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治体五治法上

译对于这种弊端的产生，只有务实才能制止它。对于似是而非的混淆，只有务实才能纠正它。那些猎捕禽兽的人，罗网是工具，而操控开合的是人。名分，就像罗网一类；实质，则是操控开合的作用。如果把罗网丢在野外，却说我的纲目已经完备，打算坐着等待收获；如果把法令交给官府小吏，却说我的纲目已经完备，打算坐着取得成效。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相信这是行不通的。

译修约

王柏心

天下有重要的治国之术，那就是修明简约。简约就能明察，简约就能安定，简约就能安逸。不知道执政的人，是追求明察呢，还是追求昏蔽？是追求安定呢，还是追求纷扰？是追求安逸呢，还是追求劳碌？航行于沧海的人，观察北斗星的斗柄就足够了；校正方圆的人，掌握圆规和矩尺就足够了。古代的事情，治理起来也是简约的。后世不得不趋向繁琐，这是时势使然。事情已经繁琐，而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又加倍繁琐，以至于耳目疲惫，精神耗尽，最终无法胜任，这实在不是驾驭繁琐的要领。政令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善于制定赏罚的人，选取重大的原则写入法令典籍，其余的则暗中掌握自己的意图，使狡猾的人无法探测，坚守常规，使后来的人无法随意改变。因此，有无需显露的告诫，而明令告诫不能达到其神妙；有无需刻在金石上的条文，而金石不能与其坚贞相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简约的缘故。不善于制定赏罚的人，无所不防备，无所不详尽，千条万款，日益增加。奸邪尚未兴起，就用智巧去预示它；弊端尚未出现，就用端绪去开启它。凡是我们所说的耳目疲惫、精神耗尽，本是为了禁止奸邪、消除弊端，现在却恰恰预示了奸邪、开启了弊端，那么为什么要劳碌不休地不断增加呢？况且未来的奸邪，有穷尽不了的情况；未来的弊端，有无法用条款穷尽的情况。因此，防范的政令繁多，士人反而更加虚伪；比照附会的条例繁多，案件反而日益滋生。为什么呢？立法之初，本意是想让事情合乎法度之内，不知道反而让人逃避到法度之外；本意是想让人在法度之后行事，不知道让人在法度之前就已经行动；本意是想招揽奇才杰士，而投机取巧的人却纷纷聚集；本意是想杜绝豪强狡猾之人，而虚张声势的人却开始萌芽。况且防范的政令太多，以至于不足以招揽奇才杰士；比照附会的条例太多，以至于不足以杜绝豪强狡猾之人，也就没有必要崇尚多法了。镜子蕴含光明，并不是随着外物预先构造它的形状；钟器储存声音，并不是发出厉响去迎接敲击。老子说：“圣人抱持‘一’作为天下的楷模。”又说：“我无为，百姓自然化育；我好静，百姓自然端正。”这就是懂得简约啊！这就是懂得简约啊！

审宜

王柏心

顺应形势而推行叫做政，坚守正道而遵守叫做法，衡量协调而适宜叫做宜。政令虽然好，不适宜就会停滞；法律虽然良善，不适宜就会抵触。把弹丸投掷在陡峭的山坡上，六根羽毛的飞鸟也比不上它的快速，这是地形便利的缘故；在上游决开水流，四匹马拉的车也自愧不如它的迅速，这是地势有利的缘故。车毂转动善于奔驰，门轴运转善于开合，治理适宜善于张弛。衡量其适宜，慎重谋划，没有不修明的；掌握其适宜，率领功效，没有不服从的。用智慧来辨别，用仁爱来通达，用道义来决断，用诚信来巩固。审察适宜，那么治国的道理就得到了。适宜有四个依据：依据天时，依据地利，依据时势，依据民情。温和肃杀对应春秋，舒缓惨烈对应阴阳，风雷雨露，是旌旗斧钺的作用；七政五纬，是宪令的符验；月亮的迟速异常、彗星出现，是察知过失的征兆；洪水泛滥、大旱久晴，是警戒罪过的警示。耕种收获有节候，开闭有期限，抢先就是急躁，落后就是怠慢，这叫做依据天时。九州的土壤性质不同，五种土壤的性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低洼的地方谨慎蓄水泄水，高亢的地方广泛开凿井渠。山麓丰富林木，沼泽任凭捕鱼。不要垄断其利益，不要引发其争端，不要违背其情理，不要枯竭其源头，这叫做依据地利。承接弊端就加以补救，继承基业就加以安定。汉高祖废除秦朝苛法，光武帝合并郡国、削减官吏，宋太祖削弱藩镇，这是承接弊端加以补救；曹参清净无为，霍光与民休息，宋璟善于守法，这是继承基业加以安定。井田制、封建制、肉刑，汉朝以后不能恢复；府兵制、租庸调制，唐朝以后不能恢复。虚浮的美名不必推崇，浮夸的文饰不可崇尚。齐纨阿缟，用来抵御寒冷，不如羊皮袄；垂棘美玉、连城之璧，用来通商，不如钱币。斟酌其变化，救济其穷困，这叫做依据时势。风气有强弱，习俗有文质之分。不要用智慧所不能周全的事情去炫耀，不要强行去做情感所不安的事情。在云霓间翱翔，在江海间饮啄，是鸟类的常态；设置帷帐让它们居住，陈列钟鼓让它们享用，它们就会皱眉悲伤。驯服于衔勒，饱食于草料，是马匹的常态；用丝绸给它穿衣，陈列腌肉给它进献，它就会惊骇不安。百姓可以顺从不可以违背，可以安定不可以骚扰。细微地引导他们，让他们自己遵循；慢慢地开导他们，让他们自己奔赴，这叫做依据民情。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忧政令不能施行，只担忧不适宜罢了。就像注水于酒樽，不溢出也不枯竭；就像拿着尺子，不盈余也不短缺。下级顺从上级，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响一样。得其适宜，还担心什么不服从呢？至于夸耀私智，拘泥于古法，矫枉过正，固执不通，好比走路却想向前，我不知道这行得通。

续枢言

君臣篇

君主的道理没有比去除猜疑更大的，臣子的道理没有比去除私心更大的。君主没有比选拔贤才更紧迫的，臣子没有比不欺骗更优先的。君主能决断，仁德才能保全；不能决断，就会损害仁德。臣子能公正，才能才充裕；不能公正，就会丧失才能。君主崇尚察究，臣子就装饰欺诈；君主喜好名声，臣子就进献虚伪；君主治理苛刻，臣子就回避事务。有这样的君主，举行封禅，罢免贡献，亲自穿着粗布衣服，器物没有文饰，这是恭俭的君主。然而舍弃大事而图谋小事，称他贤于奢侈逸乐是可以的，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汉成帝临朝沉默，尊严如神，有恭敬的仪容，但外戚最终篡夺了权力；唐文宗袖中藏着洗过三次的经书，有节俭的节操，但宦官实际上控制了权柄。综核细

译章奏都亲自阅览，地方官都召来当面询问，这是励精图治的君主。然而对近处周全而对远处疏漏，称他比琐碎细务更贤明是可以的，但对治理国家并无益处。隋文帝、唐德宗、明世宗就是这样。不随意斥责，不轻易杀戮，这是慈爱宽厚的君主。然而不掌握威权福泽而施行姑息纵容，称他比刻薄寡恩更贤明是可以的，但对治理国家并无益处。汉元帝、明建文帝就是这样。畏惧谨慎是臣子的节操。孔光不谈论温室中的树木，却向王氏家族透露实情；李息畏惧张汤；胡广、赵戒向梁冀低头屈服。这哪里算得上畏惧谨慎呢？报答称职是臣子的职责。凭借诗书进取，却用苛细的手段侍奉君主，暗中窥探君主的心意，议论平准均输，议论告缗榷算，没听说他们引经据义慷慨陈词。这哪里算得上报答称职呢？宽厚宁静是臣子的风度。王导不诛杀郭默，陶侃讥讽他；萧俛、崔植议论裁减军队，朱克融最终在幽州作乱。这哪里算得上宽厚宁静呢？有小国的君主，有大国的君主，有天下的君主；有恪尽职守、奉行法度的臣子，有起表率作用的臣子，有能安定国家的臣子。节制用度、谨慎法度，是小国的君主；体恤邻国、爱护弱小，辅佐拥戴王室，征讨不服从的邦国，是大国的君主；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是天下的君主。履行自己的职责，颁布法令，早晚深思，不敢越轨，是恪尽职守、奉行法度的臣子；辨别功过，慎重举荐弹劾，以公正无私来成就事业，以廉洁来倡导风气，是起表率作用的臣子；忧国如家，能决断大事，祸患未至就想着防范，奸邪未进就想着遏制，日夜访求天下的贤才，考察他们的文武才干，根据缓急需要用人，就报告君主并任用他们，这是能安定国家的臣子。凡是君主积累猜疑必定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产生固执，固执产生蒙蔽，而能通达情理的君主就少了。臣子营私舞弊必定依仗宠幸，依仗宠幸产生骄傲，骄傲产生忌妒，而能进用的人才就少了。所以贤明的君主像天，贤能的臣子像众星。天积聚刚健以运行其强健，积聚阳气以旺盛其光辉，广阔公正，执掌主宰而驾驭万物，贤明的君主效法它，所以政事没有不治理好的。众星顺应南北以经纬天地，秉承寒暑以隐现，鲜明地排列成行，依据星度以辅佐日月，贤能的臣子效法它，所以纲纪没有不肃然的。

译信臣篇

《礼记》说：作为君主，其德行应当让人仰望而知晓；作为臣下，其事迹应当让人记述而铭记。贤明的君主对待臣下，用隆重的礼节来尊崇他们，用真诚的心意来取信于他们，用爵位、赏赐、刑罚来驾驭他们，明确地表示好恶，关键在于守信罢了。如果不守信，那么君臣之间的情意就无法沟通；情意无法沟通，那么事情就无法成功。凡是君主不信任臣下的，必定会说臣下结党营私。于是，有的君主凭借权术和智谋来显示自己的深不可测；有的君主违背众人的意见来决定用人与废黜，以夸耀自己的独断专行。他们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引导臣下结党营私。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权术智谋，韩非曾用它来教导秦始皇和汉景帝。秦始皇能够胁迫控制他的臣下，却不能制止赵高作乱；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言论，引发了七国之乱，幸好诛杀了晁错才停止。依靠权术智谋，就必然崇尚严密的监察；崇尚严密的监察，就必然依赖耳目去侦听。所依赖的耳目，不一定都是正直的人，那么一定会有小人起来迎合，把揭发阴私、列举苛细之事当作忠诚。于是小人又拉拢他的党羽，表面上显示孤立，无所依附，实际上暗中结党，而表面上倾轧善良正直的人。君主反而喜欢他们，认为他们能破除朋党。如果有两三个忠直之士，志同道合，偶然涉及议论推荐，就必定被怀疑为结党营私。忠直之士，虽然想以诚信来结交君主，但君主更加不信任他们。这是依靠权术智谋的过错。君主想要将用人与废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适宜的。然而议论必须采纳最公正的意见。如果把众人的议论视为朋党，而违背众人独断专行，那么任用谋议的人不一定通晓治国的根本，任用军事的人不一定精通孙武、吴起的兵法，这就导致燕国在骑劫手中失败，楚国在子兰手中失败，唐玄宗在李林甫手中失败，唐德宗在卢杞手中失败，唐文宗在郑注、李训手中失败。这是违背众人的过错。君子自己不会结党，却不能不自然地形成同类。为什么呢？因为修身廉洁的人彼此相似，体恤国家的忠诚彼此相似，担当事务的果敢坚毅彼此相似。彼此相似就必然互相喜爱，互相喜爱就必然互相引荐。而且他们都公开在朝廷上直言，无所避讳掩饰。小人与此不同，虽然暗中勾结，但外表显示孤立，善于隐藏自己的形迹。君主不察明，反而认为君子是结党营私，认为小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侍奉君主。一旦不信任臣下，举错失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与广泛听取意见、根据功罪确定赏罚、行动符合人情相比，得失相差，难道不是极其悬殊了吗？况且君主怀着不信任臣下的念头，凡是朝廷大臣中有以公正相取的人，就怀疑他们是朋党，那么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将习惯于唯唯诺诺、模棱两可，用虚文来互相蒙蔽，侥幸免除罪责。朋党确实破除了，我恐怕廉耻和气节也随着一起消尽了。

明是篇

君主听取群臣的言论，根据言论的对错来决定听从或违背，实行升降黜陟来明确国家的正确方针。想要明确国家的正确方针，没有比采纳谏臣的言论更重要的了。要辨别清楚、明确地彰显议论的是非，并昭示朝廷的裁决。谏臣以进言为职责，又处在兴盛之时，君主宽仁大度，使得他们能够畅所欲言，抒发胸臆，直陈无隐，从未有过因建言而获罪的事情，不担心他们不说话，担心的是他们轻率举荐不急迫之事，不符合治理的要害，或者窥测君主的风旨，上下迎合。君主又一概宽容无所责罚，听从或违背不由此决定，升降黜陟不由此实行。于是刚直亮节的人，无法施展他们批鳞补牍的气概，而圆滑庸碌的人，反而得以喋喋不休地占据职位，自认为报答称职。这就是国家正确方针不明的原因。君主设置谏臣来辅助自己，难道喜欢他们喋喋不休地占据职位，自认为报答称责吗？大概是有鉴于此而加以矫正吧。我私下认为矫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前世的台谏官员，多受大臣的指使操纵，门户攻讦，满朝如水火般不相容，混淆黑白，迷惑视听，互相背叛公义、效死私党，把国家的正确方针置之不论，所以这样做来矫正它。如果谏臣确实出于背叛公义、效死私党，那么把其中最恶劣的驱逐斥退，其余的人自然不敢勾结以冒犯君主。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不应当取前代已经过去的弊端，来防范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设置这种矫正措施，来消磨俊杰忠谠之气，只是让庸碌的人得逞，而对国家大计毫无益处。因此，明君对待谏臣，言论好的，就听从并实行，奖赏并提拔，不只是用优厚的诏书回报，博取容受直言之美名；言论只是窥测风旨，上下迎合，就听从并罢黜，不只是宽容无责，而且推行他们的言论。像这样，都是为了明确国家有正确的方针罢了。现在君主厌恶背叛公义、效死私党的臣子，而矫正太过，只取那些充数的人，那么忠谠之士受到无形消磨的，大概十之五六了。大臣又秉承这个意思，遇到保荐言官的时候，表面告诫而暗中暗示，想要他们收敛锋芒，无过无誉，那么忠谠之士受到无形消磨的，十之七八了。那些刚直不屈的人，只有两三个俊杰罢了。虽然不见谴责，但也没有特别的表彰，升迁提拔也轮不到他们。久而久之，那些窥测风旨、上下迎合的人，且按资历升任高官了。而期望国家正确方针有所裨益，岂不是错了吗？然后才知道宽容言论不如拒绝言论，然后才知道开放言路恰恰是堵塞言路。

官才篇上

有人说，选拔士人的数量，现在超过古代了，而人才不能适用，大概选拔人才的方法应该改变吧。何不恢复帖经和策论呢？回答说，没有益处，只会助长虚伪。何不恢复九品中正制和上书自荐呢？回答说，没有益处，正好开启苟且之风。那么难道没有比现在的科举制度更好的方法吗？回答说，难以断言。近世用人，只有进士一科，礼部考试已有定额，遇到

译庆典时又增加录取名额。以十年为期来计算，应当录取二三百名士子。为何取士如此容易且数量众多？那些奇特伟大、非同寻常的人才，或许不能入选；而见识浅薄、小聪明的人，以及刚束发成童的少年，反而轻易得手。国家设立科举，是为了等待奇特伟大、非同寻常的人才，而不是为了等待见识浅薄、小聪明的人以及刚束发成童的少年。然而录取的情况却是这样，那么法律不足以依赖就明显了。况且天下如此广大，急需人才，所录取的又这样多且容易，按理应该有贤能的人出现在其中。然而人才常常不适应任用，这并非全是士人的过错，也是制度的过错。大凡人才取决于自身的修养和上级的培养。既然获得功名容易，录取人数又多，人人都有快速成功的心态，那么心气就不安定。心气不安定，那么积蓄就不深厚。积蓄不深厚，却用那些粉饰迎合的手段施政事，难道会有成效吗？更何况所学并非所用。现在即使不能完全改变取士的制度，也请减少礼部考试的录取名额，保留原来的三分之一。遇到庆典不再增加名额。留下这一途径，来安置中等才能的人。至于奇特伟大、非同寻常的人才，只有天子亲自举行制科考试才能得到。不要专门选取辞章技艺，只选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异等的人，才予以举荐。或者参用司马光十科的建议，每隔五六年，或八九年，实行一次。责成行省大吏响应诏令举荐人才，天子凭轩策问他们。录取没有固定名额，被录取者都让他们自己选择职位，授予职事。有成效就升迁职位，举荐者有赏；没有成效就罢免斥退，处罚波及举荐者。又命令学士仿照唐代制度，得以荐举山林中有道义的人，时时为天子进献言论。根据所荐举的真伪来定赏罚。这就是培养深厚而进用广泛，不改变根本法律而辅助法律来收揽人才，或许稍微有些补益吧。有人说：减少常规名额确实如此，但所说的制科、荐辟等各种方法，也有冒进的人，怎么保证没有弊端？回答说：弊端是等同的。坐着看弊端而不改变，与预先预料有弊端而搁置不实行，对于选拔官员人才来说，同样是不恰当的。君王对于人才，起初要甄别陶冶变化以安定他们的心气。心气安定后，就磨砺激励，提拔鼓舞他们，使他们奋发于功名之路以施展才能。以四海之广，士民之众，能言善辩的人，他们指陈时政，言论成为文章，对照先圣而不谬误，施行于当世符合时务的人，未曾没有。时势交汇，文武干略，内外等待以救时纾困的人，又未曾不日夜翘首期盼。如果在此时稍微打破常规，拓宽途径而进用他们，核实他们的真实才能而任用他们，精神意气，足以感召天下的豪杰，使他们呈现才能效法异才，奔走于朝廷。从前燕昭王是弱国的君主罢了，筑台拜士，士人争相趋附，最终变得强大雄盛。何况统领海内，陈列爵位赏赐以示范四方士人的君主呢？如果一定要预先计算弊端，说不如专门坚守现在所行的制度，那么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五六百年了。三代的制度都可以改变，这种制度唯独胜过三代吗？况且治理天下的人，想要得到士人而任用他们，是要任用奇特伟大的人呢，还是要任用见识浅薄、小聪明以及刚束发成童的少年呢？

译【官才篇下】

天下的贤才，既然已经拓宽途径来举荐他们了，要使官职与才能相称，让他们施展才干，在上位辅佐君主，使君主具备知人之明，关键在于吏部和兵部两位尚书。不是既懂识人又懂军事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两位尚书如果选对了人，那么文武官员就会竭尽智能，什么样的政事不能修治？如果选错了人，那么庸碌之辈占据高位，设置官职、分配职务，都成了虚设。这是国家政治疏忽的根本，不可轻视。

所谓选拔任用，在于辨别贤与不贤，以及才能器量所适宜的地方，不仅仅以资历深浅作为高低标准。董仲舒说过：“小才即使任职很久，也不脱离小官；贤才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成为辅佐。”确实是贤才，应当先上报；确实不贤，也应当先上报，何必等到考核制度施行后才上报呢？兵部也是如此。考察才能最为重要，那些能全面了解四方情况，以及边疆险要地形便利，通晓军事进退、决策制胜的人，与能安抚团结士兵、兴办屯田、规划军粮的人，与武力超群、勇猛无畏的人，都记下他们的姓名作为专门档案，不时地向上报告，不必等待军政考察。

兵部选拔僚属，一定要选择通晓军机的人。凡是出任兵备官、担任边郡太守的，一定要从兵部选取有才能的人。这些都是将来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栋梁之材。朝廷中只有宰相、副宰相和卿贰级高官，必须由君主亲自选择，其余的人才，没有不从吏部、兵部出来的。想要官职与才能相称，必须先了解其才能；想要了解其才能，必须接见咨询，才能得知。如果让掌管铨选和兵部的尚书，不拘泥于私宅接待宾客的禁令，四方升迁到部里的官员，允许在私宅或宽敞的庭院中接见，听取他们的议论，考察他们的才略，考核他们的职业操守，又各自让他们陈述举荐交往认识中才能出众的人，秘密记录在案，慢慢用职事来考验他们，观察其成效如何。日夜勤勉，只以人才为念，广泛咨询、大量采纳，虽然不能十人中得到五六人，也可以十人中得到三四人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符合资历应当升迁，两位尚书就说给他升迁；稍微不符合资历，就说不应升迁。符合资历，即使是平庸低下的人也给他升迁；不符合资历，即使是杰出的人才也不能升迁。这不是衡量才能，而是听从惯例；不是完全遵循惯例，而是听从吏员的摆布。文武两条途径，是国家使用人才的地方，是政事的根本，哪有比这更重要的，却完全听从惯例和吏员，怎么能做到官职与才能相称呢？《传》说：“端正根本，万事就治理好了。”想要官职与才能相称却不知道人才，因为得不到人才又指责天下没有人才，唉，是制度本身不能得到人才罢了，怎么能以此诬蔑天下的人才呢？

有人说：“私宅接待宾客，恐怕会打开请托行贿的大门，这是法律应当禁止的。您的话，岂不是开启侥幸进身的途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子设置吏部、兵部两位尚书，必定选择贤能的人担任。那个人贤能，那么请托行贿就无法到达他的门前。两位尚书如果通同请托行贿，那就是不贤能。哪有任用不贤能的人担任尚书的呢？赶快罢黜他以进用贤能的人，那么请托行贿的漏洞自然断绝。从前裴度担任宰相，当时淮蔡用兵，请求在私宅接见士大夫，以咨询筹划，没听说裴度门下有请托行贿的人。吕夷简担任宰相，将人才疏列放在夹袋中，朝廷用人，就从袋中选取，没有不称职的。虞允文担任宰相，将人才疏列高下分为三等，称为《材馆录》，没听说两位宰相门下有请托行贿的客人。如果不接见详谈，就无法全面了解人才。宰相尚且不禁止私宅见客，难道唯独禁止两位尚书吗？

【谋备篇】

虎豹穴居山林，不依赖山林作为凭借，而依赖爪牙；蛟龙蛰伏深渊，不依赖深渊作为凭借，而依赖鳞甲。现在从拥有十金家产的平民，到拥有土地的诸侯王公，没有不知道加强警戒、设置防备，以谋划准备的，这是考虑到祸患的缘故。最高明的是在祸患发生前就做好准备，次一等的是因祸患而谋划准备，最下等的是见到祸患却忘记准备。在祸患发生前就做好准备的人，能够控制别人；因祸患而谋划准备的人，别人不能控制他；见到祸患却忘记准备的人，被别人控制。

谋划准备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山川险要，士兵战车器械，这叫有形的准备。信守赏罚，修明政事，选择贤能，这叫无形的准备。善于准备的人，准备有形之物，先准备无形之物。无形的准备胜过有形的准备，所以有在庙堂之上战胜，在宴席之间挫败敌人的情况。

所担忧的款待安抚，不是款待安抚本身的祸患，而是款待安抚却忘记准备的祸患。凡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起初有怯懦之心，接着有侥幸之心，担心议和不能成功，就倾尽资财来奉承敌人，开放关津来取悦敌人，粉饰大度来安抚敌人。于是同仇敌忾的气势，被压制而不能振作。敌人还没到来削弱我们，我们先自我削弱；我们忘记了准备，敌人反而得以修备并乘虚而入谋划我们。从前修好约和的，只有周太王和勾践，能以屈为伸、以弱为强罢了。其余的六国和南北宋，很少有不败的。六国和南北宋，形势上不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明智的人尚且非议他们。假设凭借九州全盛的形势，一旦遇到白徒市贾、乌合之众的岛民，金鼓未响，锋刃未交，无故望风自慑，用金币犒劳他们，放任他们杂居，使他们得以窥探招聚逃亡之人，窥伺便利，没有人敢经过而责问，那该怎么办呢？唉，这就是贾谊流泪、江统著论的原因。主张这种议和的人，不过说：“我不是不敌，只是安逸享乐已久，人们不懂军事，姑且羁縻牵制，他们本来没有远大的志向，而我得以利用这段时间，修习军备，修缮城郭，训练将士。”

译一旦有警报，那么我们的防备措施就已经完备。如果确实退下来谋划防备措施，这议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军需物资真的修治好了吗？城墙真的修缮好了吗？将士真的训练好了吗？还是仅仅为了应付公文以谋求私利呢？这与人被扼住喉咙，反而自己捆绑手脚，还向众人喊道：“我有防备了”，有什么不同呢？难道有不被别人制服的吗？所以，见到祸患却忘记防备，是治理国家的大祸患。孙武说：“只有那些没有思虑而轻视敌人的，必然被别人制服。”又说：“不要倚仗敌人不会来，要倚仗我们有准备来应对他；不要倚仗敌人不会进攻，要倚仗我们有不可被进攻的地方。”这难道不是确实可信的吗？这难道不是确实可信的吗？

译七蠹篇

国家可以富裕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加强根本并节约开支，称王称霸的君主都凭借这一点。国家贫穷可以富裕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加强根本并节约开资，称王称霸的君主都凭借这一点。议论的人说：每年的收入渐渐赶不上初期了。免除赋税和赈济灾民可以不实行吗？黄河堤防可以不修治吗？远方的夷族可以不抚慰吗？边疆的戍守可以不资助遣送吗？钱财将从哪里出来？回答说：天地产生财富，备齐了供君主使用的资源。君主依据天下的财富，制定天下的开支，不担心不足，只担心浪费而不担心使用。水灾旱灾和战争，哪个时代没有呢？为什么到了今天唯独财政收支短缺呢？浪费发生在尚未使用之前，等到使用时，浪费的数额又加倍于使用的数额。浪费最严重的，其中的蛀虫有七种。七种蛀虫全部清除，加强根本并节约开支，把内外府库所储备的财物，让主持国政的人得以周知盈余和短缺的数目，预先进行筹划，根据事情的变化来救济变通。如果有军队作战、河渠修建等各种大型劳役，一定要选择有才能的人去负责。放宽法律条文，专一责任，用他们来抵御外侮、平定灾害，必定有效且迅速。开支怎么会匮乏呢？七种蛀虫不铲除，即使每天增加算缗税的盈余，每年增加贡赋的额度，仍然无法挽救匮乏的局面。请说说这七种蛀虫。府库的蛀虫在于奸诈的胥吏；州县的蛀虫在于供给繁多；征税的蛀虫在于琐碎无能的人才；农业的蛀虫在于末业技巧；粮食的蛀虫在于官员；军饷的蛀虫在于将领的贪婪；士人的蛀虫在于科举设置的频繁。这七种情况，都是每年耗费内库大半钱财的原因。现在如果减少府库史官的员额，凡是掌管仓库出纳的，都派遣士人来负责，那么府库的蛀虫就可以清除。地方大吏以及奉命出使的人，都清廉不扰民，没有营私舞弊和不急之务，如果借兴办事务为名进行科敛，有关部门不得借此谋取非法利益，那么供给繁多的蛀虫就可以清除。所派遣的征税官吏，必定清廉刚强且懂得大体，不任用私亲，不进献盈余，不崇尚搜刮，不资助侵盗，那么征税的蛀虫就可以清除。从事末业技巧的人，大概都是制作奇异淫靡、奢华美丽的物品，使人意志放纵，败坏风俗，浪费钱财，严重的甚至与蛮夷勾结，输送珍奇诡异的物品，谋取利润，这是率领天下人背离根本。现在一概禁止这些，使人们致力于根本，那么农业的蛀虫就清除了。唐太宗设置官员六百七十人，说：我以此等待天下的贤士足够了。那时政事没有不治理好的。现在内外文武官员几十万人了，而政事并没有治理得更好。一个人能治理的事情，分析给十个人、几十个人去做，这就像一百个人抬一个瓢，不破裂不止。从台省府寺等机构，到盐河漕运的候补人员，以及郡县的副职，其中可以裁汰的很多。精简合并，凡是闲散官员，减少十分之三，那么粮食的蛀虫就清除了。有正规军队，就有定额军饷。军饷照旧，而士兵不充实编制，军饷归到哪里呢？归于将领的口袋罢了。将领贪婪，就不能约束士兵，士兵反而胁迫将领。于是编制内的士兵，不是瘦弱就是骄横。一方有警报，战守不足以胜任，纷纷调遣客兵，烦扰粮饷运输，四境都骚动不安了。现在考察将领中特别贪婪懦弱的，诛杀斥退他们，去掉孱弱的人，选拔骁勇精锐的人，军饷必定按士兵发放，士兵必定充实编制，那么军饷的蛀虫就清除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遍布天下，礼部常设的名额，以及庆典增加的名额，大约十年设置五次科举，录取的人太多，才能却不适用。何不稍微减少常设名额的三分之一，有庆典也不增加科举，那么士人的蛀虫就清除了。七种蛀虫既然清除，再加上加强根本、节约开支，如果有外患和灾害，选择人来抵御，实行十年，即使没有看到富裕，也决不会担心贫穷。议论的人又说：您所说的接近正道，然而缓慢而不切合时务。汉代以来，曾经有募集资财赐予爵位的做法，取用民间有余的钱财，辅助官府应对缓急，不增加赋税而用度自然充足，这对于富裕国家不是更快捷吗？况且塞上有很多未开垦的田地，边境之外有未开发的矿产，推行这些，国家何必担心贫穷。回答说：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为什么呢？把财富归于官府，不如把财富藏于民间。百姓对于财富，就像鱼对于水。百姓依靠财富生存，鱼依靠水游动。水枯竭则鱼困苦，财富枯竭则百姓骚动。搜刮财富来救济事务，事务未成功而财富已枯竭，又将引发事务之外的问题，财富不可能再次聚集。依靠什么来救济呢？以现在最紧急的，不如先清除七种蛀虫，其次是加强根本并节约开支，而其关键尤其在于选择人才。舍弃这些而寻求富裕国家，认为是奇谈怪论可以，认为是最好的计策则不可以。

防侈篇

风俗不是小事。奢靡颓废，像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来堤防，就不能阻止。古代从民间养生送死、嫁娶宾客的礼节，圣王都制定了仪制等级，贵贱有等级，没有人敢奢侈的。这不仅是为了节约财物，也是为了端正性情。所以那时百姓安于本业，有乐于生存的心，有仁爱谦让的风气，这是从教化开始的。如果不曾用礼来防范百姓，又放纵他们的奢侈，互相效仿，以至于没有止境，还能说是小事吗？《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模范。匡衡说：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身承受圣王的教化，然而那里的习俗，与远方郡国没有区别。来的人没有效法的榜样，就会看到奢侈而转而效仿。以现在所见，恐怕比匡衡所说的更严重了。都城的百姓，他们埋葬死者时，车辆重叠，用重翣，都用彩绣纨锦，缀以流苏，五色斑斓，陈列偶车、寓马，旌旗幢幡、卤簿，音乐雅奏，跟随在路上的人将近千人。他们嫁娶时，都用缯彩、金翠、珠玑装饰车马，辎軿堵塞道路，卤簿音乐在前引导，筐篚中珍奇物品，说不尽名称，跟随在路上的人也将近千人。他们宴饮

译宾客聚会，必定在酒楼。那里陈设着大量的乐伎和童伶，必定做出极尽轻狎亲昵的姿态来取悦众人。无论尊卑长幼，都洋洋洒洒地围观，毫无避讳。有时甚至延续到夜晚，一次宴会的费用，高达数百缗。妇女们不待在闺房之中，而是盛装打扮去观看戏剧，在酒楼饮酒作乐。她们的服饰、器物用品，必定追求珍贵华丽，在工艺精巧上互相争胜。从江淮、南粤等地采购尚且不足，又从数万里外的番舶夷商那里购买货物，这些货物都汇聚到京城。起初还是贵族人家这样做，后来富商大贾也这样做，再后来中等人家也这样做，最后连极度贫困的小户人家也这样做。询问其中的原因，大抵都是依靠借贷和凑钱来办。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被平民阶层所接纳。从前西晋时期，石崇、王恺最以奢侈著称，晋武帝又纵容他们，百姓受其影响而崇尚奢侈，于是形成了风俗。唐中宗、玄宗时期也是如此。后来终究招致祸乱。那时还是豪富人家这样做，如今却是贫寒子弟全都这样做，争相炫耀，奢侈华丽到了这种地步。京城的长官不去查究，公卿大夫不去担忧。贾谊说：“风俗流失，世道败坏，人们却安然自若，不以为怪，忧虑不能触动耳目，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唉，这难道是小事吗？因为奢侈华丽，于是产生了巧诈虚伪，人们丧失了士农工商的本业，趋向于从事工商末业，耗费物力，抛弃廉耻，渐渐发展到冒犯上级、丧失等级秩序的地步。然后才用刑罚跟在后面，已经不能纠正了。古代的好官吏，为百姓规定嫁娶丧葬的礼仪等级，售卖木偶、车马等低俗伪物的人，将其抛弃在路边，风俗于是教化于礼让。法律禁令是在事情发生之后，礼教施行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如今风俗奢侈靡费到了极点，法律既不禁止，教化又不施行。唉，难道要听任其自行演变吗？还是把它当作小事而忽视它呢？

