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治体十臣职

译善于运用它，事业就会兴起；不善于运用它，事业就会衰败。廉耻是聪明的堤防。加固堤防，水就会充盈；溃决堤防，水就会枯竭。聪明枯竭了，即使勉强做事，颁布政令，与百姓应酬应对，也不过是具文而已。所以说，有不想做事的心，而把自己的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这就是大患。虽然如此，这种祸患，不是在地位低下时形成的，而是在地位尊贵时形成的；不是在贵贱悬殊时形成的，而是在治理贵贱不公时形成的。大臣是将帅，属吏是士卒。大军的溃败，不是因为将帅独自逃跑，但刑罚的施加，必定从将帅开始。现在的大吏，每天前来请示起居的是属吏，供应草料薪柴米炭的是属吏，施加声色颐指气使的是属吏，听任弹劾迁调的是属吏。有了罪过，就说这是属吏承办、承审的，大臣不知道。同有罪过，就说这是大臣，不能与小臣同科论罪。定罪了，或者降级，或者罚俸，不久就恢复了。罪过相同，而地位卑下的人则一蹶不振。用法如此，地位卑下的人当然不能心服。心不服却隐忍去做，这自身就不能安心，而职责就不能尽到。那么就应该把职位当作寄托，而急切地想要离开。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善于治理的人，所慎重而专任的，只有大臣。让小臣的事务，统一责成大臣，而大臣的罪过，不能分摊给小臣。大小罪过均等，刑罚的施加必定从尊贵的人开始。大概地位重而责成的厚，厚不是苛刻；地位轻而责成的薄，薄不是偏私。像这样，尊贵的人就难以做事而不敢有以职位为乐的心，卑贱的人衡量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惶惶然冒进的意思。乐于其职所以心安，心安所以事成。《传》不说过吗：“厚味实腊毒，高位实疾颠。”古时候的人，从一命以上，忧患依次增加，以至于卿相。只有疾人则无忧。可悲啊！自三代以下，士人畏惧富贵而不居位的，有多少呢？假使士人没有考试场屋的痛苦，文字声病的学问，褫夺扑责的刑罚，而又没有农工商贾的劳苦，以获取高世的名声，那么天下有一个不为士人的吗？而他的心不服，君主还能得到四民而使用他们吗？有人说：“像这样就不是用来贵贤贱不肖的心，而且没有用来磨砺人在功名之途的方法了。”回答说：“现在的贵贱，不像古时候那样。他们的贵贱，认为不贤吗？那么固有时而为大夫公卿了。认为贤吗？那么公卿大夫都从小臣开始了。况且人弃贱就贵的心，像水就下，像丸走阪，虽然贲育之勇，不能抑制它。圣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数与贵贱参之，而听人能不能者之自处。政的失误，就专其利于所贵而专其害于所贱。避贱而趋贵，罪之可也。然而使卑贱之忧患，甚于贵富，人孰不避忧而趋乐。这是人臣之利，不是国家之利。然而有公忠体国之大臣，则亦不利乎此矣。”

译因时论二：论进退

吴铤

进退，是君主用来培养臣子廉耻心的手段，也是臣子用来保全自身廉耻心的方法。古代的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引退。难以进用的道理有三条：时机未到而安心等待，这是第一条；估量自己能力不足而推辞，这是第二条；自己虽然有能力，但必定先推辞而后接受，这是第三条。容易引退的道理有四条：君主的礼遇没有减退就就职，等到礼遇减退了就引退，这是第一条；言论被君主信任就就职，等到被怀疑了就引退，这是第二条；议论大事不被采纳，就借办小事来推行，这是第三条；担任内职不被重用，就请求外职而离开，这是第四条。进用不是为了贪图官位，引退不是为了荒废官职。做臣子的，难道一定愿意这样做吗？然而最终这样做的缘故是什么呢？本来就是用来保全自身的廉耻心。做君主的，难道一定听从他们这样做吗？然而最终听从的缘故是什么呢？本来就是用来培养臣子的廉耻心。不迷惑就是智慧，不争竞就是仁德，知道羞耻就是勇敢，善于谦让就是礼，合起来说就是义。一举而五种美德都具备了，进退所关系的事情确实重大啊。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容易进用而难以引退。做君主的，一定会说：“这本来是我豢养的人，我有所授予你，你应当谨慎地接受命令。如果有推辞的，不认为是沽名钓誉，就认为是规避责任。”做君主的，又将会说：“这本来是我奴役的人，我有所授予你，你应当谨慎地接受命令，如果有引退的，不认为是怨恨不满，就认为是畏惧灾祸。”做臣子的，因为进退不能自主，而庆幸足以保住官位，也说：“我本来就是君主豢养和奴役的人，进退本来就应当谨慎地接受命令。如果有推辞且引退的，不认为是故作怪异，就认为是虚伪。”况且愚昧的人不考察进退的适宜与否，抱着浮沉苟且安定的习气，自己丧失了廉耻心，不再有先前那五种美德的美好，又妄自诋毁有廉耻心的人为不识时务。唉，这也太过分了。进退的分别很容易明白，廉耻之心是人本来就有的。然而最终这样的缘故是什么呢？是时势造成的。只有豪杰之士才能不拘泥于时势，而独自坚守那耿介的节操，其他人都随着时势进退罢了。这种逐渐形成的积习，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孔子说：“所谓的大臣，是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孟子说：“柳下惠不拿三公的高位来交换他的耿介。”懂得这个，就可以称为大臣了。

张江陵论

亢树滋

大臣的罪过没有比没有过错更大的了。大概到了没有过错的地步，就必定懦弱避事，置身于利害之外，使得天下后世指责他无可指责，非议他无可非议，而衰败混乱的祸患，却暗中侵害国家而不可挽救制止。以我观察明朝三百年的宰相，像张居正这样的，差不多算是大臣中有过错的人吧。现在医生治病，必定治疗他生病的地方。当嘉靖、隆庆以来，卿大夫因循守旧成为习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所谓的宰相，大多以圆滑宽容、隐忍退让、保持俸禄、保住官位为得计。而两三个台谏官员，习以为常地看到宰相没有长短之处，于是倚仗他们直言强谏的风气，互相结党营私，用来耸动后进，而胁迫君主和宰相。大概宰相听命于台谏，而不能有所作为已经很久了。张居正知道这样，于是凭借精明刚毅果断的资质，起来矫正它，这本来是救治的药。然而那些台谏诸臣，积习久沿，怎么能一天就屈服于他呢？他们指责他专权恃宠，接连上章攻讦，难道真的是实心为国，乃是不利于他们的私图而急于除去他罢了。如果不是张居正得到君主的专任，他必定被他们驱逐了。然而张居正离去后，哪里还有像张居正那样，不避嫌怨，不计功罪，而辅佐他的君主，励精图治，使得纪纲整肃，风俗修明，四方夷狄宾服，达到数十年太平治理的人呢？唉，有才能的臣子当权，他的力量足以有所作为，而自身每每遭受祸患；平庸的臣子当权，竞相发表相安无事的说法来图谋侥幸免祸，而实际上能够暗中溃败他们的国家。当汉朝兴盛时，申屠嘉、周亚夫等人，严厉奋发，天下因此安定。到了末世，张禹、孔光之徒，日夜修饰经术，崇尚虚文，而最终导致王莽的祸患。假使张居正当时稍微顾及自身家庭，在中间依违两可，未必不能得到美誉，而我恐怕上面恬静下面嬉戏，不等到李自成、张献忠出现，明朝的社稷早就倾覆了。况且我遍览全史，看到国家最终不振作的，大率是因为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明朝自三杨之后，仅有一个张居正实心为国，一旦身死祸作，尚且不免后世的口舌，这固然是有国家者的不幸，对于张居正有什么呢？然而有人说张居正的相业，固然有值得称赞的地方，至于夺情视政，忘记亲人留恋官位，这也可以宽恕吗？回答说：这尤其不足以了解张居正。张居正是大臣，大臣的道理，以安定社稷为喜悦。只希望他有治理天下的大功，不希望他有区区的小节。即使认为是罪过，也只是张居正一身的过错，而无关于天下国家的大局。诸臣只知道为张居正打算，而不知道为天下国家打算，他们也是昧于道义了。唉，夏商周三代以下，长久没有定评，我所惋惜的，是恐怕天下后世，有人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遇到张居正的时势，相率以张居正为戒，而暗中溃败他们的国家，这不是小事。可以不忧虑吗？

