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学术六文学

译卷六 学术六 文学

六经正名

龚巩祚

孔子尚未出生时，天下已有六经很久了。《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说：“我凭借六经游说七十位君主，却不被任用。”《礼记》记载，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其教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有《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教化。孔子所阐释的《易》、《书》、《诗》，后世已经知晓了。至于孔子所见的《礼》，就是汉代从鲁国淹中出土的五十六篇。孔子所说的《春秋》，就是周王室所收藏的百二十国宝书。因此孔子说：“我只传述而不创作。”司马迁说：“天下谈论六艺的人，都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标准。”六经、六艺的名称由来已久，不可以随意增益。汉代刘向撰写《七略》真是好啊。班固沿袭它，编撰《艺文志》，将六艺分为九类：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附属于经，记附属于经，群书中与经有关联的也附属于经。什么是传？《尚书》有大小夏侯、欧阳的传，《诗经》有齐、鲁、韩、毛的传，《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邹、夹氏的传，这些都是传。什么是记？大小戴氏所收录的，共一百三十一篇，就是记。什么是群书？《易经》方面有《淮南子·道训》、古五子十八篇，这是与《易》有关的群书；《尚书》方面有《周书》七十一篇，这是与《书》有关的群书；《春秋》方面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这是与《春秋》有关的群书。那么《礼》方面有《周官》、《司马法》，这是与礼经颇有关系的群书。汉朝两百年间，从六艺到传记，再到群书，再到诸子，全部出现且非常完备。如果没有刘向的目录，我们岂不是如在漫漫长夜中吗？为什么后世会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的喋喋不休之说呢？有人把传当作经，把公羊学当作一经，谷梁学当作一经，左氏学当作一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韩诗学也是一经，齐诗学也是一经，鲁诗学也是一经，毛诗学也是一经，可以吗？欧阳尚书学是一经，大小夏侯各是一经，可以吗？《易经》有三家，《礼》分为庆氏、戴氏，《春秋》又有邹氏、夹氏，汉代总计古今文，作为经的应当有十八种，何止十三种？如果这样也可以，那么后世以一家之言解说经书的非常多，经书应当数以百计。有人把记当作经，大小戴的两部记都称为经。大小戴的两部记，在古代是每篇单独流传的，那么除了礼经之外，应当有一百三十一部经。有人把群书当作经，《周官》出现较晚，刘歆才将其确立。刘向、班固清楚地知道它出自晚周、先秦之士搜集旧章所编，附属于礼，等同于明堂、阴阳之书罢了。后世称它为经，这是沿袭刘歆，不是沿袭孔子。刘向将六艺分为九类真是好啊，其中有着苦心的斟酌，曲尽其妙。他排列六艺，自七十子以来，尊崇《论语》而谈论《孝经》、《小学》的人，又是经学的门户枢纽。不敢把《论语》等同于记、等同于书，不把《孝经》归入记、归入书，又不是传。于是把这三种作为经的辅佐。虽然作为经的辅佐，但仍然不敢悍然加上经的名称。刘向与班固可以说是博学、明辨、慎思的君子啊。《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刘向与班固难道不是效法古昔、崇尚谦让的君子吗？后世又把《论语》、《孝经》当作经。假使《论语》、《孝经》可以称为经，那么刘向早就命名了，并且会说排列八经，而不会说排列六艺了。仲尼尚未出生，先有六经；仲尼既已出生，自己表明不创作。仲尼何曾率领弟子记录他的话以自制一部经呢？扰乱圣人的体例，混淆圣人的名实来尊崇圣人，奇怪啊！没听说过，没听说过。然而还觉得不尽意，于是又把子书当作经。汉代有传记博士，没有诸子博士。况且所谓子书，其学说有的纯正有的有瑕疵，其名声反而高于传记。传记，是弟子传授其师、记录其师言语的书。诸子，是一位老师自己的言论。传记，好比天子京畿内的卿大夫；诸子，好比公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拥有自己的百姓，不专门侍奉天子的人。现在把《孟子》从诸子中拿出来，把它置于大小戴所记录的记书之间，名义上是尊崇它，实际上是贬低它。子舆氏的英灵，恐怕不会享用这种祭祀了。问刘向把《论语》、《孝经》作为经的辅佐，《论语》、《孝经》的地位难道就这么高吗？回答说不不。《孝经》是曾子以后支流苗裔的书，平易泛滥，没有大瑕疵，也没有深远的意旨。如果把它放在大小戴所收录的书中，与《坊记》、《缁衣》、《孔子闲居》、《曾子天圆》相比，它不是《中庸》、《祭义》、《礼运》那一类的。本朝设立博士，刘向与班固因为本朝所尊崇而尊崇它，不是刘向、班固自己尊崇它。那么刘向、班固将六艺分为九类，北斗星可以移动，南山可以崩塌，这个是不可动摇的。后世把传当作经，把记当作经，把书当作经，把子书当作经，还觉得不尽意，就把经的仆役当作经，《尔雅》就是这样。《尔雅》是解释《诗》、《书》的书，所解释的又是《诗》、《书》的皮毛末节，却让它与《诗》、《书》抗衡，这是让尸祝和仆役的鬼魂，配享昊天上帝啊。

尊史

龚巩祚

周代的世袭官职，职位最高的是史官。史官之外没有语言，史官之外没有文字，史官之外没有人伦品目。史官存在周朝就存在，史官灭亡周朝就灭亡。殷纣王时，他的史官尹挚抱着典籍归附周朝。周朝初年担任这个官职的是佚。周公、召公、太公为周室辛劳之后，改变质朴的家风跻身于文治之家，设置太史，史官在百官中，没有不有职事的。三

译关于史官的职责。由副职协助办理，称为“四圣”。大概除了上古圣贤那样睿智美好的人，谁能胜任治理这个官职呢？因此儒者谈论六经。六经的名称，在周朝东迁之后就有了。六经，是周朝史官所传承的根本。《易经》，是负责占卜的史官所掌管；《尚书》，是记录言论的史官所掌管；《春秋》，是记录行为的史官所掌管；《国风》，是史官从民间采集并编录在竹帛上交给乐官的；《雅》《颂》，是史官从士大夫中采集的；《礼》，是一个朝代的律令，史官的职责是将它收藏在旧府库中，并时常用来告诫君王；《小学》，是外史传达给四方，盲乐官用来向宾客解释礼仪规范的。如今宗伯虽然掌管礼仪，但礼仪不能仅靠口舌来保存，儒者是从史官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宗伯那里得到的；乐官虽然掌管音乐，但音乐不能仅靠口耳来保存，儒者是从史官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乐官那里得到的。所以说六经，是周朝史官传承的根本。孔子去世后，七十位弟子不被任用，衰世著书立说的人，如泉水般涌出。汉代校勘整理典籍，将他们列为诸子。诸子，是周朝史官传承的分支。所以道家这一流派，言论称引辛甲、老聃；墨家这一流派，言论称引尹佚。辛甲、尹佚，官职都是史官。老聃的官职实际上是柱下史。像道家、农家、杂家、阴阳家、兵家、术数家、方技家，他们的言论都称引神农、黄帝。神农、黄帝的书，又是周朝史官职责所在收藏的，就是所谓的三皇五帝之书。老于祸福，熟于成败，掌握万事的盈虚，窥探至人无争的境界，称为“任照之史”，适宜作为道家的祖先。《汉书·艺文志》的祖先。通晓天时，明于大政，考察夏历的等级，以此安定民众，称为“任天之史”，适宜作为农家的祖先。《汉书·沟洫志》《食货志》的祖先。左手拿着绳墨，右手拿着规矩，笃信谨守，等待弹劾射正，不让王权倾颓，不让诸侯骄横凌上，称为“任约剂之史”，适宜作为法家的祖先。广泛观察言论，既知道它们的始终，又知道它们的出入，不蒙受一物的讥讽，不受诸侯的抵触，使王政不清，万物奸邪滋生，称为“任名之史”，适宜作为名家的祖先。名法家是《礼书》《刑法志》《兵志》的祖先。罗列引用各种术数，爱惜古代，聚集道义，谦让不敢删改审定，整齐排列以等待能者，称为“任文之史”，适宜作为杂家的祖先。《汉书·艺文志》的祖先。窥探大道的本源，识别吉凶的端倪，明白王事贵在因循，一呼一吸之间，因事纳谏，比附事物假托事理，不推辞矫饰诬妄的刑罚，史官中负责讳恶的人，在才能上最为低下，适宜作为阴阳家的祖先。《汉书·天文志》《五行志》的祖先。亲近文章，轻视语言，割舍荣华以任简朴，涵养怒气以积累辩才，称为“任喻之史”，适宜作为纵横家的祖先。《汉书·文苑传》的祖先。怀抱大禹的训诫，矫正周文王的偏颇，坚守而不争斗，节俭而不掠夺，称为“任本之史”，适宜作为墨家的祖先。《汉书·循吏传》《独行传》的祖先，也是《兵志》的祖先。通过五庙来观察怪异，通过天地来观察通达，六合之间，无所不储备，无所不言语，称为“任教之史”，适宜作为小说家的祖先。《汉书·方技传》的祖先。刘向说，道家和术数家出自史官，不知道其他各家也出自史官。这就像知道五星二十八宿度数不同，却不知道它们都系属于天；知道江河味道不同，却不知道它们都依附于地。所以说诸子，是周朝史官的旁支小宗。夏朝灭亡时，孔子说：“杞国的文献不足以征验。”哀伤夏朝史官的灭亡。殷商灭亡时，孔子说：“宋国的文献不足以征验。”哀伤殷商史官的灭亡。周朝东迁时，孔子说：“天子失去了官职。”哀伤周朝史官的灭亡。灭亡别人的国家，一定要先去除他们的史官。摧毁别人的权柄，败坏别人的纲纪，一定要先去除他们的史官。断绝别人的人才，湮塞别人的教化，一定要先去除他们的史官。夷灭别人的祖宗，一定要先去除他们的史官。周朝东迁时，其史官有大四、小四，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的书，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郯国的国君知道它，楚国的左史知道它，周朝史官不能保存它，所以流传下来的不雅正驯顺，而雅正驯顺的没有流传下来，这称为大一。

译正考父在周朝得到了商朝的十二篇名颂。百年之间，丢失了七篇。太师丢失了它们的乐谱和弦歌。太史又丢失了它们的简册编次。这称为大失一。周朝的雅颂，义理散佚而事迹荒远。人物散佚而名称亡失。盲人乐师所献上的，宴饮享乐时所歌唱的，大多是断章取义。作者最初的意图不在其中。愚钝的儒生编排诗经，把断章取义当作最初的意图，把讽谏当作根本意义，把歌唱者当作作者。这三者史官不能宣扬而阐明。这称为大失二。有黄帝历，有颛顼历，有夏历，有商历，有周历，有鲁历，有列国历。这七种历法，周天子不能统一。列国报丧告知，各自推算自己的功绩。告朔怠慢终结，于是混乱而不遵从。周朝享国长久，八百多年。历法弊坏而不改正，因此失去条理。这是失去官职中最大的。这称为大失三。古代的王者保存三统。国家有大疑，不只以一位祖先为师。在夏在商，这是参酌谋划。如今《连山》《归藏》亡失了。三部易书不全备。孔子最终在宋国得到《坤》《乾》，在周朝也没有得到。这是史官的小失一。列国的小学不明，声音混杂模糊。各自操持自己的方言。如果没有孔子的雅言，古音大概就亡失了吧。这是史官的小失二。史籀作大篆，不是为了废除仓颉的文字。周朝史官不肯保存古文，文字少而字形却多了。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声相孳，千万并起。古今人都为此困惑。孔子壁中书既已彰显，科斗文辉煌。不是史籀而是仓颉，大概是效法文武，而不是效法宣王。这是史官的小失三。列国的展禽、观射父之类，能言说先王命祀。而周朝史儋，苌弘却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觋祝宗，不能供奉鬼神。燕昭王、秦始皇，淫祀逐渐兴起。史儋、苌弘开启了先例。妖孽由此征验。这是史官的小失四。从帝魁以来，百篇权舆。孔子删削它，十倍储备。虽然颇有残缺不全，资粮有余。这是史官的大功一。孔子与左丘明乘车到周朝，获得一百二十国的书。然后《春秋》才写成。这是史官的大功二。冠礼的杀青，器服的等级，大夫士的曲礼，有人认为有定数。舍弃定数而言义，我不相信。所以十七篇的完整，也是危险中完整的。这是史官的大功三。周朝时有推步的方法，有占验的学问。它的推步，它的占验精密。天官有书，先臣传承。唐都、甘石，以及谈迁，是迹是宣。这是史官的小功一。史官秩位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是史。自从商高以来，畴人守之。《九章》《九数》幸而完整。这是史官的小功二。我赞同那些奠定世系的人，能奠定能守护。有历谱牒，有《世本》。竹帛都旧。所以仲尼的门徒，也著《帝系姓》。后千余岁，江介之都，夸族开始盛行。这是史官的小功三。功业之际，存亡之会也。绝续之交也。天降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存亡续绝，使之成为枢纽。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史统衰微，所以孔统修明。史无孔，虽美何待。孔无史，虽圣曷用。由此谈论，大失也可掩盖，大功也可蒙蔽。孔子虽死，七十子虽不见用，王者之统虽熄，周历不为不多，数不为不跻，府藏不为不富，沈敏辨异之士不为不生，绪言绪行之不为不俟。庄周隐于楚国，墨翟傲于宋国，孟子瑞于齐梁，公孙龙哗于齐赵之间，荀况废于道路，屈原淫于波涛，可谓有人了。然而圣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国，择言不同师，择行不同志，择名不同急，择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周朝自史佚、辛甲、史籀、史〇、史伯之后无闻人焉。鲁国自史克、史邱明之后无闻人焉。这是失去其材。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国。这是失去其志。不以孔子之所凭借者凭借。这是失去其器。三尺童子，瞀儒小生，偁为儒者流则喜，偁为流则愠。这是失去其情。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这是失去其名。知孔氏之圣，而不知周公史佚之圣。这是失去其祖。

梦梦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悯周之将亡也，与典籍之将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传之名氏，补诗书之罅。逸于后之剔钟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标不显之年月，定岁名之所在。逸于后之布七以求之者。为礼家之儒，为小节之师，为考订之大宗。逸于后之弥同以求之者。明象形，说指事，不比形声，不谭孳生，推本音，明本义。逸于后之据假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数。逸于后之杂真以求之者。诵诗三百，篇纲于义，义纲于人，人纲于纪年，明着竹帛。逸于后之据断以求之者。于乎。周道不可得见矣。阶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宪章文武者何事。梦周公者何心，吾从周者何学。逸于后之侈谭以求之者。辞七逸而不居，负六失而不恤，巩祚于大道不敢承。

译或许幸运地生在那个时代，那么我就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译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

我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时跻身朝廷班列。偷闲翻阅旧籍。略微涉猎先圣昔贤、大儒长者的学术渊源。但我资质愚钝迟缓又多病，百事无一成就。在军旅中奔波驰骋，学业更加荒废。战乱尚未平息，而我的年龄将近五十岁了。从前读班固的《艺文志》以及马端临的《经籍考》，看到所列书目，繁杂琐碎极多，作者的姓氏，多到不可胜数。有的如日月般昭昭显著，有的则湮没无闻。等到我担任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侍从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阅览《四库全书》，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前代所藏。而仅存目数的书籍数十万卷，尚且不在此列。唉，是多么多啊！即使有天生知性的资质，累世也不能完成其学业，何况那些资质低下的人呢？所以书籍浩如烟海，著述者众多，如同江海一般，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饮尽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量才力不及，便挑选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令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汇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代子孙有志读书，取足于此即可，不必心驰神往地广泛涉猎，而斯文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在汉代，如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也绘制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久。熟悉其器物形制，进而探求其精神，通达其精微，契合其意旨，诚心诚意地探求，仁德难道遥远吗？

尧舜禹汤，史官只记录他们的言论而已。直到文王被拘囚，才开始创立文字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辉显著，此道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自尊崇并推崇他，而宋代的贤者，认为可以把他提升到孔子之次，尊崇他的书以配《论语》，后来的论者没有人能改变这一看法。这里把他的画像绘在三圣人之后。

左丘明传《春秋》，多叙述两周的典章制度，而喜欢称引奇异荒诞之事，文字华丽，浮于质朴了。太史公称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十之六七。班固见识宏大胸怀孤高，远远不及司马迁。然而经世的典章，六艺的宗旨，文字的源流，幽明的情状，灿烂完备，难道会与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位先生面前争得失，拘泥自守而自我标榜吗？

诸葛公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穿着儒者的衣服，从容合乎中道。陆贽侍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训导的将领，用至明之理烛照，以至诚之心引导，好比驾驭劣马登上峻岭，纵横险阻而不失其奔驰，是多么神奇啊。范仲淹、司马光遭遇的时代稍微兴盛，然而坚卓诚信，各有独到之处，以道义自持，蔚然形成风俗，意气度量也很深远。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之才，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管仲、晏婴之类大概不能及。而刘歆认为董子受师友影响，曾不能接近子游、子夏。以我看这四位贤者，虽然不及伊尹、吕望，固然将贤于董子。现在按类别绘制他们的画像，可惜不能像刘向父子那样论定罢了。

