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户政三理财下

译卷三十一 户政三 理财下

遵旨停止捐输并变通常例捐款疏 光绪五年 户部

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钦奉皇上谕旨。此前因为军务尚未平定，军费开支无法接续，不得已开设捐纳职衔以资助军饷。然而近来中外捐纳的各官员中，那些操守兼优、才具可用的人固然不乏，但滥竽充数、甚至有玷污官箴的人实在不少。至于各地方办理捐输，原本不无实事求是、有益于国家财政之处，但实行日久，捐资者影射舞弊、捐生取巧，以及委员等种种弊端不一而足。这既对澄清吏治多有阻碍，对军饷需求也多有名无实。应当及时停止，以肃清政体。着户部及各省督抚通盘筹划，务必将京捐局及各省捐局每年的收入数额详细查明，将这笔款项如何支用的地方设法筹款相抵，一面奏明停止捐输，不得藉口款项难以筹措而有意拖延。钦此。

恭敬地遵照。由内阁抄出到部。仰见皇太后、皇上肃清政体、澄清官方的至深意旨，钦佩莫名。当即由四百里加急咨文给有捐纳省份的各督抚，赶紧筹款，奏明办理。

伏查《会典》内记载：户部捐纳房，掌管捐纳事务。凡报捐贡生、监生、职衔、加级、纪录、封典等项，都由部里具呈，交银后给予执照。凡遇暂时开设的捐纳事例，一概由该房核办等因。所谓暂时开设的事例，是指在常捐之外，暂时准许捐纳实职。追溯从前，或因军务，或因河工，款项不足，开设捐纳以资助军饷，事情完结即停止。到了咸丰元年十一月间，奏请开设筹饷事例。那时军务迭起，需饷浩繁，部库空虚，岌岌可危。不得已作为权宜之计，在捐输之外，如钞票、官钱票、铁钱、当百、当十等大钱，都是仓促之间用来补救，以资周转。然而实行不久，弊端丛生，不仅无益于国家储备，反而有妨碍民用，已经陆续奏请停止。沿袭至今的，只有当十大钱和捐输两件事。当十钱，在京城市集流通使用，相沿已久，不便立即提议更改。捐输则对库款度支不无裨益，且是捐生情殷报国，并无抑勒苛索等弊端，所以未请求停止。

只是开设捐纳以来，各省相继奏请设局，减成折收，捐纳实职，条例繁多。内中如关系较重的捐纳武职、捐免离任、捐免验看等项，已经由臣部随时斟酌核议，先后奏请停止。而捐章收数既然减少，捐生集资较易，一经核准，铨选分发，即是实官。其中贤良与奸佞混杂，一时确实难以辨别。且捐局林立，各不相让，收捐上兑，互有高低，也难保没有影射取巧的弊端。诚如圣谕，应当及时停止，以肃清政体。

至于筹款相抵一节，查咸丰四年七月间，臣部奏设捐铜局，同治十三年六月奏改京捐局，并令礼部铸造条记，派员经理收呈发照等事，按卯具奏。其银两由捐生自行缴库。以近年收款论之，各项实官，外省减成较多，捐生避重就轻，在局报捐者少，约计一年所收，不过五六十万两。其中以分先前、分间前、尽先前、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谓之银捐，外省不准兑收者，银数为较多。此京捐局每年收入的大概情况。

若支用之款，除宝泉、宝源两局每年工食银二万四千两，京捐局每年经费两次奏销银二千四百两，均由余平项下开销，不动正款外，只有内外火器营差操公费一万二千两，遇闰之年，加增银一千两，由该营奏准于捐项下支给，此外均归大库搭于兵饷之用。

若将银捐停止，则常捐应收者，如加级、纪录、免保举等项，以现在计之，一年若可收银十余万两。将来外省捐局一律停止，归复捐纳房收捐发照旧章，则库款尚可加收。如目前实有不敷，再由臣部体察情形，于续拨京饷案内奏明办理。此京顿局支用之大概情况。

至于京捐局银捐等项，及各项实官，并常例未载条款，同火器营章程，臣部自奉到谕旨后，业经停止收捐。统俟具奏光绪四年分十二月卯各捐生执照，及四年分下半年经费奏销时，将臣部京捐局即行裁撤，条记送部缴销。所有常例应收之款，如加级、纪录等项，统按旧章，归臣部捐纳房付库兑收，随时核准给照，归入咨案办理。其京捐局经费，亦即停止。至火器营差操公积，核计常捐所入，尚敷支放，仍令照旧开支。其户、工两局工食，向系平余项下开放，此次银捐既停，平余自少，不敷之数，即由捐款项下动支，俟铜运畅行，再复旧制。此京捐局裁撤以后的大概情况。

伏念肃清政体，自以停止捐纳实官为第一要义，应请将筹饷事例条款，概行停止，以昭画一。并请饬下有捐

译各省督抚。遵照谕旨。一方面迅速设法筹款。一方面将捐务赶紧清理。造册上报兵部。随即裁撤捐局。所有照根、空照。分别截清数目。咨报兵部缴纳。统限于本年五月全部截止。其有在限期外投册者。无论出咨在先。一概发还。所有填发空照、核驳的案件。多次经臣部在核覆请奖的奏咨案件中。随时行文命令追缴。应通令各局。将先前奉奏咨驳令追缴空白执照的各捐案。赶紧限定日期追还送部。仍先行开列清单上报兵部备查。至于各处捐生。先前经兵部驳令补交银两的。限期外应令在部库补交。均不准更改奖赏、转移奖赏。其办理赈捐的省份。只据奏报捐数。已经奉旨照章给奖。并未造册到部。以及尚未奏报的。若不显示限制。则请奖实官。与捐纳实官没有区别。应令在限期内赶造清册上报兵部。由臣部核给。若逾期到部。不准再请实官。此外工程请奖、报军火、廉俸赏抵捐等项。向来按例银核奖。或按例银加成核奖的。仍准请奖。惟限期外只准本人子弟请奖虚衔。其未经截限以前。向来由部库兑收的。仍归银库上兑。如此。京局先裁停。外局严定期限。该督抚等人应当体念朝廷澄清吏治的意图。决然定计。筹款抵补。不得轻易听信局员随意请求展限。企图拖延。至于常例报捐。载在会典。本来与暂开事例不同。现在通行的常例。是同治五年九月间奏定的。臣等逐条查核。均非捐纳实官自应照旧办理。其中也有应当变通的。谨按条陈述清晰。另列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令京外各衙门。即以此次奏案为定准。不准再请求推广。至于兑收捐款。或以实银核算。或以银票一半核算。或以米票分搭核算。头绪繁多则趋避多。应请此后常捐。无论何项。统按奏定常例所记载的银数。按库平实银交银库兑收由臣部核准。给予执照。以归于简易而恢复旧制。是否有当。恭候圣裁。

译一、捐纳加级纪录；

一、捐复因降级革职而留任者；

一、捐复因降级革职而离任者；

一、降级革职后加捐五次再行捐复；

一、捐复原有官衔；

一、捐纳入补班；

一、捐复原有资历；

一、捐免坐补；

一、捐免考核俸禄；

一、捐免实授官职。

查以上十条，均应按照惯例规定的银两数额办理。

一、捐免保举。

查《常例》中规定：有劳绩的人员，凡是生员、监生、吏员出身，从未捐过资财，全因劳绩逐级保举至正印官阶的，无论何种劳绩，均无需捐免保举。既然已经捐过资财，无论先捐后保，还是先保后捐，也无论所保所捐的是何种名目，一律责令补交捐免保举的银两，实行半银半票。又同治二年，议覆湖南巡抚恽世临一案中，奏准捐纳出身的道员、知府、直隶州知州、知县五项官阶，其捐免保举的银两，令照惯例规定的数额，赴京城局库全额呈交实银，不得减成等因。此后应请求酌情变通。除了全因劳绩逐级保举至正印且未经捐资者，仍无需捐免保举外，其余道员、知府、直隶州知州、知州、知县五项官阶，无论先捐后保，还是先保后捐，不分捐纳还是劳绩，全部照惯例规定的数额呈交捐免保举的实银，由银库兑收，无需以半银半票核算。

一、捐免考试。

查八旗汉军候选官员，先前规定须捐免考试，才准许补用。那些捐纳贡监报捐职官的，也令捐免考试。至于由捐纳贡监出身担任道员、知府、直隶州知州、州县五项正印，以及因劳绩保奏担任州县以上正印的各官员，比照汉族官员捐免保举的新章，将应捐免考试的银两，分别按捐纳或劳绩，令赴京城局库上兑。此次停止筹饷事例，除了捐纳贡监的汉军不准报捐职官外，所有道员、知府、直隶州知州、县五项官阶，应比照汉族官员捐免保举的条例，不分捐纳还是劳绩，全部照惯例规定的数额呈现实银，由银库兑收。

一、离任。

查“离任”这一条，是指应当升迁的人员而言。现在捐升既已停止，那些因劳绩保升，以及已经捐升的现任人员，仍应令其报捐离任，才准许离任。至于各项武职的捐升，已经奏请停止，所载惯例规定的武职离任银数，应请求删除。

一、职衔。

查由俊秀、贡监报捐文武职衔，各有各项惯例规定的银数。这是为了顶戴荣身，无关治体。即使是实职各官报捐升衔，其用意相同。应请求此后实官捐纳升衔，无论文武，均准许其报捐，仍附在职衔条下办理。至于贡监在太学肄业，是士子进身的开始，既然打算肃清流品，自当详细慎重。应令捐生报捐后，仍须取具图片印结呈明，才准许发给执照。其供事照衔议叙一节，也请求照惯例规定的实银办理。

一、捐封典。

查此条历经推广，均与实官无关。应请求照惯例规定的实银办理。

一、捐分发。

查《常例》只记载分发银数，其指省银数，是同治五年编入的。此次分发指省，仍应照惯例规定的实银办理。

《请饬力筹节用永停捐输疏》 光绪五年

监察御史黄元善

奏为敬陈管见，请旨饬下中外大臣，仰体圣德意旨，寓生财于节用之中，使捐输得以永远停止的事。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恭读上谕：先前因为军务未平，各省办理捐输时间已久，种种弊端不一而足，对饷需有名无实，自应实时停止等因，钦此。又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恭读上谕：户部奏遵旨停止捐输一折，有捐省分各督抚将筹饷事例一概停止等因，钦此。凡在臣工，稍知政体者，读之无不感颂。捐输的危害，人人皆知。只是当此国家用度拮据之时，无人敢言，言之也不敢尽言。我两宫皇太后、皇上毅然决计，内心断然决定，将捐输永远停止，仰见宵衣旰食的勤劳，精求治理的最高意旨，国家保世滋大的宏伟规划，决断于此。各省督抚大员，都受恩深重，此时时势艰难，圣心忧惧，断无不激发天良，仰体圣意。只是恐怕只顾眼前，不筹长远，或不免藉词款项艰难，仍迫使朝廷不得不重新开捐。臣不胜焦虑忧虑，认为与其事后周章，不如事先筹划；与其开辟从前未曾有的利源，不如节省从前未曾有的浮费。而且在节用之中，就可以充裕生财之道，并使所生之财，皆为自然之利。所有应行酌情减少、裁撤的浮费，以及节财生财之道，不一而足。该大臣等若能公忠体国，自当随时随事，共济时艰。臣谨就管见所及，条陈圣听。

一、各局宜裁减。查向来各省，只有发审、清查等几个局。此后办理军务，设局渐多，曰防剿局，曰捐输局，曰牙厘局，曰后局，曰营务局，曰忠义局，曰书局，曰工程局，种种名目，数不胜数。多一局就多一项开销，多一员就多一份薪水。

译水。在该员等以为支销由局。却不知涓滴皆公。现在军务结束已有多年。而各省各局。尚未裁撤。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多留一局来安插人员。不如多裁一局来节省虚浮的费用。拟请圣旨饬令该督抚等悉心体察。除了发审、清查各局外。其余各局。应当立即裁减归并。以节省糜费。一厘弊端应当清除。近年各省厘金。所有上报户部的数目。较从前减少多达数百万两。虽然说是洋税增加。然而所增加的数目。终究抵不上逐年减少的数目。同样的厘务。为何昔日科条尚宽。货物不无疏漏。而收数仍然很多。今日稽查较密。商人屡受苛罚。而收数却越来越少。推究其缘故。胡林翼开办之初。时局艰难正急。人们知道警惕。官场风气。也尚未深厚。又派员改装易服。不时访查。所以弊端绝迹风气清明。涓滴归公。此后所用人员。多半由钻营谋求而来。局中办事人等。又都视为利源。近来法网愈严。巡查愈密。勒索刁难。商贾畏之如虎。并有滥支虚冒。以及将罚款饱入私囊的情事。因此大卡每年除薪水外。所沾润的。为数甚巨。莫可穷诘。那些亏欠正款的。屡次被大吏参劾撤职的。所在多有。若不急于整顿。祸患将不可胜言。拟请圣旨饬令各疆臣等。端正自己率领下属。革除一切陋规。严禁一切弊端。选择正途人员为守并优例应实时补缺的。委派办理。只以三年为限。并将该委员衔名。随时上报户部。如查有前项弊端。永停叙补。那些亏挪侵吞的。并从重治罪。这样人们知道劝惩。洁己奉公。而厘务日渐起色了。以上各条。臣谨就管见所及。详细陈述。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译请求饬令内务府节省开支的奏疏 同治十一年 户部

奏为内务府拨款日益增加，部库储备即将耗尽，通盘筹划，兼顾各方极为艰难，遵旨核议并据实陈奏，仰祈圣鉴的事。

臣部接到内务府咨送的原奏，其中称恭备大婚典礼，需用银两，请求由臣部核议，于四月内筹拨银六十万两，五月内筹拨六十万两，六月内筹拨六十万两，共银一百八十万两，万勿迟缓等语。本年四月初二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行知，并多次附片催办到部。

臣等接阅之后，当即将部库现存银数与各项应发银数进行比较核算，并非说不能相抵，实属差距悬殊，焦急万分，不知所措。谨将实际情况，向皇太后、皇上敬陈。

京师旗营兵饷，以及马银、马钱等项，每月约需银四十万余两；兵米折银及神机营经费，每月约需银二十万余两。此外，直隶练饷、热河兵饷、察哈尔官兵俸饷，以及一切正杂各款，统笼计算，每月又需银三十万余两。总计每月例行的发放项目，不下九十余万两。稍有供给不足，舆论就会哗然。这是部库有定额的放款，万万不容缺乏的。

直隶的察哈尔、山西的绥远城，是西北扼要的关隘。现在西北两路，战事正急，该将军、都统以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的将军大臣，时常有请求拨付部库银两的奏折。如果不酌情加以接济，其隐患不可胜言。

又，坛庙、东陵、西陵各项工程银两，有必不可缓的，也必须随时拨付。这是部库无定额的放款，应当预先筹划的。

现在部库正项银两，除去祖宝样银，以及奏明另款存储以备不虞的四成洋税二百万两外，所存仅一百一万余两。查本年各省拖欠解送京饷约六百余万两，即使全数解到，加上部库存款，也仅够本年例行的发放数额。而江宁、江苏、杭州、粤海等处织造监督，差务浩繁，多次奏请拨付现银，扣抵京饷，数额甚巨。本年四月十三日，何璟、恩锡在奏报传办缎紬款项不敷的折子中，详尽陈述了苏省各库匮乏的情形。可见外支的款项日益增多，即解送京师的款项日益减少。这是部库空虚、饷源不足的实际情况。

部库放款如此浩繁，进项如此支绌，内务府在刚刚拨付银一百二十万两之后，随即又奏请拨付银一百八十万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看来，专司供奉，只知道工程活计均关紧要，而不知道兵饷的例款、军务的急需、京饷的有减无增、部库的出多入少，其困窘情形，更有大于工程活计的。

