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户政二十六盐课五

译卷五十四 户政二十六 盐课五

浙江盐法议略

王守基

浙江的盐务，销售区域涵盖浙东、浙西，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安徽的徽州府及广德直隶州，江西的广信府。明朝末年，仅发行盐引四十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九道，每道盐引载盐三百斤。产盐的盐场分布在仁和、钱塘、海宁、海盐、石门、湖、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这十六个州县。另外发行盐票十四万九千五百张，每张载盐一百斤。

清朝初年顺治三年，巡盐御史王显上奏说，各地行销的盐，都以二百斤为一道盐引。两浙地区应当将原来的两道盐引划分为三道，每道载盐二百斤。总共改行正引六十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三道，零头将两张盐票折合一引，总共改行票引七万四千七百五十道。

康熙七年，杨毓兰上奏称，海禁森严，私盐贩子收敛。松江盐所的商人汪嘉正呈请增加正引一万道，在昆山、常熟、太仓销售；商人黄都呈请增加正引三千五百道，在华亭、娄县、青浦、嘉定销售；商人程洪呈请增加正引一千四百道，在嘉定销售。户部议定批准松江盐所共增加正引一万四千九百道。

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上奏说，凡是人口多而盐引少的州县，都应当酌情增加盐引以增征盐税。十八年，经巡盐御史孙必振上奏确定，浙江增加正引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五道，零头增加票引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道。

又傅廷俊条陈上奏说，仁和、钱塘是商民聚集的地区，应当多增加盐引数目。随后经巡盐御史成其范等人先后上奏称，这两县靠近盐场，盐票和盐引常常苦于积压滞销，勉强劝谕商人增加票引六千道，经户部驳回复令增加。随后又增加票引一千道。

二十二年，巡盐御史詹哲上奏请求，将诸暨、义乌、浦江的盐引，改归金华、西安、常山三县代为销售。户部议定，既然三县可以代为销售其他地方的盐引，其定额盐引应当酌情增加。随后据上奏确定，金华、西安、常山增加正引一千道。

又请求说，靖江孤悬于江北，靠近淮盐盐场，从未有商人领运盐去销售，只令其缴纳包税。雍正十一年，江苏议定归淮商运销。经浙江巡抚程元章上奏称，靖江改食淮盐，那么苏州、常州的盐引销售区，将全部被淮私盐偷越侵占，自然应当仍然销售浙盐。每年增加正引三千道。

总计正引七十万四千六百九十九道，票引十万六百九十八道。这就是浙江应销定额盐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七道的来源和原委。

明朝原本是由商人向边疆缴纳粮食，六斗五升换取一道盐引，到盐场支取盐二百斤，没有所谓的盐税。后来每道盐引增加余盐七十斤，征收银八万二千二百八十二两二钱六分五毫，名为正余。后来又每道盐引附带余盐三十斤，加征银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七两六毫，名为加余。又因为先前实行小票，允许小贩零星散卖，随后将小票裁革，商人代为缴纳票税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九两四钱八分四毫，名为代票。靖江这一县，向来是由本地商人领取盐票到崇明买盐运卖，包纳税银一百八十二两四钱三分七毫，名为靖课。

清朝初年，将正余、加余、代票、靖课汇为一项，总称为商课，征收银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两七钱九毫。明朝边商获得盐引后，出售给内地商人，每道盐引价银一钱三分二毫，名为引价。清朝初年裁去边商，盐引由户部发放，将引价归入商课，征收银五万八千七百九两八毫。江南溧阳一县，向来食用淮盐，后来改食浙盐，征收税银四千两。票引折合正银，征收税银八千三百四十两四毫。

顺治十三年，因为军饷紧急，奉户部上奏增加浙江盐引十万道。随后因为盐引和盐积压，上奏说明带税不销盐，加征税银四万五千六十七两四钱九分五毫。浙江盐课各盐所的科则不同。康熙元年，台州盐所户口凋残，将定额盐引划出六千道，在嘉兴盐所销售四千道，在松江盐所销售二千道，升征税银九百四十四两三钱七分九毫。

七年，松江盐所增加盐引，征收税银四千四百九十三两一钱七分三毫。又因为绍兴盐所大嵩场迁徙到边界之外，产盐不足，划出定额盐引，在杭州盐所销售二千八百道，在嘉兴盐所销售八千道，在松江盐所销售四千一十六道，升征税银八百六十一两八钱九分九毫。又绍兴盐引改归嘉定县销售一千六百九十六道，升征税银三百九两六钱五分四毫。

各盐所征收盐课，原本分为上、中、下三则。康熙五年，绍兴盐所下则商人消亡，盐引和盐税虚悬，责令上则商人代为销售三千二十四道，升征税银一百六十一两五钱四分五毫。九年，台州盐所场地迁徙，无处买盐，定额盐引改归杭州盐所二千六百二十五道，升征税银三百八十六两二钱三分。十年，因为温州盐所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销盐短缺，定额盐引改归杭州盐所六千道，升征税银一千三百十二两二钱。十五年，松江盐所太仓州下则盐引销售区，改归常熟中则三千道

译增加课税银二百九十七两二钱四分五厘。

十六年，科道官员条陈奏报，革除各种没收名目，每引增加盐二十五斤，按照各等级增加课税。

三十八年，豁免一半，增加课税银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九两二钱六分三。

十七年，户部题奏批复，浙江票引课税银一钱三分四厘，应当参照温州盐场的征税标准，每引增加银三分，增加课税银二千二百八十四两二钱七分六厘；又根据人口计算增加盐引，增加课税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四分五；仁钱二县增加盐票，增加课税银一千四百六十七两二钱一；金华等三县增加盐引，增加课税银三百六十九两九钱一分一。

三十五年，绍兴盐场的商人自愿将下等盐引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道，按照中等盐引的标准统一征税，增加课税银一千四百四十一两三分五。

五十一年，温州盐场的商人因为地处靠近盐场、偏僻的山隅，将定额盐引划出七千九百四十八道，改归绍兴盐场经营，增加课税银一千一百七十九两七钱六分七。

乾隆二年，因为绍兴、台州两盐场的盐引畅销，奏请拨给松阳盐场一万引归绍兴，二千引归台州，增加课税银二百十二两五钱一分二。

三十七年，因为松阳盐场定额盐引滞销，奏请拨给二万引归绍兴盐场纳入定额经营，增加课税银一千七百九十三两五钱四分六。

三十八年，因为诸暨、义乌、浦江的定额盐引畅销，奏请拨给台州盐引三千三百八道，归绍兴盐场经营，增加课税银四百两五钱四分三；靖江增加盐引，征收课税银七百七十八两八钱三分。

道光二十八年，钦差大臣查办浙江盐务，杭州、嘉兴、绍兴三盐场，增加盐斤，只征收正课，不征收杂费，增加课税银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二两七钱四分。

这就是浙江应征商税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二两六分的来源和原委。

浙江产盐共有三十二个盐场，其中隶属于宁绍分司的有二十个：在杭州的有仁和、许村；在绍兴的有钱清、三江、东江、曹娥、金山、石堰；在宁波的有鸣鹤、清泉、龙头、穿长、大嵩、玉泉；在台州的有长亭、黄岩、杜渎；在温州的有长林、双穗、永嘉。

隶属于嘉松分司的有十二个：在杭州的有西路、黄湾；在嘉兴的有鲍郎、海沙、芦沥；在松江的有横浦、浦东、袁浦、青村、下砂、下砂二三场；在太仓的有崇明。

译此外还有温州南监这一场。乾隆二十八年重新设立。产盐不多。不单独设置场员。命令蒲门巡检兼管。各场的盐。都出自煎煮。所以统称为末盐。煎盐的方法。先在靠近海边、潮汐能到的地方。开辟平坦的土地。削去草根。平整光滑如镜。名叫摊场。又叫做灰场。分为上、中、下三节。靠近海边的是下场。因为潮水时常浸没。不容易趁日晒干。中间的是中场。因为潮水一到就退。经常受日晒容易晒土。远离海边的是上场。因为潮水小不到那里，必须担水浇灌喷洒。才能开始晒土。凡是潮汛。上半月以十三日为起水日。到十八日为止。下半月以二十七日为起水日。到初三日为止。潮水各自在这六天达到最大满潮。所以当潮水最大的时候。三场都被淹没。从初三、十八以后。潮势一天天减弱。先晒上场。其次晒中场。最后晒下场。所以上场和中场每月能晒两次。下场或许只能晒一次。灰场是说它的土细如灰。盛夏两天。或者三天。秋冬四天。晒的力量才足够。严冬时节西北风尤其胜过日晒。等到地上泛起白霜。用铁铲收起。叫做刮土。所刮的土。三月叫桃花土。六月叫伏土。九月叫菊土。伏土最咸。桃土和菊土次之。旁边修筑小槽。宽四尺。长八尺。在底部封涂泥层。覆盖刮过的竹子。铺上干净的茅草。下面承接水池。把二十四担土填入槽中。浇灌清水。渗透及周围时。泥土融化水溢出。流入池中。就形成了盐卤。试卤的方法。采集广东的石莲子。用两根竹管。长约六七寸。一起绑在细竹竿头上。分别放入十个石莲子到管内。管口用竹丝隔开固定。探入卤井中。卤水浸泡石莲子使其浮起。浮起三四个石莲子味道重。五个都浮起味道尤其重。浮起取其直立。如果横直各半则味道薄。石莲子沉在底部。那么卤水就不能用来煎盐了。煎盐用盘。盘用铁板拼合。底部平如盂。四周高一二尺。拼合的缝隙处。用卤水和灰嵌填。一旦堵塞结实。永远没有缝隙泄漏。嘉庆四年。详细规定设立官厂。领取铁料开炉。不允许私自铸造。在盘中煎卤。不会立即凝结。将皂角末和米糠搅入沸腾的卤水中。顷刻间结成。大概皂角结盐。就像石膏结豆腐一样。它的盐色白。但味道稍淡。不如淮盐好。前代的赋税。本来是按丁征收盐。供给商人支取。明末改为征收银两。边商中引一道。由国库偿还银二钱一分八厘。让他买盐。这是库价。偿还商人以外。剩余的银两充作军饷。这是余粮。只有浙江沿海地区。地域最广。不全是盐荡供煎。还可以种植花、豆、木棉。民间产业。往往混入民田。所以名目不一。有离海较远的住户。不懂煎盐。应纳的盐斤。都准许折银解送司库。名叫折价。有丁口不懂煎盐。发配到县里与百姓一样当差。应纳的银两。都派在秋粮余米内征收。名叫水乡。有名下分得盐荡地。招人佃种追缴地价。名叫白涂。此外还有迷失的土地。赋税银两无法征收。都在民户秋粮余米内拨补完成。名叫包补。统称为库价余粮。清初按定额征收库价银六万三千四十二两四钱六分七分。征收余粮银二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三钱一分一厘。顺治十四年。杭州、绍兴、松江等府。丈量出新涨的盐荡地及开垦成熟的土地。增加赋税银一千三百五十二两一钱五分六厘。温州、台州各场。先前因为迁徙。场不产盐。商人从杭州运盐。百姓吃盐艰难。康熙五年。在温州的永嘉、瑞安，台州的临海、黄岩境内。摊沙开始开煎。增加赋税银三百两一钱一分。又丈量出余姚县新涨的沙荡。增加赋税银五百九十五两三分。从康熙十六年起。到六十一年止。各县场丈量出新涨的沙荡。历年增加赋税银二千七百四十九两二钱三分五厘。又有温州、台州、宁波各场迁徙之后。陆续恢复。增加赋税银四千三百二十一两八钱二分六厘。定海恢复。增加赋税银八百三十七两六钱九分一厘。

又自雍正元年起。到嘉庆四年止。各县场恢复新涨之地。增加赋税一万五千八百四两四钱七分一厘。起初盐差出京。随带京城书吏。应支经费。由户部完纳。后来将京城书吏裁革。经费充公。征收银一百二十九两四钱。这是浙江应征赋税十一万四千五百四两六钱九厘的源流。正税以外。还有纳入正项的杂款。各州县设有巡捕弓兵。给予工食赏项。限期查获私盐。变卖充作军饷。每年有定额。名叫功绩。后来据总督李卫认为按定额责成弓兵。难免误陷平民。奏明私盐收入不足。在余引租价项下拨补。解送功绩银六千九百一两五钱七分五厘一厘。各县场定额设置的秤手。由商人保举。每名纳税银五钱。请求发给牙帖。才准许充当。征收牙税银八百七十五两。崇明一县。孤立悬于海外。且有盐场。难以销售商盐。按十三丁派一引。共二千八百五十六道引。按照温州所定的税率。缴纳包课银七百四十一两四钱一分八厘一厘。又崇明的半洋

译这些沙田，划归海门厅管辖。从海门的地丁项下，编征崇明包课银六十三两九钱。

定海一县，也按照丁口派引，缴纳包课银四十二两一钱四分六厘。

各沙荡田地，有应征的备荒银两，原本是为了预备荒年赈济养民。后来筹款积谷，就将这笔款项作为差役承领、赍奏、起解钱粮等项的银两。

康熙八年，裁去这些费用，节省备荒银一千四百六十六两八分五厘，又节省各役工食银三百九十四两四钱

前代沿袭的盐课钱粮，每两多征银一分，名为“滴珠”，解送户部充作军饷。共征滴珠银四千一百四十五两二分四分八厘。

以上合并各种商课，这就是浙江盐政每年列入正项奏销银四十四万三百七十二两二钱六分之一厘的源流。

那些不列入奏销的杂款，则有每年征收的公费银十七万七千一百三十一两五

浙江正引，每引应缴纳盐政分规银一钱八分，笔帖式分规银七分，共银二钱五分。

雍正二年，盐政噶尔泰奏明将其归公，作为各官养廉以及解送京城各衙门饭银、前锋护军统领养廉等项之用，余银充作军饷。

征收河饷银一万二千两，原本是由盐政、运使捐输。康熙三十八年，奏明在引课、场课内每两加平三分，随正项一同缴纳。

征收车脚银二千八百四十七两三钱三分八厘，盐课每两，在征收滴珠一分之外，又征银七厘，用以供给解饷的路费。

征收纸朱银二千四百十六两一钱八分八分，按每引三厘解送户部，作为刷办盐引纸张及工食之需。

征收引费银八万五千三百九十一两五分一分八厘，原本是由甲商经收，作为一切办公应酬之需。后来总督李卫以商人自收自用，耗费巨大为由，奏明裁去浮滥，归入库征收。

征收充公礼费银二万六千两，雍正五年，李卫奏明商人情愿捐输，移解藩司，充作地方公用。

征收减存程费银一万五千两，乾隆九年，巡抚常安咨明抵解运司应捐的铜斤水脚，票商输银九百五十两，引商输银一万四千五十两。

征收引目脚价银五千六百两，盐政将引目领出，各商公缴脚价，原本是属于盐政应得之项，后来经噶尔泰奏明归公。

征收盐规银六千三百八十两，雍正四年，李卫奏明酌给将军、织造等官盐规银五千七百六十两，余银六百二十两，作为将军属下进京路费之用。

征收贴解银三万两，京协各项，例有加平、余平、饭食等款，统归贴解征收。

征收引规银七千五百五十两四钱八分，原本是由场官私征的陋规。

译乾隆十年，盐课收入归公，由盐场征收并解送。后来在乾隆五十九年改为由商人缴纳。正引每引征收银一分，票引每引征收银五厘。征收的课税及耗羡银共一千七百六十三两五钱。乾隆十年已定案：浙江省每两加征二分，江苏省每两加征三分，随正税一并征收解送。各盐场征收的契税银，每年没有固定数额。只有这笔款项在次年上报户部，根据是否完纳或拖欠，来分别评定盐场官员的功过。其余各项均不上奏考核，统称为杂征。

至于官本利息，海塘每年修缮的官本为一百万两，各属地塘工每年修缮的官本为三十四万八千四百两，缉捕匪盗的官本为四十万两，同安船只的官本为十万两，旗营马价的官本为二万两，敷文书院的官本为一万八百两，育婴堂的官本为一千七百两，旗营红白赏赐的官本为制钱二万串。每年缴纳利息银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两，利息钱二千串。这就是浙江盐务杂款及官本利息的来源和始末。

行销盐引向来分为六个盐所。一是杭州所，位于杭州府治东北艮山门内。仁和、许村两个盐场的引盐，在此处过秤查验。分配行销正引十一万八千六百十二道。二是绍兴所，位于杭州府西北六十里处的山阴县白鹭塘地方。钱清、三江、东江、曹娥、金山、石堰、鸣鹤、清泉、龙头、穿长、大嵩、玉泉十二个盐场的引盐，在此处过秤查验。分配行銷正引二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八道。三是嘉兴所，位于杭州府治南春波门外五里处，即宋代玉霄万寿宫的遗址。西路黄湾、鲍郎、海沙、芦沥五个盐场的引盐，在此处过秤查验。分配行銷正引二十六万四千四百十五道。四是松江所，位于杭州府治西南二里处的娄县地方。横浦、浦东、袁浦、青村、下砂五个盐场的引盐，在此处过秤查验。分配行駛正引五万九千六百三十三道。

以上四个盐所，设有批验大使。每年在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过秤查验盐引。每季首月报告查验情况，季末查验完毕，盐政官员都要亲自到场。五是台州所，专门查验长亭、黄岩、杜渎三个盐场的引盐。分配行销正引一万一千五百十九道。六是温州所，专门查验长林、双穗、永嘉三个盐场的引盐。分配行销正引七千九百五十一道。

这两个盐所不设批验大使，而且海运风浪多受阻，不按季度划分，随着运输随时查验，由该府主管。温州、台州两所的盐引，只营销本府及邻近该府的数个县。松江所的盐引，只营销本府太仓州及苏州府属的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四县。其余各府州县，地处浙东偏远的，分销杭州所、绍兴所的盐引；地处浙西偏远的，分销杭州所、嘉兴所的盐引。而十六个州县的票引不在此列。

商人盐引过秤查验后开船运输，经过关隘渡口，按规定必须盘查验证。除了杭州所运往临安等县的盐引由杭州关稽查外，杭州所、绍兴所运往浙东的盐，则经过富阳、桐庐、严州三个关隘；杭州所、嘉兴所运往浙西的盐，则经过苏州、湖州两个关隘。其余如诸暨，是绍兴所运销诸暨等三县的要隘；青田，是温州所运销处州属各县的要隘；仙居，是台州所运销永康等县的要隘，都设有军营武官和县衙捕快，专门负责盘查验证，以防私盐漏税。

各盐所的税额标准，原本轻重不等。后来经过李卫整顿，一律畅销。将杭州、嘉兴、绍兴三个盐所，定为每引课银三钱九分七厘余；温州所每引课银一钱九分余；台州所每引课银二钱七分余。只有松江所还分三等：中等每引课银四钱二厘余，下等每引课银二钱八分六厘余，下下等每引课银二钱五分一厘余。各县肩挑票引则以八百斤为一引，征收课银一钱九分余。至于正引的重量，原定每引二百斤，外加损耗卤水二十五斤。后来因为除去割没（没收）的部分，加盐二十五斤。盐政官员先前收取陋规二钱五分，暗中给予加盐三十五斤。后来将这笔款项归公，盐也照旧加运。

乾隆元年，特别奉到恩旨：杭州、嘉兴、绍兴三个盐所，每引加盐五十斤；松江、台州、温州三个盐所，给予四百斤为一引，并不增加课税。道光二十八年，查办盐务，杭州、嘉兴两个盐所，又加盐四十斤；绍兴所，加盐二十斤。所以温州、台州、松江三个盐所，每引行销盐四百斤；杭州、嘉兴两个盐所，每引行销盐三百七十五斤；绍兴所，每引行销盐三百五十五斤。这又是浙江盐务税额不同、斤重各异的原因和始末。

浙江除了引盐之外，还兼办官本盐，始于雍正六年。总督李卫认为松江、台州、温州三府的盐场产量旺盛，在分配引额之外，常有余盐，导致私盐漏税，妨碍正引销售。上奏说明后，发放官本银八万两，交给各盐场官员全部收购。后来因为玉环、舟山、岱山、舥艚等地，私盐刮煎日益兴盛，私贩四处充斥，先上奏说明一律办理。玉环位于太平、乐清两县交界，周围七百余里，有洋塘、后盐盘三处，潮水浸灌，可以煎盐。上奏设立玉环同知，拨付官本银二千两，让他经理收盐事宜。舟山在定海县界内，孤悬海外，广阔五百余里，共有三十七个澳口，都可以刮淋煎卤。上奏发放官本银四万两，分别交给军营和县库。将内港十五个澳口责成定海县知县，内洋二十二个澳口责成定标中营游击，设立仓库收购。岱山也在定海县界内，附近有秀山、长涂两个澳口，淋煎最旺盛，收盐事

