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五　礼政五学校下

译卷六十五 礼政五 学校下

学校篇上

汤成烈

孔子谈论政事，主张先使百姓富裕，然后进行教化。这是王道施行的根本。自尧、舜、禹、汤、文、武相继治理天下以来，没有不把学校作为首要任务的。孟子说：“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夏代称为校，殷代称为序，周代称为庠，而“学”则是三代共同使用的名称，都是为了阐明人伦道德。《礼记》说：“党有庠，州有序，家有塾。”可见校、庠、序是乡间的学校，而“学”则是国都的学校。古代儿童八岁跟随师傅学习，十五岁进入乡学，学业有成后升入国学。他们所学的内容，即“三物六行”，记载于《周官》；礼、乐、诗、书，详述于《王制》。这些都是探究其中的义理，并非仅仅玩味文字。在家则亲身践行，出仕则付诸实用。所以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处处都源自学校。三代以后，汉代还接近古制。西汉崇尚文辞，董仲舒独自追求实学。他的太学博士和诸生，钻研六经，继承师说，不敢有异同之见。等到他们登上显赫职位，国家有重大政事，以及重大疑难和案件，大都引用经典来决断。天子和大臣，恭敬地倾听，并奉行实施，并非寄托于空谈。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学校的制度非常完备。考究古道的儒生，被尊为师傅。外戚四姓的小侯，穿上衣服便去求学。所以那时治道兴隆，风俗淳厚。等到东汉末年，依然崇尚气节，坚守至死不变。虽然有人避世隐居，但讲授学问的风气不衰，这不是学校遗留的风尚吗？唐代贞观之治，崇尚文艺，不追求实学。擅长辞章的人得进用，通晓经学的儒生被排斥。终唐一代三百年祸乱相继，这就是学校不修明的过错。宋代讲学风气盛行，儒家道统大兴。如果不是王安石变乱法度，新学祸害世人，那么靖康之变就不会发生。如果不是韩侂胄害怕儒生成为自己的祸患，严禁学徒，那么德祐之变就不会发生。然而当时太学生上书，极力争辩国家大事。陈东在前抗节死义，六君子在后享有盛名。这是学校修明带来的成效。自从明代科举制度兴起，学校的教化就废弛了。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的名义罢了。考察他们的学业，除了科举之法，没有其他学业。窥探他们的志向，除了求取科名，没有其他志向。其流弊以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把抄袭当作揣摩，把钻营当作捷径。起初既然有苟且获取的心，后来就变成害怕失去的算计。为了保住禄位而侥幸任职，在朝廷中随波逐流，苟且偷生，迎合奸邪权贵。朝政混乱，国事日益败坏。君子对此感到忧虑，退而讲学，于是建立书院来补救学校的缺失，这就是首善书院和东林书院兴盛的原因。当时有名望的德行高尚者主持讲席，贤才仰慕，前往求学的人如水流般汇聚，惟恐落后。不追求心性空谈，只追求义理的明晰。对于圣贤的学问，既感到亲切，而应用于日常事务，自然有实际的功绩。因此争相崇尚气节，兼事经世济民。无论隐居还是出仕，言行没有违背；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成为一种风气。这是讲学诸君子的功劳，足以补救学校的缺失。然而被无耻的奸佞之徒破坏，他们窃取后宫和宦官的权力来倾陷正直之人，假借“钩党”的罪名来颠覆善士。人才凋零，国家也随之灭亡，实在可悲啊。难道不是学校不修明，而败类出于其中，从而祸害人家国吗？大概自从科举制度实行以来，人们把科目当作苟且获取的手段，而害怕失去的心占了上风。一切依顺、隐晦、污浊的手段，用来取媚当世。见到端正的君子，必定与他们为难并极力排斥，不罢黜他们至死不止。而生民的疾苦，天下的安危，即使到了祸乱丧败的地步，最终也不看一眼。这究竟是什么心呢？所以昆山顾炎武有废除今日生员的感叹。大概今日的生员废除了，然后学校才可以兴盛。

学校篇中

汤成烈

那么今日的生员，就没有可以与之共立的人吗？回答说：这在于上位者如何引导罢了。士人想要被世所用，古今没有不同的情况。古代用道德来引导，那么人就致力于亲身修养和实践，以等待上级的明察举荐；用察举来引导，那么人就致力于通晓经义、品行端正，以等待上级的征召辟用。后世用功利来引导，那么人就习惯于做管仲、晏婴那样的人；用名法来引导，那么人就趋向于做申不害、韩非那样的人；用辞章来引导，那么人就习惯于写诗赋；用制艺来引导，那么人就趋向于写程文墨卷了。因为制艺程文容易做，所以趋向它的人众多。趋向的人众多，上级便逐渐扩大名额。起初必须是高等，才能在学中享受廪膳成为生员。逐渐增加广额，逐渐增加附学生。人员既然众多，主管训导的人贪图他们的拜师礼，放宽对他们的考核。名列在学中，朝廷颁发的书籍，未曾有人翻阅；四书九经，大多未曾读完。既然学额众多，举额却苦于稀少。那些沉潜的人，寝食于程文墨卷以求符合标准；那些高明的人，反而吐弃经籍以专心趋向科举。久而久之考中了，心志满足。年老的人血气已衰，精力已消，如果得到一个官职，便随人俯仰，妻儿丰足，正庆幸书本没有辜负我，哪里有空谋虑其他。少壮的人意气正盛，才力可为，然而科名之所以得来，平素所学习的，除了制举之外，别无他学。虽然有通儒正言，告诉他们义理之学、经济之学，如何施政临民，期望有所补益，他们不笑以为狂，就以为迂腐了。还去追求古人的实学吗？这就是制举祸害天下的原因。何况得

译（科举取士）录取的人，只有百分之一罢了。失意的读书人，其中愿意循规蹈矩、自我珍爱的人，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但没有谋生的手段，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没有资金来饲养牲畜，妻子儿女受冻挨饿，穷困潦倒却无处申诉，志向消磨殆尽，直到老死，这真是可悲啊。狡猾的人于是抛弃了他们所学的学问，致力于玩弄欺诈手段，利用法律条文来逞强妄为，结交官府的小吏，小的方面则凭借生员身份和符牌作为护身符，在民间作恶；大的方面则出入官府，挟持把柄，欺压善良百姓，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国家设立学校，却用科举来引导，所以教化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推行，所以人们不从事学业；那些不从事学业的人，又没有固定的产业来资助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心中放纵邪僻、为非作歹，就有不期然而然发生的道理了。于是学校中就多出了游手好闲的人。所以说，科举之法兴起，而学校的教化就废弛了。过去的书院，是名贤讲学的地方，不仅仅是设置科举考试的科目。他们诱导帮助后辈，务必追求有用的学问，期望他们出仕后能济世安民，所以杰出的人才不断涌现，互相切磋砥砺，风骨节操令人敬畏，事功业绩也很显著，足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现在却不是这样，不问品德学问，只是让在京任职期间遭遇丧事守孝，以及考中进士后退休回家的人，每月考核一次，写一篇文、一首诗，批改校对完毕，就索取酬金，未曾提拔一位士人与他们深入讲解贯通，考察他们诵读什么书，讨论什么事，谁狂妄可以加以裁制成就，谁拘谨可以加以节制取用，储备人才、培育英才，作为朝廷日后的任用。那些主讲而获得名声的人，大抵是揣摩风气，决定考取功名罢了。这样书院对于学校来说，就像用水去救火一样，怎么会有好转呢？

译学校篇下

汤成烈

那么，教育必须怎样才可以比古代进步呢？学习必须怎样才可以对世道有益呢？回答说：学习必须有根本，然后才有文采。根本不确立，文采就无法推行。人出生十年称为幼年，开始学习。古代有《少仪》《弟子职》，儿童就学习它。洒水扫地，搀扶侍奉，亲身去做，以劳累他们的手脚。稍大些学习射箭驾车，以坚固他们的筋骨。春天诵读，夏天弹琴，以启发他们的心志。学习先王的法度言语，遵循先哲的美好行为，以端正他们的趋向。这样根本就确立了。然后学习文章技艺，以应对府县的考试。分为四科：叫做道德科，叫做文辞科，叫做力行科，叫做名法科。先考察品行，后考察文章，选取品行优秀、学问精粹的人，县上报给府，府上报给学，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进入学宫。大县进六七人，中县进四五人，小县进二三人。道德科，专门研习一经一史。文辞科，命令研习书论笺奏，夹杂诗赋。名法科，命令阅读国家条例，兼习书写判词。力行科，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敬爱兄长，由乡里每月评议。每月在司训处考核两次，在县里考核一次，每年在府里考核一次。区分优劣，优秀的表彰，劣等的惩罚。每三年由学使考核而决定升降。然后到省里考试，分科考核。优秀的就把名字登在贤书之上，上报礼部。选拔文章品行一向显著的大臣，监督测试他们的能力。然后选拔其中杰出特异的人进入朝廷，测试策论、表判各一篇。选取通达周详、明晓政治的人提升。不以骈俪华丽的辞藻为贵。于是试用丞尉的职位，以考察他们的能力。然后选拔其中的贤能者，在内备顾问，入掌翰林院；在外试用地方长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名法科的优秀者，充任郎官。力行科纯粹者，教化均平。这样选拔就慎重，晋升就艰难。上级以实际要求，下级不敢以虚浮应付，而人才于是出现了。所以必须学校崇尚实学，去除浮华靡费，命令博士弟子平时熟习，研习六经，以恢复性善的本初；参酌史鉴，以考察治乱的道理。一旦居官临政，才识已经确定，交给艰巨任务而不迷惑，处于困厄境地而不改变，可以治理小政，可以面对大节，不辜负所学，这才不辜负国家。学校修明而人才兴盛，虞、夏、商、周的治世之所以隆盛，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常做隐士，笃志善道，言语合乎规矩，行为成为楷模，作为乡里的师表，后进的优秀人才，都知道引以为戒，这是对士林有功，对学校没有污点。国家应当供给粮食供养他们终身，一定要培养士人的廉耻之心，那么人心端正而风俗淳厚，是必然的。至于师儒的职责，应当征聘而不应当签选。必须寻求经学明达、品行修养的儒者，年龄五十岁以上，长久被众人所敬仰。由县上报给府，府上报给大府，用古代征辟的礼节，用玄纁羔雁作为礼物，用蒲轮车迎接。优待他们的品级，奉为师儒。年龄德行既尊贵，威仪严肃，弟子景仰羡慕，士人百姓恭敬顺从。所谓师严道尊，教化才得以推行。古代的博士，讲学修业，向上辅助庙堂议论，施行于政事，不像后世把迂腐空谈的人，作为朝廷不太爱惜的官职，政教不参与，训诲不从事，却称之为师，难道不是名与实相违背吗？所以想要学校修明，必须先严格弟子的教育；想要严格弟子的教育，必须先重视师儒的职责。教育必须以孝悌忠信为主，而经史诸子作为辅助。不必空谈心性，只求义理的实际要点。那么根本既已确立，而文采可行，在家做端正的士人，出仕做名臣，确实不是虚妄的。所以说，王道施行的根本，一定从学校开始。

因时论五论士

吴铤

世上做士人的很多。大抵他们为学的开端有两种：有不同于儒家的，有同于儒家的。不同于儒家的，叫黄老家、刑名家、法术家、纵横家、阴阳家，总共五家。孟子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有所遮蔽，过分的言辞知道它有所沉溺，邪僻的言辞知道它有所背离，逃避的言辞知道它有所穷尽。”这就是它们的弊端。同于儒家的，叫道学家、考证家、训诂家、文章家，总共四家。《礼记》说：“《诗》的弊病是愚昧，《书》的弊病是虚妄，《易》的弊病是伤害，《乐》的弊病是奢侈，《礼》的弊病是烦琐，《春秋》的弊病是混乱。”这就是它们的弊端。从各家来说，各自为术，而不相通晓，可以说是很多了。然而从一家来说，累积到十，累积到百，累积到千，推演以至于无数，将凭什么确定为学的归宿呢？我看世上做士人的，戴着圆帽，穿着正履，言语像尧，容貌像舜，高傲地自异于众人，说我是士人，别人也说他是士人。士人的名号很尊贵，天下人都争夺它。争夺的人多，应该必定遵循它的实际了。现在的士人不是这样，争夺名号，抛弃实际，大都粉饰多诵读先古的言语，不考察治乱的根本，不反省身心的关键，言语没有确定的指向，行为没有固定的准则，没有什么却掩盖窃取，这是抄袭；不能确定却冒然去做，这是欺骗。现在的士人，不是抄袭就是欺骗。所以做士人的多，做士人的多，那么士人就不值得珍贵。士人的名号本来很尊贵，至于不值得珍贵，凭什么依赖士人呢？世人不知道，以为士人多风俗就兴盛，不知道这是游民。士人不是民，现在却成了游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的士人都供养在学校，后世的士人都住在野外，权

译不掌握在上级手中，这是第一个弊病。古时候的士人都以德行高低来互相比较，后世的士人却大多以文辞优劣来互相推崇，导致难以考察验证，这是第二个弊病。古时候的士人都被授予田地，有固定的职业，后世的士人没有固定职业，靠教书来维持生计，这是第三个弊病。士人治学，不出于九家学派，以九家学派的众多，再加上这三个弊病，君主如果不加以考察验证而严加督责，所以天下人都冒充做士人，士人怎么能不成为游民呢？君主选拔士人，不考察他们的品行，却用无益的文辞来测试他们，文辞不足以确定他们的品行，所以容易冒充。冒充的人多而士人泛滥，那么做士人就难。侥幸被上级选取，通常十几年才得到一个官职，有的人甚至终身得不到官职，那么做士人就难。终身得不到官职，笨拙的人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机巧的人四处宣扬自己的声誉，拜见达官贵人做他们的门客，也有的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做士人就更加难。三个弊病之后又增加了三个困难，士人怎么能不成为游民呢？那么挽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让他们不冒充做士人罢了。做士人的人每年在学校里考试，选取那些明白通达的人列为上等，供给他们粮食，其余的都罢免，让他们各自有固定的职业。根据事情来考察他们的能力，授予官职就要求他们建立功绩。贤能的人竭尽他们的才能而考核政绩，智慧的人整顿他们的法度而澄清思虑。像这样，大概就可以了吧。

