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治体二原治下

译卷九 治体二 原治下

史议一

孙鼎臣

圣王治理天下，其开端细微，其确立的体制宏大，其成功缓慢，其收效长久。后来治理天下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急求功利而轻视道德，崇尚智巧权术而轻慢忠诚信义，先推行法令而后才讲礼教，尊重才能而贬低品行道义。所争辩的是刑法名目、钱粮收支中毫厘的出入；所责求的是文书簿册、期限会合中尺寸的长短。君主德行的纯厚或瑕疵，国家根本的安危，风俗的淳厚或浇薄，法纪纲常的清浊，其利害关系在积年累月之后才显现，而征兆却隐藏在隐伏之中。人们把这些都称为迂腐空阔，忽视而不加过问。上下互相以文辞应付，而不探究实际。巧诈虚伪由此萌生，琐碎繁杂令人眼花缭乱，于是随之进行变革。防范奸邪而奸邪更加滋生，补救弊病而弊病更加严重。励精图治的初衷，最终化为因循守旧；英明察断的过失，积累成为壅塞蔽障。询问君主，则是早朝晚退；观察臣子，则是遵循法理、奉行职守；典章制度、文化文物没有缺失；号令条教没有失误。然而人才低劣，民心浇薄，一旦祸乱突发，仓促之间不知如何应对，如同鱼腹腐烂、瓦器破碎，逐渐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唉，这难道不值得恐惧吗？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将社稷传给子孙是长远的谋划。重大的器物不能用浅陋的方法守护，长远的谋划不能用寻常的思虑规划。如今看秦始皇，是天下英雄，他毁弃儒术，实行严刑峻法来防范天下，称量文书，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摧毁名城，杀害豪杰，天下没有人能抵抗他。隋文帝是英明的君主，坐在朝廷上常常直到太阳偏西，隔夜传餐进食。那时兵革不用，户口数量超过两汉。这两位君主的心，难道不认为自己比尧舜汤武更贤明吗？他们认为尧舜汤武不值得效法，倚仗自己的才智，竭尽全力想要超过他们。他们的令行禁止，所求必得，尧舜汤武或许也有不及的地方。然而他们死后，天下大乱，传世短促，没有比这两代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知道为政却不知道致力于学习，所以驾驭天下的方法不对。汉高祖不喜欢儒生，但听了陆贾的话，面露惭愧之色。陆贾撰写《新语》，每次进奏，高祖没有不称好的。光武帝讲论经义，常常直到深夜。唐太宗听朝之余，引学士进入内殿商讨政事。宋太祖在军中手不释卷。这些都是开国之初，日理万机，却唯独对学习如此留意。大概也是鉴于前代的过失，知道开国承家的道理，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如果不取法古代圣贤、折衷义理正道，就无法善始善终。这几位君主所说的学习，不过是皮毛而已，未能开阔志向于先王的道统。然而还足以达到治理并成就太平。何况将尧舜汤武之道体现于自身并施行于政事呢？自宋代以来，设有经筵，仁宗因为元昊反叛而罢免经筵。赵师民说：“帝王研读经典，不只是玩弄空文。现在边疆有事，臣等即使不进见，也是因此认为先王的遗籍，可以在无事时讲习，不足以辅助有为之业。”仁宗醒悟并听从了他。后来帝昺流亡海滨，陆秀夫仍然每天书写《大学》章句以劝讲。明英宗刚即位，三杨请求选择老儒共同担任讲读之职。张居正辅佐神宗，也选择儒臣每日进讲。至于思宗在天下纷扰之时，日讲也不废止。唉，这也足以看到两朝家法的美好，其君臣能够坚守而不失，传世数百年，很久之后才灭亡。与秦隋相比，得失相差多么遥远啊！人君的道理，在于公正地判断是非。是非公正，然后好恶端正；好恶端正，然后赏罚得当；赏罚得当，天下就像网挂在纲绳上，举而措之就没有困难了。天下的是非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明辨善恶的人才能察觉，而必须从明辨自己心中的善恶开始。学习是用来治理内心、迁善去恶的。三代以后，学习与政治成为两件事，治理越发卑下而不及古代。汉的高祖、光武，唐的太宗，宋的太祖、仁宗，于是成为贤明的君主。论世的人叹息感慨，说他们的治理是后人无法企及的，能不感慨吗？

史议二

孙鼎臣

天子之下，以一身承担天下重任的是宰相。天子不依循正道，不能实现治理；宰相不依循正道，不能在天子面前自重，也就不能有所作为。宰相的职责，没有比端正君主更重要的，没有比知人善任更紧要的。这两者如果不是坚守道义坚定，就不能一定实现自己的志向而没有遗憾。张九龄做宰相时，事情无论大小，都极力争辩。小事不争辩，那么大事也不能争辩了。杜衍做宰相时，封还内降的诏书，外人不知道。事后补救难以成功，在开始时谨慎就容易用力。房玄龄、杜如晦侍奉太宗，引拔士人如同怕赶不上。吕公著侍奉哲宗，以举荐人才为己任。三杨当政，所荐举的都是名臣。张居正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潘季驯，而天下无事。所以宰相的贤能不在于一时，不系于一事，只看君主德行的兴衰和人才的通达阻塞罢了。姚崇、宋璟做宰相而开元之治兴盛，禹光做宰相而孝宣之业衰微，难道不是这样吗？安定国家，利于百姓，是大臣的事；奉行文书，谨守唯诺，是吏卒的差役；窥伺意旨，察言观色，是仆妾的行为。居于大臣之位，充当吏卒的差役，效仿仆妾的行为，可以吗？禹光就是既是大臣又是吏卒又是仆妾的人。禹光见时有变异，如果皇上身体不安，选择吉日洁净斋戒，露出蓍草，整理衣冠站立占卜，得到吉卦就进献，不吉则

译（司马光）因感动而流露出忧惧的神色，这不能说不忠诚。司马光身居高位，门生弟子中有很多成就为博士、大夫的人，几乎可以得到他们的助力，但司马光始终没有推荐举用他们，这不能说不公正。后世的议论者说，夏禹和司马光是什么样的人呢？君主有过失而不能纠正，天下有很多人才而不能进用，却说：“我没有被君主所信任，我不敢承担这个职权。”作为臣子，积累资历和功劳，从普通官员逐步掌握大政，说这不是被君主所信任，可以吗？早晚在君主身边，在帷幄之中参与议论，说这不是被君主所信任，可以吗？举荐贤能、斥退不肖，是宰相的职责。担任这个职位就有这个职权，想要避开这个职权，就不应当担任这个职位。况且君主不信任，不是君主的过错。不能以大臣的身份自我担当，那么君主也就常常把他当作普通臣下来对待，而不能给予众人之上的优待了。内心不足以担当，然后不得不避嫌。假如他推荐举用而毫无私心呢？即使每天举荐上百人，天子也不会怀疑；即使天下的人才都出自他的门下，天下人也不会议论，认为这是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有什么职权可言呢？姚崇、宋璟辅佐唐玄宗，两人每次进见，皇帝总是为他们起身，离开时皇帝就登上殿前台阶送他们。等到李林甫做宰相，虽然恩宠超过他们，但礼遇却轻慢薄待。君主尊重他的臣子，是看臣子自己如何表现轻重。不能以道义自重，却希望君主把他当作师保和心腹，太难了。以道义自重怎么做呢？明白去留的大义罢了。蒲宗孟在神宗面前诋毁司马光，神宗说：“蒲宗孟竟然不认可司马光吗？不论其他事，只说辞去枢密使这一节，我自即位以来，只看到这个人（坚持原则）。其他人即使逼迫他离开，他也不会离开。”后世君主尊贵而臣子卑贱，议论者说宰相权力轻而政事更加杂乱。崇祯一朝，宰辅多达五十人，忽然进用忽然退免，像仆妾一样。唉，这难道不是思考得太不周全了吗？他们是师保，谁敢不把他们当作师保看待；他们是仆妾，也就把他们当作仆妾看待罢了。这难道完全是君主的过错吗？地位越高，得到它就越难，害怕失去它也就越严重。像夏禹、司马光这样的人，用去留的大义来要求他们，我知道他们是做不到的。

译史议三

孙鼎臣

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体现的是三代的公心。后世的分封制，并非三代的本意，而是出于私心。三代凭借德行来安抚天下，所以能公；后世凭借权势来控制天下，所以偏私。认为三代依靠分封制来治理天下，这是后世儒者主观臆测的浅陋之见，并非圣人的本意。汉高祖出身平民，他的臣子都是一时的豪杰，过去与他平起平坐的人，势必要加强宗室的力量来镇守他们。然而汉高祖只给予他们土地，却不让他们掌管政务，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此后才设置丞相，严格禁止结党营私的法律，削弱他们的土地，减轻他们的权力，此时宗室的势力已经衰微了。然而仍然有燕王旦的阴谋，广陵王的诅咒，淮阳王的误入歧途。晋武帝夺取天下不合正道，猜忌防范下属，于是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形成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局势。大行分封，尊崇亲戚，在内部担任辅佐皇室的职务，在外部统领军队事务。不仅给予他们土地，而且让他们掌管政务。权力相当就会互相倾轧，兵力强大就会互相残杀。八王之乱爆发，宗庙社稷随之覆灭。孝建、泰始年间，祸乱接连兴起，仍然没有醒悟。于是齐武帝将遗命托付给西昌王，结果郁林王被废；宇文泰将爱子托付给安定王，结果略阳王未能善终；文宣王的孤儿死在常山，孝昭王的继承人被害于长广。诛杀夷灭接连不断，篡位弑君循环往复。君臣父子的伦理，全部沦丧殆尽。起初是为了保全子孙宗族，最终却导致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任用亲戚而不任用贤人，天子将子孙宗族视为私产，致力于权势而不致力于德行。唐宋废除分封制，给予丰厚的俸禄和地位，但不让他们参与政事，数百年间没有宗室藩王的祸患。明太祖违背古制，传位一代就发生了靖难之役，再次导致宸濠之乱。然而政令出自内阁，诸侯王没有掌握朝廷权力的，所以战祸发生在外部，而没有在内部发生争斗。由此看来，三代以后，难道只是分封制不可行吗？即使是亲戚贤人并用的主张，也未见其可行。反对者说周公、康叔都担任三公，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比周公更圣明的人，没有比康叔更贤能的人，所以顺势任用他们，并不是因为周公、康叔是亲戚，不问贤能与否，就把国家大权委托给他们。况且像周公那样圣明，尚且不能免于《鸱鸮》之诗的忧虑，《常棣》之作的感慨，何况后人呢？反对者又说汉朝大封同姓王，最终依靠朱虚侯平定了诸吕之乱。吕产、吕禄之事，周勃、陈平虽然并非没有功劳，也是将相得人所致。然而功劳大赏赐薄，于是产生怨恨，东牟王造反，如果周勃不死，难道能安然无事吗？反对者又说光武帝、晋元帝是分封制的成效，这也不是全面的论断。唐朝不分封，灵武之变何尝不是中兴？宋朝不分封，建炎之变何尝不是受命？国家的废兴存亡，取决于德行的厚薄，难道分封制能延长国运吗？在开创基业之初，人心尚未归附，所以荆轲、贾谊、燕昭、泽参、萧何、曹参等人立下功勋。在危难疑惧之日，民望有所归依，所以唐肃宗、宋高宗成就了宣光之业。《诗经》说“价人维藩，大宗维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天下成为一家，统一于至尊，人心专一，民望专一，就不能扰乱他们使之动荡，迷惑他们使之二心。况且开诚布公，蛮貊之地的人也都是我们的人；怀疑挟诈，骨肉至亲也像秦越之人一样疏远。谋求国家安定的人，只看重贤能而不只看重亲戚；保全骨肉恩情的人，尊崇爵位而不尊崇权力。大概圣人治理天下，先公后私，以德行为强盛，而不依赖权势。

永命

管同

国运的长短，是谁决定的？回答说：是天数决定的。天数决定，那么圣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责备君主？回答说：长短是天数，治理得好就长，混乱就短，这是道理。天数先已注定，而道理后起变化，没有政治混乱而国运最终长久的，也没有政治清明而国运最终短暂的。上天最大的权柄莫过于天数，只有君主能用道理来战胜它。政治混乱而天数最终长久，那么上天就不明；政治清明而天数最终短暂，那么上天就不公。虽然如此，我过去曾有疑惑。现在开国之初，后嗣的贤愚，渺茫不可确定，他们是为治为乱，起初不可预知。然而精通天数的人，往往能推算到他们的结局，如同烛光照亮、镜子照察，言语没有不灵验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宋朝如果没有高宗，不会放弃汴京迁都杭州，而国运最终终结于闽广；明朝如果没有万历，且继之以天启，国运也不会断绝于子孙。然而当时像陈抟、刘基这样的人，就已经连同他们的土地和人物，一并预言，如同亲眼所见，又有什么奇怪呢？难道国家的兴衰，真是定数而不可改变吗？还是君主的图治肆乱，也是顺应天数而如此，而不能自主呢？为什么说如此，而果然看到如此呢？唉！三代以上君主多贤圣，所以人的权重大于天；三代以下君主少贤圣，所以天的权重大于人。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定都郏鄏，占卜居住之地说七百年而已。后来成王、康王相继继承，有周公、召公辅佐，文王、武王的恩泽，广阔而更加深厚，所以后来，最终超过了它的历数，超过八百年而不停止。宋朝、明朝的先祖，他们开国既没有文王、武王的忠厚，而后来的君主没有成王、康王，臣子没有周公、召公，这就是天数一定，而毫发不可再移动的原因。所以周人最终超过它的天数，是周人不被天数限制；宋明最终符合它的天数，是宋明自己被天数拘束。道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然的话，难道陈抟、刘基的学问，超过周公，而天数也有时不灵验吗？祖己告诫高宗说：降下的年寿有长有短，不是上天夭折百姓，是百姓自己断绝了生命。召公告诫成王说：王要运用德行，祈求上天