臣等综核度支，如果不预先筹划，坐视国库完全空虚，以至于事不可为，束手无策，那时即使将臣等治罪，而大局已难补救。这又是不得不详细陈述清楚的。

追溯自从恭办大婚典礼以来，至本年春季止，除内务府寻常借款不计外，业经由部库拨过银四百五十万两；其各省动支传办物料等项，除未经报部不计外，江宁织造已动支银五十五万余两，苏州织造已动支银一百八十二万余两，杭州织造已动支银一百十万余两，两广总督已动支银三十七万两，粤海、淮安等关已动支银一百十七万余两，共银五百余万两。统计京内外拨过银将及一千万两。

伏念大婚为朝廷之巨典，府库为天下之公财。值此库储支绌、物力艰难之际，多次奉谕旨，诸求节省。所费已及千万，拨款不为不多，而内务府原奏，犹称停工待饷。相应请旨饬下内务府大臣，查照臣部所陈各节，统计各款工程活计及各省传办物料，可缓者分别停缓，其最关紧要者斟酌核实兴办，即在甫经拨给之一百二十万两内节省动用。其续拨部帑，应请由臣部查存款之盈虚，定拨款之多寡，本年四、五、六三个月，每月至多以十万两为率，仍逐事节省核实办理。其各省传办物料，凡动用正款者，由各督抚先将用款数目，专案驰奏，交部查核。庶内务府所请拨款，与兵饷一切应放要需，均不致遽行缺乏。

臣等与内务府大臣同受国恩，同具天良，凡事之有关国家大局者，均应酌其缓急，权其轻重。是以内务府于江苏省应办活计的四个清单，将淮安关监督、两淮运使的两个清单奏请停办，其历次请款折内，也都有由部核议的字样。臣部于内务府奏拨用款，从前部库尚可敷衍，无不设法通融，不敢有烦圣虑。既以无限的拨款，取诸将匮的库储，事处万难，关系甚重，用

译冒昧地坦诚陈述，以上烦扰。恳请指示，以便遵照执行。

译同治十二年，户部上奏关于内府与外库应确立定制、明确区分，各自应当量入为出，不可相互混淆，以显示限制并厘清界限，请求圣旨饬令遵行的事。

臣等私下认为，国家既定制度中，户部负责综核天下的钱粮，内务府负责供应内廷所需。因此，各省的地丁、关税、盐课等正项收入，都上缴给户部；而各关的额外盈余，则解交给内务府。这确实是因为京外军队的饷银等动用正款，均由户部供给支出；内务府只负责供应内廷传用以及紫禁城值班兵丁的钱粮等项。支出项目有繁简之分，收入来源自然有盈亏之别，各自动用各自的款项，不相混淆。这是历代圣祖制定的制度，其中蕴含着良法美意。

道光朝以前，年代久远已不可考。追溯自道光元年以来，直到咸丰初年，户部使用部库的钱粮，内务府动用内府的进款。当时偶尔有特别恩旨颁发内帑，用于赈济、河工、军饷之需，从未有过内务府向户部拨借银两的事情。等到咸丰七年以后，才开始因为内廷供应不足，初次向户部借拨银数万两。在那时军务正起，各省解交的款项寥寥无几，内务府或许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于是咸丰七年闰五月间，臣部上奏称各衙门请求筹款的款项，难以兼顾，钦奉圣旨：着该堂官查明，确实属于刻不容缓的急需，才准许自行奏请，不得纷纷咨请户部筹拨，以节省糜费并重视库储。钦此。可见文宗显皇帝体念时局艰难，在万不得已之中，仍存有慎重库储之意，以此来保存历代圣祖的定制，节省国家用度的糜费，其用意至深且远。

查臣部库中的钱粮，都出自各省的财赋。而各省的地丁、关税、盐课，除本省留支兵饷及协济军饷外，所剩无几。近年来臣部提拨京饷，多达七百余万两，已竭尽各省的精力，这是京饷无可加拨的实情。至于封存的四成洋税，奏明另款存储以备不测，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臣部深谋远虑的谋划。查此项四成洋税，原系各国扣款，等到扣款完毕，才积累下这个总数。总理衙门不敢丝毫开销，全部提解至部库。现在部库除借动用外，所存尚不及一半。不知情的人视为寻常存款，认为可以随时挪用。岂不知敌国外患常潜伏于隐微之处，而深谋远虑应在无形之中预备。万一有不测之虞，部库既无可分筹，存款又挪移殆尽，此时消除祸患无计可施，其贻误军国大事的后果将不可胜言。这封存的四成洋税，实是臣等深思远虑的苦心，是国家有备无患的重要策略，万万不可轻易挪移。

各省京饷既无可添拨，封存的洋税又不可轻动，那么臣部的收入，也就只有这些了。想要量入为出，必须经费有常。户部经费有常例，而内务府的借款却无定数。近年来多至一百三四十万两，少也不下八九十万两。去年年底，竭力挪凑，部库已搜刮一空。截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除封存的四成洋税及祖宝、漕折等项外，所存正项银只有二万余两。若非挪动四成洋税，几乎到了无钱可发的地步。所谓一年的积蓄安在呢？臣等仰屋叹息，焦灼万分。无论库款不支，仅就内府外库频频借拨、漫无限制而言，也大大不符合国家的定体。即使从前也有动用内帑的时候，但都是钦奉特旨，且因河工、赈济、军需等紧急要款，并非寻常动用。况且历年动用内帑八百万两，近年借过部库亦八百余万两，已足够相抵。自应划分界限。

臣等深思，内务府有内务府的钱粮，所有天津、长芦各款，粤海关公用，各关价银，以及庄园头租银，应当权衡一年的进款作为出款。如果说例解的款项，各省关每多积欠，但从前各省军务未平，催提困难。现在两淮、山东等处早已肃清，如果内务府实力整顿，进款自然日渐增加，逐渐符合旧额。至于臣部有臣部的钱粮，即有臣部的支出项目，每年酌提京饷，以一年的用项作为衡量标准，也不敢轻易添拨。内府外库各自动用各自的款项，出入均有常例，这才是为了明示祖制，遵守成法，而作为国家长久之道。相应请求圣旨饬下内务府大臣恪守定制，所有供应内廷的一切用项，即动用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的钱粮，仍凛遵咸丰七年圣旨，嗣后该堂官不得纷纷咨请户部筹拨，以重视库储并节省糜费。并请求饬令该大臣，将各省关例解内务府的款项，认真整顿，严定处分。倘若再像从前一样拖欠，即由内务府将该督抚、监督、盐运使等实予参劾革职，以警戒那些玩视内廷急需的人。这样内务府自给自足，不至于再行借拨部库钱粮，使臣部经费有常，得以量入为出，为天下节省一分财赋，即为国家培养

译这关乎一分元气，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都有益处。臣等认为，内府与外库的定制既然已经划分明确，各自都应当权衡收支，不应频繁借拨，以显示限制。所有关于声明定制缘由的事项，理应恭敬地折奏呈报。恳请圣上鉴察。

译请饬令稽查直省悬宕款目疏 道光十年 徐法绩

臣听说，自古以来的理财策略，与其在利益尚未形成时就刻意谋划，不如在利益已经形成后顺势治理。《周礼》中谈到理财，三府以下负责会计的人员占了十之六七，不遗漏任何细微之处。后代善于理财的人，没有超过唐朝的刘晏。刘晏认为办理众多事务的关键在于用人，他挑选通达敏捷、廉洁勤勉的人才，检查核对账簿文书，事情即使再细微，也一定委托给这类士人，吏员只负责书写符牒，不敢多言。他的下属官员即使远在千里之外，奉行命令也如同在眼前一样，没有人能够欺骗蒙混。当时驻扎重兵，费用巨大，都由刘晏筹措办理。由此可见，仔细核查的功效，确实有证据可查。如今户部总管天下的收支数额，如果认真核查，那么陈年拖欠所收回的款项，虚浮费用所减少的开支，按月计算、逐年积累，何止千万之多，这无需另外寻求其他方法。

就拿直省每年正项和杂项钱粮，扣除实际支出的项目来说，大多不能逐案清理完结。有的扣除项目在几年前，报销却在几年后；有的暂时借垫，长久忘记归还；有的多年挂账，未曾剔除。旧案未结，新案又来，头绪已经纷繁，款项又相互交错。上司将间隔的款项充作私用，下属官员用新款项弥补旧亏空，公款可以拖欠，私利则必须取足。偶尔有拨发不出的情况，就用其他款项支销来解释，名为“拨空”。虽然户部逐年下令查核，但外省拖延不答复，就不再追究。于是有用的钱粮，都悬空在虚无之处，官吏侵蚀、官员侵占，长久都没有着落。

至于现任官员的积欠，本来属于有力偿还的，往往等到离任或身故无力偿还时，才弹劾出来。那些未被弹劾的，已可以想象。即使是借支养廉银这一项，数额不多，往往任职多年，尚未扣缴。其他未扣缴的项目，更可以想象。至于清查各款、咨查各款、抄没财产变价各款，名目繁多，户部应该查核的不查，应该催缴的不催，以及虽然查核但有遗漏，虽然催缴但有疏漏，都是难免的。因此，外省混乱舞弊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户部稽查不力造成的。

如果使每年进行比对考核，那么虚报冒领的情况就会暴露；逐款清理，那么停滞积压的情况就会暴露；核对分明，那么影射舞弊的情况就会暴露。至于答复迟延，也应当秉公弹劾追究，不能一概推托说没有办法。外省无法掩饰，自然一定会筹划弥补的方法。又如户部、工部交涉的事件，比如地方各项工程，一经奏准，外省就列入扣除项目，而工部下令查核，有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尚未核减。户部咨查工部，不准报销，这些款项在历任官员交接时，着落在何处？逐年上报户部的清册，归入哪一项？其中牵混舞弊的弊端，不问可知。加上书吏趁机舞弊，压搁文案，不呈报出来，司员稍加检查不严，就依照旧例答复，这样的情况不知有多少。赋税依旧，耗费却日益增加，如果事先不采取整顿的方法，恐怕日久就会有资金短缺的忧虑。

臣愚昧地认为，去除弊端就是兴利，治理方法必须依靠治理人。事情确实有名为精详而实则疏漏，名为慎重而实则纵容，名为责成而实则推卸的情况。请圣旨饬令户部，在各司详细选拔勤勉谨慎的司员，将外省积年悬宕的文案，以及一切未完的各款项，仔细检查，分别哪些最重要，哪些次要，奏请限定期限严加催缴，逐款答复。如果有依然像以前一样玩忽拖延的，就据实弹劾，以示惩戒。如果司员查催不力，也应当分别记过、弹劾。至于外省悬宕的原因，实际上是上司因循守旧造成的。该大臣身受皇恩，自然应当讲求国家大计。并请圣旨饬令各督抚认真确切查核，将现任官员名下未完的各项，设法催提归还，亏短的数额，按年弥补，核入实存数额内，依限上报户部。

另外臣还有请求的，从前直省藩库，按规定有封储银两，以备急需。现在部库盈余，而封储不免短缺。如果纷纷提解，不仅往来运费繁多，而且各省逐渐空虚，也不是万全之策。臣愚昧地认为，款项只要能够核实，那么封储在各省与解归部库，其作为实存是一样的。这些节次追回的银两，除按规定应报拨的外，仍节次核入封储，声明咨报户部。这样逐渐积累，内外都归于殷实。臣出于筹划考虑，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请每年清查以杜绝弊端源头疏 道光三十年 四川总督徐泽醇

现今的紧急事务，在得到人才之外，重在理财。国家经费有定数，以各省地丁、盐课、关税大约计算，一年收入与支出，臣虽然没有详细了解，但量入为出，总有盈余。偶尔有局部灾害歉收的年份，也不过减少十分之一二。近来国库款项常常显得短缺，议论的人不以年岁荒歉为借口，就以用项繁多为借口。以臣幼年所听说的，乾隆年间，东南两河以及各项工程，所用经费比今天多得多，而国库丰盈。现在则比从前事事节俭，却更加显得不足，这是因为理财的政治不讲究，对钱粮、盐课、税务不能认真讲求，只是奉行例行公事罢了。

比如地丁这一项，藩司每年循例详报督抚，督抚按照所详报的内容具题咨报户部，户部由书吏办理草稿送给主管司员，司员按照册籍核实呈送堂官。

译官职内外相互维系，法制可谓谨慎严密到了极点。不知积习相沿，那些体现在公文案卷上的，不过是奉行旧例而已，而蒙混侵蚀的弊端，就潜伏在其中。大概一州一县，地丁税赋都有定额，而不肖的州县官员，或许预先为侵蚀留出余地，就有把无灾报成有灾的，有把没有拖欠报成民欠的。扣除他们上报的灾欠数额，用剩余的数额上报，布政使司核查数目相符，详细呈报总督巡抚，随即委派官员前往查核，不过是以“并无虚饰”的禀报来搪塞责任，据此具题咨报户部，名曰照例办理。不知道弊端已经潜伏在惯例之中了。此外，假借办公摊派的名义，暗中饱私囊的，更不用说了。以此作为理财手段，财力怎能充足？这是天下的通病，而在财赋最多的地方，弊端尤为严重。就像臣以前在山东办理清查时，分别查出了有着落和无着落的款项，总共亏空有六百余万两之多。臣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山东布政使，至二十八年二月接征二十七年钱粮，又于六月到任山东巡抚，赶紧办理清查，至二十九年七月合计一年有余，所征收的地丁钱粮，较二十七年以前多出四五十万两，曾经奏明在案。一则因为清查坚持严格，所以故态不敢复萌；一则因为另立钱粮总簿，欺瞒隐匿无处施展计谋。防止弊端务必在其细微处，立法不厌精细详实，恭敬地向皇上陈述。现在各省清查，即将完成。清查是为了要知道从前亏空的数额而设法弥补，清查后尤其必须预先杜绝新亏空的苗头。想要杜绝其苗头，不如将各省州县的地丁税课每年清查一次。臣阅览邸报，见科道官员有提及此事的，但尚未完全了解外界情形。清查的关键，布政使司对于各州县定额征收的钱粮及杂税款目，在寻常号簿之外，另立钱粮专案号簿一本，杂税专案号簿一本，将应征数目，载入某州县名下。遇上忙时征解钱粮，在某州县禀报起解银两时，即将起解日期并银数登记在簿内，到库时也将收库日期登记。那些超过期限未解到的，即可按册稽查，严行追解，不至于受其虚报征解的弊端，也可以随时考核征解的多寡。历年未完的陈欠，也另簿登记。臣以前在山东布政使任内曾实行过，并在接见州县官员时，质问他们历年所欠的分数，有籍可查，无词可饰，所以征解见有起色。并将各专案另立两本册籍，循环呈送总督巡抚备查。年终将州县所征钱粮，分别已完未完数目，开具清单项目具奏。奏销时，再将年前未完的分数，或全完，或尚未全完，也另行开单具奏。各关税盐务，也照此办理。遇有偏灾，必令该州县将被灾处所，是某村庄，在某州县城的何方，距城若干里数，详细随禀开具清单，不得概称某乡等，希冀含混隐饰，出具并无虚饰的切结。