译（此乃盐务之事。）选拔委派提标中营守备，携带国库银两，会同定海县丞共同办理。舥艚位于温州府平阳县境内，也就是所谓的南监场。先前因为土地坍塌、百姓弃置，后来沙洲滩涂向外延伸了三十多里，百姓多私自煎盐。上奏后仍然设置招募盐丁，发放国库银四千两，交由温州府库，委派蒲门巡检负责管理收支。崇明场的盐，除了本地百姓食用外，只配给靖引，也是由国库银两收买，由崇明县主管。所收买的国库盐，全部在本处销售。鱼户、蜇户捕捞的海盐，也允许引商、帑商运往其他地方销售，各自按照税则缴纳赋税，另外缴纳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扣除归还国库本金和经费后，剩余的银两作为盈余。舟山收盐较多，每年提取四千三百引，发给松江提标五营，在松江府城内四门外开设五家店铺销售，称为营盐。所获得的利息，每引支给军官士兵薪水银六钱七分，剩余的银两统一归入国库盐盈余。自从办理国库盐以来，私盐净尽，官盐畅销，每年的定额盐引，不够商人运输，加领余引十五万道。凡是商人运输的余引，每引缴纳租价银四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抵拨功绩。所缴纳的课银，与国库盐盈余合并一案，另立册籍题报，每年大约银十万余两。浙江佐杂官员的养廉银，就是从这笔款项下增发的。后来逐渐废弛，商人也困顿疲敝，到了咸丰年间，所报的银两不过一万数千两罢了。然而正项课税则年年结清，从未拖欠，即使国库利息也大多缴完，直到咸丰五年，不像其他地方积欠累累。浙江盐政维持大局，实际上得力于国库盐居多。自从淮盐不通以来，浙江又曾创办饷盐。江西大多属于淮盐销售区，只有广信一府与常山毗邻，所销售的浙江盐，即由常山定额盐引内分销。长江受阻，淮盐不到西岸，经江西巡抚上奏借用浙江盐三万引，由浙江巡抚招募商人捆扎运输，前往江西销售。后来曾中堂驻军江西，上奏明确扩充办理，专门委派大员在浙江设局督理运盐，在江西樟树镇设局督理分销。所征收的课银，接济军饷，所以名叫饷盐。只是常山一带，山路崎岖，非用骡夫不能转运，脚力费用颇高。而且浙江课税每引三钱九分，加上杂款等项，也需要一两六钱，兼收淮盐课税二两六钱，成本过重。所以办理数年之久，仅销售盐引十万有零。等到咸丰九年，浙江巡抚上奏请求继续办理，未能实行，而浙江失陷，整个盐政体系遂都崩溃了。当省城刚刚收复时，不得不试办抽厘，以接济军饷。等到全浙肃清以后，按理应当逐渐恢复旧制。然而当权者习惯了抽厘的便利，就想以此永久施行。

译况且目前办理的盐厘，也是疏漏宽泛，并没有详细的章程。只是将嘉善、湖州两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太仓、广德两个直隶州划为浙西；将金华、衢州、严州、绍兴、宁波、处州、温州、台州八府，以及徽州、广信两府划为浙东。分别委派道员、府级大员。浙西在上海设立总局，浙东在绍兴设立总局，督办盐票运输事宜。商贩运盐，先前往总局领取盐票，以五十引为一票。每引的重量，完全依照各盐场的旧例，按斤抽取盐厘，有的八文，有的十文或十二文不等。先缴纳一半，其余一半，等运盐到岸，销售得价后，再行缴纳。各府都设立府局，专门负责核收这笔半厘。杭州府另外设立一局，只办理杭州盐场运往浙西的票盐。至于宁波、绍兴两地，大多是往昔实行票引的地方，税额很轻。温州、台州两府虽然实行正引，税额与票引相等，现在并没有票运，只是在各处设卡，见到盐就抽取盐厘，每斤也是三四文到六七文不等。这是因为往昔的票引，有“肩引”和“住引”的区别。“肩引”靠近盐场，小贩肩挑，八百斤为一引；“住引”稍远离盐场，有商人运盐驻留销售，四百斤为一引。其抽取盐厘的多寡，想必也是因此而区分的。所收的盐厘钱，统一归各府局汇报。总计每年的盐厘数额，大约为制钱一百多万串，折合白银六十多万两，比起引商缴纳的款项，还有六七成。然而实际销售的盐，确实不及额定盐引的一半。刚开始办理时还显得兴旺，随后就逐渐短缺。松江盐场的短缺尤其严重。去年又有将松江盐场改为官运的提议，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办成定规。加重抽取盐厘而疏于防范私盐，即使变化各种方法，恐怕终究也没有好的办法了。办理盐政必须先肃清私盐，不只是浙江如此，在浙江更是紧要的关键。不仅境内产生私盐的地方太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淮扬盐场，只隔一条长江。淮盐味重价廉，最容易跨越边界渗透进来。向来责成镇江海防同知与京口副将在江面驻扎，稽查堵截，尚且不能禁止。所以李卫整顿浙江盐务时，特意兼任总督之职，节制江南捕盗事务，将淮盐渡江之事奏请交由常镇道就近专门管理。然后收取余盐以肃清内部私盐，减少杂税以对抗暗中私盐，引盐才开始畅销，前后无人能比。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现在都可以看到。不致力于此，却在票运和官运之间斤斤计较，怎么会有希望呢？有人说，抽取盐厘的方法，只知道见到盐就抽厘，不论官盐私盐，哪里管是淮盐还是浙盐。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错误。盐这种东西，是日常必需品，携带很方便。渔船往来的港口，都可以走私；三家户的偏僻村庄，也能销售盐。如果人人稽查，一天也忙不过来。考察历来的成法，缉私虽然严厉，但最终归结于降低价格以对抗私盐，就是这个原因。这是希望掌管盐政的人，平心静气地考察明白的。

查明两浙盐务积弊筹议章程疏

程祖洛

我私下在江南途中，接到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有人奏称浙江盐政日益败坏，库款空虚悬欠，酌情拟定清理事宜六条以杜绝弊源而充裕国家赋税，一折，着交程祖洛在路过浙江时，将该省盐务现在的情形悉心体察，督同运司实力清理，如果可以振兴废弛而避免颓靡，就着酌情奏明办理，原折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我皇上整饬盐政纲纪，务求完善的最深意旨。我对盐务，向来不熟悉，两浙的情形，更不能深入了解。而综合其大要，应当先核明历年营销盐引、存库银两的数目，然后推求导致弊病的原因，设法清理，那么事情就有头绪，弊端没有不暴露的。随后在抵达杭州省城时，询问得知抚臣富呢扬阿，正在督饬运司设局清理，尚未完成。我查其大概，纲引则套搭不正，库款则牵混不清，受病已深，不敢草率从事。当时已将遵旨查办的缘由，先行附片奏明在案。我想纲引套搭，库款牵混，是浙江向来积累的弊病，为什么历任抚臣，并不遵守前抚臣帅承瀛奏定的章程，实力剔厘，以致刚过十年，又呈现败坏。随即督同升任运司张岳崧调齐案卷凭证，悉心稽核。原来两浙每年额定正票引目八十万五千余道，应完正课公费等银四十六万余两，报部外销各款银四十万余两，又余引二十三万道，销售没有定额，税额没有常数。自从道光元年，前抚臣帅承瀛清理以后，到道光六年，每年的销售数，只有三年因江浙被水成灾，稍有短缺，其余都达到定额。六年奏销时，运库还存有银一百二十八万余两。自从道光七年至十年，每年的销售数日益短缺，存库银两，也按年递减。十年奏销时，运库仅存银十一万余两。又自从十一年到现在，虽然没有起色，但核对其销售存库各数，尚不至于像前几年的日趋下降。至于六年以前的销售数之所以旺盛，七年以后的销售数之所以短缺，与十一年之所以不至于更加壅滞，是因为六年冬前抚臣程含章奏请增加余价，盐价贵销售迟，成本积压搁置，商力日益疲乏，转运不前所致。等到十年夏

译前任巡抚刘彬士奏请停止加价，使得商人的财力稍显宽裕。因此，嘉庆十一年虽然遭遇水灾，盐引的销售数量仍在九成以上。这是历年盐引销售旺盛或滞缓、库存多寡的真实情况。

又，道光元年以前，原本有积存的旧引一百三十多万道。经过前任巡抚帅承瀛奏请销毁七十余万道后，还有六十多万道，按年附带销售。到道光六年，虽然已全部销售完毕，但六年以前的销售数量，仅仅达到定额。一旦附带销售积存的旧引，就会多占用新纲的份额。尚有余引这一项，税额较轻，原本与奏销考核无关。因此，前任巡抚帅承瀛原定的章程规定，除了按规定销售余引的地区外，其余各地正引未销售完毕的，不准请领余引。

无奈各商人投机取巧、谋取利益，不等正引销售完毕，就预先请领余引。统计道光七、八、九、十等年，每年余引总共可销售十七八万道，而正引仅销售五六十多万道不等。嘉庆十一年正引也只销售了七十余万道。导致陈年旧账层层累积，越积越多。截至庚寅纲为止，共有积存的正引和余引一百一十六万六千余道，不得不将新旧盐引混合销售，以期望逐渐疏通。这又是正引被积压、余引被销售、纲分套搭不清的真实情况。

译库款与纲引本相表里。浙江省应缴纳的课税费用，前任巡抚帅承瀛删定科则，分别正课、减课和地头课，每引完纳银一两数钱至二两九钱不等。其中的正课，每引仅有一钱四分零至四钱零不等，其余都是内外杂款。道光六年以前奏销，虽然都造报全完，但已有销旧积新的弊端。七年以后，也以全完造报，但销数总未足额，而且所销的陈引更多，新纲更少。不得已命令商人先缴纳正课，题报全完，其内外杂款，仍在销盐时按引带输。户部大臣不知杂款钱粮属于虚报全完，只有按册指拨。六年以前库款充裕，其弊端至于寅支卯粮，年分不能划清，尚且可以查照前任巡抚帅承瀛清查章程，以一款归一款之用，无须挪垫。七年以后，销引日少，库款日绌，以致库储银数与奏销册报悬殊。一经指拨，每因本款无银，不得不挪移外输银款，以应解期。若外款也无可供挪垫，即须设法催输，通融挪垫。那时即使想严守前任巡抚帅承瀛章程，也属势有不能。而各商盐未销完，难于转运，又不能不量为调剂。前任巡抚刘彬士曾于七八十等年，援照道光元年以前成案，将带输外款，择其缓者，临时斟酌暂行停输，自三四卯至数十卯不等，名曰减让。那些每年无定额的商捐商用各款，前任巡抚帅承瀛在元年厘定数目后，业已逐渐增加，每年格外销银七千余两，浮费的开端，即因此打开。年复一年，有增无减。等到六年奏加余价以后，各商借口盐贵私多，复议添设巡商，厚给巡费。截至现今止，每年外支数目，较前任巡抚帅承瀛初定章程，计共多销浮费银五万余两。商人等，又指称整顿口岸名色，历年支借滥销共银十一万四千四百两，内外款目，更形交错杂乱。截至道光十一年年底止，计有垫缺银八十一万八千九百余两，实止存库银十三万七千八百余两，较之十年存数，虽见其盈余，而较六年以前，所存仅十分之一。这又是库款支绌致多牵混及加增浮费的实在情形。臣查纲分不正，则套搭之弊不能除，库项必因之更绌。每逢解款紧迫的时候，甚至无银可垫。而国家经费有常，断不容以库款支绌，遽请停拨。势必仍向各商追完新科，挪垫虚报之数。各商明知其故，遂亦观望迁延，希图援案减让，或请配余引，要求挟制，利权渐移于下，库款将无归补之期。但欲正纲分，必先疏通积引。现在积引，又有一百十余万道之多，既未便以递相积压之引，并总着赔，致滋口实，且商力也断不能支。若徒责令带销，也属空言无补。臣与升任运司张�悉心妥议，据请援照成案，将辛卯秋冬壬辰春夏四季正引，并作一纲，全数铳销，分年赔课。臣思铳销之法，虽于国课无关，究属展缓年限，且欲杜铳销之弊，而仍开铳销之端，殊非振废挽颓之道。即使准其铳销，也只是一纲，而积引有一百十余万道，以数抵数，尚多存积。如不并求疏通之术，去其根株，仍不免于套搭，适足为将来再请铳引之地。又与该司再四熟筹，并询之藩臬两司，都说现当积弊毕露，急思补救之时，与其愈积愈多，虚悬库项，莫若并纲铳销，俾即挽正。臣辗转图维，实无疏通积引之善策。因想前任巡抚帅承瀛清厘初政，即系将前一年及是年洒带之纲，改为铳引，并请援拨余价银七十万两，奉旨准行。从此商力渐纾，库项渐裕。现在疲敝情形，正与彼时相同。除缓拨一事未便冒昧请求外，惟有铳引一节，势不得不援照办理。合无仰恳皇上格外天恩，准将辛卯秋冬壬辰春夏四季正引，并作一綱，全行铳销。应完正杂钱粮，从癸巳纲起，分作五年照数赔缴。商力虽似拮�，而积引内应输之报效等款，截至壬辰纲止，均已输足，即可停止。此项赔课，为数无多，接续摊带，不致竭。如蒙俞允，则二年之中，止销一纲引目，约可带销积引六七十万道，所纳杂款银两，亦可归补库款十之六七，即无虞奸商之观望不前，希图减让，妄侵利柄。至于余引本在正引之外，浙江省向来有例配余引不配正引地面，计数无多，应饬暂停请领，即将积引作为余引营销。虽积引内之正引居多，与余引科则不同，而积引内之正课，既

译经商人已将赔款赔完。其上报户部的杂项款项，也已造册申报完毕。经户部指拨垫解的款项，已清理清楚。对于国库银两和盐引销售之地，均无妨碍。大约经过三四年，积压的盐引可以全部清理，国库款项也可以补足。等到积压的盐引销售完毕，再按旧例请领剩余的盐引。此后，乙年的年初，即开启甲年的新纲。到年终奏销时，如有未完缴的，即将盐引数目缴销，税款责令商人赔偿补足，不得像从前那样只完正课，虚报全完，留下盐引带销。如此，则纲法分明，挽回正课，不致再有新旧套搭、压正销余的弊端。国库款项也可以不清而自清。只是立法贵在周密，以后运库收放钱粮，应全部依照藩库章程办理。容臣命令该运司移文会商藩司参酌妥善议定，详细明确地咨报户部立案。甲商历年支借滥销银两十一万四千四百两，应令该运司在该甲商等应领的办公银两项下，首先扣还归款，永远不准再借。至于巡商一项，从前虽然也有，但人数不多，且没有议给经费的先例。自从道光七年增设经费之后，盐引反而更加壅滞，可见巡商竟属有名无实。应将此项经费全部革除。巡商的名目，命令司道传问众商，愿意留下的听便，仍不准议给经费；不愿意留下的即行革退。所有缉私以及巡查灌包、飞渡等各项事宜，专门责成地方文武官员协同委员督饬兵役实力办理，以节省糜费。其甲商、门商、经商、公商，前经抚臣富呢扬阿查明，办公懈怠失误者多，实心任事者少，因同时更换，颇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且多换新手，恐怕有掣肘之弊，业已随时分别勤惰，逐渐革换。其余一切章程，自前抚臣帅承瀛厘定后，大致尚无更改，无需再议。再查浮费一事，最为盐务大弊，而其累及的是官府和急公好义的散商，其获利者则是出头办事的甲商。因为运库本有商捐储库仍任商用的款项，甲商因而得以假公事为名，勒派散商，并以散商情愿按引摊捐银两若干，作为某项经费为词，禀官立案摊带。或请于商捐款内，拨作某项用度。库款既有挪此垫彼的弊端，该商等即藉商捐商用的名目，肆意施行挟持之计。盐务的弊端，全在于此。主管其事的人，稍不留意，就被蒙混。即前抚臣帅承瀛在厘定章程以后，至卸任之日止，也已自行增加浮款银七千余两。此后此风大开，在承办的各位大臣，每每以为体恤商人可以期望效力，不知商人营私之计，愈出愈巧，而急公之心，则愈久愈怠。况且甲商既坐享厚利，则旁人必觊觎垂涎，于是有闲散生员游客以及各衙门人等，乘闲进言，纷纷请托。主管者碍于情面，不得不略从所请。或随时抽丰，或按年常给。外费日增，而各商更得有所借口，遂致利权悉由下持。每年浮费，则必挪款实销，而部款转多虚报。以国家财赋所出之地，全成为若辈渔利、官府徇情的渊薮。盐引的销售有定额，而众人的欲望则无厌足。

译这是为了振兴两浙盐务，必须以大力裁减虚耗费用为首要任务。而虚耗费用中应当裁减和保留的部分，只能以前任巡抚帅承瀛元年核定的数目作为准则。复查后续增加的虚耗费用中，有拨补济仁堂经费不足等款项银六千余两，尚不属于实际的虚报冒领，应当酌情免于删减。仍然在前任巡抚帅承瀛元年核定的外销款项内，逐款仔细核实，再加以节约，也可以裁减银六千余两，作为调剂盈缺的办法。臣现在督饬盐运使，将应当保留的各项费用，汇总结清，恰好等于前任巡抚帅承瀛元年核定的数额，另外建立簿册，咨会巡抚立案，永远不准再行增加。并请求此后如果有甲商禀请摊派虚耗费用，盐运使滥行批准，一经发觉，就按照非因公务而科敛的律令分别参劾处分。如果因此挪用垫付以及批准拨给存款的，就将该盐运使按照监守自盗论处，甲商按照常人盗窃仓库钱粮论处。如此严格制定章程，弊端似乎可以永远杜绝。此外还有应当办理的事务，或者因为从前遗漏未及商议，或者应当随时增减，臣也已经督同盐运使详细加以厘正，造册咨送巡抚酌情办理。并严厉饬令盐运使晓谕商人，此后务必激发良心，源源不断地捆运盐货，仍然由盐运使认真管理，破除情面，有弊端必定剔除，有犯法必定惩处，使得纲引库款，都能日渐好转，以图报答皇恩。谨将查明的两浙盐务积弊，筹议整顿纲目、清理库款，并恢复旧章的原因，恭敬地写成奏折上奏。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请杭嘉绍松四所试办票盐奏疏 同治三年

浙江巡抚 左宗棠

我查两浙每年定额应当销售的正票盐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道，按照改正引八万道，余引十五万道，每年定额征收正余引税银三十二万数千两有余。向来由商人认数领运，先缴税后运盐，按纲造册上报奏销。因为历来营销，未能足额，常常用内外杂款垫补上报全完。道光年间，盐岸情况虽然极其疲滞，通纲统算，尚能销售到五六成不等。自从咸丰三年金陵失陷，淮海私盐乘机渗透，杭嘉松三所销量骤减，甚至片引不销。所依赖的绍所引地销售顺畅，加上办理西盐，融销淮界，勉强支撑，尚不至于完全废堕。到咸丰十年以后，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以及江苏的苏常松太各府州，依次失守，继而浙江全省沦陷，所属郡县，几乎没有完整的土地。官商星散，百姓逃亡，奸民乘虚而入，公然以贩卖私盐为常业。那时地贼踪迹，无人过问。自从浙东郡县先后克复以来，才开始饬令绍兴设立局所，暂行试办票盐。然而所发盐票仅止一隅，数量无几。本年二月间，大军进克省城，嘉湖相继克复，眼下全浙肃清，居民逐渐恢复生计，亟需实力整顿，以期望恢复旧观。无奈案牍已经全部毁失，商人又大半凋零，间有一二旧商，也都是避寇刚回，赤贫如洗，势难责令他们照旧运销。因此现在两浙盐务，不但求往日之畅销不可得，即使想要如咸丰八九年之情形，也势有不能。与其仍积疲之后，相率因循，不若乘更始之时，别筹补救。拟请杭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只要能将资金缴纳到库，就发给盐票认地行运，并在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量，所收税银，全部提作正课，解充军饷，内外杂课，一概停止支用。那万不能不放的款项，随时酌情核支，作为正开销支。只是改引为票，未能限定定额，能否畅旺，尚无把握，应以同治四年正月为始，试办一年，如果行之有效，再行奏请遵行。现在刚经试办，各所情形不同，所收票税，多寡悬殊，而且有应当分解江省的厘款，势难一律，尚须随时更改，应俟试办数月后，统一厘定，另行奏定章程。至于票运不行之地，或由官运，或议招商，就应察看情形，核实办理。总之创办之初，首重缉私以疏通票引，痛革浮费以缓解商困，核减卖价以对抗邻私，严查煎数以杜绝影射，舍此四者，别无良策。据兼署盐运使苏式敬请先行具奏前来。臣查两浙盐务，自遭兵燹，商人流离，各口岸销量，疲敝已极，若不暂议变通办理，必致无可挽救。合无仰乞恩施，俯准将杭嘉绍松四所，一律改行票运，如果试办有效，再行酌定具奏，请旨遵行。除咨明吏部户部，将应颁额引，暂缓饬发，请将运司以至府厅州县督销经销处分，暂免核计考成外，合将试办票运大略情形，恭敬地写成奏折上奏。恳请皇上圣鉴。