因时论三：论谏官

吴铤

谏官的

译御史的职责，没有比议论君主得失更善的了。议论大臣的得失次之，议论政事的得失又次之，最下等的则是陈述琐碎事务、辨析细微差别罢了。人之常情，谁不追求安全而躲避祸患呢？御史职位很低微，凭借新近晋升且关系疏远，身为孤臣没有党羽，而且所说的话与君主的心意相反，足以让君主感到羞愧并触犯忌讳，况且这近乎彰显君主的过错。以小臣的身份与君主争辩，危险；以新近晋升的身份与旧臣争辩，危险；以疏远的身份与亲近的人争辩，危险；以孤臣的身份与结党营私的人争辩，危险；以相反的心意去匡扶君主，危险；积累羞愧而变成憎恶，危险；积累忌讳而变成愤怒，危险；彰显君主的过错而自居其名，危险。担任谏官的人，挟带着这八种危险的形势，直言君主和大臣的得失，进献逆耳忠言，将凭借什么来取胜呢？而君主和大臣，将会起来与谏官角力。话说得恳切，就认为是激烈攻击；话说得不恳切，就认为是虚浮不实。那些可以用罪名罢免的，就借机将他们分散安置。像这样，忠直之士就不能被时代所容了。担任谏官的人，知道忠直不能被时代所容，就会说：“我议论君主的过失以求免除危险，这就像用矛去刺盾一样，必定没有希望了。我议论大臣的过失以求免除危险，这就像用耳朵去求食一样，更没有希望了。”他们战战兢兢地害怕那八种危险降临到自己身上，又担心天下人因为自己不言而责备自己，所以只好陈述琐碎事务、辨析细微差别，以此来搪塞自己的职责罢了。苏洵说：“末世将赏赐转移给不谏的人，将刑罚转移给进谏的人，难怪臣子闭口卷舌，而混乱灭亡随之而来。偶尔有贤明的君主想要听到自己的过错，也不过是赏赐他们罢了。不谏的刑罚缺失，如果增加他们已有的（赏赐），给予他们没有的（刑罚），那么阿谀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奸佞的人就会变得忠诚，何况忠直的人呢？像这样，就一定会善用惩罚了。然而，使用不谏的惩罚，仍然对国家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陈述琐碎事务、辨析细微差别的缘故。上位者固然重视惩罚而让他们进言，然而上位者所惩罚的是不言的人，而担任谏臣的人，就凭借进言来逃避惩罚。上位者既不能体会朝廷求取言论的本意，下位者又不能使天下国家获得言论的实际效用，只是沿袭旧例，以求免除不说话的惩罚。等到君主想要用言论来责备他们时，他们还能自我辩解。这正是苏洵所没有预料到的。唉，真是巧妙啊！”

译续苏明允谏论

朱琦

苏明允撰写《谏论》，痛恨士人不肯进谏，想要制定刑罚来胁迫他们，却又商议采用墨刑，并引用霍光的事例作为证据。我认为士人是不可以用胁迫手段对待的，不如谨慎地施行奖赏。谨慎奖赏，没有比明确表达心意更好的了。先王时代，刑罚和奖赏同时设立，但是奖赏从重，刑罚从轻。用廉耻之心来对待士人，而不像对待奴隶那样侮辱他们。墨刑虽然由商朝制定，但从虞、夏到周朝都没有使用过，不能拿霍光诛杀昌邑王那些不进谏的臣子的事例来类比。况且天下的士人，勇敢的、怯懦的，极其不一。勇敢的人常常很少，而怯懦的人常常很多。勇敢的人能够进谏，怯懦的人不能进谏，那么天下能进谏的人就少，不能进谏的人就多。如果一定要像苏氏所说的那样，把那些怯懦的人都抓起来施加刑罚吗？那就刑罚都施不完。假设有进谏的人，十个人中能进谏九个，而有一个不进谏，也要抓起来施加刑罚吗？施加刑罚则不宽恕，舍弃不罚又不合法。况且大臣中也有怯懦的人，刑罚不能加在他们身上。对小事苛刻而对大事放纵，不能说是公正。像这样，那么刑罚的权柄就容易穷尽。所以说，不如谨慎奖赏并明确表达心意。谨慎奖赏就不会僭越，怯懦的人不能侥幸得利，而勇敢的人会振奋。明确表达心意，那么进谏的人就知道进谏必然会得到奖赏，怯懦的人也会变得勇敢。从前百里奚侍奉虞国就沉默不语，侍奉秦国就展现智慧；子臧在越国退让而在威宣时强硬；同一个叔孙通，起初迎合秦二世以取悦他，后来侍奉汉高祖却以死力争太子之位；王珪、孙伏伽、戴胄这些人，在隋朝闭口不言，在唐朝却直言极谏。难道前后像是两个人吗？大概臣子不听从君主的命令，而是顺从君主的心意。心意所指向的地方，天下人都会奋起袖手、击掌附和而奔赴。如果让现在进谏的人，像齐威王时代那样，明确诏告朝廷大臣说：这样的人给予上等奖赏，这样的人给予中等奖赏，这样的人给予下等奖赏。像这样还有不进谏的人，我不相信。又像汉文帝时代，每当朝见郎官上书陈奏，没有不停下车辇听取他们言论的；言论值得采纳，没有不称赞好的；不可用的就搁置一边。像这样还有不喜欢进谏的人，我也不相信。有人会说：进谏，是我的职责，不是为了利益。喜好名声，贞洁的士人尚且以此为耻，何况利益呢？苏氏也说，士人有不喜欢奖赏、不畏惧刑罚的，明确表达心意后他们还不来，那怎么办？我认为不是这样。人情大体相近，先王的制度，是为中等士人设立的。况且人正因为喜欢奖赏，所以名节义理才可以诱导。司马光在《谏院记》中说，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就像急切追求利益一样。急切追求名声确实不可以，但如果让君主怀疑进谏的人是喜好名声，进谏的人也因为被怀疑喜好名声而自我沮丧，这是大大不可以的。孔子说：侍奉君主，大的言论被采纳就希望得到大的利益，小的言论被采纳就希望得到小的利益。所以不因为小的言论而接受大的俸禄，也不因为大的言论而接受小的俸禄。世俗的儒生有人怀疑这种说法，而记载礼制的人却以此明确告知天下而不避讳，说：像这样才接受，否则就不接受。就像权衡尺寸那样丝毫不差，不仅是国家的常典应当如此，大概君臣相处的关系，本来就应该坦白正大，而没有必要避讳。后世多忌讳，而怀疑在奖赏方面，有上下互相蒙蔽而达不到的情况；又因为是非观念乖谬不同，昏暗的君主扰乱朝廷，甚至把刑罚转移到进谏者身上，把奖赏转移到不进谏者身上，而士人也故意说：我不喜欢奖赏，不畏惧刑罚。这难道是他们的真心吗？自宋朝以后，议论越来越高，用法日益错乱，即使想要像苏氏那样恢复古制，增设墨刑，既然已经把刑罚转移到进谏者身上，谁去执行对不进谏者的刑罚呢？奖赏和惩罚没有比贴近人情更好的了，贴近人情就可以施行。那个苏明允，习惯于纵横家的权术，期望必定成功，激化而成像张仪、苏秦那样用权术欺骗君主的人。用猛虎来恐吓，用深渊来限制，是用权术胁迫下属的人。上下都用权术而不是真情，所以士人也就有了不喜欢奖赏、不畏惧刑罚的。如果让天下人都变成不喜欢奖赏、不畏惧刑罚，天下就不可治理了。

