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　户政八赋役三

译浮收。仰见皇上实政实心。于革除积弊之中。寓从容不迫之道。因时立制，诚圣人不得已之盛心。凡在食毛践土之人，谁不感服。然臣对于督臣所议，私下有不能无疑之处。夫粮从田办，赋以额征，额外多取，这就是浮收。若额外派征，那就是加赋了。督臣孙玉庭所议，在筹运恤丁的方法上，并非不委曲详尽。然而臣私下怀疑督臣只是为属吏考虑，而没有闲暇为百姓考虑。臣又惋惜督臣只是为眼前考虑，而不知道为长远考虑。夫四方正当的赋税，无非是百姓辛勤劳作的成果，而万年长远的计策，必定没有一日苟且的谋划。查雍正七年，前江苏巡抚尹继善奏请革除江苏漕运积弊，每米一石，加津贴银六分，一半归旗丁，一半归州县，官吏不得颗粒浮收。从此漕运积弊全部革除，官民便利达五十余年。盖前人立法，具有深意。加银不过数分，而加米的弊端可革。若允许加米，则州县易于影射舞弊，上司难以清查。起初因恤丁而不暇恤民，其后既害民又害国。臣私下认为，成宪不可不遵，圣心不可不一，粮重不可复增，民贫不可重困，艰难不可不恤，情伪不可不防，旧章不可加厉，苛政不可再纵，民食不可不充，仓储不可不慎，条具不可者十事，敬为皇上陈之。为何这样说呢？成宪不可不遵。臣闻圣谟万古为昭，孝思三年无改。恭读嘉庆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文宗睿皇帝圣谕：“本年办理清漕，节经降旨令蒋兆奎悉心筹划，剔除积弊，以期漕务肃清。乃蒋兆奎谬执已见，意在加赋。兹又奏称生齿日繁，诸物昂贵，经费不敷，不能减去等语。是蒋兆奎始终以加赋为是正确的，独不思漕弊既经革除，则旗丁之浮费可省，又有何不足？岂有将浮收之事竟著为令甲乎？且州县若果收清漕，旗丁运弁无瑕可指，势必不复争闹。况现在清厘漕务，亦并非于剔除积弊、禁革浮收之外，一无调剂，已节次饬部酌议加增米石，并降旨令各帮漕船多带土产二十四石，免其上税，又饬禁沿途一切陋规，该旗丁等自可足用。即尚须调剂，亦何至除加赋而别无良策乎。”钦此。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圣谕：“前据阿霖保面奏，于收漕时通融办理，概收八折，拟即出示晓谕一节，系在未经降旨清厘积弊以前。现在将漕务各衙门书吏，以及委员、经纪人等各项陋规一概裁革，弊源既清，则旗丁费用大减，津贴亦属有限。如敢仍前多索，必当严办示惩。若州县等任意浮浮收，自应一体严行究办。该督等惟当实力稽察，妥为经理。倘经出示明收八折，而州县等藉此多征，侵肥入己，或又不止于八折之数，将来该省民人有将该督折收告示揭粘呈控者，朕当执法惩治，断不因该督等呈奏在先，少从宽贷也。”钦此。

译臣仔细查考，自嘉庆四年至十四年，历时十年。封疆大吏屡次筹议漕运事务，而圣上的旨意早已确定。对于蒋兆奎增加赋税的请求，予以罢黜斥责；对于阿霖保八折征收的请求，予以禁止遏制。大圣人精纯专一、执守中道，在危微之间极力辨析，因此四海安宁，万民和乐。治国的法度与修心的法则，全部托付给皇上。如今如果听从总督孙玉庭的请求，一概按八折征收漕粮，这就是将浮收正式定为法令，是公开告示明确按八折征收。假如朝臣中有像瞍赋那样愚昧、只会背诵的人，在皇上面前恭诵圣训，圣心必定惶恐不安。因为爱护百姓是本朝的家法，而增加赋税并非爱护百姓，这是第一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说圣心不可不专一呢？皇上即位以来，将官员拖欠、商人拖欠、折色贡赋等各项款项全部宽免，又降旨清查陋规。四川总督蒋攸铦、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奏请求停止，皇上特别奖赏孙玉庭公忠体国。昨天又因庆祥等人奏议棉花收税竟如同加赋一事，奉皇上谕旨：“庆祥虑及深远，所奏很对，回疆征收棉花税断不可行。”臣跪读之下，钦感皇上执两用中，时而施行时而停止，起初并不预设成见。如今按加二五征收漕粮，弊端如同陋规，而且陋规中盐务占多数，尚有商贾分担；加二五却只有农民承担。同样是陋规，一则因孙玉庭的奏请而不实行，一则因孙玉庭的奏请而允行。《尚书》说：“伟大啊王的言论，专一啊王的心。”伏愿皇上处理万机，早晚省察。况且加二五之事，祸害在民间，利益归于差役兵弁，州县得以卸下浮收的罪责，皇上独自承受加赋的名声，这是第二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说粮赋沉重不可再增加呢？苏松的赋税额度，在宋代不过十分取一。元代逐渐增加，明初更加严重。清初刊定《赋役全书》，苏州府田地九万五千余顷，科征平米二百四十五万，每年征收本色米豆一百五十余万石，折色银一百二十七万余两。松江府田地四万余顷，科征平米一百二十一万，每年征收本色米四十二万余石，折色银六十三万余两。比起明代已经减少，但比起宋代还多七倍，比起元代也多三倍。幸赖历代圣主深仁厚泽，减少赋额，免除浮粮，东南百姓得以饱食至今。然而今日苏州的田地，粮重者达一斗八九升；松江的田地，粮重者达二斗有余。加上耗米，每亩共缴纳二斗有余。又加上地丁等银，每亩自一钱八九分至二钱不等。这样苏松的赋额，已是十分取四了。而且田地收成不宽裕，每亩不过收米一石，而其中混杂着秕谷糠秕，簸扬洁净后，一石只存八斗。用四斗充作粮银，小民所剩的只有四斗。用这四斗米，供养一年侍奉长辈、养育子女、娱乐宾客、款待舅父的费用，其贫困匮乏已不必多说。如果再按八折收纳，则小民余粮无几，生计更加艰难。至于生计艰难，则民情不堪言状。天下粮额不齐，即使江苏省内也轻重差异很大。臣曾见徐州百亩的粮赋，不及苏松二府十亩的粮赋，而徐州一亩的收成，与苏松一亩的收成相等。粮重而收入少，则力量少有盈余。因此八折的提议，在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等府，或许可以尝试。若在苏松粮重之地，断难加赋，这是第三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说百姓贫困不可再困顿呢？苏松虽无富庶的实质，却还有富庶的表象，是因为其地属于交通要道，商贾云集。有能力的人利用资本牟利，无力的人劳苦筋骨谋生。然而这些都是无田之人。加赋的累赘，累及不到他们，受累的只有农民。四民之中，商贾不过占十分之二三，农民则占十分之六七。以苏松数百万户计算，除去商贾外，竟有百万受苦受累的百姓。推情度理，他们如何能承受。这是第四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说艰难不可不体恤呢？苏松多水田，自五月插秧以后，到十月收割稻子之前，旱则戽水灌溉，涝则筑岸挡水。沾湿身体，涂满脚足，雨淋日晒，耗尽数人半载之力，才种熟一亩田地。等到缴纳完粮赋所剩，不过数斗，仅够储存数月之粮。家中少有积蓄，已非一日。所以农民有在丰年却常吃麦麸的。这都是浮收造成的祸害。然而往日浮收，不过是官吏的私意，尚有所顾忌。若奉有明文，则官吏更加放肆。稍不如意，鞭打随之。这既吸取农民的脂膏，又将残害农民的肢体，这是第五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说情伪不可不防备呢？苏松的田地，有业主，有佃户。业主向佃户收取的叫收租，供给官府的叫完粮。如今完粮按八折，恐怕收租也按八折。万一佃户不愿八折，业主或以抗赖为由控告追逼，官府不能禁止。若遇到柔弱的佃户，无力办理，而又势不敢违，将卖儿卖女，以凑足八折之数。这都是流弊的必然结果，这是第六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说旧章不可加重呢？仓斛较兑斛

译斛的容量。每斛比标准大一升。另外，斛口边缘。每斛又多出一升五合。计算下来，一石米实际多出五升。这是旧有的规定，并非陋规。如果再加上淋尖踢斛，那就是变本加厉了。所以近来缴纳粮食，即使颗粒不加，也需要用一石一斗的米，才能完成一石的粮额。现在实行八折收纳，名义上是加征二成五，实际上也不止加征二成五了。然而，假如真能以加征二成五为限制，那确实是百姓所欣喜过望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定做不到呢？总督提议松江地区每石津贴银五钱，苏州地区每石四钱。给旗丁的是银子，而从百姓那里收取的是米。近来苏州、松江的银价，纹银一钱，兑换制钱一百二十七八文。计算五钱的银子，需要制钱六百余文。按照加征二成五核算，每石多出的米是二斗五升，按当时的市价不足制钱五百文。用这些来发放帮费，仍然不够。况且总督的奏折中，有万不能节省的款项，所指如酌情提取盈余弥补旧亏，以及捐资补垫历年百姓拖欠的税款，每年挑浚徒阳运河协济等项，又从哪里出钱呢？这不过是徒有立法的名称，而没有补救弊端的实际效果。终究是法外无法，弊中又有弊。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为什么说苛政不能再放纵呢？今天缴纳粮食的农户，颗粒不加的，不过百中之一。其余的从一斗、二斗到六七斗不等。征收漕粮的官吏，私自设立簿册，书写户名，按数征收，有增无减。而仓斛的斛身本来容量就大，再加上斛手的重量，所以加征一斗的，实际上需要加米二斗五升。至于加征六七斗的，则是用二石米完成一石的粮额，在官吏眼里这已经视为定额了。如果限制加征二成五，势必在原来加征的基础上，再加二斗五升。那些原来加征一斗的，或许勉强顺从。但如果原来加征六七斗的，就要用二石五斗米完成一石的粮额，这是官吏必然要做的事，而百姓一定无法承担的。即使说总督已经奏明，如果超过限制，就必定执法严惩，州县一定不敢在限额之外再加增。然而州县众多，粮户浩繁，他们缴纳粮食时的情形，总督怎么能一一亲眼看见呢？以往州县还有所忌惮，是害怕粮户向上控告。如果明确告知加征二成五，那么百姓所说的浮收，都成了上司所说的抗欠。控告申诉无路，受冤屈压抑的一定很多。我担心愁苦郁积，上干天和。这是不可行的第八点。为什么说百姓的口粮不可不充足呢？东南是财赋之地，而一年产出的米，仅够供应一年的食用。所以惯例禁止米粮出口海外，因为那会妨害百姓的口粮。一旦遇到水旱歉收，就依赖两湖、四川的米粮。这是百姓口粮不足的明显证据。现在如果每石加征二斗五升，统计江苏每年漕粮二百数十万石，每年加赋七十余万石。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地利没有增加，而每年储存在民间的粮食，突然少了七十余万石，恐怕对百姓的口粮有妨碍。或者用多余的米石，改收折色（银两），那就是强行折征了。恭读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仁宗睿皇帝的圣谕：有人奏称民间供应漕粮的弊端，向来漕粮按亩征收，法令禁止淋尖踢斛，而州县却以此牟利，多有每石加征数斗甚至加倍征收的。所收的米达到三分之一，本色米已经足够，就转而征收折色。百姓不立即交折色，就稽留拖延以花销其食用；呈验时以狼藉其颗粒，使之不得不委曲听从。担心上司参劾，就馈送财物；担心地方讼棍控告，就分饱私囊等语。这些积弊确实不可避免。着传谕有漕粮的各督抚，务必督饬所属留心查察，不要让州县借端勒索、剥削累民。倘有前项情弊，即行据实严参办理。钦此。圣谕煌煌，足以看出强行折征的弊端，理应参办。如果任听强行折征，似乎与政体不符。这是不可行的第九点。

译为什么说仓储不可不慎重呢？漕粮上供皇家粮仓，按规定必须干燥、圆润、洁净。然而一亩田产出的米，形态质地并不整齐。农民从收获后，在场上晾晒的是稻，用连枷打落的是谷，接着用砻去其皮，用筛去除秕糠，这才成为米。而其中薄而不坚的是秕，小而碎断的是粞，挑选出干燥、圆润、洁净的米，不过十分之三。苏州、松江赋税沉重，遇到清理漕粮的年份，供给官府仅能勉强凑足数目。如果稍有浮收，那么民间实在没有那么多干燥、圆润、洁净的米，不得不掺杂粞谷来凑数。州县既然想要浮收，又无法挑选米的成色，这也是实际情况。近年秋季丰收，但嘉庆二十三年进贡的南方粮食，已有不宜久存的。仓场侍郎等人奏明此事已有案卷。幸好已经陆续发放完毕，不至于霉变。万一年成稍歉，那么第二批进贡的米，必定不堪使用。仓场据此上报，而米数浩繁，势必要迁就收储。倘若发放未毕，而红腐霉变已多，每年的甲米、俸米，恐怕会缺乏，这与仓储关系重大。这是不可不慎重的一点。以上十条，臣恭敬地向上考察皇朝的旧制，仰观圣政的施行，向下征引地利的盈虚，旁察民情的甘苦，深思熟虑。恭敬地遇到直言不讳的朝廷，不敢不陈述愚见。恳请皇上独自决断，知道加赋是累赘，严格遵守成法，收回谕旨，布告天下，照例公平征收，这是万年长远的谋略。即使各种弊端已除，而经费尚须调剂，或者仿效尹继善的方法，酌情加银，尚属易于限制，而流弊也较轻。所谓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害相比取其轻。至于旗丁的帮费、沿途的陋规、州县的浮收，全在于皇上用大法治理罢了。旗丁有疲乏的，但未必人人疲乏，如果按船给予，如同每人取悦，徒然供他们饮酒赌博之用。那些以误运来挟制的人，乾隆五十七年，江苏粮道汪志伊用定法约束，无不俯首悦服，不敢需索。前任河臣吴璥覆奏漕务情形的奏折中，有州县既不浮收，旗丁知道州县并无盈余，自然不能肆意多索的话，蒙仁宗睿皇帝嘉奖为正本清源之语。可见损害百姓来体恤旗丁，并非良法。至于沿途陋规，查条例规定官吏丁役得赃按律治罪，不因其并无公费而曲法宽纵。督臣孙玉庭减半的提议，似乎不符合政体。即使他进呈的前任漕臣铁保的清单，也仅是一面之词，怎知不是运丁虚报，不足为信。即使果真如此，也应按款计赃治罪，交给刑部处理就足够了。州县的浮收，并非不能尽除，实在是馈送不能尽除。就像督粮道及知府收受漕规，督臣孙玉庭奏称不能保证一定没有。臣听说去年苏松粮道舒谦只收漕规，不看米色，现今南方粮食抵达通州，米色不纯，这是州县的浮收，实际上来自上官的纵容。臣请皇上饬令户部申明收粮之法，饬令刑部申明计赃之法，饬令吏部申明考核之法。皇上总持大法，不奉法者，无论官职大小，有犯必惩。三年之后，各种弊端肃清。如果设立弊端来补救弊端，恐怕弊端日益加深而最终不可救药了。至于姑且试行，待无效后再停止，又说诏令既颁，难以朝令暮改，这几种说法，都不是臣所敢苟同的。臣为苏州、松江粮重，关乎国计民生起见，不揣冒昧，恭敬地撰写奏折上奏。恳请皇上训示。

敬陈漕运情形疏 道光元年

江苏学政 姚文田

私下认为东南的大务有两项：一是河工，二是漕运。近年海口深通，南河目前状况，相当安稳。只有漕务法久弊生，虽然经过督抚大吏数年来悉心调剂，但总未达实效。小民仰沐圣祖仁皇帝生成豢养之恩，至今一百八十年，愚贱之人都有天良，岂有不乐意缴纳赋税的道理。实在是因为东南的财赋，冠绝天下，而赋额如江苏的苏州、松江，浙江的嘉兴、湖州，其粮重尤其冠绝天下，竟有一县额征，多于他处一省的。乾隆三十九年以前，并没有所谓浮收之事。那时物不贵，官民皆富裕。其后人口愈繁，而度支日绌，于是各种弊端渐生。但起初不过是在斛面浮收而已。不久有折扣之法，开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后来竟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劳，自纳赋外，竟至不敷养赡，势不能不与官吏相抗。官吏制服百姓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抗粮，二是包完，三是硬交丑米。赋额既极繁重，民间拖欠，也是势所必有。但大约只系零星小户及贫苦之家，其坟墓住屋，皆系照例输纳。又有因灾缓征，新旧并积，因而拖欠者，这确实是有的。至于其家或有数十百亩之产，既自食其田之所入，而竟置官赋于不问，实为事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

译粮食方面，假如业户应当缴纳一百石，他们既然如数运到仓库，并且额外多交一二十石不等，以备折收之需。书吏等人先用淋尖、踢脚、洒散等手段，多方耗费损耗，致使数量已经不足，再用折扣计算，假如准许作七折，便又要再加四五十石。业户心中既然不甘，必然导致争执而不再缴纳，也有因为书吏刁难拖延，仍将原米运回的。州县就把前两项指为抗欠，这就是缘由。所谓“包完”的名目，是指那些孤弱之户，其力量不能与官府抗衡，于是转交给强有力者代为输纳，可以不致吃亏。然而官吏如果确实公平，这类业户何须托人代纳？这是不用多说就能明白的道理。百姓终年辛苦劳作，都以完粮为一年要事。假如运米进仓，一家男女老幼，无不进城守候。一遇阴雨湿雾，还要千方百计保护，恐怕米色受损。假如官吏按期收斛，便回家酬谢祭祀祖先，认为今年可以安乐。所以说此时用劣质米硬交，大概不符合人情。只是年成有好坏，米色不能统一，也是偶尔有的事。然而官吏如果不抓住这三条，就不能制约百姓。所以生员监生详请暂革功名，农民则先被拘禁，等待他们如数补交，然后以悔悟请求释放，竟成为固定不变的办法。臣自去年到苏州，所听说金坛、吴江等县，已酿成事端，其他将就了结的，大概尚有不少。不知道踊跃缴纳的人，实在都是良民而非莠民，这是小民无法上达的实情。然而在州县，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近年各种物品昂贵，所得廉俸公项，即使能支领，也断然不够使用。州县从开仓到兑运日止，修整仓廒、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所需，以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切茶饭工食，费用已是不菲。加上运丁需索，日益严重。至于其衙门中的公用，自延请幕友以外，无论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须出钱料理。又如办一个徒罪之犯，从初详到结案，大约须费百金或数十金不等，案子越大费用越多。又有递解人犯、运送饷鞘，事事皆须费用。若非借用民力，一概禁止，谨厚者就会奉身而退，贪婪者非向词讼案中生发不可，而吏治更不可问。况且他们深思熟虑，其他弊端一旦败露，势必获咎更重，不如浮收，尚属上下皆知，所以甘愿承受民怨而不顾恤。虽然地方有贫瘠肥沃之分，才具有能否之别，他们借以肥己者，也不能说一定没有。总之不得已而为此者，大概也不少。