自从朱熹表彰周敦颐、二程、张载，认为他们上接孔子之传，后世君主、宰相、老师、儒生，笃守其学说，没有人能改变。乾隆年间，大儒辈起，训诂博辨，超越前贤，另立旗帜，号称汉学，排斥宋代五子的学说，认为不能独尊。而笃信五子的人，也屏弃汉学，认为破碎害道，争辩不休没有止境。我看五子立言，其大体多符合洙泗（孔子）之道，何可非议呢？他们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然应当取近世经说以辅助，又可屏弃群言以自取狭隘吗？这两种态度也都值得讥讽。

西汉文章，如司马相如、扬雄的雄伟，这是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这是天地之义气。刘向、匡衡的渊深懿美，这是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这是天地之仁气。东汉以来，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稍减了。韩愈、柳宗元兴起，尽取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而纳入于细微事物之中，难道不奇怪吗？欧阳修、曾巩，都效法韩愈，而体质接近匡衡、刘向。文章的变化，不可穷尽诘问，总之不出于这两条途径，即使百世也可知。

我抄录古今诗歌，自魏晋至本朝，得十九家。大概诗之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如同百味菜肴，罗列鼎俎，只取适合我口味的，品尝得饱而已。一定要穷尽天下美味辨尝而后供一餐，是大惑也。一定要强迫天下人的舌头，都同我所嗜好的，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我在十九家中，又笃守那四人：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十之七八，非议他们的也有二三。我害怕蹈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便取足于此，终身如此而已。

司马迁，网罗旧闻，贯串千古，而八书颇嫌其简略。班固的志较详了，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想要周览经世的大法，必须从杜佑《通典》开始。马端临《通考》，在杜佑之间，郑樵《通志》不是其同类。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治《说文》，多宗许慎、郑玄，少谈杜佑、马端临。我以许慎、郑玄考先王制作之源，杜佑、马端临辨后世因

译变革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将它们一同绘制出来。

译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身、治理百姓，规划安排万事万物的，归结到哪里呢？也不过是说礼罢了。秦朝焚烧书籍，汉代诸儒所搜集整理的，郑康成之所以卓绝超群，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内容占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跨越了八个朝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端临、王应麟所编纂辑录的，没有不以礼为兢兢业业关注的。我朝学者，以顾亭林先生为宗师，《国史·儒林传》中他赫然位居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就毅然有坚守先贤、等待后学、舍我其谁的志向，多么雄壮啊！此后张蒿庵撰写《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作为首要任务。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列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都用礼来贯穿，可以说是体制宏大而思虑精微了。我绘制本朝先正遗像，首先画顾先生，其次画秦文恭公，难道没有深意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他们的学问都不纯粹局限于礼。然而姚先生持论宏大通达，国藩对文字粗浅的理解，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深远得不可企及。所以把他们列在最后。

姚先生说学问之道有三：一是义理，二是词章，三是考据。戴东原先生也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俊，确实不能用一个方面来衡量。至于葛洪、陆九渊、范仲淹、马端临，在圣人门下则是德行兼政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圣人门下则是德行科。这都是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圣人门下则是言语科。这就是所谓的词章。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圣人门下则是文学科。顾炎武、秦蕙田与杜预、马融相近，姚鼐、王念孙与郑玄、许慎相近。这都是考据。这三十三个人，师从其中一人，读其中一书，终身运用也不能穷尽。如果比这还浅陋，却向外求益，好比挖井九仞却不及泉水，就认为一口井太窄，一定要广泛挖掘几十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疲乏，最终没有见到泉水的一天，这难道恰当吗？

自从佛教徒谈论因果祸福，行善得报的说法，深深植入人心，牢固而不可破除。士人正在读书学习时，就期望在科举仕途上得到回报；或者稍微读些古书，窥探著作的领域，就期望在远近的赞誉、后世的声名中得到回报。编纂著述还没完成，就希望有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传播到别人的耳朵里，来补偿我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收获，一次施舍十倍回报，好比卖酒卖肉，喧闹地要求借贷者，又索取加倍的利息。禄位利益不顺利，就侥幸期望后世不可知的名声。更甚者甚至说孔子生前没有得到职位，死后祭祀的待遇比尧舜还隆重，用郁郁不得志来互相安慰，多么浅陋啊！现在三家市场，利益分毫必争，或者一百钱的债务，怨恨波及子孙。如果通衢贸易，货物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钱的有无，就没有空闲计较了。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通充裕，那么几十上百缗的费用，就没有空闲计较了。都是人，所掌握的大，尚且没有空闲计较小的，何况上天所掌握的更大，而对于世人毫末的善行，口耳相传、分寸之学，一一谋划如何回报，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经营货物，同时同地，却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射策者所做的事业相同，却有的中选有的落选；为学著书的深浅相同，却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有名有的无名，也都有命运在其中，不是可以强求的。古代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道不能彰明，自己不免成为乡人，一息之间松懈就忧虑。安于平易以等待命运，下学而上达，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这就是快乐。自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氏，没有不终身忧虑，终身快乐的。没有什么祈求，没有什么回报。自己则自我隐晦，哪里在乎名声。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感怀才不遇，怨恨愤懑表现在书册上，他们对于圣贤自得之乐，稍微违背不同了。然而他们自惜不世之才，不是那些没有实际而急切追求时名的人相比的。如果急切追求名声，那就离三十三个人远得很了。将要到燕晋去却向南驾车，对于方法不也太疏远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葛洪、陆九渊、范仲淹、马端临、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炎武、秦蕙田、姚鼐，三十三个人，祭祀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辨言

王柏心

言论有要点，没有理就没有言论，没有事就没有言论。言论如果不涉及事理，这是去掉柴火求火的同类；言论如果不当事理，这是岔路亡羊的同类。君子对于言论，没有苟且的，没有不辨别的。怎么辨别呢？以理为内心准则，以事为核实标准。事理符合了，进而考察言论的气象，就没有隐藏的了。有人说，庄重的议论未必没有奸佞，正确的议论未必没有浮伪，辨别也很困难。回答说，不难。油脂盛满则液体流出，波浪盛满则波澜涌动。珠玉潜伏在幽深之处，它们的光华必然显现于山川；兰芷秀丽于涧谷，它们的芳香必然扇动平林莽。心的精华，凝结成为言论，这是内心的旗帜；言论的蕴藏，溢出成为气象，这是真诚的旗帜。怎么可以掩盖，怎么可以诬蔑。所以言论宽裕和畅的，这个人的慈仁温良就知道了；言论静正肃穆的，

译一个人恭敬节俭、喜好礼仪，是可以知道的。言语疏朗而通达、宏大而深远，一个人的英明爽朗、开阔济世，是可以知道的。言语庄重而恭敬、廉洁而高洁，一个人的刚直不阿、不屈不挠，是可以知道的。发表险峻峭拔、察察为明之言的人，其为人必定刻薄深沉。发表刚劲强悍、鸷猛乖戾之言的人，其为人必定果断急躁。发表委曲谨小、和顺媚悦之言的人，其为人必定谄媚奸佞。发表浮华艳丽、夸耀顺从之言的人，其为人必定奢侈放荡。凡是像这样的情况，考察于事理，观察于气象，都是明显可以分辨的。事理对于言语，就像织布机对于织物一样，织机设置好了，那么粗绸细绢、丝绵绮罗，没有不禀承它而形成的。就像筋骨对于肌肤一样，筋骨具备了，那么运行止息，没有不遵循它而听命的。气象对于言语，也像染色有深浅，血脉有荣枯一样。推究这些来探求，那么在辨别言语方面就不困难了。况且言语并非仅仅以纯正或瑕疵来衡量。诸子百家未必全都符合事理，有助于行事，他们的偏颇瑕疵或许多得举不胜举。然而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就像水火金石一样，明显地不改变其本性，等待取用者而各自适用于用途。后世的言论，芜杂了，衰败了，沉溺了，蒙昧了。依附于事理而实际上背离，依托于行事而更加疏远。没有什么值得辨别的，那么著书立说的人又应当自己树立根本啊。

译有通过积累学问来获得声誉的人，却没有通过积累声誉来当作学问的人。天积累云气而气势崇高，山积累德行而土壤依附，河流积累刑罚而水流归附，士人积累学问而声誉到来。古代的君子，没有追求声誉的心意，只是惶惶不安地担忧自己的学问不够罢了。起初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来奠定行为的根基，以《诗经》《尚书》来研求思虑，遵循礼乐来涤除邪念，遵循仁义来增长善行，体悟忠信贞廉来端正行为准则，考察治乱兴废来拓宽见识。当他还没有获得学问时，局促不安不敢自我满足；当他已经获得学问时，谦逊克制不敢自以为是。潜藏而不炫耀，充实而不溢出。正因为如此，所以道义确立在这里，行动影响在那里，传播到家庭，通达于乡里，闻名于朝廷，声誉的到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后来的君子，不积累学问，只追求声誉，不仅追求，还想要迅速得到，用虚名炫耀来迷惑实际的听觉，用伪善的行为来猎取高名。考察他们的根本和末节、经线和纬线，没有看到任何实质，而喧嚣的名声却接连不断，傲慢地自以为得计，正讥笑积累学问的人不善于应对时势，这也太荒谬了。所以说，枝叶般的话语，上等士人不称道；飞蓬般的传闻，王者不接纳，这是说声誉没有根本。学问就像染色，浸渍深厚，丹黄黼黻的纹彩就灿烂；不然，那就只是绘画罢了，时间久了接着就会剥落。学问就像耕作，深耕细作，颖栗坚好丰收加倍；不然，那就只是粗疏罢了，甚至混杂着秕稗。层青生长在幽深的山崖，而攀山的人不畏惧其遥远；明珠产于赤水，而采珠的人不躲避其深险。火不说猛烈而火焰灼热，石头不说坚硬而质地坚贞。树林茂盛，鸟儿就聚集；诱饵芳香，鱼儿就到来。君子审察这些，就知道有通过积累学问来获得声誉的，没有通过积累声誉来当作学问的。《诗经》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大概是说学问。又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大概是说声誉。

现在天下的读书人，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懵懂无知，对内不知道如何修养自身，对外不知道如何治理他人，难道不是时文的缘故吗？所谓时文，是习惯于圣人贤人的言论并附会上儒家的学说，它所称道的不是修养自身的实际，就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然而读书人每天习练写作，却对内不知道如何修养自身，对外不知道如何治理他人，为什么呢？现在写时文的人，并非真的能明白圣人贤人的心意，了解他们的事迹而加以论述。村塾里十岁的童子，粗略诵读章句，拿起笔学习写文章，那么他所谈论的，无非是尧舜三代的旧事，孔子孟子的为人，其实穿衣吃饭的事情，都不懂。而时文用来选拔士人已经很久了，《四书》中的言论，用来作为题目的，更加混乱且琐碎，说到它的种类，大概有几十种，读书人想要都具备，那么耗尽一天的力量也不足以供给，又怎么知道其他的事情呢？因此老师坐在堂上讲授的，弟子拿着书卷听讲的，居住时切磋琢磨的，考试时评定高下的，没有不是这个的。对于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就说不是我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替圣人贤人说话罢了。因此进入家里侍奉父母，出来在乡里交往，与蒙昧不识字的普通人没有区别，又恐怕还不如他们。等到一旦侥幸考中科第将要进入官场，才开始学习做官奔走趋奉的技艺，一切官府的仪态品级格式，前去充任职位罢了。而当今世上的法令用来处理天下事务的，都没有听说过。因此现在的天下，有人说我要修养自身而做它，去恶向善，就一定归于阴骘感应的书籍；有人说我要治理他人而清理狱讼，整理簿书，就一定以刑名幕客之类为师。用阴骘感应的书籍而尊崇于圣人贤人的教化，以刑名幕客之类而傲视服习仁义的人而成为老师，那么现在的读书人，难道不侮辱孔孟而羞于儒者的名声吗？所以时文的弊端，到今天达到了极点。唉，将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它呢？

古代的文人从屈原以下，大多忧愁困顿受辱，崎岖隐忍哀伤，没有安然度过一生而没有患难的。以前的贤人论述这件事，认为名声是造物主所吝惜的，既然回报以不朽了，其他的福祥，大概不能兼得吧。而文人搜求刻琢，穷尽天地深奥的变化，揭示万物的情状，造物主本来也忌恨他们，于是给予他们困穷。我却认为古人文章的工巧，不是在安逸快乐中得到的，大概必定是从他们困穷的时候，平时规摹诵习于所做的事，呜咽不快的心意神态时常遇到，久而久之心志与之流通，他们的气势所凭借，于是有暗中相互感召的。譬如草木的枝叶，必定类似它的根本，因此文章的工巧日益相似，而境遇的孤穷而不偶，也不幸往往相似。况且人世纷华美好之物，忽然骤然到来的大概很少，必定从心神积累专注，然后司命者才不离开这个而归属其他。太史公说，确实是专一所致。现在他们用心在于寂寥无人之境，追慕古代的困穷者，相互驰骋上下而希望与他们并列，当志满意得，用可欲的东西触动他们，而本来有所不顾，等到憔悴无聊之后，他人的休明显赫，也不能没有少许期望，而要有所以自得的东西，如排开云气倚靠阊阖，莽然窥视天外，下看庸人龌龊之人所享有的

译接受。即便有井田、村落、烟火人家，以及尘垢污秽、混浊不堪的环境，也完全不足以让他看一眼。他那种自我安适的境界，竟然达到如此地步。所以神明也在暗中鉴察他的志向，让他顺遂自己的快乐，而不强迫他去做那些他做不到的事。这是自古以来从事文学事业却导致穷困潦倒的大致原因。

我也曾观察名家文集，凡是那些骨肉至亲、枝叶旁系，以及关系亲密的朋友，其中可悲可痛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难道真的是因为腐朽臭秽的东西靠近就一定会被沾染吗？如今一个乡邑中，如果有享有盛名的文人出现，那些与他有旧交或姻亲关系的人，都能依附他的名声，凭借他的声望而流芳百世。那么，他在这一方面有所得，而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一定是有原因的。

唉！左丘明因为失明，司马迁因为受腐刑，欧阳修因为被贬谪，欧阳修因为遭谗言，柳宗元、苏轼几乎遭受极刑，而孔融、蔡邕最终遭遇祸难而不能保全性命。其可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后来的读书人仍然手持简牍、蘸墨挥笔，竭尽全力奋力追逐而不知停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译示庆藩论文章之士

郭昆焘

近来有人以血气之性闻名，却轻易决定去留，不顾道义理法；以清流自居，却贪婪财货，不顾他人议论。只是凭借文笔辞锋，粉饰天下人的耳目，天下的读书人也纷纷称赞他们。大概末世的是非标准，长久以来就不可依赖了。几十年来经历世事，我私下看到那些文采出众的人，心术常常不可探问。究竟所谓的文采，浮华而不实在，懂得言语真谛的君子，必定不会被他们愚弄。只是无奈世俗之人众多，懂得言语真谛的人很少，一两个有见识的人又致力于从长处肯定善行，喜爱他们的才华而忽略他们的短处，于是任由他们欺世盗名，借此行私，从而成为人心的祸害，真是令人感慨啊。正好与沅浦诸位先生评论当时的贤人，内心有所触动，有感而写下这些，一并告诉你们，要记住它。

请续修《四库全书》疏 光绪十五年

翰林院编修王懿荣

关于《四库全书》，事关文教，请求等《方略》《会典》两书完成后，恳请皇上特别下令续修。臣私下看到乾隆年间，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周秦，直到我朝，三千多年圣人的著作和贤明的阐述，灿烂完备。中间恭敬地载录了列位圣祖的御制全集、御纂和钦定的各书，包罗天地，彪炳古今，汉唐以来，文章之美富，没有像这样盛大的了。到我皇上登基十五年，历经百年，开通日益广泛，文物日益更新。既有市舶船泛海而来、前代流传海外的书籍，又有乾隆以后，通才硕学网罗散失、采集遗佚、复古再成的书籍，以及解说经义、补正史书、重新作注、重新作疏、精校精勘的书籍，还有天文算学、舆地、方志、政书、奏议、私家撰著中卓然经世的书籍，层出不穷。有的先前得到的残缺，而重新收录的完整；有的沿袭称呼的是伪书，而更改题名的才是真书。考据这一门类，后来者居上；技艺数理这一流派，晚出的更加精妙。像这类书籍，上溯旧例应当著录的，其精粹美好，大致与前编相当，都是为了宣扬盛世的治理，弘扬至高的大道，千载一时，如今尤为显著。臣愚以为，皇上亲自裁断大政，万事求旧，以圣继圣，美善毕臻，应当开设新馆续纂前书。皇上万机清闲时，借此供皇上阅览。如今翰林院衙门讲读编检等官员将近二百人，加上后来恩科选用的，人数更多。馆阁的差事，比起各部曹又更为简易。每年耗费俸银，按季分发廪禄，仕途优裕则学习，朝夕论思，职责也应当如此。况且近三十年来，学术的变化，也很急切了。笃实的风气逐渐微弱，而新学异说，纷纷兴起。如果不趁现在整理百家学说，统一其宗旨，其流弊，岂可胜言。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用明确的学术来匡正它，那么孟子所说的道揆法守，就在于此。这尤其是皇上继承高宗纯皇帝盛心，而为天下治道设立大防的原因。现在《方略》《会典》两馆同时开设，钦派总裁大臣，有日不暇给之势。等两书完成后，可否请旨下令掌院学士议定，重新开设《四库全书》馆，即在院内修书，不支薪炭，不开保奖。所修的书籍，一律遵循前例。外省采进的书籍，分派编校，各自撰写提要，总裁阅看。每完成一类，就呈御览。应抄录的、应保存的，恭候钦定。将来国史诸志，也借此取材。等到三年期满，掌院学士，根据勤惰，评定高下，作为考核，归入京察。事情繁琐却不耗费，官员修书而不旷职。大概厚重少文，前史所称，这是指人的质性而言，没听说有多识前言往行以蓄积其德行，而能设施烂然、足以裨益实用的人。造就人才，也在于此。只是依次取办，从容处理，不涉铺张，自归实际。凡事皆然，何况在政体上。臣所以不敢贸然请命，以致忽视先务之急。冒昧陈述，伏乞皇上圣鉴。