译天命。假如上天不可祈求，而天命不可长久，那么祖己、召公的言论，就是怪诞且欺骗君主了。夏商周三代以前，气数胜过事理，所以谈论气数的很少；三代以后，事理胜过气数，所以谶纬图箓等谈论气数的书籍于是纷纷出现，且多有奇特的应验。如果把现在的书放在古代，都是不灵验的言论。世人不知道这一点，竟然认为左丘明关于占卜国运的说法，是权宜之辞不值得相信。假如左丘明关于占卜国运的说法不可信，那么祖己、召公所说的“长久天命”就先不可信了。祖己、召公所说的“长久天命”不可信，却单独相信谈论定数的陈抟、刘基，那么陈抟、刘基的学问，又能超过祖己、召公吗？

译中兴论

姚椿

所谓中兴，有乱世之后的中兴，也有治世之后的中兴。继承乱世之后，要扫除旧弊，开创新风，其治国之道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就像夏朝的少康、周朝的宣王、汉朝的光武帝那样。继承治世之后，如果政风懈怠，就要整顿纲纪，使之严肃；如果政风严猛，就要休养生息，使之缓和。其治国之道同样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就像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汉朝的昭帝那样。人们只知道继承乱世之后的中兴很难，却不知道继承治世之后的中兴尤其艰难。汉朝昭帝以后，唐朝有宪宗、武宗，宋朝有仁宗、孝宗，明朝有孝宗，而元祐年间由太后及其臣子执政的情况不算在内。至于宪宗、武宗的功业，都不能善始善终。至于宋朝和明朝，又都没有足以大大超过前人的丰功伟业，却被称为中兴，恐怕是溢美之词吧？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中兴，难的不是功名和武勇，可贵的是保全世道、使国家日益壮大。譬如人得了危重的疾病，几乎到了危险的地步，幸好得到救治，那么此后用来维持生命、促进康复的方法，反而更加艰难。如果认为一旦救治失败，就绝不可能再侥幸存活，这并不是起初救治的人不好，而是病情困厄太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只获得一半的功效罢了。从前汉武帝耗尽中原财力去对付四方夷狄，天下常常处于危险境地。轮台诏书的颁布、富民侯的封赏，都不能弥补这种损失。霍光辅佐汉昭帝实行宽大的政策，中原才变得富庶，四方夷狄才归顺臣服。宋神宗听信王安石的话，急切地推行《周礼》，天下骚动不安，百姓不适应这种教化。司马光辅佐太皇太后实行宽大的政策，百姓欢欣传颂，契丹也收敛了侵扰。假使汉武帝之后，继位的是汉宣帝；元丰年间之后，紧接着就是绍圣年间，我预见汉朝和宋朝的天下，不会传到第二代就丧失。哪里还值得谈论东汉和南宋呢？后周世宗治理国家的方法，与子产治理郑国、诸葛亮治理蜀国相同，都是靠严明的法度取得的。有人说：那么继承乱世之后的中兴就不值得称道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光武帝的功业，可以绍继少康；而汉昭帝的美德，可以媲美成王，他们的美德是一样的。至于唐肃宗、宋高宗，仅仅依靠他们的臣子作为恢复失地的资本，窃取光显的称号，能善终一生，已经是幸运的了，哪里还值得称为中兴呢？所以唐朝的中兴，不说是肃宗而说是宪宗、武宗；宋朝的中兴，不说是高宗而说是北宋有仁宗、南宋有孝宗。肃宗和高宗大概是祖先遗留恩泽所及，而这些人则是他们自己努力达到的。就像明朝的中兴，我不说是成祖和世宗，只有孝宗才当之无愧。有人说：那么偏安一隅的政权就没有中兴吗？回答说：有的。北魏的孝文帝、后周的世宗，以及金朝的世宗，也都是有志于天下的人。然而既然没有达到统一天下，而且他们的政绩最终也没有大大超过前人，所以我不能详细论述。

秦论

王效成

古代有因为无道而亡国的，但其遗留的制度后世没有人能够改变的，秦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秦国从诸侯国兴起，兼并天下，废除了自古以来的五等爵位制度，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立郡守、郡尉和监御史。东到海边，西到羌地，南到日南，北以黄河为边塞。其间一个平民的死生、一丝一毫税收的出入、小官的升降，其权柄无不统摄在君主掌握之中。君主以一人之身寄托在亿万人民之上，而万里之外的动静，就像呼吸一样息息相通。这也是控制天下的关键所在。那些试图恢复五等爵位制度的人，最终难免陷入僭越和混乱，确实没有能比秦制更好的制度了。然而秦制的弊端，就在于不信任人而只信任自己，不任用人才而只依赖法律。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君主决断，甚至用秤称量文书，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耗尽日夜的智慧与明察，也不超出文书案牍的范围。至于臣下的善恶、百姓的忧乐，君主竟忙得无暇分辨。内外臣属只是充数接受既定事务，即使有非凡的才能和极佳的计策，也不敢超越法律而招致罪责。做一件事，就说皇上的诏书是这样规定的，不容许超过；决断一件事，就说国家的法规是这样规定的，不容许参酌。谚语说：不熟悉做官的人，只看已经办成的事情。这是极言官吏没有自己的主见。当时，从朝廷到郡县，有官职的人，都以胥吏为师。秦朝的天下，简直就是一个胥吏的天下。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拘泥于旧章，内外互相蒙蔽，使当世的人才，都归于畏缩懦弱、敷衍塞责、苟且保全。而制定这种制度的人，却自以为独揽大纲，后世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任用而不致失误。他们哪里知道，用帷幕来挡苍蝇，苍蝇反而隐藏在角落缝隙之间，设防的人，恰恰为奸邪提供了便利。狡猾的老鼠善于打洞，堵住这里它一定穿通那里，连完整的墙壁也会被毁坏。天下每确立一种法规，就会产生一种弊端，这难道是权术所能穷尽的吗？司马谈的话说得好：法令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清明或浑浊的根本来源。唉，像秦朝这样的例子，可以作为鉴戒了。况且疾病需要治疗，不考察医生的好坏，只认为成方的药方可靠。药方与病情往往不能完全相符。医生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成方，依违两可地杀人，死去的人不会醒悟。哪里比得上选择贤明而有道的人，把身体托付给他，药物饮食的节制，任由他变通。考察医生而不考察药方，医生就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像这样，身体还有不安的吗？汉朝兴起，纠正秦朝的弊端，扫除烦琐苛刻的法令，让百姓休养生息。下至三老、孝悌、力田这些卑微的职位，都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可以说是法网宽疏而节度简略了。然而汉宣帝凭借

译苛刻严厉，自夸明察。制定汉朝的制度。在光武中兴的时代，世祖总揽大权，向下侵夺官吏的职权。那些所谓“治理百姓要简约”以及“用人要宽缓”的说法，固然忙碌地未能顾及到。唉！依靠人来治理的，人得以存在，法律随之顺从；依靠法律来治理的，法律产生而人却死亡，而法律本身也陷入困境。夏商周三代以后，虽然有英明智慧、期望实现大治的君主，像汉宣帝、光武帝那样，只是因为不懂得致力于大体，仍然与先王的治理有所差距。大概政治是不可以仅仅依靠法律来实行的。那么，秦朝就是古今治乱升降的一个重大关键。有志于实现三代那样治理的人，怎么能不仔细考察呢？

译西汉论

廖连城

汉宣帝对太子说：“汉朝自有其制度，原本是将王道与霸道混合使用的。”这是不懂得王道与霸道的人说的话。制度本身无所谓王道或霸道。如果制度得当，那就是王道；如果制度失当，那连霸道都算不上。大抵王道与霸道的制度，都有得当之处而很少失当之处；如果失当之处太多，那就连霸道都算不上，怎么能说是王道呢？我观察汉朝的制度，接近古制，仿佛出自王者之手，称之为王道，谁说不合适呢？唯独汉朝的君主多属于霸者一流，很少接近王者。平庸的君主不值得讨论，即使是像高帝、武帝、景帝、宣帝那样英明伟大的君主，也只能称为霸者，不能称为王者。认为他们混合使用王道与霸道，完全不是这样。况且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不在于制度的纯粹或驳杂，而在于君主的一念之心。心是王者之心，即使实行霸者的政令，也纯粹是王道；心是霸者之心，即使实行王者的政令，也归于霸道。齐桓公将乡、轨、里相连结，难道能说不是周公官礼的遗风吗？晋文公以仁爱亲善为珍宝，难道能说不是尧舜孝悌之道吗？然而，有所为而为之，与无所为而为之，其用心自然不同。因此，汉朝的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并不在此。同样的制度，王者使用它便是王道，霸者使用它便是霸道，不能用一个标准一概而论。高帝初入关中，废除秦朝的苛政，让百姓休养生息，这与武王推翻商朝暴政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武王迫于拯救百姓，是无所为而为之；高帝则不然，他的用心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收买秦地百姓的心从而得到天下。汲黯说武帝内心多欲却施行仁义，仁义本是王道，但从多欲者那里施行出来，就成了霸道。高帝施行仁义，也与武帝相同，只是武帝更为严重罢了。至于景帝、宣帝，守成致治，比武帝贤明，然而天性刻薄，虽然有不忍心的政令，却没有不忍心的心，哪里足以谈论王道呢？有人说：“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从周朝到汉朝，已经八百多年了，为什么唯独没有王者兴起呢？”回答说：“有的，只有文帝一人而已。他将贾谊贬出长沙，不能像先王那样任用贤才；当时可以兴起礼乐，他却谦让不及，不能像先王那样制作完备。然而我曾说他接近王者，因为他的心是王者之心，所以他的道就是王者之道。文帝对于汉朝的制度，未曾多有变更，但他治理国家，有战战兢兢、警惕勉励的情态；他保护百姓，有至诚恻隐的意态。修建露台惜惜百金，帷帐没有文绣，后宫衣服不拖地，是为天下节省财物，而不是仅仅为了显示节俭；免除租税，赈济贫民、养老送终，是为天下散发财物，而不是想要显示恩惠；停止车驾接受进言，有用的就采用，没用的就搁置，是为天下集思广益，而不是为了显示谦卑；缇萦上书，于是废除肉刑；吴王不来朝见，赐给他几杖；张武受贿，金钱使他感到羞愧；议论务求宽厚，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是为天下厚植风俗，而不是违背道义来求取声誉。史书称他亲身修养玄默之道，这是实行大道的根本；教化行于天下，这是实行大道的功效。大概他为人欲望很少，端正义理而不谋求私利，夏朝的启、殷朝的高宗、周朝的成王康王，也不过如此。因此，制度方面，霸者与王者大致相近；心德方面，霸者与王者大相径庭。高帝建立汉朝的制度，恰好成就了他的霸业；文帝遵守汉朝的制度，恰好成就了他的王道。义与利的区别，就是王与霸的区别。那么君主想要追随三代圣王，也在于先端正自己的心，何必一定要改变祖宗的法度呢？我因此针对宣帝混合使用王道与霸道的说法，加以明确辨析，以告知后世有志于王道的人。

读史记万石君传

张履

《史记·万石君传》记载，石建担任郎中令时，书写奏章呈报皇帝，事情下达后，石建读奏章说：“误写‘马’字，‘马’字尾巴应当是五画，现在只有四画，少了一画。皇上怪罪下来，是要死罪的。”非常惶恐。言辞好像是在赞美石建。张子说：这是史公的谤书啊。罪责在于萧何。不然的话，汉武帝虽然用法严峻，石建迂腐谨慎，不至于如此。怎么说呢？萧何制定法律，苛刻深严、琐碎细致。凡是官吏百姓上书，字写得如果不端正，就有举发弹劾。后世误将“十”写成“百”，将“搜”写成“菟”，都难免获罪，都是从萧何开始的啊。唉！如果不是非常贤明的人，将连侧身避罪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国家大事呢？这就是汲长孺（汲黯）之所以对刀笔吏咬牙切齿的原因啊。

读货殖传

朱琦

班固撰写《贡禹传》，记载贡禹的话说：“武帝时期，实行权宜之变，让犯法的人可以赎罪，缴纳粮食的人可以补任官吏。因此天下奢侈，官府混乱，百姓贫困。所以世俗说：‘为什么要孝悌？因为钱财多就光荣。为什么要礼义？因为通晓史书就能做官。行为像猪狗一样，只要家富势足，颐指气使，就是贤人。’所以认为做官而致富的人是雄杰，身处奸邪而获利的人是壮士。兄长劝勉弟弟，父亲勉励儿子，风俗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龚胜也多次上疏说：“天下贫贱，盗贼众多，官吏不良，灾异屡次出现，不可不担忧。”而鲍宣又说：“当今朝廷大臣，没有大儒、骨鲠之臣，白发老成、魁伟磊落之士，议论贯通古今，慨然感动众志，忧国如饥似渴的人。有幸身居高位，享受厚禄，志向只在于经营私家罢了。以善于容身、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私享俸禄……”

译这是智慧。认为像臣子宣等人是愚蠢的。我琦曾经阅读他们的言论而感到痛心。说：“利益造成的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后来我又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其中说：“最好的政策是顺应民众的自然本性，其次是引导民众趋利，再次是教化民众，再其次是整顿规范民众，最下等的政策是与民众争利。”我私下认为，这本书大概与《平准书》首尾呼应。又痛恨孔仅、桑弘羊这类人，而公孙弘身为宰相，不能纠正弊政，反而迎合上意、阿谀奉承。太史公既然暗中对此感到悲伤，所以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深刻指出他们的过失，以至于放下书本感叹，认为利益是动乱的开端，彻底探究从天子到百姓喜好利益的弊端，可以说是非常切中要害了。我琦曾经认为司马迁懂得治国的根本，而班固所记载的贡禹、鲍宣等人的奏疏，大体也与此旨意相同。所以说：“标杆端正，影子就直；不听从他的命令，而是顺从他的心意。”又说：“即使尧在位，也不能去除百姓追求利益的心，但能使他们追求利益的心不超过崇尚道义的心；即使桀在位，也不能去除百姓崇尚道义的心，但能使他们崇尚道义的心不超过追求利益的心。”姚鼐（姬传）对此的推论真是好啊。世人说司马子长是因为愤懑才撰写《货殖列传》，这是不对的。大概是子长看到当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泊的态度作为表率，天下没有比较物资的丰缺，而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均输法等劳役，竟然让帝王之富介入庶民之事，使人只担忧自己的财产，怀着紧迫不安、终日忧虑的心态，效仿奢侈淫逸，抛弃廉耻而追逐财利，贤能的人困顿于贫困，没有封爵的富商僭越于君主之上，家家户户没有积蓄，物力凋敝消耗，大乱的根源由此开始。所以讥讽卑贱者来约束尊贵者，观察风俗来了解政治，观看奢靡来知晓弊端，这大概就是子长的志向啊。