进言论

陈尔干

有两个人，各自选择一种方法来处世，必定选择他们非常仰慕的那种。后来却无一人不后悔，并且互相羡慕对方的选择。这并不是真的值得后悔或值得仰慕，而是随着改变，后悔和羡慕的情况又会像原来一样。所以选择方法的人，如果不在事情发生之前穷究其根本，很少不被偶然的利害所动摇。古来忠诚勤勉的士人，竭尽精力，披肝沥胆，献出他们的见解。一两个见识浅薄的人往往指出其中的小害来阻挠。侥幸君主听从了我，不久小害出现了，那么阻挠的人就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得意，而君主的心意最终也转移了。人即使非常不贤，也一定不愿意国家荣耀而心怀忧虑，这不是真情。我即使非常亲近那个人，也一定舍弃我祖宗的基业和子孙的打算来顺从他，愚蠢的人不会这样做。于是专门任用贤能的人，自古以来很少见到，而苟且偷安于旦夕之间，最终导致亡国败家的，接连不断。大概天下的事没有不有利害的，在事情发生之前，各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已经进入其中，又震惊于眼前所见。那足以让人生死的药，也就是足以让人死生的药。没有很大的害处，也大多没有济事；在缓急之间，等待药来救命，突然服用也未必不见小害。药入口，生死就决定了，又有谁去冒险呢？如果有医生，曾经多次治好他的疟疾，那么在危急之际也会托付给他了。医生在用药之前，又说起初应当头晕目眩的情形那样，接着才见效的情形如此，那么即使屡次见到小害，也将转而庆幸有再生的机会。一两个见识浅薄的人，也将信服他的话没有差错，而不敢有邪说。所以臣子将要进献重大计策时，有办法事先取得君主的信任，又能够堵住小人的口，那就差不多了。

译那人正以无法救治急症的药方，来滋养他顽固的旧疾。而医生初次施展技艺时，并不承担服药后产生剧烈反应的责难，那么那些阻挠治疗的人，哪里还需要多说什么呢？至于不知道病症所在，姑且为了迎合我的心意而尝试一下，那确实还不如用那些无法救治急症的药方，至少不会加速死亡。而且会让后世的人，惊骇于猛烈的药方绝对不可使用，认为顽固的旧疾绝对不可治愈。可悲啊。

译王阳贡禹论

潘德舆

儒臣的道理，以通晓经义为根本，以进谏争辩为功用。虽然如此，根本之中还有根本。如果心术不正，那么通晓经义和进谏争辩，都成了邪恶奸诈。汉代的王阳和贡禹，年轻时都号称通晓经义，做官后都因进谏争辩而显名。然而王阳的经术和谏疏，足以与董仲舒相匹敌。他劝谏昌邑王时，说应当让贤明的老师在前引导，劝勉诵读在后辅助，上论唐尧虞舜的时代，下及殷商周朝的盛世，考察仁圣的风范，学习治国的道理，欣然奋发而忘记饮食，日日更新自己的德行。这已经成为万世君主的准则了。他劝谏宣帝时，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言论被听从，计策被采纳，然而却没有建立万世的长远策略，推举明主达到三代的兴盛。他们的事务在于限期会集、文书簿籍、断案听讼，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礼义的法度准则可以世代通行，只是设立刑法，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因此欺诈虚伪滋生，刑罚没有止境。唉！三代以后两千多年，名臣众多，未曾听说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周公、召公再生，难道能超过他吗？宣帝认为他迂腐，王阳称病辞职，最终没有被召见，这不足以让王阳遗憾。只遗憾班固见识浅陋，让王阳和贡禹同传，并且说王阳和贡禹的取舍相同。至于贡禹的取舍，难道只是不及王阳吗？王阳是名臣中的冠首，而贡禹却是邪臣中的极端。怎么证明呢？贡禹规劝元帝，言语非常周密，元帝也屈意信任他。然而综括他的要点，不过是劝元帝裁减服饰器物、宫女、马匹、离宫苑囿，罢免采集珠玉金银铸钱的官职，使百姓一心归于农业，儿童七岁征收口钱，二十岁才计算赋税，这些都是节俭朴素的小事，并不能沥血陈情揭露奸凶，使皇帝赫然震怒，振奋阳刚之气，开启阴柔之蔽，获得经义的大道。汉朝灭亡的征兆始于元帝，其危害没有比任用石显、杀害萧望之、排斥刘更生更大的了，而贡禹实际上党附石显，弹劾萧望之和刘更生，他担任三公就是石显推荐的。汉朝的罪人，不是贡禹是谁？凡是做臣子的，必定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作奸犯科、揽权弄权，然后才是小人，那么小人也容易清除。只有那些诵读经术、号称当代雅儒的人，也内心贪恋利禄，攀附私人，不让君主知道贤与不贤的区别，那么小人就盘踞牢固不可去除，国家随之灭亡。所以古人认为拂逆君主容易，攻伐权臣困难。像匡衡、张禹、孔光、杜钦、谷永这些人，暗中庇护王凤、董贤、王莽，勾结朋党，外表假借经术和谏诤，博取君主的重视，都是效法贡禹的故智。唐代权载之作《辨亡论》，极力斥责张禹，对贡禹则宽恕他。不知道两个禹的心术是一样的。都是孔子所说的表面装出仁德而行为违背，鄙夫患得患失的人，乃是儒者的下流，乡原的典型。他们不幸败露，才成为苏威、冯道那样的人；侥幸安居高位，以老寿终，获得世间的清名，死后像贡禹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写史的人，经义不精严，往往以清平之儒臣的标准宽恕他们，难道不荒谬吗？有人怀疑班固在《汉书》刘向、石显传中，颇写贡禹的阴私之事，而在贡禹传中省略了，这是史书中的互见法。不知道这是大节所系，不可以用互见法来隐晦讥讽。况且王阳、贡禹、两龚、鲍宣合传，都是清节纯直的士人，怎么能把贡禹混入其中呢？这就是班固不明大义、失身于权势的原因。我断言贡禹是邪臣中的极端，使他不能与王阳相比，对于做儒臣和史臣的人来说，大概会对人臣的道义感到惊惧，不会蒙蔽自己的本心吧。