胪陈本朝儒臣所撰经义请列学官疏 光绪十五年

翰林院编修王懿荣

私下认为，经就是路径。《易》《书》《诗》《礼》《春秋》，昌明博大，如日月周行于天。注就是倾泻。毛亨、郑玄、何休、赵岐、杜预、范宁，广达疏通，如江河行于地。都是为了纲纪人伦，维持风俗。异教进入就立即湮灭，邪说兴起就随之化解。因时制宜，其用无穷。所以汉朝崇尚师法，十四博士并置学官。隋朝收录名家，五千余卷同收甲部。唐朝孔颖达奉命首编《正义》，宋朝邢昺受诏兼疏众经。这确实是前代的隆规，先儒的盛业。甄陶六合，整齐百家。我圣朝拥有天下，声教广布，敦崇经术。列圣建极，御纂尤其繁多。稽古同天，开启两大精微的蕴藏；观文成化，安定四方亿兆的心。昭示云汉而为章，引导黔黎以至道。上行下效，经正民兴。臣私下看到，自乾隆以来，直到今日，海内经学，各有当家。剖析条流，发起

译隐漏之处，十三经的解说，已经灿然完备。折中以求真理，远远超越了汉唐。当时有湖北安陆儒臣李道平撰写的《周易集解纂疏》，江苏阳湖儒臣孙星衍撰写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长洲儒臣陈奂撰写的《毛诗传疏》，安徽绩溪儒臣胡培翚撰写的《仪礼正义》，江苏句容儒臣陈立撰写的《春秋公羊传正义》，浙江嘉善儒臣锺文蒸撰写的《谷梁经传补注》，江苏宝应儒臣刘宝楠撰写的《论语正义》，仪征儒臣阮福撰写的《孝经义疏补注》，山东栖霞儒臣郝懿行撰写的《尔雅义疏》。其他经学解说，以博通见长，不属于疏义范畴的，不在此列。

所有上述各书，有的已经进呈御览，有的流传于学校。是否可请旨饬令各直省督抚，在各该员原籍所在地，从家中征取定本，分别咨文给各直省设有书局的地方，详细校勘，刊刻成册，将刻板汇总送至国子监衙门存储，以便陆续刷印，颁行于直省各学，使士人共同受益，作为讲习的资料。元朝建康道编印九路书籍，镌刻全史并任命校官；宋朝抚州库废弃千箱册籍，用墨书写以供给众多士子。从此学校重视经典，祛除以金钱购买漆字私书的弊端；将来华夷流传，能认识虎观、鸿都的大业。国家的福祉美好，士人的英华，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

只是大小戴《礼记》杂糅四代的文章，因革制度不同；左丘明综合五方的史事，见闻异辞。与其他经书相比，本来更为繁重。宝应儒臣刘文淇撰写《左氏传正义》，专攻一家，历时三世，即将写定。至于《周礼》《礼记》两书的疏义，风闻江浙两省从事学问的人士，正在潜心研究，尚属草创。等到日后书籍相继问世，并令各该省学政随时疏报，由国子监官员共同审详，与前各书义例一致，查照现案，请旨施行。

臣私下认为，疏家的义理，志向在于辅助注文；所遵循的注文，宗旨在于尊崇经文。往往众说纷纭排斥，一师墨守成规，夸大主奴的更迭，导致任得失的并生。然而家法严格而后古义坚定，门径清晰而后学派端正，其能久远也在于此。只期望各位臣子学识兼长，野言既已删去，伪传复被黜除，见解因博而理愈通，知识因真而用弥切。虽然集思广益，掎摭有待于后人，但抱阙守残，援引依据已涵盖先哲。

至于戴德编纂《礼记》，直到汉昭帝时，比附于经，自然混杂。然而刘向目录，已入经篇；宋代儒家，已称显立。则有山东曲阜儒臣孔广森撰写的《大戴礼记补注》，援引依据精深，订正卢辩的佚文，延续康成的绪说，应当翼附尾随，如骖之靳。又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保存六书的规范，为经学的阶梯。有江苏金坛儒臣段玉裁撰写的《说文解字段氏注》，山东安邱儒臣王筠撰写的《说文句读释例》，最为该洽。譬如杜林《训纂》之作，入艺略以兼存；元度《字样》之书，俪石经而并立。相应请旨一饬各该省由书局刊送国字监，此次各经注后，依类印行。使我朝诸儒所纂经学小学之书，頖水辟雍，粹然并陈，一臻盛美。

臣伏念魏晋以后，《易》无完注，《书》无完经，真赝相参，夺伪踵起。中间经历荒废，如同遭遇秦火。千百儳言，无关宏旨。不遇我朝君臣同德，千载一时，握玑镜以式九围，运斗枢而敷五教。何以索隐钩深，精穷奥业，存真截伪，澡雪前修？大义乖而复昌，微言绝而重续，符三代同风之盛，成儒者逢辰之期。乃知神圣化光，等百王而立教；风雅道着，合四海以来同。作述之美既彰，太平之望允塞。臣为阐扬文治起见，谨请代奏。伏乞皇上圣鉴。

译自周代以来十一部书籍应当设立学官的议定

黎庶昌

从前周朝衰微，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忧虑大道不能施行，于是退居著述，为《易》作赞，为《书》作序，删定《诗》，确定礼乐，修撰《春秋》，为百代帝王留下典范，这就是六经。六经尊崇盛大，与大道一样无穷无尽。《乐经》遭遇秦朝焚书而缺失，仅剩下五经。然而孔子去世后，他的门人弟子各自阐发老师的学说，曾子记述《孝经》，子游、子夏等人编撰《论语》，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传述《春秋》。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孟子》、《尔雅》、《礼记》，这些书出现得尤其晚。从此，七经、九经、十一经的名称得以确立。等到后蜀在成都刻石，十三经于是被定为法令。对于孔子所删定的经典，确实已经增加了七八部了。唐代虽然将《老子》列入经部，但不久就废除了。南宋时，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开始从《礼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相配，题为《四书》，下诏让学者读书应当从《四书》开始。元朝以后，大家一致尊崇它。元朝皇庆年间，定制以《四书》考试士人。明代喜欢它容易掌握，因袭旧制而不改变。学政考核文章，专门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出题，先考《四书》后考《五经》，废弃注疏而遵循朱熹的学说，学术风气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我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深思其弊端，大力矫正末流，下诏编撰《七经传说》、《汇纂义疏》等书，颁行给学官，向天下展示实事求是的宗旨，包罗汉宋诸家，不专主一家。康熙、乾隆以来，大儒纷纷兴起，经学因此兴盛至极。然而所废除和举荐的，也只是在传注之间，并没有在经典之外另外确立一部书，用来尊崇配享。我曾仔细考察，国家从府、厅、州、县学政考核士人，以及乡试、会试，虽然以《四子书》、《五经》作为教化，除此之外没有进身的途径。但私家诵读，往往超出法令规定，颇有将其视为不可更改的典籍的人。在周末时期，庄子著书多含寓言，但他指事类情，在诸子中最瑰丽奔放、特出。陆德明《经典释文》已将其列为经部，并为之作音义。淮南王刘安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离骚》兼有二者。王逸注《楚辞》，尊崇《离骚》称为经，朱熹跟随而不废除。后世的骚学、选学，相互为用。想要祛除文章流别的虚伪，《文选》是最为重要的了。司马迁《史记》，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与今的变化，其宏大的见识和孤高的情怀，大概不容易企及。班固记述汉朝史事，断代为书，文字渊源，经书大法，鲜明完备。许慎《说文解字》，广博深奥精严，六艺遗文，依靠它而不失传，实际上超越了《尔雅》这一部经。本朝蔚然成为绝学，《仪礼》十七篇，士礼虽然存在，颇缺王朝邦国的旧典。想要观察后世帝王因袭的情况，只有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博要能通。《资治通鉴》上续《左传》，记事始于三家分晋，体大思精，言辞驯良而不杂乱，也足以优于圣人之作。杜甫冠绝古今诗人，韩愈文章纯粹出于正道，其道自比孟子。如果孔门用诗文，这两人入室了。比较这几家的言论，兼包大小，难道不是文武道统不坠地，在于人，卓然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的人吗？所以他们的书流传，远的有一二千年，少的也有七八百年，不是有名爵利禄的资助，然而历代相承，诵读习练不绝，精深博笃，取用宏多，有以协调人心众好之同，如饥渴饮食，不可一日离开。他们被视为经，固然已经很久了。过去曾与曾文正公讨论典籍，公独认为子如庄子，辞如《离骚》，集如《文选》，史如两司马氏、班氏，小学如许氏，典章如杜氏、马氏，诗文如杜甫、韩愈，所谓旷代命世的大才。提升他们的书以配经典，谁说不宜？现在功令所颁如此，学士大夫所诵习如此。《记》曰：“进入一个国家，其教化就可以知道了。”又说：“人民所喜欢的，就喜欢它。”我私下认为庄子以下十一部书，应当因为私家肄习，特别尊崇异同，设立入学官，使列于十三经之后，以庄子次于孟子，《楚辞》、《文选》、杜甫诗、韩愈文次于《毛诗》，《史记》、《汉书》次于《尚书》，《资治通鉴》次于《左传》，《通典》、《文献通考》次于三礼，《说文》次于《尔雅》，各降一等，命名为亚经。使天下人士，更加隆盛所习，都驰骛于通儒，以此来广学甄微，辅佐圣业，不再是浅闻曲学的籼米，将乐于与海内知言君子一起平议。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考序

魏源

魏源说：我读《后汉书·儒林传》，卫宏、杜林、马融、贾逵等君子，继承刘歆的绪论，创立费氏、孔氏、毛氏、左氏古文之宗，视西汉十四博士今文之学如土苴，称之为俗儒，废书而叹息。西汉经师，继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有施氏、孟氏、梁邱氏，都能以占变知来；《书》则有大小夏侯、欧阳、儿宽，都能以《洪范》匡正君主；《诗》则有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都以三百五篇当作谏书；《春秋》则有董仲舒、隽不疑决狱；《礼》则有鲁诸生、贾谊、韦元成议制度；而萧望之等都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于东汉，未有所闻。其文章述作，则有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

译东汉的郑玄、许慎，都凭借他们自得之学问，规范阴阳，效法圣学，规划皇极，文章风采与夏商周三代相同，而东汉时期也未曾听闻有如此成就。当今世人谈论学术，必定说东汉的学问胜过西汉，认为东汉郑玄、许慎的学问综合了六经。唉！郑玄、许慎二人只将六书和三礼与诸经并列为宏大深奥，所以多采用今文家的治学方法。等到郑玄广泛解释《易》《诗》《书》《春秋》，都创立了不同的门户，左边倾向今文，右边倾向古文。此后郑学大行其道，逐渐浸染，以至于《易》亡失了施氏、孟氏、梁邱氏的学说，《书》亡失了夏侯氏、欧阳氏的学说，《诗》亡失了齐、鲁、韩的学说，《春秋》亡失了邹氏、夹氏的学说，《公羊》《谷梁》半亡半存，也成了绝学。谶纬盛行，经术卑下，儒学被排挤，晏肃、预谧等人，才开始得以用清谈名理兴起并支撑其后。东晋梅赜伪造的古文《尚书》于是趁机窜入，连同马融、郑玄的学说也归于沦丧佚失。西汉微言大义的学问，在东汉坠落；东汉典章制度的学问，在隋唐断绝；两汉诂训声音的学问，在魏晋熄灭。它们的道究竟谁兴盛谁衰微呢？况且文与质每隔两代必定恢复，天道经过三次细微变化而成一著。今日复古的关键，由诂训声音进而进入东汉典章制度的学问，这是齐国一变达到鲁国的境界；由典章制度进而进入西汉微言大义的学问，贯通经术、故事、文章于一体，这是鲁国一变达到道的境界。道光年间商横摄提格这一年，我既已为武进礼曹刘申受先生的遗书作叙录，略陈经学家的治学方法，现在于是推广，汇集两汉《儒林传》《艺文志》的文字，共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学第一，梁邱学第二，孟喜氏学第三，孟氏学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费氏学第五，其流变为荀氏卦气之学、郑玄爻辰之学，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变之学，这便是易学今古文传授的大概。《尚书》今文列入博士的，有伏生、欧阳氏、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学，有孔安国古文四十余篇之学。到东汉初年刘歆、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又别创古文之学，其篇次与今文相同，而孔安国佚失的十六篇，仍然没有师说，这些都不列入博士，以及东晋伪古文及伪孔传出现，唐代列入学校，而伏生、欧阳氏的今文，马融、郑玄的古文，同时并亡。我依据《大传》残篇，加上《史记》《汉书》诸子所征引，共成《书古微》，这便是尚书今古文传授的大概。《诗》则汉初都习齐辕固生、鲁申公、韩婴三家，只有毛诗别为古文，郑康成初年习韩诗，等到笺注《诗》改从毛诗，于是齐、鲁、韩次第佚亡，现在只存毛传，及宋朱子、王应麟始略采三家诗残文，而未得条绪，明何楷、本朝范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辑，始获三家诗十之七八，而我发挥之成《诗古微》，这便是诗今古文的大概。小学以《说文》为宗，历代罕究，国朝顾炎武始明音学，而段玉裁、王念孙二氏发明《说文》《广雅》，惟转注之说，尚有疏舛，我特为发明之，这便是小学家的大概。礼经则禘袷之义，王肃与郑玄抗衡，郑主纬书感生五帝之说，肃主人帝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输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郑玄《周礼》注计口出泉，至宋遂启王安石新法之祸，惟宋朱子纂《仪礼经传通解》，分家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祭礼，合三礼为一书，集三代古礼之大成，又欲采后世制度，因革损益，以择其可行，国朝《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实成其志，这便是古今三礼的大概。现在采集史志所载各家，立案于前，而随人疏证，略施断制于后，使承学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览而经儒，粲然如处一堂，识大识小，学无常师，有为之君子，亦将有乐于斯乎。

译《诂经文钞》序

胡培翚

经学在汉代最为兴盛。自从汉文帝设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的博士职位后，后来又增设五经博士。传授学业的范围逐渐扩大，一部经书的解说多达百万字，大师的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可以说是非常兴盛了。然而，众多儒生讲解六艺的文章很少流传下来，这是因为没有人搜集整理的原因。汉代儒生解说经书，各自有家法传承，不凭空捏造虚妄的言论。历经魏晋直到隋唐，遵循这些家法没有丢失。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阐明了义理，但对于名物制度，仍然以汉代儒生为宗奉。等到元明时期，讲解八股时文的习气盛行，大多心高气傲、腹中空空，束书不观，经学因此日渐衰微。

我们国家承平已久，列位圣君相继传承，尊崇经典、重视学术，向天下颁布御纂、钦定的书籍，又广泛开设四库全书馆，搜罗秘藏遗逸的典籍，两次举荐鸿词博学之士，一次举荐经学人才。天下的读书人，都顺从风气向往经学。两百年来，专门研究并自成一家的人，在《周易》方面有惠栋、惠士奇父子；在《尚书》方面有江声、王鸣盛；在《诗经》方面有陈启源；在《春秋》方面有顾栋高；在《公羊传》方面有孔广森；在“三礼”方面有张惠言、江永、程瑶田；在《尔雅》《说文》音韵方面有顾炎武、戴震、邵晋涵、段玉裁、王念孙；在诸经中研究天文的有梅文鼎，研究地理的有胡渭、阎若璩，研究金石文字的有钱大昕。他们读书有卓越的见识，超出前人，自辟门径，是其他儒生所不及的。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辨别经书的伪作。如胡渭的《易图明辨》，辨别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各图并非《周易》原本所有；王应奎的《白田杂著》，辨别《周易本义》前的九图不是朱熹所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辨别东晋晚出的古文《孔传》是梅赜伪造的；毛奇龄的《诗传诗说驳议》，辨别子贡传、申培说是丰坊伪撰的，都是如此。