译纠慢篇

政令并非本来就会松弛懈怠，是法律造成的。法律也并非本来就会松弛懈怠，是法律繁复造成的。制定法律是为了防止弊端，法律本来就不能完全胜过弊端，关键在于使立法的精神明朗清晰罢了。认为法律不足以防止弊端，早上选取一条法律增设上去，晚上选取一个人增置上去。在既定法律之外又设立法律，又设立法律之外的人。互相考核督促，互相检查校核。事务的成效在于簿册文书，考核的优劣在于奏章报告，赏罚升降在于稽查复核。法律越是繁密，奉行法律的人越受到牵制，举动天天陷在过错之中。只知道有法律而不知道有政事，胥吏中狡猾的人，趁着这种牵制，反而得以随意轻重、比照附会，谋取私利、营谋私事，无所不至。所以说到纲纪，并非不天天寻求整顿，但荒废懈怠的人依旧如故；说到财赋，并非不天天寻求节省，但侵吞浪费的人依旧如故；说到农田水利、户口保甲，并非不天天寻求修治兴举，但粉饰虚词、少有实效；说到军事，并非不天天寻求搜求训练，但将领贪婪、士兵懦弱，兵器铠甲朽坏迟钝，战守都无人可任。内外上下，都致力于宽缓平静、周全详备，一切爱民、考核官吏、赈灾、恤刑等美好政事，大抵只是应付文书罢了。更严重的是，大臣不敢独自承担赞誉或诽谤，君主不能施行破格的威严或恩惠，而平民反而得以放纵无忌，自行其是。唉，这种松弛懈怠太严重了。这难道不是法律繁复不能推行政事，逐渐积累到这种地步吗？如果不纠正，政事就毫无价值了。如何纠正呢？回答说：上策莫过于果断，其次莫过于质朴。果断则坚决且必定执行，政事就严肃了；质朴则简单且容易执行，政事就通达了。君主行事，用道理来衡量，向众人咨询，考察古代，估量当今，就可以没有失误了。果断地执行，法律随之产生。文饰胜过质朴，则法律胜过质朴，挽救文饰的弊端一定在于质朴。既果断又质朴，哪里还会有松弛懈怠呢？从前诸葛亮曾用这种方法治理蜀地。不只是诸葛亮，东汉末年，政体极其松弛懈怠，从仲长统、崔寔这一类人，都想用严厉的方法来纠正它。蜀先主、魏武帝、吴大帝，也都使用综核名实的术数，约束宽缓而警戒懈怠，确实是挽救它的弊端。有人说：你所称道的，只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术数罢了。治理天下的人，难道还崇尚严厉吗？回答说：严厉不是治道的中道，但用它来纠正松弛懈怠则适宜，因为它既果断又质朴。

汉文帝最为宽仁了，但功臣权贵如绛侯周勃，有过错就免职回到封国；亲人如淮南王薄昭，也不稍加宽贷。起初虽然用金银丝织品引诱匈奴，后来却赫然讲求武备，命令三位将领屯军防备边境，驱逐虏寇出塞。这难道是受法律牵制的人所能做到的吗？管仲的话说得好：独断专行，是细微严密的经营部署。又说：没有能禁止很多事而能制止很多事的。荀子的话说：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君子是法律的根源。又说：君主喜好抓住要领，那么百事就详明察审。这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政体的所在。用果断来确立它，用质朴来运作它，那么松弛懈怠就没有不能纠正的了。

右边是续枢言九篇，是监利王子寿在刑部任职时所著的。子寿从前作枢言十六篇，规劝切中时事，姚子春木把它比作《申鉴》中的《中说》。现在时局又不同了，天下苦于财力不足，海疆表面平静却怀有无形的忧患，而边地盗贼，时时暗中发作。子寿曾对我说，天下的事，依赖法律的人弊病多，依赖人才的人强大。军队虽然疲惫，财力虽然匮乏，得到合适的人来治理，不难振兴。所以他所著的书，叫《君臣》、《信臣》、《明是》、《七蠹》、《谋备》、《防侈》、《纠慢》，唯独对于官员的才能恳切详尽地论述。分为上下两篇，他的意思是认为天下的关键，在于人才罢了。人才为我所用，在于赏罚罢了。现在的法律，受限于固定的格式，或者对大事疏忽而对小事苛察，至于选拔士人只限于进士这一途径，不足以尽选天下的人才。应该设立特别科目，像古代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来招收天下有学问的大儒和赴死不顾利害的士人，严格考核他们的功过而甄别提拔他们。又说，用人权柄，在于吏部和兵部尚书，不是懂军事、懂用人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务。朝廷只有宰相、执政、卿贰，天子亲自掌管，其余全部责成吏兵两部，使官职必定符合才能，才能必定尽其用途。如果真能推行这些话应用于世，它对治道的补益难道少吗？可惜子寿将要归隐，他的主张没有人实行，他的官职又低微，言论也没有人相信。古代的君子，不一定在自身有所得，必定在后世有所得。子寿归隐了，固然不与那些在当世驰骋追求声利的人，计较一时的得失，奉养亲人、著书立说，确实有自我快乐的地方。我唯独认为子寿退居荆湘之间，举杯放歌，登高眺望大湖，波涛滚滚而无人拯救，他怎么能内心毫无触动呢？乙巳年仲冬，桂林朱琦。

法意

刘醇

为政的关键，是使用法律而不使意图超越法律。意图超越法律，那么百姓不怨恨法律而怨恨意图。不怨恨法律而怨恨意图，这不是统治百姓的人的利益。那些私自铸造、私自贩卖、逃亡的徒众，只是尚未立刻成为盗贼的奸民罢了。制定法律来惩治奸民，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这样就足够了。持之过急，他们知道我的意图所在，局促不安无处容身，不互相率领变成盗贼不止。结网是为了捕鱼，一旦大鱼触动鱼饵，就奋力挣脱网而去，波涛震沸，渔父不免有翻船的祸患。所以善于钓鱼的人不取尽，善于治理的人法律不苛刻。

修政论

薛福保

天下的弊端，当它隐伏在

译各种事务之间，尚未显现出征兆。这种祸患必定会在日后应验。但此时还可以苟且求得一时的安定。等到弊端形成，上下都明白它对天下不利，就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然后才能奠定百世的安定。

国家通过六部来统领各项政务，其制度穷尽了各种变化，细微之处都具备，可以说是勤勉且详尽的了。然而我曾经说，按照现在的方法，即使商鞅那样严酷，也不能保证将政令在一天之内推行到天下。过去天下全盛时期，书吏一张公文下达各行省，驱动如同指挥臂膀一样方便。从州郡以上，文书和期限会议，从未有过丝毫违背。事情不合规定，就会遭到中书省的驳斥，事权可以说非常统一，纲纪可以说非常严肃。然而说它不能推行到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天下的实际情况，百件中不到一件能上达朝廷，而各地都致力于迂回掩饰实情以符合六部的条例。六部虽然知道是这样，也只对空洞的文书兢兢业业。事情下到六部商议，以及六部下发公文，大都不问实际形势，只是区区地寻求符合条例。既然如此，那么即使有号称勤勉谨慎、熟悉旧例的人，实际上也是让自己困在荒诞破碎的旧纸堆中，而不能对天下有所裨益。像这样却一定说我们的法令实行就是对的，这必定是利于奸吏的。

况且天下非常广大，事变非常多，一切都要归拢到六部，责任非常重。而现在的尚书、侍郎，如果不是兼任军机处职务的，人们看待他们，以及他们自己看待自己，都像闲散部门一样。然而一部政务，权力出自七个人，而法令的分歧多到不可穷尽。官员和法令都分歧，那么官员各自以事务互相推诿，而法令日益繁重，官员日益轻视。用非常轻视的官员去投入胶着纷乱琐碎的地方，奸吏暗中看着他们的困境，而用花言巧语迷惑他们。即使有明察果断的人，也应当是士气沮丧、势力屈服，束手坐视，而无法有所作为。

身体指挥四肢，是用一个来驾驭众多，所以四肢任凭驱使而不疲惫。既然如此，那么法令不精简，官员不减少，而想要百事修举，是不可能的。

为现在谋划，应当广泛寻求天下通晓古今的人聚集到六部，让他们跟随尚书等人修订旧法令，那些不切合实际形势，以及分歧且重复的，都淘汰去除。那么法令就精简了，就可以把重任委托给官员。官员的减少，本来并不难。如果不能减少，就让侍郎各自分管几个司，而尚书总领其成，一律以职责来考核他们。然后才能沟通上下的情况，综合名义和实际的数量，统一内外的心志，而赶上事机的会合。权力出自上面，而吏员没有地方容许他们的奸邪。那么所谓官员得到其职，事情得到其理，必定由此而实现了。

唉，变故是法制的疾病，聪明是变故的药石。拥有天下的人，应当与忠信才杰的人共同治理天下。抛弃聪明，而想要依靠一切的法制来禁止变故，那么疾病就会日益加深而无法救治。然而天下的祸患，这本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知道它是祸患，而想要奠定百世的安定，必定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吧。

译富教论

王

自从孔子有了“富之教之”的说法，千百年来的圣君贤相，尽心竭力来谋划国家的政事，没有超出这两个方面的。像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使万物都具备，只把当前最紧要的事作为急务。当今谋划政事而寻求所谓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有两项：恢复祖宗的制度来充裕财政用度，改变士人的习气来振兴风俗罢了。我曾经考察顺治八年，开始铸造钞票十二万多张，从此每年作为常例，到十八年，因为国家用度充裕而停止。我私下感叹这是自古以来足以增加财富的好策略，可惜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考察前朝，周朝的质剂，唐朝的飞钱，它们是使用钞票的源头，这就不用说了。宋太祖开始设立便钱务，宋仁宗开始设立交子务，南宋南渡之后，宋孝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都实行过钞票制度。那么，钞票本来就是盛世所实行的，而不是到了末世才开始使用的，这是很明显的。只是它的末流不免有很多弊端罢了。现在如果真的能够借鉴它的弊端而全部去除，那么立法就会非常完善，可以独享它的好处而不受它的害处。大体上钞票的弊端有三项：一是担心伪造的多，二是担心钞票昏烂需要倒换，三是担心流通阻滞不能运行。然而这些弊端都容易去除。大概只要制造优质的纸张，多印标识，随处设立辨别钞票真伪的人，犯罪的人严刑惩处，告发的人重赏，那么伪造就可以保证一定没有了。制造精工，装潢糊裱，既然不容易腐烂，即使有昏烂的，准许用来缴纳赋税，解送户部焚毁，那么倒换就可以不用了。禁止使用铜钱而用钞票购买，铸造铜钱分为三等，有的当百，有的当十，有的当一，来辅助钞票制度，而国家税收一概收取钞票，使百姓乐于使用钞票，又有谁会用携带不便的白银呢？由此银价一天天变贱，将不禁止而自然废弃，那么使用钞票就一定不会阻滞了。为什么不去除它的弊端，反而废弃它的好处呢？钞票想要铸造百万就是百万，想要铸造千万就是千万，获取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且不曾损害百姓的一分一毫，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况且现在民间自己使用会票、钱票，与钞票有什么不同？哪有可以在下层实行反而不能在上层实行的呢？然而现在的士大夫，竟然不知道它的好处，一是由于考察古事不详细，只看见史官说钞票有弊端，却不知道前人立法还不够精密；二是由于不了解人情，只怀疑百姓不会用虚物换取实物，却不知道它对现在的百姓有很大的便利。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改变法令。现在用钞票的利益，与使用白银相比，岂止百倍而已呢？国家既然掌握了钱币的权力，那么财政用度就会大大充裕，一切山泽的利益，都可以放宽给予百姓。由此官员增加俸禄，吏员增加薪俸，田赋可以减免，关税可以减轻，想要兴修水利，那么开垦就有资金，想要致力于积蓄储备，那么收购贩卖就有本钱，士人中才华出众的供养他们，百姓中贫穷的救济他们，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计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我另外有一本《钱币刍言》的书。

至于风俗的根源，在于士人的习气。士人，向上是官僚的来源，向下是平民的表率，不可不谨慎。当今士人习气的败坏，在于习惯于写时文来谋求科举功名，而不知道重视亲身实行，重视广博的学问。现在虽然不能立刻革除时文的制度，但也不能没有用来倡导示范的方法。我私下观察圣祖仁皇帝时，征召关中处士李容，他不来，特别赐予“关中大儒”四个字褒奖他，这就是士人听到风声就景仰羡慕，而天下多有理学儒者的原因。又开设博学宏词科，这就是士人都致力于读书，而朝廷多有博古通今儒者的原因。现在如果真的命令督抚荐举理学名儒和博学通儒，考试而选取他们，考试极其严格，选取极少，冒名滥竽的惩罚荐举的人，那么大臣就不敢徇私情滥举。那些被荐举的人，即使不一定都给予官职，但名声和实际存在，已经足以振奋士人的士气，而洗刷专务时文的陋习了。于是又进而教导他们。教导的方法，在于各县的教官和书院院长。现在担任教官的人，有的年纪已经非常老迈，有的才力不能胜任县令，让他们改任教官，这简直把教官作为养老藏匿庸才的地方，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教化引导士子呢？教官有师儒的责任，朱子说不能让年少的人担任，但也不能让非常老迈的人担任。他们教导士子，将要教导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哪有担任县令尚且不能胜任，却可以让他担任教官的呢？所以教官应该谨慎选择人选而优厚他们的礼遇。现在书院的山长，多是督抚所推荐的私人，应该为他们严格制定法令。院长不拘泥于名位，必须有闻名著述的人，才可以担任。每县的院长，必须把他的名字上报户部，督抚想要推荐人，必须先把他人的学问著述奏报朝廷，如果有督抚私自推荐，而县官听从接受的，一并治罪。院长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如果书院经费不足，就招募富户捐资生息而奖赏他们，一定要优厚院长的束脩，丰厚子弟的膏火，修缮房屋使他们可以居住，严格课试使他们没有懈怠，而又多购买书籍，使高才的人得以诵读。这样那么书院的名声和实际就相称了。于是又进而约束他们。约束他们的方法，没有比习礼更好的了。我私下认为钦定《大清通礼》，应该每个学生各给一部，其中士庶人的礼仪有不完备的，再增补它，使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依照这个实行。凡是贫穷不能按照礼仪办理的听之任之，富裕而超过礼仪规定的惩罚他，士人不遵守礼仪的由教官责罚。大概使做士人的人心术端正，品行端正，学问广博，礼节娴熟，凭这些入仕做官，那么官员

译方正必须严肃。用它来教化百姓，那么百姓的观感与感化必定迅速。好的政治与好的教化，没有比这更优越的道理了。这两者，是富裕与教化这两个大端，也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

译变法说

黄式三

难道法律一定要改变吗？秦国的甘龙说：“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法律就能治理好国家。遵循法律来治理，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心。”甘龙的话并非虚妄。难道法律不可以改变吗？汉代的董仲舒说：“琴瑟声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拆下来重新张弦。施政不能推行，严重的必须改变并革新教化。”董仲舒的话并非虚妄。难道法律可以改变就立刻改变吗？唐代的陆宣公说：“革除弊端、教化百姓，事情应当有渐进的过程。”又说：“凡是想要挽救积久的弊端，必须穷尽导致弊端的原因。时势造成的弊端，就只治理当时的弊端；法律造成的弊端，就彻底革除那部法律。并且衡量新法、校核旧法，考虑长远、谋划艰难，如果利弊相差并不悬殊，固然不轻易改变。”陆宣公的话并非虚妄。如今古今政事沿袭与变革的缘故，在《通典》《通考》中记载得很详细，而一个朝代的制度，历代都有成型的律法。唐宋以律法考试士人，称为律学，以显示统一划一。宋代的程颐说：“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在当前的法度中，处理得恰当，才符合道义。”明代的薛敬轩说：“律法就像八分书，施政以法律为师，既然懂得约束自己，又可以治理他人。”那么历代的法律，未曾不是先王的道啊。道有偏颇而不能兴起的地方，政令才开始昏乱而不能推行。善于持守法度的人，修举废弃衰败的制度，依次恢复它们，对于时势造成的弊端，不也是去除极端和过分之处吗？甘龙告诫商鞅所说的“遵循法律来治理”，大概就是这样。董仲舒所说的变法是什么呢？汉代继承秦朝的弊端，去除得不干净，想要推行新的王道教化，必须从去除弊政开始。把随顺世俗当作通变，把习以为非当作守常，是不能振兴治理的。后世的政令，有在初创时导致衰乱，本是为了苟且应付的方法，却把它奉为科条律令的。比如两税法不考核丁口，是因为唐代战乱户籍散失，杨炎才创立它；礼部糊名考试，不再挑选文行兼备的人，是因为宋代陈彭年怨恨自己因轻浮俊逸被罢黜，才创立它；铨选不问贤愚，只以停解时间的长短作为标准，是因为后魏羽林军骄横强悍，崔亮才创立它。追溯源头，有识之士为之感慨。如果有伊尹、吕尚、周公、召公那样的人出现，一定有办法变通这些制度。推究董仲舒关于变法的话，凡是《通典》《通考》所收录的名人奏议，有切实可行的，都遵循这个原则。然而董仲舒说改变那些严重的弊端，陆宣公说利弊悬殊才开始革除法律，意思有所不同吗？当弊法流行到极点，上下共同担忧，贤愚同样感慨，顺应形势引导，从而变通它，既符合人心好恶，又权衡其大小轻重，不违背准则，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啊。虽然如此，不可以骤然改变。《易经》的卦象，革是去除旧的，鼎是取用新的，震是兴起，艮是停止，而接着是渐卦。事情本来就有天下人都知道它不对，却骤然变更，激成祸败，往往比以前的因循守旧更严重的情况。《汉书》中龚遂说：“整理乱绳不能急躁，缓和下来然后才能整理好。”难道不观察天象吗？一寒一暑，缓慢运行而不紧迫，政事也是这样。寒暑骤然变化而人生病，政事骤然变化而国家受害。

变法论

王

万世不可改变的是道，随时必须改变的是法。掌握不变的道来驾驭必须变的法，这是圣人之所以能尽到裁成天地、辅助万物之功，而天下可以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原因。为什么呢？君王制定法律，有利必有弊。在立法之初，只看到利而没看到弊，实行久了，利尽而弊生。所以自古没有没有弊端的法律，而可贵的是有补救弊端的人。小弊端就小改变，大弊端就大改变。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改变法律，也无法补救弊端。所以变法之道，又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并审察时势来施行。从前宋神宗时期，贤才林立，法度逐渐松弛，于是议论变法，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合适的了。而王安石凭借执拗的才能，刚愎自用，举动不当，被天下人嘲笑。于是后世那些器量狭小、平庸无能的臣子，都安于因循积弊，而不敢在当世有所作为。偶尔有豪杰之士，想要谈论天下经济大事，众人就一定一起排斥他，说这又是一个王安石。唉，他们多么不思量啊！国家制定法律，就像医生用药一样。古人的方剂，善用它可以祛病，误用它就足以杀人。现在有一个庸医误用古方，世人不责怪他学术不精，却想要把黄帝的《素问》、神农的《本草》都抛弃，这也太糊涂了。王安石，就是庸医误用药而病没治好的人。因循积弊的臣子，就是坐着看人生病而不给他服药求医的人。两者都足以导致死亡。天下的病很多，世间难道没有精通扁鹊、仓公医术的人吗？为什么不让给他切脉开方呢？我曾纵观千古，感叹圣贤得志时，一定举出一代的弊法而全部改变它。所以国家治乱兴亡的命运，不敢归之于天运，而完全归责于人事。从前尧把天下分为九州，舜改为十二州，禹又改为九州，不嫌屡次改变。孔子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的境界。”这是孔子本来就想改变鲁国的风俗。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四代的礼乐，这是孔子本来就想改变周代的法度。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算是孝了。”明确说明是道，所以不改变；如果不是道，就一定改变。只改变事情而仍然不改变道，这才叫孝，哪里像宋哲宗、明高拱所说的不改变那样呢？

译孟子说：“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的，是不曾有的。”如果想要遵循先王的法度，那就必须改变战国时期的法度了。孟子又说：“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他也无法安居一朝。”这大概是急切地想要变法了。实行井田制，设立学校，废除关税，这就是孟子所主张的变法。春秋时期善于变法的人，没有比得上子产的。他划分田界，整顿衣冠，郑国人都想杀他他也不顾惜，最终使郑国得到治理。汉文帝时，贾谊想要变法，文帝没能实行，结果七国之乱在景帝时爆发。到了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诸侯王才顺从安定，这难道不是变法的功效吗？世人只认为曹参善于守法，却不知道曹参是侥幸继承了萧何之后的局面，法令制定不久，还没有看到它的弊端罢了。如果实行了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我知道弊端会丛生，即使是曹参也不能固守了。宋太祖的话说得好：“宰相必须用读书人。”大概是因为他们通晓古今而懂得变通。如果只是选取那些拘泥固守成法的人，那么选拔一个胥吏来做宰相就可以了，哪里一定非要用读书人呢？然而也有像王安石那样读了书却不懂变通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法度应当改变，而对于变法根本的道理有所未尽，本来就不能算是善于读书。治理政事的方法，没有比《易经》更好的了。《易经》有三层含义：不变的是道，变化的是法，简易的是道寓于法之中。所以说：“通晓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又说：“变革得当，悔恨就会消失。”总之，王者的法度，有的几百年必然要变，有的几十年必然要变。有众人想要变，而变法果然获得了利益；有众人不想要变，而变法也获得了利益；有变法而利益只限于一时或一方；有变法而利益遍及天下或万世；有法度大体不变，只改变其细节来办事的；有大幅改变法度，矫正偏差不嫌过正的。总之都有不可改变的道来持守它，并且没有私心。唉！这些是不能和庸碌的大臣谈论的。

译商鞅变法论

杨绍文

大凡人的智慧，不在于不能认识、不能实行，而在于不能实行却又不能不让人知道。不能认识、不能实行，不足以挽救天下的祸患；不能实行却又不能不让人知道，恰好足以招致天下的祸患。人的常情，没有不喜欢实行自己所能做的。对于自己确实无能的，自然也不会勉强装作能行。即使勉强装作能行，别人也不会相信他。不能实行却又不能不让人知道，那么自己一定会说我能行，而别人看到他的言论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于是也就听从了他的话。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忠于秦国了。不仅忠于秦国，也忠于天下。夏、商、周三代的圣人治理天下，通晓并顺应时势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夏朝的弊端，是百姓愚昧无知，傲慢粗野，质朴而不加文饰，不用质朴的风气无法挽救这种弊端，所以商朝用尊崇神明的方式来改变它。商朝的弊端，是放纵而不安宁，好胜而不知羞耻，浮华而不感到惭愧，残暴而败坏，这难道没有可以改变的方法吗？孔子说：“殷商和周朝的道，不足以约束百姓。”殷商的弊端流变为不知羞耻，所以用礼制来培养廉耻之心；周朝的弊端流变为欺诈，所以不得不探究其隐情而清除污垢。我观察战国时期，天下不知道尊崇周王，七国相互攻伐，只尊崇强者。这虽然是天道无常，也是积弱之势造成的。《周礼》说：“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严酷的刑法。”孟子也说：“到了这个时候，要严明政令刑法。”商鞅大概考察了古今的变化，知道改变周朝弊端的办法，在于统一民心并加以利用，没有抓住根本，所以在抛弃灰烬的小事上树立威严，而不顾其他。有人说商鞅的罪过，在于开辟阡陌，破坏井田制，先代圣王的法度因此全部灭绝。然而管仲治理齐国，将国都分为三部分，将郊外分为五部分，安定百姓的居住，成就百姓的事业。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大多与《周礼》不符。伟大的圣人根据时势制定措施，大概没有不变化的。商鞅也是秉承这两位先贤的意思。而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商鞅的才识不足以制作完善的制度，所以多违背古制。可惜啊，商鞅知道挽救弊端的道理，却不知道运用挽救的方法。

封建郡县说

俞樾

自从秦朝废除分封制，用郡县制来治理，于是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度。议论的人认为这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一样，各自适合当时的需要罢了。我认为分封制必须用郡县制的方法来实行，郡县制必须用分封制的方法来辅助，两者并用然后才没有弊端。古代天子直辖的疆域，方圆千里。千里之中，有六乡六遂的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方法。其外以八州的土地，设立一千六百八十个国家。五个国家设长官，十个国家设统帅，三十个国家设正长，二百一十个国家设方伯。总共八百五十六个正长，一百六十八个统帅，三百三十六个长官，分别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称为二伯。这种大小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维系，也就是郡县制的方法。自从齐桓公、晋文公兴起，诸侯凭借武力相互战胜，土地大的、国家强的，就担任长官。天下的诸侯，聚集在一起听从盟主的命令，而属长、连帅的制度，荡然无存。从此天下的局势，分散而没有纲纪，到秦朝时一同走向灭亡。所以我说是分封制必须用郡县制的方法来实行，然后才没有弊端。虽然如此，郡县制的时代，难道可以废除分封制吗？世人认为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是秦始皇的做法。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并没有错，其错误在于专用郡县制而不再保留分封制。当秦朝刚刚统一天下时，李斯说设置诸侯不方便，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等地偏远适宜设置王，而秦始皇说：“廷尉的意见是对的。”假如秦始皇采纳王绾和李斯的意见兼而用之，内地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而偏远地区设置王，那么陈胜怎么能在田野之中起事而扰乱天下呢？又何必害怕匈奴，而耗尽天下的力量去修筑长城呢？所以郡县制也必须用分封制的方法来辅助，然后才没有弊端。唉，宋朝的往事，可以观察了。宋太祖拥有天下后，认为中原的祸患，没有比藩镇更大的了，于是废除节度使，而让文臣统领州郡，作为强干弱枝的计策。然而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还是允许他们像以前一样世袭。后来议论的人认为世袭不方便，将李氏迁移到陕西，而灵武的失守不久就发生了。那么内地实行郡县制，而边地实行分封制，确实是拥有天下的长远之计。世上的议论者，自唐以前都是肯定分封制而否定郡县制，自唐以后都是推崇郡县制而轻视分封制，都是一偏之见罢了。

读曹参传书后

龙启瑞

史书记载曹参接替萧何担任丞相，处理政事没有变更，完全遵循萧何的约束。官吏和宾客，看到曹参不理政事，来的人都想进言，曹参总是用美酒招待他们，最终没有人能开口进言，成为常例。世人因此认为曹参贤德。龙启瑞读后叹息说：曹参的贤德果真仅仅如此吗？这距离用私意扰乱法度、祸害天下的人只有一等罢了，怎么能说是贤德呢？曹参如果真贤德，应当将汉朝的德行提升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怎么满足于摆脱区区暴秦的统治，就安然高卧，而不知道还有政事要处理呢？曹参的时代，天下并未达到大治。太后在内专权，匈奴在外侵犯。凡是后世贾谊、董仲舒所说的风俗不够淳厚，制度没有确定，礼教没有修明，变革不够迅速，其流弊极至景帝、武帝时代，其根源都从曹参时代发端。曹参如果真是天下的栋梁之才，应当改变那种抵触、违抗的习气，改弦更张，遏止混乱的根源，修明儒术，辅佐年轻的君主发扬高祖的宏大基业，而将天下安置在磐石般稳固

译宗。他的功业难道仅仅能与那些掌管文书的小吏相比长短而已吗？况且天下如此广大，本来就没有一天是没事的。尧帝的时候称为“万机”，舜帝的志向称为“百志”。古代的圣人在太平盛世，却以不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为忧虑。他们自身尚且不能度过一天，就必定有数十百年的长远谋划。像陈平（此处原文“参”疑为“平”之误，或指陈平，结合语境“参所为”指陈平的作为，但后文多指曹参，此处依原文“参”字，若指曹参则与史实略有出入，通常“参”指曹参，“平”指陈平。鉴于后文大段讨论曹参，此处“参”应指曹参，但“参所为”与“自完其身”搭配，且后文对比吕后之事，曹参确实在孝惠时去世。故此处“参”指曹参）所做的，固然足以保全自身罢了。而且曹参只是侥幸在孝惠帝时期去世罢了。假使上天延长他的寿命，让他看到吕后、吕产、吕禄的事变，不知道曹参是会用唱歌喝酒的方式来治理呢，还是会惊慌失措、忧虑祸患都来不及应付呢？有人说，曹参所处的时代，天下刚刚摆脱战争的创伤，百姓无不乐于安于无事的状态。所谓“有为”并不是指骚扰百姓。朝廷在上恭敬谨慎，而百姓在下互相嬉戏游乐。我每天处理事务，而天下却看不出有为的迹象，这不是曹参所能达到的境界。曹参的智慧，仅足以自知，能力不及，所以战战兢兢地遵守成法而不敢轻易改变。他与那些变法招致动乱的人相比，固然算是贤明了。后世的人处在有事需要作为的时候，却借“无所作为”的名义来标榜自己高明，他们很少有不成为天下动乱根源的吧。

译读《纵囚论》书后

高延第

欧阳修这篇论述，不过是借往事来阐明治理天下的正当法则，并且是针对当时一年两次赦免囚犯的现象而发的。看文章的结尾议论，规劝切中时事的意思，更加可以明白了。有人借此来挑剔议论唐太宗，这就是所谓“痴人不可与说梦”，而且对唐太宗当时的情势也有所未究。自古以来官吏释放囚犯，囚犯离去后又自己回来，史传中多有记载，不独唐太宗如此。难道都像欧阳修所说，都是暗中示意将来要赦免他们，然后才这样做吗？看唐太宗想要讨伐高丽，郡国的年轻人，千百成群，整理行装，向官府报名，不需要官府提供粮饷，愿意在辽东效死，这又是谁招致他们这样做的呢？自古以来开国之君，他们之所以能耸动天下，自然有一番气概，而且法令简易，君民气息相通，所以感召很容易，不可以用末世诡诈轻薄、苟且偷安的情态去揣测。我曾感慨从宋朝以来，只把文书法令当作事务，君民之间隔阂阻塞不通，奖赏时认为法令本该如此，不是君主所能剥夺的；定罪时认为法令本该如此，不是君主所能增加的。把古今帝王激励天下的手段，一概归于法律，君主一无所与，天下人也只知法律，看待君主不像空虚的器物、木偶一样，心中略无感动。虚伪巧诈互相逃避，真诚之意日渐淡薄。在上位者没有忠厚恻隐的风气，在下位者没有激发纯固的气节，上下维系早已断绝，岂止不及夏商周三代，距离汉唐也已经很远了。世间的愚儒，反而把这当作历来圣贤治理天下的公心公法，认为不需要君主在其中费心。唯独不思考使用法律的人，不是天子就是官吏吗？天子认为不必费心，全部交给官吏；官吏认为不必费心，交给下属；下属认为不必费心，查阅格式法令，施加于百姓。这确实可以说是至平至公了。然而与古人振作鼓舞的意思，已经不相符合。况且如果这样就能治理天下，那么即使像驼背曲背的人，把簿册文书放在他面前，也可以兴起大治、招来太平，又何必选拔贤良、招募勇猛，在簿册文书之外广泛寻求呢？何况天子虽然不在其中费心，而那些公卿大夫百官之人，抬高或压低自己的心意，用来施恩立威而网罗权势利益，比比皆是。这就是说法律，天子不能逾越尺寸，而下层的人反而能窃取它。虽然有一两个奉公守法的人，本来就已经抵挡不住上百人的阻挠，何况这固定的法律，本来不足以穷尽天下亿万人的情状呢？世俗儒生不察，看到古人在刑罚奖赏之间，偶尔有一两次操纵不符合法律，就举出正法来约束他们。这是只怕文书法令束缚得不牢固，而想让上下的人糊里糊涂互不相知，只服从法律。以至于人心更加虚伪，人才更加平庸，时间久了，连这区区法律，也是名存实亡。它的祸害难道轻微吗？学习古道的士人，千万不要顺从一人一时的说法，而在治理驾驭天下的大权上昏昧不明。那么神明就不会滞碍，大概可以谈论通变不倦的道理了。

明代食兵二政录序

魏源

以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以《论语》说借鉴前代，荀子效法后王，而王者必定敬重前两代王的后裔，难道不是因为法制的因袭变革增减，本来就是前事的老师吗？我朝的前朝叫明代，凡是内外官制、律例、赋税额度、兵员额度，大都沿袭明代制度而增减，所以其流弊极端的变迁，得失切近的缘故，没有比明代更近的。明代中叶以后的君主德行不值得议论，议论其祖宗朝代的制度，与今天不同的，没有比大规模用兵、大规模徭役派民加赋更甚的，末年因此亡国。而当其兴盛时，也靠这个不至于另外筹建国用。举国仕进，一律出自科举，没有其他途径混杂其中，没有色目人分占其中。无论甲乙等第，没有终身不沾一点俸禄的。在内如六部官员，在外如州县长官，没有需要等待数年十几年才补一个缺的。遇到铨选缺乏人才，就起用废置在田间的人，随即录用。士人得官容易，复官也容易，那么他们看待去官就不难。而且士人自从进士及第脱去布衣之后，就不再以声律点画为重，士人得以讲求有用的学问。所以中等才能的士人，往往磨砺奋发，直言直行，无所顾忌。凡是兵部、吏部文武的职位，往往有非常豪杰出于其中。虽然昏君乱政屡次发生，互相维持匡救而不立即灭亡。如果不是四方税榷太监扰乱下层，主兵太监掣肘外部，司礼太监把持权柄颠倒上层，那么即使偶尔有大兵大役的加派，百姓不至于作乱。虽然有外侮内讧的交迫，军队不至于灭亡。这是明代的得在于清整仕途、培养士气，其失在于大权旁落。而加派练饝、门户党援，则是其变化的症候。没有一年不担忧黄河水患，没有一年不筹划黄河费用，前代没有听说过。江海只防御倭寇海盗，不防御西洋，鸦片蔓延宇内，货币漏向海外，害漕运、害盐政、害官吏、害百姓的祸患，前代没有听说过。内外既然没有两个漏卮，仕途又没有两个滥竽充数的人。没有漏卮则国家储备财物，没有滥竽则士人储备人才。所以虽然以宗

译禄米、土木、神仙之事造成的消耗侵蚀，宦官、廷杖造成的摧残打击，使得户部、兵部等大臣能够随着弊端出现就加以治理，病患接连出现，人才也接连涌现，不至于有仰屋叹穷的忧虑，不至于有拍腿叹缺人才的感慨。唉，治理有余的病症，比治理不足的病症更容易处理。明朝中叶以前的状况，大概还算有余力吧？有下而无上，其象为水；有上而无下，其象为火。明朝中叶以后的状况，大概还像水一样吧？

大清立国之初，怜悯百姓生活的困苦，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首先重申严禁宦官干政和加重赋税的规定。乾隆、嘉庆以来，黄河大型工程，一切由国库拨款，永远免除力役征发，而颁布恢复、减免租税的诏令，史书上不断记载，重视百姓生计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南北臣服，烽火不惊，土司改为流官，万里边境无需警戒，平定边患竟然到了这种程度。百姓生活在其中，耳朵听不到苛政，眼睛看不到兵器，而且皇帝亲自掌握纲纪，每天接见臣子，每天处理万机，优待言官，从来不知道廷杖、诏狱是什么事情。政治根本肃清，难道只是高出明朝万万倍吗？然而东南的漕运困于运输，内外的仕途困于停滞，沿边的军饷不足于财政支出，这是为什么呢？黄河无事时每年修缮花费数百万，有事时堵塞决口花费千百万，没有一年不担忧河患，没有一年不筹划河费，这是前代所没有的。鸦片蔓延全国，货币流失海外，漕运、盐政因此日益败坏，官员百姓因此日益困苦，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士人中穷困在下层的，自从科举以来就以音韵训诂互相标榜；显达在上层的，翰林以书法、文章工巧敏捷为能事，各部官员以胥吏案例为才能，举国人才都出于无用的一条途径，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其他如宗室俸禄的繁多，养兵的费用，也与前世差不多。因此节约用度、爱护百姓，与夏商周三代相同，而天下的祸患常常出于防备之外。立足于今天来指点往昔，异同黑白，病症与药方相互引发，也是一代得失的宝库啊。

