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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皇朝经世文续编四

卷一 学术一圣学

史藏 · 经世文编 · 已译 · 第 28–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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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谨按。好生恶杀。仁也。授贤替不肖。知也。德若天地。德之盛也。化若四时。化之神也。仁知全故德盛。德盛故化神。而其究一归于好生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能充是心而已矣。

译臣谨按: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是仁德;任用贤才、罢黜不肖,是智慧。恩德像天地一样广博,这是德行的盛大;教化像四季一样运行,这是教化的神妙。因为仁德与智慧完备,所以德行盛大;因为德行盛大,所以教化神妙。而其最终归结于爱惜生命这一点,是因为有了不忍心伤害他人的内心,才会有不忍心伤害他人的政治。君子践行仁德足以领导百姓,只需扩充这种本心罢了。

大禹悬钟鼓磬铎鼗。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诲寡人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击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

 臣谨按。此犹帝尧置鼓立木之意。而条件益多。延访益切。要之古帝王。一皆本忧勤惕厉之心。宏集思广益之量。虚以受天下之。而修益加修。实以殚宥密之功。而圣不自圣。此治之所以隆万古。而为后世人君所当法欤。

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臣谨按。禹谓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者。责己之辞也。书曰。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古人君痌瘝在抱。一夫不得其所。辄引以自疚。传所云。禹汤罪己其兴勃焉者。此之谓也。

 臣又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大禹之痛。正此意也。人君时体此意。则满腔恻隐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以之承天眷而感人心不难矣。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臣谨按。酒以成礼。弗继以淫。陈敬仲之辞夜饮。君子义之。则是酒之用有节。沈湎焉则溺矣。况过饮则食息违节。既虑伤身。喜怒乖常。尤防乱性。其患不可胜言。酒诰抑戒。所以反复痛切言之也。如大禹之疏仪狄。尤为力谨其始。而防之者预矣。孟子以禹恶旨酒与好言并举。以着为大法大戒。有以也夫。

成汤出。见网于野者。张其四面而祝之。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入吾网。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一时归商者三十六国。

 臣谨按。汤之德及禽兽。必其先及于百姓可知。故天下归之。仁之为道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所施固有次第。而其要则本于君身。诗所谓睢麟之化。推本文德者是也。

汤时岁久大旱。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

 臣谨按。桑林之祷。天人感应如此其捷者。诚故也。使于所责六事。未能切省诸宵旰。而力体诸躬行。天心之应。未必如此其速也。至于不应。而遂谓天与人远。抑误矣。汤之后。大戊修德。而桑谷不为妖。周宣忧旱。侧身修行。而卒致中兴。乃知积诚可以弭祸。自古有征也。人主欲承天眷。其必极天戒欤。

 臣又按。汤以六事自责。乃畏天省己之心也。汉公孙宏对策。乃以汤之旱为桀之余烈。佞谀之蛊惑君心。使忽天戒。每若此。不可不察。

周姜后贤而有德。王尝早卧而晏起。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成中兴之业焉。

 臣谨按。姜后脱簪之谏。固云贤矣。而宣王能纳之。则是奋发其大有为之志。而不留于逸欲。可不为明且果乎。干象曰。天行健。人君惟法天之健。故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决于改过。小人不能移。阴柔不能奸矣。可不务哉。

 臣又按。古者后妃夫人。进御皆有节度。昧旦女史奏鸡呜之诗。夫人鸣佩玉于房中。起而退。以礼自防。不淫于色。故能内消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然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于动静。尤在端本于君身。故关睢樛木之化。首启二南。说诗者必归美于文德。然则人主动静起居。其所关者大矣。曷其奈何弗慎。

汉高帝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

 臣谨按。用人者恒有余。自用者恒不足。汉高帝有知人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能驾驭一时之雄杰。而智者为之谋。勇者尽其力也。

汉文帝每

译大禹悬挂钟、鼓、磬、铎、鼗等乐器,用来等待四方来士。他说:“教导我治国大道的人,就击鼓;用道义教诲我的人,就击钟;向我报告事务的人,就击铎;向我诉说忧患的人,就击磬;有诉讼案件的人,就摇动鼗。”

臣谨按:这如同帝尧设置鼓、树立木牌的意思,但条件更加繁多,延揽访求更加急切。总之,古代帝王,全都本着忧劳勤勉、警惕戒惧之心,拥有集思广益的宏大胸襟,虚心接受天下的意见,从而使德行更加完善;切实致力于宽厚隐密之功,而不自认为圣明。这就是治理之所以能隆盛万古,并成为后世君主应当效法的原因吧。

大禹巡视各地,看见囚犯,便下车哭泣并询问他。身边的人说:“囚犯不顺应正道,君王为何如此痛惜他?”大禹说:“尧舜时代的人,都以尧舜的心为自己的心。我身为君主,百姓却各自以自己的心为自己的心,因此我痛惜他。”

臣谨按:禹说“我身为君主,百姓却各自以自己的心为自己的心”,这是责备自己的言辞。《尚书》说:“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这是我的罪过。”古代君主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引咎自责。传中所说“禹、汤责备自己,所以兴盛迅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臣又按: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了解了实情,就应哀怜同情而不该高兴。”大禹的痛惜,正是这个意思。君主时常体会这种心意,那么满腔的恻隐之心就会贯穿于用人行政之间,以此来承受上天的眷顾并感动人心就不难了。

仪狄造酒,大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了仪狄,断绝了美酒,说:“后世一定有因为酒而亡国的。”

臣谨按:酒用来成就礼仪,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淫乱。陈敬仲辞谢夜间饮酒,君子认为合乎道义,这说明酒的使用要有节制,沉溺其中就会陷落。何况过度饮酒就会违背饮食作息的节律,既担心伤害身体,又使喜怒失常,尤其要防止扰乱心性。其祸患不可胜数。《酒诰》抑制戒止,所以反复痛切地告诫。像大禹疏远仪狄,更是极力谨慎于开端,而预先加以防范。孟子将禹厌恶美酒与喜好善言并举,以彰显为大法大戒,是有原因的。

成汤外出,看见在野外张网的人,将网四面张开并祝祷说:“从上下四方,都进入我的网中。”成汤说:“唉,太尽绝了。”于是解开网的三面,并更改祝祷词说:“想向左,就向左;想向右,就向右;想向上,就向上;想向下,就向下。不听从命令的,才进入我的网中。”汉水以南的诸侯听说后,说:“成汤的恩德达到了极点,甚至惠及禽兽。”当时归附商朝的有三十六个国家。

臣谨按:成汤的恩德惠及禽兽,必定是先惠及百姓才可以知道,所以天下归附他。仁爱的道理,是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其施行的固然有次第,而其关键则根本于君主自身。《诗经》所说的“睢鸠、麒麟的教化”,推究其本源在于文德,就是这个意思。

成汤时年久大旱,在桑林野外祈祷,以六件事自责,说:“政令不节制吗?百姓失去职事吗?宫室过于高大吗?女宠干政盛行吗?贿赂通行吗?谗佞之人昌盛吗?”话还没说完,大雨就下了方圆数千里。

臣谨按:桑林祈祷,天人感应如此迅速,是因为真诚。如果在所自责的六件事上,不能在早晚深切反省,并切实体现在自身行为上,上天的回应未必如此迅速。至于不应验,就认为天与人疏远,这也是错误的。成汤之后,大戊修德,桑林中的谷树不再成为妖异;周宣王担忧旱灾,端正自身修行,最终导致中兴。由此可知,积累诚意可以消除祸患,自古以来就有证据。君主想要承受上天的眷顾,难道不一定要极力警惕上天的告诫吗?

臣又按:成汤以六件事自责,是敬畏上天、反省自己的心意。汉代公孙弘应对策问,却将成汤时的旱灾归咎于夏桀的余烈,这种奸佞阿谀蛊惑君心,使君主忽视上天的告诫,常常如此,不可不察。

周朝的姜后贤良而有德行。周宣王曾经早睡晚起,姜后便摘下簪珥,在永巷等待治罪,让她的傅母向宣王传话说:“我没有才能,致使君王失礼而晚朝,敢请治罪。”宣王说:“我没有德行,实在是自己产生了过错,不是夫人的罪过。”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晚退,成就了中兴的功业。

臣谨按:姜后摘簪劝谏,固然可以说是贤良了。而宣王能够采纳,则是奋发其大有作为的志向,而不滞留于安逸欲望,不能不说是明智且果断吗?《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主只有效法天的刚健,所以勇于增进德行,努力践行道义,明于见识,决于改过。小人不能动摇,阴柔不能侵扰。可以不致力于此吗?

臣又按:古代后妃夫人,进御都有节度。天刚亮时,女史奏响《鸡鸣》之诗,夫人在房中鸣响佩玉,起身退下,以礼法自我防范,不沉溺于美色。所以能够内在消除安逸欲望,以成就君主勤政的美德。然而情欲的感触,没有介入容止仪态;宴乐私情的意念,不显露于动静举止。这尤其在于端正根本于君主自身。所以《关雎》《樛木》的教化,首先开启二南,解说《诗经》的人必定归美于文德。那么君主动静起居,所关系的是重大的。怎么能不谨慎呢?

汉高帝说:“在帷幄之中谋划策略,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断绝,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

臣谨按:善于用人的人常常有余力,自恃己能的人常常不足。汉高帝有知人之明,又不难委屈自己,所以能驾驭一时的雄杰,而智者为他出谋划策,勇者为他竭尽全力。

汉文帝每次

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尝不称。

译上朝时,郎官和随从官员上书进言,皇帝没有不停下御车听取他们言论的。如果言论不可采纳,就搁置一旁;如果言论可以采纳,就加以采用。没有不称赞他们的。

臣谨按。人君之德。莫大于听言。文帝虚怀听纳如此。虽大舜之明目达聪。成汤之从谏弗咈。何多让焉。贾山云。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诚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士犹恐惧而不敢尽。而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文帝殆深知此意哉。

文帝时。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谨按。文帝富有四海。当承平无事之时。财用有余。百金之微。犹不肯轻费如此。况国家艰难之会。尤宜兢业自持。爱惜物力。为人君者。诚能思祖宗创业之艰。夙夜祗惧。唯恐失之。亦何至开奢侈之渐。而有过举哉。

文帝时。有以千里马献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此马。独先安之。下诏不受。

 臣谨按。文帝渊然静默。马且不受。则其它珠玉玩好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

汉宣帝尝谓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臣谨按。官久任则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则官不淹滞。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法也。后来仕途日宽。额数日增。升转之期。计日可俟。席不暇暖。辄已他迁。视其官如传舍。视百姓如路人。其何以治天下哉。

汉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子求郎。帝不许。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臣谨按。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非可徇情滥授也。明帝不许馆陶之请。深得重民生惜名器之意。史称当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有由然哉。

唐太宗曰。人主一心。攻之者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无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臣之瞻仰。兢兢业业。恐犹不合天心。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郅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矣。

 臣谨按。太宗所云。人主一心。攻之者众。可谓洞烛病源矣。自非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以清嗜欲之源。则见理不明。而佞邪得售其术。人主之心。遂受其攻而不觉矣。太宗所以知其难而致谨也。又以不合天心。未副人望。然自警。则必有畏保之实。而无狎侮之心可知。魏征进之以图终。亦可谓责难于君者矣。

太宗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贿之。裴矩谏曰。是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告臣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如此。岂非贤乎。

 臣谨按。司马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斯言岂不信哉。

太宗曰。朕得良弓十数。自以为无加。近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夫朕以弓矢定天下。识之犹不能精。况天下之务乎。乃数延见臣。问民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谨按。太宗因论弓而及天下之务。可谓切于求治。而不自用矣。此其所以兴乎。

 臣又按。工人之言。其借弓为喻。以规太宗乎。盖心为万事之主。人君之心。明白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则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表里所以相符也。许衡谓心如印板。板不差。则印不差。亦此意尔。

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具朝服拜。曰。妾闻主明臣直。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臣谨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臣敢谏。岂不有益于君哉。唐太宗为三代后令辟。极称能

译臣谨按:君主的德行,没有比善于听取意见更重要的了。汉文帝虚心接纳意见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像大舜那样明目达聪,商汤那样听从劝谏而不违背,又有什么可推让的呢?贾山曾说:君主的威严,不仅仅像雷霆那样可怕;权势的重压,不仅仅像万钧那样沉重。如果君主开诚布公地征求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士人尚且恐惧而不敢尽言,更何况是放纵欲望、恣意暴虐,厌恶听到自己过错的君主呢?汉文帝大概深知这个道理吧。

汉文帝时,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要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承继先帝的宫室,常恐有愧于先帝,还要露台干什么呢?”