二是保存古籍的真貌。如《易经》上下两篇和十篇传本来自行流传，王弼作注，才开始将传附在经后。朱熹《本义》恢复古本十二篇的体例，而明代修《大全》采用程颐传本，将《本义》附在后面。后来坊间刻本去掉程传，只保留《本义》，但仍沿用程传本，导致朱熹的书也失去了原貌。自从御纂《周易折中》改从古本，学者才见到真面目。惠栋的《周易本义辨证》对此有详细论述。又如朱筠倡导刊刻《说文》始一终亥的本子，通志堂、抱经堂校刊《经典释文》全书，都是如此。

三是阐发精微的学问。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注》，黄宗羲、梅文鼎的《周髀》言天文，邵晋涵的《重疏尔雅》，焦循的《重疏孟子》，都是如此。

四是广泛搜集遗落的学说。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任大椿的《小学钩沈》，邵晋涵的《韩诗内传考》，洪亮吉辑录郑玄、贾逵、服虔诸家学说为《左传诂》，臧庸辑录《仪礼丧服》马融、王肃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都是如此。

五是驳正旧的解说。江声的《深衣考误》，辨别深衣不是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乡党图考》，辨别治朝本无屋无堂；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都纠正了杜预注中关于谅闇短丧的错误；戴震《声韵考》，以转注为互训，历指前人解释的错误，都是如此。

六是创通大义。顾炎武《音学五书》分十部，江永《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用以考证古音；王引之《经传释词》，标举一百六十字，用以说明经传中的语词并非实义；凌廷堪《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用以论述礼的节文等杀，都是如此。

以上都是本朝经学中卓越出众的。其他闭门研究，将其所得写成书籍的，不可尽数列举。大概因为上面有稽古同天的圣人，所以下面习经的人众多，文质彬彬，超越了两汉。

诸儒所注的经书，成书都在。而那些散见于文集的，有的与朋友辩论经义，有的剖析古今疑难旨趣，有的所注的经书，逐句逐字解释，限于篇幅，因此选取书中涉及大义的，另写文章阐发。还有札记类的书，所解释的不止一部经，每部经只有几条，但比起通释全经的，时常有独到的收获。搜集辑录这些，确实是通经的途径。然而诸儒的著述，散在人间，类别繁多，不是博闻多识、好学深思的君子，不容易揽其全集其成。

泾县朱兰坡先生，以许慎、郑玄的精研，兼有司马迁、班固的丽藻，出入承明、金马等著作之庭二十多年。内府图籍，外面未见过的，就抄录副本。又性好表彰遗逸，宏奖士人，四方著述，未经刊布的，多求他审定。先世培风阁藏书最精审，而其万卷斋所得秘本尤多。于是广泛采集本朝说经的文章，核对其是非，勘验其同异，分类编录，名为《诂经文钞》。共《易》八卷，《书》八卷，《诗》八卷，《春秋》八卷，《周礼》十卷，《仪礼》五卷，《礼记》五卷，三礼总义十卷，《论语》《孟子》附经义共五卷，《尔雅》一卷，《说文》一卷。

译音韵一卷。总计七十卷。续抄的又已积累二十卷。其中的文字大多抄录自各家的文集。而解释经书的著作，有分段笺注、自成篇章的，也一同收录。探求其体例宗旨，以汉代儒者为宗，只选取征引实证的文字，不采纳空泛虚妄的议论。至于同一件事有多种说法，则兼收并载，以供考证。大概是希望读者通过文字通达经义，而不是为了保存文字而拘泥于经文。然而各家撰写的精妙之处，也借此汇聚，不至于散失。培翚往年在京师，追随参与讲论，饱听其大意。如今得以成书，奉命作序，自惭学识浅薄，无益于高深的学问。只恭敬地陈述我朝经学的兴盛，以及本书嘉惠学术界的用意，揭示在篇首，以告知后来者。倘若有人喜爱而刊刻它，广泛传播，那么后学受益无穷。不朽的功业，实在在于此。这是我深切期望的。

译再次致国史馆总裁书

陈用光

先前我妄自陈述浅陋的意见，承蒙您有所采纳。昨天呈上的各篇传记，又承蒙您批注指示商讨修改，我已经一一遵照您的命令进行了增删。用光常遗憾壮年以来，做官没有老师，有疑问无处请教。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拿着书卷彷徨，无处求教学业。幸好能因公务行文，得以听到前辈的论述，这是没有老师却有了老师。这种欣喜庆幸，哪里可以说得尽呢？不过弟子对于老师，不废弃辩论诘问。赵商、张逸各自有质疑讨论，见于《郑志》，不只是孔孟门下的贤人如此。现在我冒昧陈述管见如下，是否有可取之处，乞求您裁定指示。用光听说，善于为政的人不改变当今的法度，却能施行古代的道理；善于为文的人不改变当今的体裁，却能运用古代的方法。繁简张弛，随着时势消长变化，虽然是在谈论为文，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史传贵在传述其人，使后人能够看到罢了。马迁、班固等史书，无所谓附传。刘向、刘歆应当有专传，却见于《楚元王传》中，不说“附”，还说是他们的子孙。《孟子荀卿列传》，列举慎到、田骈、三位邹子之类，但标题只说孟荀，不标注在旁边说“附”。严朱徐贾诸传，都平列诸人，不说徐贾附于严朱。只有范晔《蔡茂传》附郭贺，是因为郭贺解释梦境，蔡茂辟他为属官。然而郭贺做官有特殊政绩，曾受显宗褒奖特异，大概是以同类相从，各有立意。现在写传记虽然不能完全沿用那种体裁，但未尝不应当略存其意。又从前写文苑传的，边让、赵壹之类，那些人都是偏激放荡之士，现在既然严格杜绝偏激放荡之士不让他们入传，那么入传的，都是有操守、有作为的人，不只是他们的文学值得称道，政事也应当记载。虽然不能全都如此，但可记载的必定应当详细记载，以等待后人的采择。所以用光在汪尧峰传中，舍弃芸台先生《四库提要》中议论的虚语，而记录陈午亭相国记载的实事。朱竹垞传，用光所附的还有数人，因为馆中各位认为附传不宜多列人数，暂且顺从他们的意见而只保留谭吉璁，因为他与朱氏是中表亲戚，又同举鸿博，而且有守城之功。况且用光观察古人立传的用意，还有一说。“林苑”是总集材类之处，如果那人有杰出的才能，就以专传为贵。董江都、郑康成不入儒林，司马长卿不入文苑，就是这样。现在列入儒林文苑的人，日后如果有马迁、班固那样的人才出现，难道没有特别选取而写专传的吗？那么现在儒林文苑中专传的人，不啻都是日后的附传者了。所以用光认为现在写传记，不必以马迁、班固自居，而只详细列举其事，以等待日后马迁、班固的采择。大概文章之事，随着世道变迁，岂独用光现在所做的，叫做草创呢？即使老前辈所斟酌确定的，也如同草创一样。其修饰润色，不能不有待于后人。在馆中无事，不敢随意拜见，即使见面也仓促间不能用言辞表达，所以敢用书信表达求教的诚意，没有炫耀的心思。如果有可取之处，乞求您裁定指示。

答陈石士阁学书

陈寿祺

近日收到您的信，说我的《通志凡例》中，儒林一门必定要有朱子，不足以表示尊崇，想要沿袭《宋史》道学的旧例。《周礼》说：“儒以道得民。”《礼记》有《儒行》篇。《经典释文》引郑君《三礼目录》说：“因为记载有道德之所行，儒的意思是优，是和，意思是能安人、能服人。”荀子有雅儒，有大儒，以周公、仲尼的功业，作为大儒的效法对象。扬雄说通天地人叫做儒。王充也说有雅儒，有鸿儒。那么儒者，具备道德，涵盖政略，包括学问，古人用来称呼周公、仲尼，后贤又能超过什么呢？儒林、文苑，始于马迁、范晔。“林”“苑”都是丛萃包罗的意思。儒林记载经学传授的源流，分类叙述，以阐明家法。而班固在《汉书》中，对于贾谊、董仲舒、儿宽、朱云、彭宣、王吉、贡禹、夏侯始昌、京房、翼奉、萧望之等人，虽然列入儒林，又立专传。《后汉书》中鲁恭、伏湛、曹褒、郑玄、郑兴、众、范升、陈元、贾逵、桓荣、丁鸿、马融、蔡邕诸传，都遵循这个例子。大概汇传是为了表彰经师，专传是为了尊崇名臣。那些经术足以综合诸家，节义足以规范一代的，推而扬之，使他们不同于章句之师，虽然人不属同一科，但未曾另立名目。道学的名称创自元人，古代没有这个称呼，不可以作为典要。况且道之外没有儒，儒之外没有道，道与儒将如何区分？《宋史》道学之外，又有儒林，将东莱、西山排斥在程朱之外，入附出污，怎能恰当？《唐书》儒学的名称，也本于《史》《汉》，践履的贤人，著述的才俊，无不包含其中，同条共贯，衡量权衡，无需更改。圣门四科，子游、子夏列于文学，孔子对子夏说要做君子儒，对子游说学道，舍弃儒何以为道，舍弃学何以为儒？紫阳大贤，百世尊崇，然而平心而论，正与子游、子夏伯仲相当，如果紫阳在世，也不敢自谓超过二贤。一定要沿袭《宋史》的旧例，将道学、儒林分为二，违背旧章，失去依据，想要尊崇道学，反而

译行为不合常理。恐怕只会白白成为博学之人的笑料罢了。谨按：本朝钦定《续通志·列传》，将《宋史》中的道学并入儒林。如今谨遵这一义例以破除疑惑，而朱熹则专门设立列传，仍然遵循《史记》《汉书》的体例。至于啸渔乡贡所陈述的阁下之意，认为应当把紫阳（朱熹）的弟子归类附系在其老师之后。这大概是采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后汉书·郭太传》附记左原等人那样的体例，让人知道一脉师承，世代不绝。然而若应用于省志，就无法安置那些并非同乡却在其门下受业的人。我的浅见是想以朱熹的著作，效仿《蜀志》为诸葛忠武侯作传的做法，详细叙述篇目，区分其体例纲要，让学者有所考证。这样就不必设立道学的名目，而大儒的宗旨也就确定了。恳请阁下最终加以教诲，实在荣幸。

译与郭筠仙中丞论通志体例的书信

李元度

我多年从军，学业荒废。去年秋天，主管官员招我进入修志馆。那时我请求终养父母的申请尚未获准，担心会有阻碍，需要恳请当道再次陈述，所以不敢推辞。又听说总领此事的是阁下，我不过是充当写官的行列，在一旁聆听您的高论，也借此启发我的蒙昧，所以暂且混迹其间，实际上并无能力胜任。近来议论多而成效少，同事大半已经辞谢离去，正担心事情没有结果，又怎敢再标新立异？只是愚者千虑，或许有一得之见，私下认为不妥，也不敢沉默不语。先前看到同人拟定的体例，实在有让我心中不悦之处，不敢附和，恭敬地逐条列举并商讨。

志书是官方著作，自有通行的体例。书成之后应当缮写正本，上表呈给皇帝御览，不是私家著述可比，也不是郡邑志那样还可以别出心裁的。康熙年间曾颁布《河南通志》于天下，作为修书的范式。雍正七年，皇帝下诏各直省纂辑通志，也经过礼部颁布条例。现在虽然无法见到，但各志书都在，《河南志》也在，那就是通行的格式。至于《盛京通志》、《热河志》，都经过皇帝钦定；《大清一统志》，则是奉皇帝敕令编撰。《四库全书提要》称《盛京志》的发凡起例，一一都禀承皇帝的睿裁。然而所分的三十六门，统称为志，没听说另立名目。《热河志》分二十四门，《一统志》每行省设立统部之外，各府及直隶州，又各分二十一门，统称为志，没听说变更名目。

自嘉庆年间，谢蕴山修《广西通志》，仿效《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的体例，设立一典、四表、四略、十录、二传、八志，实为两百年来十八布政司中官书的创体。道光初年，阮文达重修《广东志》，沿袭并效法它，于是成为嗜奇好古者的滥觞。昨日看到子寿同年《志例琐谈》，打算完全效法其体例，您认为正确，我私下感到疑惑。

谨按：列祖列宗实录告成后，惯例修撰圣训，即以实录馆为训典馆。“典”的含义本自《尚书》，《尧典》《舜典》，都以稽古著称，显然是史臣追记。因此训典只宜用于列圣，而当今皇帝的诏旨，又不能不恭敬记录，统称训典，在义理上不妥。反而不如各志书所称的“诏谕”更为合适。查《广西志》训典中，不记载世祖定鼎建元的诏书，凡是列圣遗诏、登极诏都缺失。《广东志》效法它，却唯独将仁宗遗诏、宣宗登极诏恭敬记录在篇中，竟似有所选择。然而开宗第一义，就详细得不伦类如此，这是不可效法的第一点。

学校是政教的源头，人才由此产生，世道的升降与之相关。《康海武功志》将学校列入建置中，这只是为了简略概括，且是县志，暂且听从。但已有议论反对它。《通志》效法它，可以说是不知根本。考察州郡志中现存的，以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周淙的《干道临安志》最为古老。《吴郡志》目录有二十八项，中立学校门，在州宅、亭馆、祠庙之前。《临安志》也立学校门，继城社、廨舍之后。自宋仁宗庆历四年，开始下诏郡县都设立学校。朱氏书成于元丰七年，相距三十多年，而他重视学校已经如此。此后如常棠《澉水志》、袁桷《延佑四明志》，都详细记载学校，没听说列入廨舍、亭堂、寺庙及城邑祠祀中的。明代包节《陕西行都司志》，将学校、祀典置于建置中，说二者是建置的大端。《提要》驳斥说：自郡县、山川、人物之外，无一不从建置开始的，能全部附在建置中吗？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圣朝重道崇儒，典章大备，高出宋明万万。两广志却将学校列入建置，凡典制、礼仪、乐舞一概缺失，这可以吗？什么不可以？如果说事属公典，《通礼》《会典》有专书，无需赘引，那么他们所谓的经政前事，何一不具有成书，却在那里详细记载而在这里省略呢？况且既然将学校列入建置，而学制、学田，苦于无可依附，就又分别见于经政略中，相距三四十卷之远，不仅轻重失宜，而且首尾悬隔，这是不可效法的第二点。

古代的地志，只记载方域、山川、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及古迹，大概是用《山海经》的体例。《太平寰宇记》开始涉及人物、艺文，都是（〇〇言）〇系舆地推广及之的。有土地，然后有人民、政事，法理上应当以地理为本。现在以表继典，表目有四，只有沿革属于地理，而职官、选举、封建遽然以类从，共为八十多卷，才开始涉及地图。现在又增加道里表，则卷数更加繁重。《提要》有云：末大于本，舆图反若附录其间，确实如所讥讽的。况且让读者翻书二三十册，尚未见到地图，于地志名义实不相符，这是不可效法的第三点。

周官六卿分职，后世六部沿袭它，凡官署都设六曹。贺氏《经世文编》，也以此分类。邓氏《宝庆志》，创为六书，虽变旧例，而眉目实秩然不混。现在他们所谓的经

译“政略”这一门类，共分为二十一个类别，将吏、户、礼、兵、工五政统归于一门之下，头绪纷繁模糊，不便查阅。至于户口本应与田赋归为一类，却编入“舆地略”中，并附带稀有的姓氏，尤其显得不合体例。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将户口、水利归入“食货”门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讽其牵强附会、不合体例，创立的体例并不恰当。可惜当时还没有见到《两广通志》。通志应当完备以供官员和百姓查考，理应雅俗共赏。凡是通行的体例，是人们所熟悉的。如今突然变更名称，使阅读者感到茫然。等到核实其所记载的内容，仍然是官方通用的说法，不过是改变位置以显示不同罢了，徒然显得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这是第四点不可采纳的原因。方志古称“图经”，图和表，《河南通志》中都有，自然不可缺少。至于“录”、“略”、“传”，都与“志”含义相同。既然已经称为“志”，而在志中又设有“略”、“录”、“传”，这不是叠床架屋吗？古代以“录”命名的志书，只有宋代高似孙的《剡录》，其目录中有官治志、山水志、兵志、学志，反而以“录”为经，而以“志”为纬。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称高似孙在担任馆职时。