两浙纲盐请裁行留局奏疏 同治十一年

杨昌浚

我臣接准部咨，议复御史奇臣奏，请剔除浙东盐政积弊，照先课后盐章程，裁撤府局盐行，饬令商人各就实销自变量认运等因，经

译兵部议准并咨行到臣。臣随即转行核查办理。现据会办纲盐总局的布政使卢定勋、盐运使灵杰会同详细陈述：

命令杭、绍、嘉三所的甲商联名禀报说：接到命令，要求撤销盐局、裁撤盐行，实行先缴税课再运销食盐的措施。他们与各地引商共同商议，一致称：浙江省遭受贼寇蹂躏，旧日盐商四处流散。恢复后，各商生计艰难，无力重整旧业。后来奉命改为票运制，偶尔有一两位商人筹措资金试办，全靠官员招募商人开行，既满足了民众食用，又利于销售。到了同治五、六年，旧商逐渐返回故里。同治八年奉谕令将票运改为纲运，商人们勉强接受，但实际上力量不足。近年来，又因销售不足额，用微薄的利润来赔偿滞销的税课，还担心不够。如果立即遵照命令实行先税后盐，众商固然不能含糊答应，商人们尤其不敢承担此重任。就像现在的章程，税课分先后两次缴纳，每次开纲，仍有推诿，必须甲商再三劝导，才能无误缴清。这些凋敝的情形，大家有目共睹，确实没有半点虚饰。至于各府的局员，多年来巡查缉私、疏通销售，对商人确实大有益处。值此战乱之后，地方官事务繁杂，难以兼顾。众商刚被充任，对当地销售畅滞的情况不熟悉。一旦先裁撤府局，商力更加单薄。先税后盐，就目前的商力和地情而言，确实难以办理。至于盐行不过是经手之责，没有多少出入。既然奉谕裁撤，应当由商人自行设栈发售子店，以符合体恤商艰的本意。然而盐行开设已久，骤然裁撤，难保不与商人产生掣肘，更应倚仗府局来资以弹压。此外催缴税课、办理巡查等事，种种仰赖府局。只有恳请俯念众情，分先后缴纳半额税课，裁撤盐行但保留府局，以免将历年整顿的局面，由商人自己败坏。

据此，臣查两浙盐务，自咸丰初年以来，引盐滞销、税课悬欠，已非一日。等到同治三年省城克复后，无商可招，不得已改为票运，由官府设局，招募商人开行发售。因为票商力量薄弱，规定在未运盐之前，先缴纳半额税课，售出后再补缴半额税课。这是创办的苦心，也是充裕税课的权宜之计。当时引地废弛，商情涣散，虽然想整顿，几乎无法可施。幸而官员设局，疏通销路，考察地情，近数年来，京饷、协饷以及塘工等重要开支，全年收入总在百万串以外。因时变通的方法，也不能说毫无益处。况且今昔情形迥然不同，如果不衡量商力，详审事机，只执守旧章，势必权力全归商人，导致不可收拾。就像江苏的四府一州，前车之鉴不远，可作为警戒。至于浙东各属，自同治九年由票改纲，引额有一定，商名有一定，虽然未完全恢复旧规，但办理已臻周密。如提盐收课，由商人自行经理，不再是过去的票运，一概由府局出纳。现在奉兵部议令，要求照旧章办理，虽是为保全盐政起见，但商人一再陈述力有不逮，势难先税后盐，确实是实情，不得不顺从其请，以缓解商力。仍然保留各府局，不仅对巡查缉私、疏通销售两方面有裨益，而且督催后半额税课银，尤为切要之事。各地盐行，议准裁撤，由商人自行设栈销售，也与盐行无异。而盐行的杂费，终究可以节省。凡称发盐斤、核定价值，全由商人经理，自然没有扣价减斤等弊端。这样一转手之间，与原奏中杜绝弊端、体恤商艰之意，既相符合，而疏通销售、充裕税课，也不至于操纵由人。至于各府局，除广信两属专办盐务外，其余皆由厘局兼办，可裁撤的不多。

译这次更改章程以后，商人用白银缴纳盐税，本来没有银钱兑换的事情。盐行既然撤销，管理都由商人负责。如果遇到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不顾行业规矩废弛，销售数量短缺，恐怕每斤加价弊端，不在于盐行，反而在于纲商。这尤其不是暂时保留府局就近稽查，不足以显示约束的。应当请求顺应商人的情况，裁撤盐行保留盐局，使商人有管理的责任，官员有监察的任务，通力合作，互相考核。仍然在各属官员中认真遴选，对该局的用款加意严格删减，以节省浪费。再将厘定盐税数额的案件，斟酌增减，再办理两三年。果真能逐渐形成规范，官员既无事查察，商人也无从推诿，然后先收税再卖盐，事事归商人办理，撤除官员撤销盐局，以恢复旧制，而避免中途败坏。这两三年中，如金严腹地，口岸本来小，认额较轻，如果有结实可靠的商人，情愿包认，仍可依次办理。如绍兴的诸义浦，杭州的临富新于昌等县，也都是纲盐，而归商人认办。只在事机有济，决不拘泥成案等情况，会衔详请核奏前来。臣查两浙收复以后，不仅旧商窘迫匮乏，即使新商也很少有殷实富足的。所以改行票盐之初，议定收取半数盐税，又因为创办伊始，不得不由官府管理，兼收后半数的盐税。其中只有徽州、广信两局，地处隔省，专司盐务。其余各府，都由厘局兼办。等到整顿纲盐之际，沿用票盐章程，迄今八九年来，商民相安无事。现在想要立刻责令先收税再卖盐，商力实在达不到。况且盐行既然裁撤，领运完税，无不责之于商人。如果更撤销盐局，没有官员过问，权力全归商人，滞销误税，夹带重运，难保一定没有。查核该司等所详，均系实在情形。所有两浙办理纲盐，相应恳请恩准暂时保留盐局以资稽查，仍照现行定章，先收半数盐税以体恤商力。从前所设盐行，一概裁撤，由商人办理，以符合原议。除咨明户部查照外，理合恭折覆奏。伏乞圣鉴训示。

给鹿春如观察论票盐书 庚戌二月

汤成烈

前任徐云门大使奉制台委派查办闽浙盐私，计谋通变。私下思考两省盐务败坏，不是从近年开始的。现在处于官商交困之时，有积重难返之势。推究其根源，大概有几点。一是税重而商本亏损。税并没有加重，银价日益昂贵，盐卖给百姓的是铜钱，税交给官府的是白银。以现在和过去相比，税没有增加，而暗中缴纳的却加倍，以致商本日益亏损，则不得不请求加重引税，并搀杂杂质卖给百姓，又减轻分量。百姓既苦于官盐昂贵，又苦于似盐非盐的东西混杂其中，常担心吃不到咸味。遇到私盐，价贱斤足而货好，买的人无不争先恐后。所以引盐越滞销，商人越亏损。然而以情理推测，官府和商人担忧私盐充斥，而百姓反而担忧私盐少。所以想要挽救弊端，不如让疲乏的商人听任其退出，而将缴纳盐税的责任归于百姓。二是丁力匮乏而场盐日益减少。福建多晒盐，浙江多煎盐。晒盐则不需要柴薪费用，适宜日益兴旺。而浙江盐场的丁类大多贫苦，买柴薪没有钱，盐场荒废，煎盐日益减少，官税逐渐空虚，百姓食用不足，则晒盐浸灌，源源而来。年复一年，其途径日益广泛。开始由陆路负贩，后来由海而江而溪，船只成队。青田关纵然有委员，不能不麻木不仁，而束手坐视私盐通过，又不据情上禀，设法通筹，只是恋恋于数千差费而已。所以想要挽救弊端，必须使盐丁富裕，而后晒私不侵。三是人口繁多而贫民借此谋生。温州、处州两郡贫民，不下七八万。土地没有可耕之田，人没有可作之业，只靠捆运挑负，借此养活一家。这些都是安分良民，不敢为匪犯法。天生此盐，本以养民。百姓借此盐，得以自食。如果顺从商人的情面，尽夺民食以畅官引，势既有所不能，情亦有所不可。销引未见其效，事端必致丛生。当此经费支绌之时，何可顾目前之乏，而贻他日之患，增额外之防，而费公家之帑哉。所以想要挽救弊端，不如化私为官，而使贫民皆衣食于官。是想要杜绝私盐而挽救弊端，非力行票盐不可。私下认为票盐之法，似乎不便于商人罢了。于国家便于纳课，于百姓便于谋生。可使远近皆通，地无遗利，并无所不便于商人。只是开始之际，众口訾议，若无坚定之力，主持于上，很少有不被中途阻挠的。大概有依赖盐商以养命，恐法变而己无生活，遂愚弄商人以上控者，此在缙绅中有之。有见行票盐利，而己不得分肥，遂借风影以进间者，此文员中有之。有得受私规，因改法而出息顿裁，遂从中阻梗以扰害者，此武弁中有之。此皆罔顾国计民

译裨益。可惜他们垄断专利、自我封闭。因此中受谗言而被议论。盐票既已停止，而私盐的渗透灌溉依然如故。金属远至兰溪、金武、永汤，遍地皆是。衢州所属的西龙江、常山，由近及远，都属绍兴商人的引地。于是绍兴商人并不担忧私盐充斥，只担忧改法会损害商人利益。法令尚未施行，就急忙反向控告。绍兴商人未必人人都愚笨，实在是因为那些依靠商人养活的人，在中间挑拨，与官府作对。必须恳切地晓谕他们：盐票实行，则界限既已清晰，金衢引地不得越界，自然可以畅销。缉私也有门路。相比私贩横行无忌，在金衢两地，成千上万，日夜络绎不绝，缉捕既兵力不足，防堵则经费无措。久而久之，越私、台私又将侵犯引地，谁得谁失，必定能分辨清楚。这对商人并没有不便之处。所不利的，是三五位缙绅，衣食依靠绍兴商人，恐怕停止他们的俸禄，妄加诋毁议论罢了。

译如果票盐兴旺而引盐衰败，国家的税收定额是固定的，不妨从这边抽取来补充那边。就像淮北协济淮南那样，有先例可以援引，无需顾虑。使盐丁富裕的方法，在于煎制的盐能迅速售出。如果确实按起征课税，发给盐票任由百姓贩卖，销售必定迅速，薪柴和资金的来源就有了依靠，盐场每天煎熬的盐增多，贫苦盐丁实际得到的润泽不少。晒盐利润微薄，自然不会越境贩卖私盐。福建的私盐不进入浙江倒灌温州盐，而仅仅旁及处州，那么瓯、建等处的官运闽盐，自然可以畅销，金衢引地也就没有侵越的担忧了。刘太守行盐时，将上下的利益都归于一己，所以怨恨诽谤深重，防范缉查多而费用繁杂。譬如平阳、瑞安、乐清等协营员，莫不各有私规，由来已久，各武官也借此弥补开支。实行票盐后，每人持一票，私盐都变成官盐，无需缴纳费用，武官的额外收入大减，生计无聊，必定想着生事败坏而后止。现在不如详细询问各营员，每年私规有多少，无需隐瞒，不准滥开，按数额给予，名为巡防公费，不剥夺他们的利益，较之私下收受更显光明。如果有天良，必定能认真巡防；即使是懒惰懈怠的官员，也断不会出来阻挠。捆运负贩的贫民，仍然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对官府来说，无需另外招募丁夫；对百姓来说，仍能自食其力。潜移默化，民心自然顺服。温州、处州各商有资本的，也可以听任他们改引为票，不必票引兼行，作为调停之说。事情归于统一，职责有专门掌管。从此私盐化为官盐，枭雄化为良民，盐丁劳力舒缓而百姓粮食充裕，国家税收完成而缉查费用节省。愚昧之见，是否得当？因为徐大使与浙江委员汇同禀报，未能畅所欲言，谨此恭敬陈述。

福建盐法议略

王守基

福建只有汀州一府是粤盐口岸，其余都食用闽盐。当初本是商人承办，仅征收盐课银七万六千九百余两。到雍正元年，经督臣满保查出盐官收受陋规银八万余两，归入正项，这是正课十五万九千余两的开始。将盐官、盐商裁撤，各盐场委派官员监管，按担抽税。靠近盐场的地方，每担抽钱一百五十文，按九折兑换银一钱六分六厘六毫，以一钱五分作为正课，以一分六厘六毫作为钱水。远离盐场的地方，抽税加重，多收钱二三十文或四五十文不等，名为长价。长价与钱水都用来供给委派官员人役的薪水。改章伊始，抽税尚旺，每年除报正课外，常盈余银十二三万至十七八万不等。实行日久，弊端丛生。到乾隆七年，经总督那苏图奏明，重新设立盐官，招募商人认办，将盈余银两，酌情核定定额，作为溢课，这是溢课十四万余两的开始。一正一溢，户部按银额颁发引目。每年发给正额引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道，盈余引四十万一千四百二十三道。商人领引运盐，分东、西、南三路。福宁一府、建宁的松溪、政和两县、福州的罗源、古田、屏南三县，在省会城东北的为东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在省会城西北的为西路；福州的闽县、侯官等县及兴化、泉州、漳州三府、永春、龙岩二直隶州，在省会城西南的为南路。东、南两路，称为担引，每引载盐一百斤，征课银一钱五分。只有漳州属的龙溪、南靖、海澄、长泰、平和及龙岩、漳平、宁洋八州县，每引征课银二钱三分二厘。至于东路所行的细盐，每引征课银七分五厘。西路称为篷引，篷引即船。西路地处上游，只有建水一溪，逆流而上，滩高路狭，都用小船挽运，因此得名。每引载盐六百七十斤，征课银二两八钱三分三厘零。三路由西路为大宗，西路又以邵武府的光泽、建宁两县为精华。全省课额三十万两，而西路三府应完二十五万两有余，二十五万之中，光泽、建宁两县应完十六万两有余，两县额大课重，实居全省之半。福建盐务，所以最重视光建帮。课税既已定额，将长价、钱水两项裁去浮滥，编入额征。每年征长价银二万零六百五十九两，征钱水银九千零八十五两。此外尚有应征盐规、引费及额外盈余等名目。盐规者，各州县所收商人规礼。乾隆十年，经总督马尔泰奏明年定盐规，内酌留津贴州县办公、拨补委员薪水，外余银充公，每年征银四千九百二十两。引费者，即户部刷办盐引的纸朱银，每引三厘，共征银三千一百六十六两零。额外盈余者，各处报完正、溢两课后，多销盐斤，照则纳课，年无定额。只有古田、罗源、漳浦、惠安等县，报完银八百八十一两零，台湾府约完银一万余两。统计闽盐正、溢、杂课共银三十四万七千七百余两，而坵折、帑息不与焉。坵折即课税，盐田所纳钱粮，谓之盐折；埕〇所纳钱粮

译这叫做盐坵。福建省靠近海边的县共有十一个。统辖煎煮和晾晒盐的盐场共有十六个。在福清县的叫做福清场、江阴场、福兴场。在莆田县的叫做莆田场、下里场、前江场。在晋江县的叫做浔美场。在同安县的叫做浯州场、祥丰场。在南安县的叫做莲河场。在诏安县的叫做诏安场。在惠安县的叫做惠安场。在漳浦县的叫做漳浦场。凡是这八个县所管辖的盐场，都是晾晒卤水制成盐，并且延伸到东南沿海的地区。

译此外，如宁德县的漳湾场、罗源县的鉴江场、霞浦县的管场，其地势逐渐倾斜直至极东。那里的盐都是煮海水制成的，形态质地较为细腻，所以称为细盐场。以上十六个盐场，都设有场官主管。台湾府还有五个盐场，在嘉义县的有洲南场、洲北场、濑东场，在凤山县的有濑南场，在台湾县的有濑北场。这些盐都是晒制而成的。其地点在福建省的东南，孤悬于海外，所以盐场没有场官。各晒盐丁自行设立头目，按年轮流值班，名叫甲头。商人办理盐务，不领取盐引。他们的盐只营销本府及噶玛兰一厅。盐税虽然在定额征收之内，也不解送盐库，就近抵充台湾的军饷。一切盐务，由台湾府经理。晒盐的场地，有盐坵、盐埕、盐坎、盐〇的区别。用土筑成堤埂，四周环绕修筑，名叫盐埕。将盐埕截断成为盐坎，将盐坎曲折成为盐坵。名称虽然不同，但实质相同，都是晒盐的池子，只是因地形不同而制度各异罢了。至于盐〇，则是挖空土地成为坑穴，下面承接溜池。选择咸卤之地，刮取白霜，填入盐〇中，浇水淋洗，渗入溜池后再淋洗，卤水即可使用。舀入盐埕、盐坎，日晒成盐。煎盐的方法，在旁边筑土为斛畎以盛卤水，连接竹管，注入旋盘，像沟渠水流一样。旋盘用竹篾编织，涂上牡蛎灰，从旋盘注入釜中。釜上也用竹篾编织成釜墙，周围环绕，用牡蛎灰加固，旨在使其容纳更多的卤水。《海物异名记》说：“编竹为盆，熬波出素。”《南越志》所说的“织篾为鼎，和以牡蛎”，就是指这种情况。那煎盐的三个盐场，与台湾的五个盐场，都没有盐税。只有晒盐的十三个盐场，征收盐坵折银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六两有余，专款解送户部。莆田县应征贝〇皮引银五百三十七两一钱。贝〇皮引，是指丁户本应办理盐务以供商人支取，那些远离海滨、不熟悉办盐的人，折成银两交给商人另行买盐。后来商人裁撤，此款本已豁免。其后滨海住户，情愿完纳以充公项，想必是因为当地还可以产盐。至于帑息，只有晒盐帑本银十三万两，不征收息银。其余款项繁多，共帑本银八十余万两，每年征收息银九万余两。以闽盐三十六万两的正杂课银计算，帑息几乎达到十万两。商人的疲乏，多源于此。现在抽收厘课银四十余万两，有人说是比从前增加了，其实还是当年的定额征收数目罢了。运输盐的掣验，以三个关隘为关键。海运场盐进入省港的，由浦下关掣验；前往泉州府的，由南水关掣验；前往漳州府的，由石玛关掣验。都设有大使主管。至于西路盐船经过浦下关后，所经过的西河水口、延平、建宁等关，都有盘查检验。而水口一关，是东西路的分界，稽查尤其严格。这是福建盐务的成法，可以说详细且完备了。无奈日久废弛，因法滋弊。如发放帑本以养育，原本是为了防止他们卖私盐，久了则一半归于无着落。发放帑本借给商人，原本是为了宽裕他们的营运，久了则空赔利息。场官不过问煎晒，弁丁甚至庇护私盐。南路各帮，多邻近盐场，私盐充斥。商人不能运输，就改为官办，又称为县澳帮。县澳，是指将盐务归州县办理。而闽清县所属有壶江一个澳，大概是海岛上村落。于是闽盐就分为官帮和商帮。官帮滞销，就归于西商匀代。只有县澳课税轻，西路课税重。商帮既然运输课税轻的盐，户部就商议提升西路的课税。课税重利润微薄，商销也滞缓。一个商人倒闭歇业，就责令众商代运。一年欠课，就责令分年带完。负累愈重，商力愈不能支撑。盐商成为危途，于是流行为签商之举。签商，就是举报富户充当盐商。每签一个商人，地方官选择殷实之家，肆意勒索。溪壑既盈，然后以一两户塞责。盐务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当时少司农王雁汀，是福建人，深知其弊，于是奏请捐免充商。上户捐银三万兩，中户捐银二万兩，给予山东司员外主事职衔，永远免充盐商。然而捐资的人也寥寥无几。河东捐免充商的案例，就源于此。西路倒悬篷额，无商接充，经总督奏明捐输运本银十八万兩，委派官员代办，名为官运。起初还稍有盈余，后来则一半落入私囊。积至咸丰年间，闽省军务渐起，不但官商两帮，欠课累累，即西路的官运者，也被匪徒焚抢，失去本银三万余兩。而下游一带，明目张胆持械拒捕的枭贩，乘间窃发，闽省盐务遂不可问矣。至同治四年，闽疆肃清，盐务大可整顿。但历年积欠，至一百数十万兩，且二三两年正溢课银全未报完。若不划分界限，一切难于措手。这是恪靖伯所以有奏请改票之议的原因。先为解除其逋累，将新旧欠款，全行豁免。更为删减其冗费，将上下陋规，严行禁除。以盐道的票，代替部颁的引。西路旧有商运者，以引商改为票商。县澳原归

译官办的盐务，以户作为贩户。“户”即是“馆伴”的别名。州县办理盐务，势难亲身经营管理，都包给馆伴承办，福建话称之为“户”罢了。至于各路的课税额度轻重，全都依照旧规，裁去杂税的名目，只缴纳正课银一两，加耗银一钱，另外抽取厘银五钱。课税和耗银在领取盐票时缴纳，厘银则在销售地区设卡征收。现在西路课税较重的地方，改为抽取厘银四钱。只有浦南、莆田、永德、田南各帮，仍归官办。台湾一府，照旧实行运销，仅按新章抽取厘银。其余一律改为票盐运销。调拨军队船只以杜绝私盐贩子，设立官办盐行以代替总商。第一年任期届满，上报征收课税和厘银四十多万两，另外征收旧盐课等项银十九万多两，奏请定为常制。户部便将四十万两定为正课，将十九万多两作为余课。但所谓的余课，大多是第二、第三年商人已运销的盐应缴纳的课银，以后缴清后，就没有余课了。所以第二年任期届满，仅上报征收余课银三万多两。然而正课征收达到四十六万多两，这与当初每年结清款项的数额恰好相符。以后就全部归为票盐运销，大约所征收的数额，也不过是这个数了。各省盐务衰败，都因为积弊过重，不只是福建一省如此。一旦免除这些积弊，这是向来没有过的宽大举措。这就像病人去除了沉疴，即使不进行更大的改革，也可以大有起色。何况抽取耗银和厘银，比起应当缴纳的杂税和帑息数额，只有减少没有增加。这就是政令之所以能顺利推行的原因。如果能够不懈怠地执行，应当成为几十年的利益。只是废除部引不再使用，这也是所谓千虑一失的地方了。