我年轻时游历京师，喜好咨询掌故，曾在道光五年，为江苏贺方伯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接着又想到今昔病症与药方的沿袭，常常因为对症处理而更加显著，于是又仿照宋朝臣子鉴戒唐朝、汉朝臣子过秦的义例，所以收集明朝三百年的文章论议，关于食政一类的有十三种：理财、养民、赋役、税课、屯政、仓储、荒政、盐法、宗禄、水利、运河、河防；关于兵政一类的有二十四种：兵制、京营、亲军召募、战军、屯饷、茶马、防守、九边形势、蓟镇宣大边防、辽东边防、西番、西南土司、朝鲜、御倭、款贡、盗贼。总共七十八卷。劳臣忠士，深忧远虑，瑰丽谋划，灿烂具备。至于议礼的聚讼、刑狱的匡救，与当今无关，一概不旁录。其中辽东边防，事关敌人忌讳，可以斟酌修改而不必忌讳，因为有钦定《明史》旧例在，有纯皇帝褒奖熊廷弼及赠谥殉节诸臣的诏书在。

译道齐正轨序

钱仪吉

古今治理之道有差异吗？没有。官吏还是那些官吏，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法令教令还是那些法令教令。上级希望从下级得到的，下级希望奉承上级的，大体上都是追求安定宁静并懂得尊敬亲近，古今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后世的治理，常常不如古代那样好，为什么呢？催缴赋税不骚扰百姓，审理诉讼不积压拖延，推崇文教以培育士人，宣读法律以告诫民众，这些做法都很好。然而弱者仍在角落哭泣，强者仍在抗拒法网，这种情况还常常不断，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养育和教化百姓的方法不完备。但是，有时政令颁布了却不执行，执行了却不奏效，或者稍微奏效却不能持久且成效不大，这又为什么呢？如果在中途产生疑虑就退缩罢了，如果确实有志于治理，就一定会仰慕古人良法美意，那些执行后必定奏效，且奏效后能持久且成效巨大的方法在哪里呢？思考那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以求得契合，或许能做到有利而无害，或者多利而少害吧。只是这些事情散落在史册中，还没有人汇编成书。高安朱文端公曾经撰写《历代循吏传》，选取人物过于严格，又删改史书原文，导致事迹有时不完整，读者对此感到惋惜。这正是我的朋友邹锺泉之所以仰慕古人、奋笔著述的原因。他选取从马迁、班固以来的各正史，以及季平王氏、远平邵氏、抑之钱氏、横云王氏等人的别籍，收录循良官吏二百七十余人。其文字完全依照旧史，不改一字。其中有些事不能作为法则的，就删去，并写明删去的原因。那些利益救济特别巨大的，以及措施特别精密的，为之作论，阐明其用意，附在原文之后。大概是想明确告诉天下后世有志于古道的士大夫，得到这本书后慎重思考、切实实行，使其精妙而通达，取用各自充足，运用无穷无尽，以大大救济我们的百姓，那么古代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了。这就相信了古今治理没有差异。虽然如此，从周汉到明代，时间久远，法制变革，风俗推移，怎么能一一比较并等同看待呢？姑且以郡县政治来说，秦汉初设郡时，都有军队，到唐代还沿袭这一制度，大县也偶尔有军队。中间晋代撤除郡兵而导致寇乱，千令升所说的“方岳没有钧石之镇，关门没有结草之固”就是指这个。后代鉴于此而恢复军队。然而矫枉过正，外重内轻，到了五代藩镇之祸达到极点。所以宋太祖不得不改变制度，实行文武分治，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治理军队就不同了。井田封建时代，田地都在官府手中，国家如同家庭，即使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也不会立刻成为暴君。汉代以后，取民制度屡次变化，于是条目分合，公私改易之际，有的沿袭其名却不知其实已异，有的失去其名而更置其实，有的强行统一其名而其实更加遥远。其轻重不可强行相同，这是肯定的。而借由官吏之手办事，在唐宋时，还有公使倚阁等名目，如果事情有便利，即使专断也可以。所以朱子戊年封事中说，祖宗旧法，凡是州县催理官物，九成以上就停止催缴，户部也不再过问，君民两足，公私俱便。自从曾怀掌权，才开始废除这个制度，于是毫分铢两，必须足额为限，这大概是宋朝南渡后才开始的。直到元明，地大物博，国家用度更加繁杂，于是沿袭而不改革，那么用财就不同了。至于异端曲学、俗学以及利禄的途径众多，而士人失去了作为士人的准则；游民、末作、淫奇、衒鬻之徒，而百姓失去了作为百姓的常态。所以道路多歧，足以阻碍我们的教化之事，有不敢非议的；利益相互交换，足以夺取我们的养育之事，有不能去除的。那么士民等待治理的情况也不同了。

至于气习的刚柔，事势的利害，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截然不同，尤其不可悉数。然而前后两千年间，考察其治理，最终没有不同的，为什么呢？《易经》中说“中孚，信及豚鱼，吉”，《诗经》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亲身表率罢了。邹子浏览其书，探究其根本，所以特别揭示孔子德礼的训诫来命名他的书。德，是成就于自己而后及于万物；礼，是一日不可离开身体的。确实有这两者，施予必定宽恕，劳役必定诚信。虽然法制风俗不同，大体上处于后代的人比前人稍难，独自实行的人比众人更难。关键在于我们心中的神明，足以周遍万物；我们自身的行事，足以使人信服，也最终没有人能阻碍或夺取。所以文武同心，何来治军的不同？所有僚属的离合都看这个。公私一体，何来用财的不同？所有举措的废兴都以此为准则。断绝旁骛的途径，敬敷人伦，正学兴起，而士人都能有用了；简化不急的文书，专心民事，农政劝勉而百姓无不亲近。显导而默移，一倡而百和，直到教养之政成功，而德礼之风，上下成俗，大道之行，刑措之盛，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这一切必定始于官吏的亲身表率。所以得人才更难。《大学》说平天下必定归结于一臣的进贤退不肖，就是这个原因吧。这确实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理的根本意图，而千古不易的正轨。所以俗医常药，不足以治愈重病；曲木散材，不足以建造房屋。确实想要恢复古代的治理，像这本书所列的人，就必定取法于他们。邹子表彰并列出他们，其忠于事上而急于惠民的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吧。邹子在河南做官多年，士民多颂扬他的政绩，现在正昼夜在河边，从水中拔取茭草

译在这场战役中，（他）劳苦憔悴到了极点。仍然时常挂念这本书的完成，并嘱托我为它作序。认为如果有能够运用这本书并惠及百姓的人，就不必由我来做这件事，（这份心意）依然在于他自己。唉，这真是令人感动啊！这更是值得珍重啊！

译在饶啸渔的文章后面

包世臣

饶君的文章大略说：我经过揭阳，在郊外游览，遇到盐馆里抓捕盗匪的差役，讲述前任揭阳知县桐城姚侯的贤能。不知道我与姚侯有旧交。说姚侯治理地方事务繁多，姑且说说我亲眼所见的。那时城外居民，各自把守隘口，出了隘口道路就被阻断。豪强攻打掠夺乡堡，掳掠人口来勒索，惨酷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乡堡被毁的人无处可归，就离开去做盗贼。土地不能耕种，赋税没有来源。潮州所属各县都是这样，而揭阳最为严重。在那里做官的人，如同坐在漏水的船上。姚侯到揭阳上任，先聚集勇猛健壮的人，教他们击刺和步伐的方法。接着召集绅士和长老，晓谕他们铲除暴乱、安定善良百姓的意思。当时西乡乔林的林氏，与砧浦的黄氏，是最大的姓氏，而且互相仇杀。林姓共有四房，也有自己内部互相仇杀的。其中居住林国的林祥、林守与黄某，尤其狡猾奸诈。各自聚集数百人，每天从事抢劫。姚侯设计捕获他们，定罪处死。姚侯偶尔率领勇健之士下乡，遇到持火枪的人结队行走，望见姚侯，全都潜入水中。姚侯命令用渔网打捞他们，得到五十七人，审讯清楚后依法处决。揭阳的盗贼聚集地，以十箕头乡最为严重。姚侯率领勇健之士包围那里，三天捕获了他们的首领，就先砍断手脚，然后杖打致死。河婆司的地方，绵延数十里，树林竹林深密，土豪在其中开设当铺，来资助盗贼。姚侯砍伐树林，烧毁当铺，县民才开始可以通行。又曾经抓捕一个凶恶的盗贼，根据供词累积了十八起案件。姚侯把他绑在大竿上，命令用火枪向下发射铅丸轰击十八次，符合他的案件数量。说如果不是这样不足以警戒凶恶顽固的人。姚侯听说有盗贼，就轻装骑马前往抓捕，所以盗贼不能远逃。盗贼的风气平息，土地可以耕种，所以百姓的赋税不拖欠。姚侯因为考核最优，掌管理徭厅。离任那天，揭阳百姓哭着送行的有几万人，而豪强则斟酒互相庆贺。客人的话就是这样。我认为治理混乱的百姓如同斩断乱丝，不靠武勇刚健是办不到的，儒生懦弱的人会沉溺于职守而失败。假使姚侯能够完成他所施行的措施，应当比这更好。他收敛抱负离开，可惜啊。姚侯的弟弟石甫，在福建担任厅县官时，就像姚侯在揭阳一样。现在天下容易引发动乱的郡县大概有十几个，广东则是惠州、潮州，福建则是台湾，江西则是南安、赣州，江苏则是淮安、徐州，安徽则是凤阳、颍州，河南则是汝州、光州，陕西则是南山，都应当特别选拔有才能的人，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不拘泥于法律条文，有成绩，就增加官阶赏赐金钱，让他们长期担任那个职务。既然长期担任，就破格提拔为大官，允许推荐贤才代替自己，并且担保他们始终如一。姚侯的兄弟，确实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伯山辞去大定守的职务，回到白门养老。登岸就相访，握手叙说久别之情。说：您出山不久，随即就回归初心。我们这些人中不忘平生之言的，大概没有不同的人。我担任临漳县令时，依从慈母教诲，我的行事附见于您所撰写的先母传中。被挑选发配广东，补任揭阳知县。置身于箭石火中，与乱民周旋了三年。大概竭尽心思才华，在贵州做官，只是崇尚不失去本心罢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稍有空闲，应当详细叙述在广东的事情向您请教，以求得闻名于世的文章。当时世臣正患眼病。到了六月，伯山才拿出龙岩人饶廷襄（字啸渔）所写的《书客言揭阳宰事》给我看。啸渔与伯山及其弟石甫交好，也是世臣的老朋友。写古文辞，福建士人没有能超过他的。世臣接受阅读，读完，合上卷宗起身，感叹说：唉！啸渔确实是福建人啊。习惯福建的官员与百姓为仇，以战胜为能事，怎么对治理之道如此昏昧呢。治理之道如同医道。医生治病，必须审察病症的寒热，观察人的虚实，然后开方剂，那么病去而人安和。所以治寒用温剂，治热用凉剂。然而人实而证虚，得其道则容易得像翻手一样。实证虚人，补之则证得其助，攻之则人受其殃。实病久了，那么人没有不虚的。这本来就是良工所内心迟疑，而不敢轻率处方的人。捕盗的差役只知道勤快抓捕多杀人罢了，不值得奇怪。而啸渔为他解释说：治理乱民如同斩断乱丝。意思大概本于齐文宣王。那时对待百姓如同除草，怎么可以再玷污笔墨呢。至于说应当不拘泥于法律条文，便宜行事，增加官阶赏赐金钱，长期担任那个职务，则本于《龚遂传》。然而龚遂请求不拘泥于法律条文便宜行事的，是施行安抚治理的政治，来改变此前各位官员的做法，而汉帝用增加官阶赏赐金钱长期任用他，是为了让他悠闲地逐渐浸润，改变民心成为善良的习俗，不是放纵他做非法的事，又日久积累威势来胁迫百姓。大概丝得不到梳理所以乱，乱的梳理它，所以有取于治理。治理丝而更加混乱尚且不可以，何况斩断呢。《易经》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都是治理丝的事。当屯难的时候，必须像治理丝的人，循着反省来寻求头绪，委曲来引导线索，那么乱的就会得到梳理，而梳理的就顺治。黼黻文章，这才开始做事。如果看见丝乱就斩断，那么天下就没有理顺的丝了。

龚遂说：治理乱民如同治理乱绳，不可以急躁。只有缓下来然后才可以治理。史书把它作为最好的言论。揭阳的乱民，持械结队，而看见官员就潜入水中，是他们的乱还没有到像龚遂治理渤海、虞诩治理朝歌的时候。虞诩治理朝歌，很好了。不这样必定没有办法自脱。而临终命令儿子，还以此为悔。孔子说：你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你想要善，百姓就善。老子说：百姓不害怕死，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管子说

译百姓是无法用强力征服的。龚遂说：“是要征服他们呢，还是安顿他们呢？”至于孔子制止盗贼的方法，则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如今天下谈论优缺（指职位优劣）的，首推广东；而广东的优缺，又首推三阳。三阳，即潮阳、海阳、揭阳，都属于潮州管辖。这些地方濒临海边，土地盐碱贫瘠，所以应当是贫瘠之地。土地贫瘠而职位却优厚，官吏对百姓的搜刮榨取就可以想见了。官吏向百姓搜刮，必定任用狡猾的胥吏；狡猾的胥吏必定勾结不良之民。胥吏与不良之民相互勾结，百姓无法承受搜刮，而官吏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么狡猾的人就依附不良之民，刚强的人则自己成为盗贼。官吏厌恶盗贼，于是创设非法的手段；不良之民便效仿这种手段来虐待善良懦弱的人，从而成为作乱之民。于是盗贼有了聚集的渊薮，渊薮日益兴盛，官吏便无法控制，而职位反而变得贫瘠。所以伯山（指林伯山）治理揭阳时，揭阳已成为令人畏惧的地方，而其根源其实不出于此。大概闽粤一带的动乱，首先在于械斗，大姓家族的公堂，都积蓄了巨额财富。作乱之民觊觎公堂的财富，却无法攫取，便与其他姓氏勾结以形成械斗。一旦形成械斗，官吏的贿赂便堆积如山。官吏乐于作乱之民械斗以便收取贿赂，作乱之民乐于官吏收取贿赂以便开销公堂的费用。所以惯例规定，械斗案件定案后，即将公堂财产分散给其族人，只留下祭祀专用的资金。然而定例之后，终究没有见到有人遵守。因为公堂财产一旦分散，械斗就会平息，这是官吏自己堵塞了利益来源。然后才知道孔子“不欲”的话是不可更改的。伯山任职时，本来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这么久，急于追求眼前的功效以迎合任用他的人的心意，所以几年间，政绩考核已列入最优。然而离任时，豪强相互庆贺，这说明豪强依然存在，而习俗并未改变。继伯山之后治理此地的人，职位必定又恢复优厚。这固然是近来人们所称赏的，但恐怕优厚不会长久，必定仍会恢复伯山未到任时的旧状。吕氏说：“威势不可专恃，就像盐之于味道。凡是盐的作用有所依托，如果不合适就会败坏。依托威势也是如此。威势依托于什么呢？依托于仁爱利导。仁爱利导的心意明白，威势才能施行。威势太盛，仁爱利导的心意就会消亡；仁爱利导的心意消亡而憎恶威势，就会招致自身的灾祸。几十年来，上级想要威服百姓的心意太盛了，所以任用武健的官吏来加速威势的施行。威势的加速施行甚至超过了作乱之民，而百姓的动乱却没有看到痊愈。施行威势特别有效的人，或许等到他自身稍加收敛罢了。啸渔（指某位官员）又持有一种‘非武健不能胜儒懦，儒懦溺其职’的说法，大概本于《酷吏传序》。那些懦弱的人固然无处可用，啸渔将儒者与他们同类，这是哪里知道儒者的效验呢？龚遂是诗儒，治理渤海，无愧于诵读《诗经》三百篇。《孝经》说：‘效法天的光明，利用地的便利，来顺从天下。因此教化不严厉就能成功，政治不严苛就能治理。以博爱为先，百姓就不会遗弃他们的亲人；以道德道义陈说，百姓就会兴起善行；以恭敬谦让为先，百姓就不会争斗；以好恶示之，百姓就知道禁令。’这是儒者的效验。大概地方虽然极其混乱，作乱之民的数量绝对不超过善良百姓的十分之一。只是作乱之民气势聚集，善良百姓就无法自保。官吏仇视作乱之民却不得其道，善良百姓就更加恐惧。作乱之民因而得以肆意散布谣言来愚弄善良百姓，使他们服从。这是善良百姓顺从作乱，都是官吏驱使他们造成的。儒者执政，必定能聚集善良百姓的气势。善良百姓聚集气势，作乱之民就势单力薄。势单力薄就安抚胁迫他们顺从，铲除积恶，可以随心所欲而没有阻碍。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就是善于建立不拔、善于持守不脱的人了。况且啸渔所说的‘非武健不能胜’，是征服百姓的说法。官吏寻求征服百姓，百姓也寻求征服官吏。官吏与百姓争胜没有止境，官吏必定最终不能取胜。官吏既然不能取胜，就反过来姑息养奸。姑息养奸扰乱百姓，被鱼肉的都是善良百姓罢了。能不为此寒心吗？班氏记载刑法说得好：‘伯夷降下法典，制裁百姓只用刑罚。’意思是制定礼制来制止刑罚，就像堤防防止水溢一样。如今堤防崩坏，礼制未立，饥寒交迫，穷困就泛滥溢出。豪杰擅自私藏，成为他们的囊橐，奸邪有所隐藏，就习以为常而逐渐扩大。这是刑罚繁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懂得法的人，能减少刑罚，这是根本。如今懂得法的人，不遗漏有罪的人，这是末节。’如今承袭衰周暴秦之后，百姓既不畏法，又不以为耻。所以俗吏以杀盗为威，专擅杀戮的人胜任，奉行法律的人不能治理。败坏名分伤害制度，不可胜数。因此法网严密而奸邪不能堵塞，刑罚显著而百姓更加轻慢。实在是因为礼乐缺失而刑罚不正。这固然不是当今州县所能做到的，但也是当今州县所应当知道的。伯山、石甫都与世臣交好，都负有超常的资质，善于读书。伯山尤其习练已久。世臣既然看到啸渔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不足以加重伯山的分量，而深深忧虑他误导后来者。伯山虽然老了，但好善不倦，不是不能接受直言的人。所以写信回复伯山，并借此告诫当今真正的儒者。”

译在《安吴四种》后记

丁晏

倦翁与我交好已三十年。他编成《安吴四种》后，急忙寄来一部给我看。我读他的文章，激越跌宕、刚劲优美；他陈述的道理恳切中肯，都是关乎治国理政的言论，涉及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不是空洞无用的学问，堪称近代儒者的杰出人物。但我唯独遗憾他喜好谈论利益，从而遗留下无穷的祸害。倦翁是个好奇的人，因为好奇的过错，敢于夸夸其谈，诋毁既定的法度，变更旧的章程，务必做出令人震惊、令人欣喜的言论，来炫耀于世、惊骇世俗，却没料到祸害竟然达到如此极点。漕运和官盐，是国家的既定法度。长久实行，难免没有弊端。但在遵行这些法度时，国家用度殷实富足，百姓生活繁衍众多，利益与弊端相互依存，并未见其祸害非常严重。倦翁一定要把漕运改为海运，把官盐改为票商，拘泥于眼前的利益，逐渐导致海运和盐票制度确立后，那些漕船、盐船上的水手、捆工等数十万闲散百姓，哀嚎无食，他们的形势若不成为盗贼便不止息。于是那些揭竿而起、亡命天涯的徒众，趁机兴起，践踏蹂躏数省，焚烧掠夺多年而未停止。先前所说的利益，已付诸虚无之地，而其造成的祸害却有说不尽的。起初谈论利益的计策，始于个别书生，久而久之浸染到幕府之中。身为大官的人，沾染了追求功利的近习，蒙蔽了治国理政的远图，错误地相信并强行推行，务必毁坏旧章，搞得破败决裂，已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国家用度和百姓生计，都遭受困顿。等到贼寇气焰嚣张，百姓伤残到了极其残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人为造成的吗？唉，读书不过圣贤经典便能成为名儒，说能获取海外奇书的人是狂妄的；治理天下不过古今成法便能成为善俗，说能建立当时奇策的人更是狂妄的。孟子首先告诫不要谈论利益，遵循旧有的章程。现在的人喜好谈论利益，而轻易更改旧章，专门与孟子相反，多么悖逆啊！回想丙子年秋天，我在南京，苏州的王亮生给我看《钞币刍言》，我不以为然，认为轻钱行钞，必定无利而有害。丙申年春天，我在京城，宜黄的黄树斋鸿胪给我看禁止鸦片烟的奏疏草稿，请求堵塞漏卮以培植国家根本，在座的客人都交口称赞，我独自沉默没有说话。树斋坚持问我，我说：不禁止则百姓日益削弱，中国必定疲敝；禁止则利益所在必争，外夷必定背叛。况且禁烟应当以百姓生命为重，不应当计较利益；立法应当以中国为先，不应当骚扰外夷。在座的客人也不认为我的话对。等到钞法实行而钱法大坏，鸦片烟禁止而边疆战祸大开，谁不是变法者开此先例呢？我深深感慨于变法者谈论利益，旧章虽然存在，却不能骤然恢复，国家用度和百姓生计，每日遭受祸害而没有尽头。所以我自附于倦翁的诤友，写这篇后记来纠正他。

送倭艮峰先生序

孙衣言

艮峰先生与我一同在上书房值班将近一年，意气相投。但我曾说，各位皇子在上书房读书，天刚亮就进入，傍晚才退出。每日练习国语和蒙古语，拉开数石重的弓完毕后，师傅才传授书籍，从四书五经史，到汉唐以来的文章，杜甫、韩愈、李白的诗，以及近代科举所谓的试帖，名人的书法，无所不学。一天所读的书籍，堆积在案几上盈尺，少的也有十几卷，每卷读几十上百遍，读完就背诵，背完又再读，计算时刻，按照程序，唯恐时间不够。虽然他们年纪稍长，可以谈论义理了，但合上书不能背诵，就不算读过。耗尽一天的精力，而没有片刻闲暇，用来从容涵泳，讲习贯通，起身看日影，到了时候，就可以卷起书离开了。教导的人认为这样是对的，学习的人也认为这样是对的。各位皇子的做学问，与士人百姓固然不同。士人百姓的子弟，认为记诵词章，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征召。但这也是浅陋者的作为，如果有志于学问，就不应该这样。各位皇子的做学问则不同，义理不明白，事务不讲究，古今成败不知道，忙碌于口耳之间，以求完成每日的任务。教了却不知道用处，学了却不知道滋味，这大概不是做学问的方法。闲暇时我对倭先生说了这些，先生认为对。后来问其他人，却说：这方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方法固然本来是这样，然而起初制定方法的人必定有意旨。不探求意旨而只遵循方法，这等于没有方法。只是借方法来自我便利者的作为罢了。他们认为探求意旨，事情将无穷无尽，而功效固然不能立即见效。方法固然有其固定之处，循循守在其固定之处，人们因为我每日有事，而我还能自处于无过错。然而天下的事情，在冥昧之中溃败糜烂而无法挽救的，大抵是遵循方法而不知其意旨者造成的。难道只是学习这一方面吗？艮峰先生在书房待的时间久了，有盛京礼部侍郎的任命。盛京是国家兴起王业的地方，那里的百姓敦厚而质朴正直，易于教化。而礼部的职责，有教化引导、涵养熏陶的事情。又因为留都（盛京）事务宽泛，不同于京部文书工作的局促，可以在那里实行我的意旨。以先生的学问，举出方法的大端，而精求其意旨，那么在国家根本重地，用来端正人心、敦厚风俗，其益处不仅仅是书房可比拟的。但我听说今日治理盛京的人，往往喜欢那里的容易，认为无事可做。

译如果认为无事可做，那也就是所谓借法律来图谋私利的人了。这必定不是先生所做的事。于是同在书房的七个人，在先生出行时，备办酒食为他饯行。而我再次重申曾经与先生谈论过的话，作为这篇序言。

译综核名实疏 道光十四年 黄爵滋

臣听说赏罚取决于是非，是非取决于名实。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而没有完善的法律，并不是说有了人就可以没有法律，而是因为有了人然后才有法律。王朝开创之初，无不奋发振作，由振作而变得周详；太平日子久了，逐渐就因循守旧而废弛，以至于官府都像旅店一样（人来人往，没有常驻之心），告诫命令都成了空文，那么吏治就无法过问了，人心也就无法了解了。圣人的道理效法上天，上天之心爱护百姓，天有四季，圣人有四德，气息感应于虚空，事物验证于实际。有名无实，是天下的最大祸患。所以名实端正，是非就明了；是非明了，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民心就安定；民心安定，天心就顺遂。臣私下看到我们朝圣圣相承，二百年来，典章制度极为周密，法令极为详备。仁宗睿皇帝训诫百官，时时以因循守旧为戒，所以教化的恩泽敷布更广，元气的培植更深。皇上处理万机，敬畏常训，日夜忧虑辛劳，未曾稍歇。近来京畿内外，盼望雨水非常急切，皇上的一片诚心感动上天，甘霖立刻降下，民气于是复苏，百谷因此成熟。即使是尧舜的用心，也不能超过这个了。只是天下太大，百姓太多，皇上把整顿的权力委托给大吏，大吏把整顿的事情督责给有司。现在议论的人说，邪教令人担忧，会匪令人忧虑，受灾的百姓令人怜悯，年成荒歉令人恐惧，兵弁大多无用，海洋大多莫测，外面缺少爱护百姓的官员，里面缺少恭敬办事的官吏。然而臣认为，趁现在综核名实还容易。自古以来学校是常设的制度，但用来杜绝现在的邪教则尤为迫切；保甲是好的方法，但用来平定现在的会匪则尤为适宜。水利是农桑的根本，修治水利以消除水患，那么受灾的百姓就恢复了；积贮是地方的命脉，广泛积贮以准备赈济施舍，那么荒年就充裕了；军队严格校阅，使领兵的人都能治理军队，那么武备就充足了；海防严格禁守，使缉捕奸邪的人务必能去除奸邪，那么外夷就没有祸患了；培育人才，是皇上用来治理天下的，使任职的人都能尽职，那么人才在位政事就兴起了。端正就是经，不端正就是邪。祸福是百姓所趋避的。正道的祸福不明确，邪教的祸福就炽盛。没有礼义之士作为标准，没有诗书之士进行告诫，愚民自以为求安，哪里知道犯法，一旦入狱，倾家荡产，荒废耕作，竟然有监禁多年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人。圣人用神道设立教化，乡民礼神拜佛，是常有的事，原本不能保证没有匪人，也不能指为真正的邪教。因为真正的邪教踪迹诡秘，地方官或许完全察觉不到，反而拘捕乡愚，怀疑他们是邪教，一经查办，委员差役所到之处，抄洗一空，其惊惶的情形，固不待言，而茅檐鸡犬，也受其连累。这样，礼神拜佛的人，还不如习教传徒的人可以安坐无事。这难道不是驱使他们进入邪教吗？臣认为这不在于临时的查察，而在于平日的化导。而所谓化导的方法，就应当寄托于士人。士人是四民之首。官员不重视士人，百姓就轻视士人，士人也不自重，以至于有邪民没有正士，是可忧的。所以官员能养育士人，士人就可以教化百姓；官员能重视士人，百姓就听从士人的教化。一个州县，作为牧令、学官的不过数人，如果学校中的士人，大州县通常数百人，小的也有百余人，如果都能教化百姓，那么开导所及的范围就广，耳目所寄托的就周遍。凡是岁时宣讲圣谕、律令、乡约，官府不能完全传达的，士人就因此宣扬，使百姓知道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教，又知道正道必定能致福，而邪教徒只是取祸。跟随正道的，就报告官府奖励他们；否则就报告官府纠察惩处他们。岂止邪教立刻断绝，将看到六德、六行、六艺都由此兴起，即使达到刑罚搁置不用也不难。现在州县应试的士人，比起从前不到一半，就像近京各县，有学额十名十五名，而应试的士人，或许不过二三十人，不是应试的人少，是读书的人少；不是读书的人少，是州县劝学重士的人少。臣前任编修，曾参与修撰《大清一统志》，看到州县书院很多，而废弃仅存其名的十之七八，应当命令地方官一概兴复，由督抚大臣查有不兴复的注下考。至于大书院山长，原有奏请优叙的例子，现在应当无论大小，一概设立优叙之法，不得以无品无学的人滥充山长，这样表率端正，趋向正确，大概可以收到学校的实效吧。

为什么说平定会匪在于严格保甲呢？《周官》五家为比，使他们互相担保，解释的人说，比是亲近紧密而不可离间，使之，是说设立他们的长官而教令他们。保，就是任的意思。居住相近，就容易互相督察。保甲的意义，确实源于此。会匪，起初本来是无业的百姓罢了。无业就游荡，游荡就无赖，无赖就凶横。无业就饥寒，饥寒就盗窃，盗窃就奸宄。会匪，是凶横奸宄聚集而成的。

译一旦加入会匪，便勾结兵役，挟持善良懦弱之人，聚集在深山穷谷之中，散布于通都大邑之内。官府害怕他们不可制服，于是互相掩饰隐瞒罢了。大吏厌恶官府多事，于是又互相放纵任其发展罢了。因此，禁止他们已然成势则非常困难，唯有防范于未然则极其容易。而防范的方法，除了保甲制度之外，别无良策。因为保甲制度一旦实行，游手好闲之人，就能被全面知晓并加以惩戒；饥寒交迫的户家，就能被全面知晓并加以体恤。等到愚昧的百姓没有愿意成为会匪的心思，那么会匪就绝对没有容身之地。如今州县的保甲制度大多不实行，只是用虚假的册籍上报给上司，上司不认为他们没有实行，上报到京城兵部，兵部也不认为他们没有实行。从京师到外省，通衢要道，没有不户户悬挂门牌的，而门牌上的年月，往往不符。重要道路尚且如此，偏僻地方可想而知。其原因在于勒索门牌钱，钱有的给有的不给，那么门牌有的换有的不换。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保甲制度被视为具文，成为骚扰百姓的手段。至于善于选拔保长，严格加以惩罚和劝勉，前人的成法都在那里。考察的方法，应当由大吏每到年终，详细核查各州县盗窃案件的数目，有多达十几起的，就给予下等考核。确实，保甲制度既然实行，怎么会有盗贼呢？所以就用盗贼的有无，来辨别保甲制度是否实行，这样大概就能收到保甲制度的实效吧。

为什么说消除水患在于修筑水利呢？自古以来，水患不消除，水利就不兴盛；而水利不修筑，水患立刻就会到来。如今除了河防之外，还有江防、海防，都关系到赋税和性命，极为紧要巨大。一旦遇到大水暴涨，堤坝倾塌塘岸破裂，赋税既已落空，百姓性命也无法保全。而从直隶到各省，都有水利以救济百姓的艰难。如从前雍正、乾隆年间，朱轼曾在北方修筑，陈宏谋曾在陕西修筑，鄂尔泰曾在云南修筑，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有的田地没有水，有的水没有田地，这是因为沟渠的制度废弃很久了。近来东南各省，水患特别严重。推究其根源，有的因为年久工程损坏，有的因为波涛汹涌，有的因为山地开垦，沙土涌入，有的因为田地侵占，芦苇荡阻塞。如贵州地处上游，广东海口极宽，近年还有水患。而每年七八月间，山东、江南的大道，往往积水成河，陆地上可以行船，车马翻没，行旅艰难，没有道路通达、沟渠开通、道路畅通的情况。而田舍被淹没，家室流离失所，已习以为常，只能痛心疾首地长叹罢了。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费用没有出处，有的说工程无法施展。吝惜一天的费用，后来即使花费十倍的费用也无济于事；推迟一天的工程，后来即使花费十倍的工程也无法挽救。所以天下事有以舍弃为获取的，就是修复水利的费用。今天花费费用，而明天收获利益，更为巨大。天下事有一劳永逸的，就是修复水利的工程。今天竭尽工程，而明天收获成效，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费用没有出处的，是将过错推给国家；将过错推给国家的，法律不容许。说工程无法施展的，是将罪责归于上天；将罪责归于上天的，罪责难以逃避。臣先前奏报楚北宣防事宜，在于优厚叙录百姓的输纳，责成官员督促。臣愚昧地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直接推行于天下。因为百姓爱惜性命，本来比爱惜费用更甚；而士人爱惜名声，又比爱惜利益更甚。费用归于实用，又能得到优厚叙录，那么什么费用不能筹集，什么工程不能兴办？至于通行的方法，一条水的利益，或数十里，或百里千里，应当由州县绘图并附说明，大吏通盘筹划。一条水有一条水的灌溉，一条水有一条水的宣泄。既已合计，再分别办理。只怕一处不办理，那么上下两处就会互相牵制。所以必须严厉撤去不能办理的官员，然后能办理的官员，三年五年没有不奏效的。天下有了水利，天下就没有灾民了。臣所以说水利必须究其实效。

译为何说备荒赈济在于广泛积贮呢？州县的常平仓、义仓、社仓等仓库，存在侵吞挪用、掩饰舞弊的弊端，臣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详细陈述。承蒙皇上英明下达谕旨，使得这些弊端得以大力清除。但臣仍担忧州县官员将其视为具文。因为现在的州县，常平仓已经亏空，社仓已经空虚，而民间的义仓，有的被强横之人吞占，有的被狡诈之徒分散，都从有变为无。一旦遇到荒年歉收，百姓嗷嗷待哺，纷纷议论拨发赈济。国家原本不吝惜国库钱财，但既然需要时间，又增加运输费用，耗费更多而事情已经迟缓。恩惠虽然能到，但百姓未能及时得到。那些流散到四方的人，不做强盗就会饿死，不饿死就会做强盗。老弱之人则辗转流离，死于沟壑。强壮有力的人，则进行抢夺，这是形势所迫。抢夺未必就会死，不抢夺则应当饿死。近来东南各省，年成有时不好，饿死的尸骨甚至遮蔽江面漂流而下，而吴越地区盗贼繁多，水路陆路竟成为令人畏惧的道路。州县官员尚且想要隐瞒灾情，这究竟是什么心思？隐瞒灾情罪过极大，防备灾情功劳极大。州县官员并非没有爱护百姓的贤能之人，但得不到勤勉为民的回报，那么贤能之人也会懈怠而不贤，而不贤之人反而得以借口。应当由督抚大吏通令各下属，根据地方贫富状况，决定补救的快慢。其中由官员捐输多少，百姓捐输多少，命令州县随时造册上报，并命令公正的道府官员就近访查。如果一个县的积贮完成，就先给予该县官员优厚的叙奖。那些贤能的官员，百姓乐于顺从，那么捐输积贮必然很多；那些不贤的官员，百姓不信任，那么捐输积贮必然很少。所以必须优厚叙奖那些能办事的官员，不要让巧诈之人讨好，贤能之人失望，而后那些不能办事的官员，没有不奋起激励的。五年之内，必定会有全面成效。天下有了积贮，天下就没有荒年了。臣所以说积贮必定要预先防备灾害。