译士论

亢树滋

天下的败坏，有一半是由于民风败坏，另一半是由于士人习气败坏。对于民风和士习，统治天下的人，不能不赶紧加以讲求。然而民风的败坏，在上位者如果努力实行节俭，崇尚淳朴笃实，时间久了就可以逐渐达到治理。至于士习的败坏，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即使有贤明的君主和宰相，极力振作，最终也归于形势无可奈何。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礼教昌盛光明，人们懂得自重，做士人的，没有不谨慎恭敬地从事诗书六艺，以准备供当世任用。那些有不听从教化的，就放逐到远方，终身不予齿列。所以那时的风俗忠厚，贤才众多。到了战国时期，学校废弃而游说兴起，井田制改变而士人没有恒定的产业。于是孟尝君、春申君这一类人兴起，以养士闻名天下，士人归附他们像流水一样。他们所习练的是权谋机巧，所争夺的是功利，所崇尚的是财物贿赂，于是导致邪说横议，扰乱四国。更严重的，凭一人的喜怒，言辞的顺逆，就牵动天下的兵马，来逞其暴戾恣睢。日积月累，相互牵引形成风气，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父无君，流入于禽兽的情况。这难道是教化所能维系、法制权术所能朝令夕改的吗？于是秦始皇出现，激化为焚书坑儒的祸患。议论的人动不动就把坑儒当作秦始皇的罪过，却不知道他所坑杀的，本来就是卢生那班扰乱道统的儒生，大概是有所不得已的。况且天下遭受这种祸患，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上天大概是借秦始皇之手，来铲除消灭他们。汉朝兴起，高祖任用三杰，文帝景帝崇尚黄老之学，士风不振。等到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下诏表彰六经，士人才稍稍趋向实用。起初还能引经据义，以求迎合上位者的意图，然而班固已经说是利禄之道使然。等到王莽摄政，称功颂德的人，太学生多达四十二万人，其效法（王莽）也可以了。光武帝中兴，尊重贤人，任用能人，吏治蒸蒸日上，士习也迅速发生巨大变化。到了末期，习以为朋党，激化为放言高论，其势头不造成祸患不停止。魏晋以来，清谈扰乱政事，更加没有可取之处。到了南宋，卑鄙龌龊，与王莽时没有不同。降及元明，所培养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习练的。于是平庸低下的人，就习以为无耻之事来肥己家；而雄才大略的人，又仗着其精悍桀骜之气排斥异类，援引同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随心所欲。甚至凭借学校来举荐或罢黜大臣，凭借草野之士来专揽朝政。当其积重难返时，即使以天子的威严，也不能令行禁止于下，而国事于是不可为，如明朝末年就是这样。那么国家日以养士为心，非但不收其效，而且明显遭受其弊，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改变，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来挽救吗？树木必须培植，然后才能胜任栋梁；土地必须开垦，然后才能种植黍稷；士人必须劝导，然后才能激励廉耻。现在主管教育的人，既然没有造就士人的才能，而朝廷也漠不关心，岁考月试，用微薄的利益来评定优劣，视士人如一钱不值，于是士人自视也如一钱不值。唉，三代造就士人的方法，到今天已经消亡殆尽了。想要士习迅速发生巨大变化，怎么可能呢？吕叔简说：改变民风容易，改变士风难。我认为想要改变士风，应当精心挑选一郡中聪明好学、被同学推崇的若干人，另外设立书院，聘请德高望重的儒者，作为老师来教导他们。尊重他们的礼貌，丰厚他们的俸禄，不与普通的士人同等，而共同讲论实学，推究治国之术，使他们知道修身治人的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区分义利，而触动他们的羞耻心，使他们有所不为。实行久了，大概做士人的，有所感愧奋兴，而改变其积习吧。这若干人，既然学问有根基，明白义理而不明白利欲，那么进可以备公卿大夫之选，退也可以作为一郡一邑的老师来教化世人，而说国家没有收养士的效果的，是没有的。

史记儒林传论

杨绍文

《记》说：无为而为仁者，天下只有一人罢了。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是传述者的妄说。学者以立志为本。从前孟子著书阐明王道，务必去除利欲，崇尚仁义。不除利欲而能行仁义的，是没有的。天下因利而行仁义的有了，君子以此为病，认为久假不归。何况以利欲而诵读仁义之言，而绝不实行的呢？我读《史记·儒林传》说：唉，儒术的败坏，从这里开始了。古代养育百姓，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导他们，升任司徒司马来宠荣他们，然而必定考察他们的孝友睦任，进用他们的智仁圣义中和，以礼规范他们，以乐调和他们，使他们的心知道道确实有可乐，而不是为了荣宠。他们之所以荣宠他们，也是取他们所有的余，来治理百姓的不足，而不是特别作为报答。所以学者多有廉耻之节，而士大夫没有相冒之行。汉朝兴起近百年，经历文景之治，然后学校建立，渐渐成为一时的盛况。然而他们所举荐的，不过是治六经之说罢了，没有古代三德六行的选拔。而正汲汲以利诱之，为博士弟子，为郎中秀才异等，释奠

译舍弃祭菜、诵读弦歌，书礼的教化，大概已经听不到了。而从平民百姓成为天子三公的，却是公孙弘等人。而申公、韩生、董仲舒，都因为刚直被罢黜。这就使天下做学问的人，以钻研章句作为获取荣耀恩宠的资本，而争相采用阿谀逢迎的手段，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职位，厚着脸皮跻身儒林行列却不知羞愧。当周朝衰微时，攻战纵横的权术盛行，然而孔子门下，子游、子夏等人，各自有几十个门徒。后来一百多年出现了孟子、荀卿。秦始皇烧尽天下的书籍，杀戮儒生，然而陈涉起兵时孔甲跟随，伏生等人，仍然坚守遗留的经典直到汉朝。这难道不是先圣人的遗风习俗还有留存，以及那些不求功利而追求仁德的人，人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吗？汉朝举荐贤良、孝悌，是古代庠序学校的制度，比唐宋时期更为兴盛。它使天下人追逐功利，而背离先王的正道，这是学校的过失。公孙弘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众儒生指责他。学校兴起后，侥幸求进的人，得到了凭借而崛起，而老成博学的儒者，不能再以正道纠正他们的过失。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被共同排挤排斥，于是汉朝就没有真正的儒生了。太史公叙述说，建元、元狩年间，文辞可观，哀叹儒林之徒只有文辞，从此开始了。所以学校不是在周朝废弛时败坏，而是在汉朝兴起时败坏，这是公孙弘的罪过。孔子说，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保留空缺吧。叔孙通制定礼仪，而先王的礼仪消亡；公孙弘推崇儒术，而先王的教化消亡。他们遗留的祸害长达百世，哪里说得尽呢。

译重儒官议

冯桂芬

先代儒者说，师道确立，善良的人就多。师儒的兴盛与衰败，是人才升降的根本原因。如今郡县没有没有学校的，学校没有没有老师的，生员以百计数，仅廪生是认识面孔的，增生和附生都是陌生路人。按时征收学田租税，等候学使者巡视辖区，争夺新生拜师的礼金，生员获罪，为州县看守如同狱卒，此外没有别的事，完全没有教育人才的意思。唉！师道不被重视已经很久了。没有别的原因，地位既卑微，权力也微弱，人员素质近来更加混杂。汉成帝诏书所说被下级轻视，不是用来尊崇道德的。如今天下只有书院稍微有教育人才的意思，而省城最为突出。我所见到的湖南岳麓、城南两所书院，山长地位尊贵声望隆重，大吏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生员一百多人，分屋居住，读书声传到门外，坐在讲席上，提问辩论没有一天停止，可以说是兴盛了。只是可惜他们学习的不过是科举文章，研究的不过是文学技艺，而楚南多人才，往往从中发迹，何况能由此进而达到经史道德呢？查考《宋史》，晏殊知应天府，聘请范仲淹来教导学生，大概是书院。后来沿袭其制度成为学校。那么学校起初本来是这样，后来才逐渐衰微直到今天。朱熹说：必须罢免由朝廷直接任命和注授的教官，请求本地乡先生担任。陆氏《世仪》说：教官不应有品级，也不应称为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受天下尊崇，在一国就受一国尊崇，在一乡就受一乡尊崇，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只看德行。顾炎武说：师道的消亡，始于赴吏部候选。又说：教官必须聘请本乡的贤者作为老师，而不隶属于仕籍。古代贤人的论述如此，当今时势情况如此。我认为只有将书院和学校合为一体，然后师道可以尊崇，人才可以振兴。将书院迁移到明伦堂旁边，建造可容纳一二百人的精舍，由郡县主管，省会则由督抚和学政主管，春秋祭祀及学政考试事务，归州县负责，收支琐事，由城中绅士统领，集合通晓学问的人来教导他们，举人贡生愿意来的就参加，同编甲乙，童生则选拔特别优秀的参加，另编甲乙。选择老师的方法，不由官府决定，命令生员各自推举本郡及邻郡有经师人师声望的乡先生一人，官府核查推举最多的人聘请他，不论官职大小，都与大吏平等行礼，以示尊师。丰厚生员的廪饩，住在院内的为内课，使其足以代替启蒙教育，不能住在院内的为外课，减半，每月官府考核一次，亲自前往以重视其典礼，有事则改期，老师大课一次，小课一次，家远又不能住在院内的为课，每季一次，不给廪饩，不是游学连续三季不到者，山长报告学政而罢黜他，有败坏品行的人也这样，小过错降为童舍，期满恢复他，重病给予冠带，病愈恢复他，其罢黜大致采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变通使用，方法以大课名次并计，以得数多少定先后，制作积分册，随考核升降，年终选拔积分最高且品行优良者数人，送交学政参定，依次贡入太学，经过岁科十次考试，共十五年出书院，愿意留下的仍听任，实行数年，文风不日渐进步，士习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未曾听说过。有人说，文风固然进步了，士习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也在选择老师得当而已。老师得当，见到正事，听到正言，行正道，与正人相处，不能没有正气，芳香臭气气息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的。听说风气尚且将兴起，何况同堂呢？而且观察人的方法，不只暂且只看平常，不只显明只看细微，不只矜持只看忽视，而能见于平常细微忽视中，只有朝夕相处的人，责成其保举，其中有滥竽充数侥幸的很少了。岂能与一人荐牍，一日文章，相提并论呢？于是太学中的人，都是天下的选拔，不是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等职，必须极尽天下选拔，才足以符合人望，也应由生员公推翰林官请简，列屋以容纳千人为率，廪饩如郡县，在监读书三年，授予官职，所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彬彬乎兴盛了哉。

学官论

王宝仁

古代没有所谓的学官。古代没有人不学习，没有官员不参与学习。唐虞时期契敷五教，又有典乐后夔，他们所教的都是学习的事，那么契与夔都可以称为学官。《周礼》司徒掌管国家教育，以辅佐王治理邦国，其下属有乡师、乡大夫等官，宗伯兼掌礼乐，大司乐及大胥小胥隶属其中，从王公卿大夫之子到士，没有一个被排除在教育之外，下至州闾族党的百姓，也都有官员教导他们，所以说没有人不学习，没有官员不参与学习，而不是另外有所谓的学官。这是古代的制度。后世则不然，内官六部九卿之外，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仿照古代司成的职位，其下属有助教学正学录，直省则督抚司道府州县，而专门主管学校事宜的，有提督学政，其府州县另设学官，曰教授，曰学正，曰教谕，曰训导，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专管学中诸生，所以人们统称之

译（人们）称之为学官。既然这个官职以“学”为名，必定要求任职者学问无所不通，然后才能担当此职。如果学问无所不通而担任此职，那么即使不能干预行政公事，但凡是府、州、县所管辖的事务，没有不是其学问所涵盖的。然而担任学官的人，并不都致力于学问，只是喜欢职位的清闲，不厌恶职分的低微。庸碌无能的人，以及年老昏聩不堪任职的人，都得以位列其中。那些曾经担任行政官员却不称职的人，有时也被贬谪到此官职。于是人们就互相讥讽说“学官学官”，而担任学官的人，也不思考官职为何以“学”来命名，以及“学”究竟是什么意思，竟然好像学官本来就是这样似的。这岂不是不自我珍视，而忘记了我们的学问本来就在呢？唉！古代没有学官，却没有什么不学的；现在虽然有学官，却没有什么可学的。那么世上担任官职而名不副实的，难道仅仅是学官吗？