译臣看到如今议论政事的人动不动就指责不肖的州县官员。我私下想，州县官员也是人罢了。怎么一当官，行为举止就变得苟且卑贱呢？这又是州县官员无法向上反映的真实情况。州县官员承受着搜刮民财的恶名，而运丁暗中却从中受益，所以每当提到运丁，州县官员无不咬牙切齿。然而其中又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运船整年航行，日常开支必定比在家时增加数倍。从前运河水深畅通，督管漕运的大臣只求重运按时抵达通州，一切并不苛求。各运丁在开运时，多携带南方物品到通州售卖，再换回北方货物沿途销售。即使是水手等人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也是他们归帮时糊口的需要。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次倒灌，运道难免受损。于是漕运大臣担心船重难行，不得不严禁多带货物。又如从前商人财力充裕，军船在回空时，往往私带盐斤，大家认为每年不过一次，就不加严搜。近来因为商人财力也匮乏，难免算计到琐碎之处，而各运丁的收入来源就断绝了。运丁的财力既然日益困窘，加上运道变浅，以及增添人夫、拨浅等各项费用，而且所经过的紧要闸坝，拉纤往往需要数百人，使用稍有节省，帮费就担心受损。道路漫长，期限又紧迫，这笔巨额费用，如果不出自州县，更无处可出。这又是运丁无法向上反映的真实情况。几年前因为津贴日益增加，于是定下条例，每船只准发给银三百两。然而运丁实际不够用，那么重船就绝对无法开行。重运迟迟不开，州县必定获罪，所以仍不免私自增给。所谓三百两只是虚名罢了。近来又因为浮收太过严重，严禁州县收漕不得超过八折。然而州县入不敷出，强硬的州县不敢与之较量，软弱的州县仍然肆意剥削。所谓八折也是虚名罢了。然而民间百姓据理抗拒，官吏必定设法压制，事端因此滋生，都源于民心不服。现在如果将这些不安分的百姓全部依法惩处，他们既受浮收之困，又触犯法网，人心恐怕更加不平。如果一味隐忍姑息，那么小民就会开启犯上之风，将导致不必收漕，也可以目无尊长，这对纲纪法度关系实在重大。臣深思广访，寻求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而不可得。既然已有见闻，不敢不在圣主面前恭敬陈述。或许圣上能命令内外熟悉漕务的大臣，悉心筹议，以期上下相安。臣的话虽然看似迂阔，实则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另外陈述收漕八折窒碍情形的奏疏 道光元年

汤金钊

户部侍郎、江苏学政姚文田条奏漕运情形的奏折，奉朱批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商议奏报。臣已经与他们共同商议，列名起草了公折。只是原奏中提到的收漕八折这一层，其中的窒碍情形，在公折中难以详细剖析，所以谨另具一折，向皇上陈述。臣想，治理弊病如同治病，治病的人必定审察药物对症结有益才开始定方，不然药物杂乱投用而病情加重，不如不服药是中医的做法。治理弊病的人必定察看法度对流失有益才开始更改制度，不然法度先坏而弊病更加流行，不如不变法是上策。漕务积久弊生，沿途需索旗丁，旗丁刁难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层层借口，几乎成为痼疾。各督抚悉心调剂，终究缺乏良方，因而议及八折征收，以为这是限制浮收的好办法。臣恭敬查考康熙年间，曾颁布永不加赋的明诏，这确实是培养国脉、大清亿万载无穷的根本大计。钦遵不替，至今一百多年，利益所在，弊病岂能没有？而补救随时进行，总不稍增赋额。前漕运大臣蒋兆奎曾议加征耗米一斗，督臣费又议每石加征公费六分，均经户部以事类加赋为由奏驳在案。历年以来，虽然不无陋习沿袭，但上下相安无异，确实因为小民具有天良，州县平日如果听断勤明，舆情爱戴，必定不至于因收漕而滋事。现在如果担心浮收过甚，定为八折征收，名为限制甚严，而实际上不足以限制。因为从前丝毫不准浮收，而浮收过甚的，且到处皆然。现在允许其略为浮收，那么不肖者更加无所顾忌，势必在众人面前宣扬，认为功令不禁浮收，而浮收过甚的，必定比从前更多。虽然告知他们收过八折，就给予严参，然而从前收过正额的，何尝不遭到参办，而浮收者不闻因此减少，唯独对新定的额度，恪守遵行而不敢逾越，这是臣不敢肯定的。就像该侍郎所奏，旗丁帮费，在定额之外，州县仍不免私自增给，这就是限制有名无实的明证。查上年两江总督孙玉庭条陈停止清查陋规的奏折，内称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如果督抚两司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举直错枉，大法小廉，断无虞所属苛取病民。倘若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习于逢迎剥削，虽然立法限制，仍同虚设，弊病且更加严重，诚为通论。漕运的浮收就是陋规的一端。在督抚奏定八折之后，不虑控告浮收，即使州县收过八折，纵有发觉，皆得藉为例

译采取。而巧妙地脱免其罪责。他为自己谋划。确实极为便利。只是限制仍然如同虚设。白白为朝廷开启增加赋税的先例。臣私下为圣明的君主感到惋惜。那些主张打八折的人。不过说是为了补救弊端。如果确实足以限制额外征收。那么即使蒙受不好的名声。还能获得兼顾两全的实际效果。如果毫无实际益处。只是改变常规。将使官员产生倚仗的心理。百姓产生争闹的心理。官员则借口八折的数额。而实际上额外征收更多。百姓则坚持八折作为说辞。反而产生挟制。从此纠缠更加严重。办理更加困难。岂不是补救弊端而弊端反而滋长吗。不仅如此。驾驭百姓的方法。不外乎用恩德怀柔而用威严使人畏惧。事情接近加征。既然不是德政。下面有人违抗命令。也损害威严刑罚。阻碍非常多。关系不轻微。一旦改变。难以恢复原状。该侍郎所奏。确定打八折之后。民间借口抗拒。官吏多方压制。而事端因此滋生。都出于民心不服。现在如果将这些不安分的百姓。依法惩处。那么既受困于额外征收。又陷入法网。人心恐怕更加不平。如果一味姑息容忍。那么小民开启犯上的风气。将导致不必征收漕粮。也可以目无官长等情况。实在是事势必然如此。至于所奏官民运丁各种不能上达的真实情况。在各该上司随机整顿。调度得当。总之不是确定打八折所能有补益的。可否恳请皇上命令有漕粮的各省督抚谨守常规制度。不得轻易议论更改。不要贪图眼前的容易施行。而忘记日后的巨大祸害。不要为一身推卸责任的计谋。而蒙蔽国家长远的谋划。有利于漕运而稳固民心。或许足以符合圣天子清理积弊的深意。谨将臣会议折内来不及详细陈述的情况。另行撰写奏折上奏。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训示。

译严禁生员、讼棍包揽漕粮、横索陋规的奏片 道光七年 江苏巡抚陶澍

再查江苏的漕运事务，疲敝已久。对于民间百姓，常常苦于浮收；对于州县官员，又担忧刁民抗缴。这是因为江苏的漕粮定额最重，一个州县的辖区，广袤不到百里，而漕粮却有三十万、五万、七万、八万直至十万石不等。小民终年辛勤劳作，缴纳漕粮之外，所剩无几。因此，手持升斗去粮仓交粮的人，一旦遇到风干、筛选造成的折耗，已经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使费，更觉得繁难。而奸滑的书吏、漕总，又多加盘剥。近来人口日益繁多，生活费用日益昂贵，尤其难以维持。这就是百姓缴纳困难，而深深苦于浮收的实际情况。

至于州县方面，终年的用度靠它，全省的摊派捐输也靠它，兼有奏明弥补旧亏、酌提羡余、接运铜铅木料船只、每年挑浚徒阳运河，都需要协贴，历来都有成例。在国家经费有常的情况下，不得不借助这些津贴。而合计起来以万计，其中需用最急的，是旗丁津贴这一项。前任督抚臣荆道干、阿霖保等，都曾上奏提及。后又经孙玉庭、成龄、陈桂生等奏定，每米一石，津贴银二三钱，多的不得超过五钱。然而计算漕粮多的地方，装载军船一百五六十号，总共需用银三四万至六七万不等。这并非一定要据为己有，但抗缴玩忽的人，就因此挟制作为控告的借口。或者船已开行，米尚未完，称为“漕尾”，辗转挪借垫付，酿成参劾案件。这又是州县用费较多，深深苦于刁民抗缴的实际情况。

这两方面，对于糊涂的州县官员，未必体谅百姓的苦处；对于愚昧的百姓，也未必了解州县的难处。互相诟病，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有宽一分便得一分，以养护民间的元气；办一事便省一事，以免州县借故推脱。由渐而理，不是可以朝夕见效的。

只有一种既害官又害民，大为漕害，必须亟于革除的，就是包揽漕粮、横索陋规的生员。大约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的人，都成为大户。也有本来不是大户，而诡寄在大户名下的。至于刁生劣监，平日好打官司的，则称为“讼米”。他们的缴纳各有成规，而“讼米”尤其严重。每逢开征之初，兜收花户的由单，以同姓为一家，集合零户为总户。一经揽收入手，要么强行交付劣米，要么挂筹短数，要么任意拖延。等到漕船紧迫时，勾结胥吏，不呈交由单，硬开户口包交。呼朋引类，昼夜喧哗。稍不遂意，不是逞凶哄闹粮仓，就是联名捏造控告不休。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也有米无升合，而白吃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的地方，生员多达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在骇人听闻。

州县因为漕事正急，稍迟即遭处分，不免买静图安。其贪狡者，就因此勾结绅士，通同渔利。其庸懦者，只仗靠漕书抵御。而权力既已下移，弊端更层出不穷。漕书或转借刁徒的势力，以恐吓本官，层层胁迫。陋规日添，而费用无处支出，就只好向乡间的良善小户索取，作为牵长补短之计。以致浮收的更加浮收，苦的更加苦。小民正痛心疾首，不知作俑者所由，而不知该生员讹诈的陋规，就是乡里穷黎的膏血。

伏查嘉庆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议覆铁保等审拟吴江县勒令休职知县王庭瑄，挪移亏缺，数至累万，皆因刁生劣监在粮仓吵闹，勒索陋规所致。钦奉谕旨：“朕闻各省劣衿以收漕一事，持地方官之短长，而江苏为尤甚。各该州县或平日与他们交结，遂其取求，欲壑既盈，即遇不肖官吏实有罔利营私之事，也复袒庇不言。徒使乡里小民暗遭盘剥。设稍不遂意，则遇事辄生枝节。每届开征时，强行交付劣米，藉端滋事，动不动就以浮收漕粮列名上控。其实家中无儋石之储，无非包揽交收，视为利薮。此等恶习大坏名教，今吴江一县分得漕规的生员已有三百余人，其余郡县可想而知。朕培养士子至优渥，原望其束身自爱，闭门读书，并当劝化闾里愚民，知所观法，方不愧四民之首。乃荡检踰闲，至于此极，尚腼然厕身士林乎？所有吴景修等三百十四名，朕即概加以扑责，亦其自取。但欲养其廉耻，此次姑免责处，予以自新之路。铁保、汪志伊会同莫晋督饬该教官等，严切教导，随时管束，务使该生员等痛除前非，安分守法。如遇收漕时，该州县果有浮收入己情事，自应据实劾参。倘该生员等不知悛改，仍蹈故辙，或此外刁劣绅衿有把持漕务、讹诈陋规等事，砌词控告，审属子虚者，一经查出，即当奏明从严治罪，决不宽贷。”钦此。仰见圣明洞烛，无微不至。凡有人心，自应永远恪遵。无如刁劣之徒，难期悛改。溯查数年以来，无

译往年没有因漕运而告状的案件。从一百起到二三百起不等。只有今年漕粮，改由海运。提用津贴不多。没有可阻挠挟持的借口。所以控告案件较少。然而也不下数十起。这种积习沿袭已久，既然借控告来抗拒，以遂其包揽的私欲，尤其依靠诉讼分取利益，以增加其非法勒索的数额。如果不将这项生员和棍徒的陋规，痛加裁革，粮户无论大小，一律按例兑收，那么办理漕务的经费日益短缺，百姓受到的额外剥削日益增加，祸害哪有尽头。只是积弊已深，人多势众。一经整顿，必然产生不满。大的则纠集众人闹漕，小的则造谣诽谤。而进京控告的案件，必定会纷纷更多。臣决不敢因此稍避嫌怨，但办理事务不能没有秩序。现已通令各州县，严厉革除蠹役书吏，不许他们进入粮仓。如果敢仍像从前那样放纵恣肆，立即提解到省城究办。考虑到生员和棍徒所执为诉讼把柄的，无非是以违例浮收为借口。如果州县假公济私，剥削民脂民膏，自饱私囊，那就是天良丧尽，国法难容。查明后自应遵奉前奉谕旨，该州县果有浮收入己的情事，据实参劾，原本就是正当办理。臣的职责在于安民，必定当执法严惩，以警戒贪官污吏。倘若米粮尚未缴清，就贸然控告，那么虚实未辨，那控告漕务的人未必不是包揽漕务的人，刁风实在不可助长。臣与总督以及藩司、臬司等商议，此后控告漕务的案件，必须查其有无抗欠，尤其须查其是否为粮户，方可酌情受理。倘若是无粮之户，其为包揽还有什么可疑。或者虽有漕粮但米未交清，也应当责令其完纳漕粮，再予审理。其集合审理时，或原告躲避隐匿，或不等候讯问结案，潜逃进京控告，无论审理结果是虚是实应办，即使所控并非无因，也应当治以越级刁讼之罪。如此力挽颓风，或许生员棍徒无可挟持，而陋规可革，费用自减，不至于因大户而浮加于小民，百姓稍可喘息了。所有现在办理漕务的情形，合并附陈。伏乞圣鉴。按此疏上闻时，江苏学政为辛公从益，有疏论辨，故下覆陈一疏，词更切直，辛疏稍涉偏徇，兹不录。

译覆查漕案情形的附片

陶澍

再者，臣查核学政所陈述的漕务情形，原本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具体指实。只是他所说拳勇殴打人这一节，指明了太仓、镇洋、青浦等地，绅士联名控告。如果属实，必须严加查办，以便整顿。现在经过一一讯问查明，仍然是毫无根据的话，借端捏造控告。就像状词中所列的王宝文、王之桢两案，都关系到人命重情，而当时死者的亲属为什么不控告？保长为什么不报告？这是毫无根据的第一点。不报告不控告，而乡邻也没有听闻看见，凶手也没有畏惧逃避，这是毫无根据的第二点。不向死者的亲属控告，而向毫不相干的职官、监狱控告；而且不在当时控告，而在数年之后控告，这是毫无根据的第三点。刑名重案，按规定必须检验，不向地方官控告，不向督抚控告，而向不管理刑名、无案可查的学政衙门控告，这是毫无根据的第四点。定例，伤痕最重的保辜期限，或二十日，或三十日，极重的伤，加上余限，至七十日为止。现在据称王宝文在道光二年被殴打，到五年六月伤发身死，即使按照保辜期限，也在数年之外，是律例所没有记载的，《洗冤录》所没有的，这是毫无根据的第五点。这种呈词，不用等明白事理的人就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学政原来的批语，也以类似扛帮（指帮会势力）来驳斥了，却还据此作为言论，未免自相矛盾。又学政说，控告漕务的人，必定确实有顽抗行为，才给予押解追缴。现在一律发回押解追缴，地方官怨恨他们上控，加倍压制勒索，仍然科以抗粮的罪等语。查良民受屈求伸，与刁徒借端捏告，名义相同而实质不同。其间有的是一亩粮都没有，却妄称被勒索；有的是升斗未交，就立即越级控告；有的是一个人包揽数十户；有的是控告后隐匿不赴审。这些伎俩，无非是以控告作为抗粮，借诉讼分赃，与良民控告漕务的不同。臣前折声明，说必须查核其是否为粮户，有无抗欠，正是学政所说的实有顽抗，并非凡是遇到控告漕务的，就立即押解发放。况且押解发放完漕，是嘉庆十六年前任督抚通饬的旧章，不是从近日开始的。臣任内押解发放的案件，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并没有一律押解发放的成例。不知根据什么这样说。臣前说刁徒横索陋规，庸劣的官员，只依靠漕书来抵御，权力既然下移，弊端更加丛生，层层挟制，陋规日益增加，势必向乡间的良善小户索取，作为补短牵长的计策，以致浮收的更加浮收，苦的更加苦。这是这里受弊的实在情形，说起来令人无限叹息。而学政认为官吏贪婪勒索，是他们的常态，即使没有这样的生员监生，小民被苛征，也不能稍微减少。这正是刁生劣监所执为口实的。殊不思陋规即出于浮收，想要减少浮收，先要裁减陋规，实是确定的道理。如果逆料地方官不减少，而说陋规可以存在而不讨论，已经不是釜底抽薪的计策。况且整顿士风，首先要严辨义利，以主持教化的人而发表这样的言论，似乎不是用来训导士人的。学政又说，近年来生员监生，因漕务被革除的多，从未听说有漕书获罪的。查生员监生被革除，或因漕事，或因其他案件，部中有册可查。计臣两年来，审结漕案，仅革去武生费长春、费震雷两名，监生朱心灼一名。而漕书被斥革的很多，如朱心灼案中，就革去漕书吉惠嘉、萧永瑞、俞兰言、姜佩兰、姜定符、倪显揆六名，奏咨有案。其余随案斥革的，不胜枚举。属于寻常事件，按规定不咨会学政衙门，学政目所未见，难怪他诧为事所未有。学政的奏稿，自从明确奉到上谕后，至今未见移送，而外间传述几乎尽失。正恐怕刁生劣监，恃此无恐，那么陋规终难尽革，而小民的祸害无穷，甚至酿成事端，那么所伤害的实在很多，反而不是用来保全善类的方法。伏读前奉谕旨，此项积弊已久，人数众多，当整顿之初，怨谤沸腾，甚或纠众肆闹，捏词京控，势所必至，该抚惟当不避嫌怨，不稍偏徇，无庸预存畏葸之见，仰见我皇上鉴空衡平，无微不喻，一切阻挠牵掣情形，早在圣明洞照之中。徇众沽名，其势顺而易；力挽颓波，其势逆而难。臣来自田间，受恩深重，断不敢畏难而避怨，致令刁风日长，民困难苏。所有遵旨查讯漕案实在情形，合并缕晰附陈。

请严革征漕积弊疏 道光二十四年

陈岱霖

臣伏见近日直省地方匪徒滋事的案件，小的则聚众拒捕，大的则杀害官员、扑打城池。如湖北的崇阳，湖南的耒阳，比年以来，层见迭出。推究其引发祸端的缘由，多因征漕而起。即使现经盘获台湾滋事的武生郭光侯，也在刑部供有知县在收漕时欲行帮贴番银的话。虽然所供难以遽信，而地方官不能洁己奉公，给予口实，也可概见。窃思食毛践土，小民具有天良，性命身家，愚贱谁不爱惜。岂有甘心作乱，自蹈刑诛。自州县

译官员任意浮收，无所顾忌，导致民怨沸腾，屡次酿成事端。臣认为，想要安定地方，应当革除漕运弊端；想要革除漕运弊端，应当清除弊端的根源。清除根源的方法，要点有三。

臣查近年漕运事务的弊端，议论者无不以旗丁困苦劳累、向州县索取帮费为借口。这些旗丁借口困苦劳累，横向州县勒索，固然应当严加禁止。然而各州县在省城候补任职，积累亏空者很多；即使是调任升任的官员，也有用此任的亏空来弥补彼任亏空的情况。又或许在办理差务、供应上司时，一切开支，一半由自己垫办，等到计无所出，便向管漕的书吏借贷银钱，动辄成千上百。等到征收漕粮时，任由书吏包揽，随意操纵。州县贪图借贷的便利，书吏乐于加倍索取，官吏勾结，竟成为积习。这是应当革除的第一个弊端。

外省州县，各按某村某里，设有催缴漕粮的胥役。开征之初，分头四处出动，每到一家，多方敲诈勒索，百姓早已不胜骚扰。尤其严重的是，这些胥役对居住偏远的花户，预先垫付完粮，截留串票。等到花户前来交纳时，已无粮可交，而胥役便拿着串票刁难，加倍勒扣。往往有应交纳升斗之粮，却完纳到数石仍不能了结的情况。榨取百姓的血汗，供贪官污吏饱食。这是应当革除的第二个弊端。

至于地方的刁生劣监，平时出入衙门，包揽诉讼。一遇征收漕粮的期限，州县官大摆筵席，邀请他们到官署，面议粮价，分送漕规，多的几百两，少的几十两，称为“漕口”。又有不拿漕规，但代各花户包揽完纳，一切帮费，任由自己中饱私囊，表面避开吃漕粮的名声，暗中收取渔利的实质，称为“情米”。如果想要的利益未满足，便把持阻挠，无所不为。这是应当革除的第三个弊端。

