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　户政二十四盐课三

译一心向淮的人很少。而积重难返。这是人的常情。贪图利益、躲避祸害。这是世间的通病。愚见认为，思考艰难之事不如谋求容易之事，责备别人不如反省自己。暂且搁置鄂湘地区，先谋划皖西地区，这样做是得当的。皖西两岸，又以皖岸为优先。因为中路口岸的旧制，是专商认定并辨别盐价，从下游往上游，距离越远价格递增。由于皖岸与江宁地区接壤，路程逐渐接近，私盐容易渗透。如果不划分为专岸，就不能各自巩固防线，作为楚西的屏障。近年来江运各口岸，由票商分别领取，设立店铺专门销售，日渐好转。现在已经续增五十张票，可以作为明证。因此应当参照旧章，将中路全部改为专岸。畅通与滞销的搭配，就由现在循环运销的商人分别承担。允许他们世代经营。现在地方肃清已久，户口日益增加。应当实地勘察明确，酌情按比例公平搭配。仍然按照道路的远近，确定盐价的等级差别，适当予以变通，以期逐渐恢复旧有的额度。这本来是两淮可以自主决定的，无需谋求他人。有人说皖岸票商人数众多，岸怎么能专呢？回答说有“滚总”的方法。首先选择皖岸票商中家境殷实、办运较多的人中数人，签任为总商，让他们作为领袖。凡是零散的票，都附在总商名下。或一万引，或数万引，不拘定数。听任散商愿意依附哪位总商，就归哪位总商。其办运纳税，仍用原花名册，注明附在某商总之下进行。或自行办运，或由总商代办，官府也听任他们。这样，散乱的立刻化为整体了。议论的人又说总商的名目早已废除，现在又设立总商，容易开启科派把持的弊端。难道不考虑目前缴纳正杂各款，统在厘金成本之内核算，众目共睹，又怎么会有科派把持的祸患呢？商情涣散，不这样做不足以联合他们。所谓整票为纲，自然胜于废票行纲的辗转周折。皖岸果然纳入范围，就在西岸推行，也用滚总的办法，依次推广到鄂、湘，逐渐推广，票既整齐了，纲法就随之确立。因势利导，易如反掌。早上下令晚上就遵从，这本来是可以稳操胜券的。至于淮北以捐输堤工银两，马端愍公上疏请求照淮南一样循环。现在奏销以十个月为期，旧纲积压尚多，议论的人动辄以加引为戒。实际上每年所销售的，私盐占官盐的一半，贩夫比商人强，票与纲相当，绝不是长久之道。也应当在循环各票贩中，签派数人，作为总商，责成他们遵照部文，限八个月，包完一纲的税课。等到行至现纲，再筹划加引加课，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总之纲法美善，千古不变。不是法度败坏，是人自己败坏了它。而现在的议论者，辄说文正的票法，不可擅自更改。文正固然时时以恢复纲法为念，奏章都在，信而有征。浚颐在此任职，匆匆八年，广泛咨询访问，众论一致。因此敢粗略陈述大略，以供执事采择。

译两淮盐法议中

方浚颐

近来有人提议，在湖北的安陆、襄阳两府，湖南的澧州一州，江西的饶州一府，先设立专卖盐区，作为恢复全部盐纲的渐进措施。能得一分是一分，能得一寸是一寸，这未尝不是一种计策。然而西岸的盐务我们尚能自主，难道只有饶州这一隅之地吗？湖北、湖南则是四川盐与两淮盐争夺之地，既然已经划分了界限，却忽然又要夺去其一半，对方必定不甘。况且支持四川盐的人有很多说辞，动辄产生抵触，对事情并无益处，而且意见先已显露。那么，与其受制于人，不如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设立专卖盐区不如恢复全部盐区，恢复难以恢复的盐区，不如恢复容易恢复的盐区。如果不图谋安徽，还能图谋哪里呢？

认为困难的人说：自从实行票盐法以来，商人变成了贩夫。大抵是官员家眷或军营幕僚，初学理财，资本不多，局面狭隘。想要像从前西商、皖商那样体量大、物资丰富，豪富冠绝天下，绝对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轻易谈论恢复盐纲呢？

此前因为直隶水灾，淮南加派四万引盐协助赈灾，命令他们先查验资本，三天之内，存入国库的达一百数十万两。利益所在，人们都争相前往。如今淮南的票盐，获利未尝不丰厚，只是受限于循环制度，觊觎的人正不少。看他们请求设立专卖盐区，那么两淮盐政作为利益渊薮，可以想见。那么票盐法不如盐纲法，而商人愿意恢复盐纲，也可以想见。

而议论的人又认为厘金大于正税，旧有的税额恐怕难以立即恢复。征收厘金暂时资助军饷，本来与正税悬殊。如果能减少厘金增加正税，这边减少那边增加，一转移之间，从商人那里征收，名目更正。如果能使盐引源源转运，官盐畅销，有正税无厘金，岂不很好。如果在票盐之外设立盐纲，那么商人的财力或许不够；如果在票盐之内寻求恢复盐纲，那么商人的情意很少有不乐意的。

又有人说：安徽的票盐都是有力量的商人，听任他们自便已经很久了，滚总之法，实行起来并不容易。这在于大府先下一道命令，给予几个月的期限，将散票换为正票。如果有不遵从的，另行签派商人认办。难道至于舍弃他们的职业，而公然与官府对抗吗？

安徽盐区是西楚的屏障，想要疏通西楚的盐务而不先整顿安徽盐区，是不能的。西岸是两江的辖境，想要恢复楚岸的盐务而不先整顿西岸，是不可以的。安徽盐区地处中流，是西楚盐船必经之路。其中夹带暗侵，以及北私、浙私渗透越界的弊端，不胜枚举。

昔年安庆、宁国、池州、太平，以及全椒、和州、含山等府州县，都属于专商认岸，定额包缴盐税。每年大约认销小引二十二万引，以现在的大引计算，也有十四万六千余引。近来安徽盐区南盐的销售数量，每年才二三万引，与从前相比不过十分之二。纵然兵燹之后，人民稀少，也未必大大减少到这种程度。推究其缘故，南邻浙江，宁国正当其冲要；北界淮河，北票又经过此地。私盐充斥，四处蔓延。况且太平、芜湖等处，是以前著名的口岸，都位于大通下游，盐船经过，沿江洒卖，随地都有。而居民反而需要到上游买盐运销，本来多有不便。

如果先将宁国、安庆、太平三府，按照从前旧额，视烟户的多寡，减成派认，包完厘课，那么众商都有责任，不得不自己筹划销路，即不能不各自巩固屏障。这样安徽南部的浙私，安徽北部的北私，江路的船私，就无法浸灌渗透。那么中路私盐踪迹断绝，上游西楚的官引，都可以畅行了。

目前宁国、扬州食盐，均系专卖盐区。如上江江甘、泰兴等处，近年销数日益旺盛，就是专卖盐区的明显成效。安徽盐区现行额引七万二千引，除去江运北盐每年约派二万引上下，其余应运南盐五万余引，近年运数，只得到一半。不如整顿票盐为盐纲，使之认岸。其池州、和州、含山、全椒等，也可以次第举行，逐渐推广，恢复旧制，未尝不是疏通淮盐的一策。

西岸地处腹地，与楚岸鄂、湘两省的情形不同。其邻私最近的，饶州与广信毗连，向来被浙私侵扰。其次是吉州、赣州邻接粤私，抚州、建昌邻接闽私。全省淮盐纲纪，因此不振。从前饶州、吉州等府，都有专商，以巩固门户。

道光年间，陶文毅公会同江西巡抚勘议，在浙江、广东、福建三省接壤之处，添设巡卡，于各要隘处，实力堵截邻私，分定界址，浙江、广东所设子店，为之撤退三十里。现在吉州、饶州虽设分局，销市未有起色，那么浙、粤侵扰淮盐，自不待言。况且听说浙商近来办理徽、广盐务，获利甚巨。粤盐私贩，则皆由陆路而来，千百成群，飘忽猛悍，毫不畏法。

目前筹议疏通西引之法，自然应在三省接界旧设巡卡之处，陆路则屯驻兵弁，水路则添拨船只。一面即从西票中选择殷实商人，先从饶州设立专卖盐区认办。从前运库有贴饶一款，大概因为饶岸的商人，不减价不足以对抗浙私，所以西岸各商，集资津贴。目前如果能仿照旧章减价，浙私无利可图，定可收敛。也应当筹议津贴，以资补苴。其他如近粤的吉州、赣州，近闽的抚州、建昌，也可以渐次推广施行。这样邻私不入，而淮

译引盐的销路已经畅通了。皖西两岸既已收复。此后淮南有了总办盐务的商人。都深知以纲盐制度为利。以保护大局。看见四川盐商长期借道而不归还。正打算出全力与之相争。说四川盐商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大概商贾的事情必须用商贾的方法来推行。这本来就不是靠形势压制、势所不能而能在眼前收到成效的。所以说逆向夺取很难。确实不如顺势施行容易啊。

译两淮盐法议下

方浚颐

四川人袒护四川，声称两淮的盐税抵不上四川的厘金，不可以轻易改变旧制。户部支持文正的提议，打算让湖北停止征收四川盐的厘金，将两淮盐税全额归于湖北。每销售一引两淮盐，湖北可得到银六两三钱有余。湖北、湖南两岸，定额销售两淮盐七十多万引，计算每年可收税银四百四十万两。即使按照近年四川盐占据销售二十万引的数量计算，也可收银一百二十六万有余。将湖北、湖南近年所收四川盐厘金，以铜钱折算成银两计算，每年最多也不过收银一百万两。这是确切的数目。至于所说的湖北、湖南两岸全部销售两淮盐引，不过一百六七十万引，与四川盐在楚地销售十五六万引相比，税厘已有二百多万两的差异，这确实是粗略估计之词，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说楚地人喜欢食用四川盐，此前两淮盐业全盛之时，为什么没听到这种说法？况且认为引地为虚名，因此存有喧宾夺主的偏见，在四川谈论四川，竟然置祖宗二百年的成法于不顾，这大概是不可以的。湖北岸的弊端，四川盐侵夺两淮盐，在于借官行私。议论的人说，湖北岸如果不能全部恢复，留一两个府给四川，也一定要授权给两淮。凡是暂行销售四川盐的地方，定额每年销售若干引，在平善坝设卡，随时向两淮盐局报告，核实派销，多一斤就按私盐论处，那么四川私盐就可以杜绝了。湖南岸过去附属于湖北岸，由湖北水贩运销，速度快且利润厚，立法最为简便易行，不需要另外设立督销局来主管。现在不但设立一个督销局，而且分设各局，部署可以说周全且严密。议论的人说，局用多而成本高，水贩利润薄，所以四川私盐容易争胜。过去水贩载货去汉口贸易，再运盐入湖南，确实是一举两得，不像今天专门为了行票而设立，所费太巨。澧州是湖南岸的门户，澧州不归湖南，四川私盐难以断绝。督销不归并到湖北，那么商力难以支撑，况且两淮盐到湖南，还有重煎的费用呢。至于广东私盐是辰州、宝庆、沅州三府的祸害，尤其需要严密设置卡局，严查重税，使片引不得侵夺两淮盐，那么湖南岸就可以恢复了。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取之处，作为恢复湖北、湖南的渐进措施。然而应当与皖西两岸，一律先行整顿盐票、签约商人，使分散而无纪律的有所统属，那么提纲挈领，大概就能举重若轻。然而盐场与盐运互为表里，盐运有弊病固然不利于盐场，盐场有弊病也不利于盐运。于是有土亭太多的弊端，就提议合并土亭以节省成本；有盐色搀杂的弊端，就提议辨别楼盐以防混淆；有虚报空堆的弊端，就提议使用丈量以归于核实；有清堆提售的弊端，就提议永远革除以杜绝取巧。而且派销提议凭旧额，以保护垣主；缴价提议提下纲，以调剂场商。然而销路不广，引地不恢复，纵然讲求煎炼，竭力加工，仍恐怕新堆未重，老堆如故。今天盐场与盐运都有弊病，在于散运的盐票有法可以整顿，而盐场的垣却无法可以公平，盐场又怎么能不受害呢？议论的人说，官员以增额为能事，商人以添产为乐事，岸上销售只有这么多，坎桶废弃，处处堪忧，所以盐场盐的定额，应该有限制。不添，责任在商人；不透私，责任在官员。治理盐场与治理盐运，没有两种方法。目前公垣虽然不能恢复，但各场也不可没有总商。应当仿照整票为纲的方法，在通属九场的场商中，责令公举二人作为总商；泰属十一场的场商，责令公举二人作为总商。一切盐场应办事宜，都取决于总商，自然没有参差高下、武断惰偷的祸患。唯独想要缓解盐场的困境，全靠岸上销售；想要扩大岸上销售，全凭引地。以目前情形而论，盐场自顾盐场，盐运自顾盐运，不仅盐场不顾盐运，盐运也不顾盐场。即使是同运的商人，界限各自分明；同场的商人，隔阂未消。所谓办场办运的人，都不是有名无实，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主管会计的人，见识卑陋，不知大体。每议一事，动辄经年累月，而很少有所折衷。筑室道谋，纷如聚讼。官员与商人隔膜了，商人与商人又何尝不是视同秦越呢？在此端正名目，统一心志，泯灭你我，忘记异同，除了纲法之外，别无良策。

利淮盐议

冯桂芬

顾炎武依据李雯的议论，认为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了。认为他的说法凿凿可行。又引用杜甫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以昆山多食两淮私盐，而法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撤除一切疆界，以实行他不问所之的方法。似乎也是探本穷源之论。我年轻时读而认为它好。后来在扬州修盐法志，又亲身到盐场，才知道李雯的说法是书生之见。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税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税约银六厘。这就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至五倍。谁愿意经过这一税呢？利之所在，人人趋之。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人，无一不是漏私之人。官员能防住吗？况且官员

译这难道值得依赖吗？沿海几百里，港口支流众多，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盐场零星散布其中。在近处不漏，就在远处漏；在晴天不漏，就在阴雨天漏；在白昼不漏，就在黄昏漏。什么地方能禁止？什么时间能禁止？只要稍微转变一下说法，就会说天下都是官盐，天下也都是私盐了。

清朝初年虽然没有国库利息，但赋税额度已经不少。那时百物都便宜，盐价必定便宜而不贵，情理应当相等。李氏却提出这种说法，岂不是荒谬吗？

票盐制的开始，《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年间山东南浙，命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发给票证，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年间两浙巡盐御史李遂，在黄岩等盐场推行票引，每张按盐三百斤计算，设置票证九万张。又说后来逐渐推广，这就不止九万张的数量了。计算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推广，山东还不包括在内。《明史》所载很不详尽。魏源的《票盐记》仅引用《明史》，则是考察不审慎。

这接近于在盐场定税，只是不能不过问盐的去向，作为折中的办法。陶澍在淮北推行而大见成效，陆建瀛在淮南沿袭推行，也是两纲全额赋税全部征收，为多年所未有。而诋毁者蜂拥而起，则是纲领正确而细节有失。如今议论盐法，除了这个没有更好的策略，也在票盐制中寻求尽善尽美，就可以了。

其方法有四：一是廓清陈规陋习。凡事曲折繁重，都是弊病的根源。票法已经简易，但还有可议论的地方：减少盐引而转带乙盐、挽上六闸、仪征改捆、桐城等江运八岸仍归专商经营，应当一概铲除。在三江营一带，选择地点设立局所，作为交税以及盐场船交盐、江船受盐的地方。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上八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在盐场定捆以后，经过关卡查验，永不改捆。酌情确定正税杂税经费，一律定额。那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也应当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共招三种：一是从盐场运到江边，二是从江边运到岸边，三是从岸边运到各州县。无论官绅军民，都准许承运。凡旧商旧引，一概不纠缠。

二是平减赋税。票法的宗旨，在于减轻成本以对抗私盐。能对抗私盐，则前纲早日完成，后纲继之。盐出自大海而无穷，稍微多取有什么害处？利益归于官府而不绝，稍微少取有什么害处？不能对抗私盐，则私盐占据市场，利益不归官府，盐溢出大海，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像刊印册籍上的税目，每斤税几乎达到一分，实在过于沉重。辛亥年改章，也是因为它过重，每引加带乙盐二百斤。然而票盐仍然不获利。如今的计策，不如奏请删去帑利和参价两项。帑本早已亏欠在旧商身上，帑利转而责成新贩承担。旧商税整，可以分摊参价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算参价若干分。只是使价格出自商人资本，参价归于官府私囊，这两者都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一百多万，数额更大，实在是滞销的原因，必须删减，以减轻成本。

译第一是制造洋船。计划建造能装载五六百墩、可容盐二百余引的轮船十艘，在安庆、九江、汉口三地统筹计算，每月可往返一次，三年间可往返三十六次，总共可运输盐七八十万引。再采用船尾系船的方法，整个盐纲的运输便可一举完成。而且回程船只还可携带米粮二三百万石。统计往返船只的费用，比照江船平常的运价，只有减少没有增加，而运输的速度却快十倍。况且轮船质地坚硬、动力强劲，遇到障碍物就能将其撞碎，在海口缉捕盗贼时，往往见到盗船就上前撞击，还可以兼作巡查私盐之用，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第二是广泛修建盐仓。向来运输盐的船只笨重且缓慢，到达岸边往往需要数月，看守售卖动辄经过一年，多停泊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而且多一天的偷漏风险。水火之灾，意外之事乘虚而入，整轮与散轮相互牵制，弊端丛生。况且现在议定用洋船运盐，人工伙食费用更大，有不可停泊的趋势。一旦进入盐仓，则防范比在船上容易，租赁费用比在船上少，而且可以观察盐价的贵贱，斟酌运输的缓急，从而增减运输的数量，使各盐场各地永远没有多盐或缺盐的忧患。凡是盐存放一年之后，质地坚硬不再渗出水卤，向来盐船守候，本来就需要超过一年，如果长期储存在仓库中，亏折损失仅相当。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都靠近长江，修建盐仓非常方便，为何从来没有人提议呢？

又有人说，盐税中有按丁口加斤的项目，那么盐税的数额，原本是根据丁口数确定的。现在以各省地丁银三千万两、盐税六百万两计算，盐税占地丁银的十分之二，直接在土地丁口税中增加十分之二作为盐税，也是简易的方法。殊不知赋税之事，减少则顺从，增加则抵触，不是万全之道。况且如果真的实行，日后财政稍有匮乏，必定会提议加重盐税，这正好成为不良政事的借口，不敢轻易立论。至于两淮盐区的税额，占据天下大半，两淮盐务兴盛，其余地区就不必再说了。