臣谨按:汉文帝富有四海,处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财物用度有余,一百金这样微小的费用,尚且不肯轻易花费,何况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更应当兢兢业业地自我约束,爱惜物力。做君主的,如果能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早晚恭敬戒惧,唯恐有所失误,又怎么会开启奢侈的端绪,而做出过分的举动呢?

汉文帝时,有人献上千里马,文帝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军队的行程每天三十里。我骑着这匹马,独自领先,又能到哪里去呢?”于是下诏不接受。

臣谨按:汉文帝深沉静默,连千里马都不接受,那么其他珠玉玩好、珍禽奇兽,那些不切合君主日常使用的东西,又怎么能打动他的心呢?《尚书》说:“不做无益的事以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这正是说的汉文帝啊。

汉宣帝曾说:“太守是吏民的根本,如果频繁更换,百姓就会不安定。百姓知道太守将长期任职,就不敢欺骗蒙蔽,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的,就立刻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公卿职位空缺,就从这些被表彰的人中依次选拔任用。因此,汉代的优秀官吏,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

臣谨按:官员长期任职,上下就能相安无事,既有利于百姓;任职日久再超常提拔,官员也不会因久滞不前而抱怨,也有利于官员。这是用人保民的方法。后来仕途日益宽泛,员额日益增加,升迁调转的期限,屈指可数地等待,座位还没坐暖,就已经调往他处,把官位当作旅店,把百姓当作路人,这样怎么治理天下呢?

汉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职位,明帝不允许,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外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就会遭受祸殃。因此难以答应。”

臣谨按:朝廷设立官职,本来是为了百姓,不可以徇私情而滥授官职。明帝不许馆陶公主的请求,深得重视民生、爱惜名器之意。史书称当时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是有原因的啊。

唐太宗说:“君主的心,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用勇力,有的用辩才,有的用谄媚,有的用奸诈,有的用嗜欲,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攻击,各自谋求自我推销,以获取宠幸和俸禄。君主稍微松懈而接受其中一种,危险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难处所在。”太宗又说:“人们说天子至尊,无所畏惧。我却不是这样。上畏皇天的鉴察,下惮臣下的瞻仰,兢兢业业,恐怕还不符合天心,未能副合人望。”魏征说:“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慎终如始,就可以了。”

臣谨按:太宗所说的“君主的心,攻击它的人很多”,可以说洞察了病源。如果不是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以清除嗜欲的源头,那么见识道理就不明,而奸佞邪恶就能施展他们的权术,君主的心就会受到攻击而自己不觉察。太宗之所以知道其难而谨慎对待,又因为担心不符合天心,未能副合人望,从而自我警戒,那么一定有敬畏保全的实质,而没有轻慢侮弄之心,这是可以知道的。魏征进言希望他善始善终,也可以说是敢于向君主提出高要求的人了。

太宗担心官吏多受贿赂,秘密派身边的人去试探贿赂他们。裴矩劝谏说:“这是诱人犯法。恐怕不是所谓用道德引导,用礼制规范。”皇上很高兴,告诉臣下说:“裴矩能据理力争,不当面顺从。如果每件事都这样,难道不是贤臣吗?”

臣谨按:司马光说:“古人有言:君主英明,臣下正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忠诚,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就化为奸佞;君主乐于听到直言,那么奸佞就化为忠诚。由此可知,君主是标杆,臣下是影子,标杆一动,影子就随之而动。这话难道不真实吗?”

太宗说:“我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最近给弓匠看,弓匠说都不是好材料。木心不正,那么纹理都歪斜,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我用弓矢平定天下,对弓的认识尚且不能精通,何况天下的事务呢?”于是多次召见臣下,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

臣谨按:太宗由谈论弓而推及天下的事务,可以说切中求治的要害,而不自以为是了。这就是他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臣又按:弓匠的话,大概是借弓为喻,来规劝太宗吧。因为心是万事的主宰,君主的心,明白通达,而没有丝毫邪曲的私心,那么推行的政事,就符合天理的正道,而契合人心的安定,表里所以相符。许衡说心像印板,印板不差,那么印出来的字就不差,也是这个意思。

太宗曾罢朝,愤怒地说:“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皇上说:“魏征每次在朝廷上羞辱我。”皇后穿上朝服拜贺,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下正直。魏征正直,是因为陛下英明啊。我怎敢不祝贺呢?”皇上于是高兴了。

臣谨按:良药苦口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事。臣下敢于进谏,难道对君主没有益处吗?唐太宗是三代以后的贤君,极称能

纳谏者。于魏征犹有廷辱之怒。盖受直言之难也。然得文德皇后一言。即能自克。故不损其贤耳。有太宗之纳谏。斯有魏征之敢谏。君明臣直。不诚为笃论哉。

译能够接受劝谏的人,对于魏征尚且有在朝廷上羞辱他的愤怒,这是因为承受直言进谏确实很难。然而得到文德皇后的一句话,就能自我克制,所以没有损害他的贤德罢了。有唐太宗的纳谏,才有魏征的敢谏。君主英明,臣子正直,这难道不是确切的论断吗?

太宗谓公卿曰。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隋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后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元素谏曰。陛下初幸洛阳。凡宫室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财力。何如隋世。役疮痍之人。习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如此。即为之罢役。赐元素绢二百疋。

 臣谨按。真德秀曰。太宗鉴隋之侈。一殿之营。为费无几。而亟已之。然未数年。即有洛宫之役。由俭入奢。其易如此。此元素所以谏也。惟其喜闻直言。虽比之炀帝桀纣。曾不少忤。而亟从之。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也。

太宗谓臣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自全。公辈宜用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臣谨按。太宗求谏之心。何其切也。不虑已之不纳谏。转以不谏即不能自全。耸动其臣。其乐于闻过为何如也。人君诚能如此。则臣孰不愿忠于君。以成其君之美哉。

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以载舟亦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臣谨按。随事随物均可引以自鉴。汤铭盘。武王铭几杖。皆此意也。借物警心。则心常存而不放。即此便是学问。即此便是治理。

贞观四年。敕百官。诏敕未便者。皆执奏。

 臣谨按。史臣云。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理有未当。则诏敕虽行。改之何害。惟人君吝于改过。人臣喜于为佞。则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于蠹政害民而后已。此则古今之通患也。太宗有见于此。是以惟理之从。不拘己见。凡未便之事。虽诏敕已行。皆得执奏。是岂不足以彰无我之德乎。噫。可以法矣。

唐元宗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

 臣谨按。明皇初政。综核精密如此。开元之治。所以几于贞观。及在位日久。侈心一生。奸邪乘之。聚财纵欲。遂致安史之乱。由此观之。治乱兴亡之判。祇在一念敬肆之闲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元宗素友爱。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寝。饮食起居。相与同之。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火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愈。须何足惜。

 臣谨按。元宗屈天子之尊。序家人之乐。恩明谊美。相好无尤。天伦之爱。何其挚也。如元宗者。可谓曲尽友于之谊矣。

唐肃宗为太子。尝侍膳。有羊臂臑。上顾太子使割。肃宗既割。余污满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大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臣谨按。此琐事耳。一饼之惜亦微耳。而明皇于此垂训殷殷。盖观人必于所忽。而存心不遗其细。此最谨小慎微之学。汉昭烈帝曰。勿以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亦此意也。

唐宪宗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与处者独宫人近侍耳。故乐与卿辈。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谨按。尧舜之时。君臣一体。都俞吁咈于一堂。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今观宪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谓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乱。有光于前烈也。

唐吴元济反。宪宗命发兵讨之。是时诸道节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请罢兵。惟裴度力主讨贼之议。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此贼。遂以度为相。度至淮西。身自督战。由是诸将力。淮西遂平。

 臣谨按。用兵之道惟在将帅得人。盖智足谋事。勇足任事。策敌无遁。调度有方。则士卒用命。而肤功克奏矣。观淮蔡之役。愬光颜等犹是也。何

译唐太宗对公卿们说:“我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费用都已备齐,但鉴于隋朝的教训而停止。王公以下的大臣们应当体会我的这番心意。”后来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以备巡幸之用。张元素劝谏说:“陛下当初巡幸洛阳时,凡是宏大奢侈的宫室,都下令拆毁。没过十年,又再次营建,为什么以前厌恶它,今天却效仿它呢?况且如今的财力,哪里比得上隋朝?役使那些饱受战乱创伤的人,沿袭亡隋的弊端,恐怕比隋炀帝还要严重了。”太宗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比夏桀、商纣又如何呢?”张元素回答说:“如果这项劳役不停止,最终也会同样归于混乱。”太宗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立即停止劳役,赐给张元素绢二百匹。

臣谨按:真德秀说:“太宗鉴于隋朝的奢侈,营建一座宫殿,花费并不多,却很快停止了。然而没过几年,就有了洛阳宫的工程。由节俭进入奢侈,竟然如此容易。这就是张元素劝谏的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就在于他喜欢听取直言,即使被比作隋炀帝、夏桀、商纣,也丝毫不以为忤,并且立刻听从。”

太宗对臣下说:“人想要看清自己的形象,必须借助明亮的镜子;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臣子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君主既然失去了国家,臣子又怎能保全自己?各位应当以此为戒。事情有得失,不要吝惜尽言直谏。”

臣谨按:太宗求取谏言的心情,是多么恳切啊。他不担心自己不能采纳谏言,反而认为如果不进谏,臣子就不能保全自身,以此惊动他的臣下,他乐于听闻过错到了什么程度啊。君主如果真的能这样,那么臣下谁不愿意忠于君主,来成就君主的美德呢?

太宗自从册立太子后,遇到事物就教诲他。看见他吃饭,就说:“你知道了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常常有这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你知道了马的劳苦而不竭尽其力,就常常能骑它了。”看见他乘船,就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像船。”看见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材顺着墨线就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

臣谨按:随时随地的事物都可以引用来作为自我鉴戒。商汤在盘上刻字,周武王在几杖上刻字,都是这个意思。借事物来警醒内心,那么内心就常常存在而不放纵。这就是学问,这就是治理。

贞观四年,太宗敕令百官:诏令敕令有不妥当的,都要据理上奏。

臣谨按:史臣说:“天下的道理,只有正确与否而已。道理有不恰当的地方,那么诏令敕令虽然已经施行,改正它有什么害处呢?只是君主吝于改过,臣子喜好做奸佞之事,那么天下的事情,明明知道不对,却违背道理强行去做,必定要祸害政治、伤害百姓才停止。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太宗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只遵循道理,不拘泥于自己的见解,凡是未便之事,即使诏令敕令已经施行,都可以据理上奏。这难道不足以彰显没有私我的德行吗?唉,可以作为法则了。”

唐玄宗因为风俗奢靡,下令销毁皇帝车驾服御的金银器玩,交给有关部门,以供军国之用。那些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皇后以下,都不得穿戴珠玉锦绣。天下不得采集珠玉、织造锦绣等物。

臣谨按:明皇初年执政,综核精密到了这种程度,开元之治所以接近贞观之治。等到在位日久,奢侈之心一生,奸邪之人乘虚而入,聚敛财货、纵情欲望,于是导致安史之乱。由此看来,治乱兴亡的界限,仅仅在一念敬畏与放肆之间而已。能不警戒吗?能不畏惧吗?

玄宗向来友爱兄弟。刚即位时,用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饮食起居,共同享用。薛王李业生病,皇上亲自为他煮药,火烧着了皇上的胡须,左右的人惊慌救火。皇上说:“只要让王爷喝了这药病好,胡须有什么值得吝惜的。”

臣谨按:玄宗屈尊天子的身份,享受家人的乐趣,恩情深重、道义美好,相亲相爱没有过失。天伦之爱,是多么真挚啊。像玄宗这样的人,可以说完全尽到了友爱兄弟的道义了。

唐肃宗做太子时,曾经侍奉皇帝用餐。有一块羊臂臑,皇上看着太子让他切割。肃宗切完后,刀上沾满了肉汁,用饼擦拭干净。皇上仔细看着不高兴。肃宗慢慢地举起饼吃掉了。皇上非常高兴,对太子说:“福气应当像这样爱惜。”

臣谨按:这是琐事罢了,爱惜一张饼也很微小。但明皇在这里谆谆教诲,大概是因为观察人一定要在他忽视的地方,而存心不遗漏细微之处。这是最谨小慎微的学问。汉昭烈帝说:“不要因为事情小就不做,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也是这个意思。

唐宪宗曾经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治国之道。天色已晚,暑气很盛,汗水湿透了御服。宰相担心皇上身体疲倦,请求退下。皇上挽留他们,说:“我进入宫中,所相处的只有宫人近侍罢了。所以乐于与你们一起谈论治理的关键,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臣谨按:尧舜时代,君臣一体,在一堂之上和悦地讨论政事。文王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现在看宪宗勤政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说是懂得君道的人了。他能够削平僭越叛乱,光耀前代功业,是适宜的。

唐吴元济反叛,宪宗命令发兵讨伐。这时各道节度使以及宰相李逢吉,都请求罢兵。只有裴度极力主张讨贼的意见。皇上说:“我用裴度一个人,足以破此贼。”于是任命裴度为宰相。裴度到达淮西,亲自督战。因此众将尽力,淮西于是平定。

臣谨按:用兵的道理只在于将帅得人。大概智慧足以谋划事情,勇气足以承担事情,对策敌人没有遗漏,调度有方,那么士卒就会效命,而大功就能奏效了。看淮蔡之战,李愬、李光颜等人也是这样。

以裴度未出。而累岁无功。裴度一出。而淮西底定。将帅得人故也。韩愈平淮西碑。归功于度。然非宪宗之能用度。又何以有功哉。

译因为裴度尚未出任宰相,所以连年征战都没有成效;裴度一旦出任宰相,淮西便得以平定,这是因为将领和主帅任用得当的缘故。韩愈在《平淮西碑》中将功劳归于裴度,然而如果不是唐宪宗能够任用裴度,又怎么能建立这样的功业呢?