这三个弊端不革除，漕务便不清，导致狡猾之徒乘机煽动引诱，意图挟制。地方官起初不能安抚制止，随后又心存畏惧，动辄请求派兵剿捕。而不肖的员弁，又夸大其事，企图虚报军功，侥幸获得升迁。即使迅速平定事态，地方也已暗中受害。如果不赶快清除弊端根源，将来因漕粮起事，必致酿成重大案件。相应请求圣旨，命令直省有漕运的各督抚，对于臣所指出的弊端，随时厘清剔除，严加惩办。如果督抚心存徇私，任由不肖州县借漕运营私，另经发觉，只追究该督抚的责任。这样漕务可望肃清，地方也能达到安宁了。

译关于南漕分成折色容易滋生流弊的奏疏 道光二十九年

两江总督李星沅

臣私下接到户部知会。因臣先前奏报抽查折漕力求有利无弊一折。现经王大臣会议覆奏。并列呈折漕酌办章程六条。奉皇帝谕旨。命李星沅立即会同江苏、浙江巡抚将新议与旧章悉心参酌妥善办理等因，钦此。当即恭敬遵行，恭录咨会江苏、浙江抚臣。摒弃成见。体察会商。另折奏请皇帝训示。查核造报积欠一事。前次接到皇帝谕旨。即会同江苏抚臣饬令司道督率下属依限赶办。并奏明添派委员催提。臣前折所陈述。多言悬空忧虑。因为是为实银筹补。并非为实账报查。且是为抽查计期。并非为清查展限。如今承蒙皇帝重申圣命。谆切详明。更当敬畏遵行统一标准。不准稍有迟误。至于南漕改折一事。若能勉强遵循皇帝恩谕。因地制宜。以缓解民困。以及王大臣原议。一经转变。经费有所补充。这是变通尽利的举措。哪里容许以难办为借口。臣所见为难办的。只是担心国家大计与民生。功效未能立即显现。而或不肖州县。公然开启浮收勒派的端绪。不法吏胥。暗中助长讹诈勒索的势头。怎敢轻易尝试。臣前折首重采买。对于折征之意有所未尽。谨再为圣主披沥陈述。查户部则例内。记载漕米改折。江苏粳米。每石折合银一两。粟米。每石折合银七钱五分。改兑米。每石折合银一两二钱。例价数额甚轻。照此折收。官民都称方便。只是南方粮价贱。北方粮价贵。加上水陆运输脚费。非例价所能采买。不得不酌情议增。而谕示例有明文。关乎漕政。绝非州县通融办法可比。若就州县折色。分别轻重等级。无论各州县情形不同。即便一州一县中。情形也各不相同。理丝而乱。几乎毫无头绪。且不能舍弃户部定例。反执州县勒价为凭。多则征收不前。官府款项又将挪移垫付。少则采买不足。仓储接连出现周章。这是国家计策之难。

通行一条鞭征法。易知易从。如今以某州县额漕内应折米若干。某某里某某户额漕内。又应折米若干。数额零碎。催科细碎。粮册粮票。记载愈繁。且如折银完漕。按照市价计算。而银价时有涨跌。将今日少完。明日复多完吗。年景时有丰歉。将今岁少取。明年复多取吗。小民正愁谷贱。又逢银荒。以有易无。辗转亏折。却又不得确数。输纳恐怕落后。仍叹追呼。这是民生之难。州县藉有帮需。不免私收折色然而以羡余补不足。尚未敢显著为令。且皆用制钱洋钱。随便抵算。不像折漕解部。必须一色现银。如今如明示折收。又未通行定价。州县将无所顾忌。假公济私。甚至造成通收分解的弊端。征收从重。报解从轻。视帮需为盈余并火耗以加费。等到查出参究。百姓受累已深。况且运费能减不能裁。如果令折色若干。全行解部。本色若干将何交帮。势必不止于折而又折。这是防止州县浮勒之难。吏胥为良民害。由来已久。江苏漕额最重。科则最重粮书经造。勾串诈混亦最重。即便照定额征漕。弊端已层出。若复兼收折色。听任参差不齐。此辈因缘为奸。更可高下其手中。多一名色。多一利孔。本官固然被其挟持。上司亦不胜抓捕办理。脂膏被剥削。终究只有编氓承担。这是防止吏胥讹索之难。夫法穷则变。原可更新。变而难以通达。不如守旧。臣有统辖之责。既然未能全力保全漕额。预拟丰收。又怎能胶执臆说。致使违背大体。他省赋轻额少。或许可以议行。唯独对于江苏时势。揣度利害。总觉行之维艰。同一为国为民。王大臣筹议于内。疆吏筹办在外。均非意存成见。伏读皇帝谕旨。准米折银以百万石为率是约略之词，也在该督抚等权衡缓急施行，钦此。又王大臣奏称不得已议及折征，如何核办方臻妥协等语。仰见皇帝宵衣旰食勤求。满朝襄赞。只期万全无弊。其中委曲繁重。即便臣备员江省。也不敢自信周知。钦奉皇帝饬发折漕酌办章程六条。应当会同江浙抚臣。再三悉心参酌。或兼用新议。或仍旧章。或民折官办地方径行解银赴部。或带征缓漐。届期专款折银报完。利取之于因。事惟其便。不敢以一奏塞责此折力疾创稿。谨缕悉陈奏伏乞皇上圣鉴。

请严禁州县加增钱粮的奏疏

监察御史王兆琛

恭敬查核嘉庆七年五月。钦奉皇帝谕旨。州县征收粮赋原应遵照定例，令粮户封银投柜，间有零星小户听从交钱者，亦以便民，若将额定粮

译如果将银两折收钱文，那么州县官员因为钱没有固定的数额，势必会任意增加，浮收苛取，剥削百姓，这将导致何种后果？应当通令各直省督抚，严厉告诫征收钱粮的州县，将把银两折收钱文的弊端永远禁止革除等因，奉此圣旨。

圣旨光辉显赫，都应当敬畏遵守。然而近年来折收钱文，日益增多。比如今年山东黄县，因加征钱粮引发事端，就借口银价昂贵。现在其他州县，也都持此说法巧妙掩饰。

我认为，就山东全省而言，百姓都以务农为业，并没有富商大贾和奇异的货物，不像其他省份那样，银价的贵贱取决于商贾的通塞。因此近年来银价，库平一两，值京钱二千五六百到七百文不等，时高时低，并无太大悬殊，并非今年独自高昂。况且如果银价昂贵，解送国库不够，为什么不严格遵守定例征收银两？百姓虽然十分困苦劳累，断不至于有怨言。如果说沿海民间难以买到银两，所以官府代为收钱解银，难道不想想百姓既然无处可买，官府又从何处买来？于是银价虽然昂贵，却仍然不收银两，可见折收钱文，明显有侵蚀贪污的弊端。诚如圣谕所说，钱没有定额，势必任意加增，这并非因为银贵才开始加征的明证。

既然不收银两，即使按照旧有的数额折收钱文，也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今年加一百，明年加二百，日益增多，没有止境。又借口州县开支浩繁。事务日益繁杂，物力日益艰难，这是官民共同面临的。官府因为用度不足而剥削百姓，百姓不足又将剥削谁呢？

我私下看到外任州县，有处在极贫困的职位而丝毫无亏欠的，有处在极富庶的职位而负债累累的，并且亏空国家财政。可见充足与不足在于奢侈节俭、谨慎放纵之间，不在于钱粮的增加与否。

我所见的山东各州县，民间钱粮，往往在上忙时已完纳大半，下忙时即早已全部完纳。然而昨天户部奏报各省征收钱粮，竟没有全部完纳的省份，将官欠当作民欠，不言而喻。这是国家财政的盈亏不必计较，民力的艰难匮乏不必爱惜，唯独贪婪无厌的深渊，必定要使其填满。

况且诉讼的不平，盗贼的不除，其害不必每个人都遭受；现任官员不能整顿，还希望他离任后能来一位贤者。如果加征钱粮这一条，则全县的人都遭受其害，而且此官一加征，后来的贤者也必定不再减免，不贤者更照此加征。官员获利只在任职的几年，百姓受困却数十百年而不能去除。

况且如果州县真能与百姓约定，加征一次永远不再加征，百姓也会隐忍受之。那些加征从而引发事端的，实在是今年加征一次，明年加征更甚。百姓的脂膏有限，剥削无穷，这是百姓实在委屈压抑的情形。

相应请旨饬令山东巡抚、布政使，严查各州县征收钱粮，务必从便民出发。愿意交银的收银，愿意交钱的照旧折钱，不得借口银价昂贵，不得托词民间无处买银，更不得用州县开支浩繁、钱粮征收拮据的话来掩饰。

臣谨就当前民情据实而言，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酌拟通查豫省积弊疏 咸丰五年

钦差大臣张之万

我私下查访，河南省去年发生抗缴粮税、杀害差役、纠集众人的案件，层出不穷。其中尉氏、许州、禹州、辉县等地的案件，均已由巡抚大臣先后上奏说明。此外，那些时聚时散、尚未上奏的案件，还不少。我反复思考，根据耳闻目睹的情况，私下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连年河南省兵差往来不断，不得不借助民力。即便民间暂时垫付了应领取的款项，当此国库空虚之时，又怎能发放？即便偶尔有发放，也未必能惠及百姓。而被贼寇窜扰的地区，疲敝尤为严重。虽然年成丰收，但商贾不通，银价日益昂贵，谷价日益低廉。目前自从湖北肃清以后，黄河以南银价稍减，但民间一石粟米，尚换不到一两银子，转而造成谷贱伤农。况且自从推行钞法以来，以制钱二串当作银一两。小民无知，河南各州县征收粮银，百姓自行封包投柜，以银子完纳的，本来就不多，大抵以制钱交收。其价格并非以银价为高低标准，又是向来有的旧规，多的制钱三串有余至四串，少的两串数百文不等。如果全部以两串当作银一两计算，都有多余的盈余。而小民无知，便认为国家的正税，都是以两串完纳。于是奸民得以借口，良民也随同附和。假借联庄之名聚集众人，托称减粮以要挟官员。地方官催缴不急，则正税无着落；催缴一急，则动辄激出事端。此处一动，邻境因此生心；此处刚平定，彼处效尤又起。实在情况，大致如此。现当国家用度浩繁之时，因连年丰收，而钱钞不能踊跃缴纳，深为可虑。我私下认为，奸民纠集众人，都说是要求减价完纳，并非敢抗缴不完纳；都说是要求减少差徭，并非敢不应差徭。这都是我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皇上好生之德，深深契合民心，百姓感戴之殷，固结不摇的气节，于此可见。趁此时机妥善办理，则此风气可以立刻停止。我私下查访尉氏、许州两处的案件，起初都不易办理，而近日都能擒获为首的奸民，联庄解散安静，实在是因为该州县尽去那些多取于民、有累于民的积弊，只保留实在藉以办公的款项，并且与各绅民商讨利弊，酌定章程，明白晓示，而官民已相安无事。那么，今日办理此类案件的定法，即是当时爱民裕国的要务了。大概太平日子久了，积弊丛生，循良的官吏，本来就寥寥无几，吏胥侵吞渔利，从而日益严重。在无事之时，百姓尚可支持；当凋敝之时，民间岂能忍受？其所以此倡彼和，纷纷滋事者，没有敢抗缴国税的，只是怨恨官员罢了。也不全是抗官，只是怨恨书吏差役罢了，这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了。然而也不全是州县的罪过。一切支应摊派赔补的无名费用，不能不向州县索取，州县何能不向民间索取？如果积弊中危害州县的不除，只去除州县的积弊，则州县不能多取于民，必然导致多亏空于国家。从前积弊未除，州县尚不能无亏空，何况全部裁减，则其亏空必然更甚。这又是一定的趋势了。我昼夜思维，只有清查积弊的来源，以及积弊在书吏差役门丁身上的，或许可以制止民奸而安定乡里。可否敕令巡抚、藩司等大臣，拣派公正晓事、素来契合舆论的官员，将现在曾经奸民滋事之县，及其附近各县，逐县清理积弊，并会同司、道、府、厅各官，通盘核实，查其确为办公的款项，酌量减留，其一切无名费用，尽行裁汰，以体恤州县，事宽其既往，以去除其讳饰之情，法严于将来，以杜绝其复加之渐。则弊源先清，民气自靖，然后严惩奸民，确核亏短，斯民困顿可苏，而国用也不忧其不足。如果再次因循弥缝，一处滋事，才思一处清理积弊，裁减陋规，则滋事者可邀得实利，而不滋事者仍受实害，这无异于教他们滋事。

我私下担心刁风难靖，而刁民仍有所藉端。我私下查访河南百姓完粮，多系折钱，而按照银价折钱，并实在完银的，也复不少。去年钞法初行，漫无区别，百姓的完纳，仍是用银，州县的报解，则以银易钞。以现时银价与钞价计算，每银一两，易钞一两，可长至二三钱，是无益于民，有损于国家，而徒饱私囊。小民虽愚，此等情节，岂能使之不知？以民间的输将仰充国税，原无不乐输，以稼穑之艰难徒供侵吞，其谁不咨怨？这又较之积弊之病民，而其情均有难平者矣。合无请旨一并饬下巡抚、藩司等大臣，通省确查，无任州县蒙蔽。其向日系征银的地方，务令按照搭钞成数，酌量减成征收，以期斯民均沾实惠，以杜侵渔，以通钞法，并明白晓示，使人周知，庶积弊可挽，而官民相

译这就安稳了。这是臣下愚昧的看法。是否恰当妥当。恳请皇上以圣明的智慧加以审察。

译关于报销安徽省抵征总数的奏疏 同治三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安徽与湖北接壤。自从楚军进入安徽，收复各郡县，各州县应付军队差役，经费无处筹措。于是设立公局，按田亩捐钱，由地方绅士管理此事。民间捐款、民间办理，从未上报报销。时间久了弊端丛生，县官无法过问，绅士之间也互相争夺利益，征收没有节制，百姓深受其苦。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省城收复，臣曾国藩会同司道官员发布告示，停止按亩捐钱，稍微缓解百姓的困苦。不久因为招募士兵增加军饷，大规模向东征讨，形势不得不重新加重百姓负担，再次筹措经费。只是战乱之后，册籍档案全部丢失，丁税和漕粮混淆不清，如果立即征收钱粮，竟然没有下手的地方。当时善后总局提议，采用按亩捐钱的方法，结合正税的意义，查明各地的熟田，按每亩捐钱四百文，发给加盖县印的串票，用来抵充正赋，名叫“抵征”。所有的收取、解送、动用，由官府上报报销。同时设立绅士局协助办理清查粮田，但仍不得稍有侵犯利权。在同治二年二月详细办理在案。当时刚开始将亩捐改为抵征，征收有制度，百姓没有重复征收的担忧；由上级掌控，绅士没有侵蚀利益的权力。实行了两年，百姓欣然乐从，军饷大有裨益。只是抵征虽然与正税没有区别，但没有分项，难以列入奏销。而且清查田亩已有头绪，就应当恢复旧制。今年军事大局已定，臣曾国藩又在春季发文命令，一律开办丁漕，以恢复旧制。所有同治元、二两年安徽各州县在抵征项下收取的银、米、钱三项，自应作为专案按正税报销。计算银一两，按钱一千四百文核算。凡拨解到司库的，银钱合计，共钱三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九串零，应由布政使司报销。凡拨充粮台军饷的，银钱合计，共钱六十二万三百二十六串，米九千四百五十石，应由粮台报销。凡拨归善后局的，银钱合计，共钱七千八百串，加上地方州县供应兵差的费用，均归入军需造册，并入布政使司衙门报销。据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详请求上奏前来。臣等查安徽办理抵征，是臣曾国藩与前抚臣李续宜先后会商决定的。当时议定由李续宜主稿会奏。后来李续宜患病丁忧，久未销假回安徽。而唐训方在任期间，日日处于危险之中，也未上奏。因为安徽抵征一事，是由总督衙门始终主持，自应由臣曾国藩上奏梗概。仍命令布政使司核明确实征收完解的各数额造册，由臣松年咨文送部查核。其三年以后开办丁漕，也由臣松年届时奏销。所有安徽改办抵征两年收解的简明总数，理合会折上奏。伏乞圣鉴训示。

抵征之法，创自安徽。后来江苏刚收复时，钱漕未能立即征收，也参照办理。留存这一奏疏，以见当时善后的权宜之策，且为考察赋役的人备查掌故。

沥陈江西省违例加征诸弊端奏疏

胡家玉

内阁抄出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折。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奉皇上谕旨：左都御史胡家玉奏称，江西省钱粮定例征银一两随征耗银一分，现在每两加征四分，明显违反定制，请饬令永远裁革，不得再立捐款、公费名目等语。各省地丁钱粮均有定额，如果像该左都御史所奏，是该省州县在正额之外违例加征，民间受害何可胜言，亟应迅速禁止。着刘坤一严饬所属州县等恪守定例，不准丝毫浮收。如果查有私立捐款、公费名目额外加征，即严行参办等因。钦此。钦遵转行司道查办之后。现在据该司道会详，请求仍照前议，将丁漕加征银两，分成提解到司、道两库，以抵充捐摊之款，分给道、府、州、县，以抵充漕规、节寿礼、月费各陋规等因前来。据实直陈述一折。奉朱批：览奏已悉，即照所议办理，仍随时认真稽查，倘有丝毫浮收，即行从严参办。钦此。仰见皇上体念民生艰难，严禁浮收，不准丝毫扰民的至意。只是该巡抚所奏，言语多牵强混淆，流弊不可胜言。请为我皇上详细陈述。

清初酌定赋税，本无耗银。雍正十三年十月，奉皇上谕旨：向来州县征收钱粮，因银色倾销有损耗，解送有路途盘费，所以在正项之外征收耗羡。后来诺敏、田文镜倡导提解归公之法，各该督抚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数征收，作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只是耗羡一项可减少而决不可增加，可以在格外从宽而不可在额外多索。如果在所定分数外多取丝毫，该督抚即行提参重治其罪；如果督抚徇私隐瞒不举，一并严加议处。等因。钦此。既然酌给各官养廉，作为办公费用，而地方公事，又准动用耗羡以免摊捐，重惩浮收，预防加派，立法极为美善。所以乾隆二年，有严禁四川每银百两提解余平二分钱的旨意。乾隆六年，有严禁山西每银一两加收耗羡

译这是关于三分之旨的谕旨。道光二年，直隶布政使屠之申请每亩田地摊征差银一分，有布政使冒昧上奏，交部严加议处的谕旨。确实因为法制一旦确定，稍有动摇，弊端将不可究诘。自雍正至今一百几十年，直省督抚，从未敢在正赋之外请加丝毫。现在根据该巡抚所奏，如地丁一两，连同耗羡征收银一两五钱，如今减去一分，较一正一耗的定例，浮收已三钱九分了。漕折每石征收银一两九钱，较一两三钱的部章，浮收已六钱了。江省起运丁银一百五十五万三千多两，每两以加三钱九分计算，浮收银六十万六千两有余。起运漕米七十六万七千多石，每石以加六钱计算，浮收银四十六万两有余。加上存留的银米，逾限加价的漕折，每年统计浮收不下一百三四十万两。这确实是同治四年，户部议驳护抚孙长绂所奏说的：未定章程以前，征多报少，尚须曲意弥缝；既经奏明以后，假公济私，更可肆无忌惮。不仅江省贫瘠凋敝的地区，每年增加这笔巨款，民力实在难以承受，而且明显违背列朝的圣训，不是作为臣子所应该提出的。该巡抚上奏称，如果必须照例征收，那么文武乡试等项不足的经费，势必摊派捐输等语。