译重刻《资治通鉴》序（代）

顾复初

邛州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先生重刻《资治通鉴》完成，嘱托我作序。我认为司马光编撰此书的主旨，已经完备地体现在他呈给神宗皇帝的表奏中了。我独自私下思考，顺应天地之道，明察人伦万物，端正政治教化，公正地处理政务，古代没有不同的治理方法，今天也没有不同的政治原则。所以大道流行，有时受挫有时伸展，有时显扬有时隐晦，其中阴阳刚柔消长变化的道理，圣人已经垂示在经典中。如果顺着人的嗜欲加以引导，而在礼义中安守节度，专心致力于人事，最终归结于天道运行，那么长治久安是可以实现的。但往往并非如此。于是当政治清明时，各种制度规范随着时运推移，恰逢时机乘势而上，难免有所偏重；继任者之后，必然承接其不足之处。等到天下大乱时，官吏懈怠，百姓贫困，文化衰败，风俗败坏，水旱灾害与战争相继而起，但纲纪尚未完全废弛，还足以维持治理。未来的人不可预知，已经发生的事难道不能作为借鉴吗？在天道的方面不可强求，在人道的方面不可不尽力吗？况且祸乱的兴起，哪个朝代没有呢？司马光认为军事是动乱的开端，也是治理的源头，所以他的书对军事事务记载尤为详细，让后来的人选择并审慎对待，他的用心尤其深远。

圣清朝兴起二百多年，圣明君主相继继承，超越以往的古代。在太平盛世之余，邪恶的萌芽潜伏其中；太阳光辉照耀，而小火把依然燃烧；大海波涛汹涌，而小水坑中的波澜仍未平息。皇上思念贤才，谋求治理，直到太阳偏西还来不及休息。几位大臣不顾自身安危，致力于政事，谋划以称职。从前黄帝用兵，周宣王用车马，深切的忧虑开启了圣明，光耀前人的功业，大概就在此处吧。有谋求治理的心却不效法已经治理好的方法，知道治理的原因却不走上治理的道路，未曾听说过。《尚书》说：“与治理之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又说：“以成法为鉴，就能永远没有过失。”那么司马光这本书，确实是万世太平的准则。伍君官居侍从，不急于求取仕途晋升，而常常自我保持谦逊。如今又在嘉州刻书近十年，亲近贤人，友善朋友，奖赏激励进取，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士人很多。如今又刻印此书以惠及学者，使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心意极为深切。我有幸看到此书刻成，知道伍君将来施行的措施，以及蜀地士人自我成就的途径，为国家赞颂辅佐隆盛，而消除平定变乱祸患，就在于此。所以我不推辞自己鄙陋，恭敬地为此作序。

《读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后》

亢树滋

东晋之所以能够勉强建立国家，是依靠先安定内部，而不急于进行北伐的缘故。如果不估量德行和力量，锐意恢复中原，事情虽然正当，但我恐怕会一败涂地，不陷入刘曜、石勒那样的境地不止。请问当时可以托付边疆重任的人是谁呢？没有比得上陶侃、祖逖的。而陶侃有登天的梦，被皇上猜忌；祖逖最终没有成功。此后桓温北征，虽然在蓝田打败苻苌，在伊水驱赶姚襄，但得到后又失去，最终导致枋头的失败，劳师糜饷，百姓叹息怨恨，后来的效果也就这样了。蔡谟、王羲之是出于老成持重的见解，不能与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同日而语。怎么至于说他们得罪了名教呢？唉！仅仅被一时的名义所激动，而不顾成败，这是书生好大喜功的习气，国家之所以乱亡相继，原因就在于此。

用兵没有比攻坚更危险的。驱使血肉之躯，与石头相抗，伤亡必然很多。但也有围城不攻，时间久了产生懈怠，而被敌人冲击，因而形成不可扑灭的势头。这不仅杀我的士兵，而且杀我的百姓。作为将领怎么能不知道呢？

士、农、工、商，是天下的四种百姓，互相依赖以生存，互相依靠以生活。如果全部率领商人回归农业，不仅没有田地可耕，而且天地间各种物品，都会废弃而不被生产。放置天地自然的利益而不用，全部从田亩中获取供给，谁能做到呢？商人习惯于与夷狄交往，是上位者开启的，不是商人的罪过。如果严格区分夷夏的界限，重申通商的禁令，商人虽然奸诈，谁敢触犯呢？不致力于此，却严厉抑制商人，视同异类，正好足以把他们驱赶到夷狄那里去。

想要百姓重视农业、珍惜粮食，也只有减轻徭役和赋税，政治简略，刑罚清明，使他们能够奉养父母、养育子女，在灾荒年份得以免于饥寒罢了。不致力于此，却设法胁迫他们，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如果按照人口征收租税，而不按照田地征收，耕地广阔的人，无法取足；弃耕的人，无法减免，那么必须保证天下的农民，人人富足，世世代代富足才可以。唉！这难道能一定做到吗？就以我们吴地为例，卖田的人家，哪一年没有呢？他们难道无故卖田吗？或者因为水旱灾害，或者苦于租赋，或者因为突然的用度，或者因为拖欠的积累。贫富无常，如果田地减少了而租税不减少，那么弃耕的人代替缴纳租税，得到土地的人坐享其成，没有比这更不平等的了。本来想重视农业以抑制兼并，但实行得过分，正好驱使农民进入兼并之家。

孟子说：“国君为社稷而死。”如今的守令，就是古代的国君。如果寇盗临近边境，不责成他们死守，任由他们逃避，那么天子与谁共同守护天下呢？竭尽忠诚节操不论官职大小，守令可以不死，那么上面的监司，再上面的督抚，都可以不死。那么国家有事，谁不卷起衣裳逃跑呢？败坏忠义的大防，酿成奸邪的大恶，一定从这种言论开始。

君王的政治，广阔平坦，本着大公无私的心，创立经常可久的法则，使天下安居乐业以拥戴他们的君主。

译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商人作为四种百姓之一，是先王所不废弃的。大概是让他们互通有无，买贱卖贵，使得人人能够侍奉长辈、养育后代，养生送死的器具，没有不齐全的。如果厌恶他们舍本逐末，想要驱使他们回归农业，也只有减轻徭役和赋税，使得努力耕种的利益，超过经商获利，那么商人自然乐意趋向农业，而不必由在上位者有意压制他们。况且人的本性各不相同，百姓中优秀的人成为士人，百姓中质朴的人成为农民，那些既不优秀也不质朴的人，做士人则没有才能，做农民则没有力气，不做商人又靠什么谋生呢？《大传》说：“中午设立市场，招致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交易完毕就离开，各自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先王对待商人就是这样。现在却故意压制他们，使得他们不能安定生活，快乐从事职业，势必全部变成游民，从而从此断绝衣食来源，盗贼因此兴起，这是必然的道理啊。唉，喜欢谈论治理却不懂得如何治理，正好足以残害百姓、祸害国家，成为天下的罪人罢了。还要谨慎对待这件事啊。

译在《宋鉴》后作跋

亢树滋

宋代刘谊上书说，新法原本是为了百姓着想，只是下面执行的人做得不好罢了。因为百姓有高利贷的利息，所以给他们贷款，这就是青苗法；因为百姓有破产的祸患，所以让他们免除徭役，这就是免役法；因为百姓没有相互连属的责任，所以设立保甲制度；因为百姓有货物积压卖不出去，所以设立市易务。这些都是好法。我认为刘谊这番话，确实是天下人的公论。当时奉行新法的人，不知道是执行得不好，反而认为法律本身不对，这就是不能使王安石信服的原因。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么即使是有弊端的法律，百姓也能在法律之中安居；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是爱护百姓的法律，百姓反而会在法律之外陷入困境。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也是事势无可奈何的地方。金世宗听说蓟、平、辽三州的百姓缺乏粮食，命令有关部门发放粮食出售，贫穷买不起的就借贷给他们。有关部门担心贫民不能偿还，只借贷给有户籍的人。世宗听说后，又派人核实情况，进行赈济和借贷，因为各位大臣不纠举弹劾，都论罪处罚。三州百姓缺乏粮食，金主发放粮食赈济借贷，这是善举。但如果任用的人不合适，那么缺乏粮食的百姓，仍然得不到粮食。不缺粮的人被强行借贷粮食，日后加倍索取来偿还，百姓都因此受到困顿了。所以治理天下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好法和美意，也只是成为危害百姓的工具罢了。汉宣帝说得好：“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吧。”新法实行的时候，如果都能得到优秀的二千石官员来任用，会有什么弊病呢？可惜王安石知道立法却不知道用人，那些担任监司的人，又不知道举发执行不好的官员并奏请治罪，导致便民的政策，反而变成了害民的工具。即使有刘谊的话，最终也无法驳倒天下众多人的口舌，而使王安石怀抱无法辩白的冤屈。唉！是非不明已经很久了。君子读史到这里，不能不采纳刘谊的这番话。

明道三年十一月丙寅日，举行郊祀。出现雷雨，在斋宫望祭。当时金国使者来祝贺庆会节并祝寿，正值郊祀散斋七天之内，不应当使用音乐。议论的人担心因此生出事端，请求暂时使用音乐。我认为宋朝的衰败，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极点了。国家所坚守的，不过是礼罢了。礼，是用来维持纲纪法度，震慑内外、统摄上下的。陈俊卿说金国使者未必一定要用乐，是我们自己揣摩风向迎合心意而想要用乐。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以敌国臣子的身份，却损害了侍奉天帝的礼仪。将来轻慢侮辱，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番话说得太好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议论的人过于畏惧金国，用不合礼的方式侍奉他们，被金国使者轻视是必然的。《礼记》说：“国家必定是自己先灭亡，然后别人才灭亡它；人必定是自己先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宋朝没有灭亡在金国手里，是侥幸罢了。后来主持国政的人，千万不要把礼当作虚文，而把它看得像帽子上的装饰一样轻视。

宋孝宗曾经和张栻谈论难以得到办事的臣子。张栻回答说，陛下应当寻求通晓事理的臣子，不应当寻求办事的臣子。如果只寻求办事的臣子，那么将来败坏陛下事情的，未必不是这个人。亢树滋说，张栻的话说得好。大概办事的臣子只顾及眼前的急务，图谋一时的便利，而不为后世做长远的打算，这就是能够败坏天下国家大事的原因。通晓事理的臣子看得远，图谋的大。凡是有害民生、有伤国体的事情，纵然能谋取一时的便利，也毅然不为所动，那么天下就知道朝廷有人而震慑折服，又怎么会有外侮内乱的纷纷扰扰呢？

校书郎罗点上书说，现在奸邪谄媚的风气日益严重，议论平庸浅陋，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就说得体；随波逐流，就说有度量；众人沉默自己独自进言，就说沽名钓誉；众人浑浊自己独自清白，就说标新立异。这种风气如果不革除，陛下虽然想在天下大有作为，我看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风气也是从上面开启的。大概孝宗和臣下说话，不是自我炫耀就是自负，而臣下也一味顺从来求得容悦。朱熹上疏稍微激烈，他就勃然大怒，幸亏赵雄进言才作罢。二十多年厌恶正直、丑化公正，养成了这种风气。从前侯言计谋不对，而臣下附和得像出自同一张嘴。子思说：“以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君不像君而臣不像臣。”同时徐谊也说：“君主日益圣明，臣子就日益愚昧。”那么想要革除这种风气，也只有让孝宗不自满自大罢了。

熙宁十四年夏四月，萧燧说，君主没有不想除去小人的，但常常被小人战胜。比如萧望之被恭显战胜，张九龄被李林甫战胜，裴度被皇甫镈战胜。我认为小人之所以能战胜君子，没有别的原因。大概自古以来没有巧言令色的君子，也没有严正刚直的小人。而君主凭借万乘之尊，居高临下，没有不把巧言令色视为可亲的，而把严正刚直视为可畏的。可亲就拉近关系，可畏就疏远排斥，这是自然的道理。那么君子怎么能不被小人战胜呢？

熙宁年间臣僚说临安府守臣，将本府胥吏，除了应该保留的以外，罢免驱逐了一百多人。还有不曾核查不得姓名的人，全部淘汰斥退，也接近二百多人。四方郡邑广大，胥吏的数量，哪里能计算得尽。请求命令提举官保留正编额外的人员，其余都罢免驱逐。朝廷听从了。亢树滋说，胥吏掠夺百姓财物，比盗贼还厉害，必定要剥皮敲骨而后已。苏轼说放纵百万虎狼在民间，却禁止他们

译不食人。未之有也。宋代的胥吏如此众多。百姓怎么能够忍受。然而他们的弊病在于上位者喜欢设立条令教化。多设名目。使得他们得以施展奸诈。因而呼朋引类占据为巢穴。以祸害百姓。如果能够在上位者那里正本清源。精简官员减少事务。那些胥吏又有什么权力呢。我知道他们求去都来不及。哪里还需要烦劳罢免驱逐呢。