宋仁宗戒言官说

姚莹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吕诲说，旧例台谏官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大概是为了广泛采纳意见，来弥补朝廷的缺失。近来内外臣僚，多告发别人的罪行，这既不是他们的职分，实际上也是侵扰官职。更严重的，诋毁斥责平素的缺点，暴露宣扬暧昧的事情，刻薄的态度，逐渐形成风气。请求惩治革除。皇帝下诏告诫上封告发别人罪行，或者议论赦免前的事情，以及言官弹劾小过不关乎政体的人。随后御史中丞赵概也说，近年来，士大夫的议论，多险恶刻薄、竞相浮夸，应当施行告诫敕令。又下诏说，朕乐于与士大夫敦厚德行、阐明道义，以率先天下，而在位者趋向不同，不遵循朕的旨意，有的发表危言、做出诡行，务必用来警示众人、博取声誉，欺骗君主以邀宠，议论政事的官员，搜求抉剔隐微之事，没有忠恕长厚的风气，假托公正，而推究他们的本心，实在是为了结党营私，非常可恶。中书门下，应当选拔端正诚实的士人，明确进用他们到朝廷，察辨矫激巧伪的人，加以罢黜。唉！宋仁宗可以说是仁德了。这是三代以下风俗美好的原因，所以前人称颂汉文帝，后只称颂宋仁宗。权御史中丞王畴又说，国家开广言路，任用台谏官，近年来士大夫中有险恶侥幸的人，挟持自己的爱憎，依仗形势，制造浮言，奔走于台谏之门，鼓动煽动风波之论，幸亏言官得以让上达，推究他们的情由，本来不是公正，只是暗中借权力，取快私意。应当进言的人，大抵务必举职，既然所传的耳目稍有不同，那么怎么敢就无话可说呢？万一有爱憎不中的议论，迷惑扰乱君主的聪明，难道不成为听断的累赘吗？皇帝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我认为王畴的话，切中后世言官的弊端。那些假托公正以结党营私的人且不论，即使有忠爱的君子，而被小人浮说迷惑，因此爱憎不中，轻发公论的，也不可不慎察。

书姚惜抱翰林论后

译请提供需要翻译的古文内容，我将为您进行翻译。

译许宗衡

惜抱先生评论翰林说：翰林是天子身边的侍从之臣，应当拾遗补阙。唐朝初年设立翰林院，各种工匠都进入其中，还是低贱的职位。后来地位越来越尊贵，关系越来越亲近。从唐朝到宋、元、明，官制虽然有沿袭和变革，但御史有弹劾的责任，翰林有撰写文章的职责，大抵都兼有谏诤争辩的任务。这大概是自古以来的惯例。现在的翰林，虽然不都亲近地居住在皇帝左右，但翰林、詹事府的官员班列在科道官之上，本来就是因为他们被视为近臣。拾遗补阙，并不是越权行事。如果只把写文章当作尽职，这就如同百工凭借技艺一样，又与大道有什么关系呢？唉！我许宗衡往来京师三十多年了。编修、检讨，既然不是兼任讲官的人，不能进言；讲读官以上，可以进言了，却又最终不进言。那些在直南斋，以及在讲幄中担任师傅职责的人，都可以备顾问，不能说不亲近。也没有人敢于上疏拾遗补阙而传扬于海内的。偶尔有这样的人，听到的人嘲笑说：这是干什么的？文学侍从，本来就是翰林的职责。而先生却说：君子的职责在于道，小人的职责在于技艺。假使世上的君子，辞赋像相如、邹阳、枚乘，善于叙述史事像太史公、班固，诗歌像李白、杜甫，文章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轼，即使极其精妙，也只是技艺罢了。那么根据先生的话来看，如果不是相如、邹阳、枚乘、太史公、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氏那样的人，他们大概连技艺都称不上，却还说是文学侍从，那就如同百工中低贱的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了。而且无法解释古人所说的“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进谏”的说法。这简直是翰林的佣人罢了。有人说：这固然如此。然而翰林既然以文学为专职，终究不能用谏诤来要求他们。那么翰林应当做什么呢？自从唐人作赋得诗，现在沿袭其制度而特别精工；又据《唐选举志》，取人的方法，第三项是书，指楷书笔法刚劲优美，现在也严格遵守没有丝毫疑惑。这两项足以尽翰林的职责吗？我认为翰林是未来的宰相。气骄则学问不进，道衰则技艺才开始精工。为什么看得起自己这么低呢？何况技艺还没有精工呢。古代的相如、邹阳、枚乘、太史公、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氏，很久不能再见到了。有道的士人即使担任这个官职，难道不想避免成为佣人吗？

书谢御史

吴敏树

谢御史，是我们楚地湘乡的谢芗泉先生。在乾隆末年，宰相和珅掌权，权势嚣张。有一个受宠的奴仆常常乘坐和珅的车子外出，人们躲避他，不敢质问。先生担任御史巡城时遇到了他，大怒，命令士兵把奴仆拉下车来鞭打。奴仆说：“你敢鞭打我？我乘坐我主人的车子，你敢鞭打我？”先生更加大怒，痛打奴仆，于是烧毁了那辆车，说：“这车哪里还配宰相坐呢？”九条大街上的人聚集观看欢呼，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御史啊！”和珅恨他，借其他事情削去他的官籍让他回家。先生文章闻名一时，喜爱山水，于是游历江浙。所到之处，人士争相捧着手杖木屐迎接，饮酒赋诗，名声更高。天下人都传颂称道“烧车谢御史”。和珅被诛杀后，先生恢复官职任部郎，直到去世。到了道光癸巳年，河南裕州知州谢兴峣，因为政绩卓异被推荐入京。裕州是御史的儿子，由翰林改任官职的。引见时，唱报姓名籍贯完毕，皇上问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说京城话呢？”兴峣回答说：“臣父谢振定，历任翰林、御史。臣生长在京城。”皇上忽然醒悟说：“你是烧和珅车子的谢御史的儿子吗？”于是褒奖兴峣的家世，勉励他做好职务。第二天，皇上对阁臣说：“我小时候听说谢御史烧车的事，心里觉得豪壮。昨天见到他的儿子来，非常高兴。”不久，命令提拔兴峣任叙州府知府。当裕州入见时，我们家乡在京师的人士，盛传皇上的话语，认为这是谢氏父子极大的荣耀。又庆幸芗泉先生出生在我们家乡，并以此互相夸耀。我敏树得知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我敏树又记得在京城时，有一个郎官应当推举御史，谈话间，于是举出芗泉先生的事迹。郎官对他说：“芗泉负有学问文章，又当时清议尚且看重，所以去官而名声更高，自身也便利。现在我等人才既不如他，而当时所看重的只有官禄罢了。御史进言事情轻则朋友嘲笑，重则恐怕触犯罪责。一旦失足，谁来看顾呢？况且家口数十人，依靠什么呢？”我没有话可以进言。唉！过去的士风人情，也像现在一样。以裕州今天家世的荣耀，谁不欣羡而愿意有这样的情况？谁知道当芗泉先生罢官时，同朝行辈中一定有相侮笑的、讥毁的、畏惧罪累而不敢附和的。他的家人居住生活一定不如在官时的快乐。而且假使先生官职不罢，他的进取也未可知。一旦遭到斥逐，最终不振作，只有气节在江湖间受重视罢了。那么先生在烧车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考虑不周详的人吗？