译查江西省的杂项支出，按例规定有四十多项。原奏中所列举的，如岁试、科试等项，大多属于按例不应支出的。至于文武乡试，按例允许动用地丁银及耗羡银一万二千八百余两，已经不算少了。再加上鱼、米、油、盐、棚、席、竹、木等一切琐碎物品，都由各行商承办，官价极低，行商赔累极重。承办官员如果做到实报实销，经费怎么会不够呢？即使稍有短缺，如近年来援引成例在税契等闲散款项中支出，户部议复也未尝不准许，何至于摊派累及百姓？况且江西省耗羡银按例征收二十三万三千余两，如今该巡抚在地丁银项下，每两提取银一钱；在漕折项下，每石提取银二钱，合计银两不下三四十万两，比按例规定的耗羡银多出几倍。即使有公用支出，何须如此巨大的开销？听说前任布政使文辉卸任时，库存此项银两二百余万两，道库的数目还不在此列。凡是这些充盈其中的钱财，哪一不是百姓的血汗？何必如此多藏呢？原奏又说，道、府官员的养廉银不多，州县官员的养廉银很少，向来依靠漕规、节寿礼、月费等陋规来弥补用度。现在请求裁革各项陋规，而在加征项下，每漕折一石，提取解交粮道银二分；每丁银一两、漕折一石，各提取解交知府银五分；州县每丁银一两，加征银二钱四分；漕折一石，加征银三钱三分，以资办公等语。臣查养廉制度，是根据官职大小、缺分繁简来划分等级的，使各该官员办公有资，不得藉端苛索。如今却在养廉之外，另立办公的名目。即以南昌一县而论，地丁银四万八千余两，每两按加征二钱四分计算，每年收取银万余两；漕米五万六千余石，每石按加征三钱三分计算，每年收取银一万八千余两。该县养廉银一千九百两，如今所加征的数目，比养廉银多出十五六倍，比巡抚、布政使的养廉银多出三四倍。摊捐各款，既然已经豁免；道、府陋规，另行提取解交。这成千上万的银两，只是填饱了该县官员的私囊罢了。这不更与世宗宪皇帝制定养廉银以杜绝浮收的深意相违背吗？原奏又说，江西省各衙门的供应，无一不取自州县，州县不得不取自百姓。从前地丁银每两，征收银一两七八钱，征收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钱七八千，或银八九两，官民交困，吏治日益松弛等语。果真如所奏，那么从前州县浮收的数额，比今日还要多，百姓确实困苦，但官员有什么困苦的？今日的官员，难道不更困苦吗？吏治败坏，坏在供应繁杂。上司养廉优厚，一切铺垫供应，按例不准向州县索取；节寿礼、月费、漕规，尤其应当严禁。不思清除弊端之源，反而藉办公之名，来掩饰收受陋规之实。名为官员无馈赠，实则比馈赠更多；名为吏治绝苞苴，实则比苞苴更甚。此端一开，纵使有好州县想洁身自好、不苛索于民，也做不到。一省如此，一省就没有廉吏；直省如此，天下就没有廉吏。放宽浮收的禁令，助长贪酷的风气，吏治能不日益败坏吗？原奏又说，自定新章后，十余年来，裁减浮收，不下千余万等语。裁减浮收，确实是仁政。如同治四年五月，奉谕旨：浙江省各属浮收钱粮，迭经左宗棠等奏请核减，兹复据马新贻奏称，查明金华府属共减去钱十五万六千一百多串，米五百二十多石；衢州府属共减去钱十万三千九百多串，米六十五石等因，钦此。如今江西省所谓裁减浮收的，究竟是哪一项？名为十年减千余万的浮收，实则每年增加百数十万的赋额。江西省未行新章以前，臣不敢说各州县绝不浮收，但法禁甚严，尚不至于肆无忌惮。如今则明定章程，准许其浮收。百姓只怨恨有司贪婪，上司徇私庇护。如今既然著为令甲，大张告示，奉旨加征，百姓将不怨恨州县，不怨恨督抚，而怨恨朝廷了，可以吗？原奏又说，前任护理巡抚孙长绂因试办数年，官民称便，当将征收丁漕新章具奏，部议准行等语。查同治四年，户部议复孙长绂原折，内称江西省丁漕，经督臣曾国藩等议定，每地丁一两，连同加一耗羡，折收足钱二千四百文；每漕米一石，折收足钱三千文，准如所奏。所请丁漕逾限加价，及改收银两之处，断难准行，应毋庸议。可见部议只准收钱，不准加收银两。收钱虽非定例，但百姓有几处便利：以稻易钱，免兑换之费；钱有确数，有定质，免添平补色之费。自军兴以来，各督抚因时制宜，皆以征钱为便民之举。既不显违定制，使朝廷蒙加赋之名，又酌留有余，以备州县供支之不足。所以湖北、浙江，都勒石以垂久远。江西省虽未勒石，百姓也很便利。到了同治七年，抚臣刘坤一奏改旧章，请求将地丁每两收

译征收钱二千四百文者，改为征收银一两五钱，比定例明显多征了四钱。漕折每石收钱三千文者，改为征收银一两九钱，比部章明显多征了六钱。于是东乡县百姓鲁鱼典等人，因知县违反定例加征赋税，聚集起来哄闹。该省巡抚派遣两千勇丁，剿办此事长达四月，见于奏章中的情况是：枪毙五六人，斩首三人，绞刑候审列入情实者六人，死于狱中及被发配军流者十余人。这数十条百姓性命，是谁逼他们死的呢？经过此番从重办理之后，各属地官员闻风而惧，认为稍有抵触，祸患便接踵而至，于是俯首帖耳，听任官吏的剥削。官吏是方便了，但说百姓也都称便，恐怕未必如此。原奏又提到，如果在正赋和耗羡之外，丝毫不能多收，恐怕徒有减赋的虚名，反而留下浮收的实患等语。减赋并非虚名，同治年间，如大学士李鸿章奏请减少江苏漕额八十余万石，总督左宗棠奏请减少浙江漕额三十余万石，实惠惠及穷苦百姓，确实能宣扬朝廷的德意，舆论对此表示赞同。臣两次奏请减免的，是赋额外每两多勒索的四钱，与正赋无关。抚臣将其视为减赋，这是直接将多勒索的银子当作正赋，将户部一正一耗的定例，改为一正五耗，赋外加赋必然导致耗外加耗。《传》曰：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制定法度如果出于贪婪，弊端将会怎样呢？总之，国家的赋税额度，不可加增；官吏的陋规，必须禁革。嘉庆二十五年，尚书英和奏请查明州县陋规，明确限定数额，经侍郎汤金钊上奏说，陋规都出自百姓，州县尚且不敢公然苛索，是怕上司知道而治他们的罪。如今如果明确制定章程，就变成例应所得，势必明目张胆，在额例之外谋求更多，虽有严旨，也不能禁止了。当时尚书汪廷珍等人，都先后上奏阻止。皇上朱批说：朝中有诤臣连续上章报告，使朕心中黑白分明，无伤政体，朕不胜欣悦之至，钦此。又说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彻底去除，提议酌量征收漕折银，汤金钊又争辩说，康熙年间有永不加赋的诏令，这是大清亿万年培养国脉的至计。先前有提议加征耗羡及公费银两的，均经户部以事同加赋为由驳斥。如今准许其略微浮收，那么不肖之徒将更加无所顾忌，而浮收且十倍于往日，徒为盛世开启加赋的先端，臣私下为此惋惜。奏疏呈入，此事遂被搁置。议论者说前朝明朝失去人心，是由于加赋，我朝鉴于此，所以永不增加。然而臣考察明朝末年加赋，是借以充边防军饷，如今江省加赋，只是供给陋规，损害下层而不利于上层，利益归于官吏，怨恨归于国家，弊政大概更加严重了。至于漕折逾期加价一节，原奏分为三限，超过初限者，每石每限各加银三钱，稍有力量的户，无不于初限完纳等语。这是说逾期的，乃是无力穷民。穷民本就不能按期完纳，却更以加价重重困迫他们，势必不至于像孟子所说称贷而益转于沟壑不止，为民父母忍心吗？况且加价的弊端，有不可尽言的。

译查同治四年，户部议驳孙长绂关于分限加价的奏折说：各属开征的日期，只有州县官能决定；百姓缴纳赋税的日期，也只有州县官清楚。其中的弊端，不仅部臣无从考核，外省即使上司也难以稽查属吏。将会看到，向百姓收取的，没有不逾期加价的；上缴公家的，都是按限额征收。该署理巡抚说，不准在征收数额之外丝毫另取，这逾期加价，就是另取的大头。又说，不得在提取数额之外继续加提，这八成归公，就是加提的巨款。户部的议论最为透彻。同治七年，户部议覆刘坤一所奏《江省粮户住址无定，非逾期加价实无把握》一折说：查江苏完粮，逾期加价，只分年内、年外，尚且奏请截数报部。如今该省以一个月为限，第二、三两限，每石各加银三钱，比江苏的章程更为繁琐。应令该巡抚将各属开征日期，以及每届一限已收、未收漕粮总数，专案报部一次，才准许照章加收等语。这是说，未能届限项目报部，不准加收。江省有漕的州县很多，该巡抚能一一届限查核吗？能次次专案报部吗？部中以繁琐必不能行之事责成该巡抚，使他知难而止，而该巡抚却认为准许加收，这又错了。当今直省各州县未必都没有规费，也并非都不滥支。假如对于按例不应支的经费，担心其不敷使用；对于按法应当禁止的陋规，谋求其不足，各自援引江西现行事例来请求，皇上将一概允许吗？还是不允？如果不允，那么直省百姓都遵守定例，没有加征之苦，江西百姓却独奉新章，有巧取之累，办理未免两歧。如果允许，则明显违背二百余年的祖制，向百姓加派，致使皇上受加赋之名，朝廷招致病民之怨，天下后世将怎么说呢？臣忝膺言责，凡有关于国计民生利弊的，不敢不披沥上陈。恳请皇上天恩，明降谕旨，饬下江西巡抚，恪遵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谕，严饬各州县，在正赋之外不准丝毫浮收，并不得将上司的铺垫供应、道府的漕规节寿礼月费诸陋规，巧立办公名目，向百姓收取，以存国家大体，使中外闻之，都敬畏于赋额必不可加，官箴必不可隳，民生必不可朘削。这不仅江省的幸运，实乃天下之福。臣为国体民生起见，激切渎陈，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训示。

遵查江西征收丁漕疏

江西巡抚刘秉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寄光绪四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谕：御史欧阳云奏请将江西省洒入钱漕内的节寿陋规严饬革除一折，等因钦此。当即转行司道钦遵查办。现据布政使李文敏、署督粮道王嵩龄详称：伏查江西丁漕，未经改章以前，征收数额不一。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七八钱，征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收钱七八千，或银七八两不等。这是因为州县办公费用无出，捐摊案件过多，不得不向百姓借资。刁劣生监，从而欺凌小民，包揽漕粮、抗缴赋税，挟制官长，其弊端不可胜言。浮收有加无已，官民交困，沿袭多年。前任督臣曾国藩目击情形，力图补救，于同治元年，先将江西奏派州县捐摊各款，奏请豁免，声明设法减征丁漕，另筹旧款，永禁捐摊，钦奉谕旨允准。一面会同现任督臣沈葆祯，在任江西巡抚任内，督饬前藩司李桓确核妥议，裁减浮收。自同治元年开始，定以地丁每两，连耗羡征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折收银一两九钱。大张告示晓谕，一律遵行。所征地丁，除完解正耗一两一钱外，另提银一钱；漕米除完解部价一两三钱外，另提银二钱，作为本省各项实在需用之捐款。其地丁每两，余银三钱；漕米每石，余银四钱，分别酌提存留，作为司、道、府、县办公之需。明定限制，各有遵循。所有捐摊各名目，悉予裁停；各项陋规，概行禁革。官无赔累之苦，民感薄赋之恩。刁劣生监，无所施其伎俩。官民称便，吏治一清。这是曾国藩等人裁减浮收、酌定丁漕应征银数的原委。至同治二年，又经前藩司孙长绂，因银贱钱贵，稍加变通，会同前署粮道吴集禧，禀经曾国藩、沈葆祯批准，自同治三年开始，每银一两，作钱一千六百文。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五钱者，改收钱二千四百文；漕米每石征银一两九钱者，改收钱三千文。万安、乐平二县，视各属，每米一石，多钱二百文，一律折收制钱，由官易银解兑，并声明以后如遇

译银价再次上涨。征收银两还是征收铜钱，由官府酌情决定。实行几年后，局面也恢复平稳。孙长绂在同治四年代理江西巡抚职务期间，会同前任总督曾国藩、前任署理总督李鸿章，据实上奏。接到户部议复，称该省丁银和漕粮这两项，自然应当命令一律按照章程征收。本省办理公务，依赖丁银和漕粮作为经费。如果不允许稍微多收一些，实在不是长久之计。所请求的，除了地丁完纳并解送正项及耗羡银一两一钱，漕米完纳并解送部价银一两三钱之外，其余本省实际需要的捐款和公费，每地丁一两，另外提取银一钱六分；每漕米一石，另外提取银二钱七分，从核减后的丁漕征收数额中供给开支。应请求批准如所奏，在解送户部的款项之外，从剩余的丁漕征收数额中供给开支等语。奉旨：依议。钦此。这就是孙长绂按照最初核定的丁漕银两数额变通征收铜钱的缘由。后来因为铜钱价格大幅下跌，州县征收铜钱兑换成银两，不足以支付解送和开支。前任布政使文辉在同治七年，详报前任巡抚刘坤一，会同前任总督曾国藩，对丁银和漕粮重新加以厘定。查照同治元年原来的议定，一律改为征收银两。奏请户部议复，称江西漕米，自从改为折色征收以来，每石只解送户部银一两三钱，数额较少。如果不允许酌情加收，本省办理公务将陷入困境，而且恐怕恢复漕运旧制会有诸多阻碍。

译现在请将原先征收制钱三千文的，改为征收现银一两九钱；原先征收制钱三千二百文的，改为征收现银二两二分五厘。对照原定价值，并不悬殊。况且已奏明统一征收银两，这与州县私自更改章程不同。地丁税征收制钱，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改为征收银一两五钱，连同倾镕火耗等项在内，除去完解正耗银一两一钱外，其余作为提补捐款公费，以及州县办公之用。均请求批准按照所奏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这就是刘坤一仍然按照最初制定的章程，将丁漕改为征收现银的缘由。

随后在同治九年，前任侍郎胡家玉奏请命令督抚通令各属征收地丁钱粮，每银一两，遵照条例加收银一钱，所有另立名目的，永远禁止革除，以缓解百姓困苦等语。钦奉谕旨：刘坤一斟酌情形妥议具奏。钦此。又经刘坤一详细叙述丁漕改章的原案，请求将地丁钱粮仍照定章办理，奏奉谕旨遵行。

又于同治十二年，前任左都御史胡家玉又以江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为由，奏奉谕旨裁革。经臣前任藩司任内，会同前任粮道王必达悉心查议，地丁每两收银一两五钱，实属难以删减。只是藩司衙门因革除办差供应，增添一分公费，应当在无可裁减之中，拟将藩司一分公费删除。以后地丁每两只征收银一两四钱九分。此外征收漕粮加价，均势难更改。详细经过前任巡抚刘坤一缕析覆陈，钦奉朱批：览奏已悉，即照所议办理，仍随时认真稽察，倘有浮收，即行从严参办，该部知道。钦此。

是年九月，前任左都御史胡家玉仍以江西违例加征为由，奏奉上谕：户部妥议具奏。即经户部根据江西现在情形，悉心商酌，拟请按照原定每银一两，连同加一耗羡，折收钱二千四百文之外，再按现在银价，酌加钱数，由官府换银解库。所加之数，每两不得超过二百文以示限制。如此办理，民间所增之数，是增于银价之高，非增于州县的浮收。州县办公之费，仍取于额定之中，无需向民间加派。一切私立名目，俱不得借口。其漕折一项，江西省每石解部银一两三钱，征收于民，以一两九钱为率，核对河南、安徽等省折价支解章程，尚属一致。只是该左都御史考虑到征银不便，也请求即令该巡抚查照同治四年原定数目，每石收钱三千文及三千二百文之外，酌量加收钱文。其所加钱文，即视地丁每两二百文之数核计征收，不准再有浮溢。先行奏咨备案，俟银价平减，即照原定钱数折征。

又经刘坤一饬令司道遵照部议核定，地丁每两，连同耗羡火工，除删减藩司一分公费外，实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 stone，连同留支公用，改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乐平二县，各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官府收钱换银上兑。漕米年外完纳者，仿照江苏章程，每石加钱五百文。至于银价高低无定，如日后银价大涨大落，随时确查，专案奏办。于同治十三年二月奏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钦遵出示晓谕，通饬各属一体遵办，各在案。这就是刘坤一遵照部议核定丁漕收钱数目的缘由。

江西厘定丁漕收数，属于由多减少。前任督臣曾国藩深以捐款烦重，陋规滋多，以致州县浮收日甚，官民交困，所以奏免摊捐，革除陋规，定以地丁每两收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收银一两九钱。后来改为征收钱二千四百文及三千文，均系按照原征银数折收，并酌定捐款公费确数，以为正本清源、经久无弊之计。后来因银价日贵，州县征收，不敷报解，前任巡抚刘坤一按照曾国藩初定章程，奏准征银。而降调左都御史胡家玉屡次为此进言，又遵部议酌定钱数，改收钱文。诚如户部原奏，民间乃增于银价之高，州县仍取于额定之中，系属平允确论。况且江西丁漕，合计收数，较之苏、浙、楚、豫等省，均属有减无增。迄今年久，官民相安。

今御史欧阳云奏请仍照曾国藩原定钱数征收，殊不知曾国藩原定本系征银。若仍改征两，势必复以为口实。如照孙长绂按照同治二、三年银价甚贱时所定丁漕征钱数目办理的，现在银两依然昂贵，核对同治十二、三年相等，自未便遽议减征。若明示州县征钱易银，仅敷一正耗之销数，则前任督臣曾国藩曾经厘定必不可省的捐款公费，一无所出。州县廉俸无多，用费本繁，何堪赔累？势不得不藉丁漕浮收，以应支销。以

译十余年来屡次奏定官民两便的措施，一旦废弃。舍弃明示的限制而不遵守，必定只是徒然博取虚名以求痛快。各种弊端从此再次兴起，必然导致民间百姓遭受严重困苦。这是体恤百姓反而害了百姓，不仅更改良法深为可惜，而且历年钦奉的谕旨以及部议都成了空文，也对政体有妨碍。该司道等悉心斟酌，江西丁漕，应请求仍照同治十二年遵奉部议奏定的章程。地丁每两，连同耗羡火工，共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斗，连同留支公用，共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乐平二县，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州县收钱换银上缴，以免不足而杜绝弊端。仍待价银大涨大落时，再随时确切查访，专案详细请求奏明遵办。不准州县擅自更改章程，也不得在定章之外丝毫多取等情况，具详请奏前来。臣再次确切核查，都属于实际情况。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江西省地丁漕折，仍照同治十二年奏定的钱数征收，以杜绝弊端，实在官民两便。至于节寿等项陋规，自同治元年奏明禁革之后，至今或许仍有依违不遵的情况，臣应当随时告诫，各守成规。如有私送私受的情事，或者征收丁漕时，在定章之外浮收丝毫，立即从严参办，不敢稍有徇私隐瞒。

译条陈丁漕利弊疏 光绪十年

翰林院侍读 王邦玺

我私下认为，丁税和漕粮是国家正常的赋税收入。百姓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安居乐业，耕种劳作，急公好义地缴纳赋税，本是理所应当的。我朝建立二百多年来，深厚的恩泽与仁爱，早已深入人心。皇太后、皇上爱护养育百姓，超越前代，民间感念戴德，无不有粉身碎骨以报效朝廷的念头。试看自战争兴起以来，接连遭遇灾荒歉收，在这二三十年间，筹措军饷和赈灾款项，无不依靠民力。凡是绅士、富商、旅贾，都能踊跃捐献，共同承担报效之责。况且对于丁漕正税，谁不愿意及时缴清呢？虽然也有贫苦户拖延缴纳、劣等生员刁难抗缴的情况，向来偶尔难免，但这类情形终究不多。而征收之所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并不在于此。我曾私下观察并广泛访查，考察当前的情势，探究积欠的由来，从而知道丁漕这一项事务，大概有五种弊端、三种困难、五种适宜之处、三种不可行之事。州县官员不推究根源，地方大吏未曾加以体察研究，只使得户口无形中消耗，朝廷岁入有所亏缺。不探究治理的根本，却只责备催收赋税，这难道恰当吗？谨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如下：