译给韩侂冑的生日诗，九首都用了“锡”字，暗含九锡的寓意，被清议所排斥。他任处州知州时尤其贪婪残暴，这个人不足称道，他的著作更不足为凭据。以“略”命名的，只有明代谢肇淛的《滇略》，分为十门，叫版略、胜略、产略、俗略、绩略、献略、事略、文略、夷略、杂略，意义一脉相承，没听说又混入其他体例的。此外如明代任庆云撰写的《商略》，自称本于华峤，《提要》驳斥他说：“华峤称‘略’，语出《史通》，也是史志的别名，不是地志的名称。”“略”的意义体例如此，那么把“志”改为“略”，尤其没有必要了。又考证明代雷礼的《真定志》，分为纪四、志九、传十五，《提要》讥讽它与地志体例不合。隆庆《永州志》，分为记一、志七、传五，《提要》讥讽它虽然宗法《汉书》，却不是志的体例。胡松的《滁州志》，《提要》也讥讽它以“志”为名冒充史体，文章虽然创新但义理却乖谬。由此可见地志不宜袭用史体是显而易见的。《提要》是钦定之书，言论混淆，以圣断为准则。《两广志》炫耀博杂、矜持奇异，所以与《提要》相悖，这是不可采纳的第五条理由。有人说谢启昆、阮元号称硕学巨公，创立体例应当有义法。然而舍弃钦颁的成式、钦定的成书，而独从一家的臆说，这难道是遵道遵路的意义吗？抑或是违背常理的意义吗？况且十八个布政司都有志书，两广仅占其二。广西志在谢氏之前的，有郝浴、李绂、金之俊；广东志在阮氏之前的，有黄佐、刘秉权、郝玉麟，都遵循通例。可见谢、阮只是两志中偶然为之罢了。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必违众用独，舍弃平坦大道而行走羊肠小道。如果仅仅震于他们的名声，那么各省纂修通志见于《四库目录》的，黄宫允之隽、沈光禄起元、查编修慎行、傅编修玉露、陆检讨奎勋、孙编修灏、顾司业栋、高杜检讨诏、储庶常大文，都是鸿达魁垒的英才，未必就落后于谢、阮二位。

从前王文恪撰写《姑苏志》，因为杨仪部循吉喜欢造谣中伤，不想与他同局修书。书成后，循吉摘取“姑苏”二字，未展开卷册，就诋毁为不通。文恪大为信服。毛西河撰写《萧山志刊误》，又作《杭志三诘三误辨》。现在像杨仪部、毛西河这样的人，正不乏其人。如果遵循旧章而偶然有误，还可以辩解。改变通例而招致谤议，谁来承担罪责？这是不可采纳的第六条理由。以上这六点，即使质问作者，也不能强词夺理。至于山川关隘，反而置于舆地之外；宦绩著录，另立迁谪一门。以及阮氏说国初收复广东及削平尚藩等大事，已载入国史，此志不得书写，与广西志同例，那么子寿已经纠正其谬误了。然而还想沿用其例，大概只是看到目录，没有仔细考察其书吧。我私下认为，作志以典核谨严，备掌故，扶植伦常，有益民风吏治为贵，不在于体例的奇异。先前南屏年丈，在大著《湘阴志》中，屡次想提出疑问。我说邑乘体例不呈进，不妨自成一则，只有通志不可以这样。执事告知也如此说。至今并未裁定体例，估计未必最终以《两广志》为圭臬。我不胜私忧过计，担心或许会一成不变，所以不能不言。我私下看到《江南通志》，采用班史体例，分为十志，以纲统目，以简御繁，与《河南志》小有出入，但体例确实完善。附录别纸，略加变通，将职官、选举、封建、世爵诸表移至后面，以恢复地志面目，不知是否得当。如果一定认为这是盲说而置之不理，那我也不敢有伴食之怀慎了。担心口述不能尽其辞，所以以笔谈干渎清严，伏增惶悚。

与王砚云先生论文征体例书

季锡畴

委托校订《文征》二册，先前借使者奉上。中间拟删去一二篇，另签求教，并咨询杏庄，以决定去取。惠示已刻一卷，先睹为快。晤亦泉述尊意，嘱托悉心参订，附名简末，感激惶恐，莫可言喻。我自幼喜欢泛览，如盲人而无向导，茫然不知去向。后来游学于徐石渠、吴银帆两先生门下，聆听其绪论，略窥古人门径。只是资质愚钝，才力甚短，又缺乏记诵之功，早上所见的，晚上就忘了。加上生为贫人，穷愁悒郁，壮年已过，百无一成。今年四十二岁了，尚守着几个黄口小儿，日夕吵闹。严亲笃老，甘旨缺供，非常可悲啊。长久成为天地间弃物了。同人辈曾劝我专心举业，博取功名，而心思纷乱，下笔茫然，一点灵台，不知消归何处。念二十年唔作雒诵，不能为场屋之文，争胜于人，怎敢扬搉古人，与闻选事呢？况且以阁下的博综经史，领袖艺林；杏庄之才笔纵横；亦泉之精勤搜访，总持其事，自臻无憾。像我这样梼昧无识，素乏声誉，而强作解事，摇唇鼓舌以虱其间，不几乎被外人窃笑吗？然而念及此举为数百年来盛事，区区微忱，夙喜网罗放失，又辱过爱，殷勤垂询，知己之感，不知所报。妄思竭其颛愚，奉抔土以益泰山，用是不敢自外。

译大致陈述我浅陋的见解，希望得到您的垂阅。我私下认为，“古文”这一名称，始于西汉，但其根本实际上源自经书和史书。《尚书》《孟子》《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确立了古文的准则。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明代的归有光、陈子龙，本朝的黄宗羲、方苞，没有不从经史中汲取力量，取其神韵而略其形迹的。他们的骨力峻拔，法度严谨，气势深厚，言辞端正，变化莫测，自成一家之言，这才是古文的正宗。其他有才华的学者，有的主张阐明道义，有的专攻考据，有的崇尚修辞，分门别类，坚持各自的见解，也曾彼此嘲笑。但他们都尽心竭力追求极致，各自成为名家，不可固执地用一方去议论另一方，妄自评判优劣。至于我们娄县的文人，就我所见的，敢略举其端。宋代的情况已不足考证。郏氏父子的多篇著作，重在著书立说，不能仅以文章来论评。胡氏父子只见到残篇。元代的秦文仲、郭羲仲、袁子英、殷强斋、陆良贵、铁门传授，都主张辞藻华美而不掩盖风骨。明代的徐祯卿推崇六朝文风，桑柳州喜欢发表放达的议论，才气自负；毛文简质朴真实厚重，文章如其人品；张司直、陆仲子擅长辞采华丽；王世贞（弇州）的才气无敌，喜欢学习秦汉文风，这本来就不必多说。文肃公（张溥）的文章浑厚纯粹，如同良金美玉，文品可贵。缑山太史（张采）及奉常（张溥）的文集，未经深入探究，不敢妄加揣测。张天如（张溥）也从汉魏入手。吴梅村则将排比对偶融入单行散句中，气势旺盛辞采华丽，专门擅长修饰。陆桴亭（陆世仪）主张讲道，陈确庵（陈确）师从铁门，宏放肆利与之相似。本朝黄忍庵（黄宗羲）钻研经史，解说经义的文章极似王应麟、马端临两家。周东冈喜欢使用冷僻晦涩的语言。顾抱桐才力奔放驰骋。白溇、敬亭谨慎遵循法度，言之有序。蕙带、小山专门擅长韵文，行文也显得驯服典雅。程迓亭博览群书，喜欢使用成语和对偶句，接近六朝和晚唐诸家。冯仲廉用文章阐明道义，而风神采自欧阳修，峭拔劲健有时接近王安石，得力于古文，与向来讲学家空疏的习气截然不同。虽然格局较小，但辞意入古，也达到洁净的境界，堪称其家儿。近来甘翁的古文藻饰丰腴精炼，静翁的文章简洁有法度，石渠先师的文章清丽辩驳波澜起伏，间杂雅正遒劲飘逸，各自成家，确实值得流传。大概娄县地处滨海，人物都实在恢弘，崇尚才情，吐露言辞多有劲直的风致，少有清空的气息，诗文和制义都是如此。这是禀受于地气，不可强求的。懂得文章很难，选编文章尤其难。选编供自己揣摩还容易，选编以保存古人的面目则难。古人穷尽一生著书，确实有一段不可磨灭之处。读者必须确切看到其得力所在，辨别其利弊，才能采撷精华，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又要有评论的见识，考核其品学归属，选取几篇，其人的生平大概，尽见于此。这是选家的正轨，古代编纂流传世间的，大抵都由此而来。

译而选取一乡的文章，与选取天下的文章不同。天下的文章，美好得无法尽数。选取那些体格纯正、文辞与意旨都美好的，便算是善本。一乡的文章，从本地文献的角度来看，却与一个朝代的文章相似。一个朝代的文章，与国家史书互为表里；一乡的文章，与县志互为表里，这是大致的情况。历代的《文粹》《文鉴》《文类》《文衡》，详细记载了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郑虎臣的《吴都文粹》、都元敬的《续文粹》，与地方志书、地理图经相辅相成，都不专门选取文辞。我的意见认为，这部集子的体例，自然应当以关乎县中掌故人物、足以供后世考证补阙的内容为主；而谈论经义、解说历史、经济治国、道学修养，对国计民生、人心风俗有裨益的，列为其次；文辞优美、让人爱不忍释的，又列为再次。如果为了保存人物而收录文章，具有阐发幽微深意的目的，这其实是末节了。至于文章中的俳体、俗体，气势庸弱不振的，一概不收录，才能达到精粹美好。前面表达我的意见，认为传记、行状，自宋元以后，一概不收录外县人。这种说法虽然拘泥，但可以避免泛滥的弊病，而且略有限制，不至于挂一漏万。恐怕各位意见不合，未必肯采纳。但总之，少取一些是对的。总之，著书足以流传，体例是第一重要的。体例一旦确定，自然就不会庞杂。与其杂乱，宁可简陋。至于骈体文不必另外编成一集。文章中似散似骈的，像徐祯卿、吴梅村那样，怎么区分呢？况且既然区分了骈体，赋也是骈体，而又有专门擅长骈体的，如甘翁、叔温、椒卿等人，如果不收入正集，也不妥当。既然不分类，断定混入其中是合适的。文人小传，似乎可以不写。详细叙述的话，县志中已有各人的传记，无需赘述；简略叙述的话，必然涉及疏漏简陋。即使说采集他们的轶事，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只需另外设立文人总目一册，注明字号、官阶、文集名称，觉得这样简洁干净。既然属于人物，自然应当分代，才能看清眉目。参照国史、郡志、新邑志，自然没有大的错误。如果有身历两朝的人，以前朝的科举第次为主，在小注中载明入本朝担任什么官职，这实在无法掩盖，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僧人的文章，断定不收录是合适的。况且也没有合适的位置，有伤体例，例如戒显，列出他的原名就可以了。这是说全书的体例。而行文命题，也有一定体例。应当审慎选择的是，已经刻印了龚明之的文章几篇，知道寻找他的文集不得，姑且从《中吴纪闻》中摘录署名，以保存其大概。我的意见颇为不满。这是说部小说，与集中的古文截然不同。往往根据事实直书，不讲行文法度。如果把它当作文章，想要传扬古人却反而连累古人，恐怕古人也不允许吧。至于吕敬夫的《巨浸记》、盛季文的《耙盐词》、《素室赋》，确是诗而不是文，断不可混入以留下后人的口实。再则，校书是读书的余事，而改书却是校书的大忌。苏东坡说古书不可轻易改动，顾亭林、钱竹汀也说明人常有这种毛病，有见识的人讥讽他们。近来子履表兄曾说，虞山张氏校勘《太平御览》，同事的人喜欢篡改，于是投书坚决离去。人们佩服他的见识。我私下认为，此后凡是见到刻本，除非涉及忌讳，或者实在有错误，决不可改动。或者文本不佳，想保存其人，姑且订正一二，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做法，也应当谨慎详审，不可草率。积雪盈满庭院，寒风摇动窗户，独居冷清，呵气取暖写信。凡是心中想要陈述的，都详细列出，以献给左右。倚仗惠子的知己之情，毫无顾忌。只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而鉴察我的诚意，如果赐教答复，以教导我的不足，那就太好了。拿这些去询问杏庄、亦泉，认为怎么样呢？

重刊方正学先生年谱本传序

牛振声

我自从二十岁读方正学先生的年谱，以及本传、幼仪杂箴等作品，慷慨叹息，甚至有时流泪，想象他的为人，而深深以未能窥见全集为遗憾。丁未年三月，因为考试的事进入汉中府城，听说段果山太守、朱梅明府倡导捐资重修文庙及方正学先生祠，不禁非常高兴。对同僚说：“文庙尚且重要，正学先生祠，更是今天的要务。先儒说正学不明，士人除了词章之外，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我说正学不明，士人除了财利之外，不知道词章是什么。得到先生的正学从而匡正它，那么聋者能听、瞽者能视，没有不恍然大悟其错误的。今天东南西北，纷纷多事，如果人人都学习先生的学问，各自忠于所事，报答知遇之恩，百折不回，地维得以确立，天柱得以尊崇，天下还有难处理的事吗？我最爱年谱序中张君论述边寇的一段，因为它先得我心，确实是今天的要务。现在太守、明府与县绅首事各位重新修建先生祠，难道都没有意思吗？不久，我向明府借得先生全集，日夜阅读，不忍释手，才知道先生得到周孔真传，内圣外王，一身兼之，原本不只以十族不惧，足以扶持万古纲常。因此想到历明至今，鸣铎之地，并没有成书可考，确实是缺典。于是同明府以及首事杨柯亭、王斐然各位，谋划选取其中特别精粹的，另外编成一册，使其归于简当，协力一同刻印，以推广先生的德化。适逢院试，众多士子云集，先刻印年谱及本传，以及杂著中最重要的部分。”

译使众多士子争先恐后地追求快捷。知道先生在洪武年间在此地担任教授。历经五百年。所以让人在祭祀中不能忘记的原因是什么。太守明府众人首先极力重新修建先生祠堂的原因又在哪里。或许因为观看而兴起感慨。在于正学依靠它而不致沦丧。那么先生就不死。而人人都成为先生。人人都成为先生。那么世道人心。就恢复唐虞三代的样子了。极其精纯的作品。请等待后续刊印。以公之于同好之人。

译在方望溪给李刚主的信后

李元度

方望溪的文章，世人推崇为正宗。他的议论也很纯正。唯独他写给李刚主的信，却非常浅陋。李刚主丧子，望溪劝诫他以恐惧之心修身反省，说李刚主著书多指责诋毁朱子，是伤害天地之心，应当不被上天保佑。自从王阳明以来，凡是诋毁朱子的人，大多断绝后代无人祭祀，颜习斋、李西河尤其如此。唉，多么鄙陋啊！学者尊崇朱子，是因为他阐发了孔孟之道，对万世有功罢了。朱子虽然贤能，比起孔孟还是有差距的，他的话并非没有得失，正需要后来的儒者讲明并补正。如果后儒的话是对的，朱子必定会舍弃自己的观点而听从；如果后儒的话是错的，对朱子也没有损害。不这样，就不配称为朱子了。说诋毁朱子的人必定断绝后代无人祭祀，这是朱子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擅自掌握上天的赏罚，像乡间巫师、社庙鬼神那样祸福生死人，用来震慑世俗之人。朱子肯这样做吗？即使说不是朱子本人这样做，而是上天不保佑他，也没有这个道理。孔子是最圣的人，晚年伯鱼去世，颜路丧子，子夏哭子失明，难道也是上天不保佑吗？《周易·系辞》是孔子作的，欧阳修独自诋毁它；司马光作《疑孟》，诋毁孟子尤其厉害。得罪孔孟，也就得罪上天了。然而这两位公子的祭祀在两庑从未停止。望溪尊崇朱子到了极点，然而他的儿子方道章也早逝，又有什么说法呢？李西河的嗣子李远宗，官至侍讲学士，世代并未断绝。如果说嗣子不足以称为儿子，那么立后嗣的礼制就成了虚文了。近代儒者中最尊崇朱子的，推举陆桴亭、张考夫，然而两位先生都没有后代，又归咎于谁呢？朱子并非不应该尊崇，然而尊崇他的人太过分了，宁可怀疑经典也不敢怀疑注疏，宁可违背经典也不敢违背注疏，即使那些非常不合心意的话，也一定要曲解来维护它。于是颜习斋、李西河之徒，就奋起与他们辩论。这是尊崇太过，反而招致指责诋毁。然而像望溪所说，那么尊崇朱子的人并非真正心悦诚服，只是害怕上天不保佑而遭受断绝祭祀的惩罚罢了。朱子难道会因此引他们为知己吗？不仅如此，现在尊崇望溪的人，也已经太过分了。就像他所作的《方正学论》，指责方孝孺因震惊于突然变故而失去常态，认为他杀身不足以成就仁德，这是苛刻的议论。望溪自己已经删汰了，编集者仍然收录这篇，必定要使一字不遗，不反而彰显他言论的失误吗？