淮鹾杂志

金安清

两淮盐务，在乾隆一朝达到极盛，每年入库的国库银两多达六七百万两。盐斤按照定额畅销之外，还多销售二三十万引。每引按规定有一二两归公的窝价，从乾隆十一年到二十八年，核算各商应缴的窝价，隐匿未缴完的，数额超过千万，导致发生了卢雅雨大案。由此推知，当时盐的销售旺盛可知了。嘉庆年间，浮费日益增加，弊端百出，到道光初年已经极度败坏。辛卯年，陶文毅公督理两江，开始在淮北改行票盐制，而淮南只是减少费用、减轻成本，不敢立即废除纲盐制度。道光二十九年，汉岸发生大火，盐船受灾，陆制府决意推行票盐制，不到两年，又再次涣散。恰逢太平军进入长江，盐路都被阻塞，淮南盐务几乎片引不行。直到安庆收复，上游江面没有贼寇，又有轮船拖带船只经过金陵，才开始稍稍通畅。同治二年，曾文正公采纳运司郭某的条陈，先在江西一岸，试运一万引，选派干练的商人王子鉴倡导此事。其定章的要旨有二：一是缓征厘金，二是确定价格。因为沿江各关卡，每引盐应先缴纳厘金十数两，商人资本本就吃紧，况且在大江之中，逢关卡滞留，辛苦劳累已极。一旦改为到岸销售后坐扣厘金，向来一引盐的成本，现在可以运输两引盐，各关卡都没有稽留阻碍，一日可行数百里，扬帆直上，各商如同庆祝重生。至于岸价，往往商人竞相压价，因而折本。自从设立督销局，由官府定价，商人不能私自减价抢售，成本没有亏损。有这两大要点，良法美意，在前倡导，票盐法于是大盛，商人获得厚利，而官府厘金日益充盈，各路军饷，统计从癸亥年到甲戌年，十一年间，接济多达三千数百万两，两江奏报有案，历历可查，可以说既有速效又有长效。

然而法令久行容易松弛，目前的情形，运贩、场商都有岌岌不可终日的态势，其原因有四，可以详细论述。鄂、湘、西、皖四岸，原定年运三十九万引，前年因为直隶赈灾捐输，增加四万引，共四十三万引，而实际年销量不过三十余万引，计十成中只有七八成。而连年多运，所积压在各岸及仪征盐栈的，已不下三四十万引，积存在盐场的，又有六七十万引，计算起来，非三四年工夫，不能销售完毕。而这四年中各盐场所产的，必定又有新盐二百数十万引，陈盐新盐相因，商人的资本，都成了海水。不但场商都将倒闭，即使运商也必然难以支撑。这是产量过多于运量，运量又过多于销量的一大弊病。其原因在于同治初年，清水潭运河决口，盐场被淹，偶尔缺产，忽然提议增添灶户亭灶，每年增加三十余万引，比旧额多出一倍，而销量仍与从前无异。此事已近十年，适宜其存积多到如此地步。目前断无疏通的计策，只有仿照前人成法，将产量、运量、销量，互相比对，通盘筹划，总以销量为断，运量酌情增加两成，产量再增加两成。譬如每年湘、鄂、西三岸，以多寡牵算，可销三十万引，皖岸及各食岸可销八万引，则运量酌情增加，不得超过四十二万引，产量不得超过五十万引，务必使产量略多于运量，运量略多于销量，以每年多收的数量，备

译以消除将来缺盐的隐患。将因削减纲额而减少的运输数额，作为目前提升销量的资金。严禁各盐场虚报产量，不准土亭再行增加。这样或许能逐渐减轻场商和运商的成本，双方都可以借此获得喘息之机。盐务管理始终以转运迅速为关键要义。如今场岸积压的各商成本，不下三四百万两，长年搁置不用。人工、卤水损耗以及月息，使各方利益层层受损，对国家的盐税毫无裨益。这是应当迅速筹划解决的。

译向来场商只知道在盐场收盐，运商自行前往盐场捆扎运输。自从废除纲盐制度之后，才开始命令场商将盐运往泰坝口岸，随后又远至瓜洲盐栈，更远则到了仪征盐栈。计算从盐场到盐栈的距离，水陆路程远达数百里，如通州、泰州所属的余吕场，泰州所属的庙湾场，几乎达到千里之遥。装船的水脚费、押运的人工费、堆栈的费用，没有一项不比以前增加。虽然由运商给予补贴，每包盐从一百四十文增加到一百八十文，尚不至于完全赔本。然而这笔巨额款项，必须在半年之前预先垫付，等到盐栈里的盐有了买主，才能在半年之后收回。运输一千引盐的人，必须先垫付一千四五百千钱；运输一万引盐的人，就必须先垫付一万四五千串钱。扬州银根紧张，收盐已经十分拮据，再加上这笔款项的拖累，月息高昂，借贷非常困难，而盐在运输中因淹水、消耗、盗卖、缺斤等现象却很容易发生。这些都是无形中造成的损耗，是场商额外的苦处。试以淮北的情况来说，垣商将盐交给坝贩，坝贩通过内河三百多里运到西坝，再交给湖贩运出湖泊，分为三段运输。从盐场下到正阳关，口岸不过一千多里，到了正阳关，前面还有零散商贩接运进入河南，所以商人的力量较为宽裕。如今淮南从余吕场到湘岸，最远的有四千多里，却只有场商和江贩两种商人分担其事，路途和时间，无不加倍长久，实在辛苦劳累。似乎应该仿照淮北的解决办法，也分为三种商人。除了场商之外，从各盐场起，到仪征盐栈止，割出中间一段数百里的路程，另立商号。即在运商和场商中挑选固然可以，或者在两商之外，另有殷实干练的户主，也允许充当。即在泰坝建造房屋一二百间，趁着内外河水势充足，先行运输盐十余万引，堆存在那里。仪征盐栈需要盐时，随时提取运输，外提一引，内补一引。这样像辘轳一样递送运输，那么盐斤就不会有壅滞缺乏的忧虑。其内外河船只水脚、淹水消耗、短斤等一切事宜，统一由该商人料理。每年水脚四五十万串，都让他先垫付后收回，不与场商交涉。如果场盐运到泰坝，各商人愿意先行得到价款，也由该商人酌情借给七八成，以便场商得到价款继续收盐，这样就可以免除他们无处借贷、零星押照重利盘剥的弊端。这是因为将两个人的重担，分给三个人承担，一举而具备多种利益，对于公事确实有益无损。至于各口岸营销的方法，川盐早已定下章程，无可再议。只有在川淮并销的地方，以及淮盐向来不到的地方，如湖北的黄州、迤北各县、襄安二府、荆门一州，湖南的衡宝二府，江西的吉饶抚三府，都与邻省私盐接壤最近，而与两淮的督销局反而遥远，长久被私盐占据，近来甚至愈演愈烈，波及腹内各州县。虽然以前有章程，酌情提取二成局盐，派商人前往各处营销，但商人畏难畏累，大多不愿意，以致有名无实，成效渺茫。从前纲盐兴盛时，原有保固藩篱，专商提运认办最远口岸，减价对抗私盐，所亏损的本钱由通纲摊赔的案例。如今如果仿照其意而施行，或者选择场商直接运输，或者派运商运输销售，总在额定数量之外，允许他们各自指定各盐场，不纳入轮规，另办盐六万引，分往三省，每省二万引，专门在邻省私盐贴近处，开设子店，设法出售。自行多设水陆卡勇，严缉邻省私盐。不论费用多少，只期望厘课不亏，不必问该商人有无余利。多销售一引盐，就多占据一分口岸。如果担心沿途夹带抛洒，不难先就省局的盐借运，随后商人运到省城，照数运往局里，那么出入的数目显然无从影射。如果担心跌价贱售，倒灌腹区，那么每年年底，核计省局常销的数量，如果因添设专商后，有短少，则将所短少的数量，应缴的厘课，着落新商赔缴。这样层层制约，也可以杜绝意外的忧虑了。

私盐者，不仅是枭徒散勇，处处都是如此，而本商包外的私盐、包内的私盐，以及船户夹带、别项商船的食盐、水师艇的包庇，只要有一线之利可图，无不营私枉法。总在场官、坝官、栈员、卡员，人人认真，自然可以十去八九。功过赏罚，严定章程，不得稍有瞻徇含混。必须令出必行，惩一儆百，那么少一引无课厘的盐，就多一引有盐的厘课。每年大约可以清出十万引，应收厘课即七八十万两了。以上四层，都是目前急宜变通之道。既无庸先行奏请改章程，也无庸官府筹措经费。只要将产盐的浮滥者限制之，商累的隔阂者区分之，引地的疏远者揽并之，缉私的颟顸者综核之。操纵整齐，权归于上，可收日起有功之效，而无改弦更张之讥。这是在世贤人君子体察之而已。

淮鹾杂志

金安清

粤匪盘踞金陵，镇江江路隔绝，淮盐碍难营销。上年权宜之计，奏借浙盐引地，用小舟试行东坝，庶冀可收宁池

译（此前）等府的食盐利润。而芜湖、黄池一带，都有贼船出没，商贾们都心存戒备，不敢前进。况且自从淮盐停运之后，私盐充斥市场，东坝的盐价，每斤仅值十文钱。有税的官盐，多半亏损。而淮南定额产量达百万引，即使宁国、池州等府全都食用官盐，销售也不过十分之一。所以虽然试行了一年，却如同画饼充饥。值此国家艰难之际，处处屯兵戍守，军饷每日担心不足，各省无不竭力筹措，以供军队食用。何况淮盐的税额，是正供中最大的一笔款项，长久以来为国家所依赖。如今虽然正值万难为之之时，也不得不多方谋划，希望收到些许成效。况且淮盐不能流通，不仅国家数百万正款没有着落，而且煎盐的丁户以及游食之民，不下千万人。这些人生活困绝，铤而走险，什么事做不出来？现在正值盗贼猖獗之时，更应当事先周密筹划，极力杜绝内患。那么今日淮南的盐法，更不得拘泥固执，不谋求变通。

查两淮盐引的销售地区，江南之上，如湖南、湖北等省，都向来由长江顺风顺帆直达，原本没有间道可通。至于江西向来食用淮盐引的南、饶、抚、建、瑞、吉、袁、临、九、南十府，其平日所有的油、麻、茶、丝等杂货，本来都取道广信的玉山，以及浙江的常山，下通江浙。有了这一条津渡，似乎不可弃之不问。现在听说江西盐价昂贵，居民时常有缺盐之苦，所以上年江西巡抚就奏请采办浙盐以供给民众食用。但浙盐仅够满足浙江盐引的需求，其他省份多采买，必然导致盐价昂贵，损害浙江商人的利益。如果江西定额原有二十多万引，即使新章程改为浙盐，也有十三万大引，衡量浙江盐引已二十多万，浙盐万万难以供应。况且浙盐必然不能免税，一盐两税，成本过于昂贵，必然不能抵挡江西、福建、广东互相渗透的私盐。这是虽然暂时救济眼前，终究对公事无益，绝不是长久之计。

现在南北商贾，都经由江西取道常山、玉山，由杭州、苏州到常州过江，进入中闸、仙女庙，取道淮河。现在商贾东来的路程，就可以作为淮盐引西去的道路。拟暂时借用浙江境内，将淮盐从盐场捆运，出孔家涵口，由泰州、宜陵、仙女庙出中闸渡江，进入武进的小河口，水浅之时，或进入丹徒闸及越河闸，由运河直达杭州的新关下坝，过坝出上新关，由浙河抵达常山，常山陆路行至玉山，下江西的上饶江，顺流而下，不几天就抵达江西南昌府。两淮盐引地区，从盐场到杭州约一千多里，从杭州到南昌不足二千里，共行三千多里，两个月可达。比较往日淮盐引过坝出闸改捆开江的道路，有快捷而无迂缓。只是一坝一山，以及滩河水浅，船小不能重载，未免水脚增加，所应当减省成本，放宽商人的力量，或者官商协力，先为试行。倘若得以通行且有成效，就可以陆续招徕，源源不断地运输。但只要销售一引盐，就得到一引的税额。况且此路一通，又可以从江西的萍乡，转运两湖。值此经费短缺，供应浩繁，淮盐引既有道路可通，似乎应当权衡轻重，不可拘泥于平日此疆彼界的划分，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倘若能够通融办理，只要商贾来往，舟船便利，共乐康庄大道，怎知百余万淮盐引，不可借此作为转移之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浙江商人食毛践土，共同承受皇恩，断不至于怀挟私心，阻挠国事。至于担心借此漏入淮私，浸灌浙盐引，淮盐引成本最重，必然运至江西，才有利息，如果半路按浙价出售，必然大亏成本，折本犯私，愚蠢的人不至于如此。或者担心船户等夹带走漏，那么淮盐与浙盐色样迥然不同，易于查禁。况且淮盐引不销，现在两浙盐引地区，全被淮私浸灌，浙江也无法禁遏。如果得到淮盐引有可行之路，不至于积滞成为私盐，这是救淮也就是援浙。酌拟章程十条，另详后议。

译关于请求将淮盐经由浙江河道转运至湖南的奏疏，咸丰五年，骆秉章上奏：

臣私下认为，自从逆贼窜入湖广、骚扰江西安徽并攻陷金陵以来，长江航道阻塞，淮盐的盐引一片也无法抵达楚地岸边，至今已有三年了。湖南一省，按规定食用淮盐的州县，占十分之七八。从前太平无事之时，商人和百姓贩运谷米、煤炭、桐油、茶叶、竹木、纸张、铁器及各地产的土特产，运往汉口销售，换取淮盐后返回，分销到各个盐岸。计算淮南的盐，销量最多的，只有湖南最为突出。每年除了规定的正引之外，还能额外销售湖北的盐引十余万引。评论的人常说淮南的盐引主要销往西岸和汉岸，但实际上湖南从汉岸分销的盐，几乎抵得上淮盐总额的一半。这确实是因为江西有广东盐、浙江盐、福建盐的渗透冲击，湖北有四川盐、潞盐、淮北盐的渗透冲击，而湖南距离产盐各省稍远，且四川、广东的私盐又有三峡、五岭的险阻作为屏障，渗透较为困难，所以淮盐在湖南的营销，比江西、湖北两省更为畅通。自从江淮道路阻塞，淮南的盐引一片也到不了，两广多事，广东盐也时常不到，导致盐价日益昂贵，士农工商四民深受重困。湖南是产米之乡，近年稍微称得上丰收，谷价低廉如泥，加之武汉接连陷落，粮食没有出路可销售，农民卖一石谷子，买不到十斤盐，终年辛勤劳作，想免除吃无盐之苦却做不到，这样农民就困苦了。商贩贸易受阻，生计萧条，以前的商人如今变成了穷民，以前的小贩如今变成了乞丐，这样商人就困苦了。士兵出征，盐和银子同等重要，既然不能自带盐，势必随地购买，近来集市荒凉贫乏，购买十分艰难，南方人几天不吃盐，就会筋疲力尽，甚至浮肿生病，这样士兵也困苦了。这是祸患在湖南的表现。淮南各盐场，以煮海为业，除了盐丁之外，依靠营运为生的穷民，何止数十万人。连年盐引无法通行，各盐场盐堆积如山，一斤盐仅能换一文钱，还苦于无处销售，生计日益困窘，坐以待毙。去年两江总督怡良曾经据实上奏，急切请求抚恤盐丁，其窘迫状况可想而知。这是祸患在江南的表现。

国家两淮盐课的正杂各项收入，每年共计白银六百余万两，是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三年来，军饷增加了数千万的支出，盐课损失了二千万的收入，战事正急，饷源早已枯竭，用兵的各省都怀着隐忧。武备有七种美德，丰财居其一，财富不能丰裕，且每日担忧军队饥溃。统兵的大臣，因缺乏军饷而号令难以施行；持戈的士兵，因缺乏军饷而士气容易低落。应当裁减的兵勇，因欠饷而不能裁减；应当办理的事机，因欠饷而不能办理。钱粮漕折，催逼急迫而民力难以支撑；捐输厘金，搜刮频繁而民脂民膏已竭。日复一日，不堪设想。这是祸患在国家层面的表现。况且自古盐政的利益，不归于官府，就归于百姓。归于官府则利权统一而国家用度宽裕，归于百姓则豪强横行而民生窘迫，这是事势必然的结果。如今淮盐的利益既不归于官府，也不归于百姓，反而暗中归于贼寇。怎么证明呢？河南的盐引无法通行，转运之路已经断绝，但民间购买食用的盐，也有产自淮盐场的，如果不是奸民与贼寇交易，这些盐从何而来？传闻各处还有贩运谷米、硝磺，暗中越过下游荒僻的洲渚，搬堤转坝，与贼寇交易盐获利的事情。奸民冒死趋利，本来就是法律难以防范的，小百姓正担心买盐艰难，哪里顾得上追问盐的来源。官军明显失去了淮盐的利益，而军饷无从筹措；逆贼暗中占据淮盐的利益，而祸患更加猛烈。由此说来，那么采买淮盐之举，不仅是为了筹措军饷，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即使是为了剿灭贼寇，也是刻不容缓的，这已经很明白了。历代筹划边防、充裕军饷的策略，多出于盐政，确实因为盐的利益，与地丁、漕米一样取之于民，而小百姓只知道买盐，不知道缴纳盐课，比起地丁、漕米，更没有追呼征比的烦扰。只要让成本减轻，足以对抗私盐，小百姓都食用官盐，也就是小百姓都完成了国家的赋税。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为朝廷收取自然的利益，并为民间消除无穷的祸患，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明代开中法，以及王守仁榷盐济饷的策略，之所以是识时务的要着，行之有效，正是如此。兵部侍郎衔臣曾国藩曾考虑到这一点，而有借拨浙盐的请求，已经蒙皇上批准。只是所请求的三万引，数量太少，救济江西百姓食用尚且不足，更怎么能波及湖南。曾国藩并非不知道浙盐三万引，无济于事于江楚两岸的需求，也并非不知道淮盐比浙盐成本更轻，营销更容易畅通。只是因为淮盐运销楚岸，必须借道浙江河道，浙江的官商，正暗中侵蚀淮南的引地，图谋垄断浙盐，必将借口淮盐进入浙江渗透浙江引地为由，用危言耸听的话，其势终究会抵触而难以实行。不如就借浙盐，稍微资助军需的接济。臣愚以为，浙江所产的盐，断然不足以供应江楚百姓食用，而对军饷的裨益不多。不如采买淮盐，对百姓食用有不匮乏的来源，而对剿贼的机宜，以及各省军饷，尤其有裨益。况且湖南既是按规定食用淮盐的地方，淮盐又是营销湖南的引地，浙盐可以借，淮盐难道反而不可以行吗？应请皇上敕令