译采风札记各卷小序

李联琇

圣贤留下的教诲深远啊。六经、《论语》《孟子》以及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的著作，在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上，有什么不具备的呢？我如今在任为官，早晨考察政事，白天履行职责，晚上检点过错，没有遗憾然后才安心休息，这与我闲居在家诵读经典时，早晨考察德行，白天修习学业，晚上检点过错，没有遗憾然后才安心休息是一样的。似乎不必另外有所谓的官箴。至于前人的事迹作为借鉴，也完备地记载在名臣言行录中了。但我向采风者告诚，则不必远取，只从近代人的论述中，选取那些与教化职责有关的，编纂成训诫。至于家庭修身的内容不收录，涉及其他职务的内容也不收录，只是因为它们贴近且切实罢了。况且有不得不取法于近代的原因：提学官的职位，古代是没有的。著官箴。考试作为政务，每天聚集上千人出入考场，想要让每个人的真伪都明白地呈现；每天批阅上千卷试卷进行分合评判，想要让每卷文章的优劣都完全显现。这也真是心力交瘁、体力耗尽了。而趁其空隙，利用其疲惫，来作奸犯科、谋取私利的人，大抵就是他所任用的人。我孤立于上，被严密地封闭在内，他们同流合污而我独自清醒，他们闲暇而我劳碌，他们昏暗而我明察，他们灵活而我拘束。察觉他们不容易察觉，防范他们防范不过来。只有先确定好制度规范来行事，使确立的规程不轻易改变，而巧妙运用随时变通，那么察觉就有依据，防范就不受干扰。诸葛君的话说得好：“有制度的军队，无能的将领，不可以被打败；无制度的军队，有能的将领，不可以取胜。”考试难道可以没有制度吗？著立程。学政全书，参照礼部则例，记载在功令中，已成法度共同遵守。然而有治理的人而没有治理的法度。天下人都奔波役使于名利两条道路，而伺候官府的人，则并不为名而专为利。正因为他们懂法，反而更加玩弄法律，而情弊丛生于其中。哪里能得到所谓的治理之人而信任他呢？只有深切了解其弊病，才能严密防范其漏洞。如果不是亲身实践、心得体悟，也不能明察秋毫、计算周密。《说命》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只有从实践中得知的人，言辞亲切而有意味。即使罗列琐碎的谈论，都不是无用；罗致诡异的状况，都不是无实。随地可以凭借它来清理剔除弊端，迁移地方可以借它来印证。初任者把它作为事前告诚的话语，久任者把它作为不时提撕的警示。著条说上中下。

批判之所出，号令之所积，由书吏掌管，这是糟粕，是捕鱼的竹器。然而如果不大量储备以备使用，熟练于心，那么就有施用不当的情况了。学政不一定曾经担任过该地的官员，而胥吏都经过几任。凡是我想出一个办法，创立一个提议，以为是自己独创、以前没有过的，实际上前人已经筹划并试行过，是他们所习闻默喻，而不明白告诉我的。况且幕僚中都是文士，没有通晓政务的朋友相助处理，又不宜设置这样一个席位，使其干预政务而通向外间消息，导致毁坏各位朋友阅文的关防。所以除了阅文以外，无事不凭独断。唉，能不谨慎吗？一定要在任职之初，尽取旧籍阅览，并记录作为范式，这样才能用人而不被人所用。著杂式。

送张小轩督学安徽序

凌

道光三年，岁在鹑火窒阳，〇〇辟从王之候，太常卿张小轩先生奉命视察安徽学政。将要出发，同郡某人再拜送行，并且说：从汉朝到隋朝，只有孝廉和秀才常设；从隋唐到宋朝，只有进士和明经常设。到了王安石改革取士之法，进士独存而明经也被废除。明太祖才开始确定文武科取士的命令说：应考文举的人，考察其言行以观察其德行，考核其经术以观察其学业，测试其书算以观察其才能，策问经史时务以观察其政事；应考武举的人，先考察谋略，其次考察武艺，都追求实效，不崇尚虚文。戊辰年亲自策试举人，赐予进士九十七人，立石题名，开始著为法令，并更改岁贡生员的条例：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两年一人，县学三年一人。改朝换代之后，也渐渐泛滥了。议论的人于是说帖括之学，闭塞狭隘而不宏大，延移而无实才。而主持乡试会试的人，又在冥冥之中索取，其人的邪正，以及平素所储备的学问，不可得知。可以得知的，只有督学使者罢了。然而魏敏果公认为文运不昌，弊病在于有情面而无文章，有文章而无德行，违背天下大公的期望，压抑孔门首重的科目，请托公行，廉耻道丧，使得人才所从出的地方，既然没有真秀才，怎么能有真举人真进士呢？这位公只是为不肖之人说的罢了。不肖之人担任此职，知道也是弊病，不知道也是弊病。如今先生的学问文章，与性情的廉洁，才识的详明，早就被当今天子所知了。大概天下有廉洁而无才识，具备才识而愧对学问文章的人，很少能从容胜任此职。先生则从容胜任，济济之士从而折衷之。我知道闭塞狭隘、延移无实之习，一洗而成为通经致用之才，自后登进士榜的人，得到贤公辅若而人，必定都出自先生门下。各直省并非缺乏人才，经传子史根柢之学，又不是功令所禁止的。其由县州达府，由府达院者，非

译（那些）胡乱混入（科举的）乖戾、粗鄙之辈。对他们的复核要反复多次。以及儒学教师每月考核、每年总计的情况。又不仅仅局限于考场应试的技艺罢了。况且优秀的人必定有赏赐，劣等的人必定有惩罚。孝顺、友爱、节操、刚烈值得表彰的人必定有旌表。将要贡举到朝廷之上、太学之中的，必定先由学臣选拔；将要交付给幽暗不可知之处（指阴司或死后归宿）的，必定先由学臣决断。那么先王观察风俗、设立教化的权力，就寄托于此了。汉代所谓的孝弟、贤良、孝廉、茂才、明经、射策、特举、辟召、童子补试等各种科目，唐代所谓的生徒、乡贡、贤良方正、俊士、博学、秀才、明字等各种科目，都在这里概括了。如果真能像先生那样具备性情、才识、学问、文章，大力振奋引导，与各位县令、太守、学官约定：凡是德行著称、没有闲话非议的，博古通今、不求虚名的，以及奇才异等、专门名家、对实用有裨益的，核实其真实情况，用红笔写在策书上，或者推荐给督抚，或者在其乡里旌表，或者用文章奖赏。他们如果有著述，由各下属部门得以向上呈报。所到之处加以访察，申明条令教化。行为检点不端正的就剥夺其资格，浮夸荒诞不经的就责备他，荒废懈怠不学习、抄袭剽窃不知耻的就罢黜他。更在处分时特别区分出其中最优秀的人，以示劝勉和惩戒，来激励其他人。考试结束后，延请那些人品学问如前所说的人，以优厚的礼节接待并试探他们，从容论述，各自尽情表达所想说的，并分别验证他们的心得后才停止。使得人人之道可以传扬，疑惑可以解除。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读，不是圣人的志向不敢存。内心有所得，在事上有所验证。大用有大效，小用小效。像这样而经术不昌明、人心不正、治化不推行的，是没有的。不几年后，天下应当不再说进士浮薄不通经史，像杨绾所说的那样了。况且宰辅这样的大器，一半出自大江南北，今日所选拔的人，日后将转而选拔别人，老师相承，贤者相继，先生的流泽深远了。那么现在之所以恳切向往的，更不仅仅在于汉唐得人之盛罢了。至于不向权势屈服，不沉溺于私情，不迷惑于利益，读书自好的人，优为之。又怎敢在先生身旁喋喋不休呢。

译送江小帆赴湖北任学政序

曾国藩

如今天下郡县治理百姓的官吏，大多只是用严刑峻法来强行约束他们。任凭那些愚昧无知的人自生自灭，官吏的喜怒从不加以过问。等到百姓触犯法律，轻则戴上枷锁镣铐，重则被处死示众。豪强之人往往能逃避法网，愚弱之人则被摧残毁灭，官吏只求以此掩人耳目罢了。推究国家设立法度的本意，难道是这样的吗？原本是想让地方长官每日教导百姓遵循孝悌仁义的常道，不遵从教导的然后再用刑罚惩治；那些遵从教导且有文采的人，就推荐给学政，让他们进入学校。已经进入学校后，就由校官经常加以训诫。所以古代有饮酒、射礼、读法等活动，在今天则是地方长官的职责，而现在学政的职责，不过是通过文章来辨别士人的优劣，通过士人的优劣，来了解地方长官教导百姓的勤勉与懒惰。所以巡抚是天子派遣来考察地方长官养育百姓好坏的，学政是天子派遣来考察地方长官教导百姓好坏的。太平日子久了，法度的本意逐渐丧失，郡县官员不知道“三物”（六德、六行、六艺）是什么事，而教导百姓的责任，唯独归咎于学政和校官。而那些所谓的校官，大多是年老体衰、暮气沉沉的人，他们的俸禄不足以自养，往往与学宫里的学生争夺微小的利益，不仅不能帮助宣扬教化，反而有时进谗言来蒙蔽学政的耳目。那些学政，孤身客居在一个省中，地方长官表面上恭敬而内心排斥，学政每日疲惫于文字工作，在千百种诡诈弊端中较量机智，而想凭借余力教导百姓孝悌仁义的常道，这难道不是很难吗？那么该怎么办呢？革除弊端，先从严重的开始；兴办利事，先从容易的开始，就可以了。自从功利学说深入骨髓，学者寻求速成的方法，从少年起就耗费精力于八股文，到老也不停止，六经甚至不能列举篇目，何况其他书籍。现在想要稍微改变这种积习，不如让他们暂时放下八股文而从事经史研究，奖励一两个博通之士来影响其他人，在覆试、扃试之外，另外寻求旁搜广采的方法。凡是郡县都有书院，大体上资助有才能的人，而淘汰不能者，名叫膏火，用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学政到任之初，就发公文给各县令说：“明年我视察某县学，将用某经测试士人能否背诵，用某史测试士人能否讲解，请为我向偏远角落宣告，使大家都知晓。”又发公文给校官说：“我按临之初，每县应选拔诸生讲解书籍，有不到场的只惩罚你。”等到按郡视察时，召集诸生前来，果然让他们背诵某经，讲解某史某卷的大意。能背诵讲解的，给予书院的廪资，特别能干的加倍或三倍，特别能干的发公文送到省会书院，也加倍其廪资。那些不能的，廪生削减其俸禄，附生加以惩处羞辱。每县测试三四人，其余的人就害怕了。除了六经之外，如《史记》《汉书》《庄子》《楚辞》《说文解字》《水经注》《文选》、宋五子以及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专集之类，每县让士人学习一部。岁试让士人学习，科试则更换。覆试用八股文，以彰显朝廷的公正法令；面试讲解书籍，以表达使者的个人喜好。两者并行而不违背，都是好的。那么选拔优秀者贡入国子监，让那里的人清楚地知道我喜欢博通之才，或许可以由文章追溯根本，举一例以劝勉百人，然后孝悌仁义的教化，就可以逐渐兴起了。乘驿车所经过的地方，有书院，就进去向诸生宣讲大义；那里有见识广博的绅士，就礼遇并推荐他，担任郡县书院的院长。这样，也可以树立良好的风气了。同年好友江小帆先生赴湖北任学政，讲求职事思虑非常完备，我另外思考一种搜采人才的方法，没有开启弊端的漏洞，而有补益教化的旗帜，于是献上这浅陋的言论。

送钱调甫赴任赣榆教谕序

叶裕仁

我作为诸生将近三十年了，与博士先生（教官）远远地不相接触。而博士先生，也没有用来教导诸生的方法。勤勉的，不过考核文章的好坏，认为我的职责只到此为止罢了。我曾想参考汉唐以来的学制，以及先儒治事经义的格式，朱熹、岳麓的教规，推明国家建立学校、阐明伦理、培养人才的至意，编成一书，来讽喻晓谕当世，认为教官的职位虽然低微，但职责非常重要，不是品行端正、学问精纯、敦厚笃实、廉洁沉静的人，不足以担任；也不是品行端正、学问精纯、敦厚笃实、廉洁沉静的士人，乐于担任。教官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已经很久了。国家定制，府州县学官，常用来安置不担任其他官职的举人，以及贡入国子监的士人。嘉庆朝推广捐纳条例，在庠序中受饩的士人，可以出钱担任教官。道光年间，增广附生员也可以出钱担任教官。途径也杂乱了。军兴以来，有司往往认为教官无所事事，委派他们巡徼训练的责任。而担任教官的人，正混杂在武夫营弁之中，却沾沾自喜，使他们练习战攻守御的方法，足以备国家爪牙干城之选，固然没有嫌于他们越俎代庖。儒者明体达用的学问，本来无处不可施用。却只是冒着越俎代庖的嫌疑，而没有一点割肉救急的作用。那些有司，简直认为只是给他们饭吃罢了，驱策他们罢了，那么轻视他们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教官自己轻视自己，而有司就得以轻视他们。如果教官不自轻，那么有司即使能

译人们因其官阶低微而轻视他，但教官之所以不应被轻视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钱调甫先生，凭借景山教习的资历被选任为赣榆教谕。调甫是中丞颐叟先生的长子，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大概是一位品行端正、学问精纯、忠厚笃实且廉洁沉静的人。他担任这个官职，必定有自处之道。在他即将离任时，我列举过去所见到的情况来说明，这也让我深感惭愧，因为我长期困顿于生员之中，未能自我振作。