在《切问斋文钞》后

方东树

《切问斋文钞》三十卷，是云间陆中丞朗甫编纂的。他的宗旨认为立言贵在有用，所以辑录近代各位贤人的作品，同类相比，以储备经世致用的方略。大体上效法吕东莱，他的用意固然盛大美好。后来贺方伯耦耕编纂《经世文编》，则搜集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但陆氏确实是开创者。我曾经合并这两部书辑录的文章来阅读，私下看到各位贤人的作品，其中阐述义理、议论可取的固然很多，但浅俗的言辞、谬误迷惑的见解，也不少。然而刊登在上面，漫无区别，不是用来给学者展示准则的方法。而且陆氏的论文观点也是错误的。他说：“这部书不重在文章。”这话是对的。但又说：“用文章来言说道理、世俗情感，固然是高下共同欣赏的。”又说：“道理在于立言，不必在字句上寻求。”又说：“文章达到极致的，都是无意于写文章的。”无意于写文章，而法则从文章中确立，往往与先秦、两汉、唐宋大家的模范相同。唉，谈论起来哪里容易呢？遵循陆氏的话，用卷中的文章来验证，将使义理日益歧途迷惑。比如汤潜庵推崇王阳明的功业，却并称他的学术，不知道功业在于一时，学术在于万世。学术错误则心术随之错误，心术败坏则世道随之败坏。王阳明率领天下人狂妄，而辱骂朱子为洪水猛兽，他的罪过很大了。当时宁王宸濠的事，阳明的功绩确实奇伟，看他临事能完全懂得屯卦的道理，可以说是贤人了。然而只应当佩服他的功绩，不能因此说他的学术没有错误。文体日益卑劣虚伪，怎么能说能与先秦两汉相同呢？文字的兴起，始于画绳记事，它的根本用途，原本是用来治理百官、考察万民，哪里有凭空无因就写一篇文章的呢？只是三代以上，没有以文名著称的人，拿着简册记事的人，都是圣贤的门徒，歌颂明谟的人，都是性命之旨，文章与道一起言说作为民众的准则。到了孔子门下，才开始以文章作为教化，四科的选择，于是有了专门才能。从此以来，文章之家，杰出地自成一派，而不可埋没，固然是因为他们能承载道理以适应实用。衰败到秦汉，道德泯灭绝迹了，但离古代不远，文章依然兴盛。过去与姬传先生谈论，西汉的文字，都是官方文书，为什么那么高古雄肆呢？汉魏以后，道丧文敝，日益卑陋，到唐代韩愈才出现而回归古代，号称兴起八代的衰败。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所以韩愈论文，自六经、左史、庄屈、相如、子云数人之外，其他很少称道的。于是重视古文的人，以文章为上，不祖述六经、左史、庄屈、相如、子云的，不得列入作者的行列。重视实用的人以致用为急，只随时取用，不必以文字为工巧。两者分立，互相持世，涉猎知识的人，眩惑惶惑，不知道尊崇谁。如果从事调停，终究不得道理。闲暇时曾折衷这个义理，认为必须重视古文，而后才称为文章吗？

译那么，从东汉以来直到今天，又将延续到万世而无穷无尽。天下用来治理百官、考察万民的手段，一天也不能缺少。怎么能等待那遥远难逢、百年不遇的杰出作者呢？如果说随时取用的文章，只要有用，就与杰出作者的作品没有区别，那么从东汉到现在，擅长写实用文章的人，不知有几千几百人，为什么他们都不流传于后世？而唯独这寥寥几位作者，光彩常新，经久不衰，被人们传诵效法呢？由此可知，文章之道，另有其高深的造诣，不能由那些不懂却硬要写的人强行介入。陆氏又说，有用的文章，如同布帛粮食；华而不实的文章，如同珠玉锦绣，虽然珍贵但不是迫切需要的。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如果世上的人都只从布帛粮食中取用而已，那么大禹就可以穿着粗劣的衣服承接祭祀，而不必对鬼神尽孝吗？而山龙华虫的装饰，以及珍奇美味、玉食玉器的供奉，凡是三代圣王典礼的盛况，都可以废除了吗？况且粮食入口，隔夜就化为腐朽了。我们三年不制衣，就会污秽破烂、衣不蔽体了。所以今天的粮食，不是昨天的粮食；已经破烂的布帛，也不是新改制的布帛。这就是随时取用的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的原因。

译至于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作者的文章，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道理足以济助天下的实用，他们的文辞足以媲美《三坟》《五典》的宏大。他们博古通今，包罗百家，与六经一同显赫，与日月一样长久昭明。哪里曾经有过没有实际内容的言论，或者未经实践就空谈的呢？现在人们不能领悟世俗学问平庸浅薄，做不到这一点，却只是指责那些轻浮华丽、无用之文，当作借口。这还不足以堵住少知者的嘴，又怎么能说服真正作者的心呢？孟子说，把重视食色的与轻视礼义的相比，哪里只是食色重要呢？我看文集中各位贤人的作品，其立意、格调、境界、意象，字句、辞藻、气势，大多与古人不同，甚至有非常庸俗、不懂禁忌的。却便说足以跻身于先秦、两汉、唐宋的大师之列，这真的可信吗？世俗的言论容易取胜，错误的种子容易传播，传播给后来的学者，将使这种文风丧失坠落，从此永远断绝，这也是文章的大不幸啊。况且他们所说的像粮食一样的文章，有的混杂了秕糠稗草，有的混杂了杂毒；他们所说的像布帛一样的文章，有的换成了刻纸，有的换成了树叶。虞道园说得好啊：“追随流俗的人不知道去除陈腐，强行自高的人只从异端旁门窃取。”像朱彝尊与谭子羽的书信、凌廷堪的《复礼》、黄中坚的《佛氏论》等文章都是这样。如果不仔细辨别，不是杀人就是误人。拿这些来作为实用，不是好的用途。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易经》的《家人》卦说：“言语要有内容。”《艮》卦说：“言语要有条理。”

有内容就有实用，有条理就有法度。实用固然重要，但法度也不可背离。一定要有办法来矫正和端正它。讲解明白，深入探究，遵循规矩轨迹，以领会其精神，使古人的音律节奏、法度的严谨，让学者有所仰望并取法。怎么可以随顺世俗的常言，任意驱使笔墨呢？写作的人应该在此谨慎。韩愈说，记录史事的人一定要提取要点，编纂言论的人一定要钩玄提要。如果不是要点和根本，却长篇累牍地记录，那么书就不止百篇，诗就不止三百首。不仅汗牛充栋不能尽载，而且正好迷惑道义、误导世人。所以说黑白分明了，就要致力于去除那些不好的，然后慢慢有所收获。编纂的人应该在此谨慎。如果都不能做到，那么只选取经世致用的文章，不评论文章本身也可以。《三通》就是这样。

经世致用的著作，通过文章来体现道理，所谓以实用为急，随时取用，不追求文字的工巧。然而除了那一两种公文章程之外，哪里曾经全部用世俗的常言，任意驱使笔墨的呢？如果褒贬太过，都不免有文人的习气。这篇文章指摘的地方，虽然涉及偏颇苛刻，但议论颇为严正。记录下来，以显示著述和编纂，都不是可以苟且从事的。

在《皇朝经世文编·学术门》后题记

叶裕仁

《皇朝经世文编·学术门》所收录的格言名论，可以说很多了。然而杂乱无章，烦琐而缺乏要点。经世致用的事务，本来就是这样吗？学术的是非邪正，关系到世运的兴衰治乱，是多么重要啊。我认为编纂这本书的人，应该以推崇正学、排斥异端为首要任务。向上则论述帝王之学，凡是御座的规劝，经筵的奏对，朝臣的谏言，足以端正君主并改善风俗的，都可以记载。至于学校、乡庠、术序的教学方法，先儒读书讲学的规约，都可以记载。要使追求治道的人知道振兴的方向，后来的学者端正趋向，大概就能得到要领。如果前人的格言名论，不可胜数，况且所收录的，大多是一隅之见，更有严重违背道理的。大概从乾嘉以来，距离汤斌、陆陇其等君子已经很久了，儒者一味趋向训诂考据，炫耀奇博，理学衰微，孔孟之道不显，适宜他们所见仅止于此。写下来以告知阅读这本书的人。

《湖南文征》序

曾国藩

我的朋友湘潭罗研生君，把他编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并嘱托我为它作序。我鄙陋得很，年纪又更加衰老，哪里足以谈论文章的事呢？我私下听说古代的文章，起初没有什么法度。《易》《书》《诗》《仪礼》《春秋》等经典，它们的体势声色，没有一个字相互沿袭。即使是周秦诸子，也各自形成体制。用这个衡量那个，截然不同，好像金玉与草木不同类一样。这哪里有什么法度呢？后人本来不会写文章，强行取用古人创造的东西来模仿，于是有符合的有不符合的，法度与非法度的名称就产生了。至于那些不等待模仿，人心各自具有的自然文章，大概有两端：一是理，二是情。这两者，是人人所固有的。把我所知道的道理，用笔写在书上并传给后世；称述我喜爱厌恶、悲伤喜悦的情感，而连缀辞藻来表达它。就像剖开肺肝陈列在简策上一样，这些都是自然的文字。性情敦厚的人大多能写出来，而深浅工拙，相差十倍百倍千万倍而没有极限。自经典以外，百家的著述，大都有偏胜之处。以理取胜的，多有阐发幽微、造极深奥的话语，而其弊端或许激宕失中；以情取胜的，多有悱恻感人的言语，而其弊端常常繁缛而缺乏实质。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体上义理不单独运行，辞藻多对偶。即使是议论大政，考订大礼，也每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经唐代而不改，虽然韩愈、李翱立志复古，但不能革除举世骈体之风。这都是习惯于情韵的一类。宋朝兴起已久，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推崇韩愈作为不变的宗师，恰逢其时，大儒相继兴起，共同上探邹鲁（孔子孟子之道），研讨微言大义，士人羡慕效仿，大都效法韩氏的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

译到了圣朝康熙、雍正年间，风气与之前大致相同，并非不足以参与这文学的末流，这些都是习惯于义理之学的类型。乾隆以来，才华出众的学者，稍微厌倦了旧有的见闻，另辟蹊径，远溯汉代儒者的学问，于是有所谓的考据之文。一个字的音义训诂，一件物品的制度，辩论起来动辄数千言。过去所称的义理之文，那些淡远简朴的，有时被摒弃，认为空泛疏浅不值得谈论。这又是习俗趋向的一次变化了。湖南作为一个地方，北靠长江，南近五岭，西接贵州、四川，是苗族聚居之地，大概也是山国荒僻之地的次一等。然而在周朝末年，屈原诞生于此，他的《离骚》等篇章，成为后世讲究情韵者的鼻祖。到了宋代，周敦颐又在这里出生，撰写《太极图说》和《通书》，成为后世讲究义理者的鼻祖。这两位贤人，都没有前人的师承，创立了高妙的文章，向上与《诗经》《周易》风格相同，向下则百代杰出的人才，全都不能超出他们的范围。更何况是湖湘后辈，受其流风余韵熏陶的人呢？这本选集所收录的文章，精于义理的约占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约占十分之四，而骈体文也有相当多的甄选采录。不刻意讲求法度而法度从未混乱。只有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代哲人的倡导不广泛，后辈的羡慕也少。研生（作者自称）的学问，查考《说文解字》以探究确切的训诂，注解《禹贡》以明晰地理志，固然也深明考据家的学说。但在论及文章时只从根本要点出发，不崇尚繁复的称引和广博的引用。取其长处而不沉溺于其偏颇，这大概还是君子谨慎选择术数的道理吧。

译欧阳生文集序

曾国藩

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鼐擅长写古文辞，仰慕效仿同乡先辈方望溪侍郎的作为，并向刘大櫆君以及他的伯父编修方范君学习法则。这三位既是通儒又是名望之士，姚先生钻研这种技艺更加精深。历城周永年字书昌说：“天下的文章，大概都在桐城吧。”从此学者大多归向桐城，号称桐城派，就像前世所称的江西诗派一样。姚先生晚年主持钟山书院讲席，门下登记在册的学生中，上元有管同字异之、梅曾亮字伯言，桐城有方东树字植之、姚莹字石甫，这四个人被称为高材弟子，各自把所领悟的传授给门徒朋友，往往没有断绝。在桐城的，有戴钧衡字存庄，侍奉方植之很久，尤其精力过人，自认为坚守本邑先贤的正法，对于后辈，道义上毫不推让。那些没有列入弟子名册，同时衷心信奉的，有新城鲁仕骥字絜非、宜兴吴德旋字仲伦。絜非的外甥是陈用光字硕士，硕士既拜舅舅为师，又亲自向姚先生求学。乡人受其感化，大多喜好文章。硕士的追随者，有陈学受字蓺叔、陈溥字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字子序，都秉承絜非的风气，私下向姚先生学习。从此江西建昌有了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璂字月沧交友，月沧的同乡，有临桂朱琦字伯韩、龙启瑞字翰臣、马平王锡振字定甫，都追随吴氏吕氏，并向梅伯言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技艺。从此桐城宗派流传到广西了。从前我曾奇怪姚先生主持湖南乡试，而我们家乡出自他门下的，没听说有人以学习写文章为事。不久得到巴陵吴敏树字南屏，称述他的技艺，笃爱好而不知厌倦。而武陵杨彝珍字性农、善化孙鼎臣字芝房、湘阴郭嵩焘字伯琛、溆浦舒焘字伯鲁，也把姚氏文章家的正轨作为标准，违背这个又追求什么呢？最后得到湘潭欧阳生。欧阳生，是我的朋友欧阳兆熊字小岑的儿子，并向巴陵吴君、湘阴郭君学习法则，也拜新城二陈为师。他受到的熏陶很多，他的志向趋向和嗜好，举天下之美，没有可以替代桐城姚氏的。当乾隆中叶，海内杰出儒士和特立独行的人，崇尚广博，繁复称引旁征博引，考核一个字累积几千字不能停止，另立旗帜，名叫汉学，深深排斥宋代诸子义理的说法，认为不值得再保存。他们写的文章尤其芜杂缺乏要点。姚先生独自反驳众议，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须以义理为根本，然后文章有所依附，考据有所归属。在一部书中，唯独对此特别谨慎。当时孤立无助，传了五六十年，近世学子渐渐诵读他的文章，继承使用他的学说。道统的废兴也各有其时，这是命运吧。自从洪杨在东南作乱，荼毒钟山石城，昔日姚先生拄杖讲学的地方，现在成了犬羊的巢穴，根深蒂固不可拔除。桐城沦为异域，攻克后又失守，戴钧衡全家殉难，自己也吐血而死。我来建昌询问新城南丰，兵火之余，万物荡尽，田地荒芜不治理，蓬蒿没人，一两个文士辗转流离无处安身。而广西用兵九年，盗贼依然汹汹，骤然无法整理，龙君翰臣又去世了。只有我们家乡稍微安定，两三位君子还能优游于文学，曲折以求符合桐城的轨辙。而舒焘先前去世，欧阳生也因痨病而死。老者被人事牵累，有的遭遇乱世不能完成学业，少者有的中途夭折。四方多事，想求得像姚先生那样聪明早达、太平长寿、从容跻身古代作者行列的人，终究不可得。然而学业的成败，又能说不是命运吗？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死于咸丰五年三月，年纪二十多岁。他的文章和诗歌，清丽缜密喜欢往复，也时有战乱流离的感慨。庄周说：“逃避空虚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高兴，何况兄弟亲戚在旁边咳嗽呢？”我很久没听到桐城诸老的咳嗽声了。看欧阳生的作为，哪里只是脚步声而已。所以为他写序，以慰藉小岑的悲伤，也以此表明文章与世变相互关联，使后人得以考察阅览。

与欧阳筱岑论文派书

吴敏树

承蒙再次寄来令郎功甫的遗稿，让我重新审视老弟前年圈点别处的地方。现在复核，确实未免过于狭隘。假使功甫还在，我用这个标准衡量他，从文章家的观点来看，还可以。现在遗稿不多而大多被埋没，就使人不能完全见到他的用心，难怪兄长感到遗憾。研生老兄所圈点的留存，确实都足以问心无愧于当世，就以此本付印很好。至于卷首曾侍郎的一篇序，文章非常奇伟壮观，而叙述源流，都是为了发扬功甫平生的志意。然而我对于桐城宗派的议论，正是以前想要和功甫极力辩驳而没有结果的。现在怎么能不向兄长说说呢。文章艺术有流派，这只是风气大略如此罢了。其中实在不一定都互相师法效仿，或者有很大不同。而往往无能的人，借这个名义私自设立门户，震动流俗，反而被世人诟病，并因此损害他们所宗主的人。像江西诗派，开始称颂山谷、后山，而为他们作图，列号传嗣的，是吕居仁。居仁非