译宋孝宗下诏让皇太子赵惇参与决断政事。侍读杨万里向太子上书。大致是说，天下不能有两个君王，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现在陛下在上，又设置监国，这是国家有了两个君主。自古以来，没有国家权力分裂而不陷入危局的。谗言离间的话一旦兴起，父子之间的嫌隙就会打开。一旦陷入危机，后悔就来不及了。又引用赵武灵王任命小儿子赵何、魏太武帝让太子拓跋晃、唐太宗让太子李承干监国，都招致祸患的事例，来使他恐惧。太子看了之后非常震惊。朱熹说：“杨万里告诫太子，忠诚倒是忠诚，但似乎不符合道义。父子之间可以用情义打动，而不应该用利害来谈论。应当告诉太子，陛下既然命令太子参与决断政事，就应该谨慎遵守既定的法度，一切听从圣旨然后执行。不要在早晚问安时产生异心，不要被谗言离间所迷惑，不要轻易改变措施。再谨慎些，以等待陛下重新亲政。关于嫌隙之类的说法，以及赵武灵王、魏太武帝等前代故事，可以不提。况且孝宗天性慈爱，必定没有别的顾虑，为什么竟然用危言耸听的话，让太子产生疑惧呢？”后来太子不再去重华宫朝见，虽然是因为宦官离间，但怎么知道不是杨万里的话，先入为主，让太子疑惧而不能释怀呢。唉，臣子向君主进言，能不深思熟虑吗？

金朝尚书省上奏，邓州百姓范三殴打杀人，应当处死，但他父母年老无人侍奉。金世宗说：“在众人中不争竞叫做孝，有孝然后才能奉养父母。范三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忘记自身，难道还有侍奉父母的心吗？可以依法论处。他的父母由官府供给收养。”朱熹认为世宗这道诏书，真是仁义到了极点，是应当百代遵循的。但如果有人逼迫范三致死，范三自卫，于是导致杀人，那么祸端不是从范三开始的。依法应当处死，但情有可原，又应当另外讨论了。

合门舍人应材说：“台谏官员的职责，在于议论天下的大利大害，不在于搜罗细枝末节，仅仅议论别人的短长。大奸大恶之人，固然不能不为天下国家诛杀他们。至于有用的人才，怎么可以因为小过错就轻易毁弃他们。”皇帝非常赞同。朱熹说：“北宋时台谏攻击宰相，起初的一两个正直大臣，固然出于公忠体国，后来就有不得志的人，有的受人指使，有的希望进用，以私意互相攻击，朝廷之上，纷纷多事。等到贾易等人兴起，祸患更加猛烈。应材的话，深得台谏的体制。然而各位大臣的小过错，固然不必写在奏章里。至于贪婪残酷祸害百姓、奸邪欺瞒君主的这类人，虽然眼前看不出是大利大害，但最终必定祸害家庭凶险国家，这是台谏极应当弹劾的，断不能因为他们有才能就宽容他们。况且自古以来，贪婪残酷奸邪的人没有没有才能却能成功的。像王钦若、丁谓、蔡卞等人，当他们担任地方长官时，大都能以才能表现自己，等到后来掌握天下大权，就放纵私欲，祸害家国。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他们有才能有用，就不除掉他们呢？”

金朝尚书省拟定上奏让阿克担任刺史。金世宗说：“阿克年纪小，郡守关系到千里百姓的休戚，可以不挑选合适的人而偏私自己的亲人吗？如果因为亲近亲属的恩情，赏赐虽然丰厚，对政事没有损害，让他治理郡县却不符合他的才能，这一境地的百姓依靠谁呢？”朱熹说：“君王任用官员，只看贤能不看亲疏，因为是要让他安抚百姓，而不是用来荣耀一个人。所以那个人贤能，不因关系疏远而废弃；那个人不贤，不因亲近故旧而升迁。如果偏私亲人而那个人甚至玩弄法律祸害百姓，惩处他则伤害我的仁爱，放任他则损害我的道义，势不两全。世宗以前因为伊喇延寿卑劣不让他做县令，现在因为阿克年幼不让他治理郡县，可以说是善于用人了。”

周必大推荐朱熹担任江西提刑。朱熹入朝奏事，说提刑司催缴经总制钱，始于宣和末年，仓促用兵，权宜筹划。后来立为比较考核的制度，甚至灾荒接连发生，钱米已经无处征收，而经总制钱唯独不免除。州县的煎熬，何日才能稍减？百姓的愁叹，何时才能稍息呢？”朱熹说：“朱子的话，是仁人的话。当时除了朱子，没听说有向君主进言的人。考证经总制钱始于陈遘，宣和年间大盗方腊扰乱浙东，陈遘以发运使身份经制东南七路财赋，于是建议将卖酒、卖糟、商税、牙税以及头子钱、楼店钱都稍微增加数额，另外登记收纳，叫做经制钱。到翁彦国担任总制使，仿照他的办法又取盈，叫做总制钱。每年收入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成为州县的大患。起初陈遘建议时，他的哥哥在家庙哭泣，说剥削百姓招致怨恨，祸患必定波及子孙。后来陈遘镇守中山，一家十七口人，被叛将杀害，果然如他哥哥所说。查考乾道三年，度支赵不敌上奏，每年内外开支，大概五千五百万缗有余，而各路收入，没有减免拖欠，就足以支撑一年的用度，也就只有五千五百万缗有余。而在五千五百万缗中，经总制钱几乎占三分之一。虽然足以供给一时的匮乏，但长久不罢，民穷财尽，识者说必须全部废除经总制钱，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太平才可以期望。本朝顾炎武说，宋朝的灭亡，亡于经总制钱。并且说陈遘对上得罪了宋太祖、宋太宗，对下得罪了百姓，而在中山断头剖腹，一瞑目，不过是匹夫匹妇的狭隘信义罢了，怎么能算作忠义呢？然而怀利”

译侍奉他的君主。即使像遘那样为节义而死。仍然被君子深深厌恶。后来做臣子的人。为什么还要重蹈他的覆辙而不考虑改变策略呢。

译孝宗曾经与朝臣讨论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人说不靠法制禁令就无法治理。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别的，君主和宰相在上端正根本，各级官员在下廉洁自身，使百姓中强者不侵犯弱者，多数人不欺凌少数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引导天下归于朴实罢了。那些法制禁令，只是次要的事情罢了。

世上有名义非常美好但实际上不足以治理国家的情况，比如用正心诚意的学问来苛求君主。并不是正心诚意不足以治理国家，而是正心诚意的根本，更在于格物致知。致知，是推究先后次序的知识；格物，是推究本末关系的万物。一定要使本末先后的次序在心中清清楚楚，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惑，然后做事没有不成功的，行动没有不有效的。即使有夸大而无实质的言论，也没有办法欺骗他了。如果本末关系没有审察清楚，先后次序没有考察明白，却在上面端坐无为，今天讲诚意明天讲正心，那就只是一个木偶罢了。世上有木偶能够治理国家的吗？理宗作为君主，恭敬节俭仁慈，崇尚道学，按理应该有拨乱反正的功绩。然而奸臣专权执政却不知道察访，强敌产生野心却不知道防备，外有侵侮内有纷争，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而当时的议论者，凡是汉唐富国强兵的方法一概不采纳，只用精微的道理和心性之说苛求君主，希望君主一定成为尧舜，意图不是不善，名义不是不美。等到考察他们的施政措施，即使想求得像汉唐那样的治世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大概是不衡量自己不是禹、皋陶、稷、契那样的人，只是凭借君主崇尚道学，就妄发大话来欺骗他罢了。况且禹、皋陶、稷、契治理国家的方法，记载在《尚书》中，没有舍弃实际功业而空谈玄妙道理的。理宗本来不是有作为的君主，假使把崇尚道学的心用来崇尚实际政事，怎么会传到第二代就亡国呢？唉，世上有崇尚道学却不能治理国家的人吗？道学不能治理国家，又为什么要取法道学而崇尚它呢？恐怕所崇尚的，还有毫厘之差导致千里之谬吧。没有其他原因，本末先后的次序不能在心中清楚明白，却只从事诚意正心，于是上面说诚意下面也说诚意，上面说正心下面也说正心，实际上却不知道心意为什么能诚，心为什么能正。而君臣却洋洋得意地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引导天下归于欺骗虚妄罢了。朱熹讥讽王通，说他既不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足以比肩周公孔子，又不知道时势不足以比肩三王，却只想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形似影响之间模仿效法，傲慢地自认为足以继承千圣、接续百王。却不知道他起初连供儿童一笑都不够。唉，理宗时的道学，也是这样罢了。有指责我的人，我也不推辞。

宋仁宗任用范文正公范仲淹经略西边并任参知政事，虽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作用，但中原和边疆各族，已经没有人不爱戴他像爱戴父母一样。等到神宗任用王荆公王安石，信任最为坚定，灾祸败亡也同时显著，至今人们还在感叹。两位公都本于经术治理天下，然而功勋名声如此相反，为什么呢？陈宗起说：王道的关键，本于人情。人情，圣贤不能脱离，愚贱之人不可欺骗，是天下的公道。范文正公知道是这样，因而委婉地体察它，所以功名都很盛大。王荆公不审察这一点，喜欢行私意，所以效果也相反。这还只是两位公体现在施政措施上的不同，也有其根本原因。范文正公说：一定要先于天下人忧愁而忧愁，后于天下人快乐而快乐。王荆公说：天变不值得畏惧，祖宗之法不值得效法，别人的议论不值得顾虑。人忧愁就会思考，思考就会知虑周密而谋划不会失误。无所畏惧就会骄傲，骄傲就会知虑疏阔而算计不严密。况且知道过错能改正，随即行动随即停止，这是忧患带来的效果。一味自求胜利，却不知道悔改，这是无所忌惮的缘故。既然谋划没有失误，而且行为举止没有成见，这就是能够委婉体察人情的原因。一味自求胜利，而且谋划又不审慎，这就是不近人情的原因。因此君子的心，常存敬畏，那么对于人情，即使有不合的，也很少了。

东莱吕氏《治体论》说：自从范文正公在天章阁上疏的建议没有完全实行，所以激起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急迫政令。又说：范文正公的志向，没有在庆历年间完全实行，王安石的学问，却在熙宁、元丰年间完全被采用。神宗锐然有作为的志向，没有遇到范仲淹却遇到了王安石，世道升降的关键，治体得失的契机，就在这里决定了。东莱的这个议论，大概是对王荆公的遭遇有所感慨，所以深深为范文正公惋惜。我也对范文正公的遭遇有所鉴戒，而深深为王安石惋惜。以范文正公性情的醇厚，学术的正统，与王安石性情的固执，学术的谬误，相差固然不止一倍五倍。但是王安石曾经做过鄞县县令，在那里兴修陂塘水利，建立借贷谷物的方法，就是后来的水利法和青苗法。在这里施行，百姓很受其益。前后之间，利害相反，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每日与百姓的利害相关，不像在中书省时，与百姓相隔绝，只根据一两个小人的话来决断行动停止。这就是不同的原因。假使王安石出仕以后，也像范文正公那样遭遇

译宰相的怨恨，朋党的诽谤，导致他被外放担任地方长官，先后辗转十多个地方。徘徊奔波二十年，他深知四方民间百姓的穷困，以及水旱灾害、盗贼横行、差役赋税之苦，还有战事兴起带来的愁怨，催缴赋税造成的扰害。他又亲身经历过侍从、台谏的职位，熟悉奸佞小人蒙蔽君主和宰相的行为，以及地方监司、守令迎合上级意旨、阻遏民情的状况。所有这些真实与虚伪的情况，他都周知悉。一旦他进入政事堂，即使他的性情和学术不够纯正，也不至于像那样极其不近人情。朱文公曾说，苏氏早年也喜欢谈论军事和财政利益，等到后来看到王安石施行这些政策没有成效，才不敢再提。那么，苏氏没有早被重用，是苏氏的幸运；王安石早被神宗赏识，是王安石的不幸。我为王安石感到惋惜的就是这一点。至于范文正公，虽然不一定需要经历内外官职的磨练，但他必定能够体贴人情，我从他的性情和学术上就相信了这一点。因为性情和学术是根本，阅历人事是枝节。根本没有确立而只依赖枝节，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古今之人确实有从枝节中获得成效的，所以我才为王安石感到惋惜。

译跋苏明允集后

龙启瑞

苏洵（字明允）撰写了《几策》两篇。首篇论述审察敌情。他论及宋朝的弊病，认为以软弱的政治去对抗强势的敌人，必然导致失败；必须实行强力的政治，天下的形势才能重新归于强盛。我私下认为，当时没有人采纳并实行他的言论。如果采纳并实行，那么宋朝的灭亡就可以立刻等待了，想要求得南宋偏安的局面都不可得。苏洵固然曾经论述天下大势，如同人的身体一样。人本来就有血气衰竭的情况，医生误用补药猛剂，最终使阳气燥热以至于无法挽救，往往就是这样。现在有人中暑昏倒，有人给他喝水，他立刻死亡；有饿死僵倒在街市的人，立刻给他吃饱，他也死亡。并不是水不能救治中暑，食物不能救活饿死的人，而是使用的方法过于急切。用强力的政治来矫正软弱的弊病，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考察古代的帝王，处于长期衰弱的形势，而能自我振作以至于强盛的，只有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兴的事业，在《诗经》中颇有记载。现在看他的诗，不过是田猎并讲求武事罢了，安抚流亡的百姓并安置他们罢了。中原和边疆有不驯服的，就任命将领出兵讨伐他们。起初不曾用繁重的刑罚和严厉的诛杀，束缚百姓，而震慑他们使他们一定服从。用繁重的刑罚和严厉的诛杀，施加在松懈怠惰、苟且懦弱之后，这就像堆积土石去阻挡湍急的水流一样。一旦溃决，就必然导致洪水泛滥不可收拾，后来想要回到一天无事的状态都不可得了。宋朝的灭亡，固然由于长期衰弱的弊病所致。然而还能形成南宋偏安局面的，是因为祖宗深厚的恩德润泽，逐渐浸润人心，使人不忍离去。现在一旦用崇尚威严的学说去矫正它，我担心威严还未建立，而人心背离、想要离去的人就不少了。那么，就因此放任它不管，怎么样？回答说：怎么可以呢？先王对于治理，不是强化政治手段，而是致力于强化人心。人心强则政治强，如同人的身体气脉壮盛，耳目和四肢都为之效力而不疲倦。人心软弱的，政治虽然强力也是软弱的，如同懦夫在前面呼叫跳跃，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们内心先已气馁。那么强化人心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君主是天下的中心。奋发之气从上面开始，朝廷内外都不知不觉地振动起来。后来处于长期衰弱形势的人，得到我的话并思考它，也差不多可以了。