唐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翰林学士令狐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治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臣谨按。自古未有任不肖而不乱者。未有任忠贤而不治者。宣宗于此特有省焉。以治天下。得其要矣。

 臣又按。贞观政要。诚为致太平之书。然必即太宗之所以致治者而力行之。以实见于用人行政之闲。然后可以比隆贞观。非第披览其书。为儒生口耳之功也。宣宗书于屏闲。取法之意深哉。

宣宗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常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

 臣谨按。宣宗乐于闻过。屈于从人。可谓明矣。至读章疏。必加诚敬。盖诚敬则神明专一。智虑精详。可以察其言之当否以为施用。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图治若此。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以为继美太宗。岂不足为贤君哉。

宋太祖尝曰。人主当澹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而入。朕无他好。惟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者从之。不者改之而已。

 臣谨按。者从之。不者改之。如此读书。方于身心有裨。若泛览辞章。怡情释典。便近玩物之失矣。

太祖征处士王昭素。问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臣谨按。寡欲是涵养其心之德。爱民是扩充其爱之理。二语已探为仁之要。人君能体乎此。则澄其心以操宰治之源。公其爱以宏出治之用。明于知人。周于立政。而无愧为仁君矣。

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帏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征西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侍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臣谨按。古者歌采薇以劳戍役。而终之以柳往雪来。窃叹其轸念征夫为已至也。太祖因寒而念及征蜀将士。推己及人。以诚相感。一时士心激发。所向有功。不亦宜哉。

太祖性俭素。尝曰。吾为天下守财耳。古人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臣谨按。书曰。惟辟玉食。则民乐输将。以天下奉一人者宜也。太祖乃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心愈谨。情愈厚矣。能充此意。则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虽与古成汤争烈可也。岂特以俭素自名也哉。

宋太宗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臣下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

 臣谨按。自古圣人虽聪明出于天赋。莫不资学问以成德。盖古今治乱兴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观经史。乃可周知。勤于谘访。始能通晓。故明君以务学为急正为此也。观太宗勤学如此。其能为承平令主。而宏开文运之盛。有由然哉。

宋寇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太宗怒起。准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臣谨按。人臣奏事。至于牵引上衣。以尽其说。为君者。若不谅其忠直之心。必以为不敬而怒斥之矣。太宗不惟不怒。且叹美之。其容人之度若此。所以能使臣下尽言。政事少失。而为宋之令主也。如太宗者。洵无愧于文皇矣。

宋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乃请御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奭。直学士冯元。讲论语。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诏近臣讲读。帝在经筵。或左右顾。及容体不正。奭即拱立不讲。帝为悚然改容。

 臣谨按。仁宗天资粹美。又有贤宰相辅导问学。当时讲官。复尽心启沃。仁宗能敬信而听从之。所以养成盛德。恭俭仁恕。终始惟一。而为一代贤君也。

宋龙图阁学士孙奭。尝画书无逸为图以进。上命施于讲读阁。及作延仪迩英二阁成。又命蔡襄写无逸篇于屏。

 臣谨按。无逸一书。乃周公告成王之言。欲其知艰难。勤政事。兢兢业业。不敢自逸。能如此。则福祚▯长。不如此。则寿

译唐宣宗曾将唐太宗所撰写的《金镜录》授予翰林学士令狐绹,命他诵读。读到“国家动乱时,未曾不任用不贤之人;天下太平时,未曾不任用忠贤之人”时,宣宗制止了他,说:“凡是追求天下大治,应当把这句话放在首位。”宣宗又将《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都是神色庄重、拱手恭敬地诵读。

臣谨按:自古以来,没有任用不贤之人而国家不乱的情况,也没有任用忠贤之人而国家不治的情况。宣宗对此特别有所醒悟,用来治理天下,算是抓住了关键。

臣又按:《贞观政要》确实是实现太平盛世的书籍。然而,必须切实推行唐太宗之所以能实现大治的方法,真正体现在用人和施政之中,然后才可以与贞观之治相媲美。如果只是翻阅阅读,那不过是儒生口头耳闻的功夫罢了。宣宗将书写在屏风上,取法之意深远啊。

宣宗乐于听取规劝和谏言。凡是谏官议论政事,门下省封还驳正诏书,如果合乎道理,宣宗常常委屈自己的意志而听从。得到大臣的奏章疏文,必定焚香洗手后阅读。

臣谨按:宣宗乐于听闻自己的过错,委屈自己而顺从他人,可以说是圣明了。至于阅读奏章疏文,必定加上诚敬之心。大概诚敬就能使精神专一,智虑精详,可以考察言论是否恰当,从而决定施行与否,不仅仅是敬重那奏章疏文而已。宣宗谋求治理国家像这样,所以大中时期的政绩,人们思念歌颂,认为他继承了唐太宗的美德,难道不足以成为贤君吗?

宋太祖曾说:“君主应当淡泊没有私欲,不要让嗜好显露在外,那么奸邪谄媚之人就没有途径进入。我没有其他嗜好,只喜欢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对的照着做,不对的改正罢了。”

臣谨按:对的照着做,不对的改正,这样读书,才对身心有益。如果泛泛浏览辞章,愉悦性情,研读佛典,就接近玩物丧志的过失了。

太祖征召处士王昭素,询问治理国家和保养身体的方法。王昭素回答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民更重要的,保养身体没有比减少欲望更重要的。”太祖喜爱他的话,将其书写在屏风几案上。

臣谨按:减少欲望是涵养内心品德的方法,爱民是扩充仁爱之理的方法。这两句话已经探求到了仁政的关键。君主如果能体会这些,那么澄清内心以掌握治理的根本,公正仁爱以扩大治理的功效,明于知人,周全于立政,就可以无愧于仁君了。

宋王全斌讨伐蜀地时,恰逢汴京下大雪。太祖在讲武殿设置帷帐,穿着紫貂裘皮帽来处理政务。忽然对左右侍从说:“我穿着这样,身体还觉得寒冷,想到征西的将士,冒着霜雪,怎么能忍受得住。”立即脱下裘皮帽派中侍快马加鞭赐给王全斌,并告诉各位将领说:“来不及赐给你们了。”王全斌拜谢恩赐,感动哭泣,所以所向披靡,战功卓著。

臣谨按:古人歌唱《采薇》来慰劳戍边的士兵,最终以“杨柳依依”送行、“雨雪霏霏”归来作结,我私下感叹他们体恤征夫的情意到了极点。太祖因为寒冷而想到征蜀的将士,推己及人,以诚心相互感动,一时士气激发,所向有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太祖生性节俭朴素,曾说:“我是为天下守护财富罢了。古人说,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个人。如果以自我奉养为意,让天下人仰仗什么呢?”

臣谨按:《尚书》说:“只有君主享用精美的食物,百姓才乐于输送物资。”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个人是适宜的。太祖却说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个人,心思更加谨慎,情意更加深厚了。如果能扩充这种心意,那么不接近声色犬马,不积聚货利,即使与古代的商汤争辉也可以,难道仅仅是以节俭朴素自命吗?

宋太宗勤于读书,从巳时到申时,然后才放下书卷。臣下以劳累过度进谏,太宗说:“打开书本就有好处,不觉得劳累。”

臣谨按:自古圣人虽然聪明出于天赋,无不依靠学问来成就德行。大概古今治乱兴衰,天下民情物理,必须广泛阅读经史,才能周知。勤于咨询访问,才能通晓。所以明君以致力于学习为急务,正是为此。看太宗勤学如此,他能够成为太平时代的贤明君主,而宏大开创新文运的盛况,是有原因的啊。

宋寇准任枢密直学士时,曾在殿中奏事,言语不合太宗心意,太宗发怒起身。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请求重新坐下,事情决断后才退下。太宗嘉奖他,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臣谨按:臣子奏事,以至于牵引上衣,来尽述自己的意见。作为君主,如果不体谅他忠直的心意,一定会认为他不敬而怒斥他。太宗不仅不怒,反而赞叹赞美他,他容人的气度像这样,所以能使臣下畅所欲言,政事少有失误,而成为宋代的贤明君主。像太宗这样的人,确实无愧于唐太宗了。

宋仁宗初年,宰相王曾认为皇帝刚即位,应当亲近老师儒生,于是请求皇帝驾临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奭、直学士冯元讲解《论语》。起初诏令双日御经筵,从此即使是单日,也诏令近臣讲读。皇帝在经筵上,有时左右顾盼,以及仪容体态不端正,孙奭就拱手站立不讲解,皇帝因此惊恐地改变神色。

臣谨按:仁宗天资纯粹美好,又有贤宰相辅导问学,当时的讲官又尽心启发开导,仁宗能敬信并听从他们,所以养成了盛德,恭俭仁恕,始终如一,而成为一代贤君。

宋龙图阁学士孙奭,曾将《无逸》一书绘制成图进献,皇上命令悬挂在讲读阁。等到延仪、迩英两阁建成,又命令蔡襄将《无逸》篇书写在屏风上。

臣谨按:《无逸》一书,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话,想要让他知道艰难,勤于政事,兢兢业业,不敢自我安逸。能这样,那么福泽长久;不这样,那么寿命

命短促。前举三宗后举文王以为法。复举商纣以为戒。其言深切恳至。实万世人君之鉴也。仁宗既受孙奭之图。又命蔡襄书之。盖必有味乎其言矣。则其观后苑之麦。忍中夜之饥。孰非自此书中得来。所以明君以务学为急。

译寿命短促。前面列举三位先宗,后面列举周文王,都作为效法的榜样。又列举商纣王作为警戒。他的言辞深刻真切、恳切至极,实在是历代君主的镜鉴。宋仁宗既然接受了孙奭进献的图谏,又命令蔡襄将其书写下来,大概是对书中的话深有体会吧。那么他观看后苑的麦子,忍受半夜的饥饿,哪一件不是从这本书中得来的启示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把致力于学习作为最紧迫的事。

臣又按。宋吕祖谦曰。耽乐之主。每自恕曰。一日放逸。为害几何。不知是心一流。则自一日二日以至终身。流而不返。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无敢遑逸。曰今日耽乐。下无以示民。上无以顺天。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盖人主不可使知耽乐之味。苟开其端以为无伤。则寖深寖溺矣。

仁宗时。王德用进二女。王素论之。上曰。德用实进女。然已在朕左右。素曰。臣之忧。正恐在左右耳。上动容。立命宫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行。恐不能出矣。顷之。宫官奏二女已出内东门。上乃起。

 臣谨按。谢良佐言。克己从性偏难克处克去。声色之诱。情欲之感。其昵人至甘。所谓难克处也。仁宗既纳二女。闻王素之论而遽遣之。俟其出门乃起。是其能忍嗜欲。而不少系吝焉。可不谓明且果乎。若仁宗者可以法矣。

仁宗时。考官以苏轼对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人其谓我何。

 臣谨按。明宪宗时。以星变诏臣言阙失。一时建言诸臣。如卢瑀汪吉彭纲等。最为伉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书其名姓于屏。未几瑀等相继贬斥。以直言求。而以直言弃。以视仁宗之于苏轼。真大相径庭矣。

仁宗尝语近臣。昨日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帝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臣谨按。仁宗在宋。最为仁厚之主。观其不忍害物。则不忍伤民可知。故能致治升平。而享祚悠久也。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谕工部尚书倭仁呈进所辑古帝王事迹及古臣工奏议二帙洵足资启沃而绝心源着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钦此谨按文端膺 弘德殿授读之   命即首进是篇备举  圣学源流纲目条贯实为千古学术之宗复经   毅皇赐名故录冠全书恭纪   谕旨特标  圣学一门以志 两朝治道所本焉