书明王少参遗疏后

朱琦

右边是明代王少参疏草遗迹，他的裔孙丰谷抄录一本作为副本。公的同乡于君庆元带着它给我看。前几行断烂不可辨认，我读了很惋惜。公这篇疏共一千多字，其中大的观点认为君主想要识别臣子贤与不贤，没有比完全下达各种章疏，而明确显示赏罚更好的了。这样有功的人受到鼓励，有罪的人感到畏惧。这时宰相正厌恶进言的人，而持有权威福泽出自上层的说法，以

译被奸邪迷惑了皇上。周公极力争辩。认为言官进言而陛下听从，这就是威福由陛下发出。如果误信谗言，认为小臣扰乱皇上的权柄而摒弃他们，那么进言的人将从此停止。以后有大奸恶之人，谁为陛下进言呢？这话说得对啊，可以揭示听信的弊端，而破除君主的迷惑了。周公又曾就倭寇之事陈述十项建议，《明史》附在他父亲恭简公的传记后面，而这道奏疏却没有记载。周公名堂，是金坛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以检讨身份屡次上疏陈述时务，不被采纳，于是请求辞官回家。不久因为大臣推荐，官至福建参政。这道奏疏所说的，是明神宗时期的时事。唉，明朝末年，进言的人纷纷扰扰，务求揭发激烈，士大夫甚至以受廷杖为荣耀，更严重的被贬斥诛杀也不后悔。虽然说是名义重要，也是当时风气习俗，逐渐熏陶造成的。苏东坡说，在弹劾积威之后，庸人也可以奋发昂扬；在风采消沉萎靡之余，豪杰也不能振作起来。所以同样的言论，在弹劾积威之时说，人人能做到，虽然激烈如周公这道奏疏，史书却不记载；等到风采消沉萎靡，举世无人进言，而有进言的人，世人且惊叹认为是盛事了。士人固然不急于求名，最终他们显达或隐晦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时势吗？这就是我读周公这道奏疏而感叹的原因。

译明吕新吾先生《明职篇》序

潘世恩

《周礼》太宰用八法来治理官府。第二条是官职，用来辨别国家的治理。明确官员的职责，审慎地审查他们的职守。职守重大就难以胜任。职守繁杂就难以理清。职守轻简，就又容易玩忽懈怠。超越职守就是侵夺官权。职守不办就是旷废官职。自古以来，即使是辅佐国政如伊尹、吕尚，执法如皋陶、苏颂，带兵如廉颇、李牧，治理百姓如龚遂、召父，推究其实也不过是尽职罢了。即使是地位低贱的舆台、愚蠢盲瞽之人，如果能够尽到自己的职守，那么即使职位微小也有功劳。否则，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位，却仍然纷乱废弛，对大局有什么微小的补益呢？有的人或许倚仗自己心地慈惠，品行端正，自身廉洁，就说：“我对朝廷没有辜负。”唉，朝廷考核官吏难道果真只是这样吗？还是另有托付而考核他们的功劳呢？明代大儒吕新吾先生躬行笃实，以理学为本而通达政事。他所著的《实政录》中，有《明职》若干篇，是他任山西巡抚时训诫僚属的文章。明白畅达而不失之迂腐，切直而不流于激切，确实是居官的秘钥，从政的良模。我在退朝用餐的闲暇，删繁就简，付之刻印。大概是希望初入仕途的人每家都置备一本，早晚省视阅览，以便不毁损他们的职守罢了。

覆奏微渐愈勉力办公片

陶澍

再，臣在九月二十四日，接到廷寄，奉到上谕一道。又于本日奉到批折，因臣感患微疾，上烦慈注，谕令安心加意调理，并奉谕江苏事务繁重，或有掣肘作难之事，不妨据实陈奏，断不可遽思引疾，有负委任等因。捧诵之下，不胜感激涕零。伏思臣渥蒙皇上特达之知，年方四十九，精力未衰，正宜竭力图报。只因为上年大病之后，适值事务繁杂，失于调养，以致偶感仍发。乃荷圣主曲体入微，恩同大造。臣何人斯，膺兹笃眷。自念受恩之深，此身不敢为臣有；亦惟受恩之深，此身不敢不为臣有。现在力疾办公，一面服药调治，潮热已退，头目渐清，惟有腰腿未愈。医生说是积湿受风，深入腠理，尚须由渐疏解，加以补剂，可冀徐瘳。勉图驽策，断不敢稍萌诿卸，致负鸿慈。至于湖河各有专司，一切勘估工程，开闭闸坝，及员弁姓名履历，并不知会臣衙门，无由深悉。本年淮扬水灾，咸言百数十年所未有，被淹甚久，颗粒无收。因思河工虽非臣职，一经决裂，其害即归于地方。若河工一日不安，即地方一日不靖。不敢避越俎之嫌，每有见闻，辄据所知，札商督臣河臣，彼此意见多同。现在王营减坝开后，黄水已落，清水不患不消，但须早蓄，而河流既断，尤须挑穵深通，免致积淤未净，将来又形倒灌。海州、安东、沭阳各属，虽有损伤，若今腊明正能将减坝克期堵合，当可无误春耕。至于灾民前因水深无住，纷纷逃避，经臣饬属设厂分养，均属安静。日内当即汇案恳恩蠲赈。而漕务为东南一大事，军船回空，已入苏境，尤须整顿章程早为备办，以速河运，仰副宸廑。

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疏 咸丰六年

曾国藩

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蹶，终恐贻误，吁恳在籍守制，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谬厕戎行，与闻军事，仰蒙圣慈垂注，帱载恩深，凡有奏请，多蒙俞允，即有过失，常荷宥原。遭逢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陈于圣主之前。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拔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实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地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臣未奉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国家定制

译各省文武官员升降黜陟的权力，责成总督、巡抚掌管。沿袭日久，积威渐深。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员的荣辱进退。州县敬畏督抚，大概是出于势所迫不得已。他们奉承迎合督抚的心意，常常揣测督抚心中未曾言明的想法。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发生交涉。文武僚属，大抵把臣当作客人，把直属上司当作主人。宾主既已区别对待，呼应自然难以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完全依赖地方官谋划了。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哪一项不经过州县之手？有时臣军营抽厘的地方，州县故意阻挠；有时臣军营已经捐过款的户，州县又另行逼迫勒索。想听任不管，则深虑事势阻碍；想惩治他们，则恐与上级大吏发生冲突。钱粮漕运一事，百姓平时本就苦于浮收，近年又处于长期困顿之后。自从甲寅年冬天，两路悍贼窜入江西，到处劫掠，民不聊生。现在想在尚未收复的州县征收钱粮漕运，劝谕捐输，就必须有精锐部队屯驻，以保护百姓的室家。而又或者选择良吏以体恤百姓疾苦，或者扩大学额以振奋士气，或者永久减免以往的浮收，或者奏请豁免一年的正税。使百姓在前受惠，在后得福，或许多次捐输而不怨恨，竭尽脂膏奉公而不以为苦。然而这几项，都是巡抚的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对于劝捐扰民之事，是职分内可以做的；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等事务，则不敢越俎代谋。纵然想发布一道恺恻详明的告示，以警戒官场邪气而安慰百姓期望，但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究难以信服。这是办事艰难的一个方面。