译在宝应训导张君遗像后的题跋

包世臣

江苏的州县，居住在大江南北的各占一半。长江以南，利益在于浮收钱粮和漕运；长江以北，利益在于冒销抚恤和赈济。州县的浮收和冒销，都依靠胥吏役夫来达成。胥吏役夫的权势日益扩张，家业日益富裕。于是，那些不自爱的学校人士起来与他们争夺利益。学校人士与胥吏役夫争夺，事情就牵连到州县。州县不得不帮助胥吏役夫。州县帮助胥吏役夫，那么学校人士常常不能取胜。于是公愤兴起，那些读书且自爱的人士，不得不与不自爱的人士结盟以求得公正。学校人士的力量集结起来，州县就不能抵挡，于是向封疆大吏求救。封疆大吏看待州县，就像州县看待胥吏役夫一样。胥吏役夫能够直接通达州县并左右他们，州县能够直接通达封疆大吏并左右他们。所以胥吏役夫想要的，常常必定能从封疆大吏那里得到，而没有阻碍。我在江苏游历三十年，见过十几位封疆大吏，自觉除了罗长文敏公、会稽陈公大文、桐城汪公志伊之外，大都是仇视学校人士而亲近胥吏役夫，而没有闲暇去分别他们是否自爱。于是，那些不自爱得厉害的人，竟然成为胥吏役夫的鹰犬，来鱼肉百姓。虽然这足以让州县满意，但国家培养士人，确实又依靠这样的人什么呢？主持学校的人称为校官，与胥吏役夫的事情没有牵连，却不能不依赖州县供给。所以州县仇视学校人士，常常借用手下的校官。偶尔有不昧初心、与州县轻微抗争的，封疆大吏就示意旨意，无不随风倒伏。霍邱张君担任宝应训导。宝应治理政事，偏袒胥吏役夫以及乡地，所以学校人士常被乡地欺压，而张君能尽力为他们伸张正义，使得州县不能帮助乡地来虐待学校人士。所以张君在宝应任职十五年，因病自劾归乡。归乡半年后去世。去世后五六年，留下的爱戴之情不衰。楚桢，是张君所举荐的品行优良的士人，带着张君的遗像及其行状来请求题辞。楚桢的学问品行，是我所爱重推崇的，他的话常常可信。询问其他士人，说法都相同。那么张君确实是校官中的杰出人物，又庆幸他出自我的家乡。所以为他写下这篇题跋。张君名鼎，字爱吾，大概能做到顾名思义的人。

冷斋勘书图记

钱泰吉

亭林先生转述陆文裕的话说：元代州县都有学田，收入称为学租，用来供给师生的膳食，剩余的就用来刻书。工程大的，联合几处一起进行，所以校勘刻印颇有精良的。又说宋代和元代刻书都在书院，由山长主持，通儒审定，学者互相交换而传播，所以书院刻书有三点好处：山长无事而勤于校勘，这是第一；不惜费用而工艺精良，这是第二；书版不藏在官府而容易印行，这是第三。现在读元代西湖书院刻的《文类》公文，以及庆元路《玉海》的指挥，知道陆文裕的话，确实有证据。宋代和元代书院的山长，往往由教授兼任。现在则是院长延请退居的士大夫，教官很少兼任。然而他们的职务清闲无事，不离开文字的工作则是一样的。丁亥年，我刚开始担任海宁州训导，祖先遗留的书万余卷，全部带到学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闲可读书”的诗句，来命名我的书斋。后来因病废置，谢绝科举的学业，精神飘忽，不能进行深沉的思考。于是借朋友收藏的旧刻本，每天校勘几页，作为静坐养性的辅助。八九年来，才校勘几百卷，而在《两汉书》和《元文类》上用力稍多。《两汉书》的校本，是借梅里李君遇孙和武林汪君远孙的。李君现在担任括苍的训导，汪君已去世。想像亭林所说的那样互相交换而传播，恐怕不容易得到。于是画了《冷斋勘书图》，并把所校诸书的跋语记录在后面，传示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各自拿出善本互相借给，使得清闲的岁月，不至于懒惰废弃。并且以此告知我那些担任院长、教官，以及长期担任校勘职务的良友，像刘中垒、颜秘监那样的人，致力于一部书，应当不像明代书帕本那样，只供馈赠之用罢了。有人说：学校的官员，应当讲明道德、启迪学生，这才算称职。否则融会贯通经史的大义，编撰成一本书，也不能实现志向，思考用来教导后来学者的方法，都不出此范围。仅仅从事于一字一句之间，看到小的而忘记大的，得到浅的而遗漏深的，白白耗费时光，不也太可惜了吗？这话，我深感惭愧。

请整顿宗学疏

王榕吉

我私下认为，国家设立宗学，是为了为国家储备人才，也是为了表明亲爱亲属的意思。宗学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宗学额定设置教习官四员，总管二员，副管八员，又有总理的王公统管其事，又钦派科甲出身三品以上的京堂二员专门负责稽查。法令非常严密，用意非常深远。确实因为宗室子弟，生长在富贵之中，血统源自皇室，必须让他们入学学习，扩大他们的见闻，以免固陋，陶冶他们的性情，以化解骄矜。谦逊志向，及时敏捷，破除世袭贵族的习气，才可以长久保持富贵。教习官三年俸禄期满，必须查核有实际功效，才由稽查大臣加上切实的评语，送宗人府带领引见，请求圣旨施恩录用，奖励他们的勤劳，也就借此严格督促课程。本朝宗室，代代都有伟人，无不仰赖历代圣祖的教育。到现在宗学几乎成为虚设了。我从同治九年奉命稽查左翼宗学，当时向该管官员切实嘱咐

译课程务必认真。初次入学时，还有几位教习，二十多名肄业生，在学中可以相见。此后如果时常前往，就会日渐疏懒荒废，有时甚至无一人。负责稽查教习的人，很难与宗室学生见面。出题考试，交卷的也寥寥无几。询问他们为何如此，据该管官员一致说，宗室子弟荒废学业，大多是被贫困所累，糊口无资，实在难以认真。因为宗学肄业生，按旧例每人每月供给米三斗，纸笔墨按时领取，夏季供冰，冬季供炭。自从经费不足，月米被裁减，又改为折价发放。以前领米三斗的，现在领米不到二升，其他更不必说。每月所领的，仅够两天的食物。想要责令他们常常入学读书作文，势必做不到。这样宗学的设立，就有名无实了。那些富裕的家庭，有时也自行聘请老师授课。然而能聘请老师的十分之一，不能聘请的十分之九。实在担心他们安逸散漫，既不知道耕种的艰难，又得不到诗书的益处，白白耽误了聪明才智，大为可惜。在各学教育，不过是敷衍岁月，借作为出身的阶梯。而负责稽查的官员，附和隐瞒，实在让我心中感到愧疚。我在担任顺天府尹时，在金台书院考课期间，遇到宗室子弟应试，必定酌情给予奖励勉励，提拔到一二等，使他们稍微分得一些膏火之资。这是爱惜他们的才华，又怜悯他们的贫困。我想我们皇上情谊深厚，推恩及人的仁爱，无所不至。唯独入学读书的子弟，月米没有恢复旧规，似乎不足以显示优待并昭示激励。况且两翼宗学，每年所节省的，不过粳米五六百石。地方发生水旱偏灾，一经奏报，朝廷不惜截留漕粮十万石、二十万石，立即给予恩惠。即使是京师的普济堂、功德林，以及通州的王恕园，每冬尚蒙恩赏仓米五六百石及三四百石不等，难道因为宗室子弟的培养关系重大，而稍有吝惜吗？可否请旨饬令宗人府王公妥善商议，整顿章程。肄业生的月米，应如何恢复旧制。勤学和不勤学的，应如何分别劝诫惩罚。教习官应如何专门责成。倘若任期届满并无实效，应否再留几年以观察后效。奖励勤奋，警戒懒惰，使教习专心教导，学者崇尚道德而效法贤人。将看到宗室子弟，通晓经义，行为修养，大的可以成为栋梁之才，小的也不失为圭璋之品。那么圣朝的恩德明达，情谊美好，历久弥新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理合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请求增设举监的奏疏 光绪十一年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

我私下考虑，臣所在的国子监六堂，向来是将各直省的贡生、监生汇送考试，进入国子监学习，而举人按规定是不在其中的。推求当初立法的用意，大概是因为清朝初年仕途疏通，儒生一旦考中举人，就能登上官籍，不应该再让他们进入太学，以致妨碍贡生、监生的选拔任用之路。从康熙、雍正年间以来，科举日益兴盛，官员选拔因此变得拥挤。恭读乾隆七年的圣训，已有“举人日益积累增多，等待多年得不到一个官职”的旨意。到了今天，因军功或捐纳而获得资格的人，遍布天下，铨选制度更加停滞。读书人只有考中进士，才开始成为做官的时期。举人如果不是通过大挑、教习获得官职，或者通过誊录议叙，以及借助其他途径出身的人，很少有不是皓首穷经、困穷终老的。这是急需加以重视的第一点。

读书人既然已经名列贤书（考中举人），地位已经在贡生、监生之上。如果进一步考中进士，那么在内可以位列朝班，在外可以担任地方长官，没有不是为国家办事的人。正当他们还没有脱下布衣做官的时候，应该让他们专心研读典籍，培养器量见识。现在却因为受限于旧例，反而不能与贡生、监生同等沐浴圣主的教化恩泽。这既不符合培养人才的原则，也不是鼓励学习的做法。这是急需加以重视的第二点。

明代学校的制度，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为监生。有贡监，有荫监，有例监，有举监，即举人。洪武初年，挑选年轻的举人赵惟一等入学。永乐年间，举人会试落第，就录取其中优秀的人，让他们入学以等待下一科考试。此后就成为定例。《钦定明史·选举志》可以考证查按。现在举子春闱落榜，想要留在京城的人不少。维持生计缺乏方法，寻找教职非常困难，没有不愿意在太学经历事务，稍微沾点廪饩（津贴），作为立志潜心修习的地方。如果不加以收录，实在不足以振奋士气而顺应人情。这是急需加以重视的第三点。

如果让举人一体进入国子监学习，就有三个便利。自从捐纳条例减少成例，粟监（捐纳监生）几乎遍布天下。于是太学这个重要地方，常常是贡生少而监生多。其中潜心问学的，固然不乏其人，而追求利益的人，只图混名入籍，得以沾光获利。直隶、山东两省的监生，冒名顶替的现象，实在很多。每次考录住学，几乎防不胜防，查不胜查。举人则都是本人，凡是进入国子监的，取同乡官员认识印结作为凭证，可以避免冒名顶替的弊端。考选既然能得到真实情况，稽查尤其容易用力。这是第一个便利。

监生大多在本省应试，无事不来京城，即使有通才，从哪里广泛招致？举人则是三年一次进京会试，全部聚集在京城。选拔优秀者大力奖赏，容易收到英才乐于培养的效果。这是第二个便利。

明朝初年历科进士，多出自太学。洪武朝戊辰、辛未两科，廷试第一的，都是太学生。撰写题名记并立石于监门，进士题名碑，从此相继不绝。本朝进士立碑，还沿袭旧例，但其由来，不再深入考查了。如果确实让举人进入国子监，那么明经修德，谁不争相自我磨砺？在贡举之年，必定多有成就。人才鼓舞的契机，正在于此。这是第三个便利。

臣等私下认为，成法贵在遵循，而时宜必须参酌。况且立教培才之道，不厌精详。如果对学校有裨益，怎敢不权衡变通，以符合圣主造就人才的教化。为此合词具奏，恳请恩准将臣监肄业生，增设举监名目，准许各直省举人进入国子监学习，即在贡监生员额内通融录补，以广选拔培养而资鼓励。出自逾格的宏大施恩。

会议广敷教化疏

贺长龄

臣等私下接到礼部咨文，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御史焦友麟奏请广敷教化、整饬风俗一折，着各直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妥善商议具奏，钦此等因。抄录原折知照前来。臣等私下考虑，国家建立学校，原本在教化士人的同时，兼寓教化百姓之意。定例府县教官，不让他们经手钱粮词讼，是为了让他们专心课士，并非将他们置于闲散部门。作为生员，平日如果真能顺从教化，自然能以礼义廉耻教化乡里。所以士人是等待教化的人。用教官教士，是国家的法度。通过教士来教民，是法度之外的用意。

臣等查原折内称，守令日常事务繁忙，教职向来属于闲曹，请求让他们专门负责稽查劝谕。再挑选品学兼优的生员，每乡数人，将《圣谕广训直解》按期宣讲，仍由教官考察。如果有偷懒懈怠废弛的，立即予以戒饬。如果查有习教烧香的人，允许会同县衙捉拿究治。如果有包庇隐匿的，生员连坐，教官参处等语。臣等认为，各学教官，让他们协同劝谕是可以的，专门负责稽查则不可以。采访利弊以补充地方官耳目所不及是可以的，责成会同捉拿则不可以。

恭查宣讲《圣谕广训直解》，久已载在功令。凡州县教职等官，必须实力奉行，才允许卓荐。旷误者黜退。立法本来极周详。我朝二百余年以来，教化施行风俗美好，海内安定。偶尔有邪说欺骗百姓，旋即消灭。确实因为渐摩既久，觉悟易生。虽然煽诱百端，而邪不胜正。这确实是宣讲《圣谕广训》的明效。各有司如果真能协恭训迪，自然可以逐渐达到敦厚淳朴，不必因为