译两江总督大臣，转令运使郭沛霖、监掣同知许惇诗、运判冯国柱、盐大使万启彬、陈本镇等人设法倡导，劝谕各盐场有盐的商人，先运输十万引盐赶赴湖南，使全省军民得以免除缺盐之苦。那些应当缴纳的盐税，一半由两淮地区缴纳，一半归湖南地区缴纳，以充作军饷。对于户部而言，用失去税课的盐来抵充军饷，不必愁眉苦脸地筹措；对于江苏、湖北而言，将滞销的盐引变为银两，不至于束手无策地等待绝境。这不仅对江苏、湖北的军民商贾都有益处，而且对数省的军务大有转机。至于淮盐经由浙河转运湖南，经过江西，江西本是淮盐的引岸，原本不必担心淮盐侵扰。只是从苏州经过浙江，必经浙河，浙河是浙盐的引岸，然而路程仅有三百多里，责成领运的商人、督运的官员，限定行程期限，也不难杜绝其侵扰。况且湖南岸的盐价，比浙江岸高一倍，商人唯利是图，难道会用高价在湖南岸销售的盐，却在浙江岸低价出售？以人情事理推测，似乎不必过分担忧。如果试行有效，湖南所征收的盐税逐渐有了定数，那么东征的水陆两军，也就有了可指望的军饷。我断不敢稍存门户之见，置大局于不顾。当此局势艰难万状之时，公家的利益，岂能知道却不去做？如果身负封疆重任，却只顾及一隅的私利，导致所救济的少，而所耽误的大，这与盐商各自维护引岸的见识有何不同？并恳请皇上谕令浙江巡抚大臣及盐务各位大臣，不要被奸商的私议所胁迫，那么东南大局就幸运了。我的一孔之见，谨据实直陈。

译整理淮北票盐疏 同治三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臣私下考察淮北盐务。自从前任总督陶澍改行票盐制度，立意美好，方法优良，商人和百姓都称方便。如果能够遵循旧有规章，实行百年也不会败坏。无奈军兴以后，运输道路的通畅与阻塞没有定规，销售数量的畅达与停滞没有定数。盐既不能按额定数量运售，税款也不能按纲次造册上报。拖延抵赖，已觉得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在未办理饷盐以前，票贩虽然日益困窘，但尚能勉强为公效力；池商虽然难免偷漏，但不敢任意私自售卖。等到军营提取盐抵充税款，改变了旧规，营员日日从中牟利，商贩于是闻风止步。李世忠部下前往盐坝领取盐，尤其桀骜不驯，一旦欲望不遂，便百般恐吓，甚至因为栈盐不足，下场自行捆扎。一营开了头，各营纷纷效仿。护私夹私的弊端，于是到了无法穷尽查究的地步。现在李世忠已经免职回籍，其部下兵勇也都遣散。正值淮甸地区清明安定，自然应当严格遵照圣上谕旨，将饷盐截停，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领盐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臣广泛咨询访求，参考成法，核议新章，大约有必须停止的三项，急需整理的四项，请为皇上陈述。

漕运总督因清淮防务费用短缺，先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后来因为逐包捐缴，诸多不便，由海州分司详报改为，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的课银，以及售出盐价，虽然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必取，琐屑派征，实在不是政体所宜。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一项。徐州属于山东引地，先前因为捻军阻隔，山东引盐未能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的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征收山东税款，原本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实行日久，弊端滋生。采买时私自前往盐场，销售时旁侵安徽边界。此刻山东引盐已经通行，徐州百姓无虞缺盐，不能再借运盐的虚名，遗留侵销的实患。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二项。北盐向来有净盐、毛盐之分，已改捆的为净盐，未改捆的为毛盐，都须纳税才准出湖。近来私枭勾结营弁，合伙贩卖毛盐，结队横行，连船闯越。堵截严紧，则营员出面包庇；缉拿，则官引全被占销。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三项。

榷盐之法，革除弊端则利益自然兴起。饷盐停止，则强劫害贩的弊端消除；捐盐停止，则科敛病商的弊端消除；借运朋贩之盐停止，则引界混淆、营私充斥的弊端无不消除。臣所说的整理四端，也是鉴于各种弊端既去，因势利导罢了。淮北纲引，先前奏定至戊午纲为止。现在于五月初八日，接开己未新纲。只是兵燹之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售四十六万引的数量。应循照近年奏案，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引例收报部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分。此外如团练、坝工、缉费、号项等款，名目太繁，一概删除，以缓解贩力。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一项。

近来军饷，都赖盐厘接济，势不能一概裁撤。而长路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各卡总计，每包约须完厘钱二千余文，数额过重，自应大加核减。现在拟仿照淮南总收分解之法，归并两处。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运赴上游，再于正阳关设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其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抽。统由臣选派委员驻卡管理。盖非减厘不足以减轻成本，非裁卡不足以体恤商贾。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二项。

淮北解饷原案，向来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分四成，滁州李营分四成，安徽抚营分二成。现在临淮、滁州两营，业已分别裁并，自然可将该两营旧有之饷，改拨金陵一军，稍解燃眉之急。只是漕臣停止捐盐，也应量予拨济，以资贴补。嗣后所收课厘，臣已咨明吴棠、乔松年，应仍以十成分派，臣营派五成，抚营派四成，漕营派一成。论兵数则稍有增减，论旧例则无甚更张。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三项。北盐每引，例定正盐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卤耗重一百一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一百三十二斤不等，以节省运脚及按包抽厘之费。换包后，盐票不符，弊端丛生。臣已严申禁令，不准改捆大包，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也仿照淮南之例，填明舱口清单，使盐与票相符，可杜绝就重避轻，不至于以多报少。这是现筹整理的第四项。以上各条，系就户部原奏，及御史刘毓楠的条陈，悉心参酌，力挽近年之秕政，悉复畴昔之成规。而又恐积弊已深，一旦改收现课，各贩不甚踊跃，更议辅以官

译运。照商贩一律办理。以示倡导。淮北近年来。纲法紊乱。开纲既无定期。奏销也无定限。目前新章已经确定。臣严厉命令运司督同海州分司广泛招徕。源源不断地认运。仍然限定一年内造册上报奏销。以符合定制。但是，按规定销售北盐的口岸，接连遭受捻军蹂躏之后，不但住户凋零，人口稀少，而且在尚未开纲之前，存积的饷盐、捐盐、贩盐数量不少。旧盐积压过多，新盐销售难以迅速，这是必然的趋势。又加上安徽的颍州、六安、庐州、凤阳，河南的信阳、罗山、光山、固始，逼近捻军势力范围，军情变幻，时刻危险。税款能否按额定数额收足，奏销能否按期限造册上报，不敢说有把握。五河、正阳关所征收的盐厘，将来自然应当随同正课一起上报户部，以重视款项。只是因为军饷需要紧要，此时所收的盐课，只能支应军需，未能先运送京饷。内心愧疚，深感不安。臣只有督饬代理运司忠廉，竭尽忠诚，切实管理，以仰副皇上整顿盐务纲纪的深意。所有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整理的原因，理当恭敬地写折具奏。恳请圣上鉴察训示。

译整理淮南盐务疏 同治三年 曾国藩

我恭敬地查考，淮南盐税居天下首位。自从长江水道被阻断，盐引销售区域废弛，前任督臣曾在咸丰四年奏请办理就地抽税，商贩下场捆盐，所收盐税极少；又在咸丰七年奏请改设局征税，命令水运商贩在盐栈采买，稍有成效。但每年征收的盐税，比起全盛时期还不及十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楚西盐引地未能打通，盐没有销路，所以盐税没有来源。现在江路已经肃清，运输道路畅通无阻，所有楚西各岸，自然应当赶紧设法运盐销售，力图整顿。而筹办的困难，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邻省盐的渗透侵扰时间太久。西岸食用浙江私盐、广东私盐，并兼有福建私盐；楚岸食用四川私盐，并兼有潞盐。盐引地被侵占，将近十年。百姓借此解决吃盐问题，官府也借此抽取厘金。积弊深重难以扭转，长期借占而不归还，势不能突然禁止断绝。二是厘金关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从仪征到金柱关，再到荻港、大通、安庆、华阳镇，到达楚西，层层设卡，处处报税，都以盐厘为大宗。各军仰赖此饷，性命相依，势不能全部裁撤。我广泛征求众人意见，核定新章程，切合今日时势，仍仿照昔年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通销售、减轻成本、保护盐价、杜绝私盐这四点。请为我皇上粗略陈述其要点。自从邻省盐侵占淮盐界域，成本轻利润厚，淮盐不能与之抗衡。江楚百余州县，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查禁不胜其烦，堵截又恐生变。计策只有对邻省私盐加重税收，使邻盐成本加重而淮盐成本减轻，或许邻盐可以化私为官，淮盐也能逐渐进步。现已函知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省私盐的厘金酌情加抽，听任邻盐与淮盐并行不悖。好比田产被外来户占据，田主初归，暂且与外来户分耕而食，等到淮盐运输日益增多，销路日益畅通，然后驱逐占据田地的外来户，重申邻省私盐禁令。这是疏通销售的大略。近年楚西的盐，每引缴纳厘金，大约共在十五两以上。所分济的，下游是都兴阿的军饷、冯子材的军饷、李世忠的军饷，上游是我与官文部下的军饷，都是万万不可停发的。我与各处商议，盐厘不能全停，未尝不可暂缓。除扬州、镇江两防应照旧额外，其余未尝不可稍减。酌定新章，以前逢卡抽收的，现在改为到岸销售后汇总缴纳厘金，分解给各军。以前每引收十五两多的，现在改为楚岸每引抽银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每引抽银九两四钱四分，皖岸每引抽银四两四钱。既减少厘金以便利商人，又先销售而后纳税。这是减轻成本的大略。商贩带着资本求利，无不希望价格常高，保护而不失。然而不由官府主持，往往贪图小利急于求成，降价抢售。起初是一两个奸商小贩，只求卸货先销，不守日期而赔利，后来彼此争先，越跌越贱。如同风卷潮退，虽想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府与商人都受其害。现在在楚西各岸设立督销局，委派大员驻局管理。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挂牌定价，依次轮销。有时盐少，百姓无吃贵盐的担忧；有时销售滞缓，商贾无亏本的忧虑。这是保护盐价的大略。盐法首重缉私。大股私枭，明目张胆，尚不难派兵捕拿。最容易偷漏的，是包内的超重斤两，船户的夹带，所谓官中之私，查禁尤其困难。现在恢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正盐六百斤，分捆八包，每包另给卤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我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在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派员验票截角。如有超重斤两、夹带，立即严加惩究，提盐充公。各岸兼行邻盐的，也必须另给税单。若无单而贩私，即按律定罪。这是杜绝私盐的大略。

这四点，均就目前要务，以及道光年间的成规，参酌而增减损益。无论官运营运，都照商运一律办理。至于应完的盐税，因盐厘数额太重，未能立即议定增加，仍照咸丰七年奏案征收。向来盐税，每半年奏报一次，现在拟将各处汇收的厘金，也分上下半年，随盐税一并上报，以便部臣有所稽考。只是兵燹之后，户口大减，以今日的人口数，照承平时期的盐引额，恐怕运销不及一半。加上邻省私盐充斥，挽回不易。殷实商人极少，招徕犹难。能否渐有起色，殊无把握。我惟有督饬署运使忠廉实力讲求，以期国课军需，两有裨益。所有淮南盐务运道畅通，力筹整顿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请收回淮南引地疏 同治七年 曾国藩

我私下查考，楚省本是淮南盐引地，定额最多，销盐最广。从前淮盐纲纪兴盛时，每年征收各岸盐税，居天下首位。征收江苏的不及十分之一，征收江西、安徽的不过十分之三，征收两湖的则占十分

译这是第六条。淮盐纲纪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楚地岸口盐务的畅通或阻滞。军兴之后，长江阻塞，淮盐无法运往楚地，经楚省督抚奏明暂借川盐食用，这原本只是权宜之计。臣在同治二三年间整理盐务时，当时淮商就请求收复楚岸。只是因为引地被占据十多年，实行已久已成习惯，禁止起来不便过于急促，所以暂时将邻省盐的厘金税收酌量加重，原本希望川私因成本重而日渐衰败，淮盐因渐进而日渐兴盛。没想到川盐贩子善于规避，千方百计漏税，每运两引盐，只缴纳一引的税。臣查知这一弊端，去年曾派委员到宜昌，会同楚省委员共同查验。今年又减少淮盐的厘金，期望达到抵制私盐的效果。并非没有多方补救，然而查得鄂湘两地两年积压的淮盐，不下十余万引，存量极大，销路极滞，而川私纷至沓来，比从前更加兴盛。推究其根源，总因为鄂省贪图食用川盐的利益，虽有查验之名，却暗中让出斤两。近来听说宜昌抽取川盐税，仍不过六七折，导致川贩成本太轻，来源愈发旺盛。于是以前绕道偷运的，现在更加肆无忌惮。川鄂官商，几乎忘记了引地应当归属哪一省。请列举淮盐受川盐危害的几个方面，向皇太后、皇上陈述。淮盐逆流而上，历经长江、洞庭湖的险阻，每船至少须装千余包，船笨载重，计算从瓜洲开行，非四五个月不能到达湖北，非六七个月不能到达湖南。偶遇暴风山矶，立刻淹没，巨额本金，全部化为乌有。川盐则从川江顺流而下，势如建瓴，杂用小船，便捷异常。计算路程，淮远而川近；论舟行，下易而上难。这是运道比淮盐快捷的危害，其一。淮南的盐，以余东、吕四两场为通场之冠，俗称余吕真梁。从前畅行楚岸，其盐色洁白，是由于商力充足，本年所产之盐，堆到次年才开始发售，堆放越久则卤水越纯净。近年垣商疲乏，随收随售，盐色不免稍减。川盐则自进入楚地以来，广开盐井，其色甚白，其质甚干。川贩因此囤积居奇，淮岸因此日渐废弃。喧宾夺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是盐色胜过淮盐的危害，其二。淮盐定章以五百引起票，这是鉴于道光末年改办票运，不拘自变量，听任商人禀报认领，后来承办数千引的大贩，都被一二引的小贩抢运所误，所以新章定下限制，一来杜绝无本冒充的弊端，二来检验有力承运的资本。计算请领鄂湘引票五百引，非现银六七千两不能办理。川盐则计斤不计引，集资数百千，即可办运。盐皆散装，既官私莫辨，厘金不预先缴纳，也来去自由。这是筹运比淮盐巧妙的危害，其三。鄂湘两局售盐，都以到岸的先后，决定出售的迟速，盐不到轮，不准抢卖。近数年来，销路虽然极疲，商人未跌价，深得整轮之益。当在船守风，抵岸守轮，计算一档盐，非一年之久，不得脱销。川盐则到处可售，得价即卖，销路广，则穷乡僻壤，遍地皆私；卖价轻，则铺户行家，非川不鬻。这是筹销比淮盐便利的危害，其四。

译存在这四种祸害。淮盐怎能与川盐抗衡。川盐一天不停运，淮盐一天就没有畅销的希望。议论的人说川盐停止，对四川从事盐业的人等有妨碍。殊不知淮南通泰二十个盐场，垣商、煎丁以及捆运忙人等，不下数百万。兵荒年岁长久，困苦颠连，是从来所未有的。满望江路通行，恢复引地，徐徐图谋转机。不料鄂湘最畅销的岸区，全被川私占据。西岸也被粤私闽私占据。场商倒闭歇业的家庭固然众多，而煎捆各役失业的人尤其多。比起四川从事盐业的人何止数倍。凡认领淮引的商人，屡次到臣衙门呈递禀词，请求堵截川私，几乎天天如此。譬如家中有田产，任凭客民多年占据，作为尊长者，忍心看着子弟饥寒交迫，而不为之救助，有这样的道理吗。至于湖北军饷原本以川厘为大宗，现在发捻俱灭，军事大定，鄂省存营极少，饷项足够周转。况且淮盐内也收取鄂厘，淮销如果畅通，鄂饷就随之增加。此时堵止川私，核与前准部文，俟淮运畅行，应即申明旧章，严禁邻私，毋任侵占等语相合。相应请旨敕下四川湖广各督抚，停止川私行楚，以恢复昔年之旧制，而收取经久之利权。臣职司盐政，历有岁年，所征课银，因军饷紧要，未能多筹解京，私衷抱歉，耿耿于心。今虽交卸盐篆，犹思筹谋异日之有余，补近年之不足。我朝盐法，沿袭明旧制，划分引地，是大经大法，一成而不可易。今南北军务告竣，而不力争以图恢复，则二百余年之宪典，自臣而毁坏。其拂逆商情，敛一日之怨，罪过尚轻。败坏成法，贻后世之讥，罪过更重。因此详细分析具陈。如蒙谕旨准禁川私，应如何分立限期，渐减渐停，如何巡缉粤私潞私浙私闽私，不再抽收邻税，统由新任督臣马新贻核议章程，奏明办理。所有请禁川私行楚，收回淮南引地缘由，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楚岸未便改运粤盐并川盐侵占情形奏

曾国藩

奏为湖南永州宝庆二府引地，未便改运粤盐，恭折覆陈，并陈楚省引地，被川盐侵占太甚，恳请敕部核议，仰祈圣鉴事。窃准部咨，议复湖南巡抚刘昆奏请于永宝二府试办官运粤盐一折。衡州以下各属，能否不致浸灌，近来淮南盐厘收数，遂形短少。永宝二府，系淮南口岸，应由两江督臣通盘筹划，有无窒碍淮纲之处，妥议覆奏等因。同治九年九月初十日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转咨前来，先经前兼署督臣魁玉咨明粤省会同商办。兹准两广督臣瑞麟咨称，淮粤盐务，引地各有定界，不能搀越营销。湖南永宝二府，自粤东禁海迁以后，向来食用淮盐，历年引课奏销，例由淮纲核办。今湘省议办官运粤盐，将粤课拨归淮纲，不特款项交错，考成难以核计，且由粤运盐至湘，节节均系粤省引地，其中不肖船户，影射夹带，沿途洒卖，情弊势所难免，实于粤省引课，大有关碍。况且粤东逐年场产盐斤，也仅够粤引配运，并无溢额，若增加永宝二府食盐，场产不足，又从何购买。湘省此议，虽为筹裕饷源起见，而更易口岸，委属窒碍难行，咨复核办等因。臣查湖南永州府一州7县，宝庆府一州4县，自康熙六年题准营销淮盐，雍正乾隆时，屡有改食粤盐之议，均经内外臣工奏驳有案。前人立法，具有深意。行盐必须界限，系我朝大经大法。凡两省接壤之区，不许邻私稍逾尺寸。引界一定，纵有奸商偷漏影射，越境即以私论。民商知所畏惧，官亦便于稽查。即如苏松常镇，皆系浙盐引地，与淮南场，仅隔一江，镇江与瓜洲淮栈，仅隔咫尺，路既便捷，价亦轻减，然必须营销浙盐，而不能改食淮盐者，正以界限分明，则纪纲永守也。湖南之永宝二府，地居湘岸极边，又被粤私遍地浸灌，淮盐久已不至该处，然不敢以二府改隶粤引者，诚以永宝一经改隶，则衡州亦将占夺，长沙亦将侵销，纪纲一紊，万事纷乱。且留此二郡，藉以保长衡之藩篱，尚可冀将来之畅旺。且盐政不敢弃引而不顾，犹之疆臣不敢弃边邑而不守。今两广大臣既咨称窒碍难行，而两淮运司方浚颐也详称湘省各商，均不愿以永宝引地改属粤中，所有湘省官运粤盐，行于永宝之处，臣未敢轻