一、有利于钱漕迅速完纳的是官府，有利于钱漕多欠的是差役。一个县里，负责催征钱漕的差役，名目很多，有总头、总总头、都差、图差、保差、帮办差、垫办差，还有代替上堂受枷责的假差。像这样众多的人，都指望百姓积欠丁漕来养活自己。图差、保差下乡催征，往往先索取贿赂，名叫“包儿钱”。包儿钱到手，公家的款项就可以央求延缓缴纳。那些豪富突然变穷、积欠较多的户，则由总头亲自前来催取，穿着华丽的衣服乘坐轿子，随从多人，勒索包儿钱，动辄达到数十千文，而公家的款项仍然可以央求延缓。等到卯限已满，完纳不踊跃，堂上官照例进行考核比较，就用钱雇佣无赖之人，上堂领受扑打，或者戴上枷锁以警示众人，而总头、图头等差役安然无恙。而且更加挟持枷责作为敲诈勒索的工具。这是第一种弊端。

一、开征之初，书吏和差役往往选择中等以上家产、能自行完纳的花户，代为裁减串票完粮，然后拿着票向本户加倍勒索偿还，据为己有，名叫“代票”。那些稍贫穷、没有费用可供吞噬的户，就不代为办理。地方官明知这是祸害百姓，但贪图他们垫付解缴，也不禁止。这是第二种弊端。

一、书吏征收钱粮，必定先索取房费然后才开票据。如果一个图的房费没有立即交清，各甲花户中有持钱来完粮的，一概不收纳。一旦拖延，他们的钱可能因其他事情用掉，不能再筹措办理，于是导致拖欠。这是第三种弊端。

一、绅士生员倚仗符验抗缴欠赋，不过是自占便宜，并且希望他人及早完纳，借以抵塞卯限。那种无故挺身而出为一个村包揽抗缴的，还没有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刁横武断、鱼肉乡里的人，勾结衙门蠹虫，包揽丁漕，常常向愚懦的花户骗钱入己，不代为完纳，而差役仍然向本户追索，这才是真正侵吞赋税、祸害百姓的狡猾之徒。然而如果不是与胥吏差役串通作弊，欺压诳骗，他们的势力势必无法施行。地方官常常被他们蒙蔽，未能详细查察并严厉追究。这是第四种弊端。

一、征收漕米本色（实物）的地方，如今改为折色（银两）。以前征收本色时，无论每石，加耗超过一倍之多。更有永远不遵守定章的州县，每年只开仓三天，或者连续几天为止。花户中强壮有力的人，争先交米，往往拥挤践踏伤人。过了这个时间就封存仓库，一概征收折色，每石定价七八千文，有的多达十余千文，而百姓完纳更加困难，被剥削更加痛苦。这种弊端在于官府，大吏从未觉察。这是第五种弊端。

一、花户急公好义，向来多设立协图，又称为义图。每年轮流一甲充当总催，挑选本甲勤干的人担任，名叫“现年”。按照每户粮食多少，派钱数十百千文不等，交给现年，作为辛俸，并用于打点书吏差役，名叫“甲费”。有现年的图甲，差役不得上门，只向现年催取。现年恐怕所领的钱不够支付差役贿赂，不得不勤加催追，而花户也各自体谅现年，害怕他受累，不得不极力筹措完纳。这就是协图之所以积欠较少的原因。后来因为发逆占据城池，分设伪官，没有完粮的事，而总催轮充的年份次序于是混乱。如乙年已轮到二甲，现在停歇两年，按理戊年应轮到五甲接充，而五甲认为三四等甲实际未轮接，理应补充，彼此推诿，而协图于是多被废弃搁置不行。这是第一种困难。

一、承管粮业的人家，他们的田地大多租给农民耕种。近来因为接连遭受兵燹、水旱、瘟疫等重大灾难，人民伤亡无数，再加上生计艰难，成年男子往往不能婚娶，生下的女婴大多溺死。因此民间人口，远不及从前繁盛。大约估计一个村中，向来有百人从事耕种的，现在只有五六十人，而这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懒惰农事的，又大约有二三十人。其间晴雨不时，肥料不足，收成大多歉薄，而世风日下，人心也不能接近古时。粮户收取租谷，非常不易。

译就拿我家乡的情况来说，自咸丰年间以后，收成有时是七八成，有时是五六成，有时是三四成。在这三十年间，即使是丰收的年景，也从未听说过有交齐全部租税的情况。贫瘠的土地，竟然到了白白送给别人去承担赋税，别人都不肯接受的地步。这种情形，推广到其他省份，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二个困难。

译百姓闲暇时光。既然景象萧条。幸好遇到丰收年景。粮食每石又苦于不能卖出好价钱。假如有田地一百亩。计算应收租谷二百五十石。按照当今地方风俗和时价。即使是丰收之年。至多不过收租八分。得到粮食仅二百石。如果碰上谷价极贱的时候。每石只能卖钱四五百文。扣除厘金后。得到的钱不满一百千文。缴纳丁税和漕粮。需要其中的大半。所剩下的用来奉养父母、养活妻儿子女的还有多少。不必有差役的苛刻勒索。而急于公事已经觉得吃力。这是第三个困难。

一是乾隆、嘉庆以前。民风直率朴实。丁税和漕粮的户口。都是本人真实姓名。近来大多另写别字。一个人而有几户。差役常常以无从查传为借口。如果有人充当现年（负责催缴的里长）。就能逐户清理追缴。也可以备官员传唤问话。协图（一种户籍组织）之所以良好。那些没有现年的。叫做涣图。又叫做烂图。协图中的花户（纳税户）。有巧取豪夺的人。往往另立户名。隐藏在涣图中。希望拖欠。又协图轮流充当现年。必须摊派甲费。那些粮少的甲。摊派费用较难。有取巧的人。也往往另立户名。隐藏在粮多的甲中。企图规避。这是近日民情的狡诈。地方官如果对协图这一办法。废弃的能够复兴。涣散的能够聚集。取巧的能够设法杜绝其弊端。那么在催缴赋税的方法上。思考就超过一半了。这是第一个适宜的做法。

一是差役得到钱袋包庇。总以不让欠户见官为秘术。前任上元县令袁枚有话说。选择民欠粮多的。召花户想要见他们。没有真正花户到了而粮不缴纳的。又前任庐陵县令杨晓昀代理安福县篆时。催征一定让花户亲自到。比较一定让总头受责。他的图保差下乡。即使贿赂以钱也不敢接受。一时风气震动四方。即使极疲敝的户。也没有不争先完纳的。这已经是显著的明验。这是第二个适宜的做法。

一向例征收。不是上忙满半。下忙全完。一概不准纳钱给票。小民一点点积累。未满一票的数目。而催粮的差役到了。索取贿赂才离开。就耗掉他所积累的一半。如此屡次积累屡次耗损。贿赂差役的费用。往往多于正供数倍。而粮终究不能缴纳。听说从前有一个县令。允许分两次完钱。完钱先给小票作为凭证。等到期限完满。换给串票。民间因此大称方便。征收更有起色。这也是讲求催缴赋税的人。应当知道变通的。至于一个人分几户。也恐怕粮数过多。一时筹措钱款不容易。如果允许分票完纳。那么此弊端可除。免至户口纷繁。茫无查考。这是第三个适宜的做法。

一是从前有一个县令。对于民间呈递状词。除了命盗伦纪重案外。如果因口角钱债细故兴讼的。先令开明本身花户钱漕多少。查核按户清完。才与准理。这与考童互结。声明并无抗粮。才准与考。同一办法。一可以清理顽户的欠款。一可以遏制滥讼的风气。似乎是一举而两善具备。这是第四个适宜的做法。

一是收纳钱粮。必须用官板大钱。市间日常使用的钱。一概不准收。花户通常以市钱一千。向铺商换大钱九百。等到完纳后。署中以此钱换银。每串可加钱色数十文。愚昧百姓无不吝啬。导致多延欠。地方官既然任听境内通行市钱。何不可通融收纳。用本处的钱。对于本官原本没有损失。似乎不必拘定大钱。致使征收减色。这是第五个适宜的做法。

一是乡里中有殷实人家。官民都可以依靠他们作为缓急之用。应当保护不应当扰害。近来地方官听信丁役怂恿。就将本甲或本村积欠。勒令殷实人家代完。丁役又从中索诈。富民既苦于侵削。顽户更多拖欠。从此征收愈发不易办理。这是第一个不可行的做法。

一是州县以催缴赋税为考成。在衙署治事的日子少。下乡催粮的日子多。所到之处。辄传唤在庠生员（秀才）。写立限状。责令每卯催完多少。动不动以详革恐吓。不知寒士以笔耕为业。家无恒产的。十人中有九个。本身既不欠粮。又没有总催的责任。何可强加不应为并不能为之事。而且反而让欠户置身事外。更滋生玩忽拖延。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做法。

一是近来各州县。更有委派官亲家丁。带领兵勇差役下乡。分催钱漕。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异常骚扰。牵累架诬。明勒暗索甚至逼迫致死人命。捏造掩饰弥缝。本官受其欺蒙。很少能觉察。那些家丁并擅用名片。投谒绅衿（士绅）。尤为不成体统。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做法。

以上所陈述十六条。各省互有异同。臣籍贯江西。较为详悉。虽然丁漕的利弊。不尽在于此。而户口耗伤情形。可以想见。拟请谕饬各督抚臣悉心体察。督导所属州县。实力兴除。去除其害而适得其利。便于民而不损于官总期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抚字心劳。催科政拙。千古传为美誉。方今库款支绌。丁漕这一项原本不得视为缓图。但能寓抚字于催缴之中。使赋税常登。乡里不扰。官吏全抉烛天之弊。小民不虚献曝之忱。而施善政培养生机。励官常以挽回风气

译风气。多推行切实的事务。不要依托空泛的言论。这就是用来宽裕国家财政、巩固国家根基的方法。探究治国根本的治理之道，不外乎这些了。

译厘剔官吏征收钱粮积弊疏 光绪十一年 户部

奏为：正供钱粮缺额过多，亟应厘剔官吏征收积弊，核实整顿，以恢复旧制并充裕军饷来源。恭敬呈递奏折，仰祈圣鉴。

臣等私下听闻，古代制度中，赋税是计算每年的收入，用来供给郊庙社稷及百神的祭祀，天子的奉养，百官有司的俸禄，以及车马、兵甲、士兵征调的费用，所以称为正供。周朝创立制度，重视簿籍文书，使国家用度能通用于三十年，深深忧虑没有九年、三年的积蓄，导致财赋供给不足，这难道是小事吗？

我朝承平旧制，只依靠正供的收入，来准备财政支出。经费既有定数，钱粮尤其很少有未完缴的，亏空少而弊端就清除了，所以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自从战事兴起以来，田赋缺征，不得已另外筹饷，关税之外，又抽厘金，引课之外，复增盐价，其他如牙帖捐输之类，层层加收，百姓困穷，疲于供给。等到军务平定，终究难以减裁，实在是因为吏治不修，政令刑罚不整肃，勇丁遍布全国，员役多于常设，导致物力耗竭，而用款日益增多。即使钱粮丝毫无亏，尚且苦于供给不足，何况赋法败坏，官吏侵吞亏空，条令废弛而不执行，文告纷繁而少有实效。部库未曾有一年的积蓄，各省并不能供给终年的需要。民间贫苦已经如此，国库匮乏又如此，臣等职司财政，日夜深感恐惧。

当今河患未平，边防未撤，支出更比往昔增加，收入不比往日增多。臣等勉力思考补救，别无良策，只有极力整顿钱粮而已。我朝深仁厚泽，优恤黎民，现在民间生计艰难，臣等断不敢采取剥削搜刮之计。所谓整顿钱粮，也只是严格杜绝官吏中饱私囊罢了。

查发捻之乱平定，将近二十年，正杂钱粮，期望可以逐渐恢复原额。臣部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每年计三千四百余万两，近年实征仅二千三四百万两有余，每年少征银在一千万两以外。各省漕粮仓银，额征总数，每年计二百五十余万两，近年实征仅一百四五十万两有余，少征银在一百万两以外。赋税亏空数额如此之多，钱财既不在国家，也不在民间，大都是被贪官污吏所侵蚀。钱粮积弊，日积月累，大致说来，弊端有五种。

一是报荒不实。查天下户口数量，中国最为繁盛，虽然有很多无业的百姓，很少有有业而无人的土地。即使战乱之后，荒地确实很多，但人口日益繁衍，必定会逐渐开垦。然而每年没有增加，甲年除去的荒银数额如此，乙丙等年除去的荒银数额也如此。百姓或许申报升科，而州县仍然指为荒地，视吃荒的多少，作为缺分的肥瘠，在奏销册内，又可以除去荒缺银数，巧妙规避考核。于是已荒之地，不可复熟，这是报荒不实的弊端。

二是报灾不确。查水旱灾害，是偶尔发生的事，然而捏造灾害的官吏，利于可以侵蚀，称为例灾，或者每年都有，或者轮流申报。核算奏销册内，因灾蠲免缓征的总数，那年申报多少，这年也必定申报多少，几乎成为一定的惯例。上司把报灾当作例行公事，数月之后，督抚才奏请蠲免缓征，其实州县已经限期严追完缴。至于奏报折内，更不声明蠲缓银粮数目，一律请求恩赐，又将誊黄压搁，偶尔张贴，语言本来含糊概括，究竟某庄某图蠲缓多少，民间一概无从得知。蠲免的立即落入私囊，缓征的过期又请求豁除，又担心贪私行为被发觉，事情经过多年，并不照例题豁。即使具题到部，每与奏销册内完欠数目不符，一经驳查，就以头绪繁杂为词，或以划除另办为说，这是报灾不确的弊端。

三是捏完作欠。查两税逾期不完，百姓则杖笞，绅士则褫革，定例非常严厉。纵然有无钱缴纳的小户，以及抗纳不交的劣绅，其实并不多见。民间已经缴纳的款项，州县必定捏造为未完缴的，无非是希望日后恩诏豁免，以遂其侵吞之私。当钱粮开征，佐贰教职，既不敢按簿监收，民欠细数，州县又未曾出示本里，该管道府，大都仰赖其供给，串根红簿，终未调查。州县诡计变幻，甚有私造征册者。虽然未完缴有考核，但处分可以抵销，不过报捐数百金，即降调数级，毫无妨碍。而盈千累万的民欠，实已贪入私囊。甚或一面造送奏销，一面奏请豁免，永无带征未完缴的处分，更加可以自便其私图，这是捏完作欠的弊端。

四是征存不解。查已征钱粮，例限三日批解。及查各省报部考核、奏销、交代各册，显列征存未解字样，上司并不立即督提，历年既多，积至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不等。这些名目，显系挪移侵蚀。该州县仗恃上司不行催提揭参，将征存银两，或任意挥霍，或厚自封殖，等到

译离任时亏空败露，上司又代为遮掩弥补。继任者被其压制勒索，私下商议通融弥补，将无说有，捏造为已征收未解缴的存银。此处的亏空挪用到彼处，继任者的亏空加在前任身上，越积越深，亏空越大，这是已征未解之弊。

一是交接拖延。查官员交接，按规定有期限。各省迟延，不结算也不上报。二是参劾积累多年，臣部催办，则请求区分新案旧案，重新起算期限。起初说新案不便越级造报，请求先将旧案清理；继而旧案未清，新案又积，再请求将新案作为旧案处理。屡次变换名目，百般推诿搪塞。应送交的册籍结报，并不送交户部；偶尔送交，也多超过规定的期限。文书内声称，皆因册籍结报有错误，往返驳斥诘问，以致延误。避重就轻，各省一律如此。这实在是因为州县有亏空，主管上司设法包庇，深恐属员挟制，不敢按例参劾，反而将其调任优缺，令其陆续弥补。必定等到屡任屡亏，其人已经死亡或被革职，才揭出一二亏空，查抄仅有空名，库款早已如同虚掷。此习已成顽疾，臣部文书堆积如山，无可奈何，这是交接拖延之弊。

至于贪官侵蚀钱粮，不捏造为荒地，就捏造为灾区；不捏造为灾区，就捏造为民欠。加上已征未解、交接拖延，不顾宪章，诸多弊端丛集。臣部曾核算近年赋税短征之多，以安徽及江苏的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查安徽地丁额征起运白银一百四十余万两，内除荒田未征、该年缓征及民欠未完白银八十余万两，仅完白银六十余万两，所收不及五分。江苏江宁藩司所属地丁额征收运白银九十三万余两，内除荒田未征、该年缓征、民欠未完白银四十余万两，仅完白银五十二万余两，所收不及六分。苏州藩司所属地丁额征收运白银一百四十七万余两，内除豁免缓征及民欠未完白银四十余万两，仅完白银一百万余两，所收不及七分。江西省额征地丁起运白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内除该年缓征及民欠未完白银五十余万两，仅完白银一百二十八万余两，所收仅及七分。河南省地丁额征收运白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内除荒地未征、豁免缓征及民欠未完白银五十二万余两，仅完白银一百八十九万两，所收不及八分。其它各省，除四川系一年全数完解外，其余均亏缺一二分不等。臣部粗略列举光绪九年亏缺省份如此，追溯考察前三年，亏缺省份大致也如此。亏缺地丁正银如此，亏缺耗羡、芦项、漕项等赋税，也大抵如此。

译至于杂税，则任由州县随意定夺数额。应当征收的税赋，也任由州县亏欠而不缴清。上级官府一概不按照应解缴的数额催缴齐全。近年来各省所欠下的典当、杂项等税赋，总计达一百数十万两，而实际征收到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况且，在已经征收的银两中，还有因征存未解、交接亏空而拖欠的款项。赋税大量缺失，国家的用度怎能充足？

恭敬地思忖，我朝政治宽厚仁爱，勤勉体恤民间疾苦，即使有大军征伐、重大劳役，也从未向百姓增加赋税。追溯查考雍正年间，户部国库积存六千余万两；乾隆年间，户部国库积存七千余万两。这都是我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清理整顿财政赋税，所以成效如此显著。当时全国的地丁钱粮平均计算，每年所欠不过六十万两，而近年来的欠款每年动辄达到千万两。以现在与过去相比，差别如同天壤。虽然每年还有陆续缴清的款项，但所欠总额总在六七百万两以上。想要谋求有所裨益，亟需整顿正规赋税。臣等如果一一严格遵照制度绳墨执行，尚且担心阻碍难行，于事无补。只有申明近年来奏定却未能实行的条例章程，再为我皇太后、皇上切实陈述如下：

第一，荒地逐年考核，分别进行劝勉和惩戒。查考定例，劝课农桑的责任在于地方官员，不真心实意者，以失职论处。臣部在同治十二年十月奏请整顿正规赋税，命令各省认真考核荒地及未开垦的田亩，赶紧劝勉开垦并征收赋税，不准藉口短缺。州县征解足额者，破格提拔；督催不力者，从严参劾处理。又于光绪元年六月奏请浙江查明荒产成熟比例开单奏报，并命令江苏等省一律照办，将荒熟田地确切查明，造册开单奏报备案，根据成熟的比例确定地方官的考核成绩。如果有将熟地报为荒地，与原报成数不符者，奏请参劾重惩。光绪五年十月议复翰林院侍读王先谦的条陈，命令各省限三个月内，将荒熟田地开单报部。光绪六年奏请筹办军饷，如今各省将有无荒地、征收是否足额，专门上折奏明。其中有清查隐匿土地、开垦有成效者，奏请优厚叙录；因循废弛者，立即严加参劾。条奏已经繁琐，至今却没有成效。古代考察诸侯，土地荒芜则有贬斥；如今的上司，绝不以此考核地方官。田赋混淆已久，官员大多不了解民情，不思考设法分配土地，任由百姓私自侵占，土著与客民纷争，豪强包庇。命令清理时，官吏差役又刁难谋利，百姓若不服从想逞强，官员反而代为含糊处理，奸诈虚伪者吃空额、捏造荒地更不必说了。查考光绪四、五年，山西大灾之后，荒田无数，只有解州设法分配土地，千方百计便利百姓，三年后升科纳税，缴纳的赋税比往昔节省，地丁赋税全部缴清。这实在是因为体察民间疾苦，一钱不扰民，固然不是改变百姓来治理。应命令直省司、道、府、州各设立查荒专条，劝勉督率州县，遵照定例及近年户部通行的章程，逐年逐渐切实办理。督抚年终必须奏明该省荒地已开垦复耕多少顷亩，有无升科银粮多少，分县开单，随之对地方官进行劝勉惩戒，不要让正规赋税最终成为废弃之物。这是第一点。