译职业有繁简之分，于是便有了职责范围的界限。查教官每月有固定的课业，又需随时接见学生。以一两个教官作为数十上百名学生的老师，如果真能深入钻研经典、考核学业，必然要日夜勤奋，恐怕没有空闲去稽查其他事务。那些教官中无所事事的人，乃是昏庸卑劣之徒，应当立即罢免斥退，尤其不应该把稽查的责任交给他们。至于教官偶尔访听到邪教的情况，只应秘密告知同城的州县官员，等待他们确切查办。如果直接命令会同县官抓捕究办，必将额外招募差役，广泛招致告发检举。其中无能的人，听信流言，轻举妄动；其中不肖的人，捕风捉影，扰乱危害百姓。况且恐怕他们借稽查匪类之名，巧妙地推卸教导学生的责任，这不符合国家设立教官以教化士人的本意。至于各学生员，贤良与否各不相同，让他们随时随地劝谕乡间愚民是可以的，但必须分派到各乡按期宣讲则不可以。至于连坐这一条，尤其有不妥当之处。查清朝初年设有约正值月的职位，负责宣讲。起初命令举人、贡生、生员担任，随后经礼部议准，这类宣讲人员，不拘士人或平民，不论人数多少，实在是因为人与地域无法强行整齐划一。生员中如果确有品德学问兼优、众人信服的人，用来宣讲劝谕，那么一乡会大受其益。但这也只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可强行限制。因为一学中品德学问兼优的人，大抵不过几人，有的在书院学习，有的设馆教书，依靠学俸和束脩赡养家庭、糊口度日。如果每乡派定几人，每月宣讲几次，远近不同，往返需要时间，荒废诗书而忙于奔走，恐怕不是体现体恤的方式。再查钦定卧碑规定，生员不许干预他人的诉讼。现在对于习教烧香有包庇隐匿者，给予连坐处罚，势必不能不准许告发检举。由此产生怀疑误判、诈骗勒索，弊端丛生。况且邪教之人，诡秘难测；正学之士，迂腐拙笨易受欺骗。稽查不周密，就等同于隐匿；连坐不止，必然波及无辜。于是使得读书守本分的人视学校为畏途，见风使舵的人借告发检举为获利之源。这对于士气的屈伸、人才的清浊，关系尤为重大。臣等认为，民风的纯正与驳杂，固然视士气为转移，但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实际上取决于吏治。如果能够实心整顿，不必多设条款。相应请旨饬令下部臣核议，是否可以仍照旧章，申明告诫，对于宣讲《圣谕广训》各条，责成地方长官和教职人员，不分彼此，协力奉行。并严饬各道、府不时稽查，偷懒懈怠者立即罢黜。各学生员中，有能端正自身、表率他人、教化一乡的人，允许地方长官和教官不时举报，以待奖励。其行为举止有亏，以致乡间效仿、贻害风俗的人，立即革除功名。主管官员徇私隐瞒不报的，严加参劾处分。总期望潜移默化，使吏治、士习、民风蒸蒸日上，以仰副我皇上长久教化成就的至意。所有臣等会议的原因，是否妥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训示遵行。

译请求购买刊印经史注疏

臣鲍源深恭敬查考，学政全书规定，各省府州县学，向来有尊藏皇帝御纂钦定的各类书籍。并在雍正、乾隆初年，多次奏请获准，命令直省巡抚、布政使，将颁发的御纂钦定经史各类书籍，恭敬谨慎地重新刊印，并允许书坊印售以广泛流传。又议定督抚将十三经、廿一史等书籍购买，颁发给各学收管，命令士子讲习等事，均有案可查。这体现了历代圣上崇尚文治、考据古学、恩惠士林的深意。近年各省因遭受战乱，书籍大多散失。臣巡视江苏学政，在按试所经之地，留心访察。如江苏松江、常州、镇江、扬州等府，向来被称为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的书籍，荡然无存。布政使衙门旧有恭敬刊印的钦定经史各类书籍，版片也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全都化为灰烬。乱后虽然偶尔有书肆刻印的经书，都是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处购买。江苏如此，安徽、浙江、江西等省的情形，想必也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那如何振兴学校、培育人才呢？臣拟请旨将殿版各类书籍，照旧重新颁发给各学。诚恐宫内藏书不多，武英殿书版，久未修整，也难以刷印。因而想到由宫内颁发，不如由外购求。敬请敕令各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将旧存于学中的书籍，设法购买补充，使士子都能凭借讲习。并筹措经费，选择特别重要的书籍，依照旧例重新刊刻以广泛流传。现在江苏省城，已设局刊刻四书五经，只是所刊的都是学中的读本，对于经史大部头书籍，还来不及顾及。私下认为士子读书以穷究经义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臣恭读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春秋》三经传说汇纂、世宗宪皇帝御纂《孝经集注》、高宗纯皇帝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钦定《三礼义疏》，都阐发精微，权衡恰当，足以使穷究经义之士，不被众说混淆，得以有所归依。以上各书，请旨敕令各巡抚、布政使先行恭敬谨慎地重新刊印，颁发给各学，并遵照旧例，允许书商印售以广泛流传。从而使僻壤穷乡，都知道研求经学。至于穷究经义之外，读史为先。全史卷帙浩繁，现在经费不足，重新刊印不易。恭请敕令先将圣祖仁皇帝御批《通鉴纲目》、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恭敬谨慎地先行刊印，分发各学。士子阅读这些，已可贯通古今，全面通晓历史。其余各书，再行陆续刊刻。有人怀疑现在各省经费拮据，筹措军饷艰难，似乎购买刊印书籍，无暇顾及。然而平定战乱则以整顿武备为先，振兴学校则修明文教宜急。况且购买刊印书籍的经费，每年不过占筹措军饷的百分之二三，筹措捐资尚易。诚使学校经史重新完备，士子中深研经学的人，能窥见圣学的本源；深研史学的人，能通达政事的要害。体用兼备，更预示人才辈出。以此来光大历代圣上崇尚文治的治道，广施皇上教育的仁德，岂不是粉饰中兴的盛举呢？臣愚昧之见，谨缮写奏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奏设味经书院疏

陕西学政许振祎

私下认为风俗的盛衰，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兴衰，源于学校。学校是教育士人的地方，实际上是养育士人的地方。士人有廉耻，然后乡里有风化；学校有优秀杰出的人才，然后在官者有循良的官吏。起初只是章句诵读之事，最终则是百姓休戚之所寄托。所以一人这样做，众人跟着效仿，方正与邪僻，分类殊途，称之为风气。一人倡导，众人遵循而后实行，学问议论，先入为主，称之为师承。其源头很细微，其影响很巨大，不可不谨慎。如果想要有所任用而收到得人的效果，就必须有所养育以作为储备人才的基础。臣恭敬看到国家培育人才，府县设立学校，又允许各地举行书院，法令良善，用意美好，得人称为兴盛。只是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视为具文，平时因循守旧占一半，等到学政按临，停留不过十天，又不逐日校阅文章，即使有所启发教导，也不过是颁布条教，列举大纲。至于教育士人的实质，我认为没有比书院更好的了。如果书院山长得到合适的人，却说不能挽回风气、振兴人才的，是没有的。恭敬查考近日书院的弊端，大约有两端。一是山长成为绅士退休的资本，聘请时，或论名位，或循情分，官场视为一年的应酬，绅士视为一家的取给，评点甲乙，苟且简略从事，而对于学问人品，一概未及。像这样不能称为教育。二是经费全由官吏掌管，凡印官兼辖书院，往往虚领其名，而未查其实，其款项生息支发，一切都由书吏主持，积年既久，侵蚀失算，日渐拮据，士子无所依靠，难以栖身。像这样不能称为养育。臣自抵任以来，因查西安有关中、宏道两

译书院。培植两省。规模稍大。关中由督抚主持。宏道由学政主持。只是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士人多因贫困而受苦。不能自给自足。又不能跟随老师学习。虽然想听闻经义明达、品行修养的要旨。却没有途径。况且甘肃籍流寓于此的人。并不少。臣愚昧地认为似乎应当增设一所书院。以收容两所书院所不能容纳的人。于是选择两所书院中间的地方。在泾阳城内设立了一所味经书院。其规模与关中、宏道两书院相当。臣捐出俸禄作为倡导。而各属绅士中好义急公的人。大多都凑集资金协助此事。已经设立了讲堂和号舍。开课举行。其章程有三点不同于其他书院。其他书院专门考核诗文。味经书院的设立。则以实学为主。让诸生每天研究钦定的七经以及《通鉴》、《史记》、《汉书》、《大学衍义》、《文献通考》等书。引导他们认识义理。考证史实。手抄口诵。日渐融会贯通。不仅腹中的学识可以充实。即使对于政事也能大致了解。其设置课程。则综合制艺、论策、经解、诗赋、法戒录。分项考核一一进行。使他们知道学习古人的可贵。其他书院除了阅卷考核外。师生不常见面。如今山长每天登上讲堂。召集诸生。将经史大义及《小学》各条讲解贯通。考察他们的课程。阅览他们的札记。辨别他们的勤惰。严格管理他们的出入。让他们因敬畏严厉而产生清明之心。凭借讲解贯通而得到习惯成自然。使他们知道树立品德是首要的。其他书院隶属于官府。官员若有调动。则法规必定中途改变。官员若有职务在身。则事情难以兼顾。就像宏道书院。归学臣管理。如臣终年在外巡视考试。相隔千里。怎么能稽查。如今味经书院的设立。臣全部选择一方德高望重的人。来共同管理一方的学问。虽然创始由臣发起。但长久管理。终究以责成绅士为宜。因为权力不归于官府。则聘请老师可以避免徇私情敷衍的弊端。不是声望素孚、学品兼优的人。必定不能担任此职。费用归于实用。则管理可以避免侵蚀短缺的忧虑。不是廉洁自持、乡里信服的人。必定不能参与此事。努力维持。想着培养子弟。使他们知道成法可以继承。这就是臣倡导建立味经书院的初衷如此。

译臣查访陕西、甘肃一带人心所向，得知保升为同知的前平利县教谕史兆熊，学问有根本，理论与实践兼备。聘请他担任书院山长，约定任期十年。同时任命城固县训导姚劭、澄城县教谕王贤辅协助管理讲席。史兆熊品行端正，学问精纯，跟随他学习的人大多有所成就。此前他在兴安府劝办了一千多座堡寨，贼寇侵犯兴安时，未能得逞，保全了很多人命。历任高官都保荐过他，但史兆熊常被学生挽留，未能出仕做官，他就是这样淡泊名利而又有实际效用。姚劭擅长经学，志在诱导启发；王贤辅淡泊无欲，留心社会风化。这些都是关中地区闻名的人士，是正统学问的选拔对象。让他们负责教导，必定会有可观的成效。《礼记》说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臣规定任期为十年，也是依据这个意义。如果培养人才没有成效，臣请求承担举荐不当的罪责。关于书院经费、课程、膏火（助学金）的管理，责成绅士、候选知县怡立方，以及教职张枢、杨彝珍、吴乙东、谢洪猷，从九品牛兴宗等人负责。怡立方廉洁正直，勤勉尽责，才识向来优秀，历年筹划地方事务，久已显示成效。其余这些人，也都受到舆论推崇。让他们管理书院，不仅培养人才日渐起色，就连义仓、蚕桑等事务，也可以依次推行。不耗费公家丝毫钱财，却能兴起地方无穷的利益。似乎教化养育可以收到实际效果。臣观察这些人，都发誓必定竭尽全力，愿意承担培植人才的责任，不求保举奖赏，不居功自傲。这实在是因为关中风俗淳厚，士人习气美好。让他们负责经营管理，确实足以垂范久远而没有流弊。可否恳请皇上施予天恩，命令陕甘总督、学政臣各自立案。此后督抚、学政及各衙门每月轮流考核。山长堂课的规条，就请求按照臣所议定的办理。一并责成绅士董事管理。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劝置学田说

张之洞

养育百姓和士人，是经典传述中的常谈。不养育而只教育，以前从未听说过。养育百姓的方法，难道能让所有人都得到救济、人人满意吗？只有在上位者，不剥夺他们的生计来源，不扰乱他们的生活经营，这就是养育的方法了。养育百姓固然如此，养育士人也一样。如今士人多而贫穷，即使通过书院、义学、宾兴等途径千方百计地培植，还担心不够，何况忍心加重剥削呢？四川的学校事务，使者对于应当做、能够做的事，已经竭力谋划。唯独有一件事，令人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莫过于新生复试时计较束脩（学费）这一事。往年四川的风气，新入学的人拜见老师，贽礼丰厚，实在是因为生计富饶，学额珍贵，沿袭成为惯例，动不动就索取足额。常常有人一朝进学，家产毁去大半，负债终身。即使是极其孤寒的人，也索要惯例费用。结清费用的契约尚未剖开，扣除费用的牌子已经悬挂。全省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使者少见多怪，惊为怪事。每到复试之日，整天彷徨不安，如芒在背。如果操之过急，恐怕狡猾的生童藉词挟制；如果听任其迟缓，更恐怕贪婪邪恶的书吏、斗级逼迫勒索孤寒之士。无论怎么操纵都不对，无法决断。所以使者不以昼夜考校、不眠不食为劳累，而以复试日为苦楚。由衷之言，如同白日般明亮。试想童生应试，穿着草鞋，顶着斗笠，三十天吃九顿饭，想谋求一个馆职，艰难如移山。终年的修脯，不够日常积蓄。更严重的寄食无门，破鞋无处穿。侥幸考中，哪里能有多余的钱财？即使粗茶淡饭勉强维持，为了得到一个秀才身份，就责成他破家弃产，也可以说是忍心违背情理，令人伤心惨目了。只是广文（学官）一职，自唐代以来，就号称冷官。束脩自行收取，尚不在礼法之外。如果一定要禁止，他们靠什么生存？送考办公的资粮用度，从哪里取得？那些富有而好礼的人，自愿致敬，也将不允许吗？难道要让他们藉案讹诈，勾结劣生，嘱托公事，以此谋利吗？校官的子弟，也希望入学；诸生的家庭，难道没有老师？为何不平不恕，只务责人？使者巡视所到之处，不惮严切禁戒，多方督催。如今各位校官，固然大多能砥砺廉隅，自甘刻苦。然而不肖的书吏、斗级，造谣生事，设谋串陷，变怪百出，又岂是人意料所及。尤其可患的是，沿袭现在的道路，书吏、斗级利用舞弊侥幸晋升者的一切从丰，必然导致包庇串合，无所不为。而陆续送考、随棚带考、单身补考、下届补考等各种弊端，终究也不能禁绝。顶替贩卖，百弊丛生。考试事务怎能澄清？真才怎能吐气扬眉？这是四川多年来的痼疾，已然明白的事实，都是士人亲眼目睹、亲身感受，扼腕痛心而历历言之的。如果不思考一劳永逸的方法，仍将是本省师生永远的累赘。如今只有一策，你们可以自行实施。四川尚称殷实，各州县公局义举，款项很多。士民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捐款争先恐后。四民中以诸生为翘楚，地方以读书人为元气。这不讲求，好善何为？如果能让各处绅宦粮民，感发集议，公捐一笔款项，购置学田。计算其三年收获的租金，足以抵充两考束脩的数目。各学丰歉不同，须根据本地历届情形酌议，分年匀给。送考时酌情增加资斧。这样，远郡署事者，即使不遇送考，也不至于困顿难归。取进后，