译沥陈闽鹾积弊请试行票运疏 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

我私下查考福建盐税。自清初制定制度。每年仅征收银八万五千余两。雍正元年。各盐场委派官员监管。地方官员随处设立关卡。委派人员收税。先缴清税款而后发给凭证。听任其配运售卖。到乾隆七年。奏定盈余银十四万一千余两。比起原额增加了一倍多。后来改为由商人办理。划定地区分别销售。即以当年所收的税银。作为盐引的额度。这一制度一变。商人的额外费用便增加了。盐的销售渠道便狭窄了。后来的人为了弥补偏差、挽救弊端。朝令夕改。于是分为官帮、商帮、县澳。官销的盐引滞销。就责令各商人代为销售。旧商人欠下公款。就勒令新商人分摊弥补。等到道光年间。一变改为签商。再变改为试办。三变改为官运。而盐法的败坏到了极点。就西路商帮来说。一个商人倒闭。分派给各商人代为缴纳课税。课税额度越多。成本越重。又加上规费的勒索。流转公款的利息。海路溪流的险阻。亏损消耗。不出几年资产就荡然无存。倒闭相继发生。这是商帮的积弊。商帮倒闭。盐引额度无人认领配运。就又改为官运。试办之初。销路尚觉疏通。等到后来官员将其视为利源。开销挪借垫款。虚报抵充搪塞。办理运输的人扣费装入私囊。督销的人卖私盐以获取盈余。比起课税额度相差太大。就捏造失水、抢毁等情况。上下分肥。弊端百出。于是导致所领的成本。逐渐消磨殆尽。这是官运的积弊。县澳各帮。距离盐场较近。收买私盐、贩卖私盐。习以为常。起初地方官员姑且隐忍。久而久之官威渐衰。私枭渐盛。于是在埕私、场私、包私、船私、帮私、引私之外。又有纠集党羽、手持器械、明目张胆的担私。与官府争利。与商人作对。到处皆是。无从捕治。这是县澳的积弊。福、兴、漳、泉各府二十一厅县。称为官帮。向来都归县征收。无论已征未征、存留与否。均应按日计算。责令完纳课税。久已定为章程。奈何州县畏惧困难、苟且偷安。任人包办。名曰“户”。“户”者。即馆办的别名也。其中因地方民情刁蛮。不足以征收解送的也有。而获得盈余的。实际上也不少。于是因为甲年所收的钱。必须等到乙年奏销。就相继以二三分抵兑藩库军需。冒销无处着落的款项。避免革职处分。其余则全部饱入私囊。据为己有。虽然历任盐道严厉札文频繁催促。但抗延不交。竟成积习。这是官帮的积弊。各场员有督晒配运的责任。有缉私修坎的责任。现在因为场署大半不存在。官坎无法查考。于是就不驻场管理。借住在省城。遇到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就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买藉以图利。以致埕坎全废。遍地都是私盐。滨海愚民。久不知场员是什么官。配盐是什么事。肆无忌惮。纠集众人横行。这是场务的积弊。盐是天地自然之利。总计闽省全年财赋。以四分计算。盐占其一。利益所在。弊端就丛生。虽然军兴十余年。闽省遭受祸患较其他省为轻。闽省盐课较其他省为少。但积弊相沿。竟至日甚一日。整个盐政不可复问。这是我们急于筹划变通方法的原因。咸丰元年。户部奏称闽省商疲引滞。请饬令在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两条中。详细妥善筹划。选择一条可行的策略。另议章程。据实具奏。已奉旨允准。后来因上下游军务繁兴。未能查办奏覆。到咸丰三年。又据御史蔡征藩条陈闽盐务。请恢复收税旧章。按照现商完课数目改收盐场税一折。又奉旨下详细妥善商议。切实陈述。后经前后督抚臣奏请将续倒悬额的七百五十余篷。试行招贩办运。实行不久。成效无闻。

我私下认为两淮改票的案件。在承平之时。一经变通。课税额度较旺。即近年皖浙被兵之后。商人散尽、百姓穷困。举行票运。厘金课税并抽。也还有助于军饷。闽省僻在海隅。山水险阻。虽然不是商贾辐辏之地。但各属地方。被扰较轻。西路各帮。旧商人还在。其中官帮户。藉此营运的。又复不少。如果能改行票运。仿照皖浙办法。厘金课税并抽。其余冗费。一概裁革。并饬令各场员驻场督配。各府州县分别设立局卡。重抽私贩。开设官行。均匀配销数量。下游滨海一带产盐地方。酌情拨派师船梭巡。以杜绝担私、船私偷漏。或许可以稍事补救。据福建盐法道吴大廷禀拟条款请求上奏前来。我们查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整个盐政受病。也不止一端。该道所禀。洞悉弊端根源。计只有改行票运。厘金课税并抽。庶可借此图谋整饬。除现定条款。刚议试行。尚有未尽事宜。批饬随时妥善筹划禀办外。合无仰恳天恩。俯念闽省盐政疲坏。准予改行票运。试办一年内。容臣督令该

译道路修筑完毕，征派劳役也全部解除。免除按分数考核政绩的规定，以便能够集中精力筹划整顿。观察一年期限届满后，如果推行确有成效，再另行上奏请求，将其定为常例。我们共同起草奏折恭敬呈报，恳请皇上审阅，并命令相关部门核查批复后施行。

译闽省盐帮衰败疲弱，已近百年。主管盐务的官员，设法挽救，不外乎缓征和借给官本两策。究其实，缓征只是顾及考核政绩，而附带征收的款项往往多有拖欠；借给官本难免有折扣，而官本数额仍然虚悬无着。名义上是设法挽救，实际上却是暗中肆意侵吞欺诈。像这样却想增加赋税、便利商人，好比倒退着行走却想前进一样。闽省商人的资本虽然微薄，但只要能完纳课税、办理运输，又何尝不能获得微利？无奈终年经营，一半耗费于陋规的需索，一半迫于官本利息的虚挂。商人的财力有限，怎能经受这层层盘剥，而不致相继倒闭呢？

上年试行票运，臣等即督同该盐道吴大廷仔细稽查，裁革陋规，每年约节省八万余金。所以改为票运以来，课税和厘金一并征收，征收额比以前加重，而数十年来疲敝的商贩，尚能勉强应付，踊跃缴纳。现在试办一年期满，将要奏请实行票运，定为常法，而对于虚挂的官本利息，仍然追究，不仅不利于商人，实际上也无益于事。

追溯查考各款官本利息，始于雍正年间，至今一百几十年。当初领取官本时，虽然难免有折扣，但还有现领的银子可以周转，而且完纳利息仅止一分，不觉得是负担。等到原商倒闭，辗转流移交接，现在办理盐务的商人，未必都是当初领取官本的商人，而积欠的官本利息，无不盈千累万。商人既然已经倒闭，哪里还会有盈千累万的现银，来交完欠息呢？他们所存的抵偿物，无非是仓馆器具以及未运的陈旧盐引，甚至有连仓馆器具和陈旧盐引都没有的。新商接手办理，不得不隐忍认赔。即使主管盐务的官员，也明知虚挂的官本利息，断难如数催征，但既然无法从倒闭歇业的旧商那里取偿，不得不转嫁负担给接手办理的新商。新商既然不得不认完，就不得不挪用正课。所以官本利息未见收足，而正课反而因此大大短缺。连年短征，数额多达四百万两，造成弊端的缘由，这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未改票运以前，还可以执运陈旧盐引，希冀夹带偷漏，而且可以停引不领，将二三年所得的钱，缴纳元二年应完的款项，而奏销仍然一再展期。如果责成他们缴完官本利息，他们尚且无可藉词推脱。等到改票以后，立即将陈旧盐引截断清理，不准执运，积年影射夹带的弊端，一扫而空。而按额科票，课税和厘金一并征收，计算自从上年五月二十二日设局办起，截至一年期满，已收正杂各款六十万余两，比起历届奏销，征完正溢课带输官本利息等款现银十余万两，已增加三倍之多。今日行票的商人，难道不就是昔日行引的商人吗？为什么过去短缺现在盈余，悬殊如此之大？这是因为改票之时，首先剔除了上下陋规，接着请求免除附带征收，并且又将官本利息项下应拨的款项，设法筹垫，不进行无益的追呼，扰乱他们的心志，所以各商才能专心于课税和厘金。旧累减轻而新赋自然充裕。

在盐厘方面看到正课有余，只要能使国库储备充裕，即使官本利息暂时不收足，也可以作为以盈余弥补短缺的计策。在试运方面看到票运章程已经见效，然而如果不稍减积累，那么商情难以持久，仍然多有顾此失彼的忧虑。臣等反复筹商，如果不将官本利息银两分别缓免，实在不足以舒缓商力而顾及课税和厘金。恳请仰求天恩，俯念商困未苏，力难兼顾，准将軍标马价盘费、钦工、普育、鳌峰等六款官本利息，历年官商欠完银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余兩，一概予以豁免。并请将年额息银一万四千八十九兩零，遇闰加增银一千一百七十四兩零，一概停止。只有军马盘三息，苦累虽较其他款项为巨，且有关旗库支款，难容全废，应请量减三分之一。此外，钦工为支造战船之需，普育则孤贫赖以养赡，鳌峰则人才藉以作育，准理度情，均难偏废。拟请按照每年支解实銀数目，在于盐厘项下提解支给，于奏销时造册咨送查核。

至于各项官本，未便置之不论。请俟商力稍舒，察看情形，援照风灾养之案，责令各商完息作本，陆续归还原款。其风灾养二款，经前督臣庆端于咸丰九年十二月间奏请，停息五年之后，完息作本，扣至同治二年底止，五年限满，三年即应启征。迄今屡加催追，并无完缴，皆因商力未舒，难以兼顾。请再展限五年，照案饬令完息作本。像这样量为变通，可以体恤商艰，可以顾及票运，而年额官本利息，较有着落。比起连年追缴，徒为商累，而于库款仍无丝毫之益者，这固然是于分别减免之中，转得实际矣。

广东产盐三十五场，共征场课银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一兩零。广州府属为东莞场、归靖场、香山场、海矬场。只有东莞兼产生熟盐，其他三场专产熟盐。惠州府属为淡水场、碧甲栅、大洲场、白场。

译白沙栅、石桥场、海甲栅、小靖场，以及潮州府所属的招收场、河西栅、隆井场、惠来栅、东界场、海山隆澳场、小江场，都出产生盐。肇庆府所属的双恩场、东平场，高州府所属的电茂场、博茂场、茂晖场、丹兜场，雷州府所属的武郎场、蚕村调楼场、新兴场，琼州府所属的大小感恩场、临川场、博顿兰馨场、三村马袅场、新安场、陈村乐会场，都出产熟盐。凡是称为“栅”的，都是从大场中分出来的。场由场官主管，栅则委派官员管理。只有琼州府所属的各场，四面环海，土地出产的盐，都由盐丁自行煎煮、自行售卖，并不配给盐引征收盐税，也不设置官员，场的课税归州县征收解送，只是加以羁縻控制罢了。

各场靠近海边，都是沙田。收取沙土晒制卤水，专门以海潮涨落为期限。潮汐与月亮的盈亏有关，每月只有初一和十六两次大潮。平时将沙田耙松，在旁边挖掘成沟渠。等到潮水到来，引水入沟，灌溉沙田，浸泡晒制三四天，将水放出，沙土再次翻松，经风吹日晒干燥后，就析出盐花。一旦遇到下雨，浸泡晒制都无法成功。天落水，是广东人对雨的说法。所以阴雨过多，盐场就会减产。

盐花凝结后，将沙土收起，装入容器中。这种容器有的用木头制作，有的用土筑成，底部都编有竹筛，以便通气让卤水下注，仍然浇灌潮水淋洗，就制成卤水，可以煎煮或晒盐。晒盐，则是将卤水舀入池中，暴晒成盐。池子用石头铺砌，非常精细洁净。大抵夏秋季节干燥，一天可以收获一次；春冬季节温和，需要三四天收获一次。煎盐，则有竹锅和铁锅的区别。铁锅不能做得很大，一套锅架三口，连通火气，使之同时燃烧，煎煮才迅速。竹锅大的周围有一丈多，小的也有六七尺，用竹篾编成，涂上牡蛎壳，另用几根铁条支撑，使其骨架挺立。受火的地方，用白蚬壳灰涂抹五六分厚，就能耐火，不至于烧毁。大概是因为蚬壳吸收了水的精华的缘故吧。将卤水装入锅中，加柴烧煮，大约五六小时即可成盐。等到盐快要制成时，有的点用麻仁，有的点用米粉，各场不同。这与淮南煎盐使用皂角的方法相同。然而物性也因地区而异。

关于销售区域，广东、广西两省，福建的汀州一府，江西的南安、赣州二府，宁都一直隶州，湖南的桂阳、郴州二直隶州，贵州黎平所属的古州一州，从前划定的盐引销售地，至今没有改变。配运方面，除了琼州、雷州两属产盐不多，仅供本地销售外，靠近省河各场的产盐，由运司管理，艚船发给旗程（程即船照），写明运输某场盐共多少包，运往何处，以备沿途盘查。运到东汇关，存入东仓，供商人捆运。靠近潮州、惠州各场的产盐，由运同管理，艚船发给旗程，运到广济桥，存入公仓，供商人捆运。关隘和桥梁上，都设有专官，负责浇洗成色及掣验等事务。各商人自行前往盐场配运，则向运司禀明，运司发给旗程，运到桥关，由官员掣验，分销到各埠。广东人所说的埠，就是商人开设的盐馆。只有高州、廉州二府距离省城遥远，廉州的盐由该府运到石康、中屯二馆供应配运，高州的盐则由商人禀明该府自行前往盐场配运，掣验稽查，由府委派官员管理。在潮州、惠州配盐的，只有潮州一府、汀州一府、南安一府、宁都一直隶州，以及州府下的兴都等八县，共计二十九个埠，其余则统一归省河配运。至于盐引的税额，比以前增加了几倍。

清初广东盐，实行大引四万二千六百七十道，每引载盐二千一百斤，征收课饷银二两八九钱或三两五分不等，共征收饷银十二万余两。

译随后，南路各属地因逼近淮河岸边，将一万五千一百道盐引，改按淮盐惯例行盐；其余二万七千五百七十道盐引，仍行大引。到康熙三十一年，经盐政奏明，将一引剖分为十引，每引行盐二百一十斤。又因取消了“割没”名目，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割没”是指商人运盐时，掣出多余斤两，将盐没收，仍按律定罪。后来知道这有名无实，所以明确规定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加征课银二钱五分。这是从两淮开始的。广东则比照两浙上则的惯例，加银一钱。这就是广东盐引每引行盐二百三十五斤的由来。

随后，因连州、乐昌、仁化三个埠头畅销，增加盐引一千道，增征饷银五千六十一两零。康熙三十二年，将海潮、揭等七县菜盐的饷银五千三十两零，加配盐引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一道；广济桥盐饷银四万五千二百四十二零，加配盐引十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道。又因高、雷、廉三府当初行盐时，原本没有引额，加配盐引八千一百八十二道。又因连山等九个埠头增加盐引三千二十道，增征饷银一千三百六十七两零。又因沿海各地网鱼，增加渔引八千七百道，每引征饷银一钱五分；归善、阳江两个埠头，增加渔引一千八百五十道。

当初，盐政因盐场盐产旺盛，曾经奏请每引加盐七十斤，加饷银一钱五分。户部认为银数太少，驳令增加。随后因商人坚称困苦劳累，情愿加课，不愿行盐，所以到康熙三十五年，将通纲应加的盐斤，另配新引十二万七千六百三十四道，增征饷银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一两零；将渔引应加的盐斤，另配渔引五千七百十二道，增征饷银八百五十六两零。康熙三十六年，因永安县向来没有引额，加配盐引一百二十道，每引征饷银二钱五分零。又因台山、隆澳地方有盐场产盐，导致私盐贩卖，经商人认办，增加渔引三百道，征饷银四十五两。

到乾隆二十四年，钦差户部侍郎吉庆查办，认为在成东正引之外，运销余盐，征收羡银，款目繁多，容易混淆，将余盐改配盐引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五道，增征饷银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两零。其中征饷的科则，每引少则二钱五分零，多则九钱数分零不等。只有广西桂林迤西各府属征银一两二钱多。南路各属地每引载盐二百六十四斤，在征饷之外，加征篓税余费，但也只是一两之数。总计广东盐，实际销引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七十八道，征饷课银五十七万六千六百一十八两零。其中广东销引四十四万八千零八道，饷银二十七万七千八百九十两多；广西销引十三万八百五十九道，饷银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七两多；汀州府销引七万八千二百五十二道，饷银四万六千七百九十五两多；桂、郴二直隶州销引六万四千五百三十六道，饷银六万四千一百五两多；古州销引五千九百六十六道，饷银三千九百四十两多。现在广东每年领引八十一万道，这是包含了余引在内的。

至于历来的办法，则动用国库资金收盐、改纲、改所等，屡次变更。康熙初年，广东商人是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弊端百出。随后将排商的费用一万一千余两，归入正课，举报殷实之户充为长商。但有场商和埠商之分：场商出资收盐，埠商运盐营销。只是场商资本微薄，各户所产的盐斤不能尽数收买，导致盐场多卖私盐。

康熙五十七年，裁去场商，由运库先后筹出帑本银三十六万余两，分交场员，各户所产盐，颗粒都由官府收买。官府置办艚船二百七十余号，发给水脚，运回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在关、在桥配盐，按包缴纳盐价。除去成本和水脚，获有盈余，名为场羡，每年约四五万两。广东盐出场，规定一百五十斤为一包。春夏每包加盐十五斤，生盐以四斤作卤耗，熟盐以五斤作卤耗；秋冬每包加盐十三斤，生盐以三斤作卤耗。剩余的盐斤，称为子盐，发给商人运销，获羡解送户部，名为子盐京羡，每年约二万八千两。至于配引之外，多收余盐，发给商行运，名为余盐羡银。随后余盐改引，将余羡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两多，归入饷额。广东盐办理羡银，即从此开始。这就是所谓的“发帑收盐”。

埠商运盐，多是先盐后价，且向来不是殷实之家，行之日久，积欠累累，导致先前发放的帑本，全部悬宕无着。倒台革除的各商，多达五十余个埠头。推究其根源，是因为广东商人多是土著，很少懂得行盐之道。每当充任新商，众商视其为弱肉可食，互相盘剥，不出几年就败落。到乾隆五十四年，经总督另筹办法，除潮桥二十九埠课饷

译除了清理完毕、无需再作变更之外，将省河的一百五十个盐埠合并为一个整体。劝谕富商，共同凑集捐银一百四十万两。首先将先前发放的帑本银三十六万余两，如数提取上缴国库，永远不再动用。其余款项交存运库，作为盐业资本。在出资的商人中，挑选十位老成练达的人，总负责经营管理。在省城设立总局，又按照四面盐埠汇聚的地方，分别设立东、西、南、北、中、平六个盐柜。中柜设在水三，北柜设在韶州，东柜设在小淡水厂，西柜设在梧州，南柜设在海口录镇，平柜设在平江口。各盐埠根据就近原则，分别隶属于这六个盐柜。官府配置的运盐船，也交由总商管理。凡是各盐场生产的盐，都由总商领取盐本，运回省河，收存在河南金家的两个仓库中，再分运到各盐柜。盐埠商人向各盐柜购买运输，都必须先交纳盐价和赋税，然后才发放盐，不准丝毫拖欠。各盐柜销售盐的数量多少，由总商每月上报给运司稽查。至于容易走私的地方，如虎门、紫泥厂、桅甲门、焦门四处，命令总商设立巡船，招募巡丁，协同守口的官员查缉。原来设立的三水、韶州两处盘查盐船的关卡，全部裁撤。被革除的各商人未折抵的积欠盐引，命令总商代为折抵运输，以完成赋税。没有着落的帑息，命令总商捆运余盐，以弥补积欠。凡是所有应当完成的赋税和羡余，都责成这十人承担，而散商不参与。这就是所谓的“改埠归纲”。

