之后，可以核实赋税，可以潜弭争讼，可以绝豪强之兼并，可以绝驯懦之为人兼并。其为善政，正在于此。丈得十亩，单署九亩或十一亩，无是事也。则以实丈数目为准，乃一定之理。至赋税因之而有盈缩，盈而增赋，民駴之矣。方伯言泖湖之边，无粮之田，连阡累陌，自应升科，又当别论。缩而减赋，可再渎乎？则用顾亭林之说，以一县之田亩，摊一县之粮科，亦一定之理。今曰川沙田仅及旧额的十分之九，将粮赋摊派通境，恐民心未能帖服。照会则称大拂舆情，面晤则称恐或控告。夫愿出无田的粮，不愿出摊派的粮，非人情也。田亩具在，非有截之侵之者，将谁之控告？

况且缩于原额，于民无增粮之害，尚不帖服，万一盈于原额，于民有增粮之害，更何如其不帖服。是必处处无盈无缩，而后可清丈。既处处无盈无缩，又何用清丈为哉。这是不可理解的第四点。详文以停止为与民休息，是以举行为骚扰，不知骚扰者何在。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五点。详文又言该厅委员可信，何以不令与闻，不派委员，皆方伯自为之，乃层层指驳，一似绝未与闻初议者。这是不可理解的第六点。清丈之终，必有按田派粮，裒多益寡之事。在平时究多不便，独行之减赋之时裒

译增益无形，毫无不便，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今反而想要等到减赋既定之后，这是不可理解的原因七。只是清丈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垫付费用。缴纳费用是在有地契之后，垫付费用却是在没有地契之前，这必定是不合常理的做法。所谓“国库没有款项可以垫付”的说法，倒是合乎情理，禀请停止清丈就足够了，何必争辩不休呢？难道只是担心我想办理，好像我有清丈的癖好似的吗？况且方伯也没有仔细思考。我凭着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躯体，进则悠闲地在幕府中饱食安坐，退则在斗室之中，左有图画右有史书，不以此为娱乐，反而周游异县，除了公家提供的一顿饭之外，还要自备车马饲料和干粮，在草田霜露中艰难跋涉。我向来没有狂妄的疾病，何必苦心地做这种事呢？只是去川沙之行，我是奉了您的命令前往，本来应该等待您的命令才撤回。如今得到方伯的文书就立即撤回，是有原因的。州县官员处理公务，无不乐于糊涂，而厌恶清澈，在田赋方面尤其严重。其中大的方面，是奸民豪强勾结差役吏胥，兼并隐匿土地，长期借用不还，一旦清丈，无不水落石出。其中小的方面，就是前面所说的地契费用，从官员以下，幕友、绅士、董事，以及差役吏胥，都有份例。如今提议由局里发放地契，不得丝毫增加空费，这是剥夺他们的利益。所以清丈之后，对官员以下的一切人等小不利，对奸民豪强大不利，而唯独有利于乡间安分守己、无处申诉的小民。丈董下乡时，奉茶点香的人接踵而至，叫渡船则恭敬地前来，拉绳则捋袖相助，都欢欢喜喜地互相告知，民情大可见。而跟随的地保，却倔强歪曲，形于辞色。署内署外的人等，都迫于您的命令，万不得已，依违隐忍地顺从。如果方伯以下同心协力，不被浮言淆乱，不被坏话迷惑，也不难成功。如今得到方伯一纸文书，为这些人树立了旗帜，即使您拒绝不允许，这些人也只认为这是绅士的话，不是您的本意。有方伯在，我们怕什么呢？从此筋弛脉懈，处处荆棘，不仅不能成功，还将成为笑柄。所以决计不等命令就停止。总之，清丈一事，如果有清粮法就不必实行，如果没有清粮法就不得不实行，断没有计较小费、踌躇改数而不实行的道理。不清丈，不必问方法的好坏；既清丈，自然应当采用好的方法，断没有舍弃好的而采用坏的道理。没有这份详文，我本来乐意去做；有了这份详文，我就不可做了，断没有含垢忍辱而再做下去的道理。况且立法既定，人人能做。先前听说您有必办的说法，果真如此，只要将方法下达给各郡县，限定一年，依法办完，不愁没有效果。而且让人明白意图出于您，不是别人所能阻止的，也不是别人所能赞成的，其得力必定加倍，本来不需要我插足其中。至于决定于二者，认为可行，就首先发起端绪；认为不可行，就阻挠善政，这两个名声都不可居，不是我所敢擅自议论的，只请您裁择。