译限定只以一千钱作为见面礼。一切关于书斗、小费、认号、转案、补廪、帮增、出贡、举优、报丁、起复、录遗等各种费用，都从这笔钱中支取。那些陈规陋习一律予以清除。由士人和百姓在下层商定，然后禀请上级长官督促执行。如果由官吏劝捐，就会滋生弊端；由士民筹办，则可行得通。由本州县详细明确地立案并刻石铭记，永远不得更改。如果无法筹集到购买田产的大笔款项，或者每年参照其他公事的先例，酌情议定数额，按年捐助；或者另筹其他款项，收取利息以供使用。只须因地制宜，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那些土地贫瘠、地域狭小无法办理的，听其自然；不愿意办理的，听其自然；仓促之间无法办理的，慢慢图谋。全省办理，则全省的士人受益；一县办理，则一县的士人受益。这样，贫寒的士人就不会困窘，清贫的官员就不会挨饿，诸生宽裕而没有负担，然后才能一心一意地读书；学师廉洁正直无所求，然后才能严正地训导士子。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乐事，也是教化引导风俗的源头啊。

译四川全省公举的费用也多了。然而，让那些饱食终日的生员和衙役吃饱，不如让贫寒的读书人吃饱来得得当。设立三费局确实很好，然而救济捕衙、洫汛官，不如救济学师来得重要。三费局确实是善政，不可从那里抽取资金注入这里。如果吝啬钱财、吝惜费用，那么还有话可以开导他们。要知道，富室大户，谁没有子弟？谁不希望他们成名？既然有公款，那么将来子弟入学，不至于遭受无名的压制勒索，浪费无益的口舌。即使说这是为自己谋划，也同样是极好的。纵使家中没有读书人，也可以断定其后代必定昌盛。既然享有乐善好施的美名，又获得救济他人的美好回报。况且今天的孝廉秀才，就是未来的官员。今天得到乡人的帮助，将来必定想着造福家乡。无往不复，这更不是其他捐资所能相提并论的。像校官这样的人，虽然不是本县人士，但也是同省的贫寒儒生。即使说对他有益，也是楚人失弓楚人得，并非波及局外之人。这件事在其他省份很难，在四川则很容易；在其他省份可以缓办，在四川则非常迫切。近来南川县令、文昌人黄际飞就持此议，设法劝捐，有志竟成，购置学田一千多亩，计算其收入，足以与往年相当，章程都与上面所说的相同。前年岁试招覆时，师生同欢，确有成效。黄君的贤能爱士，南川士民的好义知本，使者敬重并奖赏他们，希望全省一百六十个州县效仿他们。如果想查照南川县的办法，准许到本衙门抄录案卷。俗话说：“富人赠人以财，仁人赠人以言。”使者平庸愚笨，不能另画一个养士的策略，敢以这一隅小补之言进献，可以吗？

安康县兴贤学仓志序

路德

难啊！老师强迫人学习。上等的人贫穷而学习，中等的人治疗贫穷而学习，下等的人即使治疗贫穷也不学习。常林带着经书耕种锄地，王尊牧羊时偷空学习，阳城做小吏时偷空读书，匡衡凿壁借光，承宫牧猪时听经。这些君子，不贪图利益，不担忧贫穷。他们看待倒塌的墙壁、破败的房屋、荒凉的古道、古老的平原，都是学校；断虀画粥、糠麸屑末，就是每月的俸禄。有书院就学习，没有书院也学习；有膏火奖赏就学习，没有膏火奖赏也学习。贫穷而学习，这是上等的。我听说古人如此，却没在现在见到。下等的人，只是贪图利益罢了，只是担忧贫穷罢了。即使有贤明的父兄也不能禁止，有良善的官吏也不能劝勉。只把他们驱赶到农工商贾之中，让他们勤劳手脚谋求衣食，不做闲民不做莠民就够了。学习不是他们的事。中等才能的人，也不能不贪图利益，不能不担忧贫穷。加上市井的嘈杂喧闹，流俗之人的浸染，沉溺很深，精神疲惫，最终也沦为下等罢了。风俗一天比一天颓废，人才一天比一天稀少，这是天下的大患。有投其所好的人，使以贪图利益的心转变为贪图学习，学习进步了，利益就不值得贪图了。有为之解除忧愁的人，使以担忧贫穷的心转变为担忧道义，道义明白了，贫穷就不值得担忧了。不担忧贫穷，不贪图利益，就是上等的人了。官府所督责，师儒所勉励，书院所收容，学田学仓所供养，都是为了教化天下的中等才能的人，使他们进升为上等而不流落为下等。名儒良吏，蔚然兴起于学校之中，在乡里则为乡邻的表率，出仕则为国家所用。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安康没有书院，有学仓学田，创始于明嘉靖年间，兴盛于万历年间，混乱于崇祯末年，稍加厘正于我朝康熙五十五年，完全丧失于乾隆四十八年，复兴于道光二十二年。恢复学仓，又捐廉增置的，是现任浙江盐运司、前任分巡陕安兵备道蔡琼。请求恢复的，是本县岁贡生、生前泾州训导赵祥。先后谋划成功的，是举人、贡生、生员以及武进士、武举、耆老一百多人。其中竭尽思虑、部署一切的，是现任仓长、孝廉张补山鹏飞。补山担任仓长，勤勉教诲他人，廉洁约束自己，发誓不接受修脯，以节省经费、充裕仓储。又捐献经史子集四百多种，墨刻八十余册，以及房舍器具。部署既定，蔡公命人撰写仓志，用以流传久远，杜绝侵吞。志书分为十六门，谋虑深远，思患预防。完成后，专门派人捧着书到宏道，嘱托我作序言。庆幸这件事有所成就，又担心掣肘的人多，不能恢复旧规，又担心兴复难而废坠易。我说天下的祸患不胜防备，尽我所能罢了。有人才，然后有世运；有教育，然后有人才；有经费，然后有教育。仓里没有粮食就是空仓，田地收不到租就是石田。安康以前没有学仓，自从前朝丁致祥、郭元桂、李天麟先后担任关南道，学仓才建立。乡贤刘宇、屠凤翔、王道荣继承他们的事业，学仓才兴盛。到了流寇践踏城邑、肆意杀掠，学仓才毁坏。州牧吴六鳌与县中八大家族出卖书院、吞并学田，学仓才灭亡。现在各位公卿得到观察蔡公的批准，学仓才恢复。说从今以后，学仓长久存在，难道再没有吴六鳌、八大家族那样的人吗？我不敢说一定没有。说争夺之后，一同败坏，难道再没有像过去的丁、郭、李三公、现在的蔡公、过去的刘、屠那样

译难道要推举贡生、监生、武进士、武举人以及乡绅耆老等人吗？我又断定这必然没有道理。天道有困顿也有通达，人事有善也有恶，学仓的兴盛与衰败便随之而定。兴盛的时候或许会有衰败之时，但兴起之后绝不可能最终被废弃。偶尔遇到外患，局内的人同心协力抵御它，即使对方有锯牙钩爪般的凶险，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私下有一句话，恭敬地告诉各位：仓正管理粮仓，田正管理田地，斋长管理斋舍，各自负责自己的事务，并且互相稽查监督，制度设立得非常周详，我无法改变它。训导考核诸生并总揽各项事务的是仓长。如今的仓长选到了合适的人，在仓中学习的诸生正迅速向上进。如今的仓正、田正、斋长也都选到了合适的人，外患确实不能侵入了。但能保证后来的人都像现在这些人一样吗？考虑下来，只有禁止那些担忧贫困、贪图利益的人潜伏其中，他们在外勾结他人，在内肆意侵吞侵蚀，这是心腹之疾，郁积而不发作，一旦发作就会溃散决裂，即使是卢医、扁鹊这样的神医也无法救治了。这又不可不慎重啊。

译桐乡书院四条建议

戴钧衡

选择山长

“山长”这一名称始于宋代。到了元代，山长与学正、教谕并列成为官职，由礼部及行省宣慰司选拔。近世则不然。省会书院，由巡抚主持；散府书院，由知府主持。他们以科举功名的高低相炫耀，以声势气派相勾结。他们所聘用的山长，不一定都是贤能有德之士，大抵与主持者有世交旧谊，或者转而因为世交旧谊的请求托付而任用。降而至于州县书院，则地方长官不能自主，其山长全由上级官员推荐，往往整年都见不到一面，只是将束脩（学费）奉送给上级官员罢了。为子弟聘请老师，必定要使老师朝夕与学生相处，亲自聆听讲授指点，观察其仪容举止以供效法。然而却让他们相隔数百里，互不通问，以此作为教育，即使是孔子也不能从七十弟子那里得到这样的效果。我私下认为山长必不可无，而推举人选的方法尤其不可忽视。选择一人做孩童的老师，尚且必须审慎考察其学问品行是否值得尊崇，何况书院地位重要，士子众多，将集合数百人奉其为楷模。如果不是道德文章足以冠绝众人并震慑世人，那么人们怎么会乐意追随他呢？如今天下山长教育士子，津津乐道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模仿，而很少有反过来探求实学的。国家以八股文取士，士子中有才能异能的人，不通过这条路无法向天下展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说舍弃它，情势和道理上都不能做到。虽然如此，八股文是用来阐发圣贤言论的。想要阐述圣贤的言论，就必须通晓其经典，明了其道，讲求其典章法度，并在身心上切实体认，然后言论才有内容，其发挥才有根本。不致力于此，而只从事于揣摩得失、剽窃模仿的行为，那么我没有见过他们出仕后对世道真正有裨益的。担任山长的人，必定要时常本着这个意思向诸生恳切地讲述，使他们在事事上追求实在，那么即使每天用科举来考核士子，也未尝不可以检验心得并收到实效。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山长，也与风俗人才的好坏无关，何况又把他作为应付上级官员的工具，那么书院是做什么的呢？新的章程建议说：山长由董事及诸生商议聘请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不由官长推荐。这并不是轻视官长而故意拒绝他们，而是因为由官长主持，最终也会有不能由官长主持的情况发生。

祭祀乡贤

世俗多崇敬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建阁供奉神像，岁时敬礼，认为他们主宰文章和科举功名。昔日的通儒已辨明其谬误，真相昭昭，不可欺瞒。桐乡书院，先前商议在朝阳楼后楣祭祀乡贤，既然因地位不相当，将有待于改期。戴钧衡于是作此议以证明之。古代开始设立学校，必定在先圣先师面前释奠祭祀。其余各学，也有四季释奠先师的典礼。这不仅仅是为了尊崇道德、崇尚大道，更是为了让来学习的人景仰先贤的典范，钦慕往昔的徽美，以砥砺观摩而成全德行，同时也让教育者有所矜持效法，而不敢在其中苟且从事。如今天下郡州县没有不有书院的，大抵没有不有崇祀典礼的。规模大的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如同各郡县学宫的故事；规模小的多各自祭祀本地的先贤。我认为孔子是大圣，朝廷已在学宫祭祀他，不必在书院中重复祭祀。只各自就其地奉一大贤作为主祭，其余依次从列。山长春秋择日率领诸生举行祭祀，又在每月初一和十五相率穿戴冠带拜谒，登堂瞻仰，感慨地想象见到他们的为人。这岂是文昌魁星的祭祀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家乡唐宋以前，儒者罕见。自明代正德年间，下至本朝，讲求正学、敦行实学者共有数十辈，其中特别著名的有数人：何省斋先生，桐城人懂得学问，从先生开始；方明善先生；方望溪、姚惜抱两位先生。明善在四方讲学，当时依靠他而成学者众多。望溪学问品行笃实纯粹，惜抱生当乾隆、嘉庆年间，海内考证学派正兴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义，先生独有卓识不被迷惑，折衷论断，一切归于和平。这几位先生，名显于当时，功垂于后世，是急切应当奉以崇祀的。只是其中不能专推一人作为主祭的人。于是想到桐城隶属安庆，与朱子的故乡是邻郡，天下省会隶属于此，朱子也在乡贤之列，而我所列举的几位先生，又都以朱子为依归，那么主祭的人，没有比朱子更合适的了。朱子的学问，是孔子的学问。书院祭祀孔子，则疑于僭越；专祀一两位乡先生，则不足以加重祀典。只奉朱子为主祭，那么祭祀朱子，就是祭祀孔子，而又具有乡贤的情谊，对我们家乡来说更为亲切，因此尊崇仰慕、观察效法之心必定殷切。而又在书院之中祭祀，那么诸生按时致礼容易，而没有疏远隔绝的嫌疑。以此恢复三代四季释奠先师的制度，借此纠正世俗文昌魁星的祭祀，杜绝学者苟且侥幸之心，我知道必定为君子所赞许。

考核经学

方正学有言：立教有四项，一是道术，二是政事，三是治经，四是文艺。这四项，各自根据才能所能、性情所近，加以教导而使其成功。我认为道术、政事、文艺，都必须由治经而入。为什么呢？治