译另外委派贤能的道府大员，前往受灾地区，查明某村某庄是完全受灾的区域，某村某庄并非完全受灾。对于并非完全受灾的地方，将已经成熟的地方剔除，对不能成熟的地方，分别灾情轻重，据实禀报总督、巡抚。对于百姓拖欠钱粮的地方，也依照前令，指明拖欠户属于哪个村庄，出具切结保证，不得含糊其辞地禀报。这样，凡是灾区百姓拖欠的情况，都能得到真实情况。如果有皇恩旨意减免缓征，就按照该州县呈报的清单，一并刊印附在誊黄末尾，那么绅士百姓没有不共同看到详情的，可以杜绝隐瞒粉饰的弊端。倘若有无灾报灾、将已完纳的当作拖欠的，那么完粮的户必然不甘心。臣认为天下的大利必定归于农业，而理财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切要的。我朝定额征收的钱粮，比古制十分取一还要少，尚且不足。除了确实是贫瘠穷困、无力完纳的户存在外，其余没有不争先恐后缴纳的。因为朝廷轻敛正供，听任不肖州县在前明侵暗蚀，等到查出参劾追缴，形势已经不能全部完纳。况且遇到该上司有揭发后顾虑属员藉词应付牵制的，恐怕也不免。如果将地丁钱粮、关税、盐务，一年清查一次，分别全完、未完，开列清单具奏，不仅部臣易于勾稽，而且人人共见，那么情节的隐饰支离，也可以随时揭发奸邪、摘出伏罪了。近来理财的要务，这种月计岁会的方法，臣认为应当急迫讲求。此外，并由总督、巡抚转饬藩司，谕令州县将库吏、库书的姓名、住址、子孙、田产，造具清册两本，一本藩司存案，一本督抚存案。并先传谕所属的库吏、库书，或陆续将该吏等传到省城当面训谕：如果官员有侵吞隐匿正项钱粮，准许书吏禀明该管道府；道府隐忍不办，准许进省禀明藩司、督抚。所有州县的亏空，书吏既然已经禀明，就免除书吏罚赔治罪。如果官员有亏缺，书吏不行禀明，除了将亏空的官员严行治罪外，并将书吏一并罚赔治罪。臣在担任山东巡抚任内，曾陆续传到各州县的库吏、库书，当面晓以利害，令其将子孙姓名、田产住址一并写入切结内。出结以后，如果有该管官员侵欺钱粮、报民欠，就据实来省禀明；如果有隐匿不先行禀明，情愿罚赔认罪，出具切结，饬令藩司存案。该书吏等自己顾惜身家，颇知畏惧，断不为官员受累。实行尚未一年，就办完了此事，随即离任。如果能照此认真办理，可以清除理财的源头，那么州县自然不敢任意侵蚀，而该省大吏也有所核查。部臣又可以饬令司员专门设立钱粮号簿，注明某府州县每年应完钱粮的数目，以备呈堂随时稽核。至于某府所属州县的地丁钱粮，由何司所管，也必须分别繁简，各专派司员始终经理其事，那么责任没有旁贷，稽查容易周全，不至于开启书吏上下其手的弊端。即使有不肖州县，也无从施展伎俩，而国库款项自然日益充裕。以十八省地丁统计，除去钱粮不多尚未亏空的省份外，以十八省而论，一省至少较前总可每年多进二十万两，十省则多进二百万两，以十年计算，仅地丁一项，已有二千万两了。这是国家自然的利益，不必另筹别策，而日益丰盈。为何到了偶尔有偏灾，就一筹莫展，独自给皇上留下宵衣旰食的忧劳呢？臣为理财杜绝弊端源头起见，是否有当，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清查弥补章程疏 道光三十年

浙江巡抚吴文镕

查浙江省清查，上年经钦差大臣季芝昌会同臣查明仓库挪移亏缺的大数，筹议追赔章程，先后具奏，并分年分县造具四柱清册咨送户部，行文令将应追银数分任造册呈报核查。臣当时查核分任追数，应以册报存垫为凭，而册报存垫，尤当以原接交代为据。虽然交代系统计存垫，不分正款附款，但其存正存附的款项，确有可查，即应存应抵的银两，无从掩饰。于是将交代先行勒限算结，一面严饬各县按任造齐，并督饬局员悉心稽核。其正款错列附贮的，逐一厘正；其滥款混列摊抵的，概行剔删。统计各属共一千一百七十八任职，实应追正款银三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四十八两五厘三毫四丝三忽九微。现已分任职造具清册，并将各任职抵款赔款，在册内分条开注，咨送户部听候核办。查浙江省挪移亏缺仓库正项，前经臣奏准定限概议追赔，现在业将追款核明，应即分别按期限缴纳。惟统核分任职款册，自前届清查道光二年至二十八年为止，年分既久，任职更多，各员追款，大率累百盈千，甚者数逾巨万。一员经历数任职，计益复不赀。每限追银，多至五六千两不等。其间事故离浙的官员，现经分请咨追，难必尽归有着。即在浙的

译官员们公私两方面都陷入困境。现任官员已经困顿不堪，候补官员更觉得艰难。局势也使得他们无法全部拿出大量资金，勉强凑齐巨额款项。臣私下考虑，这次清查，既然先前已经仰蒙皇上恩典，现在又明确规定了后续的处分措施。只要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官员们应当无不感激并思虑奋发。但臣自忖，如果追缴数额累积过多，筹措就会更加困难，即使是急公好义的人也将束手无策；如果追缴数额减轻，弥补就容易一些，即使是懒惰失误的人也一定会设法保全。如果一概认为法律必须严格执行，不考量他们能力所不及的地方，挪用的缺口巨大，追缴期限临近，侥幸的心理已经断绝，观望的心态就会产生。即使家产稍可筹措缴纳，但数额已不足以清偿；或者亲戚朋友原本可以代为筹措，但苦于无法持续。形势将导致他们犹豫观望，自甘废弃。即使立即予以革职，并加以查抄，这些官员的身家固然无所顾惜，但他们挪用的款项，都关系到国库正项银两。查抄封存虽有严厉条文，但能抵充的百不一二，对国家财政的亏损实在很多。况且应当追缴的官员，现在多是从留任中产生。倘若迫于缴款，苟且图谋自保，更会引发新的挪用，另生剥削。旧的亏空未补，新的亏空又生；上面未获益，下面却受损。禁令防范虽然严密，但流弊何止无穷。这是臣与司道等体察情形，反复谋划，不得不以追赔作为正当办法，而又不敢以专事追赔作为完善策略的原因。恭敬查阅道光二十八年钦奉皇上谕旨：“各省清查办齐短少之项已有数目，惟应速筹弥补章程，不得轇轕耽延，终归无着”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莫名钦佩。臣私下认为，弥补固然是要务，章程尤其贵在熟筹。浙江上届清查，本以摊派捐输作为弥补。此次清查，先前钦差大臣季芝昌以浙江挪用数额较大，缺分已经疲敝，沿袭旧案派摊，必然难以补足，因此奏请追赔。是目前筹措弥补的方法，固然不能再议摊捐。但念及各任追缴数额之多，又不能不筹谋弥补。因此查阅上年钦差大臣议定章程的原奏内，有一条关于节省公用，以浙江公用较繁，值此积弊相仍，务宜力求撙节，原系专指捐项而言。但臣想，捐项既然可以裁减，那么无事不可从省。一款节省一分用项，所节无多，办公无虞不足；一县得一分节省，积以成数，通省即见有余。

译现在根据各府州县的情况，统筹收支。其中确实有几项可以节省的。比如全省每年的养廉银定额，以前因为扣款已经很多，原奏曾请求暂缓提取。自从上年以来，遵照奏定酌减公用的章程，每逢在捐款内动支的项目，或减或裁，无不逐一核实，另行酌定。现在支出款项已经减少，扣款就可以稍轻。这是节省已有明显证据，养廉银可以提取补充。又查各县批解地丁漕粮，所需银匠倾耗、经解川费以及一切公用，每县多少不等，现在核实酌减，总计这两项每年大约可以提取补充银三万余两。又查存留的役食等项，都是由县里坐支，司道府各衙门的书吏纸饭等项，也多由县里津贴。这两项都属于折钱发放，现在银价上涨，比以前超过一倍，按旧例折给，核算有盈余，各府州县计算，每年大约可以提取补充钱八万串。如果参照目前官垫民欠摊限，以二十五年为率，总共可以提取补充银七十五万两，提补钱二百万串。即使补限比追限稍宽，但补款一定比追款更实在。只是用筹补的数额，核算应存的银两，如果全部给予补完，那么追缴的数额多而补码较少，全省挪移亏缺的项目，势必难以全部补清。如果按成分补，那么追缴数额多的补码也多，亏缺较大的官员，反而得到议处。臣与司道仔细商议，筹定章程，应请将筹补的数额，就以该员完缴的数额为准。如果该员名下初限应缴银数，能完缴五成的，其余五成就予豁除，归入筹补；完缴三成的，也准许其筹补三成。那未完的四成银款，应请酌情展限一年，责令完缴，不准再予筹补。其余就照此递推。如果初限届满，不能完足成数的，请即照章查办。此外升任及候补的各员，也照此一律办理。查原议定章，仿照安河上届章程，本来已经加紧四年。现在各省清查，福建、山东等省统限八年，都已奏明咨部覆准在案。现在议将已经完足成数的，量予加展，仍较各省章程并无宽纵。而且以追赔和筹补相辅而行，那么筹补就不是滥施，追赔就容易收成效。勤勉自励的给予减追，而观感必思共奋；抗延不缴的仍行参办，而法网无可幸逃。这是在追补之中就寓含劝惩之法。况且节省不由摊派，不至于藉词以启新亏；提扣悉有实银，无待虚垫而成悬款。如此变通办理，于追赔原案，并不相妨，而弥补章程，更加实在了。据布政使汪本铨、杭嘉湖道舒化民会详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将分任各册及归补条款开具另行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

山西巡抚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山西的贫困，到了今天已经极点了。然而这不是匮乏的祸患，而是弊端混乱的祸患。为什么呢？自从咸丰年间战事兴起，费用广大，用度紧急，纷纭牵补，没有期限断限，以至于今天。算起来距离道光二十九年，未经彻底清查，已经三十三年了。外面困于供应繁多，里面困于垫款巨大，亏挪掩盖，没有穷尽的时候。藩司官吏以淆杂为秘局，地方官以拖欠为得计。如果再不为之所，譬如上面填下面漏，虽然休养数十年，岁入数百万，无救于贫困。一由于军需报销的案件岁月过久，一由于善后的案件挪移过巨，一由于交代的案件未结过多。而这三案的盈绌虚实则相互勾连，隐互于其间。三案不清，遂生五弊。第一弊叫筹垫。第一案军需，筹垫者十三万，搭于次案；第二案军需，筹垫者五十万，搭于三案；第三案军需，筹垫者四百三十三万有奇，悬宕至今。其垫欠的主名，正杂摊捐，兵差生息，无一不有。即使如岁底造送军机处户部常年藩库的实存册，尚列旧管实存一百五六十万，大率都是嘉庆道光以来正杂各款的尾数。凡已用未销，确系有著者，例报实存。夫案库储之籍，则曰实存多金；检军需之案，则又曰筹垫巨款。忽盈忽绌，矛盾已极。杂摊诸款，大率类是。我私下想，既然系部核准销之案，若当日报销时，即为核拨清楚，岂不径直分明。今拟检核司册，查对部案，凡在核准数内，军需例得动用者，即将所借之款，各就本款开支，毋庸虚立垫欠名目，徒多拨还文案。其有本款现须应用，或本款垫拨军需，又借他项以供支本款之用，必须辗转归还，势难开除者，分列简明确数，从容筹还。如此，则尘牍省，眉目分明，虽欲侵挪，无从影射。故以划清筹垫为第一义；第二弊叫滥支。查筹垫诸款中，当日因系实在动用，屡经详核。然历年久远，有此项可就现款支持，陈款无须归还者，有

译之前的案卷早已渺茫难寻。那些无人认领的欠款，葆亨在任时，对于此类款项，放手滥发，纵容家丁和书吏冒领，按照成例分赃，倒扣三七或二八的份额，浪费不可计数。如今虽然颓败的风气难以挽回，但前车之鉴不可不吸取。打算立即确切查核，如果有这类情况，就予以勾销，不准再行追还。以免用有限的正规赋税，去满足无底的蛀虫。所以将删除滥支作为第二项原则。

第一项是拨抵。凡是州县垫付的兵差费用，已经核准但未发放的，就由本员用来抵充解送的款项。追溯咸丰末年、同治初年，军务文书纷繁，供应款项浩大。而且那时上司执法，都力求严谨，下属官吏的风尚，也多敦厚朴实，赔累确实不可避免。近年来巧诈虚伪之风滋生，申报的账目已难以深究，甚至本员兵差结余的款项，用不完，还可以借给他人，低价出售获利。于是州县欠解的实银，变成了空账。从此人人觊觎，交接账目谁还能说清楚？这不过是藩司衙门差役和胥吏的利益渊薮。危害国家、助长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查考从前已经拨抵结案的，数不胜数，难以追究。今天所存的尚多，臣已严厉命令司局，迅速将兵差垫款，已抵充和未抵充的确切数目，查清截止。除本员外，不准再行借抵，使州县不至于效仿。所以将禁止拨抵作为第三项原则。

第三项是借动。司库遇到急需，难免权宜借放。然而没有像晋库账目那样混乱杂乱的。有的零星凑集，并不专门借一项；有的辗转填补，并不随时归还。比如甲欠乙，乙又欠丙，丙或许又欠甲。即使是有精于计算的法家，也突然难以穷究其头绪。遇到有动拨的款项，坐听书吏指挥。书吏说拨给甲就拨给甲，书吏说拨给乙就拨给乙。这都是司吏和幕友，故意制造纷乱，作为囤积居奇的手段、索取费用的门路。以至于司库存款，哪个是虚的哪个是实的；州县欠款，哪个已完哪个未完，都没有确切的数目。

译现在拟定逐步拨正。从支流追溯源头。务必使本项款项的有无多少，一一披露清楚。以后各项支款，不许纷纷借支挪用。其中有必须移缓就急的，应当整笔办理，不可零散，限定日期归还，即将账簿中札库借拨的条目注销。这样，就可以得到存款欠款的实情，而量入为出的策略有所施行。所以将厘正借支作为第四项。

一是隐匿。山西近日法纪废弛，与其他省份大不相同。往往收入支出款项多达数十万，却漫不经心地收取发放，不上奏不详细报告。巡抚并不知晓，一定要等到次年报销后才得知，那时已经时过境迁、人事更替，虚实无法辨别。就像臣六月十二日所上奏折中查出的善后余款两笔，共三十七万多两。这笔款项从何而来，以前臣衙门并无只字案据，实属骇人听闻。此外牵涉的地方还很多，现在仍依次清理。又如光绪六年、七年拨解给曾国荃山海关防饷四十八万两中，有二十三万两，一直等到光绪七年十二月曾国荃撤防半年后才补详请奏。四十八万两之外，又有十万两，一直等到本年五月曾国荃来咨造册报销后才得知。种种参差，大多不可理解。巨额款项尚且如此，何况其余款项。现在责令司局将各案全面彻底清查上报，并责令按月详细报告收支。其中有动用巨款及不在例支范围内的，随时详细核查。这样一切均有限制。所以将稽核隐匿作为第五项。

大概筹垫清理清楚，则度支的数目就确切了；滥支除去，则侵盗的风气就止息了；拨抵禁止，则州县的亏空就减少了；借支停止，则书吏的权力就衰落了。赶办奏销以察知新亏，免除摊捐以节省司库垫款，裁减浮费以节约众流，都与清查库款互为表里。除随案分别责令办理外，统归此次一律清理。