译请求确定步弓尺寸的公文

冯桂芬

我私下听说郡中又有重新丈量田地的议论。所使用的弓步，尤其应当详细查考成例案卷来办理。绅士们恭敬查考《大清会典》记载：乾隆十五年，奏准各省旧用的弓尺，开列明白上报到户部。江苏等省，都没有遵照户部颁行的弓尺，有的二尺二三寸，有的七尺五寸为一弓；有的二百六十弓，有的七百二十弓为一亩。如果命令各省都以户部规定的五尺之弓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倘若大于旧用的弓，势必田地多出缺额，正赋有所亏欠；如果小于旧用的弓，又必须逐亩加征，对民生不便。况且年代久远，一时骤然难以更改，也没有必要再议。此后有新淤积、新开垦的田地，务必遵照户部颁行的弓尺，不得仍然使用本地的弓。等等。又查考《皇朝文献通考》、户部则例，言语有详有略，大致意思相同。既定的法度昭然垂示，自然应当永远遵守。这是所丈量的田地如果不是新淤积、新开垦的田地，应当应用江南省旧用的弓尺，不应用户部颁行的弓尺的确凿证据。至于江南省同样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而以六尺为一步，不以五尺为一步。旧用的弓，就是匠作全省通行的六尺竿，一竿即一步。匠尺即宋代三司布帛尺，以通行的苏州尺核实计算，户部尺一尺，相当于苏州尺九寸，所以五尺弓得到苏州尺四尺五寸。匠尺一尺，相当于苏州尺八寸，所以六尺竿得到苏州尺四尺八寸，实际相差苏州尺三寸。这六尺竿的弓，官方的丈量书吏以及拥有田地的士民，每家都置备一具，出门便相符合，父老相传，从来没有歧异。查考长洲、元和等县，现在还有康熙年间官方制作的鱼鳞册，印信鲜明，遗留自旧府，可凭可据，大家共同看见、共同知道。虽然不全，与现有田地对照图籍、对照地址的不少。试着用这匠尺六尺的弓去丈量，没有很大的增减。如果用部颁五尺的弓去丈量，没有一个地址不增多亩数，与册籍数目不合。再查考这册籍核算亩数，用六归法，以六尺为一步，以六寸为一分，零数有五尺几寸。如果应当以五尺为步，那么县册已经明显违背法令，哪有这种道理。其应当以六尺为步，确凿无疑。而天下的尺，除了周汉尺外，没有比匠尺更小的。其以匠尺六尺为步，也可以无疑。这又是江南省旧用弓步以匠尺六尺为一步，不以五尺为一步的确凿证据。现在需要丈量的田地，既然不是新淤积、新开垦的，自然应当应用六尺旧弓。那些乾隆十五年以后升科田亩，应当应用部弓的，《赋役全书》列有数目，无可增减，自然应当划出分别办理。至于旧用六尺的弓，本来没有异议。推究异议所起的原因，起初是由于华亭县呈出火烙旧弓，不知道这弓自是为新淤积、新开垦的田地而设，并行不悖。接着是由于咨请户部颁行弓式，不知道弓式原本应当如此，况且自有新淤积、新开垦的田地可用，并非说《会典》则例可以抹去，仍然并行不悖。又《会典》诸书，屡次说各省不同，绝不说各府不同。是同省则弓步相同，如苏州所属上海、宝山等县，未经战火，所用的官弓，就是六尺的弓。绅士冯桂芬先前在川沙丈量田地，藩署送到的步弓，是上海六尺的弓。如果一府一县改用部弓，那么上海等县，又将如何。《会典》又统及山东等省，是不用部弓，不止一省。如果一省独改用部弓，那么山东等省，又将如何。这是必然不合的道理。至于长洲、元和等县，鱼鳞册尚存大半，新补的不过小半。现在忽然改用部弓，是一册之中，大半以六尺为步，小半以五尺为步，更是必然不合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尚书说律度说“同”，论语说权量说“谨”。不同不谨，必然导致亩数无法统一，胥吏从而讹诈勒索，诉讼因此繁多滋生，百弊丛生，百姓无所适从。假设有两个人在此，都有足六尺弓二百四十弓一亩的田地，都超出了部弓之外。一个清单及鱼鳞册积数分明，自然无所谓隐匿。一个无单无册，既不能听任其溢出而不以隐匿定罪，又岂能不遵照《会典》则例而以隐匿定罪。如果不明确制定章程，办法实属两难。绅士们既然确有所见，相应恳请明鉴各情，申明旧例，在前颁部弓之外，补颁苏省旧用的弓一具，通令各属，将旧有的田地，应用六尺旧弓；新淤积的田地，应用五尺部弓，两项分别办理，不得混淆，以杜绝流弊而符合成宪。再此是申明旧例，应否咨报户部存案，或者干脆附片陈明之处，等候宪定。

卷三十六 户政八赋役三

恭敬陈述八折收漕不可的十件事奏疏 道光元年

监察御史王家相

臣私下看见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孙玉庭查办江苏漕事务的一折中，有无分绅民，一概定八折收漕，每石余米二斗五升的议论。蒙圣主俯允所请，谕令实力遵行，不可名为裁减，实则仍前滥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