为何说整顿军政必须严格校阅呢？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但不能一天不防备。然而所谓的防备，是防备有用的军队，不是防备无用的军队。据臣所闻，今天的军队，有的名册虚报，则有名额无士兵；粮饷冒领，则有军饷无士兵；老弱滥充，则士兵不成其为士兵；训练不勤，则士兵不熟习武艺；约束不严，则士兵不安于营伍。所有这些弊端，都是军队的蛀虫。稍有紧急情况，怎么能依赖他们？国家每年耗费军饷不下千万，必须一个士兵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一份军饷产生一份军饷的效益。为何会导致弊端积累到如此地步？臣思考其原因，都由于营官侵吞军饷自肥，扣减军饷自润，而且洒扫差役，也都派士兵去做。所以有名额有军饷，大多没有士兵；或者老或者弱，大多得以充任士兵。这些营官，自身既然污浊卑琐，那么气势不能振奋于外，而命令不能施行于下，他们怎么能训练约束士兵？然而积习相沿，得以顺遂如此的原因，又在于督抚提镇视察的不认真。名义上是阅兵，实际上不过是敷衍了事。对于士兵数量的虚实，终究没有详细核查；对于兵力的优劣，终究没有全面测试。所以各营也能顺遂其偷安污浊，而巧妙地自我规避。即使有觉察之处，又或许不能破除情面，立即参劾。皇上深知此弊端，现在特别钦派内大臣前往青州、豫州阅兵，原本期望军队能发挥实际效用。臣愚以为，阅兵的方法，必须命令提前造册，每个士兵名下，注明年龄身材，以及所习练的马步器械。临阅兵之时，在演武厅的左右场地，各画一个圈。所有待阅的兵弁，全部站在左边圈内，逐队按名点验演试。已经测试过的归于右圈，不得再进入左圈。那么一个人不能滥应两个名额，张冠不能再次戴在李头上。士兵数量的虚实可以核查，而优劣也没有地方可逃。就在所阅的名册内，评定为上、中、下三等，出榜悬挂，分别造册，申报送往兵部。遇到征调，就提取优等者前往，那么前往必定有功。那些在中下等者，仍留在军营练习。等到第二次视察之时，再取前册核对。有仍留在下等者，就予以淘汰革除。而营官是否尽职，就可以据此进行议叙或议处。这样，那么不几年间，士兵都是精兵，兵弁都是能干的兵弁，而军政的实际效果就实现了。

为何说安定海洋必须严格防范禁令呢？海边有防守，洋面有条禁，这两者实际上互为表里。异族凶横，远人诡诈，柔和地安抚他们，尤其必须刚强地制约他们。然而所谓的禁令，是禁止内地的奸人。严格的话，关吏洋商，都成为耳目；宽松的话，巡兵逻卒，全非心腹。中国的财富，上供正赋，下济民用。然而正值人口繁多之日，还有入不敷出的担忧。何况用内地有用的财富，换取外洋无用的物品，如八音盒、万花筒之类，都用白银交换，所费不赀。至于鸦片烟的毒害，遍布海内，然而越禁止就越昂贵。臣访查其原因，有的因为关吏担心短少税收，有的因为洋商以贪利为快。而巡兵逻卒，从海口大屿山等处，持银换货。是多一个巡卡，反而多一个弊端聚集的地方。盗贼由此产生歹心，奸邪之人由此混杂。难怪夷人的情势难以测度。皇上近来因为水师疲沓玩忽，捕务废弛，于去年特别下旨通谕沿海督抚，严令提镇水师，实心训练，实力缉捕。无事时就用训练储备缉捕的效用，有事时就用缉捕检验训练的精通。又对于漏洋等物，在旧有明确禁令之外，特别

译增加禁止纹银流入海外的条例，确实可以说做到了防微杜渐，深思远虑，掌握了防禁的关键。臣先前奏报纹银和洋银应当一并禁止出口，刑部议定加重内地私铸洋银的罪责，而洋银是否应当禁止出口，请皇上敕令沿海督抚体察实情后上奏。至于是否施行，臣不得而知。然而臣根据道理来论事，洋银一旦有出口之事，那么即使严厉惩处私铸的罪责，私铸终究不能断绝；洋银如果绝对没有出口的道理，那么即使宽缓私铸的罪责，私铸也无法施行。这是明白易懂的道理。

总之，有弊端就必须禁止，有禁令就必须严格。弊端源于关吏和差役，就惩治关吏纵容的罪责；弊端源于洋商和通事，就惩治洋商勾结的罪责；弊端源于巡兵和逻卒，就惩治将弁玩忽职守的罪责。这样，那么海禁既严格，海防自然巩固，完全杜绝销耗的祸患，更加消除窥伺的根源，海防肃清的实效就显现了。

为什么说培养人才必须造就呢？国家的官制，内外相互维系。政令施行于外，那么督抚掌握关键；政令成就于内，那么部臣掌握枢纽。州县官员，是督抚所造就的；司员，是部臣所造就的。如今州县的官员，一半由外补，一半由部选。如果是外补，就擅长谋求缺额；如果是部选，就急于调任。利于自己的进用，利于百姓的却被排斥。如今的司员，人多缺少。如果是希冀补缺，事情无论可否，都巧为迎合。谄媚者进用，诚实者却被排斥。或者借公利来济私谋，应当执行的不执行，应当驳斥的不驳斥。上官明知不妥，也不能加以指摘；同僚深知不合理，却顾全自身避免嫌怨。狡猾者进用，正直者却被排斥。或者意见多所拘泥，或者科条多不熟习，任凭奸胥猾吏上下其手。昏昧者进用，明察者却被排斥。又或者庸碌废弛事务的官员，一文一事的细微之处，可以拖延数月不办。懒惰者进用，勤勉者却被排斥。又或者衰老患病却恋栈不去，致使才壮者向隅而泣。无用者进用，有用者却被排斥。

况且事情能否通达，取决于道路是否通畅。就像人的股肱手足，是一气所贯注的。以如今各部来看，有一件事需要几个司共同办理的，有一件事需要几个部共同办理的，有一件事需要各衙门共同办理的。如果这边刚施行那边就停止，那么道理将从何说起？或者这边有始那边无终，那么弊端更加滋长。名义上是共同办理，实际上却是抵触格格不入，就像一只手不能举起，一只脚不能行走一样。这是外省习气都如此，而内员也在不知不觉中这样了。

臣愚以为考核官吏的方法，不在善恶已经显著之后，而在优劣尚未确定的开始。如果等到善恶已经显著，优劣已经确定，那么即使职务被撤除，百姓已经遭殃；职位虽然去掉，事情已经败坏。其中难道没有贤吏，而错误由于劣员，如先前户部失察假照，直隶、山东、河南失察邪教等案件就是如此。皇上以爱惜人才为心，对于这两案被议的官员，特别准许开复。身为大吏的人，如果能仰体圣意，凡是属员初仕之时，无不尽心教导。而教导的方法，初无一定，关键在于认真察看，随时讲求，秉持公正，驾驭以正道。恬静者任用，躁进者抑制。这样，那么州县部属多一个贤员，就少一个劣吏，而造就的实际效果就得到了。

译大凡这七项，固然是国家的大政，祖宗的成法，尤其是当今最迫切的事务。臣知识浅陋，怎敢越职妄言政事。只是臣有幸蒙受圣恩，任职于谏官之位，所谓“坐着议论，起来执行”的道理，臣曾经听闻过。我见皇上兢兢业业，什么时候不把敬畏上天放在心上，哪件事不把效法祖宗作为念想。所以咨询朝廷大臣，训示督抚官员的，哪一件不是最迫切的事务。然而吏治仍然有不整齐的地方，人心仍然有多不统一的情况，难道是奉行的人不够努力吗？因此知道申明旧有的规章，终究是空话；遵行好的法令，才是实际的政事。臣所说的，不过是遵行罢了。

况且臣听说古代帝王的道统，有治法，有心法，而用“诚”来贯穿。用人道的思诚，来契合天道的至诚。所以说“为政在于得人”，“得人在于修身”。以臣广泛阅览史籍来看，治法与心法，实在没有比得上我朝的。列祖列宗的圣训实录，昭示布告于海内，众人共同听闻。大概部议是国家最完善的法令，所谓“听从命令就是圣明”。列圣聪明睿智，天赋异禀，独自决断大事，不过是借由议论来相互印证。可行的立即施行，不可行的仍然予以驳正。在议论之前就已有定见，在议论之后鉴察周全。是非分明而赏罚公正，臣僚没有不敬畏的，天下没有不悦服的。如今皇上心法的诚敬，又继承列圣而享天心了。臣知道上有尧舜那样的君主，下面就一定有禹、皋那样的臣子来辅佐盛世的治理。臣斗胆进献综核名实的学说，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

敬陈理财用人疏 道光十六年 郑世任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务，没有比理财和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理财用人的道理，皇上掌握其权柄，而大臣也能分担其谋略。大臣为国家理财，不是为了增厚自己的封赏，而在于能够筹划天下的大计；大臣为朝廷用人，不是为了树立私党，而在于能够鼓励天下的人才。臣知识浅陋，谨就自己有限的见识，为皇上恭敬陈述。

为什么说要筹划天下的大计呢？上天所生的财富，在官府在民间，只有这么多。与其设法征收，开辟财源，而财富有限，哪里如加意节省，节制财物流出，而财富自然充足呢？敬惟皇上临御以来，怜悯百姓艰难，施恩于国家根本，对于一切不急的工程，无益的摊派，全都停免，固然已经崇尚节俭，为天下表率了。然而经费有常，最担心的，是因为原本款项不足导致拨款日益繁多。臣私下见到内务府办公项下的费用，向来由两淮等地，将应交的款项，解交充用，都属于有盈余无短缺。自从道光元年，因为两淮欠交各项银两一百九十二万余两，用项不够，经总管内务府大臣奏请拨用粤海关税银三十万两，每年竟成为定例。而两淮的欠款于是归于无着落。应当请求仍然将两淮的欠款，催征交纳，以充公家使用。这样提清原款，就可以节省拨款了。

又各省文职的养廉银，都动用耗羡。江苏耗羡款内，向来有盐规匣费来津贴。近年耗羡因灾缺额，而盐规匣费，又再次欠而不解交，每年请拨正项银六万、八万、十万不等。安徽省也因为盐规匣费拖欠不解，逐年动用正项银六万两，贴补耗羡。应当请求将两淮欠解江苏、安徽的匣费，以及盐规等款，全部提清。这样耗羡足额，就可以节省正项了。

又贵州省耗羡，本来就不多，除动支外，历来是凑支运铅节省的银两。自从道光六年，将运铅节省的一项，归还铅斤工银十六万余两，以后于是历年请拨文职养廉银四万余两，迄今十年，已共拨银四十余万两。归还的款项有定数，请拨的款项无穷期。应当请求将贵州省文职养廉，仍然凑支运铅节省的款项。这样恢复旧制，可以节省拨款了。

至于户部大捐，每正项一百两，收饭银三两。查酌增常例，头二两卯，捐银二千余万两，计收部饭银六十余万两；筹备经费例，捐银八百余万两，计收部饭银二十四万余两。除一半归公之外，其余一半银两，吏、兵二部分半中之半，户部分半中之半，堂官三成，办捐司官三成，办捐书吏三成，心红一成。臣私下想，开例，原本是为了经费起见，每例饭银，都不下数十万两，全数归公，对于经费不无小补，何必分肥官吏？况且这项饭银，户部所分最优，吏、兵二部，已觉递减，此外三部，皆属向隅。即以户部论，只有堂官与派办捐纳房的司官数员专分其利，此外满汉司官，又皆向隅，似乎也不成政体。如果说借此资助办公，那么常捐饭银，各省捐监饭银，历来是堂官及捐纳房官吏专分，足以敷用大捐办公之用，何必在大捐饭银上取盈呢？

现在大捐已停，臣愚以为这项饭银，以及此外河工解往工部水利的，并部库收捐的四两平余，都应当全数归公，以充经费而协体制。这样

译用自然的财富，来满足自然的需求，节制支出也就是开辟财源了。

译为何要谈论鼓励天下人才呢？人才的贤与不贤，其表彰、甄别和责成在于大臣。大臣的激励与弹劾，其巧妙运用取决于升降任免。升降任免得当，然后劝善惩恶的准则才能彰显；劝善惩恶的准则彰显，然后官场常规才能严肃。皇上勤勉寻求大治，澄清整顿官场，总体上以考察官吏来训导各督抚，并且赋予他们举荐和弹劾的权力。保举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弹劾的人没有不被批准的，职权非常专一。近来各省督抚，保举的人未必都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应当弹劾的人也没有看到随时加以甄别。等到被人参奏，反而从中调和消解。又恐怕舆论不服，或者以年老，或者以患病，另立案由勒令退休。这样还想让人知道什么是劝善惩恶，能做到吗？比如湖南辰沅道翟声焕先前被参奏勒令退休，随后又题升声名平常的常庆，相继废弛，以致酿成兵练挟制的重大案件。亲近私党而不顾地方，贻误最终导致，连那个人自己也受害。况且属员的贤与不贤，正不一致。那些沉溺于酒色、荒废于赌博的人，失职是不用说的了。然而也有吟诗写字、自命风雅清高的人，究其实诉讼案件不清，征收解送不力，他们荒废事务是一样的。那些习惯于残酷、内心贪鄙的人，枉法是不用说的了。然而也有假公济私、勒令捐输以沽名钓誉的人，其实苛刻聚敛民财，谋求优厚叙用，他们剥削百姓是一样的。全在于封疆大吏留心访察，总以百姓爱戴为主。荒淫的人弹劾他，而旷职误公之辈，也有懒惰必惩；贪污的人斥退他，而沽名病民之徒，也有奸邪必发。这样风气才能端正，在考察官吏之中，隐含安定百姓的方法。至于各部司员，常与堂官接见，勤勉懒惰、敏捷迟钝，不难稽查。臣认为不仅考察他们的勤勉，而且要看他们的操守；不仅选取他们的才能，而且要核实他们的品行。操守廉洁、品行端正的人，必定不会做徇私纳贿的谋划，必定不会蹈入奔竞逢迎的习气。这些人大多诚恳朴实无华，不留意物色他们的人，谨慎的人被视为无能，而放纵的人就得计了；有棱角的人被视为迂腐拘谨，而便捷的人就得计了。堂官的爱憎，就是风气的转移，所关系到的并非小事。今年正值京察大典，各部院堂官，务必以公忠自誓，为国家进用贤才，不要以毁誉为是非，不要以爱憎为取舍。那个人有可用之处，不要以疏远而排斥他；那个人无足取之处，不要以门生故旧而亲近他。不要以一件小事，概括其生平；不要以一句话的投合，相信其底蕴。更应当不要偏听，恐怕倾轧的计谋得逞；不要隐情，恐怕属托的风气兴起。综合才能、操守、品行、学问而明察之，公正核实之，这样保举一人就能收到一人的效用。此外查有庸劣的官员，举出一二人而弹劾他们，升降兼行，而人才不患没有劝惩了。像这样，理财而财用不匮乏，这才是实心任事的大臣；用人而人才奋兴，这才是虚心延访的大臣。皇上所以倚任大臣的在此，大臣所以报答皇上的也在此了。请敕下各直省督抚，及各部堂官，谨守库藏之源，充裕储蓄之计，严行考课之法，审察名实之归，以仰副圣主励精图治的至意。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

敬陈救时八策疏 咸丰十年五月 潘祖荫

本月十六日，奉上谕：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大小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军助剿及防守一切事务，务须统筹全局，与官兵联为一气，其如何办理之处，各抒所见，并各举所知，迅速奏闻，毋得虚言搪塞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戡乱除暴、拯民水火的至意，凡有血气心知的人，无不同声感泣。何况臣等世居江左，厚受生成之恩，仰承圣谕统筹全局，怎敢不勉效刍荛之见，以冀仰酬高厚之恩。臣愚以为救时之策，大端有八：曰祈天命，收人心，明军法，一兵权，饬吏治，劝民屯，翦贼支，协将力。《书》说：“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凝承宥密，消患无形。古代没有司马之官，蛮夷扰乱华夏才任命作士。《汉书》志刑而不志兵，大概说兵刑原为一事。方今贼势猖獗，而刑部狱囚多达六百余人，溽暑熏蒸，将成疾疫。臣愚以为皇上治兵必先治刑，敕下刑部，如在株连，即令取保待质，消解囹圄之怨气，即以回疆场之杀机。一念好生，来兹万福。臣所谓祈天命者，此也。国家厚泽深仁，沦肌浃髓。近岁因筹饷的缘故，一切权宜之政，未能尽行停止，如捐输抽厘相继并举，补疮挖肉，竭泽而渔。然而不是这样则饷无所出，朝廷不得已之苦衷，百姓共喻。只是甫经收复之地，如凤阳、怀远等处钱粮漕米，自咸丰十一年照例征收，惟正之供，原非横征加赋。只是该府县久罹兵燹，未绝呻吟，方幸井里之得还，已迫催科之有日，易滋惊扰，无益输将。

译国家正致力于治理万里疆土，哪里会争抢这尺寸之间的利益，而不给予百姓十年的免税缓征呢？况且各省应当解送京师的饷银，拖欠过多，江南、浙江的布政使因此被降职调离，导致追缴催逼如火般紧急，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各路大营长期缺乏拨发的军饷，从顾全公义的角度来说，自然应当先充实国家储备；从筹划救变的方法来说，又怎能稍有延误军粮？恳请圣旨命令各布政使，分别款项，统计一年内的收入，几成解送京师，几成拨付军饷，斟酌做到尽善尽美，不得稍有先后轻重之分。至于江浙皖豫各省历年百姓拖欠的钱粮，有的因为百姓颠沛流离，有的因为贫困到了绝境，这些款项已经属于空悬无着，即使征收也没有实际的益处。恳请仰仗天恩，推广万寿恩诏，刊刻誊写黄册，广泛普及皇上的仁德，一概予以豁免。从此百姓没有怨恨叹息，军队没有诽谤怨言，只要边境安宁，农业桑蚕事业兴旺，粮食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腐烂，指日可待。臣所说的收拢人心，就是指这个。《尚书》说：“顺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顺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自古以来，持兵仗用威，不能稍有姑息宽容。今年贼寇从广德州侵入杭州城，扰乱到嘉兴、湖州所属地区，这是周天受堵截剿杀不力所致。贼寇直扑长兴，攻陷溧水、句容，丹阳接着失守，大营溃散，这是和春等人防守抵御无方所致。如果囊瓦不被诛杀，楚军就会日益衰败；如果庄贾不被宽恕，穰苴就能建立功勋。假如正月捻军攻陷清江时，皇上立即将庚长正法，那么周天受等人就会有所震慑，不敢效仿，东南财赋重地，怎么会遭到如此摧残。臣所说的严明军法，就是指这个。

译本朝的官制，传达政令、教化百姓，责任归于各布政使司。那些总督、巡抚等官员，原本是为了寄托将帅的职责。如今在用兵的省份，既有督抚，又有钦差大臣，又有总统、督办、帮办等各类官员，事权不统一，几乎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江南大营将要溃败，和春调张玉良等人前往救援，何桂清不让他们前往，这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的缘故。当年九位节度使在相州溃败，是因为没有统帅驾驭；各位宣抚使在太原溃败，是因为没有节制。将帅只论其贤良与否罢了。从今以后，请求凡是靠近督抚驻地的地方，军队将领统一归其统带，不必再派遣大员，这样责任有所归属，成功比较容易。臣所说的统一兵权，就是这个意思。

战争兴起已经十年了，诛杀铲除，捷报频频传来，可是贼寇的气焰却更加炽盛，为什么呢？因为将帅有进攻剿杀的兵力，州县却没有阻挡防御的力量。近年屡次奉诏旨，责成绅士办理乡团，但其效果如同画饼充饥。因为劣绅凭借权势，官员尚且可以容忍；如果真正顾惜廉洁方正，往往容易酿成嫌隙争端，黄琮、窦垿等人因此被参劾。所以借助绅士，不如责成州县。州县官员如果贤能，不担心绅士不服从命令。请求凡是靠近贼寇的州县，命令督抚挑选文武干练的人才，奏明朝廷让他们长期担任此职，晋升官阶增加俸禄，一律按照军功对待，给予充分的权力，司道官员不得掣肘。对于守令来说，城墙是他们的房屋，仓库是他们的粮窖，四境是他们的田地，丁男是他们的子孙。攻城不下，掠夺野外没有物资，那么将帅就可以利用他们进行追击剿杀，杀一个贼就少一个贼，而彻底消灭贼寇就有希望了。臣所说的整顿吏治，就是这个意思。

黄河池中的小丑，国家之所以深受困扰，是因为用生生不息的财富，供养不耕种不作战的士兵。兴师十万，每天耗费万金，临行有衣甲器械的费用，在途有舟车供应的开销。乡兵每人得到百钱，就可以吃饱并发挥作用，编成队伍，勤加训练，逐寇追亡，不出本境。所以凡是靠近贼寇的州县，户口逃亡的，官府就招募人为耕种，借给种子；流亡回来的人，官府就挑选其中的壮丁，编入册籍。乡兵多了，征兵就可以逐渐减少。村堡相连，号令熟悉，只需免除他们的租赋，就可以作为国家的屏障。臣所说的鼓励民屯，就是这个意思。

贼寇盘踞金陵，并没有深根固柢的势力。当年缚住李元济的，必定是平定淮蔡；诛杀陈友谅的，必定是攻下江州。这个贼寇不是那种类型，原本没有根深蒂固的谋略，应当剪除其枝叶之势。各位将领拘泥于眼前的看法，一定要摧毁其老巢，驻扎军队攻打坚城，军队疲惫粮饷短缺，逆贼的援兵从四面八方到来，我方力量不能支撑，溃败的契机，实际上由此产生。现在请求放弃对金陵的进攻，专门经营旁边的郡县，扼守天来的咽喉以收复六合，安抚舒桐的背部以屏障庐州，锁住池河的入口以遏制巢淝，收复广通的镇守以保全高溧。形势孤立了，根本自然拔除。臣所说的剪除贼寇分支，就是这个意思。

古人用兵，有十道并出的，有三方并建的，等到成功，归于同心协力。朝廷任命将领，不下十人，有的已经陷入困境，有的还在壁上观。尤其严重的是，屠城陷邑，这是失律而载尸；斩将搴旗，那是乘机而报捷。各自划分界限，坐误事机。请求圣旨命令各营统兵大员，一路出师，那么诸路可以作为犄角；一方有贼，那么四方合力包围。倘若再观望不前，一定一律治罪。这样千夫共胆，万人一心，共同奏效，削平大难。臣所说的协调将力，就是这个意思。

臣等应诏抒怀，自忘愚昧，不胜惶恐惭愧之至。

应诏上中兴十二策疏 同治元年 蒋琦龄

奏为恭逢诏求直言，内心殷切献纳，揣摩时势，敬上中兴十二策，仰祈圣鉴事。臣蒙恩准令回籍终养，恰逢黄河南北逆匪出没，道路通塞不定，未能起程，滞留泽州。看见去年十月上谕，因时势艰危，命令中外臣工有奏事责任的，对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必各抒所见等因，钦此。臣反复阅读，钦感难名。臣认为自古国家安危治乱，只看言路通塞。欣逢皇太后、皇上圣明，深谋决断，剪除权奸，一切与天下更始，海隅百姓，正共同额手拭目等待太平。诏书刚下，首先以求言为务。诏书恳切，读者莫不感动。臣虽是休闲乞养之员，无当官奏事之责，但念累世食禄受恩，及臣之身，复蒙先帝自翰林擢任京堂，涓埃未报，幸逢朝政维新，求言诏下。臣虽愚昧，而备员中外，遇事亦尝留心，重以近年颠踬于兵戈道路，阅历颇多，念古人江湖魏阙之言，欲副今日竭忱抒悃之谕，勉陈刍荛，妄希采择。谨就目前情势，敬拟十二策，曰端政本、除粉饰、任贤能、开言路、恤民隐、整吏治、筹军实、诘戎行、慎名器、恤旗仆、挽颓风、崇正学。效愚者之一得，冀山海之少裨。语多触犯，不胜悚惶，伏祈

译皇太后、皇上俯察臣下微薄的诚意，恩赐垂听阅览，微臣深感荣幸，天下也深感荣幸。

译臣听说，主持治理国家的是君主，辅佐君主的是宰相。历代宰相弄权，屡次变换其名号，但实际上凡是身处君主左右、掌握事权的，就是宰相。

本朝乾隆年间以来，设立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而军机处才是实际的宰相。军机大臣的轮值次序，虽然也可以比作前代的首辅参政，但期望他们各自效忠贞节，哪里只是让他们陪坐吃饭呢？

追溯自从穆彰阿以首辅身份专权，遇到事情同僚都闭口不敢说话；等到载垣等人掌权，军机处听任他们指挥，没有人敢违抗，枢密院又徒有虚名。虽然各位大臣不免辜负皇恩，这也是长期威压约束逐渐形成的结果。

最终导致祸乱接连兴起，掌权的大臣也都未能幸免。如今有幸遇到皇太后、皇上英明，大奸臣被驱逐，在近支宗室中，特别授予恭亲王为议政王。这是为了加强主干、削弱旁枝，朝廷的用意固然深远。

然而考察我朝圣祖、高宗即位之初，倚重王公大臣，都有辅政、议政的名号，而且所用不止一人。至于地位尊崇、独揽大权、礼节超越百官的，自从摄政王以后，未曾再有过。

虽然以恭王位的忠贤，万无其他顾虑，但地位高、权势逼人，责任重、权力集中，更非以前军机大臣行走所能比拟。万一恭王还沿袭旧习，听不到直言极谏，那么这不仅不符合朝廷任用的本意，也不符合恭王的本心。

自古以来，以叔父的尊贵，专任宰相的职责，建立忠勋，能善始善终的，只有周公和我朝的睿忠亲王而已。即使以周公的圣明，起初也不免遭受流言中伤；睿忠王位的忠诚，死后尚且多有非议。

大概地位令人怀疑就会生出嫌隙，权势逼人就会失去大体，这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纵观史册，不禁令人不寒而栗。

何况周公、睿忠亲王正值开国之初，没有垂帘听政的情况，臣下无所适从，事权归属，或许有不得已之处。加上二公交相赞誉，八王同时存在，人才众多，国势强盛。

如今却不是周公、睿忠王位的时代，而是贤才缺乏，敌寇交相侵扰，困难更甚于周公、睿忠王位之时。臣私下认为，以恭王位的贤能，在这个时候，必定有局促不安的感觉。

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呢？《易经》说：“勤勉谨慎，因时而警惕，虽然危险却没有灾祸。”又说：“地道没有成功，但替代者有终局。”《诗经》说：“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又说：“臣子不要凭借宠幸和利益居功自傲。”

臣愚昧地认为，恭王虽然担当周公、睿忠王位的重任，正不应该以周公、睿忠王位自期。只应该远以汉朝的东平王、魏朝的彭城王，近以我朝的怡贤亲王为榜样。

朝廷的恩礼越是优厚尊崇，贤王位的胸怀越是退让谦逊。恭王已有奏请令臣工各抒己见的奏折，谦虚忠诚，为中外所共同敬仰。

特别延揽人才不遗漏言语，辅佐尤其需要同僚。务必使军机处大力纠正从前附和的习气，进献可行的建议，替换否定的意见，都竭尽他们的胸怀。

虽然贵在同心协力，更贵在和谐而不同。如果有不合之处，都在帘前共同决定进退。疑难重大的事情，不妨满朝集议，不要掺杂成见，不要匆忙裁决。

《洪范》说谋及庶民，汉朝朝廷博士六百石都参与廷议，何况如今的九卿科道呢？

这样，那么地位虽然高而不危险，责任虽然重而不被怀疑，美名不断，辅佐的功勋成就，福泽流传给子孙，即使周公、睿忠王位也有不及之处。

臣说这些，是为了朝廷，也就是为了恭王。目前的要务，哪有比这更迫切的呢？臣所说的端正政治根本，就是这个。

君主所依靠来感通亿万百姓，联为一体的，只是一个“诚”字而已。《易经》说：“诚信能感动猪和鱼。”《尚书》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至诚能感动神灵。”

诚信的话，天神之远，猪鱼之顽，都可以用一口气感化，何况臣民呢？诚信能感动万物，不诚信没有能感动万物的。

朝廷诏令的颁布，有的读后产生感动，有的视之漠然，这只是诚信与不诚信的区别而已。

圣明的君主在混乱之前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贤相在祸患未发生之前防范，所以多有互相警戒的言辞，太平时期也有水旱灾害的奏报。

不幸而时运正值中衰，灾害同时到来，那么必定下达哀痛的诏书，追悔过去，深深自责，期望与天下重新开始。

如果已经混乱却认为没有混乱，已经危险却认为没有危险，这是侥幸四海遥远，欺骗百姓愚昧，那么不仅百姓愚昧不可欺骗，只是使朝廷颓废自甘，无意振作，忠贤为之短气，盗贼闻之而生心，其关系实在不浅。

从前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王以善言复国，唐德宗奉天赦书，痛自引过，无所忌讳，宣布之日，即使武夫悍卒，无不思奋臣节，识者知道贼不足平。

我朝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不过小丑窃发，而我仁宗睿皇帝还为此下诏引过罪己，中外莫不感悦，于是戡定祸乱，重致太平，垂五十年。

诚信能感动万物，彰彰如是。

慨自穆彰阿、载垣等人当国，政无巨细，托于机密，往往隐藏而不宣布，一以箝言官之口，售其壅蔽之奸，一则不学无术，以为一切兵戈盗贼不祥之事，皆于政体有妨，足令诏令减色，万不得已而宣示，亦必变其文法，饰以美名，相沿日久，视为当然。

庚申之变，寇在国门，犹务秘密，廷臣偶有论列，则必诘其闻之何处，得自何人，以致满朝结

译舌头。驯至播迁。犹无一纸明诏。告知天下。夫事至此极。岂能隐藏。徒令听闻不同。远近震惊。已而畿南山东奸民。举竿竞起。皖豫捻贼。更加肆意长驱。岂非粉饰之为害烈哉。唐朝臣子陆贽有言曰。用言语感动人。所感已浅。言语又不切中要害。谁人怀念。臣伏愿朝廷自今鉴于既往。与天下臣民以诚相见。谈论祸乱。不妨流涕陈辞。德音既已宣示。不宜再参杂忌讳。一切秋狝和戎恭顺就抚的名目。均宜删除。用人行政。明降谕旨。批答章奏。全部令其发钞。除兵机所关。不宜预先泄露。即使郡县不守。师律失机。朝廷虽不宣布。草野岂无见闻。与其传述而夸大其辞。何若苦口以振奋士气。且使外廷共见共闻。则怀忠报义之士。于朝政的偶尔失误。皆得以补缺拾遗。随时论救。所谓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意。杜绝权奸壅蔽的私心。激发四海忠义之气。皆在乎此。臣之所谓去除粉饰者此也。

译自古以来，太后临朝听政，德行声望盛大，毫无遗留非议的，只有宋朝的宣仁高后罢了。然而宣仁高后不过是承接神宗变法之后，起来修复旧制，以缓解百姓的困苦。在太平盛世，原本就容易见到功效。哪里比得上我们两宫皇太后在肘腋之间铲除祸患，宏大救济艰难，这确实是自古所未有的，她的贤德远远超过宣仁高后。考察宣仁高后的政治，首要在于任用贤能。所谓元佑年间开启皇极，功劳归于任用老成持重之人。像司马光、吕公著等贤臣，不只是起用，全都授予宰相大权。即使是文彦博年近九十，还让他每五天到都堂一次，参与商议军国重大事务。其余如苏轼、刘挚、滕元发、鲜于侁等人，分别担任侍从、台谏、京尹、监司等职，各自发挥其才能。这就是他们能够成就扭转乾坤之功，获得女中尧舜之称的原因。如今先朝旧臣，依次全都蒙受召用，实在与宣仁高后前后一致。朝廷重视老成持重之人，难道只是珍视他们如同鼎彝重器，要求他们坐镇而已吗？必定要依靠他们来安顿救济时局艰难。如现在祁寯藻、翁心存的忠诚纯正，应当让他们参与重大政事，辅佐谋划机密。如果只拥有内阁的虚名，固守一部的例行案牍，他们所带来的益处，也就太少了。倭仁、李棠阶适宜担任师儒，王庆云适宜掌管财政，王茂荫适宜统领台谏，各自发挥其长处，就能各自收到成效。那些尚未起用的，如前任副都御史张芾的忠诚刚直，前任总督吴振棫的干练通达，张亮基的干练济世，前任布政使马秀儒的纯正笃实，庄受祺的精明敏捷。小臣中，臣所知道的，如前任科道官宗稷辰、蒋达、尹耕云、陆秉枢的刚直敢言，前任编修何绍基的品行端正、学问高深，前任编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的留心经世济民，编修袁保恒的娴熟武略，前任道员张百揆、陕西知县田福谦、现任四川知县孙濂的显著循吏名声，都是一时的优秀人才，足以备任使唤。知道人才而不任用，与不知道相同；任用而不能尽其才，与不任用相同。所以了解人才必须兼善于任用。又俗话说：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当问婢女。《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朝廷如果想要招揽贤才俊杰，不如就让今天所谓贤能的人，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他们既然怀着以人事君的忠诚，自然没有遮蔽贤才带来不祥的顾虑。如果现在所谓的明保，不论何人，只要官职二品以上，就责成他们推荐士人，他们还未免流于世俗的眼光，怎么能就有相士的见识呢？那些狡猾的人采取一两个虚名来装饰视听，而把私人党羽的名字混入其中。督抚倚仗有权势，凭爱憎取人，甚至情面贿赂，都不可避免。所保举的人不符合众望的尤其多。朝廷不加考察，一概让他们送交吏部，想在引见召对片刻之间，判断他们的贤与不贤，这必定不能做到。无法发落，就仍然一概让他们记名，随即被提拔任用。这就像在暗室中摸索物品，难怪鱼目混珠，香臭不分。想要收到得人的效果，不也很难吗？治理政事在于用人，用人更是行政的根本，能不慎重吗？臣所说的任用贤能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已下达明诏寻求直言，中外臣民，都欢欣鼓舞地颂扬圣治不止。臣还过分忧虑，以开启言路为请求，为什么呢？大概人情喜好虚名而厌恶实质，有开始而很少坚持到底。明代遇到灾异也常常寻求言论，等到言论过于直率，心里又感到不满。既然碍于求言，不能以言论定罪于人，就默默记在心里，慢慢等待其后寻找其空隙，终于贬谪驱逐那人而后已。这就是所谓喜好虚名而厌恶实质。唐朝的太宗、明皇，虚心采纳谏言，而贞观、开元的治世，后来不如先前，终于推倒魏征的碑，形成仗马的比喻。这就是所谓有开始而很少坚持到底。我们朝廷圣圣相承，即位之初，寻求言论下达诏书，难道是遵循旧例，装饰虚文吗？初年寻求言论，以后可以不寻求吗？确实因为听言纳谏，是君主德行的首要，无时无刻不应当如此。只是担心时间久了或许就不这样了。所以每当即位，视为首要事务，提醒而警觉它，大概是申明旧章的意思。然而言路还有不通的时候，为什么呢？大概世道的治乱，看言路的通塞。言路的通塞，又看宰相的贤与不贤。宰相贤能，自然能够开导诱导扶持，唯恐言官不说话，唯恐言论或许不尽情。虽然如此，意见的偏颇，贤能的人也不能避免。韩琦对于司马光，司马光对于苏轼，就是这样。何况低于他们的人呢？政府与言官，大多水火不容。权臣如果想要施展蒙蔽的伎俩，就必定要先钳制言官的口。大的诛杀，小的流放，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逞强。他们的伎俩大致相同，史册所载，如出一辙。我们朝廷圣明在上，权力不下移，在这里想要成就蒙蔽的奸计，大概也不容易。道光、咸丰末年，臣都在京城，在局外默默窥视，心里多次思量，私下感叹他们用心之巧妙，操术之精工，是从来所未有的，史册所未记载的。请为我皇上全部陈述它。一曰隐密，二曰触忌，三曰摘疵，四曰示意，五曰反求。运用这五种手段，蒙蔽的奸计就成功了，台谏的口就闭上了。什么叫隐密？章奏常常不发抄，谕旨也很少明降。朝廷的举动，即使在朝官员也只在传闻疑似之间得知。既然不敢以风闻作为无根据的谈论，更恐怕以泄漏被追究