译在议准之后，臣还有请求。部库的饷银来源，以盐税为大宗；盐税又以两淮为大宗。而两淮盐引销售区域被侵夺的情况是：湖北完全被川盐侵夺，湖南则既被粤盐侵夺，又大量被川盐侵夺。臣初次奏定淮南新章，只着重增加邻盐的抽税，并不立即拒绝邻盐进入。随后因为军务大体平定，又在七年奏请禁止川私盐进入楚地，无非是想收回盐引销售区域，希望恢复昔日的盛况。现在查访川私盐侵夺楚地的情况，以邻盐税收数额来推算，同治四五年间，其势头稍显衰退；自七年起逐渐增加；八、九两年，川盐销售越来越旺盛。按照淮南每引六百斤的标准计算，每年占据销量不下二十万引，即一万二千万斤之多。而绕道越界、夹带漏税的私盐，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湖北九年所销售的淮盐仅七万余引，这川盐的销量不过是淮盐的三分之一，喧宾夺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运输库房的厘金收入日渐减少。上年秋冬所征收的税款，短缺尤为严重。以至于户部拨付的大婚彩绸款项，无法按时解交。食盐堆积如山，库府空荡如洗。盐场商人上百家，处境艰难窘迫尤为严重。目前堆存在仓库、在途运输、到达泰州和瓜洲的食盐，共有五十多万引，无处销售。堆存在仓库的食盐，占压搁置的成本已经很多；运到瓜洲栈房的食盐，有上仓和停船的費用，还有换包装和折算斤两的损耗，公私双方的亏累尤其巨大。连日来，他们纷纷到臣处呈递禀帖，请求命令运商先购买并缴纳价款。运商也因为楚岸食盐滞销，观望不前。今年盐垣产量很旺，臣勉强借给银十五万两，让盐场商人收购春季生产的食盐。盐场商人仍然认为款项太少而食盐太多，无法收购。臣深深担心盐丁将盐卖给私枭，更忧虑他们因极度贫困而生变。而数千船户，也因为无盐可运，穷困逼迫，无聊无奈。大概淮南地区从官商到船夫役工数十万人，在这两个月间都惶恐不安，好像生计即将断绝的样子。没想到盐务窘迫，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臣办理不善，罪责固然难以推辞。也确实是因为楚岸的引地，完全被川盐侵占。这好比农家被人夺去田产，全家不知所措。户部公文曾说：“通泰各分司盐场，所产食盐，无从销售，必然导致私枭竞相兴起，关系全局。”所以百十多年来，没有更改淮南口岸的提议，这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淮商近日的困苦状况。臣在七年九月奏请禁止川私进入楚地的一疏，经户部议准，钦奉谕旨饬令李鸿章等人撤局停税，饬令吴棠封禁盐井，并令核议后覆奏。随后在八年秋冬，李鸿章覆奏川盐不可立即禁止的六点理由，而提议在沙市设局，以川盐八成、淮盐二成配销。吴棠覆奏川盐接济楚地难以立即停止的四点理由，而极力陈述盐井不宜封禁。经户部先后议复，均令前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力图补救，妥商后覆奏。此后沙市二八配销的局务，起初按斤计算，后来按包计算。川盐每包三百五十斤至八十斤不等，八成则接近三千斤；淮盐每包连包装绳索八十六斤，二成则仅一百七十二斤。名义上是淮盐占二成，实际上不及一成。由此川盐势力日益旺盛，淮盐销量日益微弱，淮商吞声饮恨却无可奈何。现在想要挽回一二，只求皇上敕令户部主持全局，剖断是非。纵然不能完全禁止川私进入楚地，也应当使淮盐多于川盐，保守国家的大经大法。或者淮盐八成而川盐二成，或者淮盐七成而川盐三成，川盐即使极多，也不得超过四成。这样大概官私就能辨别，成宪常昭。其分成之法，或者指明某府某县暂准借食川盐，或者鄂境每年准行川盐若干万斤，不许超额。只请求部臣将大概规模断定，其余细微条目，臣当与川楚诸臣妥商章程后具奏。凡是疆吏办事，全赖各省和衷共济，才能有所成就。向来江督盐务，本仗楚督缉私催销，才有起色。道光年间，林则徐、周天爵任楚督时，淮盐大畅；他人任督，那时并无袒护川盐之事，但如果不是同心维持，淮盐销量常滞。大概责成弁役缉私，考核州县销数，非本省大吏，不足以鞭策他们。目今湖广总督李瀚章曾在臣军中久管粮台，相得益彰，深知他顾全大局，毫无私见，对臣处事件，无不竭力相助。然而外间颇议他袒护川盐，漠视淮盐，并非与淮盐为难。该督见鄂中水陆各营、京协各饷，需款甚巨，恐怕一旦川盐不畅，饷项骤减，前数任已成之规，不欲在自己手中败坏；且见贫民散勇，谋食于川盐者多，恐怕他们失业滋事。这两方面考虑得愈熟，所以对川盐保护得愈坚。现在想要楚岸盐务公平允当，只在楚督一心之转移。一心向川，则川盐销量旺而众商有恃；分心向淮，则淮盐销量旺而众商亦有恃。

臣所求的是，淮盐堆积在场栈的五十多万引，堆积在鄂湘的十余万引，在这七十万引中，稍稍营销楚岸，则运商、场商之气为之一苏，煎丁、捆役及谋食于淮盐的众人，不至失业滋事，即为大幸。而淮南本分的引地，不至弃而他属，也是臣尽职之一端。至于饷项的盈亏，则臣绝不敢争。昔年初定章程，淮盐行销楚地，每引拨厘银四两二钱，解交湖北粮台，后递减为二两四钱；初章拨厘银六两一钱二分，解臣安庆粮台，后递减为三两九钱二分七厘。现在想要鄂省减去川盐入款，愿将臣处应得厘银，多拨数成归鄂，抑或全数归鄂。如果全数归鄂，则每销淮盐一引，鄂省可得银六两三钱有余，以近日银价计之，合钱十一千有余，较之鄂省销川盐六百斤，仅收川厘十千有余，尚属淮胜于川，于鄂饷有赢无绌。果能勤于缉拿川私，鄂中应无难办之处。倘蒙皇上干断，楚省引地，必归淮南作主，其余各节，臣当与李瀚章、吴棠妥商，无不通融办理。俟湖北酌

译堵川的盐务稍有起色。再次商议湖南堵截川盐的办法，继续上奏办理。所有关于永州、宝庆两府不宜改运广东盐，以及楚省盐引地被川盐侵占过于严重的缘由，恭敬地写成奏折呈报。请求圣旨敕令相关部门核查商议。恳请圣上鉴察训示。

译楚岸暂时与川盐划分界限营销疏

曾国藩

臣私下认为，楚省的盐引销售区域，被川盐侵占得太过严重。此前，臣曾国藩已在同治十年三月间详细条陈并上奏。随后接到户部的批复，应由两江总督会同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妥善商议章程，奏明后办理。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奉到圣旨：“依议。”钦此。恭敬地抄录并转达前来。臣等查阅得知，行销食盐各有规定的引界。如今川、淮两省的盐，在湖北同一界内同时销售，这边畅通那边就会滞销，这是必然的趋势。近年来淮南盐销量日益疲弱，存盐积压，无法疏通，都是因为川盐到处散卖，致使淮盐的引界几乎被川盐占尽。论盐的质量，川盐色白味咸，本就胜过淮盐；论运输，川盐顺流而下，路途比淮盐近；论民情，楚人食用川盐，习惯已成自然；论官府事务，川盐商贩聚集在楚地，突然禁止恐怕会引发事端。所以，川私盐侵占淮南引地，虽然是大乱纲纪的事，却有极难立即改变的局面。现在想要在积重难返之后挽回一二，仍应当暂时划分界限，作为逐步图谋恢复的计划。湖北淮盐的引地，涵盖九府一州，这是国家的大法，永远不变。在川私侵占淮盐的地方中，收复几府专行淮盐纲纪，酌情划分几府允许销售川盐，这是目前的权宜之计，可以四面兼顾。臣等书信往来，反复商议，就湖北九府一州来计算，现决定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先行归还给淮南，专销淮盐。其余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仍允许川盐暂时借销。议定淮盐的界限，不准川盐侵入分毫；而川盐的界限，仍可由淮商在其中酌情设立子店，拨售零引，以表明这里本是淮盐引地，不可喧宾夺主，一割就永远放弃。之前在沙市设立的配销局，既对川盐商贩多有不便，淮盐销售也并无成效，应将该局裁撤，移设到新堤，改为分销淮盐局。至于武汉、黄德四府内，湖北所设的抽收川税水陆局卡也一律裁撤，禁止川盐，不得颗粒侵入这四府的地界。这是会议划分界限的大致内容。淮盐滞销的原因，固然因为川私盐充斥，但银价日益昂贵，盐价日益昂贵，也阻碍了销路。最初定章时，湖北每银一两，大约兑换钱一千五百多文，现在则增加到一千八百多文。居民买盐用钱，而局中售盐收银，水贩的成本因此暗中增加，不得不酌情减少。查楚岸定章，原本规定每引售银二十四两，后来递减至十九两二钱，现拟每引再减售价一两二钱，每正引六百斤，定售银十八两。所减的价款，在应解缴的鄂淮盐厘中，各分担一半扣除。将来如果银价下跌，再将盐价随时酌情提高，以显示公平。这是减价的大致内容。地方州县，本有缉私疏销的责任，如果不加意整顿，深恐完税的川盐，虽然申令禁止，而无税的川私盐，势头更会蔓延。加上潞私、北私，交相渗透，名义上虽然划定了界限，仍对淮盐销售无补。除了湖北命令派出的缉私兵勇照常布置外，所有武汉、黄德四府，拟选择要害之地，设卡分堵。凡是潞私、北私，以及川盐越界漏税的私盐，仍由臣李瀚章通令各州县，不分辖区，协助局卡，全力缉拿。每年年终，由督销局会同湖北盐道，根据销数的畅滞，评定州县的勤惰，开具清折，送由臣等会同考核，酌情劝勉或惩处，以收实效。一方面由臣曾国藩责成运司，督饬各盐场，讲求煎炼之法，务必使淮南盐色日益洁白，期望能与川盐相抗衡。如果有以劣质低盐运入盐栈的，立即将场员记过撤职。这是讲求缉私事务、整顿盐色的大致内容。

战乱之后户口大减，各岸应销的盐，较往年定额，已属极少。而从事盐业谋生的人，人数日益增多，盐井的产量也日益增加。臣等不敢期望销数极旺，只求从事淮盐业的人，不至于因销路被夺而断绝生计；从事川盐业的人，不至于因销路被堵而另出事端。这就是两全之道。此次划分界限之后，如果淮盐盐厘有盈余，湖北盐厘日益短缺，就应当贴补湖北军饷，以平均分配余利为止。如果淮盐销售仍滞，川盐销售大畅，就应当严堵川私盐，以不侵占新划界限为止。如果军事大局顺利，云南、贵州肃清，川盐自有其管辖的引地，那么今天分割的五府一州，仍应当归还淮盐纲纪。淮南引地，实行数百年，是不刊之典，臣不敢轻易议割。总之，随时体察川淮情形，补偏救弊，务必不违背时宜，不废弛法度。至于湖南堵截川盐的方法，之前已由臣曾国藩奏明，等候湖北酌情堵截川盐，稍有起色，再续行奏办。现查湖南省只有岳州、常德、澧州三属营销川盐。岳州是通往省会的门户，常德是进入辰州、沅州的要津，均为淮盐紧要口岸，也已议定专归淮盐销售。只有澧州与荆州相近，川盐运往，路近价低，应暂时分给川盐销售。其余未尽事宜，待开办数月后，再行斟酌核定。

译继续陈述。关于臣等会议决定暂行划分边界进行销售的缘由，理应会同四川总督吴棠、署理湖南巡抚王文韶，恭敬地呈递奏折上报。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指示训诫。

译遵议安置川商整顿淮纲疏

沈葆桢

我私下认为，古今财政赋税的来源，除了丁税和漕粮之外，以盐税为最大宗。淮南的定额盐课居天下首位。乾隆年间，两淮每年解送户部的正项税款，达到一时的极盛。每当遇到国家大事，如平定准噶尔、平定金川，淮商捐输的饷银从一百万两到三四百万两不等。皇上褒奖嘉许的话，记载在典册中。这固然是列祖列宗创立的宏大规范，也是亘古不可磨灭的良法。自从粤逆（太平天国）倡乱，长江被阻断，前任署理湖广总督张亮基奏请借拨四川盐在湖北销售，于是盐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咸丰末年，两淮盐场废弃，盐亭荒废，商人逃亡，困顿不堪，几乎荡然无存。同治初年，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收复安庆，奏定淮南新章，至今十多年了。只是因为奏请恢复引地，始终未能实行，两湖销售的盐，尚不及定额的一半。而通州、泰州二十个盐场，产量超过销量，逐年积压，几乎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臣于去年十月上任后，接连接到场商和运商联名公禀，请求恢复湖北盐岸。值此云南、贵州肃清之际，四川自有其管辖的引界，先前借销的淮盐引界，不应长期借用而不归还。臣正与兼署湖广总督翁同爵咨商会议时，接到部文，议复御史周声澍禁止川盐、恢复淮盐的一折，并安置川商、整顿淮纲的方法，酌情拟定章程五条，奏奉谕旨准许，命令臣等切实奉行。

我查阅部臣统筹全局，根据盈虚之数，斟酌损益之宜，确实秉持至公，规划长远。从前汉代臣子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其次是引导利益，再次是整齐规范。”现在将淮盐固有的湖北盐岸，仍让归淮盐，这是顺应自然；将川盐应销的云南、贵州，责成四川运输，这是引导利益；现在四川查封私盐井，命令湖北恢复设立巡卡，命令淮南讲求煎炼技术，各自杜绝弊端而整齐规范，这是整齐规范。臣所说的关系国家大计者，谨以“裕国”和“利民”两件事，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查湖北征收川盐厘金，湖北每年报部一百五十余万串，大约折合银两不足九十万两。淮盐在湖北销售一引，从前奏明可得厘银六两三钱有余。后来在分界案中，减收一两二钱，实际收银五两一钱二分七厘。加上课银每引由督销局收银一两一分三厘，共收银六两一钱四分。恢复引地后，每年即使以增销十五万引来计算，可收银九十余万。臣拟令淮商每年承包完纳湖北饷银九十万两。如果销足十五万引，就以厘课全额抵充湖北饷银。万一销量不足，另由淮商按引摊赔，务必使湖北饷银收足九十万两为止。如果幸运地超额销售，其厘课也全部归入湖北饷银。使湖北省费一分疏销之力，即获一分疏销之利。由督销局随着销售随时解送，不经过运库转拨，使湖北省没有拖欠的担忧。湖南禁止川盐后，淮盐销售必定畅通，所增加的淮盐厘金，每年断不止如川盐厘金收钱三四万串，无需另外商议津贴。这对于湖北的饷需，必定大有裨补，不仅仅是毫无损失而已。

淮南自从制定新章，运商获利颇厚。从前招之不来者，现在听说收回引地的消息，趋之若鹜。将来增引时，必须收捐掣签，才能显示公允。从前认运的各旧商，如清水潭，直省赈济，本省工赈，均已缴过捐项数次，才准许常年办运。现在新商事同一律，湖北岸引价尤高，此项捐输，以每票收银数千两计算，必定可以集成巨款，借以充作中外紧要之需。所谓“裕国”者，就是这个意思。

盐是民生日用所必需，少了则淡食，多了则壅滞。所以立法之初，必须先计算户口之数，以定额销之数；计算额销之数，以定额产之数。盐场与盐岸呼吸相通，首尾相应，方能持久而不败坏。现在淮盐定额未恢复，而淮盐产量日益增加，难怪盐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前几年不是不急于图谋恢复淮盐引界，只是云南、贵州不安定，川盐也无出路罢了。因此湖广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吴棠交章陈奏，川盐不可骤然停止，湖广总督李鸿章力主淮盐引界未能骤然恢复，并非心存畛域，实有万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情形则与前迥别，正当乘此机会，将侵入湖北的川盐引界，转而恢复云南、贵州的旧额。譬如客民，起初因无籍可归，不得已而赁田耕种，一旦本籍自有可耕之田，断无舍己耘人之理。如果不这样图谋，恐怕再过几年，如云南的昭通、贵州的贵阳等属，例食川盐的口岸，其民断不茹淡，将另为他商所占。那时川盐、淮盐交受其困，体恤淮盐则川盐患生计之绝，袒护川盐则淮盐滋铤险之虞。煎丁、捆役以及船户人等，两省奚啻亿万，同时怨望，难保不勾串巨枭，激而生变。御史周声澍原疏，部臣覆奏，都有见于淮商今日之病，即川商前车之鉴。欲求两全之策，必于此时急图收复淮盐引地，并恢复川盐引地，庶几川淮商民，各得其所。