总商虽然负责经营管理，但每个人并没有固定的应销盐埠，未免又视盐埠商人为两回事。原议盐埠商人向盐柜买盐，本来有定价，后来因为用度浩繁，每包多收辛工银一钱五分，借口弥补帑息。每年不问正引是否折抵完毕，贪图销售余盐，反而阻碍了正引的销售。地方官发放的二百七十多只运盐船，任其损坏，并不及时修理。盐埠商人销售盐，仍然是自行雇船，去盐场装运。而且赋税、捐输、应酬，都是总商的责任。每当有疲弱的盐埠拖欠赋税，以及捐输筹措不及，就用盐本垫付解缴。实行不到十年，虽然正项赋税年年清缴，但盐本却亏空到六十多万之多。虽然经过总商分期限认完，但最终未能依限交纳。后来仍然是盐埠商人按引捐输，历年才弥补清楚。而这十个人，已经有一半去世，家产荡然无存了。所以到了嘉庆十七年，经总督奏明，总商在局中经营管理，徒然增加浪费，毫无益处，裁去总商，就在盐埠商人中的老练者中，选择六人，经营管理六个盐柜的事务。他们各自都有盐埠，自己顾惜自己的资财，不至于滥行开销。仍然规定为三年更换一次，以免其盘踞把持。将省城的总局，改为公所。现在广东领取盐引配运，责成六个盐柜的总商。有盐埠的商人，自己运输自己销售；没有盐埠的商人，另外招揽水客运销。官府不再过问。这就是所谓的“改纲归所”。

译归纲归所以后。收盐虽不发帑，然而所办羡银尚多。粤盐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八斤十二两，嗣又添买余盐一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羡，是为秤头盐羡，约二万七八千两。庆远等五府新辟苗疆土司食盐，并无引额，皆捆运余盐，交邻近各埠带销，是为土司盐羡，约五千余两。海船运盐，户贴补船户耗盐，桥上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羡，约四千余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余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余包，每年各省委员办运，至百色地方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及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千包，皆取之余盐，按包计羡，岁无定额。盖出本收盐，配引之外，常有余盐，藉此办羡，以充外支经费，故额引独无杂课名目，惟正饷百两，加收部饭银一两五钱，平头银三两三钱，每引征纸朱银一分二厘，以为运司养廉及解饷领引之用，此外广东黄江厂、清远厂、遇仙桥、太平桥、光厂等处，盐船经过，每包抽税银六厘，或一分数厘不等，约收税银四千数百两，西省抽税银四万余两，船头银一百四两，其帑本则八旗生息、滇省练本、广西捕费等项，共银七十万余两，每年应完息八万余两。以上各项，从前即历年拖欠，不计其数，自埠地被扰，未尝分厘报完，而正饷亦积欠四十余万焉，惟其奏销稽压四年之久，则其暗中亏饷，亦不下二百数十万两，故盐务奏销为一大关键也。当初奏销，原系甲运乙报，自嘉庆二十三年，因省河捐款过多，奏销展限，省河潮桥遂分为两届奏销，至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潮桥疲滞甚于省河，因而迭次请展，现在同治七年，省河报至同治三年，潮桥报至同治元年，今年潮桥又请展十个月，归并余引饷课在内，计省河奏销引六十万九千一百五十二，征饷银五十一万三千二十九两零，潮桥奏销引二十万五千三百五十八，征饷银十二万九千二百八十九两零，虽勉强报完，然如此递年推展，伊于胡底，似亦当思所以变计矣。粤东广、南、韶、惠、潮、罗、连、嘉五府三州，广西怀集一县，俱产铁斤，铁政亦归盐官管理，凡商人运铁，先报明运司，发给照票，每票以十万九千斤为率，不及十万斤者，听从商便，如告运一万斤，先具单赴运库完纳军饷银三两三，盐饷银四钱，牙税银一两，加饷银六钱，共银五两，又每万斤六十吊，每吊抽银五厘，共银三钱，每万斤余铁二十斤，纳余价银四分二厘，库大使填给库收，缴司发给实收运票，凡运铁一万斤，除完饷外，纳部规银三两四钱，差银七钱，纳铁规银十九两，小礼银一两九钱，皆造入盐务奏销册内，移解藩库，作正开销，其采铁之法，以山木为验，岭南隆寒之时，木叶不落，惟产铁之山，树则早凋，其山亦时流黄水，以是求之，百不失一，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故炉座之多，以佛山为最，至今有商人新开炉座，总督犹专咨达部焉，广东盐铁并志，盖亦祖汉代盐铁论之遗意云尔，谈盐法者，多谓莫善于票，莫不善于商，然军兴以来，广西之乱甚于湖北，淮盐数百万之课，全弃于地，粤盐数十万之课，十得八九，由此观之，商票之利獘较然矣，夫行商滋獘，皆不恤商之故，于商乎何尤，粤商之困敝久矣，如得闽盐办法，释其重累，节其浮费，未有不浡然兴起者也，岂必待改弦而更张哉。

楚省营销粤盐酌议抽税疏 咸丰六年

骆秉章

窃自逆匪窜扰长江，淮运中梗，湖南例食淮盐各州县，民虞淡食，先经前抚臣张亮基具奏，请借拨粤盐接济，嗣因粤省官盐价值昂贵，借引不行，经户部于咸丰三年奏准，此后湖南湖北应仿明王守仁立厂抽税之法，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通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关收税，或将本色抽税，或令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由各省妥议章程权宜办理，此项盐斤既不在本省引地销售，应令减半完交正课，其商支外款，不得丝毫摊派

译因成本较轻。又据户部咨文。湖南的郴州、桂阳等州。向来被广东盐渗透。如果不讲求抽税的方法。盐利归于私贩岂不可惜。据广西巡抚臣劳崇光奏折。在议定抽收盐税章程内称。广东盐前往湖南的要道。应如何设关抽税。应由湖南督抚妥善商议奏报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臣。当时粤匪侵扰及边疆。未能及时筹办。又经户部再次上奏奉谕旨。催促妥善商议章程迅速具奏。臣恭敬遵行查办。据前任署理盐法道裕麟会同布政使文格酌议。盐一包暂抽税钱七百文禀报。由臣饬令候补知府师映垣、候补知县李炽福。前往郴州、宜章两州县。选择要地设卡。试办抽税。正准备起草奏折回复。接到两广总督臣叶名琛咨文。据乐桂埠商禀称。乐桂这一埠头。盐引繁多饷税沉重。全靠湖南引地销售。都是船载。只有私贩则是挑驮走陆路。现在湖南在郴、桂两属设卡。把船载当作私贩。把引地当作越境。这是粤商先缴纳正课。再缴纳课外厘金。成本倍增。难以期望顺利运输。陆路私贩。既无饷税。又免厘金。获利更加丰厚。将看到引地全被私占。粤商常受湖南私盐之苦。断没有将例定界址置之不问的道理。派员来湖南。咨请臣派遣大员会同粤员查看界址。不许郴、桂设卡抽厘等因。当时臣饬令司道会议。如果查实是在广东缴纳课税的官盐。应免抽税。饬令广东委员顾炳章、平翼先行回广东销差。另由湖南查案核办。现在臣检阅前次部议。参考例案。湖南各属。除了郴、桂等十一州县外。其余都是淮盐引地。自从淮盐运输中断。百姓担忧缺盐。借拨粤盐的请求。又难以实行。户部才有设卡抽税的提议。部臣之所以指明郴、桂地方。不是不知道郴、桂是粤盐引地。实在是因为借引则从广东实行。原有引地可分。设卡则由湖南主导。不能援引例定界址为说。就像湖南的永州府。同为粤盐引地。而广西抚臣劳崇光原折。如何设关之处。应由湖南妥善商议奏报办理。是其明证。现在粤商却以郴、桂设卡。说湖南将例定地界置之不问。大概只知道粤盐销售广东引地是百余年遵办的旧章。不知道粤盐销售淮南引地是百余年未有的创举。郴、桂设卡抽税。户部已有明文。屡次奉谕旨准行。固非粤商所敢争执。亦非湖南将例界置之不问。这是郴、桂不得不设卡的定局。又部议。凡是粤盐进入湖南。如果不讲求抽税的方法。坐视盐利归于私贩。毫无补救。岂不可惜。这是设卡抽税。必须先防止盐利归于私贩。想要化私为官。必须先对私盐的来源。预先稽核。查粤私渗透湖南。有由陆路挑运的。有由船装载的。而究其实陆路挑载的私盐。其实都是由粤船售卖而得。如湖南宜章、临武两县牛头岔、良田河口等处。历来是楚粤商船起卸埠头。广东私贩由此而止。湖南私贩由此而起。这是想要防止陆路的私贩。必须先杜绝船运的私销也明白了。

译于是广东商人便声称广东盐进入湖南，处处都需要船只运输。只有私贩偷漏税，害怕被人盘查，于是聚集百十人，依仗人多挑驮陆路运输。多年来，湖南南部一直遭受私贩肆意贩卖的困扰。似乎陆路运输的就是私盐，而水路运输的就不是私盐。却不知道郴州、桂州私贩所挑的盐，究竟是直接从广东产盐的地方贩运来的，还是仍然从广东的船上转贩而来的呢？广东的官盐，不用船就不能运到湖南。难道郴州、桂州私贩的盐，又能不通过船只运到湖南吗？因此，湖南郴州、桂州设立关卡抽取税收，绝不会舍弃水路运输的大宗私盐不抽，而专门抽取陆路零星私贩的税。况且湖南自设立关卡试办以来，并没有看到广东商人装运官盐到达码头，关卡局也没有抽取过官盐的税。广东商人以全面设立水路关卡为由，说湖南在正税之外加重征收厘金，这实际上是预先为借引行私铺路。户部复议广西设厂抽税的奏折中曾说：“商人借引行私，船户吞包夹带，是盐务的积弊，正不止私贩难以巡缉。”看来当时已经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这就是郴州、桂州适宜设立关卡，不得不兼抽船载之盐的定局。

只是广东商人既然以税负过重为借口，如果湖南查禁私盐过于严厉，他们势必有所借口。臣与司道官员仔细商议，湖南的税收固然关乎军需紧要，广东的课税也难以虚悬无着，自然应当全局统筹，务必使广东的饷银和湖南的厘金，两者都没有阻碍。追溯查考顺治十一年，部臣题准广西分销广东引盐，除在广东缴纳正课外，每引缴纳军饷银九钱，盘割五项银三钱七分有余。户部则例中有每引征税的条款，会典中有按包抽税的法则。这都是广东盐的官引，在完纳正课之外，再议定抽税的成法。只是所抽的军饷、盘割银数额过重，或者按照湖南现在试行广东盐每包抽钱七百文的科算，比起广西现议余盐一包抽税银四钱八分的法则更为轻减。如果广东商人仍然以正引税负过重为疑虑，或者就照前明两广总督王佑议定的：每正盐一引，允许携带余盐六引，正盐免税，余盐收税。其夹带多出的盐，允许自首，仍按引纳税。如果隐匿不尽，查获后没收并治罪这一条。令此后码头商人运盐一引，必须运余盐六引，才准许对六引余盐征税而免除一引正盐的税。这些都经臣详细陈述，咨商两广总督迅速斟酌核定并回复。

臣认为，广东盐在湖南销售的，引地向来只有郴州、桂州等十一州县。现在在郴州、桂州关卡局抽税之外，不再过问其流向。广东盐销路既然宽广，销量自然增加。用溢销的盐补正引的税，不仅湖南的厘金得以稍资接济，即使广东的课税也自然没有短少的担忧。这确实对双方都有益处。现在正值军需万分紧急，广东省的回复需要时间，势难停等。臣与司道再次反复商议，拟即照前明臣王佑的议定，每官盐一引，允许携带余盐六引。官盐一引免税，余盐六引抽税，以杜绝借引行私的弊端，以免影射而资助接济。除已咨明两广总督转饬照办外，伏乞皇上圣鉴，敕令户部迅速议覆施行。

四川盐法议略

王守基

四川古代没有盐。前代大多用解州盐交换四川茶。《宋史》皇佑四年记载，范祥废除解盐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听任盐进入四川，公私都称便利。熙宁七年记载，熊本讨伐泸州夷人使其投降，于是淯井、长宁等地的夷人都归附。注解说：淯井在叙州府长宁县北，泉水有两脉，一咸一淡，取来煎盐。宋初被淯井夷占据，后来在此设置盐监。这是四川盐见于记载的开始。然而产量也不太多，不能运到远处。本朝雍正初年，河东盐池还每年办理五万席川盐，运到四川销售。此后四川人认识泉脉的，才开始逐渐开辟盐井，在各州县：在成都府属的简州有五百三十三眼；在重庆府属的荣昌、大足、合州、涪州、铜梁有二十一眼；在忠州直隶州有三十四眼；在保宁府属的阆中、南部有四百四眼；在顺庆府属的南充、西充、蓬州有六十眼；在绥定府属的大竹、城口厅有四眼；在叙州府属的富顺有三百八十二眼；在夔州府属的大宁、万县、云阳、开县有一百四十六眼；在宁远府属的盐源有二眼；在嘉定府属的乐山、犍为、荣县、威远有一千六百六眼；在潼川府属的三台、射洪、盐亭、遂宁、蓬溪、中江、乐至、安岳有五千四十六眼；在泸州属的江安有一眼；在绵州直隶州有一百五十九眼；在资州及所属的井研、仁寿、内江、资阳有三百六十二眼；在酉阳州属的彭水有十四眼。井深的有一百多丈，浅的也有几十丈。井眼非常小，不能容人，都用钢钻接连，一寸一寸凿下去。每凿一尺，必须用木圈在周围托住里面，以防杂水渗入。所以开辟一口井，工程以几年计算，费用以数万计算，不是强有力的人做不到。至于卤泉的衰旺，用年的多少，则由地脉决定，人力无法作为。一旦遇到泉底滞塞，修理并不容易。间或有井眼稍大，可以系绳子让人下去的，也因为太深的缘故，重阴逼人，每每导致致命。只有天微微下雨，借助雨点来通阴阳之气，稍可施工。后来有智慧的人，在井中放置木盘，凿密孔，注水其中，如同微雨的样子。

译才能连续多日工作。各处的情形，虽然有所不同，但大致修井与凿井是相同的。井打通后卤水涌出，用竹筒汲取，在釜中煎煮，自然就成了盐。那釜大的有一千多斤。煎出的盐有巴盐和花盐的区别。花盐，散碎如雪，水汽大且消耗多，适宜销往平原地区的居民。巴盐，坚硬凝结如冰，水汽少且消耗小，适宜销往山区边境。花盐一天一夜煎两伏火，得到盐二百斤。巴盐三天三夜煎一伏火，得到盐五百斤。所以它的价值，巴盐常常比花盐高出十余文。煎盐多用煤，潼川府的盐厂则用草。那地方泉脉稍淡，从井中汲取卤水，煎煮使其变咸，泼洒浸渍在草灰中，另外用井中的卤水过滤，煎煮后才成盐。这是盐经过两次煎煮而成的。只有叙州府的富顺、嘉定府的荣县，都有火井。那井凿挖之难，与盐井相同。凿通时，火苗自然生出。然而它是靠气成火，不是普通的火那样燃烧。井口盖上铜帽，四面穿孔，用竹筒连接并引导火力。一口井的火，可供几十口锅煎盐。井火枯竭时，偶尔会出油，就是所谓的猛火油。咸丰年间，曾有凿井得到油的人。那油入水能燃烧，得到风更加猛烈。每斤价值不过七八十文。所以在江中剿灭贼寇时，借用来作为补给。造物主创造生物不可测度，这确实如此啊。井中涌出的卤水，多少相差悬殊。有的井足以供应几十口锅的使用，有的井不够一口锅的使用。而且煎锅一口，需要本钱数百金。往往有有井却把卤水卖给别人的人，也有置办锅具却买卤水来煎的人。所以征收盐税有时按井计算，有时按锅计算。

译按盐井计算，共有八千八百三十二眼；按煎盐锅计算，共有五千三百六十九口。这些都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等盐井征收银两三十余两至二十余两不等；中等盐井征收银两十余两至数两不等；下等盐井征收银两一两至数钱不等。上等盐锅征收银两五两；中等盐锅征收银两三两四钱；下等盐锅征收银两二两。只有盐源县煎盐是按“条”计算的，共六十六条半。所谓的“条”，相当于“座”。每条征收银两十三两二钱。全省共计征收盐井、盐锅课银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一两八钱七分零三厘。这是四川盐业的课税。

四川人不擅长经营盐业，既然产盐很多，就有陕西的大商人熟悉盐业，进入四川转运营销。其销售盐的边界，包括四川全省、九姓土司，以及湖北宜昌府的鹤庆、长乐二州县，施南府的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六县，贵州的平越、都匀、石阡、遵义、思州、黎平、贵阳、安顺、兴义、思南、大定十一府，威宁、平远、黔西三州，清镇、婺川、毕节三县。先后向朝廷申请颁发水引三万一百七十八张，陆引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九张。水引多在贵州、湖北地区流通，而在四川腹地较少；陆引多在四川腹地流通，而在贵州、湖北地区较少。在贵州、湖北地区销售的，称为边引；在四川腹地销售的，称为计岸引，意思是说其根据人口分配食盐，有固定的销售口岸。水引载盐五千斤，征收课银三两四钱零五厘；陆引载盐四百斤，征收课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每百斤正盐，都附加耗盐十五斤。那些在贵州地区销售的，另行在贵州征税，每年征收银两七千一百十三两三钱一分有余，遇到闰年加征银两五百九十二两七钱四分有余，归入贵州省的账目上报，不在引课之列。引课共计征收银两十四万四百九两六钱。这是四川盐业的正课。

四川盐业起征的税额最轻，每斤不到一厘。四川实行茶引旧例，征收羡余和截角银。羡，即羡余；截，是指在缴纳盐引时截去一角所交纳的银两。于是仿照茶引的旧例，每引酌情征收羡余和截角银。边计水引，征收羡余银两一两二钱至五两五钱不等；边计陆引，征收羡余银两一钱二分至五钱五分不等。边水征收截角银一两，计水征收截角银六钱；边陆征收截角银八分，计陆征收截角银四分。实行不久，在滞销地区，缴纳非常困难。于是经过查办，将云阳、大宁在四川、湖北地区销售的水引四千五百四十四张，以及云阳、大宁、开县在四川、湖北地区销售的陆引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九张，免征羡余。截角银虽然很少，但滞销口岸仍嫌税则太重，又将大宁、石砫厅的水引一千七百十三张，以及长乐、太宁、酉阳州等土司、盐源县的陆引四千八百六十七张，免征截角。不论边引还是计岸引，也不论水引还是陆引，每引征收纸朱脚力银七厘。这就是户部印刷盐引的工本费。其盐井、盐锅的课银，每两征收耗羡银一钱二分至四钱四分不等。总计羡余、截角、纸朱费用，共征收银两十五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二钱七分零四厘。这是四川盐业的杂课。

正课在次年专案题报，杂课则附在茶引羡截案内咨报户部。该省书吏、巡役的工食费用，就从羡截银内提取，按水引一张提取银两三钱五分，陆引一张提取银两一分八厘，大约共计银两一万余两。每年实际支销银两五千一百二十二两，余银移解司库充公。大概到了乾隆初年，四川的盐务制度才完备。然而没有专门的盐政官，由总督兼管；没有运司，将茶道改为盐茶道；没有场官，由州县代理。各盐井煎制的盐，在适中的地方设立厂垣，产出的盐都运入厂内，与持有盐引的商人成交。以犍为、乐山、富顺、荣县、射洪、蓬溪为三大厂，在各地销售最多。其余简州、资州等小厂，仅配销本州县。计算盐引，行销远处的较少。至于转运贵州边境的大商人，则全在三大厂配盐，其他厂并无边引。只有夔州府的云阳、大宁等厂，逼近湖北，湖北的盐引都配这两个厂的盐。其盐色味稍差，湖北向来被称为滞销口岸。

凡是免征羡余、截角的盐引，湖北盐引占十之八九。鹤庆、长乐两处，续增犍为水引三百一十张，其盐色白味佳，大大妨碍了淮盐的销售。到道光十八年，已经奏明，将盐引扣留存库，应完的课银，由淮商包纳。这两处往往商人倒闭、盐引悬空，由湖北派员办理运输，以救济百姓食用。大概当年四川盐销售到湖北，只是波及而已。至于本省计岸，虽然是按人口分配盐引，但畅销与滞销没有定规，有时用这个县的盐代销那个县的盐引，有时用那个商人认销这个商人的盐，互相认代，弊端丛生。久而久之，就按其认代的情况定为定额，但私下认代的情况仍然不可避免。盐井的兴衰，也每几十年变化一次。刚兴盛之初，潼川府的射洪、蓬溪最兴旺，犍为、乐山、富顺、荣县次之，其余各井又次之。不到几十年，射洪、蓬溪就衰歇了，反而以犍为、富顺为上。那是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歇，历年积欠井课达十余万两，四川盐业大困。有个叫林俊的人，是福建人，任四川盐茶道，听任百姓开凿盐井，永不加课，四川盐业才从衰败中重新振兴。今日的井课，仍按原额征解。