论明太祖二

潘德舆

明朝一代后宫没有失德。洪武元年修订女戒，三年严格宫中的政令，五年在宫中刻下告诫皇后的言辞，祖训严格了。虽然如此，宦官和宫妾，是相互依存的。明太祖利用宫中的空地，让内侍种菜。退朝后，看见两个内侍在雨中行走，杖责他们说：“这都是民力，如此浪费。”洪武二年，制定内侍各机构的制度，告诫吏部说：“《周礼》中阉人不到百人，后世超过数千人，最终成为祸患。在这一类人中寻求善良的人，千百中无一二。我现在只是准备让他们服役罢了。虽然不能像古代那样，也应当防微杜渐。”训诫不能说是不严格。然而明朝的宗庙社稷，最终亡于宦官之手。为什么呢？以我揣度，不能全信《周礼》，官制大多与经典不符。唯独它把阉人作为冢宰的属官，虽然没在其他经典中看到，然而阉人也是官员。既然说是官员，那么也是统领百官的人所统领的就可以知道了。周朝的冢宰，是宰相的职位。而明朝不设立宰相，专门责成六部，也不让吏部尚书统摄宦官。后来内阁的权力虽然重，也与宦官没有统属关系。周朝重视冢宰而阉人地位卑微，明朝废除宰相而宦官横行。三杨是贤臣，却不能不迎合王振的旨意。这都是三代以后不用冢宰治理宦官的过失。得失的关键可以鉴戒了。

书明徐文定公兵机要略后

谢应芝

《兵机要略》三卷，是前明大学士徐文定公徐光启所著。推究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与百姓争夺利益，不知道致力于农桑这一根本事业。而军事既已兴起，用兵没有章法，每天耗费国家财政，以至于增加赋税使百姓困苦。百姓日益苦于赋税的危害，没有耕种的利益，于是放下农具拿起兵器，都起来成为盗贼。徐公独自洞察根本，考究古今农政的利弊得失，下至种树畜牧的方法。既然著有《农政全书》，而凡是练兵的编制、火攻等各种方法，虽然不足以完全展现徐公的全部才能，也大致在这部书中有所体现。假使徐公能在万历、天启全盛之时施展他的才能，致力于农业利益，让百姓休养生息，停止专卖，放松苛捐杂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裕，可以使国家富足。纵然不得已用兵，而有节制的军队不会有多大的耗费，国家可以不贫困，百姓也不会遭受增加赋税的危害。然而这两者都得不到，这不仅是国家的不幸，也是百姓的不幸。直到天怒人怨，年成歉收兵荒马乱，盗贼四起，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才也来不及了，何况又有权奸在上面压制，使他不能施展呢。然而同时忠义才智的大臣，如孙高阳、卢义兴、孙雁门等人，而且无不遭到权佞的陷害。由此可知明朝国运将终，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这其中大概有天命吧，那么也就无需为不任用徐公而惋惜了。

戴天偶述

龚巩祚

俗话说：人每天头顶着天却不知道天的高远，这是现在的士人百姓吗？大概是一代代生活在其中，顺应那广大自然的规律，如同寒暑昼夜一样，却不知道历代圣王确实生养我、养育我，百代君王难以比拟的仁爱。难道是士人不读历史的过错吗？历史中的百代君王，仁爱还是不仁爱

译赋税的差异，主要的大端有三：看它的赋税，看它的刑罚，看它的徭役罢了。

本朝自圣祖年间，屡次询问如何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的方法。世宗初年，于是采纳怡贤亲王的建议，减免苏州、松江一带的地丁银四十五万两，南昌一带的地丁银十七万两。乾隆二年，又减免浙江、江苏两省的地丁银二十万两，减免明朝赋税的十分之四。东南地区是天下繁华之地，然而朝廷从东南征收的赋税也就只有这些了。只有粮食通过漕运从东南输送。乾隆朝，总共三次蠲免七省的漕米，普遍蠲免天下的地丁银也三次，这是史书上未曾有的。况且地丁银，是将丁税合并于地税，并非按人头计算来征收赋税。有漕运的省份，地丁税合计约为十分之一；没有漕运的省份，只计算地丁税，尚且不到三十分之一。虽然说皇帝享用天下的美食，但从一千四百五十一个州县征收的赋税，也就只有这些了。这就是本朝的赋税。

本朝的死刑分为两类：一类是情实，一类是缓决。还有判为情实但不给予勾决的。在勾决囚犯的日子，皇帝赐给一位汉人大学士就座，逐一商议斟酌。讲官、科道官员都在旁侍立。事先由地方官府详细上报刑部，刑部大臣核定。又有九卿会议签批商议，有刑科签批商议。大概从地方官府初步定罪，一直到给予勾决，中间经过十几双眼睛审视，经过上百双手处理。做官的人即使死罪，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依然如故。这就是本朝的刑罚。

朝廷内外如同一家人，没有汉唐时期戍守边塞的百姓，而一切城墙工程、河防工程，以及内廷营造、皇帝出行所整治的道路，都雇佣百姓并给予报酬。国家虽然耗费国库巨万，百姓却不知道，只知道受雇而已。至于南河工程，是国家的痼疾，所耗费的是国家的库银，所拯救的是百姓的田舍。似乎应该借助民力，然而役夫每年达数百万，没有无偿服役的。因此本朝完全没有力役之事。

史书上的历代帝王，那些酷虐无道、视人命如草芥的，不必征引了。太平时代的中等君主，也不值得列举了。请征引三王，三王且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何况其后的朝代呢？《酒诰》中的杀戮泛滥，《甫刑》中的条款繁多，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夷灭三族的刑罚，数不胜数，何况其后的朝代呢？三王在农事上役使百姓，使用民力每年只有三个月，何况其后的朝代呢？

至于鼎镬椹质、夷灭三族的刑罚，士大夫妻女充入乐籍的刑罚，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监狱的刑罚，按人口征收货币、孩童都要算赋的刑罚，计算车船牛马的赋税，修建宫室、筑城、戍守边塞，全部征发闾左百姓的力役。二百年的百姓或许用古代的事情来告诫，惊恐地不相信，说：“史书上难道有这样的事情吗？”而古人却日日习以为常，如同寒暑昼夜一般。他们难道不是头顶天脚踏地、父母所生的百姓吗？难道不是现在士民百姓的祖先吗？为什么如此惨酷呢？

《升平分类读史雅诗》一卷，共十五篇，是内阁中书仁和龚巩祚所创作的。龚巩祚自己说：“现在的世道，有穷乡僻壤、荒远海滨，蛮夷之乡、鼠辈之地，强悍顽劣煽动叛乱，而自外于天地父母的，隔年上报，成为枝节末梢的忧患。认为应该有文臣，秉持先知觉后知的道义，创作诗歌，让他们在其中弦歌吟唱。诗歌的意义贵在容易知晓。犯上作乱的百姓，一定有自己拍打额头哭泣的，一定有扔掉武器而起、仰祝圣清千万年、俯祝后世子孙游历其间的。选择言辞而兴起，不避讳在位者。”

译《东华录》序

王先谦

臣听说上天以保佑百姓为心意，君主以体会上天意志来治理国家。这个道理千古不变。自从有了中国以来，君臣之间陈述警戒，总是用这个作为劝勉。至于切实尽到治理百姓的职责，以仰承上天的福佑，使宏大的基业稳固如金城，在开国之初就垂示亿万年的统绪，没有比得上我们大清朝的。自古历世长久而得到天下的，没有比得上周朝的。周朝忠厚累积，延续国运八百年。然而到了昭王、穆王之时，威势灵验逐渐衰退，开启了东迁的祸端。自汉朝以后，君主多属崛起于草莽，在创业之际，姑且采取权宜之计，以侥幸取得天下。传位一二代之后，纲纪颓废松弛，衰败的征兆开始显现，变乱的端绪发作。即使有享国久远的，也没有百年不遭遇内忧外患的。苟且维持，最终导致危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祖宗培植得不够充裕，子孙继承发扬得不足。恩泽不能深深结聚人心，而法度又不足以维持长久。明太祖创立基业，各项制度号称精密，所以到了末期，军队丧失、财力匮乏，而国势却不倾覆。然而在开创之初，诛杀残酷，靖难之役兴起，元气受损，仁厚的恩泽也几乎枯竭。万历以来，皇帝如同被提着的旗帜，受制于人，延及天启、崇祯，宦官专权恣意，盗贼四起，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至于言官猖狂，改变国家大政方针，君主有权力却不敢收回，臣子有忠心却不能效命，纲纪荡然无存，国家也随之灰飞烟灭。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别的吗？仁爱对百姓来说，即使过度也不以为嫌；法度对天下来说，即使严苛也不允许稍有疏漏。关键在于君主谨慎掌握权柄，根据事情进行调剂，以适应适宜的程度。这才是可以做大做久的事业。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不能自行实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太祖皇帝，在东土兴起，没有谋取天下的野心，因为明朝臣子挑起事端，起兵复仇。平定各部后，击败明军，夺取辽东、沈阳，远近怀畏，于是建立尊号。任用贤才，采纳谏言，崇尚节俭，摒弃奢侈，严明法令以整肃风气，重视民事以崇尚根本。创业伊始，治理的器具便已完备，巍然建立万世不拔的基业，作为太祖皇帝，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太宗皇帝，征服朝鲜，使蒙古臣服，削弱明朝夺取其城邑。生性不嗜杀，深切关怀百姓。命令将领出征，每次告诫不要妄自诛杀掠夺。多次胜利之后，仍然给明朝皇帝写信讲和，多达数十次。以善道养育百姓，禁止侵暴。法律不宽纵权贵近臣，恩惠不遗漏疏远之人。虽然尚未平定中原，但精神气度，广阔得能兼容并包，万众倾心，规模宏大深远，作为太宗皇帝，德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世祖皇帝，年幼即位，趁着明朝气数已尽，入关剿灭寇贼，拥有九州。亲政以后，典章制度焕然一新，延请访求儒臣，斟酌历代经验。圣心谦抑，自责的诏书屡次下达，直到驾崩，未曾改变初衷。将明朝末年的朋党流风、赋敛苛政，一扫而空，与臣民重新开始，使海内外百姓，敬畏如天日。所以作为世祖皇帝，圣德如此。

圣祖皇帝，上天赐予智勇，幼年就以康宁天下为心。正值三藩未平，东南局势危急。宸谋暗中运作，使天下置于磐石之安。开辟郡县海岛，犁庭扫穴于漠北，招降罗刹，使其归附。具备上圣的资质，以好古敏求为务。诵读讲解，儒生无法超越他的勤勉；挽弓命中，勇武之士无法衡量他的力量。凡是有所制作，都条理分明，开掘深奥，作为万代的法则。升降赏罚，与天下为公。宫廷的呼吸，通达于穷巷。巡视河防，屡次劳驾銮驾。所以能排除疑虑而成就不朽功业，免除租税、给予复业，月月不断。深厚的恩泽宏大，渗透百姓肌髓。古称贤君，如汉文帝、宋仁宗，不足以仰慕比拟其美备。尧舜达到了极致，然而洪荒简陋，可以用清静无为来治理。像我们朝代的民物繁盛，疆域广远，有不易治理的地方。确实，圣祖是书契以来首出的第一人。等到皇帝身体欠安，家家户户祈祷。驾崩之日，路上祭祀，巷中哭泣，直到穷乡僻壤，凡有血气者，都怀有一颗心，奉主之诚。虽然说是守成，实则兼有开创。所以作为圣祖皇帝。

世宗皇帝，起初居于藩邸，独立不倚。睿思冲淡高远，默契天心。只有圣祖能无忧，只有世宗不愧达孝。继承大统后，天下欣喜庆祝。承接六十年休养生息之后，忧虑天下习惯于放纵松弛，每日揭示大义，以洗涤人心。从宗室藩王到臣民百姓，开始敬畏守法奉公，永远遵循荡平正直之路。至于庇护百姓，细微之处必到。先圣后圣，如同符节相合。以唐虞执中的心，极尽文武张弛之用。所以作为世宗皇帝。

高宗皇帝，仰承遗谋，以养育教化。天授神武，完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噶尔平定而北方没有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平定而西方没有唐代吐蕃之扰。保世恢基，极于无外。鉴于储君之失，定立贤之策。善继善述，于此为盛。所以作为

译高宗皇帝，仁宗皇帝，因继承皇位，亲自承受训政，这是历代罕见的盛世。等到亲自处理万机，首先消除蒙蔽，三省奸民，随即平定。于是以宽仁慈恕，安定天下。至于巡视陪都，在木兰讲武，昭示祖宗的大训，以垂戒后人。孝心不竭，自古以来仁圣之君，很少能比得上。所以庙号为清仁宗。

宣宗皇帝，在储君之位修养正道，平定大难。即位后，亲自践行节俭，各地贡品，削减大半，致力于约束自己以涵养天下的和气，抑制自己以平息天下的争端。遗训昭示，想要举行配天、祔庙、刻碑、陈设祭器等大典，等到去世前都停止了。这种不自以为圣明的心胸，超越万世。所以庙号为清宣宗。

文宗皇帝即位，严厉告诫臣下，清除积习，下诏寻求才德贤能之人，以辅助朝政。天下震动，耳目一新。正值盗匪猖獗，久久未能平定，忧虑怜悯百姓，无暇安居。海疆不安宁，日夜操劳。功业未成，而明识宏略，任用贤能毫不迟疑。后来平定乱事的各位大臣，都是从特别赏识中提拔的。于是治理天下，重新恢复清平。所以庙号为清文宗。

穆宗皇帝，秉承两宫皇太后的教诲，再造国家。一人垂衣拱手于上，百官奔走效力于下。中原既已平定，苗族和回族也都平息。自古以来，王朝中期多事，如晋室之隆，最终保住江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却导致藩镇跋扈之患。都是因为国内寇乱，一蹶不振。只有穆宗皇帝平定伟烈，为史册之冠。将要赐给海内臣民永远安定的福泽，却过早地离开天下，未能完成其施予。直到今天，哀思慕恋之声未止。所以庙号为清穆宗。