译源源不断地办理运输，将其视为世代相传的家业。这样做，可以平息眼前因灌溉用水引发的争端，利益尚属微小；可以消除日后无形的祸患，利益尤为巨大。所谓有利于百姓，指的就是这个。有人或许说淮盐不如川盐那样洁白，难以强迫楚地百姓舍弃美好的而接受低劣的。然而要知道，吃盐的人是以盐味的浓厚为美，并不是以颜色洁白为美；贩卖盐的人是以盐质的干燥洁净为美，也不是以颜色洁白为美。大抵味道浓厚，那么一勺盐就可以抵得上两勺的用量；质地干燥洁净，那么运往远方就没有卤水损耗的亏空。我上任以来，各盐场的商人环绕着我诉苦哀求，几乎没有一天间断。我认为上策莫过于自己治理，要求别人必须先反省自己。广泛咨询、多方访求，大家都说淮盐的品质胜过颜色，腊月用来腌制食物，到了春天也不会变质，这本来就是楚地所看重的。近年来，盐场的商人因为资本被占用搁置，无暇精心考究；盐场的官员因为松懈马虎成为风气，不再过问；灶丁只图多煎盐牟利，火候掌握不均，煎好后随意堆放在地上，与泥土混杂在一起。由于盐场没有遮蔽，沿途的风沙雨屑混入其中。收盐入仓后，因为担心卖不出去，更加不知道爱惜，随意践踏、飞扬洒落。出运之后，又有船户掺杂使假，子店弄虚作假，甚至掺入石膏，那么盐的味道就不可问了。盐场的产量向来有定额，后来因为有的产量达不到定额，于是改变章程，以实际产量的多少作为配运数量的多少，以此来鼓励超额生产并警戒短少定额。各盐场于是相继虚报产量，彼此效仿。笨拙的人积压多年的旧盐，丝毫不动；狡猾的人随收随运，余下的卤水还未干透。水贩领一包新盐，过了十天却只能得到九成的分量，那么盐的品质就不可问了。就像余东、吕四所产的盐，向来是淮南各盐场中最好的，其洁白程度与川盐相当。却因为尽收尽运，盐太新而卤水损耗多，湖南、湖北的水贩都抛弃它，愿意取颜色稍差但质地干燥洁净的盐。那么说楚地百姓偏重盐的颜色，这是道听途说的言论。实际上是因为淮盐多年滞销，无力用心考究，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罢了。我私下考虑积弊已深，无法彻底查究，不得已对过去的行为予以宽恕，委派江西督粮道段起、江苏候补道庞际云，带领廉洁干练的委员，分赴通州、泰州二十个盐场，逐堆清理丈量。丈量准确，虚报的弊端就断绝了；虚报断绝，盐的等级差别，才能按照簿册查考。这些官员不避辛劳怨恨，破除私情面子，耗费两个月的精力，亲自走遍各盐场，一律查办完毕。

译我命令取来各盐场的样盐，亲自查验。其中堆积多年的老盐堆，干燥洁净、品质纯正、味道俱佳的，也不在少数。已下令优先将老盐堆派运，不让新盐堆越级抢先。老盐堆运完后，来年的新盐堆又会变成老盐堆。这样水运商贩转运时，就不会有渗卤的损耗。责令盐场官员严厉告诫户场商人，多购买芦席。凡是煎盐、堆盐的地方，都要求下面有衬垫，上面有遮蔽。即使从盐场到垣墙，中途也用芦席保护，以便抵御风雨。此后出场之盐，若仍有盐味淡、盐质杂以及卤耗多的情况，商人革职，官员参劾。然后再严厉禁止沿途搀杂泥沙，并禁止到岸后减扣斤两。责令淮南总局、仪征盐栈及各岸督销局层层约束，希望挽回多年的弊端，以方便两省百姓食用。至于川盐行销湖北，售价本来比淮盐贵，是因为厘税重。现在打算撤卡停厘，此后川盐价格更轻，难保川私盐不趁机而来，多方渗透。湖北的平善坝，实为川盐、淮盐毗连的扼要之地，必须专门派遣大员，调集船只，实力堵截。此外哪里适宜设专卡，哪里适宜设分巡，我断不敢因湖北有督销之责，稍存推诿。一切巡缉经费，也应当由淮商筹措。责成现任湖北督销局广西补用道程桓生，选派熟悉地形的委员，前往各处相机行事，妥善商议后通禀。会同四川、湖北各督抚大臣同心协力妥善办理。李鸿章、翁同爵、王文韶向来秉持公忠，心存君国，接到部臣此议，必能破除疑虑，严格遵守成法。因为湖北所担忧的，是军饷不足罢了。现在军饷有了来源。四川所担忧的，是边引未恢复罢了。现在盐有了销路。所以恢复淮盐引岸，在四川、湖北并不难行，对淮盐纲纪更是万不容缓。相应请旨敕下湖广、四川各督抚大臣遵照部议，从速办理，使淮盐引岸早日恢复一日，盐场早日缓解一日困境，国家早日获得一日利益，大局幸甚。理合详细陈述，恭折具奏，伏乞圣鉴。

淮商遵完川鄂饷银请立限收复川岸疏

沈葆桢

私下认为，收回淮盐引地一案，钦奉谕旨，令我们妥善迅速会商，先期奏定等因。当即分别咨文各督抚大臣，一面命令盐运司会同淮商筹议。现在据盐运使欧阳正墉取具各商切结，加结详覆前来。我查淮南税额重、课税繁，依靠两湖的占十分之六。两湖引地，是无数煎盐工人的命脉，也是千古盐法的常规。现在通泰二十场，盐如山积尘封，几乎无处下脚，情况急迫如此，部议严切如此。掌管淮盐的人，居今日而不图恢复引岸，上无以遵循历代圣主的法度，下无以拯救穷海百姓的生命，深夜扪心自问，怎能不感到愧疚。然而禁止川盐、恢复淮盐，前任督臣曾国藩、马新贻均奏请饬部议行，而迟迟未就绪的原因，是滇黔军务未平，川盐无处归宿，各省筹饷，同样紧急。为淮盐计，无暇为川鄂计，顾此则失彼，这是川鄂两省不得不交章请缓的原因。现在四川运往贵州的边引，业经四川督臣丁宝桢筹借巨款，官运商销，在四川存有让淮之心，在淮盐岂敢吝惜贴补四川的费用。传曰：以己之欲从人则可。书曰：同寅协恭和衷哉。所以想恢复淮盐，必须事事为川鄂设想，才符合同舟共济的情谊。我广泛采纳意见，集思广益，熟筹三事，敬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一曰包饷宜信。就淮南军饷而言，每年部拨京饷四十五万两，尚未能解足八成，其他如出关紧饷，贵州、甘肃、乌东、东三省等处拨饷，或酌量解济，或丝毫未解，支绌至此，岂有余款可筹？然而既经户部议令包完，论成本未免骤增，论公义实无旁贷。那些谋求盐票不得的人，听说有加引之说，纷纷而来，虽勒以重捐，亦其所甘。然而谋夫众多，未必能守此大信。我私下认为，商人循族世代所卖，甘苦备尝，所筹必远，与其招新商，终不能为万众无遮之会，不如保旧商，可以巩固百年不拔之基。我督同盐运使传集众商，允许尽鄂湘原认之引，循环转运，不再另增新引，以扰乱其权而夺其利。各该商仰体朝廷德意，情愿每引摊缴银二两。鄂湘两岸，近年本可销淮盐二十万引，禁川以后，以增销十五万引计之，共可销三十五万引，每引二两，可得银七十万两，加上原奏课厘九十万两，共合一百六十万两。拟以一百万贴补湖北，六十万贴补四川。湖北向收川厘，分正税、加税、公费三项，加税内有分解淮局之款，统在此百万两中，查照向章，分别抵扣。每年包缴之银，由督销局按月分解，责成淮商于年终截数统算，缺则如数包纳，溢则留备滞销。业与各该商坚明约定，取有切结达部。将来淮商短缴丝毫，微臣愿当其咎。此恪遵部议，开诚布

译这是公首先展示的大信办法。第一条是确定期限应当预先安排。淮南盐场，盼望恢复引地已有多年了。一旦商议禁止川盐，简直如同久旱遇到甘霖。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就奉行，还嫌它迟缓，这是情理，也是形势。只有川盐运往湖北，之所以胜过淮盐，是因为淮盐出售现银，川盐收取期票。经历时间既久，账目更加繁杂，不宽限岁月，无从清理。即使川省修复边引，也绝对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事情。

译追求利益往往因急于求成而失败，而专心致志尤其贵在心思不杂乱。四川食盐从井口起运到达宜昌，缴纳税款后分别运往荆州、襄阳等府。如果先禁止其出售，那么旧存的盐如何收回成本？如果先禁止其进入湖北，那么已经运来的盐势必难以折返。我仔细斟酌商议，应当从这道奏折奉到圣旨之日起，限定一年期限，截止四川食盐的起运，以清除源头。从截止起运之日起，再限定六个月，一律运输完毕。从运输完毕之日起，再限定六个月，一律销售完毕，这样其流向也就清楚了。倘若到了期限，四川食盐还有剩余存放在岸边，或者由四川商人核算成本，让淮南商人收购并搭配销售，以避免杂乱纠缠，这也是两全其美的计策。截止四川食盐起运之日，就是平善坝设立关卡的开始。设立关卡后，在限期内持有票证的四川食盐，由关卡查验清楚后，仍归湖北省照常征税放行。淮南应当在湖北的宜昌、樊城，湖南的澧州等地，酌情设立督销淮南盐的分局，仍归总局统辖。等到运到岸边的四川食盐销售过半，才将淮南盐运往各分局先行储备，全部封存。等到四川食盐期限届满销售完毕，才允许接着销售淮南盐。这样宽限两年，那么四川商人旧欠的款项可以陆续收回，四川盐井新产的盐可以陆续减少运输。那时开办边引，官府运输商人销售，必定已经取得成效。这是遵照户部议定、不求速效、按部就班处理的办法。

第一，用人应当谨慎。既然禁止四川食盐，必然停征四川厘金。四川厘金既已停征，商贩则贪图其成本低廉，百姓则贪恋其价格便宜，难以保证私盐贩子不趁机钻空子而来。引地既然已经收回，责令商人包缴饷银，淮南商人的命脉系于此，四川、湖北的饷源也系于此。关系既然极其重大，筹划不厌精细详密。大概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而关键在乎用人。用人得当，那么紧急与缓和、紧张与松弛，都能切中要害，自然能使百姓感念恩德而私枭畏惧威严。我打算挑选廉洁明察、精细干练、能顾全大局的道员，先与湖广总督李瀚章商议，务必求得彼此深信，然后再会同上奏委派，在平善坝设立缉私局总领其事。应当如何添造船只，如何抽调陆路队伍，如何设立分卡，如何挑选委派官员，都由该官员届时妥善商议，通禀会办。襄阳一带，是潞盐私盐渗透最严重的地区，也应当派员前往联络地方官员，极力筹划堵截缉拿。以后湖北、四川的州县，协同淮南缉私，为淮南出力，与为四川、湖北出力没有区别。三省合为一家，随时会商，勤勉者奖励，懒惰者淘汰。这是遵照户部议定、用人得当、私盐净尽、官府推行的办法。

至于淮南盐的质量，自去年清理盐场围墙，优先运走老堆的盐，我每天与盐场局各官员加意讲求，未曾片刻懈怠。现在运往湖北的剩余东台、吕四、石港、金沙、伍佑各场的盐，卤水干净质地洁白，渐渐可以与四川食盐抗衡。向来质量较差的盐场，经现任署理泰州分司许宝书命令取来各场原卤，用石灰重新淋洗一次，调集丁役试煎，呈验盐样，一律洁白如霜。所增加的工本，每斤不足一文。考究既然精细，整顿也就容易着力。我已命令分司和盐场官员，照此方法煎炼，并以盐质的高低，决定售价的低昂，区分官员的勤惰，加以鼓励和监督，以期盐质蒸蒸日上，绝不允许他们用低劣卤重的盐质，自取滞销。运盐的是商人，吃盐的是百姓，从未有不便利百姓而商人能获利的。倘若禁止四川食盐后，淮南盐局用低质盐充数，导致湖北百姓有吃贵盐、吃坏盐的痛苦，我愿接受湖北督抚的参劾，不敢推辞。我为了二百多年固有的引地，耗费百数十万各商人的血本，披肝沥胆，求助邻省，难道是喜欢做艰难的事吗？实在是鉴于祖制必不可违，户部议定必不可更改，国家大计必不可耽误，百姓必不可没有生计，万不得已的苦衷，应当为四川、湖北所共同谅解。我一方面上奏，一方面咨商湖广、四川、湖南各督抚，将我议定的各节，是否妥当，秉公妥善商议，迅速覆奏，并咨明我处，以便会同按次序开办，以仰副圣主整顿盐政的至意。

复核两淮包缴饷银、限定期限收复引地疏

李瀚章

私下认为，淮南盐规复引地一案，奉到谕旨令我们妥善迅速会商，预先上奏定案等因。当时已经恭敬抄录分咨各省督抚。我认为此案应当由两淮盐政立议，我们互相斟酌，意见相同，方可举办，所以不敢冒昧覆奏。光绪三年十月二十日，准两江总督沈葆桢咨文称，收复引地包认饷银已经议定章程，一方面上奏，一方面咨请各节是否妥当，秉公妥善商议覆奏，并送折稿一件到湖北。又经檄令布政司盐法道核议后，一致认为未能妥当，仍应变通展缓，详请上奏前来。我又广泛访问咨询，虚心参酌。查沈葆桢原奏内称，现在想要恢复淮南盐，必须事事为四川、湖北设想。我岂敢不披肝沥胆，处处为国家大计、民生设想，兼为淮南商人设想，以期望策略万全，推行没有弊端。查淮南盐以六百斤为一引，五百引为一票，每引商人成本银十一两四钱三分，课税厘金银六两一钱四分，共银十七两五钱七分，每引售价银十八

译两。仅获利银四钱三分。如今因为包认饷银，每引摊派银二两，计算下来短缺银一两五钱七分。商人唯利是图，断没有甘心年年亏本的道理。加上盐务积压、销路滞涩、价格下跌，从哪里弥补亏损？事情不合情理，怎能让人共同信服？淮商深知其中的弊端，所以拖延将近一年，不肯包认。直到部文催促逼迫，才勉强具结承诺，但仍等待两年以后，川盐销尽，才开始完纳。商情的不顺可知。况且川厘停止后，川盐按淮引计算，每引骤减银九两三钱二分。失业的众多人员，觊觎这厚利，什么事不能妄为？曾国藩看到这一点，所以打算加重川厘，慢慢与之抗衡。曾国藩千方百计增加川厘，沈葆桢却一下子停止它。这是为川商开辟了一个利源，必定导致遍地私盐，淮南并不能保住原有的引地。臣担心这会困扰运商。运商亏折既多，势必停票不运。场商无奈，只有减价跌售。沈葆桢札令运司，有设立关卡、增加巡逻的办公经费，统一由场商筹备，从盐栈扣缴等语。前述事宜，都必须在引地未恢复、川私未禁止以前，预先布置。积存在垣厂的盐刚谋求销路，尚未开纲，却让他们先筹措巨款，这是想调剂他们反而剥削他们。臣担心这会损害场商。鄂饷一百万，川饷六十万，都是实收的确数。川饷暂且不论，就以鄂饷来说，凡是川盐到岸，必定令其完清厘税，才允许营销。淮盐包认的银两，也应当在入境时一律预征，以显示公允和大的信用。否则用现钱换赊账，智者不会做。沈葆桢前奏九十万的课厘，与此次所定七十万的摊派，虚数徒悬，实银在哪里？臣并断定这必定导致短缺。因为沈葆桢札令运司，有统一在售盐后由局抽解一语。那些商人迫于威令，敢于包认的，也倚仗这一层。将来售出多少，扣缴多少，售不足数，就解不足数，那些商人不负责任。这是有结与无结一样，怎能让人共同信服？在沈葆桢必定说淮厘售后完纳，是曾国藩所定的章程。不知道这是江路刚通，金陵未复，创办伊始，暂时予以通融，文中声明只有初行时略为展缓，权宜之制，不可永远遵循。沈葆桢原奏内称，鄂省以厘加税，内有分解淮局之款，统一在这百万中分别抵扣等语。查鄂省川课十六文，向来在加税五文项下，分半充饷，分半归淮。最旺之年，岁收一百二十万见于户部原奏。近日收数逐渐减少，而光绪二年分尚收至一百八十二万五千多串。除解淮局钱二十六万一千九百多串外，实在充饷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串。臣前疏所称一百万两，已将解淮之款提出不计，岂可再于此中，分别抵扣。

译目前京城协饷，刻不容缓。如沈葆桢所提议，限定一年截止川盐出运，再限六个月运完，六个月销完等语。川盐截止出运之后，来源已断绝，税赋无来源。在这一年中，湖北各省支发的款项，已属悬空而无着落。沈葆桢又称包完之后，统一在年终截数统算，短缺则令商人补纳。届时短绌过巨，凭何取挹？盐未售完，凭何完缴？纵令勉强抑勒，其事已在来年，且来年又有包认之银。旧欠新债，层累日积，终归无着。臣忧虑其误国计也。川省井商，本由招募，赖其济饷，底定东南。昔也设法招徕，今忽痛加堵剿，于理未顺，势本难行。曾国藩前建复淮之议，奏内亦云川引归淮，虽紊纪纲，实有万难遽变之势。诚笃论也。

荆襄各属军民食川已久，忽改令食淮，以民间日用之需，强所不习，必至惊疑。如果加以抑派，势且比户骚然。臣忧虑其蹙民生也。沈葆桢称两年之后，限满尾数，由川商核算成本，归淮商收买搭销，似是两全之计。然川盐如积山，万一蜂拥而来，淮商已认百六十万之饷银，又须筹数十万金以资收买，未必有此巨本。势必抑勒减扣，酿成事端。且从此搀杂不清，贩串则多获九两有零之重利，运淮则坐亏血本一两五钱七分，相去何啻天渊。奸商改贩川私，借口搭销，更难究诘。况川省托业井者，不下数十万人，沿江栈夫船户又不下数十万人，不逞者居其大半，闲杂苗猺，赋性凶顽，别无恒产。上年一闻禁川之信，蠢然欲动。臣途次目击心忧，不及徐俟接篆，遽有条奏，实由于此。若辈知之，始就驯贴。李鸿章、吴棠、翁同爵、文格、丁宝桢历次奏陈，以为大虑。今拟堵绝川私，添造船，召募旱队，如临大敌。万一铤而走险，计惟悉数歼除，是以百万生灵惨投锋镝，绝民生计，势必至于横决。其患恐不止鄂川两省，目下西陲未靖，海防吃紧，甚至借及洋款，何堪再办军需。臣忧虑其激事变也。

伏思川淮分界章程，本系臣与曾国藩会商奏定，原议准川营销五府二州之地，归还淮纲，须俟黔滇边引一律畅销之后，而仍以体察情形不戾时宜为主。现川省官运黔盐，甫经试办，成效未睹，丁宝桢奏济楚销路，未可遽停，请俟积引销竣，再行办理。该督籍隶黔中，深知兵燹后户口荡然，猝无把握，故欲需以数年。诚恐黔销未畅，济楚先停，川省亿万众无所归宿，别滋事端。如导水然，支河分泄，巨涨自消，强遏其流，必致横溃。臣愚以为当以滇黔课税如额之日，为禁川立限之始，不当以沈葆桢此案奉旨之日，即为立限之始也。