译实际上，盐井的多少与册籍记载大不相符。只有潼川府所属地区，虽然另外开凿井眼，但卤水旺盛的情况终究难以恢复如初。况且其出产的盐，花盐多而巴盐少，煎盐需用草料，人工费用高昂，导致黔商日益陷入困境，累积拖欠的课银达到七万多两。于是商议与犍为的黔商合并行盐，双方同心协力，以十二年为期限。到乾隆六十年，合并期限届满，将历年积欠归还清楚。潼商因为成效显著，呈请再合并十二年，以嘉庆元年为始，到十二年限满，每年清偿每年的款项，毫无拖欠。潼商再次领取盐引自行办理，刚过一年，就拖欠课银二万余两。又据潼商共同恳请仍归犍商代理行销。到道光八年，第三次期限届满，才命令潼商领取盐引自行办理。然而该厂出产的盐越来越少，不足以配给盐引，仍然按年改配犍为、富顺两厂的盐，也有将盐引交给犍为、富顺的边商代销的，屡屡亏损，疲弊更加严重。每年仅能完成正课，无法完成羡余和截留银，年复一年，拖欠累累。而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这三十一个州县，也因为卤水衰退、销售滞缓，商人倒闭、岸口悬空，无人接替充任，民间自在附近盐厂买盐食用，正课和杂课银两经公议归入地丁税摊派征收了。这是因为盐商习惯奢靡，加上官吏的陋规，日增月益，不到数十年，大半家产荡然无存。领取盐引到手，无力运盐，开始另找殷实人家代为运销，而收取租金，名叫号商。号商既然向引商出租，所缴纳的课税和羡余，又须交给引商自行封存缴纳。引商往往私自挪用，拖延不交入库。况且蜀盐正课最轻，有商人未折换盐引，官员为了考核政绩，代为垫付正课的；有盐引未销售，盐商财力尚能支撑，预先完成正课的。这些积存的盐引，既然已缴纳正课，不能勒令缴销残引，商人就借此影射重照，停搁新引。官吏也视营销积引为利源，任其折配，以旧抵新，当年的定额盐引，销路更加滞缓。这是蜀盐弊端的根源。大概在嘉庆二十四年以前，虽然时盛时衰，课税和羡余尚且都能清完。二十四年以后，商人财力日益匮乏，欠项日益增多，累积到道光三十年，几乎整个盐务纲纪颓废，岌岌不可终日。于是彻底清查，共积欠羡余和截留银二十三万七千余两，共未缴销的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召集众商，共同集会商议，酌情衡量商力的厚薄、口岸的畅滞，分配认代匀销，统一限定十二年弥补完清，不准再行推延。号商既然经办盐务，就将姓名列入官册，课税和羡余责令自行封存缴纳，无需再交给引商，以免辗转挪亏。当时只有犍为、富顺两厂的边商，以及成都、华阳两县的计商，稍为殷实，销岸也通畅。其余各厅州县，都显得疲弊滞缓，而潼商的疲弊滞缓尤为严重。

译因此，在查出的通纲积欠银二十三万七千余两之中，潼商就欠了十三万多两。这主要是因为潼商强行销售边引，导致亏损日益加深。于是，将潼商定额的黔边水引二千五百二十二张撤出，交给犍为边商一千二百三十七张，交给富顺边商一千二百八十五张。这两个盐场产盐非常旺盛，商人也绰绰有余力，便让他们代为办理，运往贵州销售。

只是黔边口岸，虽然规定了定额引盐的数量，却并未明确区分某州某县分配多少张引盐。起初，边商都在黔蜀交界处设店发售，后来逐渐深入贵州腹地，各自占据口岸，导致互相侵越，诉讼不断。

委员查勘运盐道路的情况后，召集犍为、富顺两地的商人，共同拟定划清界限，作为固定的销售口岸。规定犍为商人销售黔边水引，一路由叙永，一路由涪州龚滩，分别运往贵州省的安顺、大定、兴义、普安、思南、石阡、镇远、思州等府厅销售。其中分给代办的潼商引盐，由涪州挽运至龚滩，转运至思南、石阡、镇远、铜仁、思州；又由婺川的王家沱，转运至婺川县销售。

富顺商人销售黔边水引，一路由合江，一路由綦江，一路由涪州，分别运往贵州省的贵阳、遵义、都匀、正安等府州销售。其中分给代办的潼商引盐，由白马镇陆运至正安、水车等地；又由彭水县江口陆运至濯水关，直达平越、都匀等府州销售。

犍为商人销售婺川引盐，从王家沱起运，不得侵犯富顺商人白马、江口的地面。富顺商人由白马进运正安、水车引盐，只允许在马头山过道，不准设店散卖。其由江口进运濯水关，直达平越、都匀的引盐，不准在婺川地面间包挂秤。

口岸既然已经厘清，就按照认定的某州某县，在边引上另外加盖墨戳，然后发给商人捆运。在毗连的地方，各自选择险要处所设卡，互相稽查。

荣县边商，一向与富顺共用口岸，仍然沿袭旧例。至于各厅州县疲滞的情形，虽然各不相同，但大体不外乎私盐充斥、官盐滞销。因此定为稽查火伏、增加斤重、严格关隘、勒令缴销残引，以杜绝私盐的来源。

蜀地盐场本来没有场官，盐户自行煎盐自行售卖，走私者很多。委员会同州县，将盐户编立保甲，某户有多少口井锅，煎盐多少斤，配给多少张引盐，随时稽查，令其呈报登记。每月由州县造册申报一次，这样场地的私盐就干净了。

蜀盐每包正盐一百斤，加耗十五斤，包索二十斤，向来以一百三十五斤为一包。商人因为银价昂贵，私自加重二百多斤不等，相沿已久，骤然难以裁革。于是酌定巴盐以一百六十斤成包，花盐以二百斤成包。水引载盐五十个包，花盐一万斤为定额，巴盐八千斤为定额。陆引载盐四个包，花盐八百斤为定额，巴盐六百四十斤为定额。查获多余的盐，按照私盐的条例治罪，这样引盐的私弊就清楚了。

盐船过关，本来就有稽查。其中夹带私盐，向来有带手盐、赤膊盐、丁口盐等名目，关吏受贿放纵，习以为常。现在严格制定章程，如果遇到上述私盐，立即捉拿送官治罪。将每日验放的商号船只、引盐包口、斤数，每五日申报一次，与场员所报的册籍互相核对。如有不符，或者经委员查出受贿放纵的弊端，官员即被参劾撤职，吏役则受到重惩，这样盐船就不能肆意夹带了。

盐课奏销以后，就应当随即缴销残引。只是蜀盐沿袭旧例，在奏销的时候，虽然课税已经垫付完毕，但引盐尚未折销。这些积存的引盐，如果按引补运，已经妨碍新纲的运行，况且商人借此重复影射，弊端丛生。从前积存的引盐，既然已经清理完毕，凡是经过奏销的，限定一年期限，就令其缴销残引。如果不申报缴销，就作为废纸，不准再行运盐，这样残引就无法用来影射了。

各衙门的冗费，原本是因为商人舞弊，起初是馈赠，后来变成勒索，每引多达数钱不等。商人的弊端既然已经清除，官吏自然无从挟制。将上下的陋规全部裁革，以舒缓商人的财力。

到了这时，蜀盐的法度逐渐严密，蜀盐的弊端一概清除，如果实力奉行，应当可以大有起色。然而没过几年，就正值淮盐不通，黔边发生事端，蜀盐全部注入楚地，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金陵失陷，长江梗阻时，淮盐片引不到，楚地口岸盐价暴涨，每斤值钱百余文。虽然商议借运浙盐、川盐，改换运道，但最终没有成功。而川中的私贩因而乘虚而入，都是千百成群，排列着抬枪大炮，船队连绵向东而下，官吏无可奈何。

咸丰四年八月，才开始安抚他们，在宜昌府设局抽收厘金，每斤抽银一厘五毫。实行了一年多，仅抽银二十多万两。后来在荆州的沙市设立分局，凡是川盐进入楚地，先在宜昌局抽厘二文五毫，其运至荆州沙市发售的，由行店在买户名下，抽厘钱四文五毫。一卖一买之间，共抽厘钱七文，折合银三厘五毫。每月大约收钱七八万串不等。

不久就正值川境不安定，盐井半数遭到蹂躏，盐业不太兴旺。而且楚军围攻安庆，急需军饷，又在咸丰十一年，将沙市盐局，酌加厘钱二文，宜昌盐

译盐局。酌情每斤增加厘钱一文。当时银价在制钱二串以外。宜昌应当缴纳的厘钱为三文五毫。命令商人缴纳纹银二厘。等到银价下跌。又命令商人折算缴纳制钱五文。用铜钱兑换白银。局员颇得一些额外收益。所以盐厘上报朝廷。宜昌以银计算。沙市以铜钱计算。将铜钱折合为银。每年总在八十万两上下。等到同治三年。攻克收复金陵以后。恢复淮盐纲纪。又商议加重征收四川盐厘。作为淮盐进入湖北市场的计策。在沙市盐局酌情增加厘钱三文。宜昌增加厘钱二文。所征收的加征厘金。一半补助湖北军饷。一半拨给淮南盐务收支。总计每斤宜昌征收厘钱七文。沙市征收厘钱九文五毫。征收厘金之初。宜昌即每斤另外征收铜钱一文。沙市每斤另外征收铜钱五毫。作为局员的公费。总共征收厘钱十八文。而四川盐畅销的情况依旧。只是从宜昌到沙市。水路三百六十里。中间如宜都、枝江、洋汉、董市、江口、高家套、太平口、涴市湾等九处。都是支流港口纷繁复杂。虽然设立关卡稽查。仍然有很多偷漏税的情况。同治六年。将沙市盐局合并到宜昌总局。宜昌是四川盐进入湖北的要害关口。很难飞跃绕过。凡是四川盐到达盐局。即将应缴纳的厘钱十八文。一并提取。发给水路运费。开舱销售。沙市是水陆交通要道。在堤岸上转运装载的盐很多。但在这里设立关卡稽查。那宜都等九处分设的关卡。全部撤除以节省费用。并在宜都上游的巴东县设立关卡挂号。在平善坝设立查验厂。江水上涨时。则改由屯甲沱查验。盐船先从巴东挂号。报明包裹口的斤数。发给舱单。到查验厂经过查验。然后进入盐局按数征收厘金。一粒盐也不能走漏。所征收的数目。按季度奏报一次。每季大约制钱五十万余串文。那每斤一文五毫的公费。每年大约征收铜钱二十万串。一半提取归入正项充作军饷。一半作为厘金局的经费。由地方支出。这就是湖北征收四川盐厘的源流大略。本省征收厘金。从咸丰五年开始。当时四川盐运往湖北。定额的盐引必定不够用。商议设立联三照票。凡是余盐运往湖北。都先按照规章完纳课税。发给照票。作为凭证。命令下达再三。商贩置之不理。而私运的情况依旧。于是在夔关设立关卡征收厘金。凡是没有盐引的余盐。每百斤征收银一钱三分。大宁一个盐厂。在夔关以下。其余的余盐进入湖北。在巫山县的空望沱设立关卡。一律征收厘金。每年大约征收银十二万余两。这是夔巫厘卡只征收余盐的情况。湖北盐价昂贵。四川盐获利颇厚。起初商议酌情增加课税。商人都观望推诿。委员亲自前往各盐厂劝谕。商人愿意按盐引捐银一厘。计算水引一张。捐银八两。分为三部分认交。户部缴纳银二两七钱五分。引商与号商缴纳银五两二钱五分。除去忠州、开县、云阳、大宁边厂以及归丁州县不计算外。总共捐银三十一万一千两。这是咸丰四年的事情。

译次年便改为在盐厂抽取厘金。在犍为的五通桥、富顺的自流井豆芽湾、蓬溪的康家渡，共设立四处盐局。委派正印官负责管理。仍然按照每片一厘的数额，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引盐，都按斤抽取厘金。其余的余盐，每斤抽取铜钱四文。并在乐山的牛华溪上牛市、富顺的牛佛渡镇溪口四处险要隘口，分别设立巡卡。委派佐贰官一员，专门负责查验盐引、收取票证。蓬溪盐厂产盐较少，不必另外设立卡员，就委派分驻梓潼镇的遂宁县丞顺便查验。其余简资等小盐场，由地方官一律照此办理。咸丰十年以后，贵州匪患在外侵扰，松潘番人在内骚乱，四川军饷耗费巨大，于是将各盐厂的厘金酌情增加。巴盐每斤加征银一厘五毫，花盐每斤加征银一厘。归属丁引的三十一州县，向来允许前往各盐厂购买食用余盐，但偷漏现象很多。又选择各盐厂的要害隘口，创立七处盐垣。凡是贩卖余盐的，都令其到盐垣交易。巴盐每斤加抽铜钱二文，花盐照旧。挑选公正的绅士，协同委员会同办理。稽查严格而走私减少，才开始丰盈旺盛。每年大约抽取白银七十五六万两。这是盐厂、盐垣、厘卡分别抽取正盐和余盐厘金的情况。

四川大江，流经成都，向东经过眉州、嘉定府、叙州府到达泸州、合州，称为川南。再向东由江津县，经过重庆府、涪州、忠州到达夔州府，称为川东。蜀盐三大盐厂，犍为、乐山、富荣位于川南。富荣盐由本厂小河运至邓井关，由县丞点验放行，到泸州汇入大江。乐山盐由牛华溪汇入大江。犍为盐由五通桥汇入大江。都到达四望关，由通判点验放行，顺江东运。射洪、蓬溪盐厂位于川北，其盐由川北小河，一直运到重庆的唐家沱，才汇入大江。所以重庆府向来是边计引盐运道的总汇。该府经历即兼管批验所的职务。咸丰十年，在府城设立总局。不论边计、运楚的正盐还是余盐，都令其到总局完纳厘金。运往湖广的有盐引，巴盐每包抽取铜钱六百五十文，花盐每包抽取铜钱一千三百五十文。无引的余盐，每包抽取铜钱一千五百文。从小河运来的余盐，包口轻重不一，难以按包计算，则每斤抽取铜钱五文。小规模营销本省计岸，利息较薄，按水引一张，抽取白银二两。完纳厘金后，发给厘票。委派正印官一员，督率绅士管理局务。另外委派佐杂官二员，一员驻在府城上游十里处的香国寺，从小河运来的盐，在此验船点包，将报单送往总局。大工运来的盐，即由批验所查验后送单。另一员驻在府城下游二十五里江河交汇处的唐家沱，专门负责查验票证放行。局中所收的厘钱，按铜钱一千，折算解交库平银六钱。一年大约征收白银二十五六万两。这是重庆厘卡分别大河、小河征收的情况。

以上三项，大约共征收白银一百一十余万两。所收的银两，都按每白银一万两，提取五百两，作为局员、吏役的薪水。数年以来，只有盐垣厘金，报告到同治四年为止。重庆自从奏明定章以后，仅报告过一次。夔州、巫山报告到同治三年春季，一季征收白银一万一千余两，征收数额大大短缺。其上游抽取厘金，发给照票，就与正引没有区别。余盐稍加抑制，以免日久弊端丛生。然而传闻现在运往湖广的，水引一张，都携带余盐五千斤。这项余盐，是否完纳厘金，无法得知了。这是四川省抽取盐厘的源流大略。

川楚厘金如此畅旺，其销盐情况可知。定额盐引理应全部完成。然而实行十有余年，只有扣留存库的长乐，添行犍引三百一十张，在同治二年，有商人认领输课。其历年正引，积压达九万余张，拖欠羡余截角达八九十万两。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号商行引商的盐引，先出租息。自从抽取厘金的方法实行后，余盐与正引没有区别，谁还去租引呢？所以销盐自然畅旺，正引自然滞销。如果不是引商把持，应当可以年清年款。只是引窝自祖辈以来，是其世业。一旦裁撤，那么数百家都将流落为乞丐。况且余盐厘金，重于正课。多征一两羡余截角，就少抽一两厘金，对于救济军饷并无出入。这也是可以存而不论的了。

蜀盐办理课税，正杂不过三十一万两，常有缺产的忧虑。现在则增加到二百数十万两，仍有剩余盐。这就是所谓的失之于东，得之于西。国家课赋，以淮盐为大宗。自从长江梗阻，三百余万两的正供，尽归子虚。如果不是蜀盐旺产，不但军饷无出，全楚之人，不几乎淡食了吗？天不吝惜道，地不吝惜宝，正值蜀井盐卤自生，旺产异常，这是国家景运所致，非人力所能争也。淮运既通以后，若照旧章整顿淮纲，楚岸盐价，必大为跌落。川盐或可不禁自止。当权者意在保价济饷，淮盐每引抽取厘金达十余两。楚抽川厘已重，淮厘则又加倍。又不讲究养督煎，商户惟利是图，每搀杂废滩潮霜以充数，其味苦涩，人不乐食。无怪乎川盐畅销，淮盐反滞。夫为政者贵因

译顺着形势加以引导。如果四川和两淮的盐利相持不下，那么势必导致办理四川盐务的人偏袒四川，办理两淮盐务的人偏袒两淮，私盐便趁机泛滥。如今将所征收的川、淮盐税数额，按斤折算成引，仍然不及当年楚岸定额引数的半数。难道实际销售的官盐真的只有这个数量吗？暗中私盐充斥的情况，应当已经不少了。主管盐政的人，应当平心静气地加以考察。

译楚省盐法请借拨川引官运官销的奏疏

胡林翼

我私下查考，湖广两省自从淮盐运输被阻断以来，盐法便没有章程，只能依靠邻省的商贩陆续运来，以供给百姓食用。这实在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以依赖为长久之策。查考潞盐、粤盐，成本较高，运输贩卖只到达近边，不能运到远处。只有川盐水路可以通达，成本较少，所以近年两省食用的盐，实际上以川盐为大宗，几乎与淮盐运输量相当。咸丰三年，前任署理总督大臣张亮基奏请借拨川盐引张，派遣官员督运，取得了显著成效。因为粤匪上窜，于是没有继续奏请。此后两楚食用的盐，都是私商运输贩卖，经过四川的夔关、湖北的宜昌沙市，抽取课税后，就准许作为官盐，任凭他们运往何处。大约计算进入湖北的盐，以旺季计算，每月约合四川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斤上下。这批盐斤，固然没有定下数额，也没有发给引票，只是看湖北盐价的涨跌，来预测来盐的多少。正月间宜昌有襄匪的警报，商贩一个月不前进，湖南盐价大涨，民间几乎无盐吃。盐是否运到湖北，其权力都掌握在商贩手中，不统归于官府。盐法是国家的大政，利权下移，没有这样的政体。万一奸商想要谋取暴利，相继一个月不到，民间就缺少食盐；一旦相随聚集，先到的人获利数倍，后到的人又担心货物滞销，这大大不是便民裕用的办法。臣等自从省城收复之后，就反复筹商，打算仍然援引张亮基借拨川引的案例，而稍微变通其方法，改为官运官销，仍然不夺取商贩的利益。以每月销售盐九百引计算，打算按月官运川盐水引二百张，其余七百余引，仍然听任商贩自行运输。由湖北派遣道、府级大员到四川，会同四川委员，按月督运。仍然按照四川章程，缴纳引课。到湖北后，另外派遣公正的委员，限定日期督销。其运盐资本，就从四川协济湖北军饷内，按月发给驻川委员承领运办。每四个月报销一次。其所销盐价，以及所获盈余，一并解送到军营，作为军饷。像这样通融办理，其利益实在有几点：湖北引地，绵延数千里之大，民运衰旺不常，官运源源不断，价格不担心突然上涨，缺乏时随处可以通济，这是第一个利益。川盐成本较轻，如果管理得人，则盈余颇厚，用来充实军储，不无小补，这是第二个利益。四川协济湖北军饷，竭力供应，尚且担心不足，现在划作盐本，在四川所筹，仍然不过照向来之数，而湖北所获较丰，这是不增加军饷而有增加军饷的好处，这是第三个利益。湖南米多而缺盐，湖北盐多而缺米，即使让委员运盐换米，以作军需，这是第四个利益。民运七而官运其二，既不是占据民利，而且商贩得随官运，可免痞徒讹抢之虞，这是第五个利益。九江到金陵，顺风不过五日可至，所以东征之师不仅目前之资助，必以湖北为根本，即使日后的粮饷，终赖湖北转运。湖北一隅之地，民力凋残，军饷日减，凡有资助军饷之事，几乎搜索殆尽。这尤其便民而不害商，实在可以万全无弊。如果蒙皇上批准，就请求命令四川总督，每月借拨湖北富顺厂盐水引二百张，交湖北委员承办，并就近将协济湖北月饷，发给委员收领，以免往返解运之烦。其督运督销章程，以及委员衔名，恭敬等待奉到谕旨，详细咨送户部查核。试行半年，当有盈余以资军食，即可将四川每月拨给的五万兵饷，再行奏请停止。所有吁请借拨川引作官运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祇遵。

川盐官运办有成效未可更改的奏疏

四川总督丁宝桢

我私下查考，于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奉皇上谕旨：恩承等奏称川省官运局经民呈控多款，请饬妥为区画，或仍由官运，或改官督商销，总期无亏成本，实惠及民等语。该省盐务究应如何办理，方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着丁宝桢按照该民等所控各节，确切查明，严剔弊端，体察商情，或应仍由官运，或应改官督商销，据实具奏，不准稍涉回护。该民等原呈，着该督向恩承等咨取阅看。钦此。我跪读之下，仰见圣主实事求是，钦悚莫名。伏查川省盐务，积弊甚深，业经我于开办黔边官运各折内，历次陈明，实无一字虚捏。其开办官运一切办理章程，均系力除夙弊，为疏引裕课、利商便民至计，亦经于开办前详晰奏陈，咨部核覆。上年十二月官运一年期满，例应奏销，复经我将一年征收税羡、截厘及杂款各项，缕陈奏报，并将册结咨部核销，各在案。我私下查考，开办黔边，议设官运，实为川省力救时弊，并