译请求治我的罪。身为臣子，献出自身，原本就不惜粉身碎骨，只希望能有所裨益。有幸像朱云那样折断栏杆、拉扯衣襟，最终使皇上感悟，这身子虽然陷入不可测的险境，但这颗心实在足以自我安慰。如果先因私罪获罪，并且兴起大狱，牵连朋友，波及无辜，那么进言必定不会被采纳，这是可以预见的。谁不因此灰心丧气，闭口吞声？这就是庚申年事变之前，之所以没有一篇直谏的奏章、挽救的言论的原因，并非朝廷大臣没有良臣，实在是载垣、端华等人劫持朝政的罪行，令人无法容忍。

什么叫触犯忌讳？朝廷用人行政，难道能有得无失吗？在殿陛之间争论是非，即使有失误也不至于最终失败，这是古今设立谏官的本意。现在却是任用一人、推行一政，进言的人提出意见，朝廷听从了，就认为威福不掌握在君主手中，权柄将要下移。小事尚且应该进言，那么大事更应当进言可知；小臣不应当进言，那么大臣更不应当进言可知。于是进用大臣推行大政，反而把台谏官员当作疏远的小臣，认为不适宜进言，朝廷自有权衡，那么台谏官员适宜进言的是什么事呢？难怪不肖之徒罗列细枝末节，贤者也只托辞空谈。纳谏是美名，是朝廷非常愿意的；侵权是大恶，是君主深深忌讳的。现在避开君主非常愿意的，而给予君主深深忌讳的，这不是宰相的罪过又是谁的罪过呢？

什么叫挑剔毛病？求取意见既然迫切，那么进言的人必定很多；进言的人很多，那么怎么能全都完善呢？甚至有人假公济私，修饰言辞以求进用，末世的弊端，无所不有。这在于朝廷广泛采纳而精心选择。陆贽说：“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木而废弃万物生长，天子不会因为世上有小人不废弃听取采纳。”于是奸臣就挑剔那些言论不当之处，以引起圣心的厌烦；又挑剔那些言论有弊端之处，以激怒圣心。既厌烦又愤怒，于是进而构陷他们，认为这些人都不值得采纳，只是扰乱人心。殊不知舜帝采纳善言，在于考察浅近之言而执两用中，那么所考察的不一定全部采用，但所说的没有不考察的。求取意见却因喝汤烫嘴而吹凉粥，因噎废食，这又是宰相钳制言官的手段。

什么叫暗示心意？自古设置官职，大多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近来因为京官清苦，准备外放作为鼓舞的手段，于是权臣就以此对待言官。认为如果明显施行贬黜惩罚，那么朝廷就有拒谏的名声，进言的人就实现了沽名钓誉的愿望；不如稍微暗示心意，缄默的人都获得外放，多言的人则回原衙门。天下中等才能的人多而豪杰少，庸俗之人贪图利益又甚于喜好名声。他们看到朝廷的爱憎如此，谁不仰承风旨，以便谋取私利？道台、知府是方面大员，科道也是清要之选，贤者难道羡慕高官厚禄？为什么不能长久任职？不知道那个人如果确实贤能，既然知道自己不被任用，言论不被听从，在察言观色之余，必定不会留恋官位以增加厌恶。那些不得不奉身而退、相继离去的人，是形势所迫。道光末年，刚直敢言的风气少，圆滑逢迎的习气已成，不是这个原因吗？

什么叫反求诸己？言行相顾，是儒者用来勉励自身修养的；听取言论和任用人才，朝廷原本分为两件事。况且人各有能有所不能，把宰我、子贡擅长言语的长处，却用文学政事来考核他们，必定会推辞说不能胜任；张良是出谋划策的臣子，让他走出帷幄承担治国治军的职责，也是做不到的。那么说宰我、端木不如冉有、季路等贤人，张良空谈不如萧何、韩信，可以吗？更何况权奸掣肘，必定没有成功。狄山抵御匈奴，周处击退齐万年，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是因为没有才能吗？至于父子兄弟，功罪尚且不互相牵连，与朝廷听取言论有什么关系？只有穆彰阿侍奉成皇帝最久，知道成皇帝崇尚实学，特别重视实践，所以每当对进言的臣子，要求他们落实言论的实际效果。一旦没有成效，不明确加以排斥攻击，而是稍微表示讥讽。圣心既然因为他们的言行不符而厌薄他们，这些人也自己顾忌，同朝官员于是变色相戒。甚至御史朱琦颇有声望，求他自身无可指责，就因为他弟弟获罪，说他的家尚且治理不好。朱琦的论奏，于是大多不被采纳。哪里知道朝廷不因为言论而任用人才，也不因为人而废弃言论。贤人君子，议论或许有不可用的时候；奸佞小人，建议也有很多不可废弃的地方。现在却因为言论来责备人，接着就因人而废弃言论，依托正论来推销阴谋，这是穆彰阿的奸诈，比载垣等人更不易识别。最终堵塞了忠谏之路，造成了和议的失误，酿成了民变的祸患，成为导致动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原因。

我所说的，固然针对已发生的事，而援引过去，可以警戒将来。而且恐怕余下的习气也没有完全清除。圣明的君主如果能预先洞察这些奸邪，那么所谓好名恶实、有始无终的弊端，都不待告诫而自然消除。我所说的开通言路，就是这个意思。

译战争兴起已经超过十年了。百姓的创伤与呻吟，遍布全国。军队粮饷的搜刮征敛，依然没有停止。然而，如果当权者能够洁身自好、奉行公事，将搜刮所得全部用于实际军需，那么民间虽然筋疲力竭，仍会认为这是分内应尽之事，竭尽全力输送粮饷。这是我近年来亲身游历南北各省，亲眼所见，更加感叹圣朝深厚的仁德恩泽，深入骨髓肌肤，直到此时才初见其端倪。正因为如此，圣上的恩泽愈发令人思念，而百姓也愈发令人哀怜。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人心未离散，天命便长久留存。难道要庆幸局势如此，就放纵斧钺以逞遂私欲吗？还是哀怜局势如此，更担心局势不如预期，因而姑且留有余地，使不至于走投无路、倒行逆施呢？当今残害百姓的政策，多得数不胜数，其主要方面则是津贴、抽厘、劝捐。津贴虽然仅在四川实行，但按粮加派，各省多有，也与津贴无异。抽厘劝捐，则天下皆是。他们的说法是：搜括百姓以供养军队，消灭贼寇就是为民除害。然而消灭贼寇而贼寇反而更多，这是贼寇未除而百姓先死了。更何况因劝捐抽厘而激起民变的，已接连不断。所得不过锱铢，所失却如山岳。百姓将离去成为贼寇，还谈什么消灭贼寇呢？唐代道州蛮人掠夺居民，而各路使臣调发的符牒多达二百函，元结作诗认为这还不如贼寇。宋代叶适说，国家偶尔遭遇兵乱，不肖的官吏趁机逼迫，视百姓如草芥。贼寇不足以成为祸患，官吏已共同导致国家灭亡。罗大经说，古今国家的祸患，由夷狄盗贼引发，由不肖官吏促成。当变故发生时，不致力于平息变故的方法，反而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施行激化变故的手段，借百姓的性命作为获取富贵的阶梯，日益严重，国家也随之衰败。反复诵读这些话，历代都有同样的感慨。如今督抚大吏，迫于军饷供给，只顾及眼前，大张罗网，广纵爪牙，而且以所得多寡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下属官员仰承意旨，凭借威权，既饱私囊，又上报优考，那么他们何乐而不为，何事不做呢？这样看来，督抚虽然不至于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施行激化变故的手段，但他们所任用的、借百姓性命作为获取富贵阶梯的人，难道能数得清吗？本朝的家法，以爱护百姓为根本，即使财政匮乏，也不增加赋税。然而现在的津贴加派，也就是加赋的别名。劝捐抽厘，虽然不是加赋，但危害更甚于加赋。因为加赋基于田亩，还有定额；捐厘毫无依据，可以随意定夺。抽厘的货物都在眼前，侵吞有限；劝捐的产业由人指认申报，弊端无穷。这三者都是苛政，劝捐尤其最为暴虐。劝捐不从，就用威势胁迫；胁迫不成，就用法律陷害；甚至诬陷通敌，授意告发，拘禁枷锁，即使是绅士官员，也不加区别。摧残侮辱折磨，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究竟在焦烂之后，所得几何？用来资助军队，如同太仓中的一粒米，而民生极度困苦，不忍言说。富民转为穷民，穷民离去成为盗贼。我不敢说消灭贼寇而贼寇不尽，实在担心贼寇尽而百姓也随之尽。这种情况，南方省份尤其严重。官员以巡抚为名，顾名思义是什么意思呢？我恳请朝廷慎重选拔地方大员，谆谆告诫。所谓劝捐抽厘，虽然不能立即停止，也应当哀怜痛惜，不要竭泽而渔。慎重选择委员，约束胥吏，不要做得太过。有人说这话也像是扭着胳膊慢慢来，这是大错特错。就以抽厘为例，我从丁忧起复，来往两湖，初次经过汉川厘卡，胥吏凶狠如虎狼，我也身受其扰。等到再次经过，则非常顺从。我默默认识到胡林翼的做法：立法之初，不免过于严厉；既定之后，也就从宽处理。又如我所赏识的原任衡永道李惟醇，谈到抽厘，只有愁叹，遇事总是抑制吏役而体恤商民。衡湘千里，厘卡林立，他任职期间没有发生一件事。以此类推，在无可奈何之中，未尝没有补救偏弊的方法。如津贴、劝捐、抽厘，或者用一停二，不要同时并举。劝捐分上富、次富，劝上富就舍次富。抽厘有总卡、分卡，控制总卡就撤分卡。以及视缓急定宽严，量时势作操纵，不要一成不变，不要有张无弛。地方留有余地，弊端去除过分之处。宽一分，百姓受一分恩赐，又何至于束手无策呢？我所说的体恤百姓疾苦，就是这个意思。

盗贼的兴起，是由于吏治的败坏。吏治的败坏，是由于选拔任用的泛滥。用人应当任用正途出身，而目前妨碍正途的，一是捐纳，二是军功。捐班妨碍正途、危害吏治，这是人人都能说的。朝廷也知道。知道却苦于捐例不能停止，就不得已听任它。既然已经听任，就不必再问吏治了。然而朝廷仍然念念不忘吏治，言官也忧心忡忡地谈论吏治，那么请让我切指其弊端，希望朝廷能挽回万一。捐例不能停止，这是出于不得已。如果让捐班凌驾于正途之上，势必排挤正途而尽数去除，并且迫使正途也效仿捐班的行为，使天下做官的不全出于捐班不止，使天下的人心风俗不全化为捐班不止。这也可以说是不可

译难道能停止吗？那还谈什么吏治呢？过去的捐纳出身，不过是在正途之外另外增加一条途径，不久便与正途并驾齐驱了，不久便凌驾于正途之上了。如今正途人员寥寥无几，有日益减少乃至绝迹的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计臣和疆吏分担其责，而督抚尤其严重。各省风气大致相同，而直隶、河南尤其严重。近日吏部的选官之法，正途人员几乎没有轮到补缺的日子。这是部臣想要鼓舞捐纳生员，只知有财政支出，不知有吏治。这还算是被经费所迫而造成的。至于督抚厌恶正途，任用捐纳人员，就不完全是为了鼓舞捐纳生员了。南方兵事困苦，军功出身的人员较多；北方安定，捐纳出身的势力尤其兴盛。臣在庚申年秋季，经过保定，看到那里的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没有补缺的希望，几乎终身也没有被委署差事的期限，困苦穷饿，无法形容。甚至有后悔不应试会试而中式的，这实在骇人听闻，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既然督抚并非出于鼓舞捐纳生员的考虑，为何好恶违背常理到如此地步？臣深入体察而得知其中的缘故了。正途出身的人固然多有败类，捐纳出身的人难道都是贤良官员吗？无奈正途出身的人员，来自田间，多出身贫寒，他们见识迂腐浅陋，举止生疏，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他们作奸犯科，大多不合规矩，往往让督抚不能不知，让督抚不得不处理。如果一味宽容，必然导致决裂；决裂多次，必然导致厌恶，这是势所必然。至于捐纳出身的人，确实多来自富裕之家，来自田间的，百中无一二，大都是官员的子弟、亲戚、朋友、吏胥，依附权贵，久居衙署，这哪里是寒酸书生可比的呢？他们对于官场应酬礼仪、趋承应对、文书期限等事务，以及舞文弄法的技巧，耳濡目染，从小习得，养成了谄媚狡黠的才能，加上声气党援的兴盛，初登仕途，老吏也比不上。他们尚未作奸时，大吏见其行事得当、能办事，本来以为是有才能；他们既已作奸，能发能收，大吏嘴上虽不说，心里或许更以为是有才能。喜爱重视不止，必然导致倚任；倚任不止，必然导致保荐，这也是势所必然。因而假托鼓舞捐输，极力压制正途，又或许假托一视同仁，唯贤是任，究其所谓的贤者，也都是捐纳出身。习尚如此，遂成风气。饥寒所迫，起来效仿，正途起初愤恨疾恶，继而羡慕学习。同样是作奸，督抚乐于无事，就以不暴露为幸；朝廷百姓共同受害，就以易暴露为幸。至于羡慕学习，那么不合规矩的变得合乎规矩，易暴露的也不暴露了。古人说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到了这种地步，人心风俗到了这种地步，危险不危险呢？况且开科取士，每次录取千人，补缺授官，一年中没有一二，求才几乎成为空话，应试将至于无人，怎不令人流泪长叹呢？然而对于这种流弊，降旨明诘，部臣无法自解，督抚必定不承认，空言告诫，最终无益。当今之计，捐例既然不能停止，只有迅速命令廷臣集议，酌情修改选补现例，明确规定各省委署章程，捐纳与正途，划分为两条途径，选补委署，各不相干。正途人员不妥，仍用正途；捐纳不能侵占，更应略微区分先后，稍示轻重。督抚有意故意违抗，部臣科道纠察立即弹劾。这样，或许可以挽回万一吧。至于军功妨碍正途，人们也知道；军功妨碍吏治，人们或许不知道。三代以下，文武异途，兵民分治，既然分开之后，势难复合。宋太祖继承五代的弊端，以士人为县令，论者说这是开启三百年太平之治的原因。大概材官武夫，原本不足以担任亲民之任，何况正值民间凋敝，赀郎取偿之余，又加上武健幸进之吏，以其杀贼之技杀民，民何以堪？况且人才难得，才而兼文武者尤难，如诸葛亮还短于将略，光武功臣多不任以吏事。如今军营保荐，都说文武兼资，如果都才过蜀相，品轶云台，为何多才而贼未平？难道标榜也过于实际？又何况有时没有考语，只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参游，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两司，两司再保便至巡抚，不数年间，已去横戈跃马之场，而总察吏安民之任，纵其才能出众，也恐素所未娴。或谓军营保举，但视原资，彼既起家文职，不能再保武弁，又用人之际，诸多牵就，啖以所欲，始得其力。臣皆以为不然。近日从军之士，往往预捐文职末员，以为保荐地步，窥其用意之深，早已垂涎膴仕。夫用武而以就文为愿望，得官而以多财为荣，迨其得志，不问可知。朝廷文武并重，各用所长，有功而畀以专阃，甚或锡爵，岂犹不足为荣？文吏所以养民，作吏而任其残贼斯民，以徇军营牵就之举，此为得不偿失。夫以杀贼立功而令牧民，是用所短；以叙功授职而令害民，不如无功。臣请朝廷从今

译颁布命令。不论原本资历是文官还是武官。只问所建立的是什么功劳。除了那些辅佐谋划的人。仍然授予文官职位。其余即使是士绅、生员、监生。既然以斩杀贼寇为能事。就授予带兵的职务。不仅是用他们的长处。而且是酬答他们的壮志。希望文武官员各得其所。士兵百姓都能安定。大概军功人员对吏治的妨害。事情刚开始而祸害尚未显露。朝廷知晓并加以预防。比起捐纳入仕的官员也更容易着力。确实不能不加以重视。臣所说的整顿吏治就是这个意思。

译自古以来，统一的大朝，往往因为一隅之地发生战事，导致天下为之动荡不安。唐以前，兵源取自民众，这是不言而喻的。宋元以来，所用屯军和招募之兵，弊端依然如故，那么军饷就成了问题。战争一起，必然需要军饷，军饷必然要从未受兵灾的地方筹措。军队一天不撤，军饷一天不停。在竭尽搜刮之后，原本完好的地区也变得残破不堪。把无事变为有事，这好比剜肉补疮，不仅救不了疮，被剜的地方又成了疮。势必要发展到疮痍满目、无肉可剜的地步，那时事情就不可为矣。如今贼寇起于广东，进而波及楚、吴、浙、闽，直至豫、蜀、燕、齐，没有不闹事的，仅剩下秦、晋两地，几乎到了无肉可剜的地步。如果不贯通古今，深思熟虑，寻求最好的计策，起初是因为一隅之地动摇天下，接着竟然可以用一隅之地支撑全局。我私下担心，几年之后，挽救的对策将无处施展。

统一的大朝，疆域宽广，征兵筹饷，古今的弊端大致相同。只是不理解在分裂割据之时，如六朝时的十六国、五代时的十国，或者像春秋时期的列国，小的不过如今的一个县或一个府，大的不过一个省，也各自保有领土，尚且还狡黠地开拓疆土，不知他们调的是哪里的兵，拨的是哪里的饷。既然如此，有人就有土，有土就有财，难道不是用该地的人守卫该地，用该地的财养活该地的人吗？

臣阅读明臣王守仁的书，他平定宸濠之乱，在仓促之间，檄令守令各自率领官吏士兵勤王。所谓的官吏士兵，除兵勇外，牌行州县各自率领打手数百人赴召。所用分哨领兵的，就是知府、通判、知县等官。于是能在旬月之间集结士兵万余人，俘获擒拿元凶。假使像如今这样奏调他路的兵，请拨邻省的饷，旷日持久，这边的兵饷刚集结，那边的兵饷不知增加多少，王守仁恐怕早被宸濠擒获了。那么王守仁的功绩确实伟大，也值当时守令原本就有可以率领来勤王的人。打手即民快的别名，多达数百人，顷刻间立即赴召，依靠他们杀贼，这必定不是临时招募，也不是州县私俸能供养的，可以知道。可惜其章程无从详细考证。

臣请求效法他的意思而斟酌制定制度。令大县养勇四五百人，小县二三百人。完好的地区，在正供之外，按粮酌派，足以养活这些人即可。残破的地区，钱粮蠲免缓征，视正供的额度而增减，足以养活这些人即可。一切劝捐、抽厘、搜括民财等弊政，一概停止。即使无力兼办团练也听之。这几百人，招募本县的良民，就由本县的官统领。这几百人的粮饷，就由本地的绅耆掌管。认真训练，备本省调遣。一县有事，数县的勇赴之，牧令为偏裨，道府为之帅。一郡有事，数郡的勇赴之，道府为偏裨，督抚为之帅。约计一省州县，斟酌其中每县可得三四百人，每省可得二三万人。这二三万人的兵与饷，不假外求。概括起来，其利有十：

一、寇盗窃发，即本管道府，可以随时调集，事半功倍。

二、用该地的兵，击该地的贼，天时地利，都所谙习。

三、所用皆良民，无跋扈之虞，通贼之弊。

四、贼平无事，散有所归。

五、以百姓为兵，牧令为统领，上司为元帅，将与士相习，将与将又相习。

六、拔其本境之豪，以为哨官队长，销患于未形，而团练之流弊除。

七、州县皆有备，互相应援，贼来不至弃城，四邻可以入保。

八、按亩酌派，派有定额，共见共闻，官绅横取，上司易于觉察，小民可以控诉。

九、地方官身为统带，则这几百人，不但恃以保境，先恃以保身。亏额侵饷，技艺生疏，调遣固易败露，临阵且身先受害。况官领兵而亏饷，绅必不服；绅领饷而侵饷，官必不从。以本境之财，养本境之勇，而有名无实，民亦不允。有弊易于发觉。

十、捐饷办团，一钱到官，其饱贪吏劣绅之私囊，而快其恩仇者，不知凡几。此法行，则一切停免，事均平而害轻减，官收养民之效，民解倒悬之厄。

或谓焦烂之余，此法虽善，均之病民，斯言是矣。然同一事，当权其利病；同一病，当权其重轻。现在之民诚不宜扰，然自审从此与民休息，遂可无求于民，则此诚为多事。如或不然，则与其劝捐不已，加以科派；科派不已，加以办团；又加以官绅之侵削，闾阎重困，功效全无。纵使括民之财，其数相等，亦当舍彼从此。况于勇无定额，先量其力之所能，事有缓急，亦可随时增损，必能减于平日搜括之数，而不至困以所甚难。且直省钱粮报销，以兵饷为大宗。此法若行，并可渐裁无用之兵，移养有用之勇。分正额一分之钱粮，即可宽税外一分之加派，其利变而无穷。

译其成效持久且日益显著。又有人议论说，地方长官既然已承担治理百姓的职责，又兼任统领军队的任务，文武兼备的人才，哪里能轻易多得？殊不知秦汉时期郡县的官员，都同时肩负军事与民政的责任。朝廷的法令政教，哪一样不依靠人来推行？不能因为法律完善就废弃人才，又怎能因为人才难得就废弃法律？况且创立法律之初，非贤能俊杰不能成功；法律既定之后，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遵守。如果朝廷以此作为赏罚的标准，上级官府以此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风气形成习惯，钻研讲求就会更加精进，平庸驽钝之人因受到感化而奋发努力，人才因经受磨练而不断涌现。臣现在寓居凤台，那里的知县让乡民供养勇丁，根据贫富程度决定人数多少，共招募勇丁四百人，分布在太行山各个险要关口，弥补兵力的不足。经过一年，百姓没有怨言，盗贼知道有防备而不来侵犯。这也是效仿这种方法而颇见成效的例子。如果扩大并充实这一做法，斟酌使之尽善尽美，何必担忧盗贼不能平定呢？臣所担忧的，只是督抚不是合适的人选罢了。督抚如果选对人，自然能够挑选下属官员，灵活变通并激励鼓舞，任用一人就能安定一省。知人善任，这正是朝廷所忧虑操劳的事情。臣所说的筹划军事实力的方法就是这些。

译行军的关键，在于威严胜过慈爱。如今军营中保举升迁的人数成千累百，而诛杀惩罚的却百无一二，这就是军队很少能取得成功的原因。然而，在军队疲惫、粮饷匮乏之后，所依靠来维系军心、鼓舞士气的，只有官阶名器。如果军帅有时不得已而保举，那么朝廷也不得不顺从。虽然如此，赏赐优厚是可以的，赏赐泛滥则不可以。赏重罚轻，已经与用兵的道理相违背；如果赏赐到了泛滥的地步，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冒领功劳，有功劳的人得不到赏赐，得到赏赐不足以感到荣耀，得不到赏赐也不足以感到耻辱。这样，所依靠来维系军心、鼓舞士气的手段，反而足以使军心懈怠，使众人体统涣散。这就是近日军队很少能取得成功的原因，这已经不是赏重罚轻所能概括的了。赏赐优厚，可以说是不由自主；赏赐泛滥，也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吗？那么想要军队有功劳，必须先使赏罚得当；要使赏罚得当，必须先使功劳罪过分明；功劳罪过分明，赏罚得当，那么即使有时赏赐超过惩罚，也足以在十分之一中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因此朝廷留心赏罚，首先应当核实查明功劳罪过。军兴之初，还不过是接战掩盖败绩为胜绩，杀贼以少报多，近日则几乎到了以无为有的地步。比如残破的城池，贼寇并不在意，偶尔经过，就奏报驱逐贼寇出境，竭力保全危城；贼寇焚掠饱足后，回到旧巢，就奏报杀贼无数，一律肃清。追究所谓保城杀贼，并没有这些事。这类弊端，原本不难知晓。既然说驱逐贼寇出境，那么贼寇怎敢再来？既然能杀贼肃清，那么贼寇再来也能抵御。然而不久之后，出境的贼寇又入境，肃清的贼寇又不肃清了。朝廷不合计其矛盾之处来核实功劳罪过，而是分别依据前后的奏报各自施行赏罚，于是赏重罚轻，而赏赐泛滥了。甚至有的有赏无罚，而泛滥的更加泛滥了。军帅督抚起初尝试，继而无忌无惮，以至于空中楼阁，由其意造。军纪到了这种地步，怎能平定贼寇？贼寇越发猖獗，那么用兵就越久；用兵越久，那么粮饷就越穷困；粮饷越穷困，那么一切苟且迁就的计策就越层出不穷。相互循环，不知尽头。这是朝廷未曾认真核实查明功劳罪过的过错。军营欺饰的弊端，近日言官屡次提及，明诏也曾以此告诫。然而积习已深，空话怎能挽救？天良已昧，圣语无从警惕。如果不制定策略来杜绝奸邪、震慑其心志，是不行的。臣曾值史馆，阅读《平定三省邪匪方略》，私下赞叹仁宗睿皇帝聪明圣智，他挽回军营历年的积习，成就肃清三省的大功，必须细心推究，才能得知圣人用意的精深于万一。三省军务，起初的流弊虽然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但大略也相同。仁宗亲政，先谋划元帅，因为德楞泰勇略超过额勒登保，而公忠不如，最终任命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全身为将，目不识汉文，而忠诚无伪，他奏事胜利就说胜利，失败就说失败，绝无增饰。任命将领得当，本来就饶有先着而握有胜算。当时襄阳、达州的贼寇，各自以五色分号，分突川陕楚，股数至多，或分或合，不可胜纪。于是分别命令某军剿灭某股贼寇，以专责成。越境穷追，期于扑灭。命令各省督抚各督守令，坚壁清野，各守其地，也有专责，以断贼援。经略总其成，军帅督抚分其任。军报不准含糊，言贼不准说忽然增添另股，必须说某号某贼酋，率领贼寇若干，来自何处，战于何处，杀贼若干，余贼若干，窜于何处，我兵作何跟追，彼处有无他军邀截，应归何帅接办。地名必须冠以州县，如黄村必须说大兴之黄村，卢沟必须说宛平之卢沟。此境的贼寇，窜出彼境，就说某人在前，为何不截彼境的贼寇；窜入此境，就说某人在后，为何不追。此奏贼众一万，杀其五千，彼奏又杀五千，那么贼寇应尽。如果未尽反而增多，那么两奏有一不实。既然各有责成，那么各任功过；各任功过，那么过不能相顾，功不能相掩。参观互证，而得其矛盾破绽之处，诘责随之；诘责不已，诛谴随之。因此阶前万里，了如指掌；军中动静，悚若亲临。功过赏罚，大公悉当，将士安得而不奋，盗贼安得而不平哉。臣私心妄揣，当日宵旰之劳，襄赞之勤，所不待言。即黼座之旁，枢密之地，军情章奏，也必撮要另记；舆图地志，也或张挂罗列。朝览夕稽，用能批答悉中机宜，成功若斯之盛也。为今之计，正宜仰遵成宪以袪积弊。唯此等亦微臣管窥蠡测，零记合参，得其大概。方略之中，原无明定章程，似宜令枢臣讨论斟酌，参以时势，着为条款，实力照行。必能破除欺饰，俾将帅知所警惕，稽核功罪，而赏罚可以劝惩矣。抑臣更有请者，前代行军，或置监军，唐以宦官，明以御史，宦官无论矣，若御史不令其参谋略

译（这样做）是为了侵夺主帅的权力，却让他考察将士的功过，以防止欺瞒蒙蔽的弊端，这似乎也是挽救时局的权宜之术，纠正偏差的良策。臣所说的“诘戎行”就是这个意思。

译臣恭读《平定三省方略》，看到睿皇帝驾驭将领的方法：功劳即使微小也必定记录，过错即使轻微也必定惩罚。战胜敌人，就亲手下诏褒奖他们，赏赐物品宠信他们，甚至用御用的冠服来荣耀他们，颁发上等的食品医药来慰问他们的疾病，优厚抚恤他们的父母子弟来安定他们的心。凡是用来鼓舞和激励劝勉他们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唯独在官职的升迁调动方面，如果不是剿灭一股贼寇，歼灭一名著名的贼酋，就不能得到。即使是额勒登保，在平定苗疆时，已经封侯，官职担任领侍卫内大臣了。移师到楚蜀地区，未曾战败，只是因为军队久战无功，就降了他的官爵，只保留虚衔，仍然让他带兵自我赎罪。等到他驰报肃清战事，才承受盛大的赏赐，仍然不过是领侍卫内大臣、封侯而已。后来正值圣驾东巡，额勒登保留守京城，病重，于是皇帝急忙下命让他回京晋封公爵。受封不久就去世了，朝廷内外才明白圣主对待这样的人，并不是吝惜这一级官阶，那迟迟不封是有原因的。听说他病了才急忙封爵，那么想要封爵也已经很久了。那迟迟不封原本也是不得已。从前宋太祖对曹彬吝惜一个使相的职位，用意的深远，正与此相同。难道不是因为使相、公爵是人臣的最高等级，授予得太早，那么有功也无法再增加，而在志向骄横、心意满足之后，再任用也难以立功。额勒登保、曹彬是贤能的将领，尚且如此。那么朝廷的名位官爵难得就足以成为荣耀，容易得到就不足以产生感激。驾驭将领的方法，有不得不这样的吗？更何况那些勇猛武夫的类人，比起曹彬、额勒登保来毫无作为，刚立下微小的功劳，就授予大官。他们把得到的官职视为可贵，就会助长他们的骄横；把得到的官职视为容易得到，就会产生轻慢。既骄横又轻慢，所谓吃饱了难以驱使，要求他们再次立功，是不可能的了。现在用兵已经超过十年，那些歼灭一名著名贼酋、剿灭整股贼寇的人，非常稀少。收复的城市，大多是贼寇自己放弃城池而离去。保奏升官的名单，罗列成千上万，即使所奏的都是实情，也已经觉得过于泛滥，何况又不真实，怎么用来劝勉别人？近日绵州围困解除，刘蓉凭借赞画之功，由知县越级提拔为布政使。纵然说是破格用人，未免晋升得太快。终究不过是一战的功劳，贼寇还在，假使收复了已陷落的城池，平定了两川的寇乱，不知朝廷再用什么官职来赏赐他们。古代计算功劳授予俸禄，衡量后才任用。刘蓉如果真的贤能，必定会推让不敢接受。从前教匪之役，四川知县刘清，也凭借才略政绩，名声传到九重宫阙，破格越级提拔。然而嘉庆十八年，还担任山东盐运使，后来才接连升任藩司。计算他的资历，大概用了二十年。刘蓉的贤能，纵然能十倍于刘清，而升官的速度，不止十倍于此。仅凭这一端，与从前用人驾驭将领的方法，远远不相匹配。朝廷的名位官爵太轻，人们认为容易得到，得到后不足以产生感激，还可以说。人人更认为应该得到却得不到，反而多有不满，那么鼓舞的策略就违背了，驾驭的方法就穷尽了。臣恳愿朝廷对于官爵名器，应当加以珍惜。如果不是剿灭整股贼寇，歼灭著名的贼酋，不轻易提拔授予。寻常的胜利，温诏褒奖，赐予优厚，已经足以成为荣耀。差不多让难得的东西成为可贵，那么得到它足以产生感激，得不到也各自想着奋发。这确实是鼓舞人才的良策，驾驭英豪的大权。臣所说的慎重名器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对旗人仆从的厚待到了极点，而八旗的生计，日益困乏。推究其开始，合计中外禁军驻防二十多万，而居住在京城的占一半。圈占近京五百里的土地，加重禁止旗人逃亡出外的禁令，居重驭轻，不仅仅是为了谋求物资聚集，是为了巩固根本而资助环绕。不久人口日益增加，定为十二万甲。人口虽然增加但兵额不增加，这在康熙朝，已经预料到军饷难以持续了。只是没有预先筹划安置散丁的方法罢了。乾隆朝，八旗丁册已经几十万人，大约计算今天又应当数倍。而粮食和土地不增加，怎么能不困乏呢？加上国家用度日益不足，货币制度屡次变更，南方粮食近来又大缺，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加，供给一天比一天减少，岌岌可危的形势，还不赶快为之谋划可以吗？人口日益繁多，一甲的人口，积累为几十人、几百人，不再是一甲的粮食所能供养的，这是人们容易知道的。用一甲的粮食，同时供养几十人、几百人，那么这一甲的粮食，虽有如同没有，而饥寒困苦，救死尚且不足，国家供养这一甲的兵，也虽有如同没有，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这就是庚申之变，竟然不能背城一战，而圆明园官兵，望风就溃散，环绕之地没有寸功，禁军几乎如同虚设。推究其缘故，不完全是由于太平时期废弛，而是未能及早为之谋划。难道不是很可叹吗？现在当务之急没有超过讲求武备的，讲求武备应当先练兵。练兵却让他们的身体挨饿，使他们的父母妻子困苦，即使是孙武、吴起也不能从事，何况这是旗民世仆的根本大计呢？考察先朝各位大臣，曾经有人为此条奏了。舒赫德说东三省肥沃的土地几千里，仅仅是牧场闲田，请求迁移八旗散丁数万，来充实旧都。孙嘉淦说独石口外的红城子开平，张家口外的兴和城新平城，原野肥沃，可耕种的土地各数万顷，请求在四