第二，灾区减免缓征银粮的数目，初次上报时必须声明。臣部在光绪十年议复御史程鼎芬的奏疏中，奏定蠲免缓征章程五条：报灾之初，不必由省派员，令该管道、府、州实地勘察，会同该州县，将某村、某图、某里、某甲受灾的比例、亩数，以及应免、应缓的银两总数，申报督抚、藩司，据详入奏，声明应免、应缓的总共亩数、银数，再令造册具题。勘定成灾的日子，一方面即由道、府、直隶州当日先发出停征告示，告示内注明某村、某图、某里、某甲应免、应缓的银米多少，所有钱粮，自某月某日起停征。如果有在停征之前，已提前全额缴纳入官的，都允许抵充下一年的正赋。现在各省是否照此办理，臣部无从得知。而请蠲免、请缓征的奏报，仍然没有银数、粮数，甚至有题本和报册，也没有银粮数目的。这不是小事。请详述其情。

州县报灾，专门以不即时报出银数、粮数，作为始终作弊的秘诀。一切侵蚀中饱，都借此早早留下余地。等到奏销考核时，不足的数目，一概归入免缓项下，这时才有大致的数目。这就像无底的口袋，任意藏纳，无法确定数目，这也是奏销逾限的原因之一。狡猾的官吏、劣等的幕僚，积弊难改。臣部命令随奏报即报银粮数目，州县必以实时难以查清为借口，巧言迷惑上司，或者认为臣部这是琐碎不必要的具文。这是不了解官场的情伪啊。州县每一都、图、里、甲，各有分造的征收册籍，册内银数、粮数，分散与总计分明，开册照录，即使累百盈千，顷刻间即可完成，有什么难即时上报的呢？现在再制定简便的方法：州县报灾之初，花户亩数，令其随后册报，但每一村庄、都、图、里、甲免缓的银数、粮数，必须令其随禀一一注明。该处的总数，在初案中报定。道、府、州出示，一村一庄，也各分示该村庄免缓银粮的总数。督抚汇总具奏，全省的灾案，也就可以核定银粮的定数。或许比事后的蒙混无考稍好一些。应请旨饬下

译各省总督、巡抚，此后在奏请灾荒减免缓征的折子中，即令声明全省银两、粮食的总数，并令道、府、州官员会勘后，当日自行单独署名发布告示，分村分庄，明示减免缓征银两、粮食的总数，以消除积弊。各总督、巡抚如有其他良法，也即奏请施行，总以实惠及民、减免缓征不致落空为目标，这是其一。

二是官报民欠必须与民间核对。查条例记载征收钱粮的各条规定，如今大多不再遵行，若强行令其照办，一旦不得其人，更容易滋生弊端。只有条例记载民欠钱粮，州县官每年令里书将所管各户完纳、拖欠的详细数目开送查对，并出示于本里，这是定例，旨在杜绝捏造完纳作拖欠的弊端，实属严密。如果认真核对，何难揭发奸诈欺瞒？无奈久废不行，漏洞中饱私囊，这种情况尤为严重。现在御史刘恩溥有刊印散发民间征信册的奏议，臣部已议准照行，拟定章程，颁发册式，另折奏明办理。果能认真推行，不仅对稽查民欠有益，更可杜绝一切弊端。但担心有名无实，则虽法度良善、用意美好，终究成为空文。兹再切实声明，各省上司不要怕烦琐，确实核对民欠，这是其二。

三是征存未解的名目宜严行禁止。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四日，臣部奏参陕西藩司叶伯英的折子中，议令各省凡在交接之际，将已征未解及扣缺裁减的项目，无论何款，凡是应行解送藩司的项目，统由前任官全额解送藩司。即便在交卸之日，尾款赶解不及，移交后任，后任官于接印之日，立即批解，各清各任，一概不准随意报称存库。如册内仍有开报征存未解，其责任专在结报之后的后任官，应由该藩司详请将接收之员，按照起解钱粮设法延挨、显有亏挪情弊的条例，革职查办。如藩司有心徇私隐瞒，不查不参，即由总督、巡抚按照徇庇条例，将该藩司参奏。倘若总督、巡抚、藩司均不参办，臣部查出，即将总督、巡抚、藩司一并按照徇庇条例，从严议处。又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会奏筹饷折子中，严行提催，截至光绪十年十二月底止，令各省总督、巡抚查明历年交接案内，应解征存未解银两，限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内一律解清。其未完纳及欠解的各员，于六月初旬奏参革职查办治罪。该省若不按奏定限期奏参，或随意请求展缓，即由户部将总督、巡抚、藩司、盐粮道均按照徇庇条例严参。至光绪十一年正月起，如有征存未解，即按照十二月初四日奏案参处。只是各省尚未能一律办理。此后各项册内，均不准再有征存未解的名目。如违定将上司参处。这在各上司对于各官一年征收正杂钱粮，催提全额速解，自然不至于有征存未解的名目。一年无亏，才可指望一任无亏，这是其三。

译其一，交接事宜应当遵守期限办理完毕。查考官员交接的规定，初次参劾、二次参劾，例限四个月完结，超过期限即予参劾处理。又据条例规定，交接的款项账册，应随同结报在限期内呈递详文，由布政使司核查后转咨户部。如果在限期内只送交总结，不送交款项账册，即以交接迟延查办参劾。又据条例规定，二次参劾的期限，以及各州县到任、卸任的日期，应随案咨报户部核查扣算，并由吏部将补授署理各缺的情况知照考核。倘若二次参劾期限已过，该管上司拖延不揭发上报，即由户部奏请参劾，将二次参劾逾限的州县革职，该管上司按照徇私包庇的条例议处。复查光绪十一年八月，臣部奏报交接超过二次参劾期限，该省送交账册，仍称错漏迟缓者，扣除初次驳查在途日期，核算仍属逾限，一概按照交接逾限未清的条例奏请参劾，并将该管上司按照徇私包庇的条例参处。又查上年会奏筹饷一案中，对八月间的奏案再三声明，臣部对于交接一事，可谓连篇累牍地奏报。无奈各省大多仍不遵照执行，州县到任日期不按月接连上报，臣部无从查考。账册结报到达户部，大多已逾期限，无不曲意拖延、饰词推诿。现在再次援引交接的条例旧案，请旨饬令各直省，遵照历次奏章办理。只要各省交接都能依限完成，凡是钱粮各事如前述四端的弊端，便可逐渐祛除，实于一切政事有益，并非仅仅可以充实国库储备。倘若仍然像以前那样玩忽懈怠，臣部惟有指名参劾督抚、藩司、粮道以徇私包庇之罪，并非喜好苛刻核实，也是形势逼迫至此。这是第二点。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还有应当征收的税项一项，断无商人拖欠的道理。本年七月，臣部奏定，如有拖欠未缴完的，责令该州县照数赔偿补足，不准列为欠款。各项杂税，应令一律按照应征数额，尽力催缴齐全。以上各事，必须责成该管上司，首先振作州县的精力，使他们专心处理民事；又体恤州县的财力，使他们减少摊派捐输的耗费。坚守定例章程，有犯必参，这样才能抓住要害。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因循守旧，办理毫无成效，只问责督抚、藩司，即以此评定他们的功过。只要获得中等收成的年景，钱粮或许可以稍有起色，以解救一时的急迫。逐年增加恢复，日久钱粮恢复定额，凡是厘金等不得已的措施，就可以商议减征裁撤。

况且臣等还有请求：当今用款过于巨大，额外厘捐的收入，从百姓身上取走的，实在不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古训昭然若揭。想要体恤百姓的艰难，不如节约用度。臣等见识浅陋，认为国家元气在于百姓，所以在钱粮方面首先杜绝官吏中饱私囊，借以作为支撑当前局面的计策，但仍应当将近二十年来，额外新增的中外一切支出款项，逐渐加以厘正裁减，这样国库储备才有望充实积累。如果不能这样，空谈有何益处？只是整顿钱粮，本是臣部的专责，不敢因为节约用度尚缺乏实效，就对正项赋税收入置之不论。相应请旨饬令各直省督抚、藩司，认真剔除官吏钱粮的积弊，守法不移，期望有可观的成效。将来裁减厘金，充实国库度支，与民休息的政策，应当以此为基础。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请行钱粮民欠征信册疏 光绪十一年 户部

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准军机处交出本日军机大臣奉旨：御史刘恩溥奏请清理民欠，请饬令妥议章程，以及官欠、民欠挪移、飞洒、压搁、誊黄等弊端各折片，着户部议奏。钦此。据该御史请求清理民欠的原折，内称各直省积欠的数额，不下千万，皆由州县亏空所致。道光年间，中允冯桂芬，曾有杜绝亏空的议论。他的话说：制定稽查的方法，以四柱账册公之于众，按日揭榜。管收、开除、实在，必须书写细数。月底，用活字板印刷征信录四柱账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及各图绅士。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允许揭发至府。有解领开除的款项，与榜册不符者，赴府揭发也同此例。有弊端的论罪如法等语。向来颇为赞同他的议论。然而繁琐难以持久，似乎可以参用他的方法而变通之。请在每年下忙征收完毕后，各州县开具某都某图某里某甲欠户、某人欠数若干详细情况，造册申报藩司。藩司用活字板按照账册摆印数十本，直接交给该县绅士数人，分送各乡查阅，不假手于官吏。其有已完纳却捏作未完，及完纳多却少报者，允许乡民粘连串票，赴藩司控告，即将该州县治罪。如此整顿，亏空一目了然，不至于有蒙混的弊端。应请饬下户部核议，给予造报期限，定以迟延处分等语。臣等恭读雍正六年二月的谕旨：每年令各乡各里将各名下已完纳钱粮若干、尚欠若干逐一开明，呈送州县官查对无差，即用印出示各贴本里，使欠粮之民家喻户晓，如有中饱等弊端，允许执串票具控等因。钦此。查户部则例内，记载民欠钱粮，州县官每年令里书，将所管各户完欠细数，开送查对，出示本里等语。道光年间，中允冯桂芬揭榜的议论，自系恭绎圣训，详玩例

译文而出。惟州县榜示百姓之数，未必即申报藩司之数。上下隔绝，则弊从中生。冯桂芬之所以在榜示之外，另立征信册一议，以杜绝欺瞒。然而他所说的逐日按月开造四柱，备列全榜，过于繁琐。该御史提议只开列欠数，较为简易，实属可行。臣等认为此事关乎创举，广泛征求众人意见，反复核议。有人仍嫌繁重，应另想简便之法；有人认为虚耗款项，无益实际；有人认为上司或因循废弛，视同具文。臣等私下认为，事情极繁重，莫如科场的糊名易书，十数日内，糊名数万卷，易书数万卷。又如盐茶引张累计数千万，海角天涯，赴部领缴。这两件事，自宋至今，不能因繁重而废除其法。如今征信册之举，每县造送，不过数本，藩司摆印，通省不过五六千本，又拟定极简册式，摆用活字，宽以数月限期，何繁重之有。积欠钱粮，累千百万，州县开报民欠，藩司不知百姓已完，百姓自谓已完，不知州县尚列作民欠。一遇恩诏，概行豁免，实则所免在官，并不在民。至于本年因灾蠲免缓征，原为仁民善政，经征官吏，弊窦尤多，不可尽述。如今征信册之举，但使上司办理认真，必可祛除蒙蔽，不虚小民报效之忱，取私橐还诸公家者，稍可核实。以杂项用办款册，所费仅百中一二，何糜费之有。天下不皆廉吏，即天下不能废法。时弊太甚，不得不立法挽救。如今征信册之举，各省大吏，切实举办，必同此心。若视为具文，因循废弛，是乃漠视国计民生，一意袒官，责在奉行不力，非关立法太繁。必州县皆得人而后言废法，安有立法之日，又安用律例为。

译臣等共同商议。该御史所奏关于民欠征信册一事，确实是因为我朝深仁厚泽，减免缓征钱粮，不可胜数。各省大吏如果能够实心奉行日久，凡有减免缓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才不辜负浩荡皇恩。这并非要求格外严酷追逼，竭泽而渔，至于杜绝中饱私囊、清查亏空，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极应办理，不能因噎废食。拟请明旨饬下各直省督抚等，自光绪十二年下忙征收截止日起，一律认真核实办理。并将章程十条，每年预先刷印，载于征信册首页，使官吏士庶等人永远遵行，以消除积弊。再者，各省钱漕名目极多，有统一征收的，有分别征收的，有道、府、州、县、卫所、盐场分别征收的，所拟清单中，如果还有遗漏，尚未明朗，其应如何总括分析，应由各省妥善商议变通酌改，统限于光绪十二年四月前改定具奏。总之，期望简明易懂，在官在民，凡是粗识文字的人，一看就明白。遇到办理减免缓征时，随手可查，事事清楚，才能事事有望真实。积弊甚深，无法挽除，臣等为此提出这个迂拙下策，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谨将酌拟清厘民欠章程十条恭呈御览：

一、征收照例截限。查条例规定征收地丁钱粮，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限十二月底全完解送藩司；广东省限次年正月全完解送藩司；云南、贵州二省限次年三月全完解送藩司等语。这就是下忙期限。各该厅州县，即按期限截数，将征信册底本造送藩司查核。盐场卫所，也依此限核定。

二、申送底本酌定限期。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下忙，既以十二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三月底止，通省全送到司。广东下忙，既以次年正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四月底到司。云南、贵州二省下忙，既以次年三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於次年六月底到司。毋庸另扣路程期限。如逾限未到，由藩司照交代例指名揭参。逾限一个月，罚俸一年；逾限四个月，革职。至于盐场经征课折价坵折，卫所经征漕项帮津余租，凡有征收钱粮衙门，概造欠户花名底册，申送运司盐粮道，一律照造征信册。各粮道自行征粮发�票，不由州县经征者，即由粮道自造征信册，限期处分，均与州县一律核计。其扫数全完，并无民欠者，亦按限期专详报明，毋庸造册。

三、刷印工本应作正开销。刷印征信册，由藩司盐粮道预为购办活字版全分，招募匠役，酌给工食，以及纸张笔墨各项，准令作正开销。所有前项费用，如耗羡有余省分，准于耗羡项下动支。如耗羡无馀，应准动用杂项及外销之款。惟不可没有限制，应令估计每年额支若干，报部核定。估定之后，不得有逾定额。如有余剩，专款存储。倘下届不敷，即于余存款内动用。该上司概不得摊派给州县丝毫，州县尤不得派累百姓丝毫。违者照例分別参处治罪。

四、册到司道应认真查核。各厅州县场卫申送征信册底本，应令于册面注明本数，各本内注明叶数，由司道详查。如有不分晰明白，故意舛错遗漏者，司道即将厅州县场卫揭参，照钱粮造册不分晰明白例议处。

五、刷印款册应认真核对。刷印征信册，应由藩运司盐粮道，责令所属理问、都事、经历、照磨、运同、运副、监掣同知、提举、知事、仓库大使等官，拣派一二三员，专办摆印订册，必逐篇核对，不准错误。每二篇，用该属员骑缝印钤。册末印明某官某人核造戳记。惟该属員难保不需索各厅州县，稍不如意，即将数目移易，设法陷害。民间或因数目不符，纷纷上控，滋生事端。如有上项情弊，查实应行治罪。倘无别项情弊，查系办事草率，以致数目小有舛错，该上司即将造册草率各官揭参。

六、发给州县场卫册数叶数应印明。灾缓带征，不必各属皆有，所发征信册数，彼此不同。滑吏舞弊，或少发一册，或册少一二叶，故意抽短俾无可考。册内各加一印戳，写明册共几叶。并于各册面大字加印戳，写明某州县场卫，光绪某年钱粮各样征信册共几本，无论何款，册面皆加此印戳，彼此互证，以防弊端。

七、发册限期应行酌定。查各

译厅、州、县、场、卫申送征信册的底本。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既然规定在次年三月底到达司、道，该司、道应尽早派遣人员陆续刷印，赶紧办理，严格限定在六月底发交该地方。例如甲年的钱粮所属征信册，在乙年三月底到达司、道，上司即在乙年六月底发交该地方。广东既然规定在次年四月底到达司、道，该司、道即将刷印的册子在七月底发交该地方。云南、贵州两省，既然规定在次年六月底到达司、道，该司、道即将刷印册子在九月底发交该地方。倘若超过期限未发，是由于藩运司、盐粮道所属的理问、经历、照磨等官员迟延误事所致，即由该上司将理问、经历、照磨等官员揭发参劾，按照“易结不结”的条例议处。倘若上司不揭发参劾，明显是上司迟延误事，由督抚查出，即将该上司奏参，按照“易结不结”的条例议处。奉天等省的督抚，应在次年八月（即乙年，以下仿此）；广东督抚，应在次年九月；云贵两省督抚，在次年十一月，汇总奏报一次。声明除了某州、某县、某场、某卫皆已扫数全完，无需查造欠户征信册外，其余有民欠蠲缓的各厅、州、县、场、卫，征信册是否依限全数到达司、道，是否依限发交该地方完毕，逐一声明。并将逾限的各厅、州、县、场、卫理问、经历、照磨，各上司是否曾参劾处置，分条详细开列上报。仍将全省各厅、州、县的征信册一份，随奏送交户部备查。

译分发查阅，应当让百姓共同看见。各上级官府既然已将各厅、州、县、场、卫的征信册刷印完毕，加盖印信。除随奏折送交兵部一分，申送总督、巡抚各一分，发给按察使司及该厅、州、县、场、卫各一分，存档备查之外。繁缺另外准备五十份，中缺准备四十份，简缺准备三十份。将一半发给该管道的官员，将一半发给该管的知府、直隶州。各自在册面加盖印信，在下乡过境、每月考核考试，以及随时接见该州县绅民时，迅速设法转交给本地公正的绅民，确实分发给各乡百姓共同查阅。不许该州县、场、卫的官吏经手。该管道的知府、知州，倘若隐匿册子不散发，或者拖延日月的，按照徇私包庇的条例加重严参。有压搁、沉匿、勒索一钱的，严加追究。绅民有借端诈骗、招摇勒索各乡使费一钱的，一经告发，审实后根据赃物定罪。这条规定至为紧要关键。知府、知州亲临上司，如果不扶同隐匿，州县怎敢奸诈欺瞒。分散征信册，一定只追究该管道的知府、知州的责任。如果总督、巡抚、布政使自愿出资另行刷印多册，设法确实发给民间公阅，或者廉正清明的州县、场、卫各官，将经征的钱粮，在截数造底册后，自愿另写出征信册数本，让本境绅民公阅的，都听其方便。只是由该衙门发册，必须在册面加盖该衙门的印信，以示区别。总之这项征信册，专为稽查官吏中饱私囊而设。百姓践土食毛，若非遇到十分灾荒歉收，岂敢轻视国家赋税。州县的积弊，认为百姓可以欺侮，捏报灾荒，将已完纳的指为欠交，任意侵蚀，实在令人共愤。此册实行，则完纳与欠交显然分明，可以杜绝官吏中饱私囊的弊病，也可以见到良民乐于输纳的诚意，实在对民间大有裨益。