繁杂琐碎、纠缠不清的，是官吏所乐于做而官员所苦于处理的；混淆牵搭的，是贪官之利而国家之害。能去除以上五种弊端，则简易明白，盈虚在目。废弛过久，积案如山，首尾二三十年，款目四百余万，而此事又为作弊者所不便，必将百计推宕而阻挠。因为这实在是奸蠹藏身之所，而帑藏漏卮之所在。如果不在此着手，山西终无理财节用的方法。臣于上月奏设清源局，此项库款、兵差、交代、摊捐、借款、拨款各案清查，统归一局办理。这样可以通盘呈露。查藩司方大湜出身州县，利弊素来熟悉，且到任不久，无所用其回护。臣即责成该司会同按察使冀宁道并添委补用道高崇基，督饬局员迅速办理。限定五个月，在年内将各案一律清查完竣。相应请旨严戒山西大小官吏，勒限办理。这样各该员知道有所警惕，不至于推诿拖延。总期于理清纷乱的丝线而挽回宏大的纲纪，堵塞旁流以归于正派。臣赋性迂直，不敢避劳怨而不为。等办出规模，再行详细奏闻。并开单咨部查核。

京饷宜解实银疏 同治三年 谢膺禧

私下认为行政的要务，以财力充足为先。财力充足的方法，京师尤其重要。臣见近来各省解送户部的款项，常以道路多警为借口，大多使用银号会票，这是从前没有的事。这个开端一开，流弊有不可胜言的。各省地丁、关税等项，银两均有定式，并熔铸成县名、关名、年月、匠役姓名，所以平色从无不足，款项不容牵混，法令至为完善。至于会票，委员秘密携带至京，寻找所兑银号。银号存银不多，则供给委员用度，等筹措买足数目，再行交纳。号商办理既熟，难保不与库中吏役丁匠交通舞弊。收时则平色含混，放时则搀兑弥缝。在赴库领银的人，应具并无短少低潮的甘结，盈千累百，库内势难逐件辨认。领出后熔化剪碎，虽有潮假，业经具结在案，无可如何，只得于众人名下摊扣。当此减成支放的时节，何堪再受平色亏折的累。且市间的银，并非商人自外运京。凡领得官库银两的人，无不就近向钱铺兑换钱票现钱，便于使用。钱铺零星兑收，汇总赴市兑换别铺钱票与钱，备抵本铺票存，彼此架空渔利。所以兵丁每月领饷时，钱铺必勒价贱买；会票到京用银时，钱铺必价贵售。解部之款，动辄逾巨万，会票一到，银价立昂。去冬岁暮已迫，会票积多，银价大长，已属明证。如同时并到，市银不敷应用，则购足者先尽交纳，不足者俟库中放出，由钱铺兑换复鬻于市，再行办理。如此出入轮转，以十万两计之，十次即抵百万会票之用。在库中看来，已进百万之帑；以京中计之，未进一两之银。私下恐怕银日少而价日昂，百物之价，无不因之以长，而民生以困。是用会票之弊，显亏平色者小，隐虚京储者大也。应否请旨饬下各省督抚各关

译监督。此后解送户部的款项，仍应依照旧例熔铸成纹银分批解送，不得借口路途警备，随意进行会兑。那些已经奏明可以进行会兑的款项，在抵达京城交付国库时，由该管大臣督促并命令库官认真兑验。如果未曾专门上奏说明，却隐瞒实情擅自使用会票，一经查明，将从严参奏治罪。臣这是从根本重地的军事民生大计出发，不知是否妥当，恳请圣上鉴察。

译请求暂停京官津贴以暂时救济军饷需求的附片 光绪十年 户部

光绪九年三月间，户部在议复御史李肇锡、刘恩溥奏请酌情增加京官养廉银的折子中，阐明养廉银难以增加发放，并奏明京官的困苦状况：廉俸收入，不仅不足以供养家室，连车马衣物的费用也无处筹措。恭敬查考康熙三十九年、乾隆元年两次钦奉恩旨，提及京官贫苦，俸禄收入不足以供给日常用度，深为挂念等因由。因此请求从各省关外销闲散款项中，每年共凑拨京官津贴银二十六万两，解交户部饭银处存储，以备分发给四、五品京堂以及翰詹科道、宗人府、内阁、六部、理藩院办事官员，奏准通行。随后在本年二月，户部会同吏部制定章程，按三届分期发放。现在尚未满一年，但对于各项京官的生计，似乎不无裨益。当今各省增兵筹饷，用款倍增。此项津贴，虽出自各省各项外销款中，不关乎正项国库，数额虽仅二十余万两，通计边海防饷，也不足供给其十日的用度。正值此时局，既已奏令各省裁减用款，一心供给军需，那么部库首先应当预先商议可以减可以裁的途径。查今年各省截留京饷，数额颇巨，部库支绌。倘若明年防务一时未能全部撤除，近畿一带兵勇仍须在部领取军饷，即使各省应解京饷无欠，仍然难以敷用。部库其他款项，实在难以商议减裁。只有此项津贴，系新增款项，尚可暂停发放，挪作正项动用。然而各省必须仍照原拨数目，依限批解户部饷银处存储，听候移交户部银库，以弥补库款之不足。值此艰难时世，臣下愧对筹措无方、报效无力，因此将恩赐之款，作应急之用，义所应当。只是京官困苦，久在圣慈洞察之中。现在岁末，所有本年年底应放津贴，恳请恩准仍按从前发放。至于光绪十一年满年的津贴，即拟概行暂停一年。到光绪十二年春间，再核计部库饷力，如果实在敷用，仍恳请恩准照前奏定章程发放，以广皇仁。应随时体察情形，由户部奏明请旨办理。再，津贴京员银两，去年各省关解送尚按期，今将届岁末，本年各省解送未及一半，殊为迟缓。现请将此款暂为充饷，开春即应匀挪，尤不可稍有延误。应并请旨饬下各省关务，将上年、本年尚未批解之款，迅速解部，年清年款，以应急需，这是至为重要的。所有臣等筹饷预先陈述暂停京官来年津贴，并催解欠款各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

京官津贴方才议定实行，因边事正急，拨充军饷需要，随即准允增加京官全俸，而津贴遂停止。这不是理财的大端，特留存以备掌故。

札荆宜施道

胡林翼

盐课是军饷的大宗，实为楚省的大政。自五六年以来，该道竭力奉公，廉洁正直自我约束，每次批解鄂城征兵饷粮，全力维护大局。人们只知道马队、水师及李方伯湘军的功勋莫二，而不知该道筹饷之功，大有裨益于我楚。异日天心嘉奖赏赐，岂有穷尽呢？本年水陆东征，曾与该道函约，每月银钱搭放，约以月供十二万串为衡，以宜沙两处合力办理此事，实为处置其有余。该道复函，欣然无难色。现在阅览来详，并不如式，应一并饬查禀复。本部院曾反复思考古今治乱的原因，而知乱世之财与治世之财，其盈绌之数不在兵荒，而在人心。就像有明末年，四海困穷，人所共悯。我朝入关以后，并未携带饷银，而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兵，削平祸乱，沛然有余。没有别的，奉公则日见有余，奉私则日形不足。该道胸有千秋，目营四表，尚其追思前鉴，力挽颓澜，以军事为事，以兵心为心，那么浔皖金陵之事，将惟我楚军是赖。

荆门州禀陈设法筹解各款批

胡林翼

理财之事，原本圣贤，其体在正心，其用在知人。嘉庆道光以后，度支渐绌，驯至近年，支绌更甚。其弊端由于钱漕、盐课、关政不得其理，上下相蒙，相率为伪。若使此数大政，得人而治，勒归旧额，那么又何须以捐输、大钱、钞票为事呢？近人日议生财之法，不知本原，愈议论而愈纷，愈更张而愈坏，锢蔽于卑琐之计，以此求富，由北辙而南辕也。该守尚其实力整顿，催征还款，必期综核名实，条理精密，可行久远。若仅补苴于一时，仍于国计无裨益也。

覆王筱泉廉访书

曾国藩

承示豫省粮赋漕税以及厘捐等各项，每年应得五六百万金，而岁入乃不

译达到三分之一。意思是损害下级就会损害上级。这确实是有名的论断。抽取厘金、劝令捐输，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果办理得当，确实对军务有补益，对民生也没有太大损害。近来筹措军饷的途径越来越广，供养军队的资金却越来越匮乏。这并不是筹措军饷的方法不对，而是办理的人选不当。这是天下的通病，不仅仅是河南一省如此。清查往年的亏空，捐扣现任官员的廉洁俸禄，已经是弊政。等到无可捐扣时，又命令另行筹措银两，赔偿官府的亏空，导致上下官员苟且偷安，残酷搜刮百姓。这是其他各省所没有的。过去张凯章廉访，并没有到开归道任职。河南省发文到我这里，命令他解送银两到河南，以弥补前任的亏空。读后深感惊骇叹息。友人严仙舫先生，曾在河南担任州县官十余年，曾说河南的亏空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没有弥补的日期。他写了数千字的《豫省亏空书》，非常详细且恳切。大致与阁下所论相符。我在江西时，将摊派捐输弥补亏空的事奏请一概豁免。河南似乎可以仿照办理。否则大小官吏，会把河南视为畏途，势必率领那些一二自爱的人走向贪污。风气江河日下，真不知道世道变迁的尽头在哪里。河南勇丁每天吃银一钱，马匹每天吃草料银五分。口粮太少，日常用度不够，势必弊端丛生。似乎应当酌情增加，使他们衣食有资，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不骚扰百姓。士兵不骚扰百姓，然后才可以要求百姓不抗拒官长，完纳丁税赋役。这个论点似乎迂腐，但效果很快。兵勇虽然低贱，也是人的儿子。他们背负血肉之躯，正与我们相同。饥寒尚且不能避免，却想让他们争先恐后地战死沙场，秋毫无犯，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这里调拨刘军门的大军驻扎在周家口，河南就可以省下万人的军饷。或者匀加到其他军队，由少逐渐增多，即使每人只加一钱，人们也知道感激。这些浅陋的意见，姑且供参考选择。圩寨间有贿赂贼寇以求免遭攻击的事，大抵是迫于无可奈何。目前想要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必须官民同心，区分良莠，才有益处。风吹草伏，全在于上级的命令。除去那些害群之马，而不愿做匪徒的百姓，本来还是很多的。雉河的一支军队，已经在初三日解围。我暂时驻扎在临淮，打算等到凉风吹到树上，仍然驻扎在徐州，以符合原来的商议。

译吴德旋

天地生育人类，必定有供给他们生存的资源。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百姓各自安居乐业，生养休息，长达千余年，而人们没有饥寒的忧患。现在议论的人，都认为是因为太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多，上天所生、大地所产的东西，不足以供给人们的需要。这是不考察实际情况，而违背了天地生育这些人的本心啊。三代井田制的详情，记载在典籍中，但其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得知了。至于像晋朝太康年间，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成年男子课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等成年男子减半。唐朝武德年间，天下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授田一顷；患重病或残疾的人授田十亩；寡妇、妾授田三十亩；如果作为户主的，再加二十亩。都以二十亩作为永业田，其余作为口分田。史册都在，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然而还认为这是承接三国灭亡、隋朝之后的局面，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不是世代相承、百姓不见战乱的状况可比。至于汉朝平帝元始二年，户口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七千，已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每户平均得到田地六十七亩一百四十六步有余。那么自从高祖诛灭秦朝、消灭项羽，与民休息，加上文帝、景帝的恭敬节俭、爱护百姓，虽然经历了武帝聚敛财富、征伐四方的损耗，但昭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世人都称颂为小康。所以元始年间的户口数是汉朝最繁盛的时期，而考察其田地粮食的产出，未曾不足以供给人们的饮食。既然如此，那么百姓嗷嗷待哺、如同救死都来不及的样子，难道不是因为山林沼泽之地还有遗留的利益吗？是因为追求末业的人多，而游手好闲的百姓没有全部回归农业吗？是因为风俗竞相奢侈，而嫁娶、丧葬、祭祀、服饰、饮食的规格漫无节制吗？崇尚根本而抑制末业，奖励勤劳而警戒懒惰，用节俭来示范并革除奢靡，那么食物就不会有不足的忧患了。这是地方长官的责任啊。

汉循吏召信臣传书后

邹鸣鹤

近世的地方长官，以养育百姓为念心的很少了。即使以养育百姓为念心，却泛泛地施行，急切地谋划，不能顺应天时，衡量地利，利用人和，践行《尚书》中六府三事的职责，以及《周礼》中大司徒的职掌，用真正的精神融会贯通其中，却自认为能尽到养育百姓的事务，穷尽养育百姓的功效吗？像班固《汉书》中记载的召翁卿，才是真正能养育百姓的人啊。养育百姓而百姓不知道是如何被养育的，所以开始亲自耕种以劝勉农事，出入田间小路，以此来率先垂范、辛勤劳作。率先垂范、辛勤劳作做到了极致，而百姓仍然不知道是如何被养育的，所以接着巡视水泉，开通沟渠，修建堤坝数十处。沟渠与堤坝，功效是相辅相成的，却常常互相违背。有沟渠而没有堤坝，就会泄水；在不该建堤坝的地方建堤坝，就会壅塞。泄水与壅塞各自适宜其适宜之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才全都适宜。必须深明水性，然后才能真正获得水利。这才是真正养育百姓的大经济啊。虽然如此，经济宏大，兴办其利益而不防范其危害，是没有益处的。召翁卿于是制定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水多时均给少的，水少时均给多的；水近远，则均分以引导近处的水到远处；水高下，则均分以引导高处的水到低处。争夺尺寸、争夺杯勺、争夺时刻，用约束使他们不争夺，大概没有弊端而利益真正兴起了。虽然如此，开辟源头而不节制水流，仍然没有益处。百姓富裕就容易奢靡，百姓富裕就喜好游荡。召翁卿于是制定嫁娶丧葬的礼仪，务必崇尚俭约，而斥退罢免那些不勤于田作的人。利用资源、丰厚生活，首先以端正德行，三事是用来维系六府的。大司徒所属的各种职掌大多讲养育，而统之以掌管国家教化，教化端正是为了养育百姓做打算。召翁卿才是真正能养育百姓的人啊。虽然如此，官吏聚集财富，而一人挥霍浪费，奢侈的人长久必定搜刮克扣，我为小百姓担忧啊。召翁卿奏请上林宫馆，不要再修缮，供设减去过半，为天子崇尚节俭，正是为了百姓充足财用，考虑得极为深远啊。虽然如此，百物产于大地，而实际上生于上天。顺应时节则生气顺畅，违背时节则生气枯竭。冬天生产葱、韭、菜、茹，物品虽然微小，但大官重视这些不合时节的物品，民间必定有效仿的人。全部奏请罢免，生气顺畅了，百物昌盛了。以整顿教化责成于人，以遵循土壤责成于地，而以调和阴阳责成于天。召翁卿精神融会贯通如此，这才是真正穷尽养育百姓事务及其功效的人啊。元始四年，诏书祭祀对百姓有益的卿士，蜀郡以文翁应选，而九江以召父应选。文翁的教化，是千古教化百姓的方法；召父的养育，是千古养育百姓的方法。盛大啊！

敬陈民生吏治大概情形疏道光八年

陈肇

本月初四日，奉皇上谕旨：“现在回疆平定，首要的是安抚怀柔，想要平息众心，先要清除弊端，自然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以垂范久远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深谋远虑，没有细微之处不被洞察。回疆的安抚驾驭得人，确实是善后第一要务，而内地百姓，更应当加意安抚。私下看见民间人口日益繁多，谋生的途径日益狭窄，即使遇到丰收年景，积蓄也并不充裕。此时安定安抚、抚恤救济，一方面应当严禁搜刮剥削，一方面应当保护善良百姓。查访州县搜刮剥削百姓，如钱粮漕运的浮收勒折，早已习以为常。近来日益增多，没有止境。如山东钱粮，嘉庆年间，每两收至三千一二百文，现在有加至四千文的。以市价二千六百文计算，折收几乎增加