  应 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

大理寺卿倭仁

窃臣蒙古世仆。荷蒙   先皇帝知遇之恩。至优极渥。夙夜祗惧。报称无由。我  皇上至德嗣兴。丕绍   鸿烈。  受命之初。即  告谕内外大小臣工。共矢公忠。▯成郅治。又复  特诏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皆得据实密奏。诚念   祖宗缔造之艰。   先帝付托之重。兢兢业业。勤求上理。固非徒循广言之故事。博纳谏之虚名已也。臣之愚昧。何补高深。顾蒙  清问之殷。敢忘刍荛之献。谨即  圣谕用人行政推阐言之。伏惟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方今  宝箓初膺。励精求治。百尔臣工。惴惴焉视  九重好尚以为趋向。薄海内外。亦莫不延颈举踵。观 朝廷举错。以卜升平。易泰之初九日。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此其时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于事者易见。类族辨物。约有数端。敬为我  皇上陈之。大抵君子拙讷。小人巧佞。君子恬退。小人躁进。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远大。以 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相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拂。为 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进忧危之议。悚动  当扆之敬心者。君子也。动言气运。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我  皇上天亶聪明。勤学念典。孰贤孰否。自难逃  圣明洞鉴之中。第念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众。一人之耳目。而淆混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于偏私。取舍即虞其失当。此知人则哲惟其难。大禹所以致叹也。今欲求所以知人。岂有他术。要惟本  皇上好学之心。勤求不怠。使  圣志益明。  圣德益固耳。宋臣程颢云。古之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言。惟命老成贤

译臣又查考。宋代吕祖谦说:沉溺于享乐的人,常常自我宽慰说:放纵逸乐一天,能造成多大的祸害呢?却不知道这种念头一旦萌生,就会从一天、两天发展到终身,沉沦而不能自拔。所以周公预先堵塞其根源,告诫他们不敢贪图安逸,说:如果今天沉溺于享乐,对下无法给百姓做表率,对上无法顺应天意,这是极大的罪过,而不是小小的过失。大概君主不能让他知道沉溺享乐的滋味,如果开了这个头认为没有伤害,就会逐渐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了。

宋仁宗时,王德用进献了两个女子。王素对此进行议论。皇上说:王德用确实进献了女子,但她们已经在我身边了。王素说:臣的担忧,正是担心她们在身边啊。皇上神色动容,立即命令宫官将女子遣送出去。王素说:陛下既然不嫌弃臣的话,又何必如此匆忙呢?皇上说:我如果见到她们留恋不舍不肯走,恐怕就不能让她们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宫官奏报两个女子已经出了内东门,皇上这才起身。

臣恭敬地查考:谢良佐说:克制私欲,要从最难克制的地方去克制。声色的诱惑,情欲的感召,它们对人亲近到极其甘美的地步,这就是所谓最难克制的地方。仁宗既然已经纳入了两个女子,听到王素的议论就立即遣送她们,等到她们出门才起身,这是他能忍耐嗜欲,而毫不吝惜的表现。这难道不能说是英明而且果断吗?像仁宗这样的人是可以效法的。

宋仁宗时,考官因为苏轼的对策切直,想要黜落他。仁宗说:我因为直言而选取人才,却因直言而抛弃他,人们会怎么看待我呢?

臣恭敬地查考:明宪宗时,因为星象变异下诏让臣子陈述缺失。当时进言的各位大臣,如卢瑀、汪吉、彭纲等人,最为刚直。皇帝因为正在修省自身而没有治罪,但心里忌惮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不久,卢瑀等人相继被贬斥。以直言求取,却以直言抛弃,这与仁宗对待苏轼的情况,真是大相径庭了。

仁宗曾经对近臣说:昨天因为失眠而饥饿,想吃烧羊。近臣说:为什么不索取呢?皇帝说:恐怕会成为惯例。难道不忍心忍受一夜的饥饿,而开启无穷无尽的杀戮吗?有人进献蛤蜊二十八枚,每枚价值一千钱。皇帝说:吃一口,就花费二十八千钱,我承受不起啊。

臣恭敬地查考:仁宗在宋朝,是最为仁厚的君主。看他不忍心伤害万物,那么不忍心伤害百姓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他能达到太平盛世,而享国长久。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奉

皇上谕旨:工部尚书倭仁呈进所辑录的古帝王事迹及古臣工奏议两册,确实足以启发智慧而涵养心源,著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在弘德殿,以资讲习。钦此。恭敬地查考:文端公(倭仁)承受弘德殿授读的任命,就首先进献这篇文献,全面列举圣学源流,纲目条理贯通,实为千古学术的宗本。又经过毅皇帝赐名,所以记录在全书之首,恭敬地记录谕旨,特别标出圣学一门,以志两朝治道的根本。

应诏陈言疏 道光三十年

大理寺卿 倭仁

私下以为,臣是蒙古世仆,承蒙先皇帝的知遇之恩,极其优厚。日夜恭敬畏惧,报答称职无从着手。我们皇上至德兴起,继承宏大的功业。受命之初,就告谕内外大小臣工,共同誓守公忠,成就大治。又特别诏令九卿科道,有奏事责任的,在用人行政等重大方面,都可以据实密奏。确实是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先帝托付的重任,兢兢业业,勤求上理,固然是不仅仅遵循广开言路的旧例,博取纳谏的虚名罢了。臣愚昧无知,对高深的圣意有什么补益呢?但承蒙皇上殷切询问,怎敢忘记草野之人的进献。恭敬地就圣谕中用人行政方面推阐陈述。伏惟行政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用人没有比严格辨别君子小人更切要的。当今宝箓初膺,励精图治,所有臣工,都惴惴不安地观察九重之上的喜好崇尚作为趋向。四海之内,也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观察朝廷的举措,以预测太平盛世的到来。《易经》泰卦初九爻辞说:拔茅草连根带叶,以其同类一起征用,吉祥。这正是时候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藏于心术的难以知晓,表现在事上的容易看见。分类辨别事物,大约有几点。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大抵君子笨拙不善言辞,小人巧言令色;君子恬淡退让,小人急躁进取;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谋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较眼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阿,无所偏袒的,是君子;模棱两可,伺候君主喜怒以趋避的,是小人;进谏匡正,为朝廷补阙拾遗的,是君子;迁就逢迎,引导君主遂非长傲的,是小人;进献忧危之议,使君主产生敬畏之心的,是君子;动辄谈论气运,不畏天变,以滋长君主逸乐之志的,是小人。公私邪正,相反往往如此。我们皇上天生聪明,勤学念典,谁贤谁不贤,自然难以逃脱圣明的洞察。只是念及一个人的心思,揣摩的人众多;一个人的耳目,混淆的人很多。细微之处难以辨别,情伪更加纷杂。爱憎稍微涉及偏私,取舍就担心失当。这就是知人则哲之所以难,大禹因此感叹的原因。现在想要寻求知人的方法,难道有其他术数吗?关键只在于本着皇上好学之心,勤求不怠,使圣志更加英明,圣德更加巩固罢了。宋代臣子程颢说:古代的君主,一定有诵训箴谏之言,只命令老成贤

儒。俾日亲便座。讲论道义。以辅  圣德。又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朝夕延见。开陈道。讲论治体。以广闻听。我 朝康熙年间。熊赐履恭上   圣祖仁皇帝疏。谓大学衍义一书。为万世君师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愿延访真儒。讲求研究。务尽其理。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监之以历代之迹。实体诸身。默会诸心。以为执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慎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非圣之书。屏而弗读。无益之事。戒而不为。内而深宫燕闲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际。微而起居言动之恒。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则君志清明。君身强固矣。臣以为二臣所言。人君修身养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贵经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得人。辅▯得人而后天下治。然则开讲习以赞  宸修。致治要图。莫切于此矣。臣学识谫陋。惧无以仰承  德意。谨就管见所及。冒昧以陈。伏乞  皇上采择。不胜惶悚之至。

译儒者,使他们每日亲近御座,讲论道义,以辅佐圣德。又选拔天下的贤才俊士,让他们陪同侍从,早晚接见,陈述大道,讲论治国的根本,以广博听闻。我朝康熙年间,熊赐履恭敬地呈上给圣祖仁皇帝的奏疏,说《大学衍义》这本书,是万世君主治理天下的准则法度。恳请延请访求真儒,讲求研究,务必穷尽其理。于是用六经的文字来考察,用历代的事迹来借鉴,切实地体现在自身,默默地领会在心中,作为执政治国的根本。至于左右亲近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负责服饰和护卫的官员,也要挑选合适的人。不是圣人的书,摒弃而不读;没有益处的事,告诫而不做。在内,深宫闲居之时;在外,朝廷众人面前;细微到日常起居言行的常态,凡是用来维持自身、防范约束心念的,无不完备周全。那么君主的意志清明,君主的身体强健稳固了。臣认为这两位大臣所说的,是人君修身养心的关键,用人行政的根本。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德的成就贵在经筵讲学。只有君德成就,然后辅佐的人才能得当;辅佐的人得当,然后天下才能大治。那么开设讲习以赞助皇上修身,达到治理的要图,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臣学识浅陋,害怕无法仰承皇上的德意,就凭自己有限的见解,冒昧陈述。恳请皇上采纳选择,不胜惶恐之至。

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御笔褒答倭仁手诏颁示大小臣工曰夫言不逆耳不为谏今倭仁之言其庶几欤然时异势殊或有难于必行者如彼引程颢所云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名虽甚而实有难行日与贤俊相处固与狎宦官宫妾之益相去万万矣然贤俊之士或有才而无德日与习者非翰墨之场即驰骋之乐反不如以礼相接互相警戒之为矣至于所言辨君子小人之分洵为切直之言朕虚怀纳焉嗣后凡大小臣工尤须以国计民生为重有所见闻剀切直陈以倭仁之直谏为法岂非朕之幸欤钦此谨案   显皇御极之初应   诏陈言者多蒙   嘉奖文端此疏   褒答尤至恭录当日   手诏以志都俞吁咈之盛而类族辨物实开  圣学之原宜其直谏早孚   宸眷而能以正学光辅 中兴也

  条陈日讲事宜疏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曾国藩

窃臣前于用人三策折内。言及康熙年间日讲之例。三月十一日。奉  谕旨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钦此。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而臣之初意。系于赞助  圣学之中。阴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折内所谓其几在此。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详晰。今一切应行事宜。亦必求于人才有益。不徒务讲学之虚名。谨参考会典。及   圣祖御制文集 国史列传诸书。竭臣愚见。先定大概规模。补前折所未备。请  皇上再交各衙门核议。务使精益求精。  圣学人才。两有裨益。方得实效。谨将臣所拟条款。胪列于后。

一考定日讲设官之制。谨按日讲起居注官。见在满洲十员。汉人十二员。臣考旧章。则日讲官。与起居注官。系属两项。非一项差事也。日讲官主执经入侍。每日进讲。即宋时崇政殿说书之职也。起居注官主典礼侍班。簪笔载记。即周时左史右史之职也。我 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其时并无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复举行日讲。且创立起居注馆。于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讲官兼摄之。两项差使。乃为一项矣。厥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而起居注官则未尝废。衔上日讲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来。相沿不改。其实所办之事。乃记注侍班之事。日讲二字。则有空衔而无实事也。今奉  旨举行日讲。似须循名责实。二者仍分作两项。于见在记注官之外。别添一项人作日讲官。以复顺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见在之起居注官祇于衔上裁去日讲二字。其余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来之例。庶名实相符。而于   六朝成宪。皆不稍背云。

一讲官员数。谨按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选词臣八人。不分满汉。康熙九年。定设满洲四员。汉官八员。厥后递有增加。至十八员二十六员不等。盖以讲官而兼记注之事。职务较繁故也。今既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作两项。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为满洲讲官四员。汉讲官八员。

一每日进讲员数。谨按顺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学士率讲官或二人或三人进讲。康熙年间。每日进讲之员。无可查考。臣愚以为进讲之员太多。不免徒务虚文。谨拟每日以一人进讲。不事旅进旅退。与寻常  召见无异。庶讲官凝定专一。得以悉心启沃。  皇上静对臣工。听其讲论今古。亦得细察其精神器识。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一讲官应用何项人。谨按见在起居注官。专用翰詹两衙门之人。溯查康熙年间。励杜讷以州同而转讲官。高士奇以中书而转讲官。当时取人。往往不限资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进讲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设立讲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见。拟请除大学士掌院学士。及六部都察院。职事较繁。无庸充补讲官外。其余内阁学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与翰詹两衙门一体充补讲官。庶取人之途较广。而仍不违乎成例。

一定保举讲官之法。谨按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   谕令大臣选词林学问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选择。是保举之法也。康熙年间。讲官由题本开列请简。乾