译京城驻防的满兵有多少。命令他们屯田开垦、放牧狩猎。又有旗人愿意下乡耕种的。给予旗产。允许他们自行耕种。汉军罢免官职。愿意留在外地的。允许他们选择安乐之地以繁衍子孙。近代人魏源著《圣武记》。记载得颇为详细。我又听大学士祁寯藻说。道光末年。中枢朝廷也曾筹划议论过此事。说口外热河等地。也有闲置田地。足以供屯垦之用。只是苦于经营不易。从前既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最终却犹豫不决而未办理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在太平盛世。变法很难。又因为事态尚未达到极端。那么法令还可以不变。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以今日的情形来说。确实是到了穷尽而应当变化以求通达的时候了。应当命令朝廷大臣集会商议。广泛咨询采纳意见。并选取从前各位大臣的奏议。参考当前的时势。而斟酌哪些可行。比如关东口外的闲置田地。是否可以迁移屯兵。清理旗民赎回的产业。以及没入官府的籍产。是否可以授予田地让他们自行耕种。放宽汉军外出的禁令。是否可以让他们自行谋生。务必在于合理分布安插。不要拘泥于一种格式。使闲散的旗人能够自行谋求衣食。这样军队就不会有所牵累。从而认真训练。以成为精锐部队。缓解八旗生计的艰难。恢复国家禁军的强盛。一举而两全其美。大概非常之功。往往等待非常之人。这确实有待于今日了。臣所说的体恤旗仆就是这个意思。

译设立官职，分配职务。自汉唐直至元明，大抵都是重视内朝、轻视外任。汉代汲黯不接受太守的印信，唐代班景倩被召还朝，高兴得像登仙一样。议论的人认为朝廷对于内朝和外任的官员，不应该有所歧视。然而历代的官制，都是对内朝详细而对外任简略。朝廷是治理的根本，京师是国家的根基，那么重视内朝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像现在这样外任重于内朝，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是清贵显要的官职；各部院的属官，也是政务汇总的机构。为什么突然不如道台、知府呢？这是因为京官的俸禄收入太微薄，不能自给自足，于是垂涎外任的肥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风气。朝廷也就顺着他们的欲望，把它作为激励劝勉的手段。上级考核记名，以便任用为道台、知府。近来因为国家财政日益匮乏，京官的银两和米粮折抵之后，更加无法维持生计，于是纷纷投奔军营，跟随办理团练，以求出路。治理的根本、政治的基石，依靠它来整顿功业、振兴政绩的地方，却让人郁郁寡欢，觉得不能长久居住。这对于政体关系重大。而以侍从、郎官这样尊贵的身份，在外吏的庭院中弯腰曲背，在粗俗武夫的麾下奔走效劳，廉耻之道丧失，这对于人心风俗的危害尤其重大。沿袭日久，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既然自己不自重，别人也就轻视他们。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督抚及各路军帅，以后不得随意奏请京官供其差遣委用；并命令各部院现在供职的人员，不准从军办理团练。那些翰林院、詹事府、六科、都察院以及部院司员中通过正规途径出身的人，他们的俸银、俸米，应当如何酌情优厚供给，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公正办事，以肃清政体、挽回士风。至于京官羡慕外官，正所谓“好官不过多得钱”。而以现在的外官来说，则没有一钱是应当得到的。然而最终仍然羡慕他们，难道人人都想贪污受贿吗？这是因为外官有沿袭下来而不废除的陋规。陋规的主要方面，只有州县征收钱粮时的平余折耗，全部取自百姓。于是上司也以节日寿辰为名，道台、知府从州县索取，布政使、按察使从道台、知府索取。之所以不能废除而几乎人人如此、处处如此，为什么呢？大概自从耗羡归公，代替以养廉银之后，大员事务简单而廉俸丰厚，道台、知府以下，事务越多而廉俸越少。就以州县来说，廉俸多的不过千数百两，少的五六百两。而州县聘请一位幕友，就要花费数百金。所以即使是冲要剧县每年收入的廉俸，也不能抵偿其每年支出的十分之一。这还是承平时期而言。至于目前捐输摊派的款项，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从州县到道台、知府，所谓的养廉银，不仅化为乌有，捐摊的数额，甚至超过了养廉银的数额。捐摊，就是捐出廉俸、摊派廉俸。至于捐出廉俸而廉俸耗尽，布政使全部扣下廉俸不足以抵偿，仍然严厉催缴补解，取足为止。也不考虑所补解的钱从哪里来。这还是说道台、知府、州县的情况。布政使、按察使的养廉银较厚，捐摊不能完全耗尽，但自减折以来，所剩下的也所剩无几。臣在四川时，看到总督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仅剩下二千四百两。其中刑名幕友的束脩，就有一千三百两。幕友不止一人，费用也不仅仅是聘请幕友这一项。所剩下的钱用来办公吗？用来养活自己吗？近日官员捐输动不动就说廉俸，所积累的钱其实并没有所得，又从哪里积累呢？不过是拿出陋规的剩余罢了。因此现在的外官，论应当得到的钱，实际上没有一钱可得。古代重视俸禄来勉励士人，平民在官，俸禄足以代替耕种。现在则监司、方面的大员，不能与士人平民相比。所谓“无法办公”不过是托辞罢了。深究其义，大概是无法活命。而还说上面廉洁，那只有变成蚯蚓才可以。当担任官职处理事务的时候，要求他们曲肱饮水，即使是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先做事后吃饭，是人臣的道义，连吃饭都去掉了，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处理事务呢？颁布诏令供给粮食，是古今常理。不仅办公应当急迫，即使臣子的身家，也是君父所挂念的。所以重视俸禄是为了勉励士人，做宰相和接受俸禄不推辞。在今天，必定认为等待俸禄来勉励是可耻的，接受俸禄而推辞是可贵的。高则高矣，无奈终究是形势所不能允许的。苦于不能，而又不敢言说，那么不公开索取而暗中索取，就像现在所谓的陋规。朝廷并非不知道，只是因为它不暴露而听之任之。侥幸不暴露，就认为操守廉洁；不幸暴露，就认为卑鄙无耻。这是上下互相蒙蔽，教人作伪。因而绅士百姓挟制州县，州县挟制上司。地方有事，州县不敢查问；州县不肖，大吏不敢查问。各自竭尽才力聪明，作为弥缝隐徇的计策。于是有“家家贩私酒不犯是高手”的民谣。这种廉耻之道的丧失，比贪污受贿更严重。它对吏治、人心、风俗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废除有名无实的养廉银，而命令督抚以下，各自上报陋规的数额，斟酌其去留，令其足以办公自给。多的裁免，隐匿的治罪，著为法令。仍然多取的，以赃罪论处，从重治罪。这不仅可以整顿吏治、挽回风俗，还可以节省财政、缓解民困。只有道光初年，也曾有过这个提议。议论的人说人情多贪，定为定额，又将在额外多取，这个提议于是搁置。臣则认为天下中等才能的人多，没有借口，就会有所羞耻而不为；随之施加重罚，就会有所畏惧而不敢。如果真的贪得无厌，那么即使不定额，难道就不能多取吗？况且体恤他们尚且不自爱，上面的人施加惩罚

译内心便安定。处于下位的人即使受到惩罚也不会产生怨恨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挽回衰败风气的方法。

译处在多事之秋却高谈理学，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迂腐的。哪里知道世道的治乱原本源于人心风俗，人心风俗原本源于教化，教化原本源于学术。正统的学问如果不明晰，想要通过施行教化来淳厚风俗、达到太平盛世，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学术是政治教化的根本。清朝初年，理学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进行调和，实际上沿袭了前明遗留的流派，所尊崇的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而孙奇逢、汤斌、李容等人，敦厚推崇实践，大都能补救姚江学派末流的弊病。那些纯粹遵循程朱学说的，不过陆陇其、张伯行等几个人罢了。仰赖圣祖仁皇帝表彰扶持，一概以程朱学说为归宿。于是正统学问昌盛光明，国运隆盛，人才辈出，留下的风尚余韵，至今还依赖它。而毛奇龄、阎若璩这一类人，发扬孔安国、郑玄的余波，从事考据的汉学，与程朱学说相抗衡，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等到乾隆年间，文治日益兴盛，喜好古学、致力学问的人士，更加以考订广博相标榜，严厉批评性理之学的空谈，把记诵当作实学。中期开设四库全书馆，纪昀等人主持其事，探究精要、提取要点，凡是遇到宋代儒者的书籍，必定说出不满的话，用隐晦的言辞讥刺，对濂、洛、关、闽四派尤其严重。风尚所趋向，于是从乾隆、嘉庆以来，就把宋代儒者当作耻辱，性理道学互相鄙夷，偶尔提及，只当作笑料。翁方纲不背离程朱，恰好成了偏袒；姚鼐的文章以载道，终究显得支离破碎。虽然有一两个豪杰，如陈法、韩梦周偶尔出现其中，大概如同捧土堵塞黄河，没有什么补救。大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学问，到这里几乎就要熄灭了。拿性道之学的空谈，与见闻之学的广博相比，确实觉得汉学实在而宋学空虚。然而也想想圣贤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呢？不是学习做儿子、做臣子，在家侍奉父母，在外侍奉长辈的学问吗？拿身心上的实践，与口耳间的记诵相比，究竟哪个实在哪个空虚呢？何况文字训诂、器物数量、形体名称，是道理寄托的地方，不能把它们当作道理本身。讲求既已精微，反躬自省却没有丝毫涉及，文章制度，适宜于古代或不适宜于今天，从小读书直到头发花白，讨论精详，遇事却一点也用不上。那些见闻广博、著作等身的人，对于天理民彝的实质、身心国家的要害，漠然起初未曾介意，大概未曾听闻这些，这可以称为学问吗？难怪世道教化衰微，人伦道德匮乏，士人没有气节，百姓不兴起善行，逐渐衰败流至极点以至于有今天。现在异端学说相继兴起，用利益诱惑，充塞危害政治，尤其不知道哪里是尽头。那么想要端正人心、淳厚风俗以谋求太平，不推崇正统学问以振兴教化是不能做到的。为什么不仰法圣祖，提倡宗派风尚，退让孔安国、郑玄而进用程朱，轻视考据而推崇理学？当今世上能从事宋学的人，如倭仁、李棠阶，已经是硕果仅存，应该尊崇他们担任师儒的职务，责成他们教育皇族子弟的事情，像古代的胡瑗、孙明复，在太学设立科目，像近代的汤斌，即使是公卿也可以跟随请教学业，优厚尊崇他们的恩礼，而郑重其事，以此风示天下，豪杰兴起，四方风气震动，这在于朝廷的转移罢了。上行下效，比影子和回声还要快，君主和师道统一，尤其容易见到功效。果真能表彰扶持以继承先圣，正统教化就会昌盛光明，邪说自然就会沮丧，上面行礼下面学习，祸害百姓的人自然就不会兴起，孝悌忠信，可以让人拿着木棍来洗雪国耻了。臣所说的推崇正统学问就是这些。

右边是臣所上的十二条策略，谈论洗雪耻辱而不涉及用兵，能够自强才能使人信服；谈论用人而不涉及理财，得到人才则事务减少，事务减少则费用自然节省。揭露时弊，不避嫌怨，兼忘忌讳，好比医生，洞悉病症，才能下药。迁就时势，不发表高远难行的议论，好比病已危急，先治疗其表象。自认为岭南海边孤贱之人，忧患余生，只凭犬马般的眷恋之情，徘徊数月，不能自己，最终冒犯了伯宗的告诫，而违背了括囊的占卜。倘若蒙受圣明省察选择，身体即使处于危险境地，内心依然深感幸运。何况在归田负米之余，得以做太平之民，臣的志愿，在这里满足了。《诗经》说：“心中的忧愁啊，病得像头痛一样。”这是指今天的时势。又说：“心中爱戴啊，怎能不说呢。”这是指微臣今天的情况。臣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陈述时务八条疏 同治元年

裘德俊

臣认为天心显示警戒，星象变化屡次垂示，我皇太后、皇上能够谨慎对待天戒，深深担心用人行政稍有缺失，下诏征求直言，而且从八月以来，屡次召见各位大臣，仰见圣人明目达聪、勤求善治的至意。不仅九列大臣当面承受训谕者感到惶恐不安，凡是臣工，稍有心知血气的人，没有不感愧思奋，以图仰助高深的。臣谨就平日千虑一得之处，列举八条，为我皇上详细陈述。一是纪纲应当整饬。上级驾驭下级依靠权柄，权柄不弯曲依靠法律，命令必须执行，禁令必须停止，以此来重视王法而彰显法度。我皇上励精图治，凡是用来通令中外的事务非常详细，无奈大小臣工奉行不力，以致因循玩忽，振作有为困难。就像巡抚耆龄，奉命督师，救援浙江，天威至重，民命至危，竟敢观望拖延，逗留数月。

译给予轻微的惩处，已经算是法外施恩了。不久又接到总督的圣旨。提督田兴恕、总兵田在田，都奉旨督办防剿事务。有的拥兵不动，有的纵兵祸害百姓，种种胡作非为，都已被参奏查实。然而一个仍准许随营效力，一个仅给予革职处分。虽然明知朝廷用人自有其权衡标准，但特别担心带兵的官员，如果都仗恃有宽大的恩宠，就无法激发他们振作奋发的气概，这似乎对军务并非没有影响。其他如谕令军营不准滥加保举，而滥保的情况依然存在；革职官员不准奏请留任，而奏请留任的情况依旧。尤其重要的是，京营兵丁是否足额，早已奉旨责令查核，至今该大臣等办理得如何，没听说稍有起色。凡是这些内外大员，尚且不遵守法令，怎么能指望他们整顿下属并严明军纪呢？朝廷的赏罚，原本不是计较在一功一过之间，但政令的推行，迫切需要在普遍晓谕之后加以激励。应请圣旨责令议政王、军机大臣，严格依照历次所奉谕旨，限定日期严厉查核。至于各地是否遵照办理，以及覆奏是否迟延，如果与原旨不符，就将该大臣等从重参劾处分。这样大概纲纪得以整顿，内外官员都会知道奋发了。

一、完善地区应当保全。自战争兴起以来，贼势蔓延，东南地区危殆，捻匪又在东豫地区骚扰，回匪现在西秦地区叛乱，称得上完善的地区，只有直隶和山西而已。臣不了解山西是否已经严密防范，但深知直隶毫无布置。衡、冀、深、饶一带，土匪现在又死灰复燃；河、献、景、肃交界之处，流寇仍然肆意抢劫。虽然派有委员专门负责缉捕，无奈到处只知道索取差役费用，绝不询问贼情，以至于抢劫依旧，报复尤其惨烈。七八月间，献县孝举村王姓、河头店刘姓，肃宁县于家庄于姓、戴姓，刘家庄葛姓，都因为去年办理团练抵御贼寇，导致被仇杀。其他被抢劫的人家，多得指不胜屈。又如在夏季，深州紫金山聚集匪徒五百余人，无人敢去查问，地方官为之隐瞒掩饰，各大吏又毫无察觉，上下互相蒙蔽，毫无振作精神。河南、山东，起初就是误在这种情况上。直隶关系重大，却不考虑扫除内部祸患，那怎么能够保卫京城疆域呢？僧格林沁远在豫南，遮克敦布办事没有成效，如果没有严明的大吏，难以成功。至于该省捕务废弛，早已蒙受圣上明察。在当前时势下，似乎难以姑息宽容。应当如何加以整顿之处，出自圣上裁断，不是臣下敢随意拟定的。

另外臣还有请求的。如今近畿人心，急宜设法使之安定，不宜改变计策使之动荡。近年直隶捐输，日不暇给，劝捐的名目既多，办理捐输的逼迫勒索到了极点，人心离散，实在是隐忧。山西的情形，应当也不比这轻。应请圣旨责令两省督抚酌情区别对待，对于地种三顷以上者，仍须善于劝导，所捐款项尽数归公；除此之外，似乎应当稍留余地以缓解民力。人心既然稳固，国家的根本才可以不摇动了。

译第一项，旗人的户籍管理应当放宽。我朝定鼎之初，满洲世仆数量极多，盛况空前，实为亘古未有。二百多年来，人口繁衍，应当又比从前增加了百倍。然而仍然拘泥于旧例，严格限制防范，按名册进行稽查，遇事加以制约。现在又禁止旗人与民人交易产业，使他们不得耕种汉地，也不得从事商业等行业。凡是汉人谋生的途径，旗人都茫然不知。而八旗兵丁向来有定额，吃粮的不到十分之二三。闲散的旗人坐受贫苦，以致生计越来越艰难。这名义上是供养他们，实际上是困迫他们。近来京城抢劫盗窃案件层出不穷，旗人也混杂其中。他们甘心做盗贼，法律固然不容，但迫于饥寒，情状实在可怜。前任顺天府尹蒋琦龄曾上奏请求开垦屯田，已奉旨饬令查办。可见皇上体恤旗民的深切用意。臣愚以为，查核辗转，奏报需要时间，恐怕众口嗷嗷，缓不济急。而且房屋、牛具等费用，也恐怕不易筹措。与其用急切救时的政策，反而导致落空，不如先就简易的事情，举而行之。这样或许可以早日得到实惠。应请一面查办开垦，一面恢复旗民交易产业的旧例。闲散旗丁，有愿意从事农业商业等行业的，听任其选择。至于应当如何放宽禁令、严格稽核的地方，应令八旗都统会同户部妥善商议后上奏。如此办理，生计稍宽，将来移屯之举，也就没有挂一漏万的担忧了。

第二项，钱法应当恢复。方今天下的祸患，都在于财力不足，而京师尤其严重。钞票既已无用，官票又行不通。反复思考，只有仍然使用制钱最为便利。查自古以来的货币制度，只有制钱行之万世而没有弊端。自从改用当十大钱，物价囤积居奇，宵小之辈销毁铸造，大钱的价值不过仅相当于二钱或三钱之用。权力操在下层，公家只拥有虚名。商人售其奸诈，兵民徒增苦累。穷则变，变则通，因时制宜，不可不早做打算。现在铜斤短缺，恢复旧制困难，但并非不能逐渐实行。离京城三四十里的地方都用制钱，没听说哪里短缺，为何唯独京城旗民特别使用大钱，导致困苦。衡量政令，也不统一。如果在收支款项中，先搭配使用二三成制钱，逐渐增加，那么各地的制钱自然可以逐渐汇集。库存的大钱，也可以补充改铸的需求。血脉既然已经流通，举措自然没有阻碍。这确实是时势的一大转机。这在于皇上乾纲独断，命令必须执行。至于如何均衡收支、禁止价格高低不平的地方，应令户部妥善商议后上奏。至于先前官号奸商，藐视法律，祸害百姓，实在令人发指。自从上年勒令赔补，期限早已超过，却没有实际结果。现在又宽限三个月以示体恤。只是这些商人既然以前未能清理，未必以后能感到愧疚。应请旨将这些商人及原保人等，送交刑部严加追缴。如果供认并筹措归还，自然不妨假以时日。否则查照显皇帝原降谕旨，立即正法。使受累的贫民，稍平怨恨。这样政令严明，钱法自然没有阻碍了。

第三项，对地方官应当体恤。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地位虽然不尊贵，责任却极重。州县官员选任得当，天下就治理好了。只是州县公事繁杂，凡事加以防范制约，动辄牵掣，奏效反而困难。比如缉捕是当今要务，无奈处分越严，隐瞒越深。一切部例，分条缕析，援引纷歧，权力归于部吏。我皇上深鉴于此，曾饬令各部例案酌定纂修。臣愚以为，不必在例外议增，只宜在例中议减，务必归于简要，不取苛烦。这样容易知晓容易遵从，自然没有弊端。至于抢劫案件，与其限期届满予以纠参，导致滋生巧避，不如在限期内停止其更调，责成严拿。只要能抓获多名盗贼，无论本境还是外境，同一奖叙。这在弛纵之后，或许也是激励人才的一端。而且州县更有难言之隐。犯有贪污，自应参劾。不知道要清除源头，必须先始于大吏。至于州县命盗钱粮的解费，差使节寿的应酬，需用浩繁，没有钱财不可以成事。养廉银既已摊扣，耗羡又复归公，势必取之于民间，而小民滋扰了。应请旨饬下各省大吏，于一切浮费，永远裁除。除钦差兵差照例供应外，其余过往差使，以及本省上司，一概不准应酬。违者俱照违制论处。大吏受恩深重，正可借此自明。州县倘若再犯贪污，立即正典刑，也是应得的。宽严并济，吏治自然清明，而官场已经肃清了。

第四项，兵役应当联合。凡是州县都按规定设置捕役，也都按规定设置泛兵。原本期望文武同心，兵役一体，所以重视捕务。近来缉捕，都推诿给文员，武弁则不相闻问。都守以上，职分较优，只在于无益实用，尚不至于别生事端。若干把以下，倚仗不是地方官所管束，无不任意妄为。袒护兵丁，是他们的积习。甚至聚赌窝娼，豢养盗贼招引匪类，间或被告发。经过州县差传，则抗不到案。遇有缓急，经过州县知会，则拖延不同行。

译导致文武官员不和。监狱与城池的防守，不派遣军队协助守卫；押送命案、盗案赃款及饷银的鞘箱，不拨派士兵护送；更棚与窝铺的治安，不分派士兵巡逻缉捕。州县官员因为不属于自己管辖，无可奈何。因此，在盗劫重案中，由武弁士兵抓获盗贼的情况，简直从未听说过。等到州县官员破获案件，却又开列武职人员名单，恳求在详细上报时加上“协同办理”的字样，以免受处分。白白耗费军饷俸禄，实际上毫无成效。盗贼横行无忌，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臣愚昧地认为，想要寻求整顿，必须予以变通。应当请旨命令各省，凡是府、厅、州、县所设置的营汛各兵，无论是否与地方同城，除了由本管武官照例统辖外，一并归地方文官兼管。每月由文武衙门共同点名考勤，士兵与壮丁役夫一同操练防守。至于某营某汛是否有破获案件，每在月底，由地方官上报给管辖的总督、巡抚备查。这样勤勉与懒惰立刻就能区分，赏罚有了依据。从此兵役联为一体，呼应较为灵敏，既不至于空挂名目冒领军饷，也不至于放纵盗贼骚扰百姓，那么捕盗事务就会日渐好转了。

一是捐纳制度应当澄清。近来捐官的条例频繁开启，人员素质几乎无法考究，吏治因此废弛。虽然屡次有朝野内外条陈奏报，但尚未显示出区别对待的措施，弊端恐怕未能完全消除。臣愚昧地认为，紧急应当查禁的，没有比商人捐官更为重要的了。查考捐官条例，必定从贡生、监生开始，贡生、监生必定有“俊秀”的字样，并不是说不是俊秀的人，也准许捐官。出具保结的官员不体察此意，只要不是仆隶，一概出具保结，致使市侩之徒，都成了暴发户。这种趋势不可不防范。那些安分守己的良商，大抵都安于固陋，必定没有非分之想。凡是捐官的商人，绝非善类，他们平日追逐利益像追逐猎物一样，习性与本性已成，欺诈侵吞，毫无顾忌。因此，五宇之狱尚未终结，天干之奸随即暴露。让这些人滥竽充数担任地方长官，政绩还可以问吗？又听说有众商合伙捐官，一人出名赴官，众人随同牟利，变诈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的心意何在？臣并非不知道多一个捐生就多一项捐项，无奈所得有限，遗害无穷。况且商人自有子弟，如果确实有报效朝廷的殷勤之心，尽可以为他们子弟报捐，对于捐项也没有妨碍。应当请旨命令朝野内外永远禁革，凡是本身目前从事商贾，以及曾经长期混迹市井的人，只准许捐虚衔杂职，不准许捐正印实在官阶。如果有蒙混报捐，以及含糊出具保结的，一经发觉，都要从严议处。从此人员素质可以逐渐澄清，而吏治也会蒸蒸日上。

一是审理案件应当谨慎。凡是民间冤屈压抑，恐怕下情不能上达，准许他们来京城陈诉，仰见皇上勤恤民隐的至意。近来京控案件，凡是奉旨发交本省亲自提审的，一年不知有多少起，而平反的案件，百中无一。虽然其中借端好讼的人，偶尔有其人，但实在含冤的人，也不少。在于审理者，平心推求，大概没有冤枉或放纵。无奈名为亲提，实则大吏发交首府，首府发交首县，首县则又禀请询问案件委员，纷纷聚集在审局之中，敷衍过堂，不求甚解。甚至仍然调原审州县，也参与其间。原审官员固然无不回护以前的错误，委员也无不瞻徇情面。所以凡是京控者，一经回到省城，无论是非曲直，先已视若仇敌，必定施加酷刑，直到符合最初的供词才罢休。试想小民懂得什么，如果不是有大不得已的情况，何至于跋涉艰难，来京城控诉。然而奉旨交审后，仍然没有青天，沉冤海底，他们的怨郁之气，或许也上干天和。先前彗星出现、流星划过，未尝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臣私下认为，总督、巡抚任重事烦，无暇兼顾，而按察使总理刑名，是其专责。如果事事委托他人，何需此按察使呢？应当请旨，以后凡是奉旨交审的案件，与其名为亲提，仍归派审，不如专门归按察使审理，以加重责成。按察使都是特简的大员，相信不至于有所迁就，大概冤屈可以平反，而刑法也都彰显详慎了。以上各条，谨据管见所及，披沥直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臣无任惶悚之至。

译应诏陈言疏 同治元年

黎庶昌

臣愚诚拜读七月二十八日因星象变异而颁布的诏书，恳切征求中外臣民的直言，特别放宽忌讳，希望听到那些幽隐未达、遗漏缺失的意见。由此仰见皇上敬畏天命、励精图治的深切用意。臣私下庆幸，诏书一下，必定有正直的臣子和烈士，倾吐肝胆，发表正直的言论，刚直不阿，以震动天听，指明利害，为当代消除积弊，为万世开创太平，为国家巩固根本，为百姓振奋节操气节，上以挽回天象变异，下以尽人事之责。然而过了一个月又十多天，王公宰相没有进言的，督抚大吏没有进言的，甚至台谏诸臣也没有进言的。臣愚昧微薄的心意，不胜愤懑郁闷，谨应诏冒万死之罪，为陛下进一言。

臣听说天道福佑善良而惩罚淫邪，阴阳调和则带来吉祥，阴阳乖违则导致灾异。吉祥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危亡，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则。所以圣人依据天道来警示人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星陨、山崩、河竭、螟虫、旱灾、水涝、雨雪、昏暗等灾异，无一不详细记载，以表明天道极其严厉而令人敬畏，不可因细微小事而忽视。周朝衰微，圣王不再出现，逐渐衰败直到秦汉以来，祸乱日益严重，灾异尤其多。然而大的灾异，是危亡倾覆的征兆；小的灾异，也是政治错乱的验证。历史所记载的，殷商的教训昭然若揭，不可欺骗。

自陛下即位以来，才满一年罢了。去年冬天金州地震，雨雪不降；今年正月日晕三次，二月星象变异；春夏之际，阴霾白天昏暗的情况多次出现，大风扬起沙尘堵塞河流，河北旱灾蝗灾交替发生，陕甘大水淹没了总督，秋天京师等地发生大瘟疫，死者相望；广东飓风席卷千余里，人民伤亡数以万计；七月流星陨落，彗星又出现在西北。这些都是异常的灾变，在一年之内密集出现，以警戒陛下，并非小小的灾异之事，令人寒心。

陛下知道天命可畏，在深宫中修省警惕，以消除灾变，所以诏书下达几天后，星象就恢复正常。即使是太戊将桑树化为吉祥，成汤祷告求雨，也不能超过这个效果。由此可见天人之间的感应极其迅速，也不可欺骗。那么，革除今日的积弊，施行先王的德政，吉祥难道不会立刻到来，灾异难道还会再发生吗？臣希望陛下体察臣的愚昧而宽恕臣的罪过。

陛下身处法宫之中，尊居九重之上，众臣僚不能当面进言，豪杰之士不能进献忠言。虽然陛下殚精竭虑，竭力谋划天下的治理，但本末轻重、利害得失，既未能全面考察而透彻了解，又未能集合天下的才智，深思熟虑以求万世之安，只是委托给诸王大臣。诸王大臣并不都具有深远的见识和长远的眼光，敢于承担天下的重任，只是畏缩推诿以敷衍塞责罢了。天下是重大的职位，治理天下是公共的事务。陛下居于天下的大位，办理天下的公事，想要拨乱反正，不引进天下的英贤杰士，与他们谋划不可动摇的根本，开创百姓未曾有过的基业，只是拘泥于绳墨规矩，牵制于条文义理，坐等天下安定，这也是倒退着向前走以求前进的计策啊。

臣观察今日的大势，如同人患有肿病，四肢不能运动，日渐消瘦，臣担心痿软疲乏不起的病症，已深入膏肓，一旦元气断绝，国家就有无法挽救的祸患了。贤才是巩固国家元气的。人没有元气就会死亡，国家没有元气就会灭亡。近来陛下也曾急切以求贤为事，然而一年之中，特别提拔的奇材异能之士是谁？咨询的鸿识博学之士是谁？征召的山林隐逸之士是谁？提拔的末僚下位之士是谁？公卿大臣推荐的又是谁？陛下有求贤的意愿，而众臣没有求贤的心意；即使有求贤的心意，而陛下又不显示求贤的标准。于是天下的贤才在草莽之中消亡湮灭，最终无法自我展现。甚至有人目天下为无才，难道不荒谬吗？

现在谈论求贤的人，动不动就说依照惯例。依照惯例，那么人人都贤能，就没有不贤能的人了；依照惯例，那么人人都可以自我进身，就不需要陛下去求贤了。贤才，是用来应对非常之事的，越求越多，不可以用惯例来限制。设立惯例来等待豪杰之士，他们既然不肯屈就，而忠臣智士又受限于惯例，不能施展才华，充任惯例的多是庸俗浅陋、平庸冗杂的人，不足以与他们商议天下大事。这三种情况都是惯例造成的危害。陛下因循守旧而不改变，难怪纠纷错乱，王政没有纲领，百事崩坏，到了这种地步。

陛下如果真的能扫除一切文法，仿效汉代求贤的意思，参酌司马光十科的建议，责成众臣求贤，都询问他们适合的人才，书写推荐上来，及时提拔任用，贤才多的人受上赏，壅蔽贤才的人受大戮，不必局限于军功这一条途径，不得遗漏幽隐之人而不举荐。陛下广泛咨询，宽厚收纳，量才录用，实行几年，臣看到中国元气振奋，而痿软疲乏的病症就可以痊愈了。今日人心之所以败坏，国家之所以孱弱不振，是因为朝廷没有策略来激励和倡导啊。

译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新政接连出台，人人都伸长脖子盼望，认为中兴的局面早晚就能实现。等到实行了几个月，士气却渐渐低落下去了。孔子说：“追求速度太快反而达不到目的。”孟子说：“前进太猛烈的，后退也迅速。”《中庸》只称颂至诚是永不停息的。这三者之间，是不可以不深入考察的。

陛下的士气端正，天下的风气就端正；陛下的士气衰败，天下的风气就衰败。陛下对上承受先帝托付的重任，对下维系四海百姓的期望，早晚谋求治理，希望实现中兴。却用文章辞藻来选拔人才，用法律条例来处理政务，这就像束缚千里马的脚，却想让它跑完千里路程一样。如今的弊端，可以说是方法太多了。说守法，胥吏却玩弄法律；说考核官员，百官却荒废职守。宰相公卿，不挑选贤能愚笨，只按照资历次序来凑数；督抚大吏，不问才能高低，只凭资格依次升迁。满汉分设官职，这不是官员必须齐备的本意；地方长官轻易调动，这是扰乱百姓的根源。百姓的疾苦不能上报，皇恩德泽不能下达。疏通正规仕途而官场依然阻塞，寻求直言进谏却听不到极力的劝谏。谈财政则财政日益困窘，谈军事则军队日益懈怠，谈教化则教化无法推行，谈风俗则风俗不淳厚。所有这些，都是急需改革的弊端，也是陛下如今尚未施行的。臣请求为陛下深切指出：胥吏玩弄法律，这是不把握大纲的过错；百官荒废职守，这是不责求实效的过错；授官论资历，进人凭资格，这是怠于衡量才能的过错；百姓疾苦不上报，恩泽不下达，这是粉饰太平的过错；官职分满汉，这是界限太分明的过错；轻易任用地方长官，这是忽视百姓疾苦的过错；官场不清澄，这是不珍惜名位器物的过错；直言不尽，这是厌恶听到过失的过错；财政日益困窘，军队日益懈怠，教化无法推行，风俗不淳厚，这是安于积习、不思变通的过错。

陛下是天下百姓的父母，是中兴的明君，尚且不能扫除弊端而彻底清除，还能指望谁呢？因此朝廷之上，因循守旧，议论纷纷，不仅遇到大疑大难，互相看着发呆而不敢承担，即使是小小的劳怨，也退避不及。遇到艰难，就说没有方法；讨好迎合，称为合乎时宜；把尽忠尽孝的人看作大愚，把讲求利弊的人看作多事。没有正色率下的道义，没有尽忠纳谏的诚心，没有推贤让能的美德，没有以死勤事的节操。白吃饭占着职位，廉耻之道消亡。这就是纲纪之所以摇摇欲坠，而陛下中兴的治绩，只是拖延岁月，铺张形式而没有收到实效的原因。