臣与曾国藩昔年奏定分淮之界，不准川盐侵入分寸，分川之界，仍令淮商酌设子店，拨售零引，原欲民习惯自然，逐渐进步，彼此斟酌，具有苦心。乃后任两江各督臣，徒慕收复之虚名，不求立法之本意。自曾国藩故后，襄郧等处，遂无人运盐前往，良规中废，人咸惜之。前本因川淮盐色，优劣判然，致难畅销。今沈葆桢奏称，现饬分司场员讲求煎炼，可与川盐相敌。两淮既有此洁白如霜之物，何不早济楚民，必迟至禁川以后？应请敕下沈葆桢，将各场提净之盐，酌配自变量，运赴襄郧等五府一州，与川盐一并营销，作为试办。由臣随时稽查，不准在武汉黄德一带私行洒卖，致侵正引。该商等暂免摊派，成本尚轻，自必踊跃争先，可冀渐推渐广。川盐价高，难与相敌，将不禁而自绝，实釜底抽薪之妙策，与曾国藩昔年定界初心，适相符合。如数年之后，分川界内，布满淮盐，黔滇川销，亦臻畅旺，届期或议禁川，或尚须展缓，再行察酌情形，会商奏办。

至楚督身任地方，督销缉私，是其专责。引地规复之后，一切事宜，均应仍复旧制。犹之淮厂课程，职在两江，非两湖各督抚臣所敢越俎。他日边销果畅，川票果停，旧设各局卡，应即改归两湖督臣派委节制，以一事权而专责成。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悉心秉公妥议，恭折由驿沥陈，伏乞圣鉴训示。

复核两淮包饷立限收复引地疏 丁宝桢

窃臣接准两江督臣沈葆桢咨送，包饷立限，收复楚岸

译关于引地一事。一并议复部议，让淮商先筹措银五六十万两解往四川，以备开办滇引之用。各折片稿送到四川，咨文说明妥议具奏。又接到湖广总督李瀚章咨送，议复两江总督章程未能允洽，并附奏禁止四川恢复淮盐，关系数省大局的各折片稿送到四川。臣详细披阅。在沈葆桢总管理淮盐纲纪时，急切图谋恢复旧制，于是有了包饷立限的提议。为淮商考虑，兼为川鄂考虑，并非不周到且严密。臣等怎敢不秉公办理，同心协力。但做事必须合乎人情，那么推行就很少阻碍；求治必须顺应时势，这样成效才能遵循。如原奏所称包饷立限两件事，臣愚以为名义上是对的而实际上是不对的。查口岸商人，领取盐引认纳课税，是其专责。但必须盐引销售完毕而后课税才足额。如果盐引销售不足额，就成为积引。盐务定章，原本允许其分年带征，未曾听说令其按年包认，这确实是天理人情之极致。夫课税属于正供，尚无包认的道理。若军饷则非商人应完之款，款项非其所应完，而必勒令其按年包认，那些商人持本求利，本一而利十，尚且不足，如果利未显现而本先折损，谁愿意呢。听说今日淮商售盐，每引获利甚微，兹因恢复盐岸而勒令包饷，就现在楚岸计算，亏本实甚。亏本以谋利，淮商难道不是人情吗。但有人说，包饷既于商不顺，该商又何以具结包认。回答说这大概是迫于目前的权势，不得不表面顺从以塞责，且也熟计包认之后，即使解缴不足数，官府终究无法束缚他们罢了。商人狡狯伎俩，每出恒情之外，以利诱之，尚且故意观望，以势迫之，决不能踊跃。现在川鄂京协各饷，恃盐厘以为大宗，若一旦舍弃随时有着之款，而仰息于悬而无薄之商，设使包认之后解缴不足，问之商，商则说局中代扣，商不得知也；问之局，局则说盐未售出，银无从扣也；不得已而咨之江督，则又说行局饬商赶紧扣解也。彼此辗转推诿，而指拨之款凭何取给，急用之时将何指望乎。此则包饷之论，诚不可据为定论也。至于臣兴办黔边，本属川省分内之事，现在始基甫创，一切经营，曾无把握，安敢遽作复淮之想。且黔中兵祸二十余年，民无孑遗，村市为墟，销路尚须新开，口岸岂能骤复。臣此次试办，实因清查边计，各引积滞过多，课羡无着，而且川东之私枭日炽，黔省之招复倍难，故极力为此，冀将川商徐导入黔，为得尺得寸之计，以维川黔大局。而创办非易，即运本一项，前奏借拨鄂东两省银四十万，迄今竟成画饼，不得已暂就本省藩盐道各库，暨各州县发商生息项下，匀凑银三十五万两，先行开办。而持此涓滴有限之本银，以筹一万数千之边引，前空后竭，办事之员，掣肘万状，即使宽以年月，尚恐不能着有成效。是以臣前奏试办黔边，即将济楚不能遽停，预为陈明。今沈葆桢乃谓臣办理黔边，已存让淮之心，遽请以此奏奉旨之日，即为禁川立限之始，是其急于复淮，遂不暇将今日黔岸之荒废，及臣试办之艰难，一为深长思耳。

译况且禁止川盐进入楚地这件事，以当前的形势来筹划，实在有万分难以立即推行的困难。臣从前就熟闻恢复淮盐的议论，等到抵达四川后，便立即派遣人员详细查访，才知道四川的井盐堆积如山，而依靠盐井为生的人，仅自流井一处，就不下一百多万人，加上船户和水手，又不下一百多万人，大都是极度贫困、无依无靠之徒，早上不打算晚上的生计，平时就担心他们滋事，时刻加以防范。至于向盐井购盐的商人等，稍微暗示禁止川盐进入楚地的意思，他们就都说四川盐井的开设、楚地盐的通行，从前都是奉朝廷文书招徕，并非私自办理，现在为什么忽然禁止，必定没有这种事。愚昧顽固的百姓，众口一词，他们的道理似乎占上风。即使臣这次议定办理贵州盐岸，各盐井商人不知内情，就说贵州盐岸举办，救济楚地将停止，万众交相喧哗，谣言四起，经过多方晓谕，才稍微安定，但疑虑仍未消除，心中依然惶恐。办理贵州边境，与禁止川盐进入楚地有什么关系，而盐井商人已经时刻不安，如果禁止川盐的议论必定实行，那么百十多万无业的百姓，生计顿时断绝，势必铤而走险，四川湖北的祸乱，立刻就会显现。这不仅恢复淮盐不能实行，连贵州盐岸也不能办理，而且乱机一动，恐怕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平息的。如今西部边疆军务未定，尚需巨额军饷，而北路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已成普遍灾荒，饥民遍布境内，赈济安抚无计可施，逃入四川境内求食的，络绎不绝，大可隐忧。四川靠近秦晋，假如因此发生意外之事，恐怕一呼百应，其危害将不止于四川湖北，关乎大局，实在非同小可。时势如此，更不可不长远考虑并顾及。至于原奏说楚岸是二百年来淮商固有的引地，而责备以祖制不可违背、国计不可耽误，确实是至理名言。只是臣私下认为，淮南楚岸在我列祖列宗承平无事之时，大经大法，普天臣民共同遵守，谁敢更改。等到我文宗皇帝在位，恰逢东南不靖，淮盐阻塞，楚民缺盐，不得不以川盐救济。后来千方百计招致，商运逐渐开通，又借厘金助饷，削平大难。由此看来，怎么能说遵循旧章的就是对的，而变通求利的就是错的呢。查此次李瀚章复陈各情，恳切周详，透彻利害，臣又何须多言。只是沈葆桢认为臣这次办理贵州盐岸，就想立限恢复淮盐，如果事情可行，臣等万万不敢稍存偏见，置淮盐于不问。而且臣正打算疏通边境盐引，也可以借此一举，转移救济楚地的商人，转而运往贵州，时机岂不是很便利。无奈时势多有阻碍，臣实在不敢稍作迁就，遗患无穷。计议只有全力办理贵州边境，等到将来销路逐渐开通顺畅，可以与楚岸抗衡，那时川商救济楚地的，或许可以让他们逐渐回归本岸，那么不必急于议定恢复淮盐而淮盐自然恢复，这比起目前强行办理、形势禁止的，实在有利无害，用力少而成功多。至于另片复陈部议淮商先筹银五六十万两解往四川以备开办云南盐引之用一节，查沈葆桢所陈情形，似乎已有为难之势，臣推测淮商，恐怕也难以筹集这笔巨款。即使淮商慷慨答应凑解，而四川以应办本岸，累及外省商人，于理不顺，于心何安。而且此时初办贵州边境，云南盐岸属于缓图，只要使贵州盐岸从此顺手，逐渐畅销，那么贵州盐岸现在的运本，日后挪用来办云南，也足以应用，正无须苦累淮商做这不近人情之举。所有包饷立限、禁止川盐进入楚地、阻碍难行、未能立即办理各情形，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谨据实详细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两淮盐价难以议增疏 光绪二年 沈葆桢

私下听说先前办理西征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酌情增加盐价一案，两次接到部里咨文，命令各督抚专案复奏等因。先前经前署理总督大臣刘坤一札饬运司及各盐道体查筹议，因为未复齐，所以未经复奏。现在经臣催据各司道先后详复前来。伏查袁保恒加价之议，意在充裕军饷供养军队，西部边疆需用之繁多，等待军饷之紧急，没有比今天更甚的了。臣负责盐务，如果对度支有益，何敢不竭尽心力，希望效微薄之力。只是盐务大纲首重疏通销售，而疏通销售没有比便民更急迫的，便民没有比降低本钱更急迫的，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两淮盐池多且广，但只是产盐之区，而非销盐之地。其引界，淮南重在江楚，淮北重在皖豫。贩卖私盐例禁固然严厉，而隔省则呼应欠灵，地广则耳目难及。况且兵燹以后，各引地久被邻盐占销，至今未能立即恢复。缉拿无票的私盐非易，缉拿有票的私盐尤难。淮南近年造报盐厘，日渐减少。淮北部限以八个月为一纲，从未依限销足，至快也须十个月，方能办完一纲。又因统计纲分，尚短四纲，故纵能稍稍提早，也即接办新纲，并无以四个月带销积引之说。邻盐路远而价贱，淮盐路远而价贵，避贵趋贱，人情之常。若

译在邻近边界毗连的地方，高淮的盐价昂贵，人们想要铺户贩运水盐，舍弃便宜的购买贵的。虽然法令有时也会穷尽，这是加价阻碍疏销的实际情况。

盐是民间日常所需，减少一分售价，就缓解一分民力。从前的盐法，只征收盐课，不征收盐厘。自战争兴起以来，各省借盐厘来补充军饷，起初分别抽取，后来统一解送。淮南虽然多次奏请减价，但湖南、湖北、江西各岸，每引仍征收六两多至八两多不等。淮北五河、正阳两卡，每包征收厘钱五百文，已经历多年。盐课和盐厘合计，与过去仅征收课银相比，数额已经加重。楚西等岸，又因银价日益昂贵，钱价日益下跌，民间用钱零买，价格已经暗中增加，每日请求减轻却不可得。这是加价阻碍便民的实际情况。

商人办理盐务，必须先计算成本利润，是盈利还是亏损。盈利则不招自来，亏损则招之不来。原奏先请求每斤酌情增加三四文，后来改为酌情增加二文。说二文，已经是很少了。殊不知两淮的引额，重于其他省份。淮北规定每引四百斤，淮南规定每引六百斤。即使按每斤二文计算，淮北每引须增加八百文，淮南每引须增加一千二百文。无论在场征收，还是随课并纳，最终都要归入成本核算，商力实在难以承担。目前运商运盐到岸，场商收盐入垣，都因积压过多，不守至一年有余，不能脱售。因此有卤耗的累赘、停留日久的累赘、银利损失的累赘，转运愈发停滞，亏损令人担忧，与最初定章时的情形截然不同。这是加价阻碍减轻成本的实际情况。

以上各层，臣根据各司道所详述，印证以近日的商情，参照以过去的成法，广泛咨询，众论一致。两淮课厘的收入，虽然未能恢复全盛时的旧貌，但每年淮南北统计，已在三百万两以上。历年解送京饷，全靠盐课。西征各军，如老湘一营，专门提取淮北的盐厘。此外如淮军月饷、江南留防各营军饷，又特别拨出的万年吉地、惠陵等工程紧饷，都取资于盐厘。近来江皖滞销，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各项拨款，短缺不可言状。兢兢业业自守，还担心失去旧貌。万一因增价而缺销，因缺销而误运，必然导致课厘大形短缺。私下恐怕对军需有益只是徒有其名，对国计受损却深受其实。臣固然不敢稍涉推卸，存有畏难苟安之心，又怎敢轻议更张，导致得不偿失之患。理合据实详细覆陈

译淮北盐引定额难以骤然增加疏 光绪五年 沈葆桢

我私下接连收到户部的咨文。自甲戌纲起，责令众商增加定额八万道等因。当时已经转行下去。现在据运司欧阳正墉督同海州分司妥善商议，详细请示并具奏前来。我查考增加盐引是征收盐税的美名，新商愿意，旧商尤其愿意。部臣屡次督促，意在充裕国家财政并恢复旧章。我职责专司，既足以炫耀自己的长处，又可以取悦众人，有什么可忌惮而固执不变呢？只是深深体会前人立法的用意，参酌近日利弊的情况，觉得美名仅在眼前，三五年后，恐怕弊端就会百出，并且逐渐导致积重难返的局面。谨将我见闻所及，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商贾中携带巨资以求获利的人，向来都注意丝茶，而近年来往往亏损。只有票盐则利润微薄但可稳操胜券，所以转而成为众人争相趋附的目标。然而定额盐引归旧商所有，票价越高，就越成为可以囤积居奇的货物。即使出高价购买也不一定能得到，不指望增加盐引，就无法掺入其中。因此有游手好闲之徒，希冀钻营得到盐票，转卖渔利，捏造商名，屡次前往分司、运司以及我的衙门百计禀求。有的以捐赈请求，有的以助饷请求，变换名目尝试，遇事生风。这就是所谓新商愿意的原因。新商不能掺入，就怀疑旧商从中把持。殊不知如果真的打算增加盐引，除了抽签别无他法。新商可以抽到，旧商也可以抽到。新商事事初创，获利尚迟；旧商则因山为高，轻车熟路。譬如去年办一百引，今年办二百引，其费用不至于加倍，而获利则应当加倍。这就是所谓旧商尤其愿意的原因。历任督臣中精通盐政的，没有超过曾国藩的。查考旧卷，每审定一法，必定列举数十年的利害，如同身临其境而经历试验。估计当时众商增加盐引的愿望，未必比今天淡薄。而淮北盐引定额，仅划定二十九万多引。这难道是图自己方便考核政绩，置国家赋税和商情不顾吗？历考盐政败坏，都由定额超过销量所致。起初设法弥补，勉强符合奏销的期限；久则愈发不可收拾。于是新残套搭的议论兴起，商疲课绌，治丝益棼。不久就有铳销融销的奏议，不久又有带征停运的奏议。乾隆、嘉庆年间，屡次坐此病。即如今日川盐，销路可谓极畅，而滞引反而增多，稍一清理，谤声四起，也是前车之鉴。商人惟利是图，很少能深明大体。人多则互相倾轧，有只图目前毫发之利，而不惜全局为之动摇者。现在定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除弊端易于用力，疏通销售也易于成功。如到岸的浮费、出场的私踪，以及重斤废票等弊端，得到几个廉洁能干的官吏，聚精会神以整顿，尚不至于毫无把握。而其颠扑不破的，尤在循环一法。盖能将纲期逐渐提早，收充裕赋税的实效，而不必居增加盐引的虚名。曾国藩用意，极为深远。就淮北课项而论，从前运盐四十六万引，征正税银三十一万余两，协贴淮南银六十七万余两，共计征银九十八万余两。现在每纲征正课杂银三十七万余两，五河、正阳两卡盐厘旺收之年，数逾百万串。以初定章程时，每两易钱一千三四百文计算，每年尚不止收银六十余万两。即使极歉之年，也收厘七八十万串。这是盐引定额减少三分之一，而课厘并计，比较从前，大致相当。

况且自开办戊辰纲起，至甲戌纲止，历时六年多，销足七纲。盐引既超额销售，赋税自然暗中增长。如果骤然增加八万道，运多则销滞，销滞则本阁，而运亦不前。私枭遂乘机四起，往日视为奇货可居的盐票，渐至一文不值。商人不爱惜自己，将夹带私盐的弊端甚于贩卖私盐，而重斤废票，跌价抢售，沿途加载，无所不用其鬼蜮。商不可问，而赋税更不可问了。嘉庆、道光间，常见殷实户愿意捐巨款以求免商。其受病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况且淮北引界，与淮南楚岸孝感、黄陂等县，及皖北各属，处处毗连。北盐南侵，历年已久。道光末年，南引停滞，都归咎于北盐增加定额所致。现在楚皖边境，设立堵缉北私各卡，业已防不胜防。万一淮北因增加盐引而跌价，因跌价而抢售，泛滥于犬牙相错之地，南盐其何以当之？我博访周咨，通筹全局，与其徒博增加盐引之名，致滞销而滋弊，何如恪守已成之法，俾月计而有余。可否仰恳天恩，容我姑照曾国藩所定章程，督同运司竭力疏销，务期纲期提前，俾历纲积引，逐渐销竣。再将旧额酌量恢复。所有淮北盐引定额难以骤然增加缘由，理合据实沥陈。伏乞圣鉴。