译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帝亲自书写褒奖倭仁的手诏,颁示给大小臣工说:“进言如果不逆耳,就不算劝谏。如今倭仁的言论,大概接近于此吧。然而时势不同,或许有难以实行的地方。比如他引用程颢所说的‘选拔天下的贤才俊士,让他们陪伴侍奉在皇帝左右’,名义上虽然很好,但实际上难以推行。每天与贤才俊士相处,固然与亲近宦官宫妾相比,益处相差万倍;但贤才俊士中,有的人有才而无德,每天与他们习染,如果不是沉溺于笔墨文章,就是追求驰骋游乐,反而不如以礼节相待、互相警戒的方式更好。至于他所言辨别君子与小人的界限,确实是切中要害、正直的言论,我虚心采纳。此后,凡是大小臣工,更须以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为重,有所见闻,恳切直率地陈述,以倭仁的直谏为榜样,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钦此。”谨按:显皇帝即位之初,应诏陈述意见的人大多受到嘉奖,文端公(倭仁)这份奏疏受到的褒奖尤其深厚。恭敬地抄录当日的手诏,以记录君臣间和悦赞成的盛况,而分类辨物确实开启了圣学的本源,所以他直谏早早就得到了皇帝的眷顾,并且能够以正统学问光耀辅佐中兴。

条陈日讲事宜疏 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曾国藩

私下认为,臣先前在《用人三策》折子中,提及康熙年间每日讲学的旧例。三月十一日,奉到谕旨,着令在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当办理的事宜,着各相关衙门查照旧例详细议定后上报。钦此。查考康熙年间的旧例旧案,臣部及各衙门都已没有留存。而臣最初的意图,是在赞助圣学的过程中,暗中寄托培养人才的意思。原折子中所说的“关键在此,效果在彼”,尚未详细阐明。如今一切应当办理的事宜,也必须力求对人才有益,不徒然追求讲学的虚名。恭敬地参考《会典》以及圣祖御制文集、《国史列传》等书籍,竭尽臣的愚见,先确定大概的规模,补充前折子中未备之处。请皇上再交给各衙门核议,务必使精益求精,对圣学和人才都有裨益,才能得到实效。恭敬地将臣所拟定的条款,罗列如下:

一、考定日讲设置官员的制度。恭敬地按:日讲起居注官,现有满洲十员,汉人十二员。臣考据旧章,日讲官与起居注官,属于两项差事,并非一项差事。日讲官主要负责执持经书入宫侍奉,每日进讲,就是宋代崇政殿说书的职务。起居注官主要负责典礼侍班,簪笔记录,就是周代左史右史的职务。我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当时并没有起居注的名称。到康熙九年,再次举行日讲,并且创立起居注馆,于是起居注官就由日讲官兼任,两项差使合并为一项了。此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但起居注官未曾废除,官衔上的“日讲”二字也未裁去。雍正、乾隆以来,沿袭不改。其实所办理的事务,乃是记录侍班的事务,“日讲”二字则有空衔而无实事。如今奉旨举行日讲,似乎必须循名责实,两者仍分为两项,在现有的记注官之外,另外增添一项人担任日讲官,以恢复顺治及康熙初年的旧例。现有的起居注官只在官衔上裁去“日讲”二字,其余不改,以沿袭雍正、乾隆以来的旧例。这样名称与实际相符,而且对六朝成宪都不稍有违背。

一、讲官的人数。恭敬地按: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选拔词臣八人,不分满汉。康熙九年,定设满洲四员,汉官八员。此后逐渐增加,至十八员、二十六员不等。这是因为讲官兼任记注的事务,职务较繁的缘故。如今既然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为两项,似乎可以沿袭康熙九年的旧例,定为满洲讲官四员,汉讲官八员。

一、每日进讲的人数。恭敬地按:顺治十二年,定由掌院学士率领讲官或二人或三人进讲。康熙年间,每日进讲的人数,无可查考。臣愚以为进讲的人数太多,不免徒然追求虚文。恭敬地拟定每日由一人进讲,不从事众进众退的仪式,与寻常召见无异。这样讲官凝神专一,得以悉心启发开导。皇上静对臣工,听其讲论古今,也能仔细考察其精神器识,借此就可以陶冶人才了。

一、讲官应用何种人。恭敬地按:现有的起居注官,专用翰林院和詹事府两衙门的人。追溯查考康熙年间,励杜讷以州同的身份转为讲官,高士奇以中书的身份转为讲官,当时选取人才,往往不限资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的旧例。乾隆初年,有呈进讲章兼用科道官员的旧例。此次设立讲官,似乎可以援引这两个旧例,斟酌施行。臣的愚见,拟定请求除大学士、掌院学士,以及六部都察院职务较繁,无需充补讲官外,其余内阁学士,以及九卿、科道中由科举出身的人,准许其与翰林院、詹事府两衙门一体充补讲官。这样选取人才的途径较广,而且仍然不违背旧例。

一、定保举讲官的方法。恭敬地按: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谕令大臣选拔词林中学问渊博的八人。既然由臣下选择,这就是保举的方法。康熙年间,讲官由题本开列请旨简任。乾

隆年间。讲官由引见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复设此官。仍须行选择保举之法。盖保举尚恐其滥。惟保举讲官。则断不至于滥。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求  皇上于一二品大臣中。  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以备进讲。此次所保之人。或升迁出差。将次缺员。又求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进讲。所保之人。必容止庄重。辞气温雅。又必兼熟通鉴会典二书。如不称职。令其退出讲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讷者。不妨保举。

译隆年间,讲官由引见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复设此官,仍须行选择保举之法。盖保举尚恐滥,惟保举讲官,则断不至于滥。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乞皇上于一二品大臣中,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以备进讲。此次所保之人,或升迁出差,将次缺员,又乞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进讲。所保之人,必容止庄重,辞气温雅,又必兼熟通鉴会典二书。如不稱职,令其退出讲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讷者,不妨保举。

一进讲之地。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之地。在 懋勤殿为多。惟十二年。暂修宫殿。   驾驻瀛台。即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天气严寒。即在暖阁进讲。其余或在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辍讲。是地可随时迁移也。今奉  谕旨便殿进讲。  皇上见御东书房。臣拟请即在东书房进讲。以后或有迁移。临时再降  谕旨。

一进讲之仪。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仪节。初入行三叩礼。侍立。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复行三叩礼。至十六年。停止讲毕之三叩礼。臣今拟就此仪。稍为酌量。请即东书房言之。  皇上升御。西面。上恭设一横几。几为书案。置所讲之书于案上.又豫设小几于室中。为讲官之讲案。届时讲官捧书入。陈于讲案上。转出案西跪。东北面。一叩兴。复讲案位。侍立宣讲。讲毕。复转出案西跪。一叩兴。趋出。如遇  圣驾不御东书房。所有  皇上南面。讲官北面之处。有时限于地势。再临行斟酌。谨照此仪。另绘一图附呈。

一进讲之时。谨按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即系大臣入对承   旨。奏事既毕。然后讲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于部院未启奏之前。讲官先入进讲。遥想其时。大约不过辰刻耳。今则时势移易。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康熙年间。部院章奏。不过数件。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间。各省章奏。   圣祖省览。直待夜分然烛之后。今则清晨裁定。宣谕军机而批答。康熙年间。引见人员甚少。今则逐日皆有引见。有此数者之不同。则每日早间。  圣躬亦烦劳矣。臣之愚见。拟请待引见以后。  皇上万几已毕。 御前大臣侍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后讲官进讲。则有义理之悦。而无他务之扰。庶几如   圣祖读书记中。所谓神理渊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讲之书。谨按康熙年间。所讲之书。先四书。次尚书。次周易。次诗经。次通鉴。讲通鉴之时。仍兼讲四书。而顺治年间。亦曾翻译通鉴及大学衍义二书呈进。今臣闻  圣学高深。诸经通鉴。讲贯已熟。窃谓为君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邱浚衍义补二书。真氏于用人之道。邱氏于理财治兵之道。尤言之深切着明。顷给事中吕贤基曾以为请。臣拟请讲此二书。于今日时政。实有裨益。

一陈讲之道。谨按讲官陈说。贵忠诚切直。尤贵明于 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   谕讲官宜进直言。毋有隐讳。二十一年。   谕讲官须有劝戒箴规之意。乃称启沃。又   圣祖御制讲官箴曰。体之行之。朕躬是力。载献载替。尔职宜饬。又曰。谊贵励翼。先正其心。尔苟勿欺。吐辞足钦。绎此八句。则知切直者。未有不由于忠诚也。至于 本朝掌故。则大经大法。实有超越前古者。若能于每日进讲之时。将   列圣至德政。称述一二条。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发。而为讲官者。必熟于 国家之典章。则凡会典及   列朝圣训。皆当时时研究。此中之磨厉人才。已不少矣。

一覆讲之法。谨按康熙十四年。   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今祇讲官进讲朕不覆讲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乃覆讲如此庶几有裨实学钦此。臣思覆讲之法。不过疑者诘之。误者辨之。非必逐句讨论也。今讲官讲毕。应请  皇上于疑难之处。俯加诘问。讲官错误之处。仰承 指示。若无疑可问。无误可指。即不妨默识深领。方为可久之道。

一纂成讲书。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撰成讲章。分写正副本。先期将正本进呈。其撰法。先列经文。次列诸儒之说。次列讲官推演之义。既讲之后。又将讲章编辑成书。今所传四书解义。书经易经各解义是也。此次所讲衍义及衍义补。真氏邱氏之书。本系臣下进讲体裁。不必更撰讲章。亦不必先期呈进矣。祇须于本日递一折片云。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第几页某句起某句讫谨奏。已为简当。至已讲之后。仍须编辑成书。将来刊刻流传。以昭  圣

译一、关于进讲的地点。谨查康熙年间,进讲的地点多在懋勤殿。只有十二年,因暂修宫殿,皇上驻跸瀛台,便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因天气严寒,便在暖阁进讲。其余时候,或在郊外,或驾幸南苑,都没有停止进讲。可见进讲地点是可以随时迁移的。如今奉谕旨便在便殿进讲,皇上临御东书房,臣拟请就在东书房进讲。以后若有迁移,再临时降下谕旨。

一、关于进讲的礼仪。谨查康熙年间,进讲的仪节,初入殿时行三叩礼,侍立,走到讲案前开始进讲。讲完后,再行三叩礼。到十六年,停止了讲完后的三叩礼。臣如今拟就这一礼仪,稍作斟酌。请以东书房为例来说明:皇上临御,面向西坐,皇上面前恭敬地设置一张横几,几作为书案,将所讲的书放在案上。又预先在室内设置小几,作为讲官的讲案。届时讲官捧着书进来,陈放在讲案上,转身到案西跪下,面向东北,叩头一次起身,回到讲案位置,侍立宣讲。讲完后,再转身到案西跪下,叩头一次起身,快步退出。如果遇到皇上不临御东书房,所有皇上面向南、讲官面向北的情况,有时受地势限制,再临行斟酌。谨照此礼仪,另绘一图附呈。

一、关于进讲的时间。谨查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就是大臣入宫对答承旨。奏事完毕后,然后讲官入侍。从九年至二十年都是这样。二十一年,才改为在部院未启奏之前,讲官先进入进讲。遥想那时,大约不过辰刻罢了。如今时势变迁,与康熙年间迥然不同。康熙年间,部院的章奏不过几件,如今则每天多达七八十件。康熙年间,各省的章奏,圣祖省览,一直等到夜深点烛之后,如今则清晨裁定,宣谕军机并批答。康熙年间,引见的人员很少,如今则每天都有引见。有这几种不同,那么每天早晨,圣躬也烦劳了。臣的愚见,拟请等到引见以后,皇上处理万机完毕,御前大臣等都已散值,日长神闲,然后讲官进讲。这样就有义理的喜悦,而没有其他事务的打扰。大概就像圣祖《读书记》中所说的“神理渊穆,怡然忘倦”那样。

一、关于所讲的书。谨查康熙年间,所讲的书,先是四书,其次是尚书,其次是周易,其次是诗经,其次是通鉴。讲通鉴的时候,仍然兼讲四书。而顺治年间,也曾翻译通鉴及大学衍义两本书呈进。如今臣听说圣学高深,诸经通鉴,已经讲贯熟练。私下认为,为君之道,没有比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邱浚的《大学衍义补》两本书更完备的了。真氏对于用人的道理,邱氏对于理财治兵的道理,尤其说得深切明确。不久前给事中吕贤基曾为此请求,臣拟请讲这两本书,对今日时政确实有裨益。