译暗中为贵州省办理招徕商贾之事。当初刚商议办理之时，确实考虑到国家最重要的计策，事情体统宏大，不敢拘泥于一己之见，迎合一人之私，冒昧行事，以致耽误大局。因此先传令各商人到省城，咨询利弊，然后与道员唐炯以及熟悉四川盐务的各位官员，将应办的事务，每天聚集商议筹划，确切查访弊端的所在，周全体察商情的适宜。计算从光绪三年四月起至八月底，历时五个月之久，各种事情都审定完毕，知道没有阻碍。到了九月初，才敢上奏确定设立盐局开办。创办之初，艰难谨慎到了如此地步。等到开办之后，臣又随时随处体察，凡是详细的文书，都思考多日，亲手批答，甚至彻夜不眠，务必使事情归于妥帖，力图建立百年长久之规。现在据恩承等人上奏民众呈控多起案件，请求命令妥善规划。仰蒙圣谕，命令将官运及官督商销的情况，查明据实回复上奏。臣谨将两者的得失情况，相互比较，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查四川盐务向来章程办法，商人领引配运归盐道管理，税羡征收归州县管理，而总督则考核其成效，这就是官督商销的微妙用意。官督商销，按理可以疏通盐引而充裕税课。然而至今考察，积年停引多达数十万，欠课多达一百数十万，而已发出未销售的盐引，以及拨厘填补的税课，还不知道有多少。虽然经过前任总督骆秉章、吴棠两次上奏说明，展期督销，但积引越来越多，欠课越来越严重，空有督销之名，毫无营销之实。以至于私盐贩子四处充斥，商人困顿，盐岸疲敝，因此改为改代改配，官吏借此贪婪勒索，商人于是违禁增加斤两。计算每引二百斤，私自增加到三百多斤及四百多斤不等。官吏因为得到使费，明知却故意放纵，以致一引行两引的盐，全国视为理所当然，毫不畏惧。导致盐引因此日益滞销，税课因此日益短缺。那么官督商销对国家有害，本来显而易见。又四川盐务，需索甚多，商人领引配运则有费用，运盐过关验截则有费用，盐斤到岸销售则又有费用，而费用最重且无定数的，尤其在于改代改配，盐引套搭。此外如盐厂买盐的欺诈，江河行驶的覆溺，船户沿途的偷卖，私枭纠众的抢夺等不在其中。商人持本求利，先则自顾成本，次则希冀获利，致使使费过重，则商力不支，于是将之前的花费，转而通过加斤来补偿，而加斤又属违例，关卡加倍刁难，于是加斤还不足以获利，又因而从百姓饮食中取盈。这种弊端，制造者是商人，而所以使他们制造的，全在于官吏。那么官督商销对商人与百姓有害，又显而易见。

译况且所谓官督商销，必须各岸都有正商，各商都归属本岸，才能按名监督。如今四川口岸大多废弛，不仅黔、滇荒废之处没有本商可指，就是本省各岸的商人，也都时时更换。现在商人多已歇业，即使屡次命令地方官招募承认，竟有十余年没有一人应募。既然没有商人可查，官府虽然想监督，究竟从何监督呢？这又是官督商销徒托空言了。自从臣上年开办官运后，本年奏销，核算边计各额引，已全数销清，又带销积引一万多张，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达一百多万两。这都是把国家无用的废纸，换成了有用的正供。而边计各商，无不自以为得利，民间也无不称食盐便宜。推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官运事事核实，所有商人从前一切无名使费，全部删裁，而口岸又划分清楚，销路不相混杂。从自买盐到销盐，凡是以前盐厂侵吞欺诈的弊端、行运沉溺的危险、船户偷漏的苦处、私枭抢劫的危害，全部扫除。商人没有丝毫受累，而每引一张，该商坐获二十多两的利润。盐价涨落，则照市价公议核定，由局方挂牌晓谕，万众共知。所以民间食盐，都按定价承买，而商人因为各有自然之利，也不暗中抬高价格。因此自官运开办以后，百姓都吃便宜盐，而私枭因为商盐价格可敌私盐，别无可图，无法搀杂越界，相率收敛踪迹。所以官引日销，税厘日旺，实在由于此。那么官运商销有利于国家与商民，又昭然可见了。何况官运的责任甚大，如现在道府公费十数万，都取自盐务平余，不另筹款而自足，这是不损害商人而吏治赖以整饬。京协滇黔各捐款之抵拨，都取自带销税羡，无待备捐而自足，这是不损害百姓而饷项可以供支。而安定营防、边勇粮饷，每年节省正款饷项，又约十余万。凡此亟需之款，试问官督商销能做到吗？臣恐怕其必不能。况且部议复淮已数年矣。部臣定议复淮的原因，原是两江督臣沈葆桢奏明令淮商筹措银数十万以助川饷，而复淮之后，又令于平善坝设勇以杜绝川私。合计二者，所费已不下百余万两。臣深念复淮本是至计，但私下忧虑淮商筹助川饷，其事甚难；至于平善坝设勇杜私，其患且不可测。所以在上年覆奏复淮折内，曾经附片奏明，容俟臣开办黔边三四年后，销路大畅，使楚商有生计可图，然后渐次引导他们进入黔地，这样两淮无助饷之苦，鄂省无设勇之费，这才是善计。现在黔岸办理甫经就绪，滇岸也已举行，事机已有可为。臣前复奏明在涪綦入黔河道开凿险滩，以利商运，以备黔岸畅销，即徐徐引导楚商归彼，冀望复淮岸于无形。现在又准部咨催办，此若问官督商销能做到吗？臣又有以决其必不能。私下认为盐务一事，官督商销则不能行，官运官销则必不可行，至于官运商销，则是权操之上，利溥之下，尚为公允。因为官督商销，则一切规费既不能少，也不能查，其利全归于官吏奸商，而国计民生同病，这川盐已往的前车可鉴矣。官运官销，则利权归之于官，而转以阻小民谋生之路，其弊端必极于搜刮，而国与商民均不受其利，这臣前曾计及而不敢妄行者也。至于官运商销，则官商之情通，官欲作一弊端而商不愿从，商欲作一弊端而官即示禁，彼此可以钳制，弊端无由产生。臣受国家厚恩，身膺疆寄，兴利除弊，事期有成，朝廷之所以责臣者在此，即臣之所以力求尽职以图报称者亦在此，决不敢以浮言而昧大计。历蒙圣明俯鉴愚忱，部臣又复洞悉情事，使臣得所措手，一无牵制。日前奏销出办，成效已收，私衷窃幸。每与唐炯议及，谓非圣人之主持于上，不克臻此，私下不禁感激奋发。至于该户所控各节，臣已向恩承等咨取阅看，情词实为矫强。且经访闻，系富厂一二奸商，恃富豪霸，习惯自然，深恨官运之利于商民，不便己私，故捏词以为耸听阻挠之计。若使官运动果有不便，则官运交涉之处，尚有犍、射两厂，何以并无一名呈递？即富厂户不下千余家，亦不闻有人出名。至于商人，则黔边及近边十三厅州县计岸，不下一二百家，亦未闻有一人呈诉。而本年开办滇岸，告示一出，认岸之商，数日内已有二十余家，缴本领盐，异常踊跃。如果官运不便，则该商等必有鉴于

译黔边之害，人们互相裹足不前，不敢亲身涉险。如今各处商人均无异议，唯独这几人呈文控告，其用心已显而易见。臣现已委派官员前往该厂，召集相关户主来省，虚心查问，核实后办理。待查清实情，再据实奏明办理。现将官运盐务已办有成效、不可更改的各项情形，先行覆奏，以慰圣心。

再者，官运盐务上年领取盐引，销售极为旺盛，正期望本年更有起色。然而自从有了官督商销的说法，流言纷纷，黔边各商怀疑畏惧，导致正、二、三月的销量顿时不如从前。这关系到大局，也影响各岸委员分销的考核成绩，绝非小事。臣现已出示晓谕各商，令其照常销售，万不可误听人言，自误生计。只希望各商见到告示后，销售能像以前一样踊跃，那么所定抵拨京捐的各项饷银，以及勇粮公费等款项均不致延误，实为大幸。

然而由此观之，臣等办事之难，至此已达极点，不免私心惶恐。现在事机甚为顺利，只祈皇上乾纲独断，只以实效责成臣等，使臣与唐炯及各委员共守清白，慎始图终，使国家的自然之利不致在即将成功时毁弃。臣虽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敢回避。所有官运盐务现已办有成效，应仍由官运，不可更改以致误了大计的各项情形，谨恭折附驿先行据实覆奏。伏乞圣鉴训示。

译查明四川省官运盐款项目与原奏情形不符的奏疏，由钦差大臣呈递。

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兵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奉皇上谕旨：恩承、童华上奏，遵旨查办四川盐务改归官运、设立局所、招募勇丁、开销糜费等情况，请求饬令该督抚确切查核收支各项数据，据实覆陈等情。钦此。

臣等详细阅览原奏各折片，其中所称取得显著成效的，是借拨五十八万两作为成本，在光绪四年一年内总计，实际增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约银九十五万余两，并没有分毫多取商民，因此商民乐于服从，百姓食盐价格仍然低廉。黔边及近边各盐岸的食盐，从前一百数十文的，现在降至七八十文；贵至七八十文的，现在降至四五十文。又每年拨银十八万两，解交户部，并随解六千两，作为户部办公之用。再拨银六万五千两，分解给贵州、云南两省，以便抵充捐款。现饬造舢板船十艘，选募水勇，以备云南盐岸缉私之用。以及道、府官员的公费，也于平余一项中积凑而成。这是该督臣原奏的大致情形。

臣等按照原奏情形，检查全卷，并核对本年正月间以及此次唐炯所覆的各节，再札令查问司、道各员，四面考证，以期将实在情形确切查明，以便覆奏。

只是查原奏借拨成本总数，核与该局原册不符。又原奏征收数目，是牵连着通省所收课厘而言，与道员唐炯此次所覆情形也不同。其原册内摊收杂款，列有局费一项，也未入奏。册内护本一项，所收数目，与所奏数目也不符。唐炯正月间所覆单内列有开支水运脚费银六万两，此次所覆，又复删除。种种情形，前后牵混。而摊收杂银一项，尤为困商病民。臣等谨就显然可见的，敬为我皇太后、皇上据实陈述。

查官运局拨借成本一项，据原奏内开，原借山东及本省盐本银五十八万两。现调查官运局领收原册，以及札令司、道覆称，官运局共承领帑本银七十三万 six 千六百五十四两有奇。除还过十三万 seven 千两外，该局尚欠司、道两库帑本银五十一万 nine 千六百五十四两零。又欠山东借本 silver 八万两。是该局开办官运时，实借拨七十三万 six 千余两，并非五十八万。除还过十三万 seven 千两，尚欠藩、盐两库及山东五十九万 nine 千余两。这是查明官运局借拨成本的实在情形。

又查官运局征收一项，据原奏内开，官运局共征税羡截银二十万 zero 三千余两，官引局共征税羡截银八万 four 千余两，又官运局又富荣、犍乐、渝城各局共收厘银一百三十余万 two 等语。现据道员唐炯所覆单开，官运局自光绪三年十二月营销起，至四年十二月截数奏销止，共征税羡截厘银六十四万 nine 千九百一十七两六钱四分七厘，其富、犍两厂官引局、渝城厘局税羡引厘，均不由黔边盐务局主政等语。

是道员唐炯所征收之税羡截厘，仅六十四万余两，其余均不由该员局内主政。何以原奏牵连通省收数，归功该员，殊不可解。臣等姑就原奏以通省所受税厘而论，统计征收税羡截厘一百五十余万 two。查上年户部议定先缴后销，奏明在案。今官运局自光绪三年 nine 月开办行引起，至四年十二月止，实系一年 zero 三个月。所行之引，所收之款，若比较光绪二年一年所收一百 zero 七万 three 千 zero，计多收五十余万 two。若划除三个半月，仍以一年计之，尚不能多收此数。再详核多收的缘故。

查道光三十年，四川督臣徐泽醇奏准花盐每包定为一百二十斤，每引五十包，重一万斤，于咸丰初年议定抽厘八两，嗣于同治年间再议加厘，彼时商贩每引已私加至一万 seven 千斤，经前督臣骆秉章、督臣崇实先后查知其弊端，遂就其加斤定为按斤加厘，除正引一万斤仍抽厘八两外，从新按其私加之数，合计每引一万 seven 千斤，又加厘十七两，合之正厘共二十五两，使商人省引税之资，而饷需多厘金之助。

夫前督臣岂尽贪墨徇私之吏乎？亦明知加厘为国家不得已之策，遂有此权宜之计。是以厘金不匮，而商民仍复乐从。今该督革除以斤加厘之弊端，每包仍复二百斤，每引仍复一万斤，规复旧章，难道不是正办？夫盐斤既复二百斤之旧，亦应改复八两之厘。若厘金恢复旧制，则库储转绌，是以该督定为每引抽厘十八两，较之未改包以前每引抽厘二十五两，固属明减，核之初抽厘之时，每引抽厘八两，则实暗加也。

译其收入增多的原因，有一半是由于这个缘故。祸害百姓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就是查明官运局征收款项的实际情况。

又查明官运局摊收杂款这一项。根据原奏折清单所列，所征收的黔厘、护本、引底、签验、勇粮、平余六项，共计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余两。又根据官运局原报该总督及盐道各册内记载，还有局费四万八千余两，并未入奏。又护本这一项，册内记载是三万五千余两，原奏折记载是二万三千余两，也不相符。

但仅就原奏折所列六项而言，从前的旧章程中，并没有这些名目。自从设立官运局起，才开始将此项格外摊派增加，以致商人和百姓都陷入困境。

比如黔厘这一项，已经奏明由四川包解。暂且不论这对贵州省的款项有无阻碍，仅就四川、贵州的商民而言，边商买盐的价格内，摊交黔厘，尚且有理由可说。计算商人的本钱与贵州省无关，本应分别办理。现在据司道查明，该局包解黔饷银两，是在边计各引中一并摊派，导致贵州省的盐价较往日增加。这不但使商人受困，而且祸害了贵州百姓。

比如护本这一项，查未办理官运以前，商人运盐，商人自行筹资，作为护本，与官府无关。然而开办官运以来，也在售盐时摊派护本。这是取用商人的资金来保护官方的本钱，商人和百姓能不怨恨吗？

比如引底这一项，未办理官运以前，行商运盐，坐商享有引底的利益，官府并不征收，也与官府无关。但这终究是积年来的弊端，既然已经经部议裁革，自然应当遵办。为何又借口体恤商人，摊收此款，又不发给商人？这是在商人的弊端未尽除，而官府收取的款项实为巧取豪夺。

比如各关签验这一项，旧章程中也没有这个名目。现在是为书吏差役的经费而设，也是格外增加。

比如平余这一项，查未办理官运以前，商人互相交易，本无所谓平余。现在官局在购盐时，则发出市平；售盐时，则发出库平。一出一入之间，每百两可剩余四两有余。

官府与百姓争夺利益，已经亵渎了国家体制。再不以信义示人，而竟计较毫厘，那么百姓如何能承受？

比如勇粮这一项，原奏折内称该局自行筹备，不动用正项公款。又称该局并无分毫多取商民。那么所谓自行筹备，款项将从哪里出？等到考核各卷册及原奏折片，以上各款，无非是在盐价内逐款摊派增加。

用有限的盐本，而黔厘摊在其中，护本、引底摊在其中，安定营勇粮又摊在其中，再加上市平出、库平入，而说商民乐意服从，没有这样的道理。

况且商人本来是一分本钱求十分利润，尚且担心不足。如果层层摊派，势必转手高价出售，仍然向吃盐的户头索取补偿。

查据司道覆称，从前贵州省盐价卖到四分，现在贵到七八分不等。沿边计岸，也比以前贵到十余文不等。核对臣等沿途所收各呈，大体没有差异。百姓感叹食盐昂贵，可想而知。还能说百姓的粮食仍然便宜吗？

这就是查明官运局摊加杂款的实际情况。

译又查官运局开支这一项。查此次牵混的情况很多。很难核算。有为官运缉私而设立的，已由别项支发，而该局并未计算者；有业已奏明由局动用，而尚未开支者；有唐炯前次呈报的水脚银六万两一项，而此又复删除者。臣等既奉旨确查，自应通盘计算，以昭核实。据道员唐炯于正月间递交的节略，内开薪水、勇粮、黔厘、水脚、签验等项，业经开支过三十六万二千余两。这其中的勇粮一项，系由光绪四年六月起，至十二月止。其自六月以前，溯自唐炯设立官运局开招营勇之日，先由筹饷局支过十万零六千余两者，似应一并计算。通计自设立官运局以来，由筹饷、官运两局业经开支薪水、勇粮等项，共四十六万八千余两。以三十余万的杂款，怎能敷四十余万的开支？势将巧挪正款，移东补西。若说不动正款，自行筹备，必至如摊派杂款，巧取商民。况且此外复有奏明由局动用的公费一项十四万四千两，拨解户部抵捐的十八万六千两，拨解滇黔二省抵捐的六万五千两。以上三款，又三十九万余两，尚未开支。臣等通盘核算，官运局每年应行开支八十六万余两，其所奏的制造炮船、选募水勇费用、口粮等项，尚不在内。再统计官运局及各局一年零三个月半所收的税羡、截厘一百五十余万，加派的杂款等项三十余万，二共合计一年所得一百九十五万余两。若每年开支八十余万，较之旧章所赢不过八九万两。况且摊加杂款的三十余万两，近于剥削，困商病民，已有明证。朝廷方惠民之不暇，安用此敛怨之款？若说开办滇岸，所获更多，设使停此摊派的杂款，其何能复有盈余？且谓滇岸所造船、所募水勇，其费用口粮，每年又多一番糜费。此查明官运局除去开支后是否盈绌的实在情形也。以上各节数目，与原奏互有异同；其一切情形，与原奏亦多歧异。臣等窃以为，欲速见小，训诫昭垂；藏富于民，历有明验。从古言利之臣，咸以“不加赋而财用自足”一语为动人听闻之具。及行之日久，弊端丛集，隐患孔多。唐太宗云：“务蓄积而不恤人言，甚非国家之计。”贞观中主，尚复不然，况我圣明之世乎？溯自军兴以来，川省厘捐两项，协拨饷需者以千百万计。苟非国家深仁厚泽，培养多年，何以人乐输将，一至于此？岂非藏富于民之明效大验哉？方今军务肃清，民气未复，朝廷屡下勤恤之诏，疆吏更宜宣惠养之仁。乃川省自设立官运局以来，动云兴利除弊。夫兴利除弊诚是也，然必有利无弊，或利大弊小，权其轻重，因势利导，而后有利于国，不病于民。如有利亦有弊，兼之弊大而利小，尚不以利国者病民，矧无甚利于国，而又甚病于民乎？如今之官运局所收正款，已暗寓加厘；所收杂款，更巧为摊派。下与小民争利，竞及毫厘。专为官运开销，实烦巨款。利弊相权，得失可证。而尚欲拨解户部抵捐，拨解滇黔抵捐，又谓道府公费，亦由平余项下动支。种种用款，谓皆从五十余万成本中周转而来。譬如以一件物品而许赠数人，言之则矜张可喜，索之必展转挪移，理甚明也。

复查上年户部议定每月局收盐价，由总局汇解道库，洵为互相关键、慎重库储起见。乃现据司道覆称，该局自光绪三年九月开办，迄今并无丝毫解交司道两库，即提借之项，亦未分款归还。又称司道两库维正供，应拨京外饷需之用，今概置之不顾，以致筹拨万分拮据，反谓司道两库有此格外挹注，已觉宽舒。诚不解所谓挹注者何在，宽舒者又何在各等语。是官运局之设，本为裕国便民起见，今种种剥削，重困商民，甚至逐款摊加，尚不敷该局之糜费，势必巧挪正款，以补漏卮。若谓办理得宜，可集巨款，此语殊难凭信。且现司道两库所提借之款，既已久假不归，而司道两库应收之款，又不照章汇解，一出一入，悬歉百万两有奇，以致两库正款，反形短绌，似于国计民生两无裨益。谨将臣等奉旨查明各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

再兴利除弊，务穷致弊之源。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若好革而专务取

译体恤民间疾苦。若不能彻底救治，必然导致病情加重，如同治疗跛足却造成瘫痪，辗转之间愈发严重。例如四川边区盐引，长期未能畅销。起初是因为军务繁忙，百姓尚未恢复生计；后来是因为因循陋习，苟且应付眼前。这所谓的弊端是时势造成的，而非制度本身的弊端。时势有弊端，就只须挽救时势；制度无弊端，就仍应遵循旧法。查据司道官员覆奏称：贵州在战乱之后，百姓大多未能恢复生计。同治年间，每年销售不过五六千引。到了光绪元年，已销售到六千六百余引。光绪二年，百姓逐渐恢复生计，人口逐渐增多，则销售达到七千七百余引。每年的边区盐引，自然能够逐渐畅销等语。由此可见，边区盐引能否畅销，完全取决于边区百姓的多少。人口增多，盐引自然畅销。时势是否到来，不在于制度是否改变。现在贵州百姓日益增多，云南早已报告肃清。滇黔边岸，本来就是四川的盐引销售地，也无所谓新开办。关键在于遵守成法，体谅商情，节省冗费，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逐渐整顿，那么滇黔各地的盐引自然能够畅销，逐渐恢复旧制。滇黔既已恢复，那么楚岸也可以退还。户部议覆中说：如果四川盐既有黔边可行，楚岸仍然不能退还，对淮盐毫无利益。那么此时借款动用数十万金，只是为边区一隅之计。将来每年征收黔盐税款多少？万一成本重而利润微薄，未免得不偿失。这确实是权衡轻重利害的言论。与其徒增冗费，又使商民受害，不如恪守旧章，逐步图谋恢复。一旦引地划分清楚，淮盐日益畅销，那么朝廷享受自然的利益，国库得到正常的供给，比起追求眼前的成效，似乎更为有益。