古代拥有国家的人，英明的君主和仁义的君主常常不多见。殷商贤圣六七位，不都有可查考的成绩。《诗经》赞美成康，史书称颂文景，继位者感到惭愧。至于我朝，神圣代代兴起，开辟以来仅见。推究其要点，可以说，养育与教化都尽其道罢了。

圣祖、高宗前后普遍免除田赋，数额达到亿万。历代圣君建元、祝寿等大典，诏令免除拖欠的赋税，也动辄超过一二千万。等到寇盗猖獗，财政匮乏，却不愿实行一项残害百姓的政策。巡视军队时征收商税以救济军饷，事情过后就诏令停减。江浙刚刚收复，永久减少漕运额度。这确实是天地浩荡的仁爱。

世祖首先制定法律，削除滥刑。圣祖每次审理案件，迟疑慎重，反复多次。当时以此意告诫勉励臣下。世宗、高宗、仁宗，明确刑罚，整饬法律，权衡科律，分析到毫芒细微。世代恪守兢兢业业的好生之德，古代没有能比的。

深宫修养反省，止于至善。从朝廷到民间，纲纪不紊乱。臣子、士人、百姓，无不有应当遵守的准则，使他们遵循，以自我纳入理道的归宿。不是不显示包容宏大，但必定不追求虚名以妨碍政事；不是不存有怜悯体恤，但必定不蓄养杂草以伤害禾苗。

心法相承，继承紧密。光照天下，海隅百姓，都清楚地知道圣人爱护我们。这就是之所以遗留无疆的大福，能够到达今天美好境地的原因吧。

臣过去诵读蒋氏《东华录》，粗略知道梗概。在史馆任职，恭敬地推演乾隆以后各朝为续编。嫌蒋氏简略，又从天命到雍正详细记录。然后历代圣君治理国家的宏大模式，可以循着推求，而得到其精心所注。刻印完成后，谨言端正，用来告知后世治国的人。唉，读这本书的人，恭敬地念及历代高厚的恩施，必将感奋兴起。官吏修好其职，百姓勤力其业，或许能颂扬列祖的美命，以报答皇上生成之恩。这就是微臣区区编纂的微小用意啊。

译题邹忠倚殿试策后

龙启瑞

右边是海岳先生顺治壬辰年殿试策论一卷。这是无锡中丞锺泉邹公所收藏的。先生是中丞的高叔祖。自从登第至今将近二百年了。当时殿试的规格，与今天稍有不同。比如阅卷官现在只有八人，用墨印在卷背署名。这里却用朱印在卷后一页署衔名。从洪少师承畴以下，共有十二人。而且诸人名下不标注日期。而卷中批阅断句，多用朱笔圈印其佳处，也与今天不同。行间长短，参差不齐，以取尽其意，不限定程式。所陈述的都切合时事，质朴直率，刚正明亮。比如所论“贤者必然难以进用、容易退隐，以保全其节操”，否则就是已经谄媚；“必然冒犯而不隐瞒，以竭尽忠诚”，否则就是已经怠慢。如果看重身家，那么对君父的谋划必然轻视；如果利禄之心多，那么廉耻的防线就会逐渐废弛。想要达到天下的大治，必须激励天下的人心。志向专一，智慧勇气就会产生，那么一个人就能具备几个人的才能；诚意至到，朋党就会消解，那么满朝都有指臂相使的态势。又说帝王治理的根本在于道，道的根本在于心。请求每天临幸经筵，选择《通鉴》奏议中有关治理的内容进行讲说，简选宰辅侍从之臣，用来资助启发开导，都切实可行，可以付诸施行。当时对他的提拔，是有原因的啊。是有原因的啊。等到后来溧阳相国想要援引先生，空出少宗伯的职位等待他，先生坚决不去拜见，他的风节已经在此显现了。启瑞不聪明，科举功名侥幸排在先生之后。回想当时廷对中所陈述的内容，简直有天壤之别。积蓄不深厚的人，就无法应付使用。难道是功令足以限制人吗？观看先生这一卷，没有不面红出汗而增加愧疚的。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代胡宫保作）

汪士铎

天下有任事之人，有议事之人。同处一术却不相语。能议事的人，奋起私意，抒发愤郁，驰骋连犿其辞说，以眩惑人的听闻。这是因为没有亲身从事那事务，审察其委曲甘苦不尽如意的缘故。所以法度建立而弊端产生，弊端与法度相缘。穷则变，变则通，要等待其人而后实行。然而利益不到十倍就不去改变，知道法度应当改变，却不知道我的才能不足以改变，法度早晨建立而弊端晚上产生，严重的话甚至超过本法，那么不如不改变为宜。知道法度应当改变，知道我的才能足以改变，却不知道时势不能骤然改变，那么弊端更有不可胜言的。今天天下的祸患，在于人满而吏惰。人满所以贫困，吏惰所以玩忽。水火灾疫，天概满也。天不概而人不能自概，又从而〇以侈泰以荡其心，衒以子女玉帛以牖其欲，民安其乡，不足自存活。所以强者肆行桀骜，弱者习于狡诈，盗贼滋蔓，讼狱如荼。做官吏的人习惯于恬静熙和，正以公文为政，粉饰蒙蔽，千夫一状。所以祸变酿成如此极端，而不是法令不好。所以君子对此，明以烛之，剖几析微，炳日月焉；威以之，整戎饬法，肃雷霆焉；勤以稽之，知文移之虚伪也；信以必之，知趋向之犹疑也。益之损之，使人习之，所以能仁畜而义正。《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甘龙曰：“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所以不忧虑法度就敝，而恃我有以捄敝。譬如善于制作器物的人，不改变规矩斧削而器物精良，这叫器师。有人在这里，用规画而未圆，用万画而未方，用斧砍想要它断开，却有时连接，用削刮想要它光滑，却有时粗糙，那么不知道工匠的拙劣，是没有督导没有告诫吗？器物的磨损，是没有淬炼没有磨砺吗？于是取一切而更张之，而过去不圆的，现在且椭了；过去不方的，现在且纵了；过去有时连接有时粗糙的，现在且凿枘不入，侈弇自任了。先前假使王尔、工输在这里，不也是慎重遴选其徒党，灌辟其芒刃，省试其良盬，不已与工倕比巧哉？所以有欧冶而后可以议利钝。他对于剑，击橐装炭，亲其火齐，视锻锡而察青黄，这是所以他千万庸工而无算的原因。那庸工，掇拾故纸，张呿唇吻而谈坚白，若遂可以劙盘盂断犀象。若欧之相剑，则有不敢纵言者矣。侍讲官清近，见闻天下事甚伙，其为是言，果可措之行事与？抑有激与？吾不得而知。然而值东南用兵之久，河漕兵盐之变革，机有可乘，余故梓其遗文，以待任事之君子慎择焉。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曾国藩

咸丰九年三月，善化孙芝房侍讲鼎臣写信给我，在建昌军中，寄来他所作的《刍论》，嘱托我裁定。共二十五篇，论治的六篇，论盐的三篇，论漕的三篇，论币的两篇，论兵的三篇，通论唐以来大政的七篇，论明赋饷的一篇。首章追溯今日的乱源，深责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极痛。次年四月，又得到芝房的信，则是病重告别的言辞，而芝房已在三月去世了。既设位而哭，且写信告知仁和邵君懿辰，于是为序置于篇首。

译（将典籍）归还给他们的孤儿。大概古代的学者，没有什么所谓的经世致用之术，不过是学习礼制罢了。《周礼》这一部经典，从治理国家、规划郊野，一直到酒浆、市场、巫卜、修缮、夭折、鸟灾、蛊虫等事务，各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考察得极其细微详尽。我读杜预的《春秋释例》，赞叹左丘明发明凡例，孔子权衡万变，大体上都是秉承周朝的旧典，所以说“周礼尽在鲁国”。自从司马迁撰写《史记》，轻率地把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固、范晔以下，沿袭而不加审察。唐代杜佑编纂《通典》，谈论礼制的占据其大半，才得到先王经世致用的遗意。宋代张载、朱熹更加推崇阐发。圣清朝承天命，大儒辈出。顾炎武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永编纂《礼书纲目》，巨细无遗。而秦惠田于是修撰《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汇聚其中，旁通九流，细密到没有内部可再分割。曾国藩私下推崇他。可惜他在食货方面稍有欠缺，我曾想收集盐政、漕运、赋税、国家用度的经典，另外编成一册，附在秦惠田书的后面。这不仅是为了让自己在不可逾越的领域有所广博，先圣制定礼制的体制无所不包，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世事多故，握笔写作不可苟且，来不及一一处理，而牙齿头发已经衰老了。从前汉阳刘传莹叔说，实在深入研究汉学家的学说，而厌恶他们断章取义、琐碎释义，轻视宋代理学家。闲暇时曾对我说，学习是为了反求诸己罢了，泛泛博杂有什么用。等到涉及自身、家庭与国家的事务，就应当一一详细核查而寻求其正确。在室内考察而在市场上可行，独自验证而众人可遵从。又说，礼制不靠考据就不明白，学问没有心得就不能成就。曾国藩非常赞同，认为他是懂得言论的人。不久刘传莹叔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安排后事，完全遵循古礼。曾国藩既为他撰写墓志铭，又为他写家传，粗略陈述汉学得失的主客适宜，藏在刘氏的宗庙中。君子的言论，平和则能致和，激切则招致争执。言辞语气的轻重，积累久了就会改变世风，导致党争仇讼而不知停止。从前王阳明的良知学说确实不是没有弊端，但必定说它酿成了晚明的祸乱，那就有点过分了。近来汉学的学说确实不是没有弊端，但必定说它导致了粤贼的叛乱，那就有点过分了。我这篇刍论所考察的大政，大概与顾炎武、江永、秦惠田的旨意相近。那几位，本来是汉学家所奉为归宿的。而芝房在首篇中讥讽他们已经很厉害。他果真能剖析到毫厘千里吗？还是愤慨于一两个德高望重的人，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激愤至极而一鸣惊人呢？芝房的志向远大且锐进，与刘传莹叔相同。他去世时，写信给我以告永别，也与刘传莹叔相同。他除了《刍论》外，另有诗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纪略》四卷，著书之多与刘传莹叔不同，而其博览而慎取则相同。他厌恶以汉学标榜自己，也与刘传莹叔相同。而立论稍有不同。我因此稍加辩驳，以表明不忍心让故友被误解的道义，也以此显示两位先生未能完成其志向，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痛。

译孙侍读《史臆》序

杨彝珍

大凡国家在立法之初，与天下共同革新，大多借鉴前朝的成法进行增减调整，没有不适宜于当世的。等到时间久了，就不能没有弊端，这是形势使然。人们习惯于安定而害怕改革，认为利益没有十倍于旧法就不改变法令，功效没有十倍于旧器就不更换器具，不如坚守旧例，循规蹈矩地苟且安于一时，哪里容得下为后世做长远打算。遇到有人上条陈奏议，交由有关部门商议时，往往就予以驳回搁置，使得无穷的利益，白白丧失在昏暗不明之中。而在民间征收苛捐杂税，则剖析得连秋毫那样细微也不放过，而且日益增加、逐年加重，最终导致上下都陷入困境，公私财产耗尽，寇乱的发生，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时代有推移，事务有兴废，当海内因循守旧已久，即使有涉渡大河的勇力，也不能扭转积重难返的局势，在当世少有作为。等到经历祸乱之后，一切禁防法制都荡然无存，这时才可以施展我们转移局势的力量，消除动乱立即治理，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而身居要位的君子，端庄拜见、详细观察，从容自得，不再关心国家大计。那些老儒先生，在街巷中研习学术，又没有机会全面窥见掌故，博识周知，来探求天下遗留的利益。这就是朝廷不知道兴利除弊的适宜之处，其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善化人孙侍读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年少时就立志于天下。等到在翰林院任职，位列侍从，编纂成先帝的圣训，尤其用心研究盐政、漕运、钱币、兵防、水利等事务，完全了解历代治理得失的道理。恰逢盗贼窃发，天下多警，心中忧愤不已，拜呈一道奏疏议论政事。因为皇上不采纳他的言论，于是侍奉母亲，率领妻子儿女回到长沙的畚塘。利用闲暇时间考察古事、镜鉴今事，写成《史臆》数十篇。他的议论因时而变，使百姓适宜。如果举荐并付诸施行，应当不是一时小补的利益。近来寇乱之气衰微沮丧，平定天下的日子可以指望。侍读倘若起而辅佐天子达到治理太平，应当不超出他所言的内容。如果不这样，也赶快拿出这部书，告诉当权者可以吗？