译加倍征收。穷困的百姓，他们怎么能够承受得住？此外，如逼迫富户捐输，强制里长摊派，养牛马的按头索取利息，做买卖的逐户敛取钱财，种种盘剥，致使鸡犬一空。古人主张将财富藏于民间，因为百姓富裕就容易向善，贫穷就容易作恶。所以应当严禁盘剥，才能缓解百姓的困苦而安定众人的心。至于善良的百姓，是地方的福气，也是国家的元气。然而近日良民，既被州县官吏盘剥，又遭差役陷害。臣听说外省办理一起盗窃案件，必定挑选殷实富有的良民，教唆盗贼诬告牵连，或者说曾替他们寄存赃物，或者说曾购买他们的赃物，凌逼勒索，轻则使其家产倾尽，重则酿成人命案件。其他藉口诬陷、乘机吓诈的，更是数不胜数。又读书人是平民中的优秀者，似乎应当稍微给予体面，让人知道应当仰慕效法。现在州县动不动就说是刁顽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凡是生员监生有事到官府，不分是非曲直，擅自责打，或者纵容吏役凌辱，百般挫折。读书人既已士气低落，平民更加心怀不平。不知道这些人有的被人牵连，有的确实受到冤屈，并没有劣迹可指；而真正刁顽恶劣的人，他们的权势和诈术足以挟制官吏，把持公事，地方官畏惧他们如同畏惧老虎，又何曾去查问过呢？做善事而获得荣耀，尚且未必如此；如今善良的人蒙受祸害而奸徒肆意妄为，这是向百姓展示做善事不可行，而诱导百姓去作恶啊。少一个善良的人，就多一个匪类。幸遇丰收之年，可以保无事故；一旦遇到荒年歉收，实在令人寒心。前年山东寿光等县，因为年成灾歉，匪徒就趁机蔓延，肆意煽惑。今年东省年成，已经属于丰熟，而抢劫盗窃的案件，仍然频繁听闻。结社敛钱的歹徒，依然没有肃清。又赌博是盗贼的根源，匪类的渊薮，而乐安、益都一带，沿街大路，摆设赌局，毫无畏惧顾忌。那些无赖少年，身无寸缕的，三五成群，所在多有。查上年疏失饷银重案，就是发生在此地。所以臣认为，在滋事之后惩办一两个人来敷衍塞责，都是苟且之计。不如平日保护善良百姓，加以劝导教化，使百姓知道做善事是快乐的。善良的人不遭受毒害，那么做善事的人就多；奸诈的人不能把善良的人当作鱼肉，那么他们的伎俩就无处施展，久而久之也会转化为善人。以此来培植国家根本而涵养元气，这确实是正本清源的急务。臣限于见识，据实直陈，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译详细陈述民间疾苦的奏疏

曾国藩

臣私下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值得担忧的事。只有民心涣散，才是极大的祸患。自古以来，没有比隋文帝末年更富庶的了，却突然导致动乱灭亡，这是因为民心背离。没有比汉昭帝初年更贫穷的了，却逐渐达到安定太平，这是因为能够安抚百姓。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只有一年没有黄河水患，其余每年黄河都决口，而新庄、高堰等案件，危害极大。那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年，天下的财赋，损失了大半，国库的空虚，几乎比今天更严重。最终却能保持国土完整，天下清静安宁，这是因为圣祖皇帝爱民如伤，民心牢固结合而不可分离。我皇上爱民的诚意，足以远远继承前代的美德。只是外面的州县官员，有的玩忽职守，不体察民间疾苦，导致圣主的恩德意旨，不能传达给百姓，而民间的疾苦，不能上达给朝廷。臣敢一一详细陈述。

第一，银价太高，钱粮难以缴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钱粮的负担，天下第一。每田一亩，产米从一石五六斗到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的一半，以及抗缴拖欠的部分，计算业主实际收到的，平均不过八斗。而定额征收的粮食，已在二斗左右。加上漕运的损耗，再加上帮费，又须去掉米二斗。计算每亩所收的八斗米，正税已输出了六斗，业主只得到两斗罢了。然而假如所输出的六斗，都用米来交纳，那么小民还觉得取用很方便。无奈收实物米的少，收折银的多。即使漕粮有时收实物米，但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努力耕田所得的是米。拿着米去换钱，那么米价太低而民怨；拿着钱去换银，那么银价太高而民怨。东南产米的地区，大抵一石米买钱三千，从古至今，差别不太大。昔日两银换钱一千，那么一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那么一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三斗米，缴纳一亩的赋税还有余；今日卖六斗米，缴纳一亩的赋税还不够。朝廷只是守着每年固定的征收数额，而小民暗中增加了一倍的赋税。此外如房基、坟地，都须另外纳税，折算成银价，都比往年加倍。无力缴纳被监禁追缴的人，不可胜数。州县竭尽全力催缴赋税，还恐怕不够，往往委派官员协助，吏役四处出动，昼夜追逼，鞭打扑击充满厅堂，血肉狼藉。难道都是酷吏所为吗？不这样做，那么考核成绩不及七成，有被参劾的恐惧；赔累动辄数以万计，有子孙的忧患。所以从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还能办完全部漕粮；从十六年至今，每年上报歉收，年年减免缓征。难道过去都是良民而现在都是刁民？这是因为银价太高，不仅官民交困，国家也受其害。浙江的正赋，与江苏大致相似，而百姓更加抗延，官员更加穷窘。于是有截串的方法。截串，就是上半年预征下半年的税，今年预截明年的税单。小民不应承，就稍微减少价格，招引他们来交。预截太多，亏空太大，后任无可再征，即使是循吏也没有保全自己的方法，那么贪吏更得借口，鱼肉百姓，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悍然不顾。江西、湖北、湖南，税额稍轻，然而自从银价昂贵以来，百姓缴纳更加痛苦，官员追呼也更加残酷。或者本家不能完纳，就锁拿同族中殷实的人，责令他们代纳。严重的甚至锁拿亲戚，押解邻里。百姓怨愤，就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的耒阳、崇阳，江西的贵溪、抚州，这四起案件，虽然民间不无刁悍的风气，也是由于银价加倍，官吏浮收，差役滥施刑罚，真有日不聊生的势头。臣所说的民间疾苦，这是第一点。

第二，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宁。

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盗贼的渊薮。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这都是天下的腹地，一旦有盗贼啸聚，祸患将不可预测。近来听说盗风更加炽盛，白日淫掠，捉人勒索，百姓不得已而控告官府。官府将要去捕捉，事先出示告示，等到到达那里，牌保就谎称盗贼逃遁。官吏就焚烧附近的民房，示威而后离去。差役就讹诈事主的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贼其实没有逃遁。或者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来抵偿此案，而盗贼其实没有死。案件不能昭雪，赃物不能追回，而事主的家已经破败了。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告。即使再控告，幸而得以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都与盗贼相通，临时卖放，毫无痕迹。或者反而借盗贼的名号来恐吓村愚，索要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烧毁他们的房屋并拘禁他们。又或者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到缚解到县，又索要收押的费用，索要转解的资费。所以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仅事主焦头烂额，即使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邻居，大的荡产，小的株连，比比皆是。过去嘉庆年间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已经就擒了，太和县役卖放而纵了他，遂成大乱。今日的劣兵蠹役，豢养盗贼、纵容盗贼，所在皆是。每念及此，可为寒心。臣在刑部，看见疏防盗犯的奏稿，每天或数十

译然而行旅来到京城，说案件上报后没有回音，或者上报了却不获准的，更是数不胜数。南方地区的会党匪类，名目繁多，有时十户人家中就有三户跟随贼人。良民被迫身处其中，心里知道他们不对，但也只能暂且缴纳钱财、准备酒食，来满足盗贼的要求，以此换取早晚的平安。我曾详细询问州县官员隐瞒盗案的原因，他们也有难处。大概起初前往查缉时，有抗拒抓捕的祸患；押解犯人回省城时，有被抢夺的祸患；层层勘验转递，道路数百里，有事务繁重的祸患；处处需要索贿，押解费用高达数百金，有赔累亏损的祸患。如果上报盗案却未能抓获，就会按期限参劾；如果上司喜欢粉饰太平，就会将上报者视为多事而斥责。不如因循守旧、隐瞒掩饰，反而能安然无事。因此盗贼越酿越多，横行无忌，而良民更没有安枕无忧的日子。我所说民间的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第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以伸张。我自代理刑部职务以来，看到京控、上控的案件，奏结的有几十起，咨结的有几百起。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都是审实原告有理，真相大白。此外各案，大抵都是判原告以虚诬的罪名，而被告反而得以脱身无事。给原告定罪，援引条例，大约有数条：有的说申诉不实杖一百；有的说越级进京告发重事不实，发配边远军台；有的说假借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配附近军台；有的说挟嫌诬告本管官员，发配烟瘴军台。又不敢径直从重办理，就说怀疑误控，或者说诉讼出于有因。于是有收赎的办法，有减等的方策，使得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或许可以免于翻控。而被告则巧妙解脱，断不加罪。以部民控告官长，确实不可助长刁风。但如果控告奸吏舞弊，控告蠹役诈赃，却说每案都是诬告，谁相信呢？即使是平民互相控告，却说原告都有理亏，被告都正直，又谁相信呢？圣明的皇上在上，必定难以逃脱您的明察。

我查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的，有交督抚审办的，有钦派大臣前往的。近来一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又发委首府办理，从未有亲自提审之事。首府为了同僚之间互相弥缝，不问事情轻重，一概折磨恐吓，必定要使原告承认诬告才肯罢休。风气所趋，各省都是如此。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家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细微的案件，多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牢狱，令人闻之发指。我所说民间的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者，都是目前的急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这两条，恳请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必思考变革的方法。银价太昂这一条，必须变通平价的方法。我谨陈述管见，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续行入奏。国家以民为本，百姓的颠连困苦，如果有丝毫不能上达天听，都是臣等的罪过。微薄的诚意，伏乞圣鉴。

译条陈与民休息疏

马元瑞

臣私下观察到，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各路军营的奏报，只要打了一场胜仗，就说斩杀敌寇极多；收复了一座城池，就说杀贼无数。然而贼寇仍未肃清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纷纷跟随贼寇。百姓本都有良知，怎么会甘心跟随贼寇呢？是因为那些治理百姓的官员，驱使他们去跟随贼寇。如今想要堵塞百姓跟随贼寇的途径，应当命令各省大吏督率地方官员，从根本上治理，让百姓休养生息。臣在应当推行的事项中，挑选最重要的四条，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减轻赋税以厚植民生。我朝制定的赋税，比前代轻。即使不得已劝捐抽厘，也不是强迫百姓做难以忍受的事。无奈经手办理的官员，额外勒索，只知道为自己营私，不顾替国家招致怨恨。虽然皇上多次告诫，但积习沿袭，不思改变。不知道百姓到了今天，其困苦已不堪言说了。战乱之后，流离失所，家庭离散，田地荒芜，却还要用已经枯竭的民脂民膏，去填补无底的深渊。哀鸿遍野，几乎无法生存。况且贼寇狡诈多端，不仅用威势胁迫百姓，还用利益引诱百姓。做百姓则饥寒无处申诉，跟随贼寇则衣食有来源。愚昧的百姓无知，怎能不被他们迷惑呢？拟请再次严禁地方各官，不得在正税之外，任意侵吞渔利。为小民开辟一条生路，就是为贼寇减少一分来源。这就是所谓厚植民生以端正民心。

第二，慎重审理诉讼以平息民怨。如今的州县官员，往往贪图安逸，对于一切诉讼案件，都委托给佐杂官员。他们既身在局外，怎会详细审理？那些贪婪残酷的人，又公然行贿受贿，颠倒是非。不知道一人喊冤，万众寒心。一旦风声鹤唳警报响起，或许会趁机生变。这难道不是轻视百姓的生命吗？叹息愁恨之心在百姓心中积蓄很久了。此后大小诉讼案件，责令官员亲身审问，不冤枉也不放纵。因为想要使天下没有叛民，必须先使天下没有怨民。

第三，善于安抚使百姓有所依托。国家设置亲近百姓的官员，是为了安定百姓，不是为了害百姓。然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派兵车则四邻都受骚扰，设立团练则私囊必定充盈。无事时面对满目疮痍，却不设法治理；有事时恐怕军需累及自己，却不请求派兵。官员虐待百姓的情况不一，百姓怨恨官员必定很深。偶尔有不逞之徒，一经煽动，往往聚众抗官，酿成大案。这过错不全在百姓。此后不论完善之地，还是残破区域，责令官员悉心筹划，使小民有所依托。那么上面安抚百姓，而百姓却背叛上级，有这样的道理吗？

第四，勤于晓谕使百姓都受到勉励。从前黄霸治理颍川，选择良吏，宣布诏令，使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于是教化盛行，盗贼止息。朝廷宵衣旰食，勤求百姓疾苦，如果能家喻户晓，应当没有不感激涕零的。然而皇上的恩旨屡次下达，而州县多拖延不执行，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利益。上下背离，情意不通，就是这个原因。此后减免缓征的恩旨，固然命令迅速刊布；至于一切关系民事的谕旨，也都命令切实晓谕，使穷乡僻壤，没有不共同听见的。这样百姓情意固结，而贼寇的势力就日益孤立了。以上四条，请旨饬令各省督抚，洁身自好率领下属，切实奉行。地方官员破除积习，著有成效的，准许破格保荐，越级提拔。而仍蹈旧习，以及奉行不力的，予以严厉参劾。将风声树立起来，转变自然迅速。不仅贼寇可以扑灭，而且大治自然达到最高境界。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利农恤商培养元气片 光绪五年

监察御史黄元善

再，治理世道的道理，藏富于国家，不如藏富于百姓。利于百姓就是所以富裕国家。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言论似乎迂阔遥远，等到观察我朝历代德政，以及近年皇太后、皇上颁发晋豫赈款，东南各省士民，无名捐款达数十万不等，然后知道有子的话不虚假。臣上年路过金陵扬州一带，见那里设有晋豫捐局，沿街张贴图说，详细叙述灾民的痛苦，设立钱筒，任由百姓自行投入，不写姓名，等到凑足数目，制备衣粮，解往各省接济灾民。固然由于百姓喜好行善，也由于我朝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所致。施舍不望回报，助国养民从民间获得，确实不容易。然而更足以证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保护百姓的财富，财富应当藏在百姓那里。查这项捐款，都出自商民。战乱以来，民气未复，商贾的利润，万万不及从前，而急公好义，尚且如此。这确实不可不有所养育。况且大江南北，从城市到乡村角落，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到处如此。地方官只知道城市情形，并不设法招徕，全部开垦。即使勉强举行，而胥吏苛索的弊端未除，其他省份的客民，仍然裹足不前。何况加上那些言利之徒事事与百姓争利，不知道为国养民、藏富于民的道理。百姓果真困穷，缓急之时又将依靠什么？

译那些弊病多得无法尽数言说。如今捐税事务既然已经停止，而国家财政尚未宽裕。如果在此常规制度之外，另外增设加征，这既不是为民间培养元气，也不是为朝廷培养元气。当今的对策，唯有招徕百姓、减轻赋税以利于农业，清理削减征收以利于商业，不要剥削百姓的生计，不要夺取百姓的利益，这才是保全世代、繁衍壮大的首要策略。现拟请圣旨命令各省封疆大吏，督率下属官员，全部以治国养民为要务。凡是有益于农业和商业的措施，依次推行。对于农田，要设法招徕开垦，不要任由胥吏勒索；对于厘税，要严禁各局所的弊端，不要因为捐输停止而额外抽加。此外，如果稍有损害百姓和商人的地方，随时裁减废除，不要使百姓遭受痛苦，那么民生就会更加富裕，民情就会更加和顺，而国家根本就会更加稳固了。为此附片陈述，是否妥当，恳请圣鉴。