译山谷是后山这一流派的。现在所称的桐城文派，始于乾隆年间姚郎中姬传。他自称私淑于同乡先辈望溪方先生的门人刘海峰，又通过望溪接续明代归震川，并编撰《古文辞类纂》一书，直接将归、方二人续接在唐宋八大家之后。刘氏继承了这个说法，其意图大概是将古今文章的传承，都系于自己一身。但如小弟所见，事实大不相同。姚氏不过是吕居仁那样的角色罢了，刘氏更是无处安放。他们文章的深浅美丑，人们自然知道，不能用口舌去争辩。自古以来的古文家，必定都是从古书中得力。大概是文体败坏之后，古文才兴起。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承接八代衰败的文风，将其拉回到古文传统，这才有了“古文”这个名称。柳宗元不师法韩愈，却与他同时兴起。宋代以后，大家都以韩愈为大宗，但他们写文章之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只是直接取自韩愈。韩愈尚且不能算作一个派别，何况后人呢？哪有建立一位先生的言论作为门户和路径，就能通达古人的道理呢？小弟生长在穷乡僻壤，年少时缺乏师友见闻的益处，也庆幸没有遭受世俗习气浸染的害处。自从二十岁时，就喜欢学习写古文。除了经、子、史、汉之书外，只见到八家的书，以为文章到此就穷尽了。八股文中唯独推崇归氏，后来在村塾的古文选本中，见到归氏的一两篇作品，心里觉得与众不同。到长沙书肆寻找他的全集却没有，于是托书商从吴中购买。得到书后，另抄了两卷。甲辰年进京，带在行囊中。没想到京城里推崇文章的人，正互相尊崇推崇归文，因此小弟也妄自有了些名声，混迹在时流末流之中。这是兄长早就知道的。又见到望溪的文集，也想抄录却最终没有空闲。大概归氏的文章，高妙之处在于神韵境界，但稍有虚浮名声的毛病；望溪的文章，在义理上厚重，在法度上精深，但可能在言辞上不够工整。然而这两家，都断然是一代的文章大家，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他们之所以能这样，都是从自己心中领悟古人的道理，可以启发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启发。往日见到功甫喜欢探询时人的议论，推崇刘、姚的学问，以为他习惯于名声，而没有考察实际。私下想劝勉他，他在论述诗歌时提到梅伯言的说法，说应当从荆公入手，这尤其有害于正道。这类言论，大概都是从陈广那里得来的。陈广虽然才高，但不能成为文士，他的论说大多不符合人心。如今侍郎序文中所提到的那些人，学问的本末，大致没有错误。唯独小弟向来不喜欢姚氏，不敢冒然自称。但如果真的以姚氏为宗，以桐城为派，那么侍郎的心意，未必真是如此。然而小弟岂能因为侍郎的话冤枉了自己就急忙辩白呢？只是可惜没能与功甫彻底讨论罢了。

译关于宗派的学说，确实容易误导他人。这篇文章能够开拓学者的心胸，破除拘泥依附的习气。至于对姚鼐的评价，并不完全恰当。曾国藩曾给南屏写过一封信，抄录在这里。信中说：“去年承蒙惠赐书信，很久没有回复。您的信认为我在《欧阳生集序》中，列举当代文豪时，妄将您的大名列在各位君子之后，是不伦不类的。李耳与韩非同传，确实失当。然而赞语最后一句说‘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胸中，本来并非完全没有泾渭之分。如今归类连类，或许也是同一科属。至于姚惜抱先生，虽然不能立刻把他与古代的作者相提并论，但尊兄把他比作吕居仁，也并不是公允的。姚鼐对刘才甫，不免有偏私之处；但在辨别文章的源流、识别古书的真伪方面，也确实有超越归有光、方苞的地方。尊兄鄙薄他的宗派之说，却抹杀了他笃信古道的功劳，衡量事理，难道可以说公平吗？至于您信中说：‘如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那么侍郎的心意，未必如此。’这确实搔到了痒处。以往在京师时，我向来不想混迹于梅郎中之后尘。私下奇怪阁下作为幽居贞介之人，何必追逐名誉，不自珍重。昔日见到鬷蔑的面容，如今知晓君子的心意。等等。”

曾国藩平生推崇姚鼐，甚至将他列入《圣哲画像记》，大概是说他的师承得力之处，原本并非想以桐城嫡派自居。这封信可以互相印证。我私下认为文章没有固定的法则，以义理为胜。承载大道的文章，上溯下延千古，必定有独往独来的气概，精气相辅相成，这才足以流传。自从世俗学问追求虚名，不得不模仿以求速成，于是宗派之说盛行，而文体日益虚伪，文品日益低劣。入主出奴，学术逐渐败坏。抄录这些，是为了表明文家自有真正的境界，有志之士希望不要因循守旧、自我封闭。

复曾涤生阁学书

刘蓉

前信畅论道德文章，穷究源流，详尽地阐述了观点，对我启发蒙昧之处很多。但是对于我内心的疑惑，仍有未能完全释然的地方。估计如果不面对面反复讨论，从容交谈十天，不足以畅达彼此的情怀，而融合异同的旨趣。书信言辞所陈述的，恐怕无法传达精微的意思。而我拙于言辞且不善辩论，估计不能率领疲弱的士兵去争胜。但是鉴于您教诲的殷切，我不敢不尽我的愚见，姑且陈述我的疑惑以回应您的教诲。

我私下认为文章没有比六经更盛行的，道没有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更崇高的。那几位圣人对于道，都是亲身实践并拥有的。所以体现在政事上，见于制度创作上，显现在动作威仪之余的，无不是道德的美好。而他们发之于言语、记录在简册上的，又都显著发扬而不可掩盖。大概道德的精微，由此得以传承；而文章的兴盛，在这里达到极致。后世虽然有能言善辩之士，没有能赶上他们的。尧舜周孔相隔，远的或许千年，近的也有数百岁。古今不同朝代，见闻不同，资质禀赋和造诣又不同等级。然而有的生性就是圣人，有的返本归真成为贤人，总之他们的成功，先后遵循同一条路径。六经的创作，有的记录言语，有的叙述事件，有的用卦画，有的用咏歌，有的辨别威仪，有的彰显节族。旨归既然不同，体制也不同。譬如草木，分类区别了。然而本末始终，同条共贯，又好像出于一人之口，而没有一言一字不相阐发的。像这样是为什么呢？道散布在事物中，虽然万殊而一本；而存在于人心中的，更是千载而一致。圣人既然都默识心通，而逐渐达到那个境界，那么从心中获得而传之于口的，自然像符节相合，没有丝毫差异。所以文字所记载的，是千圣的统系。圣贤虽然去世，但他们的学问治术保存在六籍中，历经万世仍然可见。后来寻求圣贤的人，如果不精研文字，固然无法探究他们用心的所在。然而如果不从内心体悟并亲身达到，又怎么能真正拥有于己，而期望有一言一行的契合呢？

秦汉以后，道学失传，诸子百家各自以己意为说，而不根本无实质、似是而非的言论，哗然争鸣，纷纷与六籍相混淆。其中贤者，或许颇考证六艺而知晓折衷。然而不探究其实质，而务求辞藻华丽；不充实内在，而务求袭取外表。那么言论日益庞杂，根本日益丧失，而道与文从此分途。学者如果能体悟圣贤的言语，精思熟讲而自得，那么那些纷纷扰扰的言论，固然不足以混淆我的判断。不幸涉道日浅，圣贤平淡质实的道理在心中没有满足，而对于那些新奇可喜、粗厉不平的言论，反而误有所感而入。那么性情深至之余，心术隐微之地，因此受其病害的不少了。过去的君子大概对此有忧虑，所以切切举以为戒。而我前信所陈述的，也辄引以为说。大概曾经身受其病，而痛自惩戒。不敢不加察，妄自同于世人的说法。

现在看您来信的话，那么您所取于文字的，固然必定以道为权衡，而不是专门嗜好华藻的意思。然而或许极力称赞司马迁和韩愈，认为他们见道深且博，并且进而把他们列入孔孟周张的行列，那么虽然您来信教诲详尽，终究不能不认为可疑。司马迁作史，他的识解确实有过人之处。然而论道德则杂糅黄老，论事功则崇尚权谋，论六国得失、楚汉兴废，要不出形势强弱之间。

译等到他论述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政事时，竟然说周文王降低阴德来分割商纣王的天下。这种立论的错误，难道是通晓大道的君子会做出的吗？其他如为游侠作序、为货殖作传，以及纪传中的论赞之辞，凡是其中的是非褒贬，大抵都是借以抒发他内心的愤懑怨恨之情，而不符合事理。对于通晓道德的人士来说，这很难说得清楚。唯独他的文辞高妙，意趣豪放跌宕，纪传中所记载的，几代的事情都具备。因此儒者大多阅读他的书，而后世擅长文章的人，尤其尊崇敬仰并效法他。至于想要探求先王的道统，穷尽学术的归宿，本来就没有人通过他的言论去寻求的。

译昌黎的学问，固然不能与司马迁相比。他写在文字上的内容，也往往对大道有所体认，并且多有阐发。然而，他并不致力于亲身实践和内心体悟的功效，而只想凭借空洞的文章来表现自己，因此君子们还是对此有所批评。大道的传承，起初并不依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文字末节；如果内心没有真正拥有大道，那么他写在文字上的言论，也必然不能完全依据大道而发出。这种华实、醇疵、轻重之间的细微差别，自有其确定的分际，即使是偏爱他的人，想要稍加借重也做不到偏私。老兄仅仅因为喜爱他的文辞，就想把所谓的“道”也一并归给他，这不是太过分了吗？《盘诰》等篇章，语言艰涩曲折，大概混杂着古语和方言，考察其辞藻，当时似乎并不华美，但探究其推心置腹、反复告诫的诚意，就像家人父子之间的相处一样，怎么能因为不华美就轻视它呢？后世诰命的作品，典雅华美，务求超过三代，然而文辞虽然华美但诚意不真切，寻求那种忠厚恻隐的意思却不可得，那么仅仅追求文辞而不值得推崇也就显而易见了。郑卫的诗歌，大多是淫乱的言辞，圣人保留它们，大概是作为警戒。然而正因为其性情的感发，完全出于情欲的私心而不能端正，所以表现在吟咏之余的，荡然无存礼义廉耻的防线，这都是其诚意无法掩盖的表现。现在想要推崇司马迁和韩愈，并援引这些作为例子，本来就已经自觉这话不可训诫了。君子向古人学习，而追求达到极致，一定要在那些大道达到极致的人那里寻求。所以学习射箭的一定向羿学习，学习音乐的一定向师旷学习，学习驾车的一定向造父、王良学习。如果舍弃这些人而向别处寻求，寻求而不能穷尽其道，没有能够达到的。因此，从文章的角度论，司马迁和韩愈是精工的；但如果从道的角度论，不仅司马迁那些诬妄驳杂的内容不能参与，即使贤如韩愈的人，也不足以作为老师。韩愈的器量见识，韩愈的文章经术，韩愈在朝廷的节操气概，在后世寻求也不容易多得。但我认为他不足以作为老师，是因为君子做学问，如果没有立志于道也就罢了，如果立志于道，就一定要效法那些达到极致的人，而不应当固守一隅来自我狭隘。像韩愈那样的才识，如果能够充实积累、完善修养，亲身践行圣人的大道，他的成就，难道会在孟子之下吗？只是他不能这样，而是萦绕于仕宦之情，役使意志于文艺，苦心孤诣，却不能以圣人为依归。同时代的人，如孟郊、张籍、李之流，才识又远远低于他，不能执守古道互相切磋，所以凡是辛苦而仅仅得到的，只到此为止。每次读他的书，想象见到他的人，惋惜他所遭遇的不顺，德行在身不完备，大道在天下后世不彰显。上天所生的人很多，寻求那些聪明杰出、很有志于古人之道的人，千百人中难以见到一个；寻求那些德行崇高、事业广大，继承往圣而延续大道传承的人，几百年中难遇一次。从汉朝到隋朝，五六百年后才得到王仲淹，又过了几十百年后才得到韩愈。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奇才，所见不为不大，自我承担的责任不为不重，但详细考察他们的著述，从头到尾考察他们的成功，都对前代哲人没有遗憾。由此可以看出上天生才之难，而我们用来充实修养、成就自我的尤其不容易。士君子处在平庸大众之中，负有奇才异器，凝聚天地间的精气，经过几代才出现一次，应当如何珍重自爱呢？老兄的器量见识，大概已经不亚于韩愈，而文章议论，也往往类似。以我耳闻目睹所见，聪明材力像这样的人，几乎不能数出一二。我确实敬重他，不敢用内心不满足的标准去期望他，所以往年奉书贡献我的想法，曾经大力称述他。中间流传开来，或许招致物议，认为是标榜之词，而我不敢自我辩白。相知有深浅，劝人向善有做到和做不到的，那些议论本来也是适宜的。恳愿暂时放下文字的学习，努力探究道德的归宿，用来符合仰慕者的心意，而堵住纷纷的议论，并且不要让后来的评论者，像今天惋惜韩愈那样。我这点心意，不胜至诚的愿望。像我这样浅陋低劣，见识昏暗而材能腐朽，大概不足以计入有无的数目，受限于天性，本来就不能勉强。至于我的志向，也未曾不向往圣贤的门墙，而思慕游历其中。不是乐于其名而寄托其中，实在是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必须这样才可以没有遗憾。所以追求了八九年，茫然没有一得的成效，而不敢自我后悔。对于诗古文辞，各种技能之事，虽然万万不如人，未曾引以为耻。见到普通男女的至善行为，就心折佩服，惭愧汗出、惶恐不安，而自认不如他们。这种浅薄卑陋的见识，不足以陈述在高雅人士面前，因为老兄厚爱之深，就自忘其固陋，而陈述大概。如果可以让他教诲，那么诱导而进步，也是故人始终的恩惠。

答陈硕士编修书

李宗传

接到您的来信，欣慰不已。过去就知道阁下的名字，已经心仪其人。后来从京城来的人，详细叙述阁下虽然身处京职，却绝不沾染仕宦之情，早晚砥砺，以古人的行为来修身立志自我期许。我听到传闻，没有不跃然起立的。远隔数千里，没有机会会面，我又担任县令，每天与案牍打交道，文字疏远，被当世儒雅之林排斥很久了。没想到阁下因为一二友人的说法，远道屈尊来到这偏僻之地。

译意气恳切。用通晓治法的学问来互相推许。唉！在事业上切磋琢磨，在文章上奋发有为，这是韩氏的学问啊。像宗传这样的人，哪里能做到呢？古人阐明天人性命的道理，广泛观察治乱兴衰的原因，对于古今天下的地理名物，都在心中眼里清清楚楚，没有一丝一毫不详细且尽知的。他们不得志时，终身将学问蕴藏心中罢了；他们得志时，就将其运用于治国理政，书写在简册之上，都足以阐明道义以维系风俗。大概他们施行于政事的，并非刻意追求政事；他们抒发为文章的，并非刻意追求文章，只是遵循一个根本原则罢了。后来的人，在民间就学习写文章，做官后就学习处理政务，甚至有人说一旦从政就不能再治学了。这就是吏治日益衰败、文体日益低下的原因。阁下说既然担当了治理百姓的重任，那么您的施政举措，必定能在文字之间看到端倪。这符合古人通晓经术并加以运用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宗传学识浅薄、才能拙劣，在文字这一道上，未能窥见古人的堂奥。至于试任官吏，将近十年了，政绩有什么呢？况且宗传做官，并非本心。自己估量自己的性情，不适合进入仕途，多次想要引退，但时势不允许。我曾认为，占据职位却不处理事务，与处理事务却不称职，都不如自己罢了。所以宗传内心急切担忧的是，恩泽不能惠及亲人，无法报答君亲而取信朋友。每当念及此，惶恐得无地自容。而爱我的人，错误地加以褒奖赞美，阁下也认为可信，恐怕是急于奖掖善行，而没有闲暇考察真相吧。京师是人才汇聚之地，宗传想留在这里以开阔见闻，却被一官职所羁绊，未能如愿。唉！人生在世几十年，官爵的高低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只有品德声望足以被时人看重，而文采不湮没于身后的，才是可贵的。天下能与之交谈的人很少了。阁下是了解我的人，所以我放言至此，大概是对阁下大有期望啊。恳请鉴察，不再多言。

译致冯展云侍读书

龙启瑞

先前收到您的亲笔信。各种事务纷至沓来，因此迟迟未能回信作答。然而每当想起您诚挚的爱戴之情，以及殷切求教的态度，心中便萦绕不去，无法自抑。估量您职位清闲，吟咏诗歌未曾废弛，令人欣慰。我私下认为，人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候，也必定有一两刻的闲暇，可以安坐读书。如今担任馆阁职务的人，终日超然物外，没有世俗事务牵扰思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能广泛考察古今得失成败的事迹，以及礼乐文章的功用，以备将来身居要职时能够有所表现，这与普通百姓中那些懒惰游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这哪里值得向那些卓尔不群、自命不凡的人称道呢？能够知道什么是首要的任务，而不分散精力，这才是可贵的。研习经书自然是学者的第一要义，但如果追求对实际有用，那么史籍比经义更多。荀子说：“想要观察后世君王的踪迹，那么看那些灿烂显赫的就可以了。”现在的史册就是如此。经术固然不能不明了，但实行它贵在领会其意旨。如果仅仅拘泥于章句训诂，那就是俗儒的学问；如果想要按照成法，推广施行于世，那么就像井田制和封建制，用在古代则治理得好，用在今天则会导致混乱。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道就不会凭空实行。所以空谈经学的人，正如同夏朝的鼎和商朝的彝器，没有实际的用处。关键是要简约其道理并反求诸己，进而推广于世而不拘泥于其具体方法，这样或许才有所得。那么今天的学问，也就是先学习那些有用的罢了。我智能浅薄，向来从事无根基的学问，又中途荒废而不能自我振作，现在仅用来教导别人，尚且捉襟见肘、不够用，那么将来施行于世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因为您殷切垂问，所以我不隐瞒自己的愚见，希望能为左右提供一点帮助。恳请鉴察，不再赘述。