译云南盐法议略

王守基

云南和四川的盐，都产自盐井。四川的盐井是人工开凿的，云南的盐井则是天然形成的。云南共有二十四处盐井，分别是黑盐井、新井、沙卤井、新沙二井，这四处附属于黑盐井。设有盐课提举司，督饬黑盐井大使，煎煮销售盐九百七十八万四千五百斤。琅盐井，位于黑盐井东南百余里处，设有琅盐井提举司专门管理，煎煮销售盐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阿陋井、草溪井，位于楚雄府东南广通县境内，设有阿陋井大使专门管理，煎煮销售阿陋井盐五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斤，草溪井盐十七万三千四百斤。白盐井、安丰井，位于楚雄府西北姚州境内，设有白盐井提举司，督饬白盐井大使，煎煮销售盐八百七十三万九千三百斤；安丰井大使，煎煮销售盐三百八十二万八千一百斤。丽江井、老姆井，位于丽江府丽江县境内，设有丽江井大使专门管理，煎煮销售丽江井盐四十三万八千六百斤，老姆井盐二十万九千四百斤。安宁井、新洪井，位于云南府西南安宁州境内，由知州兼管，煎煮销售盐二百八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斤。云龙井，位于大理府西云龙州境内，由知州督饬云龙井大使，煎煮销售盐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斤。只旧井，位于武定州元谋县境内，由知县兼管，煎煮销售盐十万六千一百二十二斤。抱母井、香盐井，位于普洱府西威远厅境内，由同知督饬抱香大使，煎煮销售抱母井盐一百九十二万五千八百斤，香盐井盐九十九万一千二百斤。恩耕井，位于镇沅直隶厅境内，由同知兼管，煎煮销售盐六十六万斤。按板井，距离厅治稍远，设有按板井大使专门管理，煎煮销售盐七十六万五千斤。景东井，位于景东直隶厅境内，由同知兼管，煎煮销盐一百六十八万三百斤。弥沙井，位于丽江府西剑川州境内，设有弥沙井大使专门管理，煎煮销售盐五万七千三百斤。磨黑井、木城井、安乐井，位于普洱府宁洱县境内，由知县兼管，煎煮销盐七万八千九百斤。石膏箐井，位于距离普洱府三十余里的山箐中，由知府兼管，煎煮销盐九十五万一千斤。嘉庆十二年，开化、文山改食云南盐，增加煎煮盐三十六万斤。一年总共定额煎煮销售盐三千九百四十二万八千一百斤，配发大照票十万七千九百零一张，小照票十四万一千一百五十六张。大照票载盐三百斤，小照票载盐五十斤。征收正课银二十六万四千一百八十三两四钱七分二厘，养廉银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二两七钱一分六厘，并费银五万三千七百五十九两三分六厘。总共正杂课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两二钱六分。遇到闰月增加煎煮盐斤，课税也随之增加。这是云南盐历来固定的课税额度。

云南长久处于边疆夷地，二十四处盐井，不详始于何时。大多傍山依水，形状像池子但很深，中间有卤水自然涌出，有时也夹杂着淡水流出。必须修砌井身，隔开阻挡淡水，才能提取卤水入锅煎煮。比较煎煮的方法，用罐汲卤，十六罐为一背，每罐六斤，浓卤可煎盐十八两，淡卤递减至十两为比率。比较一时出卤几背几罐，以此确定该井定额煎煮的数量。井上建屋，附近建造煎舍和盐仓，周围用大堤围护，以防客水侵入。然而遇到大雨时节，水患还是难免。只有石膏箐井，位于极南环山深箐之中，产生的卤水属于矿礁，先入锅融化，炼去渣滓，再煎成盐。沙丁（矿工）入井采矿，都要开挖矿洞，日久洞深，两旁用短木支撑，必须带着干粮、提着灯笼，弯腰前行，曲折探凿，运至井口，用桔槔提升。这与汲卤的便利相比，难易悬殊。井中有数口通风井，引风出入，呼吸相通，否则矿洞中的火不能燃烧。这也如同内地开采煤窑，必须关闭风门一样。同为盐井，而卤源和卤矿所产截然不同，那么前人记载西域盐生于木、生于草、生于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云南盐只营销本辖区，不及其他省份。虽然自元代已归属版图，但盐引始于至正元年，云南并未参与。从元代到明代，所用的照票，都由本省刊发，不来自内府。总因为地处极边，所以一切规模，都简略而不详细。清初沿袭明代旧制，向来是盐商认票办运，配盐有固定的井，销盐有固定的口岸。只是运盐没有水路船只，陆路没有车辆，全靠人夫背负，那么运费沉重。煎盐没有煤炭，没有荡草，全靠木柴供烧，那么工本沉重。其他省份盐课每斤约三四厘，淮南最重也不超过一分，云南盐当初起课，就以一分为比率，那么课赋也沉重。没有三倍的利润，所以富有的大商人都弃而不顾，多签保乡人，勉强承充，往往不到几年就败落，商人倒闭。

译征收悬空，无力赔缴，因此责成里甲，按户分摊缴纳。况且各井产卤，盛衰无常，有时井盐产量过剩而商人无法运输，有时商人有力运输而井中却产量不足。百姓苦于吃淡食，却还要缴纳无盐可卖的税课，积至乾隆末年，云南盐务已成为民间极大的负担。

嘉庆五年，革除长商制度，改为煎煮后直接售卖，由百姓运输、百姓销售。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允许缴纳税课领取盐票，运盐不限制井口，销盐不限制地域。完纳税课后，任凭他们到各井煎煮盐，也不限制规定的定额数量。某井产量不足，就用产量过剩的井来拨补。只根据二十四井当前煎盐的实际数量，将以往固定的税额均匀分摊征收，只求税课不亏空，不计较此盈彼亏。有余的部分作为溢课，全部征收并解送。所有发放盐票、收取税课等事宜，即责成井员管理。等到试行两三年后，再酌情确定各井的煎销额度，以严格督促销售考核。到嘉庆八年定为章程，永远遵行。前面所列各井的煎销数目，就是嘉庆八年所定的额度。

二十四井之中，只有黑井、白井产卤最旺盛，从未出现淡缩现象。全省产盐不足四千万斤，而这两井占其大半，可以说是云南盐的精华。而且它们与琅井同在楚雄境内。煎盐时间既久，柴薪困难，采办须跋涉远道，井民财力常常不足。起初商议由国库借给黑井银二万两，白井、安丰井银七千两，琅井银四千两，作为购买柴薪的本钱。次年在井民卖盐的价款内，分作四季扣还。井民，就是云南话所说的“户”。后来因为琅井产量不足，柴薪本钱停止借贷，黑白二井遂成为常例。

云南盐虽然供应一省的食用，但自富庶以来，实际上不够用。况且盐井多在迤西、迤南，东方极少。东川、昭通二府在东北角，毗邻四川，民间长久以来已运输食用四川盐。开化、文山、广南、宝宁二府县在东南角，毗邻广西，曾苦于吃淡食。自乾隆四年起，就派遣官员赴广东采运粤盐，接济民食。只是从云南到广东，水陆数千里，委员既视为畏途，盐也不能如期到达。所以建议者，又令井民寻找子井，以弥补正井的不足。然而子井很难找，有的凿获卤源，但硝重不堪煎煮，有的可以煎煮，不久就变淡或干涸。不试办一二年，比较定额，不能上报朝廷立案。当时石膏箐井卤矿逐渐丰富，可以加煎。嘉庆十二年，将开化、文山改为食用云南盐，广南、宝宁仍食用粤盐。甲年运输的盐，常常到丙年才到。十七年，又改为铜盐互易。因为广东鼓铸钱币，每年需要铜斤，须派遣官员赴云南采运。现议定即由云南办理铜，由广东办理盐。广西百色是适中的地点。只是道路经过剥隘，三月以后，泥泞瘴气就不能通行。约定岁末春初为期限，铜和盐都运到百色，交易后退去，各自运回本省。这似乎比以前更方便了。

然而盐的迟滞依旧如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盐务的积弊习惯，凡是借道外省运输，必定多方刁难，使其困顿，各处都是如此，不独广东如此。后来又改为百色埠商带运，由广南府监视收发。起初还勉强支持。

译道光二十年后，纲法败坏，盐埠悬置，这一典制久已废止而不再施行。然而广南、宝宁两地未曾听说缺盐，终究是依靠子井的力量。子井过去也有，抱母井有两个子井，不知其名；阿陋井有一个子井叫猴井；云龙井有一个子井叫金泉井。不知是何时开凿的。近来开采的，是嘉庆二十五年，琅盐井百姓在焦石潭子踩获一个子井，每年煎盐十九万斤，命名为生生井。道光二年，又在附近踩获宝兴、兴隆、贺元、新兴、涌龙、逢源六个子井，都能煎盐十余万斤。经营猴井的人，在附近黑井地方踩获元兴、永济两个子井。当时因为安宁井卤水淡薄收缩，起初商议拨归安宁井，但地势相距遥远，难以兼顾，最终归黑井提举管理，即成为黑盐子井。黑井本来有五眼井，叫大井、东井、新井、沙井、复井。大井、东井两眼都是正井，新井、沙井、复井就是子井。然而向来新井、沙井、卤井列在二十四井之中，而复井不在其中，大概是因为它开凿得更晚。后人开凿的井，大多难以经久，所以抱母的两个子井、猴井，先后废弃。生生井煎办不到三年，就因硝重味苦，无人买食。宝兴等六个井，十几年后，陆续全部报称淡枯。而复井也在道光五年，被水淹没而废弃。当时山水暴涨，挟沙带石，大井、东井、新井、沙井、复全被填塞，堤岸桥房，冲刷大半。赈灾修工，借给库银二万五千余两，井身才都修补完整。只有复井龙口伤损，卤源走失，因而封闭。此后二十五年，白井共四十一眼井，被水冲淹，井身全部坍塌，借给库银一万数千两，也都修复，开煎未曾废弃一眼。大概老井虽然经过水冲沙压，卤源自在，终古不坏。后凿者则不能这样。被水灾的案例，各井时有发生，但未曾像这样严重。凡是井受灾，短产盐斤，须分期限补煎；借给库银，须按年扣还。课额并未稍有亏损，非数年不能恢复原状。以黑井的兴盛，被灾以后，历年拖欠柴本达八万余两，只依靠元兴、永济两个子井，出卤日益通畅，与正井相当，挹彼注兹，才能重新振兴。所以黑白二井，是滇井的精华；元永二井，又是子井的精华。以外的子井，只有金泉井还在，但也出卤日益淡薄，其余试办随即停止，未经报部的，不知有多少。只是未开子井以前，滇盐苦于缺产；既开子井以后，滇盐又苦于滞销。因为内地及宣慰司所属夷界，私开者众多，跌价抢售，大碍正盐。所以道光六年，即经总督奏请禁止，严查私井，勒令封闭，并声明自开采子井以来，试办期内，所收课银，不入正项，遇有紧要差使，例无开销者，即于此内动支。二十余年，共享银六万余两，每年约需银三千两，这是必不可少的款项。以后请于溢课内岁拨银三千两，以供开支，永为定制。溢课过去未曾听说过，更改章法以来才开始有，道光六年以后才显著。然而只有出自元兴、永济、石膏箐井的最多。石膏箐井，地处极南边界，内以临江府元江州，外以思茅宣慰司所属内五猛、外八猛十三版纳，为销盐地面。初仅征课银一万五千两，后来因为拨补他井缺额，加办溢课银一万八千两。道光六年，查私井时，官迤南道的人很勇敢，统带兵练，将十三版纳私井，全部封闭，盐销大畅，于是才将该井改归迤南道管理，每年加办溢课银四万两。元兴、永济附于黑井，因为补复井之废，并未另起正课，每年约征银八万余两，尽数收入溢课。统计溢课之数，十三万有奇，半于正课，而其他井不与焉。惟有所赢，即有所绌。若云龙井、抱香二井、恩耕井，嘉庆二十五年以后，出卤即形淡缩，每年缺煎二三分不等，而安宁、新洪二井尤甚。原额煎盐二百八十万余斤，后只能煎盐七十余万斤，短征课银，皆于溢课内拨补。除拨补缺额外，每年约余溢课银七八万两，一半听候部拨，一半留为本省沿边不时之需。所征正课向系抵拨铜本，未曾解部。所征养廉，则自总督以下，州县佐贰，凡预于盐务者，皆取给焉。所征井费，即外办经费也。滇盐煎卖，民运民销，法甚简易矣。然而出卤有稽，开煎有查，盐之入仓出仓，皆日籍月报。民贩领票运盐，挂号过掣，与引商无异。所历关隘，节节设卡盘查。惟大照票捆盐三百斤，一夫之力不能胜，须分数包，犹易夹私。道光十八年，将大照票剖一为三，一票一包，盘验较易，票私始净。至通省销盐地面，则以北杜川私，南防土盐为关键。川盐侵滇，以曲靖府南宁县之白水司，沾益州之

译炎松、寻甸州的易古、宣威州的可渡，这四处是重要的关隘。南边与土盐接壤的地区，从东到西都有分布。东边以安平的河口坝、洒捏结、白石头寨四个汛地为重要关隘，而文山、蒙自的蛮耗、河口两处次之。西边以他郎的里仙江渡口以及永昌的杉木、蒙化的漾濞为重要关隘。都筹措供给薪柴和米粮，责成地方官员，派遣官员和差役，常年驻守防御。而在各盐井走私的地方，守卫关隘、缉查私盐的官兵和乡勇更是星罗棋布。因为如果不肃清私盐，就无法保障盐税。除了正项盐税之外，还有维西盐税和猛野井课两项。维西位于丽江府极西北角，北边与前藏接壤，西边连接怒夷地区，夷民杂居，人们食用土盐，由通判征收解送税银五十两。猛野旧时有两口老井，一口叫磨铺井，认纳课银一百三十两；一口叫蛮耗井，认纳课银八两。这些本来都在正项盐税额度内，改革之初，按照盐量计算课税，遗漏没有核计入内，于是与抵补广东的余息一起，造册列入溢课。所谓粤息，是指开化、文山借食广东盐，都是余盐，并没有引课，收获的利息，仍应解送广东。后来改为食用云南盐，照旧列项征收，每年大约二千两。云南盐政的办法，是用有余来补不足，溢课不作为正额，常留有余地。而且民间商贩没有纲商那样的奢靡浪费，州县也没有督销的考核压力，浮费陋规，无从产生。所以能够长久遵行。然而时间久了弊病产生，也时有发生。石膏箐井改归迤南道管辖时，发放盐票、提取盐斤，多派遣家丁监视，官员常常不能亲自到场。久而久之，家丁从中贪婪勒索。该井运输盐斤，每百斤按规定加耗盐三十斤，私自增加到七八十斤。而官府又勒令井民三十七户，每月多煎盐数万斤，以供给道署额外的经费。井民力量无法支撑，道光十七年以后，溢课就经常缺额，都责令井民垫补完成。况且矿洞开挖日久，矿路越来越远，加上出矿夹杂泥沙，煎炼更加困难。到了道光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又正值临安、元江疫毒传染，人员伤亡很多。而猛野的私井，逐渐增多自煎自食，销路大大停滞。连年溢课，亏缺大半，严厉追比也不足数。井民疲惫不堪，才到总督衙门控告。奏明裁禁陋规，之后加上溢课四万两，酌情减少三成。将抱香大使改为石膏箐井大使，驻扎在井地，专门负责稽查。而抱香两口井，就由威远同知督管煎销。其他法制稍有改变的，只有弥沙井产盐本来较少，道光十一年，就将大使裁撤，改归剑川州知州兼管。安丰井和白井近在咫尺，原来设置一提举两大使，未免冗杂滥设。所以咸丰二年，将安丰井大使议定裁撤，由白井大使兼管。其余的都依照旧章。

译使得地方安宁。应当至今可以没有弊端。到了咸丰五年，恰逢回民滋事，云南半壁遭受蹂躏，盐务于是衰败。而石膏箐井，也在咸丰八年奏报坍塌了。大概是因为开采得太尽，洞穴老化山空，也是势所必然的。然而就着山中踏勘矿脉，应当有子井可以开凿。即使老井坍塌歇业数十年，矿苗也必定会再生。以煤窑为例，应当不至于最终废弃。只是地方尚未恢复，无从商议此事。同治元年，总督奏请派遣回部弁兵办理黑井盐务，直到没有音讯。想必也是受限于时势罢了。其奏销向来是甲年乙年上报，奏报至咸丰四年为止。按照账册稽查，每年账目清晰，从未拖欠。一切章程，与原来规定无异。只是各井煎盐的额定数量，稍有参差，而黑井、白井未曾减少变化。只要回务肃清，举而行之，应当很容易了。在乾隆年间盐务极盛之时，蜀盐刚行，滇盐正弊。此后各省盐务皆由盛而极衰，多方调剂才兴起。只有滇蜀盐定章之后，始终如一，因为未曾加征帑利摊派河工。然而蜀地因引商把持，近来也积欠羡截百余万金，滇地则丝粒清完。于是谈论盐法的人多主张就场抽税的说法了。前人的规划，也是相度形势，因地制宜。如果额大课重的地方，随意尝试，没有能成功的。

卷五十五 户政二十七 榷酤

前因时论十八税敛

吴铤

关市之征，大概是用来摧抑富商巨贾窃取利权，削弱豪家大姓侵害小民的。然而受其害的，却是小民。富商大豪，凭借雄厚的资财与百姓做买卖，囤积居奇积累利润，利及锱铢。上面的人因此重征，想要夺取他们的利益。然而他们正计算价值以权衡资本，斟酌收入以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役使贫民，转运谷物于郡邑，上面用来摧折的手段也就此止步了。而他们囤积居奇依然如故。上面所得越多，贫民所出的就越无限。而富商大豪居中其间，乘着积货逐利，上以供朝廷之赋税，下以操纵天下之利柄。百物腾贵，黎民重困。考察关市之征，凡是原野的肥沃，园宅的生息，山泽的遗利，只要有一物可敛，一名可记，无不收其税而取其值。但行之既久，即使想要施以旷大的恩惠，而尽予蠲除，势必不行。汉文帝弛山泽之禁，和帝诏令山林饶利，陂池渔采，勿取假税，乃是后世所罕见，而计臣所不乐闻的。以关市之利，一一归之于上，虽然天不能生，地不能长，百物不能养，以调其有余不足之数，则应当酌中制以用之，使不至于病民以病国，捐末利以还之，使不至于损下以损上而已。元至元时，定收课税法，法三十分取一，商贾流行，百姓安业。诚以此行之，则苛敛之法除，烦扰之事去，不竭财于既涸之渊，不藏财于尽坐之府。恐怕有司好为浮冒，特命贤有司司其事，禁胥吏不得为奸，额外耗羡，不得递加。虽不能复讥而不征之制，然亦可以不至于为暴与。

禁末

王柏心

末业也有多种途径了。商人为其首。先王因为妨碍农业，常抑制之。秦发民戍边，先取市籍。汉高即位，复取贾人子折辱之。然而趋商者益多。以天子之威，不能伸令于庶民，诚事势之不可解者。所以晁错之言曰：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然而那时商犹有功于农，未甚困农也。农之所挟，粟米布缕，所需百物之用，所挟不能流转，所需不能罗致，商从而懋迁之，于农甚便。独奈何重折辱之？今之商非昔之商矣。不惟妨农，且困农。不惟困农，上自贵流，下逮舆台，商皆钩取其赢余，而困之。何者？敦朴之原绝，而奇巧之风炽也。百室之聚，必有数十家之市；千室之聚，必有数百家之市；万室之聚，必有数千家之市。核其器用，裨衣食者才什二三，余皆炫耳目荡心志者也。且夫商之所以役使人者，在役末技，在通番货。二者，殃之门，蠹之府也。古者造作之区，官考其效，工执其艺，必中程，必利用，非是者有禁。故诈伪毋敢作。现在工之习恒业者，困与农民等，而末技之徒，穷极工巧，日日增加。财之源有尽，巧之窦无涯。以有尽徇无涯，安得不竭？其番货之奇淫，又千百倍于末技。挟无形之酖毒，烁九州之膏血，开尾闾之大壑，荡四民之筐箧。此二者，商皆笼而有之。夫利散于末技，犹曰吾民也。使利散于番舶，是岂不可为痛心者乎？然则返之之术，惟在躬行节俭，倡之于上，始自贵近，及乎编氓，然后优为之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