侵欺的官吏应按律治罪。查钱粮中饱私囊，条例允许完纳户执持串票控告。现在刊印民欠征信册，所以极力杜绝中饱。各该绅民详细查阅，如有已完纳的银粮，在该年下忙截数限期之内，册内仍列为未完的，允许完纳户执持该年已完纳钱粮的串票，赴各该上级官府衙门具控。审实系该地方官吏侵吞欺诈，捏作民欠，将该官吏按照监守自盗律治罪。如果百姓具控，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知府、知州、直隶州通同地方官设法弥缝不揭发参奏的，由总督、巡抚将徇私包庇的该管上司参处。如果是总督、巡抚徇私包庇属员不揭发参奏，将总督、巡抚议处。如有刁生恶棍，并无串票，或者不是该年已完纳钱粮的串票，或者日期不符，妄行控告的，仍按律严惩。该管各上级官府，在巡阅或因公过境之便，仍不时访查，有无前项情弊，以显示周密。

收到钱粮必须给串票。交纳钱粮，条例规定付给串票作为凭证。间有朴实的地区，向来只交纳，不知道领取串票，官府于是就不给的；也有书吏勒索钱财，民间愤恨不领取的；更有串票宽仅及一寸，长不过三四寸的，字迹印信模糊仿佛，种种刁难含混，所以令无可查考，导致有重征重纳各弊病，滋生事端。此后无论绅士、军民、大小各粮户，各衙门收到钱粮，必须登时截取串票。纸必须宽长，字必须清楚，印必须明显。通谕粮户，必须都领取串票，作为征信册对证凭据。严禁书吏勒索，违者即将经征的官员撤职参奏。

禁杜漕口示

湖南巡抚左辅

为严禁包交漕口，以肃清法令而端正习俗事。查得漕粮是天子的正供，州县开征，远近花户，慎选好米，亲自赴仓交纳，踊跃输纳，不逾期而事情完毕。因此米都干洁，兑运及时，百姓没有差役骚扰，这是定制。自从有刁劣之徒图利，诱迫包交，昂贵折收，买贱挜纳，由此米多潮湿混杂，又有将折收的银子用去，临时无措，控告浮收折价，借以拖延，导致误了兑运，而花户仍被追呼。误了漕运，害了官吏，而百姓也受困，这是包交的大弊病。你们利欲熏心，不顾行止，营营苟苟，什百为利，以勾结为声援，以揭发控告为挟制，大开口子，噬官噬民，无业而经营，不耕且收获，遂致闻膻蚁附，效尤影从，殊为可叹。刁生劣监之外，地位高的如举人、贡生，地位低的如舆台，也各自尽酌狂泉，争填欲壑，将先民尊亲礼让的习俗，尽成争夺悖乱的风气，可为痛恨者这是其一。又想到你们多出清门，也有家学，应当以好名声留给祖父，清白教导子孙，善积庆余，能昌盛后代。却不图惠迪之吉，而甘就从逆之凶，利令智昏，冒法蔑义，财甫入手，而刑罚且及之，即使侥幸逃脱法网，而紾臂得食，仍不足以饱身家，教猱升木，又适足以陷子弟，害了自身也害了家庭，可为太息者这是其二。你们不过以为州县征收，大有津耗，乐得分肥。夫为民父母，违例浮取，上官岂忍纵以肆虐，只是百姓输将之后，

译如果由花户直接缴纳漕粮，便没有丝毫的骚扰和累赘。州县官员将漕粮运送到水次码头，责任重大，忧虑深重。河道迂回浅窄，驳运艰难险阻，风涛险恶，受兑时还要遭受克扣折耗，劳顿耗费不计其数。直到漕船通过通州关卡，才能卸下责任。况且漕船抵达通州，路途遥远数千里，沿途以及通州粮仓中无法避免的规费，无一不是由州县官员帮贴垫付，而花户并不知晓。至于那些额外的捐项摊派，都是地方办公应当解送司道、上报拨用的款项，中等县的每年也有数千两。就像科举考试那年，费用高达二万余两，而额定销项不足十分之二，其余都由州县捐输，无非是为了惠及士子所用，难道就不念及这一点吗？费用繁多，负担沉重，不得已才增加了津耗。现在奉到谕旨，命令各督抚悉心查办，本部院自然有权衡裁断，你们对此无法挟制。总之，官民之情本相通，而各自应当以宽恕之心行事。上级以仁爱对待下级，下级以道义侍奉上级，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上下才能都安定。背离顺从而效仿逆乱，很少有不迅速招致祸患的。本部院抵达湖南以来，严厉告诫各属官员清廉勤勉、尽职守责，稍有贪污卑劣，以及昏庸不称职的，立即弹劾。就像去年冬天举劾各员，此心可以共同表白。如今严格制定章程，让各州县遵守，违者揭发参奏。你们须知平坦大道自然可以驰骋，何必行险侥幸。务必各自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姑且宽恕以往，从道光元年起，永远杜绝漕口，禁止包交，任凭花户自行完纳。从此米色皆纯，兑运无误，漕政可以清明，妄念不生，行为习惯自然端正，嚣乱之风也能平息。做应当做的事，守法安分，身家可以保全，官与民都受到利益。如果有怙恶不悛，仍然包纳开口者，立即捉拿治罪。本部院希望你们逐渐敦厚礼让以迎接上天福佑，所以谆谆曲意示谕，各自应当敬畏遵守。特此谕示。

译札令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

胡林翼

查得钱漕是国家的正税，关系到财政支出，考核非常严格。查访湖北近年来的钱漕征收，上缴的多不足额。各州县因循守旧、懈怠玩忽，任凭奸诈的书吏和差役把持舞弊，私自收入囊中，而对上下两忙的钱粮以及南漕的正额，置之不理。更有昏庸的州县，形同木偶，征收的大权，完全寄托在总书、册书、里书手中。书办说账册散失不存在，官员也说散失不存在，于是听任他们颠倒户名，不知道完纳和拖欠的究竟是谁了。书办说板券繁重难以稽查，官员也说繁重难以稽查，于是听任他们改用活券，不知道催征比对的依据是什么了。欺骗侵吞、包庇隐瞒，各种弊病丛生。官员不过稍微分得一点余利，而百姓的血汗，就全部落入书役的腰包，国家的赋税反而导致虚悬。书役等人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于是有了捏造灾荒、枉法延缓征收的方法。他们说某区某垸被水冲沙压应当延缓，某名某户逃亡死绝难以征收。官员想要顾全自己的考核成绩，不得不受他们摆布，糊里糊涂地为他们向上禀报。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水冲沙压，原本都是成熟的区域；他们所谓的逃亡死绝，实际上都是已经完纳的户头。等到灾荒已经办成，而弊病恐怕败露，又有挖征的名义来混淆视听，又有预征和急公的说法来掩盖。更严重的还有例灾的名目，说某乡民情顽固，向来没有完纳钱漕的事情，每年必定借灾荒来弥补。种种捏造掩饰，下欺骗百姓，上欺骗君主，实在令人发指。本部院在上年查办秋灾时，告诫非常周详，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汉阳、沔阳、汉川、钟祥、天门、潜江、京山、荆门等州县，所办理的灾缓区垸，终究大多不实。此后再有捏报灾缓以及征收解缴拖延的官员，本部院只有从严参办，绝不曲意宽恕。然而私下考虑你们州县官员，都各有天良，忝居百姓之上，与其因循守旧而在后来遭受惩罚，不如振作精神而在先前努力变革。那些奸书蠹役的伎俩，只是利用官员与百姓隔绝。官员想要自行征收，而账册不存在，必定依靠这些人来勾连招致；百姓想要自行缴纳，而券票没有凭据，反而视这些人为可信。本部院深思广访，私下认为要除去这些弊病，有几种方法：一是清丈。征收的账册虽然丢失，田亩依然存在。总计湖北州县，广长不过几百里，其中必定分为几个乡，又其中必定分为几个垸几个里。现在如果出示恳切晓谕，在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的绅士，亲自督率，按亩丈量，不经过保正、书差的手。百姓知道丈量既定，而他们每年缴纳的赋税，无不丝毫归公，不至于再被衙门蛀虫侵蚀，必将和盘托出，彼此相互稽查，而征收的账册可以确定。这样没有账册的都有账册，而书役无法施行挟制了。二是自封投柜。查钱粮定例，不准胥吏差役包征，必须花户自行完纳，法令非常完善。只是花户距离县城或许遥远，守候留难，或许多有不便。现在如果推诚晓示，小邑在城中设柜，州县大的，在四乡添设分柜，只准保正、粮书、粮差等挨甲挨户催令花户自行到柜缴纳，不准代花户完纳，以杜绝包征的弊病。那些零星小户，准许他们彼此附带银钱上柜，随征随即发给券票，那么百姓必定踊跃输将，而从前包征垫完的弊病就断绝了。三是严推收。查湖北恶习，往往买田几年，或者几十年，竟然不赴房推收过割，只暗中到里书处开一户名，私下授受。更有田已经更换几任主人，变产已经几代，而粮名未换，仍在旧户下完纳的。而官员和粮书，都昏然不知。起初意思不过想要隐匿税契罢了，久而久之飞洒诡寄的弊病就产生了，久而久之私收欺侵的弊病就发作了。哪里知道田在某里某图某区某垸某会某乡的，一有买卖，断没有保正不闻知的道理，也没有右不知情的事情。现在严定期限，遇到有卖田的户，界交价以后，限十日即赴州县房过割投税，不准推收房刁难。倘若粮户仍然像以前一样违抗玩忽，不将粮推收清楚，有意弊混，一经查出，或者被告发，就将其田一半入官，并科以隐匿的罪。保正右，知情不报同罪。无论差保右粮书粮差，有意庇纵的，加等治罪。有能举报的，由州县自行奖励。那么欺侵的源头可以杜绝了。四是清户柱。有田在山乡，而粮在湖乡的；有东乡的人买西乡的田，而粮仍拨入东乡的；有一个粮户而几十个花名的；有一两钱粮而分立几个名字的。他们的意思想要混入积淹的账册，希图蠲免延缓；想要避开大户的名声，而巧妙卸除差徭；更想要避开堤头圩头的举荐，而深深畏惧赔累。更有田已经典当，而未杜卖过户的，等到催收钱粮，问田主，田主说已经典当给某人，问当主，当主说并未杜卖，仍须田主完粮，彼此相推，几乎无可捉摸。种种诡诈弊病，都是逃亡故绝的源头。哪里知道户名即使更变，而田地总不

译能够改变现状。如果拿着田册去查人，拿着人来查粮，没有不丝丝入扣的。现在将某大户名下的若干花名，条分缕析，归并到某大户的总名项下，粮名就可以按照籍贯来稽查了。某里、某图、某区、某垸、某会、某乡共有多少田地，多少钱粮，多少住户，本地人拥有的田有多少，外来人购买的田有多少，某田是自种的，某田是佃种的。责成各地方的绅士、耆老、保甲，仔细查访一遍，填写注明清楚。拿出每年收取青苗钱的账簿来核对，拿出每年修筑堰塘堤圩的册籍来对照。那些典卖田亩的人家，责令他们彻底过户，否则仍由原田主完粮。这样一来，那些鬼蜮之徒就无法施展伎俩，黑粮的弊端就可以逐渐消除了。以上几种方法，是将书吏差役的权力归还给官府，不让书吏差役分割官府的权力，这在于你们州县官体察实情并大力推行。并将应当如何酌情办理的地方，详细先行迅速呈报。并勒令每月下旬，将办理的实际情形，以及是否有把握，办到了几分功效，切实呈报，以此考察该州县官是否实心实意，从而决定赏罚。本部院必定宽限时日，多的限定十月，少的限定半年，使他们能够从容办理。本年上忙的钱粮，准许仍照旧征收解送，以免阻滞。这是便民富国的重要政事，各位地方官务必实心实意，以诚意感动百姓。或者在因公下乡的时候，或者在审理案件完毕之际，就与乡间的父老，详细开陈，不畏惧烦苦，这样才能有所成效。如果能够振作精神，办理有成效，必定越级保奏，以示奖励。如果仍然畏难苟安，沿袭以前的弊端，不知变通，那就是甘愿做奸猾书吏差役的奴隶，而玩忽民疾，欺骗侵吞国家赋税，本部院必定立即参劾，不严厉谴责不止。不要后悔，勉励你们，警戒你们。

译关于漕运弊端的议论

魏源

江苏漕运费用巨大，州县负担日益加重。其弊端有明加、暗加、横加三种。起初，帮费使用铜钱而非白银，当时每枚洋钱兑换八百文铜钱，所以州县在兑收漕粮时，喜欢舍弃铜钱而使用洋钱，以图节省。后来洋银价格日益上涨，兑收费用也随之上涨，使用洋银的费用已无法挽回，这是暗加的弊端。自道光五年实行海运，停止河运一年，旗丁因罢运而觉得苦累；道光六年黄河工程大挑，空船截留在河北，旗丁又因守冻而觉得苦累。每经历一次苦累，次年必定要求调剂一次，这是明加的弊端。又在道光十九年间，四府粮道陶廷术挑剔斥责米色，骄纵旗丁，于是两三年内，各州县大约增加帮费三十万两，这是横加的弊端。这些都是苏州、松江地区的情形。只有常州的漕粮兑收费用至今仍使用铜钱，所以价格没有大幅上涨。而丹徒、丹阳、金坛、句容等地，土地贫瘠、百姓刁钻，漕粮缴纳本色，地丁钱粮也不够支付解运费用。况且金坛、句容都是山区县，船只无法抵达县城，必须陆运到水边码头，适宜按照山区县折价征收漕粮的惯例来体恤其困苦，并将地丁钱粮改为折收白银，酌情增加火耗，以免地方官员赔垫亏空。这又是情形略有不同的地方。现在想要大幅缓解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各郡州县的负担，只有一个大的章程：查明明代江南州县的旧制，常州有武进而无阳湖，有无锡而无金匮，有宜兴而无荆溪；苏州有吴县、长洲而无元和，有昆山而无新阳，有常熟而无昭文，有吴江而无震泽；松江有华亭、娄县而无奉贤、金山；太仓州有嘉定而无宝山。那时漕粮未曾不运输，事务未曾不办理，也从未听说明代州县有征收漕粮的弊端。况且那时沿袭张士诚庄田的定额赋税比今天更重，却不觉繁琐。本朝减免苏州、松江浮粮多达两三次，而官民仍不堪其困，为什么呢？我认为银价的弊端已无可奈何，只有裁撤官缺、合并县治的方法，恢复明代古县的旧制。每合并一个官缺，就能节省官员规费、幕僚费用、差役杂费以及应酬费用的一半，似乎是挽救弊端根本的一种方法。谨陈述我的愚见，以等待那些不墨守常规、善于整顿旧制的大吏。至于宝山县逼近海边，城池低矮狭小，不通舟船潮汐，应当内迁到罗店富庶之地，或与嘉定同城。这是不必合并但必须迁移的。谨此议论。

呈蒋励堂节相论苏郡三邑漕务实书

俞德渊

卑职在新正朔日接奉钧札，承蒙指示漕务情形，总应当量出为入，以漕运收入办理漕运，尽可呈报账目列出数目等因，仰见中堂体恤官民、斟酌适中、持平公正的至意。只是这三座首邑的漕务，与外县不同。外县有白规，有包户，这三邑都没有这些名目。只有折米价格，长短不齐。高价至四两为止，都是贫民小户；低价自二两以外，至三两上下不等，都是富绅巨族，生员、监生、捐职人员也在其中。门户越大，完纳米粮越多，而价格越短。合计全邑来看，吴县绅户民户各占一半，长洲绅户占十分之七，民户剩余十分之三；元和绅户占十分之八，民户仅余十分之二。如果秉持公允的议论，须对民户议减，对绅户议增，即使每石折收三两一二钱，县官也乐意去做。无奈积习已久，想在一朝之间更改，势有所难。于是对贫户小民徒然冒着多取的名声，而对富绅巨族只能听任他们自家定价，无可奈何。地方有司之所以对内愧对贫户小民，而对富绅大户隐忍积憾，是有原因的。况且绅户的粮石，每年有增减，询问原因，说是新置田亩，其实都是寄庄隐户托名代完的。如果再过几十年后，将现存两三分的民户全部变为绅户，办理漕务的官员更无别法可以敷衍，必定有一番大的更张决裂。所谓穷极则变，其势必然。现在富家大族，隐瞒他们自己的短价，却借口民户的长价来说事，意在长价得以减少，则短价随之递减。这不仅持论不公，也可见存心不恕。试着让他们与贫户小民相提并论，没有不羞愧色沮的。但事情虽然如此，而人言可畏，又加上各位长官的谆切谕饬，该县等岂敢固执前说，不思改图？业经早早商定，在将来折价时，量为减让。这不仅是博取巨族欢心，实欲宽缓穷檐百姓的民力。然而积少成多，即使每石所减无几，合计全邑来看，数额已大，对办公费用不无竭蹶。盖近年普遍情形，除上海、嘉定、宝山外，其余州县，只要得以漕运收入办理漕运，便算完善。即使稍有盈余，仍贴补廉俸的不足，也属于以公济公。如果要想利己营私，虽有其心，实无其力。至于办理漕务的账目，除津贴帮费外，款项类别尚多，都属于积欠相沿，因循旧例，难以尽数形诸笔墨。想要使完粮之人家喻户晓，固然未能做到。即使只开呈给绅户，也与体制不符。窃以为官民相交，只看大局如何。长洲、元和两县，十数年来，从无告漕的案件，闹漕的人。

译去年冬天开仓之后，百姓争先恐后地缴纳粮食。十几万石漕粮，刚满一个月就完成了。全县百姓的情绪，大概可以知道了。那些不完全心悦诚服的，只是两三个大绅商的言论，不知道是否真的出自公论。深知中堂明察秋毫，必定会洞察真相。卑职的一孔之见，本不敢随意打扰您的清听。因为接到您的来谕，知道这件事让上级官员担忧，所以直接陈述我所知道的，以宽慰您的心意。并希望您垂察。

译与许信臣抚部论苏松漕弊书 咸丰三年

冯桂芬

来信过分奖赏和借重。因为桂芬前信粗略涉及漕运事务，您谆谆下问，辨析疑难，实事求是，可以说是仁人君子的用心。能得到像您这样贤能的大吏，是江南亿万百姓的福气。桂芬虽然愚昧无知，怎敢稍存忌讳，辜负您的虚怀若谷呢？苏松的漕务到了今天，已经不堪问津了。

过去州县隐瞒灾荒，不张贴誊写的黄榜，这是古来的做法。现在则把黄榜高高张贴，拘捕甲户，甲户就说乙丙户受灾而我没有；拘捕乙丙户，情况也一样。过去开仓时，多派遣丁壮守护大斛，这是古来的做法。现在则斛不必很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从五斗四升开始，大约到六斗为止。两次七折八扣，一石米就变成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意取米，装入几袋入仓。乡民抗拒，声音像猪叫，所以叫捉猪。样盘米、贴米、挑除米色，如果不出私费，就讲贴米等等，这些还在其外。又有水脚费，定例每石五十二文，现在有的三四倍。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搧费、门费、差费，合计大约相当于米值一二斗。总共需要二石五六斗才抵一石。道光初年，御史王家相上疏说：官吏用私征的一石米，抵正供七斗，百姓不堪其命。不知道三十年间，为什么竟然增加到这个地步。然而比起强行折价，还是相差悬殊了。

过去刁滑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包揽完纳仓粮，这是古来的做法。现在不仅包揽完纳，而且包揽拖欠。不仅生员监生包揽拖欠，而且丁胥差役无不包揽拖欠。过去州县办理漕务，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情。现在大概都由丁胥包办，即使不包办，也只是政令由宁氏（指掌权者）发出，祭祀则由寡人（指名义上的君主）主持。今天发出多少催缴单，由他们随意索取；明天收取多少银子，由他们随意给予。今天比验哪个差役，明天拘捕哪个户主，今天呈递什么禀帖，明天发出什么告示，都由他们随意驱使。州县俯首听命，即使上司也不畏惧了。

过去办理灾荒几分，就征收银米几分。现在则年年办理灾荒，年年倒箱（将催缴单全部发出催征，称为倒箱）。能征收多少，只看能力。只把疲弱户主未完纳的计入灾荒分数，不再论分数了。过去已完纳多少，已抽取多少催缴单，有堂簿可以查考。现在不设堂簿，实际征收的数目，只有一两个丁胥知道，即使本官也不闻不问了。