淮商筹捐巨款请免常捐票本疏 吴元炳

我私下听说户部奏捐两淮票本一案

译钦奉皇上谕旨：既然与改票初章不相违背，且也不会导致盐商困顿，限两个月据实覆奏等因。臣督同代理运司徐文达，札调海州分司等，召集盐商妥善商议。参考昔日的成规，体察目前的岸务，按年捐助，商力实在难以承受。其中窒碍难行的地方，有不能不详细直陈的。东南百货经营，以丝茶为大宗，近年动辄亏折。只有两淮盐业，恪守曾国藩奏定的新章，实行近二十年，获利较有把握。有票者倚仗循环法为恒业，无票者想掺入却无从下手。辗转喧传，票价遂无所底止。以致有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的说法。细加推究，前数年尚多更名之商，近来则价愈昂，愈成为可居之奇货，不仅无人愿卖，也无人愿买。票价之高昂，已属虚而非实。自从听闻按年捐银的议论，本重利微，商情疑虑，票价必落，恐怕渐至一文不值。追溯查考道光末年，票法败坏，在于跌价抢售。曾国藩鉴于前事之失，在各岸设立督销局，整顿轮候保价，至今坚守不摇。每盐一船到岸轮候，至快也须十个月，或一年以上，方能出售。一遇滞销，则或轮守一年半或两年，数年前，邻私畅行，两楚之盐，竟有轮候至两年半以上者。虽然停泊日久的仓租、辛工、卤耗，处处增加，但从未有越轮而售者。实在是因为畅年之有余，补滞年之不足，通盘匀计，利虽薄而本不亏。如今各岸销市畅滞无常，一旦责以常捐，则一年拟捐千两者，轮候至两年捐已加倍。万一轮候愈久而捐愈重，向来倚仗为衣食之资者，不且贻身家之累吗？议论者说淮商不费一钱，世代擅其利，与改票初章不符。殊不知设局给票，为时甚暂。同治四五年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请运已旺，行票不能遍给，于是商诸曾国藩，参纲法于票法之中，刊颁淮南循环章程。此后马新贻在淮北踵行。彼时票价尚不甚昂，新商往往备本买票，禀请更名。十数年来，始挟重资而来，旋获厚利而去者，不乏其人。目前办运各商，大率出过票本者居多，与初行票时，情形本不相同。现南北捐输，不一而足，自小逻堡工需，而山东直隶而本省而闽省而山西河工赈灾，共计捐过银二百十三万二千六百两有奇，或请奖，或不请奖，无非出自商资。不仅修筑清水潭一项，人所共知。其商情能如此踊跃者，亦赖循环之法，有以鼓励人心。倘一朝堕此良法，转不足以示大信。议论者又说改验资掣签，旧商即散，新商自无不乐从。殊不知验资之法，从前陶澍、陆建瀛皆不得已而出此，曾国藩亦曾试行。而军兴以后，市情大非昔比，一闻验资之信，类皆不惜重息多方告贷，每月自上海以达汉口，银路顿然壅闭，掣动数省，几至罢市。而局卡所收之银，官库暂存之款，亦不免私挪上兑，甚至营弁洋商，从而生心。得票者资非己有，挟资者签掣无名，流弊不可穷诘。曾国藩始与李鸿章毅然变计划，岂无所见而改弦易辙哉？况且新章之乐从，以其有利也。若散循环，而按年再加以常捐，是既夺其可操之券，而又竭其不涸之源。窃恐新商亦未有人问津。

译臣详细考察了淮河南北地区上报给户部的盐税和厘金。自从制定新章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五千万两以上。循环章程中规定，违反规定的扣除份额，随时另外招募商人补充。各盐商如果有误缴税款或误运盐引的情况，不难立即斥退。利权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不像从前那样，根源和窝点都被纲商把持，不能相比。为淮商谋求长远的利益在于此，为盐政筹划不竭的制度也在于此。藏富于国家不如藏富于商人，一时的宽恤，正是为了以备日后的缓急。谨仿照历次筹款捐输的成功案例，劝令南北以及各食岸的盐商，凑集巨额资金，情愿共同捐输一次白银一百万两。先缴纳现银四十万两，其余六十万两，也按各岸确定数额，由督销各局，按盐引核实征收，随时分批解送户部。恳请皇上命令户部全部赏收，免除他们常年缴纳。各盐商世代承受皇恩，不敢仰求奖赏，仍照章程将所认的盐引票证永远循环，以充裕军饷需求而保全盐局。

覆陈两淮断难改章增引疏 光绪七年 两江总督刘坤一

私下接到户部咨文，议复给事中戈靖条陈淮南盐务指出的各节，命令详细查核覆奏等因。臣伏查两淮盐务，天下第一。每年数百万两的军饷来源，每场数千里的命脉，都依赖于此。如果有应当革除的弊端，可以兴办的利益，臣又怎敢畏难苟安。只是淮盐新章，实行将近二十年，所收课厘超过六千万两，历次所捐巨款尚未在内，而各商仍然勉力从事，因为有余润可沾，其对公私的裨益，不能说不是办有成效。就臣历任兼管盐务的地方来看，淮盐似乎略胜一筹。该给事中竟然称盐务的败坏，以两淮最为严重，立论实在不够持平。两个月以来，经臣督饬运司洪汝奎咨询采纳舆情，详细稽查案卷，才知道人言有所由来，而所陈述的多不足信。户部议复洞若观火，实在让外地的官商佩服不忘。除了减川配淮，已经由臣专折具奏外，其余不外乎增新引、包鄂饷、疏岸销、裁捐费四项。谨就岸务商情悉心参酌，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治理盐政没有别的，专门重视“销”字。销售如果畅通，商人虽然少而转运也灵活；销售如果疲滞，商人越多而出售更加停滞。这是一定不变的道理。而官销的畅通与否，则看私盐的多少。淮南自从被川盐长期占据，鄂湘引地，遍地都是私盐，漫无稽查。该给事中原奏也说川私堆积如山。淮南以现有的商人，运已认的盐引，抵岸后已须守轮一年或半年之久。查询鄂岸现在请运丁丑上半年之引，湘岸现尚请运丙子上半年之引，而两局已存盐各十余万，仪栈且有十七万余引之多。上仓有费用，住日有费用，辛工官息又有费用，成本占搁，无法疏通。旧引的积压如此，如果再另增新引，其败坏可以立等而待。譬如治水不问去路的通塞，而专事浚源，终虞决口；治病不问病人虚实，而漫言峻补，必致伤身。部臣不立即颁引，而又允许将窒碍情形据实陈覆，可谓洞见症结。此新引断难骤增的实情也。包饷之议，创自前督臣沈葆桢，原奏允许尽鄂湘原认之引，永远循环，不再另招新商，以扰乱其权而夺取其利。旧商所得足以偿还所失，所以人人踊跃具结，乃至取结达部，其确有把握可知。臣抵任后，该旧商犹复禀催，并无异说。现在复淮尚无定局，将来应否增引增商，也难悬揣。今昔情形既不相同，办法不能胶执。臣愚以为鄂中不以引地归还淮盐则已，如果以引地归还淮盐，无论旧引新引，旧商新商，鄂饷断可无虞短绌。因为销川盐则完川税，销淮盐则完淮厘，只要盐有去路，即是饷有来源。鄂中每岁所收川盐税，以钱折合白银，均在九十万两左右，有案可稽。如果以淮商包饷为不足凭，或将鄂省向在川税项下，筹解京外各饷，奏请改拨两淮，由臣督同运司妥筹解济，鄂饷既归有着，即复淮应亦有成。一转移间，鄂淮皆无所用其推诿。至于入境后川厘既停，到岸川盐未尽之前，所需鄂饷，淮商自应兼顾。应俟复淮定议，由臣咨商楚督，并饬司局设法筹维，不至因此贻误。此包饷系属可靠的实情也。课厘的盈亏，只看销数的旺淡。当此度支拮据，首先应当讲求疏销。然而查询两淮盐色不如川粤之佳，价不如川粤之贱，疏销之法，只在缉私。自从湖北之荆宜等府州，及湖南之澧州，借销川盐，两省门户尽失，在在巡缉为难。即使随处设局督销，恐怕也徒糜经费。其他如湖南之衡永宝三府，方为粤私所占，浸灌以下府州，前督臣曾国藩与臣籍隶湖南，明知该三府户口数百万，淮盐片引不行，而未尝委员前往设局督销者，以该处山路纷

译歧路。民情困苦。缉私不能严密。设立盐局也属徒劳。只适合留作藩篱以保存限制。至于江西是臣久任官职的地区。深知广东盐一旦进入赣宁地区。便四通八达。堵截无从下手。与湖南湖北的情况大致相似。都是因为私盐多而官盐行销不畅。并非因为官盐少而私盐才出现。否则即使没有官局。商贩自然可以经营。该给事中说湖北西部不多设盐局分销以致停滞是不对的。上年综合考核各岸销量。只有安徽岸与前届不相上下。其湖南湖北西部三岸都属于销量短缺。而湖南岸最为严重。该给事中说湖南岸销量翻倍是湖北岸所不及的也是不对的。盐务贵在变通以尽利。尤其贵在斟酌适宜。以两淮的引地。长久被湖南湖北占据。以致淮盐滞销。岂可不图谋恢复。然而如果不步步踏实。必定会有始无终。有损无益。现在湖南湖北西部三岸。兢兢业业保守腹地各府州。不让私盐掺入。而在积习行私的地方。逐渐经营。希望得到一尺就是一尺。得到一寸就是一寸。臣又督同运司大力推行重淋之法。务必使盐色干洁。以对抗四川广东的私盐。而对于局卡文武督缉的勤勉懒惰廉洁贪污。分别撤换留任赏罚。并添拨水陆精锐士兵以壮大声威。凡此目前整顿的方法。就是将来扩充的计策。至于淹销这一节。实为盐务的一大弊端。然而自从曾国藩设立章程。课税轻厘金重。不仅补运的盐。令其完纳全厘。即使被淹的盐。也完纳半厘。已属无可取巧。又须州县实地勘察出具结状。商人也畏惧麻烦困难。臣严饬各局。对于报淹可疑的案件。立即派亲信秘密查访。以杜绝虚报捏造。这就是疏销不敢稍懈的实情。派捐最属损害商人。当此陈盐滞积。积困未解。诚如部议。必须休养商人。以期逐渐恢复元气。臣接据各商开呈清折。罗列现捐名目。分别札示司栈各局。务必将一切费用分别酌情裁减。其中以局用为大宗。湖北西部等岸。之所以不欲多设分局的原因就在于此。其余则在局候委各员的薪水。款项也巨大。臣通饬各局。以后不得多收委任职员。即使是熟悉差务堪备差遣的官员。也必须遇到空缺。才准派委。至于地方善举。必须察酌事由。量予限制。不得一味讨好。滥应滥支。这就是浮费现在裁汰的实情。臣查两淮盐务。近来口舌纷纔。无非是为改章加引起见。历考往昔盐法。屡败屡振。初立一章。无不争先恐后。不出几年良规中途废弃。大抵前盐刚畅。后引递增。以为引增即课足。多多益善。不想增引而不增销。年复一年。积疲致困。百病从此而生。乾隆嘉庆年间。屡次有铳销带征的奏议。无非是因为积引难销。力图补救。终究是挪新掩旧。挹彼注兹。对课项有何裨益。前督臣陶澍创立淮北票盐。意美法良。初行尽善其后加引至四十六万。不仅淮北销疲。甚至侵销淮南边界。而淮南盐务到道光末年。几乎不可收拾。前事之失。可为殷鉴。曾国初定新章之际。设局招商。等到商人认的引。足以符合岸销。于是有撤局停招。与李鸿章商定循环转运的方法。后来增加湖南辰州盐二十四票。错综不清。很久才定下来。又因协赈天津。楚西加引四万。岸上商人渐形支绌。曾国藩颇感歉疚。经前督臣李宗羲奏明有案。此后从无增引之事。至今楚西各岸。销量虽然滞缓。但守轮待售。尚有十分之一的获利。各商恃为恒业。局外人想搀越而无从下手。却步步紧逼。于是产生把持垄断的说法。以动摇旧商而请求新引。甚至本无办运的资本。也无力运的志向。

译想要凭借新引转卖以谋取渔利。起初在运司，继而在盐政，最后在户部。搜集流言蜚语，变换名目进行尝试。光绪三年，曾有商民信成和等人赴户部递交呈文，请求增加楚引十万道，捐银四十万两。淮南接到公文已久，却没有任何商人来到淮南，也没有一钱缴入国库。此事经沈葆桢上奏驳斥，已有案可查。如今由该给事中上奏请求由户部颁发盐引，可见其伎俩层出不穷。他们只知道图谋私利，不顾搅乱盐政。臣听说此次这些人合力一举，事情必定要实行。幸蒙圣上明察秋毫如神明，部臣维护大体，淮南盐纲才得以保全。否则大局一旦动摇，后果不堪设想。臣职责专司，责任不可推卸。深知曾国藩所制定的盐法，秉持绝对公正，历久不衰。所以各位前任无不恪守旧章。如今该给事中以收取引地、增加引票来责备臣，不知这两者可以合并但不能分离。如果已将荆、澧等六府之地划归两淮，或许可以酌情增加新引。至于现在的引地，现行的引票尚未全部销完，怎能再增加以加速其败坏？臣的微小愿望，只期望增加税课，不敢存有彼此私心；只想要便利百姓，不敢存有恩怨之见。然而恢复淮盐与增加盐引，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若能恢复引地，不必像沈葆桢所奏那样不增新引；若想增新引，则必须像沈葆桢所请那样收回引地。此外成规都在，断不可轻易涉及纷乱更改。臣只有督促饬令运司维持整顿，以期望销路日益畅通，仰慰朝廷重视盐政的盛心。

致九江知府沈幼丹论税淮私书信 咸丰四年

周腾虎

我军所请求的浙江盐三万引，半年来，听说起运尚止一千三百引。浙江河流饶江，冬季水位日渐干涸，年内情形，此举已成画饼。今日接到金眉生观察致黄南坡太守的信函，也说向西运输浙盐，成本高而利润薄，难以招揽商贩。即使延至明年，恐怕也不能源源不断顺畅运输。此案钦帅郑重上奏，钦派两大员督运办理。如果一年只营销三万引，已属不成体统，何况此数尚全无把握呢？浙盐多有阻碍难以施行，浙江当地当事者又不能体谅时局艰难，顾全大局。即使与之公文往来，只会增加是非，无补实事。为今之计，总以有益军饷为主。只要能笼络江西食盐之利，又何必专门依赖浙盐？江西自从改行新章，元、二两年，每年都能营销至十六七万大引。浙盐三万引，终究对供给食用帮助不多。似乎不便胶柱鼓瑟，固守不变。弟在军中四处咨询访问，得知江运淮私盐，充斥于彭湖、浔、瑞各境。沿江四处，背负盐担堵塞道路。即使建德的大姑塘、湖口的刘四桥两处，来盐多的时候，每日不下四五百石，少的也有二三百石。此时江路未清，如何施行法禁？利益所在，人们怜悯也不畏死。三年江督奏办就场征课的原折，原有令各该商贩从东坝出江，由间道运往楚西各岸等语。那么此盐来路，也不便全部视为私盐。乱世难民衣食所资，朝廷也早已给予一线生路，暗中调剂。今日江路私盐，似乎宜用策略笼络，不可拘泥条文，仍守承平时期缉私的老套，成为掩耳盗铃的具文。弟与同人中熟悉盐务者仔细商议，今日暂且在吴城设一盐卡，晓谕商民，在盐卡纳税，每石酌情报纳数百文，由执事印给护照，准许其在西省各口岸发卖。其未领护照者，即为私盐，或派营弁搜缉，或准居民告发，引导其所往之路，似乎不至于壅遏成为私盐，坏我大局。这无论浙盐不来，不能一概阻止民食，急宜收取此利权；即使浙盐东来，而官盐成本，每斤五六十文，私盐每斤三十文，官盐力量也万万不能敌过，必致仍如上年仅销省城一城而已。物情所在，只以变通适应事情为主。今日拮据筹饷，百计无方，似此目前之利，岂可弃之不问？淮盐到卡纳税之后，成本既加，卖价也必然上涨，庶不致与浙盐贵贱悬殊，肆意浸灌，实属两不相妨，交有裨益。盖专运浙盐，无论常玉山运道艰难，不能源源接济，赡足民食；即使尽运浙盐，浙中也没有这么多盐，可供楚西各岸食盐之数。故一面在各江岸设卡收税，招徕贩盐，一面借拨邻省食盐，实两利俱存并行不悖之道。况且浙中所拨，只有三万引，实于西岸引额不过十分之二，何得不通筹大局，一计全省之课额呢？

拟辑淮南盐法纪略禀 同治九年

庞际云

私下查考两淮盐法志，刻板多有损毁缺失，经方前司禀请修补。署司到任后，又将旧版中不能经久使用的，又补刻多页。业已完工。只是此志修自嘉庆十七年，历经道光、咸丰至同治九年，已五十余年。其间改章最多，而大要在改纲为票。所有淮北盐法，自陶文毅公改行票盐，每年销至四十六万余引，称为极盛。淮北盐法志

译略。已经刊行于世。至于曾侯相重新整顿近年的章程，又辑录为《续略》。这样，淮北数十年的情形，已经可以考证，而淮南的情况却缺失了。追溯自道光三十年，陆制军在淮南改行票盐，档案大多散失，其大略还有可以叙述的。方法在于革除浮费、减轻成本罢了。比如运司书吏的积弊，牢不可破，就改为领引纳课，设立扬州总局，以清除衙门的浮费。汉口是江广总岸，其匣费虽然裁减，但暗中的应酬仍然很多，就改为票盐，运到九江验票发贩，以除去总岸摊派的浮费。盐船经过桥关，都有掣验，原本是为了防止弊端，然而弊端未除而费用日益增加，就改为坝掣以后，只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其余一概停免，以节省掣验的浮费。盐包出场直到江口，其驳运船价，以及摃盐改包，一切人工，都有吏役经管，因而从中勒索，就改为商人自雇，不准吏役经手，以革除勒索的浮费。至于引目，则减去滞引三十万道，每年只行一百九万道，等到稍有起色，再恢复原额。至于课款，则定为每引正课一两一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食岸正课相同，杂费减半交纳，以外丝毫不准浮收。其成功之处尤其在于以带运的乙盐作为新引的加斤。乙盐者，乙巳一纲，盐船到汉口，全遭火灾，商人都已纳课，按例应得补运，所以定为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以六百斤净盐出场，到仪征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取其易于稽查。既大大减少了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几乎减轻一半，所以开纲数月，就全运完一纲的盐。无奈实行不久，就遭遇癸丑之变，淮南于是片引不行了。兵燹之后，档案无存，只能记载其大概，而纲目大多无法考证。其可考证的，则以咸丰三年以后为断。起初就场课税，接着改设泰州总局，丁堰、东台分局，接着裁撤分局设泰州总局。这还不是票盐。等到曾侯相逐步肃清江面，才开始广泛实行票法，设立鄂湘西皖招商局、督销局，又设立瓜栈，开始有商人总理。现在则由官府主持。等到李伯相裁撤招商局归并淮南总局，改验资章程为循环转运。盐法屡次变更，其间或奏或咨，都刊定有章，而随时也多有损益。署司认为旧志与目前所行的完全不相符，而淮南票法，实行了十余年，是盐务的一大关键，拟辑录为《淮南盐法纪略》，以课税、督销、环运、减厘数为大纲，而以因时损益的案例附之。已饬令司署各承办人，先录案由，摘抄成案，已经缮写整齐，即派委熟悉盐务的江苏候补通判魏大均、两淮候补运判金兆盘、候补经历姚鸣杰、候补大使唐人鉴分案编辑。署司再亲手校订，等到有定本，再呈钧览。庶几自咸丰三年以后的淮南盐法，保存其梗概，作为将来修志的底本。