译论东路事宜启

胡林翼

下游的局势，危险到了极点。暂且就我浅陋所知而言，已有不下十几件事令人担忧。麻阳的船户、辰州和沅州的水手，都强悍有力；镇远以上的驿路夫役，也游手好闲、不守规矩。近两三个月来，客商裹足不前，百姓无以为生，人心惶惶，几乎无法支撑。用官府的财力养活百姓，不如让百姓自食其力。做盗贼而死，与忍饥而死，都是死；但犯法可以暂缓死亡，忍饥却会立刻毙命，这是第一件令人忧虑的事。

各府各厅的苗寨，大的有一二百户，小的有三五十户。连年遭受盗匪劫掠，积蓄一空。做良民则既怕盗匪，又怕官府和差役；做盗匪则无所畏惧。这将是逼迫他们成为盗匪，这是第二件令人忧虑的事。

良善的苗民终日采集芒草为食，即便像《诗经》中所说“登上山丘采集薇菜”，一年四季也难得一粒粮食入口。耕种所得，遇到青黄不接之时，借一石谷子，一个月内要还两石或三石不等，这被称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也是如此，甚至一酒一肉，积欠久了，抵偿的田产价值可达数十上百金。苗民心怀怨恨却不敢言语，其中狡猾的人则将怨恨积累起来，勾引盗匪来报复仇敌。而汉奸始终不自省，刚在盗匪劫掠中损失，又通过盘剥百姓来弥补，这是第三件令人忧虑的事。

苗民的产品全部落入汉奸手中，但差役和采买的费用仍由原户承担。在秋冬催缴赋税时，甚至有人挖开祖坟取银饰抵债。令人痛心疾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各厅并没有钱粮盈余，全靠差役采买和各种陋规来维持公私用度。近年民力日益枯竭，官事却日益繁多，即使按规定征收，尚且叫苦连天，怎能禁止并强人所难？如果将力役和粟米的征收一概停止，那么苗民就会脱离管辖，不再知晓上下尊卑之分。禁止固然困难，难道要放纵他们任意多取吗？那样穷困愁怨的苗民处境将日益窘迫。如果要变法，将负担转嫁给受田的汉民吗？那么差役采买是已成习俗，并非正式的赋役，苗寨本无钱粮，汉民岂肯接受？必将导致纷纷告发，上下其手，这是第四件令人忧虑的事。

官府从苗民处收取的占十分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从苗民处收取的占十分之七。榨取良民的血汗，以供他们宴饮安逸、沉溺毒酒之资。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等地，弊端尤其深重，这是第五件令人忧虑的事。

汉奸恐吓苗民，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去年十月，有人散布谣言说某人带兵，见到穿黑衣服的便杀。苗民穿青衣，所以说是“见黑便杀”。虽然大力晓谕，公开诚意，但流言不止。那些造谣恐吓的人，就是平日盘剥的人，也就是日后煽动叛乱的人，想借此满足私欲罢了。人心思乱，无法用道理开导，这是第六件令人忧虑的事。

数万官兵，已成废物。即使以千人为营，十个贼寇就能击破他们。凡有血气之人，无不痛心。屯军九千余名，布置在各堡，原本极其周密，但虚籍徒存，对实际政务毫无补益。数十年的积弊，不能一朝挽回。今日吃屯田粮的，多半是刁滑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一旦依法惩治，他们就会捏造是非，勾结煽动愚昧的苗民，祸患将更快到来。操之过急，是严酷直率的弊端；放任自流，是胡广式中庸的讥讽，这是第七件令人忧虑的事。

邪教兴起，随处可见。根基既深，萌芽已露。只有大臣持正不阿，小臣奉公廉洁，才无隙可乘，尚可不立即揭发。贵州近年大员兢兢业业，考察官吏颇为严格，但上面有震动恪恭之心，下面有得过且过之意。未经患难，不知恐惧，公文一到，看过就忘，这是第八件令人忧虑的事。

天下治乱的关键，不外乎“义”与“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嗜义则治。近年嗜利之人，岂止是官员？凡在官者皆如此。即在野之人，也渐渐莫不如此。用人而不得其所养，即使是尧禹那样的忧勤也不能治理。天下大乱则耗费财多，处于已乱将乱之时，赏赐不得不重，惩罚不得不轻，所以耗费财尤其多。财政已竭，仰屋空叹，这是第九件令人忧虑的事。

祸患积于内部，局势处于危急，却不得不依赖成案，遵循旧例。绛侯在文书背后乞怜，魏尚被刀笔吏屈辱，古今同慨。必至决裂不可收拾，旧例成案一无所用，而后纲目疏阔，则事已不可为，这是第十件令人忧虑的事。

勤王事者食于官，举义旗者食于民。舍弃农事而割取盛夏的庄稼，商汤就是这样。谁敢不箪食壶浆来迎接将军？诸葛亮的言论就是这样。南阳太守稽留义师，斩一太守而人皆奉令，孙坚就是这样。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压制勒索不能散鄙吝之财。明怀宗劝慰而不助军饷，李自成脑箍而尽数以献。末世人心，大抵如此。逆贼进入湖北，括取民财，计逾千万。设官为董劝，则十万亦难。不到此时，不知悔惧。人心又大抵如此。贵州官兵，仰给于藩库。藩库又仰给于邻省，转运则有所不能，抑勒则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势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这是第十一件令人忧虑的事。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

译自古以来的弱者，《洪范》称之为“极”。这是帝王驾驭世间的微妙权术。必定要选取刚强桀骜之人预先加以驾驭，使他们为我所用而不被他人所用。世宗皇帝招募武力超群的人，命令史相国统领驻防。这哪里仅仅是为了驻防呢？这是为了在不知不觉中消弭天下的英杰。姚启圣总督浙江、福建时，衙门每年的花费以百万计算，没过几年，海澄公施琅就归附到了他的麾下。如今想要镇守震慑边疆，必须天天操练军队。贵州东路这一带，地域极其广大，如果不挑选训练八百名精兵，分别驻防、分别捕盗，边战边守，就无法震慑奸邪的萌芽并作为防范的资力。一年的费用，又将从哪里筹措呢？这是第十二件令人忧虑的事。贵州的军饷假如不能接续，那么士兵和百姓都会陷入困境，灾祸很快就会到来。难道要任由他们自行混乱而后才停止吗？还是应该养育壮士而淘汰老弱，核实名册与实际，考察空缺与荒废呢？非常之举是百姓所畏惧的，实行得不好，就是明末裁撤驿卒那样的事；实行得好，就是商鞅变革秦法那样的事。成功则成为怨恨的聚集地，失败则成为灾祸的阶梯。这是第十三件令人忧虑的事。保甲团练，确实是挽救时局的善政。委派官员办事，时间很短恐怕百姓不信任，权势相隔恐怕百姓不亲近，那么不是地方长官亲自办理就不能成功。然而奉行虚文的人没有实意，计较小害的人忘记大利。上级大员的督导告诫，不亚于磨破嘴皮、焦枯嘴唇，而各下属的奉行，只有禀报回复和张贴告示。这是第十四件令人忧虑的事。大江东去，望风瓦解，刺臂为记的奸细，反而来到贵州地界，即使是逃匿的残余，也恐怕有勾结煽动的祸患。这是第十五件令人忧虑的事。以上十五件事，暂且就东路而言。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病症多而药方少，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挽回的，也不是空谈剿说所能补救的。概括来说，也不过是练兵、求才、察吏、筹饷这四件事罢了。已经发生的混乱容易治理，而将要发生的混乱难以治理。林翼愚钝浅陋，即使竭尽精力，也无法弥补万一，况且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一个人的才识又有多少。如同用石头填海，如同蚊子背负大山，我固然自知自己不堪此任。这点微薄的诚意，尚祈鉴察。

译天津创设广仁堂疏 光绪八年

直隶总督李鸿章

我私下认为，天津、河间等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接连遭受灾害和歉收，孤儿和寡妇，往往无法维持生计，情状非常可怜。必须创设慈善堂院，兼顾救济和教育。此前在光绪四年旱灾之后，据南方省份劝捐赈灾的绅士，前任陕西布政使王承基、候选道员郑官应、主事经元善等人，募集捐款洋银一万元。经臣下商议并嘱托前任督办河间赈务、现任太仆寺卿吴大澄，候选知府李金镛，先在天津城东门外南斜街，暂时设立广仁堂，收养天津、河间两府所属被遗弃的子女和贫苦节妇，同时倡导劝捐，多多益善。命令道员盛宣怀等人，督同绅士董事，筹划长久之策。后来因为经费筹集到了确定的数额，于是在西门外太平庄，选址建堂，共盖房屋二百八十多间。将南斜街原来收养的妇孺，迁至太平庄，在堂内分设六个机构：一是慈幼所，收养男孩，刚接收时为他们清洗污垢、治疗疾病，随后分别拨到各所学习技能；二是蒙养所，设立义塾，挑选聪明俊秀者聘请老师授课；三是力田所，在堂院左右购置土地，种植棉花、稻子、黍子、蔬菜，挑选粗笨者雇佣老农教习；四是工艺所，挑选不能耕种读书的人，让他们学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等到年长技艺学成，听任他们出堂自谋衣食；五是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以及无依无靠的幼女，无家可归，等到长大成人后为她们选择配偶；六是戒烟所，广泛聘请良医，妥善准备方药，治疗鸦片瘾病，使吸烟者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使得烟禁不至于徒具形式。各所都派遣诚实的司事专门管理。其中敬节所因为是妇女，终日关闭锁门，以谨慎防范。饭食等项，全部通过转桶进出。公推年高有德的节妇，在内管束。等到守节年限符合规定，由在堂的绅士董事出具证明，移送县衙转请朝廷旌表。现在计算开办三年，房屋一律竣工，章程也都妥善制定。耕种、读书、纺织，成效明显。而戒烟除瘾的人，也有两千多人，实在对风俗人心大有裨益。此后应责成绅士董事，遵照既定章程，实心管理，以垂久远。追溯查考道光年间，保定省城，创设全节堂，当时只收养妇女五十名。现在天津广仁堂，定额多达七百五十名，各所收养的穷人也很多。每年所需的教养费用，生息的款项很少，恐怕难以持久。除了督促官员绅士随时设法募捐接济外，查考上年京城仿照天津章程新设广仁堂，经顺天府尹奏请奉到谕旨，每年赏给米三百石，钦遵在案。天津创设广仁堂，实在是北方省份赈灾抚恤善后的一大义举，与京城善堂情事相同。相应奏明，命令户部立案，恳请天恩，准许从本年起到，每年赏给南米三百石，在江苏海运漕粮项下，在天津就近拨领，以广皇恩。

普济堂并育婴堂条约

栗毓美

一、查办宜核实也。收养贫民，有普济堂、政先堂、体仁堂、广仁堂、养济院、留养局，名目不一，总为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贫民而设。凡是收养之初，必将籍贯、住址、年龄相貌，以及残废笃疾，先由地方官捐印呈式，逐细注明，亲身点验。如果与所开相符，即注册给与腰牌，准其收养入院。不得任听书吏差役代报捏禀，以杜绝冒滥。并非意存苛刻，因为少一名浮冒，即多一名实惠，全在地方官实力奉行，慎勿始勤终怠。

二、额数宜增广也。州县收养孤贫，准于地丁内报销者，每处不过数名及数十名不等。此外或有官地、官房收租，或集资交商生息，经费有限，而额数也拘束。往往因现在孤贫业已额足，其陆续呈报者，或因无项可支，候缺挨补，有候至数年而不得一缺者，空腹以待，未免向隅。应查明收养在堂者，实有若干名，报明未入堂者，尚有若干名，酌量增广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均无不可。在州县每岁捐费，不过数十金及百数余金，而穷民受惠实多。若再能筹款生息的，以垂永久，则受惠之日更长了。

三、口粮宜亲身散放也。凡散放口粮，各州县有在初旬者，有在下旬者，须示以定期，令贫民等齐集亲领。地方官亲身赴汤点名发给。如遇公出，即移委典史、教官前往散放，不得任令胥役及堂头代领，致滋弊端。至年老残废，或距城稍远，不能亲到者，亦可查验腰牌，准人代领。但须查问明确，以杜捏冒干没之弊。

四、捐棉衣宜认真也。各堂贫民，隆冬皆散棉衣。然往往委之胥隶，托诸罔利之裁缝，棉花则易新而旧，减厚而薄，甚至以敝衣充数，御寒何资。不若于冬初散放口之时，当堂查问，情愿自行裁做者，每名发给大布一疋。

译棉花一斤。不能自己织造的人。由官府代为制造。务必派遣诚实的家丁。认真稽查。棉花必须足斤。布匹必须足尺。不得稍有克扣。

译第一，器具应当周全完备。湖北省郧阳一带，靠近山居住的人家，间或有暖坑。其余地方有的用木板，有的用地铺，各自随当地的风俗习惯。而在收养穷民时，木板容易损坏，应当在修理院房时，就在屋内门下方，两面靠墙的地方，用砖砌成围坑，高一尺五寸到三尺，大些的可住三人，小些的可住一二人。贫民刚入院时，每人发给草席一个，或用稻草，或用谷草，另外发给麦秸一大捆，席子一领。铺设得厚实，那么寒湿之气就不会侵袭。再各发给粗碗一个，砂锅一个，粗瓦盆一个。冬天屋门用草帘遮挡悬挂，窗格用厚纸裱糊，以抵御凛冽寒风。此外如桌凳之类，酌情置备，各自随地方情况，变通办理。并将所有器具，造具清册两本，一本存档，一本交给管堂人照料，以便随时稽查。如果有盗卖毁坏的情况，地方官查明后，责令赔偿补修。至于堂内尤其应当洒扫洁净，不得听任管堂人等作践糟蹋。院中须广泛栽种果树，以及杨柳树株，数年之后，夏天既可乘凉避暑，秋冬可取木材果实，兼可添补柴薪。

第二，男女应当分院居住。收养贫民，男女切忌混杂。如果旧有的堂院，只有一座宅子，应当按房间计算，衡量形势，应在何处立墙，或分左右，或分前后，不同院落出入，以区别嫌疑而避免混杂。如果本是夫妇，应当另隔小院，内拨空闲房屋，同室居住，以便团聚。

第三，堂内应当整齐严肃。向来普济各堂院，都有管门及孤贫头、堂头等名目，这种人役，原本是为了经管堂务、照料贫民而设，往往有勾结书吏差役，捏造名字影射，以及勒索进堂费用，克扣口粮，欺凌弱小侮辱老人等情况，地方官须随时体察访查，严厉惩治，以肃清堂规。

第四，育婴堂应当合并建设。查访抚恤孤儿保护婴儿，是仁政首要之事，不得因为民间现在没有弃儿溺女之事，就一并废除育婴堂。此后有堂的地方务必切实奉行，无堂的地方也立即筹款兴建，或先在普济等堂女院内，另拨空闲房屋，通融试办。如果有将儿女送入堂内，并呈报有遗弃者的，即寻找雇佣奶妈哺乳，仍允许其随带自己生的子女，每月给工食钱二千文，每年给棉布二匹，夏布二匹，隆冬加赏棉衣棉被以抵御寒冷。至于婴儿三岁后，能吃米饭，先让亲生父母领回，如果父母已故，奶妈仍愿抚养的，听其自便，如果不愿抚养，查有亲属可依靠的，呈明地方官，责令抚养。倘若亲属贫困难以兼顾，仍照孤贫的例，支给口粮棉衣，地方官不时存恤。如果并无亲属，而民间有难于得子嗣，愿领为义子，并领女孩为媳的，由地方官核实确系良民，准其承领，取具地邻甘结存档，以杜绝转卖为婢为奴的弊端。如果该地方实在没有遗弃婴孩，此项经费，即作为收养贫妇的需要，扩充普济等堂之所不足。