译臣帮办团练之初，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其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臣剿贼出境，湖南抚臣咨送木印一颗，其文曰：“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九江战败之后，五年正月，换刻“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季闲缺补授，又换刻“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只、肃清江面等谕旨，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界时有讥议。有人说臣是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说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有人说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头叹息，只求把事情办成，虽受侮辱也不推辞。至今岁月太久，关防更换太多，往往被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在芷江县受刑辱，出示臣的印札而不被相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在长汀县被羁押，也出示臣的印札而不被相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专门发函急询臣印不符的缘故，甚至捐生领取臣处的实收，每被州县猜疑，加以审讯，或认为不足为据，而勒令继续捐输。现在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误愈多，凭信愈难。臣驻扎的省份，军营驻地不定，间有部颁紧要公文，也不直接交给臣营。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的确切消息。此外文员的凭证、武官的札付，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在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则势有所不能，这又是办事艰难的一个方面。以上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于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微臣讲求颇熟，不敢逾越界限。今楚军断无覆败之患，省城亦无意外之虞，臣赴江西，无所容其规避。特以所陈三端，艰难情形既如此，而夺情两次，得罪名教又如彼，这是宛转萦思，不得不泣陈于圣主之前。臣冒昧之见，如果贼势猖狂，江西危迫，臣当专折驰奏，请赴军营，以明不敢避难之义。若犹是目下平安状况，则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多守数月，尽数月之心；多守一年，尽一年之心。出自圣主逾格鸿慈，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恳辞加恩片 同治元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再密陈者，现在金陵未复，寇势方张，军事反复无常，正恐利时少而钝时多。臣忝任重任，日夜忧惶。除浙江已陷、苗练已叛，难遽补救外，即上而皖南、江西，下而镇江、上海，亦俱有岌岌可危之势。臣分内的事情，尚未知成败如何。乃自去秋以来，迭荷鸿恩，臣既蒙赏加太子少保衔，又蒙饬谕节制四省，兹又拜协办之命。臣弟国荃，既蒙赏穿黄马褂，又蒙赏头品顶戴，兹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门之内，数月之间，异数殊恩，有加无已。感激之余，继以悚惶。诚恐军事一旦疏失，即加倍谴责，犹有余咎。臣本拟恭疏辞谢，以除授参政大典，料难收回成命；又甫经两次辞节制四省之权，不敢更疏渎辞，近于矫情而钓誉。惴栗彷徨，不知所措。理合据实陈明，恳求皇上念军事之靡定，鉴愚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于臣家，是即所以保全微臣之功名，而永戴圣主之恩眷矣。又前此迭奉谕旨，饬臣保荐江苏、安徽巡抚，顷复蒙垂询闽省督抚，饬臣保举大员，开列请简。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如臣愚陋，岂敢干预。嗣后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随时恭疏入告，仰副圣主旁求之意。但泛论人才以备采择则可以，指明某缺径请迁除则不可。不特臣一人如此，凡为督抚者，皆不宜指缺保荐督抚。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在圣主虚衷访问，但求投艰而遗大，不惜舍己而从人。惟风气一开，流弊甚长，辨之不可不早，宜预防外

译这是重视内部、轻视外部的开端，同时也杜绝了杜植等人私结党羽的苗头。那些有职务可以赴任的督抚，不允许拖延时间不到任，也不允许由其他地方上奏请求留任。这样大概能使纲纪更加严肃，朝廷的尊严更加崇高。这样做是否妥当，我恭敬地一并秘密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译请求训诫责备枢臣的奏疏 光绪四年

监察御史何金寿

近来因为灾荒不下雨，皇太后、皇上下诏自责，哀痛恳切，稍有良心的人，读后都为之感动哭泣。然而臣私下思考，皇上年幼，两宫太后听政，虽然权衡决断出自上意，但辅佐赞成的责任在于枢臣。凡是用人行政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商议后才能施行。枢臣说可以，圣旨就认为可以；枢臣说不可以，圣旨就认为不可以。大概如今的朝政，确实没有不是从政府出来的。去年山西、河南固然属于大灾，其余水旱风蝗灾害，受灾的将近十个省份，总归是因为官员没有好的政事，以致上天降下奇灾。等到成为灾害之后，地方官吏隐瞒灾情而养祸患，中央部臣囤积财物而祸害百姓。试问内外各位官员的升降去留，枢臣难道没有在其中援引保护吗？能完全推卸给皇太后吗？考察以往的朝代，遇到大灾就策免三公，三公也自己请求罢免斥退。如今新疆平定，枢臣受到赏赐；内地省份受灾，枢臣却独自不受惩罚。而且坐视宫廷下诏罪己，尚且不引咎自陈，请求给予处分，又不曾在拟定圣旨时，恳请严厉责备。把灾害推给上天，把过错推给皇上，于心何忍呢？我私下认为枢臣也并非一定有心误国，只是外表虽然勤勉尽职，内心缺少忠诚。各省的收成，丰收就听任它丰收，荒歉就听任它荒歉；各省的人民，活着就听任他们活着，死了就听任他们死去；各省的地方官吏，贤能就听任他们贤能，不贤能就听任他们不贤能；下达的诏令，奉行就听任他们奉行，违背就听任他们违背；部臣的议奏，批准就听任他们批准，驳回就听任他们驳回。不知痛痒，委诸自然，时局的败坏，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山西死亡过半，骨肉相食，劈开尸骨来烧火做饭；河南市场上贩卖人肉，行旅断绝，盗贼蠢动；京城附近赤地数百里，饿死的人相望，流民数万，哄集京师，在皇帝车驾之下，奸民乘乱结队抢夺财物，此后怎么堪设想。万一饥民聚集成为明末那样的流贼，不仅是枢臣等人谋国不忠，就是为自己谋划也是拙劣的。恳请训谕枢臣，责备他们忘记私利、忘记家庭，认真改过，或许可以上达天心。不然，虽然宫廷万分焦劳刻责，而臣下懈怠如故，那么感动上天恐怕没有期限了。