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也曾愤慨于内外臣民的沉默，而大计无人听闻。所以声威一发布，远近震动。蒋琦龄进献中兴的策略，王柏心陈述经纶的篇章，海内人士向往，正气得以伸张。不能说天下没有人才了。然而先前御史曹登庸因多言被罢官，职员庞鹤年呈递封事，没有听说奖赏提拔，以激发敢言的勇气，培养忠孝的根源，反而以越职之罪编管。此后进言的人寂寥无声。这可见天下人已经揣测陛下的意向，而闭口缩舌退却了。天下没有人不愿意陛下稍微和颜悦色，而想要效忠竭诚以待任用。担心陛下不通过这条道路，如果不通过这条道路，那么壅蔽的祸患就产生了。先前虽然多次下达直言的诏书，但其大要不过在内责备谏官，在外责备督抚罢了。而对于士民陈献的路径仍未开通，百官职事的禁令仍未放松，国家的大计仍未去除忌讳。忌讳多，那么采纳都是虚的；禁止陈献，那么听受就不宏大了。陛下何不大大开放天下的忌讳，使人人能尽自己的愚见，那么谏诤的气节就伸张，而万世的议论就出现了。

译天地刚毅正大的气概，凝聚于中国，中国的士人必定有能担当此任者，不应到了今天还不能发泄出来。然而我私下观察当今的士气，颓废散漫而不振作，为什么呢？我又知道这是因为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对。古代乡举里选，尚且以考核品行为难，后世改变科举来选拔人才，一切已不是先王的旧制，然而还咨询时务，兼举实际才能，并且广泛设立科目来等待他们，尚且能从中得到十分之二三的人才。现在却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困在考场之中，而考场中的士人，又把一生的精力，不用于效命宣劳，只是困在八股文、小楷、试帖这些毫无用处的事物上。天下人茫茫然听不到大道，而考试他们，又只在字句点画之间取士，这也可以说是靡靡之音了。使得天地刚毅正大的气概，消磨沮丧，而没有一点留存。教育不遵循孔孟程朱而遵循王安石，士人不讲求修身齐家诚意正心诗书礼乐而讲求小楷时文，世人不崇尚礼义廉耻而崇尚钻营奔竞。朝廷以此期望士人，士人以此报效朝廷，因此人心日益败坏，人才日益平庸，风俗日益低下，国家道路荆棘丛生，圣道熄灭，漫长的黑夜令人痛心。臣愚以为，写八股文的士人，靠资历做官的人，实在不足以担当非常时期的特殊任用。又私下惋惜陛下怀有用贤的美意，乐于求才却疏于识才，急于取才却略于培才，何不废除一切八股文、小楷、试帖的弊端，兼举德行、才能、文学，以及孝悌力田、茂才异等、博学宏词、直言极谏之类，以恢复前代选拔士人的良法呢？陛下的喜怒，就是天下的真喜怒。高兴就必定赏赐，愤怒就必定惩罚，天下人称之为真正的赏罚。过去肃顺、端华等大逆不道，为天下人所切齿痛恨，陛下奋起雷霆之威诛杀他们，天下没有不服陛下至神的。近来何桂清以误国罪魁，江南百姓，没有不想吃他肉的，陛下徇私情而不诛杀，天下于是惋惜陛下不果断。赏罚是天子与天下共有的，不能私自决定的。赏罚在上违背常理，民心在下就会松懈。陛下正奉行天意进行讨伐，将帅如林，海内豪杰，仰慕归向，希望形成云合响应的态势，而赏罚一旦违背常理，就坐失众望，这是不可理解的事情。陛下的赏罚败坏，那么天下的赏罚没有不败坏的，都令人惋惜。名器是赏罚的大端，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现在开捐筹饷，借名器来救济天下的困穷，应该可以充裕国库了。而我见近年以来，捐例日益繁多，捐价日益减少，报捐的人日益增多，四方告急匮乏的情况，反而日益严重，得不偿失，有明确的证据了。陛下继承祖宗极盛之后的基业，为何把黜陟的大权，反复于部议，假手于吏胥，承受卖官鬻爵的名声，做直尺枉寻的打算，奔竞海内，流毒朝廷，百姓得以遭受其殃，陛下不能禁止其弊端，这也不是当世的利益。无论非常杰出的人才，不由此途径，国家用人之法，不必以此为重，而堂堂中国，三纲五常所系，政教典礼所出，戎夷蛮狄所瞻仰，自令官方混浊，善恶不分，奸宄同原，贪婪杂出，也断非圣朝所宜。鄙夫孺子今日入兑明日升庸，而与公卿相揖让，商贾皂隶今日舍业明日居官，俨然操国家之大权，君臣上下只见以利相接，臣担忧国家危亡了。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之势，何以异此？故臣私下认为，目前的积弊，没有比开捐更糜烂的了。士人不必读书而登大位，百姓不必耕种而服美官，天下人，见其取之至速且易，于是苟有蓄积者，辄思出此苟且至便之计，趋众骛，如蝇蚋之集朽腐，溺而不返，不特无以抑生人侥幸之气，养国家廉让之风，而反令天下之人以为民为耻，其患非浅鲜矣。陛下建中兴之治，十已四五，而此端不塞，臣实病之。名器之坏如此，因之有官之害。内而王公宰相以下，名以数千计也。外而督抚将军提镇以下，名以万余计也。此犹正额也。而每年科目之所得，开捐保举之所进，几十倍之。综计天下之官，当不下十万人。而仆役书胥几乎数十倍者，尚不在此数。夫开捐则滥，滥则易，易则视官为私物，几成子孙世袭之珍而富家便利矣。官员则滞，滞则贫，贫则无所不为而寡廉鲜耻矣。二者交互成为国家的大害。国家有这数十万的游民，既不能自食其力，必坐安袖手以待元元之养，而百姓方流离琐尾，无一日之安，无一省之靖，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加以军输追迫，有司侵渔，未有穷极，尚冀其能安贫忍死，而无横溃决出之虞哉？臣恐河北之响马

译江淮地区的长发军，安徽、河南的捻军逆党，四川、贵州的苗族教众，云南、陕西的回族叛乱，从此无法再被平定。此消彼长，交替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而国家衰败的轨迹已经显现。因此，我私下揣度，当今天下的危险之道有十二项，而内外的贼寇不在其中。开设捐纳以谋取利益，上下互相征敛，这是第一危。官员冗杂，贻害百姓，这是第二危。捐厘抽税，刻薄剥削没有止境，这是第三危。律例互相牵制，各项政务不能推行，这是第四危。用空话粉饰太平，务求表面安宁，这是第五危。言路不广，见闻多狭隘，这是第六危。士人没有实际行动，正气不能伸张，这是第七危。礼义廉耻，上级没有倡导表率，这是第八危。官员任用不择人，只按惯例选拔，这是第九危。地方长官没有实权，滥授官职且轻易调动，这是第十危。兵制破坏，军队散漫不整修，这是第十一危。财源枯竭，不思变通，这是第十二危。不仅如此，京师也有十项危险。没有精锐的军队，这是一。没有一个月的储备，这是二。游民众多，这是三。盗贼公然横行，不使用重典惩治，这是四。旗人坐吃闲饭，毫无生计，这是五。商民操纵物价，价格高低无常，这是六。律例屡次更改，法令不统一，这是七。户口繁多，没有统领记载，这是八。官员俸禄不足，无法供养廉洁，这是九。闲暇时日，不策划防备，这是十。凡是这些危险之道不消除，却想坐着治理天下，难道不难吗？近来陛下也曾试图革除弊端。然而革除不彻底不如不革除，因为革除与不革除效果相同。也曾试图兴办利事。然而兴办不力不如不兴办，因为兴办与不兴办效果相同。治理国家如同张弦建房。弦破旧不更换而重新张设，弦就无法调准；房屋倒塌不重新建造，房屋就无法居住。并不是更换新弦就认为前人制弦不好，重新建房就认为前人建房不坚固。如今天下大局，败坏到如此地步。陛下只使用守成而不使用开创，不知道法度弊坏不改变，就无法守成；事务繁杂不精简，就无法守成；人才不更新，就无法守成；积弊不消除，就无法守成；律例不放宽，就无法守成。臣愚昧地认为，今日的事情，应当以开创作为守成，然后天下才大有可为。陛下为什么不借鉴前代治乱的原因，考察今日得失的缘由，加重地方长官的权力，讲求选拔士人的方法，放宽任用贤才的标准，拓宽听取言论的途径，消除官员的危害，停止开捐纳的途径，去除满汉的名分，破除律例的陋习，推行纸币的法令，挽救兵制的败坏，延请天下贤才，开诚布公，与他们筹划根本稳固的基础，开创百姓从未有过的功业，或许足以恢弘国脉，而光耀先帝的旧德。陛下以年轻之龄登基，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志向在于中兴，又有两宫皇太后亲自裁断大政，同心协力处理事务，用来在艰难中宏大济世，实在是百代的昌盛时期。所以臣敢冒死上书言事，粗略陈述大略，也不知道自己的言论触犯了忌讳。从前宋朝在南渡之后，君臣上下，安于一隅，厌恶听到恢复中原的说法，陈亮以一个书生，尚且多次上书陈述当世利害，想要感动孝宗。何况陛下是大一统的君主，与圣祖相符，虚心求言，乐于听取，难道可以诏书下达一个多月，而没有一个人竭尽忠诚和愚诚，来回应陛下的清问吗？陛下不认为臣狂妄愚昧不肖，赐予优容，使臣能够说完自己的话，条列举述事务来上报，这更是臣微小犬马般的忠诚，不胜大愿。干犯天威，罪当万死。臣谨言。

译同治初年，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当时朝廷内外的官员，都纷纷呈递奏章，陈述意见，皇帝广泛采纳，多得无法尽数。至于士人伏在宫阙上书的人，也接连不断。这些人出身民间，愚钝直率，不懂朝廷体制，大多受到谴责或放逐。唯独这份奏疏蒙受了皇帝优厚的旨意，获得了深厚的荣耀待遇。奏疏的内容一经传出，就在京城传诵。其言论详尽而能抓住要害，切中时弊。它之所以能感动天听，长久地获得皇帝特别的赏识，并非偶然。还有一份补充陈述条目的奏疏，引申法规，尤为完备。因为未见施行，所以没有收录。

谨陈时事首要奏疏 同治二年 邵亨豫

我私下看到皇太后、皇上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广开言路。凡是臣子进献的建议，只要对时事稍有补益，没有不被采纳的。我私下认为，叛贼起于广西，蔓延到大江南北，已经十二年了。近年金陵叛贼的势力，蔓延到江浙，东南的形势，不如庚申年以前。捻军践踏齐、豫地区，四川匪徒又扰乱秦中，西北的形势，不如壬戌年以前。然而天下的臣民，欢欣地盼望治世，都认为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寇盗指日可灭。这难道不是因为圣明的君主在上，正直的人汇聚进用，朝廷的举措，确实深得民心吗？我向来愚昧，又长期隐居田间，对时事大多不了解。谨就我有限的见识，来效法陈述意见的本意。

第一是整顿吏治。与皇上共同安抚百姓的，是贤能的州县官；与皇上共同选拔州县官的，是贤能的高级官员。皇上不能亲自安抚百姓，就把责任寄托给州县官；皇上不能识别州县官，就把责任交给高级官员。州县官职位虽然低微，但与百姓最亲近。民间的疾苦，只有州县官能最先知道；民间的风气，只有州县官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爱护良民如同爱护子女，那么民心喜悦，法令就没有不能推行的；痛恨奸民如同痛恨仇敌，那么盗贼的源头就清了，大盗也就无从兴起。得到一个好的州县官，那么一个州县就治理好了；得到一百个好州县官，那么一省就治理好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除了科举之外，就是选举。自从经费稍有不足，才开始有了紧急捐纳报效的条例。皇上选拔贤才不拘一格，给每个人上进的路，但仍然把官吏的贤与不贤，听任督抚考察核实。本来不是提拔不知姓名的人，而把我的百姓都托付给他们。对于督抚这样的大员，身受皇恩深重，自然应该体谅皇上视民如伤的情怀，任用官员只取贤能的心意。对于属员到省，秘密考察其人品是否端正，深入探究其心地是否正直，暗中核实其操守是否廉洁，公开测试其才具是否出众。如果德才兼备，操守和作为都优秀，这是出类拔萃的人，自然堪当重任。即使德行有余而才能不足，操守有余而作为不足，加以历练，也可以造就人才。倘若市井习气深重，把地方作为谋取盈利的计策；逢迎取巧，把攀附权贵作为利己的谋算。即使是科举出身中有这种人，也一定严厉弹劾；捐纳出身中有这种人，岂能姑息宽容？无奈督抚居高临下，本来就难以全面了解，又不考虑民生的休戚，只关系到个人的进退。等到掌握实权，任意妄为。漕粮的浮收勒索有定数，就从诉讼案件中索取；诉讼案件的勒索不足，又从捐输中索取。万民利害所在，视如隔膜；个人利益所在，争先恐后。胥吏都是他们的爪牙，乡民供其鱼肉。在风俗淳朴的地方，百姓原不难低头顺从。等到时间久了发生变故，激成祸端，往往聚集乡愚，哄闹衙门。于是才选择向来声望好的人，与百姓重新开始。但百姓对官员的怨恨已深，百姓轻视官员已甚，即使有善政，改变也很难。大的造成伏莽之患，小的也是风俗之害。自古以来，盗匪作乱，其端都起于细微。追寻根源，每每酿成于官吏。百姓视官员如父母，那么子弟没有忍心背弃父母，抗粮好讼无从兴起。官员痛恨百姓如仇敌，那么人情不能爱其仇敌，风俗人情因此败坏。所以我认为，考察官吏是安定百姓的关键，考察官吏之外没有安定百姓的方法。安抚百姓是催征赋税的根本，安抚百姓之外没有催征赋税的方法。只在于各封疆大臣，对于所属官吏，不必问其出身何途，总应当以亲近百姓为最重。谨慎选拔循良之吏，让百姓休养生息。不要喜欢趋奉的巧诈，不要徇情面过多，不要姑息养奸，不要因循成变。不要因为委用在前而有回护之见，不要因为访闻难确而忘记壅蔽之多。只总以爱民的一念，结之于至诚。诚则生公，诚则生明，诚则有感斯应。高级官员为皇上选拔州县官，州县官为皇上爱护百姓。一省如此，省省如此。循吏的政绩奏效，政治太平而天下太平了。

第二是慎重招抚。今日的盗贼，尽是昔日的良民。忘记食毛践土的恩情，逞封豕长蛇之害，甘为悖逆，荼毒生灵。即使丑类尽歼，还觉得其罪未蔽，哪里有所谓招抚？然而当贼势方盛，兵力稍单，既想专力于渠魁，不得不稍宽其党羽。又当贼势已衰，军威方振，既已骈诛其大憝，不得不曲赦其胁从。又若久踞连城，翻然归正，则疆圉因

译凭借攻克收复之功，不得不记录他们微小的功劳；又或许身处逆贼氛围之中，真心在内策应，从而使凶顽之徒得以剪除消灭，不得不奖赏他们微薄的诚意。于是估量其情节尚属轻微，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出路；察知其内心可信，宽恕他们过去的罪过。这确实是我皇上如上天般好生之德，以及各位将帅因时制宜的运用。所担忧的是罪恶已盈满、力量屈尽而投降的人，只是暂作休整之计；鬼蜮伎俩方才施展，借名义接受招抚，仍怀有窥伺之心，拥有一众部曲，占据形势险要之地。在艰难之时，不能像指臂那样听使唤，恐怕太平之后，仍会有宵衣旰食的忧虑。臣之所以审时度势，固然不敢说剿灭可以专恃而思患预防，终究也不敢说招抚完全妥善。有人说自战争兴起以来，从贼中归顺的人，不乏人才。据臣所知，张国梁在广西投诚，等到向荣死后，屹然成为东南的长城；韦志俊在皖南投诚，跟随楚军转战，卓然成为东南名将；谭加耀、唐仁廉等人在军队前列效力，累积功劳已达到独当一面。臣认为这几个人，固然都是身陷贼中，心中知晓大义，一旦脱身来归，不惜粉身碎骨以图报答。至于此外从金陵投诚的薛成良，不久就叛变了；从凤阳投诚的张元，不久也叛变了。招抚局面不成，最终归于剿灭。然而这终究是在贼势较盛的地区，姑且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如果稍微完善一些的地区，偶尔有盗踪窃起，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土匪，或者是习练邪教的不法之民，当其势力尚未蔓延时，不难迅速扑灭。那么更不可贪图招抚的容易，畏惧剿灭的困难，坐视事态日渐扩大，任其负隅顽抗、铤而走险。倘若所顾虑的只在眼前，所筹划的只在羁縻控制，甚至奏请官阶，给予他们俸禄地位，坐视朝廷的名器，反而加诸草野的乱民身上。刚招抚就叛变，贼人的胆量更加嚣张；刚叛变就招抚，贼人的计谋更加得逞。当此时事多艰，臣怎敢以迂阔之见，上渎圣听。只是念及国家体制不可不尊崇，后患不可不防备。伏愿皇上敕令各省大臣，对已投降的人训以忠义，希望暗中消除反侧之心；对未投降的人权衡轻重，不要过分依赖网罗之术。总期望能剿灭而后能招抚，不可因为招抚而反而忘记剿灭。深思远虑，以拯救百姓，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一曰巩固屏蔽。古代建国，千里王畿，其外侯甸男采，星罗棋布。畿辅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直隶是畿辅重地，而河南、山东两省，拱卫皇畿，确实是直隶的屏蔽。每当两省小有蠢动，畿辅也不免戒严。臣愚以为今日之计，固然以肃清捻逆为急务，尤其以肃清内寇为先务。然而河南的河北三府，民情尚安；归德毗邻安徽，既有重兵屯扎；汝宁、南阳毗邻湖北，又有楚军夹击。河南如蒯贺、孙、张曜等人，久经行伍，尚易力图剿办。山东则伏莽处处，沂州的幅匪，盘踞七十二圩，即使每圩千人，业已不下数万。此外兖州的教匪、淄川的团匪，啸聚已久；武定的枭匪、曹州的会匪，出没无常；即使东昌的降众，也伏匿田间，时时蠢动。东省存营的士兵，本来形单势薄，而新招募的勇丁，又缺乏训练。况且筹饷之难，超过筹兵之难。商贾流通，只在海口，捐厘即属有限；绅富的资财，多依赖田亩，捐输也有难行之处。自从盗匪踪迹日渐猖獗，即使钱粮的征收，也复阻隔。臣以为东省岌岌可危的情形，较之河南为倍甚。现在各匪虽然尚时起时伏，但根株盘踞，声势联络，必至滋蔓难图。急宜厚集兵力，选择知兵的大员、得力的将弁，无论现在何省，准许山东巡抚奏明飞调来东，统带全军，朝夕训练，驻扎适中之地，相机进剿，庶几逐渐期望肃清。至于捻逆的到来，飘忽无定，声势盛大，动辄数万，官军寡不敌众，迎击颇难。现在豫东两省，仿坚壁清野之意，修筑城圩，贼人火器少，不利仰攻，且志在掳掠，城郭易守。但百姓多而城圩少，贼踪一过，村落为墟，一县人民，死伤流离，少也数以万计。那么又不得不急筹剿灭以救生民。现在僧格林沁在蒙亳一带，追剿窜匪，连获巨捻，渐次肃清。但余匪伏匿尚多，而邳州、宿州负固依然，那么山东一省，尚难安枕。况且登莱东路，尤觉空虚。德楞额一军，虽驻峄县未能得力，宜由僧格林沁处另派大员督兵，专驻沂州，那么外寇的窥伺，既可严防，内寇的纵横，亦可协剿。并请敕令僧格林沁会合南路各兵，趁此声势，合力进剿，那么又不只是畿辅的屏蔽肃清，而北路无不奠定了。

译第一条是整顿军队。古代没有专门的士兵，士兵就是农民。扛着锄头、背着犁具的人，就是古代的强兵。春季搜捕、夏季除草、秋季打猎、冬季狩猎，就是古代的军事训练。因此有士兵的作用，却没有养兵的耗费。后来兵与农分离，整顿军队、讲求武备，历代的制度沿革各不相同，但总期望用百姓供养士兵，用士兵保卫百姓，士兵有实际效用，而费用不白白浪费。没有像今天这样，耗尽民力来养兵，却得不到士兵的作用的。

国家太平日子久了，武官沉溺于安逸，忘记了训练。既虚报兵额，作为中饱私囊的资本，所有在籍的士兵，只供差役使用。等到一旦战事兴起征调，大都是疲弱不堪，不能上阵作战。于是又舍弃士兵而招募勇丁。勇丁的粮饷既已聚集，士兵的饷银更加短缺。从此在军营的士兵，逃役谋生的，名册空存；留在军营当差的，还不如乞丐。因此更加确信士兵不可用，而勇丁确实可以依靠。不知道士兵和勇丁同为百姓，只看统领他们的是什么人罢了。只有治理勇丁的人，能用治理士兵的方法来治理勇丁，用忠义来训导他们，训练他们的技艺和勇气，没有虚报名额则理直而令行，不扰民则近悦而远服，行军不乱队形，驻扎必筑营垒，甘苦与共，赏罚必定公正，上下一心，指挥自如，战必胜，攻必克。这不是勇丁的力量，而是治理勇丁的力量。否则拥有一群乌合之众，驱使未经教化的百姓，利益不相让，祸害不相救，不仅遇到贼寇必定溃败，反而效法贼寇的行为，使民间畏惧勇丁如同畏惧贼寇。这也是勇丁，勇丁本来就有不同。

臣认为战争时期，不得不兼用勇丁，但长久之计，不可不仍然训练士兵。现在江苏、浙江沦陷的省份，固然已经没有所谓的士兵了，至于其他省份，应请将全省定额士兵，统一抽调五成赴省，淘汰老弱，补充精壮，派遣懂军事、精明干练的大员，早晚训练。那些技艺不堪造就的，斥退另选。那不服从调动的五成士兵，就命令各营营官认真操练，以待一年之后，分批调往省城。这样，则技艺日益精进，兵将日益熟练，不出几年，就能把弱卒化为强兵，把虚籍变为实兵。因时制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人说各营防兵大半调往省城，各营分散防守的力量更加薄弱。不知道一营定额士兵不过数百人，再加分防各地，以及向来缺额，核实已无多人。每当有寇警，登城防守全靠居民，原本不完全依赖兵力。与其分散显得少，不如聚集显得多；与其分散在无用之地，不如聚集成为有纪律的军队；与其舍弃士兵招募勇丁而士兵饷银更加短缺，不如集中士兵代替勇丁而士气更加旺盛；与其零星分布而处处不能得力，不如汇聚气势而处处可以救援。这是臣的愚见，认为对军务大有裨益。

此外臣还有请求：贼寇平定之后，征调的士兵归队，招募的勇丁归田。但今天士兵少勇丁多，大乱初定，潜伏的匪患窥伺还多，而各勇丁久经战阵，突然归田也容易滋生事端。现在江浙几省，已无营伍，可否就将战胜的勇丁，分设营伍，仍归旧将统率，以资弹压。等几年后，愿意归田的，逐渐遣散；愿意入伍的，允许附籍土著。这样草野间的反侧之心不生，战士的勤劳也稍得安慰了。

以上四条，正本清源，防微杜渐，强干即所以固根本，整军即所以计久长。至于沛然施予厚赏的恩典，严格入官的典制，核查厘金盐税以充国库，清除奸宄以肃清通衢，谨陈述愚诚，上渎圣鉴。

第一条是保举广泛则名器容易得到，而保举又不能过度裁减，那么权衡应当操持在皇上手中。军务十余年间，荐举的奏章每次呈上，累牍连篇。其中赏赐与其功劳相称的，固然不少，但也有身未在行伍，却陷阵攻坚，名字排在首位；土地未收复尺寸，而偏裨部曲，地位日益尊崇。有功者赏，无功者也赏，赏赐不足以激励战士之心；无功者赏，而有功者不赏，赏赐更足以懈怠武夫之气。于是朝廷之上，不得不在奖叙之中，仍寓含限制之意，所以弥补保举的过失，而显示名器的贵重。臣愚昧地认为保举这一条，首先应当看所保举的人，其次又核查所保举的功劳。此时各省大臣，那些公忠体国、力济时艰的，都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而又考察他们所保举的，或是收复疆土，亲手歼灭巨寇，或是亲当大敌，力挽狂澜，人臣建立非常之功绩，我皇上断不会吝惜逾格的恩施。其他如胜仗屡闻，而贼寇啸聚之势愈众；首功屡报，而逆氛负固依然，是其奏报情形，未能尽实，虽薄予奖赏，尚不免冒滥。这在于皇上平时静观，而临事果断，又不是臣下所能窥测的。

此外臣还有请求：国家用人，文武本无轻重，而军营保举的武职，日后依然治兵，训练固然擅长；军营保举的文职，日后移以治民，抚恤岂都能胜任。臣认为军营投效人员，如果不是本系读书生员贡生，及已有文阶官职的，不宜轻易以文员保荐。如果是贼中投诚的，尤其只宜以武职试用，则为今日得到干城之选，并为异

译太阳停留在美好善良的地方了。

译第一条说，捐纳渠道广泛，则仕途稍显杂乱。而捐纳又不能骤然停止。那么对于不同出身的人，就不能不严格甄别。自战争兴起以来，江浙的财赋，有一半沦陷于贼寇区域。山陕的疆土，时常听闻寇警。京城军饷稍显不足，国家粮仓不充实。凭借这涓滴的流入，不得不慰勉人们输将财物的志向。至于捐纳出身的生员中，官府的幕僚固然足以供驱使，商贾也不尽是无才之人。所担心的是，养马等贱役也登上仕途，贱役也进入官场，那么名器因此而轻贱，仕途因此而杂乱。应当严密封堵蒙混过关的弊端，力求身家清白。在京城的同乡京官，如果不深知捐生的来历，不得随意出具印结。直省的地方大吏，对于到省捐生晋见，尤其须时刻稽查。这样吏治才能日渐上升，官箴日渐严肃。一两年后各省军务告竣，军饷无须多筹，贡赋也已全部到达。我们皇上躬行节俭，量入为出，以制定国家用度，那么又应当命令财政大臣，首先停止捐输。那么士气更加振奋，民生更加顺遂。士子没有别的进身之路，那么读书修身，更加勉励儒者修养。官职既然没有捐复的条例，那么洁身自好爱护百姓，努力成为循吏了。

第二条说，厘税多则民力容易疲惫。而厘税又不能立即停止。那么掌管会计的人，不可以不谨慎。近来军务省份，困于军饷供给不足；完善省份，困于协饷接续不上。与其在田亩上加赋税，不如在商贾中取盈余。这确实是万不得已的计策。无奈利益所在，人们都趋之若鹜。多置官员，广设胥吏，有形的浪费，已难稽查；无形的侵吞，何止尽头。因为州县不能兼顾，而另派委员，则认为是上司调剂的优差，而囊橐只期望其中饱私囊。因为委员不足深恃，而仍归州县，则又任由幕友家丁的蒙蔽，而剥削更觉其多端。有治人，无治法，徒法不能行，人存则政举了。应请命令统兵封疆大吏，在所辖境内，如有私立厘卡，冒充官税者，一经查出，严加惩创。在例收厘税的地方，无论州县委员，必须慎选操守廉洁、精明勤慎者，让他们掌管此事。先将货物若干、纳税若干之数，刊刻晓谕，使商民一览了然，官吏无从影射。如果有办理不善，或经民间控诉者，在大吏务当权衡是非，以惩积习，不得一概消弭，恐启刁风。并晓谕说，转瞬军务告竣，即当概行停止，以息吾民。那么借民力者，只在须臾，而宽民力者，咸戴高厚。百姓具有天良，其有不输将恐后者哉。

第三条说，国家用度所需，盐课至重。近来私枭盛行而官引不销，商力因此日渐疲惫，国家课税因此日渐减少。即如山东一省，私贩横行，结党持械，每遇巡役稽查，辄行杀害，割裂其尸，载之以去。州县苟且求无事，不敢过问。大吏偶然搜捕，多属具文。大清河一带，每有盐船过境，私枭纠党拦截，每船辄索数百金放行，否则即举盐包尽投之水。蒲台、阳信各处，甚至邀截行旅，围逼郡城。窃恐一省如是，他省亦复如是。当此军需紧迫，厘税商捐，尚不惮借资民力，而于国家常课，反使利入私枭。夫私枭结党，不过三二百人，究与负嵎悍寇、铤走狂匪，大有区别。果能认真剿办，断不难净绝根株。又臣风闻两淮 salt 务，难以整顿者，亦缘降将部曲贩运，大江往来不绝，以至私销过甚，官运不行。此则宜俟军务稍定之后，饬交两江、两湖督抚悉心筹划，以复旧规。而此外各省盐务，必须赶紧整饬，杜绝私枭，则于国家课税不无裨益矣。

第四条说，直东大道，天下通衢。近来马匪多而道途时常梗阻，行旅因此裹足，盗贼因此日渐滋生。夫州县之设防有定，而马匪之出没无常。兵勇之剿捕刚来，而马匪之踪迹久已杳无。忽聚忽散，忽去忽来。其劫掠不必在暮夜，而转在日中。其搜括不尽在沿途，而或在镇店。此时党羽未盛，不能尽绝根株。恐将来聚集日多，不仅害在行旅。虽近日蒲沧一带，稍为收敛，但并未大加惩创，岂能自就诛锄。正恐伏匿暂时，不免披猖异日。至此种匪徒，无论其或曰回民，或系散勇，而业已纠合多人，势难飘忽。岂真能飞行绝迹，不可捉摸。大抵其归宿必有巢穴所在，而宵小所由集也。其沿途必有窝藏之处，而货财所由寄也。惟在沿途州县，暗中购访，随时寻踪，考其巢穴何处，窝藏何处。于其窝藏之处，即行从严惩办。则盗无所容，资无所寄。贼即便捷，又乌能行劫一次，回巢一次。则距巢较远之地方，渐可少安。而又密查巢穴之处，会合兵役，严行搜捕。倘啸聚较众，州县力不能制，即就近密

译禀报本省高级官员。就近派遣统兵大员派队擒拿剿杀。期望彻底歼灭这类匪徒。如果只在交通要道设法剿捕，那么我军出击时他们已归巢，我军撤退时他们才出动，这种快慢形势，万万无法赶上。况且听说这类匪徒，都伪装成军营的军官和士兵，辨认起来，本来就有困难，稽查的方法，也无从施展。那么想要断绝盗匪踪迹，恐怕会事倍而功半。

译以上继续陈述各条意见，也都是臣愚昧的见解，希望能为国家带来微小的益处。况且臣又听说，善于开创的人尤其贵在善于完成，善于开始的人尤其贵在善于坚持到底。臣私下看到，古代圣明的君王在天下极其兴盛的时候，总不忘保持安泰、持守盈满的念头。臣恳愿我皇上处于国家多事之秋，必定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慎之心。不要因为进谏和驳议已经广泛，近臣的言论不值得俯身察听，而产生倦怠之心；不要因为任用已经专一，大功未能迅速成就，而产生厌烦之心；不要因为圣质聪明、天赋卓越，认为万机容易治理，而产生轻忽之心；不要因为海疆烽烟日渐平息，认为四方已经治理好，而产生喜悦之心。至于筹款供养军队，不能不借助民力，而百姓创伤尚未恢复，常使皇上挂怀，那么草野百姓会加倍感动；大臣败坏事务，不能不施加常规刑罚，而情节稍轻的，或许皇恩宽恕一人，那么天下共同酝酿祥和之气。《尚书》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诗经》说：“无敢戏豫，无敢驰驱。”只愿皇上以极度的恭敬感通天心，以极度的仁爱治理天下，不久将看到治理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百姓登上仁德长寿的境地，这又不仅仅是停止武备、修习文治而已。臣有幸遇到直言不讳的朝廷，仰体皇上菲薄菜根都一并采纳的意旨，恭敬地抒发愚诚，伏请圣明鉴察。

胪陈时事变通疏 同治十三年 王凯泰

臣私下恭敬阅读邸报，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皇上谕旨：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必共同矢忠公心等语，钦此。仰见皇上亲政之初，孜孜不倦追求治道的至意。臣忝居疆吏重任，未能报答微小恩惠，常怀进思退思的诚意，惭愧没有好的谋略可以进告。然而不敢因为自己庸愚的一得之见，就安于缄默不言。谨就管见所及，选择时事中需要变通的地方，列举六条，为皇上详细陈述。

第一，停止捐纳以肃清吏治。《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凭借资财担任郎官，《汉书·食货志》记载允许百姓入粟补吏，捐纳的制度由来已久。然而必定家有余财，然后输纳献金，固然可以抒发报效的私心，又可以作为进身的途径，这其中并非没有人才。可是自从捐章折减以来，持银百余两就能成为佐杂官了，持银千余两就能成为正印官了，即使道府例银巨万，现在也折算到三四千两了。家非素来富有，人们却急于进取，有的向亲友凑集，有的向商贾借贷，以本求利，其弊端岂能说得尽呢？况且流品混杂，捐纳尤其严重。最近阅读邸报给事中卢士杰奏折，河南商城县家丁李天锡捐纳冒考一事，这是已经发觉的，其他未经败露的，尚不可知。在当今想要澄清整顿官场，应以停止捐纳为急务。有人说滇陇军事未清，户部度支不充裕，停止捐纳则经费从何而来？臣愚以为法久则变，变则通，变通的方法，确实不容迟缓。查同治八年间，户部议覆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一折，内称京外捐输款项，如果能从税厘较旺各省筹款弥补，亟应将中外捐输一律停止，京铜局捐项，从中酌定，每年以一百五十万为准等语。近年捐输已如强弩之末，恐怕尚不足一百五十万之数。倘若从厘金较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九省，每年酌提数万，再从海关洋税项下，每关匀提数万，用来弥补铜局捐款，或许可以相抵。至于外省筹捐各局，收数虽难周知，而闽省现办甘黔皖捐，自十年开办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不能旺捐，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利，而害吏治之大端，所得实不偿所失。可否请旨敕下部臣核议施行，使经费有可抵补，而吏治庶望澄清。