第五，疾病应当医治。贫民衣食不足，寒暑不时，容易生病，地方官应随时查察，如果有感受时疾患疮疡的，即责成官医生调治务必痊愈，优厚赏赐。如果时疫流行，将患病贫民，另置一院，以免传染。

第六，施棺应当从厚。贫民孤苦零丁，死亡谁问，应饬令管堂人随时呈报，地方官查无别情，即捐给棺木，在义地埋葬，不许浅埋暴露。向来收养贫民，都有发给棺木钱文，但恐虚应故事，或堂头从中短扣，全在地方官严切稽查，庶免有名无实。

第七，义地应当添置。各州县皆置有义地，为贫民埋殡之所，然而历年既久，则葬无隙地，而堂头地保，草率了事，因埋新棺，遂弃旧骨，以致尸骸暴露，且有不深挖，旋埋旋发者。查掩埋枯骨，是仁政首要之事，凡城乡暴骨露棺，均应妥为收葬，不独在堂收养之孤贫也。地方官急切添置义地，仍派诚实官亲，周历查勘。

第八，流民应当递送回籍。各州县于普济等堂之外，另立留养局者，原为外来流民而设。查此种流民，固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穷无所归，也有因投亲不遇，或中途患病，一时旅费无措，流落异乡者。此等人，最远者不过千余里数百里不等，每日所需路费，不过五六十文。地方官应随时查察，按其道路远近，一捐发路费，仍备文沿途递送，酌给口粮。在流民既可生还故土，不致流为乞丐，转为盗贼，也是绥靖地方之一端也。

第九，筹备经费修盖房间须通详立案。各州县收养贫民，既已尽心区画，所有经费，如置产收租，流弊尚少，惟交商生息一项，间有地方官私自提用，日久渐致侵亏。应将生息银两，晓谕各商，给以印

译昭示。不得听任官吏互相挪用、私下交接。违者责令赔偿。那些房屋应当随时修补，不得听任其坍塌。每年年终，将经费多少两、院房多少间，申报一次，以备查核。如果能够增添筹措经费，广泛设置院房，随地随时，扩充办理，这是地方官怀着不忍之心，切实奉行，那么得以保全生命的人就会众多。千万不要把它视为形式化的文书而忽视它。

译关于养育幼童不可准许领作奴仆的公文

唐鉴

查得本司先前因扬州府禀报收养无依幼童的章程，行文请求饬令下属仿照办理，已于十二月十八日收到批复备案。近日又接到贵司的大函，称：贵司认为各下属地区的经费有定数，势不能不听从他人领养。即使被领去当作奴役，比起冻饿而死，已是天壤之别。又可根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权宜酌情办理，不必过于拘泥等语。本司查扬州府禀报中，准许他人领作奴仆这一条，终究不是善策。恐怕会开启贩卖人口的弊端。一旦贩卖，必然导致辗转迁徙、多次转卖，使人流离失所，良民与贱民不分。纵然得以苟延残喘于旦夕之间，实则终身遭受折磨。这正是律例之所以必须禁止，地方官之所以有隐匿不申报之议的原因。况且人不是禽兽，既然收养了，就应当妥善保全。如果只救济其眼前困境，却让他们辗转不定，一生受尽污辱，虽然避免了拘泥之弊，恐怕会伤害仁爱之心。本司昨日在贵州，与同僚办理过“及幼堂”一事，筹款生息，长年收养。挑选其中聪慧的，教他们读书写字；粗笨的，教他们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篾篮，以及一切可以自食其力的事情。如果有愿意拜木匠、瓦匠、烟铺、药铺等为师的，都听其方便。一年之内，手艺未成，尚按堂中规定供给饭食，并给钱米。手艺学成之后，堂中除名。所有这些办法，与贵司先前在武昌筹议的章程，也相吻合。贵司深切关怀民生，并示以悦生堂捐输的旧章，很懂得生息赢余、缩减本金的方法，可以说是以仁心辅以仁术了。只是准许领为奴仆这一条，不敢附和。特此再次行文告知。为此合咨贵司，请烦查照。须至咨者。

同善堂记

彭洋中

本朝深仁厚泽，二百年来，四海之内，所有人类，休养生息，没有穷尽。教化所及，慷慨好义、笃行实践的人士，大多仰体皇上好生之德，共同赞颂良法美意的高深。然而这些大多见于通都大邑，仕宦商贾聚集的地区，因为钱财容易筹集，所以事情容易办成。而在乡里之间，地隔势散，只能各自尽力而为。能够集合众人的善举以扩大施舍并长久维持的，如果不是风俗美好、慷慨好义笃行之人众多，往往不能做到。邵阳东乡太平、新宁两都，有义士刘青赋、苏品汇、禹克昌、曾锦城，倡导众人捐资在乡里的龙陂建造同善堂，这是值得风行的。邵阳风俗多溺杀女婴。先前郡城有育婴堂，贫困不能抚养女婴的人，雇佣贫妇哺乳。后来多有冒领雇佣费的情况，于是改令产妇自己哺乳，给予报酬。东乡距离郡城百里之外，没有人远往领取报酬。刘君于是仿照施行，并且增加报酬，每名给钱三缗。又制作棺材供给寡孤独贫无殓葬之资的人。每年设立董事管理。从此两都再也没有溺杀女婴的灾难，没有暴露棺木的惨状。有人议论说不应该局限于两都，回答说：事情必须审察其形势是否可行，与其力量是否可持续，然后才能经久不废。如今追求广施博爱的名声，领取者既远，必然有所不及，而且容易开启冒领的弊端。给予者太多，必然逐渐导致供给不足，而且将谋划裁减。这是追求虚名而失去实惠。况且人想要行善，谁不如我？刘君等人既然仿照郡城的做法而推广了，怎么知道各乡没有仿照刘君等人的做法而推广的呢？如果真的都仿照他们的做法而推广，那么各都相望，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和睦互助，以进一步成就一邑风俗的兴盛，难道不美好吗？近来修撰郡志，尹生显纯采录此事，详细记载，并且请求作记。因此急忙写下，作为邑人的风气，并且希望两都管理此事的人，不要侵蚀公款或废弛事务，以期利益依赖无穷尽。

罪庸医议

彭崧毓

律法中有庸医杀人一条，而今杀人者比比皆是，却无法执律惩治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国家在各州县都设有医学，而有司不任用良医担任其职，却委托给庸人。于是在官的医生既然庸劣，而不属于官方的医生，其庸劣又去问谁呢？医生有救活人的责任，有司选拔医生，何异于将领选拔士兵。士兵失去编制，将领不得推卸罪责。有司遇到命案盗案，凶犯在逃，按例应当参劾处分。如今以医术杀人无数，而官员无处分，于是置之不问，这不是重视人命的本意。现在议定医学必须考核充任，优厚其俸禄，使其招致生徒，分门别类学习。大小方脉，专一就容易精通。市上行医的人，必须由官医出具证明。如果滥保，惩罚必然及身。这是在起初谨慎，庶几不至于让无知之徒以人命为儿戏。至于药方与病症不违背的，病家不得妄加指责。如果没有脉案，那么病症既不明，药方难保无误，有告发必定罪。病家不自慎重，甘愿被庸医所杀，罪在病家，医生可以不问。

医说赠赵礼南

朱珔

作为儿子，不可以不懂医，而医非儒者不能胜任。推究其极致，大概通晓天地阴阳的精微，《大学》的格物，《中庸》的尽性，都有取义于此。次一等也必然钩考剖析，察其本源而慎用其药，庶几不至于以呼

译（医生）吸取了危亡的教训。将权力交给狂妄庸碌之人。等到无法挽救时。反而推诿给命运和天数。并说我可以对天下人宣告无罪。《礼记》中说：君主有病服药。臣子要先尝药。父母有病服药。子女要先尝药。郑玄注解说：尝。是估量病人所能承受的剂量。估量病人所能承受的剂量。这就是懂得医术的说法。解说的人只说应当尝试一下。并引用《春秋》中许世子止没有尝药的记载。然而平时侍奉饮食时品尝食物。做到谨慎就足够了。至于药物。如果不是鸩酒毒药。没有病的人服下。危害未必立刻显现。而有病且病重的人。一旦用药不当。就可以导致丧命。这才知道郑玄的解释是恰当的。《礼记》又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相传的医术。不服用他的药。郑玄的注释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三世”指什么。但说谨慎对待药物配伍。与《疾医》注中“治疗配伍的药物”的说法。以及神农、子仪的术语正好相互印证。孔冲远却认为“三世”是指父子相传到第三代。他引用的旧说。一是《黄帝针灸》。二是《神农本草》。三是《素女脉诀》。反而怀疑这在道理上不妥当。这是不对的。世上本来有并非师承而内心自得的人。不必非得三代相传。或者传给了不适当的人。即使三代相传又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想要医术精湛。那么研习医书就尤为迫切。虽然如此。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医药书籍幸而与占卜之书一同流传下来。但屡次经过篡改删易。王砅、吴普的训解多有晦涩不明之处。而技艺也日益低劣。《周礼》称十全十美为最高境界。现在最高境界的医生只能达到七八成。即使失误四次还不妨碍被评为中等水平的医生。三代相传的医书。几乎被束之高阁。至于那种听声音就知道病情。神奇地治愈疾病的人。当今世道难道还有这样的人吗？况且医生要有德行。要有品格。要有学问。不分贵贱贫富。都通过深思勤勉以求无误。不偏执己见。不掩饰之前的错误。这就叫德行。不利用医术囤积居奇。要挟病人家庭而谋取利益。这就叫品格。参合古书而不拘泥于陈规。不要像世俗那样秘密传授一两个口诀。就粗疏草率地使用。这就叫学问。德行不树立。品格不敦厚。学问不扎实。却夸夸其谈在众人面前自称医生。难怪他们不能起死回生。反而只是杀害生灵。赵子礼南年轻时是儒生。曾两次参加官府考试。偶尔喜欢作诗画画。因为母亲生病。早晚钻研探究。于是通晓医术。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年纪八十多岁。依然健康。谨慎配伍药物的功效。在这里可以得到验证。他为人醇厚而沉静深远。资质极其聪颖。不通过世俗的师承。通晓大义。在这方面探究黄帝、神农、素女医理的微妙之处。即使有不合之处也很少了。而且因为爱护亲人而推及到不爱的人。而取得的功效已经很多。乡里一致称赞他的才能。所以记述《礼记》的话为他作解说以赠予。日后如果有医案写成。应当再阅读并为它作序。

译玉楸药解后序

陆继辂

上面是《玉楸药解》四卷。这是莱州黄元御（字坤载）所著。坤载具有非凡的才华。年轻时志向非常远大。恰逢他患眼病。庸医治疗反而使他失明，他自知是被造物主所废弃。于是彻底抛弃了经世致用的学问，转而向秦氏、于氏学习医术。著书数十万字。我所见过的有《素灵微蕴》、《长沙药解》以及这本，共三种。药物的性质，追溯其本源，既然不能完全知晓其所以然，后来著书的人，又杂引仙经、佛藏、野史小说、街头巷议，以夸耀新奇、炫耀博学，那些没有根据的言论，与先圣亲手确定的理论混杂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即使有国手级别的医生，也无法完全通过目验来掌握，从而招致世人悠悠众口的非议。那么，张仲景（长沙）未曾使用过的药物，其性质就更难言说了。况且我听说圣人创作《易经》时，以阳为体，以动为用。后来的儒生不加考察，错误地认为是以阳为用而以阴为体，以动为用而以静为体。医生习以为常并深信不疑，滋阴的理论由此产生。唉！人的疾病，没有不是由于阴盛阳衰引起的。阳气衰微到极点就会死亡。死后虽然冥然无知的形体还在，这能称之为“体”吗？请谈谈五脏。土生金，这是五行的顺序。木的生发难道不是源于土吗？虽然如此，晒一天，冻十天，没有能生长的。所以土是万物赖以生长的根本，而火，又是土赖以生成的根本。火自有其本体，并不是以柴薪为本体。肾是接受五脏之精并储藏它们的器官，是水的容器。水自有其本体，并不是以容器为本体。君子非常爱惜元气而游于房事之间，只要不使其渗漏罢了。并不是以水的亏损或充盈作为容器来主宰它。所以肾没有补法。心气旺盛则脾土厚实而膏脂生成，中焦运转则肺金滋润而肝木茂盛。四脏各自履行其职责，将精气输送到肾。肾所储藏的精气，充盈充足，蒸腾而上交于心，这样疾病产生的就少了。滋阴的药物，必定先损伤脾胃。脾土郁滞之后，肝木乘虚而入，不得不求助于心。心承受不住这种需求，就会脱离常态而上浮放纵，表现为咳嗽、气喘、多眩晕、呕血。用寒凉药清泻则迅速熄灭其阳气，用温热药温补则更加助长其火势。即使有扁鹊、仓公那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了。黄氏的书，世上没有完全流传。然而看他对药物的论述，推崇苍术、益智而贬抑地黄，那么扶阳抑阴的宗旨，显然可以推知了。我感念他在残废之余，不改利人济世的志向，为此作序，以告知研习《易经》的君子。那些庸医承袭讹误，迷惑已深，大概不能用口舌去争辩。况且扶阳过度，祸害小而变化快；滋阴过度，祸害大而变化慢。自古以来，阴柔的小人亡人国家，像张禹、胡广之流，不仅自己不承担罪责，即使受害的人，又怎能轻易觉悟呢？

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

金东

谨按：天花这种病，始于东汉。当时只是听任相互传染，不知道有其他方法。后来世上的医生才开始设法吹种人痘，用人力的调剂，弥补天行的缺憾。与听任相互传染相比，稍微有些把握。然而小儿的体质，有虚实寒热的不同；临时用药，又有泻补表托的差异。稍一错误，动辄杀人。常常见到专门从事吹种的人，虽然号称国手，但只要种到一百人，就不能不失误一二人。以一省计算，每年种十万人，就要耗费一二千人。所以吹种虽然有些把握，终究也不是完善的方法。只有牛痘，自嘉庆年间从西洋传入中国，其方法不论虚实，不依赖药剂，刮皮点种，限定日期就能成功。方法奇特，见效迅速而稳妥。治疗天花的方法，这是最完善的。然而几十年来，福建省仅在省会和厦门、兴化一两个府镇实行，最终难以在全省推行。难道这种方法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吗？还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太少呢？都不是。大概是因为这种方法虽然好，偏远乡村的百姓尚未普遍知晓。不是被吹种医生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就是被亲戚众口的附和听闻所动摇。一经动摇，信心就不坚定；信心不坚定，就不敢拿子孙的性命去尝试前所未见的奇法。牛痘之所以最终难以推行，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想要推行牛痘，没有其他办法。首先必须让百姓清楚地共同知晓牛痘的好处；其次筹划禁止吹种的方法；设立省局来主管此事；招徕学徒以扩大传播。这样办理，一两年后，将会看到人们爱护子女，绝不会舍弃万无一失的牛痘，而去采用动不动就杀人的吹种。在全省通行，可以翘首以待了。谨将我见解所及，一切应办的事宜，分条拟定章程，恭敬呈上供您审阅。是否得当，恳请长官裁断。