与朱干臣的信

管同

分别三年，思念之情不可胜数。近来听说阁下晋升为郎中，执法秉公，无所屈服，非常欣慰，非常欣慰。而从道路上听到，有人说将要得到御史职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深深地为阁下看重。大概古代谏诤没有专门的官员，从公卿到平民都可以谏诤。后来才专门设立谏官，而百官中敢于言事的人，还不禁止。如今百官不再言事，而弹劾谏争的责任，一概归于给事中和御史。既然任职已经专门，那么责任就愈重；既然责任已经重，就应当知道大小之分、轻重之序。必须确实关系到治乱安危，确实为国家计民生所系托的，举出来陈述，才开始算是尽到自己的官职，而不辜负朝廷任使的意思。至于细枝末节地列举利害，不及大体，虽然后来的台谏习以为常了，但恐怕不是贤者所应该做的。阁下刚毅抗直，练达世务，在部中已经卓卓有本末。既然如此，如果担任台谏，必定大有异于今人。虽然如此，天下之事，不可枚举，说了而不可行，如同不说；行了而无补于天下国家之事，如同不行。阁下处于如今的形势，如果担任台谏，将凭什么言事？我听说，世事的颓败由于吏治，吏治的败坏根源于士风，士风的衰败起于不知教化。然而教化这个词，不是空文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意思。以自身训导人叫做教，以自身率领人叫做化。我的同乡私下作了一篇《议俗》，认为当今的风气，败坏于喜好阿谀和嗜利。想要人不嗜利，那么不如关闭言利的门；想要人不喜好阿谀，那么不如打开谏争的路。天下之事，哪里只限于此，但必须先举这两端，然后人才勃兴，而法度可以逐渐讲求。只是不知道他的话是否恰当罢了。如今寄上，只供采择。有人说管子的话接近了，然而《议俗》的说法，对君主要求苛刻，使听的人拿着你的话而得祸，那怎么办？这话，我私下认为悖谬了。古代直言得祸的人，都是他们遇到君主不明，而所遭遇有不幸。当今天子仁恕恭俭，敬天爱民，即使是草野之士，未曾亲眼瞻仰日月的余光，却不知道圣上的品质。然而近来伏读官箴，已经窥见九重宫中励精图治的意思了。而对御史的箴言，确实说“敢谏不阿，忠贞常矢”。那么如今求取言论，比起悬挂鼗鼓、设置铎铃还可以。而议论的人细枝末节地列举利害不及大体，这是天子想要人言，而谏官哑巴不言罢了。反而认为言事恐怕得祸，岂不是诬蔑吗？没有求利的想法，没有好名的见解，以至诚为本，以恺切陈说，以至正持守，以和平表达，即使是中等君主，还能听受，何况圣君呢。确实担心得祸，那么又有办法处置。孟子说：“辞让尊位，居于卑位。”又说：“有言责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的言论就离去。”

译担心事情困难而不担任这个职位是可以的。担任了这个职位却稍微荒废了职责，那就非常不可取了。我与阁下相互投合，情谊深厚。虽然年龄和德行相差悬殊，但也接近于朋友之间应当互相劝勉向善的关系了。因此敢于发表这些狂放之言，毫无忌讳。恳请您留意并反省审视，若能如此，我将感激不尽。

译与徐廉峰书

潘德舆

自初一以来，因牙病未能与您相见。忽然听说您遭到吏部的非议，我惊惧不已。然而听说您敢于进言，又暗自高兴平日选择朋友没有错。昨天去您家拜访，没遇到您就回来了，心中郁结未解。今天熟睡醒来，听到同宿舍的学生诵读邸报，得知您蒙受皇恩，重新回到翰林院任职，我跃然起身，喜形于色，腹中的郁结豁然消散，如同层层冰在水面上融化，积云在天空中散开，清明和煦，光辉明朗，无法用言语形容，连牙病也忘记了。

接着我又想，我所高兴的，并非只是您个人的私事。您进入御史台十多天，就奋起发表议论，这是可喜的第一点。您以被降职的官员身份，承受优厚的恩泽，回到清贵显要的职位，保持文学的荣耀，这是可喜的第二点。虽然如此，喜悦还未达到最大。您刚遭谴怒，天威忽然开霁，让您重新位列侍从，即使像我德舆这样卑贱的人，尚且为您感激君恩，想舞想哭，那么您必定更加感激流涕，超过我十倍。从此以后，您竭尽思虑、全力以赴，向上报答国家的，也必定超过现在十倍。虽然您现在所主管的，不过是文雅翰墨之事，但未来的日子没有穷尽，未来的报答也没有穷尽。您的德行、功业、功名，经过这番锤炼，更加坚贞硕大，而世间的事情，从您那里获得成效的，必定无穷无尽。

但这还不够。所谓真正可喜的，是您刚因言论牵涉吏议，被削去三级官阶，而天子却说：“考虑到言官是从宽减等处罚。”伟大的圣言啊，这是天下的福气，百姓的利益，万世的庆幸。为什么呢？言官的言论，不能全都恰当。亲眼看到您的言论，一旦不合圣意，就降职与卑官同列，那么从此以后沉默的人必定多了。亲眼看到您的言论，已经不合圣意，还委曲保全，使您不失去往日清切之地和职位，这是圣天子重视言官以辅助圣明，德行盛大，气量宏大到了这种地步。这是圣天子咨询国是，深切挂念民生，培养敢言之风气到了这种地步。从此以后，敢说话的人必定多了。如果言官遭遇如此还不敢说话，那是言官辜负朝廷，并非朝廷轻视言官，各位言官必定不会这样。言官的言论确实不能全都恰当，但即使不全恰当，圣天子必定让敢言的人多起来，那么恰当的言论必定会出现，而天下受益的人必定众多。即使是一人一事，其关系又是多么重大啊！

德舆是江南一个穷书生，在京师的人海中，像浮萍一样细小。然而这小小的心意，也是天下人的心意。所以欣然写在纸上。牙病稍好，仍当去您那里畅谈。不一一详述。

与汤海秋书

左宗植

分别多年，才得以相聚一次。〇从春到夏，从早到晚。分别后思念之情，想必您也相同。您才华高超，英气勃发，足以压倒当时的众多英才。因为上书言事，仍被贬到户部任职，当时的流俗之人，颇为惋惜。或者嫉妒之人，却以此为快。即使海秋自己说，有什么“袖手版共赋归去来”的话。我听到后，独自笑着祝贺，认为这是圣主造就人才的深意，是海秋遭遇的极盛之时。

假如海秋凭借他的英情壮志，趾高气扬，即使一日千里，不曾差跌，也不过是京城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让长安的小儿，在路边称羡。转眼之间，不到百年，我看到赫赫有名的海秋，不过是浮邱间的一丸粪土罢了。岂不大可痛惜吗？自古豪杰不常出现，怀抱奇伟之士，那些蓄积道德、擅长文章而千古不朽的人，往往必定出于压抑挫折之后。并非奇士必定期望压抑挫折，而是说没有压抑挫折的遭遇，不足以收敛其驰骋超越的情志，而激发其感慨奋发的意气，从而进入道德文章的领域，成就其千古不朽的才学。我哪里知道压抑挫折我的人，不是对我大有造就的人呢？为何郁郁不得志，而受流俗人的意识所牵扰呢？

收到您的信以来，我很喜爱贾谊、陆贽、苏轼的才华，认为自圣贤孔孟之外，论文章和实用，没有人能超过他们。然而这三位，有的得遇，有的不得遇，有的开始得遇最终不得遇，他们在道德文章方面，各有千古准则，这一点是一样的。海秋自视身处汉文帝的时代，深谋远虑，谁比得上贾生？身处德宗的朝廷，经纬密勿，论思献纳，谁比得上陆贽？身处元佑之时，文章谏争，谁比得上苏轼？况且贾谊被贬长沙，陆贽被贬忠州，苏轼被贬儋耳，与海秋今日之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职任，是人臣侍奉君主的大分；予夺，是帝王磨砺人才的大柄。所以有时知道某人的才华而急切任用他，以表彰其当官的政绩；有时知道某人的才华而骤然任用反而有害，就暂时压抑他，以等待他日之用。君主主宰万物，自有深意微旨，不是臣下所能窥测的，固然不能因尺许的得到而喜，因寸许的失去而忧。