一、关于陈讲的方法。谨查讲官陈说,贵在忠诚切直,尤其贵在明白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谕令讲官应进直言,不要有隐讳。二十一年,谕令讲官须有劝戒箴规的意思,才称得上启沃。又圣祖御制《讲官箴》说:“体之行之,朕躬是力。载献载替,尔职宜饬。”又说:“谊贵励翼,先正其心。尔苟勿欺,吐辞足钦。”推绎这八句话,就知道切直的人,没有不是出于忠诚的。至于本朝掌故,那么大经大法,确实有超越前古的地方。如果能在每日进讲的时候,将列圣的至德政,称述一二条,不仅君臣的精神互相警策启发,而且作为讲官,必定熟习国家的典章,那么凡是会典及列朝圣训,都应当时时研究。这其中的磨砺人才,已经不少了。

一、关于覆讲的方法。谨查康熙十四年,谕令:日讲原本期望有益身心,如今只是讲官进讲,朕不覆讲,日久将成为故事,不仅对学问之道无益,也不是给后世树立法度的做法。嗣后进讲时,讲官讲完,朕才覆讲,这样大概才对实学有裨益。钦此。臣想覆讲的方法,不过是疑惑的地方诘问,错误的地方辨析,不必逐句讨论。如今讲官讲完,应请皇上在疑难之处,俯加诘问;讲官错误的地方,仰承指示。如果没有疑问可问,没有错误可指,就不妨默识深领,这才是可久之道。

一、关于纂成讲书。谨查康熙年间,讲官撰成讲章,分写正本副本,先期将正本进呈。其撰写方法,先列经文,次列诸儒之说,次列讲官推演之义。讲完之后,又将讲章编辑成书。如今所传《四书解义》、《书经易经各解义》就是如此。此次所讲的《衍义》及《衍义补》,是真氏、邱氏的书,本系臣下进讲的体裁,不必再撰讲章,也不必先期呈进了。只需要在当天递一折片说: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第几页,从某句起到某句止,谨奏。这就已经简当。至于讲完之后,仍须编辑成书,将来刊刻流传,以昭圣

学之盛。其编辑之法。先钞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讲官敷陈之说。以能征引会典者为上。于既讲后三日呈递。俟发下之后。汇成帙。汇成三卷。进呈一次。抑臣又有请者。   圣祖御制文集中。有讲筵绪论二卷。凡八十五条。  皇上聪明天纵。讲筵触发。间有绪论。敬祈发下。交讲官编入。使臣等欣诵之余。益加儆惕。则兴起多矣。

译学术兴盛。其编辑的方法,先抄录真氏、邱氏的全文,其次排列讲官阐述的学说,以能够征引《会典》的为上乘。在讲习结束后三天呈递,等下发之后,汇编成册,汇编成三卷,进呈一次。况且臣还有请求。圣祖御制文集中,有《讲筵绪论》两卷,共八十五条。皇上聪明天纵,讲筵中有所触发,偶尔有绪论,恭敬地祈请下发,交给讲官编入其中,使臣等在欣喜诵读之余,更加警惕戒惧,那么振奋兴起的人就多了。

一讲官体制。谨按康熙年间。讲官   恩遇。最为隆渥。或赐诗篇。或赐邸第。或赏貂皮。或交部议叙。锡赉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议及也。至于体制所在。虽属虚文。亦宜稍示优异。一得讲官。虽编检科道。皆得专折谢  恩。其雨帽坐垫。请照见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贺班次。请照南书房翰林之例。至于春秋。 经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并随至 文渊阁赐茶。其科道充讲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间有扈从之时。讲官所用账房。及一切应用对象。仍遵康熙十二年   谕定章程。酌定数目。由内务府给与。

一进讲年数。谨按康熙进讲。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载。中间如三藩用兵。九省骚动。捐例常开。仓库空虚。实有倍甚于今日者。而未尝停讲。盖   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兼厉人才。非以此为文史之娱也。汤斌之放江苏巡抚。   圣祖谕曰。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故特简尔。熊赐履之既没。   圣祖谕吏部曰。赐履夙学老成。为讲官多年。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体。直言讲论。当时伟人辈出。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盖侍学既久。故知之真也。  皇上复举旧章。伏愿行之久远。不可遽求速效。故虽有偏灾小警。不可停罢。渐濡既久。风气日振。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人才当起色也。若举行数载。或即停止。虽于  圣学无损。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区区之忱。尤在于此。伏乞  圣鉴。

以上十四条。竭臣愚忠。粗定大概规模。其有不典不详。求皇上饬交各衙门核覆施行。谨 奏。

 附唐确慎公鉴书节录

 前于邸钞。见轮讲仪次一折。详细敷陈。有典有则。何其周欤。想见中心恳切。曲仰  圣心之危微精一。并同人之激切拜扬。以襄赞我  尧舜大同之盛治。野人欣欣然喜不能已者久之。然至愚所虑者。皋夔稷契之俦。阁下而外。亦不过艮峰竹如丹溪三数人。其余君子固多。而能知格致诚正者。恐亦难得。即外间河海兵农。亦何能洞见窾要。行之都有把握。虽教诲陶镕。正可仰赖  圣人化裁以作成之。而  万几之下。亦恐过于勤劳也。朱子有轮讲不如日讲之说。盖日讲有定官。设亦不过一二员。如伊川先生及朱子皆曾为之。是自可以得人。轮讲则派入者众多。安得人人皆程朱乎。吾兄意在溥博。而乃以迂阔驳之。闻之。深惜此美举之不成。爱礼之意未容已也。然当此  圣怀虚受之时。为臣子者。有可必献。有否必替。竭诚尽性。以求上答夫求言若渴之至意。此职分事。亦性分事也。案文正条奏议格不行所进绘图当日尤有讥为迂阔者确慎此书亦以轮讲为疑虽致深惜固明知其说难见诸施行矣特附录之以资引证云

  遵 旨会议日讲事宜并陈管见疏道光三十年四月 礼部

本月初四日。奉  上谕曾国藩奏日讲事宜十四条并绘图呈览一折礼部会同翰林院与前交议日讲折件一议奏图发钦此。仰见我  皇上亲理万几。弗遑宵旰。偶乘余暇。更以勤学穷理为兢兢。臣等钦佩之余。益深感悚。奉  命以来。悉心筹划。复博采旁谘。始以为事在可行。继觉其势有未便。谨为我  皇上一一陈之。伏思帝王之学。以实而不以文。贵要而不贵多。自来经史之昭垂。儒先之疏义。所以资研究供观览者。固己惟人惟备。后人所见。不能出其范围。今若再选儒臣。排日进讲。仍不外蹈袭旧说。缀辑成文。窃谓  圣学之增崇。不恃乎此。即人才之鉴别。亦不恃乎此也。臣等恭读乾隆十一年   上谕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身心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阑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要不当借端立说以逞私见也如检讨程恂举程子一命之士苟留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一条因请重县尉之选欲以士人初任是官而重其秩是一县又增一令也成何政体再词臣以文字为职业自当雅赡优娴方不愧清华之选其中才学冲裕如张鹏翀沈德潜等间或一加超擢而躁进之徒竞思进献若借

译关于讲官的体制。谨按康熙年间,讲官受到的恩遇最为优厚。有时赐予诗篇,有时赐予宅第,有时赏赐貂皮,有时交由吏部议定奖叙。赏赐频繁,是非常隆重的典制,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至于体制所在,虽然属于虚文,也应当稍示优异。一旦担任讲官,即使是编修、检讨、科道官员,都能单独上折谢恩。其雨帽、坐垫,请依照现任起居注官的成例;朝贺时的班次,请依照南书房翰林官的成例。至于春秋两季经筵侍班,应当在六部堂官之后,并跟随至文渊阁赐茶。那些由科道官员充任讲官的,就不再派遣街道巡城的差事。偶尔有扈从的时候,讲官所用的帐房及一切应用物件,仍遵照康熙十二年谕令确定的章程,酌定数目,由内务府供给。

关于进讲的年限。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从九年到二十五年,共十七年。中间如三藩用兵,九省骚动,捐纳事例常开,仓库空虚,实际情况比今天严重得多,却未曾停止进讲。这是因为圣祖实在从中深求政事要领,兼以激励人才,并非将此作为文史的娱乐。汤斌被放任江苏巡抚,圣祖谕示说:“因为你长久侍奉讲筵,老成端谨,所以特别简拔你。”熊赐履去世后,圣祖谕示吏部说:“赐履向来学问老成,担任讲官多年,未曾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体,直言讲论。”当时伟人辈出,大抵多是从讲筵中识拔出来的。这是因为侍奉学问久了,所以了解真切。皇上恢复旧章,伏愿长久实行,不可急于求成速效。所以即使有偏灾小警,也不可停罢。逐渐浸润久了,风气日渐振作,臣之前奏折所说十年以后人才应当起色,就是此意。如果举行几年就停止,虽然对圣学无损,但固然不能收到百年树人的效果。臣微小的诚意,尤其在于此。伏乞圣鉴。

以上十四条,竭尽臣愚忠,粗略确定大概规模。其中有不恰当、不详尽之处,请求皇上敕令各衙门复核施行。谨奏。

附唐确慎公鉴书节录

之前在邸报上,看到关于轮讲仪次的奏折,详细陈述,有典制有法则,多么周全啊。可以想见心中恳切,曲折仰慕圣心之危微精一,以及同人的激切拜扬,以辅佐成就我尧舜大同的盛治。野人欣喜不已,很久不能平息。然而愚者所忧虑的是,皋、夔、稷、契这类人,阁下之外,也不过是艮峰、竹如、丹溪这几个人。其余君子固然很多,但能懂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恐怕也很难得。即使外间的河海兵农之事,又怎能洞见关键要害,实行起来都有把握?虽然教诲陶铸,正可以仰赖圣人化裁以造就人才,但在万机之下,恐怕也过于勤劳了。朱子有轮讲不如日讲的言论,大概是因为日讲有定官,设置也不过一二员,如伊川先生及朱子都曾担任过,这是自然可以得人。轮讲则派入者众多,怎能人人都是程朱呢?吾兄意在广博,却以迂阔驳斥它。听闻后,深深惋惜这美举不能成功,爱礼之意不容停止。然而当此圣怀虚心接受之时,作为臣子,有可献必献,有否必替,竭诚尽性,以求上答求言若渴的至意,这是职分事,也是性分事。案文正条奏议格不行,所进绘图当日尤其有讥为迂阔的,确慎此书也以轮讲为疑,虽然致深惋惜,固然是明知其说难以施行,特附录它以资引证云。

遵旨会议日讲事宜并陈管见疏 道光三十年四月 礼部

本月初四日,奉上谕:曾国藩奏日讲事宜十四条并绘图呈览一折,礼部会同翰林院与前交议日讲折件一并议奏,图发,钦此。仰见我皇上亲理万机,无暇早晚休息,偶尔乘余暇,更以勤学穷理为兢兢业业。臣等钦佩之余,更加深感悚惧。奉命以来,悉心筹划,又广泛采询,起初认为事在可行,继而觉得其势有不便之处。谨为我皇上一一陈述。伏思帝王之学,以实而不以文,贵要而不贵多。自来经史昭垂,儒先疏义,所以资研究供观览的,固然已经惟人惟备,后人所见,不能出其范围。现在如果再选儒臣,排日进讲,仍不外蹈袭旧说,缀辑成文。窃以为圣学的增崇,不依赖于此;即使人才的鉴别,也不依赖于此。臣等恭读乾隆十一年上谕:“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身心,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阑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要不当借端立说以逞私见也。”如检讨程恂举程子“一命之士,苟留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一条,因请重县尉之选,欲以士人初任是官而重其秩,是一县又增一令也,成何政体?再词臣以文字为职业,自当雅赡优娴,方不愧清华之选。其中才学冲裕如张鹏翀、沈德潜等,间或一加超擢,而躁进之徒竞思进献,若借