校邠庐抗议自序

冯桂芬

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法度，后人大多怀疑它疏漏宽泛，怀疑它繁重苛刻，相继删削抛弃，如同丢弃帽子和破鞋一样。而追求那些所谓的近功小利，世世代代更改，积累至今两千多年，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两个儒者，想要凭借空泛的言论来争辩，但形势常常不能取胜。等到经历了世变，才知道三代圣人的法度并没有这些弊端。这时才恍然大悟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试着略举几件事来说明。用亿万人的力量来供养自己是富余的，用一个人的力量来供养千百人是不足的。看今天，供养军队和国家则民力枯竭，供养兵勇则国力又枯竭，这才知道圣人兵农合一，战车、步兵、马匹、牛只、铠甲兵器都出自民间的法度之好。选拔人才为什么从泽宫开始，射箭驾车为什么列入六艺？看今天，文臣不懂军事，武臣不通事理，这才知道圣人文武不分的法度之好。十税一不到十分之一，比古代少；加倍征收相当于古代的一倍，比古代多。看今天，加倍征收没有节制，这才知道圣人百亩取一的法度之好。适宜的物产出自土地而无穷尽，远方的物品受限于地理而难以获取。看今天，运输道路阻塞，国家粮仓空虚，这才知道圣人四百里内供粟、五百里内供米的法度之好。粮食是百姓的天，有粮食就有百姓；水是谷物的母亲，治理田地先要治理水。看今天，水利堵塞，稻田稀少，百姓遭受饥饿，这才知道圣人尽力开凿沟渠的法度之好。世道的盛衰在于吏治，治理的隆污在于人才。看今天，科举科目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这才知道圣人乡举里选的法度之好。大治必须先亲近和睦，百行没有比孝悌更优先的。看今天，服丧期满的亲属如同陌路，富贵贫贱互不体恤，这才知道圣人以宗族得民的法度之好。朝廷高远，笺疏有体制，九重万里，呼吁谁听？看今天，谏诤设有专官，民间疾苦不能上达，这才知道圣人悬挂鼗鼓、建立木铎，让庶民传语的法度之好。权力有所归属，那么低级官员也将逞志；用度不充足，那么中等才能的人不能没有贪求。看今天，俸禄微薄官员贪婪，这才知道圣人分田制禄的法度之好。天下有亿万不齐的事端，古今没有范围不过的法律。看今天，则例猥琐，案牍繁多，这才知道圣人不铸刑书的法度之好。开边拓土，石田不耕，长驾远驭，鞭长莫及。看今天，外患不已，这才知道圣人守在四夷的法度之好。技艺因为不专一而疏漏，心思因为不使用而禁锢。看今天，器物粗劣，借资于荒远之地，这才知道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氏的法度之好。这类情况还有很多，更仆难数。那么治理国家的人，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吗？回答说：不可以。古今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论语》称损益，《礼记》称不相沿袭，又告诫生在今日而复古。古法有容易恢复的，有难以恢复的，有恢复了好的，有恢复了不好的。恢复了不好的不必讨论，恢复了好而难以恢复的，也不能因为难而不恢复，何况恢复了好而又容易恢复的，更没有理由不恢复。去掉那些不应当恢复的，使用那些应当恢复的，所有期望于先圣后圣的，就像符节相合一样。桂芬读书十年，在外经历艰难情伪三十年，间有私议

译不能不参杂以杂家之说，辅佐以个人的臆断，甚至夹杂以异端之说，但根本宗旨在于不背离三代圣人的法则。怀此志向已有多年，身为官员却没有进言的责任，心中想陈述却找不到途径。近来乡居时偶然遇到一件好事，创立了大小户均赋的建议，却正中了奸佞之人的忌讳，本应闭口不谈时政，加上年老多病而犹豫退缩，已无入世任用的指望，恐怕这些想法就此湮没无闻，于是利用避居他乡的闲暇时日，将其写成文章。总共写了四十篇，旧作附在后面的又有两篇。借用后汉赵壹传中的话，命名为《抗议》，即指地位卑微而言论高远的含义。明知其中有些无法实行的，有些不可实行的，那些无法实行的，并非进言者的过错，而千虑之中或许有一得，多言之中或许能中肯，又怎会没有一件可以实行的呢？留存这些文字，用来与志同道合的人探讨罢了。

译给左逸民的信

鲁一同

来信推崇高雅明智的道理，爱护勉励之情非常深厚。我资质平庸，见识浅陋，不能完全明白您的意思。私下里奇怪您说士人喜欢议论时势，中了贾谊的毒害，这大概不是明智见识的人应该说的话。又说汉文帝不任用贾谊，善于遵守家法，这更加不对了。人活在世上，一旦踏上土地，就不能不寻求哪怕毫毛般的补益。仁人贤者用心如此，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必只有贾谊是狂妄迷惑呢？汉朝兴起，承接了千年衰败的周朝，沿袭了暴秦的覆辙，风俗纪律荡然无存，法律制度违背常理。贾谊一次痛哭，使英明的君主回心转意。史册记载，文帝对待大臣有礼，先仁义后刑罚，广积储备，兴办礼乐，以此教化天下。开创梁代制度以制约七国，延续到汉武帝，推行恩泽分封，坐制强藩，都是师法他的意思。怎么能说不任用呢？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又说：“武王、周公真是大孝啊。”顺应时势建立政令，随着世道推移而变化，这才是善于遵守。假使汉文帝不采纳贾谊的言论，箕踞怒骂，不喜欢儒术，难道不是他的家法吗？这就偏颇了。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德行，于是制作《周官》，但他所用的，又不完全符合。夜晚思考，坐着等待天亮。孔子告诉颜渊四代的礼乐，帝王治理天下，如同太阳驾驭天空。年代久远，必然有差错，动不动就烦扰计算。您却认为守成的时代，一切都不应该更改，那么周公就不应该兼采三王之道，孔子就不应该论述四代礼乐了。又说人用才智凌驾于朋友之上，朋友一定嫉妒他；凌驾于祖父之上，嫉妒更加厉害。以此说明臣子不应该议论法度，完全不知道忠臣亮节之士，日夜焦心苦思，探求天下的弊病，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呢，还是怠慢他们的君父，用才智凌驾于他们之上呢？不探求其根源，不责备其是非，却说老一套老一套，这是汉唐中等君主掩饰错误拒绝劝谏的常谈。您又废弃大义而伸张小忠，更加便于人臣持两端以保全爵禄。一个朝代兴起，规模大体万世不变，那些细小的条目日变月变，自然不同。宣帝成帝的制度已经不同于文帝景帝，开元的礼制变化于贞观，这是推移渐差的原因。况且本朝二百年来，列圣相继，未曾一次议论更革。然而官员逐渐增多，岁出逐渐扩大，文法逐渐繁琐，对照开国之初已经难以全部符合，综合论述的人不认为这是错的。现在裁汰官员节省岁出简化文法，却把变革当作罪过。不知道变的是变呢，不变的是变呢？天下安于常规习于旧故，庸人乐于无事，而不肖之人有所容身，他们只是保全自身畏惧祸患罢了。至于草野之人讲求学问，有什么畏惧忌讳。却想闭口不言，在无畏的时代，产生重足之惧，这不是我对士君子的期望。您怀抱观察礼制的见识，穷究事物变化，文章汪洋恣肆，我每次目睹都心惊胆战，常想极力论述以拯救您的困惑。而您先施以教诲，我怎么敢不尽情陈述以报答您的大德。您推崇禅让，轻视世袭，进退尧舜，抑扬禹文，将汤武降格为莽操，将范蔡提升为知机，认为泰伯伯夷有心为善，这些都是衰周大乱之世，庄周惠施驺慎之徒，用来迷惑世人危害百姓的。如今圣人在位，正道昌明，还坚守这些不变，以为奇怪可喜，那么谈鬼说梦，颇足以娱心，何必用偏颇的言辞，陈陈相因令人厌倦。如果真认为如此，那么衰周那几个人的学问，等待在您的时代昌明。万一远近流传，惊诧为诡诞，采风的使者，秘密上报，事后的后悔，大概不可回避。数十年来人心逐渐放肆，士大夫用大话诋毁前圣，小人用私智对抗国法，这应该深识，所用隐忧，您又从而张扬，大概更加严重了。

凡人的议论贵在平实，文章务必切合事情。至于追求高深喜好险怪，譬如舍弃豆米而吞食马肝，毁坏冠裳而穿树叶，非常不是养生之道。耳目所及当世的弊病，鲜明容易明白，还抵触不入。唐虞殷周距今数千载，法度典籍百无一存，壁书冢史真伪参半，上圣用心凡近迥绝。现在舍弃当时的得失，探究皇古的是非，拾取断烂的言辞，参杂私臆的说法，推测常人的腹心，揣测圣哲的心思，已经不合，一切诋毁，首尾横绝，黑白混淆，人天地之余气，百年如驶，精爽几何，徒弃掷于无用之地，使当世斥其狂愚，后世指为异学，岂不哀哉。推想您的心思，难道认为往圣可非，典籍可毁，只是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论，震惊万物，大名立致。不知道文章如水火土谷，可以养身，其余以养人，其余以养天下后世。要其指归，无足惊喜。若画布为龙，张革为虎，以诧乡里小儿，则哗然走矣。宇宙甚大，后来无穷，岂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惊之哉。闻您作诗，杂取子史，追琢为词，储而待遣，大才气盛，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须从心出。假物于人，虽十年不还，其主亦不追索，而吾心岂不摇摇如传舍哉。您疏达而和，深明退让之理，必受尽言。吾辈议论，不厌十反，直谅之友，古人所贵。若鄙论可采，感动于心。

译摒弃那些铺陈衍生的辞藻，割除那些借代修饰的手法，那么您那清逸空灵、超迈洒脱的文风，就足以在天下自成一派、称雄于世了。

译我将执鞭跟随在您身后。如果您自以为是，听不进劝告而不加回应，那么您的事业就到此为止了。天下人之中，一定没有像我这样爱护您、向您进献逆耳忠言的人了。非凡的才能难以成就，正直的言论容易触犯他人，转眼之间，令人浩叹。此前赠送的诗篇，确实是钦佩您淡泊的作风和高尚的志趣，没想到您认为怪异，以为我轻视您。您十年不进城，五年不入市场，难道还以贫贱为羞耻吗？文章和事业，都以清静节俭为根本。我实在不愿看到品德高尚的奇人，效仿这种世俗的情怀。我看到您的文辞奇特质朴，喜爱珍重不已，以至于早晚都不能忘怀。又感激您教诲规劝的意旨，在我心中私下还有未尽之意，所以敢陈述我微薄的心意。狂言伤害了直率，希望您宽恕并赐复信，那就太幸运了，不再多言。

与左逸民第二书

鲁一同

信还未发出，又收到您的来信，欣喜于您的议论逐渐切实，有很多可采纳之处。虽然如此，您大概还没有明白当今的大势。《传》中说：“高谈阔论不能止息众人的心。”又说：“效法近世的君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议论卑近而容易施行。从前盖宽饶刚直高节，喜欢触犯上司的意旨，王生为他担忧，写信规劝他，认为屡次进献不被采纳、难以听进去的言论，去匡正辅佐左右的人，是不对的。说话不追求高深，务必在于切合时宜。高深而不切合实际，尚且违背时用的需要，何况那些不高深的呢？您的话说：国家获取利益的途径很多，政令的源头不清澈，下游就容易浑浊。于是想要罢免乌喇探珠的军队，停止吉林采珠的贡品，革除三姓征貂的官员，辞退叶尔羌搜玉的使者，拒绝波斯珊瑚的珍宝，免除关市的税收，开放鱼盐的禁令，断绝外洋的贸易，清心寡欲，以此教化天下。陈设的议论非常高大宏伟，纠正时弊非常正直急切。但是您只是观察前代的过失，没有看到当今的弊端。如果把这种议论陈设在汉代太初、宋代大观、明代万历年间，难道不是识时务、明政体的豪杰之士吗？可惜把献给昏庸君主的规劝，献给了有道治世。虽然绳墨切中要害，但关键之处未能把握。好比在无用之地挥刀，虽然刀刃不缺折，也没有任何解决作用。国家历代圣君相继，世代美德继承发扬。皇上即位以来，亲身践行节俭，为天下表率。听近臣说，皇上穿着洗过的衣服，拒绝珍奇的美味，后宫没有盛宠，外戚少有恩私，赏赐有节制，出入有常规，可以说是恭敬节俭了。天未亮就临朝听政，傍晚才退朝，统领各项政务，一天处理成千上万件事，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了。况且现在吉林、三姓、叶尔羌等地，过去被称为极远之地，现在都纳入版图，各地进贡其特产，哪里会有耗费国库、劳苦百姓，使上下困顿疲敝的情况呢？天下大利所在，圣人必定掌握其权柄，节制其出入，补救其弊端。关市有税收，盐利有禁令，外夷有贸易，这都是用来权衡百货、调节万物的。历经汉、唐、宋、明千数百年沿袭不改。现在您却想引用远古迂阔遥远的事情，全部废除，不知道天下地丁杂税每年收入四千余万两，其中包含了灾荒停缓的款项，而户部奏报每年支出达到三千三四百万两。如果除了田赋之外全部取用，裁减革除军国大事，体统重大，不像您这样匹夫小家，可以勉强支撑、修补漏洞，苟且度过一年。这真是经生迂腐的谈论，我实在不敢信服。古代向百姓征税，有田赋有人头税。《周官》有九赋，汉代有人头税，唐代称为两税，这是为了警戒游手好闲的人，体恤耕种农田的人。现在天下的人丁税都并入田赋，法令取法简捷，但农夫负担沉重，游民越来越多。您又提议去掉杂税，农人怎么能不流亡，奸民怎么能不滋长横行呢？钱和银，只是流通货物的媒介，不能煮来吃，裁来穿。不在此处，就在彼处。上下转运输送，没有利息损耗。您认为银价昂贵是外洋通商的原因，这是朝廷官员已经议论过的了。您不考虑天下的困顿，不专门是因为银少，而是因为衣食的来源不足。衣食不足，是因为物力艰难。物力艰难，是因为浪费众多。浪费众多，是因为风俗奢侈。风俗奢侈，是因为百官奢侈。官员在上面奢侈，士人在下面浮华，工匠在市场上做工，农民在田野里效仿，把朴素的木头雕琢成花纹，这都是官员造成的。以现在的河工官员来说，一顿饭的费用，是八口人几个月的食物；一件衣服的费用，是中产人家一家的财产。河水不是金穴，堤防不是银子，从哪里来呢？

您说我节省工帑，是言利聚敛。我确实不肖，不至于成为桑弘羊、裴延龄那样的人，而您一定要庇护这种积习，甚至引用汉高祖、陈平的事情，放纵他们的出入以为是大度，而专门责备朝廷以节俭之意，这就像治家的人，听任奴仆偷窃，而自己粗茶淡饭以求不贫穷，是不可能的。您只知道嘉庆年间，河费达到五六百万，说现在节省，不知道当有事时，千万两不够用；当无事时，两河四百万两的帑银，漏洞不小。我只看到它助长奸邪而危害国家，没有看到它是什么大度。您又说胥吏不能作弊，是因为官员不勤勉。官员不勤勉，是因为捐纳职官太多。现在捐纳职官逐渐减少了，由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没有看到他们能勤勉爱民而制约胥吏。古代治理天下的人，都在上面简略而在下面详细。三代封建数千个诸侯，都是州县。方伯、连帅，寥寥数十人，分土而治。诸侯以下，卿大夫士不下数百人，胥吏减少，足以治理。汉代法律极重视守令，刺史的品秩很低。唐代县分七等，节度使、观察使的数量也很少。后来失去制度，反而更加增多。明初，督臣用