译再次回复陈筱浦广文书

曾国藩

湖北盐务认引过多，批示令其截止，做得很好。查验资本、减少折价、抽取签号，这三者都有弊端。您拟定的节略，打算让已经认引的盐贩，每销出一张盐票，除了缴清本批盐厘外，还要求预先缴纳下一批盐运的盐厘，大约有五点好处，确实是苦心筹划、妥善处理的办法。只是我办事，最喜欢光明正大，让妇孺皆知，不喜欢文不对题、药不对病。刊印的章程规定先缴盐税再缴盐厘，现在如果改为命令预先缴纳若干盐厘，就应当由李宫保刊印一小张告示，发给每个商人一份，说明先缴盐厘的原因，不应当由督销局发出这样的号令，强制要求预先缴纳盐厘，这就是所谓的文不对题。至于节略中称盐厘可以逐渐增加，酌情增加正税这两句话，尤其难以实行。盐厘固然不可稍微增加，增加正税也必然要减少盐厘，这关系到成本，分毫都必须斟酌。刊印的章程所载，都是票盐的法度，凡是票商今年申请盐引，明年再来也不拒绝，不来也不追究。现在命令销出一张盐票，就必须预先缴纳下一批盐运的盐厘，不准多请，不准少运，这是把票商当作纲商来要求，也是所谓的文不对题。我的意思是，命令招商局和督销局，物色真正的殷实商人，维持并爱护他们，使他们在转运中循环往复，暗中将纲法寓于票盐之中是可以的，强制命令票贩全部充当纲商则不可以。目前困难的是，定额盐引少而申请的人多，恐怕得不到盐引的人会失望叹息。现在却想让得到盐引的人预先缴纳下一批的盐厘，承接办理下一批的盐引，以后扬州全不准申请盐引吗？那就恐怕楚西销局承接办理的人，不能认满新引的额度。如果扬州仍然准许申请盐引，那就恐怕申请盐引的人依然很多，失望叹息的情况也依然如故。这就是所谓的药不对病。我认为，把盐引发给商人，而让商人资本亏折，是盐政的过错；定额盐引已满，不能供给众多商人，不是盐政的过错。查验资本劝其让出，或许不可行，而减少折价抽取签号，终究是可行的。假如配制十支签，两支写无引，八支写三成、四成、五成，直到十成不等，抽到十成签的人，申请一百引就准许一百引，抽到三成、四成签的人，申请一百引，只准许三十或四十引，抽到无引签的人，各自带着资本回去，谁敢抱怨呢？又如配制十支签，不写三成、四成、九、十成，只写无引的签两支，五成、六成、七成、八成各两支，谁敢抱怨呢？推而广之，百签、千签都是这样。只要主管局所没有私弊，商贩自然没有怨言。弊病在于盐引少而商人多，就在盐引少的地方用药，不必另立名目，从预先缴纳盐厘着手，反而使人产生疑惑。一点愚见，希望您再筹思并告知，感激不尽。

再次回复陈筱浦广文书

曾国藩

湖南盐局的一批公文，其中说，如果有事故不愿继续运输，准许由局方另外招募商人补运，这是去留仍听凭商人方便，不超出票法的范围，与我寓纲法于票盐之中，物色真正的殷实商人，维持爱护的意思，也相符合。只是凡是办理大事，可以坚守的是法度，可以变通的是情理，盐务也是如此。物色殷实商人，暗中保护，俨然像对待纲商一样，百家中不过几家，以情理相联系，绝不体现在文书上，那么这种方法圆活而可以长久。如果凡是售出一号盐引，都命令继续认领一号盐引，这是普遍用纲商的标准来对待，必然有很多不能应承的人。用法律来约束，已经体现在公文中，那么这种方法窒碍而难通。昨天接到湖南盐局的详文称，今年夏纲挨次抽取领运，明年夏纲再遵照此批，让已经认引的盐贩，循环给运，不再招募新商等语，不知批准还是驳斥如何。盐栈由官府经营，积弊一空，而台章弹劾何商，牵涉到此，令人灰心。本来坚白不怕磷缁，可以不必介意。只是外面颇有人说商人利润日益微薄，成本增加，究竟自去年五月后，成本果真稍微增加了吗？便请告知。

论加盐厘书

吴嘉宾

来信告知各关卡的利弊，往往难以周知。近来因为试运南盐，又添加盐厘、缉私等事，邻省私盐本应禁断，改办伊始，只将盐厘加重，使利润微薄而思退，仰见措施有渐进。那些不思疏通淮盐盐引，禁断邻省私盐，而只以加重盐厘为务的，都是委员的过错。大概委员的意思，以为先让邻省盐税重利薄，不知道淮盐未到，徒然加重邻省盐税，小民只以食物贵、味道淡为虑，认为官府只与肩贩争利而已，这难道是所谓取悦百姓而使他们顺从吗？我的意思，总以淮盐先行运到口岸为主。如果淮盐到岸，盐好价格平，民间愿意吃的多，闽盐自然受阻，淮盐自然畅通。只是我以前的建议，因为盐本艰难，众情疑惑，所以想先盐后价，以便试行。或许省局先在建郡拨商设立子盐店，稍加津贴，而令州县设法督销。来信又说按人口授盐，事情多纷扰，以宋绍兴事及黄山谷诗为证。我的意思则认为，事情能否实行，在于人而已。如果人不肖，即使今天明公所定的章程，能保证没有骚扰吗？现在各城乡市集，都有售食盐店铺，用之为官则官，舍之为私则私，如果让商贩自行交易，而用一定的法度来驾驭他们。

译自然可以没有扰民之事。如果朝令夕改，官吏又不时进行检察，那么名义上是杜绝弊端，实际上却是骚扰百姓了。利益不要求全部兴办，弊端不要求全部革除。古人有话说，法律只要去除那些过于严苛的部分就可以了。这话真是说得极好啊！谨就您指示的章程各条，以我的浅见，寻求不违背章程、且可以在我郡试行的办法，以杜绝私弊而避免生事。或许其他郡县没有弊端，就不必如此，也不必让他们像截去脚趾来适应鞋子那样削足适履。

译关于商议抚州、建昌两府盐引与福建通销的禀文

首焕彪

我受命催销抚州、建昌两府的盐引，立即遵照谕令亲自前往各下属地区，会同当地官员设法严加催缴，并已将情况禀报在案。两个月以来，督催工作已经展开。然而抚州、建昌两府盐引的情况，实在已经疲敝到了极点。我既然蒙受差遣委派，自然应当力求振兴。如果有所见解，岂能自安于沉默，而不勉力竭尽愚诚，以符合大人清理整顿盐政的宏大心意呢？因此暂且就我所耳闻目睹的情况，详细陈述始末。

经查，抚州、建昌两府三面与福建接壤，而杉关一路，内部是光泽县，外部是新城县，福建的私盐都从此处流出。从前从福建到石峡下船，散布到南丰、南城，径直走向抚州的许湾，再分入各下属地区。近来山溪岭曲，出路尤其多：从都石可以直接走到广昌，从乐安公平墟可以直接走到崇仁、宜黄，从狮口可以直接走到泸溪，从景口镇可以直接到达南城、临川。小商贩零星出没，行踪不定，而新城、南丰两地尤其络绎不绝。虽然各隘口防捕非常严密，但这边抓捕那边逃窜，偷越的人日益增多。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附；危害所在，人们争相躲避。如果利害相差无几，还可以强迫人们顺从。而私盐与官盐，利害相差却非常悬殊。请允许我试着说明。

私盐每斤不过四五十文，官盐必须七八十文，这是利害相差的第一点。私盐洁净且味道甘甜，官盐混杂污秽且味道苦涩，这是利害相差的第二点。私盐买来即可食用，官盐必须煎熬才能食用，熬煮既费力，又多损耗，这是利害相差的第三点。私盐十两半斤就可以购买，官盐必须以整包计算，需要钱多且拆包困难，这是利害相差的第四点。私盐没钱也可以买，可以从容赊欠，妇女拿出斗粟尺布都可以换盐，官盐必须现钱交易，这是利害相差的第五点。私盐在邻近村舍，早晚沿门叫卖，官盐只有在城镇才有，距离远的多达二三十里，取用携带不便，这是利害相差的第六点。利害相差有这六点，说明私盐对百姓非常便利，而官盐对百姓非常不便。

小民饮食艰难，官府禁止他们获取便利的东西，却强迫他们使用不便的东西，内心既不安。同为朝廷的子民，那边听任他们获取便利而食用，这边不听任他们获取便利，却强迫他们食用难以入口的东西，在情理上也不顺。对于不安不顺的事情，却一定要强迫愚昧的百姓使他们安、使他们顺，这能做到吗？这就是官盐滞销、私盐畅通弊端产生的原因。

有人说，官盐滞销、私盐畅通，虽然是由积弊造成的，但也未必不是半因武职官员防制不力，半因州县官员整顿无方。就今日事势的因循而言，责备武职官员不力，质问州县官员无方，似乎有理。然而今日的武职官员和州县官员，实在有难以出力、难以想方的苦衷。请允许我先说武职官员。两府隘口巡逻，如棋布星罗，如果能严查密捕，何难断绝那些奸私？然而武职官员每年俸薪仅百余金，兵役每年工食仅十余金，没有重赏，固然难以期望他们日夜巡逻，拼死与私枭为敌。而盐徒又多是大恶之徒，成群结队，枪刀棍棒，人人具备。一旦遇到兵役缉捕，他们就把盐堆成墙，持械对抗，把枪孔对准人，伤人必死。最终导致杀伤过多，酿成大案，不仅无功，反而容易获罪。因此近日官弁兵役，往往视缉私为畏途而不敢过问，私贩怎能不多？

至于州县，职责是守护土地，自然应当周知一州一县的户口人丁。假若用恩惠团结他们，用法律约束他们，恩与法都用尽了，即使买运盐斤，按户为他们计口授食，又有什么难的呢？然而今日的州县，真是棘手，有所不能，为什么呢？朝廷的正税，没有比钱粮更重的。近日钱粮重地，奸民日夜想着与官府为敌，官府尚且劳心焦思，谋划安抚他们尚且来不及，哪有空闲商议催销盐引？即使有留心盐务的官员，不恤辛勤，不顾赔累，而时时以催销为事，然而所销即使很多，赏赐未必立刻能到；即使所销很少，惩罚也未必立刻加身。江西的盐引是融销的，而赏罚不立，难怪各州县只求销到一二分以上，作为考核成绩就满足了。虽然每天委派官员催督，哪里会有益处？所以江西盐政的疲敝已经很久了。

近来因为宪台上任以来，悉心筹划，大有起色。而抚州、建昌两府，尤其关系到江西一省的全局。过去的议论者说，专商办运也好，通纲贴费也好，事情已经受阻无法实行。而如今的防制者既如此，整顿者又如彼，那么想要变通抚州、建昌以顾全全省的局面，将用什么策略呢？只有与福建通销这一办法。如果能斟酌办理，实心实行，尚足以作为目前补救弊端的措施。请允许我为大人陈述。考察盐课的多寡，要看户口的多少。抚州的丁户，未必比建州多一倍，而抚州每年额引，配销多达二万七千余引，建州每年额引，配销仅七千五百余引，尚不及抚州的三分之一。然而雍正八年的额册，抚州配销多达四万以上，以现在计算，减去大半了。假令两府属地，全部销淮引，不仅七千五百引不足以供应建属的食用，即使二万七千五百引，也不足以供应抚州的食用，而不担心其

译供应不足。那么福建私盐的掺入就越发严重。其势不侵尽两府地界不会停止。抚州、建昌本靠近福建地域。却一定要让他们食用淮盐。名义上隶属淮盐纲纪。实际上销售的是福建盐引。百姓多因贩卖私盐、食用私盐而受累。淮商抱着盐引滞销、本钱亏损的忧虑。公私混杂。纠缠不清。设置关卡、派遣巡逻。白白耗费人工饭食。每日派遣、每日委任。虚耗经费。因此乾隆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某有改建昌盐区的奏请。后来因为部议认为淮盐地盘大幅削减而未果。然而与其实际削减而名义不削减。淮盐税课的困境愈发严重。福建私盐的弊端无法根除。这是福建坐收其利而江西最终遭受其害。不如发文给福建盐政大臣。共同商议办理。无论是淮盐还是闽盐。听任百姓方便食用。根据各地远近。增减价格。而在福建盐出场之时。或者分别加钱。彼此交界之处。或者稽查抽税。如同前明正德六年。州里设立盐厂。抽取闽广盐货税利的旧例。合并局务核算。均平盐引、清理税课。公正无私。用福建销售盈余来弥补淮盐的不足。大概可以因其近便。淮地因福建销售盐而抽取其盈余。借福建为淮盐补税课。彼此相互接济。有盈余无亏损。况且福建盐引地域广阔。价格也必然昂贵。也不需要减价来对抗私盐。淮盐引目可以逐渐疏通。从此共同计算盐引核销。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全归官盐。没有签派商人、限制地域的烦扰。减少设立关卡、委任查缉的费用。不仅事务简省、百姓安宁。就是经费节省之处。必定多于定额税课短缺之数。长久实行。抚州、建昌治理得当而淮盐税课逐渐舒缓。江西的盐政。不借此可以振兴吗？宪台您富裕国家、惠及百姓。经世谋略向来显著。卑职愚昧之见。哪里值得仰赞高深。然而古语不也说吗。狂夫之言。圣人择取。因此敢忘记迂腐疏漏、缺乏成效的讥讽。随心妄陈。只希望教诲并裁成。

译复李中堂论轮船运盐书

李宗义

昨日回复芜湖来的信，估计还在路上。最近收到您小除夕的手书，打算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淮盐，酌情分出两成，交给招商局的轮船装运，运往各岸交卸等事。仰见您宏大的谋划精详周密，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招商局如果能得到这笔大宗的水脚收入，就多了一层额外的利润，确实是好策略。只是这与淮盐大局颇有关系，不得不广泛征询意见，仔细讨论。其中阻碍实在很多，请让我向您详细陈述。淮盐的定章，以船只到达的先后，作为卖盐的次序。轮船行驶极快，凡是狡猾的运商，必定乐于雇运，以便先到抢售，这恐怕会扰乱轮运章程。那些自己置办江船，以及向来有结实船户揽装的，又必定因为轮船吊包起驳，抛洒更加严重。况且每票五百引，分拨两成，不能同日开江，同时到岸，另外需要派人照料，费用更加增加。衡量众人的心情，未能完全满意。况且哪些商应装轮船，哪些商应装江船，分派难以公平，徒然滋生争端。这是第一个阻碍。近年盐运到岸，等候轮到，快的要一年，慢的甚至十七八个月不等。商盐上仓的居多，或者就用红船长久守候，也听凭商便。轮船到岸，不能停留，必须将盐斤全数起岸。江楚各盐仓，以前已有盈满的忧患，深怕轮船承装的盐，突然拥到，没有仓库堆储。这是第二个阻碍。更有甚者，淮南盐只有这么多，装盐的船只，日渐增多，各岸销量，并未能畅通，以致船户生计愈发困窘。现在仪征栈前停泊的江船，少的有一千多号，多的不下两千多号。以每船十二人计算，大约水手二三万人，竟有一两年不能揽载的。有的将船只变卖，有的拆船板零售。马端俟任内，因为运商克扣水脚，江船船户，聚众滋事，几乎酿成大案。前事不远，可以作为警戒。如今江船的困苦如此，如果再酌分两成拨给轮船，各帮船户一听到这个消息，难免聚讼不休。他们铤而走险，纠众滋闹，更在意料之中。这是第三个阻碍。洋船不准装盐，载入通商条约。近年间有洋船装盐，驶赴江楚，均经关道查办议罚。如果中国轮船，一旦准许装盐，洋人势必效仿。虽然责成仪栈关道约束，不准外国轮船装载淮盐，但洋人有所借口，倘若竟然装运岱盐，及别项私盐，闯入长江，贻害何可胜言。这是第四个阻碍。有此四层，似乎难以照办。事关淮南全局，谨就管窥所及，详细陈述。中堂烛照如神，统希鉴谅。

卷五十三 户政二十五 盐课四

辽海榷盐私议

胡传

盐政的课税，始于管子，历代沿袭，遂成为理财的大政。我朝每年财赋收入，盐课尤为大宗。军兴以来，天下产盐的省份，抽厘助饷，无不充沛而有余。盐对军国的利益岂是浅薄的呢？然而天下产盐的省份，如直隶、山东、山西、两淮、两浙、四川、闽广，无不有课税。只有奉天沿海各州县，处处产盐，未曾有课税。并非辽海的盐不可以征税。金朝时上京东北二路食用肇州盐，速频路食用海盐，都征收其税。元朝时北京路征收辽阳盐课，设立随车随引载盐的法令，史书有明文记载。我朝将东三省作为汤沐邑，世世代代不与之争利，所以体恤旗民，培植根本。然而吉林、黑龙江的旗兵，往昔以精锐闻名天下，咸丰以后，积弱不振，强邻无故败盟，要地不敢与之较量，遂拱手相让。甚至地方盗贼窃发，也不能剿捕。这是什么缘故呢？东三省赋税少，兵饷都由京师供给。咸丰年间，内地战事日益紧急，军需浩繁，户部的库银，不能按额供给。东三省兵丁缺乏军饷，饥疲虚弱，所以就不再可以倚恃。同治以后，内地的寇乱逐渐平定，于是加练军饷以剿盗。近年外患迫切，奉天设防，则吃河南的军饷；吉林设防，则吃户部的军饷。黑龙江是吉林北方的屏障，地方尤其紧要，因为军饷无处筹措，至今尚未设防。东三省是国家的根本重地，如果有外患，即使竭尽天下的财力去争夺，朝廷固然也不惜。然而必须海宇升平，中原无事，内地各行省的赋税按时贡纳于户部，而后户部才有库银供给东三省。万一内地用兵，户部缺乏库银，那么咸丰年间的覆辙，奉天、吉林现设的防兵必定重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势。近年地方当事大员，有鉴于此，孜孜不倦，招民开垦闲荒，搜求百货厘税，都想就地筹措军饷，以供给军食。却唯独不知道征税盐。譬如用一杯水救一车薪的火，其无济于事是明显的。山泽的利益，没有比盐更大的。古代善于理财的人，没有比得上刘晏的。他担任盐铁使时，初年岁入才四十多万缗，到大历末年六百万缗。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一半。刘晏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