此可以为梯荣之快捷方式者不知沈德潜优升阁学朕原因其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用是稠迭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张鹏翀则素知其敏捷且资俸已深历升詹事初不因进诗优擢若谓朕进用人才沾沾于文艺之末雕章琢句专事浮华此风一炽必有藉手捉刀希图侥幸者岂不玷玉堂而贻羞文苑邪其务殚实心崇正学明大体以无负稽古论思之厚望等因钦此。又嘉庆十四年。廷臣曾有请令翰林科道日进讲义之奏。奉   上谕朕每日恭阅   先朝实录诚以   列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载典型仪式夙夜寅承万几之暇披览者亦皆经史诸书鉴观得失以期有裨治化若使翰林科道日进讲义而所撰述不过摭拾陈言敷衍入告无论二典三谟未能窥其涯涘即贾董诸儒论说亦恐不能跂及设敷奏可观而能言者又未必能行况所敷陈又未必尽出己手若就此觇其学识加以甄拔恐亦未能遽得真才行之日久又生弊端仍属视为具文于事毫无裨益又岂务实之道乎特将朕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处通谕知之钦此。臣等敬绎   两朝训谕。实于进讲之流弊。洞烛无遗。因思 经筵与日讲。虽事之巨细不同。其为讲贯则一。而经筵则举行至今。若日讲之事有益无弊。亦何至旋行旋止。乃自乾隆十四年停罢之后。不复再见举行。迄今一百余年矣。诚以经筵每岁一行进讲者。皆  特大员。有益无损。故行之可久。日讲则排日常行。进讲者自七名至四五名不等。更番入直。人数众多。日久则法易弛。人众则心不一。故借端立说。已见于前事。而希荣之见。亦难保其必无。且称  旨则幸心易生。徒劳则怠心易起。始而欲速。继而畏难。无益有损。故不久而遂止。今人之学问不能胜于当年。今人之干进未必逊于往日。剿说雷同。原无补于启沃。论笃是与。又恐误于色庄。臣等伏读   圣谕之周详。参考同官之议论。确有见于日讲一节。于听言之道。取人之法。两无裨益。与其弊生而停止。莫若先事而不行。该侍郎所陈十四条。应请毋庸置议。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译这可以作为攀附荣宠的捷径,沈德潜之所以能优先进升为内阁学士,朕原本是因为他为人诚实谨慎厚道,且怜悯他晚年得志,因此屡次施恩,以激励那些老成持重、积学之士。张鹏翀则一向知道朕赏识其才思敏捷,况且他的资历俸禄已深,逐步升任詹事,起初并非因为进献诗文而获优擢。如果说朕进用人才,只沉迷于文艺末节,雕琢辞藻,专事浮华,这种风气一旦炽盛,必定会有人借机代笔,希图侥幸,岂不玷污玉堂而给文苑带来羞耻?务必竭尽实心,崇尚正学,明晓大体,以不辜负朕对你们稽古论思的厚望。等等。奉此。

又,嘉庆十四年,朝廷大臣曾有奏请,令翰林院和科道官员每日进献讲义。奉皇上谕旨:朕每日恭敬阅览先朝实录,诚因列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无不详尽记载,典范仪式早晚恭敬秉承,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披阅的,也都是经史诸书,借鉴观察得失,以期对治理教化有所裨益。如果让翰林科道每日进献讲义,而他们所撰写的不过是拾取陈词滥调,敷衍应付,无论《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篇,尚且无法窥见其边际,即使是贾谊、董仲舒等儒者的论说,恐怕也难以企及。假如敷陈奏对可观,但能言善辩的人又未必能付诸实行,况且所陈述的内容又未必全出自本人之手。如果据此考察其学识并加以选拔,恐怕也不能立即得到真正有才能品行的人。时间久了又会产生弊端,仍被视为形式上的文书,对事情毫无裨益,这又难道是务实之道吗?特将朕敦崇实政、不崇尚虚文之处,普遍晓谕知晓。奉此。

臣等恭敬体察两朝的训谕,对于进讲这一做法的流弊,洞察无遗。因而想到,经筵与日讲,虽然事情的大小不同,但其讲解贯通的宗旨是一致的。而经筵则一直举行至今,如果日讲之事有益无弊,又何至于刚实行就停止呢?自从乾隆十四年停罢之后,就不再见到举行,迄今已一百多年了。诚因经筵每年举行一次,进讲者都是特别重臣,有益无损,所以可以长久实行。日讲则排定日程经常举行,进讲者从七名到四五名不等,轮流入值,人数众多。时间久了则法度容易松弛,人多了则心思不一。所以借端立说,已在前事中显现,而希求荣宠的念头,也难保一定没有。况且迎合圣意则侥幸之心容易产生,徒劳无功则懈怠之心容易兴起。起初想要速成,继而畏惧困难,无益有害,所以不久就停止了。现在人的学问不能胜过当年,现在人谋求进身未必逊于往日。抄袭雷同之说,原本对启发开导毫无补益,言论笃实就赞同,又恐怕误于表面庄重。臣等伏读圣谕的周详,参考同僚的议论,确实看到日讲这一项,在听取言论的道理、选拔人才的方法上,都毫无裨益。与其弊端产生后再停止,不如事先就不实行。该侍郎所陈述的四条意见,应请不必再议。所有臣等会议的原因,谨具折奏报,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敬抒末议培养 圣学疏咸丰十一年

监察御史朱潮

伏惟  皇上聪明天亶。寅绍丕基。际 国家多难之时。承   祖宗付托之重。凡所以继   先志而慰民望者。盖  庙堂之咨儆深矣。久大之规。肇于初服。治平之业。裕于冲龄。臣勉竭愚忱。冀效千虑之一得。窃谓  圣德以培养为先。  圣学以扩充为务。臣尝读书有曰。在昔文武。聪明齐圣。其侍御仆从。罔非正人。夫仆从统乎宫庭而言之。正人济济。宜其出入起居。罔有不钦矣。周室盛时。纲纪肃清。前后左右。岂有巧言令色。便辟侧媚。而书若重深顾虑。兢兢致戒者。防之于未然也。异物之玩好。小人逢迎之缘也。玩好屏。则志气益清。此日之喜怒。他年刑赏之用也。喜怒平。则措施必当。是以发端在谨其细。而动作贵慎其几。宋哲宗临御经筵。忽凭槛戏折柳枝。讲臣程颐正容进曰。方春发生。不宜无故摧折。此谨其细者类也。上书宣仁太后。请主上左右内侍。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此慎其几者类也。细者巨之积。几者事之微。  圣德之日懋。基于此矣。  皇上诵习诗书。以目前而论。凡性命之奥旨。学问之微言。进讲似可稍缓。但读必兼讲。讲理则深邃。讲事则显明。周公以成王年幼。作七月之诗。浅近易解。使瞽蒙朝夕讽咏。俾知稼穑之艰难。即以讲辅读也。臣思历代可法可戒之事。及夫   列祖   列宗。文德武功。其中尤易于宣讲者。请  旨命翰林院词臣。分门别类先编列千百条。辞惟取其显亮。文无贵乎太长。每日恭录进呈  御览。或十条。或八条。令授读之臣。明白晓畅。敷陈其事。言以先入为主。一经耳熟。裨益非浅。我  皇上浚哲达聪。今日之缕析条分。即异日之综经贯史。由事以要诸理。次第讲求。  圣学之日新。基于此矣。臣敬际  圣明。土壤细流。讵有裨于万一。愚昧之见。敢献刍荛。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呈进书籍疏同治元年

大学士祁寯藻

窃臣以衰病退休之员。蒙  恩召用。复蒙   皇太后懿旨。俾直 殿廷。恭侍讲幄。窃见 皇上聪明天亶。圣度渊冲。诵读之余。继以讲解。缉熙光明之学。实基于此。臣虽至愚极陋。亦思勉抒闻见。随事敷陈。仰答生成。稍图报称。无如年迫迟暮。旧疾缠▯。经久不愈。以致展期假满。未能入直当差。感戴仁恩。悚惶无措。而区区愚忱。有不能不为  皇上陈之者。恭读今年二月   懿旨。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各讲明切究系归笃实等因钦此。   慈训昭垂。为  皇上裕养正之规。至深且远。臣窃惟典学之要。诵读为先。而讲解之功。更为切实。盖非诵读不能习其文字。非讲解不能通其义理也。大学一书。  皇上业已读毕。凡制治保邦之要。用人行政之原。胥于是乎在。要之为人君之道。在止于仁一言而已。治国平天下两章。言仁者六。而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故能爱人能恶人。不仁者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矣。仁者必以贪戾为戒。故忠信以得之。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千古治乱之机。判于义利。而义利之判。则由于上之好仁不好仁也。即如近日所讲帝鉴图说。下车泣罪。解网施恩。泽及枯骨等事。则即古帝王仁心所见端也。至若纳谏求贤。尊儒远佞。则仁亲为宝。能好能恶之说也。露台罢工。裘马却献。则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之说也。以今考古。以图征书。心不厌则易入。力不劳则有功。古人左图右书。诚不可偏废也。臣愚窃谓帝鉴图说讲毕。即宜进讲舆地之学。  大清会典中。有  皇舆全图。各省府州厅分图。山川疆域形势。开卷了然。且篇幅简明。较之大图。易于指画。并有礼制武备天文等图。可资博考。又

译恭敬地陈述末议,以培养圣学的奏疏,咸丰十一年

监察御史朱潮

我恭敬地认为,皇上聪明睿智,天赋异禀。恭敬地继承宏大的基业。正值国家多难之时,承受祖宗托付的重任。凡是用来继承先帝遗志、安慰百姓期望的措施,朝廷的咨询与警戒已经非常深刻了。长远的规划,始于初登大位之时;太平治世的功业,在年幼时便已奠定。臣竭力奉献愚诚,希望贡献千虑之一得。我私下认为,圣德以培养为首要,圣学以扩充为任务。臣曾经读到书中说:往昔周文王、周武王,聪明睿智,圣明齐备,他们身边的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之人。所谓仆从,是统括宫廷而言的。正直之人众多,应当他们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谨慎的。周朝兴盛时期,纲纪肃清,前后左右,哪里有巧言令色、谄媚逢迎之人?而史书却郑重地顾虑,兢兢业业地告诫,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奇异的玩好之物,是小人逢迎的缘由。玩好之物被摒弃,那么志气会更加清明。今日的喜怒,是他年刑罚与赏赐的依据。喜怒平和,那么措施必定得当。因此,开端在于谨慎细微之处,而行动贵在慎察苗头。宋哲宗临幸经筵,忽然倚靠栏杆嬉戏折断柳枝,讲官程颐严肃面容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应该无故摧折。这属于谨慎细微之事的类别。上书给宣仁太后,请求皇上左右的内侍,都选拔老成厚重之人,不让奢侈靡费之物、浅薄俗气之言,接触于耳目。这属于慎察苗头的类别。细微之处是巨大事物的积累,苗头是事情的细微征兆。圣德日益美好,就基于此。皇上诵读诗书,以目前而言,凡是性命之道的深奥旨意、学问的微妙言论,进讲似乎可以稍缓。但读书必须兼有讲解,讲解义理则深邃,讲解史事则显明。周公因为成王年幼,作《七月》这首诗,浅近易懂,让盲乐师朝夕讽咏,使他们知道稼穑的艰难,这就是用讲解来辅助诵读。臣思考历代可效法、可警戒之事,以及列祖列宗的文德武功,其中尤其易于宣讲的,请旨命翰林院词臣,分门别类先编纂千百条,言辞只求显豁明亮,文章不贵太长。每日恭敬抄录进呈御览,或十条,或八条,让授读的臣子,明白晓畅地敷陈其事。言语以先入为主,一经耳熟,裨益非浅。我皇上睿智通达,今日的缕析条分,就是异日综贯经史的基础。由史事来归纳义理,次第讲求,圣学日益更新,就基于此。臣恭敬地处于圣明之世,土壤细流,难道有裨益于万一吗?愚昧之见,敢献刍荛之议。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呈进书籍的奏疏,同治元年

大学士祁寯藻

我私下认为,臣作为衰病退休的人员,蒙受恩召任用,又蒙受皇太后懿旨,使我在殿廷值班,恭敬地侍奉讲幄。我私下看到皇上聪明睿智,天赋异禀,圣度渊深冲和。诵读之余,继以讲解。光明盛大的学问,确实基于此。臣虽然至愚极陋,也想勉力陈述见闻,随事敷陈,以报答生成之恩,稍图报称。无奈年迫迟暮,旧疾缠身,经久不愈,以致展期假满,未能入直当差。感戴仁恩,惶恐无措。而区区愚诚,有不能不为皇上陈述的。恭敬地阅读今年二月的懿旨:“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各讲明切究,系归笃实”等语,钦此。慈训昭垂,为皇上涵养端正的规范,至深且远。臣私下认为,典学的要点,诵读为先,而讲解之功,更为切实。大概不诵读不能习熟文字,不讲解不能通晓义理。《大学》一书,皇上已经读毕。凡是制治保邦的要旨,用人行政的根本,都在于此。总之,为人君之道,在于“止于仁”这一句话而已。《治国》《平天下》两章,提到仁有六处,而最终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作结。大概仁者必定以仁亲为宝,所以能爱人能恶人。不仁者则喜好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好的。仁者必定以贪戾为戒,所以忠信得以获得。不仁者则骄泰而失去它。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所以用财来发展自身。不仁者则用自身来发财,灾害并至了。千古治乱的关键,判于义利,而义利的判断,则由于上位者好仁不好仁。就像近日所讲的《帝鉴图说》,下车泣罪,解网施恩,泽及枯骨等事,就是古代帝王仁心所见的端倪。至于纳谏求贤,尊儒远佞,就是仁亲为宝,能好能恶的说法。露台罢工,裘马却献,就是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的说法。以今考古,以图证书,心不厌则易入,力不劳则有功。古人左图右书,确实不可偏废。臣愚昧地认为,《帝鉴图说》讲毕,就应当进讲舆地之学。《大清会典》中,有皇舆全图,各省府州厅分图,山川疆域形势,开卷了然。而且篇幅简明,较之大图,易于指画。并有礼制、武备、天文等图,可资博考。又