译经书，是探究事物原理、穷尽天理的根本所在。自尧舜以来代代相传的大道，无论是修身自律的方法，还是治理百姓的法度，没有不全部包含在经书中的。求学的人如果不能深入探究经书的宗旨，求得古代圣人的本心，那么凡是践行于自身、施用于社会、抒发为文章的行为，都失去了根本。研读经书，不仅仅是通晓训诂、章句、名物、典章罢了。陆路行走的人依靠车，水路行走的人依靠船。然而无论水陆之行，必定都有想要到达的地方。如果茫茫然没有确定的方向，只是在天地之间漂泊辗转，而没有归宿止境，那么舟车就只是使人受苦的工具。训诂、章句、名物、典章，是研读经书的舟车。研读经书却不求得圣人的本心，这与在天地之间漂泊辗转有什么区别呢？虽然如此，没有舟车，就无法前行。研读经书的人，舍弃训诂、章句、名物、典章，也没有途径可以入门。自从科举制度实行以来，人们期望迅速见效，十五岁不参加考试，父兄就认为他不才；二十岁不进入学校，乡里就轻视他。经书还没读完，就孜孜不倦地钻研科举的讲章和时文。等到能够写文章应试了，就把经书束之高阁。老师不以此教导，学生不以此学习。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深通经术、明体达用的儒者，即使想找一两个通晓训诂、章句、名物、典章的人，也难以多得。古代的经学重视师承，考察汉代，《诗》《书》《易》《礼》《春秋》各有专门的专家，有的甚至世代相传，其学问才得以显扬。现在的学者，动不动就谈论五经。五经有数十万言，即使是聪明敏捷的儒者，也不能在一两年内就通晓其奥妙。而考试选拔士人时，又多把经义视为多余之物。因此，学习科举的人，轻视经书而不求索；那些求索的人，又往往因困难而中途停止。在当今时代，想要修明经学，如果不慢慢地引导，渐渐地深入，其形势不可能骤然转变。现在我与各位学生约定，每人专门研读一部经书，按岁时在书院集会考核。山长提出问题，每部经书列举几件事，各自就自己所能说的来回答。回答对一件事的奖励若干，回答多件事的加倍奖励。通晓整部经书的，每年供给膏火和常金；通晓两部经书的加倍供给；通晓更多的依次加倍。十年之内，天资优异的人，必定能通晓几部经书；中等资质的人，必定能通晓一两部。孟子说：“七年的病，需要三年的陈艾来治。如果不事先积蓄，终身也得不到。”我约定各位学生专门研读一部经书，就是“求三年之艾”的道理。一部经书不研读，就是终身不积蓄，病难道能痊愈吗？有人问：“当今世上，难道没有博览辩说经书却归于无用的人吗？”我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所说的在天地之间漂泊辗转的人。”古代研读经书的人，学问与行为相合，即使通晓一部经书，终身受用不尽。现在研读经书的人，学问与行为分离，即使通晓经书，也不能用在一件事上加以检验。这又在于研读经书的人是否有志于古人了。

译收藏书籍

夏商周三代初期，没有记载文字的典籍。人们凭借内心的法则治理社会，将法则相互传授。所学习的，不过是礼乐、政令、刑罚之类的事情罢了。等到三代末期，人们并非都知道学习，学习的人也并非都能懂得大道。圣人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作《易》《书》《诗》《礼》《乐》《春秋》来垂示教化，从此“经”的名称便产生了。由此而依托著书来表现自己见解的，于是就有了诸子百家。书籍日益增多，学问日益繁杂。虽然如此，昆仑山脉发源于中原地区，万千枝干，没有尽头。善于游山的人，只观赏泰山、华山的高峻，浏览嵩山、恒山、霍山的宏大，旁及峨眉山、太行山、庐山、天台山的美景，天下的壮丽景观，就已经尽览无余了。不善于游山的人，登上小土丘眺望，徘徊于小土堆之间，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五岳、峨眉山、太行山、庐山、天台山那样的境界。做学问的道理，也是这样罢了。

过去秦朝焚毁圣人的文献，汉朝兴起后，儒生们修补残缺、搜集散佚的书籍。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总共一万三千多卷。从那时以后，陆续有所增加，延续至今，浩瀚如烟海。学者在这里，想要凭一人一家之力完全获得古今的典籍，势力和能力必定做不到。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不能全部读完。即使全部读完，但泛泛而无统绪，久而久之就会淹没自己的灵性，对于道义的是非、人事的得失，反而糊涂而不能分辨。农夫种植五谷，是为了充饥养生；妇女从事蚕丝，是为了穿衣暖身。如今不务五谷蚕丝，却只急于蔬菜刺绣，这难道是养生暖身的道理吗？所以我说，人不担心不能读书，担心的是所读的不是该读的书。我曾经计算过，大抵学者必不可少的书，不过几十种。而这几十种书，购买它们往往不下几百两银子。有钱的人吝啬而不求取，没钱的人求取而得不到。因此乡间一两位有志之士，大多苦于贫穷而不能聚书；而世家大族有书的，子弟多收藏而不阅读，又不肯让贫寒士子共享。唉！这就是天下读书人稀少的原因。

过去乾隆初年，朝廷下诏向各郡县学宫颁赐书籍，使贫寒无力购书的士子，能够就近阅览抄录。现在我私下想采纳这个用意，在书院中推行。过去宋太宗、真宗时期，凡是建立书院，有司必定上表请求赐书，江述在庐山的白鹿洞、李允则在岳麓山都是这样。那么书院之所以称为书院，大概实在是作为藏书的地方，而让各位士子在那里求学。近代只把它作为考核士子的地方，很少有人在里面谋划藏书。唉！这不仅无法成就那些贫穷而有志的人，难道也符合书院称为书院的本意吗？

河北精舍学规

陈宝箴

三代培养士人的方法达到了极致。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由明德到亲民，本体和功用都具备了。士人没有等级差别，都教导他们穷究事理、尽性修身，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唉！对待士人多么优厚，忧虑世道多么深远啊。晚周的学校，仅存虚名，先王美好的制度和心意荡然无存。汉唐以来，本体和功用就分裂为二了。国家在学校之外，广泛建立书院，将英才纳入经籍之中，因袭明代的制度而更加详备。降及末流，考察其所教的内容，大都不出经义和试帖。利禄的禁锢蒙蔽人心已经很久了。乾嘉年间，士人稍微认为这很鄙陋，一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儒，相继从事考证之学。阮元（仪微阮文达公）于是在浙江、广东创建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我曾经阅览它们的学规，确实勤勉周密。然而几十百年间，考据辞章之士多出自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治理世变的，寥寥无几。这难道是上天赋予的才情有定数吗？还是教的人和学的人，都同类相感呢？此后江苏、湖北、四川、陕西，逐渐设立精舍，但都不超出学海堂的体制。精舍的开设，有的几十人，有的上百人，每天从事训诂名物，辨析考订。余姚朱倬（朱夫庶子）提督湖南学政，沿袭设立校经堂，广泛选拔俊秀特异的人才，厚给廪俸，因袭阮元的学规而加以扩充。经学训诂之外，让学者同时研究宋五子的著作，而力求在汉学和宋学的说法之间持平，比其他方面更加谨慎。然而其规模制度，成于仓促，对于培养士人的根本，或许有缺失而不完备的地方。

世运的盛衰，由人才决定；人才的盛衰，由学术决定。为国家得到人才，不如为国家培养人才，其用途更为广泛。培养于一州一府，而天下用之不尽；培养于一世，而数世十世用之有余。古代学识渊博、志向远大的君子规划宏大深远，就是这样的。国家设置官员，赋予他们民众并责成他们教养，而承担教养民众责任的人，往往在太平无事时忽视它，一遇到变故，就委任无人，而让平庸无能的人担当，导致败坏混乱，于是感叹人才难得。这难道是人才难得吗？嘉谷不种植就不生长，良木不灌溉就不美好。近代的人才，可以说匮乏了。概括计算，也有四个方面：义理、经济、辞章、考据。辞章考据，虚美无用，暂且不论。从事义理之学的人，专门谈论心性，以记诵语录为能事，拘泥古而轻视今，轻视事功而鄙薄名实，执着于理很坚定，但才能不足以应对变化，持论似乎正确，但智慧不足以预料长远。谈论经济的人，动不动就认为正心诚意是迂腐，不知道根本不树立则枝叶不治理，没有不治理内心而能不流

译对于追求功利的人，没有谁能够轻视君子、轻视小人的心态，而最终能始终成为君子而不沦为小人的。那些平日拍案称颂忠义、激昂慷慨的人，大都是凭意气行事。一旦意气消沉，忠义也就枯竭了。所以，气节从学问存养中产生的，可以在仓促之间、颠沛流离乃至生死关头坚守；而出于意气的，叫做外在的感应，鼓动它就行动，第二次就衰弱，第三次就枯竭了。这是当今人才的大弊病。所以说，源头不清则水流浑浊，根本不固则枝干枯朽。国家的法度，忌讳频繁更改。各行的书院，足以培养经学之士，不足以造就通才。这是因为体用关系不明，本末混淆的缘故。在立法之前，规划不宏大就浅陋了；宏大而不精专就杂乱；不浅陋不杂乱，弊端也会百出，何况既浅陋又杂乱呢？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以义理为根本，以经世济民为应用，以辞章考据为文采。文采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具备，但体用则不可偏废。以义理为根本而发挥于事功，并据此立言，那么学术就不会偏颇杂乱，人才就不会苟且简略。教育必须先根本而后末节，学习必须同条共贯。君子观察体用同源的道理，就知道贤哲与常人并不遥远。谨撰写学规若干条列于后，供各位肄业生全面阅览。

译一、读书的总目标在于明晓本体、通达应用。如今参酌景迂、曾文正的课目来使用。经学以四子书为主，易、书、诗、三礼、春秋作为辅助。史学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通鉴》、夏燮的《明通鉴》为主，二十四史作为辅助。作为主修的内容，每日每月不可离开；作为辅助的内容，轮流诵读学习。关键在于随时体会认识，用古代的事例印证当今，用他人的经验印证自己。经学则通过训诂探求义理，通过平实达到精微；史学则广泛通晓古代事迹以求其要领，参究时势以穷尽变化。

一、各位学生在诵读经史之外，或许旁涉诗文、天文、算学，各自跟随喜好，只要不荒废正课即可。至于盐政、漕运、地理、水利、农田、兵法、河工、屯田牧养、造船等，更是经世致用之士应当急切讲求的。所设置的各类书籍，应当依次尽情阅览。与经史课程一起，每月按名册考核一次，检验其聪敏迟钝，考察其勤奋懒惰。天文算学，本来与地理互为表里，因为功用繁琐耗费时间，恐怕荒废正课，又不容易专精，暂且不列入课程。

一、各位学生所读的书，如果有新的发现，或者有指出的驳议，不论是否恰当，不妨记录在日记册中。山长考核时，得以据此纠正。平日里师生朋友的讲论，也应当记录，以防遗忘。至于身心细微的过错，写在书上，尤其有助于警惕，不能因为日记要呈给师长，就掩盖而不写。这是人的通病，中等资质以上的人也不能避免，只在于勇于自我改正，过错有什么妨害呢？凡是过错与人共同观看的，内心必定光明；不与人共同观看的，内心必定昏暗。光明与昏暗，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况且师长见识精到，自然能鉴别。读《大学》中“小人闲居”一章，就可以明白醒悟了。

一、成就德行与成就才能，本来是一贯的。后人将其分开看待，导致学术不如古时。肄业的学生，或许文才可观，但在孝悌根本的道理上不能尽职，虽然有一切聪明才智，恰好足以成为小人罢了。孔子说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是用来侍奉长辈的。古人寻求忠臣必定从孝子之门。如果在家侍奉父母多有缺失，那么日后侍奉君主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大学》说，对应该厚待的人薄待，对应该薄待的人厚待，是没有的事。那些内在品行诚挚笃厚，而在经世大务上荒废不治，只取浅近的语录奉为师资的，也不足以成为大器。精舍的设立，原本就是想让本体与应用合而为一，为国家树立千百个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对各位学生的期望很厚重。山长在考察课程之外，咨询访问各位学生平日里侍奉父母、长辈的道理。如果内在品行不敦厚，那么宫墙就有玷污，就不能以士礼相待。各位学生应当有错就改，没有过错就加以勉励。

一、学习以心得为主。近世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习，专门结党营私、攻击异己，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以至公至大的事情，却存有自私自小的见解，谁为罪魁祸首，是大雅所讥讽的。我私下认为，“骄矜”二字在学问中绝对不可有。即使真诚如程朱，精博如马融、郑玄，也只可以说是尽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职分中应当做的，没有什么可骄矜的。那些结党营私、攻击异己、自以为是、非议他人的，都是没有广泛观察并深入探求的。这是世俗儒者的浅陋，有志之士应当深深警戒。况且骄矜就不能集思广益，助长傲慢、掩饰错误，各种弊病都由此产生。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美，如果骄傲且吝啬，就不值得看了。是有原因的啊。

一、考核高下，是用来激发人们争胜心的，所以伊川先生反对它。学海堂的规制，每年定四次考核。黄彭年先生条议天津精舍规例，用稽考课程代替考核，这个意思很好。湖南校经堂，则在日记中评定高下，优秀者给予奖赏。山长初到时，不了解成规，出题考试学生，评定甲乙等级，引起喧哗。因为每个人用力的地方不同，山长选取录取，或许赏识其意，或许采纳其辞，断不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反而使学生有轻慢师长的过错，长者受到不明智的讥讽。现在仿效参酌其意，不定考试，只稽考课程，有褒贬而没有等级，不仅避免争竞，也用来崇尚厚道。至于说这种方法足以堵塞抄袭代替的弊端，杜绝利欲之门，不论是否如此，也断不忍心用这种心态轻慢对待众多学子。