一、应当让百姓共同知晓牛痘。想要让偏远乡村的百姓，共同知晓牛痘的好处，不如撰写成《明痘书》，颁发全省，进行晓示。关于点种牛痘的新法，中外已有许多论述。我管窥所及，外国所著的，有《西医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中国所著的，有邱浩川的《引痘》、鲍云韶的《牛痘说》。另外广东《通志》内记载一条，专门谈论牛痘，也非常明晰。可以杂录这些书，加上按语，以阐明牛痘的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又摘取古今吹种的各种书籍，加上驳斥的话，以阐明旧法的危险不可依赖，告诫不要轻信庸医，轻易拿爱子去尝试。将这两种说法，荟萃成篇，名为《痘书》。文辞旨意务必明白易懂，不在于繁复的称引和冗长的叙述。

译由局刊印数千张。呈报给藩台，由藩台发文发给各县。根据各县辖有多少都图，发放相应数量的痘书。大致每县发放两份。由县张贴告示。其中一份用浆糊牢固地贴在板上，悬挂在各都能避风雨的地方。责成该都的地保小心看守，不得损坏。另一份发给各都的乡绅长老领取。如果没有乡绅长老的小都，则发给医生。如果连医生也没有，则发给识字的百姓。仍然告诫他们要让人传阅观看，不得私自藏匿。痘书发给谁，就将他的姓名以及告诫传阅的话，记载在告示上。以便乡民都知道，向他索取阅读。以杜绝表面服从、背后违背，仍然不传阅的情况。这是拯救婴儿的重要事项，该县自然应当竭力执行。文书到达后，限十日内必须发行张贴。倘若敢视为形式，拖延超过期限，或者任由地保损坏，或者听任书差借机勒索滋扰，一经查出，立即撤职并记过。

译第一，应当严令各县禁止人痘接种。如果不禁止人痘接种，牛痘接种就一天无法推广；牛痘接种一天无法推广，儿童就一天难免悲惨死亡。只是中国几千年来，只知道人痘接种，不知道其他方法。这种积习对人的影响，既深且久。如今一旦想要禁止，实在不容易。这不仅会骇人听闻，而且势必立刻招致非议。然而事情循序渐进，百姓就不会感到奇怪；顺应情理，人们就容易接受。如果立刻宣布禁止，固然骇人听闻；如果顺势逐步禁止，人们就会认为理所当然。什么叫顺势逐步禁止？请由布政使通令各县，召集一向从事人痘接种的医生到县衙，劝他们改行学习牛痘接种。如果遵行，就让他们立下改行的保证书缴案备案。愿意学习牛痘的，由他们到局里学习；不愿意的，听之任之。如果有不依从的，也不要强迫，只让他们立下保证不致人死命的保证书缴案备案。该县即将这两类人的姓名，以及所立的保证书内容，详细呈报司衙，并通知局里备案查核。同时告诫这些医生，将他们为人痘接种的儿童姓名、住址、人数，详细列出清单呈报，以便按照名单秘密查访。并晓谕百姓，如果有被人痘接种致死的，允许他们呈报告发。除了严拿该医生从重究办外，随即借此颁布禁令：医生不得再从事人痘接种，家长不得轻信妄行接种。如果敢违反禁令，再次造成危害，就分别以庸医杀人、故意杀害子孙等罪名论处。这就是所谓的顺势逐步禁止。出痘是人生难免的，不在那边，就在这边。人痘法既然禁止，牛痘自然推行。只有治疗方法，没有治疗的人，也是空话无补。这尤其在于有良心的官员实心实意，勤勉努力去做罢了。如果有不肖的知县，敢于不尽力奉行，听任庸医造成危害，漫不经心毫无觉察，视儿童惨死如同路人，或者被局里查出，或者因其他案件发觉，就应当对他严加弹劾，作为漠视民间疾苦者的警戒，不要稍有姑息，以杜绝效仿。

第二，应当由官方办理局务。绅士办事，全是弊端。顾虑重重，呼应不灵，种种牵制，难以一一列举。常看到各局所用的绅士，大多误事，很少得力。现在所设的局，只是招揽外县学生，学习接种方法，以便广泛传播，并非直接给百姓接种牛痘，需要时常与百姓接触的情况。似乎不需要使用绅士，以免丛生弊端。请由布政使遴选委派干练官员一人，驻局总理一切事务。随设痘师二人，以及各项应用人员，以各司其职。所有人员的薪水工食，学生的饭食路费，以及一切杂费项目，等确定经费后，另行详细斟酌。

招收学生。招揽学生，固然越多越好，只是费用未免太繁杂，恐怕难以筹款。拟定在全省各州县，各招一人。他们学成回乡，也可以转授他人，辗转相传，自然日渐增多。由布政使预先通令各县，谕令选拔该县三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谨慎厚道、明白事理的绅士，或乡里推崇的医生一人，限期移送来局。如果逾期未来，或者虽已来但人不可学习者，均追究该县责任。查考学习牛痘接种，只学刮皮点种，以及察看浆色，这两项罢了。这两项能精通，便称国手。聪明的人，一看便知。即使极其愚钝，也只需一个月工夫，便可彻底弄清一切。即限定痘师以一月为期，必须教成。各学生逾期不成，罚扣工食。全都学成后，酌情赏赐红包。学生往返路费，省局饭食，统由局里供给，不让他们自费，以示体恤鼓励。教完后，就撤局。或者留以继续办理施种，届时另议也可。

牛痘接种法，最为妥善。只是人生禀赋不同，胎毒也有深浅。人痘接种通行已久，世俗拘泥于成见，往往因为既种牛痘又传染痘毒的人，就认为牛痘不可完全相信。或者认为地气不同，适宜北方而不适宜南方。不知道牛痘接种后，传染的十人中仅有一二。如果加种数次，决无后患。这足以弥补章程所不及，而消除议论者的疑虑。各条中持论不无愤慨过当之处，后篇《答辩》一书，尤其觉得切直伤时。然而大声疾呼，以期望世俗一旦醒悟，其用心也良苦。自医学失传，人痘接种常不如法，儿童何辜，横遭惨厄。得到这种说法以广泛流传，或许能断绝荼毒而达到仁寿，也是养民的重要方法。观看的人希望不要非议。

答某廉访论通行牛痘书

金东

昨日奉到手教，既已承蒙训示周详，又有平心再酌的温和谕示。反复诵读，尽显大君子欲收集思广益之功，不弃半解一知之论。内心感激，俯首思归。怎敢不详陈，以报答慈旨。我所拟定的条款，禁止人痘接种，责成州县，专派委员，三者都承蒙明示，认为不妥。并且以所言对州县处分严厉，说命盗重案又将如何。又以所拟晓示准民首告，说太涉张皇，骚扰在所难免。同僚传观，无不同声赞叹宪台宏宣恕德，曲体人情。我私下认为这只是体恤下属的常辞，似乎不是济时之通论。我固然不敢固执自是，学强项令之所为，也不敢妄事唯阿，等同脂韦之陋习。敬敢倾吐愚衷，请

译陈说清听。或许您宽宏大量，不嫌弃菲薄之言，乐于听闻而不加斥责吧。

宪台认为，只要牛痘的功效一显现，吹种之法自然就会绝迹。这话是对的。然而，如果不禁止吹种之法，又怎么能得到牛痘的功效呢？想要发挥牛痘的功效，必须先禁止吹种之法。道理是相互依存的，形势上难以两者并行。

假如牛痘的功效，不需要禁止吹种就能显现，那么自从它流传以来，早就应该见效了。既然已经见效，就早应该普及推行。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局限于一隅之地，最终不能在全福建普及呢？难道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完善，还是因为会种牛痘的人太少？或者是时间还不够长，百姓还没有完全知晓吗？

据我所见闻，从未有人因种牛痘而受害，不能说这种方法不完善。单就福州一府来说，会种牛痘的人已有几十位，不能说会种的人太少。牛痘自嘉庆十年传入中国，到现在同治八年，计算起来已有六十四年，不能说时间不够长。自从有了牛痘以来，穷乡僻壤的小民确实没有完全知晓，但通都大邑，如福州府所属各县的士大夫家庭，以及靠近城里的居民，难道有不知晓的吗？

这种方法既好，会种的人又多，时间既长，知晓的人也多，按理说应该像疾风、急流、迅猛的箭一样迅速普及，不可能在瞬间被遏制。然而就全福建而言，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推行的范围不过百里之地；就福州最盛行的情况而言，也只在离城二三十里的范围内，最终不能在全福建普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大概是因为吹种之法，实际上阻碍了它。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既然牛痘未能见效，是因为受到吹种的阻碍，那么想要它见效，必须等到彻底废除吹种之后才行。想要彻底废除吹种，必须由官府出面禁止，无需多言，道理自然明白。这就是东（作者自称）之所以有严禁吹种说法的原因。

有人提出，像东之前提议的那样颁布痘书，让偏远地区的小民人人知晓，也能使牛痘的功效显现。这仅仅是普及牛痘的一个方面罢了，难道是“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去除杂草务必使其尽净”的策略吗？

大概贤能的人厌恶新奇事物，愚昧的人对创见感到奇怪。颁布痘书，知道的人自然知道，但种吹痘的人依然会种吹痘。难道能使所有人都放弃吹种而全部改种牛痘吗？

如果说只是略微施恩，聊尽自己的力量，普度众生，惭愧得来不及感谢，那么仅仅颁布痘书，恐怕也不能拯救十分之三四的人。倘若想要在全福建施予恩泽，拯救万户百姓，那么除了禁止吹种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良策了。

有人提出，拖延时间久一些，也可以见效。比如当初刚传入福建时，种牛痘的只有几家，到现在时间久长了，于是逐渐增多，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在全省普及。东认为真是这样吗？这种设想，太残忍了。

福建地域广阔，方圆一千多里。牛痘用了六十年的时间，才覆盖百里之地。如果要在全省普及，需要六百多年。即使快速计算减半，也需要三百年。耗费时日，暂且不提，在这三百年中，能保证平安无事，像今天这样顺利推行吗？

况且这三百年间，即使完全没有天花瘟疫，但死于吹种的人，估计也要以数十万计。如果这些人真有仁爱之心，怎么忍心把人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善举，无故拖延到三百年之后，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天道呢？

译从前宋朝张咏命令百姓拔掉茶树改种桑树。百姓起初认为这是扰乱他们。后来最终享受到了好处。史书对此加以赞美。在拔茶种桑的时候。茶树的危害还没有显现。桑树的利益也看不见。张咏已经毅然不顾舆论。拔掉茶树不容许稍有迟缓。实在是因为普通百姓不可以和他们商量开始做的事。消除危害不可以不追求迅速。如果张咏稍有顾忌。就不能如此勇敢决断了。现在牛痘吹种法究竟有利还是有害。已经明显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仍然拘泥地顾虑到怀疑百姓的听闻。违背百姓的情意。明明知道它的危害。却环顾四周不敢消除。这难道是慈爱养育百姓、像父母对待子民的说法吗？这就是吹种法不得不赶快禁止的原因。现在设立痘局。原本是为了百姓。所以想要委托给贤能的乡绅和长老。以便容易通达情况。避免龃龉不合。本意是善良的。然而现在所谓的乡大夫。不是倚仗权势奔走请托。轻视乡里百姓。就是贪婪不知满足。盘剥贫民。他们不足以作为乡里的楷模。取得百姓的信任。已经不是一两个人、一两天的事了。偶尔有一两个刚正的人。又号称不干预政事来显示自己清高。实际上漠视家乡事务来自我安逸。巢父、许由既然成为太平时代的废物。嵇康、吕安也不是治理国家的通才。把他们束之高阁。不论他们也可以了。那些出来办理地方事务的人。不是前面所指的那类人。就是古代所说的阳鱎（比喻无德无能的人）。乡绅长老如果类似阳鱎。这还足以委托他们办事吗？即使说哪里没有人才。不能一概抹杀。然而像保甲团练。是奉皇帝明旨派乡绅督办的。到现在十多年了。试问哪个郡的保甲有显著的成绩。哪个县的团练足以充当捍卫国家的干城。这些事交给官府办理。只是空存形式。交给乡绅办理。则连空存的形式都没有了。这不是他们都不足以依赖的明显证据吗？况且官员有考核成绩。操纵的权力。还可以归于上级长官。官员希望上级长官知道。表率的办法。尚且能够从上级长官那里端正。如果委托给乡绅。那么操纵和表率。都没有施展手段的地方了。痘局的设立。是由官府还是由乡绅办理。哪个适宜哪个错误。本来不需要聪明的人就能决定其关键。事情既然归于官府。那么责成州县各自办理当地的事务。专门委派局员来提调全省。这是理所当然的。法律难以偏废。这就是州县不可不责成。委员不可不专门委派的原因。至于严厉的处分。似乎属于苛求。然而命案和盗案的重案。以全省计算。每年大约四百起。每起统共以两条人命计算。所伤害的不过数百人。还有官府的追究办理。凶徒的抵命。死者已经足以瞑目。生者也可以节哀。如果吹种法杀人。每年动不动就数千。慈爱的父母忍受痛苦。老泪徒然挥洒。无辜的孩子含冤。青天难以申诉。地方的长官共同冷漠置之而不闻不问。残害百姓的凶恶医生都逍遥无事。天下的事情惨酷可痛。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哪里是命案盗案的重案可以比拟的。从前丙相问牛喘不问杀人。说杀人是常事。牛喘恐怕伤害的人多。现在命案盗案是常事罢了。吹种法所伤害的人。不也很多吗？那么地方有司禁止吹种。他们应得的处分即使不严于命案盗案。也应当与命案盗案同等量刑。确切无疑了。后人妄加议论。因此有人说丙相迂腐。这是前明冯梦龙的话。那些庸俗的流吏。粗鄙无知。又怎么足以知道为政的大体呢？事情虽然琐碎。但关系到生命确实重大。这就是州县处分不可不严的原因。事情有适宜从容处理的。龚渤海治理盗贼。而全部罢免追捕。范文正救济荒年。而每天从事宴饮游乐。就是这样。有适宜张扬声势的。贾新息严格制度。杀子的罪行等同于杀人。韩雍限制盗贼。自首的法律甚至没收妻儿。就是这样。张扬声势和从容处理。只适宜于应用。不可固执。坐失变通。想要禁止吹种的地方。所以先晓示。允许百姓呈报自首。这是唯恐不张扬声势。那么不足以使庸医胆寒。而消除百姓的疑惑。宪台反而还顾虑它太涉及张扬声势为什么呢？东向本来认为有治理的法律尤其在于有治理的人。如果只有法律而没有合适的人。所有的政令。哪一样不是残害百姓的工具。又岂止是一张小小的告示。就难免骚扰呢？如果一定因为噎食而废食。那就不是我所敢知的。倘若想要消除危害而兴办利益。只应当问人怎么样。似乎不应该预先忧虑法律滋生弊端。这就是允许百姓呈报自首。不需要过分顾虑张扬声势和骚扰的原因。东一向钦佩汪度。能够给予包容。所以敢于直陈。毫无避忌。不然。东即使极其愚蠢。也知道三缄其口的警戒。巧妙地模棱两可。岂敢众口一词。自取罪过。恳请宪台观察过错在于党同伐异。以宽恕包容人。不要谴责呵斥。使我保全狂妄。临启无任屏营恳祷之至。

卷三十三 户政五 建置

筹议奉省全局变通吏治疏 光绪元年

盛京将军 崇实

我自从署理职务以来。屡次奉到皇帝谕旨。谆谆告诫说奉天省积弊太深。急应变通以求整顿。又在七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该省事权不统一。从前将军和府尹往往各存意见。以致政令分歧。遇事抵触。该处公事究竟因为什么不能彼此联络。形成掣肘。着崇实将实在情形并酌定章程妥善议论具奏等因。钦此。我承担这艰巨的任务。惶恐难以言表。诚恐稍有疏忽。无补万一。所以在刚到奉天时。虽然查办事件。头绪纷乱。但地方情形。已经随时上报。不敢稍微回避嫌怨。致使涉及欺蒙。凡是所陈述的。长久蒙受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