第二，裁汰冗员以清理仕途。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多。听说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的数十人，多的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徒耗旅食。若不设法变通，京员日形苦累。至于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多几倍。向来道员候补最少，近来各省或多至数十员，府厅州县以数百计，佐杂则以千计。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乎不能容纳。各省现办善后捐厘，均尚需人委用，转瞬滇陇肃清，各局裁撤，仅有例派差使，以人数计之，十分之二三，已敷差委。像这样盈千累百之员，徒增杂乱。臣愚以为变通的方法，此时宜亟亟矣。查例载，各省试用佐贰杂职，已满一年者，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分之二，补过一员，咨取一员，仍敷十分之二之数。又大挑一等人员，掣定省分之后，其名次在后者，暂令回籍，俟大挑班次补用一员，该省咨取一员等语。似可仿照办理，相应请旨敕下部臣核议，将京外捐纳军功各班试用候补人员，视其数之多寡，酌留二三成，其余饬令回籍，听候咨取，庶仕途无人满之患矣。

第三，限制保举

译以慎重名器。自战争爆发以来。保举案件层层叠叠。开设捐纳以后。花样纷繁复杂。于是军营中的保举借着花样争先恐后。各项保举又袭用军营的名目纷至沓来。名器的泛滥。至今已到了极点。花翎。是酬谢大功的。现在则不全是军功。也都保举花翎了。二三品。是高贵的官阶。现在则寻常的劳绩。也以二三品顶戴加衔。请求恩赏了。况且封典请求到一品。递保何止两层。主事不能直接保举道员。等补授员外郎中后。以道员任用。这与保举道员有何不同。官员不得越级保举。于是知府等补授道员后。加布政使衔。这与越级保举有何不同。其余如京官应升的缺额升用。外官遇缺尽先补用。这其中取巧的捷径。很多。虽然经过部议限制章程。仍有未免过滥的情况。臣愚以为仍应变通办理。可否请求圣旨敕令下部臣核议简明条款。通行内外。此后保举文员。只准保举以应升的官阶。加上应升的衔头。其余班次花样。一概删除。至于封典请至一品。二三品顶戴加衔。不得擅自请求。这样名器更加昭示慎重了。一、恢复俸禄和养廉银以劝勉官常。我朝定制。京官支给双俸。外优予养廉。自咸丰年间。军费浩繁。内外官俸。搭用钞票。养银分别减放。此后钞票停止。京外俸廉。又分别成数支给。朝廷在筹措经费之中。仍寓体恤臣工之意。只是京员困苦、州县疲累的情形。早已蒙圣明洞鉴。今日想要砥砺廉隅。整饬吏治。似乎恢复俸禄养廉银原额。是其中一端。京官俸银养廉。部库动用款项。不能详悉。至于各省文职养廉。是支取钱粮耗羡。查同治八年。户部复议前江苏巡抚臣丁日昌条陈一折中。内开廉俸恢复原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才可抵放。应令各督抚就各省每年收支数额。详细酌核。将征数能否增加。放款能否加成。据实奏覆等语。目前各省是否已覆奏。尚未接准部咨。查福建文职额廉十五万余两。内扣缺养廉银一万数千两。每年应支银十三四万两。核算现年征数。本省公费支抵。尚有盈余。除督抚藩臬养廉银较厚无需讨论外。其道府以下各员。似乎可以照额全支。相应请求圣旨敕令下部臣查核。将内外俸廉。改复旧额。或者加成支放。使办公力量充裕。而官常更加整饬了。一、重视学额以激励士风。追溯自战争爆发以后。各项用费。依靠捐输接济。因此鼓励人心。有加广中额学额的制度。然而恩赐浩荡无边。而人才优劣互异。私下思考一省之大。人才众多。三年一次考试。中额尚且不用担心滥竽充数。至于一个州一个县。文风本来不齐。三年两次考试。学臣照额取进。敷衍充数。是势所必然。秀才为众多士子出身的开始。于是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中。人才固然不足观。人品尤其不可问。往往侥幸得一秀才。包揽诉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列举。况且以近日士风来说。聪明有用之才。或者投笔从戎。早受荐举。或者挟资干进。也博得功名。那些伏处乡间的反而多迂腐。所以今日的秀才越取越多。今日的文风实在越趋越下。臣愚以为学额若不变通。士风如何振作。可否请求圣旨敕令部核议。此后外省捐输各案。只准照章请加中额。无需请加学额。以示限制。并请求敕令各省学臣酌核各属文风。将捐输增加的名额。某属可以足额。某属不能如额。分列清单奏明立案。那不足的名额。等日后文风向上。再行奏请照额取进。这样士子才知道勉励了。

译第一，设立练营以修习武备。自太平天国、捻军滋事以来，剿灭强寇，肃清地方，得力者不过是湘军、淮军各勇营罢了。国家每年耗费千万两国库银两，用来供养绿营兵，却未曾得到一兵之力，收到一兵之效，其原因何在呢？大概是因为营兵生长在本籍，各有家庭，每月军饷仅够养活自己，不足以赡养全家老小，势必另学手艺，兼营小买卖。他们的精力既然各自分散，人员自然不能经常聚集。每逢操练日期，不过是敷衍了事，校阅刚结束，队伍随即解散。若有征调，往往经过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启程。整理行装固然困难，安顿家室尤其不易。况且临时抽调组成营队的兵，与将领不相熟习，即使士兵之间也不相识，人心各异，突然应对敌人，能掌握必胜的主动权吗？至于勇营则不然，招募自外地，孤身一人，厚发军饷而不需另谋生计，聚集在军营中彼此亲近熟习，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拔队出发，敌人当前士兵都振奋激昂。难道勇营的人不是同样的人吗？为什么绿营兵无用，勇营有用呢？得失优劣之间，明显容易看出来了。臣愚昧地认为变通的方法，有将绿营兵转化为勇营这一条。往年江宁收复以后，臣上书给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详细陈述江宁绿营的制度，应当稍加变通，将现存得胜的兵，改充为定额兵，设立营队分部，可以洗刷绿营的旧习。曾国藩来不及商议实行，随即调任直隶，就设立练军，大概也是采纳了臣的说法，而又增加了练军的费用。

陕甘总督左宗棠以前在闽浙任职时，奏请批准减兵加饷，就着军饷练兵，确实是救时的良策。然而军饷已经增加，兵已经训练，却仍然不敢说确有把握，这没有别的原因，在于籍贯在本地的兵，终究不如在军营中的勇。可否请旨敕令各省督抚，以减兵加饷的方法，将所减的军饷，加在战兵身上，计算得到战兵多少，就设立练营多少，仍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裨将作为哨官，以将官作为营官，由提督、总兵统领他们，选择要地分别驻扎，随时互相调动，使士兵都离开原籍，不至于散处在街市之中。训练一营的兵，就抵得上一营的勇，军饷不另外增加，兵有实用，差不多就能化兵为勇，而武备可以依靠了。以上各条，是臣愚昧的意见，是否恰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训示。

谨上治平六策疏 光绪元年 薛福成

我私下拜读邸报，钦奉皇太后懿旨，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发心意，共同救济时艰，仰见圣朝广泛采纳正直言论的至意，海内臣民，一同深深钦佩敬仰。恭惟皇太后、皇上勤求治理，诏令刚颁布，就停止三海工程，斥退宫中纷华浮丽的物品，申明列祖列宗的家法，所有不安分守己的太监，分别斥革定罪，采用御史李宏谟的奏议，将内务府大臣立即革职，九卿科道陈言的，无不立即得到答复。凡是所谓节用爱人的政令，亲近贤臣远离奸佞的谋略，都已经实际施行，四海向风，一致称颂，谁还能再有异议呢？然而臣想要进献愚诚的，则是慎终如始、日新又新的说法。自古圣人，造诣越高，则克制治理越严密。大概节俭到了极点，仍然忧虑耗费；清明到了极点，仍然忧虑壅蔽；忧勤到了极点，仍然忧虑因循。只有在细微处谨慎，在渐萌时防范，而后圣德没有丝毫的累赘，治本既已勤勉，上理可以达到。至于用人行政各项事宜，没有超出遵循成宪的，然而必须有修明的方法，有补救的方策，有变通的道理。臣私下就管见所及，谨拟治平六策，其大端是：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都期望对实务有裨益，稍微救济时艰。如果蒙圣明俯赐察核，天下幸甚。

世运之所以兴盛或衰替，在于哪里呢？在于贤才的消长罢了。上天产生人才，常常足以周济天下的使用。然而贤才有兴盛有不兴盛的，则是培养的方法造成的。从前大行皇帝即位之初，皇太后殷切求治，广泛访求贤才，大臣荐举，大多破格提拔任用，于是重臣盈朝，勋臣辈出，四方俊杰，奋袂崛起，以辅佐中兴之运，这难道是没有方法招致他们吗？大概是由于虚心宏奖，自古罕见，而且不拘一格，随宜器使，用能光显丕业，至今还蒙受其福荫。近年以来，奖进贤才，似乎稍不如前了。私下担心几十年后，老成凋谢，继起无人，这是大可忧虑的事。想要贤才奋兴，必须先在日常培养。培养的方法，其要点有三：一是重视京官职位。自古设官，重视内廷轻视外任，汉代汲黯出任淮阳太守，以至于流泪，唐代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寺卿，则喜若登仙，这是古帝王居中驾驭外臣、鼓舞豪俊的微妙权术。我朝颁给俸禄，沿袭明代旧制，京官俸禄微薄，不及汉唐的十分之一，又自从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银，而京官没有养廉银，人情更加重视外任轻视内廷。然而起初升转还容易，京官外官两条途径，互为出入。

译因此任职的人不觉得辛苦。近来京城官员羡慕外放任职，极难得到，常因困于费用，请假离去，在京城中绝迹。留下的人衣食不足，艰难经营，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民生的利弊，无暇讲求。这就是京城官职越来越被轻视的原因。查乾隆二年，增加京城官员的恩俸，法令良善，用意美好，超越元明两代，似乎应该略微仿效前代的成规，酌情推广，另外筹设固定款项，普遍增加京城官员的养廉银。筹款的方法，应该从节省的军饷中取得。如今云南、贵州、关陇地区，依次肃清，勇营大半凯旋撤回，将来节省的军饷，合计不少于千万，应该查明各省停止拨付的军饷，酌情提取十分之一二，命令每年解送户部，以备京城官员养廉之用。对国家财政所费甚微，对治理体制所益实大。至于清贵要职的选拔，应当考核具备经世致用的才能，不要专门崇尚小楷的精致、试律的巧妙，使他们能够讲求实用。各部院保举的人员，在圣明的鉴察衡量下不会出错，随时酌情破格提拔以激励士气，内外交替任用以锻炼才能，或许世人重外轻内的观念，可以无形中默默转变。百年树人的大计，就在于此了。

一是设立幕职。查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命令督抚保举幕宾以彰显激励劝勉。谕旨中说：“如今的幕客就是古代的参谋记室，凡是节度、观察等使赴任时，都征召幕僚，功绩确实显著的，就上表荐引。他们爱惜功名，自然不敢任意苟且。”臣谨按我朝名臣，如方观承、严如煜、林则徐，近年如大学士李鸿章、左宗棠，起初都寄身幕僚，洞悉中外利弊，所以能建立显赫忠勋。是否可以略微仿效汉唐宋的遗法，仰承世宗鼓励人才的盛心，准许各督抚奏请征辟幕僚，从京外官员到平民，如果有才德出众者，允许直接上疏保荐。根据其本职，计算资历论定俸禄，一体升迁转任。没有官职的酌情录用。实行稍久，必有宏大杰出的人才，出现在其中。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种方法。

二是开设特科。隋唐以来，开始专门崇尚考试，但当时科目很多，进身的途径颇广。明初开始专门以八股文取士，文风浑厚朴实，得人称盛。如今实行已五百余年，陈腐文章堆积，抄袭言论相沿，而真意逐渐淹没。取士者束缚于程式，优劣相差不大，而升降更加难以凭据。于是使世上追求速成的人，对经史实学不问，竞相获取近年科举的范文，摹拟剽窃，以猎取科第。前年考中的举人徐景春，甚至不知道《公羊传》是什么书，贻笑海内，就是明证。那么科举之法，久而渐弊，大概不能没有补救的办法了。我朝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行词科，一时名儒硕德，以及宏大雅正奇异的人才，都汇聚其中，文运的兴隆，远超前代。并非贤才唯独兴盛于此时，实在是因为大臣的举荐，不是声望素著的人，不敢妄登荐牍。这与在考场中冥思苦索，凭片刻决定得失，截然不同。如果效法圣祖、高宗的遗意，特别举行制科，那么非常之士，闻风兴起。所设科目的名称，或称博学鸿词，或称贤良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或许贤才没有沉沦压抑的忧患，可以弥补科举所不及，而以前空疏的弊端，也将逐渐转移。有人说如今科甲人员不少，又举行特科，恐怕更加导致仕途壅滞。不知道特科是旷世才开一次，所用不过数十人，而且所举荐的，大半也出于科甲，这不足以成为科甲的累赘，而恰好用来调剂科甲的困穷。补偏救弊的方法，不外乎此了。

重视京城官职，那么贤才在内奋发；设立幕职，那么贤才在外锻炼；开设特科，那么举世贤才没有遗漏的忧患。臣所愿培养贤才的，就是这些。

译自古以来，吏治的兴衰升降，取决于地方长官是否贤能。地方长官的罢免与升迁，取决于上级大吏的考察。上级大吏如果贤能，那么吏治就不必担心不严肃整饬。臣恭读皇太后懿旨，谕令各直省督抚秉公举荐和弹劾，任用贤能之人。这光辉的圣训，整饬吏治的宏大规划，不过如此罢了。臣愚昧地认为，当今激励劝勉地方长官，还有两个方面：一在于清理其仕途，一在于激励其士气。

什么叫清理地方长官的仕途？本朝捐纳的条例，向来是因为不得已才设立的。我宣宗、文宗皇帝登基之初，首先停止捐纳条例，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美谈。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军饷需求浩大，才开始商议推广捐纳条例。然而征收的数额未见盈余，仕途反而更加庞杂。臣曾考察乾隆年间的常例，每年捐监生、捐封典、捐官阶等项，征收银两大约三百万两。如今捐纳条例既然从宽折减，以示招徕，而每年户部征收的银两，反而不及一百五十万两。这是什么原因呢？名器贵重，则虚衔更让人觉得荣耀，即使多花钱也所不惜；名器泛滥，则实职不难迅速获得，即使减少数额也未必乐意缴纳。人情大抵都是这样。自从近来军务结束，军饷需求大大减少，如果说国家缺少这百数十万的经费，臣知道并非如此。况且如今甘肃捐、安徽捐、贵州捐等局，所得无几，所伤实多。这些省份既然已经肃清，尤其应当立即停止。现在想要商议停止捐纳条例，应当在各省盐课、洋税项下，均匀指拨，合成巨款，以抵补京铜局的收入。其捐纳常例，只保留捐监生、捐封典、捐官阶，以及杂职等项，一概收取实银。人人都知道名器值得珍视，那么户部征收的数额，也必定不至于过于短缺。国家财政没有丝毫损失，吏治却有澄清的好处，这转移的关键，不是小事。

什么叫激励地方长官的士气？东汉的县令，往往入朝担任三公。唐代凡是官员没有历任州县，就不拟任台省高官。宋代甚至规定，没有两任州县经历，不得任命为监察御史。自明代以后，行取知县都入朝担任御史及主事，得到的人才最多。我朝康熙年间，名臣如郭琇、彭鹏、陆陇其、朱轼，都是由县令入朝担任京官，理学和经济才能，震耀一时。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黄秉中上疏说知县考选科道，感觉太急促，朝廷商议停止。乾隆初年，又因为主事人员缺少，凡是行取知县，改为以知州拣选。在当时斟酌更改成法，原本是为了协调一时的适宜。然而实行了一百年，州县官员没有希望进入清贵显要的职位，逐渐缺乏循良的政绩；京官没有承担繁重的事务，或许缺少干练通达的谋略。吏治与人才，不免两方面都减色。现在想要整饬吏治，陶冶人才，不如恢复圣祖初年行取的旧制，或者稍微变通其意，州县两途，都给予行取。凡是科甲出身、保举卓异的官员，知州行取授予御史，知县行取授予主事，这样衔级和缺额也足以相当。而上司以此作为激励扬善的手段，地方长官羡慕此为清贵显要，吏治必定有振兴的一天。或许有人说近日京官壅滞，而恢复参用外官，恐怕更加失去疏通的意思。不知道康熙以前，京官练习民事，上而督抚，下而道府，没有不是起自京官的。如今圣朝知人善任，如果果然磨砺京官，使他们与外官互相出入，这正是为了疏通京官。京外两途，没有隔阂不通的祸患，而后大治就可以期待了。

既然清理了仕途，又激励了士气，然后责成大吏进行考课，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地方长官，也将自奋于功名。然而尤其有应当治理根本的，就是养廉银和坐支各项减成不可不恢复。查各省文职养廉银，向来支取钱粮耗羡。同治八年，部议廉俸恢复额定，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才可以抵放。这也是本末兼顾的意思。只是州县养廉银，大的不过千两，大概与坐支各款，都属于办公不可少的费用。现在都减成发给，其公私之用，必定困窘。想要他们不妄取于民，是不可能的。州县没有清廉的操守，想要他们督促农桑、勤于抚恤百姓、善于催征赋税，是不可能的。而且钱粮不足额，一半是因为民欠，一半是因为官亏。与其吝惜几成的发款，而亏损无限的公款，似乎不如完全恢复旧额，而严格核查官亏。这样可以勉励官员遵守常道，就可以充裕国家财政。驾驭官吏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至于劝善惩恶的工具，表率的凭借，在于大吏平时的措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臣所希望肃清吏治的就是这些。

天下处于有事之时，军饷不得不借助于民力，这是形势使然。过去因为剿办广东、捻军各寇，不得已而设局抽厘，酌取商贾的盈余，略微救济军饷的短缺。与元明加赋筹饷相比，相差何止天壤。加上我国家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深入人心，商民踊跃输将，源源接济，所以能够供给数十万嗷嗷待食的军队，而消灭方张的寇贼。正因为如此，民情大可见了。然而民力必须在平日休养，才可以借资于一时。现在海内军事已平，臣愚昧地认为圣朝体念民间疾苦，这正是时候。军兴以来，厘金之旺盛，向来推崇东南数省。现在试以江苏一省论之，江苏久遭兵燹，疮痍呻吟，元气未复

译先前已竭力筹措巨额军饷，剿平了各路寇贼。如今户部指拨的款项、各省每年协济的军饷，全都以江苏为最大宗。计算其支出来源，地丁银占其中一份，漕粮占其中一份，洋税占其中一份，盐税占其中一份，厘金又占其中一份。每项各有数百万两。江苏疆域不比其它省份广阔，但财赋却超过其它省份数倍。民力枯竭的程度，由此也可知道了。

据臣所见，民间十户人家有九户空荡，而百物昂贵。小百姓奔走操劳，生计艰难。从事耕种的农民，终年辛勤劳作，尚且难以自给。一旦遭遇水旱灾害，便不免流离失所，奔波于道路之上。他们颠沛流离、饥饿瘦弱的状况，无法一一尽述。一省如此，其它省份的情况可想而知。

恳请皇上圣恩深怀怜悯，似乎应当趁着寇贼荡平之际，让百姓休养生息，逐渐裁减厘金。即便因一时经费不足，尚难骤然撤除，可否敕令各省督抚，体察实际情况，或者酌情减少捐税数额，或者合并厘金卡口，作为日后完全裁撤的开端。至于布帛粟米，是百姓衣食所依赖的物资，尤其应当普遍免除厘捐，以极大满足百姓的期望。如果继续因循守旧而不改革，恐怕在太平无事之时，上下都将其视为定额，必将有不可或缺的支出与之抵消。一旦再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将筹措什么款项来应对呢？所以裁减厘金，是为了日后应对紧急情况的打算。

至于厘金之外，还有危害百姓的政策，没有比四川的“津贴”这一项更甚的了。四川自古号称富庶。清初确定赋税时，认为这里接连遭受寇乱，一概从轻定额。所以四川土地面积是江苏的五倍，而钱粮却不到江苏的五分之一。后来人口繁衍，物产丰富，百姓富足。做官的人，于是将四川视为财富聚集之地。其公私杂费，以及一切陋规，无不按亩加派，名为“津贴”。沿袭日久，变本加厉，索取没有节制，使用更加奢侈。凡是州县供应上司的差事，小的花费千金，大的超过万金。总计百姓所出的费用，超过正赋的额度，几乎有十倍不止。

皇上本有轻徭薄赋的仁德，而小百姓反而遭受苛派无穷的累赘。推究其由来，虽然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如果沿袭不变，终究会成为祸害的根源。现在想要剔除积弊，确实应当大力整顿，斟酌时宜，明确制定常法。敕令地方长官，劝勉下属官员，崇尚廉洁，或许积习可以革除，而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都有益处。臣希望体恤百姓疾苦的就是这些。

译自从元、明两代从东南漕运粮食以充实京城，历代讲求漕运之法，其制度屡有变更。元朝采用海运，弊端在于多有船只沉没溺亡；明朝采用河运，弊端在于劳民伤财。两者的得失相当。如今海道便利，办事快捷而费用节省；运河梗阻，制度败坏而费用繁多。我私下综合其利弊加以论述，认为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商运。臣请略陈其理由。

自前明以屯田供养军队，以民丁运输漕粮。本朝改为由旗丁运输。起初制度并非不好，等到弊端显现时，屯户不能亲自耕种，而雇佣平民来耕种；旗丁不能亲自运输，而招募水手来运输。于是积存损耗增多，游手好闲之人繁杂。旗丁向州县勒索，州县向平民横征暴敛。那些从旗丁身上榨取利益的，有闸官、弁兵、仓书；那些从州县身上榨取利益的，有上官、豪绅、胥吏。上下互相征敛，而州县从百姓身上征收的，往往比正赋多出三四倍。那些由上级支出的费用，有漕船的修造，有旗丁的粮饷，有州县的支销，有粮道的经费，加上闸官的俸禄、漕标河标的军饷。追溯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的奏疏说，南漕每石需要费用十八两银子。这是合上下浮费而言的。国家每年漕运四百万石米，就有七千多万两银子的费用。

近年实行海运之法，大概是穷极变通的时机。对国家减少浮费，裨益实在很多。州县的漕章，也经过各省大吏斟酌适中加以厘定，公开给予办公经费，暗中杜绝无限的浮收，民情欣然接受，至今称便。却听说议论者颇想恢复河运，如果不是拘泥于旧见，就一定是其中有所图利。开启中饱私囊以方便私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河运不如海运是明显的。

臣又听说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换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饥。每石京钱若干，折合银子一两多。相沿已久，习以为常。官员俸禄也是如此，领米就发给米铺，有时因搀杂泥沙、霉烂不堪食用，就发给糖坊，每石得银也是一两多。亲自到仓库领米的，百中不到一。大概路途遥远则侵吞必定多，经过时间久则折耗自然容易。用漕运无穷的劳费，而每石仅获得一两银子的用处，也可慨叹了。

如今如果统计南漕抵仓的米，每年共有多少，命令各省将折漕的价钱，与其应拨的水脚费用，解交部库。所有甲米、官员俸禄愿意领银的，照漕折银数发给。每年部里发放巨款，慎重选择廉洁干练的官员，在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引商人运米。应当在免除关税之外，援引粮船带免其他税例，定为运米若干石，准许免除其他税若干。回空之船，一律给照免税。仓米既满，而运米在市面上出售的也如此。商人唯利是图，一听到定例，那么江浙的米，与奉天牛庄的米，必将航海而来；山东、河南的米，也由运河而至；京东丰润、玉田的米，络绎不绝聚集。任凭选择。这样，就有七个便利：米色精洁，是一便；部库充裕，是二便；民力长久舒缓，是三便；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以外，是四便；甲米、官员俸禄，所得比从前丰厚，是五便；都门内外，米商奔赴，百货流通，是六便；畿辅百姓见米容易出售，多种稻田，逐渐兴修水利，是七便。有这七个便利，上下都受益，因此海运不如商运是明显的。

有人说沧海茫茫，恐怕一旦有不测之变，招引商人也难以持久，终究不如河运可靠。不知道保护运道以备不测，是可以的；担心沧海有警，因而说海运不如河运，这是因噎废食的看法。况且如今洋面平稳，轮船迅速，即使在多事之秋，富商大贾，挟带数百万的资财，到达数万里之远，翻山越海，艰难险阻，不曾借助尺寸之势，什伍之众，不担心不能到达。而运河数千里，节节浅阻，一有烽烟之警，也未必畅然可行。为今之计，应当以海运与招商并举。如果招商着有成效，不妨逐渐推广，而略以海运辅助。仍随时保护运河，量加修浚，每年酌情实行河运十数万石，务必使运道不废而已。如果这样还说运道有壅塞的忧患，京仓有缺乏的祸患，必定不是这样。臣所愿筹划漕运的就是这个。

自古养兵没有善政。南宋的括财，晚明的加赋，都是因为兵多所累，识者以此为病。我朝绿营兵额五十余万，较之宋明，已经大大减少。然而养兵的费用，每年二千万，几乎耗费天下岁入的一半。军兴二十余年，各省剿贼，都倚仗勇丁来成事，不曾听说绿营出一良将，立一奇功。臣曾经深究本末而知其弊端。查各省绿营旧制，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平时奉养父母、抚养妻子，尚难自给，都靠小买卖营生，手艺糊口。承平日久，有的终身不经战阵。那些居将领之任的，也拘泥于因循，拘束于文法。于是乎有老弱滥竽充

译绿营之中，有役使奔走之卒，有侵吞克扣、虚报冒领之饷。士兵仰赖官府供给，视为理所当然。强悍者饮酒赌博，无赖成性；怯懦者疲沓散漫，萎靡不振。每逢操演之时，便巧饰虚假技艺，以炫耀耳目。一旦听闻征调，便胆寒气馁。严重者甚至雇人顶替，出行需用车马，服役需雇夫役，繁杂索取供应，官民两受其害。等到临敌之时，真正能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百人中不过一二人。积弊相互沿袭，虽有豪杰之士，也无从奋发兴起。那么，绿营之所以不可再依赖，是时势使然。

自从楚军、淮军相继兴起以来，勇丁的月饷，是绿营战兵的两倍。其得力之处，尤其在于法令简严，事权专一。从统领到营官、什长，无不情意融洽，情义如同一家。而且可以撤换可以招募，随招随练，利用其新鲜锐气，所以能建立特殊功勋。然而如今的勇营已稍不如从前了。如果让勇营长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久之暮气滋生，再久之积习禁锢，恐怕又会像绿营那样不振。所以中外的议论，都主张撤勇练兵。练兵确实是急务。但如果仅仅沿袭绿营旧制，那是兵越练越弱。臣愚以为，在当今修治军备，与其用一份饷养一个兵，而十个兵没有一个兵的作用，何如用两份饷养一个兵，而一个兵发挥数个兵的作用？古人说兵贵精不贵多，其成效是可以验证的。

臣查考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万余人，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认为岁饷骤增，恐怕难以维持。后来果然因为国库空虚，多次商议裁汰。近来海内用兵，无暇兼顾，绿营兵饷，拖欠甚巨。从此每当有战守之事，一律倚仗勇营，而绿营几乎形同虚设。近日见各省整理绿营，如浙江的减兵加饷，直隶、河南的添饷练军，前大学士曾国藩在两江任内，整顿外海水师，旧兵一万多名，裁为二千多名，以资助增添薪粮、修造船只的费用，兵部议定认为正确。大概中外大臣，都已深刻鉴察绿营的弊端，而思考挽救之法，不是一天了。可否推行此法，敕令各省督抚，裁汰绿营虚额，与其衰废斥退之缺、病故开除之缺，一概不予补充。仍体察各路情形，或保留绿营原额的一半，或减存三分之一。将其所节省的饷银，酌情增加马步口粮，分隶数镇，会合训练。营制过于破碎的，归并之；汛防过于分散的，撤并聚集之。大约腹里省份有劲兵一万，边疆省份一万五千人，就可以弹压盗贼，隐备不测。仍酌情留用得力勇营，参差屯驻，有事则辅以招募，借助战守的实务，推行训练的成法。这样，则平时无吃闲饭之兵，临时获劲旅之用，循名核实，化弱为强，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虽然如此，当今要务，在整理绿营之外，尤其有培护根本之计，有慎筹门户之计。所谓根本之计是什么？我国家神武开基，东三省劲骑，为亘古所仅见。近来因征调频繁，渐至凋零。老者物故，弱者未壮，其于布阵合围之法，驰驱击刺之术，渐失其传。若不及时整饬，恐怕此事遂成绝学。似乎应敕令吉林、黑龙江将军，挑选驻防子弟，优厚供给廪饩而勤加训练，务使制胜妙技，赓续不穷。将来健旅日出，北可固边塞之防，西可备新疆之用，所裨益岂浅鲜哉。

所谓门户之计是什么？东南军事，以水师为最利。长江水师，利用舢板、长龙、快蟹等船；外海水师，利用广艇、红单、拖罾等船。而论今日海疆所需，则轮船尤为利器。然而其操演之法，与长江水师截然两途，与外海水师亦迥然异辙。如果不是专门名家，穷年毕世，不能洞悉其精微。如今中国闽沪各厂，虽陆续制造轮船，似乎尚缺乏统带轮船的将才，那么利器不可得而用也。夫事当缔造之初，非破格鼓舞，不足以彰激劝。似乎应敕令海疆大吏，荐举轮船将才，其尤异者，不次拔擢，使天下知功名之路，相率研求，殚精毕力，以备干城之用。庶几将才益练，水师益精，而外侮无虞矣。臣之所愿练军实的，就是这些。

译孟子曾说：“没有良好的政治治理，财用就会不足。”《大学》中“平天下”一章，对于理财之道，可以说是兢兢业业、极为重视。臣的愚见是：像所谓增加养廉银、停止捐纳、裁撤厘金等措施，都对财用有所妨碍；而像所谓核查军饷、筹划漕运、减少兵额等措施，都对财用有所裨益。用盈余来弥补不足，原本足以相当。但论及当今不枯竭的财源，尤其依赖朝廷崇尚节俭，以教化天下。如果天下人都趋向节俭，那么财用就没有不足的担忧。所以臣又认为，理财的政策，不必去开辟新的财源，只在于节制支出的流量。节制流量的方法，不必广泛使用各种权术，只在于严格核查州县官员的交接账目而已。

谨查吏部定例：州县官员交接，在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不能结清的，称为“初参”；再宽限两个月仍不能结清的，称为“二参”。如果前任官员亏缺正项钱粮，或者并无亏缺但新任官员拖延不接收，都由该省督抚上奏弹劾并革职。交接账目未清，而该上司不申报的，司、道、府、州官员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这一制度实行长久而没有弊端。

到了近代，州县交接，不能全部依限完结。上司害怕处分繁琐，也不依限上奏弹劾。往往借口辗转驳查，拖延岁月。随着时间推移，前任官员困于旅费，无款可交，终身寄居他乡，子孙流离失所，都在所难免。新任官员因为旧款未清，相互牵连。于是交接不能结清的占了十分之八九，上司也到了弹劾不胜弹劾的地步。库款之所以日益亏空，就是这个原因。

臣听说近来办理交接，以山东最为妥善。山东省自从前任巡抚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十一条交接章程，颁发给州县，并通令各属，不得借口各项工程名目报销正项钱粮。交接逾期的，弹劾革职，毫无宽贷。同治初年，每年藩库所收正杂各款不过八九十万两，现在藩库收款达到二百五六十万两以上。凭借这些收入支付本省军饷以及协济京师的各饷。一省如此，天下可知了。

州县官员掌管钱粮，坐拥仓库，计算其公私之用，每年多耗费数千金，他们并不觉得费用高昂。然而合计天下千五百个州县来计算，三年就耗费二千万两。那些曾任州县官的人，也因为挪移公款很方便，不能节制衣食，最终难免陷入窘迫匮乏的境地，遭受查抄的累赘。这是公私两损的做法。如果交接向来严格，使州县官员预先知道要节俭，那么国家就少了亏空国库的担忧，州县官员也免除了终身的累赘。这是公私两便的做法。

按照臣的愚见，可否敕令吏部申明旧例，并咨取山东的交接章程，通行各省，切实办理。又担心积亏之后，骤然整顿，新旧账目混杂，阻碍必然很多。想要杜绝侵吞亏空，只有宽待既往而严格对待将来这一种方法。酌情恢复养廉银以充裕其财力，禁止摊派赔补以清理其源头。这样各省大吏就容易着手处理。从此以后，逾期必弹劾，二参必革职。法令严厉而亏空挪移减少，亏空绝迹而库藏充实。理财之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所希望充裕财用的，就是这个。

以上六策，都是史册中曾经见过的条目，士人百姓所欣慕的事情。有的经过历代圣祖创立并确立为良法，有的是大臣筹措并屡次见到成效。臣不过就听闻见闻之余，略微参引引申其义，希望能在海内推行，事先斟酌时宜。虽然国家大政，不止这几项，但如果不是治理术所深深依赖、平时所深切研究的，也不敢拾取细碎之事，冒昧陈述。臣自认为学识平庸，无法报答皇恩万一。谨体察圣世求取意见的本意，稍微抒发千虑得一的愚见。臣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卷十四 治体六 治法下

东南三大政议

金安清

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太平时期与多事时期是不同的。有太平时期容易而多事时期困难的，也有太平时期困难而多事时期容易的。这是因为人心不同、地利互异造成的。太平时期，各项事务都理顺，物力充足，但群情苟且偷安，其困难在于兴利除弊；多事时期，成规涣散，选择有利的措施立即执行，但浅见容易混淆，其困难在于持久。三代秦汉时，吴越等地等同于蛮夷。晋朝南渡后，人和地才开始兴盛。唐朝自天宝之乱后，第五琦、刘晏出现，竭尽东南的全部力量，来供养西北诸军。整个唐朝，朝廷的贡赋，都取资于此。历经五代到南宋，都以一隅支撑天下。明太祖甚至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本朝历代圣祖，深切以南顾为根本，而陕甘滇黔等地，都辗转仰赖供给。这已经两百年了。而其大政不出三件事：河工、盐政、漕运而已。

河工方面，自从前明刘大夏筑断黄陵冈之后，黄河水向南而不向北。偶尔小决口，随即堵塞，是为了防阻漕运。大禹的足迹不可复现，即使是东汉王景所治理的千乘故道，历经千余年无河患的成功案例，也被废弃。从此四五百年中，先后两朝，耗费国库达亿万万两。而在事者奔走焦劳，民力拮据困苦，没有二三十年河堤不决口的情况。而我朝岁入四千万两，东南两河，每年就耗费千万两。宵衣旰食的忧勤，记载在史册中，到了极点。现在自从咸丰三年庙工堤溃，当时