译派遣到沿边地区。中叶以后，逐渐设置起来。由此说来，封疆大吏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多设职位。州县之所以不能制约胥吏，是因为牵制太多，文书太繁杂，驳斥覆核太严密。耗尽日夜的精神，去迎合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巡道等五六位长官的意旨，还担心应付不过来，又怎能亲近百姓并督察胥吏呢？您把督抚当作心腹，把司道当作耳目，把州县当作手足，把胥吏当作衣袖鞋履。心腹难道太多了吗？耳目难道太多了吗？衣袖鞋履难道太多了吗？我却认为，宰相是心腹，近臣是耳目，院司是手臂，州县是手指，胥吏是狗。两条手臂不能指挥一根手指，所以院司应当减少；一根手指不能驾驭十条狗，所以胥吏应当裁减。如果手指被两条手臂牵制，尚且不能驾驭狗，何况作为手臂的院司，又放纵狗去咬手指，手指就更加困顿了。您对州县的弊端咬牙切齿，如果沿袭现在的路子，即使您亲自去做，焦心苦思，倾家荡产，也应付不过来，又怎能去除弊端呢？确实是因为牵制的祸患太深，长官的职事太难了。天下的事情，一定有生病的地方，找不准那个地方，东指西斥，只会越纷乱越混乱。谈论国家用度，就削减赋税额度却放纵官员贪婪；谈论治理方法，就喜欢牵制却庇护胥吏。这都是因为好高骛远，不探求实际情况。从君子角度来说，想要国家不贫困，先要核查虚报冒领；想要官吏不扰民，先要统一事权。虚报冒领核查清楚了，收支就有常法了；事权统一了，手臂和手指就能相互使唤了。您有幸关心当世之事，请深思其中的适宜之处，不要徒然发表高论来匡正拂逆朝廷，宽纵臣子，以听从王生的告诫。

译覆潘四农书

鲁一同

您的来信从头到尾有三千多字。所列举的六种见解，详尽曲折，对于天下的时弊，就像良医看病一样，望气色、听声音，洞察症结，观察细微之处，又善于运用古方，提出新意，与病人的强弱、时令的寒热相符合。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熟悉事务的老练见识。虽然世间的病人未必肯借机尝试，但我完善自己的药方，谨慎收藏我的药物，必定会有摘录荟萃而见效的人，不必遗憾。我温习浏览您的来信，又感叹当今的病症在于经脉，已有迹象可寻了。但人们起居谈笑，像往常一样喜好安逸，只觉得筋骨松弛散漫，嗜睡而厌恶服药。这种病症虽然不深，却特别难治。为什么呢？因为外表看似充实，庸医不知从何下手；厌恶服药，即使有国手奇方，也被搁置不用。况且天下的病人多且大多相似，用同样的症状自我印证，认为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不再把这当作患苦。现在无故抓住健康安逸的人，说他们将患大病，制定药方投予药剂，强迫他们立刻喝下，强者必定愤怒，弱者则认为这是狂妄的医生，是中风狂走之人。既然医生苦于不被信任，病人又苦于不知病情，而病又不可久等，久等则病情加深，更加不信医生，难道只宜放任不管而离去吗？天下人厌恶服药，是因为厌恶听到自己有病。他们厌恶听到自己有病，是因为说病的人少，说不病的人多。举世拱手相庆，而一人奋臂狂呼叫号，这就是贾谊被驱逐、陈亮不免沦为囚徒的原因。当今圣天子日夜操劳以求治理，大臣恭谨节俭在位，而天下人厌恶谈论病症，为什么呢？天下有风气有习俗，两者相互叠加，鼓荡回旋，使一世人在不知不觉中流转。今天下多有不激越的风气，积累成为不可改变的习俗。在位的人贪恋不去的官身，陈说的人务必发表不骇人的言论，学者树立不显眼的旗帜，师儒修筑不高的围墙，循循常常，在平庸中演迤前行，苟且富贵，保全晚年，罢了，其他不敢有谁指责。现在乡里的愚人，即使是长辈和子弟，也暖暖姝姝，好像害怕惊怪，头发干枯尚且〇〇朋友，不敢规劝督责过失。卑下的属员对尊贵的官员，谦卑屈从没有限度，一个字不敢驳斥回复，又何况敢在圣天子的大庭广众之下，冒着雷霆之怒，触犯斧钺之威，以展现风采议论当世之事的人呢？至于作奸犯科，却敢去做，并不是在那方面勇敢而在这方怯懦。天下卑贱的人对尊贵的人，必定有自我伸张的途径，不在正道伸张就在邪道伸张，不在刚直上伸张就在机巧上伸张。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务必在振厉激发中伸张其风气，而杜绝其旁出于阴险奸佞之门。我私下看到明朝，纲纪法度，康和丰美，远不及本朝，又多邪臣巨奸，苛法弊政，然而还能支撑二三百年，礼乐不废，文质彬彬，没有别的，是因为士气伸张。现在国家太平超越百〇，而未能恢复三代隆盛的原因，唯独士气萎靡不振，老弱妇孺呫嗫容容自安，海内升平晏熙，风烈不纪，只担心一旦猝然有缓急之事，相顾之间没有人敢担当其冲。现在的隐忧大概就在这里。而士大夫却从容委蛇，顺风靡波，温言浮说，互相欺谀，虽然没有大的患苦，但营拥塞滞，神志昏沉苟且，所谓病在经脉，骨节松弛散漫，又嗜睡的人，可以一药而愈，而举世不以为病，或者熟稔病情不敢言，难道不是习俗深重风气锢蔽使之然吗？我认为习俗风气牢固在下层不可破除，那么在上层应当有办法激发它。风发作时，伐木蹶石，毁山动屋，等到其离披涣散，不能扬起腐灰。所以风气开始兴盛时，刀锯水火不能在前阻挠，其衰败时，张目而视之，缩首而退。风气由一二人倡导而天下响应，鼓舞荡风〇矞，久了就合天下为一气。汉宋党人，明三案诸公，难道都是英豪盖世君子吗？一人高声呼喊，众人奋起响应，忽然不知道勇气从何而生。

国家恩礼大臣，未曾诛杀直言者，即使大罪也只罢黜削职，而人怀观望，不敢激发，或者毛举细故，无关痛痒，一有违忤就终身结舌，这就是张目而视之的说法。现在要改变这种习俗，振作风气，只宜尊崇劝勉敢言之士，设立不谏的刑罚，广开上书之路，削除颂谀之章，起用退废之人，使天下明知朝廷风旨所在，显示中外无拘禁，以震动一切耳目。内至部郎，外至郡守州县吏，都能议论政事。天子采纳其善言，而宽恕其失中之处，那么方正之士就来了。居于谏垣的人，不随时规切主上，究明当时利病，只修饰小说以巧避的，置于刑典，那么庸懦之风就革除了。山野布素之士，有深识远略的，允许其献纳，虽然未必称旨，其言多朴拙，借此风示天下，这样耳目就广了。上封章的人，必取裁经义，陈说要道，阘茸依违，沿习陋词的不采纳，那么情理之说就伸张了。过去御史上疏有婞直获戾的人，其人至难得，即使言失当，投弃草野，不是用来观天下的，宜加甄录，始终保全之，那么忠谠之心就稳固了。只有阴词告讦，在所必禁，以杜绝浇风，兼闳雅道，这样，大化就光明了。有人说，宸躬万几，岂能人人垂省？我认为不然。自三代汉唐，洎宋

译明朝兴盛时期，人们都说禁令疏朗宽缓，没听说有繁琐扰民的情况。皇上圣明，天赋卓绝，通达事理、听取意见自然容易。

译况且如今的法制，大官任用一名副手，京城断决一件小小的案件，动不动就要请示圣旨，援引法条、牵合先例，用千百种言辞来修饰，涂改掩饰，完全失去了原本的真实情况，白白耗费精神，对大的教化毫无补益，而朝廷并不认为这是烦琐。如果稍微减少一些琐事，垂听并采纳臣下的进言，那带来的宏大益处，哪里能估量得尽呢？前年有一位举人议论政事，言语多有迂腐直率之处，皇上宽恕并容纳了他。后来又有一位举人呈上密封的奏章，言语涉及狂妄荒谬，随即被禁锢斥退。这些都是白面书生，不熟悉时务，理应被排斥驱逐。然而天下深沉豁达的人士，必定不会轻易尝试。那些冒险开始进言的，唯独是这类人罢了。假如稍微宽待这些人，粗略地给予好脸色，诱导招引豪杰，必定有通才魁伟之士接踵而来。在位者窥见圣意，也将自我激励振奋以显示自己。善于罗捕鸟儿的人必定设置诱饵，迂腐狂妄的人，就是豪杰的诱饵。天下人习惯于平庸浅薄，看见怒目而视议论政事的人，都嗤之以鼻地嘲笑。应当激励一两个人来改变他们的心，逐渐激励逐渐改变，筋骨松弛的人变得强健，沉睡的人醒来，停滞的人通达，人人都想自我伸张，而不忍心完全抛弃自己走上阴险奸佞的道路。即使手脚皮肤稍有病痛，随发生随医治，诉说病痛的人多了，厌恶听到病痛的人反而少了。然后斟酌当世的利弊，来信所说的六种学说，就可以实行了。天下的事情，深远切中要害的，不是我们这类人应当议论的。纵然议论得好，等到亲身实行，多有龃龉不易着手。然而其大端，完全可以闭门而定。临事变通，在于苦苦坚持并努力实行罢了。然而如果厌恶良药、讳疾忌医而不改正，即使议论也没有必要。这就像没有病因却制定药方，强迫病人立刻喝下一样。丈人如今是良医，制定药方很好，符合古法也适宜今世，我私下推究药方的用意，又加以引申。其中称说近于烦杂驳杂的，再审定后束之高阁。如果施用，以等待君子。议论轻率滑头，冒犯道义威严，恳请纠正，不再多言。

卷十 治体三 政本上

旌意

王柏心

宠信左右，崇尚姑息，爵位给予私昵之人，刑罚松弛于奸恶之徒，这叫做妇寺之政。接纳谄媚阿谀，追求虚浮的美名，在上违背道义以欺骗在下，在下矫饰欺妄以蒙蔽在上，这叫做聋瞶之政。刑罚赏赐亏损废弛，禁令防堵毁坏败落，情感不足以相互维系，制度不足以相互维持，这叫做痿痹之政。科目指归完备，纲目繁多琐碎，是非必定查考于法律，轻重必定依据于法令，妇寺、聋瞶、痿痹之政，全都不是所担忧的。中等君主以下，普遍实行这些，可以不发生大的放纵逾越。至于英明的君主，则在于能够彰显我严断的意旨罢了。法令之所以必定执行，不是因为严酷，而是意旨能够执行就严酷了。命令之所以必定执行，不是因为果断，而是意旨能够执行就果断了。况且所谓严断，难道要等待峻酷的刑罚、黥刑的典章，设立斩首割鼻的科条吗？也只是取那些互相蒙蔽、互相习以为常的人，用我的意旨破除他们罢了。意旨不可混淆，混淆就混乱。意旨不可轻慢，轻慢就玩忽。英明的君主应当有所纵容舍弃，以积蓄其果决之气；有所忽略，以涵养其清明的本体。一旦机关所在，就拿出我的意旨来震动他们，没有丝毫濡滞回环牵制，出乎法令之外，入乎民情之中，是那些揣摩规避的人所不能及的。然后真正的人才奋发，诡诈随顺的人震慑，四方的人悦服。就像日月运行于中天，没有不瞻仰的。就像雷雨发作化解，百果草木没有不裂开的。君主是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奉行法律的人。是发出命令的人，不是遵守命令的人。应龙飞翔变化，下巴必定有尺木。猛虎制服百兽，胁下必定有威骨。汉宣帝时期，官吏多虚增户口，所上报的风俗，全是虚词饰说。汉明帝时期，朝廷都争着严切以逃避诛责。以两位帝王的英明，弊端尚且如此，难道不是拘泥于法令，而意旨不能伸展吗？有人说，唐德宗、宋神宗、明世宗能够伸展他们的意旨了，而严断的弊端，祸害比庸主更甚，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三位君主，仁德不足，刚强有余；明察不足，固执有余。不善于运用他们的意旨，那就是刚愎的过错，而不是严断的过错。

王言

王言

王言，是宣扬治道的鼗鼓和木铎，是传达教化的枢机，选择代言的人不可不慎重。《尚书》说：“出纳惟允。”《诗经》说：“王之喉舌。”只有得到合适的人。虞、夏、商、周之间，君臣兢兢业业，圣贤相遇，他们的咨询任命、陈述谋略、矢口直言、广泛宣告，没有不宏大而深远、典范而法则的。因为当时代言的人，都是圣贤的门徒。继承这些之后，没有比汉代的诏令更好的了。有体恤百姓的仁德，有谦逊简约的品德，直率而不粗俗，文雅而不靡丽。其策命肃穆而端正，其延访温和而华美，其戒厉严厉而果断，其褒勉和顺而宽裕。贾山说：“我听说山东的官吏颁布诏令，百姓即使年老羸弱有病，扶着拐杖前往听受，希望片刻不死，想看见德化成就。”第五伦担任督掾，每次读诏书，常常叹息说：“这是圣明的君主啊，一见就决定了。”大概言语的功效就是这样。到了东汉末年，尚书陈忠上疏说：“各位郎官多是文俗之吏，很少有高雅之才。每次撰写诏书，辗转相互请求，词语多鄙陋固执。汉代的文辞，从此稍微衰落了。”唐、宋都是中书省职掌制定诰命，选择文学特别优异的人，让他们起草。当时的君主喜好文辞，就更加趋向浮华奢侈。矫正它的人全都返回质朴，有的仅仅类似律令。文辞过度了，质朴也未得当。然而唐臣如杨绾、陆贽、李德裕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