现在天子因海秋言事而发怒，剥夺御史之职，罢免章京之任，又好像不想立刻抛弃我的海秋，仍然授予户部正郎之职。圣主造就人才之意，确实不可测知。作为海秋，正应当痛自磨砺，仰答高厚的恩德。京城之地，人士众多，足以供讲习贯通；又富有图籍，朝购夕集。以海秋的地位，与海秋的年龄且才

译在刚刚经历挫折之后，日常事务变得简略。我将往日那些雕琢辞藻、追求浮华喧嚣、争强好胜的气习，彻底抛弃，转而收敛声气，务求务实。借此上溯下究古今，深入探究治乱兴衰的原因，以及国家政治得失的重大问题。进则可以在朝廷之上谋划策略，在军帐之中开启赞襄；退则能发扬其议论，著成文章，以此寄托于立德立功的行列。我哪里能预测海秋最终能达到怎样的境界呢？如果议论政事一旦不被采纳，就颓然失意，忧愁抑郁，不能自我振作，表现出高傲牢骚、折损青春年华的样子，那是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所做的事，不是我期望海秋所为的。南归后很久没有得到京城的消息，故人在天涯尽头，我深深担心海秋因为稍不如意，就阻碍了他远大的事业，而不能自我回归到古人的境界。所以反复举例论述，陈述我的一点心意，希望海秋能醒悟并听从。这里只有荒山怪石，极少有文人雅士，我每日只从厨房旁取出经史书籍万余卷，堆满案头，如同春蚕吃桑叶一样，独自埋头研读罢了。最近写了一篇《肥国论》，附上呈给您阅览，恳请指教。

译回复严渭春方伯的信

胡林翼

回信恳请集思广益，以图补救。夜深久久不能入睡，近日尤其严重。

皇上和父亲的危难，听到变故已经一个月了。奔赴问安、恪守官职的道义，臣子的职责尚有亏欠；边疆战事牵制，按兵未动。此心惭愧愤恨，无以自立。进言的关键，以真诚恻隐、条理分明为上，不可慷慨激昂，以致违背纯厚笃实的道义。人情在患难之际，朋友间刚直责善，引绳批根，君子尚且可能非议，何况是皇上和父亲的危难，怎忍心放言高论呢？《明夷》卦艰贞的节操，《鸱鸮》诗哀悱的词句，古人处变，可为师法。异族逼近都城，明年以后，更多反复不定。太王迁往岐山，娄敬入关的建议，也是时势所必然。只是认为仅改变一种方法、换一个地方，就能长久安定如磐石般稳固，鄙人尚未深信。兄长血诚肝胆，忧国至切，敢以此质询于你。

回复黄恕皆侍郎的信

曾国藩

承蒙来信，述及佩蘅兄的话，说敝处尽可施展，不要被人言所扰乱。仰承关怀垂问，感激不尽。私下观察古来的臣道，凡是臣工都可以匡扶君主德行，直言极谏；只有将帅不可以直言极谏，因为这接近于鬻拳的行为。凡是臣工都可以弹劾权奸，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只有将帅不可以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因为这接近于王敦的行为。凡是臣工都可以一意孤行，不顾人言；只有将帅不可以不顾人言，因为这接近于诸葛恪的行为。掌握兵权的人触犯这三条忌讳，大抵都会对国家凶险、对家庭有害。所以弟弟自从庚申年愧领兵符以来，日夜恭敬恐惧，最畏惧人言，完全不是往年直情径行的旧态。近来有朱、卢、穆等人交章弹劾，那些尚未奉旨发阅的，又不知有多少。尤其觉得梦魂惊惧，害怕遭受不测的罪责。大概公论的是非，朝廷的赏罚，惯例都随着人言而转移。虽然内心不完全被其扰乱，但也未敢忽视。

和论

龙启瑞

“和”，是古代圣王慎重选择而使用的。古代所说的“和”，是众多贤人谋划一件事而没有违背；世俗所说的“和”，是合并贤与不贤的人，使他们同归于一致。古代所说的“和”，是真理明显而人不能挟私相害；世俗所说的“和”，是是非混淆而责成他们必须顺从。如果混淆贤与不贤，统一是与非，而天下的人，就能平其心，柔其气，相率归于和，那还可以。贤者与不贤者相处，那么贤者的气势不相下，而不贤者也必定不相容。即使不贤者能隐忍以求合，而贤者决不会苟同以邀取名誉。这是强行求和，而恰恰导致不和。现在要让君子与小人共同谋划一件事，君子为义，小人则为利；又让君子与小人共同讲求一种学问，君子为己，小人则为名。义与为己的是对的，利与为名的则是错的。是非产生于人心之同然，就像五色中有黑白，五臭中有香臭一样。现在把黑白混为一色，把香臭放在一个容器中，说我只取其和而已，有不为之闭目不看、掩鼻而逃的吗？况且君子对于天下，也只是希望事情有成罢了。假使贤与不贤并处，是与非并行，甚至不贤凌驾于贤之上，错的超过对的，再严重的话，就把贤当作不贤，而不贤反为贤，对的当作错的，而错的反而为对。于是所谋划的必定成功，所行的必定恰当，推广到四海都准确，施行于万事都安定，那么贤者也会姑且忍耐以求济事。而古代的圣贤，还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有利，有所不为；我没听说过委屈自己而端正别人的。圣贤的话，其不和也太严重了。难道不认为这样直道才能取信于天下，上合乎天理，下顺乎人心，刑罚赏赐适中而政教修明，礼乐兴盛而大化流行。反之，那么即使是跬步之行，一日之居，都不可得。然而廉颇、蔺相如、李光弼、郭子仪的事怎么样呢？回答说：这是私仇，不是公义。私仇不可不和，不和则寻找衅隙，而废国家之大计，这是不忠。公义不得强和，强和则徇人失己，而终不能有益于事。况且难道没听说古代有人上殿争如虎，而下堂不失和气吗？他们所遇到的都是贤人，所执着的或许有对有错，而尚且不阿意曲从，博取和衷共济的美名，而不隐瞒自己的争辩如此。如果遇到一个与自己不同类的人，将在庭前斥责他、当面唾弃他还恐怕不够呢。而说可以依阿淟涊像谐臣媚子那样做吗？古代有孔光、张禹这样的人，知道王莽、董贤乱国，而委蛇其身，与之从事。他们都有醇谨的品行，诚实的资质，对于古代所说的同寅协恭，大概能优为之。他们容身自全，疑若可酿休祥而迎善气。五代时冯道效法他们，遂以其身事数姓而莫之恤。推究其所至，他们也是务为和而过者罢了。最终见效如此，后世的君主还怎么取用和臣而用之呢？所以古代善用其和的，没有比得上蔺相如、郭子仪的，而尤其善的没有比得上刘安世的。最不善的没有比得上张禹、孔光的。其最不堪的没有比得上冯道的。

译本来不值得议论。禹光所做的事，也是世上君子所讥笑的，认为他不配列入人类之中了。而其根源都是由贤与不肖、是与非的混淆开始的。既然如此，那么任用和氏璧（或指和氏这类人才）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