耕织图。则农桑之事。衣食之原。纤悉具陈。又马远豳风图。绘事古质。嘉庆年间。取以联句。 内府画本石刻俱在。可资检阅。   钦定月令辑要。授时通考二书。皆足与耕织豳风等图。互相发明。  皇上读书之暇。随时讲求。庶几知稼穑之艰难。守成之不易也。再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首言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自格致诚正。以至修身齐家。胪引经史。法戒昭然。诚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 国朝大学士陈宏谋辑要六卷。选择简当。尤易披寻。又臣于道光年间。江苏学政任内。恭刊朱子小学。此书内篇四卷。外篇二卷。多引经传要语。及先贤名臣格言。于初学最为切要。又康熙年间。博学宏词杜诏所撰读史论一卷。虽系家塾简便刻本。而自秦汉以下。历代史事。治乱兴衰之故。大具见。以上三书。皆臣家所旧存者。一并恭呈  御览。以备采摘。伏愿  皇上处黄屋之尊。慎丹书之戒。敬胜怠。义胜欲。千古心法。不外乎此。即大学缉熙敬止之实义也。由是经史贯通。日积月累。  圣学日懋。  圣德日崇。本仁心以行仁政。饬吏治而恤民生。治平之效。庶可复见。臣虽蒲柳衰姿。伏处草莽。亦得优游仁宇。长瞻云日之辉矣。所有微臣感激愚忱。并呈进书籍缘由。谨折具陈。伏乞  圣鉴。

译《耕织图》详细陈述了农桑之事,这是衣食的源头,细微之处都完备地呈现出来。还有马远所作的《豳风图》,绘画古朴质朴。嘉庆年间,曾取此图进行联句创作。内府画本和石刻都在,可供查阅参考。

《钦定月令辑要》和《授时通考》这两本书,都足以与《耕织图》《豳风图》等图画相互印证阐发。皇上在读书闲暇之余,随时讲求这些道理,或许能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以及守成之不易。

再者,宋代臣子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首先论述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和为学的根本,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列举引用经史典籍,法度与警戒昭然若揭,确实是圣学的渊源、治道的根基。本朝大学士陈宏谋辑录的《衍义六卷》,选择精简恰当,尤其容易翻阅研读。

又臣在道光年间担任江苏学政期间,恭敬刊印了朱熹的《小学》。此书内篇四卷,外篇二卷,多引用经传要语以及先贤名臣的格言,对于初学者最为切中要害。

还有康熙年间,博学宏词科出身的杜诏所撰写的《读史论》一卷,虽然是家庭塾馆简便的刻本,但自秦汉以下历代史事,治乱兴衰的缘故,大体都能看见。

以上三本书,都是臣家中旧存的,一并恭敬呈上供皇上阅览,以备采择。

伏愿皇上身处至尊之位,谨慎对待丹书的警戒,以恭敬胜过懈怠,以道义胜过欲望,千古以来的心法,不外乎于此。这正是《大学》中“缉熙敬止”的实际含义。由此经史贯通,日积月累,圣学日益精进,圣德日益崇高,本着仁心施行仁政,整顿吏治而体恤民生,天下太平的成效,或许可以再次见到。

臣虽然衰老体弱,隐居草野,也能在仁政的恩泽中悠闲自得,长久瞻仰云日的光辉。所有微臣感激的愚诚,以及呈进书籍的缘由,谨此折子详细陈述,伏乞圣上鉴察。

请进日讲疏同治元年

工部尚书倭仁

窃闻考古可以知今。慎终必先图始。自来求治之君。或于便殿涉览书。或于经筵讲求古训。本集思广益之心。为勤学好问之事。岂过为是劳苦哉。盖是非悉昭于千古。法戒即判于一心。心以有所慕而思奋。舍己乃可以从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艰乃可以图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此。去年秋间。京师盛传   皇太后特简廷臣进讲通鉴。风声所布。中外欣欣。罔不以手加额曰。此帝王所不数见之盛事。   皇太后垂念及此。此诚社稷生民之福也。一时士大夫同心向道。争自濯磨。咸谓   皇太后圣明天纵。犹孜孜好学如是。我辈宜何如砥砺。勉为 国家有用之才。争向书肆购求通鉴。所有本。为之纸贵。可见上行下效。感应之机。捷于桴鼓。若使见诸实事。着为令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见举行。自以政务殷繁。暂为停缓耳。以   皇太后求治之诚。岂有始勤终怠之虑哉。但今天下望治情殷。美意争传于万口。实政未举于一朝。论者以 朝廷有此举。而诸臣不克赞成其事。诚可惜也。或谓今日之务。宜求实济。不必沾沾于具文。不知具文与实济。不分于而分于心。心之不存。虽帝典王谟皆可视为具文。而无关体要。心之所属。虽衢讴巷议皆有资于实济。而为益身心。况通鉴一书。备详治忽之由。足定从违之准。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愿   皇太后明降谕旨。诹日进讲。以天亶之聪明。日新之学问。不惟  圣治弥臻美备。中外共仰精勤。而我  皇上好学之心。日闻   慈训。亦必益思奋勉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吁恳暂缓归政以懋 圣学疏光绪十二年 毓庆宫王大臣

窃臣等伏读六月初十日   懿旨。以  皇帝典学有成。   谕于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诏辞宏远。酌古准今。寻绎回环。且钦且感。伏思我   皇太后躬仁圣之资。值维艰之运。削平九宇。抚定四方。史册罕俦。功德莫二。兹当   璇闱归政。颐养冲和。既大慰日夕期望之心。亦稍释宵旰仔肩之重。凡兹臣庶。孰不欣愉。然臣等日侍 讲筵深维时局。有不得不缕晰备陈者。幸   皇太后垂察焉。  皇上天亶聪明。过目成诵。六经诸史。前数年即能举其辞。然经义至深。史书极博。譬诸山海。非一览所穷。此讲习之事。犹未贯彻者一也。天下之赜。莫如章奏。前者迭奉   慈谕。将军机处近年折奏。抄录讲肄。  皇上随时披览。亦能一阅了然。大而兵农礼乐。细而盐关河漕。头绪纷繁。兼综不易。此批答之事。犹未习者二也。清语国书。我 朝根本。  皇上记诵甚博。书写亦工。然切音声义。颇极精微。固须名物靡遗。尤必文义贯串。满蒙奏牍。各体攸殊。此翻译之事。犹未熟精者三也。为君至难。万几至重。多一日养正。即有一日之功。加一分讲求。即获一分之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皇太后体   祖宗之心为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傥俟一二年后。  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我丕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   宗社之庆也。

卷二 学术二原学

  原学

陆心源

学也者。学为君。学为臣。学为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者也。三代而下。有小人之学。有异端之学。有小儒之学。有大人之学。约纵连横之说也。坚白同异之辨也。词赋之类于俳优也。占毕之诬罔圣贤也。内不足以治其身。外不能以益于人。苟以趋时好。悦人主。窃显官。惑愚众。此荀子所谓以学为禽犊也。皆小人之学也。黄老之清静。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申韩之刑名。释氏之慈悲。用其说亦足以立国。原其心亦主以救偏而济人。然而畸于先王之教。悖于圣人之道。皆异端之学也。研训诂。通假借。证名物。析异同。但道伏郑是。宁言孔圣非。是为考证之学。文必饰。词必修。皮傅

译请求进呈日讲奏疏 同治元年

工部尚书倭仁

我私下听说,考察古代历史可以了解当今时势。慎重地结束事情,必须先谋划好开始。自古以来追求治世的君主,有的在便殿阅览书籍,有的在经筵研讨古代训诫。本着集思广益的心意,做勤学好问的事情,难道是为了过度地劳苦吗?因为是非在千古之间都昭然若揭,法度与警戒就在心中判定。内心有所仰慕就会思虑奋发,舍弃己见才能听从他人。内心有所敬畏就会知道警戒,思虑艰难才能图谋容易。古代的君主,之所以能达到太平治世,他们的道理就在于此。去年秋天,京城广泛流传,皇太后特别简选朝廷大臣进讲《资治通鉴》。风声传播开来,朝廷内外欢欣鼓舞,无不额手称庆说:这是帝王不常遇到的盛事。皇太后垂念及此,这确实是社稷和百姓的福气。一时士大夫同心向道,争着自我磨砺,都说皇太后圣明且天赋异禀,还如此孜孜不倦地好学,我们这些人应当如何砥砺自己,勉力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争着到书肆购买《资治通鉴》的所有版本,导致纸张昂贵。可见上行下效,感应的机枢,比敲鼓响应还要快捷。如果能让这成为实事,确立为常例,其鼓舞人心的效果更不知会如何了。然而从去年秋天至今,未见举行。自以为政务繁忙,暂时停缓罢了。以皇太后求治的诚意,难道会有开始勤勉最终懈怠的顾虑吗?但如今天下渴望治世的情意殷切,美好的意图争相传颂于万口,实际的政令却未在一朝举荐。议论的人认为朝廷有此举措,而众臣不能赞成此事,实在可惜。有人说当今的事务,应当追求实际成效,不必拘泥于形式。不知道形式与实际成效,不在于分开,而在于心。心若不存,即使是帝王典籍和谋略,都可视为形式,而与根本无关。心之所向,即使是街谈巷议,都有助于实际成效,而有益于身心。况且《资治通鉴》一书,详尽地说明了治理与疏忽的原因,足以确定顺从与违背的标准,尤其是治理天下的人,最应该留意的。恳请皇太后明确颁布谕旨,选定日期进讲,以天赋的聪明,日新月异的学问,不仅圣治更加完美,中外共同敬仰精勤,而且皇上好学的心,每日听闻慈训,也必定更加思虑奋发。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

吁恳暂缓归政以勉励圣学奏疏 光绪十二年 毓庆宫王大臣

私下我们伏读六月初十日的懿旨,因为皇帝学习有成,谕令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诏辞宏大深远,斟酌古法准绳今事,反复推敲,既钦佩又感激。私下思考我们皇太后具备仁圣的资质,正值艰难时运,削平九州,安抚四方,史册罕见匹敌,功德独一无二。现在正值后宫归政,颐养冲和之气,既大大慰解了日夜期望的心,也稍许释去了日夜操劳的重担。凡是臣民,谁不欢欣愉悦。然而我们每日侍奉讲筵,深思时局,有不得不详细陈述的。希望皇太后垂察。皇上天赋聪明,过目成诵,六经诸史,前些年就能列举其辞句。然而经义极深,史书极博,譬如山海,不是一览所能穷尽的。这是讲习之事,尚未贯通的第一点。天下的复杂,没有比章奏更甚的。先前屡次奉到慈谕,将军机处近年折奏,抄录讲习,皇上随时披览,也能一阅了然。大到兵农礼乐,小到盐关河漕,头绪纷繁,兼综不易。这是批答之事,尚未熟练的第二点。清语国书,是我朝的根本,皇上记诵甚博,书写也工整。然而切音声义,颇极精微,固然需要名物无遗漏,尤其必须文义贯通。满蒙奏牍,各体不同。这是翻译之事,尚未熟精的第三点。为君最难,万机最重,多一日涵养正道,就有一日的功效,加一分讲求,就获一分的益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皇太后体察祖宗的心为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倘若等到一两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巩固我们伟大的基业,不仅是臣民的福气,也是宗社的喜庆。

卷二 学术二 原学

原学

陆心源

所谓学,就是学做君主,学做臣子,学做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三代以后,有小人的学问,有异端的学问,有小儒的学问,有大人的学问。纵横连横的学说,坚白同异的辩论,词赋类似俳优,诵读简册诬罔圣贤。内不足以治理自身,外不能有益于他人。如果用来迎合时好,取悦君主,窃取高官,迷惑愚众,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把学问当作禽兽礼物。这些都是小人的学问。黄老的清静,杨氏的为我,墨氏的兼爱,申韩的刑名,释氏的慈悲,运用他们的学说也足以立国,推究其本心也主张救偏济人。然而偏离了先王的教化,违背了圣人的大道,都是异端的学问。研究训诂,通晓假借,考证名物,分析异同,只说伏生、郑玄是对的,宁可说孔子、圣人不对,这是考证之学。文章必须修饰,辞藻必须雕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