过去开仓之前，散发易知单，凭单完粮，原本是为了稽查差错。现在易知单特别成为粮书需索舞弊的凭证。或者每亩勒索百文几百文，或者干脆不给。因为不给就不能自己完纳，必须由粮书代完。或者代完米，而令偿还五两的长价；或者代完银，而令偿还漫无限制的长价。听说有米三合而取钱百文的，甚至包揽令其不完纳的。

过去银米既已交纳，不过几天后就给催缴单。现在有的先借银而几个月后才得到催缴单的，也有缴银而始终得不到催缴单的。更有已经借过已经缴纳之后，官府忽然换一个丁书，前银一概不承认，逼迫重新缴纳的。更有惯欠的户主，本不想得到催缴单，只在追呼的时候，付银十分之一二，以求无事。丁书等也利于此为额外之获，而年年如此。这其中的勾稽数目，即使神仙也不能测知。前信所谓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每次办理漕务，以中等数目来说，门丁漕书，各得万金。书伙以十数计，共二三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每人二三百金，又一二万金。粮书二三百人，每人一二百金，又三四万金。受规上下诸色人等在外的不算。民膏安得不枯竭？国课安得不亏空？这是大概的情况。

前见伯厚前辈，有平征平解的提议。又述您的书信，说：不奉法者，经征官军法从事，督征官屏之远方。得到古人用重典的意思。在今天而言整顿，确实非此不可。只是用刑宜峻，而立法宜宽。江苏州县，自然之利甚少，不像其他省有落地税等收入。如钱漕绝无盈余，实在不足以赡公私之用。平征平解，断不能行。为今之计，既不能损上以益下，又不能损下以益上，惟有损中饱以益上下。以全县万户之众多，难道不能供给一县之主？只是不宜聚集丁胥以下千百无赖之徒，以有限的脂膏，恣意无涯的耗蠹。补偏救弊，没有比绅民均赋这一方法更好的了。又今年情形，以折色为宜。谨就管见，别为一议，并章程八条奉寄。附呈区区之见，以副询荛盛意。惟执事采择。

均赋议

冯桂芬

现在苏州属完纳漕粮的方法，以贵贱强弱决定多寡。不仅绅民不一律，即使绅与绅也不一律，民与民也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的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的递增，最多的加倍。民户最弱的，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的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的也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如元和县所属章练塘之类，向来完米较少，去冬闹漕之后。

译不过一石六七斗当作一石计算。而士绅与百姓，又各自有完全荒废的田户。官府所说的“欠”，是粮户所说的“荒”，不能简单地以“欠”字来定罪。士绅凭借势力免除，百姓凭借贿赂免除，但他们未能完成缴纳的情况是一样的。于是，同样是拥有百亩田地的家庭，有完粮一文不缴的，有缴纳多达百数十千文的，不公正的情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既然不能全部清理漕粮，而商议补救的方法，如果不实行士绅和百姓一律平等的政策是不行的；如果不通晓利弊，也不可以确定一律的价格。议论的人只知道士绅有短价（折价较低），却不知道缴纳实米的乡村农户也有短价。士绅短价中数额最多的，大约与乡村农户缴纳实米的价值相等。只知道强制折价的高价应当减少，却不知道缴纳实米的低价也应当减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向来闹漕毁仓的案件，大多不在强制折价的高价乡村农户中，强悍的人都是缴纳实米的，所以强制折价的农户，必定是最软弱、不能滋事的人，反而在缴纳实米低价的乡村农户中。这类倚仗强横的百姓，今年万万不能照旧征收。因此，士绅不是所畏惧的，可畏惧的是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带头，没有不带头的。只有逐渐增加短价，大幅减少长价，再稍微减少乡村农户缴纳实米二石有余的价格，大约一石不得征收二石，以一石数斗为定数，而一律征收折色。米价在二千文以内，不得达到四千文；米价在二千文以外，不得超过四千文。这是确定的比率。用这个数额计算，苏州府今年田主的情况，呈报减免租额三四成，加上三限所减的，即使没有拖欠，每亩也只得到六斗，仅够完纳银米。幸好有普遍减免的三分，如果佃户拖欠不到二三分，就可以没有拖累。如果再增加，从哪里抵办呢？这是为民父母者必须知道的。○数额以钱计算，不可以银计算。以银计算必定会像条银的价格，二千八九百文作一两。仔细核算州县海运开兑的各项账目，不但断无赔累，而且宽裕有盈余，并足以供给本署及本道、本府一切办公的费用。至于差役胥吏以下千百无赖之徒，则一笔勾销就可以了。只有这个方法实行，征收折色是可以的，征收本色（实米）则不可以。一旦开仓，必定会有“一律”的名义，却没有“一律”的实质。将看到米数一律，米的质量不一律了；量具一律，平满不一律了；当场一律，暗地不一律了；今天一律，明天不一律了。以惯于舞弊的人，处在最容易舞弊的地方，而说区区文告，可以让弊端绝迹、风气清明，我欺骗谁呢？于是刁钻的生员、劣等的监生，挟制更多；小户愚民，怨恨更甚。其危害与不改变法律是一样的。况且本折兼收，将使本色与折色相当吗？那么本色有盘运损耗，折色没有盘运损耗，人们必定愿意折色而不愿意本色，白白耗费铺仓的费用，恐怕缴纳实米的人很少。将使折色稍高于本色吗？这又是打开不统一的大门，势必又将以贵贱强弱，作为本色折色的区分，太平、镇海均漕，而士绅借米质米价为通融之路，就是明显的证据。将使一律本折各半吗？无论多一个名色，就多一个利孔，况且斗升小户，从来不知道缴纳实米，不堪繁琐骚扰，势必假手包揽，起初是差役，继而是生员监生，这个开端一开，弊端有说不尽的了。况且今年不便开仓的，更有三条。此时定价既少，自然以节省浮费为第一要义。开仓的浮费，动不动需要二三万串，摊派每石不下三四百文，而民间上仓的私费，更属不可胜计，无非是金钱掷于虚牝。况且向来仓米征收之后，往往发卖，官仓如同牙行，等到交运时又让牙行包办，何苦多一个曲折，坐耗这些无名之钱。既应体恤小民，又应体恤州县，这是一。向来州县，常常用下忙的钱移垫铺仓，今年捐抵之后，资金无处得出，必定导致严刑追比旧欠，或者重利挪借丁胥，不是损害百姓，就是损害官府，这是二。

译开仓征收之日，乡民聚集，成千上万。正值官吏仇视百姓、百姓不畏官吏之时，差役等人既不廉洁奉公，又不谦和耐心，确实担心口角演变为殴打，殴打演变为抗拒逮捕，抗拒逮捕演变为叛乱。外患尚未平息，内乱令人担忧，这是第三点。所以不如一律折征银两那样简便而没有弊端。

有人担心市侩垄断，临到兑换时没有米。殊不知近地的米就这么多，不交官仓，就在民间。况且各县同时征钱不征米，中等户人家争相卖米，市侩怎么能垄断？况且以今年的情况论，家家户户大多空乏，恐怕没有囤积居奇的家庭；寇贼就在墙外，更少有利欲熏心的奸商。米价只可能便宜不可能昂贵，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担心的是对官吏有利而对百姓不利，哪里是担心没有米可买？只是担心钱被私用，拖延到明年春天，难保市价不上涨。这是不能立法的过错。只有严厉命令州县，一面收钱，一面买米，不准挪作他用。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度，也对百姓有益。

有人说招募县中拥有数百石以上粮食的殷实大户，不论绅士平民，都允许他们认办实物米粮，取具保证书，先行发给凭证，临到兑换时交米，以规定的数额为准。这也是简便的方法。但有利就有弊，况且可能开启不统一的先例，不敢轻易提议。至于其余防止弊端的条目，恭敬地拟定八条如下：

一、在大堂设柜征收，不准私下交给差役书吏。银两和洋钱按照时价折算，大字书写高高张贴，每天更换一次，不准私自增减丝毫。各纳税户持钱和易知单，或新旧银米串票，或自行开具都图户名、斗石细数，统一呈交缴纳，立即截给板串，不准超过当天。如果有留难、克扣等弊端，允许立即击鼓向官府申诉。

二、串票不准发给差役追缴。向来州县截留串票，发给差役，按户追银，按期限缴银。起初还是先使用公款后缴款，后来变成整笔使用零散缴款，最终变成九成使用一成缴款。一半用于嫖赌浪费，一半用于赤手起家。差役欠款、役吏欠款，成千上百，鞭打拷问混乱不堪，对公事有什么补益？不知钱出自百姓，进入官府，何必多一个经手的人而减少数目？只有全部不发串票，不让经手银钱，那么差役欠款的弊端自然断绝。

三、欠税户应仿照诉讼的例子，任意签派县差协助保甲拘传人犯。向来欠税户，由本图的粮差粮书承办，只要多行贿，大约应付完的数额过半，就可以永远不到官府。这是近年最大的弊端。只有任意签派其他差役，仍然押解本人到县衙赴柜亲自完纳，也不准该差役经手银钱，那么藩篱自然破除了。

四、漕总及钱漕家丁的名目一概禁绝。县里有户房库书，自然能管理文书。宅门以内，银钱归账房，公事归签押稿案，永远不准有前述名目，违者严厉参劾治罪。不仅于此，这些人长久倚靠为专门职业，其中著名凶恶的，州县争相招揽，不是取其办公熟练，实取其作恶狠辣。每办一次漕粮，动辄以数千金为诱饵，而最终获得二三万金的利益，殃民祸国，这实在是罪魁祸首。即使不公开执行死刑，难道应该任由他们安享饱食？应秘密发文各州县，查明前三届漕总门丁，提前拘捕看守，清查欠款。倘若新漕仍有漕尾，罚令全部赔偿缴纳，以赎从前罪恶。如此从严办理，才不至于暗中设法，扰乱我的新章。

五、严格核查征收数额，不准将已完纳的算作拖欠。应令在例设堂簿之外，另刊《完粮征信录》，将某日某人完粮若干户，计若干石，简明其词，随时刊入，刷印一二百部，送给绅士。允许完粮而不录入者，呈明上司，给予重赏。这也是杜绝弊端的一种方法。

六、易知单费用也应绅士平民一体。定为每亩七文，刊明在单上，不准丝毫多取。其粮书迟延误事，不在开征前交到本户的，不给费用。又过户纸笔费，照此办理。需索者，允许各户在完粮时诉官严办，该户无需等候质询。

七、荒田份额应均摊。定例办理荒田，必将都图坵数，实地勘察确实，才允许注缓，这俗称为官话，正是为了便利书役上下其手。听说有拥有田地数百亩，而佃户指熟为荒，业主无从辨认的情况，何况一县之大呢？只有均摊荒田一法，不失为公平。即使实有赔绝的地区，只宜留一二厘不摊以通融变通。太镇荒政极公，可以通行各郡。本年所办按户统免四成就，可谓第一善政。此外听说将续办抛荒，似乎也应均摊为允。

八、绅士积欠应杜绝。各县绅士，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的人。官吏口头上怨恨而心里很感激他们，因为数额不多，而可作为垫欠的明证。如方伯札内所指的某某等姓抗赋诸巨棍之类，实为漕务的大害。只有罚没田地入官，清完日归还，永为定例，才可知所惩戒。有人说下等田地入官，反而可以脱累，不知从不完粮本无累，何谈脱累呢？

浙江南米截漕利害说

金安清

国家征收民田的米，名为漕粮的，都是由水运到京师的。现在在正额之内，划出十数万石，截留本省，名叫南米，作为杭乍两营官兵按口

译供给军粮的需要。又有织造衙门匠役的粮饷，以及旗兵每月的口粮，统计这三项，在嘉庆年间，南方粮食折价征收，向百姓征收，每石高达七八千文之多。每年十数万石，统一解送到杭州府衙门转交发放。计算杭州府的办公费用，每石为一千文，所以这个缺分最为优厚，名叫“坐十万”。因为当时银价尚低，有十万串钱，就可以抵得上十万两银子。等到道光年间，南方米粮，百姓缴纳不踊跃，州县在垫付缴清之外，还有很多拖欠未解。而杭州府又不能违背旗营的期限限制，用私人的盈余来弥补公家的不足，这个缺分就大坏特坏了。凡是州县垫付的款项，都是挪用地丁正税。道光二十九年，钦差大臣来到浙江清查，全省亏空七百多万两，其中南米这一项，就有二百多万两之多。州县原来的案卷申报，每石银三两八钱，当事官员加以核减，只算作二两八钱。以至于当时在省城做官的人员，没有不负债数万的。到了第二次清查限期届满，无力缴清，无可奈何，经前任巡抚何桂清奏明，仍然按三两八钱申报，各州县才庆幸得以重生。那时部里的费用非常巨大，加上何巡抚正受皇上宠信，才得以批准所请。这是浙江州县在战乱前的一大负担，目前的官场，已经没有人知道了。肃清之后，在减赋案中，奏明减少漕粮但不减少南米，即在八十多万的减额内，扣留十三万石，作为兵米和匠粮，声明如果遇到大灾之年，另行筹补。而用剩下来的部分，如何支销，则没有附奏说明。自从初次办理漕运，直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七次海运。南米这一项，虽然经过清赋局核减收价，只准收五千四百文，除去本县的办公费用以及书吏差役的赏赐犒劳外，解送到杭州府，仍然需要每石三千六百文，连同司房各项费用，已经达到四千三四百文之多。南米和漕米，都出自百姓，本来没有本色和折色的区别，也没有多寡的不同，只是以正月封仓后，还没有缴纳完的，就作为南米，存在这样一个界限而已。那些冬天不来缴纳的人，都是穷苦的下等户，零星的升合，用米缴纳米，尚且不踊跃，何况加上五千四百文的高价。近年米价每石不到二千文，所以是三石米才能完纳一石的税。苛敛越深，完纳越少。州县不得已，也按照正漕减收，叫做“透漕垫南”。这是战乱前和战乱后，同样的情形。透漕不足，只有筹款垫付，于是挪用其他项的钱粮。这是嘉湖各州县官与百姓互相困苦的原因，而其危害久而久之，终究归于库款亏空这一大忧虑。前些年州县，把熟地报作荒地，绰绰有余，尚不觉南米的负担。近年屡次增加，所隐瞒的荒地，已经全部暴露出来，而南米百姓拖欠很多，省里不能少解，如果不另作害民之举，就是又效仿战乱前州县挪动应解的钱粮了。究其实，满洲杭州、乍浦两营兵额三千二百名，现在只有五百多名，每年发放米二万石已经足够。那些解送到藩库而不发给满营的，尚不下六七十石。名叫节省南米，以每石钱三千六百文计算，照全额启征，共节省八万石，共多钱二十八万余千。如果近年只有节省五六万石，则仅有二十万千，合银不过十一二万两，并入各项，作为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各省协饷之用，并不是本省各项公事得以调剂补充。这是司库的一个利益罢了。至于给嘉湖官民带来的累害，其害有十种，因此敢为当事者详细陈述。嘉湖各州县在减赋案中，准许格外加耗，每石二斗五升，比起江苏每石制钱一千文的，已经少了一半。一切开仓运米上下公事的赏犒，以及衙门一年的用度，已经没有多余。现在因为南米的缘故，动辄需要赔垫，所定的漕耗，不够办公，这是第一种害处。

译漕粮改征实物。南方米粮折价缴纳。近年米价极贱。每石不到两千文。而南方米粮解送省城。需四千八百文。因此两石米才抵一石。这是第二种危害。南方米价昂贵。即使年终截留数额。大多也无法缴清。州县预征漕粮。只收实物。不到折价的一半。有一万石南方米粮的地方。就需要赔钱两万多串。这是第三种危害。预征漕粮也不能足额。而南方米粮的期限限制极严。垫资无处可垫。只能挪用田赋丁税。在上忙时提下忙的钱。在下忙时又提上忙的钱。逐层转移。挪新补旧。一忙挪用两千。一年四千。三年就积累成巨万。将来奏销时。必有彻底暴露的时候。即使立即弹劾参奏。除了现任官员外。前几任官员也须受牵连。这是第四种危害。除了预征南方米粮、挪用库银之外。万不得已。又逐渐开启额外勒索的弊端。希望用折价的盈余。弥补赔款的不足。起初每石按寻常加收洋钱四五角。近年则加至一元左右。这与奏定折色听从民便、悉照市价高低、不准分文额外勒索的定案。大相违背。若有御史参奏。则通省上下各官。都将遭受严厉议处。酿成大案。这是第五种危害。以上这些都是指官员而言的。至于民间。也有五种危害。正额漕粮不及完纳。剔除归入南方米粮。虽有一年的期限。但以三石米才抵一石。八口之家。动辄遭受冻饿。这是第一种危害。庄书衙役。容易吓诈。一经奉票。起初以法令胁迫。继则以抗违推诿。如应完南方米粮一石。缴钱五千四百文的。允许书役以二三千文。即可代为抗缴。官府也无法稽查。这是第二种危害。至于下等愚民。不知贿赂书差的。就加以严刑逼比。门扉板扇。鸡犬农具。无一不可取走。甚至有卖妻鬻子以求安静的。这是第三种危害。贿赂书差的费用虽出。但粮名未除。粮串也不给。终属旧欠。次年又出新差。那么上年的旧差。已不知去向。又须另出和解费用。因此一年的南方粮。却出两年的重费。仍无分毫入官。这是第四种危害。正额漕粮只需完米。南方粮必须完钱。当催缴正急之时值米价正贱之日。势难待价求沽。大抵以五斗的粮。只得三四斗的价。小民吞声饮泣。告苦无门।这是第五种危害。以上这些都是下层的苦情。计算累及于民、累及于官的。约有十条。而利于司库的。只有十一二万两现银而已。浙江司道各库。每年京协各饷及本省例支各款。不下五百万两。有此南方米粮。节省十一二万两不算多。无此南方米粮。节省十一二万两也不算少。况且欲他处筹划。不至于立即缺少这十一二万两之数。又何必遗此十害于官民呢。况且官民所受的。是目前的危害。将来亏空累累。地方民情愈穷。书差的弊端愈甚。那么其危害也是上司承受的。若因而横生枝节。酿成钦案。那就又在意料之外了。然而想要免除这十害。必须如何才可以。回答说：这不难。革除预征南方米粮、垫补南方米粮的方法，改为南方米粮并入正漕就可以。现在旗营兵只有五百余名。每年支米二万石。就用这二万石。匀派嘉湖各县收解折价此外六七万石的米。并入正漕。统一征收实物。那么各州县浮收筹垫的祸患。就可以一扫而空。而海运每年运米四十二三十万石。有此六七万石南方米粮归入。奏销的数额愈增。圣心必能嘉奖其筹划得法。部中更会乐从。官员免除五种危害。小民也可免除五种危害。海运多米六七八万石。与司库多银十一二万两。同一浙江公事。没有优劣之分。况且海运添米。可以上达宸聪。司库多银。谁得而知呢。若司库多银。有关本省用度。尚且有万不得已的情况。其实不过是并入各省协饷。多这十一二万两而已。各省有此十一二万两协饷。未必承浙江的情。感浙江的惠。又何苦挖本省官民的肉。来医外省的疮呢。至于正漕的短少。原因为兵米起见。所以京仓甘于支绌。照数扣除。现在兵米无需。而又不补还漕额。似乎也不是留南划漕的本意。前数年无人议及。由于州县的累未深。又无人统内外前后上下而通盘核算。所以因循于不觉。现在官民交困。后患方多。不及时变通必然导致不可收拾。这在于当事者的曲筹深鉴了。至于满营兵数。将来不能不逐渐增加。只能在加一名兵时添一兵之南方米粮。随时损益。人固无词。不必预先深虑。

卷三十七 户政九赋役四

谨陈湖北漕弊拟办减漕密疏 咸丰七年

湖北巡抚胡林翼

帘惟湖北通省有漕州县。三十三。额征北漕正耗米十五万石有余。南米十三万七千石有余。北漕由丁船兑运京仓。南粮由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咸丰三年。因湖广漕粮停运。部文令变价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