答陆祁生书

徐准宜

春天闲暇时接到您的吊唁信，曾在给画水丈的信中附笔致谢。随后又收到您的亲笔信，并承蒙惠赐大作。等到子焘回来，又承蒙寄来书信，以及选刻的七家古文，用以哀怜我因不孝而创痛哽咽之情，并拓宽我逼仄无聊的见识，甚至厚加奖许，过分不实，感激惭愧之情难以言表。大作清刚隽永，必定流传无疑，而诗中寄托深婉的作品，尤其耐人吟咏讽诵。我们家乡的前辈中，也很少见到能像这样的，确实可以卓然独立于数百年之间。古文义理与法度兼备，无愧于七家而可列为第八家。我生平未曾研习古文，诗也不敢多作，自知才力浅薄，无法与精工者争胜负。却承蒙您不认为我不配参与此事，而俯赐阅览，我不胜惊恐。姑且凭借扣盘扪烛般的浅陋智慧，略加赞扬万一，不知是否有所契合。七家古文选择严谨，启示后学，益处不少。但我胸中还有想说的话，就借着读七家文偶尔抒发，陈述在您面前，恳请指教，幸甚幸甚。望溪与孙以宁的信中说：“太史公《萧曹世家》，列举他们的政绩，那么文字即使增加十倍也不完备。所以曾在侯的世家中说：‘侯从容与皇上谈论天下事很多，如果不是关乎天下存亡的缘故，就不记载。’这明确指示后世征文之士，以虚实作为详略的权衡标准。”这话是对的。然而只知其一，不知其他。望溪大概是认为史法通用于传记志录，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所作的《征君传》辩解，说句子简略罢了。大概不知道其义理即可通用于其他文章，又不知道其义理兼可通用于做学问。文章与史书，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史书所记载的，是政事。文章以载道，人们都能说，却不知道政事之外，并非圣人所说的道。这个说法不能一一列举，姑且简略地说。史书，是道的实质而可见的部分；文章，是道的虚体而寄托的部分。都归结于有益于政事罢了。如果不是关乎天下存亡，不足以成为史书；如果不是关乎天下存亡、人事得失，不足以成为文章。因此，《论语》《孟子》、《尚书》、《礼记》、《春秋》、《易经》、《左传》、《国语》、历代史书，哪一样不是关乎天下存亡、人事得失的呢？只有诗歌以言志，似乎无关乎存亡得失的政事，但阅读它的人，可以兴起观照、怨刺、侍奉父母君主，那么它关乎存亡得失的，尤其广泛而隐微。由此看来，确实关乎存亡得失，无论它是骈文还是陆宣公的文章，声韵之文都可以称为载道。无关乎存亡得失，即使符合秦汉唐宋以来古文的权衡标准，也仅仅与骈文声韵同为词章之学而已，对于道有什么恰当之处呢？况且文章没有比圣人更好的，而天产生圣人是为了什么呢？天产生百姓并设立君主，君主，是为百姓而设立的。产生圣人也一样。必定希望他们杰出孤立于千百庸众之上，以此来自高吗？假如没有这千百庸众，那么固然无法显现圣人，也没有尊贵圣人的必要了。因此尧舜禹汤文武，是治理一世的庸众；孔孟，是治理万世的庸众。治理一世靠政事，治理万世靠文章。文章，是政事产生的来源，也就是道所在的地方。学习文章就是学习道。因此公卿大夫，是辅佐君主以成就治理的；贤人君子，是辅佐圣人以成就治理的。臣子不能辅佐治理，就称为不称职；贤人不能辅佐治理，就称为小人儒。

译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公私、邪正之分，更在于格局大小的不同。假如公卿大夫所勤勉追求的，不是关乎国家存亡得失的重大原则，而只是习练祭祀礼器的仪节文辞，对文书账目和期限会议过分谨慎，却声称“我以此辅佐君王的政事”，贤人君子所勤勉追求的，也不是关乎存亡得失的重大原则，而只是空谈道德性命，耗费精力于训诂笺疏，却声称“我以此继承圣人的道统”，这恰当吗？不恰当吗？一定有人能辨别清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方苞（望溪）以下诸家的文章，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归有光（震川）、唐顺之（荆川）、胡直（遵岩）以及唐宋人的文章，它们之间的高下轻重、契合背离，不就全都清楚了吗？难道不能因为司马迁的话而领悟治学的道理吗？

译大抵方苞、姚鼐、梅曾亮三家之文，渊深典雅都相近。姚鼐的《贾生论》、梅曾亮的《原治》，尤其符合我的心意。而姚鼐认为贾谊、诸葛亮是识时务的关键，说《古文尚书》的话漫无边际、泛泛而谈，人们诵读它的书无可指摘，必定认为圣贤的话如此合乎道理，不知道那些不切实际的话都是不合乎道理的。这话旨意深远啊！包蕴广博丰富，胜过方苞关于文道的言论了。然而他的意思也不过是作为读书论世的方法，大概也不知道可以作为学者的目标吧。姚鼐的学问，或许不如方苞。方苞生平深研《周礼》，从姚鼐这番话来看，那么方苞谈论《周礼》，也只是让人无可指摘，甚至有可指摘之处而自己不知道，他的学问不切合时务。《周礼》一书出自何人，暂且不论。孔子说夏、殷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杞国、宋国不足以作为证据。在当今谈论《周礼》，其不足以作为证据，比夏、殷的礼仪要多出十倍百倍，这是可以知道的。自从孔子不能证实夏、殷的礼仪，而在周朝衰微之后，方苞却能在当今证实周公的礼仪吗？他的意思难道真的认为当今一定要实行《周礼》吗？还是仅仅认为它是古书而加以研究解说呢？这对于时务的关键又怎么样呢？姚鼐师从方苞，所以他的学问也仅仅停留在词章上。宋儒对于韩愈只允许他因文见道，不知道因文见道，自古圣人没有不是这样的。看孟子列举叙述那些通过传闻而知道的圣人，就可以知道传闻而知的人，是诵读他们的遗文而知道他们的道的，难道说是直接听到他们的言论吗？用韩愈来对应，实在有惭愧之色。不认为后世的文因道而显现文，反而得到了文而遗忘了道。这难道是局限于所习而不加以明察吗？况且读书而不能温故知新，通达流畅，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自从解释经书的人，章节有连贯的解释，句子有固定的解说，而经书的消亡已经很久了。并不是消亡了，所解释的固然正确，却用来规范后人的心思，不允许稍有超出，而经书的意义因此变得浅陋了。子贡、子夏能在《诗》之外通达其义理，所以有“始可与言《诗》”的赞许，难道只是说教如此吗？凡是书本来就不允许那些固执一端以求的人去读。虽然如此，道有大小，无往而不关系到存亡得失。而其浅深曲折之处，恰好在观览助长博识之余，确实处处有引人入胜的地方。子夏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之处。”只是担心致远则会陷入泥沼罢了。适宜那些纷乱奔走的人四十多年，识大识小，最终一无所成。近来虽然独自抱持此见解，但牙齿稀疏头发花白，来日苦短。即使从今往后，专精竭尽精神，又怎么能有可以自信的一天呢？估计终究不能像世人做训诂词章的人，还能凭借一艺来表现自己。其与草木一同腐朽是决定的了，又希望什么呢？然而如果世间有英才，或者闲居有志于处则辅佐圣人、出则辅佐君主的人，或许从鄙人的话中引发，作为识途的老马，未可知也。所索求的经义数十百条，都蓄积在胸中，不想立刻记录出来。实在是因为怨恨哀愁之余，心中纠结，也恐怕所见未定之故。只有所述《原学》六篇，起初是为申耆将要离去，想付给刻工，听说已收入君家朗甫先生的《切问斋文钞》中。适宜因为所言既不依附于汉宋两家，又其文纵笔为之，漫无纪律，草率付刊，即使其中有可取之处，也担心其无文不远。拟等候另录一通，寄呈左右。诚想得到深于古文义法如足下者，改削而保存它，使得有闻于后世，那是万幸了。狂夫之言，里中君子虽多，除了一二人外，殊不敢与他们交谈。不向足下一倾吐而告诉谁呢？足下集中《谦俭说》、《轻诺辨》，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细读终不可作为准则。能割爱删去吗？宜既然蒙受不鄙弃，所以不敢做足下阿谀柔顺的朋友。大抵我们立言，不论奇正，要归于不易。犹如治理国家者见到成法已经弊端，毅然改变它，而弊端反而更严重，那么不如姑且沿袭旧法为好。况且自古没有无弊端的法。以谦俭为弊端，那么仁智忠信也有弊端了，可以立说非议它们吗？语云：“言必稽其所终。”愿足下平心以察其所终，可以。前此来书，日置案头，时时展玩，不异晤对，诚无聊中一大幸事也。胸所欲言，未罄百一，伸纸疾书，已数千言，屡欲毁之，既而思尊集中云：“君子之文，亦自竭其才与识耳，毁誉非所计也。”况宜本无意于文乎？足下姑妄听之，为宜藏拙。至属至属。

当今谈论古文宗派的人，说桐城，说阳湖。这是口耳相传的习气，有不尽然之处。桐城方侍郎，继承者刘大櫆、姚鼐，正变宗旨，也已经是同源异流了。阳湖张编修，折衷经训，出入魏晋，兄弟师友，各有轨辙。华实之间，往往像济水与黄河的离合。献校采梅曾亮先生手定《海峰文钞》，则又相信阳湖之文，未尝不规仿桐城。承学之士，无所用其墨守也。今得见《求志斋遗文》，折衷史法，推大文事，仲平先生盖洞乎艺必达道，儒非空言。与会稽章氏《文史通义》，同笙磬之音。但使学于古人者，优柔餍饫徐先生此篇，意内言外，可以摧陷廓清剽贼之文，虚憍之文。

译空泛而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以及用于应酬、调笑、像俳优一样的文章，都如同大风吹去污垢一般（微不足道）。我生得太晚，没能亲手侍奉通达事理的前辈。但幸运的是，我与令郎士安在内心相交已有四十年。到了垂暮之年，得以拜读这篇文章。虽然感叹惋惜《原学》六篇未能流传于世，但古代那些不朽的立言，本来就不以数量多为珍贵。只要符合先生的心意，阅读先生的著作也就足够了。我献出平生关于文章的两个要点：一是有实质内容，二是具有实用价值。希望向先生请教而没有任何疑惑。至于宗派的区别，大概不过是多余的枝节罢了。谭献跋

译回复陆祁生书

徐准宜

壬午年秋季，我与平甫一同客居京城，相处十分欢乐。不久将要分别，平甫说：“您就要走了，勉强请您给我讲一句话。如果您愿意说，那么我先陈述我的志向并向您请教，可以吗？”大概我从少年时期到现在，我的志向共变化了三次，而且始终没有达到极致。我年轻时写科举应试的文章，看到那些才学出众的大人物说话骄横傲慢，认为文章不过是契约凭证，功名是有固定途径可以获得的。品味这种观点，就不值得被时人称道了。但我还是耗费精力、损耗心神去从事这件事。凡是那些博大深奥、乡间老师所不收藏的书籍，见到它们就感到惊异，拾取它们就感到玷污，害怕它们耗费我的精神而败坏我的志向。又看到遵循这种途径的人获得了成功，不遵循这种途径的人也获得了成功，或者遵循这种途径却未必能获得成功，我的内心产生了怀疑。然而岁月在上方流逝，毛发在下方变白，像这样已经七八年了，这是我的第一次转变。以浅薄的见闻自认为高明，以怪诞奇异自认为狂放，也曾听闻这种风气而羡慕它。不全面、不单一的文字和琐碎的意义，猎取它们来夸耀，却不知道书籍的大体宗旨。认为读书只是愉悦精神、顺应本性罢了。不知道而不询问，这是解除束缚；违背古人的做法而自行创作，这是圆滑机变。不必劳损身心、苦思冥想，去探究那些无法企及的古人的意思。在华丽的宴席上唱歌，那种形态，飘飘然好像神灵升上九霄，把千古圣贤视为粪土。认为文章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朴实治学的人不值得称道，而遵循根本的人则毫无意义。然而拿我的能力与世上擅长的人相比，我并不感到惭愧。而古人那些名声如日月般显赫的作品，有的却浅陋而没有文采，读起来磕磕绊绊无法诵读。我开始怀疑，继而恐惧，怀疑古人或许在欺骗我，恐惧我巨大的困惑最终无法解开。这又是我即将转变的契机。然而岁月在上方流逝，毛发在下方变白，这样的情形也有六七年了。至于包罗百家学说，旁通九流学术，形成一家之言，综合万物的情理，我现在知道它的可贵，但不敢有志于此。唉，我的志向共变化了三次，而我的壮年时光已经逝去，现在所志向的，茫茫然没有边际而不知方向，不也很可悲吗？曾亮听到这些话感到震惊，并且有所恐惧。为什么他的话如此像我呢？我不能自己说出来的，平甫却说了出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可悲，不也很可惧吗？虽然如此，我和平甫从此致力于务实吗？从先秦两汉的书籍直到今天，阅读那些接近古人的作品，不像这样的文章就卑下；从黄帝、颛顼的书籍直到周代，阅读那些接近古人的作品，不像这样的文章就是虚伪。大凡治学的方法，在于凭借我所知道的去探求我所不知道的，这就叫做专精一致以达到全面。即使细微之处也必有效验，不要因为害怕不知道而阻碍所知道的。在于凭借我的能力去探求古人，不要遵循古人的能力而忘记自身。不要心里通达却害怕手上的困难。不要玩弄辞藻而不探究声律。不要割裂首尾而借助高深的言辞。不要改变道路而走向歧途。不要稍有收获就炫耀于人。不要告诉别人不问就招致憎恨。不要害怕时人的讥讽。不要怀疑古人。不要欺骗后人。我和平甫乐于这样做并终身坚持吗？在此基础上而有事业，这是等待时机才能成就的。在此基础上而有道德，我不敢为平甫限定。然而平甫在文章上的志向，本来离开这些就没有途径可以成就的吗？

城南书舍图序

吴嘉宾

古人说年少读书的时候，不是著书的时候。我曾经认为不是这样。君子终身都没有著书的时候，难道只是年少吗？虽然如此，读书了，难道没有疑问吗？难道没有信服吗？难道没有是非判断吗？有疑问难道要抛弃吗？有信服难道要臆断吗？有是非难道要统一吗？一定要分析疑问，统一信服，辨别清楚是非。像这样怎么能没有著述呢？著述的意思，只是显明我内心所藏的东西罢了。所谓著之于简策，并不是创作。如果让我振奋地说：“我正著书教导后世，古人的言论不完备。”即使是圣人，敢有这样的一天吗？如果让我分析疑问，统一信服，辨别清楚是非，著书就是读书。没有阅读就没有著述，没有著述就没有阅读。阅读如同听取供词，著述如同审理案件。现在对治理案件的人说：“你暂且听取供词不要审理案件，可以吗？”自从宋代以后，士人著书的多，是因为读书的多。弊端在于不忍心舍弃而兼存它们罢了。善于读书的人，勤勉谨慎地保存所读的内容。我读书而有疑问，不要说只是疑问而已，一定有说法。我著述我之所以有疑问的原因，日后有思考的依据。观看说法的人，也能得到我之所以有疑问的原因，有用来为我解释的。我读书而有信服，不要说只是信服而已，一定有说法。我著述我之所以信服的原因，日后有依据。观看说法的人，也能得到我之所以信服的原因，有用来为我证明的。我读书而有是非判断，不要说只是是非而已，一定有说法。我著述我之所以有是非判断的原因，日后有辨别的依据。观看说法的人，也能得到我之所以有是非判断的原因，有用来为我折衷的。像这样才可以明察我的心，修饰我的言辞。退让而谦辞说：“我不敢著书。”这是自欺自匿的做法，这是堵塞后来者途径的做法。著书如同言语。我言语好，天下将响应，而我将求取益处；我言语不好，天下将违背，而我将改正以顺从善道。谨慎是可以的，假装沉默是不可以的。现在的世道，妄说的人也很多了。他们本来有说法，然后天下才得以知道

译这是虚妄的。否则，虚妄的人将要冒充贤人了。因为害怕虚妄而废弃言论，这与因为怕噎住而废弃吃饭，有什么不同呢？那些虚妄的人，即使告诫他们也不会停止。如果让谨慎的人因畏惧而不敢说话，那么我心中所领悟的道理，将凭借什么途径在天下后世得到匡正呢？我的朋友叶润臣画了《城南书舍图》，请我写一句话。润臣跟随父兄之后，他能够读书，我是知道的；他能够不局限于读书，我拭目以待。润臣是谨慎的人，所以我把平时与润臣互相勉励的话，写下来作为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