一、各位学生在四书、通鉴都注明籍贯诵读学习之外，各自专治一经，或诗或书；各自专治一史，或史记或汉书。兵、农、盐、漕各项政务，听凭本人专习或兼习。从前孔子门下教导学生，政事、言语不必同科；虞舜朝廷任用人才，教稼、明刑各自专司其职。确实因为人的才力有限，与其广博而不精，不如专精而能统一。至于精力过人者，原本可以兼收并蓄。

一、每日课程按学海堂规制，分句读、评校、钞录、著述四项。句读、钞录，每日不可缺漏；评校、著述，完全听凭学生自己，不列入课程。阮元所定读经每日二十页，似乎过多。本朝汉学诸公，穷尽一日之力，不过五页。因为要参考众说，所以耗费时日。如今课程经史并重，又与专治经籍的不同，定为五页，繁简合宜。四子书不规定页数，通鉴以三十页为度，史汉或以一卷为限。总之课程只要能使归于统一，各位学生应当视为切身之事，不要仅仅当作形式看待。这样施教者尽其心，受教者获其益。不然，即使条例繁密，终究没有补益。

一、各位学生的功课，每月稽考一次。稽考时，各位学生将所读书恭敬地呈给山长

译长。提出疑问，探讨疑难。所有的评点、校勘和著述，留在山长那里，静心等待评订。即使评订不当，学生的心意，也应当恭敬接受，断不可因此产生轻慢薄待之心。老师对于学生，在君主和父亲之外，这是最尊重的。情义周全融洽，原本不分生死存亡。偶尔有训诫纠正，或是对症下药，或是防微杜渐，或是借彼攻此，无非是教化培育、陶冶成材的心意。倘若稍加指责辩驳，就显露怨恨愤怒，不仅学生的职责有所亏缺，也是德行器量不够宽广了。

译每次出入必定受到讥讽。这似乎不是对待士人的正道。如果完全不省察，那就毫无限制。对于好学的君子，原本不需要这种约束。然而众人之中勤勉者多，难保没有懒惰之人，那么讥讽正是用来制约懒惰的手段。况且出入没有节制，必定导致朋友往来频繁。虽然诸生本性厌恶应酬，也没有理由推辞。有了门籍记录，正好可以借此堵塞这条路径。从前邴原勤奋治学，口中不饮酒；董仲舒读书，眼睛不看园中景色。纷纷接待宾客，只会荒废时日精力罢了。颜回正值壮年，盛德焕发；邓禹、周瑜英年早逝，功名震动宇宙。夜深静思，他们有的是想要征伐追逐却来不及做的，哪里需要讥讽呢。

师道主张有教无类。人才越多，成就的人就越多。将来施展抱负的范围就越广阔。精舍本不是只为一州一县设立的，自然应该来者不拒。然而经费不足，不得不限制固定人数。那些被调配充额的人，未必个个都是高才，不需要过于严苛的考察；那些未被调配充额的人，或许受限于见闻，难免有遗珠之憾。那些自备灯油费用、愿意来附学的，对待他们一视同仁，但不应该妄自菲薄，私下结党营私。山长看待诸生如同子弟，断没有厚此薄彼的心思。诸生应当深深体会此意，敬业乐群。倘若稍有隔阂，恐怕会开启末俗奢侈放纵、凌驾他人的习气。这关系到世道人心，实在不是小事。

每月初一和十五，山长率领诸生穿戴衣冠拜谒圣人。拜谒圣人完毕后，诸生依次拜谒山长。这虽然是礼仪的细枝末节，但古人的一拜一跪，都蕴含着精微的诚意。常人的情感，在安逸居住、深居简出时就会放肆。斋戒沐浴、盛装以承接祭祀，懒惰的人会变得恭敬，奢侈的人会变得收敛。将古代的圣贤君子悬置于心中，那么世俗琐碎的见解顿时消散。所以观察升降进退，贤者借此凝聚心神、约束筋骨。三天不见叔度，鄙吝之心就会复生；见到君子后才感到满足，有道之人不可不日日亲近，就是这样的道理。诸生千万不要把这看作繁琐的礼节，找借口不去。那些明理的人，更应该率先倡导。如果犹豫观望，那就是自己背离了名教。

早起是求学的第一要务。舜的门徒鸡鸣即起，勤勉为善。所以早晨接受学业，是士人的职责。清明之气在身，志气如神。古人说此时求道容易领悟，做事容易成功，确实有其原因。诸生应当黎明即起，温习诵读四子书，反复涵泳体会。如果能澄澈心灵、静心契合，那么当天的神志自然收敛，放逸之心自然收回，虚灵之心自然清澈。《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这一节，是尤其切要的用功之语，应当时常在胸中玩味。此心有了主宰，那么当天无论读什么书自然都有要领。不然，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抄录应当分为三项，这是为了内修本体而外施功用。诸生平日读书，凡是遇到学术精深渊微之处，录入内篇以厚植根本；典章政事、崇高宏大的议论、长远壮丽的谋略，录入外篇以广施措施；权谋术数、兵机诡道，录入杂篇以应对急变。这样才是本末兼该，大小不遗漏。

近人的著述，必定以注解经书、子书为当务之急，否则就不算数。这大概是当时贤达的习气。注解经书、子书，如果不是真正有所心得，足以补充前贤并启发后学，千万不要轻易为之。那些轻易为之的人，有的铺张门面，借以欺骗流俗；有的忘记自己的浅陋，敝帚自珍，最终被高雅之士讥笑。这次精舍，实在想要为国家造就几位有体有用的人才，不能仅仅用博闻强识来敷衍塞责。诸生端正端坐，或者议论古人的贤与不贤，或者辨析学术的是与非，或者议论政事的得与失，都可以称为著述。不必像各省精舍那样，惯例以解释经书若干条、考订制度若干篇为标准。然而古代的制度，通才岂能不知道？关键在于重本轻末，由大及小罢了。诸生要明白这一点。

讲书议

陈澧

我们广东的老师宿儒，教授学生一百多人的称为大馆，这种风气由来已久。这种风气大有可用之处。《论语》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大馆，是一变就可以达到道的。省城及附近县的大馆老师十余人，弟子一千余人，所讲授的是四书五经，早上讲一次，晚上讲一次，仿效古人击鼓召集众人的方法来聚集众人。老师登上讲堂，面南坐着讲课，弟子两旁坐着听讲，多么美好啊。古人传授经书讲学，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天下少有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学术日益衰微、人才日益减少呢？只是因为为了做时文打算，而不是想要明白圣贤的书的缘故。讲授圣贤的书却只视为做时文打算，学术怎么能不衰微，人才怎么能不少呢？然而想要振兴学术，造就人才，靠什么来振兴，靠什么来造就呢？靠教官吗？靠书院吗？教官不讲书，书院不讲书。即使讲书，一个学校讲了，其他学校不讲；一个书院讲了，其他书院不讲。想要它成为风气，绝对困难。幸好有十余个大馆，讲书早已成为风气。振兴学术，造就人才，不指望大馆还指望谁呢？现在想要大馆讲书，不要专门为了时文打算，一定要让学者知道，这本书是圣贤教导我治理人民的方法，不是为我获取科举第位的物品。用朱子《集注》《章句》中的道理，切实而讲明它。而且不可急于讲授。现在大馆限制一年讲完四书，太急了。讲授《论语》必须两年才能完毕，《大学》《中庸》《孟子》一年才能完毕。让学者三年通晓四书，然后才进入

译于是讲解五经。那些能够通晓四书的人与能够撰写时文的人，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可用里程来计算。况且能够通晓四书的人，绝对没有不能撰写时文的。即使弟子只是为了撰写时文而来，然而在数百人中，必定有几个人气质稍显清高、见识稍显高明，是可以引导他们进一步深造的。况且讲解经书时自去讲解经书，讲解时文时仍然讲解时文，这对他们撰写时文又有什么妨害呢？像这样，就能将讲究时文的风气，转变为传授经学、研讨学问的风气，这对于学术和人才的好处非常大。只是恐怕时文的风气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听到这种言论会嘲笑它，认为它迂腐空泛，甚至有人借此互相攻击指责。这就好比夜明珠在黑暗中投给别人，必定会遭到对方按剑警惕，这就不是我所能预知的了。

译乡塾读书法序

李兆洛

古代教育弟子，无所谓读书。早晚只是学习幼年礼仪罢了。等到他们稍大一些，心智开启，于是先学习音乐，然后诵读《诗经》；先学习礼仪，然后阅读书籍。而所谓的书籍，不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就是古代帝王贤圣的常训善言。大概他们在年幼时，只求驯服调和他们的血气，防范约束他们的心志。等到他们心志逐渐明朗，血气逐渐稳固，就用义理来滋养他们，用法度来规范他们。所以中等资质的人容易成才，而没有资质的人也不至于自暴自弃。自从战国以后，书籍繁杂混乱。汉朝兴起，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衷标准，确定了六艺的科目，于是学者以读书为事，就稍微追求文辞了。现在的学者不是读书，只是读文辞罢了。六七岁进入私塾，就用义理来束缚他们。义理稍微明白了，就竭力追求文辞，并且连义理也抛弃了。唉，他们埋没人才已经很久了。这也不仅仅是父兄的过错，是习俗束缚人，而法制还没有完善。泉南先生担忧这种情况，选取程氏《端礼》中的《读书分年日程》，概括义理类别，兼采古代贤人启蒙训学的遗言附在后面，题为《乡塾读书法》，列出体例，向我求序。我虽然没有看到全书，但他勤勉审慎地选择，确立规矩，诚恳有志于根本，大致可以窥见。由此推及天下也是可以的，难道只是乡塾吗？于是推广他的意思而加以论述。

金山张堰镇义塾记代

张文虎

古代乡里的私塾，由官府设立，由此通达到庠序（学校）。既然设立了老师，从闾胥到州长，又各自按照期限督促百姓读书，考核他们的德行、道义、技艺，好的就记录下来，坏的就纠正他们。又在庠序之中，实行兴贤、序宾、正齿位（按年龄排定座次）的礼仪，使人们懂得尊卑长幼的情谊，衣冠揖让的礼节。确实认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教育更优先的了。后世的制度不如古代，而义学的制度，还接近古代的乡塾。然而贫穷人所求的，只是几个方名（基本字句）罢了。有的人还忌讳进入义学，忍心让他们的子弟，每天游荡从而陷入不肖。只是以贫穷为忌讳，却不知道不肖是可耻的，这就是风俗日益败坏的原因。从前原伯鲁不喜欢学习，而闵子马知道周朝将要动乱。不学习的弊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张堰镇距离金山县城南三十里，士人、商人、工匠、商贩聚集居住，大概两百年了。近来风俗奢靡，弊病日益严重。往往有抛弃本业而沉迷于赌博的人。顽劣粗野之徒，在市场中捋袖露臂，以强凌弱。儿童习惯于见闻，模仿戏谑轻狂，于是也有聚众喧哗，斜眼看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唉，如果不加以维持，其流弊败坏，没有止境。咸丰五年，钱广文熙泰捐资创办义塾，聘请吴江征举孝廉方正的董兆熊先生做老师。凡是贫穷无力的人，都能入学。又设立赏罚以示惩戒和劝勉。大量购置经籍，以备成才者阅览。意图使编户人家的子弟，稍微懂得字义，容易就业，而不成为游手好闲之人。其中有可造就的人才，也不至于埋没。广文的用心，可以说是深厚了。但我还有进一步的建议。乡饮酒的礼仪是很崇高的。乡官讲约，就是《周礼》中督促百姓读书的意思。现在既然很久不实行，应该大致仿效其意，而酌情减少仪节，按时在塾中实行，使人们有所观效。又约定凡是往来于塾中的人，衣冠端正严肃，言行必须谨慎。这样耳濡目染，恍然知道尊贤是可慕的，而礼节是不可失的，怪异是可耻的，而刑罚是不可冒犯的。那些能读书成为士人的人，从这里开始奠基。或者罢学从事农工商贾，也不至于陷入不肖。那么一个乡里的私塾，转移风俗的关键就在这里了。《礼记》说：君子尊重谦让就不争斗，洁净恭敬就不傲慢。不傲慢不争斗，就远离争辩，而没有暴乱的祸患。事情本来有在几十年前开始，而在几十年后见效的。广文大概有意于此吧。广文委托海宁李善兰茂才让我写这篇记。我年老多病，而心中怦怦跳动，时常对世事感到不得不有所作为，于是略加论述。至于探究其端绪，茂才大概听到了吧。

卷六十六 礼政六贡举

因时论四科举

吴铤

自从国家用科举选拔士人，而天下的人才不足，不是人才不足，而是天下的人才，都归于无益的文辞。文辞，本来对天下国家没有用处。现在却用它来选拔士人，而天下的人都争相趋附。高明的喜好章句讲说以阐明自己的旨意，次等的追求文辞工巧以显示才能，最下等的则抄袭文辞以求侥幸获得。即使穷尽老死在学问之中，仍然对天下国家没有用处。那么选拔不按照正道，又困苦摧折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才，为什么呢？古代帝王用人的方法，根据他们所知道的来任用他们，不曾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禹能治水，担任百揆；弃能播种百谷，担任后稷；契能敷陈五教，担任司徒。选择那些才能可以治理天下的人，让他们治理天下；又选择那些才能可以治理一国的人，让他们治理一国；又选择那些才能可以治理一乡一邑的人，让他们处理一乡一邑的事务。所以上下各自得到自己的职分。后世的考试方法，在乡试中举称为举人，在礼部考试中举称为进士。从此殿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